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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四川省委:2007年长江上游水环境问题调研报告

由于重化工业对拉动GDP 增长的效果十分明显,而且在现行财税体制下,生产型增值税使得重化工项目创造的税收远高于同样投资的其它产业项目,因此它成为地方政府培养与地税相关的税基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发展新型工业变成了发展重化工业,自2003以来,全国范围逐渐形成“重化工热”,各省市无不争上重化工项目,尽管它在许多地方都严重超过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过度消耗能源、耕地、淡水等资源,尽管它带来对环境的巨大压力,尽管它在解决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方面与其它产业相比没有优势。
民进四川省委
范晓 执笔 


  1.长江上游水质状况

  1.1总体情况

  重庆市:

  据重庆市环保局2007年6月6日公布的2006年重庆市环境状况公报,2006年全市废水排放总量14.85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8.59亿吨,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6.26亿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6.40万吨,其中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1.73万吨,城市生活污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4.67万吨。

  2006年长江、嘉陵江、乌江重庆段水质保护稳定,22个监测断面均满足Ⅲ类水质标准。长江14个水质断面水质为Ⅰ类、Ⅱ类、Ⅲ类的分别有1个、11个、2个,入境断面朱沱水质为Ⅱ类,出境断面培石水质为Ⅰ类;嘉陵江3个断面水质均为Ⅱ类;乌江5个断面水质为Ⅰ类的有3个,为Ⅱ类的有两个。在监测项目中,仅粪大肠菌群出现超标,断面超标率为80.0%.与2005年相比,水质超标项目减少了石油类和总磷。

  全市58条主要次级河流122个监测断面中,水质为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的分别占18.8%、17.2%、36.1%、8.2%、8.2%和12.3%.其中满足水域功能要求的断面占72.1%,不满足水域功能要求的占27.9%.主要超标项目有,粪大肠菌群、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氨氮和石油类等。水质为Ⅴ类和劣Ⅴ类的河流有清水溪、大溪河(九龙坡)、一品河、花溪河、朝阳河、濑溪河、磨滩河、高滩河、淮远河等。与2005年相比,次级河流水质满足Ⅲ类的断面比例上升7.8个百分点,满足水域功能要求的断面比例上升7.4个百分点。

  监测表明,库区23条一级支流回水区上游水体呈富营养的断面占13.6%,回水区中段水体呈富营养的断面占54.2%;万州区苎溪河回水区呈重度富营养,万州区五桥河、忠县玉溪河回水区呈中度富营养。巫山县大宁河、抱龙河、神女溪、大溪河、三溪河,奉节县草堂河、梅溪河、朱衣河、墨溪河,云阳县澎溪河、汤溪河、磨刀溪、长滩河等13条河流的回水区部分河段曾发生“水华”现象。

  全市54个城镇饮用水源地水质总体较好,满足水域功能要求的断面达100%,比2005年上升3.3个百分点。在监测的28个项目中,出现超标的有6项,均值出现超标的项目仅粪大肠菌群1项。国控点8个断面水质均满足饮用水源地水域功能要求,其中37.7%的断面水质为Ⅱ类,62.2%的断面水质为Ⅲ类,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98.6%,比2005年上升1.5个百分点。

  贵州省:

  据贵州省环保局2007年6月5日公布的2006年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长江右岸最大支流乌江水系的29个水质监测断面中,水质劣于规定类别的达19处,其中,2006年与2005年相比,水质恶化的有9个,表明水质总体上仍在趋于恶化,目前乌江水系监测断面的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已高达48.3%.水系主要污染指标是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总磷和氨氮。长江右岸支流的赤水河、綦江的水质较好,5个监测断面的水质类别都等于或好于规定类别,2006年与2005年相比,水质类别没有变化,而且都为Ⅰ类、Ⅱ类水。

  水库、湖泊的水质情况不容乐观。在8个水库与湖泊的25个监测垂线中,有24个监测垂线的水质类别劣于规定类别,Ⅴ类和劣Ⅴ类水的比例高达72%,2006年与2005年相比,水质恶化的监测垂线有12处。

  2006年,贵州全省废水排放总量为5.51亿吨,比上年减少1.1%.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39亿吨,比上年减少6.7%;生活污水排放量4.15亿吨,比上年增长1.7%.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22.9万吨,比上年增长1.6%.其中,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83万吨,比上年减少18.3%;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1.07万吨,比上年增长3.8%.

  2006年贵州省长江流域乌江水系断面水质状况

  四川省:

  据四川省环保局2007年6月9日公布的2006年四川省环境状况公报,2006年,四川省的地表水质监测断面的水质类别,11.6%为Ⅰ类,32.2%为Ⅱ类,24.8%为Ⅲ类,18.2%为Ⅳ类,2.5%为Ⅴ类水质,10.7%劣于Ⅴ类。

  金沙江:金沙江水系所有监测断面均满足规定水质要求,干流攀枝花段以Ⅰ类水质为主,凉山段、宜宾段以Ⅱ类水质为主;支流雅砻江以Ⅰ类水质为主,安宁河以Ⅱ类水质为主。

  岷江:省控监测河段的水质类别,7.6%为Ⅰ类,20.6%为Ⅱ类,20.6%为Ⅲ类,20.6%为Ⅳ类,8.8%为Ⅴ类,11.8%劣于Ⅴ类。其中,都江堰水文站及其以上河段以Ⅰ类、Ⅱ类水质为主,成都段以Ⅲ、Ⅳ类水质为主,眉山段以Ⅴ类、Ⅳ类水质为主,乐山段以Ⅳ类、Ⅲ类水质为主,宜宾段以Ⅱ类水质为主。

  沱江:省控监测河段断面的水质类别,2.9%为Ⅰ类,2.9%为Ⅱ类,37.1%为Ⅲ类,34.3%为Ⅳ类,无Ⅴ类水质断面,22.9%劣于Ⅴ类。其中,沱江干流的成都段、资阳段均以Ⅲ类水质为主,内江段、自贡段、泸州段以Ⅳ类水质为主。支流中,德阳石亭江、鸭子河、北河以Ⅲ类水质为主,中河、绵远河八角段为Ⅳ类水质,成都毗河以劣Ⅴ类水质为主,资阳阳化河以Ⅲ类水质为主,九曲河、绛溪河以劣Ⅴ类水质为主,泸州濑溪河以Ⅳ类水质为主,球溪以Ⅲ类水质为主;威远河、釜溪河以劣Ⅴ类水质为主。

  嘉陵江:嘉陵江水系91.7%的断面满足规定的水质标准,省控监测河段的水质类别,5.6%为Ⅰ类,61.1%为Ⅱ类,25.0%为Ⅲ类,5.6%为Ⅳ类,2.8%劣于Ⅴ类。

  2006年,全省纳入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水质状况统计的省控39个市、区、县中,全部达标的有23个市、区、县,其余16个城市的饮用水源地水质存在不稳定状况及阶段性不达标现象。影响四川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的主要污染物为粪大肠菌群(或总大肠菌群)、石油类,个别水源地出现铁、锰、总磷、总氮超标现象。

  另据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6月4日公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影响水质的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指标,在云南昭通至重庆的长江干流段均出现最高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江段污染源的影响。

  云南省:

  据云南省环保局2007年6月1日公布的2006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云南省境内六大水系主要河流受污染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珠江水系、金沙江水系、红河水系、澜沧江水系、怒江水系和伊洛瓦底江水系。

  云南省75条主要河流的148个监测断面中,水质优达到Ⅰ~Ⅱ类标准的断面占23.7%,水质良好达到Ⅲ类标准的断面占26.4%,水质已受轻度污染达到Ⅳ类标准的断面占24.3%,水质已受中度污染达到Ⅴ类标准的断面占3.4%,水质已重度污染劣于Ⅴ类标准的断面占22.2%.水环境功能达标的断面占58.1%.河流水质的主要污染指标为挥发酚、总磷、氨氮和生化需氧量。

  金沙江水系水质中度污染。22条河流38个监测断面中,水质为Ⅰ类、Ⅱ类、Ⅲ类、Ⅳ类、劣Ⅴ类的断面分别占2.6%、10.5%、26.3%、28.9%、31.7%.断面水环境功能达标率44.7%.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和氨氮。主要污染河流为螳螂川、新河、柴河、秃尾河、宝象河。金沙江干流三块石出境断面水质Ⅳ类,未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主要超标污染指标为石油类。

  全省废水排放总量8.05亿吨,比上年增长7.0%;废水中排放化学需氧量29.37万吨,比上年增长3.1%;氨氮1.96万吨,比上年增加1.1%。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3.43亿吨,占排放总量的42.6%,比上年增长4.1%。工业废水中排放化学需氧量10.56万吨,氨氮4,035.59吨,分别比上年下降1.2%、7.5%;其它污染物214.29吨,与上年基本持平。

  西藏自治区:

  据西藏自治区环保局2007年公布的2006年西藏自治区环境状况公报,2006年,作为西藏与四川界河的金沙江干流段,水质类别为II类,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准。

  青海省:

  据青海省环保局2007年6月5日公布的2006年青海省环境状况公报,2006年,长江干流沱沱河、通天河大桥、直门达3个断面,水质均为Ⅲ类以上。其中出省界直门达断面除总氮外,其余监测指标均为Ⅰ类,基本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Ⅰ类水质目标要求。

  (据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6月4日公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1.2一些重要的案例

  1.2.1三峡库区长江支流的“水华”现象

  三峡水库蓄水后,因干流水位对支流的顶托作用,长江许多支流、特别是库湾、回水区,流速急剧变缓,甚至几乎成为静水,使水体自净能力大大降低,造成长江支流的水质恶化,局部出现Ⅴ类~劣Ⅴ类水质。

  据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水环境监测中心不完全统计,2003年135m水位蓄水前,从无水华现象的小江、汤溪河、磨刀溪、长滩河、梅溪河、大宁河和香溪河等7条长江支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华,而且水华次数一年多于一年,仅2006年2月至3月就发生十余起,2007年以来又出现了8次水华,就连三峡大坝前的水域也首次出现了水?br>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2006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公告》显示,2006年,三峡库区回水区多次出现的水华现象,主要集中在2月至4月。与上两年相比,2006年三峡库区回水区首次出现水华的时间有所提前,且同期内出现水华的区县数量、河流数量以及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均有所增加。到目前为止,三峡库区先后监测到分别以隐藻、硅藻、甲藻、绿藻和蓝藻为优势种群的五种类型水华,总体表现出由河流型硅藻类向湖泊型蓝、绿藻类的演变趋势。

  1.2.2乌江流域梯级电站水库的水质恶化

  猫跳河是流经贵州境内的乌江的一级支流,它是我国最早完成梯级开发的河流。1958年至1981年,完成了六级梯级开发,其中红枫水库(红枫湖)、百花水库(百花湖)是猫跳河流域梯级电站的一、二级水库,分别建于1958年和1960年。

  20世纪80年代,红枫湖、百花湖水质清澈,有机物含量不高,未检出磷,水体透明度达20m 以上,符合国家地面水Ⅱ类标准。20世纪90年代,被确定为贵阳市的主要饮用水源之一。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湖周边先后建成了能源、化工、机械、冶金、轻纺等企业和农、牧、渔、茶、果、蔬等基地。近十年来,水质发生了剧烈的演化,水库污染事件不断,水体呈现富营养化状态,导致黑藻、“网箱缺氧死鱼”、“藻华”等水质恶化事件不断发生,水质类别降到Ⅲ类至Ⅴ类。

  据统计,“两湖”流域内有60多个污染源,年排放各种废水约2.2亿m3.红枫湖水底多年沉积磷已达2000多吨,每年仍有200吨磷入湖,80%滞留湖体。1998年以来,每年都有蓝藻爆发,并且出现蓝藻的时间从往年的夏秋之交提前到5月。

  贵州省1996年制定《贵州省红枫湖、百花湖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成立了领导小组,并编制了“两湖”环境保护规划。为了控制磷污染,拆除了937口养鱼网箱。10多年来,投入10多亿元进行分期治理,但“两湖”水质并未根本好转,污染物还有逐年上升趋势,监测数据显示,2006年,“两湖”总磷、氨氮相比上年高出了一倍至两倍。2005年和2006年,湖水出现超过两个月的富营养化,爆发蓝藻危机,威胁着贵阳周边100多万人的饮水安全。(李忠将,《经济参考报》2007年08月15日)为了饮水安全,每到枯水季节,政府就要求电厂限电或停运,但污染是由电厂取水和沿湖企业排污的共同原因造成,所以污染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1.2.3云南境内长江支流横江—牛栏江流域的水污染

  横江、牛栏江是金沙江右岸的一级支流,流经云南昭通地区。由于有色金属矿的开发以及其它污染源的污染,横江水质由2003年的Ⅲ类标准降为V 类,主要污染物指标为总磷、汞、铅;牛栏江水质由2003年的Ⅲ类降为Ⅳ类,主要污染物指标为总磷。从全市水体21个监测断面看,水质达到Ⅰ~Ⅲ类标准的占23.9%,已遭污染为Ⅳ~Ⅴ类标准的占57.1%,污染严重属劣V 类水质的占19%。影响水质的主要指标为总磷、氨氮、生化需氧量、汞、铅、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担负昭通城区18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及昭鲁坝区33.2万亩农田灌溉的渔洞水库,2005年3月在水库库尾监测的结果属劣V 类水质。昭通市525万人口中,农村人口有494万,其中有70万农民饮水困难,238万余农民饮水不安全,约占全市农村人口的49%。(郑劲松、刘萍,中国环境报2005-07-22)

  1.2.4四川境内长江水系因水体富营养化造成水葫芦泛滥

  水葫芦学名凤眼莲,原产南美,水葫芦喜高温湿润,在25℃至35℃下生长最快,植株数量可在5天内翻倍,每株在一个生长周期90天内可繁殖成25万株。100年前,水葫芦作为观赏花卉从南美洲引入我国,由于它能吸收水中的有机物,20世纪50年代被引进长江、珠江流域。由于繁殖极快,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已被列为我国16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过去的几十年中,很多江河湖泊污染严重,水体富含有机物,水葫芦开始泛滥。由于水葫芦能吸附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其死亡沉下水底后又会对水质构成二次污染。疯长的水葫芦不仅大量消耗水中的氧气,而且加速水体富营养化后导致水质恶化。

  据四川省环保局2006年通报的数据,受水葫芦污染,四川省有45条小流域水质急剧下降,其中有29条小流域低于Ⅲ类水质标准,有的甚至是劣Ⅴ类水质。

  据不完全统计,遂宁、资阳、南充、广安、自贡、内江、乐山、眉山、宜宾、德阳、绵阳、成都等12个市水葫芦覆盖面积达97300多亩,其中乐山市浏沧河水葫芦覆盖水域面积达70%.以下是一些长江水系水葫芦泛滥的典型事例。

  2006年入夏以来,水葫芦肆虐四川省的许多江河、水库。遂宁的渠河,水葫芦不仅沿岸生长,而且顺流向下蔓延。涪江、琼江、梓江等长江的许多支系纷纷告急,简阳、乐至等地,水葫芦泛滥成灾。金堂县境内的沱江江面,被大面积的水葫芦封锁,并在九龙电站水闸前大量堆积。自贡市釜溪河因长期遭受污染,水葫芦疯长,2007年6月因水质恶化,造成大面积死鱼事件,养鱼户损失的鱼达到十几万斤。

  2006年12月中旬以来,仁寿县钟祥镇至彰加镇近30km的通江河段,全被水葫芦覆盖,最厚30~40cm,不仅河水腥臭,附近的井水也无法饮用,同时河面再也无法养鸭,使附近8个村21个社,近5000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仁寿县宝飞镇的清水河长10km的河段,也被水葫芦完全堵塞,轮船无法航行,吸收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的水葫芦,死亡后沉下水底又对水体构成二次污染,鱼虾大量死亡。仁寿县120多座水库中,一半以上水葫芦泛滥,洪峰水库是仁寿县一小型水库,有水面300多亩,水面全部被水葫芦覆盖。每到灌溉放水时,水葫芦顺水而下,不但经常发生水路拥堵,而且给渠系造成严重破坏。2006年10月,双流县黄龙溪镇境内的鹿溪河水葫芦再次爆发,使当地渔民无法打鱼,也给黄龙古镇风景区的河段水体造成严重污染。

  2007年4月中旬,水葫芦现身三峡库区周围,其中宜昌黄柏河的水葫芦已经封锁河道;5月中旬,四川南充市滑滩河水葫芦堵塞河道3km ;6月初,重庆花溪河水葫芦封锁河道4km ;同月,位于嘉陵江上的华能四川青居水电站遭到大量水葫芦入侵。

  2007年7月,突发的洪水将百里溪河上游的大量水葫芦冲至富顺县兜山镇起凤场,在起凤大桥前堆成厚超过1m,长愈1km 的水葫芦堆,严重影响泄洪和下游群众的安全,经过抢险清除才排除危险。

  南充市顺庆区境内的西河,水葫芦曾经多次泛滥,致使河水变质不能用于生产和生活,2005年夏天还压断跨河的水管,造成居民区断水。2006年水葫芦再次爆发,几乎覆盖了西河26km长的河段,由于上游洪水下泄,大量水葫芦堆积在跨江的水管前,2007年4月以来,动用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多次清除。2007年5月30日,暴雨使大量水葫芦再次突然下泄堆积,终至压断跨江水管,使附近社区的1000多人饮水发生困难。

  水葫芦的泛滥,正是四川盆地长江水系水污染和水质恶化的一个标志。水葫芦的治理目前除了人工打捞外,还没有更好办法。如果投放药物消除水葫芦,势必污染水体,得不偿失,无疑是“饮鸩止渴”。

  1.2.5四川岷江上游的水污染威胁

  岷江自都江堰以上为上游区域,由于近年来由干流及支流的大规模梯级水电开发,使岷江上游天然的山区急流河道,变成了一级级相接的水库群或一些失水减水的河段。一方面水库中水的流速大大减缓,导致水体自净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新开发的水电能源又被用来大力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电冶工业,使得作为川西平原以及成都经济区重要水源地的岷江上游河段,面临水质恶化的重大威胁。

  目前,岷江上游的四川省阿坝工业开发区所属的四个重要工业园区—汶川水磨工业园区、汶川桃关工业园区、理县下孟工业园区、茂县光明工业园区,均位于岷江干流以及主要支流寿溪河、杂谷脑河沿岸,主要生产工业硅、电石、铸钢、铬铁、化成泊、磁材、石墨电极、水泥等产品。

  据阿坝州统计局于2006年10月完成的《阿坝州工业园区经济研究》报告披露,上述工业园区企业资源占用高,贡献率低,2006年上半年园区规模以上企业实现的增加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的6%,工业耗水量占51.5%,工业用电量占68.6%,工业综合能耗占71.4%,园区企业整体亏损2406万元。由于工业园区引进的企业多数是发达地区转移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大多数企业呈现出生产成本高、能源消耗高、污染高,产品科技含量低、经营效益低、市场竞争力低的“三高三低”现象,严重制约区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据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2007年对成都市主要水源地安全隐患的调研报告,在岷江上游最大的电站水库—紫坪铺水库库区,经调查的库区及水磨工业园区26家企业的排放口,工业污水均不经处理直接排入岷江;经调查的库区的11处生活污水排放口、39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堆放点,没有任何处理设施,均为向岷江水系直接排放或任意堆放。除了污水直排影响水库水质的外,汛期时被冲入水库的废渣物质、以及经过废渣淋滤下渗的地下水也会对水库水质产生不利影响。

  2.长江上游重化工业布局对环境的影响

  由于重化工业对拉动GDP 增长的效果十分明显,而且在现行财税体制下,生产型增值税使得重化工项目创造的税收远高于同样投资的其它产业项目,因此它成为地方政府培养与地税相关的税基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发展新型工业变成了发展重化工业,自2003以来,全国范围逐渐形成“重化工热”,各省市无不争上重化工项目,尽管它在许多地方都严重超过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过度消耗能源、耕地、淡水等资源,尽管它带来对环境的巨大压力,尽管它在解决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方面与其它产业相比没有优势。

  2.1长江上游重化工业建设的一些典型案例

  四川彭州80万吨乙烯项目:2006年2月28日该项目在彭州举行奠基仪式,彭州属长江上游岷江水系湔江流域,曾被确定为成都乃至四川的粮食和菜篮子基地,它处在成都市区西北的上风上水区域,距成都主城区的直线距离仅30km.目前的80万吨乙烯项目,占用耕地约3000亩,设及拆迁安置人数超过3000人,900余户。

  按照成都市政府方面的规划,这个80万吨乙烯项目只是一个庞大的石化基地的发端,该基地在未来还将建设包括2200万吨的炼油厂、年产100万吨的芳烃装置以及再建一个100万吨的乙烯项目,整个项目计划于2020年建成,主体项目的总投资近800亿元。

  四川邛崃建设西南地区最大的磷化工基地:邛崃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部,邛崃市属成都市所辖的县级市,市区距成都约75km,属长江上游岷江水系。大庆石化和四川高宇集团共同投资的首期10万吨磷酸一铵项目,于2006年4月30日在邛崃市羊安镇工业集中发展区破土动工,预计在2007年内建成投产。

  重庆市打造长江上游综合化工基地:2005年10月,重庆市推出了《重庆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项目库策划建议书》,计划打造长江上游综合化工基地。109个化工项目涉及总投资额上千亿元,其中30个石油化工项目总投资额近500亿元。重庆已选好了石化项目储备地,计划在三峡库区的长寿打造一个一体化石油化工基地,包括长寿化工园区和晏家工业园区。

  长寿化工园区规划控制面积31.3km2,规划有天然气化工、精细化工、石油化工及乙烯加工等片区,计划通过10年到15年,建成长江上游最大的综合性化工基地。2010年园区规划销售收入达到300亿元,2020年达到1200亿元。晏家工业园区规划面积43km2,主要布置冶金、金属压延、机械制造、新型建材、包装及印刷等产业。截至目前,园区共引进企业90户,总投资达290亿元。2007年4月,全国最大的聚甲醛生产线落户重庆长寿化工园区,计划建设三套2万吨聚甲醛生产装置,年产6万吨聚甲醛。一期工程预计明年7月完成生产,后续2套生产装置将在2010年投产。项目由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另外,中国西部唯一的PTA (精对苯二甲酸)项目,于2006年10月,在三峡库区的涪陵龙桥工业园区开建,该项目由东方希望集团与重庆涪陵水利电力集团共同投资,设计年产60万吨PTA.在涪陵还规划了面积21km2的白涛化工园区,重点发展天然气化工、氯碱化工、石油化工、高浓度化肥等产业,计划5年内工业总产值超过100亿元。

  四川泸州拟建中国的“西部化工城”:地处长江沿岸的四川省泸州市,也准备以化工业为突破口,打造西部最大的化工城,到2015年,计划销售收入达500亿元。

  泸州西部化工城总规划面积为12.5km2,分布在长江沿线约60多公里长的江岸线上,分为纳溪、合江、高坝、江北等四个园区。分别发展煤化工、精细化工、医药化工等。

  泸州西部化工城目前已启动的重点项目包括,泸天化总投资3亿多元的双甲工艺改造;天一股份投资约4000万元的催化剂及1000吨N -甲酰吗啉生产线;泸州北方化学公司总投资约8000万元的5000吨精制棉、4500吨民用硝化棉技改;鼎力公司投资1800多万元的四氯化碳装置技改。计划在今明两年内启动的项目还有,泸天化投资9800万元的40万吨甲醇项目、10万吨二甲醚项目,天华公司投资5亿多元的2.5万吨1,4—丁二醇项目,1.39万吨聚四氢呋喃均聚醚项目等。

  2.2重化工产业对水环境的威胁

  长江上游的重化工企业之所以主要选择落户大江大河沿岸,是因为这类企业通常以消耗大量的淡水资源为依托,而发展重化工业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给大江大河流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或污染危险。产业布局应优先考虑水资源约束,传统的产业布局,对于水资源的约束考虑较少,导致我国许多宏观战略布局的失误,不仅加重了水资源危机,而且对水环境污染造成严重威胁,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为利。

  从前车之鉴来看,目前我国污染严重的海域如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等基本上都是化工产业集中地,而污染物无机氮主要也来自于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的工业废水。

  资料显示,美国钢材消费量增加1亿吨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为10年以上。而在我国,2001年以来每年的钢材需求增量都超过了3000万吨。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相比,我国的工业化具有在时间维度上高度压缩的特征。因此,对于对生产和资源的压力、对环境污染的压力将会更加集中显现。一些地方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和科学论证就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原材料生产加工项目占相当大的比例,产业结构调整由于种种原因而步履维艰。

  由于重化工园区专业性强,基础设施投资强度较大,有些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是简单地将现有的重化工企业向园区转移,或为了追求投资,降低环保“门槛”,吸引污染严重的企业进驻,没有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另外,一些高消耗、高污染的石化企业在地区间进行转移,或从城市搬迁到郊区,或从发达地区搬向次发达地区。一些地区在加强重化工企业的污染治理之后,却有不少其它地区的官员等着拿关停企业的名单,一旦这些企业有意向,他们立即将其“招而引之”。

  有环保专家指出,尽管一些大型石化项目单个能够达到相关的排放要求,但由于各地区的区域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并不相同,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上化工项目。可目前国家还没有大型重化工项目的产业和区域规划,环保部门倡导的规划环评也就无从推进。有时候明明知道一个地区或一条河流的环境容量已经不够了,但由于全国还没有确立类似化工业的产业和区域规划,只能就项目环评项目。应该根据我国的环境容量制定出国家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这样即便某一个项目再能为GDP 贡献,但没有环境容量的指标,也不能上马。

  由于国家缺乏对重化工产业科学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以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为出发点的重化工产业发展布局,不仅有可能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还会危及重化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目前各省市规划的大型重化工园区,均未对所在区域的环境容量即环境承载能力进行科学测算。即使单个项目达标排放,但由于整个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许多大型重化工园区或项目聚集在一起,还是会产生污染叠加效应,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且由于重化工项目投资额巨大,除生产主装置以外,还要建设大量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并衍生许多相关产业,一旦建成将很难更改或转移,如果建设不当将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

  2.3对“重化工热”的忧思

  对重化工产业大规模扩展带来的问题,国内不少专家都发表了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现在国内处在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重化工业发展这么快,从需求方面看是投资带来的,其中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规模搞得太大,超常规发展,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量很大,但这很容易导致重化工业的盲目扩张,以及经济增长进一步的粗放。使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过大,并加剧对环境的污染,同时也大量消耗我国十分稀缺的耕地资源。即使重化工需要发展,也决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

  从产业结构来看,也出现了第三产业比重下降这一值得注意的趋势。第三产业发达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般在60%-70%左右,中等发达国家占比也在50%,低收入国家占30%-40%.人均GDP 达到1000美元之后,第三产业应该进入加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目前在我国,广东人均GDP 已经接近3000美元,珠三角地区人均GDP 已经超过5000美元,浙江人均GDP 达到3400美元,江苏人均GDP 超过3000美元,山东人均GDP 达到2400美元,但统计数字表明,从2002年以来,广东、深圳、江苏、山东以及中西部的许多省区,第三产业的比重反而出现持续下降的情况。

  山东、江苏、广东等地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2002年的36.5%下降到2004年的32.2%,2005年仍在下滑;江苏第三产业所占比重2002年起下滑,2004年为35%,2005年继续降低。广东第三产业略有下滑,深圳市连续三年第三产业比重下降。同时,中西部一些省市第三产业比重也持续在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下降不是第三产业没有发展,而是受GDP 与财税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的产业主导行为“厚此薄彼”,使第三产业与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相比增速太慢,发展不足。

  现在的“重化工热”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的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

  另一方面,“重化工热”也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标志,而许多研究成果已表明,现代经济的增长源泉并不是资本的投入,而是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

  为此,许多专家呼吁,工业化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不能盲目地引资;同时政府也不应该一味为增加工业生产总值,进行指标下压。工业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重视特色优势产业的选择,形成优势互补,而不是盲目地一哄而上地集中于重化工业。

  政府现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动重化工业,而应该使这个趋势能够走得稳妥一些,应更多地去推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应通过改变政府的产业引导模式、调节市场行为,防止我国的产业结构过分重型化,防止过分消耗我国的能源、耕地、淡水和环境等资源,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

  为了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应当改变重化工业化模式,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扩大就业,稳定社会;要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根据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主导产业,避免经济结构趋同化;加强区域协作,遏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金融、财税和投资体制改革,消除盲目发展重化工产业的利益驱动力,切实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

  3.长江上游水电开发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3.1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的态势

  从21世纪以来,被称为“跑马圈水”的包括长江上游在内的西部水电大开发的热潮,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那种片面追求水能发电的经济效益,以牺牲生态环境、地质环境、自然文化遗产、移民利益为代价,无序无节制地开发水电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它可能留下的长期隐患与重大风险需要得到充分关注。

  长江上游干流及其重要支流的水电开发基本情况如下。

  长江上游干流段:已建成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主体部分也已建成。在三峡库尾的重庆至宜宾之间,还规划了小南海(175万千瓦)、朱杨溪(300万千瓦)、石硼(213万千瓦)3级水电站。其中小南海电站计划2007年完成预可研工作。

  金沙江干流:目前中下游已规划了12座梯级水电站,其中下游有四级,目前已开工建设的有向家坝(2006年11月开工,600万千瓦)、溪洛渡(2005年12月开工,1260万千瓦)。白鹤滩(1305万千瓦)、乌东德(870万千瓦)电站预计2008年~2009年开工。中游规划有八级:上虎跳峡(龙蟠)、两家人(300万千瓦)、梨园(240万千瓦)、阿海(200万千瓦)、金安桥(240万千瓦)、龙开口(180万千瓦)、鲁地拉(210万千瓦)、观音岩(300万千瓦)。目前,上虎跳峡(龙蟠)电站及调节水库已完成预可研工作,两家人、梨园、阿海水电站正进行预可研报告的编制工作,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水电站正进行可研报告的编制工作,已开始前期工程施工。金安桥水电站2005年已开始主体工程施工。

  乌江干流:规划了12级梯级水电站:普定(7.5万千瓦)、引子渡(54万千瓦)、洪家渡(60万千瓦)、东风(69.5万千瓦)、索风营(60万千瓦)、乌江渡(125万千瓦)、构皮滩(300万千瓦)、思林(100万千瓦)、沙沱(112万千瓦)、彭水(175万千瓦)、银盘(60万千瓦)、白马(30万千瓦),已建成乌江渡、东风、普定、洪家渡、索风营,另有引子渡、构皮滩、思林、沙沱、彭水在建。

  嘉陵江干流:按照“全江渠化”的思路,嘉陵江干流广元至重庆的河段,规划了17个梯级枢纽:水东坝(12万千瓦,待建)、亭子口(80万千瓦,待建)、苍溪(6.6万千瓦,待建)、沙溪(8.7万千瓦)、金银台(12万千瓦,2005年2月峻工)、红岩子(9万千瓦,2002年12月峻工)、新政(10.8万千瓦,2006年11月峻工)、金溪(15万千瓦,在建)、马回(4.6万千瓦,1991年峻工)、凤仪(7.5万千瓦,待建)、小龙门(5.2万千瓦,在建)、青居(13.6万千瓦,电站2005年5月峻工,船闸在建)、东西关(18万千瓦,1997年峻工)、桐子壕(9.9万千瓦,2004年峻工)、利泽(9.2万千瓦,待建)、草街(50万千瓦,在建)、井口(规划论证中)。

  岷江干流:都江堰以上的上游河段,已规划了10个梯级电站:观音岩(拟建)、天龙湖(18万千瓦,2004年峻工)、金龙潭(18万千瓦,2006年2月峻工)、吉鱼(10.2万千瓦,2005年峻工)、铜钟(5.7万千瓦,2001年峻工)、姜射坝(12.8万千瓦,2006年峻工)、福堂(36万千瓦,2004年峻工)、太平驿(26万千瓦,1995年峻工)、映秀湾(13.5万千瓦,1972年峻工)、紫坪铺(76万千瓦,2006峻工)。岷江中下游规划的梯级有:板桥溪(3万千瓦)、沙嘴(25万千瓦)、龙溪口(46万千瓦)、犍为(25万千瓦)、东风岩、老木孔、偏窗子(74万千瓦)。

  大渡河干流,2003年调整后的规划为22级梯级,后又增加下游的沙湾、安谷两级,共为24级:下尔呷(54万千瓦)、巴拉(56万千瓦)、达维(36万千瓦)、卜寺沟(30万千瓦)、双江口(180万千瓦)、金川(80万千瓦)、巴底(110万千瓦)、丹巴(130万千瓦)、猴子岩(160万千瓦)、长河坝(220万千瓦,在建)、黄金坪(60万千瓦)、泸定(80万千瓦,在建)、硬梁包(130万千瓦)、大岗山(230万千瓦,在建)、龙头石(64万千瓦,在建)、老鹰岩(64万千瓦)、瀑布沟(330万千瓦,在建)、深溪沟(64万千瓦,在建)、枕头坝(46万千瓦)、沙坪(86万千瓦)、龚嘴(70万千瓦,1971年峻工),铜街子(60万千瓦,1994年峻工)、沙湾(48万千瓦,在建)、安谷(64万千瓦)。

  雅砻江干流,总共规划了21个梯级,其中从呷衣寺至两河口的上游河段,根据普查,初拟有10个梯级:温波寺(15万千瓦)、仁青岭(30万千瓦)、热巴(25万千瓦)、阿达(25万千瓦)、格尼(20万千瓦)、通哈(20万千瓦)、英达(50万千瓦)、新龙(50万千瓦)、共科(40万千瓦)、龚坝沟(50万千瓦),上游河段总装机约325万千瓦;

  两河口至卡拉的中游河段,根据初步规划,拟定有6个梯级:两河口(270万千瓦,在建)、牙根(140万千瓦)、愣古(270万千瓦)、孟底沟(184万千瓦)、杨房沟(150万千瓦)、卡拉乡(108万千瓦),中游河段总装机约1122万千瓦。其中两河口梯级为中游河段控制性水库。

  锦屏大拐弯起点至雅砻江入金沙江之江口的下游河段,规划有5个梯级:锦屏一级(360万千瓦,在建)、锦屏二级(480万千瓦,在建)、官地(240万千瓦,在建)、二滩(330万千瓦,1999年建成)、桐子林(60万千瓦,在建),下游河段总装机1470千瓦,其中锦屏一级为下游河段控制性水库。

  除了上述主干河流已形成一级级水库首尾相接,全江“渠化”的开发规划以外,这些河流的各级支流,也已形成“密如繁星、不留寸土”的梯级开发态势。仅以上述河流的一些主要支流为例:

  金沙江流域:岗曲河、普渡河、牛栏江、横江、白水江等共有56个梯级,其中横江7级,牛栏江10级。美姑河1库5级,西溪河2库5级,水洛河1库12级,东义河2库6级。

  乌江流域:芙蓉江10级,猫跳河6级。

  嘉陵江流域:涪江干流31级(上游4级、中下游27级),涪江上游火溪河4级,涪江上游虎牙河3级。渠江上游巴河5级。

  岷江流域:马边河9级,青衣江18级,杂谷脑河1库8级,黑水河2库5级

  大渡河流域:瓦斯沟1库7级,梭磨河8级,小金川17级,田湾河2库4级,南桠河7级,官料河7级,

  雅砻江流域:九龙河6级,木里河1库6级。

  从干流到不同级别的支流,已形成由大的集团公司到中小公司瓜分开发范围,由省、市政府到县、镇、乡分别管理和控制税收的利益分配格局,它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流域范围和河流支系。

  3.2长江上游水电开发对环境影响的一些案例

  3.2.1忽视河流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导致水资源短缺

  河流水资源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利用水力发电,它至少还包括航运、生产与生活用水、减轻污染、维持生物种群与生态系统、保持河流演化的自然平衡、维护河流的景观与游憩价值等等。但目前包括长江上游在内的西部水电大开发,以单一的经济价值取向为出发点,从而形成了褐泽而渔、梯级水库首尾相连、不放过每一寸河段的开发模式。电站水库在运行过程中,实际上很难达到蓄丰补欠的效果,汛期要腾出库容考虑防洪,不得不弃水,而在每年9~10月,汛期结束、枯期到来之时,又需要提高水位以满足枯期发电,使下泄流量更小,枯期更枯。已建成的电站在水资源的使用上,为满足企业利益的最大化,都以发电功能为首要选择,从而导致水资源分配失衡。

  2006年至2007年的冬春之交,因受气候干旱影响,长江上游流量比平常年份明显偏少,而嘉陵江已建成的多个梯级电站水库的蓄水,使水资源短缺雪上加霜。嘉陵江干流的多处河段出现有史以来的最低水位,有的河段甚至可涉足而过,重庆因嘉陵江岸的取水口无法取水而引发水危机,最后由四川省政府出面协调,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才缓解了重庆的用水困难。

  2006年9月至10月,为满足156m水位的蓄水计划,三峡工程日均拦蓄水约2.8亿m3,累计蓄水约105亿m3,使长江中下游出现特枯水位,一方面,使长江口海水倒灌,自2006年9月11日起至11月24日止,上海遭受罕见的来时早频度大的五次咸潮袭击,咸潮出现的时间较正常年份提前了3个月,一度使上海的自来水供水发生困难;另一方面使洞庭湖岸大面积裸露,导致田鼠过量繁殖,给2007年的鼠害埋下了伏笔。

  3.2.2水库运行过程中诱发与加剧地质灾害

  例如,三峡库区本来就是一个以滑坡、崩塌为主的地质灾害高发区。大坝建成后水位抬高造成的浸泡、水位剧烈变动对地质条件的频繁改变,以及移民城镇迁建带来的大量工程活动,使原本就危机四伏的地质环境更加不堪重负。国家已投资一百二十多亿元,对库区的地质灾害进行了三期治理,而这只是长期治理工作的一个开始。库区目前已查出两岸的崩塌、滑坡体2490余处,大小泥石流沟90余条。在135m蓄水之后,一些着名的滑坡,例如黄腊石滑坡、树坪滑坡都有活动,巴东与茅坪之间的树坪滑坡在135m蓄水以后不到一个月,即已出现裂缝、位移以及大面积变形,对来往船只已经常有航行警告。

  2003年7月13日,在135m蓄水后仅一个月,在以前尚未发现滑坡的秭归县沙镇溪镇的千将坪,发生方量达到2400万m3的特大滑坡。几分钟之内,滑坡体上的4家企业、三百多间民房、千余亩农田全部被毁。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为死亡14人,失踪10人。灾害发生后,因原地重建十分危险,政府已安排当地1000多名村民外迁安置。

  长江进入2007年汛期以来,三峡库区滑坡地质灾情频繁,田家坡、母猪峡、野猫面、老蛇窝等地段先后发生滑坡险情。其中,野猫面滑坡是位于秭归县茅坪镇庙河村长江左岸的一处大型滑坡,滑坡体方量约1700万m3,下距三峡大坝17km.该滑坡在2003年8月,135m蓄水后不久,即首次发生变形,从那以来一直处于变形发育状态。2006年156m蓄水后,2007年初,为迎接汛期洪水,库区水位向144m回落,由此诱发该滑坡变形加速。2007年4月10日滑坡体上开始出现长约200m的裂缝,滑坡体上重点区域的22户99名村民不得不避险搬迁。由于该滑坡对长江航道也产生威胁,长江海事局发出预警,并在滑坡体水域设置标记,提醒船舶谨慎通过。目前对该滑坡仍在密切监测中。

  2007年5月10日,长江右岸一级支流清江梯级电站之一的水布垭电站(184万千瓦,坝高233m)蓄水水位上升到290m时,引发多次大面积滑坡,滑坡总方量高达3000万m3以上,给巴东县清太平镇竹坪村造成严重灾害,清江一级支流桥河被阻断,受灾农户246户658人被疏散。2007年6月15日,当水布垭电站蓄水水位上升到310m时,终于引发特大滑坡体的急速下滑,并伴随有大规模岩崩,波及巴东县清太平、水布垭、金果坪等乡镇,造成1人死亡,8人失踪,有近500万m3砂石崩入清江,激起高达30余米的涌浪,清江几乎被完全截断。

  3.2.3电站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加剧

  大渡河干流目前在建的大型水电站有七八座之多,因大规模的工程施工,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2007年8月,四川省人大农业委员会组织调研组对大渡河水电开发造成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中指出:“在大渡河流域水电梯级开发和有关淹没公路的复建工程建设过程中,较多项目存在着擅自变更渣场、随意倾倒弃渣、降低渣场防护标准、临河渣场无拦挡措施等不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的行为,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人为水土流失,使得大渡河两岸伤痕累累,这种行为必须得到遏制!”

  3.2.4以众多特有和珍稀鱼类为代表的水生生物物种遭受毁灭性打击

  早在葛洲坝工程建成之时,以海江洄游、湖江洄游、江江洄游作为其种群繁衍重要方式的长江鱼类,被阻隔在峡江以下或不同的江段,再也不能重返传统的产卵场,种群的生存已遭受严重的威胁。尽管人工繁殖中华鲟等也取得一定成功,但中华鲟研究所和繁育中心的专家指出,人工繁殖只是在中华鲟的天然繁殖条件被严重破坏后,不得已的一种补充方式,但它决不能代替中华鲟的天然繁殖。

  事实是,中华鲟从1984年人工繁殖成功并开始放流以来,按中华鲟15年的性成熟期计算,2000年以后,应当有人工繁殖的成鱼返回葛洲坝坝下江段,但由于标记保存等技术问题,目前还无法识别出洄游成鱼中的人工繁殖个体,因此,工繁殖种群对天然种群有什么影响?有无基因变异和种质退化的现象?仍然是疑问重重。中华鲟在葛洲坝坝下泄闸水区至镇川门江段被迫形成了新的产卵场,令人忧虑的是,据科学家的观察,产卵环境的恶劣已直接影响了中华鲟卵的受精率和发育质量,所获卵的质量均较差。而且现在能到达这里的中华鲟数量已逐年减少,已很难捕捉到供人工繁殖使用的性成熟的亲鱼。

  农业部长江中上游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专家们认为,三峡库区蓄水以后,对鱼类最主要的影响是栖息空间的损失。大坝至重庆600多公里的江段为水库所代替后,原来在急流和中、浅水环境中生活的鱼类,将无法适应库区的静流深水环境,当它们不得不迁移时,又会受到生境容量的限制。一定的河段空间内,所能容纳的鱼类种群数量是有限的,这将必然导致具有急流态生活习性的种群的衰减;

  其次,就是产卵场的丧失,除了三峡水库的回水会淹没三斗坪至重庆之间的产卵场外,金沙江上正在修建的向家坝、溪洛渡等一系列电站大坝,将使长江鱼类最重要的产卵地不复存在,这会给已被隔断在三峡大坝以上的鱼类种群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在葛洲坝大坝建立以后,人们就已开始注意到长江鱼类所面临的威胁。为此,国家在四川的合江至雷波的长江上游江段,建立了国家级的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该河段有鱼类一百多种,除达氏鲟和白鲟之外,还包括长江上游特有鱼类25种,主要经济鱼类20多种,其中着名的经济鱼类有铜鱼、圆口铜鱼、胭脂鱼、岩原鲤、大口鲶、长吻鱼危等,是我国乃至世界淡水鱼类最重要的基因库之一。但规划并已开工的金沙江下游的向家坝、溪洛渡等巨型电站,恰好位于这个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明令禁止,以及众多专家的反对,但国家自然保护区最后不得不作出牺牲和让步,保护区的范围被迫缩小和下移。然而,这一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区仍然是朝不保夕。随着长江干流重庆与宜宾之间的小南海、朱杨溪、石硼等大型电站的上马,长江上游干流这段唯一尚存自然河流特征的鱼类栖息地与产卵场,这段已被压缩得名不符实的国家自然保护区,也将最后消失。这对长江上游水生生物物种的生存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以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类—白鲟为例,专家们认为它很可能在10年内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3.2.5世界遗产地、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风景旅游地面临的威胁

  目前正在规划和实施的金沙江中游的水电梯级开发,已深入到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的区域内。阿海以上的梨园、两家人、上虎跳峡(龙蟠)三个电站均位于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区内,主要涉及红山、哈巴雪山、老君山四个片区。特别是两家人和上虎跳峡两个大坝建成后,不仅虎跳峡举世闻名、全人类共有的壮美自然景观将不复存在,而且虎跳峡上游的长江第一弯—石鼓镇及沿岸的大片土地将被淹没,众多的文化和历史景观也将消失,这种破坏和损失难以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在遗产的申报文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文件中,并无“高程控制”一说,三江并流遗产地包括了三条江在内的完整的垂直区域。但后来却出现了所谓“区域划出、高程控制、充分协调”的原则,其目的也是为了给进入世界遗产地的水电工程开绿灯。而且,视梯级水库最高水位的不同,给出了所谓的高程控制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控制高程以下为可以进行大规模水电建设的区域,以某一等高线肢解世界遗产地,无视作为一个整体的三江并流地区垂直自然生态系统和景观系统的保护要求,把三江并流的“江”排除在遗产地保护区域之外,从而破坏了世界遗产完整性的原则。

  三江并流自200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连续在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为重点监测保护项目。2006年7月,一份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派往三江并流遗产地的专家考察组提交的报告指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正在规划的水电开发,被改划边界以适应开矿、建大坝等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旅游业的发展。“这些提议中的调整将会造成原遗产地总面积20%的缩减”,而这将“直接影响世界自然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2006年在维尔纽斯召开的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要求中国政府在2007年2月1日以前,提供补充材料,供31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以确定是否将三江并流列入濒危遗产名录之中。第30届世遗大会的文件中写道,初步的决议是:促请中国政府提供足够的资金进行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再次重申世界遗产委员会一直以来对三江并流的强烈关注,水电开发对遗产地及下游社区的潜在影响;考虑到任何在遗产地内或会显着影响到世界遗产地的水坝建设,都有可能会使得这个遗产地被列入濒危名单中。

  国家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王凤武说,三江并流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区域,跨越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3条大江。在三江并流遗产地的周围以及3条大江上的任何大型工程建设,都可能对遗产地产生间接影响。中国对这类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会前,中国代表团向世界遗产中心递交了一份说明,澄清了“改变边界”的说法,称其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在金沙江和怒江上的任何拟建水电站项目也都未得到国家批准。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在三江并流遗产地内或周边地区兴建大型工程。中国代表团有关人士还表示,地方政府无权对世界遗产地作出任何改动。(张可佳,三江并流被列入重点监测项目水电开发危及生态,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18日)

  但事实是,金沙江中游包括上虎跳峡、两家人在内的八级电站的施工或前期准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07年3月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常务委员、长江设计院原总工徐麟祥曾指出,修订后的金沙江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还没有经过国家审批。在此情况下,水电开发却按高坝方案积极推进各项前期工作,并将虎跳峡梯级更名为龙蟠水电站,以逃避社会的关注,必将引发各种矛盾和投资的浪费,甚为不妥。虎跳峡水电站上峡口高坝建设方案,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而且存在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国家决策一定要慎重。

  2007年6月,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会议代表通过了中国政府提交的“三江并流”整治方案,三江并流被要求“停止目前遗产地附近的矿产开采,并对水坝、电站可能带来的破坏进行完善评估”,“三江并流”将在明年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再次接受验收,如果仍没有明显改善,将可能被列入“濒危名录”,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

  3.2.6泥砂淤积与洪涝灾害

  库区泥沙淤积的速度超过预想的状况,实际上是中国已建成的大型水电工程或水库中的普遍现象,所以三峡库区出现这一现象也并不令人意外。以长江上游已建成的一些电站水库为例:大渡河上的龚嘴电站,1971年建成后至2001年,总库容损失损失已达70%左右,其中520m以下的沉沙库容损失已达92.4%;长江支流乌江上的乌江渡水库,水库运行仅4年,坝前的淤沙厚度已达30m ,达到原设计50年才达到的淤积程度。水库泥沙迅速淤积造成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水库库容迅速减小,失去调节能力,使原来设计的发电能力大大降低;泥沙淤积造成水库大坝以上的河床抬高,也使水位抬高,使上游面临更大范围的淹没与洪水威胁。

  以龚嘴水库为例,(童思陈、周建军,水库淤积初步平衡问题,泥沙研究,2006年第5期),除了总库容的淤积损失以外,兴利库容损失与库尾河床的抬升现仍然在加速发展,库尾因泥沙淤积产生的水位抬升,对成昆铁路的威胁日益严重。

  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在历来的宣传中都被称为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通过“蓄清排浑”等手段,可确保无虞。但实际上,考虑到长江上游最大的货运港口—九龙坡港将被淤死的前景,重庆投资新建的寸滩港预计在2010年投入使用。与此同时,长江上游的大型电站水库的修建,又都是以拦蓄泥沙、为三峡工程服务为主要理由的。而在逻辑上显得十分荒唐的是,在提出这些理由的时候,这些“拦沙水库”本身的泥沙淤积及其危害,似乎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3.2.7梯级电站大坝给长江上游航运造成障碍与瓶颈

  弃水路走旱路的翻坝运输,原来是三峡工程在建设期碍航时的一项应急转运措施。但自2003年6月二期蓄水及三峡船闸正式开放以来,船闸碍航的矛盾却日益突出。据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数据,在2003年下半年197天试通航中,有积压船舶的天数高达119天,占半年通航天数的60.4%.虽然因水库蓄水、船闸冲砂、大雾、洪水、船闸检修等造成的船闸停航,对船只积压有影响,但三峡通航管理局的各种数据显示,三峡船闸已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而且2004年6月以后,所有滚装船已不再经过船闸,一律实行“水陆水”翻坝转运;重庆与宜昌间的客船也已全部实行大坝上下的水陆转接而不过坝,但“船闸瓶颈”的矛盾仍很突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船闸的实际最大通过能力约3400万吨,与设计通过能力5000万吨相差太远。而即使船闸通过能力可以达到设计的5000万吨,也无法满足长江上游水运运量增长的需求。

  再以长江上游原来最重要的通航河流—嘉陵江为例,根据以发电和航运为主要功能的十七级梯级枢纽规划,通过对马回、青居、东西关三个曲流的截弯取直,将缩短航道56.2km,另外通过库区水位的提升以及各个枢纽之间回水的衔接,将使河道的通过能力达到四级航道标准,可通行500吨级的船舶、1000吨级的船队。但是,按照目前各级枢纽蓄水发电的运行方式以及水资源量的实际状况,在枯期半年,许多河段的流量都无法满足通航的要求,而且已建成的枢纽为满足企业利益的最大化,都以发电功能为首要选择,由于电站的昼夜调峰运行,造成了坝上、坝下水位“朝涨夕落”、“朝落夕涨”的频繁变动,也使通航条件受到限制。

  水库泥沙问题也是碍航的重大影响因素,同样以嘉陵江为例,嘉陵江的泥沙含量居长江各支流之首,年输沙量约为1.36亿吨,约占长江上游年输沙量的26%.十七级电航枢纽目前已建成的水库,在水库尾端水位变动区,泥砂淤积已比较严重。红岩子枢纽在一两年内,下船闸的泥砂淤积就厚达1.7m至1.8m.而且由于航道整治的滞后,有些河段的航道等级在枢纽建成后反而有所下降。

  3.2.8淹没损失与移民问题

  大型水电工程和其它的许多大型工程一样,都以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为主要目标和宣传口号。但实际上它们带来的利益主要集中于开发商、工程承包商、地方政府手中,现行的体制以及移民政策,导致许多商业性的工程开发项目,都以国家的名义强行低价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损失物的测量与补偿标准的制定都由开发商与政府单方面进行,移民工作由上一级政府向下一级政府签定责任状而强制推行,工程造成的大量非自愿移民无法参予到物权处置与利益分配的决策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无选择地接受与服从。移民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原有生活来源丧失而又缺乏替代的生计、生活水平下降,成为较普遍的现象,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与扶贫脱困的许诺南辕北辙。

  由于长江上游的大型水电工程淹没的几乎都是原来人口、耕地最集中也最富庶的河谷地带,大部分移民不得不后靠安置到更高的山坡地上,使得土地的人口承载密度更高,所能提供的耕作条件更差,环境承载压力也大大增加,使得要解决这些移民的生计、同时又要保护库区的生态环境面临更大的困难。

  以四川大渡河干流上在建的规模最大的瀑布沟电站为例,该电站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坝高186m,库区淹没耕地5.04万亩,涉及汉源、石棉、甘洛三县的20个乡(镇)的65个村,共需迁移人口10万人以上,其中汉源县城需整体搬迁。库区淹没的是大渡河流域最富庶的农业区,也是四川省水土和气候条件十分优越和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之一,当地农民原来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由于移民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普遍低于汉源搬迁区,加上赔偿标准低,移民特别是农村移民面临着贫困化的现实问题,而库区受影响的民众在整个项目的决策以及赔偿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处于被动和不知情的状况,因此在工程及移民工作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引发了库区民众的极大不满以及和水电开发业主、政府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而在2004年导致了罕见的数万民众聚集的抗议事件。

  汉源事件发生后,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作出批示,强调一定要以群众的利益为重,一定要把移民的问题解决好。四川省委也在事件后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强调,“必须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认真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我们的干部要善于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充分尊重和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能使绝大多数群众受益的,或者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坚决不要实施。”但目前瀑布沟库区的移民仍然存在补偿标准低、安置条件差且政策不落实的突出问题。

  以土地补偿与安置补助为例,四川省政府下文确定的土地统一年产值基价为每亩1659元,而据农民反映,这是只根据粮食年产值即一季水稻产值统计得出的数字,而当地农民除了种一季水稻外,还要种一到二茬蔬菜,其收入要高于粮食的产值,所以每亩耕地的实际平均产值远不止1659元。对于统一年产值倍数,国土资源部2004年11月3日颁布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统一年产值倍数,应按照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则,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确定;按法定的统一年产值倍数计算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应当提高倍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按30倍计算,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经依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征地补偿按当地人民政府公布的最高补偿标准执行。”四川省政府下文确定的统一年产值倍数为16倍,合计每亩地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为26544元,农民也对为什么不使用国家规定的“30倍”而使用“16倍”有意见。

  2006年,瀑布沟库区属于外迁安置的3万3千多移民,已全部迁往乐山、绵阳、成都所属的县、乡安置。但据移民反映,现在移民安置房质量较差或有严重问题的比例竟高达60~70%,移民分得的耕地与原居住区相比,质量普遍较差,而且有的安置地耕地尚未落实。外迁移民的现有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搬迁前,其中约三分之一能维持生活,约三分之二生活较为困难或特别困难。外迁移民中约5000人左右根据政策可享受低保,目前每人每月为210元,与现在的物价水平相比,维持生活仍感困难。2006年以来,已发生多次外迁移民集体上访或返乡回流的事件。

  与瀑布沟库区类似但具有潜在更大危机的,是金沙江的上虎跳峡水库淹没区,它包括云南省丽江、迪庆所属的石鼓至上江一带的金沙江河谷地区,这里因自然条件优越而成为金沙江流域最富庶的农业区,是纳西、傈僳、藏、白、彝、汉等多民族聚居地,库区淹没涉及的移民在10万人以上,耕地超过5万亩。目前规划论证的移民安置区,海拔高、耕地少、土地贫瘠,基本不具备安置条件,库区移民将面临贫困化的极大威胁,也给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埋下巨大隐患。尽管上虎跳峡库区的民众,已通过多种方式强烈地表达了不愿搬迁的意见,但上虎跳峡电站的前期可研工作和移民规划,一直在当地民众无法获知相关信息、无法参与的状况下加紧推进。

  近一两年来,上虎跳峡工程一方面更名为龙蟠工程,一方面又以滇中引水工程的需要不断强调它上马的必要性,对库区民众的呼声则没有任何积极正面的回应。对于年降水量在750mm 至1500mm之间的滇中地区来说,解决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本应有多种方案,现有的金沙江调水方案本身也存在诸多的生态、地质、社会的隐患与障碍,但现在却以预先设定目标工程的方式来进行论证和宣传,违背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基本原则。

  对工程移民,历史上片面强调“舍小家,顾大家”、“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实际上造成对移民基本权利的不尊重与损害,一方面破坏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原则,给强势集团侵占公共利益或弱势群体利益提供了口实。

  4.长江源区的水环境问题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人为活动与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水源涵养功能减弱、草场退化、湿地萎缩、冰川后退、水土流失加剧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4.1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长江源区环境的可能影响

  在目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长江源区水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南水北调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大工程,而西线工程又是南水北调工程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部分。

  南水北调三条线计划总调水量为448亿m3,其中西、中、东线分别为170亿m3、140亿m3、140亿m3;南水北调工程静态总投资约5000亿元(2000年价),其中西线工程静态投资就占到3040亿元(2000年价)。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处于海拔3000m 以上的高原高山区,寒冷、缺氧、交通不便,地质条件复杂、输水区河床比受水区河床低80m 至500m,地质灾害活动强烈、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而且为特殊的宗教文化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按现有规划,为解决自流输水的问题,西线工程需要在通天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干流及多条支流上,建起一系列大坝,多数坝高都在150m以上,最大坝高达292m,以提高水位,并通过穿越一系列分水岭的深埋长隧道来解决输水,最长的隧洞可达164km.(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2001)

  河流的生态需水量,主要包括防治污染、维持生态系统与生物群落、河流冲砂、河流景观及娱乐环境等的需水量,视对上述不同需求目标的满足程度,目前国内外一般认为河流的生态需水量至少应相当年平均径流量的50%~70%,也就是说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不应超过30%~50%(屠晓峰,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调水河流生态环境用水阙值的讨论,黄河规划设计2004.11)。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在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各取水断面的引水比例为64.5%~69.4%(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南水北调西线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2001年),取水比例均已超过生态需水量的限制,它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是输水区的坝下河谷区因减水、失水加剧干旱化、沙化和水质恶化;二是水库的水因流速减缓、自净能力降低,导致累积型污染,影响水质。例如,川西滇东北原始森林的水源涵养能力已由50年前的4000亿m3,减少为目前的1000亿m3,雅砻江干旱河谷的上限抬升了200m~400m,大渡河的年均径流量较20世纪后50年下降了14%,径流量的年内分配更加不平衡,枯期流量锐减。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一旦实施,引水枢纽以下金沙江玉树至攀枝花900km 河段,雅砻江甘孜至攀枝花600km河段,大渡河钭尔朵至石棉300km 河段,在11月至翌年5月的7个月中,径流量将分别减少36%~32%,在近坝河段甚至可能断流。这将使干旱河谷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沙化、荒漠化、草地退化将加剧。(林凌等,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P83~P84)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主要位于川西藏东高山深谷、青南高原宽谷等生态地理区,主要包括丘状高原以及深切割高山-极高山环境下的草原-草甸、湿地和森林生态系统,特点是多样性和脆弱性。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冰川与湖泊退缩;水土流失加剧;沙化、荒漠化、草地退化的趋势明显,并使野生生物种群的生境及其生态系统受到威胁。川西北、青海南部的生态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已十分突出,若尔盖湿地的缩减与沙化就是一个典型实例。而西线工程的大规模工程施工,由于地表的开挖、砂石料的采取、大量弃渣的排放,都会进一步破坏地表植被,对地表环境、生态系统和物种生境产生强烈的挠动和改变。

  从地质地理环境来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工程区,位于世界上地壳运动和新构造活动最强烈的青藏高原东部。广布的活动性大断裂使这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地震活动带之一。例如西线工程跨越的四川甘孜州境内的鲜水河断裂带,据GPS 监测表明,断裂两侧地块的滑移速率高达8mm/年,主断裂的移动速率高达9mm/年,沿断裂带强震反复出现。这些地区由于地形陡峻,加上冰雪融冻、丰沛的降水、地震频发,使地表的物质运动和地形的改变十分强烈和迅速,从而也成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大坝、水库、水渠、隧道等调水工程的施工和运行,一方面会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工程又会因地质灾害而受到严重破坏。

  在气候方面,由于高原有长达半年以上的冰冻期,在此期间,调水工程也将因为冰冻而不能运行。而且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这一特殊区域,工程建成后,还要面临高风险、高成本的运营维护问题。以川藏线上被称为“天险”中的“天险”——波密至林芝路段为例,许多地段都是屡修屡毁,屡毁屡修,道路维护与灾害治理的费用已不知高出建路费用的多少倍,仍无法在灾害多发季节保证畅通。以通麦东侧的102滑坡为例,滑坡形成后的1991年至1997年的8年间,公路每年平均断道时间高达90天左右,其中600多米长的主滑坡分布地段,治理费用达5000万元,但无法根治,又提出用隧道来避开滑坡,预算费用高达1亿至2亿元(灾害环境下重大工程安全性的基础研究项目简报,2004年第2期)。对于相当一条人造大河的西线输水工程,在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加上通行和施工条件极其困难的高山—极高山区,要维护它的正常运行。比维护一条公路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以规模小得多的西藏一江两河水利工程为例,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包括提灌站数十座、引水渠数百公里,因地质灾害多发,工程边修边毁,到20世纪90年损毁殆尽,30多亿元投资报废。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地段多位于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上游的宽缓河谷区,主要为牧区或半牧半农区,这些河谷地带是当地藏族村落、牧场、寺庙最集中的地方。当地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草场普遍过载,畜草矛盾十分突出。一系列高坝建起来后,坝上河谷区将淹没大片草场,会导致鼠害的迁移以及畜草矛盾更加突出。而且由于地处高寒草原以及特殊的文化背景与生活习俗,移民安置较内地更为困难。这是工程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估中应该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均为藏传佛教文化背景深厚的藏族聚居区,千百年来,藏族民众视他们居住的青藏高原为高洁神圣之地,神山圣湖已成为藏族文化的载体,对神山圣湖的崇敬和朝拜成为永久的固定仪式,禁忌对赋予神圣宗教意义的自然体和自然生物进行改变、破坏和伤害。这种宗教传统和对自然的崇敬之情,长期以来对保护高原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创造了与高原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

  西线工程势必要对藏族民众视为神灵的一些山峰、湖泊、河流、森林、草原进行重大改变,开渠打洞、削山堵江、损毁植被。同时还要对一些宗教建筑、宗教设施进行拆除、搬迁、重建,这些都会宗教界人士和信教民众带来冲击。一旦激化矛盾、引发冲突,就会成为影响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大事。

  4.2从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把握宏观决策

  南水北调西线这样的超大型工程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极为巨大,许多影响甚至难以在前期的科学论证中加以预料和确认,而且工程一旦实施,产生的后果就无法逆转,所以宏观决策的把握就尤为重要。

  西线工程在论证中,把我国北方缺水作为主要理由,但缺水和大区域调水在逻辑上和经济有效性上并无必然联系,而在部门的或强势集团的利益驱使下,大工程带来的大投资很可能会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或者在征服自然、改造山河的“大跃进式”非理性观念支配下,用大工程来显示自我中心意识或权力意志成为一种传统的喜好。因此缺水就必然要大区域调水,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或习惯性的思路或导向。“能以综合代价最小、综合效益最大的原则解决缺水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什么”,这样一个真正的科学决策命题,变成了“大区域调水作为既定的工程目标如何解决缺水问题”,这样一个非科学决策命题。

  西线工程是否可行,应该从调水区、受水区的总效益及综合环境影响来评价,如果总效益为正,局部损失能得到有效的补偿,那么工程也是可行的。但恰恰是在整个西线工程的有效性和经济合理性上仍然存在重大疑问。

  例如:一方面,不同部门作出的缺水量估算存在巨大差异,在以需定供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导致高估需水量,助长对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又高估可调水量,西线工程计划调水170亿m3,而据独立专家的计算,实际可调水仅100亿m3,相差甚远,工程面临无水可调的问题。就算目前规划的调水量是可靠的,按工程规划也只能满足未来五十年的缺水需求。而且从技术上看,西线调水入黄河谷地,解决不了西北内陆流域的缺水。据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透露,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成本高达每方水20元,而仅是海水淡化成本就有可能在近二十年内降到每方水3元以下。如此高成本的大区域调水,将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而南水北调不是福利性公益性事业,国家无法长期大量补贴。与此同时,我国单位产值的水资源消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节约空间巨大,节约的水资源量可满足相当一部份缺水量,且成本远低于大区域调水。

  我国北方一些地区本属半湿润区,许多严重缺水的现象与生态恶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不适当的活动所致或是体制性的原因。例如,包括罗布泊在内的新疆许多湖泊的干涸或萎缩,黑河流域的断流与沙漠扩展等,都是因过度农垦,大建水库、大量截水所致。天津及华北地区的缺水,也与不恰当的海河治理工程中,开挖多条人工河道让海河支流直接入海,造成水资源的分配失调有重要关系。如果不认真反思许多失败的大型工程的教训,而是以新的错误去代替旧的错误,迷信既不能治本而又带来更多新问题的大区域调水,将形成恶性循环。

  5.一些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形势日益严重,已成为公众与社会的普遍担忧和关注焦点。在水环境保护与治理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已提出了许多要点,例如:政府的监管责任、水域管理体制的改革、信息的公开与披露、项目规划的管理与控制、公民的参与、通过加大处罚来提高违法成本、水环境受害者的法律援助与司法救济等等。

  我国颁布的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并不少见,但如何能够有效实施始终是一个难题,这也迫使人们不断地进行思考与探究。通过对上面所列的诸多水环境问题的若干要点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政府的行为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对于建设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以及环境容量的地区,有关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或对环境影响严重的建设项目。而事实上,在利益的驱动下,不顾环境承载力与水环境保护,争上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项目,争上对环境影响严重的大型水电开发项目,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一种普遍的追求;

  对于信息的公开与披露,是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要环节。信息报告或披露实际上有几种情况:一是污染企业或当事人对政府管理部门;一是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还有一种是政府对社会公众。在公共舆论被政府严格管理的情况下,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水环境事件等信息,政府是否对公众“缓报、漏报、谎报或瞒报”,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曾经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政府也会以担心“政治影响”、“造成恐慌”等为理由,不向社会公众披露真实情况;对于公众的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都有明确规定,建设项目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但问题是,建设项目所在地民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群体的意见,对项目的决策是否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法律法规的实施程序上,还缺乏明确的规定。现实情况是,建设项目的上马与否,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说了算。

  一些超标排污或者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由于是地方政府的税收大户,也受到政府的纵容和庇护,甚至可以挂上重点保护的牌子,环保部门作为政府的分支机构之一,由于会受到来自地方政府主要长官的压力,依法行政面临困难;因水污染或环境破坏事件而受损害的普通民众或弱势群体,如果被告是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由于现行法律援助条例的局限,以及司法机关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要想通过法律维权仍然面临重重障碍。

  政府机构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的利益需求的特殊团体,在诸如水污染、环境破坏等事件中,当政府利益与公民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由于政府拥有几乎是绝对的权力和话语权,法律的严肃性常常面临挑战。因此,环境管理体现与机制的改革,更应该注重一套有效的制约或控制程序的设计,它特别应该包括对“政府违法”的制约机制,通过加强、细化并落实在“舆论监督、公众参与、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法律程序建设,将起到对“政府违法”的一种有效制衡。

  例如,对水污染等重大环境事件信息,应规定政府对公众的最迟通报时限,超过时限或不如实通报,应通过人大、政协或其它渠道实行问责;充分发挥舆论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对于利用权力干挠或阻挠报道与披露环境事件的行为,应当建立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有效机制;对环境保护部门应该有依法、独立、例行向公众发布水污染和其它环境信息的程序规定;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应有明确具体的程序规定,并成为项目环评的必经程序,公众参与的时间也应前置到项目预可研阶段,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在预可研完成之后,公众意见如何参与项目决策也应法规化,项目论证与可行性研究的全过程中,政府应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布相关信息;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简化法律援助的申请程序,让更多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或群体获得法律援助。

  除了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以外,其它一些环境管理的机制也需要改革。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重要环节,一方面环境影响评价应该前置到与项目预可研同时进行,并对项目是否可行产生决策影响;另一方面对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应建立回避制度,环评应当由与项目规划设计无关的第三方进行,避免目前的环评单位又是工程规划设计单位的普遍现象。同时,环评费用应由业主向政府环保部门交纳,环评应由政府环保部门委托或比选具备资格的单位进行,而不应由业主直接委托环评单位,以保证环境影响评价的客观公正。

  产业发展规划、流域开发规划等重大规划,应建立有独立机构、公众参与的听证、质询和审批制度。

  (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川省委员会 范晓2007年11月于成都)

  原载《议报》第3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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