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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依靠创新发展，中国产业集群才能够避免走向马歇尔“工业区”衰退的境地，才能够走出“低端道路”的困境，才能够在未来的新兴产业竞争中处于“高端”地位。因此，打开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黑箱”，就成为本书研究的重点。

目前，该地区统计的蒙古族信教民众总数约万人，相对于民国时期的信教人数三四千人多了近三倍，但是如果以当时该地区人口总数作为参照，我们发现当代信教民众在人口比例上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有所下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除了发表大量论文外，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整理和公布了不少档案史料。第二，出版了5本专著和不少著作。

光绪死因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在司法程序上，中国自清末从欧洲引入了“讯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审判方式，1到1989年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之后提出要抓公开审判，提出了庭审方式改革的问题。这一改革到目前为止集中在民事和经济案件的审判方式上。1991年4月颁布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64条实际上规定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一些地方进行了“抗辩制”（adversarial system）的司法审判改革试点。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焦点访谈》栏目公开报道了大连市法院采用抗辩制审判程序对一起案件的审理。“抗辩制”在社会上和法学界都引起不少反响。2抗辩制和讯问制是两种不同的在法庭上出示证据的方式。在抗辩制（也称对抗制，辩论主义或当事人主义诉讼方式）下，各方自行负责调查。在民事法律中，原告和被告都必须各自准备证据，通常通过各自聘请的律师来进行。在有陪审团参加的抗辩制诉讼中，法官只作为法律问题的仲裁人和公断人，很少参加迅问，除非他认为某些重要的法律或事实问题必须澄清。在没有陪审团参加的庭审中，法官不仅作出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也就事实、并且在需要赔偿时就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作出结论。而依据讯问制（也称职权主义或混合式诉讼方式），为了提出一项可能的起诉书，通常由一位法官主持进行审前讯问，其责任包括对案件中当事人的有利和不利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在审判中，法官也担任直接角色，主持讯问证人，往往根据预审档案材料提出问题。3概括说来，在讯问制中，理论上，法官的角色是发现案件真相和依法出决定；而在抗辩制中，用美国大法官杰克逊的话来说，就是“让双方打仗”，4法官的责任不是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而是竞争的裁断者，法官仅处理或集中处理有关法律的问题。这两种审判方式到底各有什么优点？中国应当采取何种，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哪一种审判方式？这些问题成为法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本文不打算抽象地、无背景地讨论抗辩制与讯问制之优劣，而是试图将这一抗辩制改革试点放到中国法理学和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一些初步的理论分析，提出一些问题供人们思考，而并不急于回答这些问题。抗辩制在司法审判中引入，可能引起对中国目前法学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再思考。首先是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普遍的司法原则提出了挑战。在先前的讯问制司法制度中，事实是通过司法机关的调查确认的。尽管确认事实总是牵涉到证据的可信性和可靠性的问题，但在讯问式审判中，法律事实的事实性，即事实是否完整、确实和可靠，一般不会受到怀疑。因为在我国人们的常识中和简单化了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一般认为，事实就是事实，只要通过仔细调查，一般是可以查清的；因此法学界至少在理论上认为事实等于案件的真相，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完全符合事实真相。5这一原则作为一种司法理想无疑是对的。但司法是一种实践的学科，具有高度的操作性，而这一原则由于把司法理想和司法操作混同，在司法实践上是很难实现的。在实践上，司法依据的仅仅是法律所确认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往往只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尽管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司法的诉讼时限和其他技术、资金和人力的限制，在许多复杂的案件，特别是许多涉及多方，标的额很大的经济案件中，许多事实是无法在法定时限中发现的，甚至是完全无法发现的。6因此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司法实际上依据的是在法定范围内认可的并为一些证据所支持的事实，即法律事实而决定的。正如吉尔兹所说的，“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7尽管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近似，但并不总是相等，甚至总是不能重合。8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即使司法机关内每个工作人员都尽职尽力，不时出现一些司法决定上偏差、错误仍然是难免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相混淆，这个法学问题一直存在，并长期困扰着许多法学家。9但在我国的社会司法实践中，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被忽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先前的过于简单化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且因为与讯问制审判方式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因素。依据讯问制的制度设置，这种发现事实、确认事实尽管也有律师的部分参与，但从根本上看来是由检查官或法官作出最后决断的。这种职能配置的基本理论和逻辑预设是，这些政府官员由于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在案件中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因此就总体看来可能保证事实的调查和确定更为公正和有效。10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按照定义说来，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法院和检查院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查院，人们对它们发现和确证事实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一直比较绝对。因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中和有关的法学教课书中一直被当作没有疑问的一般司法原则而加以确认和阐释的。举证责任的讨论也是在这个原则的框架中进行的。然而，这个涉及哲学认识论的法学问题在新的抗辩制诉讼中将突现出来。抗辩制发现事实的逻辑预设是，真理越辩越明，以一种类似市场竞争的方式来发现和确认证据。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听信谁的证据，听信多少，就如同是一位顾客，而诉讼双方或他们的律师就如同推销产品的厂家极力要在法庭这个“市场”上向其预期的顾客（法官）推销他们的产品；这种竞争被假定为会产生最好的结果。也许人们会对这里的比喻感到有些反感。但必须指出，我不敢掠美，这恰恰是英美法学家最经常使用的、并且是引以自豪地使用的一种比喻（市场经济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或者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1这里我不想讨论这种比喻是否恰当，有多恰当。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对这种比喻所产生的或多或少的本能反感中，可能有什么东西是正确的，那就是在这种竞争过程中发现和确证的事实可能只是某些事实、部分事实、部分事实和部分非事实（个人的有一定证据支持的感觉和意见，甚至有某些谎言和欺骗）的混合。12要将司法决定基于这样发现的“事实”基础上，显然其中某些结果与我们习惯所要求的“法律等于公正”的理想和预期是相抵的。然而，不论怎样，一旦采纳了抗辩制，确实就对我国司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提出了一个问题。按照抗辩制，诉讼中，法官处于消极地听取证据的位置，而诉讼双方或各方各自提出自己的证据，反驳对方的证据，通过这些证据来确认各自主张的事实；因此，在法官面前，必定就会出现两个甚至多个事实，法官只能依据各方所提出证据数量和质量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来判定案件“事实”，并据之作出判决。且不说在举证过程中各方必定会并经常是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提出甚至有意压制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甚至在某些可能的场合下歪曲、曲解、捏造某些证据。13其次，尽管事实是确定的，但在抗辩制司法中所提出的事实是以语言为中介的，而现代学术研究早已表明事实与语词之间是不存在那种精密的对应关系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书不尽言，言不尽义；中国古人早就指出了这一点），14举证人所选择的语词以及这些语词在法官心目中所产生的关于事实的印象和与此相伴随的感情色彩都是不那么确定的，对不同的法官可能会产生关于事实的不同印象。特别是抗辩制免除了法官身临其境进行案件调查的责任，而主要依据法庭上的举证，这就使得言词在抗辩制中比在先前的司法过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因此，无论如何，法庭上所出现的“事实”都不是那种作为物自体而存在的事实真相。法官只能根据他听证或获得关于事实的“印象”而判断、决定。语词、表述和解说在抗辩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律师和律师的经验和手段将起一定的甚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一些美国和香港电视剧上的法庭辩论上就看到了不少这种例子）。这里并不想指控所有律师必定会有意玩弄技巧，欺骗世人和法官；事实上，由于职业道德、个人良心的约束以及法律的威慑（不能有意作伪证，不能欺骗法庭等），律师即使有意玩弄语词，也会有所顾忌。但出于打赢官司的个人利益，出于抗辩制对他的制度要求，他们必须尽其所能、而且会尽其所能发挥他的“辩”才。由于辩才的不同，案件的结果就有可能不同。因此在一个案件中，一个作为本体意义上的事实并不有利的一方，由于有一个出色的律师，就可能赢得案件，至少减少自己的不利；而本体意义上的事实有利的一方，如果缺乏一个伶牙俐齿的好律师，也仍然可能输，至少损失会更大一些。这在经济案件和民事案件中，将尤为突出；因为这类案件与刑事案件有较大不同，前者的结果大多不是一方全赢或全输，而更多是各方有赢有输，输多输少的问题。因此，案件中经常是通过律师以言词表述或概括的事实将对案件的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发现了上述问题或不足之处，抗辩制是否可以避免和减轻呢？当然通过法官和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努力，也许可以避免一些，但我认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上面提出的或隐含的其他问题（例如收集证据的财力不均，于是财富不均可能会造成对富有诉讼方的有利而对资财不足一方的不利等等），因为这就是制度的限制，是制度中固有的；除非抛弃这种制度或从根本上改造这一制度（但那还是抗辩制吗？），这些不足是无法排除的。因此，如果采用抗辩制司法程序，我们的法官实际上所采纳的原则将明显是“以证据为根据”或以诉讼各方在法庭辩论实际提出或表述出来的证据为根据，而不是“以事实为根据”。15并且，在不同案件中，应当而且必须演化出不同的证据决断原则。因此，无论我们的法律原则的表述或法律教科书的对这一原则的表述或阐释是否改变，只要采用抗辩制，那么我们的这一司法原则就实际上将或正在发生了重大变更。与这一变更相联系的还有一系列法律原则的问题。例如两审终审原则16与有错必纠原则的冲突。上面的分析已表明在抗辩制中，判决所基于的“事实”实际是诉讼各方证据上的多寡、强弱，而证据多寡与强弱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可证明的事实，而不等于客观事实本身，因此就老百姓一般意义或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错案”将不可避免。当然，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当案件经过必要程序之后，也就只能如此终结了；但问题是在两审终结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证据，并且是重要的、可能推翻现有案件判决的证据，例如被对方有意无意压制下来的、对其不利的证据。17如果这些证据出现了，是否应当坚持有错必纠的的原则？在先前的讯问制审判方式中，由于收集、认定证据的是由法院或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的，这种错误一旦发生，在理论上讲是司法机关造成的，因此坚持有错必纠似乎是道理的；司法机关纠正因自身的错误而造成的“错案”，这可以说是司法机关的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但在抗辩制之下，由于举证责任是由当事人承担的，因此这种错误在一定意义上是诉讼人自身的错误或无能力所造成的，从逻辑上说诉讼人应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将有利于诉讼人的自主意识的形成；同时也将保证两审终审制实际上得以保证。但问题是，如果这样实践，至少会引出两个问题，第一，必定实际上取消有错必纠原则，而可能演化出司法机关仅对由于自身错误造成错案承担责任的原则。我们是否愿意改变这一原则？

塞尚批评与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文献目录，形式主义作家们对此贡献尤多。

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篇集中地讨论了人性的问题，其中关于人性的看法，有许多命题值得注意。

6至13世纪具体来说，就是公元581年—1279年。581年是隋朝的建立，1279年是元朝灭了南宋。这么一段时间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讲?

医疗外交一直是中国走向世界时的先行者。自1963年应阿尔及利亚政府之邀派出第一支医疗小队以来，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69个国家派出20679名医生。其中最主要的受援方为非洲，这是中国在1949年后，为在反殖民运动中扩大政治影响力，寻求独立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家联盟的直接成果。 而在过去的50年间，中国全球医疗援助的意图已发生了改变。如今的中国政府已认识到，参与国际医疗援助可建立中国作为全球福利贡献者的形象。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有赖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既然早期基于支持民族解放的医疗外交已有深厚基础，那么现在中国则可借由那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比如海外疫情，来培养其“软实力”，维持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 2003年的SARS疫情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全球性卫生问题的严重性。自那时起，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地将其医疗外交的版图向那些可发展紧密经济联系的地区扩展，尤其是东南亚以及非洲、拉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提供的医疗援助包括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医的传播、对当地医疗专业人员的训练等。在海地、智利的地震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洪灾时，中国都在人道救援上做出了积极的行动。 中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了国内卫生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好的借鉴。但同样也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中国在全球医疗事业中的脚步，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意味着富起来的国民要求更好更多的医疗资源。同时城乡差距也是前所未见的，如今的中国依然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网民认为，比起非洲，这些国民更需要政府的援助。同时，中国并无一个如美国国际发展中心那样的机构来专门从事医疗外交。由于医疗援助往往是商务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的商务部、卫生部以及省级医疗部门都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中，这种状态使得中国的医疗援助组织化程度低并难以评估。 尽管中国当前的医疗外交战略已逐渐重视透明和合作，但“不干涉内政”依然是其参与全球健康问题的核心信条。中国无政治附加条件式的援助，限制了系统解决援助国问题的机会，因此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压力。但它依然受到那些正在经历政治挑战的国家的欢迎。 以非洲为例，中国2009年对非洲的援助额较2006年已翻倍。调查显示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国民对中国很有好感。同时对国内的制药工业来讲，非洲是稳步成长的市场。中国对非洲的医疗产品出口额已从2001年的1.9亿上升到2009年的11.4亿。 对美国而言，中国海外医疗援助同样提供了潜在的合作空间。艾滋、肺结核，霍乱以及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上，美中两国应增加合作，并就透明化和政府责任等问题展开更广泛的对话。   CSIS 全球健康政策中心 2010年12月发布 （该中心将于2011年3月召开讨论如何推动美国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领导者地位。）

华夏出版社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书刊，仿佛空投集束炸弹一样，密集轰炸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

事实上，早在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规范国有企业改制的通知，明确规定，国有企业改制方案和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职工安置方案需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改制。如果方案通不过，就不能急于甚至强制实施，更不要由于“暗箱操作”令职工“不明真相”闹出事来，造成损失再去补救，那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本期提示张冠生《"应是鸿蒙借君手"》在同代人中，费孝通是少有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学者，同时，我们在编辑稿件的过程中，发现费孝通先生还是被引用最多的当代学者之一（中年学者中则是汪晖、甘阳等），这就令人惊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之旺盛和思想影响之深远。在此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有意组织系列文章来纪念费孝通先生，以表达我们的敬意，这里刊登的是第一篇。刘亮程《乡村是我们的老家》    刘亮程以写乡村著名，他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村庄》广受关注。在这篇文章里，他详尽辩析了乡村、农村、村庄、乡土、农民、故乡等概念，认为：中国人共同的故乡是乡村，乡村既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生存居所。乡村早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和宗教。王瑞芸《2010纽约艺术之行》     年初，作者流连于纽约的几大美术馆，通过对艺术展及背后牵涉的当代艺术种种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对现代以来艺术的历史、现状、内在症结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艺术想要继续有价值，就必须放弃自我的小容器，走向人类的终极关怀，然后，当代艺术才有可能达到像美国当代著名艺术评论家丹托所定义的：它与我们人类的幸福息息相关。"任剑涛《矫正型国家哲学与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讨论日益热烈，本文试图探讨这一模式背后独特的哲学基础，作者称之为"矫正型国家哲学"。作者分析了这一"矫正型国家哲学"的形成过程及有效作用，并探讨了"中国模式"未来的可能走向。其实，西方现有的现代模式本身也并非既定的，而是一种长期摸索、试错、纠正、创新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本身还在变化之中。这样看来，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应该具有历史眼光，可以再宽容、心平气和一些，不应简单地否定或盲目地炒作。  《天涯》2010年第三期目录 特稿张冠生 应是鸿蒙借君手           --通观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 作家立场 2000-2009：经验与感受（续）李云雷 我们为何而读书？笛安   灰姑娘的南瓜车狄金华 一路乡建盛琼   孩子刘亮程 乡村是我们的老家蒋子丹 1970年代的散兵游勇杨典   虫天记马新朝 卧铺票 民间语文 钟文峰 爸爸给儿子的信（2007-2008）祁玉江 县委书记日记（2009）中原农村家常话高考誓词三则（2008） 文学 江苏青年作家小辑黄孝阳 说说爱情吧（小说）阮夕清 捉迷藏（小说）张克盛 世面（小说）陈亚冰 挥金如土的时光（小说）刘晓珍 外地人（小说） 散文一束李晓君 家族的忧伤闫文盛 暗部韩松落 兰州畸人人邻   二月二，龙抬头盛慧   最后的晚餐（外二篇） 艺术 王瑞芸 2010纽约艺术之行周睿   为另外90%而设计 研究与批评 沈卫荣 谁是达赖喇嘛？任剑涛 矫正型国家哲学与中国模式203环球笔记5则 欢迎到各地邮局订阅或到本刊邮购2010年度《天涯》。邮发代号：84-12，12元/期，全年6期72元。邮购免收邮费。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 道69号海南广场人大政协楼6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 电话：（0898）65360004 65332803 电子信箱：tyzzz@vip.sina.com 

十年前，当高盛(Goldman Sachs)还是一家私有合伙制公司时，它拥有65亿美元的资本，220位合伙人的大部分资金在他们退休之前都被锁定在公司中，因此他们对自己的金饭碗照看得很好。该银行的交易与资本投资部门——拿合伙人的资金冒最大风险的部门——与其以酬金为基础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部门旗鼓相当。在其1999年首次公开发行(IPO)前的两年内，交易业务所贡献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IPO中将股票出售给外部投资者（养老金与共同基金持有其大约80%的股权）之后，高盛逐渐增大了风险胃口。其固定收益与外汇交易部门已经成为主要部门，在2006年和2007年贡献了三分之二的收入（今年前三季度贡献了78%）。在去年的危机中，美国政府清楚表明，自己是高盛与其它大型投行的后盾。高盛从财政部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注资（已偿还），并发行了210亿美元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担保的债券。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其监管者和最后贷款人都是美联储(Fed)。如果说当股权由外部投资者持有时，高盛比合伙制时期更加冒险，那么如今政府既已含蓄地承认它“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我们又能有什么指望呢？高盛有了更大的动机拿别人的钱去冒险。这就是我上周认识到的问题：华尔街最强大的经纪商拥有与最单调的商业银行同样的特权。高盛今年可能会支付230亿美元奖金的事实不仅会令民众感到不安，而且这一措施产生的激励效应也有所偏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件事。第一，高盛在获得政府和美联储援助的同时，想以传统华尔街投行的身份进行运营——它拥有自己的对冲基金与私人股本基金。第二，它有每年留出一半收入用于奖金发放的传统。关于第一点，高盛现在的身份在我看来站不住脚。受美联储监管，可能会比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监管要好，但只是将它视作另一家银行，拥有与零售银行及信用卡公司相同的特权与义务，几乎说不通。这不是指责高盛鲁莽或对自己的运营方式漠不关心。高盛是在危机中表现最好的投行，经营方式也没有给人以自恃无恐的感觉，就好像它一定会得到政府纾困。它的资本金充足，手头拥有1700亿美元的现金和流动资产，以防不备之需。高盛也不只是对冲基金巨擘。它纯粹的自营活动贡献了总收入的大约10%。尽管债券和股票做市活动是一种资金密集且有时风险很高的活动，但如今已成为它的主要业务，服务对象是企业和投资者。不过与贴现窗口所面向的银行相比，高盛的业务还是有所不同。贴现窗口指的是美联储允许受其监管的银行在紧急关头用证券换取现金的一种工具。直到最近，没有一个人会认为高盛有资格得到与它们一样的地位。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上周说得好。“确保银行业服务的持续性，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这种银行业的公共事业特质……与银行从事的一些风险较大的活动——如自营交易——性质大不相同”。对于高盛而言，一个可能性是，将属于第二个类目的业务分拆出去：即用资金冒险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业务。这样一来，剩下的做市活动和投行业务就能够成为一流的金融公用事业。 即使到那时，美联储也不应该像对待零售银行一样来对待它。零售银行拥有存款担保，而且如金所言，“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倒闭”。高盛的构架和监管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在未来任何一场金融危机中，它都可以倒闭，不会造成任何危害。这将部分缓解公众对于华尔街投行得到纳税人纾困的无可非议的愤怒，但第二点呢？如何处理华尔街投行授予其高级雇员的丰厚薪酬？投行业的奖金问题不在于薪酬的绝对规模（尽管股东应该问问他们自己，这些雇员是否真的值这么多），而是这些奖金所带来的激励效应。高盛董事总经理的薪酬结构可能是最像合伙人的薪酬结构之一。大约三分之二的奖金由在4年后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构成，而且其资深的合伙人在退休之前必须持有75%甚至90%的股票。这就是高盛在危机中的表现优于其它投行的原因之一，但它仍然可以从过去汲取经验。重新采用将董事总经理所有（或90%）奖金锁定、直至其退休的制度，将会使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如果纳税人不仅能够意识到，高盛的奖金只是股权合伙制的另一种形式，而且能够明确在未来任何一场危机中，高盛都可以破产，公众蓄势待发的愤懑之情可能会有所减弱。或者，高盛可以继续保持其原有的赚钱部门和新得到的官方身份，继续承担更多金融风险，并努力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让人们相信，它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进行运营的公用事业机构。这或许很难做到。译者/董琴

无论是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分析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层结构，都会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受到国家政策变量的巨大影响。国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对于此特征，以往的研究已经有过不少表述。但是，对于国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却研究不足。本文提出了"政策群"的概念，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基调理论"，其次是将基调理论转化为"大的政策原则"，最后是落实为很多具体的政策。本文还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的概念，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

吕澎老师让我讲80年代以来的批评史和批评现状，这涉及到很多概念性的问题和一些历史问题。我想把中国现代艺术的实践与批评实践与这些问题结合起来谈。

（编者按：本文是赵旭东根据已故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99年4月17日的一次演讲录音整理而成，费孝通教授生前曾经对整理稿做过详尽的校对，从留存下来的费先生用铅笔亲自改过的校对稿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先生对于文字的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此文部分内容曾经在《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中有所收录，但并非完全一样。这里刊出此录音稿，一是用来体味费先生一生对于中国农民认识的逐步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于缅怀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这也许才是对老先生的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     我昨天刚刚从江苏回到北京，在家乡跑了一个多月。没有能很好的准备这一次讲话。在车上我想了一下决定就讲我自己研究农村的经过。我的话还是以家乡话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会录音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可以再看。我所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这就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进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讲我自己的学术自传。我的话就从1930年进入未名湖畔讲起。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在1930年秋季，那时候我只有20岁，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那个时候与现在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年纪。但是一转眼已经有几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在这70年的过程里面，我经过了风风雨雨，到了今天与大家来讲讲我是怎样度过这70年的，怎样进入到农村调查的学术领域，我有什么体会。我不讲我自己的历史，而是讲我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过程，讲到现在我在这方面研究些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头子，在这70年的时间中，我的思想是怎么变动的。但这个题目还是很广，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恐怕讲不完，我就能限定在一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问题是讲我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农村和农民问题来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还算是清朝的遗民，曾属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过辫子。我是从一个封建王朝，经历了五十年才进入现在的人民中国。我在1930年20岁，才到未名湖畔来学习的。这年秋季我从苏州东吴大学的"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的，我进大学时是想学点知识，帮助人解决痛苦。到了1930年，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弯的年代，刚经过国民党的北伐军跟北方的军阀打仗的时期，即所谓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里，我进入了大学。碰到了一个革命时期的开始，很多同我一样年纪的人，不少给杀掉了。我当时的很多同学现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还想找过去的老同学，都是90岁上下的人，找他们谈一谈，谈谈我们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你们现在是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经历。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你们不会知道，也不容易理会。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那怎么能不当亡国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那时是在东吴大学，这是个教会学校。我在东吴大学上了两年学，进了医预科，主要学的是生物学，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来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恰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未名湖畔的燕园，带着这个心情想要了解中国，进而来救中国，目的是不要亡国。这种心情当然不是你们现在的心情，而是我们当时的心情。要不亡国，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相差就很远了。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亡国。因为在我们叫做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从四面八方守着我们，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加在了我们的头上，那是一种国耻时代！当时青年人感情很激动，民族意识也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决定不念自然科学了，下了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因为五四运动不是讲科学救国吗？我们要从科学道路上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会碰到了这么一个危机。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就在现在的北大这里，我就进入了社会学系，这个时候社会学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我们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课的，1930年我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系里面只有一位先生叫吴文藻的，他不但用中文讲课，讲北京话，而且还提出来了社会学要中国化，要研究中国，用我们的科学知识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就是我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子，一种风气。就是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到一条出路。来使得我们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在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年纪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我们下决心在学术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自己以为找到一条路子了，就是社会学要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要我们青年人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要下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这一点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这里多讲了。我们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中国的农民生活。这个时候认识农民生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研究，只是口头上这么讲，要这样子做。我有好几个同学下农村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其中有一个是同我一起的杨庆堃，曾在美国教书，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恢复社会学时我请他到中国来帮助我们重建社会学。他现在还活着，可是脑筋已经不行了，听说最近已经得了痴呆症了，不能讲课了（他是1999年1月10日逝世的，我此次演讲时还不知道）。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学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关村，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私塾，到山东去做调查的，这两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现在还在，都是90岁的人了，我当时算年轻的一个。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即empiricism（经验主义），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去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求得知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农民为什么这么生活。这个道理是"五四运动"喊出来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华。"五四"这套想法是从美国来的，是从杜威（他当时是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物）开始，他说的是我们的知识问题，我们的人是从哪里去找知识呢？要从实际里面去找，不要空谈，不要光用脑筋去想，想出许多花样来，那个不行。要去看，看了以后要用科学方法再去看，自己看，别人看，最后再来看看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我们还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一批比我前一代的学者。那么，到我这一代呢，要去实践了，要真的去做，真的下乡，去看农民是怎么生活，并试图把所看到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农民，家里面没有种过田。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师，我的妈妈当时很摩登，毕业于上海的一座女校。现在这个学校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座学校是一座新式学校，她的头发，不像现在的烫发，70年前时髦的妇女所梳的头是日本式，上边一个结，两边分开来。同现在不一样了，变化啊！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不让他们走上旧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当时不叫现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学。我们当时追求的是能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还没有变。变很难，总的观念问题，出发点，我们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学术里面去，寻求爱国救国的道路，这样的观念一生没有变。就是想用科学的知识来救国，那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出来的，我们做的很具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会学中国化这条路。这条路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关于这条道路我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讲到我们在燕京大学请了两个外国教授，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叫派克（Robert Park）；第二个是英国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来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过世后，他就成了英国人类学的带头人了。他们两个都主张社会学同人类学相结合。人类学的方法就是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实际生活的方法。他们的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还是讲理论的，讲猜想的，用演绎法来解决问题的。我的上一代老师，特别是我自己跟着他做研究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也就是殖民地上面的土人中间，研究他们的生活，后来写了很多的书出来，奠定了用实际调查方法体验生活，并将此看成是作为一种真正认识社会生活的方法。他们是我的上一辈，现在都不在了。我讲到过的那几个老师都过去了。轮到我还没过去，不过又是一代人了。对你们讲来，可以说是早了一代。因之你们出生的时代，你们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经变了样了。中国的社会在这中间有个很大变化。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研究农村的农民生活。为什么农民生活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实地去看，实际去体味农民的生活。可是我不是农民，我早年并没有接触农民，也没有种过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强迫我去种田了，种了两年田，种棉花。这很重要，因为真正同农民一起生活，所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还是我们在干校时下放到村里跟农民一起种田、种棉花的经验。我现在还懂得怎么种棉花，当然已经变化不少了。像我们以前那样哺秧，现在没有了。利用种子放在土里面让它长出来，这个做法现在农民不搞了。引进了一种现代化的，先把种子特别保养，吃偏饭，长得好点才下田。这叫做营养钵。从种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干过。自己做过了几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却实际地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过了两三个月。结识个老朋友，我最近还去看望过，他还在那里做农民。我们现在不做农民了，又出来做知识分子了。经过这一段，从1930年代到解放，这一段是我学术生命的第一段。这段时间里面，我写了几本书，都是写我实际调查过的，这种实际调查并不是说我实际参加了农民的生活，我是住在农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带着我。她在农村里面办了一个缫丝厂，培养蚕，一直把丝缫或线，这是我们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业。30年代这个时候的副业已经不景气，卖不起钱了，原因在这里就不讲了。那个时候农民很穷，副业衰败了。我的姐姐从日本学回来这一套新法养蚕，算是有了科学方法了。她跟我一样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比我大七年。还在那儿养蚕缫丝。我过90岁生日的时候，他送过我一块丝巾，就是她自己手做出来的，用丝绵打出来的。她今年97岁了，一直也没有改变过她早期的要为农民改良生产的理想，现在的说法叫"科技下乡"，叫农民改良他们传统的养蚕方法，而且进一步叫他们用机器生产，不要用土法做丝了。机器生产日本比我们早，日本的力量把我们比下去了。她办了一个"生产销售合作社"，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这是从农业到工业，或者说农业的副业到工业，工业再进一步到销售卖到外国去。这是从生产（农业）到出口一条龙，是她发明的。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觉得她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先驱。她很小（17岁）就到日本去学习，学回来之后。真正拿来用到农村里面去。她是第一批的学生，现在都有70多岁的。我在江苏碰到这几个老太太还在农村里面帮助农民搞丝。她的这个传统还会继续下去。我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吴文藻先生说，我们的出路，就学术方面讲，社会学一定要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这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我根据他这一见解实际做了，他送我到清华大学去念人类学。有个老师叫史禄国（Shirokogoroff），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他虽名气不响，可是他的结果影响很大。这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讲的。后来我到苏联去，前十几年了。苏联的科学院请我去，碰到他们研究人类学的人，同我说他们现在已经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个时候他是被斯大林赶出来的。斯大林讲民族问题，还是根据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禄国。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愠"。"愠"是指心理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的。史禄国就这样在清华呆了几年。没人认识他的本领，他的本领实际上是世界级的一个权威。在人类学方面，他与我的另一位名闻天下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他写的书大的要命，但是就是没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国人，用英文写，写出来，说老实话不容易看，我很多看不懂，这是理解上的问题，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意用英美的传统的概念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用字很难，创造很多新的名字出来，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书的名字叫做Psychol-mental complex，两个指心理的词合起来了用。现在我叫它做心态，文化的心态。这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而是指思想意识。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叫Psychol-mental complex这是一个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层，不光是指人同人的关系，我在这里讲课，你们坐在那里听，这是人同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还有一套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这一套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讲话，不是我的行动，而是我讲话内容的意义和感情，我很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我的感情，虽然你们还是听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心态方面还是有这个意识，要使我的思想转到你们脑子里面去，这是人类一个最高的活动。就是说我们还有个层次，我叫做心态，就是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这一套东西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存在着而成为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文化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我还没有写出来，如果再给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国话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这一点我也不敢说了，因为我还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这是第一段我想讲的，就是我开头讲的我是怎么投入社会学的，就是想要用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讲了很多，文化自觉，也就是史禄国教给我的。这一段我讲完了。我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我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圈子里面去了，清华毕业以后我是靠"庚子赔款"把我送出去留学的，所以我一直跟国耻，跟帝国主义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二十五岁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毕业后我就到瑶山去做调查。这是吴文藻、史禄国都同意的，那是因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比较不容易，最好要到一个比较不同的社会里去，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你天天生活这样，吃饭拿筷子，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大家用筷子吃饭，可是用筷子吃饭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他们叫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东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学一学。要懂得中国就要先学用筷子吃饭。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筷子不行，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想到筷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开始用筷子了？到现在我也不懂，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小养成的，不去问为什么这样。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听，听我讲，这都有一套老办法，就是传统的办法在那里进入我们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点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为什么这样，毛主席则说"问个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平时做事情是不问为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叫妈妈为"妈妈"，为什么可以向妈妈吃奶。这是不必问的。她当然要给我吃奶啊！这不是个问题，不进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一套办法，吃饭、吃奶，一直到最深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视作当然，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没有人讲得清楚。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个意思。现在大家也不去想了，大家"由之"而不"知之"了。来了就算了，去了就过去了。要真正有个理解，有个知识，就是我所说的"从实求知"的"知"。一般人是不讲这个的。生活的方法都是学来的，叫做学而时习之。跟人家学了之后，自己跟着再做。我们的生活是从学人家的样子就自己把它repeat , repeat（重复），就叫做学而时习之，成了习惯化，习惯化了就是不去想了，不去理解了。现在我们说的科学，就是要把普通寻常的东西讲出个道理来，讲个道理就是进入到理性生活，一般人是不进去的。我们从"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要求一个rational，要追求一个理性，现代的中国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还没有懂得什么叫理性，什么叫习惯性，就这么做了，这就对了，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生活，也可以说没有道理的生活，这叫"由之"，跟着做。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农民的生活中，把农民生活的道理讲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去看、去了解，去体会他们。自己参与他们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参与（participation），要进去。进得进人家的生活，这不容易。你自己的生活有时好像是被包裹起来的，因而不理解自己是怎么生活的。现在我们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一步，问为什么要像你们这样子的生活。这样才有教育改革，改革要通过理性的reflection（反思），这是考虑、思想，要进得去。我从1930年代燕京大学到1949年一直在这个路上摸索。写了几本书。我写了一本我姐姐办的乡村合作社的书，这种合作社不是解放以后的合作社，是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农民自己办起来的生产销售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我在瑶山里面受伤了，回去到乡下养病，我就住在这个工厂里面，这里面我就接触到江村（前几天我还去过一次，这是第23次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看看老朋友，看看现在的变化），江村就是开弦弓村，是吴江县庙港乡的一个村子。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也不长，一个多月，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觉得我姐姐的科学下乡是一个很重大的开始。是改变农村生活的开始。农民需要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知识，养不好蚕是要死的。蚕要是一病，全都会死的，都要倒到水里面去，整个投资没有收获，所以很多养蚕户就吊死了。一次蚕瘟不但死蚕还要死很多人，养蚕亏了本，不好交代了就上吊了。那个时候的解决办法就是上吊！我觉得我姐姐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就记下了很多的东西，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把我送到英国去念书了，跟马林诺夫斯基这位老师学习人类学，叫做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的这种人同人的关系。我跟着他两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本叫《江村经济》，有很多同志都看到过，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38年我写完，39年在英国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当时出版商（他们是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了）一看这个名字不行，我原来用的书名叫《开弦弓--中国农民的生活》，他说不要这个书名，变成Peasant Life in China，翻译过来叫《中国农民生活》。有人就批评我，中国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个村子的材料讲整个中国呢？批评得对。可是我说，我开始没有要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有几亿呀，我怎么能够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呢？可是，这里看到的江村这样一个村子的农民生活，也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英国也进行了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微观的田野调查怎能够得出宏观的结论这样的问题。这里我提到了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观点，今天不谈这一点了。接下来就是抗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很多年轻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回国？你为什么不在外国呆下去呢？一定是特务，你要不是特务，没有坏心思，就不会回中国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路线，你回国一定是一个思想不良的人，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人请我教书，那为什么又回来了呢？现在的一个留学生出去谋得一个职业之后，他就"老子不怕"了，就想不到要回中国来工作了。他不知道中国需要他。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从心理上还是要救国的。要回去做一些事情。救中国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不回国的道理。毕业考试完了我就回国了。到中国的时候，已不能够回我家乡了。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在轮船上就听说连广东都沦陷了，就剩下一个昆明，叫做后方，只有西南半边了。我们就在过去叫安南现在叫越南上岸，从西贡直奔昆明。这个时候几个大学都到昆明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同时我们清华算学系的老教师熊庆来，他是一个数学家，当了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把吴文藻请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吴文藻接上了头。到昆明后的两个星期我就下乡了。目的是要了解后方的内地农村。我直接去调查的村子叫禄村（禄丰），现在他们还记得我。这个村完全没有副业，没有工业，是靠土地为生活的。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村子里做调查，住在房东家里。我住的房东的孙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的企业家，他在禄村办了一个小厂，我到他的厂里去看过一下。在那次研究之后，我们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有一批年轻人，主要是清华和联大的毕业生跟着我办了一个名叫"魁阁"（是在魁星阁里面，现在这个地方还在）的研究中心。当时我们还都是青年人，下面是第二代（这第二代现在也七十多岁，故去了的也不少了），如在社会科学院的张子毅，我们几个人调查了三个村子，我们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我们做完之后，美国请我去讲学一年，学没有讲，倒是写了一本书。那时派克老师的女儿帮我写了一本叫做Earthbound China的书，这是我第二本用英文出版的书。后来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来叫做《云南三村》，你们要看可以看看，《江村经济》接下来的就是《云南三村》。这是我第二期的调查报告，这里面我就具体地提出了乡镇企业的概念，那是在抗战的最后一段时间，30年代到40年代，还没有解放之前。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写了两本书叫《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我把十几年来我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讲给学生们听，讲完以后写下来。后来北大出版社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又给我重印了一遍，去年出版的。这里写的是我调查里面的体会。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是一个乡土社会。以上是从我回国到解放前不到二十年中做的工作。是我的第一段学术生命，是1957年结束的。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会之外。连一般人的社会权利都没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触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会成右派，就像传染病一样，所以要把右派分子从正常社会中孤立起来。使得他不要感染人家。就像得感冒的人，不要让他来开会，一来大家也得感冒，感冒就流行了。右派就是这样子的，实质上来讲，就是社会的隔离问题，这个社会不准许他进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当右派是很苦的，你们看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他描写了一点，但没有全写下来，他没有当过右派。我是从头当到尾，从57年到80年，这些年对我也有好处，我学习了人生。特别是劳动，接触了真正的农民的生活，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人同人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圈子。一旦被排除出来，就得不到正常的生活，有如西方小说里的背着一个红十字的人，罗马时代有一种刑法，称作不受保护的人，别人随时可以羞侮他，这就是我当右派时所体会到的，当右派当出来的认识。我能真正懂得什么叫social了，进入不了社会这意思就是将你隔离起来。文化大革命时你们还是小将，还没有经过这一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social isolation，你不能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去，这是异己分子的圈子，同社会中心的人不同。那个时候叫做"划清界限"，不要站错了立场。这就是社会学的根本东西，划了一条线，你不能随意跨过这条线，比如说大学这个圈子。你没有经过"考试"，就进不进去，要花很大的力气进入到这个圈子中来，进入了圈子，你不孤立了，你觉得有一个靠山了。这就是社会对你的一个支持，你要花很大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写了那篇"圈外人语"的文章，就是想讲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圈子之外的人被人家孤立起来了，不能进入到社会圈子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境界、心态，我把它写了出来，把它表达了出来。其实这种事情在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里面都发生的。我的这一段历史是从解放到1980年，1980年我被改正了，我又重新进入到我的老圈子了，进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面了。以前是被排斥出去的。1957年到1980年，这23年的生活也很有意思，使我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深了一层，没有这一段的实际生活，你不懂得什么叫社会。社会的意思是你要同人家接触，要人家接受我，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经过这一段，我有感性的知识了，懂得什么叫social了，接下去是1980年到现在是我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的标题就是"行行重行行"，就是一次一次地出去跑。昨天还是在跑，不断地出去跑、去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农民了，不要我了，我也做不动了，种田我种不动了。只能看人家怎么种了，我要看别人的变化。第二次生命从80年代开始。在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几句话，这是在统战部的宣布我不是右派的会上说的。那时我已经70岁了，老头了，在过去就是快死的人了。我就说我希望不大，希望再活十年，所以我就说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十块钱就是表示我的生命不长了。打算还有十年。我说我得好好用了。不能买花生米吃，因为我喜欢买零食吃。我要把十块钱集中起来买一个心爱的东西。到了1990年我80岁了。当时统战部请客，给我祝寿，吃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我当时就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其实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面早已经说过了，我说中国的问题，饥饿是真正的关键，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1930年代我在江村调查的时候，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要吃饱饭的问题。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当时的农民穷啊，所以我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现在看来是与小平同志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不能靠人家给，要自己挣出来，要提高生产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穷呢？我在《江村经济》里面也讲了，我说中国农村经济的关键很简单地讲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一定要有副业，一定要工农相辅，这样配起来，讲得清楚一点，我们有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这里"牛郎"就是"农"，"织女"就是"工"，工农相辅。牛郎织女到七月七见一次面。大家忙得很。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这种工农相辅的中国经济碰到了外来比我们高的科技，我们的旧有的手工业就跌下来了。中国的纺织业是很早的，去年我到宁波的河姆渡遗址参观，在过去七八千年前，住在我们江苏太湖流域的人已经有很发达的文化了，这时已经会织布了。大概是真的，我看了。那时已经是有副业了，已经是不完全靠农业生活了。河姆渡是属于良洙文化，这个时候农业相当发达，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谷子。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有纺织了。这在《孟子》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他说一处院落，四周种上桑树，老年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这就是谈农工要结合。到了30年代传统的工业衰落了，因为它赶不上西方的科技，这个时候机器工业出来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农村经济就失调了。原来的工农相辅的结构不行了。所以农民就贫困吃不上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真正有人饿死的。工农结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是我讨论工业下乡的一个基础。这是我的认识基础，在解放前一段时间对乡镇企业，在知识分子中间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中国要发展乡镇企业，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饱穿暖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反对，说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到了工业化的时候要搞大工业。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在农村里面搞乡镇企业，这叫工业下乡。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错，现在大家都知道乡镇企业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开始我们搞了大工业，学习苏联的工业体系，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就是解决中国的工业体系的问题。现在还靠它，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是市场经济里面出来的，而是计划经济里面出来的。不要只看这一方而不看另一方。中国是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批了一面，而强调另一面，出了很多的毛病。计划经济的时候，大家吃不饱，因为中国挣的钱有限，拿钱投到大工业里面去，别的地方就没有了。毛主席的那一代给中国的工业打下了一个基础，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行。这是要承认的，可是他忽视了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跃进，上面的领导听不到下面的实际情况了。那个时候我到徐水去参观过，说是一亩地可以打一万斤粮食。我们大家都去参观了，都说好啊好啊，其实是假的。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把我们的领导迷糊了，其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风气。结果害了自己，农民饿死，在我们江村就有饿死的人。所以一个事情都有两方面，走了极端就要出毛病。当时领导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是要中国发展起来嘛，后来还是得要走工农相辅这条路。我的第二段生命开始，就是去三访江村。第二次是在我当右派的前夕，我当时批评了政府忽视发展当时农村里的副业，农民是有饭吃没有钱花。农村的市场经济合并到国家的市场经济里面去，结果农民就吃不到饭了。那是真的吃不到饭了，有人饿死了。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批评政府，政府说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这里不讲。我出来之后，重新进入第二次生命，我就开始再下去调查，当时我说还有十块钱，那这十块钱怎么花呢？我说要存起来放在研究城乡关系上面。我是研究农民生活的，中国不只是农民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了。十块钱要集中花，花在行行重行行上，到处去看农民的生活。80年代，我那时70岁了，一般人会在家里养老，但是我还是要出去走，全中国各省都走到了，除了西藏不许我去，海拔太高，去了就回不来了，领导上决定不能让我去西藏。台湾不让我去，除了台湾、西藏中国各个省我都去过了。都是到农村里去，现在不行了，太苦的地方不让我去了。医生说让我去那些出了毛病马上就可以送医院的地方。这一段我就是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的开头在8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当时是一个问题，那时我想的很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想人口那么多，农村里要容得下么？农村里边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出来到哪儿去？都到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我们不仅养不起，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人是要就业要生活的。12亿人口中80%是农民，中国城市里面是容纳不下这么多人的。所以我提出了一点，要多搞几个人口的蓄水池。这个概念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82年在江苏我的家乡调查，调查什么呢？我就把吴江县传统的小城镇一个一个地跑了一圈，镇的人口传统年代的时候有1到3万人，可是经过了解放以后的重工轻农，我们花大量的财政都投到了工业里面，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工业都起来了，工业里的工人要吃饭的，那就要有农民来帮助，实际上是以农支工，那段时间农民就很苦了。解放之后农民得到了土地但穷。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来这几年，人太多了，大家抢工分啊，你们都不懂了，那时我也不懂，没有资格到公社里面去，我是右派，是圈子之外的人，没有实际去看公社是怎么活动的，现在听得很多，公社也有许多特点，比如吃大锅饭，家里的锅都放到公社里面去了，同你们差不多，农民像北大的学生差不多都到食堂里面去吃饭，不是很好么？不过当时一下子就吃完了，没有东西吃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会真的饿死人的，这是我简单化的讲。我在全国跑了之后，才看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件最清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当时还不行。当时认为乡镇企业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差一点我又被打成右派了，第二次要被打成右派，没打成。后来才承认中国农民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一定要工业下乡。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谈到，一个地方发展不发展要有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工农比例，工和农的比例，当时我们苏南，农工各一半。在长江北岸，不到一半，农比工大。到了苏北就是8：2，20%的工80%的农。当时一个大的争执就是，怎么发展农村呢？是发展工业，或说乡镇企业呢？还是发展农业。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来来去去地打，左倾右倾地批评，一直到小平同志说不要争了，不要去挣姓"社"姓"资"了。有的人说，乡镇企业也是"公"，因为它是从人民公社当中出来的。讲我自己我是主张要发展乡镇企业，可是乡镇企业各个地方不同，因此我全国跑，我看到江苏南部有一种模式，我叫它是"苏南模式"，我提出模式的概念，就是指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点，到温州我看到它是特点，是"小商品大市场"，我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这里是做纽扣，做小的生活用品，一直到电器工业，还有像打火机这样的东西，都是小商品。这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小商品，同时他们搞全国性的大市场。出去推销，带着商品出去跑。一时浙江人漫天飞，温州人漫天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我到了内蒙边区的小镇上，到处都有温州人。农村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了，都跑出来走四方，带着东西出来卖，一直卖到外国。这是他们的传统。我叫它温州模式。到后来我归纳全国的乡镇企业为三个主要模式。第一个是以公社社队工业为基础，比如像从农机修配站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原来只有几千块钱，现在发展的有几十亿啊，发展到这么大。我们一路都看见了，这是"苏南模式"。现在出问题了，苏南模式怎样改制？就是要变成股份制。第二种模式就是刚才讲的"小商品大市场"，搞家庭工业，都是家里制造的，像纽扣、电器用品。这个市场里面，农民造出来的商品质量不高，可是他造出来了，而且推销出去了。他们有一支推销的大军，以温州来说，大约有一百万人在外面，这叫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从那里来的呢？终究还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了第三种模式，就是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来源是香港。香港的工业很有趣，是从上海开始的，像容毅仁他们家传的那样的民族工业。抗日胜利后，他们本来是想在苏南发展民族工业，机器都买来了，到香港就停下了。不敢回来了，回来怕挨斗争，所以他们在香港落脚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是用我们内地去的这些民族资本家为基础，发展了香港工业，到现在还是宁波帮、上海帮最大。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回来投资了，叫港资。这种模式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来一补"，就是资本、原料、技术等都是外面引进的，用中国的劳动力，这叫三来一补，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来发展成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三资企业。去年年底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从深圳到珠海这条线都跑了都看了。看了之后就发现，他们现在基本的经济是靠外资。乡镇企业是在吸引外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市场，外国的资本，现在有80%是外资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经济基础了。像苏州工业园，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搞开发区吸引外资，自己去造市场，这个很复杂。为什么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波对国内影响没有那么大，这里原因之一就是结构上的不同。现在我们的工业结构主要是靠外资，外国人拿大头。中国人拿一小头。劳动力是中国的，市场也是外国的。我们只是拿了小头，可是这个小头把我们托起来了。变成市场化、工业化的社会了，这到江苏看看就知道了。（我要讲得快一点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要去吃饭了。有时候我上课会忘记时间，讲下去我可以回家吃饭，你们不行。要去排队买菜，排在后面，好菜都给买走了。）最后一段就是讲最近的90年代。去年我退休了，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名誉教授，不拿钱的，是做奉献的。退休之后，我想还有几年活嘛，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还可以讲两个钟点，不错了。出去跑了两趟，珠江三角洲跑了一趟，苏南跑了一趟。现在许多新问题都出来了，小城镇现在不是大问题了，而是大战略了，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说，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农村的经济发展要靠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有的比我的还要好，造一座房子要20万块钱吧。里面高级的电器都有了，基本电气化。到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的时候，可以享用这一套东西了，苏南基本上是超过了。但是到了中西部地区，一半还没有到，3000块还没有到。到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两三千块钱算好的了，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还要比这差，乡镇企业没有发展，没有地方拿得到钱，农民哪里去弄钱啊！现在有个问题是，很多的农村人口外流，农业机械化速度发展很快，搞农业已经不要多少人了。我举一个例子，在张家港的一个村办企业，是从几十万块钱开始的，经过十年已经达到了几十亿。造什么东西呢？就是造房子用的钢筋，是用钢锭制造钢筋。这样的生意一年翻一翻，现在产值几十个亿。全村的人都造了新房子了，同我的房子差不多，内部没有我的房子好，没有书。可是生活的环境改变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管理生产的总经理说，现在他买了最先进的拖拉机、收割机，农业都可以机械化了。几十个人把整个村子的地都包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种田。这样就有一大批的人剩余下来，这批人出来后怎么办呢？有一部分就被吸收到钢厂里面去，但是也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啊，怎么办？大批的人口多余了，多余的劳动力成为了一个问题。他们要做事的，做事就有一个就业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挤出来大量的劳动人口，有个同志跟我讲，有三分之二的人要剩余出来。剩余出来的人不是光要吃饭，那位老总就说，吃饭没问题，我们养活他们，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想自己做事，但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让他们去做啊！在城市也一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岗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现在的农村里面，由于机械化的原因，大量的农民下岗，对于这样的一批人，我们怎么办呢？不能都把他们推到上海去吧。只有小城镇才能够成为一个人口的蓄水池，这是我十年前讲的。蓄水池就是水流在里面等一等，可是蓄水池里面的人也要有职业，要不蓄不住的。所以必须要发展其他产业，不发展产业蓄不住这么多人。你们也知道，现在大学毕业后不容易找到职业了，经济不发展，找不到职业的。那就要靠牌子竞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许毕业后容易找工作。可是整个来看，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们职业，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怎么样再来一个大发展，来吸收从农村挤出来的人口。人口问题到现在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我当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是讲计划生育的，我只有一个女儿，我说我是第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人，不是遵照国家政策，而是根据一个理论，认为中国的人口不能再膨胀了。现在是个现实问题了，已经膨胀了，不能够叫他们死啊！要给他们生活，给他们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要有工厂、产业。这是现在面临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是你们这一代人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从未来看，中国将会有三四亿的人口要从农村里面出来，要离土。但是离土之后还要活着，还要吃饭呢，要有职业。这样的问题变成了全国的大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当家人要想出一个办法出来，吸收住这么大量的人口。到那时中国又进一步到世界经济里面占一个比较稳的地位。否则还是很危险。在我快要谢幕的时候，我要警告我的下一代的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农村问题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了，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问题，而是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要创造几亿人的职业。通过科技，但科技是不需要多少人的，劳动力吸收不了，吸收不了不得了啊，这个社会不能安定，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最后，我还是要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费脑筋，要费力量，要费资本，要一直投下去。怎么样个做法，我也说不出来了。就讲到这里，我谢谢大家。（编者按：本文是赵旭东根据已故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99年4月17日的一次演讲录音整理而成，费孝通教授生前曾经对整理稿做过详尽的校对，从留存下来的费先生用铅笔亲自改过的校对稿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先生对于文字的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此文部分内容曾经在《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中有所收录，但并非完全一样。这里刊出此录音稿，一是用来体味费先生一生对于中国农民认识的逐步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于缅怀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这也许才是对老先生的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      我昨天刚刚从江苏回到北京，在家乡跑了一个多月。没有能很好的准备这一次讲话。在车上我想了一下决定就讲我自己研究农村的经过。我的话还是以家乡话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会录音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可以再看。我所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这就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进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讲我自己的学术自传。我的话就从1930年进入未名湖畔讲起。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在1930年秋季，那时候我只有20岁，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那个时候与现在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年纪。但是一转眼已经有几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在这70年的过程里面，我经过了风风雨雨，到了今天与大家来讲讲我是怎样度过这70年的，怎样进入到农村调查的学术领域，我有什么体会。我不讲我自己的历史，而是讲我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过程，讲到现在我在这方面研究些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头子，在这70年的时间中，我的思想是怎么变动的。但这个题目还是很广，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恐怕讲不完，我就能限定在一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问题是讲我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农村和农民问题来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还算是清朝的遗民，曾属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过辫子。我是从一个封建王朝，经历了五十年才进入现在的人民中国。我在1930年20岁，才到未名湖畔来学习的。这年秋季我从苏州东吴大学的"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的，我进大学时是想学点知识，帮助人解决痛苦。到了1930年，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弯的年代，刚经过国民党的北伐军跟北方的军阀打仗的时期，即所谓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里，我进入了大学。碰到了一个革命时期的开始，很多同我一样年纪的人，不少给杀掉了。我当时的很多同学现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还想找过去的老同学，都是90岁上下的人，找他们谈一谈，谈谈我们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你们现在是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经历。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你们不会知道，也不容易理会。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那怎么能不当亡国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那时是在东吴大学，这是个教会学校。我在东吴大学上了两年学，进了医预科，主要学的是生物学，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来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恰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未名湖畔的燕园，带着这个心情想要了解中国，进而来救中国，目的是不要亡国。这种心情当然不是你们现在的心情，而是我们当时的心情。要不亡国，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相差就很远了。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亡国。因为在我们叫做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从四面八方守着我们，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加在了我们的头上，那是一种国耻时代！当时青年人感情很激动，民族意识也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决定不念自然科学了，下了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因为五四运动不是讲科学救国吗？我们要从科学道路上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会碰到了这么一个危机。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就在现在的北大这里，我就进入了社会学系，这个时候社会学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我们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课的，1930年我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系里面只有一位先生叫吴文藻的，他不但用中文讲课，讲北京话，而且还提出来了社会学要中国化，要研究中国，用我们的科学知识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就是我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子，一种风气。就是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到一条出路。来使得我们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在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年纪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我们下决心在学术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自己以为找到一条路子了，就是社会学要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要我们青年人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要下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这一点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这里多讲了。我们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中国的农民生活。这个时候认识农民生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研究，只是口头上这么讲，要这样子做。我有好几个同学下农村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其中有一个是同我一起的杨庆堃，曾在美国教书，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恢复社会学时我请他到中国来帮助我们重建社会学。他现在还活着，可是脑筋已经不行了，听说最近已经得了痴呆症了，不能讲课了（他是1999年1月10日逝世的，我此次演讲时还不知道）。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学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关村，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私塾，到山东去做调查的，这两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现在还在，都是90岁的人了，我当时算年轻的一个。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即empiricism（经验主义），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去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求得知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农民为什么这么生活。这个道理是"五四运动"喊出来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华。"五四"这套想法是从美国来的，是从杜威（他当时是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物）开始，他说的是我们的知识问题，我们的人是从哪里去找知识呢？要从实际里面去找，不要空谈，不要光用脑筋去想，想出许多花样来，那个不行。要去看，看了以后要用科学方法再去看，自己看，别人看，最后再来看看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我们还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一批比我前一代的学者。那么，到我这一代呢，要去实践了，要真的去做，真的下乡，去看农民是怎么生活，并试图把所看到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农民，家里面没有种过田。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师，我的妈妈当时很摩登，毕业于上海的一座女校。现在这个学校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座学校是一座新式学校，她的头发，不像现在的烫发，70年前时髦的妇女所梳的头是日本式，上边一个结，两边分开来。同现在不一样了，变化啊！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不让他们走上旧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当时不叫现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学。我们当时追求的是能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还没有变。变很难，总的观念问题，出发点，我们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学术里面去，寻求爱国救国的道路，这样的观念一生没有变。就是想用科学的知识来救国，那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出来的，我们做的很具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会学中国化这条路。这条路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关于这条道路我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讲到我们在燕京大学请了两个外国教授，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叫派克（Robert Park）；第二个是英国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来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过世后，他就成了英国人类学的带头人了。他们两个都主张社会学同人类学相结合。人类学的方法就是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实际生活的方法。他们的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还是讲理论的，讲猜想的，用演绎法来解决问题的。我的上一代老师，特别是我自己跟着他做研究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也就是殖民地上面的土人中间，研究他们的生活，后来写了很多的书出来，奠定了用实际调查方法体验生活，并将此看成是作为一种真正认识社会生活的方法。他们是我的上一辈，现在都不在了。我讲到过的那几个老师都过去了。轮到我还没过去，不过又是一代人了。对你们讲来，可以说是早了一代。因之你们出生的时代，你们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经变了样了。中国的社会在这中间有个很大变化。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研究农村的农民生活。为什么农民生活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实地去看，实际去体味农民的生活。可是我不是农民，我早年并没有接触农民，也没有种过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强迫我去种田了，种了两年田，种棉花。这很重要，因为真正同农民一起生活，所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还是我们在干校时下放到村里跟农民一起种田、种棉花的经验。我现在还懂得怎么种棉花，当然已经变化不少了。像我们以前那样哺秧，现在没有了。利用种子放在土里面让它长出来，这个做法现在农民不搞了。引进了一种现代化的，先把种子特别保养，吃偏饭，长得好点才下田。这叫做营养钵。从种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干过。自己做过了几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却实际地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过了两三个月。结识个老朋友，我最近还去看望过，他还在那里做农民。我们现在不做农民了，又出来做知识分子了。经过这一段，从1930年代到解放，这一段是我学术生命的第一段。这段时间里面，我写了几本书，都是写我实际调查过的，这种实际调查并不是说我实际参加了农民的生活，我是住在农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带着我。她在农村里面办了一个缫丝厂，培养蚕，一直把丝缫或线，这是我们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业。30年代这个时候的副业已经不景气，卖不起钱了，原因在这里就不讲了。那个时候农民很穷，副业衰败了。我的姐姐从日本学回来这一套新法养蚕，算是有了科学方法了。她跟我一样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比我大七年。还在那儿养蚕缫丝。我过90岁生日的时候，他送过我一块丝巾，就是她自己手做出来的，用丝绵打出来的。她今年97岁了，一直也没有改变过她早期的要为农民改良生产的理想，现在的说法叫"科技下乡"，叫农民改良他们传统的养蚕方法，而且进一步叫他们用机器生产，不要用土法做丝了。机器生产日本比我们早，日本的力量把我们比下去了。她办了一个"生产销售合作社"，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这是从农业到工业，或者说农业的副业到工业，工业再进一步到销售卖到外国去。这是从生产（农业）到出口一条龙，是她发明的。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觉得她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先驱。她很小（17岁）就到日本去学习，学回来之后。真正拿来用到农村里面去。她是第一批的学生，现在都有70多岁的。我在江苏碰到这几个老太太还在农村里面帮助农民搞丝。她的这个传统还会继续下去。我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吴文藻先生说，我们的出路，就学术方面讲，社会学一定要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这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我根据他这一见解实际做了，他送我到清华大学去念人类学。有个老师叫史禄国（Shirokogoroff），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他虽名气不响，可是他的结果影响很大。这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讲的。后来我到苏联去，前十几年了。苏联的科学院请我去，碰到他们研究人类学的人，同我说他们现在已经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个时候他是被斯大林赶出来的。斯大林讲民族问题，还是根据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禄国。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愠"。"愠"是指心理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的。史禄国就这样在清华呆了几年。没人认识他的本领，他的本领实际上是世界级的一个权威。在人类学方面，他与我的另一位名闻天下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他写的书大的要命，但是就是没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国人，用英文写，写出来，说老实话不容易看，我很多看不懂，这是理解上的问题，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意用英美的传统的概念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用字很难，创造很多新的名字出来，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书的名字叫做Psychol-mental complex，两个指心理的词合起来了用。现在我叫它做心态，文化的心态。这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而是指思想意识。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叫Psychol-mental complex这是一个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层，不光是指人同人的关系，我在这里讲课，你们坐在那里听，这是人同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还有一套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这一套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讲话，不是我的行动，而是我讲话内容的意义和感情，我很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我的感情，虽然你们还是听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心态方面还是有这个意识，要使我的思想转到你们脑子里面去，这是人类一个最高的活动。就是说我们还有个层次，我叫做心态，就是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这一套东西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存在着而成为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文化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我还没有写出来，如果再给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国话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这一点我也不敢说了，因为我还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这是第一段我想讲的，就是我开头讲的我是怎么投入社会学的，就是想要用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讲了很多，文化自觉，也就是史禄国教给我的。这一段我讲完了。我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我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圈子里面去了，清华毕业以后我是靠"庚子赔款"把我送出去留学的，所以我一直跟国耻，跟帝国主义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二十五岁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毕业后我就到瑶山去做调查。这是吴文藻、史禄国都同意的，那是因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比较不容易，最好要到一个比较不同的社会里去，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你天天生活这样，吃饭拿筷子，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大家用筷子吃饭，可是用筷子吃饭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他们叫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东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学一学。要懂得中国就要先学用筷子吃饭。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筷子不行，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想到筷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开始用筷子了？到现在我也不懂，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小养成的，不去问为什么这样。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听，听我讲，这都有一套老办法，就是传统的办法在那里进入我们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点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为什么这样，毛主席则说"问个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平时做事情是不问为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叫妈妈为"妈妈"，为什么可以向妈妈吃奶。这是不必问的。她当然要给我吃奶啊！这不是个问题，不进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一套办法，吃饭、吃奶，一直到最深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视作当然，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没有人讲得清楚。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个意思。现在大家也不去想了，大家"由之"而不"知之"了。来了就算了，去了就过去了。要真正有个理解，有个知识，就是我所说的"从实求知"的"知"。一般人是不讲这个的。生活的方法都是学来的，叫做学而时习之。跟人家学了之后，自己跟着再做。我们的生活是从学人家的样子就自己把它repeat , repeat（重复），就叫做学而时习之，成了习惯化，习惯化了就是不去想了，不去理解了。现在我们说的科学，就是要把普通寻常的东西讲出个道理来，讲个道理就是进入到理性生活，一般人是不进去的。我们从"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要求一个rational，要追求一个理性，现代的中国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还没有懂得什么叫理性，什么叫习惯性，就这么做了，这就对了，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生活，也可以说没有道理的生活，这叫"由之"，跟着做。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农民的生活中，把农民生活的道理讲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去看、去了解，去体会他们。自己参与他们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参与（participation），要进去。进得进人家的生活，这不容易。你自己的生活有时好像是被包裹起来的，因而不理解自己是怎么生活的。现在我们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一步，问为什么要像你们这样子的生活。这样才有教育改革，改革要通过理性的reflection（反思），这是考虑、思想，要进得去。我从1930年代燕京大学到1949年一直在这个路上摸索。写了几本书。我写了一本我姐姐办的乡村合作社的书，这种合作社不是解放以后的合作社，是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农民自己办起来的生产销售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我在瑶山里面受伤了，回去到乡下养病，我就住在这个工厂里面，这里面我就接触到江村（前几天我还去过一次，这是第23次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看看老朋友，看看现在的变化），江村就是开弦弓村，是吴江县庙港乡的一个村子。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也不长，一个多月，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觉得我姐姐的科学下乡是一个很重大的开始。是改变农村生活的开始。农民需要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知识，养不好蚕是要死的。蚕要是一病，全都会死的，都要倒到水里面去，整个投资没有收获，所以很多养蚕户就吊死了。一次蚕瘟不但死蚕还要死很多人，养蚕亏了本，不好交代了就上吊了。那个时候的解决办法就是上吊！我觉得我姐姐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就记下了很多的东西，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把我送到英国去念书了，跟马林诺夫斯基这位老师学习人类学，叫做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的这种人同人的关系。我跟着他两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本叫《江村经济》，有很多同志都看到过，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38年我写完，39年在英国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当时出版商（他们是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了）一看这个名字不行，我原来用的书名叫《开弦弓--中国农民的生活》，他说不要这个书名，变成Peasant Life in China，翻译过来叫《中国农民生活》。有人就批评我，中国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个村子的材料讲整个中国呢？批评得对。可是我说，我开始没有要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有几亿呀，我怎么能够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呢？可是，这里看到的江村这样一个村子的农民生活，也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英国也进行了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微观的田野调查怎能够得出宏观的结论这样的问题。这里我提到了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观点，今天不谈这一点了。接下来就是抗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很多年轻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回国？你为什么不在外国呆下去呢？一定是特务，你要不是特务，没有坏心思，就不会回中国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路线，你回国一定是一个思想不良的人，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人请我教书，那为什么又回来了呢？现在的一个留学生出去谋得一个职业之后，他就"老子不怕"了，就想不到要回中国来工作了。他不知道中国需要他。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从心理上还是要救国的。要回去做一些事情。救中国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不回国的道理。毕业考试完了我就回国了。到中国的时候，已不能够回我家乡了。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在轮船上就听说连广东都沦陷了，就剩下一个昆明，叫做后方，只有西南半边了。我们就在过去叫安南现在叫越南上岸，从西贡直奔昆明。这个时候几个大学都到昆明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同时我们清华算学系的老教师熊庆来，他是一个数学家，当了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把吴文藻请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吴文藻接上了头。到昆明后的两个星期我就下乡了。目的是要了解后方的内地农村。我直接去调查的村子叫禄村（禄丰），现在他们还记得我。这个村完全没有副业，没有工业，是靠土地为生活的。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村子里做调查，住在房东家里。我住的房东的孙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的企业家，他在禄村办了一个小厂，我到他的厂里去看过一下。在那次研究之后，我们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有一批年轻人，主要是清华和联大的毕业生跟着我办了一个名叫"魁阁"（是在魁星阁里面，现在这个地方还在）的研究中心。当时我们还都是青年人，下面是第二代（这第二代现在也七十多岁，故去了的也不少了），如在社会科学院的张子毅，我们几个人调查了三个村子，我们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我们做完之后，美国请我去讲学一年，学没有讲，倒是写了一本书。那时派克老师的女儿帮我写了一本叫做Earthbound China的书，这是我第二本用英文出版的书。后来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来叫做《云南三村》，你们要看可以看看，《江村经济》接下来的就是《云南三村》。这是我第二期的调查报告，这里面我就具体地提出了乡镇企业的概念，那是在抗战的最后一段时间，30年代到40年代，还没有解放之前。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写了两本书叫《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我把十几年来我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讲给学生们听，讲完以后写下来。后来北大出版社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又给我重印了一遍，去年出版的。这里写的是我调查里面的体会。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是一个乡土社会。以上是从我回国到解放前不到二十年中做的工作。是我的第一段学术生命，是1957年结束的。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会之外。连一般人的社会权利都没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触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会成右派，就像传染病一样，所以要把右派分子从正常社会中孤立起来。使得他不要感染人家。就像得感冒的人，不要让他来开会，一来大家也得感冒，感冒就流行了。右派就是这样子的，实质上来讲，就是社会的隔离问题，这个社会不准许他进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当右派是很苦的，你们看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他描写了一点，但没有全写下来，他没有当过右派。我是从头当到尾，从57年到80年，这些年对我也有好处，我学习了人生。特别是劳动，接触了真正的农民的生活，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人同人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圈子。一旦被排除出来，就得不到正常的生活，有如西方小说里的背着一个红十字的人，罗马时代有一种刑法，称作不受保护的人，别人随时可以羞侮他，这就是我当右派时所体会到的，当右派当出来的认识。我能真正懂得什么叫social了，进入不了社会这意思就是将你隔离起来。文化大革命时你们还是小将，还没有经过这一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social isolation，你不能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去，这是异己分子的圈子，同社会中心的人不同。那个时候叫做"划清界限"，不要站错了立场。这就是社会学的根本东西，划了一条线，你不能随意跨过这条线，比如说大学这个圈子。你没有经过"考试"，就进不进去，要花很大的力气进入到这个圈子中来，进入了圈子，你不孤立了，你觉得有一个靠山了。这就是社会对你的一个支持，你要花很大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写了那篇"圈外人语"的文章，就是想讲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圈子之外的人被人家孤立起来了，不能进入到社会圈子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境界、心态，我把它写了出来，把它表达了出来。其实这种事情在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里面都发生的。我的这一段历史是从解放到1980年，1980年我被改正了，我又重新进入到我的老圈子了，进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面了。以前是被排斥出去的。1957年到1980年，这23年的生活也很有意思，使我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深了一层，没有这一段的实际生活，你不懂得什么叫社会。社会的意思是你要同人家接触，要人家接受我，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经过这一段，我有感性的知识了，懂得什么叫social了，接下去是1980年到现在是我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的标题就是"行行重行行"，就是一次一次地出去跑。昨天还是在跑，不断地出去跑、去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农民了，不要我了，我也做不动了，种田我种不动了。只能看人家怎么种了，我要看别人的变化。第二次生命从80年代开始。在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几句话，这是在统战部的宣布我不是右派的会上说的。那时我已经70岁了，老头了，在过去就是快死的人了。我就说我希望不大，希望再活十年，所以我就说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十块钱就是表示我的生命不长了。打算还有十年。我说我得好好用了。不能买花生米吃，因为我喜欢买零食吃。我要把十块钱集中起来买一个心爱的东西。到了1990年我80岁了。当时统战部请客，给我祝寿，吃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我当时就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其实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面早已经说过了，我说中国的问题，饥饿是真正的关键，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1930年代我在江村调查的时候，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要吃饱饭的问题。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当时的农民穷啊，所以我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现在看来是与小平同志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不能靠人家给，要自己挣出来，要提高生产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穷呢？我在《江村经济》里面也讲了，我说中国农村经济的关键很简单地讲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一定要有副业，一定要工农相辅，这样配起来，讲得清楚一点，我们有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这里"牛郎"就是"农"，"织女"就是"工"，工农相辅。牛郎织女到七月七见一次面。大家忙得很。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这种工农相辅的中国经济碰到了外来比我们高的科技，我们的旧有的手工业就跌下来了。中国的纺织业是很早的，去年我到宁波的河姆渡遗址参观，在过去七八千年前，住在我们江苏太湖流域的人已经有很发达的文化了，这时已经会织布了。大概是真的，我看了。那时已经是有副业了，已经是不完全靠农业生活了。河姆渡是属于良洙文化，这个时候农业相当发达，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谷子。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有纺织了。这在《孟子》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他说一处院落，四周种上桑树，老年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这就是谈农工要结合。到了30年代传统的工业衰落了，因为它赶不上西方的科技，这个时候机器工业出来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农村经济就失调了。原来的工农相辅的结构不行了。所以农民就贫困吃不上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真正有人饿死的。工农结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是我讨论工业下乡的一个基础。这是我的认识基础，在解放前一段时间对乡镇企业，在知识分子中间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中国要发展乡镇企业，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饱穿暖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反对，说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到了工业化的时候要搞大工业。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在农村里面搞乡镇企业，这叫工业下乡。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错，现在大家都知道乡镇企业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开始我们搞了大工业，学习苏联的工业体系，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就是解决中国的工业体系的问题。现在还靠它，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是市场经济里面出来的，而是计划经济里面出来的。不要只看这一方而不看另一方。中国是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批了一面，而强调另一面，出了很多的毛病。计划经济的时候，大家吃不饱，因为中国挣的钱有限，拿钱投到大工业里面去，别的地方就没有了。毛主席的那一代给中国的工业打下了一个基础，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行。这是要承认的，可是他忽视了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跃进，上面的领导听不到下面的实际情况了。那个时候我到徐水去参观过，说是一亩地可以打一万斤粮食。我们大家都去参观了，都说好啊好啊，其实是假的。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把我们的领导迷糊了，其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风气。结果害了自己，农民饿死，在我们江村就有饿死的人。所以一个事情都有两方面，走了极端就要出毛病。当时领导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是要中国发展起来嘛，后来还是得要走工农相辅这条路。我的第二段生命开始，就是去三访江村。第二次是在我当右派的前夕，我当时批评了政府忽视发展当时农村里的副业，农民是有饭吃没有钱花。农村的市场经济合并到国家的市场经济里面去，结果农民就吃不到饭了。那是真的吃不到饭了，有人饿死了。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批评政府，政府说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这里不讲。我出来之后，重新进入第二次生命，我就开始再下去调查，当时我说还有十块钱，那这十块钱怎么花呢？我说要存起来放在研究城乡关系上面。我是研究农民生活的，中国不只是农民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了。十块钱要集中花，花在行行重行行上，到处去看农民的生活。80年代，我那时70岁了，一般人会在家里养老，但是我还是要出去走，全中国各省都走到了，除了西藏不许我去，海拔太高，去了就回不来了，领导上决定不能让我去西藏。台湾不让我去，除了台湾、西藏中国各个省我都去过了。都是到农村里去，现在不行了，太苦的地方不让我去了。医生说让我去那些出了毛病马上就可以送医院的地方。这一段我就是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的开头在8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当时是一个问题，那时我想的很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想人口那么多，农村里要容得下么？农村里边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出来到哪儿去？都到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我们不仅养不起，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人是要就业要生活的。12亿人口中80%是农民，中国城市里面是容纳不下这么多人的。所以我提出了一点，要多搞几个人口的蓄水池。这个概念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82年在江苏我的家乡调查，调查什么呢？我就把吴江县传统的小城镇一个一个地跑了一圈，镇的人口传统年代的时候有1到3万人，可是经过了解放以后的重工轻农，我们花大量的财政都投到了工业里面，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工业都起来了，工业里的工人要吃饭的，那就要有农民来帮助，实际上是以农支工，那段时间农民就很苦了。解放之后农民得到了土地但穷。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来这几年，人太多了，大家抢工分啊，你们都不懂了，那时我也不懂，没有资格到公社里面去，我是右派，是圈子之外的人，没有实际去看公社是怎么活动的，现在听得很多，公社也有许多特点，比如吃大锅饭，家里的锅都放到公社里面去了，同你们差不多，农民像北大的学生差不多都到食堂里面去吃饭，不是很好么？不过当时一下子就吃完了，没有东西吃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会真的饿死人的，这是我简单化的讲。我在全国跑了之后，才看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件最清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当时还不行。当时认为乡镇企业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差一点我又被打成右派了，第二次要被打成右派，没打成。后来才承认中国农民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一定要工业下乡。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谈到，一个地方发展不发展要有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工农比例，工和农的比例，当时我们苏南，农工各一半。在长江北岸，不到一半，农比工大。到了苏北就是8：2，20%的工80%的农。当时一个大的争执就是，怎么发展农村呢？是发展工业，或说乡镇企业呢？还是发展农业。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来来去去地打，左倾右倾地批评，一直到小平同志说不要争了，不要去挣姓"社"姓"资"了。有的人说，乡镇企业也是"公"，因为它是从人民公社当中出来的。讲我自己我是主张要发展乡镇企业，可是乡镇企业各个地方不同，因此我全国跑，我看到江苏南部有一种模式，我叫它是"苏南模式"，我提出模式的概念，就是指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点，到温州我看到它是特点，是"小商品大市场"，我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这里是做纽扣，做小的生活用品，一直到电器工业，还有像打火机这样的东西，都是小商品。这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小商品，同时他们搞全国性的大市场。出去推销，带着商品出去跑。一时浙江人漫天飞，温州人漫天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我到了内蒙边区的小镇上，到处都有温州人。农村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了，都跑出来走四方，带着东西出来卖，一直卖到外国。这是他们的传统。我叫它温州模式。到后来我归纳全国的乡镇企业为三个主要模式。第一个是以公社社队工业为基础，比如像从农机修配站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原来只有几千块钱，现在发展的有几十亿啊，发展到这么大。我们一路都看见了，这是"苏南模式"。现在出问题了，苏南模式怎样改制？就是要变成股份制。第二种模式就是刚才讲的"小商品大市场"，搞家庭工业，都是家里制造的，像纽扣、电器用品。这个市场里面，农民造出来的商品质量不高，可是他造出来了，而且推销出去了。他们有一支推销的大军，以温州来说，大约有一百万人在外面，这叫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从那里来的呢？终究还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了第三种模式，就是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来源是香港。香港的工业很有趣，是从上海开始的，像容毅仁他们家传的那样的民族工业。抗日胜利后，他们本来是想在苏南发展民族工业，机器都买来了，到香港就停下了。不敢回来了，回来怕挨斗争，所以他们在香港落脚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是用我们内地去的这些民族资本家为基础，发展了香港工业，到现在还是宁波帮、上海帮最大。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回来投资了，叫港资。这种模式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来一补"，就是资本、原料、技术等都是外面引进的，用中国的劳动力，这叫三来一补，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来发展成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三资企业。去年年底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从深圳到珠海这条线都跑了都看了。看了之后就发现，他们现在基本的经济是靠外资。乡镇企业是在吸引外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市场，外国的资本，现在有80%是外资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经济基础了。像苏州工业园，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搞开发区吸引外资，自己去造市场，这个很复杂。为什么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波对国内影响没有那么大，这里原因之一就是结构上的不同。现在我们的工业结构主要是靠外资，外国人拿大头。中国人拿一小头。劳动力是中国的，市场也是外国的。我们只是拿了小头，可是这个小头把我们托起来了。变成市场化、工业化的社会了，这到江苏看看就知道了。（我要讲得快一点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要去吃饭了。有时候我上课会忘记时间，讲下去我可以回家吃饭，你们不行。要去排队买菜，排在后面，好菜都给买走了。）最后一段就是讲最近的90年代。去年我退休了，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名誉教授，不拿钱的，是做奉献的。退休之后，我想还有几年活嘛，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还可以讲两个钟点，不错了。出去跑了两趟，珠江三角洲跑了一趟，苏南跑了一趟。现在许多新问题都出来了，小城镇现在不是大问题了，而是大战略了，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说，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农村的经济发展要靠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有的比我的还要好，造一座房子要20万块钱吧。里面高级的电器都有了，基本电气化。到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的时候，可以享用这一套东西了，苏南基本上是超过了。但是到了中西部地区，一半还没有到，3000块还没有到。到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两三千块钱算好的了，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还要比这差，乡镇企业没有发展，没有地方拿得到钱，农民哪里去弄钱啊！现在有个问题是，很多的农村人口外流，农业机械化速度发展很快，搞农业已经不要多少人了。我举一个例子，在张家港的一个村办企业，是从几十万块钱开始的，经过十年已经达到了几十亿。造什么东西呢？就是造房子用的钢筋，是用钢锭制造钢筋。这样的生意一年翻一翻，现在产值几十个亿。全村的人都造了新房子了，同我的房子差不多，内部没有我的房子好，没有书。可是生活的环境改变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管理生产的总经理说，现在他买了最先进的拖拉机、收割机，农业都可以机械化了。几十个人把整个村子的地都包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种田。这样就有一大批的人剩余下来，这批人出来后怎么办呢？有一部分就被吸收到钢厂里面去，但是也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啊，怎么办？大批的人口多余了，多余的劳动力成为了一个问题。他们要做事的，做事就有一个就业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挤出来大量的劳动人口，有个同志跟我讲，有三分之二的人要剩余出来。剩余出来的人不是光要吃饭，那位老总就说，吃饭没问题，我们养活他们，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想自己做事，但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让他们去做啊！在城市也一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岗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现在的农村里面，由于机械化的原因，大量的农民下岗，对于这样的一批人，我们怎么办呢？不能都把他们推到上海去吧。只有小城镇才能够成为一个人口的蓄水池，这是我十年前讲的。蓄水池就是水流在里面等一等，可是蓄水池里面的人也要有职业，要不蓄不住的。所以必须要发展其他产业，不发展产业蓄不住这么多人。你们也知道，现在大学毕业后不容易找到职业了，经济不发展，找不到职业的。那就要靠牌子竞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许毕业后容易找工作。可是整个来看，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们职业，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怎么样再来一个大发展，来吸收从农村挤出来的人口。人口问题到现在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我当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是讲计划生育的，我只有一个女儿，我说我是第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人，不是遵照国家政策，而是根据一个理论，认为中国的人口不能再膨胀了。现在是个现实问题了，已经膨胀了，不能够叫他们死啊！要给他们生活，给他们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要有工厂、产业。这是现在面临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是你们这一代人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从未来看，中国将会有三四亿的人口要从农村里面出来，要离土。但是离土之后还要活着，还要吃饭呢，要有职业。这样的问题变成了全国的大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当家人要想出一个办法出来，吸收住这么大量的人口。到那时中国又进一步到世界经济里面占一个比较稳的地位。否则还是很危险。在我快要谢幕的时候，我要警告我的下一代的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农村问题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了，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问题，而是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要创造几亿人的职业。通过科技，但科技是不需要多少人的，劳动力吸收不了，吸收不了不得了啊，这个社会不能安定，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最后，我还是要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费脑筋，要费力量，要费资本，要一直投下去。怎么样个做法，我也说不出来了。就讲到这里，我谢谢大家。 

 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朝鲜仁祖二十二年），清廷定都北京。自此，直至19世纪末，朝鲜的燕行使团不断来到中国，使团官员和其他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同清王朝不同阶层人士进行接触，并将其见闻，撰写成文，或报告朝廷，或著录成书，公开出版。在多达数百种的〈燕行录〉著作中，秉笔直书，内容全面，著录完整，史料重要等方面是其主要特点。源于此，〈燕行录〉中有关中朝戏剧文化交流和比较的纪录应引起我们进一步重视和深入研究。 如果上溯至1636年，延至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朝鲜高宗三十年），朝鲜的燕行使团合计为492次，而在此时期内，留存至今的〈燕行录〉多达294部（种），也就是说，当年的燕行使者平均1。67次来华后，便有一部〈燕行录〉问世！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卷数之多、内容之丰、持续之久均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史所罕见。本文拟从其中一部的比较研究谈起。             一、山棚戏、唱剧与昆曲、皮黄      有清一代，历届朝鲜使团在进入中国境内之后，观看不同剧种的演出成为他们在华期间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他们在清政府的热情招待中看戏，另一方面，他们在街市走访时，到宣南等地的剧场买票看戏。于是，上至皇家的庆典演出，下至普通戏班的剧场实况，都被这个群体描述得栩栩如生，给人以恍如昨日之感。同时，他们还经常将在中国剧场的感观同本国演出做比较，这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方面的著作较为突出者有：金昌业之〈老稼斋燕行日记〉、崔德中之〈燕行录日记〉、洪大容之〈湛轩书〉、朴趾源之〈热河日记〉、柳得恭之〈滦阳录〉、徐浩修之〈燕行记〉、李在学之〈燕行记事〉、朴思浩之〈心田稿〉、未名之〈赴燕日记〉和〈往还日记〉、金景宪之〈燕辕直指〉等多部。这里，笔者仅以朝鲜使者在道光年间使清时的一份记录加以说明。 道光九年(1829年)，正使从事朴思浩首先记载了当时的剧场和演出情况： "演戏厅设大阁三层，上层环以栏槛，下层铺以长杠，如鱼鳞排错，中层设戏台，口面(正面之意-一引者注)设幔，幔中备置各种戏具，每设戏自幔出入，一戏才罢，一戏继出，外设一小门，观戏之人入门便收钱，钱多者坐上层，钱小者从下层。"注1。与朴思浩同年使清的一位姓名不详的朝鲜使官阐发了他看过几场戏之后的感想和评价。他在七月初四的日记中说： "戏可观而语言解甚。宛然其交锋之戏。枪刀闪烁，非手法之精熟者未由如是踊跃！觔斗滚滚，交接之际，不觉怵然。"注2。 是日武戏演出的精彩、高超之状，令这位使官赞叹不已。朴思浩认为朝鲜应当学习清代中国剧场的规制。例如，剧场内"一无争坐之弊，或者起去，复还坐，处固自如。"再如，"上下层坐处尽满无隙地，则守门者不许人添入，"三如，"阁中井井有序，亦无喧哗纷还之弊，终日观戏，坐吃果糖酒肴之属，中国之人虽戏场也有规模，是则可法也。"注3。                                            有趣的是，道光十三年，朝鲜使团之书状官金景善于正月初五日详细记录的就是在广德楼看戏的情景和感触。是篇全文多达近3000字，当属《燕行录》中著录清代戏剧文化周详者之一。这里，笔者以其对戏园的建置与经营、舞台规模与剧场实况、同本国戏剧文化之比 较等三个方面做一简介与分析。 1，戏园建置与经营。 "凡演戏之处必有戏台，其出财营建者谓之戏主，其创立之费银已七八万两，又逐岁修改，招戏子设戏，收息，上纳官税，下酬戏雇，其余则自取之，其收钱之多可知也。"注4。  上文曾提到朴思浩和那位不知名的朝鲜医员的著作，现在，我们将他们二人和金景善的日记综合判断，可知，他们每人所到过的戏园肯定不止广和楼一处，既然如此，"昔年戏班不专主于一园，以四日为一转，各园约各班轮流演唱。故观众须记某日为某班，在某园也。"前文说道，如广德楼之规模者，演戏必以徽戏为主， 而道光时，京师称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为"四大徽班"。 注5。三庆以演〈三国志〉等连台本戏见长；四喜"专工昆曲，其中旦角最好"； 和春"专演连台彭公案、施公案中事迹，所谓短打戏也"；春台"亦以武戏见长，......当年此班称盛。惟嵩祝成虽非大班，能与四大班抗衡，而持久不衰，光绪初尚存，盖约脚人活跃，每日调整戏码花梢，能使观众趋之若鹜也。"至此，我们可以从金景善等三位使官在京师看戏的次数、对所看过的戏的描述和他们开列的剧目诸方面看出，他们分别看过"四大徽班"或其中几个徽班及其它戏班的演出当属无疑。所不同的是，金景善于道光十三年在京时和春班已报散。 2．舞台规模和剧场实况。 "戏台之制筑辄为广厦，高可六七丈，四角均齐，广可五六十间，间皆长梁，就北壁下截九分一设间，架属以锦帐，帐左右有门，门垂簾子，盖藏戏具而换服之所也．帐前向南筑方坛，周可七八间，此则演戏之所也。自方坛前至于南壁下，叠置长凳，前者稍低，后者渐高，使观戏者鳞距便于俯观也，南东西三壁别作层楼，每一间各有定贳，南壁正中最上楼贳为白银十两云，南壁西隅只设一门，一人守之，观者到门先收钱，乃许入，观者之众寡，债为之低仰，戏事方始。" 实际上，作者的记述不仅较朴思浩等人更加周详，同时，层次也很清楚，即：剧场，后台、前台、观众席(楼下、楼上)，收费处。 3．比较中朝戏剧文化。金景善认为：①清代之"场戏者，既如我国山棚戏，自古有之。"②在广德楼等处，"观到剧处，齐笑齐止，无或喧聒，虽淫亵嬉慢之中，节制之整严，有如师律之不可犯，亦足见大地规抚之一端。东俗则凡系观光大冠，阔衣簇立数匝，喧哗不止，加以饼饵酒草沽口之声，半之后来者无由观听，挤挨不已，甚至于投石相扑，视此岂不愧哉!"③舞台上，"又有二人，服饰如我国官服，从帐中出，分坐东西椅。""又有戎装者，一队出来，其中四人，头戴小帻，如我国战巾样，身披黑色短后衣，各持双剑对舞。"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金景善特别提到的朝鲜古代的"山棚戏"。 据朝鲜史书所载，"山棚戏" 又称作"彩棚百戏"， 当该戏发展到朝鲜王时，即称之为山棚戏、彩棚戏、山台杂剧，且三种称谓互用。如当时的《山台杂剧》、《观傩诗》、《观优戏》等诗歌可以证明；又如，《高丽史》卷69《礼志》11则记有"次传两部乐官及山台乐人宣赐花酒"。 三如，朝鲜王朝光海君年间专设山台都监等机构，主要为迎接中国使臣演出山台戏，这在《李朝实录》中多有记载。此后，随着山台戏从"公仪" 等活动退出后，山棚戏遂逐渐向韩国民间转移。"在中国戏曲影之下，朝鲜发展起来一种唱剧"。 注6。 唱剧在形成过程申，"除了中国戏到对独角戏发展的直接影响外，日本的传统戏剧如歌舞伎、能、新派剧对朝鲜也有间接的影响"。 注7。可见，中国戏剧对朝鲜称为"国剧" 的唱剧的影响是直接的、第一位的。 清道光十几年至二十年间，正是京剧诞生的前夜，朝鲜使者看到的应是昆曲、皮黄诸调，视其为朝鲜历史上的唱剧似更为贴近。在唱剧形成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提到将小说《春香传》改写成唱剧《春香歌》的戏曲作家申在孝。 申在孝，生于朝鲜纯祖十二年（公元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全罗道高敞人。"他对 戏曲研究甚深，一生培养许多唱剧演员。他不仅以教育后辈为业，而且，花费心血对许多唱曲进行加工锤炼"。注8。在改编《春香歌》等剧本时，他很注意借鉴中国戏剧中的典故、传说，因此，在其编写的剧本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物和典故，如神农氏、炎帝、西施、王昭君、赵飞燕、洛神等名人及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诗作、古迹名胜等等。除《春香歌》之外，申在孝的著名剧作还有《沈清歌》、《赤壁歌》、《卞钢打令》等多部。处在申在孝创作时代的中国清朝，这时也有如余治、沈小庆、刘三、史松泉、李钟豫、李世忠、乔荩臣、卢胜奎、汪笑侬等一批著名的京剧剧作家。因此，无论是上述的中韩剧作家之间，还是《春香歌》与《桃花扇》、《赵氏孤儿》与《明沙十里》、《西厢记》与《赐婚记》等相关内容，都值得我们以此为对象对中朝戏剧文化继续深入比较研究。 二、《燕行录》版本浅议    关于《燕行录》的版本，据笔者于1995年在韩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所见，概有：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以下简称〈选集本〉）；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翻译的〈燕行录选集〉国译多卷本（以下简称〈国译本〉）；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本；个人文集本，如南九万〈药泉集〉、李宜显〈陶谷集〉、洪大容〈湛轩书〉、李德懋〈青庄馆全书〉等等。 新世纪开始的2001年10月，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出版了迄今为止、含盖〈燕行录〉著作最多的〈燕行录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本〉）。东国大学校林基中教授自1970了年开始，对〈燕行录〉给予了极大的投入，他为了制作目录，走访了韩国全国各地，收集了为数甚多的史料，其中，发现了三百八十多种〈燕行录〉。〈全集〉共计一百卷，五万八多页。 本书是有关〈燕行录〉文献最多、最全的版本。在〈全集本〉中，除了笔者上文所述的〈燕行录〉著作、扣除朝鲜使者使明时期的百种左右的〈朝天录〉之外，〈全集本〉包括了清军入关前至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共计258年约二百九十种不同时期的〈燕行录〉。其中，含使行地图等相关内容的图一卷。需要注意的是，《全集本》内有些是三、五种乃至七、八种合为一卷的；有些则是四、五卷乃至更多卷的内容包括的仅是一部某位作者的《燕行录》著作，这类著作内容非常丰富，前此未见的如占本书六卷之多、徐有素所著的《燕行录》，另如占本书三卷的洪淳学之《燕行歌》等，至于在本书中一卷一著或二卷一著的则经常到。在这些著作中，第五十八卷中李在学著于乾隆五十八年、朝鲜正祖十七年的《燕行日记》、《癸丑燕行诗》和第六十卷柳得恭著于嘉庆六年、朝鲜纯祖元年的《热河纪行诗》等都含有乾隆时期戏剧文化的诸多史料，为我们做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内容。                                       三、余    论 1、《燕行录》的体裁可分为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中，单一为日记者，如《阳坡朝天日录》、《老峯燕行日记》、《燕行日记》、《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入燕记》、《燕行记》、《燕行日记》等。单一为诗歌者，如《檮椒录》、《滦阳录》等。单一为杂事者，如《甲子燕行杂录》、《丙寅燕行杂录》《闻见杂录》等。单一为记事者，如《湛轩燕记》、《燕台再游录》等。书中既有日记、也有诗歌的，如徐长辅《蓟山纪程》、李基宪《燕行录》等；既有诗歌、也含杂录的，如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等；既有日记、也有记事的，如未名《赴燕行日记》、金景善《燕辕直指》等；既有诗歌、也有日记、记事的，如朴思浩《心田稿》等。洪大容、朴趾源之著尽管体裁有别，但有一共同之处，即都有小标题，读之更加清晰。 2、作者群之中，包括了朝鲜使团的"三使"和一般成员，除皇亲国戚、达宫显贵外，当时以诗、文名著于世的，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朴之得意门生即李、柳等，后者任奎章阁之检书宫。他们通过赴清考察，主张学习中国文化，主张用清朝先进技术改革朝鲜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文化政策。人们称这些向中国学习的朝鲜学者为"北学派"。洪大容则是"北学派"的先驱。因此，他们的燕行之作应当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必读之著。 3、有关《燕行录》的版本，除上文列出的《选集本》、《国译本》、《文集丛书本》《全集本》之外，还有《辽海丛书》本，应当看到，多数著作仍首先在各自的文集类之中，如《热河日记》有《燕巌集》本、《湛轩燕记》有《湛轩书》本，《入燕记》有《青庄馆全书》本等。 4、文字长短不一，卷数因人而异。以《选集本》、《国译本》为例，八卷者1人，七卷者1人，六卷者2人，五卷者1人，四卷者5人，三卷者1人，二卷者6人，一卷者14人。注9 。此外，在有关著目中还见到二十二卷者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未名《燕行日记》、三十三卷者有道光六年（1826）洪锡谟《游燕稿》，注10。据笔者目前所见，这方面的多数著作在1-8卷之内。从字数来看，有的少则几千字，有的多达二三十万字。 5、目录详略不一，以详者为例，如《湛轩燕行》中卷一、卷二以人物为主，有举人、贡生、员外、铺商等，各有专文，其中，作者还以"琴铺刘生"为题，为之撰文。卷三则以名胜古迹、宫殿园林为主，兼及朝延礼仪的演习。卷四则以民风、民俗为主，举凡吃穿用住、市肆娱乐等，各有篇目。《冷斋书种》二卷，全部目录均以人物为题，内含清朝学者等67人、日本10人、安南5人、琉球5人，共计87人、85目（卷首二篇均为二人为一目）。《燕辕直指》除顺序清晰、列目详细外，绝大多数目录中之最后一字，均有一个"记"字，如"山海关记"、"首阳山记""琉璃厂记"等等，即于篇幅，容另文再述。 6、笔者在研究1644年以后朝鲜使团清之《燕行录》同时，注意到了他们的清入关以前的著述，崇德二年（1637）、金宗一之（沈阳日乘）当为同类著作中最早之著。在有关著目内，光绪十六年（1890年）洪钟永之（燕行录）为其最晚之著，是否还有新的发现，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7、《全集》不全，如洪锡谟所著《游燕稿》等有关《燕行录》的著作尚未收入。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研究者继续为之努力。 8、中韩学者对《燕行录》中的中朝戏剧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其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1997年，笔者自韩国访问归来后，先发表了《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1997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详见拙著《清代戏剧文化史论》，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可喜的是，2002年，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先生在其大著《〈燕行录〉研究》中，突出了戏剧文化的研究，这部份内容占了全书七章内的二章、总计页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原书目录如下："第三章 燕行录的观戏记与观剧诗 1、前言2、燕行录的演戏记3、燕行录的演戏用语4、燕行录的演戏类型5、燕行录的观戏诗6、结语。第五章 燕行录的演戏记 1、前言2、燕行录的演戏实况2-1  18世纪的演戏2-2   19世纪的演戏3、结语"。 以上事实说明，《燕行录》中有关中朝戏剧文的诸多史料已引起中韩学者的重视。对我而言，这些史料填补了同一时期的不足和空白。有趣的是，林基中先生在其大著中还为清代幻术（杂耍）专列了一章，并将其从16世纪写到了19世纪。对此，笔者在新世纪初也写出了《〈燕行录〉与清代幻术研究》（详见《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6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内容说明：包括中朝戏剧文化在内、在三百种左右的《燕行录》还有更多的热点等待我们  "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  注：   1、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   2、未名：《赴燕日记》、《往还日记》。   3、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   4、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之四《留馆录·中》。   5、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下同。   6、8、（韩国）赵润济著、张琏瑰译：《韩国文学史》第九章第38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      1998年5月出版。   7、（韩国）梁惠淑：《从独角戏到唱剧》，见《亚洲传统戏剧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  剧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9、说明：本文列为一卷者，含原作者在其著作气对其《燕行录》部份未分卷之著。   10、参见张存武著《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  

套上古老的木轮牛车/忧悒恍惚离别丰美的故地/高陡的山路崎岖难行/健壮的老牛急喘粗气/鞭梢系过多少山头的白云/摘下来抒写怀念故乡的诗句--《西迁之歌》

由于去年基数等原因，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将逐季回落。然而市场担心，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可能打乱这种节奏，甚至引起经济超预期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