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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研究状况　　我同意那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性的。《格萨尔》史诗虽然产生于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独特的魅力，早已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竞相开放，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早在1776年和1883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和帕塔宁，就分别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两部著作中，把蒙文版《格萨尔》和藏文版《格萨尔》介绍到欧洲，并出版了俄文译本。此后，国外学者像蜜蜂采蜜一样纷纷到中国来采风、考察、搜集《格萨尔》史诗。现在，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蒙古、印度等20多个国家都有一批专家学者在研究《格萨尔》。涌现出帕拉斯（俄国）、帕塔宁（俄国）、弗兰克（德国）、达维·尼尔（法国）、石泰安（法国）、策·达木丁苏伦（蒙古）等一批著名的研究专家。　　明宗祯三年（1630年），有人根据一个青海说书人的叙述，把部分《格萨尔》的内容译为蒙文版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北京出版后，外国学者才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一史诗，从此逐渐引起了外国学者对这一史诗的关注和兴趣。他们的研究是从蒙文本人手的。　　据考证，国外第一个研究《格萨尔》的学者，当数俄国学者帕拉斯，他曾于1776年首先在《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介绍了《格萨尔》，论述了史诗的演唱形式和与史诗有关的经文，并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从此以后，国外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渐渐拉开，带动了许多有识之士投入到这个行列。　　1871年，英国旅行家沙乌在伦敦出版的《高鞑靼、叶克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一书中，对《格萨尔》作了评介，并第一次提到了“格萨尔是罗马康斯坦丁堡的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这样一个观点。这些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国外最早研究《格萨尔》的文章。　　在这以前，外国学者评介、研究的，主要是蒙文本《格萨尔》，到了19世纪末叶，外国人才开始注意到藏文本《格萨尔》。　　1879年和1881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闯入我国的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从1867～1885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曾先后4次到我国的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进行所谓的“探险”。1884年8月，他到青海省玛多县的黄河源头，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格萨尔》的手抄本。1876～1899年的23年当中，沙俄军官帕塔宁曾先后5次到我国的西藏、青海藏区进行了所谓的“探险”，获取了一些藏文本《格萨尔》资料，回国后发表了许多关于《格萨尔》的文章。　　随着蒙文本和藏文本《格萨尔》的陆续翻译和出版，国外《格萨尔》研究工作也逐步得到了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为止，国外发表的涉及研究《格萨尔》的论文有近300篇；还有包括1931年巴黎出版的法国女学者达维 ·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1957年莫斯科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木丁苏伦的《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和1959年巴黎出版的法国石泰安的《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等几部专著。　　此外，由不丹王国国家图书馆主持，用藏文出版了37部（一说为27部，一说为40部）《格萨尔》，还专门聘请了法国《格萨尔》研究专家石泰安为《格萨尔》写导言。这是迄今为止国外规模最大的一次《格萨尔》出版工作。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虽然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因缺乏原始文献资料，又受到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的局限，特别是缺少同民间艺人的密切联系，对深入研究《格萨尔》有诸多不便，所以研究进度缓慢。虽然涉及的范围较广，但是主要限于一般的介绍和评论，所介绍的内容也很少，只是部分章节，有的则是简单的内容提要，只说明了在我国的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有一部《格萨尔》史诗。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各有自己的特点，取得的成就也不尽相同。根据我国学者降边嘉措先生的分类，将其分为东方学派和西方学派两大类。　　这里说的东方是指前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对《格萨尔》的研究十分重视，据有关材料介绍，在列宁格勒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了许多藏文、蒙文手抄本。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研究机构中，也收藏了不少《格萨尔》的资料。　　在东方学派中，对《格萨尔》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要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其中的佼佼者又要首推策·达木丁苏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个东方学派的水平。他精通蒙文、俄文，也懂藏文，他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于1957年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了研究《格萨尔》的专著《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它不仅是苏伦研究《格萨尔》的代表作，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方学派的研究水平和最新成果。他在该书中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同时对民间流传的关于格萨尔的各种传说，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格萨尔》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着重阐述了它的人民性。他研究《格萨尔》不是靠第二、三手资料，而是直接阅读蒙文和藏文原文，还广泛涉猎了有关汉文资料，专门写了一篇《中国史书中的格萨尔》，对史诗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和格萨尔活动的地域，作了一些考证，并对蒙、藏《格萨尔》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的异同和相互关系。　　西方对《格萨尔》的研究要晚于东方，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较大发展，而在50年代之后，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在某些方面显得比东方学派更为活跃。在西方学派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关注，一位是法国女学者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另一位是法国藏学家、东方学专家石泰安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工作，代表了西方学派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　　亚历山大·达维·尼尔，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史诗发生兴趣，当时她年仅18岁，为了获得史诗《格萨尔》的资料，从巴黎专程来到中国，在四川康区住了很长时间。她学藏语文，穿藏服，从民间艺人的口述中记录了一部分《格萨尔》，返回巴黎整理后译为法文，于1931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她后来又到康区住了10多年，到过传说是格萨尔故乡的德格和邓柯地区，并访问过自称是格萨尔后代的岭仓土司，从民间搜集到了《格萨尔王传—姜岭之战》的藏文手抄本，长达648页。这一珍贵的资料，至今流落法国。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云登的喇嘛的帮助下，她直接听艺人说唱《格萨尔》，并记录整理，同时收集了一些手抄本和木刻本。她的可贵之处是能够直接深入到史诗流传最广的地区，与喜爱史诗的藏族群众接触，与说唱艺人接触，能够得到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就不同于仅凭文字材料的研究者。她回国后，将她收集的资料，包括手抄本、木刻本和直接记录整理的艺人说唱本，综合整理成一本格萨尔故事，题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她在该书的前面写了一个很长的序，叙述了她搜集整理的经过，也谈了她对史诗的认识和评价。尽管此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比较详细地向西方介绍《格萨尔》的书。不少西方人士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格萨尔》，并引起了他们研究藏族史诗的兴趣。　　石泰安教授是当代西方著名的藏学家，法籍德国人。他也曾深入原西康省的德格、邓柯地区考察，得到了各种版本的《格萨尔》，并访问了一些艺人。195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这是他根据搜集到的各种版本用散文编写的一部缩写本。1958年，他发表了《格萨尔生平的藏族画卷》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格萨尔的卷轴画。1959年出版了《格萨尔王传研究》。由于《格萨尔》过去没有定本，也没有人作过比较详尽的整理和研究，当时在欧洲，他的这三本书引起了许多东方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1959年，他又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的著作。他旁征博引，立足于藏文资料，从历史文献、民族文物等方面，探讨了这部史诗形成的各种因素。内容比较丰富，可以看作是西方各国关于《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总结。　　石泰安教授长期从事《格萨尔》研究，对向西方国家介绍这部伟大史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对藏族的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宗教、天文历算都有广泛的兴趣，并作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他以渊博的知识作基础，从藏族的历史、民族文物、历史文献、社会风情和宗教信仰等不同领域，对构成《格萨尔》的各种因素作了探讨，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其次，法国巴黎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第四部（即历史与语言学专业）的藏学家艾尔费女士的《藏族格萨尔王传的歌曲》一书，开创了国外《格萨尔》音乐研究的先河，她根据8位藏族艺人的录音资料，对格萨尔的歌曲进行文体、诗律、曲调及与其他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史诗的音乐和语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开拓了《格萨尔》音乐研究的新领域。国外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首先很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他们将史诗的各种版本，包括口头记录本、手抄本、木刻本及各种文字的版本都收集起来，大量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就为史诗的研究奠定了详实的资料基础。概括起来，东方学派比较注重研究《格萨尔》的主题思想，阐述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以及研究史诗所塑造的艺术典型及其社会意义。他们还特别致力于蒙、藏《格萨尔》的源流关系以及史诗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而西方学派更多地注重史诗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认识作用，充分注意了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他们把对《格萨尔》的研究，作为整个藏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国外从事《格萨尔》研究的人，眼界比较开阔、研究方法比较科学、研究手段也比较先进。他们能够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着眼，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研究，路子比较多、领域比较宽，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因此，成果比较显著。　　然而，国外对史诗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尽管比较丰富，但总的看来只不过是整部《格萨尔》里很少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部较好的译文本。因此不免有些肤浅，缺少深度，有时还有猎奇、牵强附会以及想当然的现象。但值得一提的是，仅就他们使《格萨尔》作为民间文学的信息，飞越国境，传向世界，从而帮助西方人改变只有希腊才出现完备的史诗，只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才算史诗的偏见而言，就是不简单的。同时，经过他们的手笔，使先前不为学人重视的《格萨尔》史诗，今天昂然登上了国际性的学术论坛，成为持久的议题，他们更有不可埋没的功劳。  　　二、国内研究状况　　据考证，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早在400多年前就受到了藏族学者的关注。以觉囊达拉那塔、松巴益喜班觉(1704～1788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章嘉若必多杰(1717～1786年)、宦芒班智达、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等为代表的藏族学者，在《关于格萨尔的问答集》、《安多政教史》、《朗氏家谱灵犀宝卷》等著作中对格萨尔的生平年代、出生地点、世袭血统以及格萨尔是否为历史人物和对一些有关地域进行了考证性的研究。他们的努力奠定了《格萨尔》研究的基础，为后人从事《格萨尔》研究起到了启蒙作用。但是，藏族学者对《格萨尔》的研究，由于交通闭塞和语言的局限性，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很少为外界所知，也未能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在国外。然而在国内，研究史诗的历史比国外早近200年。　　就我国而言，最早向其他兄弟民族读者介绍《格萨尔》史诗的大概要算任乃强先生。任先生系四川大学教授，著名的藏学家，主要研究康区的社会历史。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到康区实地调查时发现《格萨尔》深受广大群众的青睐，有似《三国演义》在汉族社会中的影响力。他在康区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回到成都撰写了两篇文章，即《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分别发表在1944年的《边政公论》第4卷第4、5、6合期上和1947年9月的《康藏研究月刊》第12期上。在这两篇文章中，任先生分6个问题，对所谓的“藏三国”即《格萨尔》的流传情况、卷帙概况、艺术特色等作了介绍，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也作了一番考证。关于史诗的部数，任先生根据当地有关人士的介绍，说共有25部，并列了篇名，讲了内容提要。　　继任先生之后，一些汉族学者，如彭公侯、陈宗祥、李安宅、马长寿、何建熏、韩儒林、刘立千先生等也写过文章，对《格萨尔》作了介绍。他们还翻译介绍了国外研究《格萨尔》的论著，如陈宗祥、彭公侯先生将任先生从国外搜集到的拉达克等英文本翻译成中文，陈、彭二位还将达维?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翻译成汉文，成为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外文译著。之后，又翻译了弗兰克的《藏三国本事》和西德瓦尔特·海西希的《论格萨尔史诗的一致性》。刘立千先生曾在解放前夕，将岭苍土司家藏木刻本《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翻译成汉文。从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中，人们对《格萨尔》有了朦胧的认识。30～40年代，我们的祖国正处于黑暗时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因而对这部史诗没能引起国家和学术单位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下，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出现过三个高峰：　　（一）20世纪50～60年代　　在此期间，仅青海省就组织了200多人的普查队，在史诗流传的主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抢救工作，不少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截至1964年，青海省累计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达28部74种之多。同时相关机构还不失时机地广泛发动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将搜集到的全部藏文资料译成了汉文，并铅印成资料本，约1300多万字，百万诗行。　　有了初步的资料之后，有些学者就《格萨尔》的主要内容、流传地区、部数、版本等方面的情况写了一些调查报告、论文等，对史诗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的介绍和探讨。这些资料，既是对史诗的一个很好的宣传，又为开展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推动《格萨尔》工作的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2月，青海省率先出版了由著名学者桑热嘉措、才旦夏茸、古嘉赛、吉合洛、欧旺群培等整理编辑的藏文版《霍岭大战》上册。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正式出版了青海省学者翻译的汉译本《霍岭大战》上册（即霍尔入侵之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民族画报》及《青海日报》等大型报刊发表了介绍文章，并配发了图片，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从此，《格萨尔》史诗的部本在国内有了正式出版物。　　（二）1979～1990年　　民间艺人是来自人民的艺术家，通过他们保存下来的口头作品，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80年代初起，各省区组织力量，深入农牧区，对说唱艺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寻访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艺人，如玉梅、才让旺堆、格日尖参等，并开始录音整理他们的说唱部本。　　这个时期，也是《格萨尔》翻译史上的繁荣时期。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汉译本，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翻译的。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原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老一辈著名的藏学家王沂暖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同艺人华甲合作翻译了《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它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史诗版本，是一难得的珍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潜心从事翻译工作，将《降伏妖魔之部》、《花岭诞生之部》、《分大食牛》、《降伏妖魔》、《卡且玉宗》等《格萨尔》部本翻译成汉文，目前已出版了14部，为《格萨尔》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吸引更多的人欣赏、研究它创造了条件，在《格萨尔》翻译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6年12月由降边嘉措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格萨尔》研究专著《格萨尔初探》出问世。该书对史诗理论、史诗研究、《格萨尔》的产生年代、流传与演变、《格萨尔》说唱艺人、《格萨尔》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它与宗教的关系、世界上主要史诗在我国的传播情况、我国丰富多采的史诗以及史诗研究的重要意义等方面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弥补了我国《格萨尔》研究专著之空白。接着，1989年降边嘉措的又一部力作《（格萨尔）的历史命运》和杨恩洪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等两部专著相继问世。　　（三）1991年以来，《格萨尔》研究工作进入了第三个高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已形成了一支雄厚的研究队伍，从事研究的人员达1000多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共发表论文700多篇，译文和整理本数部，出版《格萨尔》研究专著10多部、《（格萨尔）研究论文集》12部、国外《（格萨尔）研究译文集》3部、国外《格萨尔》研究专著译本2部，编印《(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8本、《（格萨尔）工作通讯》数期，《格萨尔研究》内部资料本5期，以及《中国（格萨尔）》正式出版物1期等。可以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归纳起来，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特点：　　1、著作、集成纷呈，且涉及的学科多，研究的问题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格萨尔》学界学术成果尤为喜人，出版了10多部研究专著。1999年8月出版的降边嘉措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论述了《格萨尔》史诗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流传演变、人物、语言等，从藏族文化的结构形态追溯《格萨尔》史诗产生和传播的原因，从多学科的角度论述了《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他的《（格萨尔）论》一书，从对史诗和史诗研究情况的叙述作为开场白，深刻地论述了《格萨尔》史诗流传演变的过程、古代藏民族的图腾崇拜、佛苯之争与《格萨尔》的发展以及对说唱艺人的研究等问题。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从史诗说唱艺术这一综合艺术形式着眼，利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多侧面地、立体地论析了它的历史轨迹，寻找史诗说唱艺术发展的轨迹。根据艺人所处的不同地区、传承各异，将其分为神授艺人、掘藏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个类型，第一次将《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了分类，为深化史诗研究、艺术史研究、神秘文化研究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伟的《（格萨尔）人物研究》，是近几年蓬勃兴起的《格萨尔》学研究活动中一项具有创见性和开拓性的新成果。全书共分为两部分。她把第1部分“论《格萨尔》人物的结构、性格和原则”为全书的总论，第一次把《格萨尔》的众多人物理出了一个完整体系。第2部分为8篇人物专论。她选择了统帅奇才、叱咤风云的雄狮大王格萨尔；深谋远虑、德高望重的总管王绒察叉根；不同身世、智勇双全的英雄战将贾察和辛巴梅乳泽；堪称妇女精英的珠牡、噶萨拉姆、阿达拉姆、梅萨；具有特殊性格、特殊本领、特殊作用的晁同和米琼卡德等关键性代表人物。就其在史诗中反映的思想和行为、从内涵到外延、从当时的作用到后世的影响，按照每个人物所处的地位和人们议论较为突出的几个焦点，从纵横两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挖掘，论证了总纲中提出的主要论点。　　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主要论及了史诗的主题、史诗的宗教、史诗的王室与部落、史诗的风俗与习惯、史诗的题材组织、史诗的横向流传等。涉及面虽然不太广，但作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史诗中的岭国英雄、王室和部落章节中，对史诗中究竟有多少部落或邦国同岭国发生战争，以及对各自部落或王室的构成状况作了详细地探讨和分析，从而得出《格萨尔》不是一个世纪的产物的结论。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作者把《格萨尔》的研究和藏族部落社会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部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风俗等方面着力论证了《格萨尔》与古代藏族部落社会间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从《格萨尔》部落社会的形成及演变中透视了古代藏族部落社会的影子，掌握了藏族原始部落社会的雏形。赵秉理的《（格萨尔）学散论》，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历代中外史诗与《格萨尔》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对某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展开争鸣，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再者，从史诗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探讨《格萨尔》的有关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翔实、珍贵的文献资料。为了记载国内外对《格萨尔》研究这一历史壮举，赵秉理先生花费10多年的时间，全力以赴精心编辑的《（格萨尔）学集成》（第1～5卷）于1990～1998年出版。该集成全面展示了《格萨尔》的研究成果，其中有《格萨尔》工作的主要文件，国内外《格萨尔》研究概况，《格萨尔》研究专家学者小传，近百年来关于《格萨尔》的主要研究论著，等等，被专家称为“研究《格萨尔》史诗的资料宝库”。　　角巴东主和恰嘎·旦正合作撰写的《（格萨尔）新探》，以敏捷的逻辑思维、求实的学术风格、超前的研究方法，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格萨尔》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习惯、流传区域、古籍史料及《格萨尔》的产生和发展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用藏文撰写完成，填补了《格萨尔》学领域无藏文专著的空白。而角巴东主的《（格萨尔）疑难新论》，在理论联系实际、充分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查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格萨尔》学方面遗留的许多疑难问题，如《格萨尔》与宗教的关系、蒙藏《格萨尔》关系，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对《格萨尔》神授艺人、伏藏艺人和圆光艺人等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并对《格萨尔》的历史价值、遗物遗迹所反映的人物、事件、宗教观念、语言艺术特色以及各种版本的异同点、国内外的研究历史、现状等作了多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恰嘎·旦正的《（格萨尔）研究集锦》一书，主要对《格萨尔》中的一些地名、人名和岭国、四方敌国的疆域、地名进行了考证，特别对《格萨尔》文本中反映的家神、地方神、战神以及史诗中藏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2、召开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　　随着《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大力开展，90年代以来，在四川成都、西藏拉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甘肃兰州、青海西宁等地成功地召开了五届国际性的《格萨尔》学学术研讨会。综观五届研讨会，有这样一些特点：参加的人数多。来自十几个国家30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出席了这五届研讨会；论文选题多涉及面广。分别涉及到《格萨尔》中的人物研究、语言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戏剧艺术、民俗文化、最五量产、艺人演唱、婚丧习俗、部落社会、军事问题、图腾崇拜、生态旅游等；研究论文数量多，共收到400多篇。大多数论文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用文艺学、文化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进行了研究，开拓了《格萨尔》研究的新领域。　　3、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格萨尔》精选本  的编纂。　　当前，《格萨尔》工作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直到现在，我国仍然没有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完整本于。在198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由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理论家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教授和王平凡等同志提出：在收集整个理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应当编纂出股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精选本。之后，这项提议被写入了“六五”规划。经过17年的努力，终在1995年正式立项，并得到国家财政的专项资助，作为中国社科院院级重点科研项目。精选本拟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在众多分散的200多部分部本和变异本中择优选粹，同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地吸收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计划编纂40卷，每卷约40万字，集中体现我国《格萨尔》研究的最新成果。截至目前，已出版了《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霍岭大战》(上下册)、《大食财宝宗》、《陀岭之战》、《歇日珊瑚宗》、《杂日药物宗》、《阿扎玛瑙宗》、《卡且松尔石宗》等12卷13本，占计划出版规模的30％。　　《格萨尔》精选本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喜马拉雅山，它的问世将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一份厚礼。　　[参考文献]　　[1]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R]：第、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2]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 . 西宁：青海民联出版社，1989：213。　　[3]杨恩洪，《国外（格萨尔）研究综述》[A]：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第1卷。

20世纪后50年的西藏佛教，可以说是在不平静中度过的。也许是考虑到西藏佛教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其他原因，正当80年代全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热烈而深刻反思的时候，西藏宗教界囿于传统框框或习惯，基本上仍维护旧价值、旧观念；而藏学界也一片沉寂，没有对西藏的传统佛教文化进行检讨反省和重新估价，似乎缺乏反思的勇气，有意回避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严格说来，这种做法不但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会阻碍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如果长期下去，作为藏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佛教文化就会僵化，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现在我们已经跨入新世纪的门槛，非常有必要借鉴其他民族对待文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对西藏传统佛教进行检讨和反思，承其精华，弃除糟粕。通过反思，一方面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过去和现在，指导未来行动；另一方面探索新的形势下适合于西藏佛教发展的路子。本文重点回顾和总结和平解放50年来的西藏佛教。 　　一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之前，基本上保留了现行政治制度。宗教方面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信仰自由政策，维持寺庙原有的各种关系和收入。1959年，西藏上层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不少寺庙成了叛匪的据点。叛乱给西藏造成的损失相当惨重，特别是西藏佛教跌入历史的低点。当时，不少寺庙僧尼直接参与叛乱，公开反对中央政府，搞分裂祖国的活动。叛乱中一部分人追随第十四世达赖出逃，随身带走大批寺藏珍贵文物，另一部分卷入叛乱的僧人在执行宗教政策中被遣送回家。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西藏总人口120万，其中僧尼11.4103万人，占总人口的9.5％，1960年总人口增加到126.98万人，僧尼人数降到18104人。 　　叛乱迫使中央不得不提前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宗教制度的改革作为民主改革的一部分，要求继续坚持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和寺庙，彻底废除寺庙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建立寺庙民主管理制度，保护宗教文物古迹。民主改革后，保留寺庙553座，①留寺僧尼七千多人。由于改革中有些方面矫枉过正，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当时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第十世班禅大师到藏区视察，发现在平叛和执行宗教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误，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西藏的一些"左"的做法，更使他失望，先后上书"西藏工委"和中央要求予以解决和纠正，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叛乱造成的创伤尚未彻底医治，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在极左思想干扰下，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彻底摧残，不少宗教爱国人士受到迫害。民主改革时保留下来的寺庙被当作"四旧"和封建迷信活动场所受到严重破坏，寺藏文物被盗走，佛教经书被焚烧，寺院财物被查抄。经过这次浩劫，保存完好的寺院很少，留寺僧尼不到1000人，比民主改革前减少了约95％，占当时西藏总人口的0.05％。1976年西藏自治区总人口172.40万人，政府批准开放的寺庙8座，留寺僧尼八百多人，占当年总人口的0.046％。对宗教来说，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也是那个特殊时代宗教政策的严重失误，是遍及全国的灾难，没有必要找谁来承担责任，也没有必要回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修复了一批被毁的寺院，以政府拨款为主、群众捐助为辅开展的修复寺院活动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上千座寺院陆续开放，使西藏佛教自和平解放以来出现了第一次兴旺局面。但是，部分地区不经批准乱建寺庙，僧尼数量激增，出现了宗教狂热。据统计，1986年全区批准开放寺庙234座，僧尼6499人，占当年总人口202.49万人的0.32％。1990年，全区宗教活动场所激增到1353座（个），僧尼四万多人，占当年西藏自治区总人口218万的1.94％。1993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加寺庙三百多座，僧尼基本保持1990年的人数。1994年寺庙又增加一百多座，僧尼人数在1990年四万多人的基础上增加五百余人。1996年，全区寺院总数达到1787座，基本上满足信教群众的需要。 　　就宗派情况说，50年来格鲁派在几大宗派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寺院多，僧人多，分布地区广。在拉萨地区以哲蚌、色拉、甘丹、热振等几大寺院为主。在日喀则和昌都地区也拥有一定势力，如扎什伦布寺和强巴林寺，住寺僧人多，管理制度健全，以寺养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噶举派势力仅次于格鲁派，其主要寺院集中在拉萨和昌都地区，拉萨地区以楚布寺和止贡寺为代表，昌都地区有噶玛寺、类乌齐寺等，以小而多为其特点。萨迦派寺院主要分布在日喀则和山南地区，除了萨迦寺，其余寺院规模都非常小。 　　宁玛派形成较早，寺院规模普遍较小，最大的要数山南的敏珠林寺和多吉扎寺。这两座寺院的建设曾得到格鲁派的支持，50～60年代虽然遭到破坏，但毁坏程度轻于其他寺院。在西藏的其他地区，宁玛派寺院也比较多，但大多只有一座殿堂、几间僧舍和几个僧人。 　　据1932年调查，在寺僧人500人以上的大型寺庙中，格鲁派占19座，噶举派占3座，萨迦派占1座。在100人以上、500人以下的寺院中，格鲁派占21座，噶举派占9座，宁玛派占3座。这种排列次序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 　　从寺院分布地区看，历史上昌都是宗教比较兴盛的地区，寺院多，僧尼多，活佛也多。20世纪50年代，佛、苯寺院共有576座，僧尼36546人，像强巴林、锡瓦拉、嘉拉、贡都、热贡、孜巴、央贡等寺院的住寺僧人都超过500人，人数最多的达到4000人。同全区其他地区比较，1959年叛乱和十年浩劫中，昌都地区寺庙受破坏程度相对较轻。据调查统计，1990年共有寺庙和宗教活动点491座（个），僧尼26700多人；1993年寺庙539座，僧尼人数略有减少；1994年寺庙539座，僧尼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包括短期住寺僧尼和社会流动僧尼。1991年，在昌都地区全部寺庙中，苯教寺庙就有55座，其中丁青31座，左贡9座，江达6座，洛隆5座，八宿3座，昌都1座。后来增加到94座，是西藏苯教寺院最多的地区。昌都地区的情况表明，寺院和僧尼人数基本成正比。 　　拉萨和山南历来是西藏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地区。历史上大型寺院多集中在这里，如吐蕃时期修建的桑耶寺、昌珠寺、大小昭寺和后弘期建的楚布寺、止贡寺、丹萨梯寺、热振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敏珠林寺、多吉扎寺、泽当寺等，教派分布相对均衡。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僧人对政治和俗事表现出浓厚兴趣，14世纪以后教派争执多在这里发生。在历次劫难中，这两个地区的寺院遭受破坏的程度最为严重，损失相当惨重。 　　山南是雅隆文化的发源地，曾是雅隆部落和帕竹地方政权的活动中心，也是早期西藏佛教活动中心。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拉萨地区逐渐取代了山南文化中心的地位，佛教文化也随之北迁，导致山南地区佛教发展相对滞后于拉萨。民主改革前山南地区有寺院582座，僧尼13500人。其中桑耶寺、敏珠林寺、多吉扎寺、昌珠寺、泽当寺、丹萨梯寺等规模宏伟。"文革"期间，这里的寺院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据调查，近年山南地区寺院（包括宗教活动点）有近300座（个），僧尼达到两千多人，其中由政府批准开放的250多座（个），分别属于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及珀东学派，数量上格鲁派占首位，宁玛派和萨迦派居第二，噶举派寺院相对较少。 　　拉萨从7世纪开始是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相对稠密，经济基础好。辖区内有大小昭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楚布寺、热振寺、止贡寺等。近年来，偏远地区的贫困农牧民子女纷纷前来，选择其中适当寺院作为生活的依托。因此，导致拉萨地区寺院和僧尼人数急剧增加。1990年拉萨地区寺庙共有115座，僧尼人数4300多；1994年，寺院增加到248座，僧尼达到9100多人。现在基本上趋于平稳。 　　那曲地区是西藏的纯牧业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历史上这一地区寺庙较少，主要分布在申扎、班戈、聂荣、比如、巴青等，与昌都接壤的几个县苯教寺院较多，因此宗教信仰上有它自己的特点。1932年住寺僧人超过500人的苯教寺院有好几座。佛教寺院如夏贡卓泽德吉林、夏绒贡噶丹达结林、邬多塔尔林斗结林、拔绒寺、仲俄寺、达那寺、达仁寺、赞贡寺、年波穷仓扎西欧贝寺、索仇推散绛曲林、三木旦沃萨林、南木涅寺等颇具规模，影响较大。近年调查，那曲地区宗教发展异常迅速，僧尼人数已占全地区总人口的2％以下，处于继昌都、拉萨之后的第三位。从教派说，苯教寺院最多，其次是格鲁派寺院。 　　日喀则地区曾是萨迦派的活动中心，15世纪随着格鲁派的兴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7世纪，格鲁派取得领导权后，迫使这一地区的其他宗派改宗，一批原属噶举派和觉囊派的寺院改宗格鲁派，最终形成了以扎什伦布寺为中心的格鲁派势力集团。《萨迦县文物志》记载，1959年萨迦县共有寺庙67座，其中萨迦派寺庙25座，格鲁派寺庙11座，宁玛派寺庙22座，噶举派寺庙4座。在全部67座寺庙中，尼姑寺占95％以上。僧尼在百人以上的寺庙3座，50人到100人的寺庙3座。像南木林、拉孜、昂仁、定日、吉隆、白朗、江孜等县有为数不少的寺院，而且都颇具规模。1959年叛乱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地区的寺院破坏惨重，许多寺院成为残垣断壁，被夷为平地或成为废虚。像宏伟的萨迦寺，"檀香当火棍，锦缎为抹布"，文物流失，经书被焚，北寺被夷为平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拨款，群众捐助修复了部分被毁寺庙，遗撼的是萨迦北寺再也难显过去的风彩。目前，日喀则地区僧尼人数基本控制在全地区总人口的1％以下。以历史上佛教相对发达的南木林县为例，现有宗教活动场所29个，僧尼六百多人。其中多数寺庙开展以寺养寺活动，迄1993年底全县寺院经济收入20多万元，扣除其他开支，纯收入6万多元。 　　从调查中发现，日喀则地区绝大多数寺院没有僧人或僧人很少，而且被称为色吉贡巴的寺院在逐年增加，这种寺院一般没有僧人，所谓的僧人也就是居家者，遇到宗教节日或重大活动时到寺院念经，平常不在寺院。 　　林芝和阿里是全区宗教发展相对缓慢的两个地区，寺庙稀少，僧尼人数不到全地区总人口的1％。特别是阿里地区，曾为象雄文化的发源地，古格王朝的政治中心，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寺庙和僧尼人数一直处于全自治区最低水平。中世纪以后这里长期动荡不宁，经济十分落后，原来的寺院有些毁于战乱，有些因无法维持生活而倒闭。后来又遭受1959年叛乱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保存完整的寺庙没有几座。恢复宗教政策后，虽然由政府投资修复了部分寺庙，但规模都非常小，内部设施较简陋。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总结出这样几点： 　　 　　第一，近代以来，由于西藏社会政治混乱，经济落后，上层僧侣奉行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的政治态度，抵制新文化的传播，以封闭而保护宗教，反对宗教改革。当宗教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时，他们积极需求社会来适应佛教，而自己不主动去适应社会。结果西方势力趁虚而入，导致西藏佛教日益衰落。50年代的武装叛乱和尔后的十年浩劫，使寺庙遭到严重破坏，加上政策上的失误，致使本来就不景气的西藏佛教受损惨重，失去往日的活力，处于发展低谷。 　　第二，80年代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恢复和实施，被毁寺院逐渐得到修复，僧尼人数逐年增加，由于地区差异，宗教发展从东到西（即从昌都到阿里）呈现出由热到弱的发展态势。恢复最快的昌都和那曲两个地区僧人超编。拉萨、山南、日喀则地区发展相对平稳；阿里和林芝地区的发展速度则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僧尼人数尚未达到定编数额。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中的原因我们另外撰文做专门探讨。 　　第三，从年龄结构分析，年轻僧尼所占比重较大。在规模较大的寺院，年轻僧尼占总数的50％至60％以上，小寺院中年轻僧人所占比重为89％左右。这一部分人中多数是恢复宗教政策后进寺为增的，他们思想活跃，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能力相对较强。其中的少部分人身在寺院，心系红尘，徘徊在神殿和世俗之间，一旦条件好转，时机成熟，他们极有可能弃寺还俗，重新回到世俗社会。信教群众中，年长者占绝大多数，年轻人信教多受长辈影响，或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表现出很大的盲从性。 　　第四，入寺僧人绝大多数来自贫困偏远地区的贫困家庭，相比之下城镇人为僧者明显减少。诚心求知的僧人少，多数僧人视寺院为避难所。 　　第五，由于寺院各种制度尚在建设当中，诸多关系还未理顺，僧尼培养存在不少问题。僧人普遍缺乏求取知识的强烈意识，整体素质普遍偏低。少数僧人将自己作为"特殊"阶级，无视国家法律，做损害人民利益、破坏民族团结、扰乱社会秩序的事。 　　第六，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交通环境的改观，商品意识的增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宗教信仰观念发生了变化，佛事活动明显减少，宗教开支减少，更多地转向注重实际，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宗教狂热而开始趋向平稳，宗教信仰与生产、生活的矛盾逐渐得到解决。 　　二 　　藏传佛教作为宗教的一部分，既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同时也是藏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定范围内，当它与社会的根本利益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时，"在与社会法律、法规相容的条件下"，②它的积极作用就会不断凸显出来。否则，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经济秩序。宗教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种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歪曲基本教义，而是改变旧的、已经过时了的制度、观念，以便更好地保存原来的精髓，顺应时代潮流而健康持续地发展。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9世纪朗达玛灭佛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斗争和政教矛盾，而且说明佛教发展违背了吐蕃社会的根本利益和经济发展水平。阿底峡和宗喀巴有感于西藏佛教当时的种种弊端，致力于佛法的改革和整顿、振兴，强调戒律的严肃性，调整了显密关系，建立了僧伽制度，寻求到了一种能够适应时代、顺应经济发展水平、契合众生机缘的佛教。正因为有了宗喀巴的宗教整顿，培育了大批佛学研究人才，藏传佛教才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近代以后，藏传佛教每况愈下。50～60年代，藏传佛教遭受两次灾难性破坏后，仍然没有唤醒和改变僧人的思想价值观。他们坚持印度佛教的文献传统，遵循高僧的遗训，以宗教、道德、宗教职责为基础安排生活中的每件大小事情，缺乏一种创新意识。可以说这种维护传统的守旧思想在已过去的20世纪的藏传佛教界占据主流，严重阻碍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和改革。回顾50年来的西藏佛教，存在着许多需要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一，忽视僧伽教育，使僧人素质偏低，严重影响了僧团建设。僧伽教育是佛教的立世之本，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僧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僧伽教育。同样，高素质、高质量的僧伽队伍是推动佛教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主力军，也是西藏佛教得以传播和发展的最终载体。然而，西藏佛教近50年的僧伽教育令人担忧。以寺院来说，现代教育方式尚未完全建立之前，传统的教育方式渐被遗弃，作为个体的僧人对于高深的佛教典籍似乎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口中念诵的只是最普通最一般的仪轨经、超度经、平安经等。尽管每个寺院都在试图努力改变教育落后的现状，而由于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缺乏比较合理的教学大纲和高水平的师资，使其成效甚微。客观地说，能够精研佛教义理和修得成就的名僧不多，能够潜心研究著述，在理论上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高僧更属凤毛麟角。现在为数不少的僧人懒得去翻阅佛典，对于佛经缺乏全面和完整的理解，能熟诵经典而不识字的文盲僧为数不少。 　　第二，宗教信仰迷信化。宗教与迷信有本质上的区别，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作用。迷信则是一种盲目的信仰或崇拜，本质上是反社会，反文化的。西藏从古代起就把"习惯"看成如同天命一般重要，可以说"习惯"支配着一切。一部分人对宗教（包括西藏佛教）只是个感觉和习惯，把凡是宗教的东西都视作神秘物，将高僧的讲话当作金科玉律，治疗百病的良药，由缺乏理性分析而盲目地加以信仰崇拜。在佛教思想中掺杂进许多迷信成分，通过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一代的思想和行为。久而久之，宗教文化变成了欺骗群众的迷信，其"负面调节功能通过量的积累完全可以达到危险的边界，即干扰社会稳定、取代正面的意识形态体系"。③虽然西藏佛教信仰迷信化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但也不能忽视僧侣们的导向作用。 　　第三，观念陈旧，思想保守，难以有所发展和创新。在传统的价值观未改变，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之前，僧伽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完全以传统佛教思想为依托，有意把自己作为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个"特殊"阶级，要求社会按照佛教的意愿去改变，而不主动去适应社会。传统的思想观念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猜疑心，不仅阻碍了西藏佛教的自身发展和改革，也阻止学者们去接触和研究佛法，始终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只有"积极、主动、开放地吸收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现代文化"，"不断地、认真地学习、消化、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发展创造民族的传统文化，提高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性水平。"④封闭、守旧、保守不但没有出路，且将会丧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宗教也不例外，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有相当程度的改变，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持其精华和独立性，发展也有活力。在西方近代历史中，一些国家的迅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思想观念的改变更新不无关系。例如，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因宗教改革而改信了新教的国家，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那些原本强大的抵制宗教改革的国家在近代却日益没落下去。⑤西藏从近代开始形成的封闭、守旧意识，极力抵制新文化的传播和宗教改革，结果使社会越来越贫穷落后，西藏佛教也日益衰退。遗撼的是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普遍存在于僧伽队伍中。 　　第四，宗教信仰的政治化趋向明显。恢复和落实宗教政策以来，长期与民族感情揉成一团的宗教感情"反弹"，一段时间内宗教达到狂热。在一些地区或在一部分人中重新造成强烈的宗教氛围。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不守戒律，不习经文，败坏道风，结党营私，追逐名利，违法乱纪，把宗教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争取生活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手段。甚至个别地方存在着宗教干预行政、司法等，动辄以歧视民族、镇压宗教、剥夺信仰相诬，给分裂主义分子提供口实，提供策划闹事的基地。 　　第五，管理人员素质偏低，责任意识不强，管理方面缺乏经验，处理事情不当。管理人员包括寺院管理委员会成员和宗教主管部门人员。就"寺管会"来说，只求眼前安宁，缺乏长远考虑，现有的各种制度得不到严格执行。少数"寺管会"成员自身佛学知识浅薄，整体素质差，难以服众。宗教管理部门人员缺乏佛教基本知识，在工作当中除了宣传政策，在思想上很难与僧人和信教群众沟通。因此，在处理问题时，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一些细小的问题扩大化。例如，把一些已经成为民俗文化的因素当作重大宗教问题进行盲目处理，结果导致不良后果，既伤害了广大僧人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以后的工作。 　　人类已进入21世纪，新的世纪给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西藏佛教将以怎样的面貌迎接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藏佛教自身的建设。这就要求西藏佛教广大僧尼清醒地认识到保守、僵化、教条是西藏佛教生存与发展的痫疾；解放思想，高瞻远瞩，兼容并蓄，培养高素质的僧伽人才是持续发展的保障。怎样建设高素质的僧团，关键是改进思想观念，加强僧伽教育。做好僧伽教育，首先要继承和发扬西藏佛教的优良传统，因地制宜，严格管理制度，健全教育制度，设置合理的课程，规定教学内容。既要求学僧精通佛教教义，融通戒、定、慧三学，还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政策法规，开展学术研究，树立法制观念，把自己培养成德、智全面发展的爱国爱教的僧才，顺应时代潮流。 　　宗教管理部门除了政策上引导，必须加强与僧人的交流，沟通思想，配合"寺管会"完善管理制度。既要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也要关心他们的学习，尽量避免以行政命令处理问题，或对正当的宗教活动模加干涉，以免引发僧人和信教群众的抵触情绪。作为管理人员自身必须加强对宗教基本知识的学习，了解西藏佛教的基本思想，以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附识：文中所用寺庙、僧尼数据来自近几年的实地调查和西藏自治区统战部的调查报告） 注释： 　　 ①553座寺庙，属于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寺院，实际超过这个数。 　　 ②徐荪铭：《从中国佛教的实际论宗教的本质》，载《佛学研究》第8期，第8页。 　　 ③何云：《中国迷信文化批判》，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④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形成和演变》，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许德存，藏族，现任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副教授。  

大陆文学生态的恶化 鲁太光：中国文学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评论家对当下该评的作品根本就提也不提，但对那些不该评的呢，则是翻来覆去地评；另一方面，像莫言、余华这样被反复评论的作家，我们不能说他们的作品质量特别地不好，但这些作品的社会认可度和在文学圈里的读者接受度，仍然是他们作为先锋文学的一种文化资源在今天的延长消费。 柴春芽：对他们个人来讲，他们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写作水平有没有提升？ 李云雷：莫言和余华他们这批先锋作家，我觉得他们是在利用他们以前的名声吧，他们在文学界处于一个偶像级的地位，或者说，他们仅仅是个偶像罢了。关心文学的人，从八十年代以后就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就被不太关心文学的人当作文学的"象征"了。 柴春芽：在他们树立了偶像之后，有没有别的作家其写作水平达到了他们巅峰时期的水平，或者说，甚至超越他们的？ 李云雷：我觉得比如韩东的小说肯定比余华后来写的《兄弟》好。 亢　霖：说实话，我没觉得莫言的小说从专业角度来说写得有多好。余华倒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技术典范，他的作品在思想内涵和内容价值上可能有争议，可能后期有些问题，但作为一名小说作者，余华的专业自觉性和功力都是到位的。 李云雷：莫言在技术上肯定不如韩东，但是，就跟中国的电影界一样，张艺谋和陈凯歌成了电影繁荣时期的代表，而莫言和余华则代表着繁荣时期的中国文学。他们出的东西人们都看，但人们都不满意。其实，人们是不满意他们，而并不是不满意整个文学界。有些新的作家其实是比较优秀的，比如说张楚啊，鲁敏啊，包括徐则臣...... 阎海东：鲁敏是写得不错。 李云雷：不管他们写得多好，也不可能像余华、莫言他们那样获得巨大的名声。比如说像胡学文，他大概写了二十多个中篇了吧，他的每一篇小说放在八十年，都可以让他获得和莫言、余华一样的名声。在八十年代，一部中篇就可成名。年轻的作家，不幸的是赶上了这个文学不景气的时代。 亢　霖：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感觉现在的文学圈很难混。我给文学杂志投稿，感觉每一次发表作品都是第一次。《大家》呀《青年文学》呀也发我的作品，但发表作品并不能成为我从此顺畅写作，被接纳的契机，下一次还得重头再来，每次都是第一次。由此我知道，自己在文学圈是混不出来的，呵呵。 李云雷：文学圈形成了一种不好的体制。基本上，是那些权威人物垄断了文坛，而年轻人又很难出来。 亢　霖：我们都不是年轻人啦！ 李云雷：连韩东都很难。 鲁太光：你没赶上那个时代...... 李云雷：其实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像莫言和余华这种偶像，再过几年肯定会黯淡下去。 鲁太光：他们已经是偶像的黄昏了。 李云雷：这种现象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学体制的问题。 鲁太光：因为是这样的......学院的批评家，还有一些文学杂志（杂志也是文学权力的一部分）跟八十年代起家的一批先锋作家，他们像一个利益共生体似的。这批先锋作家其实是很幸运的一代。他们老是批评老作家在压抑他们，其实不是这样的。先锋作家之前的那些老作家、老评论家是提拔这些先锋作家的。先锋作家在八十年代的长势那么旺，影响那么大，跟那些老作家、老评论家的扶掖、提拔有关。而当这些先锋作家掌握了话语权力以后，则对后来的作家几乎鲜有扶持，甚至对他们产生了一些负作用。 李云雷：现在有不到十个权威批评家，垄断了评论界的市场，他们差不多"代表"了文坛的声音，而年轻的评论家很难成长起来。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大家都看重权威评论家的意见（在市场或宣传的意义上），又不看重他们的意见（在文学的意义上），--因为他们太忙了，要对很多文学作品与现象发言，就很难对一部作品有深入细致的研究。 鲁太光：顾彬说中国文学是垃圾，其实，他是说中国的文学批评是垃圾。好多人要出名，他还得借助那些评论家。 李云雷：现在那些所谓的顶尖批评家，他们只是看看一部小说的故事梗概，或者连故事梗概都不看。很多作品研讨会，这些评论家进了会场一看，才知道是某某人的作品研讨会。而很多年轻的评论家却进入不了这个圈子。 鲁太光：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文学奖的评奖仪式，十个评委票也投了，奖也定了，但就是没人写评语，最后好不容易收上来几份，据说评语都是一样的。现在好多有名的评论家基本上是不看作品的。不看作品，但是几乎所有的研讨会他又都是参加的 李云雷：整个的作家培养机制完全都被改变了。八十年的培养机制还是社会主义的遗产。把先锋作家当作"新人"培养，他们向刊物投稿都不用邮费的，老作家帮他们改稿啊，住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专门改稿啊......现在，你要是自然投稿的话，很少能被编辑看到。 亢　霖：看来我算是很幸运的了，我的自然投稿还偶尔能被发表。 李云雷：其实，现在的文学杂志编辑基本上就看名人的和熟人的作品，其他自然投稿基本上都不看的。 阎海东：这种文学生态的恶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云雷：我觉得是从八十年后期开始的。八十年代后期，读者越来越少，新的作家越来越难以出来，文学作品的转播，就是从作者写出来到读者看到的"大众化"的传播，这样的一种系统被摧毁了。文学越来越精英化了。以前，一本小说可以被卖到很偏僻的农村，现在，能读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上都是大中城市的文学爱好者。 阎海东：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不是读者也有问题。读者都不读小说了...... 李云雷：读者不读小说，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书的定价，对于偏远农村的人来说，定价是不是太高；第二，发行网络不够发达，就跟电影一样，现在电影也集中在大中城市的院线里，而不像以前，农村是有放映队的。 柴春芽：有没有这样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在文学刊物上看到的小说，跟中国的现状脱离的太远了，也就说，文学本身是不是走向了精英化。 鲁太光：先锋文学的想象其实并不是中国的想象，而是欧美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的先锋作家看到欧美的小说是一种高端的作品，然后就以这种作品作为自己想象的基础。但是，这种想象脱离了中国生活、中国情感和中国审美，甚至连语言都是一种去中国化的东西。中国其实还是个乡土国家。先锋小说刚开始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对此前的文学成规的反思、反叛，甚至"暴动"，这使它有一定的"现实"根基，因而有一定的力量，但是，时间一长，当它脱离了自己的根以后，它就以自我为目标了，自我循环，就与中国老百姓脱离关系了。当它不跟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的时候，老百姓自然就慢慢地不会对它感兴趣了。于是，就只能形成一个文学的小圈子，一种沙龙式的东西。 李云雷：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有很多评论家也在转变。陈晓明对一九五零到一九七零年代的文学评价不高，他最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再比如李敬泽开始谈思想性问题，雷达也开始谈现实主义了。   作家的内在问题   阎海东：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传统还在继续吗？现在不是国学正在复兴嘛。 李云雷：我觉得"寻根文学"跟国学还是有些区别的。寻根文学其实是到偏远的角落去寻找那些被国学压抑的小传统。 鲁太光："寻根文学"的产生是有其背景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走了一段时间，出现了无法深化自己的问题。于是，就出来了"寻根文学"。他要文学寻找自己精神的根源，从而令自己深化。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猛烈冲击中国，这使得"先知先觉"的"寻根文学"的作家们有一种惶惑的责任感，企图寻找一种本源性的东西以维护乃至升华中国的文化和生活。 李云雷：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寻根文学"的作家是向拉丁美洲作家学的，是向马奎斯他们学的，就是要找自己本土性的东西。 柴春芽：这些"寻根文学"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城市人，他们是在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些民俗性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亲身感受到这种文化。他们跟马奎斯不一样。马奎斯他从小就在这种文化里面生活，他对这种文化是有感情的，他对这种东西就跟自己的血液一样熟悉，而我们的寻根作家只是在猎奇而已。 李云雷：一九五零年代的作家是从政治层面写作，而八十年的寻根作家是从文化角度写作。他们也想逃避政治，他们是换了一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现实。 鲁太光：寻根作家相互之间也是有差异的，韩少功就跟李杭育不一样，他跟阿城也不一样。刚才你说的感情问题，其实张承志是有的，而且，这种感情很充沛，红色中国是他的精神之根，而内蒙古大草原是他的情感之根，后来，西海固的哲合忍耶成了他的信仰之根。 李云雷：这批作家当中，写得好的，最后都突破了"寻根文学"的界限。 亢　霖：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把中国作家的NO。1送给张承志。 李云雷：张承志还是很值得尊敬的一位作家。他很纯粹。 亢　霖：我在台湾采访过一个作家座谈会，与会作家有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台湾作家朱天文和大陆作家莫言。莫言在这个场合显得很正式，有一种开会和社交场合的姿态。而朱天文就显得很真诚，大江健三郎则像个小孩一样天真。由此我就想，是不是中国大陆作家的状态有所不同呢？尽管你个别写得也许要比台湾的好，但是，我们文学内部似乎就缺失了一块什么东西。我就很怕见到余华啊苏童啊也是这种样子。如果他们都是这种样子，那就很让人失望了。 鲁太光：你这种感觉很有意思。 阎海东：这就是另一种状态的官僚化、暴发户化和明星化。他们根本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朴素的写作者。 亢　霖：我甚至觉得大江健三郎有点虚伪。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跟莫言好得不得了，真的假的呀！我感觉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氛围跟台湾、日本有区别，在大陆，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预示的敌意。你不小心碰一下别人，别人马上就要打起来的样子。 阎海东：我们的法律就是有罪推定。我们的一切假定都是先以为你是恶的。你是外来人口，就先假定你是不稳定因素。 柴春芽：我们的社会确实有一种反人性的倾向，因为我坚持认为人性是本善的，那么，在这种以恶为本的境遇下，我们有没有作家尝试着用自己的作品将人们引向善。我接触过一些读者，他们总觉得中国作家所写的人总是很龌龊，所写的事总是很肮脏。到底有没有作家在张扬真善美的东西。 鲁太光：有，还是有。比如说，七零后作家鲁敏的"东巴系列"。有人说她在模拟沈从文或者汪曾祺的作品，但她的作品总是很温情的。即使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她也总能从里面提升出一点亮色调的东西来。 李云雷：迟子建的作品也是比较温情的。不过读多了，就会发现她的作品所要表达的温情就有些刻意了，就跟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作品一样，看一篇的时候，觉得很好，看多了，就发现他们自己是在重复。 阎海东：由此可见，中国作家的文体意识比较差。 李云雷：不光是文体的问题。他们在写作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文体是很独特的，但他这种独特性如果是自我重复没有一点变化的话，也会有问题。 鲁太光：先锋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写恶。为什么鲁敏体现了一种正面的价值，就是在以前那么多人写恶写得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时候，她写出了善，写出了温暖。另一位作家胡学文会成为一个大作家的。他的作品里现实感是非常强的。 李云雷：不管是莫言也好，还是张承志也好，其实，严肃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现在像八零后的作家，基本上是靠畅销书这种体制崭露头角的。他们跟出版社合作，把自己做成明星和偶像。"偶像"在文化市场的意义上就是"商标"，他们是靠这种方式来运作，而这对严肃文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鲁太光：前一段时间，朱大可与凤凰读书频道搞的期刊市场调查，郭敬明办的《最小说》排名第一，接下来是《读者》和《故事会》，其后才是纯文学刊物，比如《小说选刊》、《收获》...... 李云雷：现在，中国的文学生态确实比较糟糕。原创性的文学期刊年发行量大概就在七八万份吧。八十年代，这些文学期刊动辄发行上百万份。 阎海东：毕飞宇的小说怎么样？我以前还是挺喜欢他的。 李云雷：在江苏的作家里面，我更喜欢韩东。韩东有他自己的东西。毕飞宇呢，他还是一个平衡吧，他没有余华的那种"文化资本"。他有几个中篇比如《玉米》系列，确实很不错。他的长篇《平原》和《推拿》也不错，但并不能说是最好的。 鲁太光：他那个作品写得还是有点小气，虽然看着很精致（好多南方作家都有这个问题），不像北方的作家，虽然有些粗糙，但却比较大气。 李云雷：这跟地域有关系。就像陈忠实，不管他写得好坏如何，但他那个气势就在那儿。 亢　霖：所以说，张承志这个作家，虽然他的技术可能不如余华，但他那个力量是别人没有的。 李云雷：确实是。张承志不会让人失望，他确实能给人新的东西。虽然他现在不写小说了，他写散文，他的散文也能给人新的东西。 亢　霖：你要在中国找一个特有价值的，比如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当然他比托尔斯泰差的远了，但你要在中国找这么一个类似的作家，还真是非张承志莫属，哪怕他代表的那种价值是偏狭的。 鲁太光：旷新年有篇文章叫《鲁迅之后的作家》。他就说，鲁迅之后的作家，也就只有张承志了。确实是，张承志通过写作，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大陆架。通过内蒙古大草原的绿色，北京的红色，西海固的黄色，西班牙的白色等，他构建了自己纯粹的精神底色。这是很厉害的。 李云雷：为什么说中国作家有问题呢，就在于中国作家里面有思想能力的人很少。张承志是一个，韩少功是一个，别的还有谁呢？他可以思考，他可以提出别人提不出的问题。但是莫言呢，他只追求感性，追求欲望的，粗糙的东西。他自己也公开说，作品不要有思想性。他从八十年代一直说到现在。所以他的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问题。他所给出的答案，早在二三十年前已经有人给出了。可是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他也不如当初那样对农村了解，毕竟，他出来已经这么多年了，对农村现在的变化，他几乎是很隔膜的。 鲁太光：先锋文学当时反抗的东西是存在的，过了二十年，先锋文学所有反对的那些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而他们自己也成了被反抗的对象了，他还在反抗那个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显得非常荒诞。现在看来，先锋文学当时反对的那些东西，有的甚至是我们现在需要提炼和升华的东西。 李云雷：通过对"文革"以前的文学进行批判，从而建立了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学秩序、文学观念和文学权力机制，但这个秩序，目前已经处于瓦解之中。包括北岛。北岛说他觉得他以前的诗歌太过政治化了，而现在他更加追求语言的细腻啊内心的感受啊什么的，毛尖就写文章批评他，说没有当时的北岛，谁还会知道现在的北岛呢。在当时，他们作为反对者是有力量的，当被反对的东西消亡以后，他们还沉溺于那种反抗的姿态当中，并且还把这种姿态当作一种自然化的状态，就好象自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人物了，但他们对当下新的东西、新的问题又完全隔膜，所以他们的写作也成为"不及物"的了。 阎海东：当了斗士以后就不愿卸妆，不愿面对现实。 李云雷：大部分六十年生的作家，还都是"伤痕文学"的那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以前我插队，当知青受了很多苦啊，到了八十年以后，我就出国了，成为精英了，有了自己的主体性了，但他没想到，你自己活得很好，整个中国社会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的民众形成了一种压抑性的机制，你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之中是处于社会中上层的，所以你就感觉不到那种压抑，但是，你不知道底层民众的痛楚。   作家与社会的非正常关系   鲁太光：社会发生了翻转，作为文化人，理当有一种关怀的，当你成为精英或准精英的时候，你没想到还有很多的人是需要关怀的。底层民众不仅得不到物质上的补偿，就连精神的抚慰也得不到的时候，你却作为文化人却还在沾沾自喜，甚至助纣为虐，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现在好多作家自我感觉良好，他看不到许多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着失业，而中产阶级也面临着破产，更不用说早就"下岗"了的工人和早就成为"问题"的农民了...... 亢　霖：在这个金字塔型的社会里，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感觉不幸福，因为总有人在奴役你。你再有钱，再有权，但当你有病了或者小孩要上学或者要打官司，你总会觉得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是不公平的。那天我跟人说，想想我们有几件事不是走后门办成的。你有本事你就能走后门，但走了后门你也依然痛苦，当然了，最底层的、没有机会走后门的人就更痛苦，但不是说你能走后门就不痛苦了。 鲁太光：至少是一种羞辱。我们的先锋文学作品里就没有这种羞辱感。 亢　霖：所以我才觉得朱文和韩东厉害。他们早早就把这种羞辱感给弄出来了。我记得朱文写过一一篇小说，就是讲厂长是个同性恋，他总是骚扰自己的男职工。开句玩笑，朱文是不是被这样骚扰才辞职写小说的呀，哈哈...... 鲁太光：朱文的《人民需不需要桑拿》、《把穷人统统打昏》、《我爱美元》......那些东西都是很牛逼的。《把穷人统统打昏》，这个小说的题目起得多好啊。 阎海东：朱文这个人是比较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底层存在的问题，他看得比较透，他不会认为凡是底层的，就是好的，但是，令我奇怪的是，像朱文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会被边缘化呢？ 李云雷：好象南京的这个作家圈一直没有得到中国主流文坛的承认，当然可能跟他们当年的"断裂"行为有关。 亢　霖：咱们的这种竞争机制......我认为所有写作的人心里都有个谱，比如，海东的小说能打多少分，大家都是明白的，但是现在呢，许多很差的人能出头，优秀的写作者反而被埋没......比如说康赫吧，他的作品应该能打很高的分，他也应该能出头，但他就是不出头。哪怕你狂妄一点，偏激一点，可你写东西，只要写得好，就应该出头，但是...... 李云雷：中国文学评价的标准，基本上每过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变化。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从左翼文学到解放区文学，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革之后，每一次都是把前面的标准完全颠覆，然后上一代基本上留不下几本经典之作。我们现在也是，包括你说的康赫的作品，不错，但他之所以难以出头，这跟文学的评价机制有关系。这种机制又跟文学的评价标准有关系。我们现在回头看八十年代初的作品，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啊《伤痕》啊什么的，都会觉得它很差的，但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阎海东：不过，八十年代兴起的"伤痕文学"现在基本上没人看了。 柴春芽：我想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学评奖的问题。当然，我离中国的文学圈子实在是太远了，但我总觉得中国的评奖是不真实的，因为各个评奖委员会评出来的获奖作品并不是好作品。 李云雷：因为评奖其实也是体制的一部分。现在也有与官方奖相区别的民间奖，但民间奖容易成为小圈子的奖。官方奖呢，会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比如前年茅盾文学奖，有四部作品获奖，除了贾平凹的《秦腔》之外，其他三部作品获奖的偶然性都很大。因为这个奖，必须有个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获奖，还得有个军旅题材的作品获奖。所以，每次评奖，都得有个平衡。这些官方文学奖主要是与利益挂钩的。一个省有作家获得矛盾文学奖或者鲁迅文学奖，这是地方宣传部门巨大的政绩啊。有的地方政府要奖给作家二三十万人民币呢。 阎海东：现在就搞这种混合体制，一方面创作获奖是一个政治任务，另一方面又是作家个人利益的满足。 李云雷：而且，地方作家协会相互之间的斗争也很厉害。他们争这个东西。湖南不是还发生过斗殴事件嘛。就是因为评奖的事情，最后都大打出手了。有时候想想，挺没意思的。 柴春芽：也许，最能扼制作家创造力的还是政治控制。少数民族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政治腐败问题等，这些都是写作的禁区。如此严格的控制，其实也就扼制了作家的创作自由。恰恰是这些问题，其实是中国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拉萨的3？14骚乱和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 鲁太光：中国作家的悲哀就在于，他对自己提前实施了阉割。但是，只要稍微委婉一点，也是可以发表的。张承志写的《心灵史》和《西省暗杀考》，其实也就是提前写了个9？11嘛，你说是不是？ 亢　霖：我的认识有改变。原来，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写作有多大的限制，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发现，与港台和国外相比，大陆作家的写作受到严格的限制。大多数的大陆作家，看到现状后说出来的，大部分是假话。 李云雷：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家，基本很少有关心政治的。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向内转了以后，关注社会问题就很少很少了。 亢　霖：即使是这些关注内心的作品，我也觉得很假。这些人虽然写的比较假，但他们的手法反而要比台湾作家强。但是，文学该干的事情，我们却总是没有去干。 李云雷：我们的作家认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就不是纯文学作品。 柴春芽：这不就很荒谬吗？为什么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就不是纯文学了呢？ 鲁太光：我们的作家也追求自由，但他追去的那种自由是个无实体的自由。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有压抑，有压抑就需要自由，但作家又提不出一个具体的自由。他就觉得我要找女人找不到就是一个压抑，我想发财发不了就是一个压抑。说白了，这就是你自我膨胀没膨胀起来而已。 柴春芽：我们中国的作家有没有背靠着宗教信仰去写作的。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我们觉得他总是站在一个东正教教徒的位置上悲悯人类。 李云雷：北村就是信仰基督教。北村的作品吧，倒是他没有信仰之前的作品更具有文学性。 鲁太光：我倒跟云雷有些分歧。北村以前那种简单、纯粹的作品确实是很有力量的。我觉得北村后来是不是也被批评家给害了。他一直在解构某种东西，起先是用基督教信仰在解构某种东西，但是后来，他把基督教信仰都给解构了。他一定要怀疑，一定要质疑。中国的文化是比较独特。中国不像西方，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传统。但是中国比较好的作家，要么在文化有个认同，要么在历史有个认同，他有一个大的认同，有了这个比较大的精神底色之后，他创作出来的东西就厚重起来。比如鲁迅，他是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批判的认识的。最近我在研究柳青的《创业史》时发现，柳青的写作是一种"爬山式"的写作，他写得不多，但他越写越好，从开始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到后来的《创业史》，他不停地在砥砺自己，他对那时候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是认可的，对当时的社会发展道路也是认可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他研究这段历史，思考这段历史。即使今天重读《创业史》，仍然是很有力量的。赵树理，他对乡土文化是很认可的，当他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乡土文化当中去的时候，他也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我们再讲张承志，人们都说毛主席是个妖魅，但他却说不，他认为毛主席代表了红色的中国，当人们谈到"伤痕文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苦难，他却认为自己没有伤痕，相反，当时他插队的内蒙古大草原反而养育了他的青春。我们现在的作家，尤其是先锋文学之后，什么也不信。先锋文学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文学的技巧是很真诚的，现在，他们连对文学的技巧也不真诚了。他们只是觉得我是名人了，依靠名气，我即使不出作品了也生活得很好。今天的作家什么都不相信，他不相信历史，不相信现实，不相信生活，不相信技巧，不相信精神，宗教信仰就更不用说了。 柴春芽：先锋小说家的技术来源于拉丁美洲作家，而你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新的作家，他们的技术来源在哪里呢？ 李云雷：他们的技术来源不尽相同。胡学文还是比较经典的现实主义，但是，王祥夫就比较特殊一点，他的叙述方式有点像《红楼梦》。 柴春芽：好像我们大多数作家都是在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 李云雷：贾平凹就有点像是《红楼梦》或者《金瓶梅》的感觉。他向话本学习。中国叙述文学的传统还在于市井精神，这与西方文学的传统是不一样的。西方文学的传统在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和形而上的问题。 柴春芽：鲁迅的《故事新编》倒没有市井的味道，但他又确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上写作的。应该说，《故事新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部空前绝后的作品，不管鲁迅如何解构神话，但他的写作手法是很新颖的。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作家还得走这条路子，毕竟，西方的文学传统与我们的血缘是有隔膜的。 鲁太光：对，先锋作家学拉美作家，只学了人家的魔幻，却没有学人家的现实。 柴春芽：其实，对于拉美作家来说，我们以为的魔幻，并不是魔幻，而是一种现实。后来我看马奎斯的访谈，他就说，他小说中那些看似魔幻的故事，其实都是真的。拉美就跟西藏一样，我们以为他们的那些故事是编的，可对他们来说，那都是真实发生的。再比如说，你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记载了周朝某代君王统治时期，有两条龙，一雄一雌，自天而降。君王下诏，要请一位养龙人。我认为这事是真实的，因为那是历史记载，有具体的年月日的。我们现在看不到龙，那就跟我们现在肉眼看不到细菌是一样的。 鲁太光：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技巧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产物，生活的产物。 柴春芽：我们的先锋作家以为拉美作家编出了那些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于是，他们也就开始编了，这一编就假。 亢　霖：莫言算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果他是代表人物，那就注定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很失败。   

一、导　言自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地位奠定以来,研究者就一直在思考以下关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心理失衡的个体会大规模走上街头,或是揭竿而起? 掌握资源的精英在动员被剥夺群体参与抗争时扮演了何种角色? 哪些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会起到作用,而这些作用又如何随着组织形式的变迁而变化? 如果把问题进一步推展开,我们又应该怎样解读社会运动与其置身其中的制度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 之间的关系?在《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过程和发展( 1930 - 1970) 》(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 1930 - 1970) 一书中,道格·麦克亚当(DougMcAdam) 运用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 理论,展示了上个世纪30 至70 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衰退的内在逻辑,也回答了上述社会运动研究中不可绕过的理论问题。本书详实细致的经验研究已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研究的典范,其对于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各家观点的精当评论和对政治过程理论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更使它成为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之一。二、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脉络麦克亚当将早期解释社会运动的古典理论总结为"结构紧张/心理失衡(structural strainPdisrup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模型。这些理论无论是使用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社会隔离( social isolation) 、原子化的个人(atomized individual) 、异化和紧张(alienation and anxiety) ,或是地位失恒(status inconsistency) 等解释话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关系--社会结构紧张导致个体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导致社会运动。麦克亚当指出,心理失衡模型中严重的心理取向是与早期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政治研究中的分工分不开的。政治学家的研究牢牢固守在制度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 上。社会运动作为一种通过非制度渠道表达的政治抗争,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并不在政治学家研究范畴内。而社会学家也甚少关注社会运动和制度政治的关系,而倾向于将社会运动当作一种非理性的、无组织性的心理行为去研究。麦克亚当注意到心理失衡模型本身的论证是有问题的。首先,他指出已有不少经验研究证明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恰恰是那些整合于社区中的人群,而并非心理失衡模型所针对的被隔离的、原子化的群体。其次,他认为心理失衡模型用收入、教育、职业等客观指标的变化而不是主观数据来解释心理现象的产生是缺乏说服力的。更何况,心理失衡模型在衡量心理状态产生时所使用的样本都是有这些心理状态的人群,而从未与没有这些心理状态的人群做比较。就理论架构而言,麦克亚当同后来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如梯利等人) 均认为,古典的心理失衡模型没能解释的关键问题在于--个体心理失衡如何演变为集体行为(Snyder &Tilly ,1972 ;McAdam ,1999) 。麦克亚当评论说", 心理失衡模型在结构紧张和集体抗争间划起一对一的相关关系",其实"结构紧张至多是社会运动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McAdam ,1999 :11) 。正由于古典心理失衡模型的这些缺陷,上个世纪70 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得以兴起,并进一步奠定了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地位。资源动员学说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前提是有可利用的资源,而资源掌握在精英手中。社会上存在大规模的心理失衡的个人远远不是产生抗争和运动的充分条件,一盘散沙式的个人有待掌握资源的精英进行动员。资源动员模型的贡献首先在于不再囿于个体内在的心理失衡状态,而是承认了运动参与者的理性,从而将社会运动"正名为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心理运动"(McAdam ,1999 :22) 。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外生组织变量--精英群体,对组织力量的强调使后来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开始关注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s) 和社会运动组织。然而,资源动员模型对精英群体一边倒的倾向遭到了麦克亚当的强烈批评。他认为,精英群体是制度政治的发言人,强调精英群体在社会运动中的显要作用相当于将研究领域集中在少数能由制度政治渠道表达的改革上,而将这一思想运用在解释社会运动这种非制度的政治行为上无疑是有缺陷的。麦克亚当以民权运动的例子证明,精英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并非如资源动员模型所刻画的那样主动积极,恰恰相反,精英对挑战现存政治制度的社会运动一直是相当保守的。一方面是对精英群体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大众的轻视。麦卡锡和扎德(McCarthy & Zald ,1973) 、詹金斯和佩罗(Jenkins & Perrow ,1977)等资源动员模型的支持者将大众视作一无"组织资源"、二无"政治资源"的被剥夺群体,也让麦克亚当感到不满意(McAdam ,1999 :29) 。他区分了正面诱因(positive inducement) 和负面诱因(negative inducement) ,认为诱使人们参加政治行动的原因有二:一是能得到正面的回报如金钱和投票权等正面诱因,二是能通过"拒绝提供他人所需要的重要贡献"而对所抗争的他人施加负面影响,也即所谓的"负面诱因"。罢工(strike) 、抵制(boycott) 等等都是"负面诱因"的例子(McAdam ,1999 :30) 。这样说来,被剥夺群体也有可利用的政治杠杆,远非资源动员模型所描述的那样无足轻重。关于资源动员模型的局限性,麦克亚当直截了当地总结道:"资源动员是这样一种理论:它用于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站得住脚,作为一种解释抗争的综合性理论却不够确切。这个模型应用性的缺陷在于没有区分由被排斥群体和精英群体各自领导的组织变革"(McAdam ,1999 :24) 。"资源动员理论只能解释那些由政治精英所发起的有组织的变革"(McAdam ,1999 :34) 。三、解读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笔者认为,尽管麦克亚当将资源动员模型称为有缺陷的模型,但他仍然继承了该模型重视组织要素和动员模式研究的大方向。然而,两者关注的组织力量却截然不同。资源动员模型对缺乏资源的大众的轻视使其忽略了被剥夺群体的内生组织和网络。而内生组织却是麦克亚当在他的政治过程模型中着力强调的。此外,资源动员模型对社会不满心理的处理方法是将其作为常量,认为社会中时时存在着不满,因此得出社会不满心理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并没有显著作用的结论。麦克亚当却指出,结构上的不平等也许是常量,但人群对社会结构的"合法性"(legitimacy) 和"可变性"(mutability)的主观看法却是可变的(McAdam ,1999 :35) 。他因此认为,资源动员模型将社会不满心理处理为常量使其模型中缺失了重要的一环--"认知解放"。基于对资源动员模型的批评,麦克亚当将内生组织和集体的认知解放引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一个更完善的政治过程模型。具体来说,该模型囊括了社会运动的四要素:政治变机( shift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内生组织强度增长( increasing indigenous rganizational strength) 、集体特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 和其他组织反应的变化( shifting control responses of other groups) 。在解释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衰亡时,麦克亚当认为这四要素相互作用、历时而变。(一) 社会运动的兴起如图1 所示,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兴起时,麦克亚当主要强调了扩张的政治机会(expand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内生组织强度(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和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往解释社会运动的模型都指出了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常简称为POS) 变化给社会运动造成的契机。而麦克亚当却特别指出,不应当将政治机会结构变化视作短期剧变,而应当考察历时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给内生组织、内生网络提供的成长空间和其中的集体意识的酝酿过程。在这些因素中,内生组织的作用是本书所着力刻画的重要机制。麦克亚当指出:"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只给心理失衡群体抗争的机会。然而却是这些少数群体中的内生资源使它们能够真正抓住这些机会进行抗争......为了产生社会运动,心理失衡群体必须将有利的政治结构'转化'为有组织的社会抗争行为。这个转化取决于内生组织的强度"(McAdam ,1999 :43 - 44) 。政治过程模型对资源动员模型最大的发展也正是在于引入内生组织(indigenous organization) ,这使得两个模型在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解释上大相径庭。自上世纪30 年代起,随着美国南方棉花经济的衰退和北方的工业化,大量黑人劳动人口涌入北方城市,并成为手握神圣一票的选民。资源动员理论家认为,这些政治变机促使北方政府中的精英着手改善黑人的政治处境,发动并引导黑人民权运动,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而麦克亚当却认为,黑人社区内部如黑人教会、黑人大学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 等等内生组织才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主要组织推动力,而非前人研究所指出的北方政府精英。麦克亚当的社会运动研究数据来自于纽约时报的统计( The New York Times Index) 。他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政府发动的事件及财政支持常常滞后于黑人运动的显著事件。这个明显的时间差表明政府精英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是对运动形势做出的审时度势的反应而非主动支持。也就是说,政府精英一直在扮演保守(abiding conservatism) 的支持者的角色(McAdam ,1999 :38) 。黑人运动的真正原动力来自植根于黑人社区中的内生组织和网络。然而,当肯定这些内生组织的作用后,麦克亚当必须马上回答一个问题,即内生组织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麦克亚当认为,首先,内生组织的成员和领导者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了人员基础。其次,内生组织和网络本身就是能提供实质性诱因的结构(established structures of solidary incentives) --参与内生网络能得到的人际关系的好处使得人们乐于参加内生网络。当社会运动通过内生组织和网络来招募成员时,"运动参与和组织的成员成为同义词"(McAdam ,1999 :46) ,从而使通过内生网络的成员招募变得富有效率。最后,内生网络为社会运动的迅速扩张提供了传播网络。"社会运动传播的类型、速度和程度都依赖于内生网络的强度和广度"(McAdam ,1999 :46) 。无论是政治机会结构变迁,还是内生组织的力量,说到底还只是运动产生的"结构潜能"(McAdam ,1999 :48) 。麦克亚当并没有停留在结构层面上,而是由此引入了文化主义的视角。虽然他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批判自己有些结构决定论,我们却可以在政治过程模型中看到他寻找文化因素的努力。这一因素便是他总结的"集体特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 。他认为"在机会和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的是人们对所处情境所赋予的主观意义"(McAdam ,1999 :48) ,黑人社区集体共享的意义,即他所称的"集体特性",在政治变机和集体政治行动间架起了桥梁。如图1 所示,促生集体特性的结构条件有二:一是扩张的政治机会给人们发出了信号,使人们意识到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二是黑人社区中已经存在的内生组织和人际网络, 促生了大量同质化的个人(homogeneous individuals) 和他们之间的联带式互动,使这些个人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在政治变机、组织和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社区中共享的文化意义和认知,包括集体认同感(collective identity) "(McAdam ,1999) 。麦克亚当进一步提出,黑人社区对社会运动具有集体特性意义的共识建立在"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的基础上。这个概念是指客观的政治变机只有被人们意识到,才能使他们挑战现存秩序的行为成为可能。需注意的是,此处"认知解放"与古典模型所指出的个体心理状态不同,前者是一种集体共享的认知状态,而后者是被隔离的个体对社会结构变化做出的心理状态上的反应。因此"认知解放"这个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将心理失衡模型中个人心理状态和集体政治行为之间漏掉的一环简单补足成"个体心理状态→集体心理状态→集体行为",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二) 社会运动的发展和衰亡社会运动产生之后如何发展? 麦克亚当引入了"其他政治组织"这个变量,并在书中无数次地强调社会运动的发展直至衰亡是一个各组织历时互动的过程。这一模型如图2 所示:由图2 可见,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发展和衰亡时,在原有的政治机会变迁、组织强度、集体特性三要素之外,麦克亚当加入了"社会控制程度"这一变量。具体来说,社会控制指的是包括精英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对社会运动发展做出的反应。这也是麦克亚当将社会运动本身的发展程度置于图2 中央的原因。他认为,运动的产生(movement emergence) 本身就是运动发展的一个自变量,其他组织的反应都是基于对运动本身发展形势的估计。引入其他组织的作用后,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首先要看精英组织的作用。资源动员模型的预设是:只有掌握资源的精英群体才具有动员能力,并且他们的作用是积极主动的。麦克亚当认为其漏洞在于过于看重精英对社会运动的主导性和推动性,而忽视了精英和运动中其他组织的互动。与此相对照,麦克亚当的研究结果如图3 所示,如果将政府行动作为被解释变量,除了黑人运动的直接作用,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 的行为亦是黑人民权运动和政府行为中的一个中介变量(mediating factor) ,黑人运动所激起的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的扑杀也是使政府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政府精英们在民权运动中的真实作用甚至被麦克亚当称为"迎合黑人民权运动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技巧性的中立(tactical neutrality) "(McAdam ,1999 :180) 。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内生组织也并非一成不变。麦克亚当发现,在民权运动肇始时期起到重大作用的黑人教会等内生组织,在后期反而对民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破坏性作用。随着运动的发展,植根于黑人社区中邻里关系和教会网络的初级组织已经不能应付运动所需,需要建立正式组织来动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内生组织寡头化(oligarchization) 、被整合(co-optation) 或瓦解分裂(dissolution) 等问题。随着黑人运动的发展,斗争议题逐渐多元化,内生组织也产生了分化,如政府精英和公众等外在群体难以再建立起一个对黑人民权运动的统一看法,从而削弱了外部支持的力度。四、政治过程模型的方法论意义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模型引入了内生组织、组织间互动、集体意识等以往解释社会运动的模型所轻视的因素,更贴切地展示了复杂纠结、因时而变的政治过程。该书也因此具有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正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心理失衡模型和资源动员模型对社会运动产生的阐释都是一个短期的"刺激-反应"模式(McAdam ,1999 :60) 。个体或是受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刺激而产生心理失衡,从而进行积极抗争;或是仿佛手握资源的精英一动员,就会转身走上街头。这一模式在历史截面中寻找社会学研究所重视的因果关系,忽略了历史内在的演变逻辑。反观麦克亚当,为了清楚地揭示美国黑人运动政治过程中的各种机制是如何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他甚至将其研究数据的起点追溯到了1876 年。麦克亚当认为从1876 年北方共和党人为争取选举支持在黑人问题上向南方妥协并撤走联邦军队,到1954 年高等法院裁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s. Topeka Board of Education) 结束学校的种族隔离,都是抗争者构建其对运动成功可能性的预期的形成过程和黑人运动组织的酝酿过程。这种态度甚至是历史学的。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麦克亚当坦承本书的两大写作目的之一就是"现代民权运动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我想尽力弄明白它的历史根源"。这一研究态度让人不得不想起普特南对意大利公民传统的研究(Putnam ,1993) 。普特南和他的助手从20 世纪70 年代意大利设立15 个地区政府(regional government) 时开始追踪研究,试图解释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在公民传统(civicness) 上的重大差异,结论是这个差异得溯源到公元1100 年北方德意志帝国式的初级的公民传统和南方拜占庭帝国式的非公民传统之间的差距!除了强调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是一个各组织历时互动的过程,本书更大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将社会运动与广义的制度政治联系起来,从而与主流政治学研究进行了对话。麦克亚当指出,对美国民主政体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多元政治(pluralist political power) 和精英政治(elite political power) 。诚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运动理论背后总有一个更广义的制度政治模型"(McAdam ,1999 :36) 。他富有洞察力地指出,早期解释社会运动的心理失衡模型正是将美国民主体制视为多元政治的产物。多元政治认为民主政体下政治权力由大众分享,每个群体都有能力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不诉诸制度化途径表达的政治行为如社会运动等,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非理性行为,应从心理角度去解释。与之相比较,资源动员模型背后却是将美国民主政体视为精英政治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资源和权力集中在精英群体的手上,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动员社会运动,推动社会变革。麦克亚当自认为其政治过程模型背后关于制度政治的预设既非完全的多元政治也非完全的精英政治,但他更倾向于认为美国政体是精英政治,精英和被剥夺群体间的差距是社会冲突的起因。他宣称自己的根本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相信社会结构也给置于其中的被排斥群体"结构的力量( structural power) "(McAdam ,1999 :37) 。在他看来,社会运动是"被排斥群体动员足够的政治势力通过非制度化途径追求集体利益的理性行为"(McAdam ,1999 :37) 。当然本书的读者很容易辨别,麦克亚当显然并不相信被剥夺者的抗争像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不可避免、历史所趋,也不像资源理论模型所描述的那样仅仅依赖于精英动员,如前文所述,他认为内生组织、组织间互动、集体特性都是不可忽略的动因。麦克亚当呼吁对社会运动背后的制度政治进行本体论意义的研究,为社会运动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至今这一领域仍有待发展,并且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运动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本书论证详实,提出的理论模型也自成逻辑,但笔者认为麦克亚当并未完成他本人所设置的所有理论目标。首先,他对心理失衡模型的批评没能解释个人心理失衡如何转化为集体行为,其实本书提出的政治过程模型也没能完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尽管麦克亚当提出的认知解放确实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但其研究的着眼点仍旧是结构要素,包括政治结构变迁、内生组织如何促进了认知解放。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个体只要在结构上接近组织要素,就会形成基于这些组织要素的集体行为,如住在黑人社区、参加黑人教会和身在黑人大学就会参与抗争。这个机制中缺失的环节仍是社会心理意义上的解释。麦克亚当本人后来也注意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严谨求实的学者,他在时隔17 年后的第二版序言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尽管政治过程模型注意到了文化要素,但后来在模型的表达中,原先的"结构/建构话语(structural/constructionist account) "还是变成了"结构决定论( structurally determinist) "(McAdam ,1999 :xi) 。他借鉴文化主义的研究指出", 内生组织或网络要成为动员和招募(mobilization and recruitment) 的前提是足够多的运动参与者在文化上建构它们并把这个意义赋予它们"(McAdam ,1999 :xiii) 。他也谈到要借鉴理性主义的研究,似乎意指将理性个人对政治机会结构的计算考虑进来,但却语焉不详。此外", 认知解放"这个概念本身也没有严密的定义。在本书关于"认知解放"的一小节中,麦克亚当并没有提供独立成句的定义。根据上下文,他指的是"政治结构中(对社会运动) 有利的变化是否被一个足够大的群体定义为有利的"(McAdam ,1999 :48) 。他将"认知解放"视为过程(process) 而非状态。这个集体定义和解读政治机会的过程被麦克亚当刻画为抗争群体和外部群体间的符号互动。具体来说,当有利于某群体的政治机会发生,其他群体就会相应地做出更强的符号反应(symbolic responsiveness) 。而这个增强的符号被抗争群体接收后,又会增强他们对既存社会结构可挑战性的估计。内生组织和网络会为此符号互动过程提供交流网络,从而放大和传播信号(McAdam ,1999 :51) 。比起"认知解放"在政治过程模型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本书关于"认知解放"的论述显得有些薄弱。首先,虽然麦克亚当使用了"认知"的字样,其表达的"对社会结构可挑战性的估计"(McAdam ,1999 :49) 却是理性的,依赖于对外部群体发出的信号的评估。麦克亚当似乎将符号互动视作一个真空的过程,信号的强度是可以理性估计的,信号在传播过程中亦不会被扭曲,而忽略了权力关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麦克亚当没有明文使用"符号互动论"的字样,关于符号互动论的研究却表明,宏观制度和结构是通过微观的符号互动过程来执行的,不能忽视宏观结构在微观互动中的表达(Stryker &Vryan , 2003) 。掌握权力的政府精英完全可以通过控制教育、媒体等媒介影响被排斥群体对符号的解读。其次,外部群体做出的符号反应如果由新制度学派( neo-institutionalism) 的学者来解释,大有可能被理解为是一种为体现合法性而做出的形式上的遵从(Meyer & Rowan , 1977) ,而非体现真正的政治机会变迁。具体来说,政府对黑人运动的兴起做出关心的姿态就真的意味着既存社会秩序松动了吗?第三,虽然麦克亚当解读社会运动发展时注意到了各个群体的互动,在促成认知解放的符号互动过程中却并没强调这一点。其实符号互动并非仅仅发生在抗争群体和外在群体之间,也发生在各个外在群体相互之间。举例来说,麦克亚当认为1954 年美国高等法院裁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结束学校的种族隔离,是民权运动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发出了政府精英关注黑人诉求的可能性增强的信号,从而使运动参与者对运动前景变得乐观,促进了认知解放。而事实上,稍知美国民权运动历史的人就知道,该案的裁决激起了强烈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反击,白人公民委员会(White Citizen Council) 就成立于这一年,并随后取得迅猛发展。这时两个外部群体(政府和白人至上主义者) 之间也发生了符号互动,此时抗争群体该怎样定义政治机会的好和坏呢?"对社会结构可挑战性的估计"又建立在谁的符号反应上呢?尽管有这些缺点,这本书依然堪称立论清晰,逻辑缜密,为政治过程模型成为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奠定了基础。麦克亚当的这部著作建基于他的博士论文,他于上世纪70 年代在大学学习社会学,那正是美国对民权运动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年代。对这段历史本身的热情使他努力寻找一个更贴近于历史真相的模型,强调历时研究的意义,并指出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是一幅心理失衡模型和资源动员模型远远未曾描绘的复杂图景,多个组织在其中互动,多重因素都有其历史成因却又因时而变。这种研究态度也使他的社会学研究得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 参考文献:McAdam, Doug 1999 ,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 1930 - 1970.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cond Edition.McCarthy, John D. & Mayer N. Zald 1973 ,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 N. J . : General Learning Press.Meyer , John W.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Jenkins , Joseph Craig & Charles Perrow 1977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 Farm Worker Movements (1946 - 1972)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Putnam , Robert D. 1993 ,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 Princeton , N. J .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nyder , David & Charles Tilly 1972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 1830 - 1860.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Stryker , Sheldon & Kevin D. Vryan 2003 ,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Frame. In John Delamater (ed. ) ,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 NY: KluwerPPlenum.作者单位: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责任编辑:杨　可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面对改革开放30 年， 我国农村家庭制度都发生了哪些变迁？ 为了阐释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对农村家庭变迁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同时又结合各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家庭30 年的变迁主要因素有二：一是非农化；二是政府与农民的合力作用。

本文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美术合法性困境的解决思路，视正名问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通过以未来巨变为基本视野，将关注重心从西方现代性模式转向连锁突变的现代性事件本身，进而在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自觉”作为区分后发国家之传统与现代的标识，以“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基本形态的理论构想。在肯定既有现代性原则的前提下，以上努力旨在拓展解释框架的涵盖性和自由度，力图为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打开自主性发展的广阔空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长期关注重庆发展，他提出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引起了政经界和学术界的多方关注。近日，崔之元接受记者专访，对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在重庆大学演讲中“第三种力量”的提法大加赞赏，认为重庆的做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具有普及参考价值。　　记者：您对崔坚提出“第三种力量”的说法如何评价？　　崔之元：这种说法很生动 对于理解国有企业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外的独特作用颇有启发。　　可以以渝富公司为例说明“第三种力量”。渝富公司成立5年来，已累计为企业处理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300亿元，为企业搬迁、破产等提供周转资金200多亿元，参与推动了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西南证券（600369）等一大批国有集团的重组。渝富公司显然是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并且是市场经营的高手，但它和一般的市场主体不同，它是执行政府意志的，但又不是通过一般的行政手段去执行。　　记者：在经济学上，对崔坚提出的观点有没有理论支持？或是这属于中国式创造？　　崔之元：在经济学上，崔坚的观点有理论支持。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也就是崔坚说的“利益输送”，恰好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基本思想。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　　米德的一个最深刻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可以说，“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重庆的“国资增值”，由于从财政局“断奶”并提供“第三财政”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这一政策的争议较大 一些舆论担心这是有利于富人买房的措施。但今年第一季度重庆区县居民在主城购房比例高达42．5％说明这还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真正的富人买房是根本不用银行贷款的。可以说“国资增值”给了政府减税从而“藏富于民”的 “底气”。　　记者：“国企担当第三种力量”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没有普及价值？　　崔之元：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普及价值或至少是参考价值。我国许多地方由于地方国资没有增值，财政压力很大。例如，2009年11月，兰州市在暂停收取路桥费半个多月后，宣布再次征收路桥费18年，这引起老百姓的很大不满。重庆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较好结合起来，把基础设施的BOT模式变成了BT模式，取消了主城区的路桥收费，这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另一体现。　　记者：学术界目前对国企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颇多争论，按照崔坚的理论，国企的这种角色是否可以被替代？民营经济是否也可以代替国企起到一些作用？在这种理论下，民企活力是否会被抑制？　　崔之元：当前社会上一些人担心的“国进民退”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国资增值可以普遍降低税率， 藏富于民，“国进民也进”才是世界大趋势。　　美国阿拉斯加州消取了州个人所得税，因为它的石油公有，收益很高，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英国政府已经于2007年正式运行“儿童信托基金”，当年9月1日那天及以后出生的儿童建立一个“资本账户”。一次性发给每人250英镑，七年以后再发一次，到18岁就可以自由支配了。英国国有资产太少，现在不能每个人都发．但他们设想慢慢过渡到全民。　　重庆虽然没有分配到人，但用国资收益盖学校、剧院的意义是一样的，是间接的社会分红，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九大商业银行已经不同程度国有化。甚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支持国有化，而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和重庆国企的渝富模式能够联系起来：国有化才能够使美国银行迅速剥离坏账。格林斯潘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坏账（所谓“有毒资产”）剥离太慢，因此银行不愿进行新投资，别人也不敢和银行做交易。而剥离太慢的原因则是“有毒资产”定价难题：现在的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而政府不愿用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们从2004年重庆渝富公司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重庆120家国有企业资产的坏账来看，可以说格林斯潘解释了渝富公司成功的原因。因为当时渝富公司用20％的账面价格向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坏账，现在时过境迁，工行可能想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因为渝富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当时坏账的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要赶紧剥离坏账，重整旗鼓。　　记者：有观点认为，经营土地获利来支持国企发展的模式没有持续动力？　　崔之元：由于国资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之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　　黄奇帆说：必须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这恰恰说明重庆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值得全国关注的重大“藏富于民”政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重庆国资正是探索在初次分配上形成“第三种力量”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

作者对两个发展路径的重大历史意义进行了思考：尼赫鲁的国家主导计划的发展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否成为了两国资本主义的先导，从而开启了两个曾经的亚洲大国重返全球资本主义博弈，并大大改观了参与的条件。

中国价值是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首先应该挑明的是，今天提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价值”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中国价值”放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上和框架内来思考，把“中国价值”定义为当代中国人探索和创造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集体实践。不然的话，所谓“普世文明”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它会被种种流俗意见赋予同今天中国的集体实践相抵触、甚至对立的含义，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甚至不可企及的绝对标准。它会被用来挑剔、敲打和质疑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实践，让我们处处怀疑自己行动和思考的正当性，处处要到别人那里去讨“说法”，而不是充满自信地去走自己的路，去创造、挖掘和认识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把所谓“普世文明”放到“中国价值”内部去把握，把“中国价值”确立为“普世文明”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后者的现实化和普遍化，有赖于前者的参与和探索，正如它有赖于其他社会、人民和文明形态的参与和探索。也只有这样，“普遍”才作为理想、作为有待实现的东西而真正成为普遍之物。否则，它不过是为强势文明所垄断的霸权符号。它的历史实质，恰恰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而不是普遍性本身。另一方面，如果不在一个普遍性的高度上和框架里谈“中国价值”，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落入一个概念的陷阱，仿佛我们今天要探索的“中国价值”仅仅是一种特殊“国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进而产生一种小富即安、夜郎自大的心态。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交往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偏安一隅、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且不说这种心态同中国日益深入地介入世界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的实际相悖，同全世界对“中国影响”和“中国因素”日益增长的期待（当然这种期待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悖，它也会限制我们自身认识和思考“中国价值”的眼界和抱负。无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撇开“世界”和“普遍性”谈中国，都不会有真正的结果，因为，实际上“中国”本身早已存在于同“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是现代世界最内在、最核心的问题和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地、一厢情愿地把它抽离出来，再加上一圈防火墙，于“中国价值”是不相干的。我们前面强调“普世价值”要在“中国价值”内部去寻找，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价值”必然是“世界文明主流”的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形态，正是历史上“世界文明主流”的重要遗产；中国今后如果建立一个适合自己发展、对他人也有巨大魅力的文明形态，不过是“回到她原先的历史地位”。这句话，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论中，但仅凭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收入，还不能造就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正如光有“大楼”没有“大师”就还算不上是“大学”。我们所谈的“中国价值”，归根结底需要作为一个“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概念，体现出中国全方位的活力、创造性和稳定性，需要中国人在“人”的终极含义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以上所说的前提预设，关于“中国价值”，我们现在能说的，大概就是两句话：一是“路在脚下”，不是别人为你开辟好的，而是要我们自己去走，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写，“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二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价值”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也不是随便走出来的道路，它需要中国人长期地锲而不舍地努力。我们距离对自己的期待还差得很远很远。中国价值是自主创造新的现实要回答什么是“中国价值”，我们就必须弄清我们所说的“全球视野”指的是什么，要意识到它像精神分析理论里所讲的那种“gaze”（他者的注视）一样，预先决定了我们对“中国价值”的想象。中国知识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如果我们只是以“中国特色”为方式，去完成别人对我们的角色预期，甚至把别人的注视“内在化”，变成自己行为的无意识结构，那我们即便在所谓“中国价值”上走，走的其实还是美国道路，或全球资本化道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或“中国特色”就不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而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制度的继发性延续乃至回光返照。在这个意义上谈特殊性，就根本逃不出自我东方化、异国情调化的逻辑，因为这无非是用筷子的资本主义和用刀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或“官僚资本主义”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按这种逻辑，所谓“价值”其实都是非历史、非政治的概念，它的“文化”概念归根到底也是“感伤”的、装饰性的，因为它并没有由自身的实践创造出来的价值内涵和真正的价值指向。如果“价值”不植根于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劳动方式，不能塑造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人的概念，它就只具有“抄近道”、“挑好走的走”的含义，根本上还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逻辑。如果我们的问题仅限于此，那这个问题看似激进，甚至带有点儿挑战西方霸权、探索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味道，但其实也就是“接轨论”的另一面，即通过一种肤浅的，即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多元论，用消费和娱乐领域的“文化”取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领域的实质性冲突，客观上为更深层次的单一性和标准化辩护。德里克曾在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分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现代性替换性方案”（alternative modernity），无非是那些已经自非西方世界进入西方体制的、有着不同种族、宗教、族裔背景的精英阶层人士，以“文化”、“身份”和“认同”为名，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主流意识形态里，试图为自己划出一块利益特区，并进一步挤入“中心”的修辞而已。如果“中国模式”已经预设了一个笼罩性的不可逾越的外部——无论它叫做“议会民主”、“自由市场”，还是“世界公民社会”，其实它的价值内涵同“中国”这个定语都并无实质关联，在一般意义上也谈不上是一条道路，因为这只是在走一条现成的、别人已经走过、甚至被别人规定了的道路。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是一条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别人走过又有什么不好，又何必一定要强调自主性和独创性。但这种貌似实际而老到的思维恰恰是幼稚和异想天开。因为近代以来17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药方可以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没有什么放诸四海皆准的制度或观念能使中国自动地走向富强和公正，而不需要让13亿中国人进行思索和选择。即便在经济技术领域，在“赶超”目标非常明确的方面，新技术、新制度、新观念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都不得不经历复杂的再创造过程，最终的成功，往往并非照搬外国先进生产经验的结果，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后产生出一种本土性的制度创新，激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活力和创造性所致。在具体领域里实现的“中国价值”，从来不只是固有事物的复制，而是在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只有如此，它的理论含义才能突破既有制度和观念的框框，而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新的可能性的边界。在实用领域尚且如此，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观念领域就更是这样。不妨说，“中国价值”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在理论上、哲学意义上不承认中国实践需要先验地接受任何既有的参照系。这么讲，当然不是要把当代中国的集体实践归入偶然性、唯意志论、甚至不可知论的领域，而是像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直接把“中国道路”放在“普遍性”的层面上和框架内来谈，也就是说，把“中国问题”直接理解为探索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具体展开和具体例证，从而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去努力总结有益于全人类、有助于开拓人类历史远景的观念、价值和理论的东西。中国价值应跳出特殊论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这本书里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德国理论，因此有一些读者认为我是在鼓吹德国特殊道路，以此来挑战英美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为中国特殊道路论输血打气。其实我在书中讨论的每一个思想家，从国内学界比较熟悉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到也许还不太熟悉的尼采、韦伯和施米特（他们的确都是德国思想家），都指出了这种德国道路和德国特殊性的不可能性和虚妄性。所谓德国的“特殊道路”或“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指普鲁士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权威政府定义为国家政治的“黄金准则”，以抗衡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和以沙俄为代表的“东方专制”。在批判德国市民阶级自欺欺人的幻想和庸人政治方面，马克思的语言最为尖锐和华丽，可谓上集黑格尔辩证思维之大成，下开尼采价值批判之先河。在早期著作里，马克思就曾警告德国市民阶级，文明有可能“没有分享欧洲文明的上升，就已经同它一道处在衰落的水平”（大意），在稍后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对此作了展开，这对我们今天思考以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为具体经济、社会内容的“中国道路”，应该是颇具启发性和警醒意义的："德国资产阶级（即市民阶级。张按）……与 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即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利益……"（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320页）马克思这里谈的，当然是1848年的柏林革命，他把这场革命同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相对照，指出前两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其创造性（“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而在历史上闪耀，柏林革命却“像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失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们地球上居民的眼中”。甚至，和同时发生的1848年欧洲革命相比，柏林革命也只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近年来在国内引起关注的竹内好，通过他对鲁迅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对日本近代化过程做出了深刻而激烈的批评（“优等生文化”；“既没有抵抗，也没有主体性，所以日本什么也没有”等等）。每一个“世界历史的民族”，都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激情，通过劳动、牺牲和代价高昂的错误，为这个普遍性问题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今天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的确暗示了中国人新近获得的自信和使命感，暗示中国人又一次处在了想象或现实的“世界历史”的潮头，但“普世价值还是中国价值”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批判的辨析，就有可能局限而不是打开人们的思路。如果不在“普世文明”的层面上考虑“价值”问题，所谓“中国价值”，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所说所想的其实都不带问号，而更像是设问句。比如，有一个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摆在那里，你要还是不要？那回答自然只能有一个：要（谁会说不要呢）。从简单的语义和形式逻辑上讲，如果有“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就无所谓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价值”，因为后者最多只有手段或途径的意义，而没有目的或本体论的意义。这样的所谓中国价值或中国特殊性，就只能是常识性的东西：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大家都是在奔同一个目标，想过同样的生活。那样的话，俄国人有俄国道路，印度人有印度道路，日本人有日本道路，新加坡人有新加坡道路，甚至可以说上海有上海道路，广东有广东道路。回头看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知道，“价值”的含义是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实验和创造，它对应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新人”）的出现，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集体行动，它必须同时具有明确的乌托邦指向和具体的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走俄国人的路”或“延安道路”，就是这样意义上的“价值”；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也必然是这样的道路，因为它不得不负起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的使命”。但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价值”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中国崛起论”的文化版，它的物质前提是中国改革30年来经济上的成功，但要进一步追问“中国价值”的政治指向和文明指向，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在中国革命之前，中国是现代性条件下世界历史的客体或对象，是侵略、宰割、盘剥和操纵的对象，是变革和历史运动的被动的客体。通过中国革命，中国人第一次变成现代世界历史的主体，掌握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个主权地位对外具有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义，对内具有人民主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大众民主、正义和平等的意义。这些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了，但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可能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正是新中国的存在，为今天的一切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这一点特别明确地从海外中国学生爱国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中体现出来，没有这种意识，2008年海外中国学生自发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反抗议活动是不可思议的。今天的中国，无疑处在自身历史上的“后革命时代”，但一个健全的、头脑清楚的后革命时代，必须对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我们必须看到，通过革命，中国人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通过革命和建国后60年的建设，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重新开始了关于文明形态、普世价值和“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这才是“中国价值”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从中国革命开始，中国人就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作为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问题，是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把大多数中国人抛入了世界历史，把我们同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

开放源代码运动律师Lessig发起改造国会运动. 2010年2月22日发表于The Nation.

匈牙利作曲家乔治•里盖蒂1986年访谈录。美国现代音乐指挥家理查•杜法罗（Richard Dufallo）在作曲家抵达纽约领取格劳梅耶作曲奖（Grawemeyer Award）时和他进行了深入的对谈。在追溯了作曲家的音乐"遗传密码"--从巴托克到施托克豪森以及外部政治事件（1968年匈牙利革命导致作曲家逃亡）之后，谈话逐渐转向更广阔的层面，前辈艾夫斯、南卡罗的复合节奏、非洲中部土著音乐带来的启迪。作曲家始终在强调自己的独创性，尤其是历经七十年代末创作危机后，他做的一些前无古人的音乐实验。他在访谈中顺便嘲笑了勋伯格对"首创"的执迷和"半人半神"施托克豪森。访谈译文曾在里盖蒂去世后不久，发表于《音乐爱好者》杂志。"不要二元论，不要综合，不要分析。我痛恨所有冒牌哲学的过度简化。""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图解模式都是空话。""施托克豪森端坐在云雾中，像个半人半神，后来他彻底变成一个神，我们都是臣民。""音乐不是日常生活，它是人工的，人造制品，是"封闭"的。它被精心建构而成••••••复杂、老到，绝非"极简"，而是"极繁"！""我曾想当一个科学家，去学物理，但后来转向了音乐。这不是我的主观决定，而是一系列意外的后果。" ----乔治•里盖蒂采访时间：1986年11月5日 纽约采访人：指挥家理查•杜法罗（Richard Dufallo）选自杜法罗于1989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音符轨迹--杜法罗与作曲家们交谈》（Trackings: Composers speak with Dufallo）里盖蒂1986年到访纽约，是为了出席当年他获颁格劳梅耶作曲奖（Grawemeyer Award）的庆典，届时一场音乐会将演奏他的《钢琴练习曲》和《小提琴、圆号与钢琴三重奏》。当我抵达他下榻的广场酒店套房时，他正倚坐在床沿。我们时间不多，一个小时后，他就要赶去艺术文学院。当时为下午三点。（理查•杜法罗题记）杜：你认为自己的"音乐遗传密码"是什么？我对此很感兴趣。拿美国来说，科普兰、卡特、皮斯通都觉得有必要去巴黎师从布朗热。在本地，库塞维茨基演出推广新音乐，影响深远，塑造了某种"音乐遗传密码"。在欧洲，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梅西安及其门徒形成的诸多中心。你来自匈牙利，能谈谈你的"音乐遗传密码"么？里：我来自匈牙利，学于布达佩斯，要说起伟大的匈牙利作曲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巴托克。所以我起步时，主要受巴托克影响。但很快，我觉得要搞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出来，那是五十年代早期，在布达佩斯。匈牙利是个共产党国家，完全闭目塞听••••••今天情况好多了••••••五十年代，我对西方同龄人一无所知，从不知道有布列兹、施托克豪森、凯奇那些人的存在。那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的年代••••••现代音乐，现代艺术是绝对被封杀的。至于维也纳第二乐派••••••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从没听过他们的音乐。我听过一点斯特拉文斯基，《火鸟》、《彼得鲁什卡》。曾通过广播听过一次《春之祭》，杂波干扰很厉害，印象不深，也没有机会接触总谱。那真是四面碰壁的绝境。对了，巴托克其实也是被禁的••••••我指那些主要作品。他初期的作品没有问题，但《第一四重奏》以后就不行了，几首晚期作品还有回旋余地，如《第三钢琴协奏曲》、《乐队协奏曲》，可是《为弦乐、打击乐和钟琴所写的音乐》就无法上演，尽管人人知道它是脱胎于前者。杜：因为它不符合官方教条。里：是的，它太现代了。你很清楚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遇到的麻烦。杜：如今，关于中欧的政治观重新出现在捷克作家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Gyorgy Konrad）、波兰作家亚当•米什尼克（Adam Michnik）的笔下，你对这种观念感兴趣吗？或者就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一篇随笔里表达的，《中欧的悲剧》？里：我很喜欢读昆德拉，可惜没有见过他本人。他书中探讨有关流亡者的问题，我都很赞同，我与昆德拉这类流亡者有深刻的内在一致。但是"中欧"这个观念，你要知道••••••过去这指古老的奥匈王朝，它早已不复存在，虽说还留有不少蛛丝马迹。你当然可以称之为"中欧"，也可以拒绝••••••它不过是一种怀旧罢了。希特勒和斯大林把它毁了。还是回头谈谈我的"遗传密码"吧，起码它一开始是很清楚的，巴托克。但后来我成长了，想作一种具有"静态感"的音乐，我的观念也变了••••••从1956年之后的三十年里，我的变化真是太多了。杜：允许我和你一起梳理一下吧。里：好的。早期是巴托克，一丁点儿斯特拉文斯基，其他就没了。杜：你能回想一下巴托克这个人吗？里：我从未见过他。学生时期我就熟悉他的音乐。你知道巴托克一直在匈牙利呆到1940年，然后再流亡去了美国。杜：是的，45年他在那里逝世。里：但在40年，他就极其仇视纳粹，他不是被迫流亡的。犹太人不得不逃，巴托克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不是犹太人，但他十分憎恶希特勒。他和独裁政权不共戴天，无法继续留在匈牙利。至于我现在对巴托克音乐的想法么？年轻时，我认为他属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匈牙利人都这么想，现在我不这么认为。巴托克第一，科达伊第二，人人都可以排在他们后面。如今以我来看，像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作曲家远为重要。杜：我记得读过一些讲你从匈牙利流亡的文章，写得很有戏剧味道。里：那不是流亡！是逃亡，徒步逃出来的！杜：你最后是到了科隆。里：1956年12月，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我先逃到维也纳，在那里接到了赫伯特•埃莫特（Herbert Eimert）邀请，让我去科隆。可我不得不等待德国签证下来，1957年1月头上，我到了科隆。杜：你在科隆不仅见了埃莫特，还有施托克豪森。里：是啊，这太重要了，是我生命的第二春，从科隆开始••••••在布达佩斯，我对电子音乐一无所知，仅仅有所耳闻。最终在革命期间，我通过电台听了一些。此前，一切外来事物都被阻隔，革命爆发期间，阻隔不复存在。1956年12月7日，苏联军队与匈牙利人在城中激战，幸亏电台还收得清楚。我听到电台首次播送《少年之歌》（Gesang der Jünglinge）。施托克豪森与我已有书信往来。他给我写信，我给他回了一封，这是早些时候的事，所以他不知道我听过这首曲子了。两个月后，我人已经在科隆了。在决定逃离匈牙利的那一刻，我就清楚自己要去科隆，那儿是电子音乐的中心。对我而言，电子音乐远远重于序列主义的概念，对后者我还不了解，仅在书上看到过，但我认为电子音乐是未来的媒介，我想全身心地拥抱它。在两年半时间了，我努力学习电子音乐，写了一些作品。杜：你在那里写出了《发声法》（Artikulation）。里：《发声法》以及较早写的一首《滑音》（Glissandi），接着是第三部作品••••••那时我偏爱法语标题，所以它被冠以《电子作品第三号》（Pièce électronique Nr.3）••••••后来我遇到了问题，录音室总归有局限，我醒悟到"电子"并不对我的胃口。杜：你能谈谈当时主要的音乐活动吗？特别在欧洲，人们的态度，举例说，对于规则、对于形式、对于林林总总的观念，我以为通过序列主义的思维，所有这些都历经了全面的考量。你感觉自己从这些四处弥漫的多样观点中吸取了些什么营养？里：这种音乐思维十分明确，又十分难解，结构极为复杂。早在匈牙利时，我就偏爱明确的结构，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序列技法，还从未写过序列音乐。我把布列兹的《结构Ia》（Structure Ia）彻底分析了一遍，因为那是我的兴趣所在。随后我给《规则》（Die Reihe）写了一篇文章，那是我在1957年到科隆后做的第一件正事。无论是电子录音室还是序列音乐，我都想彻底了解其中的技法。所以我着手分析布列兹的作品。原本我想拿《无主之锤》（Le Marteau sans maître）开刀，但很快我有了自知之明，它复杂了，我没法吃透。我要一首能彻底弄明白的曲子，布列兹的《结构Ia》大概是他唯一一首具备该条件的样本了。曲子里的一切都经过理性筹划。从序列音乐中，我学到了某种结构上的思维，但并不充分。我不是指它的方法，也许我从中摸到了规律，自认为一直保持到今天。我的结构感很好，同时也不放弃情感和诗意，希望如此吧。可我从没有适应过老派序列主义的结构，如布列兹和施托克豪森的一些曲子。我之所以说"老派序列主义"，是因为后来施托克豪森和布列兹都多少偏离了正统的序列主义。至于其他路子，譬如泽纳基斯那一套，我也敬而远之，他把音乐建筑在一定的运算法则和数学公式上。我对数学兴趣很浓，班诺瓦•门德尔布洛（Benoit Mandelbrot）那套奇妙的"不规则碎片形"(fractals)令我神往。例如我试图••••••不仅试图，我业已着手发展出一套并不直接依赖数学的音乐形式，但多少受到这种"有机发展"的影响，也许接近了门德尔布洛的运算法则。总之，我对数学虽然有兴趣，但从不直接或严格地运用于音乐。一向如此••••••首先考虑音乐，其次才是结构。想象力是第一位的，如果你愿意，还有情感。我对画谜、感知迷惑(paradoxes of perception)这类玩意很着迷，你会在我音乐的建构元素中找到这类结构的生长和变形，但它们始终受情感元素支配。杜：在欧洲和美洲，序列主义的思想让不少年轻作曲家感到幻灭，他们明白了，序列主义曾一度被认为就是这个世纪的道路，但这种想法再也走不通了。里：从未走通过。杜：布列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两个月来，采用序列主义的作曲家只有我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里：如果连他也这么说，情况就是这样了。杜：虽说有这种幻灭感，但作曲家还是能通过整体地学习序列主义，发现兴趣点并运用于心。对序列主义的研究是二十世纪音乐的重要成就，你同意吗？你难道不会从梅西安那里获得某些启发吗？特别是他的《时值与力度的模式》（Modes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里：没错没错，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不过，今天我觉得自己已经远远抛开了这种思维，以及整个序列实验。我也在做音乐实验，但却是另一种特别的实验态度，这种态度里的一切都直接和约翰•凯奇相连••••••我对六十年代头上的一些序列实验的确曾非常感兴趣••••••而现在，我自己已经远远抛开了那一切。杜：当时的一些争议焦点围绕着"确定性"和"非确定性"。里：对我来说，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问题••••••它们都作废了。不光是今天，也许在这二十年里，已经失去了意义。杜：对你而言，以积极姿态所写的转折之作，是你的管弦乐作品。我曾指挥过，譬如《大气层》（Atmosphères）。里：第一首应该是《幽灵》（Apparitions），你了解这曲子吗？杜：我了解。也许你可以称之为一个告别之作，它很接近我们现在谈论的年代。里：是的。其实关于"静态"音乐的想法我早在布达佩斯时就有了：音乐可以建构在一个复杂的网络上，譬如复调网络。我甚至记得这个想法第一次抓住我的确切时间••••••那是1950年，可当时什么也没有写下来，我可以想象，但不知道如何去写。第一首纯"静态"的曲子是《幻象》（Visions），作于1956年夏天，布达佩斯。而后是《幽灵》第一乐章，前首曲子的第三个变体。第一个变体是56年冠以《幻象》标题的版本，第二个变体诞生于57年，在科隆和维也纳，标题为《幽灵》，第一乐章是相同的，但在科隆那时受了布列兹、施托克豪森、科尼西（Koenig），卡格尔等人的影响之后，曲子变得更老到成熟了。最后是第三版的《幽灵》。我采用法语标题，英语里这个词的内涵不同，让人想到鬼魂，而法语就很明确。第一乐章完成于1958年，次年写完第二乐章，60年演出，它就是写于那个时期。顺便提一句，很有意思，有人也在那时与我不谋而合，他是弗雷德里希•采尔哈（Friedrich Cerha）••••••杜：是的••••••我认识他。里：那你应该也知道的••••••我记得事实上，在他的《镜子》（Spiegel）和《乐章》（Mouvements）之前，采尔哈所写第一首"静态"风格的作品是《饰带》（Fasce），这首作品杀青很晚，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动笔了。杜：我正想要提这一点，很高兴你先说了。当我在1975年首演《饰带》时，也在思索你提到的那两件作品。事实看来就是如此，他首先有了草稿和类似构思，但完成得比较晚。你和采尔哈是怎么不谋而合的？里：我刚才向你提到过，在56和57年，我已完成了《幽灵》的初稿。第一乐章截稿于58年，堪称第一首完整的"静态"音乐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我认识了采尔哈，也了解了他的音乐，是一些早期作品，如一些为钢琴和小提琴写的音乐，后来是作于1956至57年间的《脆弱关系》（Relazioni fragili），为羽管键琴和室内乐团而作，外加无词人声（vocalise）。我们是好朋友，但我并不知道他那阵在忙什么。一天，我去拜访他，他给我看《饰带》的初稿。我第一个反应是："你在写我的音乐！"其实，当时我们一定是想到一块去了。还有，我今天才知道，贾钦托•谢尔西（Giacinto Scelsi）那时也在做同样的探索，从1959年起，他写出了《四段单音曲》（Quattro pezzi su una nota），这是我此前不了解的。从某个角度看，他的手法的我后来也运用了••••••构想一个音，从一个单音开始，就像我的《在远方》（Lontano）和《大提琴协奏曲》••••••谢尔西早在五十年代晚期就这么用了。所以，那时的气氛中一定有种共通的想法。杜：的确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你刚才提到一个单音，从它加以扩展；有段时间人们在争论究竟是谁率先写出了"滑音音簇"（glissandi-cluster）。里：是泽纳基斯。杜：我也认为是泽纳基斯。施托克豪森想要把功劳算在他头上，但我认为是泽纳基斯。里：我可以一清二楚地回答说是泽纳基斯，他的《停顿之后》（Metastasis），作于1953至54年。施托克豪森紧随其后，但晚了。我后来也运用这一手法。我们应该把首功记在泽纳基斯身上。里：我写完《幽灵》后，也认为自己搞了个大发明，全部弦乐组，你瞧，总谱包含63组系统。当时我压根不知道有《停顿之后》，大约在1960－61年，我才接触到。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如果要选出第一人，那就是泽纳基斯，他首先写出"滑音"，发明了概念，我指的是"音群"（sound masses），而不是"静态音乐"。杜：我还可以举出更早的。听听查尔斯•艾夫斯的音乐。当然，环境大不一样，但他的《假日交响曲》，特别是《七月四日》里就出现了"滑音音簇"，还有《第四交响曲》。这些作品写于1909年至1916年间！里：我得说，艾夫斯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可在1962－63年前，我根本没听过他的音乐，只知其名。我听的第一个录音是斯托科夫斯基指挥的《第四交响曲》••••••那是我首次接触艾夫斯的音乐，大概是六十年代早期。很快我听了他的其他作品，《七月四日》，《纪念日》和《新英格兰三地》。过去我未受他影响，可之后，他成了第一位的，还可以算上考埃尔（Henry Cowell），也许还有凯奇的音簇。杜：没错，凯奇和瓦雷兹。音簇概念当作一种音乐"噪音"。里：我此时的音乐，像五十年代末的《幽灵》和《大气》和噪音观念可没什么关系。回到你提过的"音乐遗传密码"上来吧，我是喜欢瓦雷兹，还喜欢很多作曲家。但瓦雷兹没有直接影响到我，凯奇也没有。我的概念可不是音簇，我甚至不太喜欢用这个字眼。我的概念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复调网络••••••我称之为"微复调"（micro-polyphony），因为它是一个时时变化着的网络，从《幽灵》开始，其织体的内部结构就如乐思那样重要。从这个角度看，它不像艾夫斯，也非凯奇和泽纳基斯，截然不同的东西，倒有点接近采尔哈。杜：这就是我们在谈的••••••很像采尔哈，真是奇妙！里：和谢尔西也挺接近的，我是八十年代才发现了他。但我认为谁第一个吃螃蟹并不重要。当读到关于豪尔（Josef Hauer 奥地利作曲家，1919年独立地发明十二音体系）和勋伯格的争论，他们都吵着说自己才是第一个发明十二音体系的人，我不由哈哈大笑，真是太蠢了。这无法确定。勋伯格居然还去起诉托马斯•曼，因为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里没提他的名字。荒唐可笑！杜：没错，这就是我们正在谈的，重新抓住当年令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东西，小结一下你的观点吧。里：我往自己的遗传密码里添了点玩意儿。我刚才谈到我去了科隆，施托克豪森与布列兹的冲击，对当年科隆与达姆施塔特录音棚内的作曲家们来说，秩序的概念至关重要。有个人对我意义尤其重大，戈特弗里德•米盖尔•科尼西（Gottfried Michael Koenig），他不走运，名气不大。他教了我很多电子音乐的技术••••••我学会如何在录音棚里工作，就得益于他。他写过一个电子音乐作品《埃萨伊》（Essai），你了解这曲子吗？杜：我只见过标题，从没听过。里：拿他的谱子来说，你哪怕边听音乐边读谱，也看不懂，因为谱子上只有一系列指示如何演奏的数字。他写于1957年，创作的时候我在录音室内，像个学徒工。他的思维是很正统的序列派，不过走的路很特别。后来我直接从施托克豪森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他待我很好，我到科隆的头六周，就住在他的公寓里，每天我们都有交流。那时他还算不上个"伟人"。如今我可不太乐意和他一同起居了。当初他可是和蔼得无以复加，乐于助人。在音乐上，我也受益良多，57年我住在他那里时，他正在写《群》（Gruppen），我得以密切关注。你和他熟吗？杜：我第一次见他是1963年，他来布法罗参于《时段》（Momente）的美国首演。后来是1971年，我指挥海牙市民乐团（Redisentie Orchestra）在海牙和巴黎演出了《正方》（Carrè），施托克豪森也来了。还有一次是1972年在伦敦，我指挥BBC交响乐团。巴黎演出后，他的谈吐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里：你指挥过《正方》？那首曲子妙极了！我参加了这首曲子的汉堡首演，还有卡赫尔、马克夫斯基（Markowski）、吉伦（Michael Gielen），以及施托克豪森本人。那么你是了解他的••••••他会很和蔼，但也是个"大人物"。杜：令人生畏。里：一个精神偶像（guru），我可不喜欢偶像。我说实话，哪怕到今天，我个人对施托克豪森其人还是好恶参半。我喜爱尊敬他的音乐，但有保留。不过当初学到他的思路，他如何工作，对我很重要，影响也很大。杜：他总爱用"调和"（mediate）某物来形容他的手段。他似乎断定世上没有东西是不可"调和"的，只要你把它放入某种对立关系中，并理解对立两方的差异。里：这在古波斯宗教中是常理，"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二元论宗教思想都是如此。这仅仅是一条思路。你同样可以把万物设想为一个统一体，整体考虑的思路。你还可以用简化的思路，不管是哪一种••••••其实都帮助不大。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图解模式都是空话。我不想探讨施托克豪森的哲学，仅仅想告诉你，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不是这个层面上的，而是音乐学徒期最直接的层面--实践层面。他写下《群》的最后几个音符时，我就在他身边，那也许是他最主要的作品。接着我参加了许多次排练，准备1958年首演。首演《群》之后，又是《正方》的首演，那么多事件都和施托克豪森相关，对我意义重大。如今，我觉得较为接近布列兹，而在当时，另一批人则更吸引我••••••施托克豪森、科尼西、卡赫尔、还有伊万杰利斯蒂（Evangelisti），知道他的人不多••••••完全是一个小社会。施托克豪森端坐在云雾中，像个半人半神，后来他彻底变成一个神，我们都是臣民。杜：你刚才提到了布列兹。有种看法认为他身上有条线索，综合了韦伯恩••••••里：与德彪西••••••杜：是的，德彪西与梅西安。你觉得这种综合观点如何？里：不怎么样。不要二元论，不要综合，不要分析。我痛恨所有冒牌哲学的过度简化。我痛恨所有意识形态。我有的是音乐想象力和创意，当然不是懵懵懂懂地去写作。我想象着音乐的声响，非常实在真切。我用内耳去倾听。然后再去寻找某一个体系，一个结构。结构对我很重要，但我明白，它是第二位的，绝不是首要的。我从来不搞什么哲学名堂，也不弄音乐之外的玩意儿。杜：可以谈谈你现在的音乐吗？里：我告诉了你某些影响我的事情，某些方面。在七十年代末，也许是八十年代头上，我经历了一步步蜕变，开始弄些相当新鲜的东西，写了不少曲子，比我的早期作品来，知道人还真是不多••••••我还是原来那个作曲家，但音乐形式的概念变了；"封闭"（closed）的音乐形式和"开放"（open）的音乐形式相对应。我过去一向是"封闭"形式的坚定党羽。音乐不是日常生活，它是人工的，人造制品，是"封闭"的。它被精心建构而成，虽然不缺诗意，但结构很重要••••••复杂、老到，绝非"极简"，而是"极繁"！我过去这么认为，现在依然坚持己见。但有些东西改变了，因为我不想老是重复自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感受到一个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部分来自个人原因，我病了；部分来自音乐风格。林林总总关于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讨论。就像你在纽约这地方可以发现"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区分••••••我自己身上也有"商业区"和"住宅区"。最终我现在写的音乐，既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而是别有洞天。如《为圆号、小提琴和钢琴而写的三重奏》（1982）、《钢琴练习曲》（1983），下周会在此地首演；还有两周前在格拉茨演出的《钢琴协奏曲》（1985－86），另外有一组合唱组曲，都代表了我新的音乐想法。杜：你提到了危机，它是怎么爆发的？里：那一类我们谈到的现代音乐都是从科隆和达姆施塔特开始的，我觉察到它们对我来说已经作废了，我要做我自己••••••我一定要变。同时，我对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建筑上的还是音乐上的，都没有好感。我也不想退回到调性音乐和表现主义，以及那些冠以"新"(neo)帽子的逆流，如今到处都是。我要寻找到自己的道路，最后，我找到了。我不再写"静态"音乐了••••••不写了。我找到了一种节奏与和声上的可能性，相当复杂与新颖，既不是调性音乐，也不是无调性音乐。《六首钢琴练习曲》大概是最典型的了。杜：我能列举一下他们的标题吗？一，《无序》（Désorder）；二，《开放弦》（Cordes vides）；三，《滞键》（Touches bloquées）；四，《花奏》（Fanfares）；五，《彩虹》（Arc-en-ciel）；六，《华沙之秋》（Automne á Varsovie）。你认为这些练习曲采用了新的节奏打击观念。你以往的节奏打击观念开始于叠置不同密度的节奏格式，譬如1962年的《为一百个节拍器而作的交响音诗》（Poéme symphonique for 100 metronomes）；而后又发展出一种你叫做"错觉节奏"（illusionary rhythm）的观念。你能解释几句吗？里：好的。譬如1968年为羽管键琴写的《连续》（Continuum），演奏家弹快速、连续的音，但作为特定音产生的振荡频率结果，我们起先感知的那个较慢的节奏型，他不弹出来也能听见。这个创意在1976年为双钢琴写的《纪念碑》（Monument）中更进一步，两位钢琴家演奏同样的乐句，一个弹两拍子，一个弹三拍子。两个相对简单的乐句叠置起来，通过相似音的混合以及复杂扭曲的声部，达成了一种全新的整体节奏模式。这就是我称之为"错觉节奏"的典型样式。后来在八十年代，我首次听到了康伦•南卡罗（Conlon Nancarrow）的音乐，我一下子就迷上了。他写的复合节奏音乐（polyrhythmic music）具有微米般复杂的节奏，我被震住了。南卡罗显然得自于布鲁斯与爵士，美国的音乐传统，和我的音乐背景相去甚远。（你可以把我叫做"中欧人"！）不过我感觉，南卡罗所关注的音乐意念的核心和我很相近。我感兴趣的是复合节奏，同步进行的不同速度，我在南卡罗为机械钢琴所作的不凡音乐中也听到了相似之处，这促使我去探索许多道路和手段，能让"现场"的演奏者也能表演类似的复杂音乐。我自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譬如一位演奏家，就算是钢琴家吧，能同时演奏不同的速度？从另一方面看，我也受到了查尔斯•艾夫斯的影响，他总在考虑音乐的种种不同层面。杜：拼贴？是吗？里：还称不上拼贴。七十年代，在我的歌剧《大死亡》（Le Grand Macabre）中，有拼贴的元素。我新创的音乐不该被理解为"艾夫斯式"的不同层面的叠加。相反，同一类声音的融合才是最关键的。它更偏向南卡罗的方向，但其本质上又与之不同。杜：你认为在节奏研究和叠加这个相对更广泛的领域里，欧洲作曲家中有没有先行者？里：当然有了。舒曼和肖邦就写过依靠节拍的三对二节奏（hemiola）。三对二节奏来自于六拍子在度量上的两可局面，它可均分为三组两拍子，也可分为两组三拍子，究其根源，是中世纪音乐晚期的量化记谱。在这个独特的领域中，我加入了第二种独立的思维方法••••••撒哈拉以南非洲音乐中可叠加律动的原则。杜：你能确切说明是哪种非洲音乐的影响吗？里：尤其明显的是非洲中部的复调音乐，例如班达（Banda）复调音乐，二十至二十五人组成一支乐队。我听过以色列音乐学家希姆哈•阿罗姆（Simha Arom）录制的一个录音，其律动之游移复杂，令我吃惊。当然，这类音乐里没有欧洲人所谓的节拍的概念，但你能觉察到两种独立的节奏层面。基础层含有一个快速的律动，你无法确切数出来，但能感觉到；上面一个层面有时是均匀律动，但更多是不同时值的不均匀律动模式，但总有一个多重的基本律动。这样的音乐听上去是没有节拍的，我们不能视之为"含混不清"。它没有重音，只有一片平稳流动的律动。你在我的音乐里听不到对非洲音乐的引用，但在我的节奏与律动模式思维里，非洲音乐的相关原则是决定性的。杜：成果呢？里：一项本质上全新的发现往往是结合了两种先前为人所知、但却彼此独立的领域。我的个案是结合两类独特的音乐思维方法，欧洲的三对二节奏和非洲的叠加律动原则。我将两者合二为一，发展出一套方法，使得钢琴家可同时演奏多个不同速度，一个很快的共同律动作为公分母。只要你仔细辨听，就可以跟得上不同的速度。这套方法是空前的，以前存在的任何一种音乐里都没有。杜：除开将两种不同音乐思维合二为一的影响之外，你前面还提到曾渴望发展出某种音乐形式，能体现"有机发展"的概念。里：是的。有关发展生长、有关音乐形式的衍生，是我兴趣的焦点，远离了"遗传密码"的概念。不管怎么变，在我的音乐里你找不到类似"科学"或"数学"的东西。只有一个依靠诗意和情感想象力的结构统一体。有两种音乐之外的影响，我可以谈一谈：其一，我对人工智能很有兴趣，例如语言的不同层面。我很关注这个领域，极其钟爱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的著作；第二个音乐之外的影响和有机发展的概念有关，来自几何学中的新领域--不规则碎片形，多半归功于班诺瓦•门德尔布洛，前面我已经提过他。我对复杂的花饰也是兴趣浓厚，如阿尔罕布拉宫的伊斯兰花饰，中世纪的爱尔兰艺术，凯尔斯福音饰本（Book of Kells）。不规则碎片形就是最为复杂的花饰。我想在自己的音乐中也追随这些完美的榜样。杜：我知道你急着要去艺术文学院，不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年轻时，究竟是什么引导你投身音乐？里：哦••••••没什么。其实我自己也弄不清。父母可不希望我干这行，尤其是父亲••••••他们不让我学乐器，我到了十四岁才说："我现在要学钢琴！"家里压根没钢琴，我只能每天去外头练琴。我曾想当一个科学家，去学物理，但后来转向了音乐。这不是我的主观决定，而是一系列意外的后果。（完）乔治•里盖蒂 Gyorgy Ligeti1923年5月28日生于特兰斯瓦尼亚2006年6月12日死于维也纳 

在所有不幸英年早逝的作曲大师里，舒伯特的早逝显然是最让人心痛的。他最后的作品里时时闪过天才的光芒，从中可以看到他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气魄，直逼他敬重的贝多芬。莫扎特早逝当然也让人惋惜，好在他写出了那么多完美的杰作，从他全部作品来看，他似乎已经功德圆满，没有给人留下舒伯特那样的缺憾。说到这个话题，就不能不提到贝利尼。他的早逝不仅让美声歌剧爱好者心痛，也让所有乐迷心痛不已。他33岁写出的《清教徒》比起之前的《诺尔玛》又迈进了一大步，让人不免遐想，要是他能多活哪怕几年时间，也许他不仅能成为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甚至可能撼动整个世界歌剧版图，让意大利歌剧传统重振雄风。瓦格纳受贝利尼的影响也要比目前更深刻。一贝利尼相貌英俊，有金色的头发和湛蓝的双眸，典型的西西里人。可惜他33岁就英年早逝，死在了成功的顶峰、死在了浪漫主义运动的顶峰。贝利尼死于1835年9月23日，当时他借住在朋友租来的房子里，那座房子就在巴黎郊外的Puteaux村庄附近。他感染了阿米巴痢疾，时常发作，但医生一直没能作出恰当的诊断，当时的医疗水平也不足以治愈他的病。这年夏末，贝利尼就病倒了。那时他所有朋友都不在巴黎，而是和他一样到各处度假。大概八个月前，他的歌剧《清教徒》在巴黎取得轰动性成功，而仅仅几周前，贝利尼还意气风发地出现在社交场合，这也让他的死格外让人震惊。贝利尼死后立即成为一个传奇。那个时代的人们喜欢拿他与肖邦相比，同是风格独特、忧郁温柔的作曲家。当然这样的类比有时显得牵强，首先他们彼此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两人都会时时表现出强悍一面。贝利尼作品不多，在所有音乐体裁里，他选择了歌剧，因为歌剧对有抱负的年轻意大利人敞开着大门。按当时的标准，贝利尼过于挑剔，平均一年才创作一部歌剧，而其他人要写三到四部。1828年6月14日，贝利尼这样写道：“按我的风格（作曲），我就不得不吐血。” 时常有人觉得贝利尼歌剧整体水平不平均。事实如此：拿他的杰作《诺尔玛》来说，里面也有不少平庸之处，只有《梦游女》比较平均，可惜其题材如今也不太时髦了。贝利尼非常擅长写既像说话又有歌唱性的乐段，据说他曾经向朋友阿戈斯蒂诺·加洛解释说，当他“用激情之火”朗诵出剧本中的语句时，旋律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诺尔玛》中有一段波里昂（Pollione）唱出的卡巴莱塔“Me protegge，me difende”，音符与唱词的对应丝丝入扣，开头上升的音程和附点节奏，让人想到罗西尼在男中音唱段里惯用的手法，而波里昂恰好也是一个男中音角色。但贝利尼这段达到更强烈的效果。这部歌剧结尾还有一段咏叹调“Deh! Non volerli vittime”，颇有张力，尤其是重复段落和华彩段落，几乎带有压倒全剧般的旋律魅力和庄严气质。贝利尼歌剧，尤其是早期歌剧里的男性角色往往有非常多的装饰音。这与作品首演时选择的歌唱家息息相关。当贝利尼在为乔瓦尼·大卫（Giovanni David）和乔瓦尼·巴蒂斯塔·鲁比尼（Giovanni Battista Rubini）创作时，有时他往往会采用非常炫目的花腔写法，一旦他面对的是罗西尼歌剧里的男高音类型，也就出现了《比安卡与费尔南多》中的费尔南多、《梦游女》中的埃尔维诺，《海盗》里Gualtiero的某些唱段也有这个特点。不过在《清教徒》中，虽然阿图罗的角色也是为鲁比尼写的，但里面很少有装饰音。这在他后来为其他男高音创作的角色里则几乎全然不见踪迹。值得注意的是，贝利尼为鲁比尼和杜普雷兹等人创作的花腔绝对没有罗西尼的花腔那样大胆而复杂，作为弥补，贝利尼歌剧的花腔和宣叙调唱段的音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音区。不过最终是董尼采蒂定下了男高音高音音区，并且把这个做法传给了威尔第。男中音也有相似趋势。贝利尼在给坦布里尼（又一位罗西尼式的歌唱家）写的角色里，常常用到“fioriture”，写出灵巧的乐段，比如《比安卡与费尔南多》中的菲力帕、《海盗》里的埃尔内斯托、《清教徒》中的里卡尔多。不过，《外国人》里的Valdeburgo则保持着质朴本色。随着歌剧潮流发展，男声的花腔渐渐过时了，偶尔为了个别场景的戏剧效果才会出现。贝利尼歌剧的女声角色，主要是女高音，当然也与他职业生涯里接触到的女高音歌唱家有关系。这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有关，那是一个歌颂女性的纯真和美德的时代。在意大利，人们采用装饰音歌唱来刻画理想的女性形象，把她们塑造成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形象，比如贝利尼的《凯普莱特与蒙太古》中的朱莉埃塔、《梦游女》中的阿米娜、《清教徒》中的埃尔维拉。在《海盗》里的Imogene这样的女性身上也能看到纯真的色彩，即便是诺尔玛，她优美的唱段也能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二1845年，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携王后亚历山大·菲奥多洛夫娜来到西西里疗养，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女儿奥尔加公爵夫人和数不清的随从。他们住在帕勒摩附近漂亮的别墅里，一住就是一年。为了纪念沙皇这次轰动的拜访，帕勒摩出版了一本精美的图书，里面收录了几幅版画，其中包括这些尊贵客人的肖像画。人们还写了几片短小文章和大量热情的诗歌，当然还有数不清的音乐作品，比如《恢复健康》、“奥尔加圆舞曲”等。在这片歌颂的海洋中，出现了一首特殊的作品，那就是贝利尼在12岁时创作的《蝴蝶》。这首短小而感人的歌曲，是贝利尼为他的“木偶”剧院创作的。当然，贝利尼与沙皇这次轰动的访问毫无关系，那时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但人们唱起他的歌曲却那么自然，他的名望是家乡人的荣耀。在这个隆重时节唱起这支旋律，倒是典型的贝利尼本人喜欢的做法。它不仅表现在贝利尼的音乐风格里，也表现在贝利尼与外界的关系里。贝利尼的单纯质朴就像从他灵魂里流淌出来的音乐一样。他是那种生来就有特殊魅力的人，有着某种超乎凡尘的气质。贝利尼的旋律清新而甜美，早年的旋律更是纯真无瑕，伴奏往往极其简单。这样纤细的网络太容易破裂了。学者曾经争论过，到底贝利尼这样做是因为对音乐理论和对位法一无所知，还是刻意远离那些东西。贝利尼倒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位法对我有什么用呢？我想要做的就是丰富人们的耳朵，感动人们的心灵。”这番话当然证明不了什么。如果贝利尼在那不勒斯圣塞巴斯蒂安诺音乐学院学习时，没有上过一点和声与对位法的基础课程，那他是不可能顺利毕业的。一百多年里，贝利尼时不时被人遗忘，可总有机缘出现：当罗萨·庞塞拉（Rosa Ponselle）、玛丽亚·卡拉斯唱起《诺尔玛》，当《梦游女》、《清教徒》焕然一新出现在舞台上，大众的品味忽然转向，恰逢此时，贝利尼独特的艺术重燃生机。先是1920年代的热潮，接着是1950年代，到现在也许仍然在热潮之中。卡拉斯去世，其他卓越歌唱家纷纷退休，上面提到的三部歌剧，已经很少搬上舞台了，好在有录音，它让千万乐迷把这三部歌剧当做贝利尼艺术的精髓。有了录音技术，人们也能听到贝利尼其他几部早已被人遗忘的作品：《海盗》、《外国人》、《凯普莱特与蒙太古》、《扎伊拉》。后面两部作品曾经让贝利尼饱尝失败的苦涩。意大利人从未忘记贝利尼，哪怕是1890年代到1920年代，那时知识分子对贝利尼嗤之以鼻。今天贝利尼的头像还印在5000里拉钞票上。其他国家明眼的音乐爱好者深知，贝利尼是一位个性多么独特的作曲家，尽管作品为数不多，且绝大部分限于歌剧，但他的位置却格外重要。⊙容惠 编译

一﹑中共十五大说"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2009年1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说﹕党的"十五大"即确定了国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竞争性行业退出﹐而目前是进一步进入。[1]但在十五大文件中，并没有这个观点。往下报道中﹐人民大学何伟教授还补充说﹕党 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定位明确了国有经济的覆盖面﹐同时也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2]但何伟教授偏偏把这个重要《决定》中关于竞争性领域有实力的国企可以加快发展的话删除了。之前﹐据2009年9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先生就说过﹕中共十五大已经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里面发展﹐在竞争性领域内应有序地退出。[3]2009年10月16日《经济观察报》康怡也曾报道﹕中 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国企改革《决定》﹐"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哪些领域进﹐哪些领域退﹖《决定》给出了 具体的答案﹕要加强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产业。同时﹐ 《决定》还指出﹕'其它行业和领域﹐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当时﹐业界将此普遍理解为国家所要控制的只是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此 外都要放开﹐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4]这个说法和记者的报道中，关于国企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内容，也都是违反事实的杜撰。当时﹐对这些篡改中央文件观点的说法或报道﹐我在2009年11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的〈2009年三季度非国有经济发展报告〉中曾引经据典地予以澄清﹕十 五大报告提出的明明是"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 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中﹐更为具体地提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 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它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 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5]但是﹐约一个月之后﹐老调重弹﹐只是操琴人换了 ﹐可谓是澄而不清﹐挡不住﹐几位老先生乐此不疲﹐为了按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去发展"民营经济"﹐千方百计去利用中共中央的文件﹐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政治道 德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惜杜撰。而两家主流财经媒体也在"新闻自由"的旗帜下﹐推波助澜﹐以假乱真﹐撞坏了国际通行的"社会责任﹑真实准确﹑客观公正﹑ 廉洁诚实﹑遵守法制﹑作风正派"的新闻道德守则。[6] 大家都不"克己复礼"﹐"礼崩乐坏"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有的经济学人尚未得陇﹐已 在望蜀﹐不仅要求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还早就要求国企从垄断行业退出。例如﹐2007年9月﹐北京大学海归副校长海闻在一个会议上﹐就以美国所有行业都 是"民营的"为参照系说﹕"进一步讲﹐石油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有的集团来经营﹖我们现在进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 里面到底还应该保留多少国有企业﹖"[7] 我们不妨反问一句﹐"你直着说呢﹖"清华大学的海归经济学人陈志武和李稻葵倒是直言不讳﹐要今天的大国企"民营化"﹐或实行"撒切尔式的私有化"。[8] 不过﹐这些经济学人都说的是个人主张﹐没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虽然拿着中国重点国立大学的职位和钱﹐却贯彻了"华盛顿共识"要求全面私有化的美国 "中央精神"。二﹑中共十五大"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更出人意料的是﹐ 新年伊始﹐吴敬琏高级研究员在〈仇富浪潮从本质上利于腐败分子 -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中说﹕"十五大其实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因为要寻找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在十五大前的讨论中﹐发展研究中心提出 的建议是要发展社会保障基金持股的公司制﹐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公有制形式。你说这个是公有还是私有﹖说不清楚。"[9]其实﹐中共中央在十五大报告第五部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中明确指出﹕第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10]第二﹐"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11]在 这两段话里﹐不仅所有制构成的不同因素之间区分了"公有"﹑"非公有"和"私营"﹐而且在判断股份制公司性质上﹐也提出"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 握在谁手中"的标准。吴敬琏研究员何以论证"十五大其实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的呢﹖我们看不到任何论据。"横空出世"乎﹖为了什么﹖为了让"超越"于公﹑私和社﹑资分歧之上的"民营经济"横行无忌﹖这是不是像鲁迅说的﹐用手向上提自己的耳朵﹐就可以离开地面﹖或者﹐是又一件冒充"皇帝新衣"的旧衣服﹖其 实﹐只要不是搞文字游戏﹐十五大报告"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是无从谈起的。多年以来﹐有些人抬出一个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国退民进"民营化改革时的常 用词"民营经济"﹐[12] 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解构了产权的"公﹑私"之分﹐以及改革的"姓社姓资"之分﹐偷梁换柱﹐把邓小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搞两极分化的思想抛到太平洋里 去了。这确实太低估13亿中国老百姓和中共中央的认知水平了。就是国外一心一意劝说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华人也不领情。例如﹐在清华大学兼职的胡祖六在《华尔 街日报》撰文﹐标题直言〈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13] 吴敬琏研究员非常器重的另一清华大学兼职者陈志武也坦率可爱﹐撰文曰〈中国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 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回避〉。[14] 其实﹐翻遍中外历史﹐有哪朝哪代主张公﹑私不分呢﹖就是"经济学家向往"的"欧美模式"中，公﹑私界限也清清楚楚。另外﹐中央十五大报告准备期间 ﹐洪虎同志领导的国家体改委课题组为十五大报告写作组完成的所有制问题研究报告中（包括国有经济布局和发展"混合经济"等内容）﹐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他还为此动笔写了核心内容﹐并写了信﹐受到政治局常委的重视。作为这份报告的执笔人之一﹐我对此记忆犹新。2009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表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15] 这是否就是不分公﹑私说法在政策领域内的一种链接呢﹐是否就是以上杜撰中央政策行为背后的政治诉求之实现呢﹖改 革开放30余年﹐几位著名公众人物在媒体上接二连三地随意歪曲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精神﹐杜撰中央的观点﹐而且主要又是经济学家﹐个别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 者还成了领军人物。主流媒体不核实就予以发表﹐至今没有人像澄清"国进民退"炒作那样起来说话﹐听之任之﹐谬种流传﹐政府内部也是异见突起﹐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看着办"﹗如果不办﹐所有制"优化"向何方﹐就真的不是"说不清楚"了。因为政策全拧成"打右灯向右拐"﹐一目了然了。别忘记了﹐有的经济学家早 已成为了主张"宪政"的"政治改革"主流人物﹐[16] 党和政府内意识形态取向多元化也早就公开化了。也别忘记了﹐诺大一个中国欲稳定﹐需中央 路线正确﹐拥有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统一步伐﹐政令要出中南海﹐全党的基本政策不能被某些特权人物﹑"意见领袖"们拧成破碎的天津麻花﹐面目全非﹐并在大 众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展览示众﹕嘿嘿﹐看老子天下第一﹐指鹿为马﹑乾坤颠倒﹑太阿倒执﹐谁人能奈何得了俺﹗欲"挟天子以令诸侯"乎﹖这种混乱局面意味着什么﹐为哪几股势力心中窃喜﹑翘首以盼﹖"中国人都知道"。真不明白﹐上网问问刚刚破土而出的曹操﹑《大秦王朝》的赵高和"苏联掘墓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历史罕见新鲜事儿。三﹑"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了吗﹖2009 年10月国家发改委领导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GDP的60％左右﹐[17] 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18] 这些话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的产出和就业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都已经成为了"基础和主体"。但其中关于GDP构成的资料﹐与2005年7月原国家发改委主任 马凯指出的﹐目前﹐三分之一的GDP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19] 难以衔接。因为﹐五年左右﹐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突飞猛进地增加近30个百分点﹐这不太可能。2006年12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主持的一 课题组正式发表的参考性预测数据也显示﹐"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GDP中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和港﹑澳﹑台资）可能达到44.7％﹐其 它55.3％为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经济）。"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达到50.8％﹐公有制经济为49.2％。[20]经了解﹐知道国家发改委这个资料也许不是引自国家统计局的文件。接踵而至的老问题是﹕至今非公有制经济底数仍出自多门﹐互相矛盾﹐如何制定"优化"政策﹐以及制定哪里是个头的量化标准或目标﹖另 外﹐《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显示﹐在二﹑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2008年国有﹑集体资本比重是36.4％﹐国内个人﹑港澳台 和外商资本比重合计是38.5％。另外﹐新出现的"法人资本"比重为25.6％。[21] 这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的统计口径和数据有明显差别。[22] 两相比较﹐在表面印象上﹐在二﹑三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关系逆转了﹐私有资本开始占压倒优势﹕2004年公﹑私资本是56％比 44％﹔[23] 2008年能够看出来的公﹑私资本是36.4％比38.5％﹐两者关系逆转了。但其余25.6％的法人资本的终极所有者是谁﹐第二次经济普查《公报》没有 进一步说清。对此的疑问是﹕第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中25.6％"法人资本"为何不按终极所有者分解﹔分解后全部实收资本的公﹑私构成如何﹖第二﹐为何第二次普查公报不能像第一次普查公报那样﹐发布十分简单﹑细致﹑清晰的产业实收资本构成表呢﹖但疑问归疑问﹐顺势看去﹐如果综合以上来自官方的部分数据﹐大家就看到﹕- GDP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占"60％左右"﹐疑似据"基础和主导"地位﹐因为这个数据与原先马凯公布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矛盾太大，难以衔接、调和，让人无所适从。- 城镇就业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占"70％以上"﹐据"基础和主导"地位（其实全部非农产业就业构成也是这样）。- 二﹑三产业实收资本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公有经济﹐疑似据"基础和主导"地位。不过﹐这是以出现了模糊不清的"法人资本"为前提的非结论性判断。当然﹐如果国家统计局在发布第二次经济普查公报时﹐能够顺便说一下第一产业中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本和个人资本的资料﹐那么﹐由于集体土地的巨大价值﹐可能在社会总资本中公有资本还是超过私有资本的。综上所述﹐虽然存在模糊性﹐两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的二﹑三产业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关系变化﹐毕竟已在提醒人们﹕小心哟﹐在中国最现代的产业部门和城镇中﹐私有资本在快速增长﹐生产性财富在少数人手中快速集中﹐份额已经不小。而在农村﹐也出现土地快速向少数人和外资手中集中的现象。[24]四﹑萨缪尔森﹕"收入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来源于财产收入的差别"[25]中国的统计数据已经显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加强了﹐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和农民工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产生了私有单位工会组建和发挥作用最难﹑普通职工工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最难落实的普遍现象﹐严重妨碍了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怎 么看这种现象﹖从生产关系层面分析﹐马克思的观点直截了当﹐源于工人一无所有和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换个角度﹐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看﹕亚 当‧斯密和戴维‧李嘉图也都承认﹐财产权赋予某些人不劳而获的权利。私人工厂中存在利润与工资的冲突。在政府﹑军队帮助下﹐资本家是分配中经常的胜利者﹐ 工人零散或有组织的反抗则经常惨败﹐领袖锒铛入狱。[26] 保罗‧萨缪尔森提示﹐劳动收入"不公平的根源是什么﹖答案首先应该在劳动报酬方面寻找"。但"收入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来源于财产收入的差别"[27]按 照经济学中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认识路径﹐我们首先链接2009年10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 况的报告。因为﹐它用最新的权威数据显示﹐在集中体现个人资本权利的中国私营企业（"民营经济"）中﹐劳动报酬和收入分配是如何决定的（主流财经媒体几乎 没有报导这份重要报告的详细内容）。- 工会力量孱弱。"基层工会组建任务仍然艰巨。一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难问题依然存在。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数量多﹐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不足50％。部分 企业经营者对建立工会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抵触。二是农民工入会积极性不高。目前我国有农民工二亿多人﹐加入工会的不到三分之一。三是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组织 不落实。"- 维权机制脆弱。"基层工会维权难仍较突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干部同时也是企业的雇员﹐在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常常表现无奈。 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有的则是企业经营者的近亲属﹐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维护权益。工会干部维护职工权益时容易遭到 打击报复。有的企业避开或者违反工会法中有关保护工会干部的规定﹐找借口解雇敢于维权的工会干部﹐或者虽然不解雇﹐但用其它手段使工会干部无法再在本企业 继续工作。由于缺乏对工会干部自身权益的有效保障﹐使得他们不敢维权﹐造成工会凝聚力﹑影响力不强。"其次﹐我们链接这种状况下最新的中国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和其它劳动权益的信息﹕2009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7071元﹐只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平均工资的58.4％。[28]另外﹐上述人大报告还显示﹕私 营单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侵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侵害职工劳动经济权益问题比较严重。不少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不与职工平 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劳动合同﹐不按时发放工资﹑不支付加班费﹑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劳动经济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更值得重视的是﹐欠薪逃匿事 件呈增多趋势。以广东为例﹐2006年发生企业欠薪逃匿事件669起﹐2007年786起。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上升至1985起﹐涉及职 工20.6万人﹐欠薪总额达六亿多元。二是职工参保率仍然较低。当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依然偏窄﹐城乡发展不平衡。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 2007年底﹐我国城镇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率分别为77％﹑63％﹑78％﹑77％﹑60％。较之城镇职工﹐农民工的 参保率更低。三是劳动安全卫生保障不到位。2005年以来﹐职业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截至2008年﹐累计报告职业病70多万例﹐集中分布在中小企业﹐其 中尘肺病占78.8％。因职业病危害纠纷引发的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农民工家庭因职业病致贫﹑返贫。劳动者身染职业病后﹐维权遇到许多困 难。"[29]人大报告还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两年劳动争议案件大量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职工维权提供了有力的 法律武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施大大降低了职工的维权成本﹐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激增。另一方面从劳动争议案件的内容和处理结果看 ﹐主要以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及福利﹑经济补偿金赔偿金违约金等三类诉求为主﹐占劳动争议案件总数的79.21％﹐职工胜诉率较高﹐如2008年﹐职工胜诉 与部分胜诉的案件合计占85.29％﹐今年上半年仍占84.71％。这表明﹐职工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30]综上所述﹐在生产 关系层面﹐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强资弱劳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决定了收入不公平﹐首先是劳动报酬不公平的存在。在私人资本下就业人员越来越多﹐这种不公平的覆盖 范围就会相应的扩大。不仅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就是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这种逻辑关系也是存在的。正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存在﹐表明了如果在优化所有制结构的政策日程中﹐编造种种充满破绽的理由和谎言去追求"最大化"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不能解决目前已经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思 考题和提示﹕可有官员因解决私有制下职工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而"被明星"的﹖如果政府连拿出当年罗斯福平衡劳资关系的魄力﹑手段来都不行﹐问题就真的难解 决了。而且﹐后果可能更重一些。因为﹐今天中国没有罗斯福那样依靠世界大战来解决产能过剩﹑失业和提高工人工资福利的机会。气全憋在国内这个球体里了﹗五﹑结束语30 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和缺乏规制的自由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即使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了﹐ 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然会非常突出。1970年代以来至今﹐七国集团在自由化中收入分配状况下行就证明了这后一点。[31] 这个意思﹐邓小平也多次说过。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要排除干扰﹐认真研究和解决一下所有制构成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中国已开始制定"十二五"规划﹐这里给负责制定规划的部门提一个建议﹕要依据宪法﹐认真贯彻十七大报告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精神﹐在"十二五"时期正确处理好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反对"西化"和"僵化"﹐不折腾。[32]还 要反对"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减少制定政策的盲目性。政府要组织力量在量化层面研究国民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合理构成问题。政府要学习美国经验﹐研究建立 全国基尼系数分析数据库﹑分析评价体系和定期发布制度。要进一步研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财富分配﹑收入分配中"马太效应"的关系﹐以及财富分配基尼系数和 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相互影响关系。要科学地平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效率与提高全社会财富∕收入公平性的关系﹐避免两极分化﹐建设和谐社会。现 在，中央强调要加快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性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理应包括在初次分配领域防止生产性财富在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的问题。因为，这个问 题解决不好，收入分配问题也难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发展。在具有全球视角、阅历丰富的邓小平的看来，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的观点 也没有过时。所以，他强调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而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并购重组中，竞争性领域实行的总方针应该是中共中央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说的"优胜劣汰"。2009年山西煤矿重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功和经验。那种杜撰的"十五大确定竞争领域国企退出"论，只会不断 地引发无谓的争论和炒作，由此引起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混乱，将可能使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并购重组的主要领域--竞争性领域成为一块飞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止 步不前。私营经济等最终也会因此受损。最后一点话﹐"领导"﹑知识界和新闻界要严格自律。统一战线内部也要讲原则。一位老改革还说了﹐该管事儿的部门不要"猫不逮耗子"。[1] 徐以升﹕〈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14日。[2] 徐以升﹕〈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14日。[3]〈工商联主席：部分行业已现国进民退将付出沉重代价〉﹐《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9月23日。[4] 康怡﹕〈国资委酝酿竞争领域央企退出机制〉﹐《经济观察报》2009年10月16日。[5]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901﹑1039﹑1040页。[6] 雷跃捷﹕《新闻理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204~206页。[7] 周勇刚﹕〈彻底打破石油垄断正当时〉﹐《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9月6日。[8] 李稻葵﹕〈后危机时代要重点解决国进民退问题〉﹐和讯视频2009年9月10日（http://news.hexun.com/2009-09-10/121037394.html）﹔陈志武﹕〈中国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 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回避〉﹐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9月24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474）。[9] 人民日报社主办﹕《人民论坛》2010年1期﹐人民网2010年1月15日（http:// 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0-01/01/content_421645.htm）。[10]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0页。[11]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1页。[12] 牛林豪﹕〈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张九洲《中国经济史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469~508页。[13]《香港传真》No. 2008~92。[14]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9月24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 =157474）。[15]〈经济刺激周年﹐意见领袖展望宏观政策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6日。[16] 牧川﹕〈狼狈为奸 - 宪政民主学者与主流经济学家〉﹐大风网站2009年12月6日（strongwind. com. hk/article.aspx?id=12564）。[17] 如果设定"60％左右"中已包含外资和港﹑澳﹑台资的产出份额﹐再减去第一产业内11％左右的农村集体经济产出份额﹐以及其它产业中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2％左右的份额﹐国有经济比重可能就在27％以下了。[18]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家发改委网站2009年9月16日（http://zhangping.ndrc.gov.cn/zyjh/t20090916_302431.htm）。[19]〈发改委主任马凯﹕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新攻坚阶段〉﹐《经济参考报》2005年7月14日。[20] 中国生产力学会主编:《2005~2006﹕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12月﹐第88页。[21]《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年12月25日（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22] 2005年12月6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中﹐2004年二﹑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国有资本比重是 48.1％﹐集体资本比重是7.9％﹐其总和为56％﹔国内个人资本比重是28％﹐港澳台资本比重是7.3％﹐外商资本比重是8.7％﹐其总和为44％。[23]《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国家统计局网站2005年12月6日（http://www.stats.gov.cn/zgjjpc/cgfb/t20051206_402294807.htm）。[24] 2008年10月8日中宣部和新华社联办刊物《半月谈》宣称﹕"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是国内外共同的市场 规律﹐不可阻挡"。2009年7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陈锡文在《中国改革报》发文指出﹐"当前很多地方推行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式是引进大资本圈地﹐农 民转变为打工者﹐其实是替换了农业主体"。[25]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得豪斯﹕《经济学》（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1月﹐第315页。[26] 夏小林﹕《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6~11页。[27]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得豪斯﹕《经济学》（17版）﹐第314页。[28] 方芳﹕〈国家统计局改革平均工资统计﹐私营企业纳入其中〉﹐中国经济网2009年10月27日（http://www.ce.cn/macro/more/200910/27/t20091027_20284484.shtml）。[29] 报告也指出﹐有些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时忽视职工的民主权利。近年来﹐有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不依法经过民主程序﹐改制方案不公开﹐职工安置方案不经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个别国有企业甚至取消工会组织﹐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职工利益受损﹐引起广大职工群众的不满﹐引发职工群众集体上访事件。许多国有企业的集 体合同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高管层与普通职工之间劳动报酬相差过于悬殊。但是﹐在这些问题存在的同时﹐国有企 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仍然远远高于私营企业。[30]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镇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网2009年10月30日（http://www.npc.gov.cn/npc/zfjc/ghfzfj ... 10/30/content_1524883.htm）。[31] 夏小林﹕《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第305~334页。[3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研究员在〈建国60周年感言〉（《香港传真》No.2009~47）中提出﹐"现在﹐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大大超过建国初 期。并且﹐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公降私升的趋势﹐已影响到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应该是巩固和 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强化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且正确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政策部门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三季度非国有经济主要宏观指标降幅收窄，出现程度不等的回升，但外需空间改善有限，新一轮外部压力接踵而至。投资增幅收窄需要继续关注。非公经济有进有退是商业上的理性选择。中共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是：竞争性领域国资"加强重点"和实力国企"加快发展"。是否让"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成为政策性主流词汇，政府要通观历史，慎重选择。"通钢事件"应有交代。

何承天（公元370～447）是南朝时期的天文历算学家，同时以反佛著称。佛教典籍多次记载了他与僧人讨论天竺历术，并折服于“天竺夏至无影为天地之中”的故事。通过考察不同的故事版本，有理由相信《高僧传》记载有误，故事中僧人的原型并非慧严而是智严，后者曾赴罽宾求法。另一方面，佛国历术故事的出现、流行、隐没及其宣扬的“天竺中心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六朝唐宋佛教中土化过程中的冲突与融合。而唐代开元年间建造的“周公测景台”（俗称“没影台”）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这则中土佛教故事的影响。

安东尼·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过去40年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吉登斯再出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并迅速在全球学术和政治界引起广泛关注。4月22日，正在英国从事学术访问的本报特约记者郭忠华，围绕“气候变化的 政治”这一主题对吉登斯进行了专访。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生，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第三条道路等。目前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理解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意义 郭忠华：能否首先请您谈谈从事此项研究的背景。我们知道，当今世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核武器、恐怖主义、生态灾难、克隆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等，某种程度上说，其中有些甚至比气候变暖更直接，您为何单独选择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您看来，它有何特殊的意义？ 吉登斯：的确，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从表面上看似乎远比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重要。实际上，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主要来源于一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全球时代的欧洲》。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欧洲处于各种政策调整的领先位置，气候变化政策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主题。那本书的写作使我思考欧洲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我本人的学术研究有关。既然我已写作了有关全球化的主题，写作了有关风险的问题，写作了有关欧洲的问题，气候变化主题似乎是把所有这些主题串连在一起的问题。但是，当我真正着手研究这一主题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是，实际上并不是很多人探讨过这一主题。的确，科学家对这一主题进行过大量的讨论，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们对这一主题进行过大量的讨论，生态主义者和国际组织也对这一主题论述良多。但我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明白气候变化的社会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探讨过气候变化的问题，但迄今为止，没有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探讨过气候变化问题。 这就是我给自己许下的抱负，要理解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意义。《气候变化的政治》即源于此。它不是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著作，而是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的著作。 郭忠华：的确，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走上政治的日程，依赖于政府的推动。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您为什么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吉登斯悖论”。您能否简单地概括一下“吉登斯悖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吉登斯悖论”主要指这样一种困境：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悖论在于，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例如，去年中国发生的大雪灾，它直接与气候变化有关，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旦处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因为一切都太晚了。相同的情形还出现在印度的气候变暖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悖论中，我是说如果我们再不把气候变化问题有效地纳入政策议程，那真的将会出现这种悖论的情形。 郭忠华：针对“吉登斯悖论”，您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框架，但这一框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维度，请问您对这些概念是否具有一幅总体的图景或者蓝图？能否描述一下这一总体蓝图？ 吉登斯：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政治融合”，另一个是“经济融合”。首先从经济融合讲起吧。经济融合指的是将气候变化的政治与其他经济政策整合在一起，既获得经济上的竞争性，又获得技术革新的动力。在我看来，这是最关键的一种政策。对于政治融合来说情况也一样。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煤炭工业，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它们都是化石燃料，都是高排放的工业，这种工业对于气候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以汽车为例，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汽车，汽车同样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因素，而且数量众多的汽车看似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实际上还造成交通拥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果能够形成某种政策，发展高科技的公共交通，那么，它将不仅能够减少排放，而且还可以使交通变得顺畅，方便人们旅行。所以，政府把气候变化政策与公共交通政策融合在一起，不仅能够减少排放，而且还有助于制定长久的政策。气候变化政策尤其需要有长远的思维，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在“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的阶段，气候变化政策被搁置。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长远的思维，需要将政策“打包”在一起，以便使未来气候不至出现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必须在国家、国际层面上将汽车等政策融合在一起。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道，“等着瞧吧，我们将改变美国，我们将创造一种低碳经济，我们将改变经济的性质”。我想这是一种“管制的途径”（regulate approach）。我还可以说，欧盟采取的也是一种管制的方式。这种政策实际上更没有与一般的公民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事情捆绑在一起，进行系统化的考虑，而不只是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来发展低碳技术，我们应当如何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我们应当如何来发展风力发电。这些问题尽管重要，但把它们拆开来分析与把它们总合在一起进行系统化考虑，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可以说，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尽管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我没有意思说这就够了，它们能够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因为这里面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强化国家在应对气候方面的作用 郭忠华：“保证型国家”（ensuring state）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您还谈到它不同于“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您能否简单谈谈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保证型国家”主要发挥哪些功能？ 吉登斯：我在《全球时代的欧洲》一书中就曾经使用过“保证型国家”概念。我想，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来说，赋权型国家是一个显得太弱的概念，它的含义是加强各种社会团体在解决集体问题上的能力，这些团体主要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运作。我不否认，当代公民社会的确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帮助老年人方面尤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的自治实际上还是依赖于公民社会本身。但我不认为这个概念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来说足够有力，因为它对于后果问题考虑得很少，它没有看到国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气候变化是一个后果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家当然不可能把事情全部做好，它依赖于与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国家在这种合作中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监督和检查，必须进行长远的策划，这些是公民社会本身所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保证型国家可以做到这些方面。保证型国家比赋权型国家更强，意思是它履行着更强的功能。例如，它有责任监督公共目标，并且以一种可见和可接受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就拿当前的经济危机来说，保证型国家与赋权型国家的区别同样适用于这一问题。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这就要求国家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对金融市场进行调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保证型国家。当然，我没有意思说我们要迈向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这种自上而下控制的政府在当代世界同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某种实质性的国家调节，甚至是国家计划，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 郭忠华：的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们需要更加强化国家的作用。您认为环保主义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只看到风险的负面作用，而且您也一直强调，风险不完全是负面的，它还有积极的一面。具体到气候变化问题上来，您认为这种人为风险存在着何种积极的因素？ 吉登斯：“预防原则”之所以不可取，在于它的保守性，其内在的含义是“安全总比遗憾好”。在自然方面，这一原则要求不要干预自然，应当采取措施使自然免受潜在的威胁。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怎么会不干预自然呢？如果把这一原则用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它产生的是一种极坏的后果。好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但按照预防原则，我们不能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这不是反而造成危害了吗？在风险方面，预防原则只看到风险的一面，但问题在于，风险还有积极的一面。不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危害有多么大，根据成本—收益原则计算，它总是具有积极的一面。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用另一种“PP原则”取代生态主义的PP原则，那就是“百分比原则”。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分析各种风险，而不只是一味地预防。当然，在引入这种新的PP原则时，我们不但要普通大众广泛地参与讨论，而且还要认识到所有的风险估计都是情境性的，不是千篇一律、无比准确。 至于你说到的气候变化风险积极面，我想答案非常清楚。解决和防止气候变暖需要有新的技术，这会使环境技术取得进步。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为了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气候变化政策与经济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融合在一起，这可以使经济获得新的增长点和动力，同时气候问题在以后也可以获得持久的解决。同样的道理还体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这些都是气候变化风险可以产生的积极效果。 郭忠华：好，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谈您所提出的新PP原则，即“百分比原则”。在我看来，这一原则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气候变暖将会无限地延续下去，因为这一原则压根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暖的意思。二是根据您早年对“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意外的后果”的强调，具体条件下的理性计算不可能是准确的。出于这种考虑，您能否具体谈谈百分比原则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操作设想。 吉登斯：你不能把“百分比原则”当做是一个具体的计算公式，同时，我也没有要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个具体的、普遍适用的公式的意思。我的意思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总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进行思考。它仅仅是一种原则，不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的公式。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没有认识到的条件，行动的意外后果，它们都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产生作用的因素，有时候它们产生良性的作用，有时候则是负面的作用，但这不妨碍把百分比原则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来使用，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行动。 促进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的整合 郭忠华：关于“发展规范”（development imperative）的问题，您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经济发展的权利，哪怕是这种发展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排放和温室效应。但在我看来，这种发展路径至少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促进者；二是使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气候变坏，治理成本增高。因此，您能否具体谈谈发展规范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呢？ 吉登斯：发展中国家显然不能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它们要以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的方式谋求发展。发展规范原则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上取得发展的权利，经济发展是解决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唯一可行之路。没有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使这些国家的气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尽管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造成者。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可能会比目前造成更多的排放，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加。一个经济停滞的国家当然排放会低。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是解决其气候变暖问题的基础。因此我说，发展规范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说哪怕这一发展过程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温室气体的提高，都要谋求贫困国家的发展。 但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某种协作机制，尤其是在科技协作方面， 12月份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也许会取得某些成就。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发展的时候，还是必须注意要从一开始就把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整合在一起，这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讨论的经济融合问题上来了。融合是一种理想的类型。例如，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的确很快，但是，我也强烈建议它必须充分考虑这种融合。如果从我们的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来考虑，我们要发展的也必须是那些低碳经济，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我很希望看到，在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中国成为低碳技术的先锋。在这方面，韩国倒是一个先锋，这不是说韩国的科技比中国发达，或者说比中国具有更多的资源，实际上这个非常不幸的国家，是一个造成了环境巨大破坏的国家。但是，韩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希望这种情况也会突然出现在中国，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中央政府良好的政策目标，在经过层层官僚制过滤之后，不会变成地方经济或者GDP的考虑，而是注意其他一些更加无形、更加惠及子孙后代的气候和环境问题。当然，要改变这种情况不容易，这里也没有什么简单或者普遍的先例可循，但却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其实，现在中国的发展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北京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肺病数量和汽车拥堵等。发展所导致的功能紊乱（disfunction）在中国已经变得非常突出。 在政治上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郭忠华：“前摄适应“（proactive adaptation）概念似乎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来说，本书所有内容都可以看做是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但您早期似乎对“适应”一词非常厌恶，甚至要把“适应”概念从社会科学的词汇表中彻底删除。您现在为什么反过来如此强调“适应”概念了呢？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差别？ 吉登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吉登斯悖论”就针对这一背景。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框架所涉及的大部分概念都既适用于“适应”，也适用于“减轻”的情形。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在采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上积极去适应由此将带来的问题。前摄适应要求以一种长远的思维考虑未来气候变化将给我们带来的后果，从而积极采取预防的措施。除气候变化外，积极适应措施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方面。例如，在住房建设方面，我们可以建立低能源消耗的住房，这种住房在屋顶和正面都安装大阳能面板，使之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有效地减少火灾。政府在长远政策规划和资金安排上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对于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潜在风险，政府必须在今天就着手进行预防，尽可能限制可能出现的风险。以中国为例，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依赖于河流，那么，中国政府可以建设更多的水电站以防止水灾频发的问题，这对于中国来说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不是等到风险已经出现以后才着手应对，而是必须有超前和长远的思维，尽早着手，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这一点在应对未来的极端天气状况方面非常必要。 我所使用的“适应”概念与进化论中的“适应”完全不同。后者指人类个体如何适应其生存环境，气候变化政治中的“适应”则更强调技术创新的含义。前者完全忽视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把个体的生活看做与其他动物一样，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活动。我们都知道，人类生活实际上并非如此。行动者具有自己的目的，能够按照自身的目的去改造其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适应”。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使用“适应”这一概念，实际上出于两种理由：一是“适应”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献中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的确，你已经无法抛弃这一概念而另创其他概念。另一方面，我所使用的“适应”不像进化论那样，忽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而是非常强调超前思维和主动应对，就像我刚刚讲前摄适应时所强调的那样。适应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事后适应，二是对未来的适应。从我对概念的使用你就可以知道，前摄适应指的是后一种情形，进化论的“适应”则基本上指的是前一种情形。 郭忠华：最后我还想请您谈谈对于中国的看法，您认为在处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吉登斯：我希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能够扮演一个更负责任的角色，作为平等的一员，与美国、欧盟携手并肩，制定更加透明的生态政策，认识到只有这样才是对世界社会的未来作出贡献。但讲句实话，天知道这些愿望如何才能得到实现。但是，正如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的最后一章所说的那样，世界社会最后说不定变成了“索马里”，各个国家围绕着资源在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你经常可以看到，各次峰会，实际上是围绕着非洲等地的丰富资源在进行争夺，世界各主要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则是其中的主角。这也正是我致力于主张“协调政策”的缘故，中国领导人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雅与俗，是文学艺术中一对不断发生对立转化关系的概念。它们俩就像生活中的一对欢喜冤家，大家都趋雅避俗，唯恐与俗字沾边，但当大家的雅都扎到了一堆，雅变成了时髦、时尚、大流行的时候，这雅的东西便又显得俗气了。而人们很少顾及的大俗的东西，又变得不俗了。他们二者之间有着扯不清、斩不断的对立转化关系。就书法来讲，当人们看惯了赵、董一路的雅书，便觉得腻，俗。猛然看到北朝粗头乱服的碑刻，或看到傅山、张瑞图的丑书，便觉得生猛麻辣，不俗的很。但当丑书成了书坛的时尚，成了一股潮流，便又成了俗书。随着时代的推移，雅俗会发生逆转，而不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会对雅俗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　　近代的书法家和研究者因为与黄庭坚所处时代的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黄庭坚的书法的认识，而产生了雅与俗的错位，造成了对黄庭坚书法研究的一些误读。譬如，当代有不少书家对黄庭坚的代表作品中由抖擞、振颤、一波三折的笔法而形成的奇崛生涩的风格，认为是他早期取法低下所染上的俗气，而那些笔法平顺，字势平实，章法妥帖的作品，是他晚年经过努力摆脱了早年俗气的雅作，书卷气十足。其实，这种判断，与黄庭坚一生的书法发展过程完全相反。人们认为他晚期的雅作，正是黄庭坚早期的作品，是黄庭坚所认为的非常俗气的作品，而人们认为他所没有摆脱掉某些俗气的代表作，正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他所追求的正是笔法的提按顿挫，风格的奇崛生涩与艺术个性的张扬醒目，这正是黄庭坚心目中的不俗，韵味与雅致。　　这一切误读的结果，大都源自于对黄庭　　坚下面这段话断章取义的理解，特别是对“抖擞”一词的误读。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黄庭坚《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山谷题跋》卷七 ）　　在这段话中，黄庭坚说他学草书三十年， 入手以周越为师，结果染上了毛病，致使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抖擞”。在许多研究黄庭坚的书法史、论著作中，把“抖擞”一词直观地与黄庭坚强调提按、一波三折的笔法联系起来，把“抖擞”解释为“振颤”、“战掣”，甚至有的理解为“颤抖”、“哆嗦”，认为是一种为“追求涩劲的错误笔法”，而这种“错误的笔法”正是受了周越的影响而染上的“俗气”，直到黄庭坚晚年都难以摆脱。　　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对黄庭坚的误读。　　首先，从周越现存的小楷墨迹《王著千字文跋》和草书《怀素律公帖跋》、《贺秘监赋》等作品中，字势平实，章法妥帖，笔法平顺，丝毫看不出周越在用笔上有什么“振颤”、“战掣”或者“哆嗦”、“颤抖”的痕迹，更别说是像黄庭坚那样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笔法。启功先生在跋周越的《怀素律公帖跋》中说：“黄庭坚少时曾学越书，后颇不足于少作。世遂耳食以议周氏书风，实皆未见其迹也。”显然，认为黄庭坚用笔上的习气来源于周越是缺乏事实上的根据的。　　而且从黄庭坚的同代人对周越书法的评价看，周越的字也绝无“哆嗦”或“颤抖”的习气。黄庭坚评周越的字，常用“病韵”二字，如《跋周子发（周越）帖》中评论是“劲而病韵”，“子发临书殊劲，但并使古人病韵耳。”如结合黄庭坚的其它书论来看，这里的“病韵”也即黄庭坚心目中的“俗”。朱长文《墨池编》把周越书法列入能品，米芾《海岳书评》中对周越书法评价亦不低，但都没有提到什么“哆嗦”“颤抖”的字眼。　　其次，我们从黄庭坚书风的演变来看，也与上面对黄庭坚的理解正相反，在他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基本上见不到这种过分强调提按的笔法与“振颤”的习气，或许偶尔有所流露，但并不明显。如《王长者墓志铭稿》，书于元祐元年(1086)，用笔秀润妩媚，少有顿挫。而随着黄庭坚书风的发展，这种“振颤”的习气才逐渐显露出来，《华严疏》，书于元祐五年(1090)左右，则有意伸长某些笔画，而且注意了用笔的提按，黄庭坚个人大开大合的风格已初露端倪。至黄庭坚晚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个人风格完全成熟，长枪大戟的笔画，中收外放的结体，尤其是提按顿挫的笔法，成为他个性书风的鲜明标志。这些特点在他的代表作《跋东坡书寒食诗》（书于元符三年（1100））中，得到充分地体现。《经伏波神祠诗》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把这种笔法发展到极至，过分夸张的提按，长画的伸手挂脚，不能不说是带有某些习气。　　这种笔法的演进，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也体现出同样的嬗变轨迹。《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于绍圣二年(1095)左右，属于他学习探索期的作品，用笔稚嫩，风格妩媚，与黄庭坚后期成熟的作品，相去甚远。《刘禹锡竹枝词》大致书于绍圣后期至元符年间，显示了黄庭坚出众的熔铸能力，把旭、素、颜、杨融为一炉，沉雄的笔力，曲铁般的线条，醒目的点法，尤其在用笔的顿挫与线条的穿插上，个性特点已比较明显，但与后面老辣生涩的行书跋尾相比，还是显得平和而中庸。《诸上座帖》书于元符三年(1100)左右，《李白忆旧游诗卷》书于崇宁三年(1104)左右，都是他晚年的作品，就其作品的水平来看，无疑是黄庭坚草书的代表作，在自如的使转中处处强调提按顿挫，线条老辣生涩，章法上打破传统大草—泻直下的流动感，当连反断、实断似连，在时间感上形成一种阻断的涩势。个性的过分张扬，也明显地带来一些习气。　　从以上黄庭坚的作品，我们可以直观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庭坚笔法与书风的特点是逐渐成熟的，他“振颤”、“抖动”的笔法越到晚年越成熟，由此形成的个性风格，越到晚年越突出，而在黄庭坚早期的作品中，是难以见到的。与周越的作品对比，黄庭坚成熟的笔法与书风特点并不见于周越的作品。　　“抖擞”一词，按我们通常的理解，常用的义项有抖动、振作、奋发等，但这些义项或者不是“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的原义，或与黄庭坚书风演变的实际不合。如果我们对 “抖擞”一词进行一次“考古”的话，会发现它在中古时期有一个最常用的义项：头陀。头陀是梵语，汉语译成抖擞，为滌除宿垢之义。“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之“抖擞”，用的正是此义。黄庭坚书写的《头陀赞》，开头即是“梵语头陀，华言抖擞。净一真心，振三毒垢。”，正可以作为注脚，这里抖擞正是“净”、“振”之义，“振”：除也，弃也。如《左传·昭公十八年》“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注“振，弃也。”。而且抖擞在作这一义项用的时候，往往用作及物动词，后接名词“尘埃”，作抖擞的宾语。例如：　　抖擞辞贫里，归依宿化城。（王维《游化感寺》，《全唐诗》卷127）　　尘劳期抖擞，陟降聊俯偻。（权德舆《早夏青龙寺致斋凭眺感物因书十四韵》《全唐诗》卷325）　　抖擞尘埃衣，谒师见真宗。（孟郊《夏日谒智远禅师》《全唐诗》卷380）　　恐污清泠波，尘缨先抖擞。（白居易《泛春池》《全唐诗》卷431）　　君到高安几日回，一时抖擞旧尘埃。（苏轼《子由在筠作东轩记》《苏轼诗集》卷23）。　　如果结合黄庭坚一生与众多禅师交往的实际情况和他对佛经深入研习的背景来看，“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的“抖擞”一词的意义，正由头陀之义而来。而且，动宾搭配的句型都也一致，“抖擞尘埃”—“抖擞俗气”。“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是说黄庭坚二十年摆脱不掉学习周越书法所染上的“俗气”，这里的“俗气”即“尘埃气”。　　而且，黄庭坚在另一则题跋中也非常明白地告诉了我们“抖擞”的确切含义：　　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①　　“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与“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意义、句型完全一致，“抖擞”，“湔祓”也，“湔”，洗涤；“祓”：除垢。湔祓，涤除宿垢。“俗气”，“尘埃气”也。黄庭坚的书论中“俗气”与“尘埃气”常换用：“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　　既知抖擞的确切含义，那么黄庭坚学周越所染上的毛病，自然不是什么“错误的笔法”或“习气”，而是黄庭坚竭力涤除的“俗气”。因为“俗”是黄庭坚一生所最忌讳的：“余尝言，士大夫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书缯卷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那么，黄庭坚所谓的“俗”，在他书法中的表现究竟是什么呢？　　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工，书工不工是不足计较事，然余未尝心服。由今日观之，定国之言诚不谬。盖用笔不知禽纵，故字中无笔耳。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②　　由此可知，他所谓的“俗”，正是宋代初年的流行书风，周越的书法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流行书风的代表,是俗书的代表,在黄庭坚看来,即笔法上“不知用笔”，具体说来就是“用笔不知禽纵”、“不知起倒”。字中无笔，便没有眼。他常常把 “用笔”与“有眼”联系在一起，“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这句话几乎成了黄庭坚的“口头禅”：　　余尝评西台书，所谓字中有笔者也。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他人闻之瞠若也，惟苏子瞻一闻便欣然耳。③　　黄庭坚诗学杜甫，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拾遗句中有眼”。“有眼”成了他评价诗、书、禅的一个重要标准。禅宗所谓的眼，指他们所参的话头与所斗的机锋中最警策之处，是最值得玩味参悟的那一点，他们可因此而悟道。　　黄庭坚自己认为在黔南时书法尚“意到笔不到”，显然，在他看来都是“字中无眼”。但到戎州后，悟“荡桨拨棹”之法，“辄能用笔”：　　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浆，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④　　黄庭坚一波三折、个性鲜明的笔法，是由“观荡浆、拨棹”而悟得，这正是黄庭坚内心的得意之处，是他风格成熟的表现。　　那么他所谓的“眼”，体现在书法上，即在用笔上强调提按顿挫，夸张的提按，顿挫的强调，形成了战掣涩劲的线条；结构上加强开合的对比，中宫紧收，突出主笔，字势欹侧，长枪大戟，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黄庭坚晚年的作品，那雄健的笔力，豪迈的气魄，鲜明的个性，直可雄视百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点睛之笔，“挂树的死蛇”终于变成了矫健的飞龙。　　由此看来，黄庭坚 “振颤”、“战掣”的笔法也好，习气也好，在他看来并非什么“错误的笔法”，也非受周越的影响而染上的俗气，而正是黄庭坚通过不断的学习古人、感悟生活，摆脱了周越的俗气之后，最后才达到的目标。这正是他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黄庭坚晚年将自己与怀素相提并论，以宋代草书第一人自许的心态，也证明了这一点：　　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⑤　　书尾小字，唯余与永州醉僧能之，若亚栖辈见当羞死。……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楼中乃可再得尔。⑥　　[注释]　　① 黄庭坚《跋与徐德修草书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② 黄庭坚《自评元祐间字》，《山谷题跋》卷五。　　③ 黄庭坚《题李西台书》，《别集》卷十。　　④ 黄庭坚《跋唐道人编余草稿》，《山谷题跋》卷九。　　⑤ 《跋赠元师此君轩诗》，《文集》卷十一。　　⑥ 《李致尧乞书书卷后》，《文集》卷十一。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宋］ 黄庭坚 花气熏人帖 30.7×43.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宋］ 黄庭坚 李白忆旧游诗卷 37×392.5cm 纸本 日本京都藤井斋成舍有邻馆收藏 ［宋］ 黄庭坚 苦笋赋 31.7×51.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宋］ 黄庭坚 松风阁诗卷 32.8×219.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的新书《自由降落：美国，自由市场，与世界经济的沉沦》（Joseph E. Stiglitz,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2010, Pp. 361）不仅是对华尔街的起诉书，也严厉地批评了两届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贝南其以及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一时之间，分析批判金融危机的论文书籍如雨后春笋。例如Andrew Ross Sorkin 的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From Crisis—and Themselves 和 John Cassidy 的 How Markets Fail: The Logic of Economic Calamities．本文也将涉及这些和其他著作。金融风暴的起因已经没有甚麽争论了。联储会的长期低利率货币政策继高科技泡沫之后，又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抵押贷款经纪不顾购屋人是否有能力偿还，大量发放抵押贷款，特别是对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低收入购屋人发放“掠夺性”贷款。为什麽？因为贷款越多，他们的收入越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传统的银行，发放贷款后，等着坐收利息和逐步收回本金，从事所谓的“令人厌烦”(boring)的经营。而是把债权包装成证券，卖给投资人。华尔街投资银行又把高风险的住房贷款归拢，切割，再包装成债券高价卖给对冲基金。他们能够卖高价，是因为利息高，更因为他们买通评级公司把垃圾债券评为三A级。风险高，所以买主购买保险以防违约。卖保险――名称是“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s, CDS）――的机构认为它们能够收取保费，而不会有很多付出，因为他们假定房地产价格会不断上升，购屋人能够为不现实的贷款再筹资。房地产泡沫崩破，一跨全垮，一发而不可收拾。难得格林斯潘承认他的失误，鼓吹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斯蒂格利兹特别指出他向购屋人推荐借进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利率窜升，购屋人难以偿付。加剧了危机。华尔街至今没有承担他们破坏性的疯狂造成灾难的责任。斯蒂格利兹指出，“信用违约交换”兴风作浪，起特别恶劣的作用。因为买主没有充分估计卖者是否会遵守诺言，所以买的不只是保险，实际上是下赌注。这种保险不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扩大了风险近一个时期，舆论纷纷指责当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财长盖特纳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为的是拯救一大批华尔街投资银行，AIG的“订约方”（counterparty）。把大笔纳税人的钱一分不少地如数付给了它们，而没有让它们“理发”。其中高盛一家拿到了一百二十九亿美元。今年一月，国会在追究这个问题时，透露了被盖特纳隐瞒了一年多的资讯：高盛和法国兴业银行是从AIG购买CDS最多的大户，一共买了六百二十一亿美元。就是那些交易把AIG推向破产的边缘。最终高盛和外国银行把纳税人的钱全都拿了回来。为了AIG的保险，高盛拿出来的“债务抵押义务”(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s, CDO)占到六百二十一亿美元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也是最大户。（其次是现已成为美国银行一部分的美林公司，一百三十二亿美元和德意志银行的九十五亿美元。）杜克大学教授詹姆斯．考克斯说，纽联储为了保护高盛而隐瞒资讯。“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安吉来第斯在一月十三日的听证会上质问高盛主席布兰克范恩，高盛怎么能够创造出并且卖掉称为“债务抵押义务”的东西，却又下注它将贬值，从中取利？高盛怎么能够下注这些CDO将贬值，却又企图说服评级公司和投资人，这些CDO是很好的投资？人们说，这起码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如今又赚大钱，发放巨额花红，趾高气扬的高盛其实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据《纽约时报》报道，希腊今天的危机也跟高盛有关。是高盛(以及摩根大通和其他银行)帮助雅典向布鲁塞尔的监督人隐瞒数以十亿计的债务。这些银行发展的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了希腊的债务，并帮助希腊政客们把这些债务隐藏到资产负债表以外。高盛等银行利用希腊政府的大手大脚花钱，从中取利。遭到德国《镜报》的严厉批评。斯蒂格利兹用了很大篇幅批评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为华尔街银行纾困的计划。不是像一般资不抵债的企业那样，进行清理重组，而是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向银行注资（调整资本，recapitalization），希望他们会增加放贷。不附加条件，不问钱的去向。把纳税人的钱投入了黑洞。斯蒂格利兹的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美国的大劫案”（The Great American Robbery）。幸亏有不畏强权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监察主任尼尔.巴洛夫斯基。去年十一月，他经过八个月的查账，弄清了政府给AIG的大笔纳税人的钱是怎样流到美国和欧洲大银行手里的。前面提到国会透露的资讯就是巴洛夫斯基收集的。他还调查了美国银行并购美林公司，向股东们隐瞒了美林的巨额亏损和合并前夕发放的大笔花红。他也点了拿AIG花红人的名。这些人答应退回四千五百万美元，而实际上只退回不到一半。更严重的是美国金融制度又回到了风暴前的2007年状态.而且因为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等的消失，剩下的是少数更大的金融机构，使它们更加有能力兴风作浪，而且大得不容失败。有政府为它们的债券做担保，向他们提供低利率贷款。他们又故态复萌，冒大风险，赚大钱。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在金融业的强大游说面前，寸步难行。由一贯主张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跟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班底森马斯。盖特纳，贝南其等人来主持监管改革，等于与虎谋皮。这也基本上是斯蒂格利兹的结论：要对造成灾难负有责任的人来搞改革，他们只会遵循原来的逻辑，搞“美国式的公司福利”。有人说，大衰退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言过其实。丢脸的是反监管的自由放任主义。斯蒂格利兹说，“我相信市场是每一个成功经济的核心。但是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运作。。。。政府有必要起一定的作用，不仅是在市场失败时，出来营救经济，也不仅是监管市场，防止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失败。经济需要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之间取得平衡—还要有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作出重要贡献。”这就是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哲学。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发生得如此之快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共和他的敌人都始料未及的。无疑，这次令世人震惊的胜利也在革命运动的研究者当中激发了数目惊人的各种分析和争论。大多数的解释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认为正是民族主义和土改的实行，或者二者某种程度的结合可以说明共产党人战胜国民党对手从而获得这个令人难忘的胜利的原因。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共产党的组织优越性，但这种研究的影响要小得多。近来，人们的注意力又指向了一些推动了共产党发展的、由象征和神话所扮演的强大角色。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组织机构和政治文化在革命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结构性的因素，例如阶级界限的划分和政府的弱点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述各个维度上具有的共同性大大超出了它们的差异性。两党（都是按照经典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建立的）都信奉民族主义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计划，都拥护反抗帝国主义和支持土地改革，都致力于以政府为领导的工业化，也都尊重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以及革命历程中其他享有盛名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也都在同样的暴力机器上进行运作。　　虽然说两党的政治术语和组织结构都相当地一致，但是在唤起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情感这方面，却不能说它们是一样的了。野心勃勃的“皈依基督教的委员长”蒋介石和他在卫斯理受教育的妻子即使成为了美国国会和媒体的宠儿，但他们在中国的故事显然与美国人的想象并不一致。在中国，是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们，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　　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显著不同的运动结果，为革命政治的研究者指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事实上，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　　和蒋介石在公众面前的拘谨相反，毛泽东是一位将激情和政治相结合的大师。不过，我们发现，这种差别并非仅仅存在于领导精英层。两党在实现革命目标的过程中，从上到下对“情感工作”的依赖程度都有显著区别。通过运用“诉苦”、“控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手段，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其新成员还是在其骨干中，都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负的责任，这一点则和他们的国民党对手完全不同。在反抗日本军队和镇压地主的运动中，这种由于“提高情绪”（emotion raising ）而产生的奉献精神同样是一个关键因素。数百万参加红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与民族主义或者土地改革原则之间具有某种抽象关系而受到鼓动，而是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　　共产党人是如何成功地鼓动起这种献身精神的呢？究竟什么是他们革命动员手段中持续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呢？本文正是要通过重新审视革命和后革命时期主要的群众运动来检省这一过程。虽然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强调的是其意识形态目的，但是这些运动中目击者的现场描述仍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鼓动——实际上是需要——人们公开表达心中的愤怒、恐惧和羞愧等感情的。为了动员情感力量来实现革命的目标，干部手册对其中基本的步骤提供了更多细节性的指导。正如以前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手段创造性地利用了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更强调基于道德基础的集体而非个人。儒家对社会联系和责任的强调，使得集体对于个体的放逐成为情感原则的有效形式。　　虽然中共不可能绝对地维持没收土地（以及处决地主）所需要的情感强度，但是在随后的一些运动中，这种情感又被重新点燃了——尤其是在1949革命的政治胜利之后。这篇论文将描述在战争年代得以确立的这一情感工作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继续存在的诸种方式，以及它在诸如镇压反革命、反右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当中的深刻影响。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试图“继续革命”，即把1949年以前所积累的斗争经验运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的新目标。即使是在当代的后毛泽东时期，这一历史遗产对理解中国政治的动力线也并非毫无用处。那些在镇压地主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手段，在改变了的后革命情境下却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后果。　　土地改革　　当然，在群众运动中运用情绪上的热情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在红军成立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农民起义者就会利用一整套来自民间的手段武装自己——武术套路、气功强身法、迷魂术、发誓赌咒以及戏剧化的表演等等——其效果是能够加强参加者感情上的决心。作为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早期领袖，彭湃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这些农村斗争的土办法，并鼓吹这些传统应该重新指向革命的目的。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以前的起义领导者对“情感模式”在唤起大众热情、从事革命事业这方面的作用是否全然察觉，但是共产党人对这种策略的运用却是经过了充分考虑的。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成长，对群众运动中“提高情绪”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戏剧是一种引起情绪反应的有效方式，它被有意识地用于增强群众的责任感。一位江西苏区的宣传工作者回忆起为了发动对红军的支持而临时编排的戏剧表演：　　“当观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大笑，看到难过的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地主时，我们就知道剧情已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宣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一旦被这些表演感动了，受到鼓舞的农村新战士们就会亲自控诉从前的压迫者。一位东北的宣传工作者写道，“因此我们感到了诉苦对于启发阶级仇恨，提高复仇情绪能起重要作用。……战争的目的明确了，部队情绪提高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会见过经历了史诗般的长征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也突出了共产党运动中戏剧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争取人民的信任。”　　戏剧并不仅仅是一个装满了众多群众运动武器的军火库中的一种策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隐喻。从土地改革一直到今天，凭借舞台上的公开演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在革命中全心全意的形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些情景下所表达的情感一点儿也不真实，或者是虚假的。人类感情的特殊之处正是其矛盾和顺应的共存；中国共产党这一手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充分意识到情感的根本真实性，并对其加以利用。　　如果说共产党人是在江西时期（1928－1934）和随后被迫进行的通向延安的长征途中才意识到“情感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在对日抗战时期（1937－1945）他们就很好地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开始好好利用“情感工作”。由于土地改革对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建立十分关键，因此，正是通过精心编排的批斗会，农民才认识到了什么是土地改革。正如陈永发详实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土地革命是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戏剧表演而展开的，其目的是调动感情来实现共产党的革命目标。　　“在选定了斗争对象之后，党就召开当地所有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一个动员会，解释这一决定并安排每一个角色。群众工作者宣布对象，陈述控诉和证据，并试图激发起对这个批斗对象的愤怒。以后工作的分配就形式化了。一位群众工作者分派积极分子担任主席、第一位控诉者、第二位控诉者、卫兵、会议的主持者和书记员，并告诉这些积极分子如何开展他们的工作……有时候积极分子还被特别指定要唤起公众的愤慨之情。　　最后，这一天到了。农民们被动员来参加批斗会。批斗对象被带进会场。主席先对批斗会的意义作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受害者会指控那个迫害他们的人，伸出控诉的手指，叫喊着哭泣。接着，第二个谴责者站起来陈述证词。口号声大大加强着愤怒的气氛。那些对批斗对象心怀不满的农民，本来囿于道德保守或者为死亡的恐惧所压迫，现在也突然感到不能再抑制自己的愤怒了。有了同情的声音和权力的支持，他们开始猛烈地攻击，甚至那些并未心怀不满的人也生发了同情心，并寻找方式来表达这种感情。“　　批斗会的大小是决定会场情感气氛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当会场只有十几个人时，群众工作者通常发现对批斗对象的情感控诉只有引发很少的回应，但是在一个几百人或者上千人都被鼓动起来的群体中，农民们很快就忘了他们的软弱……而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他们变得大胆而无畏。”　　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毛泽东式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正如毛泽东和他的干部们所理解的那样，大型的、情绪高涨的批斗会很容易失去控制。因此干部培训中重要的一项是防止“左倾冒进”。虽然群众暴力是允许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作为革命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受到欢迎，但是武装力量也应该有策略地而不是不加区别地使用。　　暴力如果使用得当，通过对权力关系观念的突然颠倒，就能够在释放先前被压制的情感力量方面产生效力。韩丁对长弓村（译者注：长弓村是韩丁对张庄的英文译法，见《翻身》中译本序言注释1，P.1）土地改革满怀同情的描述，揭示了农民们在刚开始时对讲出冤情的迟疑不决，直到一位干部打的一记耳光改变了权力平衡的整个过程：　　“沉默的人群开始向这个罪犯站的地方靠拢过去。……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还没有什么反应。……谁也没有动，谁也没有说话。‘说吧，谁来揭发这家伙犯下的罪？’场内还是一片寂静。新当上副村长的张贵才忍不住了，他蹦起来，给了郭德有一巴掌，说道，‘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见过农民打村长。……场上的人就像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　　在经过一夜紧张的大会后，“有的人激动得一夜都没睡觉”。韩丁报道了第二天的情况，“成百人的控诉”雪片似地飞来，纷纷揭发党所选出的斗争对象，这些人很快就被带到村子旁边的一块地里，然后就被枪毙了。　　一旦情感斗争的闸门被基层的积极分子打开了，村子里的妇女经常会率先开火。女性的性别使她们习惯于一种富于感情的表达方式，她们带着极端的情绪来痛斥过去的不公平。正如韩丁观察到的，“通过‘忆苦诉苦’，妇女们发现自己所受的苦难比男人们还要多些，一旦有机会当众控诉，她们也会跟自己的父亲和男人一样讲得很好。”　　基层干部在批斗会中并不仅仅关心群众的反应，对于他们来说，对被攻击的目标的选择也需要特别注意。这即是说，那些被挑选出来做群众批斗的牺牲品既不应该是冥顽不化的，也不应该是完全供认不讳的。正像陈永发所解释的那样，“一个顽固分子的违抗可能会导致僵局。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就要求群众工作人员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工作：首先要给予农民们一定的允诺。……又因为一个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批斗会几乎不能唤起农民们的热情，党也告诫不要挑选那些轻易就承认错误的对象。”　　虽然——也许更主要地是因为——批斗会是一种巧妙的表演，但是对参加者的情绪影响显然是强烈的。在鼓舞群众参与的过程中，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描述是与加强恐惧、苦难、仇恨和报复所具有的净化作用同时发生的。对公平观念的诉求也被置于这一过程的中心。　　无疑，群众运动对共产党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记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才开展了这种运动并自称是中国的解放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在中国大陆，国民党一边对抗共产党，一边发动“消奸运动”，目的是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搜出敌对力量。和共产党非常相似的是，国民党当局也宣称“在我们的工人中没有天生的叛徒，只有被叛徒利用的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鼓励跟着共产党跑的人承认自身的错误。但是，和共产党不同的是，国民党领导人不是唤起情感上的谴责，而是致力于培养“品格高尚的个性”和“果敢的意志”。其重点不在情感，而是在伦理学。　　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之后，发动了另外一些比较明确的群众政治运动。最近在台湾公布了1954年在台北出版的，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写的关于群众运动的干部手册，里面有如何贯彻“反共抗俄民众运动”的详细指导。但是，如果说海峡两岸群众运动的外在形式都惊人地相似，那么它们实行的具体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国民党干部手册包括有相当长的意识、政策、组织和领导的各种讨论，——但是并无一词涉及情感。　　镇压反革命运动　　然而，在大陆，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情感工作实践在1949年的政治胜利之后被系统化和标准化了。土改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现在又被扩展运用到城市的环境中。这样，在朝鲜战争期间席卷中国城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以诉苦和开控诉会的形式展开了，而这一方式长期地代表着农村革命的特征。为了使城市干部熟悉这些过程，内部发行的公报详细记录了组织这些事件的步骤。这些内发行物强调，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战胜“温情主义”，必须使工人们意识到，对反革命分子的宽大就等于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群众大会的目的是，在普通群众当中唤起充分的愤怒感，让他们主动地——实际上是极高兴地——参加到对指定的“阶级敌人”的清算中来。而且，他们被假定为会带着这些热情回到工作和生产中去。　　对工会干部的指导规定，他们的工作必须集中在“提高情绪”和鼓励“大胆控诉”的方面。也就是说，试演和彩排首先都是用来挑选出最令人信服的“苦主”，然后训练这些主角如何最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控诉，叙述应该简洁和有实质内容。最好的苦主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他们在被指控的反革命分子手里吃过很多苦。众所周知，苦主很可能把对自己表演的顾虑不安藏在心里，他们害怕冤枉了某个人、混淆了某人与他人的经历、煽动了复仇情绪、丢了面子，或者仅仅成为公开场合下一个可怜的扬声器。无论如何，干部们需要敏感地关注这一切，才能减轻控诉者们的疑惧不安，并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例如，在基督教徒中组织的控诉会，干部们试图克服他们开始时的犹豫不决。让他们扔出的第一块石头，就是通过回忆“忠信”——这一耶稣用过的对法利赛人的控诉方式。那些被选来做苦主的人们在彩排中也被鼓励互相提建议，让他们自己相信，控诉中只有“能激起仇恨”和“鼓动群众情绪”才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批斗会召开之前，“一切宣传方式”——大字报、广播、娱乐活动、集体当中和个人之间的讨论，诸如此类的方式都被用来在那个场合中为群众的参与做准备。有人建议在靠近会场的地方建立一个展览厅，展示血衣和其他属于受害的控诉者的个人物品，随之展出的也要有行凶者的武器，以及他们罪行的素描和照片。在会场内部，有黑布制成的标语，上面是白色的字和蓝色的边框（使人联想到葬礼的标志），它和描绘罪行的漫画悬挂在一起。据说这种并列效果会立刻创造出一种“严肃而活泼”的气氛。　　最重要的是，入场券要预先发放，要排除掉那些有“反动”关系的人，这样群众在控诉的时候才会没有顾虑。在大会期间，主持人集中注意力于控制会场的气氛。控诉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十五分钟，这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沉闷单调。在适当的时候，歌曲（提前已经教给工人们了）也需要高唱起来，以活跃会议进程。这一切都是在预先指派的宣传组成员领导下完成的。另外，党员和共青团员也应该分散在听众中，以坚持喊口号。这些口号一定是短促有力并容易领会的，而那些带头喊口号的人，根据他们嗓音的响亮度以及在群众中所站的位置，也是事先仔细商量好的。要点是要鼓动起情绪，但又不能失去秩序。　　第一位苦主的出场一定是特别戏剧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既然这样的情绪强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所以随后出场的控诉者也可以稍微不那么吸人入胜。但是，在大会结束以前，为了保证听众们是带着持续的悲愤情感离开的，“再次绷紧”十分必要。一次成功大会的一个标志是它“破除了情面”。一个更好的结果是，由于还有苦主没有陈述完他们的控诉，会议只有改日举行，从而得以保持一种持续的效果。　　那些身体上还留有被拷打痕迹的工人们有幸成为了首先出场的苦主角色。在第六棉纺厂，一位手被批斗对象严重伤害过的工人首先开始控诉。登上台阶后，这位只剩一只手的工人撩起他的衣服，露出他被罪犯摧残后留下的伤疤。在他之后，一些含着泪水的女人们哭喊着控诉罪犯。全体听众都发出啜泣声，开始异口同声地强烈要求立即执行对批斗对象的死刑。　　一次批斗大会的成功还可以用群众在执行指定的处决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程度来衡量。铁路工会非常满意地报道到，在一次群众大会之后，8个反革命分子被宣判死刑，群众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当执行枪决的小组在附近一个公园里对罪犯处以死刑后，他们还要在死者头上踩上几脚。当看到一些死者的亲属流下了眼泪时，控诉者大声喊道，“哭什么？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讲，一颗子弹让他们死了，就算便宜他们了。如果你们哭，我们就大笑！”据说这样的情绪状态具有让杀戮行为更持久的效果，从而也被视为对生产有益的东西。铁路工会指出，工作的热情在这一灼热事件之后再次显著上升了。　　情感的兴奋在本质上是为了促使群众做出积极的行动，但是它也有内在的危险性。有许多案例表明，被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热情所激发的工人们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麻烦，他们未经政府安全机构的预先许可就可以袭击嫌疑犯。这类群众正义的自发性表达，虽然在理论上说来是可以严格控制的，但在实践中却经常发生骚乱。　　反右倾运动　　群众批判以及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悔悟后紧随而来的对于他们的公开处决，这一利用情感力量来通达革命终点的方式，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注定只能暂行一时。与此同时，一种公开化程度较小，但是更容易令人接受的方式却得到了实行，它们被用来加强这样一些人的决心：他们向党不断地奉献自身，从而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尤其是那些党员和知识分子。　　在战争时期，伴随着诉苦和控诉大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发现了一个集体的声音，他们用它来公开抨击他们的压迫者，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程序则被设计来处理党内的原则问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整风运动是在党员干部自身指导下完成的。整风运动在所有的共产党根据地都得到了实行，它需要党员——分成小组，在学习过指定的材料之后——向党交心，详细说明他们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是如何和党的标准相背离的。起初，自我批评并不是来得那么容易：“对于向党交心的厌恶情绪是普遍的，所以党支部书记不得不想一些办法来减轻参与者的畏惧心理。在整风运动的学习课程中，将党人格化为一个和蔼的父亲使得参与者在袒露他们的内心思想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那些冥顽不化者一方面受到党许下的承诺的鼓励，党承诺对那些坦诚交心的人一律待以父亲般的宽大仁慈；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得不服从于强大的组织压力，直到他们允诺遵从党的要求。正如马克·赛尔登所说的那样，这一整风运动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心理学原则的精熟掌握：　　“近来对于群体动力学的研究强调群体能够对其成员施以强大的心理力量。特别是，当个体被大家一致认为‘有病’或者精神不正常，从而开始体验群体原则之时，个体由于受到威严的群体压力而不得不屈从于其原则。‘病人’倒是能够挽救他自己，但唯有证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群体的价值和原则之后，他才不仅能重新回到组织之中，也才能够恢复他的自尊。这些压力通过包含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组学习和讨论，而在整风运动中有效地得到了增强。”　　批判大会作为处决地主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序幕，它所运用的群众批判大会的方式，与使用集体和自我批评方式的整风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风运动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另外，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要教育——而不是要消灭——斗争对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用来清除敌人时是有效的。但是，就像1956年匈牙利叛乱所显示的那样，社会主义也同样产生了自己的矛盾。毛泽东被在布达佩斯（也在华沙）发生的事件深深地震惊了，他号召中国人民实行双百运动，试图消除“官僚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各种弊病。于是，普通老百姓被鼓动起来向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进行揭发，人们相信，受过惩戒的干部就会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过自新。但是当群众的批判之风越刮越猛，甚至超过了毛的设想之时，双百运动最终让位于反右倾运动，这一运动正是用来反对那些胆敢超越党所设立的权威标准而发表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双百运动被预期为对整风运动一个相对缓和的重演的话，那么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则是双百运动产下的可怕继子。反右倾运动期间，曾经在整风运动中运用过的集体和自我批判的方法被提炼和详细阐述为一套完整的思想改造的程序（或者被他的当权者们称之为“洗脑”）。虽然其目的是重新树人，但是其过程却是严酷的。　　罗伯特·里符顿，一位耶鲁的精神病学家，他曾经会见过数位思想改造的老手，他这样写到，“由于情感认同将会干扰被改造者完全接受一种新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改造者设计了一种程序用于打破这一情感认同。”通常这个目标都实现了。正如他所看到的，许多能承受住考验的人都“有着深厚的信仰经验。他们把思想改造看作是在集体中纯洁的、道德高贵的和真正的新生。这些狂热的转变者通常都很年青，要么是一个少年，要么是一个青年人。”　　这种有些时候看起来异常成功的过程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呢？里符顿强调说，无论是对于俄国人，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思想改造都不是职业精神病医师脑海中想当然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科学家或者医务专业工作人员在发明这些强有力的技术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照里符顿所说，这一方法的准信仰的特点（它强调的是罪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非常异质于中国传统的）可能来自俄国人，来自于从被判死刑的罪犯身上获取忏悔告解的俄国方法。不过，里符顿强调，中国的思想改造因为坚持再教育的可能性，所以明显地不同于苏联的实践。苏联的罪犯一旦认罪过后就要被枪决，而在中国人们则认为，只要服从思想改造，皈依共产主义，就会获得新生。这一不同显然跟儒家所强调的人的本心的可塑性和完满性有关（而这一点又是与马列主义相一致的）。在中国，人们对于教育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压力而生效的），正是这一观念有助于形成中国共产主义的多样性，从而明显不同于他们的苏联榜样：　　“中国共产主义的即兴创新并不总是得到俄国老师的认可：张［早期共产主义领袖，张国焘］曾经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多次被批评为‘受到太多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强调道德和心理对他们来讲显得非常自然；照张所说，他们是‘非常好的心理分析专家'.虽然国民党在专门的’悔改所‘中用相同的力气来’改造‘共产党员和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但是他们的努力（按照张和许多其他的观察者所说）是非常笨拙和无效的。”　　虽然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熟练于这一精神改造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首先，相对于国民党来说，共产党员干部更多地是从一些具有较为下层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他们把自身放置在一个与他们试图去动员的大多数人民更加紧密的位置上（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文化和情感上）。其次，毛泽东自己就非常懂得人性心理学的重要性，并且在很多著作中考察了人性心理学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毛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级”的富于个人气质的理解中，他对于可改变的情感身份认同，比对客观经济形势赋予了份量更重的砝码。正如他在1942年整风运动之初写下的：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但是毛并不满意将情感运动仅仅局限于中共党员或者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坚持认为全国人民都应当感受到对于革命事业相同程度的热情。毛认为，群众热情不仅对于革命斗争，而且对于显著的经济突破都是必要的。　　大跃进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是为使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农业的后进国家蛙跳式地跃进为工业化的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努力。由于盲目地认为群众的热情能够跳跃式地带动停滞的经济，毛夸口说，中国不久将会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大跃进的氛围几乎类似于千禧年，毛泽东承诺将领导他的国民实现一个惊人的突破。但是事实证明，在消灭阶级敌人上创造了奇迹的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客观目标。　　没有什么东西比后院里那些预先被注定了命运的炼钢炉更能鲜明地刻画出大跃进的无知了。1958年，一位到中国访问的英国人这样写道：　　“我们穿过稻田向另一个村庄走去，在那里，四个庞大的冒着浓烟的自制炼钢炉已经装配了起来。那是一个狂热的、人声鼎沸的、嘈杂的场面。有的人背着装满矿石的篮子，有的人向大钢炉里添加燃料，有的人驱赶着水牛拉的大车，有的人则把一块块白色的滚烫的金属从大汽锅中倒出来，有的人站在颤巍巍的梯子上向炉子里望着，而有的人则推动着满载粗铁矿石的手推车。——对于我来说，那些从钢炉顶上倾倒下去的材料和刚刚从底下涌出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为了把这一庞大（而浪费）的劳动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成立了。这一新的机构，其名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最终实现，加强了一种信徒式的满含期待的意味。一位农民出身的东南部的中共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气氛：　　“在那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社会主义狂热的信仰紧紧地攫住了。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每个人都坚信不疑。当我们建立了乡村人民公社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最终阶段，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在党和毛主席的指引下，共产主义的天堂已经实现了。我是一个真诚的信徒，……解放带给了我们新生。”　　事实证明，群众的参与和热情根本无法取代经济基础。但要是经济基础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抵制作用，“上层建筑”会不会更容易被群众革命接纳？在大跃进运动失败后的几年里，毛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质询意识形态和文化——一个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现实的固执偏见。在这一最后的改革运动中，毛主席号召这些最易激动和最易被改造的社会成员——中国的青年们——去擎起革命的火炬。　　文化大革命　　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极其自觉地利用早先曾经使用过的斗争手段。高原（音译）在他的自传性叙述中回忆起自己当红卫兵的经历，当他在学校里发起针对“资本主义走资派”的斗争时，班里的团委书记“建议我们从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作中获取灵感，毛的这本书写于1920年代，描写了农民在当地恶霸地主头上戴起了高帽子，让他们游街示众的情景。同样地，乐黛云在她的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中发现，”让敌人游街示众的想法来源于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工作当中曾经采用过的方法：中共常常让地主排成一排站在他们曾经压迫的农民面前，每个地主都戴着高高的尖帽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行。在这一狂乱的时刻，学生们没有时间去做足够的帽子，所以他们干脆用废纸篓代替……“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的方法不仅从乡村而且也从城市的反传统中获取灵感。正如杰弗里？瓦色斯特姆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的学生抗议者组织群众集会，呼喊口号，举行公众游行，在街边发表长篇的攻击性演说，并且张贴谴责性的布告。工厂的工人也从各种各样的、显然仍然适用的斗争遗产中受益良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造反派领导人王洪文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呈现的工人暴力场景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大会非常类似，这显然并不是巧合。发生于1925年的这次工厂事件，工人们诱骗一个可恨的工头参加群众集会，在集会上他受到了公开批判。这个倒霉的工头被逼在人群前跪下，手被绑在背后（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有名的“坐飞机”的姿势），一顶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胸前则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打倒叛徒和走狗”。这一场景的照片被贴在工厂的大门口以示警告，以免其他没有职位的监工接任他的位置。　　梁恒对他亲眼目睹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大会的描述，表明文革明显地沿用了先前的斗争手段：　　“每天这里都有各式各样的（批判会），有大有小，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种批判会叫做”游街“。这非常像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后对待地主的方式（我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甚至比他们更残忍。　　高音喇叭把我们全都叫了出来，批斗会在几分钟后就开始了。一队造反派领着大家喊“打倒资本主义走资派”和“毛主席思想万岁”。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大约十个年龄较大的“领导干部”，像一条串起来的珠子一样被绑在一起，手也是绑着的。他们都戴着纸做的四角形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是私生子或者我是白痴，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写有他们名字和罪行的木牌……　　这些资本主义走资派跪在台上，双手被一条长绳子绑在背后……他们不得不背诵攻击他们的大字报。批判会就这样一开又开，而一旦有谁犹豫了一下，就会有人高喊，“让他坐飞机，让他坐飞机”。此时，造反派就会不断摇晃绑着他手臂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讲堂顶部的一根管子上，于是，他像被绑着翅膀的蜻蜒一样在空中痛苦挣扎。“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是对早期革命榜样非常近似地模仿，那么文革在本质上已经非常地不同了。由于文革中大多数政治运动都发生在地主和资本家已经被消灭了的社会语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制造出一种主观定义的阶级敌人来。　　文化大革命作为实施这些暴烈行为的催化剂更加依赖情感革命，这一点甚至远远超过了早期群众运动的情况。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据，文化大革命不过试图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可能的。当斗争的矛头指向他最喜欢的一位姓李的慈祥的好老师时，曾经当过红卫兵的高原（音译）描写了他矛盾的情感：“我试图将我对李老师的好感放在一边，而只注意他的罪行。最近的一张大字报控诉他想要‘颠覆共产主义天堂’，回到原来的旧时代，从而恢复国民党的统治……当我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恨李老师，虽然我仍然在某些方面喜爱他。”　　人的情感的可塑性和矛盾性，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苦难经历中某些令人更为吃惊的维度。王友琴对红卫兵暴力的研究清醒地指出，仅仅在一夜之间，受人喜爱的老师就可能变成令人厌恶的斗争目标。并且王还指出，一些最为残忍的发生在教室中的酷行往往是一些高干中学里的女孩子们干出来的。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女孩突然间转向暴力，确实令人吃惊，但这并不难理解，少年人的狂暴的情感促成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狂热，他们正是以此来完成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　　情感工作从共产主义革命早期就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上，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赖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暴力行为和情感解放之间的联系在革命过程的初期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被指认出来了，或许这正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迷恋无政府主义理念的产物。　　当共产主义者开垦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基础之时，他们就能超越恐怖主义而转向群众运动。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使用暴力不重要，但是也从未放弃对于情感工作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得令人兴奋的群众激情服务于更高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虽然这些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中共的领导们确实应当感谢那些西方社会学家刚刚才开始懂得的东西：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虽然来源于言说者，然而对于改变言说者”，却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　　结语　　用中共在发展和完善群众运动的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来解释他们击败国民党的原因，无疑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并且，它同样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间的主要不同。虽然斯大林满意于依赖秘密警察来实施他的清洗政策，但是毛泽东却坚持需要群众的参与。他认为，这种广泛的参与，对于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连续性是必要的。此外，毛泽东也相信，产生于政治运动中的情感热情也能够被应用于经济发展之中。人民群众在接连不断的压制“反革命分子”的浪潮中将会不断地受到鼓舞，从而以新一轮的热情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之中去。情感工作的艺术在毛的时代一次又一次被反复实践，显然，“阶级斗争”并不仅仅作为一个时期的事件而存在，给时代打下烙印的是一个更为随意的经济和政治整合。甚至在后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遗产继续被用于塑造国家权威和普通公民的行动。　　在当代中国，为了更高的政治目的，承担情感的哀悼仪式继续以新的方式存活着。在1925年的五·一三运动期间，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学生社团的哀悼者（比如天津的跪哭团）就曾经为群众纪念仪式提供帮助，大家一起失声痛哭。　　但是，在使用熟悉的情感动员的手段时，政府并不孤单。国家政策的反对者或许也凭借这一传统来聚集对于官方优先权的反抗。当人类学家景军在一个偏远的西北农村考察近来对政府安置政策不满时，发现了这一现象：　　“在会见这些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时，县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其间的讽刺性：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忆苦的传统’，过去是用来唤起农民出身的人的憎恨，以此来反抗前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现在，这一传统被重新安置下来的村民用于表达他们的冤屈，以此来反抗共产党的官员……一位县级干部这样评论当前农村对这一传统的运用：”当地的群众真正地掌握了我们忆苦的传统。但是谁又会料到他们会用它来反对当前的政府工作人员呢？‘其他干部也有相似的抱怨，他们哀叹道，如果没有那些边哭边骂、急切地想表达她们受了很多苦的老年妇女，他们再也不会视察农村了。“　　在当代中国被用于承担情感的政治仪式所采取的传统手段，由此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能被国家官方，同样也能被那些满腹牢骚的公民支配利用。　　为了充分解释共产主义中国“情感工作”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在当代的应用，显然还需要一个更为细致的考察，上述努力只是我最初的尝试。但是，我希望我初步的探讨能够有助于引起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的更加广泛的研究。我未来的工作将是考察为什么这一策略在唤起和支持情感责任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幸失败了。我也想了解情感的诉求和回应通过性别和地区文化的诸种向度而变化的诸种方式。作为或许是世界上最有经验和最有效的群众动员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以后的继承人无论在中国这一场域之中或者之外，都始终对社会科学保持密切关注。　　强调情感作用在革命动员中的观点并不排斥其他可供选择的对于革命胜利的解释。但是，如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的话，它或许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诸如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等受到情感影响的多种方式。　　（李寇南、何翔译）原文有脚注

虽然市场传闻德国正在考虑要求欧元区政府帮助希腊提供价值200亿-250亿欧元（340亿美元）贷款和担保，德国也将提供20%的援助。但2月20日，德国财长表示，没有具体救助希腊的计划。 这让绵延数月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还将雾里看花——2月16日，欧洲曾开会，给希腊政府债务危机一个月时间周旋。 如果欧洲也不是那么善于遗忘的话，他们或许还曾记得，造成希腊这次可能动摇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是9年前高盛掀起的那场“影子业务”所赐。 它将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互换这些希腊债务中获利。 这些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对于高盛来说，这笔新的国家生意似乎志在必得。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对未来中国的选择具有意义。 欧洲影子帝国 2月18日，希腊财政部宣布克里斯特多罗（Petros Christodoulou）将取代帕帕尼科拉乌(Spyros Papanicolaou)成为新的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局长。 这位新上任的“救火队员”迅速引起外界关注，原因是他过去的工作经历里有着一个显赫的名字——高盛。在1998年加入希腊国民银行之前，克里斯特多罗曾为瑞信、高盛以及JP摩根这些国际金融巨头效力。 希腊财政部宣布这次人事调动的时机也很耐人寻味，根据欧盟的要求，希腊政府需要在2月19日之前解释希腊政府和高盛集团之间曾经作出的货币互换交易。 在这场舆论漩涡中，任何一个和高盛沾上关系的欧洲财政官员都被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舆论的审查。2005年12月底接受任命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的德拉吉(Mario Draghi)，也因为曾经是高盛副总裁的身份而遭到了质疑。 相关报道见第3版 在希腊公债局换帅前一天，2月17日，意大利央行发言人不得不为德拉吉辩护，“德拉吉获高盛任命是在高盛与希腊达成互换协议之前，他和这些交易毫无关系。”但是高盛在这场债务风波中的身份已经掀起波澜。法国、意大利都加入到了希腊人的队伍里，把指责的枪口对准了高盛以及在他们国家身居要位的“高盛毕业生”。 英国的《每日电信报》甚至刊登文章，表示意大利人已经怀疑高盛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为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央行行长德拉吉，前副财长托诺尼（Massimo Tononi.）都曾经是高盛的员工。 而这一次，正在崛起的中国，出现在高盛和希腊的视线里。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高盛集团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希腊会见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和其他希腊高级官员，而他将代表希腊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推介大约25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希望能依靠中国的资金为希腊解债务之急。 此前高盛曾建议中国银行入股希腊国民银行，并对中投公司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债务加减法：互换魔术 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有席卷欧元区之势时，欧洲才猛然想起9年前高盛在希腊的那笔国家生意。 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不久，高盛和希腊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来帮助希腊掩盖其日益增长的赤字问题。 事实上，希腊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国家，意大利也是其中之一。 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高盛给希腊政府献出了“货币互换”的计策：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替希腊政府借到了数10亿美元。 这个消息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款项也没有列入到希腊的主权债务表上。 从技术层面上说，高盛的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希腊政府采取了高盛的建议。但两者间的协议并没有向投资者公布。 根据彭博社对希腊债券发行公开说明书的审查，高盛在给希腊政府安排货币互换交易之后，为希腊政府承销了10次债券发行，但至少6次都未提及该互换事宜。欧盟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表示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才有所了解。 希腊政府只是在2002年之前采用过互换的方法减少债务。就这样时间就静悄悄地过去了，直到最近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很快希腊政府和高盛当年的协议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影子业务 在做希腊的这笔国家生意时，这项业务也同样难以在高盛的报告中寻觅踪影。 “谁也无法估量这一块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业务’，会给高盛，以及其它华尔街的其它投行，带来多大的风险。”这些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其实高盛以及其它投行最大的问题，还在那些非现金的衍生品交易合同上”，一位高盛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仅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一项产品，据衍生品交易游说机构ISBA统计，仅美国市场上CDS名义交易量就已经高达15..5万亿美元之巨。如果按实际交易仅占名义交量额1%估计，实际交易额也高达1550亿美元左右。 这一块“影子业务”所带来的潜在巨大风险或者巨大利润，带给高盛和华尔街大行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作为全球大行，高盛并非只主导了美国的市场。在远在欧洲的希腊，高盛也深深的卷入这场主权债务中。 直至现在，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漩涡里，发现了高盛的影子。 等待中国？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引发欧洲列国复杂的政治较量。 拯救一个国家的支付危机本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为45个深陷危机的国家提供了贷款。但在希腊一案，欧洲大陆国家却强力阻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aeuble上周表示：“希腊显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鼎力支持欧盟的国家。希腊危机爆发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arkel）俨然担起保护欧元免遭市场狙击的责任。 而欧盟中的非欧元成员国则更愿意看到IMF向希腊伸出援手。瑞典就是其中典型。瑞典财政部长Ander Borg 日前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谈IMF不应该被视作禁语。”瑞典至今没有加入欧元区。 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法国政局。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被认为有希望在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他本人曾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挑战过萨科齐。“如由IMF出手救助希腊，将增加卡恩的政治资本。”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Lesley Wroughton写道。 希腊债务危机也牵扯着美国总统的神经。据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透露，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在例行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财政部长盖特纳等人向他汇报了希腊支付危机的最新情况。 吉布斯表示十分支持欧洲对希腊展开救援。 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2月11日夜晚，雅典虽然仍有寒意，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亲自到中国驻希腊大使官邸做客，与中国朋友一起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他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需要平衡的社会里，他非常看重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 在希腊债务危局还进行时，这似乎耐人寻味。希腊财政部曾经发表声明，否认试图向中国出售债券。但是，希腊财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同时又表示将在今年2月将率团访问美国和亚洲，并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