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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所作的大量有益的探索以及其在罗王之学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考古及民族学材料相互比较参证的科学的多重论证法，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学风浮躁，目前的夏商史研究中所暴露出问题不少。有的学者在史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浅尝辄之，随意发挥主观想象，甚至凭空捏造史实，杜撰出一些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濮阳说”、“古秦楚同源论”等奇谈怪论，它们还能刊发于所谓的国家级刊物或是核心期刊上，此种风气不知何时休矣!今撰此纪念文章，在弘扬徐中舒学术精神的同时，期望对此不良学风有所遏制。

摘要：当前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已经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对村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村内混混逐渐取代传统型“头面人物”，成为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混混在村庄内部与熟人相处时，不再遵循传统的人情和面子原则，为了利益而不断走极端，动用暴力和暴力威胁；乡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胁，也日渐嵌入村民与人相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都表明，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发生了变异。Abstract: The village hunhuns groups in current Lianghu plain have escaped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village acquaintance community. On reverse, their impact influence to the human relationships in acquaintance community can not be ignored.. The village hunhuns dominate villages. Hunhuns in village have been getting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decent peoples, and becoming the most decent peoples. When dealing with acquaintances, village hunhuns don’t abbey the rules of emotion and face any longer. They constantly go to extremes in pursuit of interests, using violence and threats of violence, which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thinking and means of action of the villagers. Thus it is profoundly impacting and changing the human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village. These all show the earth-bound logic have been changed.Key words: Village Hunhuns; Acquaintance Community; Human Relationships; Earth-bound Logic 当前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通过关系组织结构逐渐发展起了江湖联盟格局[1]，国家难以有效打击[2]。乡村混混来自乡村社会，他们还要在乡村社会中谋取利益，村庄却再难以对之实施约束。乡村江湖不仅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还对熟人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支配作用。当乡村混混依赖关系组织化的乡村江湖联盟再进入村庄中，就成了村庄中的“超级权势”，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庄人际关系生态。这种人人明了的超级权势的在场，触动了村民与人相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了熟人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过去对村庄人际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亲缘、人情、面子等要素，本研究可以突破这种视野，从进一步丰富村庄人际关系的研究。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熟人社会内部的“本土混混”取代各种传统型“头面人物”，成为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二是源自熟人社会内部的“本土混混”与村内熟人相处时，人际关系状况的改变；三是乡村混混“超级权势”的在场，对村庄熟人社会内部村民之间人际关系的影响。作者曾在全国多个地方农村就乡村混混展开了系统研究[3]。本文将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以多个村庄的质性调研为背景，[1]考察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文章涉及的村庄都在相对独立的农业型乡镇，距离县城或市区较远。驻村调研中，与村民同吃同住，调研方法主要是访谈村干部、村民和一些在村混混。 一、最有面子的人在两湖平原的村庄调研，我经常会问村民：“谁是村庄中有威望的人？”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现在各种各的田，各吃各的饭，谁也不管谁，有谁比谁的威望大呢！”而当我问及谁是村庄中有面子的人，他们却能逐个数来。按照通常的理解，有面子就是有威望，而村民的回答却与此不同。于是，我总会反问：“有面子怎么不算有威望呢？”他们无外乎回答说：“有威望就是大家都很尊重，但有面子的人不过是自己有面子，别人却不一定尊重。”从我的观察来看，对有面子的人，村民们表面上也是尊重的，不过这种尊重也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并非发自内心，私下他们会有不满、抱怨甚至不屑。面子与威望的分离，其实是当前乡村社会剧烈变迁时期发生的，一种名义与实质相分离的现象。“名实分离”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遍现象。费孝通曾指出，在一个变动缓慢的社会结构里，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结果不免口是心非，滋生虚伪和歪曲，但这不可避免。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当社会加速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无法避免，因此会发生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4]我这里所说的“名实分离”，与费孝通所说的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并不关注传统的形式是否不准反对，而主要关注新出现的事物和现象借用了传统事物的形式，从而使得事物的表面与内核、形式与实质发生了分离。面子与威望的分离，本质上源于面子的表面与内核、形式与实质的分离，这种分离是村庄面子竞争异化的产物。在村庄中，面子竞争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不同村庄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为对某物的争夺或某事的攀比。竞争的背后其实有更本质性的东西，它关涉到村民的品格、尊严和村庄的主流价值。如果面子竞争将对载体物（即体现面子的物或事）的争夺、攀比当成了竞争本身的目的，而置面子的本质和竞争的价值和真正目的于不顾，放弃竞争的基本原则，背离了乡土逻辑，这就构成了面子竞争的异化。在村庄中，面子本来是与村民的良好评价相联系的，但这个良好评价常常要与相关的载体物联系在一起。在面子竞争的过程中，良好的评价被忽视了，相反，供人评价的载体物却成了村民在面子竞争中所追求的目标本身，这就造成了一种名实分离[5]。正因此，在两湖平原农村，“有面子的人”并不是“有威望的人”。将两湖平原村民所认为的“村里最有面子的人”归纳起来，共有三种：一是处于乡村江湖中上层，能够支配手下一帮“兄弟”的乡村混混；二是那些与乡村混混保持良好关系，能够支配乡村混混的乡村干部；三是那些与乡村混混保持良好关系，有很多乡村混混愿意为其“卖命”的乡村企业主和工商业者。在华南或华北农村，村庄中还有许多传统型的有威望、有面子的人；但在两湖平原，有威望的人已经不存在，有面子的人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乡村混混有关。也许正因此，当地村民还用“有味”、“味道很足”来解释“有面子”，这含有可以压制别人、值得炫耀、让人羡慕等意思。乡村混混以及与乡村混混有关的人“有面子”、“有味”，不仅仅因为乡村混混可以支配普通村民，还因为乡村混混对村庄精英也能构成支配。当前村庄精英可以分为体制型精英和非体制精英。体制型精英主要指村干部，他的权力来源于自治体的授予和政府行政体系的认可。非体制精英是在村庄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他们与普通村民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有无，而与体制型精英的区别则主要在于影响力来源的不同。非体制精英的影响力源于村落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由于无正式授权，边界往往不太明晰，主要有宗族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乡村教师、民间文化人）等[6]。在两湖平原，无论是何种村庄精英，要么与乡村混混“结盟”，否则常常会受到乡村混混的骚扰和支配。换句话说，乡村混混在村庄体制型精英和非体制精英面前，也是“有面子”的。在法律文本上，作为村庄体制精英的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是村庄自治体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19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和村民自治并没有突破贯穿于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7]，因此自治性权力关系至今徒有虚名，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本质上存在一种类似于行政管理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国家行政强制力、村庄自治规则、共同体情感为后盾，在性质上具有直接支配性。但在两湖平原的村庄生活中，村干部很难对乡村混混建立支配关系。在乡村混混实现关系组织化的背景下，乡村干部对他们的力量不敢轻视，更不敢断然以简单的方式处理同乡村混混的关系。楚江市沙桥村的一个村干部说：“乡村混混可不是好惹的，一般村干部都要巴结他们，村支书也不例外。如果村支书的后台比较硬，关系比较广，还可以置身事外，与乡村混混互不干涉；如果村支书家门弱、关系窄，往往还要受气。”在临沙村，村内的混混横行霸道，侵占公共财产，村干部根本无力对付。2006年，村里一混混想承包村集体的一口鱼池，便在村里放言：“如果村支书不让我承包，我就要让他断两根肋骨。”村支书听到传闻也只能默默受气。即使村干部与混混保持的是互不干涉的关系，在本村混混需要的时候，村干部也常常会主动帮助他们协调各种关系；平常也偶尔走动一下，和他们一起坐坐，聊聊天；本村混混家里办红白喜事时，还要礼节性地走人情，要给混混面子。通常，乡村混混的力量甚至比乡村干部大，不过，他们一般也会给村支书一点面子，毕竟他们还生活在村里，时常需要村里帮忙。因此，乡村混混与村支书之间往往是互相给面子。可以说，乡村混混具有的暴力属性，使乡村干部无法按照自治体或行政管理的关系模式对他们建立支配关系。在乡村混混的暴力威胁面前，乡村干部大多屈服而明哲保身。村干部有时干脆与乡村混混“结盟”，从而依赖乡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胁，来支配普通村民。这背后当然也有制度性的原因。国家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压力型体制使村干部处境艰难。乡对村名义上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来自上级政府的包括农业税和计划生育在内的一切要求和任务，村庄都必须满足。上级要求和任务层出不穷，村庄干部应接不暇、疲于应付。在1990年代的治理性危机背景下，乡村两级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乡村混混也常常被纳入这个共同体之中，帮助乡村干部完成收税等各项任务。取消农业税后，虽少了收税难题，乡村干部仍需乡村混混提供一些帮助，以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诸多问题。乡村混混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暴力和暴力威胁，这使得本应依赖政府力量和村庄共同体情感进行运作的村庄权力发生了变形。乃至于乡村混混干脆被吸收为村干部，被正式纳入体制之内，这使得村庄正式权力蜕变成乡村混混赤裸裸的暴力。在与村干部的“结盟”或直接进入村干部行列的过程中，乡村混混成为了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当前乡村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村庄非体制精英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乡村企业主、工商业者等经济精英。同村庄体制精英一样，他们也是要么与乡村混混结盟，要么处事时给足乡村混混面子。村庄经济精英与乡村混混结盟，常常是为了从中获取非法利益。混混依附于村庄经济精英，可以充当其保安和打手；村庄经济精英依附于混混，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特殊地位，谋取灰色利益。由于社会中存在诸多灰色地带，村庄经济精英的合法经营活动有时也需要乡村混混的保护。总之，村庄经济精英与乡村混混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进入混混的关系网络结构中，这样一来，乡村混混在村庄经济精英面前也是很有面子的。乡村混混中那些最有面子的，往往不但可以对村庄精英进行直接支配，一般县乡干部也要让他们几分，给他们几分面子，这种乡村混混可称为“地方黑恶势力”，临湖市付村的杨某就属于此。桥头村胡支书为了参选市人大代表而求助于他的事情，可以说明问题。在胡支书参加的这次选举中，与胡支书存在竞争关系的主要是邻村的支书，此人是一个乡村混混——桥头村一带的“超级权势”关系网络中的一员，有被收监的经历。胡支书自知不是对手，便求助于付村的混混杨某，据说杨某是临湖市的混混头目之一，市里的干部都必须给他面子。杨某答复胡支书说：“我愿意帮你的忙，但对方也是我们道上的人，我不能为了你而得罪了他。这样吧，选票你们一人一半。”听到这话，胡书记就明白了，走“正常”的选举渠道，自己要落选。楚江市沙桥村所在镇的“刘爷”也是这样，派出所的前所长也要给他面子。“刘爷”教训同镇其他混混，所长事先知道，但只是说“不要闹得太凶就行了”。在教训混混的酒席上，所长竟然亲自驾车过来敬酒，给足了“刘爷”面子[1]。在岳阳市黄村一带，开赌场的乡村混混非常猖獗，根本不把派出所放在眼里。在乡间主干道旁，露天赌场一开就是十几天，派出所民警知道情况，却根本没有能力管。派出所人手少，一个所只有六个人，管辖两个乡镇，而赌场常常是几百人聚赌，光“打手”、“马仔”就有几十个。从派出所门口开始，一路都有混混放哨，往往警察一出动，赌场就得到消息散了场。发生冲突时，民警也根本不是混混的对手。2005年，有民警在抓赌中反被混混殴打，这件事后来居然不了了之。这导致民警从此以后非常消极，他们平日除了喝茶看报纸，就是想办法完成“创收”任务；对待村民，民警能躲就躲，能吓唬就吓唬，能骗点“创收”就骗点；单个警察平常甚至不敢穿警服，一是怕混混的追打，二是怕村民骂娘。一次，调查者同民警开着警车出门遇见一个开在路边的赌场，调查者出于好玩的心理按了一下警笛，民警非常紧张，赶紧快速“逃离”现场[8]。民警与混混的关系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乡村混混的面子和威力可谓到了巅峰。正因为乡村混混日益成为最有面子的人，两湖平原的农民对他们的态度也日益暧昧。楚江市新王村的一个中年农民曾向我讲述他侄子做混混的混世经历，言谈间很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有面子的侄子而感到自豪。人们不再为乡村混混而感到羞耻，而当他们是值得赞扬的英雄，是令人羡慕的有面子之士。这样，乡村江湖对年轻人有了尤其大的吸引力，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聚集在乡村江湖的“成功之士”周围。许多年轻人慕名而去，临江县湖场村甚至有家长主动将孩子送去。在乡村混混的结构中，这些年轻人可以找到了畸形的社会理想和特有的社会上升阶梯。很多小混混都把做成“大混混”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在调查中，很多小混混告诉我，能被大混混叫出去打架才“有个混头”，他们觉得最有面子的事情是，有一天自己“混出来”了，在家里就能控制公司股份、占码头、抢地盘，有人送钱来。 二、本土混混与同村熟人的相处熟人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性社会，人们需要在生活中互相扶持，在经济上互相救济，遵循“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这也是常识性的人际关系原则。情面原则从熟悉和亲密中生发出来，它要求人们待人接物、处理关系时，顾及人情和面子、不偏不倚、合乎情理、讲究忍让。不走极端原则，不仅仅要求讲人情，还要求在当情与理发生冲突时，不认死理、通情达理、随和克制。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一员，乡村混混是否仍然遵循这些人际关系原则呢？在两湖平原村庄，很多乡村混混不再遵循这种原则。常德市毛村，有个混混将车停在路中间，一个村民拖板车经过，就说了句“车挡道了”，混混就喊来十多个混混殴打这个村民[9]。天门市汪村，村里的混混强占村民的宅基地，村民却只能忍气吞声，毫无办法。临江县湖场村的祝家，仗着儿子长期在镇上闲混，有很多混混朋友，在村里说话“粗声粗气”，做事不顾后果。2005年8月的一天晚上，李明听到自家田那边有机器抽水的声音，估摸着稻田里抽水灌溉了。第二天天一亮就去田里看灌溉情况，却发现周围的田里都有水，唯独他家的没水。李明便到抽水员老祝家问原因，老祝只说会抽的，就不理睬他了。李明就回头去找队长，结果小祝跟上来吼他：“一大清早，到我家闹什么？”李某反问：“你还想打人？”小祝闻言就动手将李某打倒在地。李某倒地后说：“你这兔崽子！”老祝闻声赶来，说：“你骂他他不打你！”同村的薛某同样仗着自己在外有一些混混的朋友，在村里一贯横行霸道，不讲道理，曾敲诈勒索同村村民。有次薛某的妻子外出买东西，回来时顺便搭乘同村男青年王某的自行车。薛得知后，便借机到王家将洗衣机、电视机、灶具等砸坏。次日，王某因害怕薛再次行凶，在邻居黄某家请薛某吃酒席，送了两条红金龙香烟，才了结此事。还有一次，薛某听其父亲说本队队长涂某要他家交清所欠农业税费，随即邀混混谭某一起去涂家，到后就打人，涂某的两个兄弟出来说了两句狠话，两人才悻悻离去。事后，涂某因害怕薛再找混混打他，先后两次请薛某、谭某和其他混混吃饭，其兄弟也都向他们道歉。后又送给薛两条黄鹤楼香烟，事情才算了结。另有一次，本队周大军接手薛某曾承包的机动田，机动田的棉梗未扯他就种了麦子。薛某得知后，无理地到周家要求赔偿损失，并将周的饭锅砸破，还打了周的母亲一巴掌，后经人劝阻才罢休。薛某不仅在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中横行霸道，还找其它各种机会勒索同村村民。薛某得知黄庭的亲戚因放鸭子与本队的林某发生纠纷，即与黄庭等人一起报复，先后三次殴打林某，索要1000元现金。最后，林某只得请村治保主任出面说情，花500元在餐馆请酒一桌，才平息此事。然而，并非所有的混混在村庄日常小事中都得理不饶人，对待同村村民都如此霸道。至少从表面上看，有的乡村混混在村庄内部仍然遵循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原则。他们对同村村民比较客气，日常交往中非常有礼貌，也不占小便宜。但是，这常常只是表面上的，一旦村民涉及混混及其近亲属的利益，或者阻碍了混混“事业”发展的核心利益，他们往往就不再客气。临湖市桥头村的李剑就属于这种类型。李剑是个门路很广的混混，现在已有一百多万的家产，他一直住在村庄中，平日对村民很客气，说话做事都不霸道，不会为小事而仗势欺人。不过，村民们都知道他并不好惹，对他惧而远之，这是大家从2002年的“分地盘事件”中得来的“教训”。临湖市桥头村靠近一大型淡水湖，同邻近的水村在水域占有和利用上素有争议，但逐渐形成了依照季节利用水面的惯行规则，即春秋季由桥头村村民在湖上插“迷魂阵”捕鱼，冬季则由邻村村民禁湖狩猎打野鸭。2002年，湖面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圈起来进行螃蟹养殖。桥头村也向市里打了报告，要求这块湖面由桥头村开发养殖。当时的“形势”对桥头村有利，村民们在心里盘算着“分地盘”了。本村混混李剑却早有打算，他企图独占进行开发，并对村支书说了很多威胁的话。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李剑召集了五户私自建围，与村里以插“迷魂阵”捕鱼为生的十多户村民产生直接冲突，他们制止李剑等五户继续建围。李剑因此组织村内外二十多个小混混，他们提着刀追着插“迷魂阵”捕鱼的十多户村民乱砍，致使五位村民被砍伤，其中伤势最重的尹某挨了十二刀。事后，在李剑等人的“威胁式请求”下，村支书出面进行了调解，案件在已报警的情况下，经多方“努力”而被“私了”。在李剑等人赔偿医疗费后，以插“迷魂阵”捕鱼为生的村民退出了对水面的争夺，村支书在既成事实面前，被迫签订了水面承包协议。承包者至今未交水面承包费，而现在村民即使去这片水域采草也必须出钱。像李剑这种表面上遵守村庄人际交往原则的混混，往往混得更加长远。他们处事有度，不是一味暴躁蛮干，能做到“有勇有谋”，只在村民触犯其核心利益时才“凶相毕露”。这样，平日的客气既可以不让村民抓住太多的把柄，又让自己的生活与村民的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村民对自己保持未知状态，从而能对村民产生威慑。因此，村民对这种混混惧怕且尊重，混混因此能够在谋取重要利益的同时保持“有面子”。相比而言，那种一味暴躁蛮干，在表面上都不遵守村庄人际交往原则的混混，眼光就显得“太小”。他们为了一点日常小利益，动辄暴力相向，迟早会“失手”出事，因为过于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就容易触犯国家治安的底线，会招来基层政权的毁灭性打击。他们还会因此遇到许多来自熟人社会之内的麻烦，这种麻烦属于乡村江湖生涯中的额外麻烦。混混如果只在涉及自己核心利益时，才在熟人社会内部使用暴力和灰色手段，则既能迅速积累一定的财富，过上“体面的生活”，也可使其遭遇国家打击的风险大大降低。其实，无论表面上是否遵守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原则，在村的混混都已在本质上违反了这一原则。即便那些表面上遵守的混混，在争夺公共资源时，在村民影响其核心利益时，也毫不犹豫地违反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对村民进行殴打和疯狂伤害。那些从村庄中混出去的混混又如何呢？实际上，两湖平原的村外混混一般都有谋生的合法渠道，过着比较“体面”的生活。尽管他们“讨生活”和“发家致富”的出路主要在村庄外，他们还是经常回去骚扰村庄，占集体的便宜，涉足村庄纠纷。他们通常以暴力威胁为后盾，有时也倚仗痞气，或干脆以难缠的无赖形象出现。可见，在外混混对待本村村民，也违背了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原则。楚江市沙桥村，9个处于乡村江湖上层的在外混混，只有远在深圳、鞭长莫及的万良从未残忍对待过本村熟人。我调研过的近十个两湖平原村庄，没有一个未曾发生在外混混伤害同村村民、侵占村庄集体利益的事情。我们知道，在传统熟人社会，一切离乡者都遵循“乡情原则”。他们植根于乡土社会，无论置身何方都挂念家乡，与家乡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将自己的“根”放在村庄熟人社会，以显达于乡土为人生理想，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因此他们在宗族和乡村地域中追求威望和影响。当前，在外的乡村混混显然距这种状态已经很远。当前的乡村江湖中，崇尚实利的格局已经形成，江湖上盛行对利益的算计，混混追求的只有利益。利益之外，名气、义气等都只是权宜之计。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在外混混完全不在乎自己在村庄中的面子和名声。不过，他们追求的面子和名声在当前“名实分离”、“面子竞争异化”的情形下，显得颇为怪异。在外的乡村混混也会追求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的“有面子”、“有味”，但这种“有面子”和“有味”不再是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对其人品的良好评价，而只是可以炫耀的事情或令人羡慕、可以压制他人的势力。乡村混混可以因为能支配很多下层混混，能让村民惧怕，能“玩转”红黑两道，能办成排场很大的红白喜事，而“有面子”或“有味”。在本土混混与同村熟人相处的上述背景下，很多村民对混混及其家庭感到非常害怕。因为在一般村民眼里，虽然乡村混混很有面子，也让人羡慕，但他们终究不可能是“好人”，而属于“坏人”之列。在楚江市沙桥村调研期间，我曾在半结构访谈中对23位村民问过这一问题：“你是否对本村的混混感到惧怕？”从访谈后的统计来看，有16位村民明确表示害怕，他们平常特别注意，尽量不招惹乡村混混；其余7位村民表示不怎么害怕或没有必要害怕。按照村干部杨会计的解释，这7位表示不害怕混混的村民中，有3位的兄弟、儿子或侄子就是混混，他们没有必要惧怕混混；剩下4位是村里比较“糊涂”、见识短浅的村民，对混混“厉害”之处的认识严重不足。由于村民普遍比较惧怕混混，因此他们常常有意识地疏远乡村混混，善良本份的村民绝对会避免招惹他们。沙桥村一位在外读书的研究生告诉我，他小时候的几个玩伴现在都是混混，父母因特别惧怕混混，特意交代他不要与已成为混混的昔日玩伴一起出门。他父母的理由是：“这些人玩得好就好，玩不好马上翻脸，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出什么事来？我们这样的家庭只吃得起‘补药’，吃不起‘下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颇为精明的杨会计也表示，由于村里的中上层混混都是他小时候的同学和玩伴，所以他以前并不害怕他们。但现在对他们了解得越多，就越惧怕。他说以前“无知者无畏”时做的一件事，现在都觉得后怕。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看不惯在村混混万清，因此在一次喝酒后与人打赌，说敢当面扇万清一耳光。他说了，也就趁着酒劲做了，将平日的不满发泄出来了。万清当场要还手打人，但被周围的村民拦住，大家说了“不要和喝了酒的人见识”之类的话，事情也就过去了。此后，杨会计和万清都当事情没发生一样。不过，杨一直比较后怕，他知道万清并不好惹。要是万清当真搞他，或者找混混搞他，他还不知道如何应付麻烦。他说：“现在我与乡村混混打交道会特别注意保护自己，因为他们这些人会在出人意料之处‘出招’。乡村混混与一般处世霸道的农民完全不是一回事。”混混做事是不讲村民们的常理的。 三、乡村混混对村庄熟人间相处的影响当乡村混混通过关系组织结构发展起了江湖联盟格局，乡村江湖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还对熟人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不但体现在乡村混混作为熟人社会成员与其他村民相处的人际关系中，还体现在乡村混混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熟人社会内村民间人际关系的影响。上节论述了，出身于熟人社会的本土混混遇到与村民利益相冲突的情形时，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违反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使用赤裸裸的暴力伤害村民，或者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后盾欺压同村村民。乡村混混对待熟人社会之内的村民，显然已经违背了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原则。很多本土混混敢于这样做，就是仗着自己在村外有很多“狐朋狗友”，能够调动乡村混混的广泛关系网络资源。当然，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需要直接调用这种资源，通过直接的暴力和暴力威慑就可以达到目的。不过，有时他们也会将村外的混混引入村庄。前文提及临江县湖场村的薛某就是这样，多次将村外的混混引入村庄殴打村民；临湖市桥头村的李剑也是这样，他在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将村内外二十多个混混组织起来殴打、砍伤同村村民。在两湖平原的村庄中，类似的事件非常多见，以至于村民们将外来混混随意进出村庄当作“正常现象”。湖南常德市毛村，一位村民被摩托车撞伤，骑车的年轻人认识这位村民，却叫了个混混来处理，这个混混也认识被撞村民。即便如此，这个混混一来就说：“既然我来了，大家就不准讲什么理了，都听我安排！”最后硬是只赔偿了100元，而被撞村民治伤却花了800多元[9]。总体而言，混混对农村社会的实际滋扰并不特别常见，但他们却对村民构成了严重的心理强制。他们只是很偶尔地在村里惹事，但这足以让村民十分畏惧，这种畏惧甚至使得村民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在湖南常德农村，村里的邻居争吵，其他村民明知一方没理，但也不敢出去劝架或者帮腔。村民说，除非他们能够确定没理的一方没有能力引入混混和黑社会，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头”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混混和黑社会对乡村社会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由于他们的在场，作为安全基础的一些制度和关系的运作都出现了偏差。尽管大多数村民对乡村混混确实惧怕，但涉及到他们的基本生存利益时，老实的村民也不总是“束手就擒”。乡村混混与村民发生利益冲突时，可以不顾同村之情，依靠暴力谋利，这常常也会给老实的村民以“启发”，导致他们向村外的混混求助。而在“一表三千里”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只要去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无论如何老实的农民都可以与乡村混混攀上关系。况且，只要愿意出钱，买到乡村混混的“服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有利可谋，总有乡村混混愿意“服务”。因此，乡村江湖中的混混，不但会经由关系网络结构中混混的引介而进入一个他陌生的村庄，还可能经由老实而被逼无奈的村民的引介而进入村庄。2005年，楚江市沙桥村的万民为2.5亩耕地的使用权与同组村民万义发生争执。万义不肯退让，万民便求助于“村霸”万支书。万支书威胁万义：“你不将那2.5亩田给万民，我还要让你的田减少。”万义因此到镇里上访，万支书见状又来“软”的，“劝告”万义说：“万民为人狠，不要吃这个亏。”而万民见村支书出面无效，便亲自上门威胁万义：“我万民说话是算数的，我说出去的话一定能做到。”万义知道自己对付不了万民，便通过亲戚从市区叫来混混。混混们提着猎枪和长刀来到沙桥村，吓得万民一改“嚣张”气焰，不但不敢要田，反而出钱请客并赔礼道歉。显然，一旦村民与同村混混发生纠纷，村民决意向村外的混混求助，此时纠纷能否解决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民能否找到比与之发生纠纷的混混更“厉害”的混混。这样一来，当混混与本村村民发生纠纷时，本村混混可以将村外混混引进来作为援手；当村民与本村混混发生纠纷时，他也可能求助于村外混混。既然如此，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为何就不能求助于村外的混混呢？混混可以被引入村庄，引入混混对自己有利，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这样，发生纠纷时，有亲戚朋友是混混的村民就可能请混混出面解决，有理的可以通过混混逼迫对方认错赔偿，无理的也可以趁机敲诈勒索。楚江市沙桥村王某的耕牛连吃带滚损害了赵某家半亩地的秧田，赵某按照当地习惯留滞了耕牛，直到王某交了赔偿款才放牛。王某的儿子听说此事后非常生气，便到镇上叫了几个混混寻衅滋事，先是殴打赵某，要求他退还赔偿款，后来进一步敲诈现金500元。临江县湖场村的罗某曾是“地下liu合彩”的一个小码庄，2003年5月，由于他的上线码庄被抓，他不得不自己向码民“兑奖”。按照地下liu合彩的兑奖规则，他需要向同村的夏某支付14000元，受财力所限，罗某当天只兑现了7000元。夏某很不满意，次日带着做混混的侄子夏涛到罗家闹事，拿刀威胁罗某，无奈之下罗某只好写了7000元的欠条。2004年1月，夏某又带个混混到罗家要钱，因罗某请求推迟支付，夏很不满，顺手拿起罗家桌上的菜刀，将罗某左手砍伤。几天后，夏某又带三个混混来到罗家，气势汹汹，讲了几个小时的狠话，扬言再不给钱就要拿罗家小孩下手。无奈之下，罗某只好求助于派出所。在纠纷中，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如果直接受到混混的威胁，他们最直接的反应一般是求助于公安派出所，因为毕竟只有警察才能立即解除他所受到的威胁。然而，在两湖平原的乡村社会，派出所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乡村混混的威胁。“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消除乡村混混的威胁，还必须与乡村混混谈妥。在临江县湖场村的一起伤害赔偿纠纷中，一方叫了村外混混去另一方家里“谈判”，派出所闻讯后赶去调解，阻止了混混闹事。当着派出所民警的面，当事人双方讲好赔偿500元。但民警一走，叫了混混的一方便改口，要求对方赔偿1500元。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对方没有经过过多的讨价还价便“乖乖”地支付了1500元。主持调解的民警知道了此事后，向赔偿的一方追问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我多出1000元，以免他以后继续找我麻烦。这钱是给混混开支的，他们请了混混，这个开支要算到我头上来。你们在村里时可以保护我，但终究还要走，又不能时刻跟着我。”听了这话，派出所民警也感到无可奈何。有时，纠纷的双方村民都请了混混，这会使得纠纷完全由混混之间谈判解决。如果双方请来的混混互相认识，事情就比较好办，混混双方可能会互相给面子，通过协调来解决纠纷。这种协调解决与传统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在形式上还颇有几分相似。传统乡村社会中，当来自不同家族的村民发生矛盾时，村民双方会各自请本家族的“头面人物”出来谈判。这样看来，作为“有面子的人”的乡村混混似乎是新时期的“头面人物”。但两者的实质实在是相差太远，不可相提并论。传统时代的“头面人物”都是道德情操高尚之辈，他们解决纠纷依靠摆事实、讲道理，对村民实行道德感化。当前的乡村混混却都是道德卑劣之辈，他们解决纠纷虽然有时也讲事实和道理，但背后依赖的却是暴力和暴力威胁；有时根本不讲事实和道理，直接以暴力的较量取代事实和道理。乡村混混之间的“给面子”是基于背后的力量，力量不足是不存在给面子的空间的。更为糟糕的情形是，乡村混混来自不同的阵营，双方并没有面子关系。这时他们可能直接诉诸于暴力，在村庄里展开对峙。楚江沙桥村四组的陈兴与曾凡华是邻居，田地相邻，共用一口小堰塘灌溉。2005年6月的一天，曾责备陈把小堰塘的水抽到堰塘灌区外的农田，陈不以为然，两人因此起口角，进而在田头发生了身体冲突，曾的耳朵被铁锹劈伤，陈的脚亦被铁锹砍伤。各自回家后，两人的老婆知情了又对骂一通。曾凡华仍感气难平，打电话给在市区打工的儿子曾建，要他回来处理。曾建从市区带了几个混混，提着刀来到陈家，陈早已闻讯而逃。曾建留下一句“我随时会把陈的耳朵割下来”后，便回市区去了。陈兴感到害怕，便报了警，镇派出所民警让村治调主任出面调解。在村治调主任面前，陈兴和曾凡华答应等双方的伤治好后再说。不久，曾建回家，又和几个亲戚一起到陈家，要求赔偿六千元，“气势特别嚣张”。陈兴事先也做了准备，同镇上可以攀上亲戚的一个小混混打过招呼，曾建来后不久，小混混和另外几个亲戚赶到陈家。曾家继续讲狠，声称要把陈的耳朵割下来，双方几乎就要发生身体冲突，幸亏村治调主任闻讯赶来稳住态势。随后，镇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并按常规讯问了双方，并表示等双方伤好了后再进行处理。此事不了了之。在两湖平原的村庄里，村内混混在与村民发生纠纷时，会将村外的混混引入村庄；村民与同村混混发生纠纷，也会向村外的混混求助；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也都争相求助于村外的混混。人们为了利益不顾及乡情，将村外的混混引入村庄中，这样的事件在两湖平原的广袤大地上不断上演。根据我的调研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样的事件，在县市地域每天都在重复，在乡镇每个月都可以见到，在村庄则每年都会发生。乡村混混的“超级权势”一旦进入村庄，就成了村庄生活中的结构性力量，村庄人际关系由此受到这种力量的支配。这样一来，纠纷的解决结果就取决于村民所求助的混混的“厉害”程度。由于乡村混混对村庄熟人间的相处有着上述影响，村民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考虑对方的亲属和亲密朋友中是否有做混混的。因为在村庄生活中，一旦与同村村民发生矛盾和纠纷，其做混混的亲属和朋友往往会被引入纠纷中。我在楚江市沙桥村调研期间，曾在对23位村民的半结构访谈中问过这两个问题：“在与本村熟人发生矛盾和纠纷时，你是否会想到他的家人、亲属和亲密朋友中有混混？这一点是否影响到你在纠纷解决中的态度？”从访谈后的统计来看，所有的村民都表示，他们会考虑对方的力量，包括其家人和社会关系中是否有乡村混混；有19位村民明确表示，对方家人和社会关系中的混混，以及其他力量因素，会影响他在纠纷解决中的具体态度，只有4位村民表示不会考虑这一因素。按照村干部杨会计的解释，这4位村民中，有2位是村里做事一向比较霸道，家里有人就是混混的；有1位是不怕事、未吃过亏、比较“糊涂”、见识短浅的“愣头青”；还有1位是典型的言行不一的“鸭死嘴硬”者。杨会计说，除了“愣头青”，其他人在实际行动中多少都会考虑混混因素，即便家里有人做混混的，也会考虑对方家人和社会关系中混混的势力大小。由此可知，乡村混混确实已经成为村庄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中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平静的村庄生活中，村民也许觉察不到这一点；但只要村庄中出现纠纷和事件，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考虑这一因素。2007年秋天，楚江市沙桥村邻近的新王村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三方当事人牵涉其中。李某骑摩托车带着妻子，在一下坡路段赶超王某的三轮车时，恰遇杨某骑摩托车上坡而来，避让过程中李某的妻子摔倒在王某的三轮车上，受伤住院。在交警鉴定结果出来前，李某找王某要求赔偿。王某和村民都认为，李某之所以不敢找杨某要求赔偿，是惧于杨某做混混的弟弟。因李某有堂弟是混混，而自己找不到这样的人帮忙，王某先支付了2000元。李某要求赔偿4万，王某对此总是害怕李某的堂弟前来索赔。其实，李某的堂弟从始至终都未出现，李某也没有用其堂弟来威胁王某。事实如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纠纷中，对方社会关系中的混混，已经对村民构成了心理上的重压，这种重压无疑会影响纠纷解决的结果。 四、村庄人际关系的变迁在两湖平原村庄中，乡村混混成了最有面子的人，不仅可以支配普通村民，还能对村庄精英构成支配。也因此，村民对他们的态度日益暧昧，乡村混混似乎成了一种“光荣”的“社会职业”。乡村混混不仅自己违反村庄人际关系原则，还改变了普通村民的人际关系和行动逻辑。乡村混混的“超级权势”人人明了，因此不但在村混混会将村外混混引入村庄，老实的村民也会向村外混混求助。这样一来，乡村混混随意进入村庄称了“正常现象”。人们遇到利益之争就想到找混混而不是考虑情面；纠纷的解决不靠双方互让而取决于双方所找混混的力量对比。这样，乡村混混就成了村庄人际关系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村庄人际关系因此发生了重大变迁，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由此发生了变异。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区分并分别对待熟人之间的关系和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前者适用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后者适用歧视原则[10]。两湖平原的村庄里，由于乡村混混的存在，乡村混混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交往逻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村人之间的纠纷及其解决中出现了对待陌生人的处理方法。人们因日常纠纷将乡村混混引入村庄中；或在纠纷中因对本土混混的惧怕，而将外来混混引入村庄；或为了争夺公共资源，组织混混殴打、伤害村民。这一切都发生在村庄内部的熟人和半熟人之间。而在两湖平原的大地上，以这种残酷无情的方式对待熟人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毫无疑问，这已经对传统的村庄人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在本该遵循情面原则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在解决熟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时，却越来越倚仗于暴力，越来越根据力量适用歧视原则，人们正在以传统社会中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和方式，对待那些曾被认为类似于自己的父母兄弟的“熟人”。在两湖平原的许多村庄，生长于本乡本土的乡村混混正在以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对待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不遵守熟人社会的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对于村民而言，他们本来是熟人，却正在变成陌生人。而那些外来的乡村混混，他们本就是熟人社会的陌生人，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气焰嚣张，在村庄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中肆无忌惮地“撒野”。因此，无论是村庄里土生土长的“本土混混”，还是由本土混混从外面引到村里的“外来混混”，他们都是遵纪守法、老实本分的村民眼中的“陌生人”，是“家门口的陌生人”。这种“陌生”并非交往关系上的陌生，而是“混混”们用对待陌生人的歧视原则来处理原本熟悉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按传统的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行事。因此，对村民而言，乡土逻辑已发生了变异，乡村混混是一群行为无法预期的陌生人。在两湖平原，“家门口的陌生人”使得村庄本身正在变得陌生化，农民之间的熟人关系也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化。这样，人们遇到摩擦和冲突不再按照原有的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处理，而是如本章诸多事件中那样，动辄求助于“家门口的陌生人”，倚仗于暴力，用陌生人的方式对待熟人。临湖市桥头村的胡支书说：“如果一个人在外做生意，碰到了车匪路霸，大家可以接受，心理上也可以承受；但在本乡本土，熟人之间，频繁发生这样的暴力性事件，人们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家门口，谁欺负谁一清二楚。”在村庄生活和村民的观念中，如果倚仗暴力来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也不公平，但是可以理解，这可以从内外有别的村庄地方性规范得到解释。而现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也陌生化了，村庄不再是一个因熟悉、亲密而在人际关系中遵循乡土逻辑的社会。毫无疑问，“家门口的陌生人”和村庄熟人关系的陌生化不但彰显了熟人社会中乡土逻辑的变异，而且正在使温情脉脉的村庄慢慢变成残酷的战场！[1] 这些村庄都是农业型村庄。按照社会科学的匿名规则，本文出现的人名、地名均已作处理。[1] 陈柏峰.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青年研究, 2010(1):1-13.[2] 陈柏峰、董磊明.乡村治理的软肋：灰色势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9(4):142-146.[3] 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4]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0.[5] 陈柏峰、郭俊霞.也论面子——村庄生活的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9-105.[6] 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1):158-167.[7] 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57-173。[8] 黄海.湖南P县D乡黄村调查报告.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07.[9] 郭俊霞.农村安全供给的基本需求与制度保障.重庆社会科学,2010(2):34-37.[10] 陈柏峰.论熟人社会.社会, 2011(1)，即将刊出。

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篇集中地讨论了人性的问题，其中关于人性的看法，有许多命题值得注意。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最繁荣的时代，一个是先秦哲学的时代，另一个是宋明哲学的时代。

今天讲会的题目是"宋明学案"。学案就是录载学术的传承、发展、演变，"宋明学案"就是把我们国学的宋元明这个时代的国学的主要形态和发展作一个大概的介绍。这里"宋明学案"的学是指儒学，而儒学在宋明时期是以理学为主，其中又包含各个派别。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宋明学案"，是要从"宋明理学"来看看国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特色和它的发展演变。一、宋明理学的起源理学发端于11世纪，但是发展的苗头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复兴运动。韩愈的儒学复兴运动有一个明确的背景，排佛。大家可能都记得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被迎到香港、台湾，当时凤凰卫视做了全程实况转播，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行程，受到上百万人的欢迎，后来这个佛指舍利又到泰国。懂一点历史的就知道，这个佛指舍利正是和韩愈有关，这个佛指舍利在唐宪宗的时候曾要把它迎到宫中做一个短期的供奉，结果被韩愈知道了，韩愈写了一个《谏迎佛骨表》，劝诫皇帝不要这么做，不要迎这个佛骨到宫里面来。韩愈认为佛教的进入，让人们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的教义和它的僧侣实践违背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因此任由其发展就会破坏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使社会无法维持。所以韩愈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把《大学》提出来，高举《大学》旗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打击和压制标举出世主义的佛教，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儒学影响，开始了儒学复兴运动。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必须提及的，范仲淹。从唐代末期到北宋，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主的经济形态出现，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国家政权队伍里面，成为士大夫的主体，成为儒学学者的主体，这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因此这种社会出身的知识人，在伦理观念、文化态度和思想倾向方面，跟中唐以前、魏晋时代，尤其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大异其趣。范仲淹两岁时父亲死了，困穷苦学。这样的经历在北宋理学很多重要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冬天学习困了的时候，用冷水洗面来刺激精神，没什么吃的就喝很稀的稀粥。范仲淹不仅有很多讲学的成就，更是代表北宋前期儒家知识群体的精神人格，他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感论天下事，时至泣下"，关心国家大事，以国家大事、以民生为己任的那种情怀，可以说感染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这影响了士大夫风气的变化，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北宋儒家人格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范仲淹这样的人物出现，没有这种道德精神出现，那宋明理学的出现应该说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没有可能的。讨论理学，按照《宋元学案》的讲法，得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讲起，而其中两位重要人物，一个是胡瑗，一个是孙复，都是由于范仲淹的亲自推荐才得以在朝中做官，才得以从事讲学事业。二、宋明理学的真正发端我们先把这个发端追溯到周敦颐。因为周敦颐做过二程的老师，二程又是北宋道学真正的建立和创立者。周敦颐号濂溪、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二程在回忆跟周敦颐学习时是这样讲的："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就是说孔子跟他的弟子颜回他们即使很贫困地生活，在颠沛流离中也保持了一种精神快乐，"所乐何事，所乐何处？"这就是周敦颐让二程兄弟经常寻求的问题。兄弟两个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当时有没有琢磨通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寻孔颜乐处"后来变成整个宋明理学一个内在的主题。理学的发端的第二位，我们来看张载。张载号横渠。张载对《易经》、《易传》，特别是对《系辞传》的解释发展出一种气本论的哲学，特别讲"太虚即气"。为什么"太虚即气"在这个时候要被强调起来呢？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最初的动机是对佛道哲学，特别是对佛教挑战的一种回应。佛教讲"空"，有的时候也用"虚"这个概念，道教里边更多的讲"虚""无"，从魏晋到隋唐，佛教、道教的思想影响很大。张载为了反对佛老的这种虚无主义，首先建立了一个以"气"作为主要载体的实在主义的本体论，回应佛道本体论的挑战。需要指出的是，张载和范仲淹也有关系。他21岁的时候去见范仲淹。史书讲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即一见就知道这个人是有长远大发展的人才。范仲淹对张载说"吾儒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就引导他去学习《中庸》。张载又尽读释老之书，史书说他"累年尽究其说"，看了很多年之后他觉得对佛教、道教有点了解了，了解之后"知无所得"，知道这里边没什么东西，然后"返而求之六经"。张载这个例子跟我们后面讲的很多理学家的例子是一样的，先有一个"出"，然后再来"入"，这样学问才能够最后坚定地确立起来。他通过对佛教、道教的学习，然后找到一个"他者"，这个"他者"给他提供一些思想的营养，也让他看清了这些思想的一些特性。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够帮助他回来重新了解儒家的思想。你直接了解不一定能够真正了解到，所以你需要一个迂回，需要一个"致曲"。张载还提出很重要的四句话，冯友兰先生把它概括为"横渠四句"，这四句也对后来理学有重要影响，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不仅是对宋明的理学家，而且对宋明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起到一种精神激励作用，即使有些人不以理学发展为志业，也都会受到这种思想的感染和激励。现在，大家对横渠四句中的第一、第二、第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三句话都能够肯定，但对于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以及它的现代意义往往有些疑虑。其实这第三句也可以有广义的理解，"为往圣继绝学"这个"圣"字不是仅仅讲孔孟的，那是从尧舜开始的，从华夏三代文明开始的，三代文明的精华沉淀在六经，儒家则始终自觉传承六经代表的中华文明的经典，所以说，"为往圣继绝学"，可以理解为，是要接续、继承、复兴、发扬从尧舜周孔到以后的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所以这里的"学"，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儒家文化的发展，而是我们夏商周三代以来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主流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努力复兴中华文化。这代表了理学的一种文化的自觉。所以这句话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的。三、理学的建立理学的建立主要讲二程兄弟。以往学者比较喜欢讲"北宋五子"，"北宋五子"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周敦颐、张载，还有二程、邵雍。其实，"北宋五子"里边核心是二程。为什么呢？因为"北宋五子"是以二程为联结中心的。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也是讲学的朋友，而邵雍呢，和二程一起居住在洛阳，是一起讲学讨论的同仁，可见二程确实是理学或者道学的建立者。二程中的老大是程颢，号明道，人称明道先生。程颢也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几十年，返求之六经而后得之。"关于理学，程颢在思想上有什么发展呢？他活的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说"吾学虽有授受，但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天理"二字早就出现了。《礼记·乐记》里边讲，"不能返躬，天理灭矣。"这是宋明理学最直接的一个来源。程颢有一个命题，说"天者，理也。"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他在对以六经为代表的古典儒学进行新的诠释。我们知道，在古典儒学里边，特别在《尚书》里边，它保留了作为神格的天的概念，所以就有"皇天震怒"这样的语句出现。程颢认为，我们如今在《诗经》中看到的那个有人格的"天"，我们在《尚书》中看到的那个有人格的"天"并不是真正的有人格的"天"，那个"天"其实是"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这是"天者，理也"真正的思想。所以这样的"天"的概念的确是以前所没有的，理学家们把上古儒学中一些迷信的东西扬弃掉，"理"就被发展、诠释为一个上古时代六经中"天"所具有的最高的本原性的概念，理学体系便从此具有了其真正意义。史书记载，程颢这人具有一种"温然和平"的气象，对人很有感染力。有的学生跟从程颢学习几个月后感叹，如在"春风和气"中坐了几个月。一般而言理学家跟皇帝关系都不好，而程颢虽也批评皇帝，但是皇帝却很被他感染。神宗本来是很信任王安石的，王安石跟程明道政见不和，可是在程颢见完皇帝临走时，皇帝嘱咐要程颢"可常来求对，欲常相见。"这样的君臣关系是少见的，这就说明了程颢与皇帝的谈话很让皇帝受感染。程颢曾经跟皇帝说，我希望皇上你要常常注意防止自己人欲的萌发。同样的话朱熹也曾对孝宗皇帝说过，但孝宗很不喜欢，可是神宗皇帝听完程颢的话后，却拱手对说："当为卿戒之"。意为你这样劝我，我当为你来提醒我经常警戒自己。他的兄弟就不同了。二程中的另一位程颐，号伊川。程颐18岁时到太学求学，当时主教太学的胡瑗出题考学生，题目便是"颜子所好何学"。程颐于是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此文令胡瑗对他刮目相看，于是让程颐参与教学，结果当时有的京中官员就把程颐做老师来对待。程颐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考过几次未中，就放弃了。后来家里有推荐作官的机会他都让给了族人，拒绝接受。所以直到四、五十岁依旧是个没有任何出身的布衣。但是50多岁时他一下被提升为皇帝的老师，官衔为崇正殿说书，当时小皇帝即位，大臣都推荐他去给皇帝教书。但是程颐的性格与程颢有所不同，程颢是"温然和平"，而程颐则是"严毅庄重"，对待皇帝、太后都非常严肃，要求给小皇帝讲课时太后应在帘后同听，垂帘听讲而不是垂帘听政。在他以前，给皇帝讲书的官员是站着的，皇帝是坐着的，而他说这不行，一定要让讲官坐着讲，以此培养皇帝尊儒重道之心。此外程颐还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建议，不怕因此得罪皇帝、太后，但最后终因得罪人太多而被外派。他非常严谨，生活上也是如此，一生谨守礼训。晚年有学生问他："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意为先生视听言动、待人接物什么都是按礼来做，是不是太辛苦了？程颐答："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意为我按着礼行事使我每日就像踏在安全的平地上，有什么辛苦的，如果你不按着礼行事，那便使你每天都处于危险的地方，那才辛苦。如程颢一样，程颐也提出了理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性即理"。"性"就是指人的本性，这句话跟程颢所提的命题"天即理"在理学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都是非常核心的命题。以前学者讲人性有讲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无善无恶、人性三品等等，到北宋时如王安石也是受到人无善无恶的影响。程颢是用"理"来规定、界定天的概念，天是最高的本体。程颐则用"理"来规定、来解释人的本性。四、理学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发展，其最核心的人物，最简单的讲法就是程朱陆王了，前面讲了二程的阶段，后面就讲讲朱和王。同许多宋代知识分子一样，朱熹也是出入佛老，泛滥百家，然后返求诸六经。前人说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既吸收了二程的思想，还吸收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扬弃了佛道的哲学，通过对《四书》的不断地、终身地、死而后已地注释，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在他的体系中，提出了关于"格物致知"的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大学》的"八条目"里面最基础的就是"格物"，格物才能致知，致知才能正心诚意。可是，什么是格物呢？汉人的解释很不清楚，把"格"解释为"来"。朱熹就通过解释发展二程思想，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即物"，就是不能离开事事物物；穷理就是要研究了解事物的道理。朱熹讲"格物致知"，最早是讲给皇帝听的。他34岁的时候，孝宗继位之后召见了他。他就给孝宗讲了"格物致知"，说帝王之学，必须要先"格物致知"。第二年，他又去见皇帝时说，大学之道，即"格物致知"。皇上没有做到"即物穷理"，没有做到"即事观理"，所以就没有收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可见理学提出"格物致知"这些理论，不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首先是针对帝王之学的。朱熹要给皇上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孝宗皇帝是不喜欢别人批评的，所以他对朱熹的两次奏对都不是很高兴。又过了十几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因为全国大旱，皇帝就召集学者多提批评意见。朱熹又写信上谏了，讲"天理人欲"、"正心诚意"，说皇上不能"格物穷理"，所以只能亲近一些小人，没有国法纲纪，不能治国平天下。皇上听了很生气。到了朱熹晚年的时候，他又入都奏事，走到浙江时，就有人对他说，你喜欢讲"正心诚意"，但这是皇上最不爱听的，这次你就不要提了。朱熹很严肃地说，我平生所学，就是这四个字，怎么能够欺君呢？他见到皇帝的时候，还是批评了皇帝，说皇帝内心里面"天理有所未存"，"人欲有所未尽"。有人讲，宋明理学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来宣讲的。我们知道，古代对皇帝、士大夫阶层没有一个十分健全的监察监督机制，所以需要用道德的警戒、道德的修养来提醒、规戒、劝导他们，朱熹就用《大学》、《中庸》的思想来为所有的官员、士大夫确立规范。不仅仅是规范，他同时也指出一条怎样发展自己的宗旨。一个士大夫，怎么培养、发展自己，包括从科举考试开始，包括成功或者不成功，或者进入到国家的官僚事物里面，要有一个宗旨。这个为学的宗旨，就包含学习知识和发展德性两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把朱熹的思想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主敬涵养"，另一方面讲"格物穷理"。这适应了那个时代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要求。在朱熹的同时，已经出现了和朱熹思想相抗衡的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朱熹讲要通过广泛的学习了解来获得"理"，可是陆九渊认为"理"就在我们的心中，只要返回内心，就可以得到"理"，这种思想经过元代、明代不断地发展，总体来讲，还没有变成很有影响的理论。到了明代中期，新的思想运动兴起，这就是明代中后期有重要影响的心*学动，心*学动的主导人物就是王阳明。而王阳明的思想，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而来的，所以历史上称为"陆王心学"。然而我们看王阳明的思想发展，不是从读陆九渊的书而来的，而是从读朱熹的书而来的。王阳明5岁还不会说话，等他会说话后，智力发展很快。因为不会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听他的祖父背诵那些经典，等他说话之后，就一下子成篇成章地把那些经典背诵下来。王阳明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读朱熹的书。朱熹讲格物致知，天下万事万物都要去了解，这样才能做圣人。于是王阳明找到他一个姓钱的朋友，一起来到他父亲官署后的一片竹林里面，打算对竹子进行"格物"。首先是他这位姓钱的朋友格竹子，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结果病倒了。王阳明当时认为是他这位朋友力量不够，于是他自己去格，格了七天，结果也病倒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王阳明自己曾多次讲到。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早年是多么信奉朱子的学说。但是，他的方法不是很得当。朱熹并没有让他不吃不喝，坐在那冥思苦想。朱熹的格物方法，可能并不是让人坐七天七夜，而是告诉学者应长期观察事物生长的道理，并把生长的道理与自然界的道理进行比照、结合，由此延伸到人生的道理。显然，青年王阳明太年轻了，不能全面了解朱熹的思想，可朱熹的思想对王阳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一直到中年的时候，王阳明仍旧被这个问题所困惑，这个"理"究竟在哪儿？我们如何才能够格到？在王阳明三十几岁的时候，由于他上书要求制止宦官专权而被贬到贵州龙场做了一个驿丞。王阳明在此处生活困苦，于是他日夜静坐，终于对这个问题有所觉悟。王阳明认为，从前他去格竹子的方法是错的，真正的理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格物的路径是顺着朱熹的路径来的，但他所达到的结论是和陆九渊一样的。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此后，王阳明经常讲学，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在贵州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知行合一"。何谓"知行合一"呢？真正的"知"，是一定能够行的；真正的"行"，也一定包含了知。到了晚年，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他的这个思想，提出了"致良知"。"良知"就是"知"、"致"，就是行，发挥、实践、扩充的意思。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要在每一件事物上，去把自己的良知发挥出来。最后，我们做个总结。第一，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宋明理学的发展，首先是气学，用气学面对佛教和道教虚无主义本体论和人生观的挑战，建立一个实体性的哲学。可是仅仅讲"气"还不够，还要了解作为实体的宇宙运行的普遍规律，于是出现了理学。理学是要尽力掌握世界的规律，包括自然的规律和社会、历史、人生的法则。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范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气学到理学，再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第二，宋明理学出现的原因。首先，宋明理学是和社会变迁相伴随的，互为表里。宋明理学与宋代以来的近世平民社会的发展趋势相符合，宋明理学作为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可以被看作中世纪精神和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它是脱离了中世纪精神、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过程而产生的。第三，宋明理学与外来文化的挑战有关系。中国本土的主流正统思想对待外来文化，需要经历一个消化、接收和发展的过程，对于佛教的传入，很多理学家都努力建立一个能够吸收其精华的思想体系，于是就有了理学的出现。第四，从总体的文化流变来看，宋明理学的意义更广泛，它不仅是儒家对佛教挑战的回应，同时是儒家对魏晋玄学的挑战的一种回应和消化，而宋明理学更直接面对的是自北宋初期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时代背景，因为从唐到五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了很大破坏，宋初人对五代的风气非常痛恨。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从儒家角度来看，汉代以来，作为中国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展出现了某种中断，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复兴，同时也是中国本土主流传统的复兴。宋明理学道统说的意义就在此。从中古一直到现代，中国文化一直在和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的互动场域里面不断发展。儒家文化只有深入探讨作为他者的佛、道思想，才能够反过来深入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才能掌握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外来因素并不是儒家发展的障碍，恰恰可能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一些营养、契机，给儒家认识自己提供更好的参照。在19世纪后期以来，我们面临着新的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时代，遇到了更广泛的世界文明的环境，同样也遇到了社会价值的重建的课题等，重新再看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也有可能为我们今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启发。 

中篇，1983年发表

短篇，1964年在台湾《现代文学》发表

理论的思维令人疲乏。事实上，我对“第三世界”的难忘的体会，不是读理论出来的，而是源自几次具体的感性经验。

尽管高行健不断强调文学的个人性，强调文学的非政治性和脱意识形态性，他的现代主义选择的根柢就不能不带有显明的政治性。他控诉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戕害，他反对「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文学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忠诚。这样的思想，占去了他的受奖辞的很大一部份。法国对他的受奖辞的反应恰恰是说其「政治性」很浓厚。

《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杜葉錫恩女士著，提供了一批香港長達半個世紀以來的珍貴資料。

2006年初，书业入列“全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2009年末至2010年中，《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从出台到修改的过程中，关于图书定价销售的议题再度牵动业内外神经

我讀「異域」是在高中時，作者署名鄧克保(1961年出版)，那時他大概還沒有開始使用柏楊的筆名。書是外省同學借給我看的，再三囑咐我不得外傳，怕惹禍上身，因書裡寫從台灣派去的高級軍官，利用美援（美元），在曼谷過花天酒地的的生活，蔣介石擔心影響台灣軍心，因此查禁。

在2009年3月，哥本哈根召开一场IPCC气候变迁的会议；这场史上聚集最多专家的气候大会，不像科学家的聚会，而像宗教家的末日预言大会。

他整形后肤色比黑白混血的奥巴马白一点，比奥巴马大三岁，却早出道三十年。这早出道的整整三十年，决定麦可杰克逊从高峰跌落谷底，既精彩又危险的一生。 创作天分始於童年 猝死，或许对与我同年的杰克逊是最好的结局。持续不了的高潮人生提早结束；庞大的天文五亿美元债务就此勾销；最后一场音乐演唱会也不用再举行了。他太早经历盛况，以致长大不了，也活不下去。杰克逊无预警死亡，固然颤栗了许多随著他音乐长大的人们；但这几年，他不是被控「狎童」，就是被迫出售梦幻庄园；2003年起已无新音乐作品。往事既不堪回首，人生又何必持续下去？ 杰克逊最著名的作品回想起来都像他的人生回忆录，《危险之旅》（Dangerous）、《早逝》（Gone Too Soon），《黑或白》（Black or White），《战栗》（Thriller），《跳舞机》（Dancing Machine）……。其中《黑或白》，开创了MTV史上观看次数最多的音乐影视带，片长10分钟。故事中一个小孩与父亲对抗，爸爸喝斥孩子「把音量关小一点」，小孩子干脆拿了巨大的音箱，客厅一放，音量调最大；巨大的音波把父亲一轰冲上天，冲破屋顶、穿越天空，最终落地非洲。杰克逊玩耍他的美籍非洲裔背景，把90年代初期刚冒出芽的「Interculturalism」（跨文化）玩到极致。美国音乐史上，每次总有一些不幸，黑人音乐才出头。Armstrong原只是为黑人送葬时的吹奏手；艾灵顿公爵是大萧条后小罗斯福新政的意外结果。 杰克逊天才般的音乐背景，来自於他不幸的童年。他们一家兄弟姊妹共9人，加父母11人，只住一厅二房。父亲从小打骂，不过10岁不到，兄弟5人组成的「Jackson 5」已在美国中西部巡回演唱。1969年他才11岁，已是父亲的最大摇钱树，签约摩城唱片公司；1978年杰克逊20岁，王牌音乐制作人昆西琼斯帮杰克逊打造《墙外》、《战栗》与《飙》。从此没有童年的杰克逊进入了巨星生涯，他24岁已成「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唱片歌手」、「超越猫王」、「专辑连37周冠军」、「史上最伟大的黑人歌手」。不幸的童年挡不住他的音乐天才，集作曲、作词、MV制作、舞蹈、演唱、乐器演奏於一身；他把黑人的蓝调与白人的摇滚、男性的高亢与女性的柔美、成人的嗓音与婴儿般牙牙语音融合在一块儿。舞蹈动作猥亵，双脚却如月球漫步般优雅迷人，他像一只美国黑白熔炉、新旧世代交替中诞生的怪物，瞬间征服了全美国；10年后美国人终究容不下一个怪物，开始遗弃他、贬抑他。 灵魂始终孤独受伤 最终，上帝救走了他。杰克逊的死，我最想听到奥巴马的吊言。他比奥巴马更像黑人社区的小孩，没有完整的教育，没有呵护的家庭。打骂之间也就相依为命，人生纵使出现奇遇，也难以为继。奥巴马在杰克逊出道后三十年，才登上美国政坛核心；这三十年间美国黑人当选过纽约市长、洛杉矶市长、路易斯安纳州长……最终总统。 我从杰克逊的身上看到一个不幸的黑人小孩；无论多么成名，灵魂始终孤独受伤。愿他在上帝的怀里，终得安息。

我将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建立学院批评是否可能？

以私有为目的的国企改革引发了很多激烈讨论，如“郎顾之争”等等。本站曾于2006年刊发汪晖文章《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该文详细分析了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2009年7月通钢集团事件的爆发，继续说明在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偶发的。本站特此编写国企改制专题，供进一步阅读讨论。－－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

经典选读。

"天皇制"概念是个现代产物，它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它与江户时代以前的“天皇制”截然不同。按照日语习惯应该表述为“近代天皇制”。它指的是成立于明治维新之后，经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方式予以确立的绝对主义性质的政权机构。其实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总揽统治权，而其直属的文武官僚具体行使天皇的权力。

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天一定要会见电视记者，乐此不疲地接受他们的采访，而且他的发言一定只使用用时仅15秒钟左右的语句，换言之，他使用了类似广告的手法表述自己，并有效地利用此种手法来控制国民大众。

综观当代法治发达国家，刑事诉讼模式大致分为三类：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模式、大陆法系的审问式诉讼模式和日本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我国属于典型的审问式模式，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方面吸收了对抗制因素，其中对刑事审判方式所进行的改革，正是向对抗制方式的演化。我国刑事诉讼法正面临再次修改，诉讼模式的选择不可回避，并且，研究诉讼模式是系统探究刑事诉讼诸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刑事诉讼科学化的需要。然而，学界在对抗式诉讼的基本法理、运行机理方面都缺乏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诉讼制度的完善，因而，对抗式诉讼的研究就成为当下刑事诉讼理论界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涵义及特征 　　在刑事诉讼中，对抗式诉讼模式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又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般来说，当事人主义大致包括三项内涵：一为当事人对等主义，指原告（检察官）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对等的地位；二为当事人进行主义，指诉讼以当事人的主张、证据为中心，法院仅基于当事人的诉求径行裁判，对应欧陆国家的调查原则；三为当事人处分主义，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刑事诉讼中的“有罪答辩”就是典型例证。[1]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甚或是相反利益的双方就事实或者证据进行辩论和对抗，由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裁判者根据双方提出的证据和辩论，作出独立的判断。“对抗式的，或对抗（adversary)，是用来指代这样的情形：两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他们承担了收集信息并在听证中提交信息的主要责任。”[2]法官不参与争议并在争议当事人之间保持公正。美国学者达马斯卡教授称对抗式审判模式是“理论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对立双方在有权决定争端裁决结果的法庭面前所进行的争斗”。[3]对抗式模式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并以抗辩的方式推进诉讼。庭审的主要内容是诉讼抗辩，控方承担有罪的证明责任，辩方则辨驳防御。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主要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无论从当事人地位、诉讼任务及职能，还是审查案件事实的方式上，对抗式诉讼模式皆注重从对抗中发现事实和妥当解决争讼。 　　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精髓体现在庭审阶段，审判前的侦查与起诉被视为对抗的准备程序，强调诉讼的效率，但自二战以来由于人权保障意识的强化，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亦重视审前程序对抗。纵观对抗制运行过程，我们认为，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裁判者的中立性。纠纷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消极的地位，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对案件也不存有偏见。裁判者在法庭上必须完整听取双方辩论，不能先入为主。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立消极的裁判者由陪审团和法官共同组成。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裁判，法官专理法律的适用，裁判者在法庭上不得进行积极主动的询问及调查行为，并在听取双方的辩论和意见后作出裁判。 　　第二，庭前不作任何实质性审查，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对抗式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公正的审判必须在法官当庭听取控辩双方的争辩后作出。法官在庭审前不接触任何一方的证据材料，以防止法官预断和偏见，保障公正判决。对抗式诉讼模式要求检察官在起诉时只能移送一本起诉状，并且起诉状中不得含有任何能使法官产生预断的内容，由此保障诉讼以审判为中心。案件的诉讼结果必须皆出自法庭的审理，法官必须重视控辩双方的意见，确保辩护权的切实实现。 　　第三，律师主导审判过程。律师参与诉讼是对抗式诉讼得以进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通常所说的对抗也主要是律师代表双方当事人进行对抗。律师是法律“专家”，能依据事实及法律为当事人争得实体利益，律师的参与也使审理易于围绕案情进行，提高诉讼效率。整个诉讼过程律师成为主宰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因为法官在听取案件的过程中是被动的，法官不能或很少针对案件相关问题发问，陪审团同样不允许发表意见，审判过程实际由双方律师主导。 　　第四，被追诉人被赋予一系列的程序公正权利。[4]对抗式模式中，被追诉人拥有一系列诉讼权利，强调程序的公正性。这些权利包括：无罪推定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避免双重危险的权利、交叉询问的权利、享有独立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等等。这主要基于国家享有强大的公共资源，通过把国家的强大权力规制在特定的诉讼结构规范中，同时也是保障追诉程序的正当性。这些正当程序的规制，保证了裁判是在公开、公正的法庭上作出的，而不是在审前阶段由一个官僚的国家机构秘密作出。 　　用形象的语言形容，对抗式诉讼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就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双方当事人彼此独立，依次向没有偏见、消极的法官或裁判者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有人把这一过程比作讲故事的比赛，谁说得更有吸引力、更有说服力，谁就赢得这个比赛，其故事就被接受。比赛的过程是由技术规则引导的，相应的系列诉讼程序及规则即成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当然，在实施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美两国，除具有对抗式的一些共同特征之外，由于两国法律价值观及律师制度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对抗式诉讼模式特征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二、对抗式诉讼模式在当代的新发展 　　对抗式诉讼模式产生于英国，历经12世纪到19世纪长期司法经验的积累，并伴随着诸多相关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对英美法系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美国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其诉讼制度与模式受到英国的直接影响。美国继承并发展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在开放的美国较之相对保守的英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以法官消极听证、控审分离、控辩平等、被追诉人拥有一系列程序公正权利为基础的当代对抗式诉讼模式，权利保障也逐步由形式走向了实质。进而，美国成为当代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国家。 　　二战之后，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公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已越来越被大多国家所吸收、采纳，成为刑事诉讼国际趋势之一，并在近几年几大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变动与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凸显出来。 　　日本于“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进行了宪法以及刑事司法改革。日本对刑事诉讼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在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格局中，吸收、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许多诉讼制度和原则，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混合型诉讼制度。目前其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在进一步改革之中。……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具体包括如下改革内容：为实现刑事审判的充实及迅速化修改刑事诉讼法；扩充国选律师制度；引进裁判员制度；强化检察审查会的权限。[5] 　　俄罗斯于2001年11月12日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2002年7月1日生效，其间又于2002年5月和7月分别通过了两个法律对新法典进行了部分修正。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引进了对抗制，确立了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而法官只是中立的裁判者的新概念，并确立了对抗式诉讼模式。该法第1条规定：(1)刑事诉讼应当在当事人对抗的基础上进行。(2）刑事案件的控辩审三项职能应当彼此分立，同一机构或官员不得同时承担多项诉讼职能。(3)法院不应成为刑事指控机构，不应偏向于控方或者辩方。法院应当为当事人履行其诉讼义务和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条件。(4）控辩双方在法庭面前应当平等。该条是对宪法中有关对抗原则的落实和细化。[6](5)确立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强调对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剥夺和限制应由一名中立的法官作出的理念。确立司法审查原则，对于羁押、住宅勘验检查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必须经由法官决定方可进行。 　　意大利在1988年刑诉法典中吸收了部分对抗制因素，弱化了法官对庭审的主导权，限制法官审前接触案卷的范围，强调控辩双方对证据调查的积极作用。这种改革方式与我国199年进行的庭审方式的改革如出一辙。该法一出台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部法典对意大利传统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引进和移植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从而使该国的刑事诉讼制度逐渐由原来的职权主义模式转向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具体说来，意大利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贯彻抗辩原则，强调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首先是转移庭审主导权，由于抗辩原则要求证据的提出由控辩双方负责，这就要求改革意大利原有的法官主导证据调查的职权。另一方面的改革着力于重构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确立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第二，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此外，意大利在前述改革的基础上，推出了进一步的改革措施。随着宪法修正案对正当程序原则与抗辩原则的正式确认，以人权保障与提高诉讼效率为目标，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开始了新一轮的修改。比较重要的法律修改集中在提高诉讼效率与辩方调查权两个方面。尤其是2000年对于辩方调查权的改革，进一步打破控方在证据形成上的垄断，扩大律师在证据收集方面的作用，增加辩方对抗能力，使得意大利刑事诉讼的对抗式色彩更为浓厚。[7] 　　法国是大陆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之一，其刑事诉讼中保留的职权主义传统较为明显。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的几年间，法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几次重大修改，改革的内容涉及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权利保护等方面，其中对当事人主义的借鉴以及人权保障的强化方面颇值得关注。特别是2000年6月15日修改后的法典增加了序言性条款，列举规定了一些诉讼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程序公正、对质和平衡；控审分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保障辩护权；司法保障；强制措施的必要性以及与犯罪严重程度相当；保护人的尊严；程序便捷；保障被害人知情等权利。此外，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进一步完善了审前程序，特别增强了审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体现在加强了对拘留的法律控制，将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时段提前，明确了侦查期限，增强了检察官对侦查的控制能力，弱化了预审的强职权化和集权化色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近的措施改革了作为职权主义重要特征之一的预审法官制度，创立了与之并列的自由与羁押法官制度，推行审前程序中的分权机制。此外，法国新近的改革推出了加强预审阶段当事人权利、增强审前程序中辩论的公开性等措施，进一步吸收了对抗式诉讼的因素。[8] 　　此外，我国台湾地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更新。就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近些年的重大发展，有台湾学者认为下述三个方面的改革最为显著：一是扬弃根深蒂固的审判制度，将审判制度自“职权主义”转为“当事人进行主义”；二是强化人权保障。确认人权保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虽不能说胜于发现真实，但最少与发现真实同等重要。三是削夺既有权力机关庞大的权力。[9]通过审视台湾地区的具体改革措施以及对其实施效果的观察，可以看出，近些年刑事诉讼法的重大改革已经使得刑事审判实现了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重大转变。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的新发展，充分反映了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要求，凸显出发展的共同趋势。其内容的变化，突出反映了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和特征，适应了新形势下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改变了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使诉讼结构更为科学合理，更加符合诉讼的特点和规律，日益显示出对抗式诉讼模式旺盛的生命力。 　　三、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比较优势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为众多国家、地区刑事诉讼改革采纳，成为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改革的潮流。为什么对抗式诉讼模式受到如此广泛的青睐？其具有哪些比较优势？ 　　1．对抗式诉讼模式奉行程序法治原则 　　其运行模式完全置于程序规则之下，充分体现了程序法治原则。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强调诉讼的进行尤其是权力的行使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并明确规定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米兰达警告、交叉询问规则、证据可采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例，在实行典型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美国，最初实行比较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搜查和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必须自动予以排除，排除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最终产生了毒树之果规则。虽然近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创制了一些例外，但就其范围和力度方面，仍远比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广泛和强大。 　　2．对抗式诉讼模式尊重当事人利益，平衡各方利益 　　对抗式诉讼模式使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和个人权利得到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当事人尤其是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参与诉讼的程度亦更加充分和公正，个人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被追诉人享有较多的诉讼权利，形成与侦控机关的平等抗衡，从而积极参与诉讼以影响诉讼结果。同时，被追诉人可通过中立的第三者即裁判方对控方的追诉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被追诉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和权利得以有力保障，各方利益得以适当地兼顾。 　　3．对抗式诉讼模式公开、透明 　　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对有关案件事实、程序及证据的疑问都是在公开的法庭上解决的，通过控辩双方的辩论和质证活动予以澄清，争议的解决都是人们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的，裁判的结论也是当事人可以预期的，失去了当事人腐蚀国家司法人员的机会，这不仅可通过程序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司法的自主性，并且可以防止因为权力的亲和性使审判者偏向控诉方，有利于树立裁判者的中立形象，使判决的结果更加令人信服，增强法律的权威。 　　4．对抗式诉讼模式为律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律师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享有充分的辩护自由度，在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公平竞争理念密不可分。对抗式诉讼中，法庭审判以控辩双方的举证、问证、辩证等质证活动为主线，法官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原则上无权主动参与案件的调查与辩论，使包括律师辩护活动在内的控辩双方的活动异常突出和活跃。并且，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交叉询问、反询问的辩护方式。而“反询问是为查明事实真相而创立的最大的法律装置。有时辩护方只需通过对控方证人的反询问，抓住控方证人证言中的漏洞，便会取得胜诉。”[10]再者，对抗式诉讼中，律师辩护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律师积极而不是消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去辩护，并极力提高自己的辩护技巧，注重经验的积累和运用，这都无疑会使律师在更大的自由氛围中极尽所能，扩大辩护的空间和效果。 　　5．对抗式诉讼模式易于发现真相 　　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是诉讼证据，而对抗式诉讼模式注重两造平等的对抗过程，利于调动当事人举证和调查证据的积极性。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证据完全由控辩双方收集和提供，其内在动因在于诉讼中控辩双方与案件的实体判决之间的重大利害关系，由此，二者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为维护乙方利益，控辩双方对于犯罪是否成立都十分关心，在举证和调查证据上，都力求使之对本方有利。裁判者的职责仅在于居中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取舍，法官不主动干涉当事人调查证据的活动，从而使其中立性更具有保障，避免因过于主动而在调查中逐渐偏向某一方，损害审判的公正性。加之诉讼证据规则的运作、控辩双方对同一证据的交叉询问等，都有助于对证据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从而更易于发现案件事实。 　　当然，对抗制也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缺陷，比如：在发现真实方面，要求控辩双方的证据得到对等的揭示，而这种对等揭示应建立在控辩双方收集证据能力方面的平衡上。但如何解决控辩双方天然的不平衡及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内在缺陷就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另外，对抗式诉讼可能因为强调程序正义而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中排除大量与审判有关的证据，从而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同时对抗式诉讼模式也存在被告人主动认罪程序、辩诉交易等导致不公正压力产生及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现象发生，使有罪之人逃脱法网等。 　　对抗式诉讼模式虽有缺陷，但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予以弥补。如针对对抗式诉讼可能拖延诉讼而对司法公正带来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在上世纪后期已有主张，正如Wilson and Grimwade一书中所言：只能通过立法针对对抗式诉讼模式进行两方面的改革来解决，即加强法官对刑事诉讼的控制和重新审视法庭上的沉默权。[11]而英国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赋予刑事法院的法官在特殊案件中排除陪审团参与审理的裁量权。[12] 四、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相对于其他诉讼模式更符合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趋势，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即哪些深层理论背景决定了对抗式诉讼具有上述比较优势呢？通过研读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呈现出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 　　（一）真实发现理论 　　在英美法律制度下，对抗式诉讼方式通常被认为容易也最可能发现案件真实。发现真实理论是英美学者们非常看重的理论依据，“对抗式的支持者认为，在这种诉讼制度下更有可能发现案件真实。”[13]在对抗式模式中，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完全由控辩双方收集和提供，裁判方仅对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取舍。由于诉讼中控辩双方与案件的实体判决结果有着重大的利益关系，他们会积极获取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并往往在法庭上对意见不一致的证据据理力争，使得裁判者得以全面了解案件事实，从而冷静思考，利于对案件事实作出客观认定。“一名法官要想做到公正，他最好让争诉双方保持平衡而不要介入争论。……假如一名法官亲自检验证人的证词，那就是说，他自甘介入争论，从而有可能被甚嚣尘上的争吵遮住明断的视线。”[14]对抗式诉讼特别关注法庭上的质证，质证是对抗的双方针对相对方所举证据进行质疑和质问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对抗性质。质证的主要方式是交叉询问，即对抗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盘诘性询问，盘诘性询问具有攻击反驳的性质，若是支持性或进一步说明性的询问，则不属于盘诘性询问。交叉询问被认为是庭审中有利于发现真实的最佳途径。 　　当然，真实发现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挑战，他们认为两个不同利益者进行对抗，以说故事的方式进行各自的解释，不但无助相反会阻碍发现真实。因为双方的动机都是为了赢得比赛，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去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而在双方极力隐瞒歪曲事实的过程中怎么可能去发现真实？如美国学者弗朗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对该模式发现真实的能力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对抗制中的各种游戏规则，包括证人制度和交叉询问制度，不但没有促成对真相的挖掘，反而扰乱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视线，甚至误导了他们，并对这种庭审方式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就好比是医生正在做临床手术，而我们却朝他的眼睛里扔胡椒面儿。”[15] 　　（二）公平理论 　　传统观点认为，诉讼任务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应该确定犯罪事实是否发生，是否被告人所为，以及是否存在某种从重、加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情节等。……司法机关所确定的这些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实无疑。”[16]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具体认识只能是对客观对象一定程度的认知。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显然属于具体认识的范畴，是对案件事实拘于一定时限的认识，完全再现过去的案件事实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考量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应把认识论与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结合起来，既不能夸大司法人员的认识能力和实际能力，也不能消极应付案件事实，而是尽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并不要求也不必要穷尽与案件相关的所有事实，只是就裁判需要的事实予以查明。裁判前，这些事实是模糊的，对这部分事实如何去发现，需要公平的方法和程序去确定，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设计好解决争端的程序，而且这个程序的底限要求是必须对双方公平。对抗制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最好程序方法，它可以解决公平问题，让双方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足够的平等地位，帮助法官发现真实，即使不能完全发现案件事实（事实上也不需要），但至少发现事实的机会是公平的，公平使争讼双方能够积极参与对抗，最大程度实现诉讼正义，提高裁判的公信力。 　　（三）权利保障理论 　　权利保障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关系密切。西方政治制度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学基础之上，人们对国家权力持有很深刻的怀疑，因为国家在对个人进行干预时，可能牵涉的是对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予以剥夺的问题，特别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在对个人进行刑事追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障其不受不公正的待遇。但这并不意味放弃追究，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社会、他人造成了损害，构成犯罪，当然要追究，但追究的过程应当公正。在英美法国家，甚至包括法、德等一些大陆法国家，有一种观念，即个人相对国家来说比较渺小，处在弱势地位，需要设立一个制度，在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个人生活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这一最激烈的冲突结合点上，必须考虑怎样保护个人的合法诉讼权益不因为强大的国家权力而遭受侵害。所以如果对抗制不能帮助发现真实，也不能提供公平的机会，那么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公平，因此需尽可能去保证个人不受不公正的待遇，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法庭的构建也是完成一个附加的政治目的：保证控方的权力不是一般形式的行使，这样，被告人的审判权利保护所有的公民免受政府权力和资源的可能滥用。”[17]而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是无偏私的，这几乎得到了世界普遍的承认。获得一个无偏私的法庭的权利，不仅得到相关国际条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美洲国际公约》、《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公约》等的认可，也得到一些国家的宪法及法律的承认。对抗式诉讼模式则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对个人的保护。首先，对抗式诉讼模式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能够保证被告人一方了解被指控事实的所有证据，并籍此作好充分的庭审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的充分与否直接决定庭审效率的高低与否，因为效率也是正义的应有之义；其次，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一系列精细规则原则性地为法官提供了自由心证的判断标准，同时为当事人进行对抗、辩论指引了攻防的方向；再次，法官的中立性和消极性为其必须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提供了保证，加之交叉询问规则的运用，使证据的采用、事实的认定成为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结果，避免了法官的恣意，益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法治理念以“有权利就有救济”及“三权分立制衡原理”为基础，其刑事诉讼观建立在个人权利保障与社会之犯罪控制并重的价值观上。“我们不仅需要规范与秩序，更需要正义。”[18]此为民主国家之真谛，其中“秩序”与“正义”孰轻孰重，更是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之分野。[19]英美法系国家坚持程序正义，关注基本人权，被认为是取得与公共秩序价值衡平的惟一方法。正是在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理念下，强调权利保障，英美法系国家构建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控辩双方的对等及审判者的中立，重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以程序制约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擅断，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 　　（四）公信力理论 　　刑事诉讼中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除了对国家与个人的冲突作出处理，解决双方的纠纷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它的社会角色作用，即通过对抗式诉讼，为产生可接受的结论而设计一些实际的法律规则，昭示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守法态度，并增强裁判的公信力。对抗式诉讼形成的裁判，如果被公众所接受，认为是对该犯罪行为的正确处理、是可信的，就意味着为公众设计了一个行为规范。所以，诉讼模式的设计必须是使公众认为其结果是可接受的、可信的。而公众之所以信任结果是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强调定罪科刑的确定性，而不愿意冒控告无辜人的风险。为此，对抗式诉讼被设计为一个非常艰难的“考试”，有诸多制度的制约，如陪审团制度、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复杂精细的证据规则等。对它的限制越多则越难以通过这个考试，一旦通过，其结果的正确性就越是令人信服，从而引领人们的行为。 　　以上不难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各理论基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的甚至是建立在否定前者的基础上，但又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目的，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些理论基础对对抗式诉讼模式都起到了不同的诠释作用，因而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中国应坚持对抗式诉讼模式改革 　　当下，由于我国的对抗制不具有实质的对抗，造成庭审的虚置，对抗制庭审方式的进一步落实与实现即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相对于其他诉讼模式来说，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并且，从其建立的理论基础来看，对抗式诉讼模式更符合当下刑事诉讼理论的新发展。 　　1．实行对抗式诉讼是由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决定的 　　在审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我国似乎培养了最优秀的警察、最优秀的预审员，形成了最为有效的挖掘案件真相的“能力”，而辩方的抗辩能力却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隐藏着沦为诉讼客体的极大风险。更令人堪忧的是刑讯逼供与审问式诉讼模式的伴生问题。近几年，中国刑事司法程序不断受到错案的拷问。如果我们将发现真相的重心从放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转移到法庭的审判中，具体落实到法庭审判的公开对抗上，那么刑讯逼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遏制的，同时我们还得到了更加公正、公平的诉讼程序，更加呵护被追诉人权益保障的诉讼程序。况且，加强对抗式诉讼模式改革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开弓没有回头箭”,19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汲取了相当的对抗式因素，“强化了控审双方的举证和辩论，形成控审分离、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审判格局，增强了刑事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避免法官预断，防止‘先定后审’，强化庭审功能；强化辩护职能、庭审辩护方的防御能力。”[20]使我国的借鉴有了一定的基础：司法人员通过近些年的理论学习及司法实践，不仅逐步形成了重视程序、程序公正、人权保障、限制权力等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司法理念，也自然地养成了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一些行为模式。法官逐步由积极探求事实真相的角色转变为消极的被动听审者角色；司法资格考试制度的实行，使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有明显提高，律师队伍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逐步形成；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社会民众不断接收先进法律理念的熏陶，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运转形成了良好的司法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有利条件。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已进入“瓶颈”阶段，改革必须前行，但任重而道远。而从我国的诉讼实际看，更需要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规范，并使制度得以贯彻和落实，提高正当程序保护人权的力度。因为现实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审问式模式的因素有余，而对抗式模式的因素不足。” 　　2．实行对抗式诉讼是诉讼基本规律使然 　　对抗制反映诉讼的基本规律，是坚持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理由。从认识论角度看，在尊重事物规律的基础上，方能更好地发挥该事物的作用和功能。诉讼解决社会主体刑事实体利益冲突，控辩对抗是社会主体刑事实体利益冲突在诉讼上的延伸。尽管现代社会拟制当事人广泛介入诉讼，增强了诉讼的理性，减弱了控辩双方的“切肤之恨”，但控辩对抗的天然基础不曾动摇。对抗是诉讼的内在根据，没有争斗就没有诉讼。这里，“对抗”或“争斗”具有利益争执和程序对垒的双重意义。……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关系始终以实体利益冲突为内核，以程序性对抗为表征；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实体利益冲突的存在始终是程序性对抗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但在实体利益进入诉讼程序后，程序性对抗的规则、强度和处理方式对实体利益冲突的解决就具有了决定性意义。[21]实体利益的冲突性，决定了诉讼程序的进行必然是在双方对抗的机制中进行，尊重双方的不同利益，给予双方充分展示矛盾、观点、证据、意见、事实的机会，裁判者兼听双方的意见后，作出裁判，这被认为是公正的。换句话说，实体利益冲突处理结果的公正也有赖于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对抗。顺应诉讼规律的模式要求，会通畅诉讼，彰显正义和效率。否则，会阻碍诉讼，并产生不公正的结果。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改革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刑事诉讼必须符合诉讼规律的必要性。 　　3．实行对抗式诉讼是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 　　通过前文对对抗制诉讼模式在当代新发展的介绍可以看出，从国际范围看，对抗制是刑事诉讼模式发展的趋势，各国的刑事诉讼法越来越倾向于体现人权保障及正当程序的理念，注重落实《欧洲人权公约》、《罗马规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规则的要求。而对抗式诉讼模式正契合了上述公约的要求，因而各国刑事诉讼模式也逐步显示出对抗式的特征。英美法系国家在原有的对抗式基础上，更加完善。而大陆法系国家“总体来看，控辩式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庭审改革的方向和趋势。这一切源于国际性、区域性人权公约与刑事司法准则关于正当程序与公正审判以及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普遍要求。”[2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进行刑事诉讼法修改，无一不是从职权制转向对抗制，这应当被看作经验性的证据。这一趋势和变化，反映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符合诉讼基本规律的要求、符合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目的的要求、符合刑事诉讼全球范围内民主、文明的要求，反映了在司法正义的感召下，司法技术规范可以跨越国别脱离不同的价值理念和法律传统的牵制，从而具有普适性。 　　六、中国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改革路径 　　我国 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庭前审查采取实体性审查；法官主导法庭审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抗制对于我国的实务部门和学术界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问题，即使在19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人们对对抗制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当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对抗制缺乏明确、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有关对抗制度的翻译资料及国内学者的研究都较少。在这种状况下，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废除卷宗移送制度，增强庭审控辩对抗，强调减少法官审前预断与居中裁判，大幅度地引入了对抗制因素，对我国过去一直坚持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修正，庭审的对抗制大大增强。但毋庸置疑，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影响诉讼模式的控辩审三大职能制度设计及实践中，仍存在不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要求的因素，缺乏真正的对抗，有虚置化倾向。笔者认为，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对症下药，亟需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 　　（一）强化控辩平衡，增强公平对抗的基本条件 　　首先，在控诉方面，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不符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建构及运行要求。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把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确定为法律监督者，对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和对方当事人地位的辩护方享有法律监督的权利；并把“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作为刑事诉讼中调整公、检、法三家基本关系的原则。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不符。法律监督者的诉讼地位使公诉人往往超越于辩方甚至审判方。在执行基本原则过程中，又常常仅注重“互相配合”，这些现象必然造成审判者不中立、法官控审不分的超职权主义庭审方式的弊端。审判中立、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形成科学对抗是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控辩双方必须是地位平等的诉讼参与者。检察机关作为控诉职能的承担者，追诉犯罪是其天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追诉的心理倾向不可能在其承担监督职能时予以消失。当然检察机关的追诉应具有客观公正性，而追诉的客观公正性并不能消除其追诉的本能要求。为适应其本能要求，并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科学平等对抗，应将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确定为与辩方平等的参诉人，重构其审判监督者的身份，重新确立控辩双方的正确关系，坚持平等对抗原则，坚守双方诉讼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对等的理念。为此，需重新确立控辩审三方的关系，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的需要，真正贯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者中立的要求。这也是刑事诉讼中司法公正真正实现赖以存在的科学模式架构。 　　在控辩式诉讼模式中，将检察机关（公诉人）定位为与辩护方地位平等的参诉人，是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是诉讼文明、民主的趋势。检察官的同等参诉人地位适应控辩双方合理的诉讼关系，对于保持科学合理的诉讼模式、实现诉讼公正具有保证作用。为确保控辩的平等，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增加“控辩平衡”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设立相应的制度内容，以限制公权力、扩大私权利，形成控辩双方的真正平衡。只有控辩双方平衡，才能形成对抗，才能实现公正。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控方的法律监督方式，决不意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而是改变监督的路径，把控诉职能与监督职能有效分离，控者专司控诉，监督者专行监督权。 　　其次，在辩护方面，强有力的辩护是诉讼得以对抗的基本动因，而我国目前的刑事辩护率较低，据1998年-2005年《中国法律统计年鉴》的数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1997年，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率为54.5%，而之后呈现下滑趋势，到2004年则下降到44.9%。另据学者考察，北京市律师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比率不足10%。[23]刑事辩护状况令人担忧。在这种状况下，大多被告人只能孤零零地面对实力强劲的公诉人，在控辩双方实力悬殊十分明显的状况下，法庭的裁决难言公正，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被告人被判无罪的可能性极低。[24]保证被告人所享有的辩护权，才能谈得上公正，控辩平衡才能体现公正，这就是程序的价值与作用所在，“程序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的说法亦基于此。另外，由于律师的职业行为规范不健全甚或不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甚至出现非法行为妨碍司法公正的现象。所以，必须规范辩护律师的执业行为，加强辩护律师的执业纪律，以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对辩护一方的内在要求。提高律师的参辩率及辩护质量，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应当废除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我国1997年修改的刑法增加了第306条，把辩护人列为伪证罪的主体，这种法律规定必然妨碍律师辩护制度作用的正常发挥。律师辩护制度是为了保障司法公平公正而设立的，是法制建设民主化的充分体现，从诉讼结构看，也是对抗式诉讼模式充分体现人权保障功能的必然要求，否则，这种科学的对抗难以形成。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被某些司法人员当作职业报复的口实，严重影响律师辩护的积极性，破坏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进而导致人们对整个辩护制度失去信心，这对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机制将是严重的破坏，更有碍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第二，加强对律师违法、违业行为的惩戒，逐步实现律师的行业管理，切实实现律师行业的高度自治，由律师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需要指出的是，律师的惩戒不应由作为相对方的控方进行，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系非官方主体，是与公权相对应的维护私权的重要力量，是对抗式诉讼模式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控方负责惩戒会严重破坏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根基，而应由自治组织律师协会或第三方的人民法院进行。同时，必须加强律师的权利保障。如，律师在场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庭审举证质证辩论权利、庭审言论豁免权等能有效支撑对抗式诉讼模式正常运转的律师所必需的权利。同时，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加强律师自律、注重律师自身职业道德、业务水平的提高；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律师队伍，使我国的律师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控诉一方形成科学、平等的对抗，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机制运行奠定前提和基础。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实质意义在于提高控辩双方对诉讼进程和结果的影响，而不仅仅在形式上。纵观我国实际，辩方力量的加强是完善我国对抗式模式的根本所在。 　　（二）强化法官中立，提高裁判公信力 　　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审判者的超然中立地位。对审判者而言，公正是其裁判的核心追求，它必然要求法官居于客观、中立无偏的地位，对于控辩双方一视同仁。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由于传统纠问诉讼模式的影响，法官往往衷情于追究犯罪，检法一体共同承担追究犯罪的任务。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是法官具有明显的追诉倾向，表现在对辩护律师一定程度上的偏见，对律师的程序权利不予重视，对律师的观点不予采纳。审判实践中常遇见的现象，如公诉人因需要补充侦查而申请延期审理的，法官一般都允许，而辩护律师提出申请重新鉴定、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作证以及调取新的物证等法定诉讼权利时，法官则时有限制；公诉人请求发言，则法官一般允许，而辩护律师请求发言往往予以限制，甚至加以排斥，判决书往往用一句常见的套话即辩护人的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使得律师所有的努力到此终结。此类做法，在法院刑事审判庭中决非鲜见。审判方对控辩双方的不同态度，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司法公正，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反映了人们包括部分司法人员对律师辩护活动在诉讼模式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上的模糊乃至于偏见。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正常运作，需要法官做到消极被动，以超然中立的身份介入诉讼，对控辩双方一视同仁，确保控辩双方参与机会平等。为此，法官应转变对自己诉讼角色的认识，作为中立消极的裁判者，应摆脱追诉犯罪的倾向，正确认识对抗式诉讼中律师辩护活动的重要作用，充分重视律师的辩护意见。律师辩护意见是律师辩护行为的终点和指向，也是辩护方对抗控诉方起诉意见的精华所在，法官对其充分重视，才能正确发挥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职能作用。就现行司法实际状况而言，只有重视了辩护律师意见，法官才会改变偏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真正做到消极被动。为此，辩护方提出了哪些辩护意见、是否采纳辩护意见、采纳与否的原因，法官在判决书中都应该明示，以判决书这一有形载体制约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辩护意见语焉不详应成为可以上诉或重审的理由，以此改变法官倾向追诉的认识及做法，使之成为诉讼中真正的消极被动者。 　　（三）强化庭审对抗，调动控辩双方积极性 　　庭审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落脚点，审判的中心和重心，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关键阶段，也是展示刑事司法公正的主要领域。然而，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定了对抗式庭审的大框架，但在庭审程序的具体涉及和掌握上仍有走过场之嫌。司法实践中，对抗式庭审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表现在没有对抗、、不让当事人说话、以辩论代替质证、证人鉴定人不出庭，没有盘诘性询问等。以上现象的形成，其主要原因是能够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问题已在庭外解决。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又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庭审法官预断；二是庭审法官没有权力独立审判案件；三是庭审规则不完善，不能形成有效的控辩对抗。因此，应解决庭审流于形式问题，增加审判活动中的对抗制因素，切实贯彻对抗求真的精神。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排除法官预断。法官预断是对抗式庭审的大敌，一旦法官预断，对抗式庭审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法官预断的最大来源是卷宗，针对遏制法官预断的效果而言，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起诉书一本主义显然优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言词直接原则。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目的是为了切断审查公诉程序和法庭审判之间的联系，防止负责审查起诉的法官在开庭审判前即对案件产生预断。由于控辩审三方对于“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认识不一致，特别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并未对上述所谓“主要证据”的范围作出严格规范的限定，使得检察官在庭审中突然袭击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控辩审三方之间相互冲突不断。在诸多情况下，其危害程度较之原先的“先定后审”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检察官庭后移送卷宗的做法，使法官的庭前阅卷转为庭后阅卷，易于形成心证，庭审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因此，为排除法官预断，应改行起诉状一本主义，运用证据交换解决律师的知情权问题，为庭审对抗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坚决贯彻回避制度，凡是在已经进行的诉讼程序中接触过案件的人都应该排除在案件的裁判者之外。其二，由合议庭主导裁判。裁判应由亲身经历审判的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听取各方陈述、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这是法官庭审存在的依据，也是庭审展开的目的。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案件审理完毕后，往往要经历法官到庭长再到分管院长的审批，裁判方能作出，有些案件还需要经过由院领导和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此，庭审活动中就不必要强调对抗，庭审的功能被弱化，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对抗式庭审的大框架也被虚置，更不会言及具体程序规则的完善。因此，应取消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审批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由讨论案件转为疑难案件咨询机构乃至取消审判委员会，由合议庭自主决定裁判的结果。其三，完善庭审质证程序与规则，充分质证，摆脱笔录中心主义。质证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特征，它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所进行的口头的质疑询问，并由对方答复的诉讼行为。通过质证，控方可以证明其追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方可以抵御不公指控，免受不当裁判；法庭可以明辨是非，勘破真伪，以便正确裁判。如果说庭审是刑事诉讼的中心，质证则是庭审的中心。然而，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25]言词证据往往得不到有效质证，书面证言充斥庭审调查活动，当事人的质证权被架空，双方的对抗无法展开。所以，应明确法庭调查的质证程序，如，交叉询问质证程序。明确质证的本质特征是对抗性的质疑和质问、交叉询问的盘诘性以及主询问、反询问、再询问、最后询问等程序规则，使证据内容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显现；确保需要出庭的证人、鉴定人能够出庭，构建合理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真正贯彻“质证原则”，落实被告人的质证权，只有被当庭质证的庭审证词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根据；贯彻言词直接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摆脱笔录中心主义，集中体现对抗式诉讼模式双方抗辩求真的理念，使案件事实在“辩”中自明。为避免质证造成的庭审拖沓，防止证据突袭，实现有序审理，还应结合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并做好争点整理工作。 　　（四）关注审前程序中的对抗，将对抗贯穿诉讼全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对抗式诉讼模式贯彻严格的审判中心主义，但控辩双方的对抗不应仅体现在审判程序中，同样应体现在庭审前的程序中。审前程序已具备纠纷的双方机制，“而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在于解决争议必须有代表理性和正义的中立的第三者存在，由第三者在纠纷当事人之间作出判断。”[26]审前程序作为刑事程序的重要阶段，也必须具备诉讼的基本特征，由中立的第三方（法官）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裁决。否则，代表国家权力的控方与代表公民权利的辩方之间的纠纷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违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违背程序正义。 　　为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前程序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亟需完善的两项制度是审前法官司法审查制度及审前证据开示制度。 　　庭审前程序中，尤其是在侦查程序中，需要运用强制措施，而强制措施关涉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在此阶段有较好的人权保障措施，是刑事诉讼文明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也是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之一，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建有相应的审前法官司法审查制度。但是，“同世界主要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法官没有任何角色作用，法官既不参与纠纷双方予以控辩平衡和控制，也没有对侦查程序中被侵权方施以任何的救济。使法官间接控制侦查追诉机关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形成了一线型的强职权主义式侦查格局。”[27]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缺陷和弊端。在审前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一方面发挥裁判者的中立无偏的应有作用，避免由于与诉讼程序有利益关系的一方单方处分涉及另一方权利的事项所产生的不公正；另一方面，司法权的介入，法官作为消极仲裁者，为双方提供平等的陈述机会及必要保障。这些都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具体内容可以是设立司法审查机构，配备专职司法审查法官，负责审查涉及公民人身、财产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有关强制性措施，并根据审查的情况决定是否签发许可令，同时决定相关措施的期限。凡追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需采取拘留、逮捕、羁押、搜查、扣押、监视居住等强制性措施，必须按法定程序提请司法审查官审查许可，否则应承担违法的法律责任。当然，紧急情况下的逮捕可先由追诉机关执行，但事后应及时报请司法审查法官予以补充审查以决定是否签发许可令。另外，司法审查机构还应当受理侦查行为相对人的上诉，负责举行由控辩双方参加的听证会，对上诉事项通过听取双方意见后予以裁判。并应充分保障侦查行为相对人委托律师的权利及其他权利，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同时，为确保控辩双方的真正平衡，应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使被告方能充分利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国家公权力的方式获得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正是由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蕴涵了刑事诉讼对公正、效率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在保障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程序功能，所以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国家，以成文法、法院规则或者判例法的形式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防止证据突袭，进而保证对抗式庭审功能的正常发挥。在证据开示制度中，应坚持凡是有利于被告人一方的证据，无论控诉机关是否要在法庭上出示，都必须庭前出示，使被告方利用国家资源获得的证据，追求与对方平衡的机会，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支持并保障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良性运作，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公正。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第一，开示既可以在审查起诉期间，也可以在法院受理起诉之后决定开庭之前。地点即可设在检察院也可设在法院，一是为了防止全卷移送，导致法官预断；二是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开示的是全部案件卷宗的证据材料，而在法庭出示的只是其中的据以指控犯罪的证据，为了证据开示把检察院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的诸多证据材料运至法院，不利于安全保密，也增加了诉讼成本。具体的开示方法可以由庭前法官来主持开示活动。方式应先由检察官向辩护一方开示证据，再由辩护一方向检察官开示证据，双方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对方的证据材料，开示时可以发表对证据材料的意见。双方开示后，应制作证据开示纪要，载明证据开示的基本情况及争议焦点，双方各执一份，提交法庭一份。第二，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的范围既要考虑到有效保障被追诉主体及辩护律师的质证权、辩论权，又要考虑到诉讼公平、符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中应采用双向开示原则，即控辩双方互相开示证据，这样才能真正使法庭审判中的突袭行为不再发生，才能通过开示获得手段上的“平等武装”，证据开示制度才会有生命力。但必须指出，双向开示并不等于对等开示，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应当是不平衡的，检察机关负有全面开示证据的义务，在证据开示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于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来说，应展示所掌握的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包括准备在庭上出示的，及不准备在庭上出示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辩护律师则只负有限度地开示证据的义务。当然，如果辩护一方拥有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被告人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或精神有障碍等彻底否定公诉主张的无罪证据，亦应同时开示给控方。但辩护方拥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且未被控方所掌握的证据，不在辩方开示之列。辩护方应该展示的证据范围应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有利于规范。同时，应建立保障机制，发挥法院在开示程序中的作用。控辩之一方在对方未依法开示的情况下，都可以要求法院的司法审查和司法保护。第三，庭前证据开示的启动程序可由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尤其应保证辩护方此项权利的实现；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职权向控辩双方提出而启动。第四，为保证庭前证据开示的有效性，必须建立相应的程序制裁机制，对违反证据开示程序的行为进行制裁。如，对不依法履行开示义务的一方，法院可以裁定强制其履行；对不按规定予以开示的证据，取消其证明力等。 　　余　论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经验与教训表明，推动对抗式诉讼模式在中国进一步扎根需要注意对抗式诉讼模式配套制度的同步建立，除前述提及的诉讼制度之外，还应积极配置简易程序，通过构建多元的简易程序包括速决程序、简化审程序、辩诉交易程序等，借助简易程序分流掉大部分案件，司法机构才可能承担起对抗式诉讼模式所要求的巨大的资源投入；要甄别证人出庭的必要程度，强调关键证人出庭，使得对抗式诉讼模式能够得以运转；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应重视职业群体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关键作用。无论多么完美的程序离开相应的法律职业者的运作都是空谈。我国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所具有的对抗式诉讼模式技巧还十分有限，对各自在对抗式诉讼模式庭审方式中的地位与角色尚需进一步的体悟，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的数量还有待提高，职业环境有待改善等等，此类有关人的问题与障碍或许远远比制度的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或许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投入。 　　当然，在借鉴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同时，应考虑由于法律和司法传统不同，民众对法律及其司法效果的认可和尊重程度、考虑诉讼主体对法律的运用和接受能力。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集合体，诉讼模式不可能不受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心理、诉讼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强调自身现实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吸收符合诉讼规律的文明的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系国际范围内的大势所趋。19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从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我国适应诉讼民主、文明全球化趋势的努力。当然，我们仍应继续努力，在诉讼模式的选择上结合我国的实际，继续坚持对抗制改革，充分、科学、有效地吸收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并有所创新，使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更理性、更系统、更科学。  注　释： [1]参见[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董璠舆、宋英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2页。转引自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一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3]Jenny Wceman, Evidence and the Adversarial prosess, Blan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4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4]See Richard Vogler, A World View of Criminal Justice,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2005,p. 129. 　　[5]参见刘计划：《中国控辩式庭审方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6]参见郭志媛：《对抗与合作：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模式定位》，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 　　[7]关于意大利刑事诉讼改革新近发展，参看陈卫东、刘计划、程雷：《变动不居的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2期。 　　[8]关于法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新近发展，参看陈卫东、刘计划、程雷：《法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新进展》，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0期。 　　[9]参见王兆鹏：《台湾刑事诉讼法的重大变革》，载《两岸四地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10]转引自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11]See Martin, B' Speech “The Adversarial model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hat change is happening?” Venue: Heads of Prosecuting Agen-cies in the Commonwealth Conference, 23-26 September 1997，Wellington, New Zealand. 　　[12]如根据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43条的规定，控方可以申请在严重或复杂的欺诈案件中，在没有陪审团参加下进行审理。如果法庭认为该案审理时间过长或相当复杂，那么法庭可以裁量该案不由陪审团审理。  [13][美]艾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1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5]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6]巫宇甦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17]Gary Goodpaster , On The Theory of American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nology. vol. 78. No. 1. 1987. 134. 　　[18]美国总统詹森于1965年寄方兴未艾委员会咨文中的引言，转引自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9]参见黄东熊：《论当事人主义》，载《刑事诉讼法研究》，第175页。 　　[20]陈光中主编：《刑事一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1]参见梁玉霞：《论刑事诉讼方式的正当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2 - 93页。 　　[22]参见前引[5]，刘计划书，第21页。 　　[23]参见田文昌、陈瑞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24]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从2002年到2006年，我国无罪判决的平均比率为0.32%，远远低于实施“精密司法”的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 　　[25]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和第47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各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低，不仅使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难以保证，同时也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使庭上对抗无法展开。据调查，全国各地的法院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普遍在10％以下。参见胡云腾：《证人出庭作证难及其出路》，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而我国西部某市基层和中级两级法院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出庭率仅为0.38%。参见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26]前引[18]，陈卫东书，第105页。 　　[27]张月满：《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重塑》，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2期。 　　作者：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张月满，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