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wen.org.cn - 文章列表 - 全部

p.53  林彪在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认为就像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一样，世界的农村（即发展中国家）将会打败世界的城市（即发达国家）。当时美国的约翰逊政府将这些话看成是中国支持（很可能是公开参与）共产主义颠覆世界各地（特别是印度支那）的蓝图。林彪的这本小册子是美国决定出兵越南的一个因素。但是，也有当代的学者认为林彪的话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对越南和其它革命运动的军事支持是有限的。因为，林彪宣称“群众的解放是由群众自己来完成的 -- 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战争或人民战争是其本国人民群众的事，应当主要通过该国人民的努力来完成。“   p.60  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提出了美国全新的亚洲政策。他的讲话包括3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观点：   第一点他认为国民党既在政治上不敷用，而且在军事上无能。他推断说，共产党并没有创造出这个条件，而是有技巧的利用了这个漏洞。蒋介石和他剩下的军队现在只是中国沿海一个小岛上的难民。无论地缘政治的影响是什么，在丢失中国大陆以后，反抗共产党占领台湾是没有意义的。这实际上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美国总统批准的NSC-48/2文件的判断。这个文件于1949年12月30日生效，文件的结论是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不足以证明公开的军事行动是合理的。...   第二点，艾奇逊确定地指出从长期看谁是中国独立的威胁。共产主义概念和技术使得俄罗斯帝国主义具有新的和最阴险的突破能力。苏联正在将中国的北方省份从中国分离，将其附属到苏联。这个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了，在满洲已接近完成，苏联的特工从内蒙古和新疆也向莫斯科发出欣喜的报告。...   艾奇逊的第三点的含义更为深远，他无异于指出中国有一个明确的铁托主义的选择。艾奇逊提出要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他说无论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中国的领土完整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贯采取的立场，那就是谁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是中国的敌人，也是在进行违反我们利益的行动。”   艾奇逊关于共产主义中国的观点，直到二十年后当尼克松向他的内阁提出类似建议时才再次出现。艾奇逊的讲话高明地触及了斯大林裸露的神经。斯大林得知后派他的外交部长和资深部长拜访正在莫斯科参加谈判的毛，以告诫毛关于艾奇逊的诽谤。斯大林邀请毛重新保证，这是一个狂乱的举动，和斯大林通常的洞察力是很不一致的。... 两位苏联部长请求毛出面否认艾思奇对苏联企图分离部分中国或是在这些地方居支配地位的指控，他们建议毛将艾奇逊的评论描述为是对中国的侮辱。毛并没有对此做任何评论，只是向他们要了一份艾奇逊的讲话，并询问艾奇逊可能的动机是什么。几天后，毛批准了一个讽刺性的攻击艾奇逊的声明。与苏联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所作出的的反应 不一样，北京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新闻社领导人的名义拒绝艾奇逊的建议。声明的语言谴责华盛顿的诽谤，但以相对较低的外交层次发表声明为中国的选择留出了空间。毛在莫斯科期间选择不谈论他的观点的全部含义，试图为他的仍限于孤立的国家营造一个安全网。 p.200-207   89后美国的两难境地 天安门事件后，美国不同政治观点的人都要求制裁北京。... 五个月前刚刚就任总统的布什对于制裁的长期后果感到不安。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将军都曾在尼克松行政当局任职，他们在那时都见过邓，而且都记得邓为保持与美国的关系与四人帮斗争，以及邓代表了个人较大的活动空间。他们钦佩邓的经济改革，他们试图平衡他们对镇压的厌恶与对中国开放以来世界变化的尊敬。他们参与了当时外交政策的实施，当时所有反对美国的人都可以指望中国的支持，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害怕一个被世界孤立的中国，而当时的苏联在不受其它侧翼牵制时可以实施对西方施压的政策。 ...   天安门后布什总统处于一种微妙的处境。作为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能够理解中国人对他们认为的外国干预的敏感。同时，布什在美国政治中的长期生涯使得他对美国国内政治现实有敏锐的了解。他注意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中国政策应当“寻求向北京的领导人传达一个清晰的、有原则的表示愤怒的讯息”（用当时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的话来说）。 ... 布什以高超的技巧和优雅走钢丝。当美国国会对北京采取制裁措施时，布什软化了某些棱角。同时，为了表达他的信念，他暂停了6月5日和20日的高级别政府交流，暂停了军事合作和警用、军用设备的对华销售，并且宣布反对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新贷款。... 在前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中两国政府的行为是事实上的盟国，现在各奔东西了。在没有高级别接触的情况下，双方的忿怒和反责不断高升。为了避免不可修复的破裂，布什诉诸于他与邓长期以来建立的关系。6月21日他以个人名义给邓写了一封长信，“做为一个朋友”称呼邓，绕过了行政科层和他自己发布的暂停高级别交流的禁令。布什以灵巧的外交表现，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尊敬，避免使用任何会使人感到他在指令邓如何统治中国的措辞。布什敦促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理解美国的忿怒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一个自然流露。...   布什表示他是在他国内政治影响力的最大限度内操作。... 作为美国总统我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 布什呼吁邓运用同情，因为这会对美国公众有影响：中国发表任何和平解决与示威者进一步争端的声明在美国都会得到欢迎。...   为了探索这些想法，布什提出要在绝密的情况下派一个高级别的信使到北京，代表布什坦诚地向邓表达布什在这些事物上的信念。   邓第二天就回答了布什的建议，说欢迎美国信使来北京。... 7月1日，布什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Eagleburger)来到了北京。这次使命是高度机密的，只有几个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和美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知道。   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乘坐一架没有标志的C-141军用运输机飞到北京，他们到来的消息是如此严密地保守，以至于据称中国防空力量曾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询问是否应击落这架神秘的飞机。机上装备有空中加油设备以避免沿途停靠，并装有能够与白宫直接交流的通讯设施。在双方会谈和宴会时没有展示两国的国旗，没有新闻报道。   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会见了邓，李鹏总理，和外交部长钱其琛。邓赞扬了布什，并表达了他对布什的友谊，但是邓认为美中关系的紧张责任在美方。邓说，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不幸的是美国卷入过甚。从两个多月前事件开始时我们一直感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把中国逼到了墙角。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感觉，... 因为反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他们成功了，世界将会大不相同，坦率地说，这会导向战争。 ... 邓对美国信使说，我们不怕制裁。美国必须了解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了22年的战争，牺牲了两千多万生命，我们赢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为几十年的经验考验和证明了的。   邓强调，是否改善关系取决于美国。他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至于中国方面，他说在惩罚造反煽动者时北京不会动摇，“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如何存在？” ...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1989年11月我（基辛格）接受了中国领导人的邀请访问了北京。

卡扎菲在利比亚长期一手遮天，非洲强人纷纷效尤，他的倒台则让效仿者感到沮丧。这些强人往往走上恩克鲁玛（加纳前总统）的道路，治下国家内部纷争愈演愈烈，少有人能像尼亚雷雷（坦桑尼亚前总统）那样，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一个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卡氏政权崩溃的一个重大影响是：外部干涉和内部反抗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如今，非洲大陆是世界强权及其挑战者的竞技场。中国致力于建造基础设施和开采原材料，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印度关注的重点也是一样。而美国、法国等西方强国，则公开进行军事干涉。非洲强人为选边而苦恼。以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为代表，他们寻求某种平衡，既在经济领域欢迎中国和印度，又容纳美国的战略军事存在。 与此相反，非洲反对派在财政和军事上都主要依靠西方。众所周知，几乎在每个非洲国家，卡扎菲倒台都使反对派热切盼望西方的军事干涉。 过去十年间，西方强国在政治和法律上为进行干涉打下了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庭。两者的运作都有强烈的政治性，或者说是选择性，都无意于缔造法治。安理会判定某些国家犯有"反人类罪"，并以保护平民的名义批准对其进行干涉。第三方便可厉行干涉，而不用对包括安理会在内的任何一方负责。国际刑事法庭接踵而至，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锁定为犯罪调查和起诉的对象。非洲人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扮演了同谋的角色，比如，没有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支持，批准干涉利比亚的决议在安理会就不会通过。 黑暗时代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非洲社会深陷分裂，而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的变局，可能开启一个外部干涉接连不断的时代，每次干涉都得到内部响应，一国接一国地变天。欲防止外部干涉的国家，需要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于内部改革。（南渝霜华 编译）

中国正在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因为事件影响，云南省10月10日暂停了澜沧江-湄公河航运。这种对于GMS的破坏或许正中背后推手的下怀。

本文以新疆喀什乡村巴扎（集市）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与参与式观察，重点探讨了"时间表"作为赶巴扎的个体分配巴扎日时间的一种潜在意识结构，分别由准备时间、赶路时间、散集时间等三个主要部分构成，结合大量田野调查实例探析了这三部分时间环节分别如何建构起时间表的结构框架并作用于主体的观念意识，使之获得巴扎日的时间流程概念，进而发挥对主体行为的规约作用。

本文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入手，考察他对崔颢的《黄鹤楼》诗所做的不同回应，并将前后相关的一系列诗作串联起来加以解读，由此探讨唐代题写名胜的诗歌实践、与之相关的批评话语及其核心议题。李白凭藉模仿和改写来收编前作，将其编入一个它们共同从属的文字结构的网络之中。我们不仅借此反省即景诗的范式及其前提与内涵，还重温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模仿与创造、因循与竞争、经验与虚构，以及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诗歌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本文分为上下篇刊载--wen.org.cn}

中国文化领域体制改革滞后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大量国营剧团仍然处于困境之中。本文在考察了50年代以来剧团所有制变革的曲折历程后指出，多年来文化演出市场之所以出现由民营剧团为主体到国营剧团为主体的变化，是由于计划经济特有的财政补贴与福利机制的诱导，政府对剧团主要功能的理解发生变化，以及希望根据人为的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虽然文化部门几度推动剧团体制改革，但是不从所有制着手，改革就很难取得成效。本文指出，如果通过所有制改造，将目前多数国营剧团改组为遵照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运作的民营剧团，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演艺人员的积极性，国营剧团是有可能走出困境的。在此过程中，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能，则应该向着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通过公正和有权威性的评奖引导市场、通过行政手段维护文化市场竞争秩序转变。

五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在考察中国乡土社会时便已注意到，农民们关于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的看法与新法上的规范性知识相去甚远，以至当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期而遇，往往造成种种尴尬悖谬的局面。

相关法律专家分析认为：“如果这份江宇集团的内部文件反映情况属实，则江浩等11人已涉嫌虚假注册资本犯罪，而且涉案金额巨大。反之，如果他们真是用自有资金投的钱，那他们在两年时间里、又是从哪里挣得的1.6亿元巨额现金呢？究竟是涉嫌巨额虚假注册资本犯罪？还是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种犯罪情形，他们必居其一。”

格鲁克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茜》Orphee et Euridice第二幕第二场“精灵之舞”中的d小调旋律知名度极高，但由于改编谱的偏差，20世纪演奏风格整体蜕变等原因，作曲家在音乐中追求古希腊静穆崇高审美理想的立意，超凡脱俗的神话题材内容，以及小步舞曲的体裁形式等因素被逐渐淡忘，出现了很多简单从谱面出发的不尽如人意的肤浅演奏和理解。而过快速度标记的始作俑者——克莱斯勒本人的录音也就在每分钟40拍上下灵动的徘徊。

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器占世界核武器总量的90%。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未能完成的任务必须由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来完成。

对于《波多里诺》这本书，埃科希望中国的读者注意其中两个方面：主人公波多里诺是一个骗子，但他说的谎言影响了历史，甚至创造了历史。二是这部小说提到了埃科出生地亚历山德里亚的历史。

民主党刚于麻省参院议席补选败阵，令总统奥巴马看重的医改桉遭受沉重打击，日前联邦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裁定，取消对企业资助竞选活动的金额限制，意味着奥巴马那些无可避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很可能连累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遭银弹广告宣传勐烈轰炸。

《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书评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著，邓伯宸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这个问题乍一看令人骇异：世上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欧洲吗？然而，地理意义上虽然只有一个欧洲，但在政治意义上就远非如此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头疼的也是迄今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在于：每个欧洲国家，甚至每个欧洲人，对于“欧洲”应该是怎样一个欧洲，都有着不同的、难以协调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从来就有许多个，单数的“欧洲”除了地理意义上之外并不存在。看看这本集子就知道问题有多么复杂和严重了。这里收录了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桑塔格等欧美顶级知名学者对欧洲政治使命和集体认同的看法，其讨论的起因是伊拉克战争前夕，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指责反对开战的法德等国代表着“旧欧洲”，而赞扬波兰等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各国为“新欧洲”，这一言论引起欧洲知识界的严厉批评和轩然大波，这本集子就是集中体现。将欧洲分为新旧，实际上意味着欧洲在重大问题上的公开分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就此针锋相对地提出“核心欧洲”的概念，倡导以法德等国为核心，强调欧洲的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与社会民主传统，走出一条有别于美国的独立自主道路。就此意义而言，说它是一篇欧洲独立宣言，也不为过。然而这一概念同样很难成为欧洲人的共识，尤其是英国和东欧等被排除在“核心欧洲”之外的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对此很不以为然。正如书中一位德国学者自嘲的，就冲着“核心欧洲”是德国人搞出来的概念，顽固的英国人及东欧、中欧人就会抵死不买账。对不同地区的人来说，欧洲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法德两国来说可能意味着一种集体认同和使命感；对英国来说，欧洲应当是一个没有政治龙头、没有刀剑、也没有共同货币的欧洲；对北欧人来说，欧洲只是一个没得选择的“必要之恶”；而东欧人的历史经历和话语又全然不同，对他们来说，欧洲更像是一个未来的希望。至于俄罗斯和土耳其，虽然它们也时常自视为欧洲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几个西欧人认真地赞同这种看法。因此，这就戳到了欧洲政治使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欧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核心之所在。每当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讨论到吸收新成员国问题时，几乎不可避免地总要谈到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正在于：欧洲自身太过多元，以至于每个成员国的人都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彼此难以共享一些相同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才是塑造整体认同的根本所在。这种多元既是丰富性的体现，又是歧异纷争之源——这也难怪，欧洲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始终不断的民族意识对抗。在这里，很难有一句口号或一个象征，能将所有人整合到一起。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个能团结起欧洲人的因素似乎倒是浮现了——那便是历史悠久的反美主义。虽然美国在二战中拯救了欧洲，但在战后的岁月里，欧洲人始终将美国和苏联并列为最严重的两大外部威胁，许多知识精英对欧洲可能堕入美国那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深怀恐惧。在苏联崩溃后，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帝国式单边主义，更让许多欧洲人十分反感，以至于有观察家惊呼“大西洋在变宽”，西方内部出现了裂痕。这种对立情绪在伊拉克战争中更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新高。欧洲人并不仅仅想夺取道德制高点，更想通过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反对，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有分量的角色。因为有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这一超级强国的客观存在，欧洲如果不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事务，并发出唯一的声音，那么最终欧洲的声音恐怕越来越不会为世人所听到。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各国需要迫切意识到彼此间的共同政治命运和共同的未来。这场论战也暴露出了欧洲内部深刻的分歧。许多人不止反对“核心欧洲”这样的提法，也不认为只要与美国的价值相异，欧洲就能获取确定的存在，严厉批评这样的欧洲认同“绝对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人觉得欧洲沉迷于自己的价值观只会走向一个死的欧洲，而只有成为一个不同文化的交汇点才能生机盎然，“哪来什么欧洲的独立宣言，什么欧洲的价值，根本就是一步一步把欧洲的价值、欧洲的力量颠覆掉、谋杀掉。”应该说，这些多元的声音并非没有道理，而且也许正是这种多元本身，才是真正的欧洲。借用学者朔伊勒布的格言：“如果我们只做个欧洲人，我们就会毁了欧洲。”然而这也确实造成了政治上的无力。取代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光是为取得27个成员国的同意就花费了8年时间进行谈判和批准，只要一票反对就无法通过——这让人想起波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名贵族议员反对，议案就无法通过），这最终成为波兰内部严重分裂、国力衰弱的致命弱点。到现在为止，欧盟仍是一个由其成员国支撑起来的架构，每逢重大问题时总会暴露出无法迅速、一致作出决策的缺陷。正因此，虽然这场论战爆发于2003年，但它所讨论的问题和暴露出的分歧，则具有持久的意义，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不断被反复提及。不管欧洲最终应当是怎样一个欧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艾柯发出的警告：“欧洲如果不成其为欧洲，就只有分崩离析一途。”——在此他委婉地承认了欧洲仍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这就是一切问题所在，但也是希望之本：人们有权不断设想一个最好的欧洲，而那实际上就是在设想未来。

乐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忧患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忧患之中，找到乐观的理由，才是最难的事情。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金色M理论"：只有两个国家都有麦当劳，就不会发生战争。他相信 "戴尔冲突防范理论"：在他看来，由于像戴尔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台湾海峡两边都有投资，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都加入了全球生产链，因此台湾海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小。这么天真的想法，居然会如此流行，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个弗里德曼。我们愿意相信简单且看似可信的东西。站在海边的悬崖上，峭壁陡立，脚下踩着坚硬的岩石，海面风平浪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个多么安全而惬意的地方啊。问题在于，海啸正在积蓄能量，波涛顷刻间就会将我们吞没。 　　这是一个外表平静但暗流涌动的时代。危险往往来自于难以想象的方面。攻守之势异矣。恐怖分子花费一百万美元就可以制造9.11袭击，但美国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机场、港口加强安检。我们怎么会想到，美国南部几个阳光明媚的州房地产泡沫破灭，最终会带来一场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的金融危机呢？为什么许多国家都派出军舰护航，但是索马里海盗依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美国货船呢？我们该如何防范突如其来的传染病？我们也地震的预测都做不到，又该怎么防范呢？ 　　乔舒亚·雷默曾经和弗里德曼一样，是一位新闻记者。他曾是《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国际部主任。现在，他是基辛格基金会的执行主任。雷默少年老成，但又野心勃勃。他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忧心忡忡的告诫读者："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恐怕都难以见到我们所渴望见到的'和平降临地球'"。如果我们变得贫穷，我们会因愤怒而战；如果我们变得富裕，我们会因贪婪而战。很难想象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会做出这么灰暗的预测。但转瞬之间，他又流露出一个少年的"张狂"。在他看来，现在的国际政治理论几乎都是错误的。现实主义者的看法过于陈旧。当年俾斯麦见拿破仑，拿破仑盛怒之下把帽子扔在地板上，以为俾斯麦会帮他捡起来，结果俾斯麦理都没有理。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眼里，想看懂国际政治的力量格局，瞥一眼孤零零的呆在地板上的拿破仑的帽子，心里就能一清二楚了。但在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年代，你可能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力量的格局会如何演化。现实主义者说："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雷默说："错，利益也不是永恒的"。理想主义者过于天真。他们以为国际政治就像做蛋糕，而且配方非常简单：民主+资本主义=繁荣和稳定。他们以为，软实力会慢慢发挥作用，输出西方的文化，其他地方的人们就会敞开怀迎接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但为什么在中东、拉美的年轻人，既是麦当娜的歌迷，又极度仇恨美国呢？ 　　雷默担忧的是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地位。他看到美国的领导人、美国的政府部门、美国的大战略在应对风险的挑战时，越来越笨拙、越来越困惑。于是，他转向了另外的力量，企图寻找出路。他推崇的都是造反派。充满了创新精神的IT企业家、破除一切成见的风险资本家、和西方智慧背道而驰的东方智慧、甚至包括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这是一个造反有理、革命必胜的时代。游击队会打赢正规军。小国会击败大国。大卫会战胜歌利亚。 　　雷默把国际政治视为复杂体系。最简单的复杂体系可能就是雷默提到的沙堆：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再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紧密、更稳定，但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是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全球政治秩序也是这样的一个沙堆，每天都会掉下来新的沙粒："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为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生存，我们必须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不可思议的创新。 　　向开发电子游戏的大师、任天堂的宫本茂学习吧。曾经一度占据游戏机市场的是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360。这两个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和开发图像处理能力最强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游戏迷追求的是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但是，宫本茂却在琢磨着另辟蹊径。他发现在汽车上装着一种加速度计，能够感知驾驶员的动作。如果加速度计感测出驾驶员突然急刹车，就会按照既定的程序自动弹出安全气囊。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游戏手柄结合在一起呢？任天堂的设计师们研究了四年，开发出来全新的Wii。和传统的游戏不一样，Wii需要你站起来玩游戏，运动起来玩游戏。你挥动手臂，才能玩网球游戏，你拿着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可以玩拳击游戏，你可以射箭，也可以练瑜伽。Wii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捧，原来从来不玩电子游戏的女性，现在都热衷于用它健身。这就是"混搭"的力量。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所有的事物都会发生普遍联系，而我们要学会的，是把已经存在的不同事物融合、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向以色列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主管法卡什（Farkash）学习吧。传统的情报部门只会关注最直接的目标，比如敌人有多少辆坦克，它们藏在哪里。但法卡什会把他的手下派去，调查贝鲁特的人们上街买什么东西，在大马士革演什么戏。他甚至会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比如搞一次没有伤到任何人的爆炸，看看对手如何反应。在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你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在复杂的系统中，快速的变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遗憾的是，由于它们变化得太慢，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 　　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学习吧。雷默曾经坐着真主党的车子，在黎巴嫩南部转悠。他发现真主党的管理秘诀，并非仅仅是制造路边炸弹。真主党会专门派人，在黎巴嫩南部帮当地人盖房子。以色列炸毁一座房子，他们就盖一座。当然，真主党的盖房速度，远远比不上以色列的轰炸速度。但是，正是通过盖房，使得真主党和当地的人们融为一体。当地的人们在抽水马桶不通、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会想到向真主党求助。于是，"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 向中国的古代兵家学习吧。西方崇尚的英雄是巴顿将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直接迎击来犯之敌。中国的兵家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能打胜仗，而是他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每一次都能避免兵戎相向。 　　向南非的艾滋病人学习吧。在南非，治疗肺结核的政府援助项目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耗资巨大，并且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医师和护士。但是，很多病人却经常中止结核病的治疗。治疗艾滋病的项目没有政府的支持，要靠病人自己参与，先参加培训课程，然后自己服药，但大部分艾滋病人都能坚持下去，甚至奇迹般的痊愈。在结核病项目中，病人是完全被动的，吃药的时候都由护士在旁边监督。而在治疗艾滋病的项目中，病人必须主动参与。很多培训课程，不是由医护人员主讲，而是由病人们自己主讲的。如果一群目不识丁、贫困潦倒、濒临死亡的艾滋病人，在意识到能够主动的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能主动管理复杂的医疗程序，我们就会知道，只要赋予人们权力，他们将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力量和创新。 　　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防范层出不穷的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免疫系统。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也好，还是恐怖主义也好，都非常类似于流行病：它们均从小处爆发、传播的速度极快。最初，它们都蕴藏在一些看起来没有危害的因素之中，直到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发生作用，才突然酿成完美的风暴。应对生化危机的最好办法，或许不是准备各种备用的疫苗，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预防地震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预测地震，而是让靠近震区的社区更加灵活、更加团结。 　　一个美国人，关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的反思的书，对我们会有什么用呢？事实上，中国面对的挑战比美国遇到的麻烦更多。美国的政治家可以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讨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但中国的政治家却需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处理从校园血案、新疆骚乱到汇率改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我们更需要学会驾驭不可思议的变化。这就是雷默的《不可思议的年代》，能够给我们的启示。

英国《劳工历史》杂志主编克雷格·费伦于2007年编辑出版的《工会的复兴--34个国家的趋势和前景》一书，收录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社会学教授丹·克劳逊和威斯理安大学社会学教授玛丽·安·克劳逊合著的题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美国工会及其复兴战略》一文，该文着重分析了导致战后美国工会运动由盛而衰的外部原因，并评述了美国两大工会集团复兴工运的不同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言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经济增长成效显著，但居民收入不均加剧，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增长的国民收入和财富过度涌向最高收人阶层。在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组和政治创新改变了工会的生存环境，削弱了它抵御新自由主义侵犯其权益的能力。 大致在1945-1973年的所谓战后劳资妥协时期，工会和雇主双方都遵守"新政"年代调控劳动关系的制度实行休战。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受到调节，经济受到管控，加上经济增长的所得分配相对均匀，这个制度得以巩固和加强。但早至20世纪50年代特别在70年代，雇主就着手削弱和破坏这一制度，主要是采取抵制性行动，如反对发展工会的组建工作和将工厂搬迁到对工会不友善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的阶段，里根就任总统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雇主进而采取攻势，多数工会被迫妥协退让，少数坚持抗争的工会往往遭到破坏。一方面是对工会公然展开进攻；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改组减少了全日制和固定工的劳动岗位，削弱了工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工会必须适应放松企业监管、劳务外包、私有化、全球化和雇用临时工、短工的新环境，否则只能坐以待毙。虽然工会方面作出种种努力，却未能挽回颓势，更谈不上恢复30年前或50年前的实力。 二、美国工会运动状况 1955年以来美国工会会员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这掩盖了会员率持续下降的趋势。1955年，工会会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的顶峰，1995年为15％，2006年更降至12.97％，为70年来的最低点。这一低得可怜的平均数还掩盖了公有和私有两个经济部门之间会员率(分别为36.4％和7.9％)的巨大差距。私有经济内部各产业间的差别也很大，公用事业和运输业的会员率为24.9％，制造业为12.9％，发展最快的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医务与法律等专业和商业服务、休闲及旅馆等行业均低于6％。 从人口构成的角度来看，男女劳动者的会员率差别不大，男性为13.8％，女性为11.1％。不同族裔间的差别也不大，黑人为15.1％，白人为12.2％，亚洲裔为11.4％，拉美裔为10.1％。这两组数字既说明了工会不再只是白种男工人的专属领地，也反映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工会加大了组织妇女、移民和少数族裔工人的力度。不同年龄段工人间的会员率差别十分突出，25岁以下年轻工人加入工会的只有4.7％，25岁至44岁年龄段的升至10.6％，45岁至64岁年龄段的为17％。这组数字最能说明美国工会运动目前面临的挑战。 工会力量衰落之快更表现在会员率的跌落。"二战"结束后的25年内，劳资谈判始终围绕劳方的要求而展开，1980年以来转为雇主夺回劳方以前的所得。变化的关键是资方进攻屡屡得手。罢工历来是美国工会的主要武器，资方的进攻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政府改变了对罢工的政策。1969年至1979年，每年罢工的工人在95万人以上；1987年以来，尽管劳动力人数大增，每年罢工的人数从未达到50万，多数年份甚至不足25万。 探究这一变化的原因，须回顾美国相关的劳动法。它在文字上对工人行使罢工权作了模棱两可的规定。典型的集体合同有效期为3年，在此期间内禁止罢工；期满后工人罢工争取实现其要求为合法，但同时也允许雇主合法地无限期雇用替代工以保持企业正常运营。于是，一方面从技术上讲不能解雇罢工的工人，但他们的工作又可以无限期地被人顶替。顶替者理所当然只服从雇主反对工会，工会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便被注销合法社团地位。这种破坏罢工的手法被广泛用来破坏工会组织，这是制造"无工会"工作场所的一种策略。1980年以前，雇主很少尝试使用工贼；时至今日，对于每一场重要的罢工斗争，即便这不是实际行动，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劳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公众舆论发生变化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种变化，特别是1981年里根总统使用工贼破坏空中交通管理员罢工，摧垮他们的工会，对公众舆论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多次英勇的但只有少数成功的战役后，工会开始学会如何在新环境中赢得罢工斗争的胜利。但组织罢工仍然很困难而且有危险，工会很少贸然行事。 许多人认为，工会无力应对上述挑战是由于中央劳工联合会的软弱(现在有两个中央联合会)。如在2005年分裂前，劳联一产联只掌控全国工会运动2％的收入，掌握实力的是地方工会和全国性产业工会。因此，劳联一产联缺乏贯彻决策的实力，只能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延缓行动，避免暴露内部分歧。有些全国性产业和行业工会相互合并以加强自身实力，20世纪90年代晚期劳联一产联下属的近70个工会合并为2006年的53个。但这种合并是跨行业和职业的，如一度曾有18个不同工会代表不同的护士群体；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不仅代表汽车制造工人，还组织大学毕业生、作家、幼儿园员工、社会服务工作者。另外，还有少数工会独立于现有两个中央联合会之外，最著名的是代表教师的两个工会之一的全国教育协会，这是美国最大的单个工会组织，它自称拥有320万会员。 三、政治的和经济的挑战 美国的工会运动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日益大量雇用I临时工、短工、替补工等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它更面临具有美国特色的劳动法与雇主攻势的挑战。 全球化与外来移民　雇主威胁或实际利用全球竞争进犯工会，这一战略收效显著。他们将生产设施外迁至亚洲和南半球，不断减少生产工人，而一线工人恰是"新政"劳动关系体制下工会力量的核心。有调查发现，雇主往往以关厂相威胁，破坏、干扰工会在基层单位的组建活动。在制造业中，雇主采用这种手段的次数占52％，而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只占38％。在服务业，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的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则为57％。然而在建筑业等一些不受全球化影响的产业，加入工会组织的劳动者也急剧减少。还有，美国汽车制造工人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北美地区汽车制造业的衰落，那是因为日本在北美扩建生产设施时，成功地抵制了联合汽车工会的组建工作。 移民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关系工会运动前途的另一关键问题。美国现有3350万移民，其中2750万年龄在25岁以上。全体移民中，半数来自拉美(1750万)，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亚洲(910万)，无证或非法移民估计约有1000万人。另有约20多万持有临时签证或客籍工人签证，这种签证只有当移民有工作时才有效。无证移民和I临时签证移民是最易受伤害和受剥削的群体，雇主最愿雇用他们，这也促使布什政府扩大它的客籍工人计划。移民取得美国国籍需经多年的努力，移民工在申办过程中始终处于最受剥削的地位，形成另类工人的群体，致使数以百、千万计的工人得不到"新政"福利制度的保障。 数以百、千万计的新工人进入经济领域带来种族和民族间的关系紧张，这既发生在白人和移民之间，也在非洲裔美国人和移民之间，从而也发生在工会运动内部。20年前美国工会被认为是敌视移民工的，其后工会设法克服这种歧视，劳联一产联于2000年2月投票支持对无证移民实施大赦(豁免其非法入境的刑事罪责，允许他们合法居留。--译者注)，这是工会立场令人瞩目的转变。移民工人自身的坚韧斗争也促成了工会立场的转变，他们积极加入工会并有数百万人参加规模空前的2006年"五一节"游行(此次游行覆盖了洛杉矶、纽约等全美各大城市，中心口号是移民要维权)。 工会运动对上述移民活动不冷不热的同情反映了其内部依然存在分歧。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支持通过立法，允许大量移民合法居留并允许大量增加"客籍工人"人数(由雇主控制其签证)。但劳联一产联下属所有工会及大多数"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的下属工会都反对此法案。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工会运动内部广泛承认，移民工人是其最大的活力源头之一，工会应加强同移民结盟。 私有化、劳务外包和非规范就业越来越少的人有稳定、全时、长期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又以各种非规范方式被安排工作，但临时、短期合同工却往往与长期、固定工并肩劳动干同样的活(同工不同酬)。服务业和零售业雇主--麦当劳和沃尔玛率先实行的这种雇佣方式，已扩散到许多原先实施"标准工作关系"的大本营。通用汽车公司将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众多子公司剥离成为独立公司、甩掉大批雇员，使他们不再能受到公司与联合汽车工会签订的全国集体合同的保护。又如全美国40％以上的高等院校讲师是非全日制或非固定雇员，工资及福利待遇远低于他们全日制的同事。相对于私有部门，公有部门的工会力量是强大的，这里仍主要实行标准雇佣关系，主要仍由政府规定养老金和福利待遇标准。然而许多基层单位的公职岗位已被私有化，并以低工资低福利外包给不参加工会的雇员--往往是临时工、短期合同工、非全日工等非规范就业的雇员。非规范就业范围的扩大将劳动力分解为利害关系不相一致的许多群体，而且美国劳动法规定，临时工、非全日工和承接外包劳务的雇工不享有加入工会、组建工会的权利。 劳动法　美国劳动法规定，一个合法的集体谈判单位内的工人只能由一个工会代表他们与雇主谈判。在理论上，一个企业的工人要组建工会必须有30％的人提出申请，要求投票选举决定是否组建工会；联邦政府的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被授权保障工人的结社权，并主持选举；如果多数工人投票决定选择某工会，该工会在被核准是该企业工人选出的代表者后，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与之谈判。但在今天的实践中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雇主的无情压力，结合千百件小范围的行政条令和法院裁决，已经在"事实上"修改了劳动法。通过逐步不断地削弱法律对工人的保护，而不是通过一次重大立法毕其功于一役，这是美国不同于他国之处。雇主拖延举行选举工会的时间，利用这个空档让劳工顾问(破坏工会的专业公司)开展大力度的反工会活动。雇主可以合法地无数次要求全体工人昕反工会演说和看反工会录像；工会组织员却不得进人雇主的产业地界，亲工会的工人也只能利用工休片刻时间同身边同事交谈。雇主还可以要求工人轮流去找监工个别谈话，后者要问他(她)是否赞成组织工会。理论上说，他(她)们在这种强制性的谈话中，不得因表示支持工会而受惩戒，但无法逃脱因"粗暴无礼"或"不服从上级"而遭到制裁。 在这种法定的组建工会活动中，雇主每四次就有一次机会解雇被甄别出来的最积极的亲工会活动分子。对此，工人和工会可向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申诉，雇主则会辩称解雇是事出有因，双方反复交手，相关的法律程序往往长达3年，大多数情况是雇主的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工人"获胜"。但在此期间工人始终处于被解雇状态。问题的关键是，对于雇主的这种"不公平劳动行为"的惩罚十分轻微：让工人恢复原来的工作并补发其被解雇期间的工资，但须扣除这期间他(她)的其他收入。还有，雇主不会因再次违法而受惩罚。有鉴于此，雇主在组建工会的活动中解雇亲工会积极分子有得无失。 侵犯工人结社权的进一步发展是减少享受集体谈判权的工人及其类别，特别是扩大界定监工的范围，使之包括所有其工作能对他人起示范作用的雇员和培训技术不够高的雇员。最高法院和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裁决将许多类别的护士(这类工人的队伍不断扩大，战斗性强而且都参加了工会)排除在享有组织工会权利的职工行列之外。这种裁决的适用范围还将扩大到覆盖更多的类别和职业。 共和党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从1980年起，期间，除比尔·克林顿外，美国一直都由共和党人当总统，而且自1994年以来国会也一直由共和党人控制(本文脱稿于2006年。--译者注)。这段时期民主党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共和党的立场，没有提出过明显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且不存在拥有重大影响的左翼政党。工会对民主党的影响持续减弱，而企业界的捐赠人不仅控制着共和党的财源，而且给民主党的捐赠金额也相当于工会捐赠的7倍。然而，由于许多民主党人保持着同工会选民的重要联系，工会可以因2006年民主党人赢得国会多数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人当选总统，总统掌握着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对联邦法院法官的任命权，而且总统可以支持或否决亲劳工的法案。 沃尔玛　沃尔玛不仅是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也是致使工会处境恶化的驱动者和实践者。根据行业分类，它不是物资生产商，但它通过其综合性供应网络控制了"从美国辛辛那提到中国深圳"全世界的生产商，规定它们产品的规格、生产标准和方法，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规定最低收购价。它不仅是零售业的庞然大物，也是制造业有实无名的巨人。它压低收购价实际上就是压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并将他们卷入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沃尔玛在美国国内的形象主要是一个顽固坚持低工资的零售业企业，以通过低工资、低福利、将雇佣全日工换成非全日工等手段，不遗余力地压低劳动成本而臭名昭著。它也以同样顽固地反工会而闻名，它旗下几家连锁店的肉禽部组建了工会，它宁愿关闭包括这几家店在内的全系统的肉禽部，也不允许出现 任何一个工会组织，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工会化助长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1950年，20世纪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年薪(不含奖金、津贴等福利)相当于其装配线生产工人(工会会员)包括工资、奖金及福利在内全年收入的140倍。2003年，沃尔玛首席执行官的年薪相当于其全日制工人年收入的1500倍。 四、工会的革新步伐 自从约翰·斯威尼及以其为首的"新声音"团队赢得1995年劳联一产联领导职务竞选的胜利以后(这是劳联一产联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竞选产生的领导班子)，工会运动采取了多种创新举措以应对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但成效各不相同。其中许多创新是同其他社会运动结成比较紧密的联系，从而同时改变"工会"的定义和内涵，并坚持"工会运动"必须代表包括工会或工会会员在内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的利益。 劳联-产联的分裂　在长达50年的时期内，美国所有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全受单独一家中央联合会即劳联一产联的控制，这种状况没有因最大的教师工会始终置身其外，以及诸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等几个颇具实力的大工会几度与它或分或合而发生变化。它在2005年发生大分裂，拥有600万会员的7个大工会分裂出去，组成新的联合会"变革谋胜利"，但劳联一产联仍拥有53个工会、共900万会员。当时"变革谋胜利"的支持者预计它将迈出大胆革新的步伐，反对者则威胁要同它进行破坏性的阋墙之战。一年多过去了，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 新联合会的会员有楼房守门员、医疗保健工、旅馆女工、食品杂货店售货员以及数量可观的建筑工人、卡车司机和仓库工人。他们的工作岗位基本上不受全球化或国外竞争的影响，尽管他们的雇主有些是总部设在美国境外的公司，而且雇员中包括大量来自南半球的工人。由于移民工和女工集中在服务部门就业，他(她)们在"变革谋胜利"会员中的比例高于劳联一产联。 新的联合会，包括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都十分强调组建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它们基本上说到做到。留在劳联一产联中的有些工会，诸如主要组织电话系统工人的美国通讯工人工会也重视工会的组建工作。然而，今天在美国要将工人组织进工会特别困难，而且大多数工会既无意也无力大举开展组建运动。 两个联合会的区别有二："变革谋胜利"所属工会的基础更多地是在国内，因而较少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它们宣称在自己的工作重点中组建工作优先于参加政治。但两个联合会的观念形态并无二致，两家都倾向于支持劳资政三方协作的原则，即赞成劳资合作、反对劳资对抗。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新联合会"变革谋胜利"的缔造者安德鲁·斯特恩，在2005年8月1日接受媒体(CNBC)采访时说："我们的工会运动是远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工会奉行一种阶级斗争的方针。但立足于当代经济的工人不指望工会制造问题，他们指望工会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对美国工人的劳动给予回报，就需要把美国组成为一个各方切实协力共事的团队......"他最后说，"我们需要成为自己雇主的伙伴"。 通过政治恢复实力　劳联一产联及其成员工会投入过量的资源参加政治。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它们都是全力以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同时急剧压缩组建工作和其他工作。它们也以同样方式对待国会议员选举和州长选举，只不过投入的资源略少而已。它们极少在促进自己的工运事业上采取攻势。 在最近几次大选中，它们有效地动员了其会员投票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当时会员率仍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则戈尔和克里两人都会以得票大幅领先而当选。下面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男性白人是选民中最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之中62％-37％的票投给了布什，克里则得到了59％-38％男性白人工会会员的选票。如果戈尔和克里两人中即使只有一人当选，也可以说工会投资于选举是一种高明的决策，但两个人都落选了，工会在候选人上投入巨额金钱却一无所获。但许多工会仍坚持认为，如果不改变政治环境，工会就不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此必须继续投入大量资源选举民主党人。 在劳联一产联的那次分裂中，双方的分歧在于劳联一产联当时的领导层强调参与全国一级的选举政治，理由是如不改变立法一政治气候，工人就不可能得到重大收益，而只有民主党人重新执政，才能改变这种气候。为此，劳联一产联积极支持一项劳动法修改案--"雇员自由选举法案"，它认可采用"凭卡核定取向"的方式组建工会、加大对触犯劳动法的雇主的惩罚力度，并规定在新组建的工会被批准成立一年后，如劳资双方仍不能就集体合同达成协议时，得进行强制仲裁。劳联一产联认为，只要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占优势，而且又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这样的法案就会被通过成为法律，工会组建工作取得重大胜利也就成为可能。诚然，对劳动法作出这般的变动势必使局势大为改观，但要注意，1978年尽管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占最大多数，而且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最后一次修改劳动法的努力依然被挫败。 组织工人加入工会　根据有关当局和法院对现行劳动法的解释，工会要在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体制内组织工人极为困难，因为法律限制工会的行动--在实践中不提供法律规定的、理论上给工人的各种保护，因此，今天吸收进工会的人，80％以上不是通过官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法定程序，而是通过"非劳动委员会"或"凭卡核定取向"的组建运动加入工会的。 在这种形式的组建活动中，工会绕开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程序，利用社区或政治压力，通过"凭卡核定取向"程序，迫使雇主承认该单位工人认可的工会代表他们同雇主谈判并签定集体合同。这样，就可以不通过劳委会主持的选举，由工会经自己征集到足够55％的工人签名、要求组织工会的卡片，交由劳资双方一致同意的第三方核实这些卡片的有效性。单靠社区领导人的支持还不足以赢得卡片核实式组建活动的胜利，工会还要在公司老板和董事会董事们住宅周围散发传单、组织示威游行，再加上投资人(特别是公共基金和工会养老金基金)和民选公职官员施加的压力。工会要同社区结盟并承担社区义务。通过这些策略和战术，工会的组建工作在洛杉矶和休斯敦、在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中都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拉斯维加斯几乎将全市旅馆工人都组织进了工会。 服务业雇员工会组织"家庭护理"工人的工作是近年来工会众多成功组建工作中成就最为卓越的一次。组织这类工人加入工会，除同组织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一样强调用社会组织结盟，并争取工作场所以外各界民众的支持外，还必须争取改变他们的法律身份，使他们能够加入工会。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家庭护理"工工资主要由各种公共基金资助，这类工人不能集体地同州政府谈判，因为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各种州级以下的地方机构甚至是一些单个残疾人的雇员。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以及同许多残疾人团体的联盟，终于使洛杉矶成为法定的"备案雇主"，从而使家庭护理工成为享有集体谈判权的公共雇员。这样就得以让分散的家庭护理工--其中有些人甚至从未相互见过面--都能投票赞成组织工会，并使工会能代表他们谈判增加工资。通过这种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服务业雇员工会有一次在工会选举中一举吸纳了75000名洛杉矶的家庭护理工，随后在其他地区也取得同样的成功。 走出工作场所：工会的创举　现行美国劳动法和绝大多数工会都把工作对象集中于那些受雇于同一个雇主、工作稳定、全日制、受厂纪店规约束、非监工类的工人(他们之中多数人主张组建工会)，但现在他们的人数日益减少。民意调查表明，5000多万工人要求参加工会，但其中绝大多数不可能加入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工会。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近年来，一些工会改而不在工作场所组建工会，而且也不按传统工会的模式建立新基层组织。其主要方式有二：开展政治运动以提高底层工人的工资；试行组建各种工人组织--但它们不是那种传统的、得到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批准和雇主承认的集体谈判单位。 近年来，多次发生的、要求为低工资工人增加工资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反映了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名不符实。一个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要使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水平，必须每周工作72小时、全年工作52周。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会开始在有的地方开展政治运动，要求当地政府颁发维持生存工资的条令，将"维持生存工资"规定为一个工资收入者为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水平所需的工资(2005年为每小时9.28美元，比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高出80％多)。早期的维持生存工资运动只以少数几种类别的工人为解困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雇员、与这两级政府签约的合同工和领取其补贴的雇员。虽然早期胜利的覆盖面较小，这种运动却提高了劳务外包的费用，为后来扩大战果提供了经验。在2004年的地方选举中，维持生存工资运动采取进一步行动，要求在佛罗里达和内华达两个州举行全民投票，决定是否在全州范围内提高最低工资。这次由一些社区团体和一些工会组织结成同盟所发动的全民公决。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并且明文规定以后工资将自动随通货膨胀同幅上调。这两场举行全民公决的创举不仅以压倒多数获胜，而且提高了公众的觉悟、建立起了社区一工会联盟，它还促使其他各州也组织公民票决运动，对各自的州立法机构施加压力。这种运动同时显示，由于联邦政府坚持僵硬立场，斗争的阵地已转移到州及其以下各级地方。 通过组织维持生存工资运动以提高工资，这是另辟蹊径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性替代选择。另外一种创举就是试验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代表工人维权的战略。以社区为基础的一些工人中心，将各行各业的低工资工人聚集起来--这样也往往将不同族裔和不同阶层的工人以及移民工人联结起来，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育，开发领导人才，并处理扣发工资等工作场所发生的问题。工人中心的活动经费依靠各种基金会的捐赠，经济上不能自立，这是它们不同于工会之处。20年前，屈指可数、寥若晨星的工人中心至今已发展到100多个，说明它具有深入社区的潜力，这是一般工会力所不及的。 另外一些创新性举措是把在法律上或在实践中被拒于工会之外的、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的个人组织起来，代表他们维权。如劳联一产联设立的"劳动的美国"同非会员工人签约，将他们组织到以工会为导向的政治网络中。还有如专门将某类工作场所或某类职业的工人组织进各种工人协会等等。以上这些组织代表了不同单位和场所的不到半数的工人，但它们将存在一段时期甚至长期存在下去，使这些工人能提出比较系统的要求、建立积极分子网络、自主开展集体活动并同其他工人组织互相声援。 沃尔玛：教育、政治和社区多管齐下　沃尔玛是工会最需要从各条战线动员起来与之斗争的对象。特别是在美国，它已成为一股强悍的反工会势力，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其自身业务范围。虽然它的所作所为使它易于受到来自政治和社区方面的压力，但它拥有巨大的资源使人难以与之对抗。然而，沃尔玛却以一定方式与几乎所有它在其境内营业的国家的工会进行交易，这说明当今美国工会的处境既是美国工会在政治上易受伤害和缺乏组织能力的结果，也同样标志着沃尔玛独特的劳工战略行之有效。或许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工会应对沃尔玛的策略是既不展开全国规模的组建运动，也不在其分店逐个地组建工会，而是在各地动员形成地方性反沃尔玛联盟并提高公众觉悟。 工会在政治上多次发动了禁止"大"零售店或强制其接受某些条件的运动。如仅以微弱差额未获通过的芝加哥市条例，原本规定所有超过一定规模的零售店(实际是针对沃尔玛)付给雇员的工资必须每小时为最低工资的两倍，并且外加每小时3美元福利费。工会还有其他举措：沃尔玛利用由公众基金设立的扶贫济困计划中的项目，特别是其中的医疗扶贫款来补贴它自己的低工资、低福利雇员和低工资、无福利雇员，这激起了民众公愤，工会借机倡议通过法律强制沃尔玛增加其向医疗保险缴费的份额。 工会通过其反沃尔玛的网站和影视纪录片，以及通过在社区与工人双方利益交汇点上结成的同盟，举办一轮又一轮的公众教育运动来组织上述各项政治性活动。其目的在于揭露沃尔玛有恃无恐地侵犯职工结社自由和其他合法权益的种种劣行，阻滞它的发展，改善它现有职工的生活条件及劳动条件，从而为将来开展组建工作打下基础。这些活动无疑改变了公众对沃尔玛的看法，并有损它的公众形象，但未能将沃尔玛现有以及原有的职工发动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或像其他地方那样，组织某种非传统工会模式的工人维权团体，不过这些活动发展成一种组建"准工会"运动的前景还是光明的。他们可以组织一个"沃尔玛工人协会"以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维护工间休息权，交流有关工资以及反对强制加班加点等方面的信息等等，也可以在不能组建官方核准的工会组织之前采取其他方式集体维权。 前景 美国工会运动要扭转40年来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局面，并消除其后果，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从多个方面采取主动，并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取得实效，这就是：提升组织工作能力；进行政治动员；同社区及社会各界团体联合行动或结盟；创新工人活动方式。以上每一个方面都是困难而繁重的工作，这些任务合在一起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然而，只要一个方面的工作有所突破就可以带动其他几个方面，从而彼此间相互促进，这十分重要。 每一场社会运动都是以往多次挫败和山穷水尽疑无路情况下的综合产物，而不太起眼的成就都往往能触发产生结构和文化的新局面。今天是开展工作的大好时机：42％的美国工人要求加入工会，而1984年有此意愿的工人只有30％，至于想要获得某种集体代表权的工人的比例甚至比这更高。更有甚者，多家公众舆论调查显示，日益加剧的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正在产生更广泛的、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安。工会能否针对群众的关切采取切实行动，并将群众动员起来将是工会能否自我改造的关键。 编译：郭懋安 (责任编辑　刘　振)  

「思想、历史与文化」讲座设立的直接目的是在亚洲区域中建立起一个认可的机制， 让亚洲重要的思想资源能够被看到、被重视、更为广泛的被分享。这个想法其实暗示了一条不同的学术路线，根本的动力在於超克当前知识状况的限制。战后台湾的 学术发展根本上是以北美洲为参照点，扩大的说，亚洲地区各地的知识生产是以欧美历史经验所派生出来的理论与论述为参照，乃至於评价的依据。在过去至少是一 个世纪里，这个学术走向已经显现出它极大的限制与问题，其解释力的不足，使得我们无法准确的掌握历史的现实。

本文从夏衍对谢晋电影《女篮5号》的批评入手，结合老上海左翼电影的影像逻辑，讨论性别政治、影像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美学策略，尝试打开共和国电影的一个原点性问题，即上海电影传统和延安电影传统的博弈，以及在这博弈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和造成的问题，藉此回应当代影视中的底层和白领叙事。

编者按：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推动政改的立场。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意味着改革行至关口。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并因此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要破解这一局面，化解社会普遍的戾气，改革必须"深耕"。在既有改革经验中，将改革自身导向深入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存在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省视。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国情长期的观察者、分析者郑永年教授。 社会改革是还债，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祸害社会的清算，医疗和教育成为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根据你的判断，社会改革是当前中国主体性的改革。这一点应当怎样理解，不同阶段不同的主体性改革是否构成了中国改革的某种路线图？ 郑永年（以下简称"郑"）：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巡谈话。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80年代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 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马上导致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比如说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国市场经济基本雏形已经建立。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记：这项改革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愿闻其详。 郑：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说得更学术一点，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根源。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提出了，但那个时候只是政策意向，还没有国际条件。因为那时只是亚洲金融危机，西方没有金融危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几年不一样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贸易纠纷越来越多，一直积累到2008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了世界性结构失衡的问题。各国都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就是要把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内需消费。 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能够促使居民消费？这就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在这些方面有社会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稳定感，看病需要很多钱，上学需要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建立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像医疗这一块，像教育这一块，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在西方社会，包括这些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都是非营利性质。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因为人人都需要教育，这样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钱消费到那里去。当然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实际上是产业化的，各级政府一动手，实际上中国教育产业化比所有国家都做得厉害。医疗这一块也是，医院成为暴富的工具，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住房当然更是这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来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却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导致了目前的高房价。这些本来是需要保护的领域，就被货币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记：也就是说，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了。或者如你一直所批评的，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独立的、清晰的、真正的社会政策根本就没有出现。 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就是因为很多改革者，或者智库人士，他们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改革过程中，简单地把经济领域的原则应用到社会领域。在这方面，西方通过很长的时间，很惨痛的历史，才意识到和学会要怎样保护社会。 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资本论》上所讨论的、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是原始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说的，就要把所有的东西货币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易，因为利润是资本唯一的目标。这个对西方整个社会破坏得很厉害，就是"悲惨世界"。马克思当时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本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后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变成现在这样呢？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救了它。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比较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原始资本主义从其本性来说，怎么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资本主义。怎么发展的呢？就是通过社会改革，把社会保护起来。现在西方对经济和社会领域有了比较科学的区分，经济这一块要市场化，尽量创新、竞争，这是进步的关键。但社会这个领域要保护起来，不可以把社会领域无限地货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商品化。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背景是要改革福利社会。西方社会因为福利过度化，影响了劳动生产力，影响了竞争能力。但是这场改革中，新自由主义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撒切尔夫人也想把新自由主义应用到社会领域，教育、医疗等等，但是她失败了，在社会领域她退回去了。因为有民主政治的保护，公众可以通过投票否决。现在，大家有共识，这个领域政府是不可以退出不管的。 回到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区分开，把很多经济上的原则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没有保护好。新自由主义进到中国，在经济领域它倒是没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领域有庞大的国企，阻碍力量很大，当新自由主义遇到了中国庞大的国企力量的时候，它就停止了。但它转而跑到社会领域去，因为社会没有抵抗能力。各级政府成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因为能赚钱嘛，只要能创造GDP，怎么样都可以，GDP是目标，所有其他的都是工具性的，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所以，这些年来，中国把很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破坏得很厉害--尽管有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80年代就已经提过，改革、发展、稳定。这很明确，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得到社会稳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但现在的状况是，改革的动作不大，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不稳定。为什么？很简单，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变成GDP主义，好多社会的东西都被破坏掉了，当然就没有稳定的基础了。 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 记：按照"三步走"的逻辑，社会改革的第三个功能是不是应该与政治改革有所连接？ 郑：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一块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为什么有好的民主，有坏的民主呢？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国家制度很多，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非常基本的国家制度。西方民主，当然现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运作得比较良好，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比较平等一些。 好的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你不叫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是它本身不会保护财富，也不能保护中产阶级。保护财富、保护中产阶级的是社会主义。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大利润，不得不破坏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把社会保护起来。 所以我非常佩服邓小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要结合，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主义就是要有社会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创造了财富，社会主义创造了保护社会的机制，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国家制度就建设好了。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才谈得上好的民主。为什么拉丁美洲、亚洲有那么多的劣质民主？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建成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西方国家因为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社会保护机制，它的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当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体的时候，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是社会制约政党，不是政党之间互相制约。像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无论哪一党上台都要照顾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一个偏右一点，一个偏左一点，但偏不到哪里去，因为一旦丧失中间群体的话，谁也执不了政。这就是社会力量制约政治力量。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改革的路径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 郑：对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社会改革非常重要。我想，中国，创造财富的机制它已经找到了，就是市场经济。现在无论是宪法、党章，都承认和保护这一点。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保障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使得它继续壮大。改革的早期提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中产阶级做大。中国可以不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全面小康社会来代替也是可以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样把所谓全面小康社会保护起来呢？就要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改革的成果，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把改革的成果、财富和成长起来的小康社会保护起来的话，它会流失的。 总结一下，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政党算一个，军队算一个；法治比较弱，概念都有了，但执法不行；基本的经济制度有一点了，但是改进的空间很大；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执政党仍然要承担建设这些制度的责任。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代替。现在大家都说NGO（非政府组织），这当然很重要。在改革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很重要。但市民力量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主体，而只是起督促和监督政府、给政府产生压力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记：经济改革的成就获得全世界公认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或者反过来问，如何给出一个理由，击退那种拒绝改革的声音？ 郑：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谁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怎样改，这才是关键。好多人光谈重要性，谈抽象的政治改革，我觉得已经不够了，关键是怎样定义政治改革。谈论政治改革，世界上不仅是中国这一家，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越南共产党也进行政治改革，古巴也在谈论改革；前东欧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在谈政治改革，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谈政治改革，日本也在谈论政治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定义权，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做。 中国谈论政治改革，迄今为止谈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得非常明确。 领导制度的改革是要强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领导作用要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我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影响比较深，他提出政治就是要讲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权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领导权是要做事情的--建设国家啊，推进改革啊，这些都是领导权的内容。就是说，你要确立一个领导权，但领导权并不是为了维护你自己领导者的利益，而是要为整体社会做事情。如果讲中国政治改革的话，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确立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去领导改革。这和执政党自己的定位有关系，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实际上，中国这十多年来应当说改革议程还是明确的，没人说不改革，但是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所期望的已经相差很大了。甚至说，大家每天都在谈论改革，但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动作，中国社会已经得了"改革疲乏症"，久而久之，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改了。以前邓小平改革是很有力度的，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就动员改革的力量，来达成这个目标。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尤其是南巡谈话之后更是这样。现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八九十年代做了很多的事情，无论从政策方面、体制方面，但是最近几年大家都意识到，变化就比较少了，尤其是体制上的变化比较少。 记：但是改革的空间还是存在的，而且并不小。 郑：当然。我们强调改革，往往都是很大的那种、很宏观的那种，其实好多细节非常非常重要，要一步步往前走，必须注意和重视改革的细节。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党政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的政党只是选举党。中国就党政关系的问题，80年代提出过党政分工、分开，也做过一些试点，并不是很成功。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很多年的努力，希望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一个行政党，政党亲自抓行政事务。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治事务谁负责呢？政治事务就荒凉了。执政党是要抓领导权的，但是现在执政党在抓行政权。这方面怎么来改革，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责任制。从人类政治史发展来看，无论是民主社会、非民主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确定一个政治责任制的问题。很多人意识到政治责任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党内民主。哪怕不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要党内票决民主一做的话，很多的变化因素就都出来了，政治责任也会明确起来。 这是党的这一块。政府和人民之间也是有空间可以做的。人大、政协广义上说就是中国的代表机构，相关制度需要改进。怎么样建立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让人民通过他的代表来表达他的利益呢？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应该考虑的。 另外，司法过于政治化，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现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出于此。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权力或者钱把司法政治化，老百姓也可以这么做。中国当前的局面是，不仅当官的、有钱人逃避司法程序，老百姓也想逃避，老百姓不服，我抗议、游行、自杀，他也不服司法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按马克思的说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体现，那么执政党可以主导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产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过专业的司法人员进行司法，保证这个程序。因为司法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以再政治化。这一块中国也有很大的空间。   记：现在有一种声音，强调民主的细节。你对此有何分析？ 郑：民主当然也要有细节的考量。我是指合法性的问题。在农村我看到很多情况，村委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不是，村委会的合法性就比党支部高。我们设想，如果乡长、乡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县长、县委不是，这个县长、县委就很难有合法性。选举民主，中国叫票决民主，十七大提得很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非常符合中国特点，先要党内民主，再做人民民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票决民主应当早于政府的票决民主，否则党政冲突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同时，中央的民主要先于地方的民主。这样的程序才符合民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逻辑。在中国，在考量民主化的时候，尤其要把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考虑进去。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各地方就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怎么整合？中国的司法现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民主因素的话，就更地方化了。过度地方化以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怎么做？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 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危险的，反应式的救火，那么大的国家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 记：你曾经描述过，目前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表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我们的观察是，这种对立越来越呈现为行动上的对抗，以及心理和情绪上的"戾气"。所以很多人高度关注改革中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你怎么看？ 郑：中国改革有很多的政治空间，可以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光有统治权、行政权，如果领导权缺乏的话，就不好办。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怎么来？这就要领导改革，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这是现在最大的、最重要的领导权资源。葛兰西说过，一个政党要行使它的领导权，必须要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代表其他各个社会群体、阶层、阶级的利益。 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要有克服这个困难的机制。比如，党必须是开放的，党不可以被既得利益所利用，党要超越既得利益--党当然有它的利益，没有利益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但它本身不可以成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是封闭的、不开放的。所以党本身要开放，通过开放掌握领导权。 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呢？这是改革的技术问题、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当前中国改革的形势，比起邓小平时代，很多方面的条件都好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强大的，甚至比现在更强大，包括思想上、体制上、财力上，一大堆阻力，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现在各方面的准备更充分了，社会力量变强，要求改革的声音在，经济财力也在那里，改革的条件除了强人政治这一条，实际上要好很多。同时，党内民主完全可以实现领导核心的政治责任制。 所以执政党要看大局，要去领导，而不能被社会推着走，否则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时候不仅是推着走，甚至是救火式的，哪里着火了，哪里救一下；哪里又着火了，又救火，这是反应式的东西，根本说不上领导。那么大的国家，着火了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一定要通过掌握领导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控制、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 记：怎么破局呢？ 郑：那就是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比如社会制度的建立，这比简单的维稳要好得多。不稳定是因为社会遭到破坏，没有稳定的基础了。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为什么强调保护社会的概念？你把社会破坏掉了，哪有稳定？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经验。 再一个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改革了老半天，结果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发现光靠行政压制是不行的，要改变它的结构，所以要进行体制改革。比如中央地方财税制度的改革。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的。现在很多事情做不好，就抱怨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出路在哪儿，这迫切需要考虑。中央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能做得成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很高，是不是相应的责任也要负担起来？或者不想负担责任，那是不是要让一部分钱重新回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生存，不靠房地产哪儿来的钱呢？这些体制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说到地方政府，还有一线政府的问题。中国也好，西方也好，一线政府是很重要的。所谓的社会和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就落在一线政府。一线政府失效的话，这个社会怎么也不会稳定的。中国一线政府当下的处境，主要指县一级，首先从体制上就是被边缘化的。改革开放以后，行政层级其实增加了很多，层级增加就使一线政府被边缘化了，中央的一个政令，通过多少级政府才跑到一线，政令下不去嘛。边缘化之后，地方政府要做什么呢？那就只能是图利益了。 这些都是制度性的东西，比抽象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得多。所以不要抽象地去谈政治改革，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很多都是技术性的东西，并不是说做不了，不要把技术性的制度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也需要二十来年，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如果能在今后的10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 

高低错落的山城，笼在淡淡的雾气之中。嘉陵江与长江穿城而过，浪潮奔涌。人流拥堵的街道，和长江边上设计新潮的、状若“坦克”的重庆大剧院，无不彰显着这个中国内陆最大城市经济疾行的雄心。从13年前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的发展从未像现在这般异军突起，58岁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因此而格外引人注目。2009年，国务院以当年“三号文件”形式，明确了重庆的发展思路。重庆成为内陆惟一保税港。随即，重庆市政府将这些政策分解为上百项任务，下达区县或政府各部门。这一年，重庆GDP增速列全国第三，利用外资的增速排在全国首位，国有资产规模居全国第四。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之后，优惠政策更丰富的两江新区在此崛起。在这年年底，原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成为重庆市代市长，并于今年1月正式出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在重庆经济领域“新政频仍”，他本人坦言敢言，与媒体交谈也并不在少。惜乎他忙记者也忙，许多事又在摸索之中，交谈无不匆匆，记载仍是片断。我们期待获知他更完整的思考。9月下旬，按事前约定，我们专赴重庆，在黄奇帆的办公小楼与他交谈了整整八个小时。采访从上午10时40分至晚7时，即使中间在小楼一层午餐时，他也仍在谈，我们则边吃边记，采访并未中断。当下外界对重庆经济，有热望也有疑虑，有期待也有异议。人们在问：重庆的著名融资平台“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是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编者注）依赖土地运作，运营资金庞大，角色如何定位？风险如何控制？刚刚施行的户籍改革，以及涉及“土地证券化”试验的“地票”制度，从理论到实践怎么摆脱强征农民土地的嫌疑？为推行住房“双轨制”改革而一次性推出的公屋建设计划，是否超出财政支付能力而透支未来？此外，关于国资的地位，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关于政府角色的认知，许多问题萦绕人们心头。在接受采访时，黄奇帆回应争议，坦诚而谈，详述了重庆正推行的公租屋计划、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创新型加工贸易模式，以及筹建西部金融中心等课题，对于“国有民营”之议也坦言了自己的想法。黄奇帆来自上海。他早年在沪当工人，后来念过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文革”结束后从工程师当到厂长，上世纪80年代前期进入上海市经委。90年代前期他一直搞浦东开发，当过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也当过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2001年10月，是黄奇帆人生又一大转折：他调任重庆当副市长，后来又担任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其间分管国资、工业、教育、金融等领域。在重庆，他已经干了九年。采访和观察让人觉得这位市长更像“重庆的CEO”。不过，重庆毕竟是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40个区县的直辖市，而且有2000多万人口仍在农村。一市之长的思考和作为，与治理企业大相径庭。他其实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经济执行官。在采访黄奇帆前后，我们也对重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背景性采访，在此一并刊出。希望我们以此侧面所做的记录，对于读者了解这个变迁中的大都市是有意义的。“住有所居”背景2010年10月14日，重庆秋季房交会在国家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后正式开幕。300平方米的“重庆市公共租赁房（下称公租房）会展”展区成为这次房交会最为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市民可以看到重庆2009年启动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计划的相关资讯。按照计划，这批预期为150万重庆市民预备的公租房，将在两年后正式供市民申请租住。这也是黄奇帆担任重庆市长后递给外界的一张“城市形象名片”。今年8月初，他在接受采访时手持几份文件走入会议室，其中一份便是自己撰写的关于这项计划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黄奇帆提出，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从政府全包全揽的计划分配，到主要由市场供给，在实践中，都导致了一种供给方式为主的“单轨制”，难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这一思路，与2009年末的重庆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一脉相承。此次会议提出，重庆要继续大规模建设包括城市廉租房、农民工公寓、公租房等，同时适当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2010年的重庆“两会”期间，新任市长黄奇帆进而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未来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头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6月，这一计划增至头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7月，重庆公租房管理局成立，《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出台。重庆在主城区大规模新建公租房，在郊区则以收购和改建为主。户型为35至80平方米，每五户设置一个地下停车位。在布局上，主城区公租房主要分布在重庆内外环线之间、城市地铁、轻轨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大型聚居区，每个聚居区里公租屋小区与商品房小区按1：3混建，小区标准配套和物业管理与一般商品房小区无异。重庆拟建的这种20万人容量的聚居区共21个。政府将划拨建设用地，并豁免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通过这些优惠政策，降低公租屋的建设成本，以保证其租金原则上不超过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目前，1200万平方米公租房已经兴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公租房将逐步整合取代旧有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重庆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就将简化为应付拆迁改造为主的安置房和公租房两大类，实现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的全覆盖。疑虑● 按照目前的规划，最近三年的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一加一减，已与2009年重庆财政收入1165亿元相抵。公租房建设资金从何而来？● 私人房地产企业为何无缘参与投资开发？政府应该直接投入多少为宜？● 公租房运营怎样保证现金流与资金性质和融资成本相匹配？重庆如果有意尝试诸如Reits等金融工具融资，政策空间能有多大？● 公租房管理在国内并无先例，如何公正、公开地界定公租房住户，防止公租房成为新的寻租工具？黄奇帆说：“公租房姓‘公’不姓‘私’”重庆的公租房计划是整体住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去年年底提出了“双轨制”、三端调控的改革模式，即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优惠、高端要遏制，这是涉及整个制度安排的事。在低端保障这一部分，过去主要是拆建危旧房后按标准安置的保障房，以及历史积累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但是，这些统统加起来，只够这个城市百分之十几的居民居住，其中，廉租房仅保障3%，经济适用房保障大约10%。如果按照我们的测算，需要保障35%的城市居民的话，重庆至少要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我们的做法就是推出目前这样的公租房系统。要么不干，要干就到位，不能高高举起一面旗帜，却起不到实际作用。公租房需要形成较大的体量，才能保证有效的覆盖面。以重庆未来容纳1000万城市人口计算，新增20%左右的保障房，就必须解决200万人的居住问题，就需要4000万平方米，这也是我们提出的十年计划。目前，我们首先提出三年3000万平方米的计划，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工1200万平方米，到明年上半年便可以开始出租。同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年1000万平方米的前期工作，包括征地、动迁、土地平整。不存在干不成的问题。3000万平方米造完后，也许够了，也许不够，重庆会在以后的阶段里，根据需要，再用两三年再去造1000万平方米。总之，我们的特点就是起步力度极大。这么大的力度，确实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因此，有人提出，可以由房地产开发商来参建。有些地方搞公租房，就是由房地产商拍地，然后按与政府协议，腾出10%的地来造公租房。但到底是政府出钱造，还是私有的房地产商出钱造？公租房到底姓“公”还是姓“私”呢？如果引入私营开放商，由他们建设的公租房产权如何界定，政府是否要给予政策优惠？开发商的利益诉求和政府的保障取向价值如何平衡？包括未来配租、管理等环节都很容易出现政策不清、分配不公和利益输送等问题。为确保公租房的公共保障属性，公租房应该由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承建。香港和新加坡这些资本主义体制下建设保障房也是由政府主导，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作为社会主义政府，我们更应如此。“资金远近账”在融资方面，我们现在平衡得比较清楚。重庆公租房从土地加建设的成本角度计算，大体是每平方米2500元，即3000万平方米要花750亿元。其中，政府出250亿元，社会融资500亿元。政府先期投入的250亿元，包括注入的3万亩土地。既然是造公租房，按征地动迁时候的成本大约每亩60万元算，相当于政府投入接近200亿元。这之后，政府再把每年土地出让收益的5%、部分税收、政府的机动财力，在三年调50亿元进去，大体上这就是250亿元。因此，政府出这个钱，并不是很累的。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储备了大约22万亩的土地。从海外的经验看，公租房事实上是一个世界级的优质投资项目，资产安全而且能增值。目前，我们有五种资金可以利用：一种是保险资金，一种是社保资金，一种是银行资金，一种是信托资金，此外还可以发债券，各种金融工具都是社会资金，叫作“政府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但是，这个社会资金参与不是私人企业用股权形式来参与，而是金融工具来参与。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我们从银行贷款200亿元，利率基本上是6%。保险公司也非常积极，保险资金如果存入银行，只有3%多的利息，政府能给他们4%以上的收益。从保险公司我们可以借200亿元。还有 100亿元，正在和社保基金讨论。总体而言，我们从金融机构借贷500亿元，平均利息在5%左右。这意味着，每年需要支付25亿元的利息。而重庆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理论上每平方米每个月租金10元钱，一年就可以产生36亿元租金收入。这完全可以匹配25亿元的利息，现金流是平衡的。更重要的是，公租房支出的几百亿元，和政府扶贫帮困支出几百亿元是不同性质的。公租房就像买了一堆黄金，能够实现保值增值。因为公租房作为房产要跟商品房同区域“混建”，配套完全一致，其价值将与商品房一样，随着时间和社会整体财富提升实现同步的增值。在这个价值提高的过程中，首先，租金在占住户收入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绝对数额将会逐步提高，增值的租金将能够支付目前公租房融资本金。此外，如果到时候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公租房了，这些公租房楼盘本来就和商品房的楼盘区混杂在一个地方的，可以像商品房一样出让获利。这也能收回本金。因此，政府应该在一个地区新兴的时期“跑马圈地”，大规模造公租房，相当于储备大量好地段的房产。即便房产价值进入平衡阶段，公租房运营模式仍是低风险的。公租房管理局作为一个独立法人运营公租房，其原理与商品房出租的运作一样，即通过长期出租平衡投入和收益。由于公租房资产的成本更低，在重庆，相当于同等商品房一半的成本，厘定租金标准，则不超过平均租金六成。因此，即便不考虑升值，公租房管理局进行出租循环是不赔本的。“把关准入，封闭运转”公租房的租户对象，我们确定是“3+1”。这个“3”里面，第一是重庆户籍人口中的原住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13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第二是进城农民工；第三是新生代，在重庆就业的大专院校及职校毕业生。在这里，公租房没有户籍的概念，只要在重庆有工作，符合单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标准，就可申请。除这三种，第四种叫“+1”，“+1”就是将多年的劳动模范、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引进专才等特殊人群纳入其中。这些人不一定是中低收入人群，但是，为了促进人才流动，可以放宽条件，按属地原则申请，不受收入标准限制。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另外，重庆市政府已经宣布不会再造经济适用房，也不再单独造廉租屋，也就是说，保障房将以公租房为主线，整合前两种方式。公租房造出来以后，首先向中低收入群体配租，廉租房即在公租房的系统内，只是租金更低，象征性地收取。公租房的租户不能转租房屋，在连续租满五年后，可以把公租房买下来。但是，与经济适用房不同，我们规定，任何公租房变成产权房的时候，可以在家庭里面使用、继承，但不能当作商品房在市场上出卖。如果有出让的需要，只能限价卖给公租房管理局，即“封闭运转”。经济适用房一定期限后可以上市转让的做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们对此做了反思，确保公租房的保障属性不受破坏。此外，我们还用回笼的资金“反哺”建设和管理成本，并准备在未来对高端商品房征收的房产税，以此作为公租房运营资金的重要渠道，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补记在重庆大张旗鼓建设公租房之际，2010年6月，国家召开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随后，浙江等东部省份陆续酝酿出台地方性公租房发展方案。此时，重庆做法的优劣、成败尤显得意义重大。在与黄奇帆的交谈中，可以感受到，重庆将通过政府的强力主导，完全变更国内过去十多年来以经济适用房为主流的保障房供应模式，将保障房彻底纳入政府供应的范围，并对实施方案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划和计算，改革力度很大。不过，从长期看，政府持有公租房，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严密制度和有力执行来杜绝寻租。而政府将更多公共资源投入保障房领域后，如何通过市场杠杆提升运营效率，避免“全能政府”，从来都是现代政治治理的难题。此外，在金融工具的使用方面，重庆的公租房实践仍凸显了国家政策的限制。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透露，重庆曾考虑发债融资，但是，在地方政府举债方面，国家政策并没有开口子。此外，类似香港等地公屋运营的Reits模式，在内地也依然缺乏操作空间。户籍改革攻坚背景重庆有2000多万农村人口，城乡统筹发展不容忽视。2007年5月14日，重庆市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渝府[2007]65号文”，批准九龙坡区设立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现行示范区。此后，九龙坡区将改革的首要重点放在加快推进户籍配套制度改革上面，提出“逐步建立符合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月后，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改革实验区，户籍和土地改革被摆在首位。黄奇帆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说，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差异化分配城乡利益最直接的标志。此前，各地也多有改革探索，却都没有跨出实质性步伐。重庆的雄心便是真正破题。九龙坡区自2007年启动户籍换社保试验。同年8月21日，在重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工作会议上，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促进产业发展的意见》，将这一试验扩大，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和农村人口转移工作，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转变户口”。在这份文件中，重庆市政府的态度是“支持和鼓励长期外出迁入城镇并有稳定职业的农民自愿放弃承包土地”，而对于那些能“自愿放弃承包地的农民，各区县可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给予补偿、补助，并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与之相应，重庆建立了土地交易所，除了用于农村各类土地经营权、使用权交易，还推出了旨在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制度的“地票”制度。根据这项创新制度，由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编制城乡建设用地挂钩专项规划，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复垦为耕地，验收后即可形成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亦即“地票”。地票在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需要建设用地指标的主体，均可在政府制定的交易基准价格基础上参与竞购。地票拍出后，即可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地票拍卖所得，按8：2的比例分配给农民家庭和农村集体组织，地票持有者则可在日后凭地票竞购相应面积的城镇建设用地，其购买地票的费用，可冲抵这些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及至2010年7月28日，重庆市政府召开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会，标志着重庆市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此次改革主要面向重庆市籍的农村居民，主城区、31个远郊区县及乡镇对农村居民的转入条件有所不同。主城区需要申请人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或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子女可申请在合法固定住所迁移入户；31个远郊区县城标准则分别放宽为务工经商三年以上，三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乡镇的条件则较为宽松，农村居民本着自愿原则，可就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8月1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施行，据此，自主城区到远郊区县，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本市农业户籍人士，均可转为城镇户口，农民转户后三年内可保留“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到8月15日，相应的土地补偿、社保缴费标准出台。目前，全市40个区县807个派出所全面受理符合条件的农民转市民申请。按照“分两步走”的规划，2010年至2011年，重庆将推动338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第二步，则在2012至2020年间，以每年转户80万-90万的速度，最终累计转户1000万人，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以上。目前，这一比例仅为29%。与公租房计划一样，这次改革起步力度极大，亦因涉及人口众多，被称为全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除了规模，此次重庆转户，亦有多项突破措施。首先是转户对象并没有局限于本地农村户籍人群，还包括外来的、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其次，这次改革的“农转非”条件比较简单，仅参考务工年限或投资纳税，比较接近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基础制度的本质。第三，转户后，农民将“穿上城里的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同时，重庆规定，在三到五年的过渡期内，转户农民可保留这些土地资产，此后，政府有偿收回。第四，在宅基地退出中，根据“地票”制度，尝试运用金融工具调节城乡土地资源。目前，第一阶段的338万人口转户正在推进，其中包括整体将70万在重庆就读中专、职业高中和技校的农村户口的学生转为城市户口。疑虑过往各地户籍改革往往陷入城市向农村单向扩张，以城市获取农村土地资源为落点，此项改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在2004年，广东深圳在将特区外全部农村户籍人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操作中，便直接提出“转地”概念，承认此举目标是为深圳城市发展补充储备土地。重庆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甫一出炉，即面临诸多争议。由于政府制定大规模转户计划，亦引发社会质疑是否“强制农民转户”，强制城市化。事实上，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得知，在重庆九龙坡派出所，即有每月必须转户多少的硬性指标，有违自愿原则。● 由此引发的是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的怀疑—重庆是否仍在重复以城市化名义对农村资源再次盘剥的老路？● 即便出发点良好，使用农民并不熟悉的金融工具—“地票”来实现农村建设性用地退出和使用权增值，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中，怎么合理分配集体组织与农民的收益？是否能保障农民成为受益主体？● 户籍制度改革无疑要付出巨额成本。以重庆第一步转户338万人计，总资金需求已达2070亿元，其中，城市的“五大保障”须花费1300亿元，推出农村“三大保障”需要770亿元。政府如何“埋单”？●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长期捆绑了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欲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为何不直接取消户籍，改为人口登记制度？黄奇帆说：“平衡土地资源但不以转地为前提”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有三个悖论。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只有中国耕地越来越少，这跟户籍制度有关。因为当农民进城以后，如果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了，农村的宅基地本应退出转为耕地；如果进城的农民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多年后，他又要回到农村建房子，那他农村的宅基地就不退出来，最终，他两头占地。只有中国存在这样的奇怪现象。第二，在城市化后，农民的土地越来越细碎，没有规模效应，这同样跟户籍制度有关。现在，中国有2亿农民进城，可他们实际上进不了城，还是要回农村，还是9亿农民在分18亿亩耕地。城市常住人口再多，户籍制度不变，土地依旧难以实现规模经营。第三，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总是有两类人：一类是城市居民；一类是农村居民，只有中国出了第三类人——农民工。他们每年像候鸟一样迁徙，这同样是户籍制度造成的。既然农民工对城市做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为什么要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他们？分析这三个悖论，可知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让农民富不起来的制度。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城市，重庆市必须破题。如果这件事办好，还能够拉动消费，城乡的土地资源也能平衡，我刚才说的三个悖论也能够迎刃而解。以城乡资源互动来说，目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红线保护和土地用途管制。以建设用地为例，如果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退出宅基地，城乡建房用地相抵后，至少人均节约用地130平方米。全国如有2亿农民转户进城，宅基地复垦后，理论上可以净增耕地3万平方公里。那么，我们是不是以土地置换为户籍改革的前提呢？我可以明确地说，重庆市目前允许338万人进城转户，是坚持“以人为本”和自愿原则，农民工能换户口，是以他的劳动力、以他的有效的就业为前提。他的劳动力能将城市的人口红利增加。其次是使城市年轻化，因为重庆城市平均年龄已经到了50岁了，这些转户的年轻劳工可以使平均年龄下降到40岁，延缓城市老龄化。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不存在强要土地的问题。实际上，首先要解决的人里面，有60万-70万的中专、职校学生，8月已经把档案准备工作做好了，9月开学即整体转为城镇户口。还有60万-70万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制度，在农村大多数是没有承包地的，也就是没有转户换土地的可能。此外，我们还要将44万历史遗留的“农转非”未转人员一次性转户。剩下来约150万人，是有地的农民，是不是交了地才给他户口呢？也根本没有以这个为前提，只要符合工作年限条件就可以转，“五个保障”一步到位。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则给他们三到五年时间，自由考虑是否要退出。但是，目前不能撂荒，要委托给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社用于农业生产。“农村‘三大保障’逐步退出”农民转户进城后，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理应该随即退出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但是，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硬性要求退出，那是典型的本本主义，是对农民基本权益的漠视和侵害。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弹性退出机制，保障转户居民的合法权益。首先，对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给予三到五年过渡期，并保留与农民身份相关的计划生育、与土地相关的种粮直补等权益。过渡期内，可以全部退出，也可以部分退出，可以保留收益权和经营权，也可以只保留收益权，流转经营权。在农民通过三到五年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对土地依赖程度减弱后，认为不再需要农村的“三件衣服”时，即可毅然脱掉。这是尊重农民意愿的表现。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收益归集体，使用权收益归农民，为此，我们建立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退出补偿机制。其中，宅基地退出以土地交易所为交易平台，农民除了参照征地政策获得一次性补偿外，还可以参照“地票”在交易所的价款，一次性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和购房补助。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仍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并以“地票”的形式在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目前，重庆在土地规划上的做法是，每年从国土资源部获得的用地指标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和工业用地，大部分的房地产开发则通过购买地票，来取得额外的用地指标，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用地指标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这样，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满足城镇化建设用地需求，还可以利用级差地租，提升农村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从重庆的实践看，偏远农村宅基地复耕后的价值，由每亩2万元上升到每亩15万元左右。这些收益如何在农民和集体组织间分配，我们一开始的方案是5：5分，后来定为8：2，即农民8，集体2。同时，如果农民已经不在农村居住，进城了，土地完全交给村集体了，则“地票”的全部收益都归农民。承包地比较简单，退出时按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对本轮承包期剩余年份的权益给予一次性补偿。目前，一般退出宅基地及农房的，农民每亩可以获得10万元以上的补偿，流转承包地每亩可以获得1万-2万元不等的补助。此外，为解决转户与退出不同步的问题，我们组建了农村宅基地整治流转机构，并设立了50亿的农村土地补偿周转金，若集体组织支付退出的承包地补偿有困难，可由这部分先垫付。“成本理应由社会各方面共同分担”作为一项时空跨度较大的改革，户籍改革的成本不是全部即期支付的，而是通过一段时间渐进到位。在城市的“五大保障”方面，养老和医疗是大头，转户对象多为青壮年，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会在今后10年到15年逐步体现出来，目前解决338万进城民工的福利问题，需要花1400亿元。其中，政府需要投300亿元，主要承担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就业培训以及公租房、学校等社会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但是，平均每年只需投入20亿元。重庆每年财政收入超过1000亿元，拿20亿元为农民工做这件事，实在不是难事。企业则要承担900亿元。按现在的规定，如果农民工在工厂月收入1500元，企业按工资基数的12%为他买养老保险，转为城市人口后则为 20%，差八个百分点，为此，企业15年内要增加支出400多亿元。在医疗保险方面，一个农民工一年付480元，城市职工1400元，差1000元，转城市户口也会使企业增加400多亿元投入。两者相加就有900多亿元。有人担心，这样企业负担太高，会破坏了重庆的投资环境。请问美国政府都对公民不分种族、不分民族同等待遇，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区别待遇，公平吗？政府就该制定这个游戏规则，要求国企、民营、外资、内资，只要在重庆生根的企业，通通都要这样做，体现同工同酬同待遇的公平。还有200亿元，用来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理论上，已经在重庆城里待五年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有房子住。但是，有了户口后，可能需要把父母、孩子接过来一起住，可能就改租公租房。在另外的预算里面，重庆市投入了750亿元做公租房，不需要政府再出钱了，而由转户居民自己出租金养自己，这大概就是200亿元。“‘户籍无用轮’脱离实际”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长期以来捆绑了大量不同标准的社会福利，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户籍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其实，不同群体对户籍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对富裕阶层而言，可以不受户籍制约“天马行空”，可对农民、特别是贫困群体来说，户籍仍然是最终的“保护伞”，因为农村的“三大保障”仍然是可以退守的避风挡雨之处。所以，单纯取消户籍，只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乌托邦式的玄想。户籍改革是综合性社会重大变革，既要考虑社会心理，又要考虑利益平衡，也要考虑可操作性，还要考虑成本的承受度，是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体系，因此，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绝不能搞行政命令和“一刀切”，绝不以强制性措施来推进。补记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和复杂注定了其极富争议。尽管重庆市政府有决心，有举措，但这一改革事关最重要的两种资源——土地与人的配置，其落实要远远难于构想蓝图。重庆创造了相对简化的“农转非”条件，较过往更为重视人本主义，也强调了交易中的自愿原则，但仍未完全摆脱以行政指令推进城市化的套路。农民的愿望能否真正得到尊重，其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改革实施，而“魔鬼藏在细节中”。地票交易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亦值得关注。在重庆土地交易所成立初期，政府对交易双方的资格条件未作特别限制，农民即可参与地票交易。但是，因为土地整理需要付出一定的原始成本，实践中往往是有关公司直接替农民整理土地并自己成为交易主体，在地票卖出后再分给农民部分收入。交易主体悄然变化，农民利益如何保证？目前尚无法治手段确保农民从地票交易中获利。一位持续观察重庆户籍改革的土地专家指出，重庆的做法并非不可为，但仍需解决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操作透明度不足等问题，以保障农民权益，核心还在于围绕土地权益的法治体制完善。加工贸易构思背景在谈及户籍改革时，黄奇帆提及吸引新生代劳动人口，以增加城市人口红利。这与重庆正大张旗鼓吸引加工贸易的战略亦互为表里。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明显特点，即地方政府主导及优惠政策竞相出台。重庆亦在其中角力，并从过去30年给沿海带来极大利益的加工贸易入手。过去20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占比很低。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东部沿海尽占区位优势的原因，而重庆发展加工贸易，便须以新的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以此新策略，他曾于2008年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此后，他再赴台湾，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引入重庆。广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接踵而来，大批零部件企业亦相继跟进。所谓“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与此同时，重庆亦在过去几年大力发展物流业，调整江北机场改扩建规划，开通重庆至深圳盐田港的“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此外，由于欧亚大陆桥南线打通，也使重庆到欧洲比沿海海运到欧洲快了24天。疑虑“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并不完全被外界认可。● 从零部件到组装到研发全部在本地配套，会不会因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需求不一致，牺牲最优性价比？● 笔记本电脑下游企业向内地前移后，上游供应商将如何动作？● 重庆另辟蹊径的加工贸易新模式，是否将导致与东部在低端加工贸易业上的零和博弈？黄奇帆说：“‘重庆模式’的三个概念”对西部而言，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解决，加工贸易向内陆转移的愿望就只能是一相情愿。我们用整机和零部件垂直整合的模式，改变了世界上整机、零部件代工、设计和销售水平分工的模式，实现了一体化，并形成了新的核心生产力。这其实是重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加工贸易模式的第一个概念。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我们决定把发展的眼光聚焦到这个市场前景广阔的行业中。2008年，我曾到惠普总部与其总裁会面。我提出，当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约1.6亿台；到2011年、2012年，可能会达到3.2亿台或者3.5亿台。惠普在全球市场中占据四分之一份额，意味着未来有4000万台增量。对于这些新增的产量，你们是放在中国沿海就地扩张呢？还是有新的布局？我提出，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贴。我们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当品牌商决定地点后，代工商就会跟过来。2009年1月，我去台湾见了富士康的郭台铭。一见面，我说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跟你讨论一个战略。惠普给了重庆4000万台电脑的单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至少可以把三分之一或者把2000万台交给富士康做，把你的零部件制造基地，也带到重庆去。谈了一会，郭台铭把富士康的四个副总裁、十个部门经理都叫来了，跟我讨论了三个半小时。拿下惠普、富士康等项目后，100多个零部件供应商跟着来了，因为零部件生产有规模效应，需要大项目来带动。传统的加工贸易其实是浪费能源、浪费交通、浪费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么干，现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现在，哪个地方能实现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谁就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基地。重庆本身就拥有比较深厚的工业基础，能够支持本地生产80%的电脑零部件，就地生产，就地组装。笔记本生产基地在重庆落户后，惠普、思科、富士康、英业达等的研发中心也纷纷落户，使重庆由单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拓展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新模式的第二个概念是以人为本的“社保模式”。加工贸易的特征，一个是大进大出，一是劳动力大规模集聚。我们搞加工贸易，也会聚集数以万计的劳动力。传统加工贸易存在“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员工的生产和生活往往局限在厂区狭小空间。加上户籍制度的缺陷，极易导致员工出现心理问题。富士康在深圳厂区的 “12跳”就是例子。我们改变了这种模式。所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只管厂里的事，职工出了厂就步入社区、进入城区、融入社会，是一个社会管理，不是企业管理。我们在加工贸易区造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中级员工住公租房，高级员工住商品房，自己买，给予个人所得税退税。以这样三个层次，把员工分散开来。因为政企分开，政府和社会把员工生活揽下了，企业只造厂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资也节省了，这也有利于招商引资。第三个概念比前两个更有宏观意义，即金融结算模式。在过去，中国有1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额，全部的金融结算都在海外，中国的各个沿海省仅收到了劳动力的加工费，加上大多数税收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免五减半”，等于就没收什么钱。加工贸易在全球布局，如果每个地方都设一个结算点，是低效和浪费的。所以，这20年来，不管一个公司的结算体系有多复杂，全球的加工贸易都在第三地做统一的结算。比如惠普，在亚太地区有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在新加坡。我们跟惠普合作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下，我们对外汇管理制度开展了改革试点，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离岸账户，并使人民币自由兑换。通过跟惠普最高层的艰苦谈判，最终促使惠普将亚太结算中心转移到重庆。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它给重庆带来巨大的好处，即“结税”、“结汇”和“结人”——给政府带来税收，同时给结算银行带来中间收入，并提供成千上万高级会计师等“白领”岗位。这三个概念结合才是“重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重庆同时占有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因为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这里的时候，高端研发也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你这里的时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行动。“推动贸易高端业务竞争”重庆通过创新模式，把世界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增量这一块“抢”到了重庆。以后西部地区也可以按我们的方法去获得新项目，提高整个西部在这一产业的市场占有量。这自然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这是个适合中国西部、甚至是适合整个地球的新加工贸易模式。重庆也并不担心经验被沿海复制。沿海也可以将零部件和原材料集成整合，但是，当物流成本打平以后，加工成本就起决定作用了。内地油电煤运的成本低，加工成本也比较低，我们仍有竞争优势。补记重庆对于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新局面。不过，我们采访的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重庆加工贸易的格局以项目破题，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批给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港区，使之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重庆在惠普项目后进一步促使惠普将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至重庆，亦有赖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重庆独家试点开设连账户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在采访中，黄奇帆谈到他在设立结算中心的创新时说：“在这里当市长其实是很幸福的，不断地在改变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是国家的大事情，甚至和全球有关系。每一件事都可以给重庆带来几十亿、上百亿的税收，这才叫做核心利益。”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过，截至目前，全球加工贸易的总量仍集中在沿海，在中国，广东、江苏和上海三个省市就占据75%的市场份额。重庆在加工贸易领域的实践尚短，结算业务亦刚刚开始。在促进企业和产业自主流动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另类金融中心背景两年前，黄奇帆提出，重庆将建成除银、证、保以外的“另类金融中心”，重点发展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八类另类金融机构，以区别于上海以交易市场为主导的定位，并和北京以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为特色的金融中心相区分。至2010年，重庆金融业占整体GDP的比重达到了8%，仅次于北京的15%和上海12%，位居天津、广东之前，在本地产业中，高于房地产的比重。其“另类金融”规模占到重庆整个金融产业规模的30%。在惠普结算中心项目上尝到甜头后，黄奇帆进一步为重庆金融中心定位添加关键词，强调将建设重庆成为“国际结算类金融中心”。在惠普的加工贸易结算中心之后，重庆又在电子商务离岸结算上有所斩获，并正积极寻求离岸数据结算等新型的结算业务。此时，重庆两江新区也正式挂牌，这是国内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以新区命名的又一个“经济特区”。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指出，与前两者一样，两江新区也将以发展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新区的获批也意味着重庆在金融创新上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性竞争优势。惠普等结算中心落户重庆，除国家外汇管理局开放试点外，亦受益于重庆仅15%的企业所得税率。黄奇帆认为，有北京、上海在前，重庆即使把金融销售市场和银证保业务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而“把市场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结算作为高地，由银、证、保和销售市场托底，重庆的金融中心就成形了”。疑虑重庆想做的事是不是太多了？这是许多对重庆金融业发展持有疑虑者的担忧。尽管黄奇帆已为重庆定下两个主题词，即另类金融和结算中心，然而，在实践中，重庆在金融领域大有全面开花的势头。如此，重庆会不会面对“金融中心们”的过度竞争？金融产业以人才竞争和创新意识竞争为要，重庆还有多少未发之招？黄奇帆说：“重庆做法与众不同”我们提银证保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重庆的目标是成为有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积极发展信托、租赁、担保、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和结算中心等。比如租赁公司，中国最大的金融租赁公司，是重庆跟中石油合作的一个60亿人民币的租赁公司，可以融通800亿元。这样做的结果，等于中石油从黑龙江到克拉玛依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七八百亿元设备租赁或者投资，由重庆的这个企业来完成。此外，重庆正在跟平安保险集团研究打造一个全国性租赁担保公司。总之，要把重庆变成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发展高地。我们要搭建大平台。世界贸易除了实物、加工，发展最快的就是电子商务。在这个领域，如果出现跨国支付，也将出现结算业务。目前，eBay下面的PayPal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电子商务结算公司。2009年结算了80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是跟中国的国际结算。预计到2015年，可达1000亿美元。它绕过了中国外汇管理的整个系统，也绕过了中国的税收。我们跟它合作，将它和中国的所有网站公司发生的结算放在重庆。我要做的是说服外管局和海关改变了三个游戏规则。第一，小单变大单，不再10美元、15美元一单单地结，而是几亿美元一个月一结。第二，事前变事后，将过去事前审核贸易合同，变成事后核对；第三个，先给我们一个1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然后，自己就周转了。周转一个月，如果用掉了9亿美元，再兑换9亿，补上去。这样，一年就有120亿美元的结算额度。这些需求现在都获得了外管局支持，开始操作。因为国外结算公司也了解中国的电子商务每年以60%的幅度增长，他们希望在中国外汇管理规范之下，将平台做大，而不是仅依赖现在非常有限的海外人民币存量。我们初步核定100亿美元的结算中心，可以产生11亿人民币的税收。重庆将变成中国的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交易所：看谁更会做”除了现有的几大交易所，我们还打算发展一个票据交易所。此外，我现在正在动脑筋的是OTC。一，它应该成为计划上市的公司的三板市场，要进A股市场的，先在OTC运转两年，有条件后可以进A股市场。第二，A股退下来，老百姓不能买卖了，但法人可以对它买卖的公司，这就退到了OTC上。换言之，OTC就是起到A股市场的升级板、降级板的作用。此外，还可以买卖债券,就是非股票型的各种票据、可转债这一类。我相信，其他城市也在做类似的尝试，那就看谁更会做了。补记在采访中，黄奇帆没有谈及如何突破金融人才的限制。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曾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坦承，重庆在2009年引入20多家银行，人才储备不足便是遇到的大问题，也是重庆建立金融中心的巨大的挑战。据罗广介绍，重庆目前主要通过全球招聘解决燃眉之急，并大量选派人员到海外培训。此外，也注重通过合作培训人才，比如与一些股权投资机构建立合资公司，不参与分利，而着眼于本土人员参与专业团队，从而获得学习机会。重庆在引进人才方面，还提出了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将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的40%部分，头两年给全额补贴，后面三年留存一半用于补贴；在当地购房可抵扣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等等。重庆金融业的持续竞争力还有赖于金融人才储备的成效显现。国资问答国资由弱变强，并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是黄奇帆的精心之作。无论是庞大的公租房计划，还是牵涉重多的户籍制度改革、产业新政和金融战略，强大的国有资本可谓身影处处，不仅受益于其中，亦是政府意图的强力执行者。政府为主导，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正是重庆“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也是了解黄奇帆整体思路的重要落点。因此，在经济上以“公司型政府”描述重庆并不为过。外界关注重庆国资战略，也对政府主导的八家投资公司（八大投）议论纷纷。我们与黄奇帆就此有如下对答：财新-《中国改革》：应该怎么看待今天国有资产在重庆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黄奇帆：重庆从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到1万亿元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转变：第一，资产的分布方式。原来重庆1700亿元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第二，企业的组织结构有了深刻变化。原来有市属集团70个，每个集团还有几十家子公司，就是所谓“处级公司”，每个公司资产不到1亿元，杂而散。现在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增长到11000亿元，集团数却从70多个变成了32个，每个集团下属企业数不会超过20个。集团的法人数原来是2000个，现在是600个。这样“出血点”少了，资产向优秀企业集中，向优秀企业家集中，管理的集约程度、组织化程度大大加强。第三，重庆的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和工具。我认为，美国政府是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更应该这么干。比如，为什么我们担保公司特别多？在全市担保公司100亿元的资本金当中，有65亿元的资本金是国有资本金在做担保，这些资本金可以放大8倍，能够做500亿元担保。同时，由于国有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了，所有的担保业务服务对象，都是民营中小企业。换句话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搞民营企业、搞活中小企业，为其解决融资难问题，重庆国有企业起了桥梁的作用，是宏观调控中金融工具的一种延伸。国有控股的地方银行也按中央宏观调控，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就是起着融资的作用。重庆在金融危机当中，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余额增长率都在50%多，远远高于全国，是跟这种调控方针有关系的。国有融资平台即“八大投”，搞基础设施不太赚钱，拿着巨额的资本金在干活，实际上是把投资环境改造好。投资环境改造好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才会来得更多。重庆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如果没有这些投资集团把基础设施建设做了，现在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势头就起不来。整个西部地区，哪怕全面开放高速公路市场，民营企业也是不投的。因为这里高山大川，造100公里高速公路大约有60公里的桥梁、隧道，投资成本平均要每公里7000万元，比上海、江苏、广东的高速公路要高一倍。同时，上海、广东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所以，投入产出低于上海等地的四分之一，没有民企愿意干。这就要由国有企业担大梁，创造投资环境。另外，重庆国企每年至少有200亿-300亿元补给财政，作为专项使用经费。重庆有三个财政口袋：预算内财政，搞民生；预算外财政，就是土地财政、基金财政，搞建设；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专项投资。这样一来，重庆财税可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重庆是全中国过去20年惟一做到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4%的城市。现在，重庆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已经占到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这跟国企队重大项目的支持分不开。最近，理论界在讨论，说国有企业的利润是全民的资产。眼下重庆国企有3000多亿元净资本， 10%的回报就有300多亿元，其中，100多亿元在国有企业自己内部循环，有200亿元装到市政府口袋里为社会服务的，也就是交了公粮。财新-《中国改革》：那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如何？黄奇帆：重庆的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很好。宏观地说，假如重庆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挤掉了，也不正常。但是，因为整个经济高速增长，国有企业做的很多是控制力、影响力和社会投资环境改善方面的工作，环境改善以后，民营企业至少每年有20%的增长。在重庆，民营企业的比重这几年从50%增加到60%多，GDP中非公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而五年前50%左右，十年前只有30%多。非公经济包括外资、民资等等。总体讲，重庆非公经济没有因为国有企业超常规发展而受损。在金融业，原来重庆有几个民营控股的金融机构，出现30%以上的坏账，快要倒闭了。政府和国有企业投入了几十亿的资本重组，市场化运作，最后变成了优质资产，市值从40亿元变成400亿元，原来的民营企业股权也相应地升值，皆大欢喜。财新-《中国改革》：现在政府有无计划退出？黄奇帆：为什么要退出？怎样退出？不能简单地靠理想主义，觉得政府不应该控制企业，好的时候就应该退出。不过，我们其实是在退，按市场化的原则退出。现在，重庆几个金融企业都是资本市场上私募基金、民营机构和外资机构追逐的热点，有的已经上市或正准备上市，价格比重组时涨了几倍。我们从2009年四季度到今年年底，大概会卖掉一部分，但还是要控股。准备套现100亿元，拿来投到工商企业集团。最近这段时间，受金融危机影响，工业企业不好搞，民营企业对工业投资不怎么感兴趣。真正有价值的工商企业，是很有投资价值的。无人问津的时候，国有企业应该有双慧眼，担当大任，拉动经济发展。100亿元投下去，过三年可能又会变成300亿元了。工商企业一有钱，就会收购兼并一些撑不下去的企业，三五年后经济好起来，市场结构会变的。国有企业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财新-《中国改革》：现在各地政府的地方融资平台比较受关注，债务也都比较高。重庆的地方融资平台曾经以“渝富模式”著称，现在债务风险如何？黄奇帆：重庆的 “八大投”就是八个融资平台。2002年，“八大投”以200亿元起步，现在已经有4000多亿元总资产，它目前的负债率是55%，资本与债务是平衡的。这些融资平台用不着财政做担保，“八大投”互相之间也不担保，“八大投”内部专项政府资金不能挪用，专款专用。如果按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来定性，“八大投”一个都不是。我们对“八大投”的管理有三个平衡的原则，就是资产负债平衡，大体上就是50%对50%，负债绝不能超过60%。第二叫现金流平衡原则。第三个是投入产出平衡原则。就是投资以后总要收钱，不做亏本的事。其操作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修高速公路、建污水处理厂等，可以收费，这是一种平衡；第二种情况，如果就是干政府应该干的事，比如，城市道路和广场绿地，政府在三年里连本带息付钱给它们，可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政府拨款，也就是收支还是平衡的，只是时间换空间而已。第三种情况，“八大投”跟企业合作，比如，修路搭桥，如果对方没有钱，可划一块地作为土地储备。 过三五年以后，土地会升值。“八大投”可用增值部分来平衡它投入的那些项目。这种升值带来的收入是国有投资集团的，不是个人发工资、奖金的钱，和房产商靠囤积土地、储备土地发横财的概念完全不同，有一种土地平衡的潜能。第四种情况， “八大投”也会有股票上市、收购兼并，或者存量转让，也会赚一把钱。世界银行考察了重庆的“八大投”，总结了“渝富模式”，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就是说，重庆市一级信用平台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区县级的信用平台。区县的信用平台数量过多，结构复杂。信用平台太大，会有官僚主义的问题；规模太小，则会有管理不善的问题。区县的经济总量不大，如果有七八个融资平台的话，很容易出问题。其次，区县的信用平台普遍都会让财政担保，甚至动用人大来履行担保程序，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平台，而是行政化的信用平台。再者，个别区县的信用平台的债务已达到其财政支付能力的两倍，甚至三倍，问题很大。最近，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所有区县级信用平台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规定六个中心城市可以搞两个，其他县区只能有一个平台；融资平台不能用财政担保，必须用自己的资产自我担保，形成企业化信用平台。合理的做法是把财政手中的资源，比如说30亿现金，或50亿可以买卖的存量资产，划拨给资产管理公司。如果这个资产公司如果有了80亿资产，再运营50亿就很正常。我们还规定，债务余额不要大于一年的财政收入或者支出，这是极限。财新-《中国改革》：重庆的区县级信用平台现在风险大不大？黄奇帆：整个重庆，包括区县和市级政府，跟财政有关的债务余额是1200亿元。今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预计达1800亿元。所以，整个重庆的债务余额是重庆一年收入的60％-70%，是在安全线以内的。其中，市级政府一年有700亿、800亿元的收入，债务余额只有300亿元，状况是健康的。区县融资平台的债务有900亿。但它们实际的收入水平大约为1000亿元，基本上在1：1。宏观上来说，风险还不大。但是，对于债务偏高的五六个区县，就必须要求它们把比例降下来。三年以后，如果债务增加不多，财政增长迅速，就会逐渐平衡。总的判断是，宏观上没有什么风险，微观上有些点上的问题。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革命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于1948年秋天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后，当我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父母带着我离开的时候，解放军正在炮轰上海。我们一家搬到了日本，我就在1950年代充满着公众抗议运动的日本长大。当时，我父母在圣约翰的同事们经常从中国过来，到我们在东京的家来看我们，谈论中国的情况，晚餐桌上的谈话常常继续到夜深。正是大人们这些有关中国革命及其命运的热烈讨论，激发了我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兴趣。　　从我在19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到新近出版的《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我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今天的中国，从闪亮的天际线到无处不在的星巴克和大超市，看起来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时代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毛逝世以后的三年，我到南京住了一年。那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票证的年代，我记得吃饭要用粮票，买衣服要用布票，大家都穿着蓝制服，吃的是不怎么新鲜的卷心菜和很硬的米饭。当时的留学生团体都比较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的生活也很革命化。清晨，跟着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醒过来。我们中一些比较健壮的，但不包括我自己，就会以革命的热情冲出去随着广播早锻炼。我们互相之间以同志相称，还在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争论中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　　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变革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经济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去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纪念费正清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报告中是这样阐述举办会议的考虑的：“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 这一新的发展瓦解了我们从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叙述。”会议报告认为，历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需要采用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革命已经不再能够指导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中国发展的解读。　　我前一段时间去访问古巴。现在的古巴，还是到处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革命这个词，不仅是官方的广播和官方的媒体在讲革命，老百姓也谈论革命。古巴人似乎对革命有共识，你随便问一个古巴人革命意味着什么，你会得到几乎同样的回答：第一是高质量的教育普及，第二是高质量的全民医疗服务。　　在中国，情况似乎不太一样，大家现在都不大谈革命。但是如果随便问几个人革命的意义何在，你都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中国的革命太多了，所以大家对革命都有不同的看法。从近现代史上来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些人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说成是一种革命，革命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次革命，都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后果，而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重大事件。也许这也是中国人不爱谈论革命的一个原因。在上海的马路上，你听到的都是对购物和股票的议论，而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事情。然而，我却要说，历史学家只有把今天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时代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发展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才能对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革命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然显而易见，研究中国革命，才能懂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影响。对最近这一轮的经济革命，也必须在前面所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基础上来理解。在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历史同样影响着今天的发展，我自己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8世纪革命对于今天美国政治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意义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就地域之广和多样性来说，可与中国粗略相比的自然是印度了，后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其计划开始于1980年代，但只是在该国于1991年发生全国性经济危机之后才显示出特别的紧迫性）。然而，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差异极大的改革模式，不仅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及政治制度。无论如何 ，这两个国家近年来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 就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个要素而言（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平均收入、工业化、生产总量、出口量、资本流动、外债，等等），中国远远超过了其邻居的发展速度。而且，就基本生活指标而言，如文化水平和生活期望值，中国也远远超过了印度。　　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的学者，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判断。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印度在经济改革上有优势。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它的经济改革不如中国那么有效率。不管印度的情况怎么样，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在毛泽东的年代里打下的。毛泽东的革命，开始于中国农村，1949年以后，他仍然关注着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在政府的关注之下，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有消极的方面，但是也有积极的方面。特别当我们比较印度的情况时，这些积极的方面就变得非常明显。　　在1949年，国际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印度工业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景，会比中国好得多。因为当时印度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另外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批行政官员，建立了规范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以及非常成熟的英国式的司法系统，这些都是印度的优势。但是30年以后，即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印度。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hoads Murphey教授认为中国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因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义无反顾的投入和三个相关方面的优势：即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几年之前，印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的优势正是印度的弱点，即印度没有对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有足够的投入和关注。50、60、70这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很多可以批评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为农民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以及农村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此看来，费正清中心纪念会议的前提，即“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是有问题的。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　　在谈中国革命之前，我们应先给它一个定义，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中国革命。但是如果把中国革命定义在一种或两种意义上，我们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长的历史年代，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很难仅以一概全。　　今天我想讲讲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意义的看法，我这一看法是根据我最近正在进行的对安源煤矿的研究中得出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感谢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是他把我带到了安源。前几年的夏天，我和于建嵘先生一起到安源地方去做调查。但在感谢他的同时，我要做一个声明：我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于建嵘先生不付任何责任。　　我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这一阶段，非常有兴趣。这一阶段，即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有很多年轻的、热情的共产主义青年，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 其中一个就是安源煤矿，在那里，他们非常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像安源这样的案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图形，即共产主义的活动家，是怎么在工人群众中找到愿意听从他们、愿意跟着他们一块闹革命的人的一种方法。　　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对中国革命进行研究的专著，但是我们似乎仍然不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这些1921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义来吸引社会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其他的革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中国革命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很大，他们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吸引这么多人参加革命的呢？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完全以一种革命的姿态来接受西方传过来的民主理念，从而反对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但他们还只是一小部分人，而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在观念上有彻底改变。那么这么一小部分的革命青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将他们自己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传播给大众并让大众信服呢？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掩盖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身份，而是利用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就是以一种领导阶层的姿态，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面前。把他们的理念，首先灌输给乡村中的一些上层绅士，再通过他们，让下层的老百姓也同样接受。用“接受”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接受他们的理念，二是接受他们的身份，即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精英，作为一个领导阶层，在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合法性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革命呈现了一个悖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一场反对他们自己传统的革命。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领导者的角色，而宣传了一种其实是反对儒家、号召大众性的革命的这样一种运动。　　我今天要讨论的案例，就是安源煤矿。在1920年代初期，安源得了一个绰号，—— “小莫斯科”。为什么被称为“小莫斯科”呢 ？因为那些热情彭湃的青年革命家，都聚集到这里来，聚集到一个他们认为是工人聚集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时，毛泽东负责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马上就把安源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地点。这里有几点原因：第一，安源煤矿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有超过一万的工人聚居在那里，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安源在江西的西边，而毛泽东主要的活动地方是湖南，这两省是毗邻的，有很多安源工人都是湖南人。　　在 “毛主席在安源”这幅画中，毛主席穿着长衫——知识分子穿的衣服，向工人群众宣讲革命。画这幅画的画家刘春华，在创作这幅油画之前，专门去安源访谈当年那些老工人。那些老工人告诉他，毛主席来的时候，穿的是长衫，是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当时非常的感动，说：“读书人从来不到我们这种破地方来的，竟然一个读书人来了。”那些老工人还说毛主席下井了，到井下去和工人们交谈。他们非常深刻的记得，毛主席当时问他们：“你们上过学没有啊？识不识字啊？”他们说：“我们都没钱吃饭，哪有钱上学啊？”“那你们喜不喜欢上学啊？假如说学堂是免费的，你们去不去啊？”“那我们就去啦，我们都想上学，我们子孙也想上学，我们都想学点知识。”毛主席就说：“好，明年我会派一个教师过来。”　　一年还没到，毛泽东就派一个人去了，派去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李立三当时刚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了他很多古典文学，工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　　安源属于萍乡县，而萍乡县的县长不喜欢白话文，他非常推崇文言文。所以李立三到了安源以后就用他最漂亮的文言文，写了一个要求在安源办学的建议，那封信写得非常漂亮，县长就批准了。李立三在这里办了一个夜校，他穿着文人的长衫，挨家挨户的去访问当地的工人家庭，动员大人小孩都来上夜校。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游学先生”。　　一天晚上，夜校的学生在读报纸时，看到一条新闻 ，即上海的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那些工人读了后，就去找李立三，说：“我们能不能也成立一个工人俱乐部？”李立三非常高兴的答应了。李立三成立的是一个工会，但它的名字叫工人俱乐部。李立三是在开展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工人动员起来参加中国革命。所以他办的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编写的教科书都能很好得结合在一起。　　李立三很聪明地通过传统的手法，来达到他动员工人参加革命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狮舞。湖南，江西的传统，每逢元霄节的时候，一定会舞狮，地方上的武术高手，就在本地的舞狮活动中大显身手，以这样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来跟他们练习武术。李立三就找了一位武术高手，在元霄节的时候，把狮舞舞到了安源地方精英每一家。在舞了一天后，他后面就跟上了几百名青年要跟他学武术了，他最后没有把这些年轻人带回家，却舞到了夜校。到了夜校以后，他出乎意料的宣布：“夜校李先生教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学打了，也不再教拳了，只有读好夜书，才能走正路，要读书就跟我们去。” 这些青年加入夜校后，很快又加入工会。工会就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举办了一个仪式，庆祝新的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这个仪式上，李立三领着头，所有工人俱乐部的工人跟在他后面游行上街，走遍了整个安源。他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工会万岁！”。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般来说，地方上的这种庆典，轿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间宗教中的神，但是这一次，抬的是一尊马克思像。　　工人俱乐部发展了大概有五六百人，这对于安源整个的工人群体（大概有一万人）来说，它还是个小数目。但这五六百人非常热情的投入到了他们的工作中，并做得很好。　　这一年夏天，也就是1922年夏天，毛泽东再一次来到了安源，他认为李立三的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于是他认为举行一次罢工的时机到了。他在回到长沙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李立三，指示他应该考虑怎么来举行罢工了。毛泽东对计划中的罢工，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哀而动人”，要感动周围的人。他的主要目的，是举行一个非暴力的罢工行动，从而取得安源地方上老百姓的同情。　　在罢工开始前的几天，毛泽东又派了一位青年革命家去安源，这就是刘少奇。一般人对刘少奇的印象是头脑比较冷静，毛泽东就是怕李立三太冲动、热情过度，可能会导致罢工失败。而他们两个人，可能是领导罢工的最好的组合。这次罢工进行得非常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李立三能够争取到当地上层人士 (尤其是地方洪帮大头目) 的支持。这些上层人士(象李立三父亲的好朋友，萍乡商会的领导) 出面来调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所有罢工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没有一点暴力。　　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安源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称号。李立三离开了安源，到其他地方去继续做工运。刘少奇在安源又继续呆了三年。在这三年过程中，夜校越办越大，从一个夜校发展成了好几个夜校，人数也扩展到了上千人。工会也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当地造了一所大剧院，这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在这个大剧院里，工会的成员上演各种各样的戏曲、音乐会、演讲，或是举办艺术展览，吸引了地方上和周围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人们。安源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实验田非常成功。此外，工会还设立了阅览室，订了各种各样的书报，工人们在能够读书识字以后，可以在阅览室里自修。　　国民党在1928年国共关系破裂以后，进行了清乡运动。在清乡运动过程中，他们在安源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在关于为什么会在安源遇到这么大阻碍的报告里，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共产党的红色教育。这个报告指出，在30年以前，安源的工人都是土包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什么事也不懂，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李立三到那办了夜校后，安源的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变得非常有组织，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话，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并能做非常有条理的发言。国民党对此感到惊讶。但是最后清乡还是把这个小莫斯科给清掉了，安源的共产主义被镇压下去了。　　1930年秋，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中央红军，他们到安源来征兵。毛泽东这一次不再穿知识分子的长衫，而是穿着红军的军装。很多安源的工人们，也都穿上了军装，有几千名安源工人参加了红军。很多安源工人参加红军以后，担任了红军政委的职务，有十一位安源工人后来成了将军。从1921年到1930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以教育为主的活动，转变到了军事革命。但是如果没有前一阶段共产主义的红色教育，就不可能有后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成功。　　在许多国家的革命当中，文化人和教育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有像中国革命这样的强调教育的功用，强调革命家作为教育家的功用。中国革命，包括毛泽东本人，对儒家的传统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在革命运动当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对老百姓普及教育。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革命投入，它所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在战争年代，就是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教育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去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了91％的识字率。而印度，识字率只有59％。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像这样的在识字率方面的差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说明为什么印度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有这么大的差距。今天我的演讲选择教育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教育这个问题一定都非常关心，也一定会有一份普及教育的责任感。在革命初期，像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所以他们就把教育从大学殿堂带到了民间。　　在今天的中国，大家不再以同志相称，也不再早上伴着革命歌曲醒来，我们现在也不再用粮票、油票、布票，并且物质极为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就不再需要革命了。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我们还是要非常郑重的考虑革命对我们的意义。对于普通的工人农民来说，现在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家庭的医疗费用，都已经到了几乎是很难承担的地步。在我看来，中国革命的一些传统，还是非常值得保留的。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也都会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即不仅考虑自己的教育问题，也要考虑为整个社会提供优质的普及教育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精英在这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是作者2006年6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