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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不少流行观点—意识形态终结论、专家治国论、后工业社会理论等等都同他的名字有密切联系。贝尔的最重要著作是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两者均已译成中文。  一般认为贝尔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但对此不能作笼统的理解。根据贝尔自己的看法，他仅仅在文化方面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第24页，以下所注页码除特别说明外，皆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页码） 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权已不明确，因而企业的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第279页）。 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西方最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尤根·哈贝马斯在比较以贝尔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和联邦德国的新保守主义时，对前者作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虽然总的来说两国的新保守主义都只接受社会的现代性（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层行政），而反对文化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价值观念和现代艺术），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是自由主义，而德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则是立宪主义。对于六十年代出现的出乎新保守主义者意料的那些现象（如激烈的社会批判、广泛的启蒙传统、反专制主义运动、在艺术和反文化领域的先锋派的重新崛起等等），美国新保守主义还试图在理论上寻找新的根据，而德国新保守主义则热衷于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具体的个人、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见Richard Bernstein主编：Habermas and Malernity,Polity Press,London，第93页）。  有意思的是，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一个注释中也承认，哈贝马斯对于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矛盾”的分析批准，其“理论根据是正确的”（第308页）。   　　　　　　　　　　　　　　　　　　　　　　二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的出发点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思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具有相应的文化起源和合法性基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同新教伦理非常相近的，而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禁欲苦行主义：新教徒把此世工作的成功看作是对于自己的上帝选民身份的一种心理验证，因而一方面具有发财致富的宗教动机（这也可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又特别重视经济活动的成功手段。 但贝尔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另外还有一个精神起源，那就是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姆巴特所讨论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 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体现了上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29页）。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包括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都起了推动作用，但彼此间却处于矛盾之中。但恰恰是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并存，才有助于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另外，这两种精神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但真正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对资本主义行为行使“道德监护权”的，仅仅是新教伦理。   经过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贝尔的结论是，原先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合法性、行使对于资本主义行为的“道德监护权”的文化基础，已经瓦解了。贝尔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是三种因素： 第一，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反对“文以载道”的观念）；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题材、手法、材料和观念等等各个方面的创新）；把自我（也就是那个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在贝尔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其实同出一辙。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第34页）  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第170-172页） 第三，市场体系的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提出了多多消费的需要，而且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第67页）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第132页）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贝尔还提到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第298页）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第302页） 对于上述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贝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第75页）“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第76页） 贝尔的这个观点，是他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是要求人为地复兴宗教。他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同上）。“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第302页）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第39页）“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第40页）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面前，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第40页）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用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第320页）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一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第325页）。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贝尔把这个问题理解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对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装）。”（第336页）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第339页）贝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好色的成分。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第339页）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第344页） 简单点说，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二版

[笔者前言] 我曾经撰文讨论过，哪怕在后分析哲学时代，在种种dichotomies或“二分”受到重重批评和解构的情况下，概念区分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西方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在概念区分方面的长处，以及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引进概念区分方面所做工作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这里我想进一步讨论，我们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时，有哪几种引进新的概念区分的方式，这些方式作为引进新的概念区分的方式，会带来哪些问题，甚至会使我们陷入哪些误区。这些问题和误区，也可以说是我们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时应注意尽力规避的思想风险。本文也涉及“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概念区分，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我对王晓升教授有关我对哈贝马斯Faktizität und Geltung中译本书名之处理方式的总体上很出色的批评的初步回应。　　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引进新的概念区分的第一种方式，也是最普遍的方式，是中国人通过从事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用中国术语把原先实际上也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中的一些概念区分，明确地表达为重要的哲学问题。　　这里分别提到的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应该是同一回事；从概念区分这个问题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我们今天在哲学当中熟悉的那些概念区分，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而明确起来的，如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自然和文化、事实和价值，以及原因和理由、规律和规则，等等。这些概念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通过概念区分所把握的那些方面之间的区分，是理解这些方面之间关系的前提；而这些方面的关系常常也就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基本关系，在我看来它们都应该归入“哲学基本问题”的范畴。人类文明的发展，无论是个体精神的发展，还是群体文化的进化，都是逐步在语言中、概念中形成和更新一系列区分的过程。当然，把这些概念范畴区分开来，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我不赞成后分析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如理查德·罗蒂对概念区分的激烈反对，但并不认为在概念区分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对区分开来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作简单的理解。单纯的概念区分的这种思想风险不仅在中国有，在西方也有，所以不是本文的重点。　　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引进新的概念区分的第二种方式，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使我们在思想中建立起一些原先并不清楚、甚至并不存在、但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些概念区分。　　典型的例子是“权力”与“权利”、“法制”与“法治”、“必需”与“必须”。这三个例子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是有关 Faktizität 和Geltung之间的区分或“是”与“应当”之间的区分的：权力的大小是一个经验问题，而权利的有无是一个价值问题；法制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法治是一个社会原则；“必需”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必须”是一种规范要求。第二，它们都是书面写法完全不同，但口语发音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在书面语言中作出上述区分应该是相当方便的，但在口语当中，说话者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区分，则常常并不清楚，由此反过来造成书面表达中也经常出现对“权利” 和“权力”不作区分或乱作区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西方哲学研究和普及的时候，把“rights”和“power”区别开来，把“the rule of law”和“the legal system”区别开来，把“obligatory”和“necessary”区别开来，很有必要。但同时也要防止把这些方面截然割裂开来，因为 rights离开了power往往就无从兑现，the rule of law离开了the legal system就无法操作，规范上的obligatory的依据，也往往就是客观上的necessary。　　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引进新的概念区分的第三种方式，是同一个西文概念，可以用几种不同方式译成中文，而在这些方式中间进行选择，实际上就已经把一些重要的概念区分带入了汉语思维。　　换句话说，我们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向汉语思维引进的概念区分，有的已经存在于西方哲学文本当中，有的则本来并没有明显地存在于西方哲学文本之中，但因为要把西文概念译成中文，我们不得不在不同的汉语语词当中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澄清甚至建立一些概念区分，而这些概念区分可能恰恰在西文的原文中反倒是不那么容易建立的。但与此同时，以这种方式在汉语思维中建立起来的概念区分，往往容易把西方语境中密切联系着的不同方面被迫过于清晰地切割开来。最著名的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到的例子：idealism一词，既可以译成“理想主义”，也可以译成“唯心主义”。当我们强调“唯心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西方人那里或许是比较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在讲近代西方哲学的时候经常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rationalism”的翻译，它既可以译成“理性主义”，又可以译成“唯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用这样两个中文词来翻译 rationalism这同一个英文词，同样也强化了唯理论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区别，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同样，英文中的“law”既可以译成“规律”，也可以译成“法律”。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法律是人为制定的。中文翻译law必须在“法律”和“规律”之间作区分，有助于凸显“自然的东西”和“人为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但这样一来，西方社会思想中的“自然法”的概念就很难理解，西方自然哲学中关于上帝是自然界之“法则”的制定者的思想，也较难表达。类似的情况在翻译civil society一词的时候也有。在西方，civil society的含义随着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演变，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civil society”在汉语中不仅可以译成“市民社会”，也常常可以译成“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甚至“资产阶级社会”（“civil society”的德文对应词“buergerlich Gesellschaft”的字面意思就是“资产阶级社会”）。问题是，中文的这四个词的意思不完全相同，而我们在特定语境中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来翻译 “civil society”。这四个词虽然不同，但相互之间有重要联系；当我们选择其中之一来翻译“civil society”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切断所选择的那个中文概念（如“市民社会”）与其他中文概念（如“民间社会”）之间的联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人干脆在“buergerlich Gesellschaft”之外使用一个在形式上与“civil society”直接对应的词，Zivilgesellschaft。但我们在汉语中好像没有这个便利，由此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麻烦。　　引入新的概念区分的第四种情况：西文中存在着重要差别的两个概念，中文作者意识到两者的区分，都认为应该用两个不同术语来翻译，但究竟用哪个术语翻译哪个概念，没有达成共识，由此会引起一些误解，甚至比较严重的误解。　　比方说，“rationality”和“reasonableness”，哪个译成“理性”，哪个译成“合理性”？“action”和 “behavior”，哪个译成“行动”，哪个译成“行为”？万俊人译的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姚大志译的罗尔斯的《万民法》，都把 “reasonable”译成“理性的”，而把“rational”译成“合理的”，但我认为，罗尔斯对“reasonable”的理解类似于中文的“合乎情理”，故主张译成“合理的”，而“rational”一词则常常用在“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理性选择理论）之类的词组中，故主张译为“理性的”。尤根·哈贝马斯用的action和behavior两个词，许多论者都没有太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而我觉得应该重视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因为哈贝马斯本人很重视这种区别，而且因为忽视这种区别会产生重要的理论后果。我而且还认为应该把 action译成“行动”，把behavior译成“行为”。当然，尽管我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一些论证，但我主要根据英美行动哲学所提出的这种观点到底是否有充分根据，我自己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若不搞清楚，我们在从事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的时候，所造成的问题可能还多于所澄清的问题。　　引入新的概念区分还有第五种方式，往往有这种情况，即英文中的两个不同概念，在我们这里是用同一个术语翻译，而这个术语若放在不同语境中，我们通常是知道应该做不同理解的，但用它来翻译两个的英文术语的话，常常会带来理解上较大的不确定性。　　比方说，英文的efficiency和validity，中文常常都译成“有效性”，但我们都清楚，当我们说“这个方案太脱离实际了，根本就缺乏有效性”的时候，与我们说“这规定是某某人违反程序制定的，根本就缺乏有效性”的时候，“有效性”这个词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指经验意义上的 “效用性”、“实效性”，而后者则指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值得承认性”。这里说的“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看上去只涉及社会领域的人际关系，但若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考察认识论问题，也涉及事实命题是否“真实”或是否“符合”的问题：根据语用的真理论，说命题之为真的主张，也是一种“有效性主张”，是有待于认知商谈参与者们通过合理商谈来确定应否认可的。这两种意义上的“有效性”之间的区别，我们在日常语用活动中通常已有所意识，但未必非常明确；借助于efficiency和validity的区分，可以把我们在中文语境中对两者之间的区别，有更加明确的意识。但如果我们不努力从建立必要的概念区分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话，我们反而会因为中文当中用的是同一个词，反过来连西方文本中已经相当明确的概念区分，也视而不见。与此类似的是 “legality”和“legitimacy”，中文常常把两者都译成“合法性”，但我们在说“政府的这个房屋拆迁行为根本没有合法性”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可能是政府的这个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也可能是政府的这个行为即使有实证法的依据的话，也缺乏道德正当性。在特定的语境中，我们所说的“合法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可以区别的；但抽象的一句话，尤其是在中文语境中翻译或转述西方人的一句话，确切的含义往往不容易搞清楚。就像借助于 efficiency和validity的区分，可以使我们对不同语境中“有效性”一词的含义的差别有更明确的意识一样，借助于legality和 legitimacy之间的区分，我们也可以把不同语境中“合法性”这个词的不同含义搞得更加清楚。当然，就像刚才所说，另一种可能恰恰是反过来把汉语中非分化状况，带到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中去。　　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在这里要搞清楚的不是某个多义词的多种词义，而是搞清楚对于个体成长、社会进步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范畴区分问题。事实上，中文的“有效性”所对应的两个英文词efficiency和validity，以及中文的“合法性”所对应的两个英文词“legitimacy” 和“legality”，都涉及前面提到的Faktizität 和Geltung之间的区分。在汉语中—尤其在日常语言中—把英文中用不同单词表达的两个对举概念用同一个词来表达，是否也说明在中国人的通常用书面语言进行的理论思维和通常用口头语言进行的日常思维之间，存在着一些意味深长的落差？

哈贝马斯希望所有宗教的信徒为了能够生活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的、文化上多元主义的社会中都能经历一个三重反思：坦然接受面对其他教派或宗教遭遇时所发现的认知差异，适应享有对世俗知识之社会垄断权的科学的权威，同意基于世俗道德的立宪国家的诸个前提。

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是一本既深刻又片面的书，而且恰恰因为片面，才达到了深刻。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解释马基雅维利，麦考米克对选举民主的局限性进行了反思，建构出一个有助于平民制约本国经济精英的政治控制力的制度模型，而这在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都在加剧的今天，变得尤其具有时代针对性。然而，认为马基雅维利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的原作者，则面临着许多文本解释上的困难。

新浪历史1913年系列访谈之二：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重回百年前的1913年，寻找历史线索。这一年，为何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刚刚一年，就遭遇了政治上的大动荡，最终使得共和体制难以运转。新浪历史1913年系列访问，从这一年年初大选开始。本期，我们访问了北京大学章永乐教授。他从辛亥年缔造的政治、军事格局开始，分析1913年宋教仁遇刺之前各种力量博弈之下所埋藏的危机。采访嘉宾简介：章永乐，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宪政史，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新浪历史：章教授好，1912年是中华民国的过渡之年，它的政治状况如何，能否大致介绍一下？章永乐：1912年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基本政治框架的搭建：清帝退位、南北政府合并、袁世凯主政新政权、定都北京，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最后也迁到北京去了。用我在《旧邦新造：1911-1917》中的说法，这是一场"大妥协"。但是，这是一个很勉强的妥协。大家都认为国家要统一，都认同五族共和，但对于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袁自己的解释与革命派的解释很不一样，袁要追溯到《清帝逊位诏书》，强调民国与清朝的连续性，革命派一定要强调民国政权的革命起源。大家也都同意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但是这个大总统该有多少权力，大家意见很不统一。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的国务员的副署权、内阁用人必须经过临时参议院同意、凡加重国库负担的契约需要临时参议院批准等规定，都是束缚袁世凯手脚的。袁作为临时大总统，无论是人权、财权、事权都比较有限，无法充分施展。这种政体安排后来就成为矛盾焦点之一。除此之外，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是个重大分歧点，因为一旦袁世凯执掌中央行政，央地关系直接关系到革命势力的命运。同盟会-国民党与北洋集团在1912年磕磕碰碰的事情很多，但还没有撕破脸。袁世凯要搞"军民分治"，目的是为了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同盟会-国民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中央，换了几个内阁。唐绍仪内阁里有一半是同盟会的会员，但唐与袁冲突太大，到6月份就辞职了。陆征祥内阁被称为"超然混合内阁"，政党属性不明显，但陆征祥被临时参议院弹劾，8月份就称病辞职。赵秉钧代理总理，到9月陆征祥辞呈批准后出来组阁。8-9月发生的另一个事情就是孙文、黄兴北上调停，两人表明拥袁态度。黄兴推荐赵秉钧组阁，并把赵秉钧内阁的一堆阁员拉入国民党，从形式上做成了一个国民党内阁。到这里，大家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但是，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的大选之后，国民党成了掌握议会的多数党，对组阁权志在必得。这对北洋集团来说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新浪历史：1912年6月到8月，出现了一个政府空缺的时段。8月份孙中山和黄兴先后北上，其实是调和南北矛盾。这是国民党方面和北洋方面关于内阁做的一次努力，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是出现一个国民党内阁。赵秉钧也加入了国民党，组阁成功。就1912年年中的情势来看，赵内阁算是最后一次妥协，1912年8月，情况已经非常危险，议会制吵得一塌糊涂，内阁无法出台。孙黄北上之后，赵秉钧内阁出台，南北的平衡，又勉强维系了下去。这里边的危机是什么？章永乐：南北矛盾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也是一个无法通过"大妥协"获得彻底解决的矛盾。这就好比两拨人开一个股份公司，到底谁的股份多呢？革命党人掌握革命的道义资源，掌握南方多省的地方军政大权，1912年南北和谈时，民军甚至在数量上比北洋军还多，"大妥协"后大量裁撤，军事力量就不如北洋了；北洋这一边呢，在"大妥协"之后掌握了中央的军政大权，军事力量比革命党人强，在地方上也比较有实力，但它是从清朝的军政体系中蜕变出来的，并不掌握革命的道义资源，更倾向于诉诸与清朝的连续性。双方都觉得自己股份多。第一轮妥协的结果是，革命党人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交出来了，但这不等于说他们放弃控股了。他们想搞政党内阁制，把内阁的权力拿到手里，这样就能在事实上实现控股。但1912年的事态发展可以让我们看到，还是北洋比较有实力一些，它得了控股的里子，可以给同盟会-国民党一个面子，把实际上听命于袁世凯的内阁"化妆"成同盟会-国民党内阁。这个通过妥协产生的政治结构已经矛盾重重，已经到了不靠"政治化妆术"就维持不下去的地步了。新浪历史： 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的大选，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胜。当时两院的职能是什么？章永乐：根据《临时约法》，立法机构是临时参议院。1912年8月10日公布的《国会组织法》事实上修改了《临时约法》规定的一院制，设参众两院，众议院为下院，议员由各地方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院为上院，议员由各省议会、蒙古、西藏、青海选举会、中央学会、华侨选举会选出，为间接选举。这一安排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制很接近。但机构虽有变化，两院行使的其实还是临时参议院的职能，这些职能有些是由一院来行使，有的由两院共同行使。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之请求、政府咨询的答复、人民请愿之受理、议员逮捕之许可、院内法规之制定这七种职权由两院分别行使，其他职权，除预算决算必须先由众议院议决之外，都由两院共同行使。共同行使职能，就意味着每一院对另一院都有否决权。比如立法就是两院共同行使的职能，每一院都可以提出议案，但都必须得到另一院的通过。这样参众两院的功能差别其实并不大。如果这两院都由同一个党控制，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相互牵制的作用。新浪历史：1913年这个大选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袁世凯的力量实际上没有介入进来，你怎么评价？章永乐：你说得很对，北洋系在这次选举中比较消极，根本就没有投入多少资源去参选。这跟袁世凯的素质和态度有很大关系。袁是旧官僚出身，搞官僚政治是行家里手，但确实是不太懂群众政治，没重视这个选举，没料到国民党选赢之后，居然能根据宪法，正大光明地与北洋竞争政权。另外，在孙、黄宣布支持他之后，袁的确也把自己当成超越国内各党派的"超然总统"了，认为搞定这些政党的头人，也就搞定了这些政党。这样下来，袁世凯既没想到自己去组党参与选举，也没有去刻意拉拢一些政党的势力为自己所用。国民党就不一样，很多人搞群众运动起家，即便不熟悉选举，也知道怎么搞群众宣传，更何况有宋教仁等一批在海外观摩和研究过选举的归国留学生进行引导；在南方，国民党人还控制着一些地方政府，更可以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国民党拉票或做票。这是两拨气质差异很大的人，一拨还停留在官僚政治时代，一拨已经迈入了群众政治时代。新的共和政体为群众政治留出了很大空间，国民党也充分利用之，但掌舵的北洋集团对此却缺乏心理准备。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怎么可能稳定呢？新浪历史：那么这里埋伏了一个1913年的破裂的伏笔，北洋集团失去了选举，或者它在选举当中完全没有办法和国民党抗衡。章永乐：如果北洋集团也积极参与选举，并在议会中有一定代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就会缓和很多，绝不会闹到这种极端对抗的地步。我这样说不是空穴来风。1913年的北洋还不会玩选举，结果国民党赢了；到1918年北洋就会玩了，操纵所谓"安福俱乐部"， 让试图冲刺国会第一大党的"研究系"输得很惨--有句话说得好："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但1913年北洋还没学会选举嘛。选举结果是，国民党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得了269席，在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得了123席，加起来，总共在870个席位中得了392席。这是压倒性的优势，如果能完全按照政党内阁走，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把施政权夺过来。距离胜利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国民党人怎能不振奋呢？宋教仁动身北上前那些意气风发的话，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寄托着整个集团的政治愿景。但他们忘记了，他们背后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1913年这种情况，其实有点类似于晚清立宪，晚清立宪有个很大的驱动力，就是汉人士绅与官僚想通过立宪，兵不血刃地从满洲亲贵手里夺取行政权。满洲亲贵对此当然非常警惕，非但不让政权，还搞出了个"皇族内阁"。 汉人士绅与官僚和平夺权无望，才被推向了革命。 1913年的袁世凯就类似于清朝皇帝，国民党类似于想夺满洲亲贵权力的汉人士绅与官僚，夺权的人都并不想争国家元首这个面子，要的是行政首脑这个里子。差异在于，1913年国民党夺权有宪法依据，比晚清汉人立宪派的所作所为更理直气壮。对北洋集团来说，这就成了一个关系到本集团生死存亡的挑战。新浪历史：《临时约法》你怎么评价？它究竟是一个责任内阁制呢，还是一个混合的总统制？章永乐：《临时约法》确立的是一个混合了总统制和内阁制特征的政体，事实上总统制的特征还多一些。总统制下，总统兼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内阁制下，这两个角色由总统与总理分别担任。《临时约法》一方面模仿美式总统制，赋予总统比较大的实权；另一方面，又仿照法国内阁制规定，增设了国务院(内阁)，并且赋予国务员以辅政权和副署权。但是，《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得到临时参议院同意，但没说对国务员免职也需要临时参议院同意。这个法律上的模糊，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就成为核心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将总理段祺瑞直接免职，黎认为合法，段认为非法。总的来说，实际运作起来，总统比总理更像行政首脑。标准的内阁制还需要有议会对内阁提不信任案和总统可以解散议会的对等设置。《临时约法》规定，"参议员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可决，弹劾之。"在这里，立法者将"不信任"也包含在"弹劾"的意义之中，可以说从实质上有不信任提案权。但临时大总统却不能解散议会。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政体，内部缺陷很多，运行起来之后也一直磕磕碰碰。为什么会立出这样一个法呢？它又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宋教仁是一开始就主张内阁制的，孙文一开始主张总统制，看到袁世凯要出任临时大总统，才改变主意，主张内阁制。如果搞成了标准的内阁制，袁就类似于"虚君"，实际行政权将由同盟会人士来掌握。但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临时参议院是全票通过的，连孙文都没有得到满票，这说明袁在临时参议院里有相当的威望。孙、宋等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思路，并没有得到临时参议院的普遍赞同。在审议的过程中，一些对临时大总统不利的条款就被议员们删改了。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混合的政体。所以孙文很不满，他后来回忆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新浪历史：这段历史当中我自己的一个疑问，《临时约法》没有明确责任内阁制。那么宋教仁上来之后，能不能组成完全责任内阁？章永乐：《临时约法》的法条确实并没有说实行多数党组阁的制度，从理论上说，总统可以提名少数党甚至无党派人士入阁，这也是袁世凯提名非同盟会-国民党人当总理的依据。但《临时约法》又规定，所有国务员都要临时参议院通过。也就是说，你总统可以随便提名，但我国会有否决权。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在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人选上反复斟酌的制度原因。如果国会内部的人并不是很团结，少数党乃至无党派人士来组阁或入阁也是可能的，总统多费神做分化议员的工作就是了。但如果是1913年国民党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总统不搞多数党组阁，遇到的阻力就会非常非常大。新浪历史：那就是说1913年年初这个选情已经把国民党推向了前台，北洋在选举当中严重溃败。这样的一个局面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袁世凯怎样面对国民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长江沿江各省的演讲中，发表了很多激烈的反袁言论，有一个演讲他甚至说，袁世凯如果不按照国民党的意思办事的话，就可以把袁世凯(总统)撤换掉。这肯定是袁世凯方面不能接受的。张国淦有一个回忆录，他就说袁世凯在北京阅读到刊登宋教仁演讲的报纸之后，非常愤怒，就说宋教仁怎么能发表这种言论呢。两边情势，如此不睦，那么1913年年初正因为国民党胜选，有没有可能导致袁世凯必定使出重手，即使没有宋教仁案发生，他是不是必定要撕裂这种勉强的妥协？章永乐："必然"、"偶然"这样的用词都太绝对，我更倾向于用"概率"的概念来表述。事态走到这一步，不管有没有宋案发生，袁都有极高的概率出重手，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袁世凯一个人的事了，更牵涉到许多北洋军政要人的前途命运。乖乖交出组阁权，无异于北洋集团的政治自戕。北洋有这么大的军事实力，为什么要交呢？让袁世凯乖乖交权，这需要袁具备多高的治美德啊！更何况，袁对这个游戏规则本身就很有意见。《临时约法》毕竟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的，北洋集团并没有参与立法，却最后要受到这个法律的约束。袁要是说不玩了，在道义上并非完全没有同情者。新浪历史：当时国民党有提议想让黎元洪来，因为黎元洪好控制，他们有这个想法。当然黎元洪是没有任何实权的人物，最多也就是在湖北省有一些实权，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章永乐：黎元洪得了临时副总统头衔之后，也一直不愿意离开湖北，他是非常清楚实力政治的规则的，离开自己的军队无异于鱼离开水。哪怕是国民党支持，黎也断不会跑北京去当总理。他最后是被段祺瑞胁迫进京的。在我看来，黎元洪对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理解是准确的。政治制度的运作，还是不可能太偏离现实世界中的实力对比。在军省格局下，国民党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想兵不血刃地从掌握重兵的北洋集团手中夺走行政权，很不现实。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政党轮替"如果要顺利发生，很关键的条件是军队在国内政治竞争中保持中立。但民初的军队都是党派军队，显然不是中立的。新浪历史：你怎么看制度设计和真实的权力之间的问题，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怎么处理1913年这个局面？章永乐：从结构上说，即便没有宋案发生，1913年的局面也已经很危险了，要想不崩盘，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家们超常的政治美德。假设他们有这种美德，相互给点面子，最后能有多大改善空间呢？手握重兵的袁是不可能接受国民党完全自主组阁的，他最多允许继续赵秉钧内阁的"政治化妆术"继续下去，或者在内阁中多放一两个真国民党人。而国民党既然赢得了大选，自然也不会允许自己的权力有所减损，因此袁试图获得的自主任命国务员的权力与解散国会的权力，都不太可能实现。所以，妥协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即便双方达成妥协，那也只是将冲突往后推而已。但实力对比还在变化，而且对北洋有利。我们要知道，1913年同时还在进行着另外一些事情。第一是袁世凯向列强借款充实财政，有了钱就可以增强北洋军事实力；第二是袁世凯大力推进"军民分治"，旨在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这首先就会削弱国民党控制的省份的权力。所以，坦白地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当时军队保持中立地位，而不是被不同政治势力直接控制，更有成果的妥协是可能的。但这种军事力量格局是从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对我们的讨论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常量。新浪历史：你怎么看共和党(进步党)在1913年年初大选中的作用，是与国民党形成两党制约吗？章永乐：进步党是大选之后合并统一、共和、民主三党才产生的。参与大选的政党非常多，选举的时候，还很难期望出现两党局面。袁世凯想当"超然总统"，一开始也没有两党政治的构想，他是等到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才去找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建进步党的。对他来说，这是亡羊补牢之举。进步党诞生之后，的确对国民党起到某种制约作用。比如说在善后大借款事情上，利用国会议事程序拖住国民党，这对袁是非常有利的。但进步党并不是对袁言听计从的"五毛党"，他们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梁启超等人之所以支持袁世凯，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有必要加强国权。所以不能把进步党看成是北洋集团的党。实际上，1916年的倒袁运动中，进步党系人士是急先锋。1918年，脱胎于进步党的"研究系"又想通过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趁机组阁。这个时候段祺瑞他们学乖了，赶紧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无政党之名，有政党之实，结果一选，"研究系"输了个底朝天。那次选输之后，梁启超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太天真了，没有从国民党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新浪历史：怎么评价袁世凯在1912到1913年年初之间的作为？章永乐：有人说袁世凯法制观念淡薄，这点当然是有道理的。袁世凯上任之后发布的大赦令没有经过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他不尊重国务员的副署权，没有经唐绍仪副署就作人事任命；他搞善后大借款，也绕开了临时参议院。这些事情都违反了《临时约法》。当然，我前面说过，袁对《临时约法》的意见很大，这个法的制定过程是有重大缺陷的。不过还是要看他做了哪些具体的事。袁世凯是中央政府领导人，处于那个位置上的人，都会考虑国家的整合。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陷入深刻的国家整合危机，边疆出现分离主义运动，地方上军省格局固化，中央不仅对地方失控，自身也财政拮据，难以为继。袁世凯从1912年到1913年初干的事情，首先就是"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他做了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劝说南方把大部分军队解散了，这个事做得比较成功；第二个就是财政，要求各省向中央解款，结果连北方几个省的都督都不给他交，这个事情到1913年初都没有太大进展，所以袁世凯的重心就放在借外债上，跟列强借钱引人非议，但客观事实是，离开外债，北京政府根本无法维持。袁政府真正有实效的财政体制改革是从1913年底开始的。第三是推动"军民分治"，向各省派遣民政长官，借此在各省打入"楔子"，削弱都督的权力。最有戏剧性的事情就是，江西都督李烈钧推荐了自己的老师汪瑞闿来当民政长官，但汪瑞闿却向袁世凯输诚，李烈钧作茧自缚，陷入全面被动。第四，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积极应对蒙藏分离危机，使情况没有进一步恶化。上面四件事，第一件是南京临时政府自己同意的，如果吃亏也是个哑巴亏；第四件是大家都赞成的；第二、第三件事情，革命派批评很多，视为卖国和专制。但就财政而言，即便是南京临时政府，也向列强到处借钱，孙文甚至向日本开出了租让东北的条件，尺度比袁世凯大得多。就对"军民分治"的态度而言，同盟会-国民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黄兴是赞成"军民分治"的，但担任若干省都督的同盟会员-国民党人则非常反对，并提出"地方自治"的口号来对抗，这主要还是因为自身成了"削藩"的对象。民初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中央过于集权，压迫地方，而是地方坐大，国家陷入涣散境地。 这样的国家一旦遭到外敌入侵，那就非常危险。这样来看，袁世凯的国家建设努力有很大的合理性。后来的国共两党一旦当权，也都会大力"削藩"，加强中央权威，其方向与袁并无大异。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削藩"，而是哪种政治势力、借助什么力量来"削藩"。传统上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认为"反动势力"削"进步势力"的"藩"，叫做专制独裁；"进步势力"削"反动势力"的"藩"，叫做民主进步。这种说法依赖于特定的"进步"的尺度，根据这种尺度，跨入"群众政治"时代的国民党比停留在"官僚政治"时代的袁世凯要更进步，所以国民党怎么反都是正确的。这实质上是历史胜利者为自己这边做的正当性论证，但从历史来看，新的、更"进步"的政治原则未必就会自然地得出好的政治效果，好结果的发生，总是需要非常复杂的政治实践。所以我们才需要政治学、法学来总结这些实践的经验教训。那我总结出了什么呢？中国在列国竞争之世要生存，内部就不能四分五裂，所以我同情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其中包括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前赴后继的国家建设努力，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政治与军事权力碎片化的背景下，像袁一样仅仅依靠一个比较封闭的、建立在庇护、结盟与官僚等级关系之上的军政集团，通过压制其他政治势力来实现国家整合，是不太容易获得成功的。很简单，你依靠的力量太有限了，而你要对付的离心势力却非常强大。后来国共两党怎么做的呢？一是引入列宁主义原则整合自己的核心团队，第二是通过社会革命，把原来在政治上不是那么重要的社会力量变成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当然，国民党在大陆根本就没完成"削藩"的历史任务，最后反而被别人"削"掉了。新浪历史：能不能说1913年共和政治的失败，是因为双方都缺乏妥协精神呢？章永乐：今人很容易"事后诸葛亮"式地怪当时的政治家缺乏妥协精神，甚至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来批判，比如专制的毒害啊，中国人习惯于一元政治思维啊。但不要忘记了，这个故事的开端就是1912年的"大妥协"啊！1912年的"大妥协"形式之精巧，前两年一批法政学者对《清帝逊位诏书》的分析已有详细揭示。是不是1912年的政治家富有协商妥协精神，1913年的政治家就突然转性了呢？要知道，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同一批人啊。在我看来，1913年的大决裂，从根本上是1912年的"大妥协"结构的破裂。1912年在北洋集团与革命派之间形成的"大妥协"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大家对国家统一有共识，但在其他方面的共识非常稀薄，就连袁世凯领导的民国政权是怎么来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更不用说政体选择、行政领导人选、中央地方关系安排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了。双方都想要掌握实权，都对自己的政治资源有信心，都掌握一部分军队，也都在逼近对方的底线。在当时的结构条件下，要想不撕破脸，非得有超常的政治美德不可，即便换成白皮肤黄头发的政治家，结果也不会好多少。你不能一边到处用经济学里的"理性人"标准分析这个分析那个，一边在政治上天天要求政治家做尧舜。放在世界历史中来看，在那样恶劣的内外条件下，共和政治出现挫折毫不奇怪。想想短命的17世纪英吉利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动荡与频繁的政权更迭、拉丁美洲历史上不断向军事独裁演变的共和政治...... 1912-13年的中国只会比这些革命中的国家和地区条件更薄弱，情况更复杂。如果1913年出现的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那才是真正的人间奇迹，政治学总结出来的很多权力的规律就要改写了。 (采访人：张晓波   受访人：章永乐  整理：吴佳璐)

什么是金融化 金融化，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活动规模的盲目扩大过程。比如，上世纪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后的1930年，美国的财富生产规模（GDP）仅为0.1兆美元，1980年达到2.8兆美元，2008年迅速扩大到14.2兆美元，比1930年增加了140多倍。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财富规模的快速扩张，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1930年全美国金融资产规模仅与当年的GDP相当，1980年达到GDP的2.5倍，2008年进一步扩大到GDP的4.4倍。无独有偶，这一现象在世界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根据IMF的资料，2008年全球GDP为68.3兆美元，全球金融资产为171兆美元、相当GDP的4倍，而全球的金融衍生品销售额竟高达684兆美元、相当GDP的10倍。可见，这个加速的经济扩张过程，是以金融活动的规模越来越超过生产活动的规模、货币循环的速度越来越超过商品循环速度的方式实现的，其内涵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金融化”过程。 金融化的表现 金融化的结果，表面上看似乎是增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在本质上由于加快了金融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分离，这既强化了金融市场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独立发生危机可能性。这样一来，原来可能在生产领域爆发的问题和危机，由于生产活动被金融活动的替代而逐步转移到了金融领域，使得传统的经济危机（商品过剩）可能以一种更高级的形态，即金融危机（资金过剩）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金融资产的膨胀使生产活动日益被投资活动所替代，即投资超前；另一方面，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供给使商品循环日益被货币循环活动所替代，即消费超前的现象。这种投资和消费的“双超前”现象，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的集中表现，也是其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直接反映。 金融化的本质 其实，金融化带来的繁荣就是社会金融资产规模的快速增加。我们知道，金融资产作为社会总资产的一个部分，相对于土地、房屋、设备等不动产而言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俗称为动产。从资产负债平衡关系（B/S）看，全社会金融资产的增加，在通常情况下，即意味着在社会另一端存在着同样规模金融负债的增加。例如，美国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大量国债和企业债，对于持有者（如居民）而言是一种金融资产，但对于政府、企业和银行而言，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债务。同样，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资产，不过是金融机构向全社会（包括家庭、企业、政府）发行的（准确地说是借入的）一种新型债务而已。由此可见，金融化带来的繁荣：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品规模的增加，不过是少数人利用发达的商业信用将社会总收入（国民收入）透支了若干次而已。可以说，金融化的本质就是社会债务关系的不断扩大，即全社会的债务化。 一幅真实的图景 美国的最新情况表明：2009年底美国主要负债结构为，国家债务9万亿美元、公司债务9万亿美元、房屋抵押债务10万亿美元、医疗债务30万亿美元、社会保障债务12万亿美元，合计达到7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4.5倍和财政收入的8.8倍。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个别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超前消费和投资），不过是运用所谓“金融化”手段实现的向全世界的巨额债务透支，其繁荣的背后不过是从银行到企业、从政府到民间依靠大量借贷资金维系的一个海市蜃楼。 我们的选择和方向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缓慢的复苏过程，但这一过程能否持续下去还不取决于我们，因为规模庞大的借贷资金能否在各个环节上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利益回流；同时，作为支撑这一循环的制度安排、即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如WTO、IMF、WB等）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随时都将可能使这一海市蜃楼再一次变成泡影。换句话说，即使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不爆发，接下来，由各国企业部门、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引发的任何一个债务问题都将会再现同样的结果。对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就早已说过，“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危机的基础”，为此，加快“去金融化”的政策调整，防止“负债式经济增长”的风险应是未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和谐运行的不二选择。 

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籍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

2004年，章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此篇为对邬国平、樊荣先生商榷的答复。

顾颉刚先生女公子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本书制造了太多的神话来吹捧顾颉刚先生，也有太多的对鲁迅的诬陷。

再次提到顾颉刚，批评其日记补写失实。

汉代有"月令明堂"之学，后绝传。今人关于《月令》的专门论文几乎不见于典册。本文在简单梳理《月令》文本形成过程的基础上，试图论证《月令》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转折时期的作品，既展示了中国上古农耕生活的宇宙观，又具有强烈的阴阳五行和占星学色彩，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一个思想史的而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概念

英文，分析卡扎菲的功过和目前利比亚情况，指出西方立场的各种问题

重和元年(1118年)开始的宋金海上之盟，在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后的历史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巨变：强劲崛起的金朝消灭了日益腐败的辽朝和北宋，历史格局大变。

这里在研究宋代物价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考察主要用金钱衡量的宋人生活水平。

作者认为，由于该报告的预测方法、预测标准不合理，使其预测结果偏颇，由此得出的结论及其社会影响较为负面，有必要加以澄清。

方塔纳：《性史》第一卷已经出版几年了。我知道，您最近出版的书使您碰上了一些问题和困难。我冒昧请您和我谈谈这些困难。　　福柯：困难出自这项计划本身，而我的计划本来恰恰是要避免这些困难的。我预先计划通过几大卷的篇幅来开展我的工作，我告诉自己，现在该是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开始写作的时候了，我只须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展开，并用经验研究来加以验证就行了。　　写这些书的时候，我几乎厌倦透了：它们和早先那些书太相像了。对有些人来讲，写本书总是一次冒险，具体来说，是有可能完成不了。如果你事先就知道自己打算在什么地方结束，就会失去各个方面的经验，就是说，体验不到写一本也许完成不了的书时所感受到的冒险。所以我改变了整个计划：不再研究处在知识与权力边界上的性本性，而是努力再往回追得更远，找出对于主体本身来说，作为欲望的性本性的经验是如何构成的。我在努力指明这个问题域的时候，被迫去考察某些非常古老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本。这需要大量的准备，大量的努力，而我直到最后，也还留着许多不确定的东西和疑虑。　　方塔纳：在您的书中，总有某种读者经常难以捕捉的“意向性”。《癫狂史》其实是关于被视为心理学的那门知识的构成过程史；《词与物》是关于人的科学的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写的则是对身体和灵魂的纪律的安排。而在您新近的书里，作为核心的似乎是您称之为“真理游戏”的东西。　　福柯：我并不认为这些书和早先那些书之间有什么大的不同。当你写像这样的书的时候，非常想全盘改变自己的想法，让自己在结束的时候完全不同于开始时的自己。写完后，你会发现，其实相对来说，你已经改变得很少。你也许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还是在原来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就是说，还是主体、真理和经验的构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已经尝试分析了像癫狂、性本性和越轨这样的领域，是如何会进入某种真理游戏，以及通过人的实践或行为纳入真理游戏，主体自身是怎样受到影响的。这就是癫狂史和性史的问题所在。　　方塔纳：这难道不会导向一种新的道德谱系学吗？　　福柯：由于尼采的影响，这个词的特点是过于宏大，作为标题也很庄重，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是这样。　　方塔纳：在1983年11月LeDébat上的一篇文章里，您结合古代（Antiquity），谈论了伦理取向的道德和准则取向的道德。这种区分是不是等同于希腊罗马道德和那些随基督教一起出现的道德之间的区分？　　福柯：伴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古代的道德也发生了缓慢而逐步的转变，而后者本质上就是一种实践，一种自由的风格。当然，早就有某些行为规范，治理着每个个人的行为。但是，在古代，想要成为一个道德主体的意志，以及对于生存伦理的追寻，主要都是努力去维护自己的自由，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某种形式，在这种生活形式里，既可以认识自身，也可以被他人所认识，甚至连后代也会以它为仿效对象。　　在我看来，在古代，道德经验和追求道德的意志，其核心就是一个人拿自己的生活当一件艺术品来精心制作，哪怕得遵守特定的集体标准。而在基督教时代，伴随着文本的宗教，上帝意志的观念，还有服从原则，道德逐渐呈现出由一整套准则所组成的形式（只有某些禁欲实践与个人自由的锻炼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从古代到基督教时代，我们从一种本质上属于对个人伦理的追寻的道德，过渡到一种服从一整套规则的道德。如果说我对古代感兴趣，那是因为我有许许多多理由可以说，遵从一整套规则的道德观念现在正趋于消失，已经逐步消失。而与这种道德的消失相应的是，必然会是，对于一种生存美学的追寻。　　方塔纳：近几年来积累起的有关身体、性本性、纪律的所有知识，是不是已经改善了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改善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福柯：我总是在想，围绕许多事情——即使与政治选择无关——的讨论，围绕某些生存形式、行为规则等等的讨论，已经大大地增进了和身体的关系、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和性本性之间的关系。　　方塔纳：所以说这种知识已经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生活。　　福柯：并不仅仅是在人们所想和所谈论的方面发生了变化，哲学话语、理论和批判方面也有许多变化：实际上，绝大多数这类分析并不是要告诉人们，他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又应该相信什么、思考什么。相反，这些分析是要向我们揭示，到目前为止，各种社会机制是怎样成功地运作，各种形式的压制和约束是如何发挥作用，据我看，这样一来，在所有这些的启发下，人们就得自己决定和选择他们的生存。　　方塔纳：五年前，您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开始读哈耶克和米塞斯。人们就说：福柯打算通过反思自由主义，给我们写本关于政治的书。自由主义也似乎成了一条迂回的途径，可以使人们超越各种权力机制，重新发现个体。众所周知，您反对现象学式的主体和心理学式的主体。那时，人们开始谈论实践的主体。在某种程度上说，重读自由主义的意图是符合这种取向的。可以理解，人们三番五次地讲，在福柯的作品里没有主体。主体始终受到宰制，是各种规范技术和纪律施用的点，而从未成为自主的主体。　　福柯：这里必须做个区分。首先，我的的确确相信，不存在自主的、奠基性的主体，不存在一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的普遍主体形式。对于这种主体观念，我非常怀疑，充满敌意。相反，我相信主体是通过臣服（subjection）的实践得以构成的，或者说，就像在古代，是以一种更具自主性的方式，通过解放和自由的实践得以构成的；当然，这些解放和自由的实践的基础，是一系列可以在文化环境中找到的规则、风格和习俗。　　方塔纳：这就将我们引向了当代政治问题。时世艰难：在国际上，我们见证着雅尔塔会议的胁迫交易，见证着两大力量集团的对峙；而在国内，经济危机的恐惧萦绕心头。面对所有这一切，左派与右派之间并没有多少区别，有的只是风格的差异。那么，置身这样的现实和它的要求，一个人又如何能决定，是否存在其他可供替代的选择？　　福柯：在我看来，你的问题固然正确，但同时也有些狭隘。应该把它分解成这样两类问题：首先，我们是必须接受还是拒绝？其次，如果我们拒绝，又能做些什么？拿第一个问题来讲，你必须毫不含糊地做出回答：我们绝不能接受，不管是战争留下的种种后果，还是欧洲某种战略态势的顽固存在，或者是半个欧洲都处在奴役之下的事实。　　方塔纳：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可以称之为黑格尔式的态度，依照现实呈现给我们的面貌全盘接受。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在政治中存在真理吗？”　　福柯：我是这样的相信真理，以至不能设想存在不同的真理和不同的讲真理的方式。当然，你不能指望政府讲述真相，把真相和盘托出，只讲真话。相反，我们可以要求那些治理我们的人说出这样一种真话，就是关于他们的终极目标，关于他们各种战术的总体选择，关于他们的计划中的一系列具体要点：这就是被治理者的讲真话（一种自由言谈），被治理者可以而且必须借助自己的公民身份，从治理自己的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从他们行动的意义和所做出的决策出发，以知识的名义，以自己所拥有的经验的名义，对那些人提出质疑。　　尽管如此，你还必须避免落入这样一个陷阱，治理者会在那里努力抓住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常常会陷入其中：“站到我们这边来，告诉我们你打算做什么。”你并不是非得回答这个问题不可。要对某个问题做出决定，就得了解我们无法得到的证据，分析我们无法分析的处境。这是一个陷阱。然而，作为被治理者，我们完全有权利追问有关真相的问题：“比如说，当你厌恶欧洲导弹计划，或是相反，你赞成这项计划；当你重建洛林钢铁企业；当你开始讨论民办教育的问题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　　方塔纳：在这个漫长的思索过程中，您乐意遇上哪一类读者，并向他们讲述这一真理？事实上，尽管还是有好作者，但好的读者是越来越少了。　　福柯：别老想着“好”读者——我要说连读者也越来越少了。一个人而今再也不被人读了，这是完全可能的。你的第一本书是被人读了，因为你还不出名，因为人们不知道你是谁，这本书就在混乱之中被大家读了，这让我感到很舒服，你没有理由既写书，又为别人制定 如何读这本书的法律。唯一称得上这类法律的，是任何可能的阅读都行。如果一本书被人读了，但却是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我并不会专门为此烦恼。真正值得烦恼的是，你还在继续写书，但根本就不再被人读了，而且，以讹传讹，辗转贩卖，最后，这书变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让自己卷入争辩，对这些讹见一一作答，并就此为读者制定阅读法律；还是让书就这么继续被歪曲下去，直到它成为自身的夸张讽刺？对于第一种，我感到厌憎，而对于第二种，我也抱有同样的态度。　　话说回来，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有解决办法的：我唯一愿意看到的，是对出版社、对这些书本身，制定出这样的法律：禁止同一位作者的名字使用两次，同时允许匿名和笔名，这样就让每一本书都可以凭着自身而被人阅读了。对于许多书来说，是读者关于作者的知识决定了对书的理解程度。但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巨匠，对于绝大多数的作者来说，这样的知识丝毫派不上用场，反而只是障碍。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并不是一位杰出的作者，只是某个写书的人，如果我的书凭其自身被人阅读，带着可能有的任何错误和特点被人阅读，我想会更好一些。

1977年傅柯为 L'Anti-Oedipe 美国版写序。由此展开了德勒兹著作在美的系列翻译。

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在核事故两年半后仍无法控制灾难规模。此前东电称2011年6月之后再未向海中排污，并于7月22日首次向外界确认，发现被污染地下水正向海中渗漏。日经产省估算，福岛第一核电站每天约300吨被污染的地下水入海。建防水墙未能生效，反导致污染范围扩大。

【"我的好友福山，二十多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一夕成名。经过多年的沉淀，他已经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今年[2014]7月在观察者网撰文发出感慨。福山的关键词逐渐从"民主"转到了王绍光等学者强调的"国家能力"、"国家建设"等。他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双月刊9/10月号上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细剖美国政治制度诸多流弊，结尾感叹改革无望、"死路一条"（No Way Out），引发学界关注。此前曾有媒体摘译若干片段，观察者网全文翻译，共一万六千余字，供中国读者垂鉴。】20世纪之交，美国林业局的创立是美国进步时代国家建设的典范。1883年《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通过之前，美国政府公职是根据政党赞助比例分配的。而林业局则是一个以才干为基础的官僚机构新模式的雏形。它配备的公职人员均为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林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其最初的领导者吉福德·平肖在博弈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避免了日常政策受到国会干扰，确保了公务员系统的自主性。当时，让专业林学家而非政治家来管理公共土地和部门人事，还是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但林业局的优异表现证明了这个想法的正确性。主流学界将林业局前几十年的成功经历，视为公共管理学的经典案例。现如今，在许多人眼中，林业局是一个极度失灵的官僚机构，用错误的工具履行过时的使命。这个机构仍由林业专家组成，其中不乏忠于职守者，但林业局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平肖当年争取来的自主权。国会和法院对林业局的命令与限制名目繁多，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林业局不但花费掉了大量税款，而且达成的目标还值得质疑。林业局的内部决策系统往往陷入僵局，平肖当年呕心沥血培育出来的士气和凝聚力已不复存在。近来，不少人在书作中提出彻底取消林业局的观点。如果说林业局的创立是美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标志，它的衰落则体现了美国整体的衰朽。弗朗西斯·列贝尔、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古德诺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相信现代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他们推动了十九世纪末期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威尔逊和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一样，对政治与行政做出了区分。他认为政治涉及共同体的终极目标，理应经过民主讨论；但行政则涉及具体操作层面，可以通过经验研究、科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现在看来，过去那种把公共管理变成一门科学的想法，既幼稚又偏颇；但当时的情况是，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投机政客或腐败的市政老板们操纵的。所以当时把唯才是举而非任人唯亲作为甄选公务员的标准是完全合理的。科学管理有一个问题--就连最权威的科学家都有出错的时候，有时还会犯大错。随着林业局的发展，森林灭火成为了它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不幸的是，林业局在对待这个重要任务上，犯下了大错。在经历了毁林八十万英亩、耗时数月才得到控制的1988年黄石公园大火等灾难后，公众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生态学家开始批评森林防火的根本目标，90年代中期，林业局改弦更张，正式对林火采取了容许的态度。但多年下来旧政策积弊已深，无法一朝根除，大片森林已成为巨大的火绒匣。20世纪后几十年，随着美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定居在易遭野火威胁的地区。和选择生活在洪泛区或屏障岛的人们一样，这些居民只能靠政府补贴的保险来降低过高的风险。他们选出游说代表，争取确保林业局等负责森林管理的联邦机构得到政府资源，继续与可能威胁他们财产的林火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证明不采取行动的正当性，为保护价值10万美元的家产，政府可能动辄花费100万美元。在致力于林火消防的同时，林业局离最初的使命渐行渐远。以国家森林木材的年均采伐量为例，仅上世纪90年代，便从约110亿板英尺骤降至仅约30亿板英尺（1板英尺为1英尺长、1英尺宽且1英寸厚的木材体积--观察者网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木材行情发生了变化，另一主因则是国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越来越多为环保而环保的人将天然林视为庇护所，而不是有待开发的经济资源。即便光谈经济开发，林业局的工作也没有做到位。林业局未能对木材合理定价，导致木材以远低于运营成本的价格销售；并且该机构还沾染了所有政府机构的通病，一套错误的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增加而不是限制成本。简而言之，林业局由于失去了最初在平肖管理下获得的自主权，业绩每况愈下。早在它以多重互相矛盾的使命取代原本单一的部门使命时，这个问题便已初露端倪。在二十世纪中间的几十年里，林业局的使命从木材开采逐渐转为林火消防，然而因为林火消防本身存在争议，其部门使命又被林业保护所取代。迎接新使命的同时，旧有使命没有被抛弃，它们分别吸引了木材消费者、林地房产主、地产开发商、环保人士、以及有抱负的消防队等各种外部利益集团，支持林业局下属的不同部门。与此同时，当年被平肖挡在土地买卖之外的国会，如今再次签发各种法令插足微观管理事务，迫使林业局同时追求多项彼此矛盾的目标。1909年，美国林业局工作人员因此，平肖创建的备受学界好评的林业局，由一个小而有凝聚力的机构，慢慢演变成一个大而无当、各自为政的烂摊子。影响政府机关种种流弊，林业局占了个遍：相比有效完成使命，林业局官员更在意保住预算和编制这一亩三分地。即便科学和社会都在发生变化，他们还是固守早已过时的法令。美国林业局的故事不是孤案，而代表着美国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根据公共管理专家的记载，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在许多方面，美国的官僚体系早已偏离韦伯的理想，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整体上，它不再是一个择优取士的体系：根据国会颁布的法令规定，新近录用的联邦公务员中，有45％是退伍老兵而不是名校优等生。多项联邦政府公务员调查描绘出令人沮丧的画面。学者保罗•莱特指出："激发联邦雇员积极性的，是薪酬而非使命感。相比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公职毫无竞争力却让公务员深陷其中，还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资源来做好本职工作。在赏罚不分明的情况下，公务员没有动力，也缺乏对组织的信任。"萨缪尔•亨廷顿在他的经典作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使用"政治衰败"这个术语来解释二战后独立的国家政局的不稳定状态。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给传统政治秩序带来了问题，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无法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得到满足，所以尤为活跃。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政治体制便会走向政治衰败。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衰朽是政治发展的一大条件：破旧方能立新。然而，没有人能保证，旧政治体制会不断地、和平地适应新环境，转型过渡阶段可能极度混乱和暴力。要建立对政治衰败更普遍而广泛的理解，这种模式是一个较好的着眼点。如亨廷顿所言，体制是一套"稳定，有明确价值观，重复性的行为模式"，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集体行动。没有一套相对稳定的明确规则，人类每进行一次新的互动都将不得不坐下来重新谈判。这种规则往往是由文化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对应着不同的规则，但创建规则和遵守规则的能力则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类的思维里。人类遵循规则的自然倾向赋予制度以惯性，也是人类的社会合作水平远高于任何其他动物的原因。但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所在。建立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需求，但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制度往往无法适应。认知问题是一大重要原因：人们一旦对世界发展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在现实中遇到矛盾证据，也会固执己见。另一个原因是集团利益：随着制度的诞生，从中获利的内部人士受维护自身利益的驱使，不愿改变现状，对改革充满抵触。从理论上讲，民主--特别是被美国宪法奉为神圣的麦迪逊式民主--本应防止某精英派系独大后利用政治权力进行专制统治，以此减轻体制内部利益固化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的，民主制度将权力分散到互相竞争的几大政府部门，并允许多元化大国内部存在不同利益的竞争。但说得好不如做得好，麦迪逊式民主往往离初衷相距甚远。体制内精英接触到权力和信息比外界大得多，他们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普通选民对体制内硕鼠吞食金钱的来源都不知情，当然谈不上对腐败的政客有什么深仇大恨。社会团体的认知或信念已经僵化，它们自然不会动员起来争取自身利益。例如，许多美国工薪阶层选民支持那些承诺对富人降低征税的候选人，尽管这样的减税政策将剥夺他们享受重要公共服务的权利。此外，不同团体在维权活动中的组织能力各不相同。从地理分布来看，食糖生产者和玉米种植者相对集中，他们专注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普通消费者或纳税人分散在各地，这些商品的价格只占其生活预算的很小一部分。由于制度规则往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譬如食糖和玉米生产大户佛罗里达州和爱荷华州在选举中属于"摇摆州"），这些团体在农业和贸易政策方面形成了与自身规模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同样，相比穷人，中产阶级往往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保留抵押贷款课税减免等。这使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普遍福利比单纯向穷人倾斜的政策更容易得到维护。最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几乎总是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市场总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所以总会放大詹姆斯•麦迪逊所谓"不同和不平等的获取财产的能力"。只要所有人能平等地进入经济体制，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会刺激创新和增长。但是，当经济上的赢家们寻求将财富转化为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时，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可以通过贿赂立法者或官员获得政治影响力，更有甚者，将制度规则改变得对自己有利--例如在他们本已主导市场内进一步封锁竞争，使市场向自己有利的一方更加倾斜。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时；或当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维护自身地位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向政治衰败。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专制或民主--都无法免疫于这种政治衰败。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这正是美国近几十年一直发生的事实，许多政治制度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机能障碍。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让体制改革的努力统统流产。在政治秩序不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没有人能保证目前这种情况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法院和政党治国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有三大分支--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对应政治制度的三个基本类别：国家、法治和民主。行政部门用权力去执行法规、实施政策；司法和立法部门权力制约这种权力以确保公器公用。美国一向有对政府权力缺乏信任的传统，故一直强调司法和立法制度对国家的约束作用。政治学者斯蒂芬•斯考罗耐克把19世纪美国政治的特点归纳为"法院和政党组成的国家"，在欧洲由行政官僚执行的政府职能，在美国则由法官和选举代表代为执行。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才真正拥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职权；而又过了半个世纪，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专业公务员队伍才逐渐壮大。相比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美国的公务员体系改革在时间和效率上都差得多。2013年8月，加州消防员灭火20世纪中期，随着政府规模的大幅增长，美国开始向一个更现代的行政国家转型。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总体水平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虽然美国从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后，便开始反对福利国家，但似乎无从拆分"大政府"。在20世纪中，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掩盖了其施政质量的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些方面，美国已再次沦为一个"由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部门篡夺了行政部门的许多正当功能，致使政府整体运作缺乏连贯性和效率。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由行政官僚体系处理的行政功能，在美国逐渐被法院系统"司法化"，导致昂贵的诉讼案件爆增、决策迟缓、执法标准不一。在今天的美国，法院已不是对政府的制约，而成为了政府变相扩张的替代品。同样，国会也在篡夺权力。无法再向立法者直接行贿的利益集团，已经找到其他途径来征服和控制立法者。这些利益集团获取了与自身社会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扭曲了税收和支出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政府预算，拔高了政府赤字的整体水平。他们还诱使国会通过各种各样法令，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质量。这两种现象--行政的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往往会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能够自我延续和自我强化。人民出于对行政机构的不信任，便会要求行政部门接受更多的司法审查，从而损害政府施政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人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诱使国会将更多、更困难的法令强加于行政部门。这两个过程都降低了行政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反过来又导致政府更加僵化、墨守成规，更加缺乏创造力和连贯性。以上过程的结果，是代表性的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普通公民感到民主成为了一个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们暗中操纵，不再真实地反映大众的利益诉求。最讽刺和怪异的是，造成这场表征危机的主要原因，竟是初衷本是使体制更民主的改革。事实上，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      法官也疯狂1954年由最高法院裁定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是美国20世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之一，它推翻了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民权运动以布朗案的裁定为起点，成功拆除种族歧视藩篱，维护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个人权利。许多其他社会运动--从环境保护到消费者权益保障，到妇女权利，到同性恋婚姻等--都开始效仿这种通过法院裁决推行社会新规则的模式。美国人是如此熟悉这种英雄叙事，以至于他们几乎意识不到这种争取社会变革的途径有多么怪异。布朗案的主要推动者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个私营的志愿协会代表一小群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对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局提起集体诉讼。当然，这一举措必须来自私人团体，因为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势力阻止了州政府和国会提出诉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并由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出任代表律师。可以说，布朗案为美国公共政策带来了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它的胜利不是由代表美国人民的国会投票而获得的，而是由个人通过法院系统提出诉讼而最终改变了规则。虽然后来的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是国会采取行动的结果，但即使在这些案例中，国家法律的强制实施还是由私人提出、法院执行的。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自由民主体制是以这种方式前行的。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变革，少数族裔、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法国、德国和英国没有动用法院系统，而是通过作为议会多数代表的国家司法部取得了同样的成果。社会团体和舆论压力驱动立法规则发生变化，但新规则的执行靠的是政府，而不是私人与司法系统的结合。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追溯到美国三套制度演变的历史顺序。在法德等国家，最早有了法律，然后有了现代国家，后来才有了民主。与此相对应，美国先有深厚的英国普通法传统，再有了民主，后来才发展出一个现代国家。直到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才最终成为一个体制健全的现代国家，所以其国家（state）处于相对弱势，能力也始终比不上欧洲和亚洲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其政治文化就是在对行政权力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段历史导致美国体制走向"对抗性法条主义"（法律学者罗伯特•卡根语）。自美国走向共和以来，律师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已经扮演了特别重大的角色；然而，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律师的角色又进一步急剧扩张。在此期间，国会通过了二十多条关于民权和环境的重要法案，涵盖产品安全、有毒废物清理、私人养老基金、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等诸多方面。今天的企业和保守派特别喜欢抱怨监管型国家，正是当年的举措构成了监管型国家的巨大扩张。然而，美国体制如此笨重的原因，不是监管本身，而是为追求监管而采取的高度法条主义方式。国会授权成立的形形色色的新联邦机构，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但它不愿意像欧洲与日本那样把决策权威和执行权力交给这些国家机构。国会将监督和执法的责任移交给法院，故意把诉讼权利的享受范围扩大到牵强的地步，以此来鼓励诉讼。R•谢普•梅尔尼克等政治学者将联邦法院改写1964年民权法第七章的方式描述为"将一条弱势的、聚焦于故意歧视的法律，变作一项大胆法令，用于补偿历史上的歧视现象。"然而，联邦官僚机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执法权力。政治学者肖恩•法尔汉解释道："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关键举措......是将检察职能大幅私有化。他们将私人诉讼变作了执行民权法第七章的主要模式，也就创造出一个诉讼引擎--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产生大量与执法相关的私人诉讼，数量级将超出他们的想象。"综合来看，与执法相关的私人诉讼案件数量从60年代末每年不足100起，增长到80年代的每年10,000起，到90年代末的每年22,000起。因此，在瑞典或日本可在官僚体系内部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的冲突，在美国都得在法院系统中通过正式诉讼来解决。这为公共行政造成了诸多不幸的后果，形成了一套"充斥着不确定性、程序复杂性、冗余性，却缺乏终局性，交易成本高"的程序。不赋予官僚体系以执法权，也使得这个体系免于承担责任。由于诉讼机会的爆炸式增长，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的许多曾被排斥的群体获得了权力。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左翼进步人士（progressive left）警惕地守护着诉讼和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公共政策的质量也必然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卡根通过加州奥克兰港的疏浚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出于更新、更大的集装箱船即将投付使用的预期，奥克兰港开始计划疏浚海港。此项计划必须获得陆军工兵队、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海洋渔业局和环境保护局等诸多联邦机构以及相应的加州州立机构的批准。因疏浚产生的有毒物质的诸多处理方案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每做一种替代方案，就导致项目被搁置更长时间，成本被提得更高。环保局对这些诉讼的反应是消极避战、不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94年，疏浚工程才最终得到批准，最终的成本比原来的估值高出许多倍。荷兰在鹿特丹港搞一个类似的扩张工程，所花的时间仅占奥克兰港疏浚工程的一个零头。在美国的政府活动中，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林业局的决策会受到法院系统否决，因而烦扰不已。上世纪90年代初，法院根据濒危物种法案，认定斑点猫头鹰生存受到威胁，停止了林业局与土地管理局在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地区的全部木材采伐作业。作为执法工具，法院已经从一种制约政府的机制演变为一种导致政府范围大大扩张的新机制。例如，由于美国国会于1974年签发了一项管辖面太广的法令，四十年以来，规模和成本各不相同的诸多针对残疾残障儿童的特殊教育方案如雨后春笋般不停涌现。然而，这项法令是联邦地区法院根据先前的调查结果做出的，其初衷在于保护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的权利，这难以从单纯的利益出发，进行成本效益的计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像许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主张的那样，简单地废除监管和关停官僚机构。许多政府服务，如有毒废弃物管控、环境保护或特殊教育等，是非常重要但私人市场不会介入的领域。保守主义者们往往看不到，正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体制走上一条靠法院进行监管的途径，其效率远远低于行政部门强势的其他民主国家。但是进步左翼和自由派的态度也同样存在问题。他们对官僚体系也一向缺乏信任感--包括那些南方诸州推行种族隔离教育系统，和遭大企业利益绑架的官僚们。当立法者支持力度不够时，自由派也乐于让非民选的法官进入社会政策的决策层。美国政治制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对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开放性，这与去中央化、法条主义的行政模式高度吻合。利益集团不但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政府获取利益，他们还掌握了另一个更强大、控制更多资源的渠道：国会。      自由与特权除了大使和一些政府高层职位，美国的政党无法向忠诚的政治支持者贩售公职岗位。但后门已经打开，钱权交易以完全合法且难以根除的形式存在着。在美国法律中，受贿罪被狭义地界定为政治家和私人间明确达成特定报偿协议的交易行为。对生物学家称为"互惠利他主义"、或人类学家称为"礼尚往来"的行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互惠利他关系中，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以好处，但对回馈没有明确预期。确实，要是一个人给别人一件礼物，然后要求对方马上回礼，收礼者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并拒绝收礼。在礼尚往来中，收礼者不承担提供具体商品或服务的法律义务，但有一种知恩图报的道德责任。美国的游说行业，正是在这种交易的基础兴旺发达起来的。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两种自然模式。现代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激励机制--包括公务员考试、择优录取、利益冲突的管控、反行贿受贿和反腐败法等制度--以克服人类偏袒亲友的倾向。但社交力量总能找到渗透体制的新方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国家一直在以与东汉时的中国、奥斯曼土耳其之前的马穆陆克政权、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大致相同的方式"世袭化"。阻止裙带关系的法规仍较为强大，明目张胆的偏袒还不至于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的普遍现象（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肯尼迪、布什、克林顿等精英家族都有建立政治王朝的冲动）。政治家通常不会为家庭成员谋求职位；他们为家庭从事不良行为，从利益集团获取金钱，从游说集团获取实利，例如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入精英学府。同时，利益交换在华盛顿尤为猖獗，使得利益集团成功腐化政府。法律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指出，利益集团能轻易地以合法方式影响国会议员。他们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馈到来。有时，立法者会主动向利益集团送礼，通过在政策上额外照顾，换取卸任后的某种利益。华府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数量呈现出爆炸性增长。1971年有175家游说公司，10年后猛增至2500家，2009年更是增至13700家，总营收高达35亿美元。一些学者指出，本质上看，这么多资金、这么多人力物力，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新政策。通常，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的实际效应不是激发新政策，而是把现行立法程序弄得更糟。美国的立法程序要比其他议会体制和政党体制的国家破碎得多。国会委员会的设置杂乱无章，其职能与司法部门叠床架屋，导致政令不一。这种立法程序避免了某个机构独揽大权，但各项法律之间缺少衔接，让利益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就算不能炮制一整部法律，至少也能在某项条文中塞入自己的私货。打个比方，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医改法案在立法阶段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和让步，从医生到保险公司再到制药行业，某个行业都主张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法案臃肿不堪。还有一种情况，利益集团会阻止那些有损他们的法律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最简单、最有效的对应方案应该是直接限定金融机构规模、或者大幅提升准备金比例。一旦实现规模限制，铤而走险的银行就算破产也不会引发体制性危机，也就不需要政府出手纾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只需要几张纸。而此次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国会讨论则未能严肃考虑金融管制。最终出台的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卷宗长达数百页，从银行到消费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详细规定。这部法律没有爽快地规定银行规模，而是创设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评估、监管那些可能产生体制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最终还是没能解决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痼疾。没人能够拿出确切证据证明银行用金钱遥控某个国会议员，但要是说银行业的游说集团没有暗中阻挠拆封大银行或提高准备金率的提案，恐怕谁也不会相信。美国老百姓大多鄙视国会周围的利益集团和金钱政治。无论哪个党都很关切，民主程序业已腐化或被金钱"绑架"；共和党内部的茶党，以及自由派民主党人，都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超越合理界限。民调表明，美国国会的民众信任度创下历史新低，连两位数都不到--民众并没有失去理性。托克维尔曾写道，法国大革命前的精英将自由等同于特权，他们向国家权力寻求庇护，而没有惠及全体公民。当代美国，精英们嘴上满口"自由"，实际上却满心乐意享受特权。麦迪逊之误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就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乃至民主制度的负面影响提出著名论断，并于1982年出版《国家的兴衰》一书。他具体研究了20世纪英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并提出，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民主制度会不断积累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政治体制攫取利益或寻租。这种租金不具有生产力，损害公众利益。但公众团结不起来，无法进行有效组织，不能像银行业或玉米生产商那样自觉地保护本行业利益。结果，寻租行为就这么耗下去，只有战争或革命等社会大震荡才能将其强行阻断。上述观点对于利益集团的描述极其负面，与之相对的是，还有一种比较正面的看法，认为公民社会或自发性组织有益于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有着组织民间团体的强烈愿望，而这是民主的训练营，人们可以通过集体活动掌握创造公益的手段。匹夫之勇不足谋，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公共福祉，比方说，可以集体反抗暴政。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罗伯特•帕特南等20世纪的学者。帕特南认为，这种自我组织的愿望--"社会资本"--对民主有好处、也有坏处，不可一概而论。麦迪逊本人对利益集团看法颇为天真。他提出，就算一个人不同于某个团体的宗旨，全国范围内团体的多元化程度也足以防止出现霸权。政治学者西奥多•罗伊指出，20世纪中期的"多元主义"政治学理论与麦迪逊如出一辙：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创造公共利益，就像自私的个人在自由市场相互作用可以创造公共利益一样。政府没必要监管，因为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能够界定何谓公共利益。美国最高法院就"巴克利诉瓦里奥"（Buckley v. Valeo and Citizens United）案件的裁决取消了利益集团参与竞选活动的献金限额，这正是罗伊所说的"利益集团自由主义"。观点针锋相对，如何协调？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区分"好的"公民社会组织与"坏的"利益集团。前者据说是源于热情，后者源于私利。公民社会组织既可以是为穷人造房子的教会，也可以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游说组织，例如推动保护野生动物的海岸栖息地的政策。利益集团可以是代表烟草业或大银行的游说公司。遗憾的是，这种区分经不起推敲。某个组织自称代表公共利益，不等于它实际就是如此。例如，某个制药公司的游说组织可能特别善于公关，倡导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抗击某种疾病，但其他更为紧要的疾病可能就失去了应有的重视。另外，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这不等于它就没有权利为自己说话，不等于它的主张一无是处。如果某项监管条例事先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就会损害该行业及其员工的利益，相关利益集团就该有权利向国会喊话。这些游说集团通常是最能暴露政府错误决断的信源。利益集团多元主义（interest-group pluralism）最显著的缺陷是代表性缺失。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 在1960年出版的《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一书中提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实际操作与所谓"民治、民有、民享"毫无关系。他指出，政策不会回应大众的欲求，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意识实际上非常低，真正的决策是由一小撮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做出的。奥尔森也持类似观点：并非所有的公民组织都具有相同的集体行动能力。最吸引国会注意力的利益集团并非是美国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而是那些组织能力最强、最有钱（两者往往是同义词）的团体。没有组织、没有资金、没有教育的社会边缘群体成为受害者。政治学者费奥利纳（Morris Fiorina）拿出了大量材料，证明所谓的美国"政治阶级"比全体美国人民立场更加极端。但支持中间道路的美国大多数人不吃这一套，同时，他们自己却缺乏组织性。这意味着，政局被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家们所把持，无论是政党、国会、媒体或游说集团。这些政治活动家汇总到一起，最终结果不是一个各方利益的妥协方案，而是政治的极端化和政治僵局。多元主义理论还有一个问题：它把公共利益看作是个人私利的总和。这排斥了群体协商、对话、沟通的可能性。无论是经典的雅典民主，还是托克维尔笔下的新英格兰小镇会议，公民都可以就社会的公共利益话题进行直接的商讨。人们很容易把这种小规模的民主政体浪漫化，抹消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差异。但任何一个大型团体的组织者都会告诉你，只要信息均等、规则公允，在讨论堕胎、吸毒等争议话题时，经过30分钟的面对面讨论，任何人都会改变主意。多元主义理论的假设是，利益是固定的，立法者只要充当利益的传送带即可，不需要通过协商表达第三方意见。      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崛起美国宪法凭借对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来保护个人自由。美国政府是在反抗英国君主统治的革命中诞生的，另外，还借鉴了英国内战时期反抗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不信任政府，相信个人的自发性活动，乃是美国政治的显著特点。亨廷顿指出，美国宪政制度中，各级权力不是按照具体职能划分，而是一级一级往下复制，所以，有些地方可能由某个权力机关一枝独大，有些地方则互相争权夺势。联邦主义不是说把某种特定的权力移交给某一级政府，而是层层复制。比方说，处理废水的政府职能，从联邦政府这一级往下，州、地方当局有着一模一样的权力架构。权力机关设置冗余、缺少上下级关系的清晰划分，因此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很容易互相动手脚。再加上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团的广泛渗透，美国政治制度最终塑造的政府结构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形成所谓的"否决政治"。美国两党自19世纪以来，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么极端。政党呈现出地理分布：整个南方地区几乎都是共和党，而东北部地区则找不到共和党人。罗斯福新政联盟瓦解，1980年代民主党统治国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两党对于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的争夺变得越来越均衡化，双方轮流坐庄。两党竞争日趋白热化，竞选资金放开管制，导致两党"军备竞赛"，礼让之风荡然无存。两党在美国大部分州巩固了各自的统治地位，通过重新划分选区来确保本党候选人连任。同时，党内初选的设置使得候选人局限于少数做足准备的政治活动家。不过，政治分化并非最严重的结果。民主体制的宗旨不是消灭冲突，而是和平解决分歧。好的政治制度应当推动符合最广大人群利益的政治方案。但美国的麦迪逊主义分权制衡体制，加上政治分化，最终实施效果极为可怕。民主体制必须平衡两方面利益：既要保证所有人都具备参与机会，又要保证把事情办成。理论上来说，民主决策应该由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家庭、原始部落内部常常是这种情况。但随着共同体人数增多，共识式决策的效率急剧降低。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决策是由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做出的。决策者人数越少，效率就越高，但也会产生既得利益者。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民主程序，因为可能剥夺了近半数人群的权利。按照简单多数票的原则，一小部分选民就可以代表整个共同体。此类制度不是按照什么深刻的正义原则创立的，而是为了方便行事。民主制度产生了各种衍生机制，例如（美国国会的）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程序（防止无休止的拖延），限制议员修改宪法的权力，以及所谓的"复归原则"（reversionary rules），保证立法机关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民众仍然有章可循。权力下放至不同的政治主体，使得个体可以阻止全体的政治行动。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或者说，所谓的"否决点"很多，导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难行。以前，美国某党占据统治地位，能够平衡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但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局势更加胶着、竞争更加激烈。相形之下，所谓的威斯敏斯特制度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不断沿革，几乎没有什么"否决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制度之一。英国公民拥有对政府的强大制衡能力：定期选举议员。（英国的媒体自由传统也是重要因素。）不过，在其他方面，英国的体制集中--而非分散--权力。理想的威斯敏斯特制度只有一个单一的、全能的立法机关--没有独立的总统职位、没有强大的上议院、没有成文宪法、没有危险审查、没有联邦主义和地方分权。英国采用简单多数选举制，政党监管严格，通常是两党联合执政或执政党稳占议会多数票。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程序在英国只需要在场议员简单多数票通过；英国议会不允许美国式的冗长辩论。议会多数党有权决定强大的行政部门负责人；法案一旦由议会通过，通常不会遭到法院、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等机关阻挠。这就是英国体制常被称为"民主独裁制"的原因。威斯敏斯特制度虽然倾向于权力集中，但根本上仍然是民主制，因为选民具有把政府选下去的权利。一旦出现不信任票，首相任期未满即可下台。这意味着，英国政府会更加注重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整体表现，而不是特定利益集团或游说公司的诉求。威斯敏斯特制度产生的政府比美国更强势。以预算程序为例，英国的国民预算是在内阁和首相的指导下，由专业的公务员指定的。预算案由财政大臣提交给议会下院表决，通常一周或两周内，就可产生通过或否决的表决结果。而在美国，国会主导预算案。总统提交最初的建议，但大多数是展望性质的档案，无法决定最终稿。作为行政部门分支的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对预算案没有决定权，纯粹是向总统建言献策的又一个游说机构。预算案移交给一个个国会委员会，历经数月时间，议员们塞入各种修正案以换取他们手握的一票--由于没有政党约束，参众两院主席无法协调议员们的个人意见。美国的预算案审核程序受各方牵制、耗时漫长，让游说公司和利益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在欧洲的大多数议会制国家，利益集团向单个议员游说毫无意义，因为政党纪律限制了单个议员对政党领袖的影响力。美国则恰恰相反，国会某个委员会主席能够对立法程序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引来大量游说公司。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福利制度不可持续。当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好几代人共同形成的，在过去，出生率高、人均寿命低、经济增长快。现代民主国家凭借金融手段将福利难题拖延至未来，但人口的压力仍然存在。福利难题并非不可逾越。二战后的英国和美国的国债占GDP比例要比现在高。瑞典、芬兰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90年代也遇到了福利危机，随后通过调节税率和财政支出，成功渡过难关。澳大利亚甚至在21世纪自然资源大发掘之前就消灭了外债问题。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一个健康的、有效运转的政治制度，而美国恰恰没有。美国国会现在已经丧失了一项基本功能，好几年没有正常表决通过一次预算案了。经典意义上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从未存在过，即使是英国，也逐渐增强了分权制衡的因素。不过，英国以及欧洲、亚洲大多数议会制国家的否决点都是比美国少。（某些拉丁美国国家于19世纪复制了美国的总统制，因此遇到了类似的政治僵局和行政部门政党化等问题。）美国的独特之处不止是预算程序。按照议会体制，立法起草工作主要是由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完成的，这些公务员不受政党轮替的影响。各个部门通过部长向议会负责，也就是最终向选民负责。这种制度有利于长远战略的思考，立法工作的连贯性更强。美国完全没有这种制度。美国国会死死捏住立法权不放，结果却制造了一个日渐臃肿、人浮于事的政府。国会下属的各个委员会常常建立功能重叠的项目或机构。例如，按照近500项强制命令，五角大楼每年必须向国会报告各种事务，没完没了，费时费力。国会巧立名目创设的工人再培训项目有50个左右，而教师再培训项目有82个。金融部门多头管理：美联储、财政部、证监会、联邦保险储蓄公司、全美信贷管理署、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金融局以及一些联邦检察官。联邦政府的各个管理机构由不同的国会下属委员会监管，而每个委员会都不愿放权。这种制度在1990年代能够很容易地解除金融监管，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要重新加强监管则困难得多。国会的派遣机构否决体制仅仅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在其他领域，美国国会将庞大权力委派给行政部门，以便后者得以迅速行事，有时候难以取信于民。派遣机构包括美联储、情报部门、军队和一系列半独立的委员会和监管局，自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形成了庞大的行政网络。美国的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派希望撤销这些机构，但很难想象缺了它们国家还能否正常治理。如今美国拥有庞大而复杂的国民经济，全球化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高速运转。2008年9月，雷曼兄弟垮掉的那一刻，金融危机十分紧急，美联储和财政必须连夜做出重大决定，而这些决定会影响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撑好几家银行，并出台新的监管规则。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小布什政府催促国会拨款7000亿美元给不良资产纾困项目。事后当然斟酌某些决策的正确性，但很难想象其他政府部门能够如此有效地解决危机。国家安全问题同样如此，总统实际上肩负着解决核威胁和恐怖主义等事关全国民众安危的问题。因此，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0篇中指出，需要"行政部门发挥能量"。美国人对精英体制怀有民粹式的怀疑，甚至呼吁废除这些机构（例如美联储）或加强透明度。不过，讽刺的是，民调显示，民众支持率最高的恰恰是这些受直接民主监督影响最小的机构，例如军队和美国宇航局等。相形之下，最民主的机构--众议院--获得的民主支持率最低，美国国会被普遍认为是个茶馆，两党做的事情就是防止做出任何实事。因此，总体来看，美国政治制度呈现出复杂画面，过度的分权制衡限制了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决策程序，而另有一些派遣机构则缺乏监管。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派遣机构状况不明。某个派遣机构应该怎样完成任务？美国国会大多给不出法律上的指导，导致机构只能自己行事。国会希望法院来纠正由此引发的不端行为。权力下放和否决制度，两种顽疾交织在了一起。按照议会制，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直接控制政府，议员担当部长，有权改变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如果党派之间竞争过于激烈、无法形成稳定的联盟，议会制就无法正常运转，意大利即是一例。但是，一旦某个党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其政治权威就可以顺利地贯彻到行政部门。可是，总统制国家很难实现如此顺利的权力移交。解决议会不作为的最简单办法是增强行政机关的权威。拉丁美洲的总统制国家因为政治僵局和议会无能而苦恼不已，其解决办法常常是赋予总统以紧急权力，从而引发权力滥用。在分权制衡的前提下，控制议会上下院不等于掌握总统权力，而调整议会与总统权力划分的行为常常染上党派斗争的色彩。如今，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最不想做的就是赋权给奥巴马总统。在强政府与法治化、问责制的结合度方面，美国的分权制衡逊于议会制国家。议会制国家的法院不会如此频繁地干预政府；政府的派遣机构也比较少；立法工作的连续性较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小。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拥有较高的民众信任度，政府部门遭受的恶意抵抗较少，共识度较高，更能适应全球化时代。（小国、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比较容易获得高信任度，随着移民和文化变化，这些国家也越来越难办。）欧盟的整体状况有所不同。过去几十年，欧洲的游说组织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如今，大公司、贸易集团、环保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劳工组织在各个国家以及欧盟层面广泛活动。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决策程序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布鲁塞尔，欧盟体制和美国越来越相似。欧洲国家可能"否决点"比美国少，但欧盟的体制增加了许多"否决点"。质言之，利益集团可以像"逛商场"一样，如果在国内拿不到优惠政策，就跑到布鲁塞尔钻营。欧盟在司法领域也实行了"美国化"。欧洲法官不像美国同行那样喜欢干政，但调整后的欧洲司法体系增加了层级，司法"否决点"也增多。      死路一条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因为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美国政治体制如此分化、虚浮，并非历史上首次。19世纪中期，美国迟迟未能解决边疆地区的奴隶制问题；19世纪末，美国面对农业国和工业国两种道路也迟疑了很久。麦迪逊式的分权制衡，以及政党体制的裙带关系，适用于治理封闭的的农业国家，但无法解决奴隶制或治理大国经济、适应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技术。如今，美国再度被本国政治体制所困。美国人不信任政府，不愿意让政府做决定。其他民主国家也经常发生这种状况。不过，美国国会制订了许多复杂的规则，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导致国家决策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于是，政府表现不好，民众就愈发地不信任政府。在这种条件下，民众不愿意增税，他们觉得政府在浪费钱。但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就不可能运转良好，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扭转这种衰败局面面临两个障碍。一个是政党政治。美国许多政治参与者都承认体制不行，但都想继续这样维持下去。民主党、共和党都不想切断来自利益集团的财路，利益集团也都希望自己能收买政治影响力。和1880年代一样，改革者必须动员哪些与现行体制利益没有瓜葛的团体。但外部团体很难发动集体行动，需要极强的领导力和清晰的计划。另一个障碍是观念。对于政府失效，美国传统上的做法是扩大民主参与度、增强政府透明度。例如在1970年代，改革者推动增加党内初选，扩大公民参与法律事务的范围，增强媒体对国会监督力度，而加州则试图用全民投票赶走不尽责的政府。但政治学学者布鲁斯•凯恩（Bruce Cain）指出，大多数公民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没有意愿去处理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扩大民主参与度只会引来更多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家。显然，解决之道应该是减少某些民主化方案，但没人敢公开呼吁削弱民众参与度或降低政府透明度。归根到底，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践。（观察者网杨晗轶、朱新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