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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学家的资料，中国古典园林起源于房前屋后的果木蔬圃。园、囿这些文字由象形文字演化而来，外围的方框表示一定的边界或墙垣，方框内则表示栽培植物或蓄养动物。而在西方，景观设计师也主要来源农场主、牧场主。可以说，生产是景观的最早的功能。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也曾出现过"园林结合生产"的运动。而在当今快速的城市化之下，大量的农田被蚕食，残存在城市中的农业也一度被认为是阻碍城市发展的隐患。当景观的生产性功能再一次被强调，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错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生产性景观呢？

我国的城中村与19世纪西方的贫民窟具有较多相似性，二者都是以进城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低成本居住区。简要比较19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的贫民窟问题与当前国内的城中村问题，指出城中村问题将具有长期性，社会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关键。

土地管理是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最基础的管理之一。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土地所有权有诸多争论，很多学者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以实现“产权清晰”，“不但能使农民增收，而且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并且能减少因为土地征用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等。这些学者常常以美国保护土地私有财产为例来进行论证，但是忽略了美国政府对于私有财产，尤其是关于土地占有、使用和处置等的种种法律限制。本文通过大量具体案例，介绍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私有财产和公共利益关系的争论，探讨了美国如何通过国家权力和各种行政法规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作者附上一篇讨论美国警察及其权威的短文，有助于进一步说明美国国家执法权力的运作方式。

一我在多年前，就曾想把此书编出来，然而俗事缠身，一直未能如愿。编辑此书的缘起，不是别的，而在于想了却鲁迅先生的一个遗愿。鲁迅生前在文章和信件里，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要把攻击他的文章汇成一册，供世人一阅。《三闲集·序言》云：“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1934 年5 月15日，在致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再次提起此事：“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鲁迅逝世半个余世纪了，然而这样的书一直未能问世。记得“文革”中，曾有一本内部发行的《围剿集》，但马上遭到禁止，且有许多遗漏之处，让人深感遗憾。现在，与鲁迅先生有过纠葛的人，大多已经作古，我们总算可以静下心来，爬梳历史的旧迹。有这样一本否定鲁迅的集子在，可以让后人更清楚地看到先生的价值。倘一味只读那些赞佩的书，青年人或许不大会理解这些结论的由来。只要细心读过此书和鲁迅的书的人，其结论就不言而喻了。我一直觉得，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它的内在含义是深广的。“五四”后，中国重要的学人和作家，差不多都与鲁迅有过关联，而冲突者颇多。章士钊、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成仿吾、冯乃超、阿英、施蛰存等，与鲁迅均有过不快的历史。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纯属个人恩怨的，如周作人、高长虹等；有的属于精神上的冲突，认识世界与审美层次的不同，使鲁迅一时陷入众人围攻的境地。凭心而论，本书搜集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在学术上可以略作讨论外，大多数都不免幼稚甚至谬误百出。这些人与鲁迅的冲突，实际上表现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化诸种思潮相撞的特点。有比较，才能见出真货色来，细品本书的文章，会让人重温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风潮的影子。读了高长虹、阿英、郭沫若等人的文字，你会感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文风，实在不是一个凭空的造物。偏激狂热的文化风潮，在本世纪初就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这是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我有时想，鲁迅被众多的人误解和亵渎，不是个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巨人出世，开始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孔子、耶稣，生前受的磨难真是不可胜数。阮籍、嵇康、李贽、曹雪芹等，也是被世俗无法容忍的人物。与上述诸人比，鲁迅似乎没有好到哪里。他的婚恋不幸、兄弟失和、彼免职、被通缉等，实在也是不如意得很。鲁迅是一个被士大夫阶层拒绝的人，他少有传统人的中庸、柔弱，因为对人生与社会想得透彻，官方与民间，都不接受他。先生越是被拒绝、被否定，在今天看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他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人格力量，对被几千年旧文明浸泡的中国人的病体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泄药。鲁迅的一生曲折复杂。他早年丧父，后又多受内外部厄运的刺激，是深味生命之苦的。1924 年，由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谗言，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反目分手。这件事，对先生是个不小的刺激。虽然后来二人均缄口不语，但兄弟间的结怨，在鲁迅内心是一道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鲁迅常常以真心待人，但有时得来的却是相反的报答。高长虹事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曾帮他走向文坛，为编校高长虹《心的探险》一书，夜间竟吐了血，但后未有个时期，高长虹个性变得极端不近人情。1926 年，鲁迅赴厦门后，《莽原》半月刊杂志社内部出现磨擦，高长虹逼迫远在南国的鲁迅表态，由于鲁迅不明底细，一直沉默着。结果招致高氏的狂轰滥炸，他先后写出《走到出版界》、《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等文，大肆攻击鲁迅，后又在文中暗示，鲁迅夺了他的爱，并以诗喻之。高长虹的单相思而惹出的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大多为病态之语，其文没有什么文化价值。在这里，倒是可见出鲁迅的大度。鲁迅后来在作品中，多次指出那些忘恩负义者的可鄙。在小说和杂感中，偶尔以笔还击，《故事新编》中的某些细节，留下了那时的心绪。上述两件事，算是个人间的恩怨。我们不妨说，这里有气质和人格上的差异，文化上的磨擦，虽然并不是直接导因，但此种亵渎所造成的内伤，是很重的。我在读他对叛徒的愤慨的文字时，就时常为先生的苦衷所震动。爱而得仇、善而获怨，这是人生的不幸，对此，先生的体悟，大概比常人都要深厚的。但最使先生不快的，或者说占去了他一生许多精力的，是他与自己的敌人或不同路者的论战。先生的一生，一直未能摆脱此种纠缠。他的杂文，与别人争鸣而发的，数量很多。其中有赤膊上阵与他正面较量者，亦有躲在林中施放冷箭的。我觉得这里大致可分成三类，一是针锋相对的攻战，如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冲突；二是纯属文化论战方面的，如与创造社诸 人，以及梁实秋、林语堂、施蛰存等人的不快事件；三是政治上的，如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以及“左联”内部的抨击或批评。在与上述诸人诸集团的论战中，双方都有失度的地方。但，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甚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围剿来了，当然要反抗，于是结仇，于是沸沸扬扬。对先生恶意损之者有之，造谣中伤者有之，有的干脆讲理不行，骂语相讥，很失儒生的雅态。而翻看鲁迅的文章，是很少有辱骂之句的，先生在愤怒之极时，亦不过狠命挖苦对方一下，但绝不说里巷俗语。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嫉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抗者是一面镜子，在这镜子里，黑脸白脸，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本书搜集的文章，大多数是很有火药味的，绝不像名士化散文悠闲自得，那是动荡转型时代的骚动留下的痕迹，其中可见某些外来理论移植过程中的偏颇，亦可见旧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惰性。鲁迅在文坛笔耕的几十年间，被围剿之事多而且杂。本书重点介绍了“现代评论”派、创造社、自由主义文人、国民党右翼学者的围剿文章。我以为这些文章，是有社会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的重要知识层次和社会团体，与鲁迅都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对立隐含着什么呢？是文化的交锋还是气质上的牴牾？我想，当代青年人看了这些文字，稍有头脑，当会反省。批评家们大概也可以在此得出教训：武断是批评的大忌。从鲁迅时代到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所进步了呢？一部围剿鲁迅的集子，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侧影，它多少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化人中，建立一种科学的批评精神，是多么重要的任务。二最初与鲁迅发生冲突的，是陈西滢、章士钊等人。1924 年底，北京女子师大爆发了学生运动。事情是因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起的。次年5月，学校风潮又起，女师大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造成多人受伤，鲁迅和马裕藻等人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太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七人宣言发表后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认为鲁迅等人站在学生一边，是对当局的一种不负责的表现，并且让章士钊等人“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陈西滢在文章中，似乎以“公允”的口吻为当局辩护，这种态度当然引起了鲁迅的反感。以此为导火线，鲁迅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也许是鲁迅的笔锋刺中了陈氏的要害，于是他不惜用大量笔墨，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他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写道：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就是卑劣的行为。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这样是下流。接着陈西滢诬陷鲁迅抄袭别人的著作成果，他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楼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陈西滢加给鲁迅的这顶罪名，不久就被别人澄清，胡适等人后来就指出陈西滢的错处。由于陈西滢在论战中被对方所激，因此行文中多讽刺之意。在另一篇文章，他提到了鲁迅作品的成就：“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陈西滢貌似公允，其实夹带了极不友好的态度，他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实际上露出了他狭隘的世俗意识。鲁迅与陈西滢的恩怨，是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的个性主义意识，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陈氏的许多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在中国知识阶层，是有代表性的。鲁迅在这类人的举止言谈中，看到了上层知识界的要害的东西。他觉得，在“正人君子”那里，蕴含着可怕的劣根性，绅士阶级的人生态度，以及维护“公理”的精神意志，是中国腐败政府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他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对方，《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的许多幽默、冷酷甚至不尽人情的文字，显示了鲁迅先生孤傲伟岸的性格。这里所蕴含的深层的文化意绪，对当代研究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女师大风潮之中，鲁迅不仅受到知识界某些人的攻击，而且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当得知鲁迅同情学生，并且通过舆论等方式声援学潮后，被激怒了。章士钊认为，作为教育部的官员，直接参预学运，是有悖于政府官员身份的。我们现在读章士钊免鲁迅职务的文字，其感慨定会不小吧！鲁迅为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后来到平政院起诉章士钊的举措，是很有气魄的。他与官僚者的周旋所表现的智慧和胆识，是同代人所难以做到的。这或许也是他屡遭厄运的一个原因。因此，当有人抱怨他缺少“费尔泼赖”精神的时候，鲁迅觉得，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空洞地喊公允的口号，是可笑的。人们如果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除了反抗还有什么呢？在《我还不能“带住”》中，他写道：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这种异于常规的反抗情绪，看似离经叛道的，但仔细品味，你会发现，在鲁迅的深层意识中，爱的情感是深的。惟其懂得爱，恨的时候才不留情面。鲁迅的冷酷深刻，要么是使对手服服贴贴，要么使耍赖而恶态相报。这大概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三1926 年8 月，鲁迅离京南下，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这一年，起，他不断卷入各种文化风潮和某些个人的争辩中。先是高长虹发难，后与顾颉刚有隙，在厦门和广州，不快之事未曾间断。1927 年国民党的“清党”，对鲁迅的刺激是深重的，他曾形容自己被血的现实“吓得目瞪口呆”。他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和工作，想从此结束“自我流放”的生活，并专心致志地从事译著工作。事情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顺利。在后来定居上海的十年生活中，他一直未能摆脱被围剿与谩骂的环境。即使在他心境最佳的时期，也依然没有躲开各种势力的干扰。刚到上海时，鲁迅的确有一种寂寞之感，他渴望尽快找些新的朋友，与他们在文坛上认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创造社的朋友郑伯奇、段可情来访时，他的高兴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曾想与创造社联合起来，先生觉得，创造社、未名社、沉钟社，在文艺方面是用力的。鲁迅内心深处，隐隐地对创造社有一种期待。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恰恰是创造社一些左倾青年，最早向他发起了讨伐。在与鲁迅进行周旋的所有集团之中，创造社的声势最大，对鲁迅晚年心态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创造社是一个青年文艺团体，早期主张浪漫主义，注重对人的生命意志和自我情绪的表现。其代表人物郭沫若等人的文学创作，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他们以自己的真诚的情感，震动过许多读者的心。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也曾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对这些人的印象总的来说还是好的。但是，当时创造社的一些成员还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气质，他们在受到苏联革命理论的影响后，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旧的作家队伍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尤其是在成仿吾等人的眼里，旧有的文化人士已经衰老了，只有他们这些代表先进观点的青年，才能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于是，从1927 年起，成仿吾等人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开始对鲁迅等人进行批判。1928 年1 月，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文中写道：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在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 变作卑污的说教人。接着，李初梨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推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文，对鲁迅等入进行理论上的发难。他们的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文坛来说，的确吹进了一缕新风新的概念，新的认知范畴、新的认识视角，使许多人感到既新鲜又莫名其妙。成仿吾等人的理论的出现，大有除旧布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气势，似乎旧的文学意识与表现方式已经过时了。鲁迅也被这些人的理论所，‘惊呆”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理念世界，这里的满溢着火药味的观念，使他感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已再也不那么单调了。可是，凭着直觉，他感到，这些气势逼人的理论似乎并没有射中中国社会的要害，除了朦朦胧胧的概念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他无法接受这些远离尘世的理论演义，何况这里充塞着过多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呢。他觉得有必要回答这些狂妄的青年的挑战，他相信，自己并没有看错，这些轻浮的青年理论只是建在沙漠上。在这一年三月出版的《语丝》周刊上，他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鲁迅指出，成仿吾等人的理论，其实还是远离现实的朦胧的东西，创造社过去还在：“艺术之宫”里，现在突然转向革命。鲁迅认为，搞文艺的人是敏感的，而且生怕自己的没落，于是不得不向四处拼命的抓攫。问题不在于他所抓到的理论是否系统、准确，而在于应用这种理论时是否切合对象的自身情况，倘若急功近利，那么，这种理论未免有些教条。这时候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较陌生的，但他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认为“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实之门。《“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以后，创造社的诸位大为恼火，成仿吾立即回文，在《毕竟“醉眼陶然”罢了》，成仿吾挖苦道：听说堂鲁迅近来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他注意到时下的报纸杂志，是因为要知道什么人怎样礼赞而什么人怎样失礼；而且一次触了他的眼膜，“竟像一板斧劈着了”他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再也不会忘记，而且一有时机，那便真的睚眦必报了。⋯⋯对于我们的堂鲁迅，我希望他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于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他的悔改，同Don Quixote 一样，是可能的。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回到这“醉眼中的朦胧”，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起劲，但是，他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成仿吾把鲁迅指为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他认为鲁迅不仅思想是陈腐的，而且人格也是卑污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像鲁迅这种人，已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成仿吾觉得，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推翻鲁迅式的思想模式，用苏联式的革命武器去建设新的文化天地。一切必须重新开始，旧的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了。攻击鲁迅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叶灵凤还在杂志上画了一幅讽刺鲁迅的漫画，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对这些人身攻击的文章，鲁迅己不觉得新奇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和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反驳和回击。在攻击鲁迅的文章里，郭沫若是最锋芒毕露的。他在这一年《创造月门》二卷一期上，以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篇文风极不友好。笔触相当刻薄的文章，对鲁迅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且试图以此宣判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死刑”。郭沫若在这篇文章里，把鲁迅看成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曾把握的封建遗老，他认为鲁迅对现代世界是隔膜的，鲁迅的思想、爱好、审美情趣无不与封建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了解的鲁迅，当然也不会了解无产阶级的观点。鲁迅对“革命文学”提倡者的回击，证明了他已完全成为中国文坛的落伍者，于是，郭沫若总结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郭沫若以诗人的浪漫情绪代替了政治意识，他对鲁迅的著作所看甚少，仅凭一点印象，就信口开河，这完全是一种非科学的武断的批评态度。在政治生活中，支撑郭沫若的有时是某些非理性的情绪和直觉，他的缺少理性的草率之作，客观的说，对后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重重的围击中，鲁迅的心境确实是不好的。他一方面抓紫学习对他来说还是新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击来自文坛上的冷枪暗箭。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理论上的纠纷日益明显，鲁迅陷入了更深的包围之中。在尖锐的对立中，对方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有人对鲁迅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打起主意，批判者说鲁迅态度苛刻、心胸狭窄，缺少大将风度，甚至拿他的籍贯、家族当作奚落的资料。鲁迅被这种卑劣的手段所激愤，一连在《文坛的掌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里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对方。他的文章也夹杂着逼人的讽刺意味，对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的思想、文艺观进行了反批评。鲁迅认为成仿吾等人的文风是个问题，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理论也难以立得住脚。例如，成仿吾在大谈革命文学时，把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无边的夸大了，这种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在鲁迅看来，尚不配具有文学的资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的结末的警句：“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偷儿：我们反抗去！”鲁迅的文章是带有辩证因素的，他在声势浩大的新文艺思潮的袭击中，没有被新奇的事物所吓倒，反而以自己的机警、聪慧，道破了对手的矛盾。的确，在回击对手时，鲁迅也时常无情地嘲弄过这些盛气凌人的青年人，他那冷酷地解剖别人和解剖自己的个性，在这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不留面子的笔锋是招惹是非的固由，但他始终认为，在现实面前，在真理面前，没有丝毫让步的可能，哪怕暂时受到更多的委屈。这一年，钱杏邮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 时代》的长篇评论，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这是这一年双方争论之中，左翼青年最有分量的一篇论文。《死去了的阿Q 时代》从鲁迅小说的时代背景、创作动因、个人气质以及当代意识几个方面，对鲁迅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鲁迅的小说除了《狂人日记》表现了一点对礼教的怀疑，除了《幸福的家庭》表现了一点青年的活性，除了《孤独者》、《风波》表现了一点时间背景而外，大多数的创作没有一点现代意味。鲁迅属于遥远的过去，属于无光无爱无幸福的世界，而不属于激荡变化的现在。鲁迅所展示给人的，是绝望与痛苦、哀伤与苦闷，是麻木的、灰色的人生，而不是光明与希望。因此，尽管鲁迅创造了许多动人的艺术形象，但由于人物的悲观主义思想，使他的作品没给人们留下一丝的快乐。鲁迅的这种看不见人生出路的思想情绪，一定程度制约了他的发展。在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地前进的情况下，鲁迅只能被新的时代所抛弃。这位青年学者甚至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 时代，已永远的过去了：阿Q 正传虽有这么多的好处，在表现与意义两方面虽值得我们称赞，然而究竟不能说是代表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坛的时代的力作；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所以根据文艺思潮的变迁的形式去看，阿Q 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 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 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 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 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 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说到这里，我们是很明白的可以看到现在的农民不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了！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放在眼前，我们能不能说阿Q 的时代是万古常新呢？我们愿意很坚决的说，阿Q 正传着实有它的好处，有它本身的地位，然而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阿Q 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 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我们如果没有忘却时代，我们早就应该把阿Q 埋葬起来！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我们是永不需要阿Q 时代了！⋯⋯钱杏邨在文章中还认为，鲁迅没有一丝政治思想，他与政治不发生关系，闭着双眼是不会感受到革命形势的。作者把鲁迅反驳成仿吾等人的文章，看成是鲁迅否认革命文学的必然表现：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实在是富于保守性的，不然，为什么一年以上的刊物就不能转变方向，而必须维持以前的态度呢？这可以说，鲁迅是主张文艺守节论的。无聊的思想，刻毒的谩骂，此外，我们在鲁迅的著作里，究竟还能找到些什么？似乎还有一点，那就是鲁迅作文时固然忘却政治，看其他作家的文章时，却并没有忘却，甚至努力的有意的硬把他们推到政治上去，想借着他自己所谓指挥刀，来泄泄他的愤。在作者看来，鲁迅不仅没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充满了敌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因而，他最后说道：现在的时代，已不是这样的武士的时代了。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果能接受批评，翻然悔悟，这个时候我们依然相信还不迟。错误的改正不是一种羞辱，任性没落，却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请再看鲁迅以后。我们是诚恳的最后希望他抛弃了他的死去了的阿Q 时代，来参加革命文艺的战线，我们对她依旧表示热烈的欢迎。《死去了的阿Q 时代》是围剿鲁迅的文章中最有理论性的论文，对鲁迅的思想的复杂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这比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观点更系统。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人们就会发现，钱杏邮在写此文时，完全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演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而没有切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之中。他仅仅从政治上热情地讴歌了农民革命的行动，而没有仔细分析农民心理的内在结构，仅仅从苏联的理论中套用几句公式，而忽略或抹杀中国的现实形态的实质内容。钱氏在文中输入的只是苏联革命的概念，而不是对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心理结构的关注。如果说，在当时这种观点能够起到使人们超越自我的鼓动作用，还不失一篇富有激情的文化上的宣言的话，那么，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心理的状态来看，这种理论一开始就失去了其科学性的价值。因为它是青年文人彼异国的新的理论吸引后的一种情感冲动的产物，它既缺乏现实性的根据，又不具有深沉的情感体验后的理性总结。在这里我一们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所面临的，是一群操持新鲜的理论而又不诸熟中国国情的偏激青年，他们在理论上对鲁迅的狂轰滥炸，除了在客观上促使鲁迅去探索新的理论模式外，几乎没有给中国文坛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在被围剿的日子里，鲁迅抽暇购买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他想认真读读这些有影响的著作，以便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获得普遍注意的原因所在。鲁迅还挤出了时间阅读来自苏联的理论著作，对过去争论中尚存在模糊的地方，有了新的认识。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薄力汗诺大的《艺术伦》，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对这些新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接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确信，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青年们，并没认清中国现实的实质问题，他们只不过把这些舶来品生硬地套过来而已。这场持续多日的争辩使鲁迅进一步相信，任何外来的东西，倘不针对中国的现实特点，就不会给中国的改变带来丝毫益处。他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具体地分析了左倾主义文学观失之偏颇的根源，这些观点成为鲁迅实践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思路一贯是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来阐释问题的，实践性与现实性在他思想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他相信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远远超过相信来自先验理性的各种信条，他的思维方法在许多地方呈现出辩证的因素来，因而在他的观念中，所有的远离现实的超时代的认识论，都不具有现实的价值。但是鲁迅并不因此而摈弃这些带有生气的外来思想体系，他总是认真思考这些理论与现实相联系的交汇点，并不断从中获得新的思路。鲁迅思想的变化，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0 年5 月7 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文中说：鲁迅先生在共产党诅骂到怕之后，一拉拢就屈服了，光华书局所出版之萌芽，名为鲁迅主编，实则是共党操纵而且更同流合污的署名子巴尔底山（Por，itan）之共产党代的刊物，其自甘为傀儡有如此者，现据熟于文艺界消息表的朋友说，张资平也不堪其骂，近已输诚投降了。据说，他俩为了要维持文坛上和社会上的地位，不能不要和他门要好，共同一致，于是共产文艺政策宣告成功，而文艺前途不知黯滤无光于何时了，啊！为什么不淫不移不屈之士，这么难见于今世？我在鲁迅先生没有醒觉时，深深为之惋惜，不能不痛心地写了一篇鲁迅被共产党屈服。“男儿”认为鲁迅的转向是他的人格的悲剧，他的这种观点，在文坛中有一定的代表性。鲁迅思想的变化使许多中间人物和右派文人感到惊异，如果说鲁迅早期的偏激思想他们还能接受的话，那么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使许多人认为这是投降的表现。他们觉得鲁迅误入了歧途，其思想与审美意识都出现了偏差，新月社的一些人，都不同程度对鲁迅持这种观点。还是在1929 年，梁实秋针对鲁迅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品以及这些理论所表述的观点提出异议，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批评了鲁迅等人的观点和表现，一场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问题的争论随之而出现了。梁实秋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是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拥护者。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是一种温和的古典的人道主义，它提倡人性的均衡，提倡个人克制及道德准则，对偏激的非理性情绪甚为不满，主张回到古典文艺的怀抱中去，梁实秋的审美思想属于这一思想体系，因而他主张纯粹的人性的东西，而全力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梁实秋的批评尺度完全来自于西方，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具有浓郁的书斋性，这些纯粹的理性的东西仅仅是一些温和的理想主义的幻象，它一旦与血的现实相结合，就显得格外苍白了。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中，回答并批驳了梁实秋的人性论的观点。鲁迅不但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认为在中国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时代，高唱人道主义的调予，其实质是充当了反动当局的走狗。鲁迅不相信纯粹的人道主义神话会给中国带未希望，对于在长夜里久经磨难的鲁迅来说，一切空泛的、超时间的精神价值都不过是海市蜃接的幻影而已。从个性主义的反抗意识，到以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鲁迅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些接近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其一贯的战斗精神，开始蒙上共产主义的色彩。鲁迅在各种文化势力的围剿中，最后选择了与左派队伍联合起来的道路。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不管人们怎样猜疑他的动机，有一点人们是不能不承认的，孤独的鲁迅需要一种团体的力量，一支庞大的反抗旧势力的队伍。他不再计较以往的得失，与许多热血青年们组成了联盟。1930 年，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诸人团结起来。1930 年3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鲁迅被推选为主要的领导人。从这时起，他组织并领导了左联的反抗政府当局的文化运动。这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期，谣言、通缉令、暗杀充塞着上海滩。二十世纪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三十年代那样空前的政治黑暗与思想上的活跃。革命的与反革命的，维持现状的与反抗现实的，各种对立的局面在交织着、对峙着，到处布满了仇恨与反抗的气氛。一切有良知的热血知识分子，几乎都自觉地加入了与国民党政府当局斗争的行列。鲁迅在当时，自觉不自觉地成了青年作家和知识层的领袖。只要我们翻开《鲁迅全集》，就会看到，在上海的十年中，他一直是在围剿与反围剿中生活的。在严峻的形势中，他始终毫不妥协地与当局者战，与右倾分子战，与极“左”的青年人战。他的神经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以至来不及从容地进行纯艺术创作，他太神经质了，在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中，他的确显示了非凡的气魄和胆识，但有时也因过分敏感与多疑，不免与周围的许多人发主误解和冲突。他在许多方面对人是毫不留情面的，意识深层中带有浓烈的怀疑性特征，他对社会、对人生越认识得深刻，其个性就越表现出不妥协的、有时甚至令人无法接受的特点来。但是，如果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者和气量狭小的怀疑主义者，那显然是错了，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与许多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与反动当局周旋的同时，他还把大量心血倾注在扶植青年作者的劳动上。他与翟秋白、冯雪峰、曹靖华、萧军、萧红等人的友谊，至今仍在文坛上被广为传诵着，他与老友许寿裳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去世。鲁迅为朋友和同志所付出的，远远地超过了别人的给予。当然，反对鲁迅的人不会看到这位文学家思想的另一面，他被文坛许多人看成个人主义欲念较强的、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于是有人造谣说鲁迅的转向是因为拿了苏联政府的卢布，有人说鲁迅与日本特务勾勾搭搭，是汉奸文人⋯⋯一直到死，鲁迅一直遭到各种谣言的攻击，他在致李秉中的信中感叹道：“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于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鲁迅的这种心境，正是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的产物。可见当时文坛的情况是何等的复杂。有一种观点在反对鲁迅的人那里是带有普遍性的，即他们把鲁迅看成仅仅会骂人的作家，鲁迅除了会用笔痛击对方外，没有什么永存的价值。如1933年9 月上海《新时代》上发表的《鲁迅的狂吠》，就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篇：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你看他战了许多将——成仿吾梁实秋⋯⋯等等，虽则他每战不一定是胜仗，然而他至少是有“战术”的。在他每次笔战的时候，他一定埋伏了许多小将，——他手下的喽罗——等到对方有了答复，他手下的小卒便狂叫起来帮骂起来。他们的谩骂是不顾理论的，他们似乎在多次的谩骂里已感到一种满足，如他们的“老将”一样。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当鲁迅先生有兴趣谩骂人家的时候，他最喜欢派人家算是××主义——虽则人家绝对不是××主义——而加以重大的攻击，甚至把艺术家的“宣传品”当做“艺术品”，派人做××主义之后，再加以攻击，于是鲁迅先生自以为是胜利了。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露出黄牙的笑的影子。但是，鲁迅先生的谩骂是有什么意识呢？读者们仅能感到一些滑稽罢！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鲁迅先生被围攻和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他的见解的深刻超出了常人的视野，这必然引起许多人的异议。其二，由于鲁迅论辩的方式方法超越了中国人传统的温情主义和瞒与骗的虚伪主义，这也必然使卫道者和中庸之众感到难堪。鲁迅的奇特的精神气质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环境里，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他同情被压迫的人们，仇视所有的以各种方式有意或无意与旧的势力进行合作的人们。他的不近人情的毫不留面子的战术，不仅使政府当局感到头痛，而且也使左翼作家队伍里的一些同志深为不解。加上同营垒内部的宗派情绪和教条主义的滋长，他们与鲁迅的冲突就越来越显得尖锐了。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鲁迅与共产党内的文艺领导者之间思维方式与认识形式的一次重大的冲突，这也是带有强烈个性意识的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决裂的开始。在这场冲突里，鲁迅的政治意识和个人情感表现得十分强烈，以至使左联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1936 年初，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根据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自动地解散了左联，并且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等人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文艺界人士，一齐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他们认为，左联的旗帜太明显，应当打出新的旗帜，使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日斗争。由于解散左联一事没有和鲁迅很好地商量，加之左联内部宗派情绪和认识的不统一，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开始激化了。周扬在1936 年6 月上海出版的《光明》杂志上，发表了《现阶段的文学》，系统地阐述了“国防文学”的内在含义。他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应当承认，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难关头，周扬等人提出的这一文学口号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它至少把共产党内左派作家的队伍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推进了，它使全国各界人士都纷纷走到这个旗帜之下。不久，“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也相继问世，“中国文艺家协会”也随之诞生，许多作家都自觉地成为“国防文学”的支持者。文学艺术界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左联的仓促解散，以及对于“国防文学”口号中某些含糊的解释，鲁迅是有意见的。他没有立即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持保留的态度。但不久就有人批判鲁迅破坏统一战线和文艺家协会，对鲁迅进行攻击。批判鲁迅的人主要是针对鲁迅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们认为提出这个口号，无异是分裂中国的文坛。实际上，鲁迅所以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个名词在思想意义上的不明确性，即在争取团结大多数作家的同时，不要忽略了自己的思想的独立性。鲁迅的这个口号，最早由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公布出去，不久，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针对左翼作家提出来的，它体现了鲜明的党派特征。围绕着两个口号，文艺界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各大报刊纷纷载文介绍争论的内容，各种小道消息迭起。鲁迅当时正在病中，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文，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文中流露出对当时文坛上许多青年人的不满。1936 年的中国文坛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不同思想和个性的文人汇聚在一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作家队伍中的宗派情绪，使彼此成见加深，一些简单应办的事情有时要经过许多纠纷才能办到。作家队伍中一些人排斥异己的现象十分严重。例如，当周扬等人告诉鲁迅，说胡风是内奸时，鲁迅就十分反感，认为证据薄弱，不足为凭。鲁迅怀疑这些人的目的，在文章中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他觉得，在左翼作家队伍中，许多人没有改变旧时代的精神痼疾，其劣根性依然蒙在骨子里，这种人似乎更危险。显然，鲁迅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以致在争论中彼此都留下了不小的创伤。它的余波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成为文坛政治风云中久久不散的阴影。两个口号之争，不仅仅是文坛内部思想上的冲突，而且也是宗派主义情绪在作家队伍中的一种反射。它是复杂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环境下特殊的产物，也是中国一些文人旧的积习的表现，鲁迅无论怎样超尘脱俗，也依然没有摆脱这种情感的困惑。不管双方如何固持己见，实际上，这里夹杂了许多私人成见，鲁迅在这场争论中也或多或少有一种武断的情绪，虽然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不无道理。和平时代的青年也许无法理解鲁迅当时的这种情绪，人们大概难以接受他的过于偏激的语言和火气十足的文章。但是，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当时斗争的严峻性和社会的复杂性，鲁迅的这种情感方式就不难理解了。在这种环境里，鲁迅只能也只会采取这样方式对待现实的存在。他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文学家，而不会成为出色的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具体实际的领导者。他与左联的文艺工作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表明，他是一个不肯被专断者所摆布的人，不愿意违心地迎合别人的理论。一旦认准了道路，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向的。人们对他的误解、诽谤乃至围剿，一方面是两种思想的必然冲突的反映，另一方面与他的鲜明个性的超常性不易被人理解有着重要关系。这正是中国人最缺少的、最难以达到的精神品格。在专制制度还长久地窒息着中国人的命运的时候，在个体的人还没有获得最基本的人的价值的时候，鲁迅的这种反抗意识就变得十分难能可贵了。也许人们认为他不免过于冷傲、偏激，但在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进程里，他的这种思想，这种个性，这种既深刻得片面又冷静得逼人的精神状态，正是中国现代人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在前工业社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度，当社会尚没有民主与法律保障人的生存权利的时候，鲁迅的情感方式的确代表了中国现代先觉者寻找自我，寻找民族新生的进步的精神品质。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反围剿、反压迫的精神个性，是具有诱人的精神价值的。四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会像鲁迅那样，在生前遭到如此之多的亵渎，而在死后，依然招惹到无休止的谩骂。对鲁迅毁誉参半的议论，多年来一直充塞在海峡两岸。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差不多在鲁迅研究中体现出最典型的特征来。随着鲁迅地位在中国文化界的确立，保守主义、温和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人、学者们意识到了鲁迅在中国社会的破坏性作用，他们感到传统的理性秩序在鲁迅那里已经被无情地践踏了。因而沦丧感和怨恨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这其间，右翼分子当然没有放弃对鲁迅的挖苦乃至诋毁，反对鲁迅的文化风潮不时在文坛上刮起。1936 年，鲁迅逝世后，声势浩大的纪念鲁迅的活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给鲁迅的崇高的荣誉，使这些右翼分子感到空前的恐惧。他们看到，鲁迅的被普遍认可，乃是社会的非理性情绪的蔓延的象征。鲁迅的地位的确立，无疑将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处于更为尴尬的地位。苏雪林，就是右翼学者中的反对鲁迅最为坚决而持久的一位。在1936 年的11 月，苏雪林通过致胡适的信，就曾大骂过鲁迅：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但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看看里面是怎样一苞粪土，免得他们再受欺骗。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但几个我素所投稿的刊物的编辑人，一听我要反对鲁迅，人人摇手失色，好像鲁迅的灵魂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吃了他们似的。一连接洽三四处都遭婉谢。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在其《与了民先生论鲁迅书》中，苏雪林重弹其老调：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抵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成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薪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苏雪林的信件一问世，就受到了文坛进步文人的强烈抨击。上海、南京、北京、天津、西安、洛阳等地报刊，纷纷登出反驳文章，苏雪林一时成为文坛上的新闻人物。这是苏雪林向鲁迅发难的开始，从此，她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用她自己的话说：“‘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六十年代，她从海外到台湾定居后，曾写成了《鲁迅传论》，此文曾在台湾《传纪文学丛书》中连载后，收入了《我论鲁迅》一书之中。《我论鲁迅》一书由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汇集了她三十余年以来反对鲁迅的文章，这在反对鲁迅的众多文章里，是最充满故意的。青年时代的苏雪林是崇拜鲁迅的。1919 年她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她的同学冯沅君、庐隐当时都是颇有名气的作家，这些青年作家们对鲁迅都有极深刻的印象，这些对苏雪林，都是很有影响的。北京女子师大的学潮发生之后，苏雪林对鲁迅的兴味开始寡然了。后来，她对鲁迅与陈源、徐志摩等人的磨擦、冲突表示出不满之情，认为鲁迅失去了理智，是个心底狭小的人。三十年代后，文坛上左翼力量的崛起，更引起了她的不安，她对鲁迅的恶意日益增多起米。苏雪林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一文中说：我是受过五四时代理性主义薰陶的人，凡事都要讲个理性。现在看见新文坛忽然大变，一派蛮不讲理、气焰逼人的行帮作风，当然深感痛苦，尤其对于鲁迅那种一口咬上了人至死不放的狾狗行为，更为不平。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对鲁迅攻击，但也曾屡次表现我的不满。鲁迅心胸何等仄狭，对我岂肯轻饶。有一回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先生为联欢起见，宴请曾在他书店出书的文人，鲁迅与林语堂先生齐出席，我亦敬陪未座。我对鲁迅固极冷淡，他对我也昂头天外，不屑理睬⋯⋯听说鲁迅在他所办的某定期刊物上又曾用什么“黄棘”笔名，对我放过几枝“暗箭”，后来我作文追悼旧同学庐隐女士之死，鲁迅也亲自曾骂过我⋯⋯苏雪林对鲁迅的仇视，现在看来完全是两种世界观与两种人格冲突的反映。苏雪林是一位颇具绅士气的女性，她从骨子里就讨厌非理性的冲动，即使身遭不幸，也不愿陷入绝望的困境中。比如她在北京上学的第二年，就曾与易君左、罗效伟两人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报刊上整日刊登“呜呼苏梅”事件，她只好逃避“精神上的压迫”，跑到了法国，到了晚年，她在台湾也不是都愉快的。她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中说：“因为有了点名气，使一般‘啖名’之士，都想打我的主意，所求不遂，则变欢为怒，化友为仇，反令我招致无穷麻烦。⋯⋯我只希望文艺界以后不随便恭维我，也不随便毁谤我，让我无荣无辱，翛然物外，尽此余年，那便是我所馨香祝祷以求的了。”可见，苏雪林是一位知难而退的人，但她偏偏和鲁迅过不去。尽管她主张理性主义，但批判起别人来，却大有非理性的一面。从苏雪林的人生态度里，人们多少可以看到她的某种贵族气和保守主义的精神特性。在武汉大学教书时，她对鲁迅小说的分析还算有些学者的态度。她的文学讲义上，对鲁迅的许多作品还是称道的。但是一谈到鲁迅的人格，她却表现出异常的暴怒的情绪。从1936 年起，她骂了鲁迅几十年，连篇累牍的文章中，并没有翻出什么新花样。充斥她作品中的，大多是嘲骂与挖苦。向来以平庸公正为荣的苏女士，在此陷入了“骂”的泥泽中。她在数落鲁迅是无情无义的恶魔的同时，自己也沦落到恶魔的精神自扰中。在许多文章里，苏雪林一直表示出对尼采、叔本华、妥思陀耶夫斯基的不满。她把共产主义理论与这些非理性的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加以否定。从这个角度上看，她又是一个古典化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安于现实而又不敢正视现实的高雅的封建贵族精神的膜拜者。在她看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政治结构已经确立，无需再加以变革了。文人墨客应与党国保持绝对的一致与统一。所谓左翼文学与反抗文学，完全是造成社会毁灭的祸根。苏雪林的精神哲学的核心就在这里。她认为现实就是合理的，国民党是正宗，不能打倒，中国无需经历新的风雨。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附和于当权者的旧习的重演。她与国民党政府的亲近，不能不说是她这一传统思想的必然结果。因此，对苏雪林来说，她所面对的左翼作家队伍以及鲁迅这位文化斗士，便不难说是完全陌生和不可思议的了。她永远无法理解鲁迅的精神个性与时代性的内在联系。她不懂得鲁迅作品和人格所表现出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特殊的地位。她对鲁迅的认识是来自一种主观的情绪，因而缺少清醒的客观的分析。她的批评堕入了谩骂的嚷叫之中，令人难以卒读。苏雪林的治学态度即使是在大陆极“左”的时代里，也是罕见的。苏雪林把新文化的许多现象，看成是文坛的病态，并把这些病态现象划分为“色情文化”、“刀笔文化”、“屠户文化”。在她看来，“色情文化”以郁达夫等人为代表，并说“这些满含花柳病菌的书籍，灌输到青年脑海里去，其害之大，真个胜于洪水猛兽。”所谓“刀笔文化”，以鲁迅为代表，她说鲁迅“不幸自女师大风潮之后，他幼年时代困厄环境所造成的迫害狂，与地理环境所养成的绍兴师爷气质融合一处，心理失其常态，掉转他那抨击旧社会的笔锋，专以攻讦之数私人为事了。他的杂感文字，自华盖到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内容百分之九十九，在痛骂他所怨恨的‘正人君子’。散布流言、捏造事实、放冷箭、用软刀、深文罗织，任意周纳，一时也说不了许多。”苏雪林认为，与“刀笔文化”相互利用的是“屠户文化”，所谓“屠户文化”乃是左派文人提倡兴起的左翼文化，这使中国文坛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这三种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病态现象。她觉得，不清算这些文化现象，国无宁日，党无宁日。其忧患之心，昭然纸上。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在《鲁迅传论》中得到了最为系统、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这在鲁迅研究史中，不能不说是最充满火药味的一页。她的批评方法是粗暴而非科学的，很难说有什么学术价值。苏女士的偏颇情绪，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文化界少数右翼分子病态的学术心理，因为在这些人眼中，鲁迅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现象。所以，在洋洋几十万字的《鲁迅传论》中，苏雪林变得极为焦躁和神经质，以至于形成一种骂术的文体。《鲁迅传论》主要有五部分。一、鲁迅的传记，二、鲁迅的性格与思想；三、鲁迅的品行与作为；四、左派对鲁迅的招降；五、鲁迅盘踞文坛十年所积之罪恶。苏雪林在《引言》中公开说，写《鲁迅传论》的目的是“藉以发鲁迅之‘潜德’，扬鲁迅之‘幽光’，与共匪‘隔海唱和’一番。”苏氏对鲁迅的身世和作品，并不完全熟悉，所写《鲁迅的传记》一章，个别地方也不太准确。但更重要的是，她对鲁迅许多地方的批判，往往望文生义，歪曲的地方多干事实。比如，她论述鲁迅的性格时说：“鲁迅的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偏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接着列举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谈到少年“我”听到二十四孝里郭巨埋儿的故事时的心理活动。苏雪林认为少年鲁迅对二十四孝中的故事的反感是一种怪想，在她看来，这些故事一般孩子不过听听而已，而鲁迅竟然对自己的先辈产生疑虑，这是大逆不道的。苏雪林以此来论证鲁迅的多疑善妒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她没有看到，正是鲁迅的这种以生命的直觉来参与生活，以及用它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判，才使他的批判意识本身获得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苏雪林不会懂得，鲁迅对生活的认识超越了常人的平庸的视觉，正是他的敏感和深沉的思想，才使他达到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把鲁迅的敏感与认识方式的奇特看成变态的表现，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虚无主义”是苏雪林冠在鲁迅头上的一顶帽子。她声称鲁迅是“一切希望都没有，围绕他周围的既没有一个好人，对中国民族更认为病入膏育，无从救药。”她认为《阿Q 正传》传遍世界乃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她在文章中写道：他不但对中华民族鄙视，并且还有点仇视。正如他一辈子所仇视的封建余孽的士大夫。这在鲁迅著作里很容易得到证明。不过我们即以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而论，正经人还是多得紧，难道个个都是未庄的赵太爷、钱举人，把无罪小民抓去枪毙的把总？又都是一听宣统要坐龙庭，便将盘在头顶上的辫子放下，用话威吓乡愚的赵七爷？想买块肥皂把一个她认为孝女的女丐遍身咯支咯支洗一遍的四铭先生？这种反驳是令人奇怪的，作者连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的内在联系都不懂，怎么能使人信服呢？而且，她对鲁迅批判旧时代的精神表示反感，甚至恼火不已，可见国粹意识与正统观念在她那里是根深蒂固的。在苏氏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生气盎然的，仿佛田园般的幽静典雅，中国传统文人与统治者大都是充满善良意志的好人。按苏氏的逻辑，历史的进化就是反动，于是不需要什么民国革命，更不需要思想革命；恪守传统与中庸行事，才是中国赖以稳定、和谐的基础。因此，当鲁迅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成“吃人”的历史的时候，她感到惶惶不安，鲁迅对旧文化的反思与对人的个体的存在的反省时所表现出的野性的力量，在她看来是异端邪悦的表演。她叹道：“一个人的思想阴暗虚无到这种地步，也可谓叹观止矣。”这里不仅表现出她对鲁迅思想逻辑与认知结构的一窍不通，而且也表现出她批评方式的平庸和情感上的变态。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像这样以骂取荣的批评方式，大概仅仅为苏氏所独有吧？在对鲁迅加入左联一事的评价中，苏氏是颇费心计的。她认为这是共产党对鲁迅的招降。苏氏一直认为，鲁迅具有强烈的领袖欲，加之他的思想偏激恰恰适合了社会上的不满现实的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由于苏氏对共产党充满敌意，她把鲁迅的转向看成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也是鲁迅个性特征所决定的必然归宿。这成为她鞭笞鲁迅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鲁迅传论》中很少分析鲁迅思想的内涵以及美学观点，而只从政治态度入手，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以一种先验的政治观念来罗织鲁迅的罪名。她把鲁迅对旧的社会思潮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文艺观的介绍，完全视为个人的私欲，并从各个角度上来加以讨伐。苏氏笔下的鲁迅，简直成了恶贯满盈、霸气十足的小丑。鲁迅在上海文坛的十年生活，被描绘成一种堕落的历史：共匪霸占整个文坛及整个思想界，仅是六七年间之事，所以能如此，果然不得不归功于鲁迅，他是靠着强劫硬抢、蛮打狠杀的手段来干的，我们喊鲁迅做“流氓”、做“土匪”丝毫没有冤屈他吧？到八十年代，苏雪林对鲁迅的谩骂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988 年第11 期的《香港月刊》上，发表了她的长文《大陆刮起反鲁风》，文章重弹过去的老调，把那些陈腐的骂语当成名言加以渲染，文中大多攻击鲁迅的个人生活琐事，有的道听途说，望文生义。文风与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严格的说，苏雪林的鲁迅观是缺少学术性和科学性的大杂烩。这里除了人身攻击和扣政治帽子，没有多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她既不能从社会思潮与文化渊源上来考察鲁迅现象的特异性，也不会从艺术上和心理学等角度上分析产生鲁迅的时代原因和个人原因。她甚至无法解释鲁迅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精神力量。缺乏学者固有的素养和严肃的治学作风，这是苏氏评价鲁迅时所表露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态度。除苏雪林外，对鲁迅抱有敌意的还有梅子、郑学稼等。1942 年，梅子编辑了一本论述鲁迅的论文集《关于鲁迅》，郑学稼在这一年出版了《鲁迅正传》。这两本小册子是最早的系统反对鲁迅的书·特别是郑学稼的《鲁迅正传》，完全是苏雪林式的挖苦，用曹聚仁先生的话说，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梅子所编的《关于鲁迅》，于1942 年10 月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入梁实秋的《鲁迅与我》，鲁觉悟的《关于鲁迅》，郑学稼的《鲁迅与民族主义文学》、《鲁迅与阿Q》、《评鲁迅的》，秋水的《鲁迅与王实味》，梅子的《鲁迅再评价》七篇文章。梁实秋、鲁觉悟的文章虽对鲁迅有微辞，但有的地方并不偏激。而郑学稼与梅子的文章，则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不切实际的推理。例如郑学稼的《鲁迅与阿Q》一文，把阿Q 看成鲁迅自我的化身，并否认鲁迅是革命家、思想家。梅子的《鲁迅的再评价》则对鲁迅的政治观、特别是晚年思想大加否定。郑学稼与梅子在对鲁迅的总体评价上，有着相以的观点，他们都竭力抹杀鲁迅思想的社会意义。梅子在文章中写道：鲁迅死了已五年，鲁迅的评价却发生了二个绝对相反的结果，有的人把鲁迅神化了，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至于“鲁迅大师”、“青年导师”⋯⋯等肉麻称谓，更不必说。盖起大洋楼开办什么“鲁迅艺术学院”，也已历有年所，这种政治性的揍死人，谁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不懂得内幕的人觉得鲁迅交了死运，懂得这套把戏的感觉到太肉麻。如果站在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那就感到这只是侮辱了死者，歪曲了真理。梅子对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的高度赞扬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作者认为左派力量无端地拔高鲁迅是一种对死者的亵渎。梅子既反对毛泽东的观点，也对全盘否定鲁迅表示不满。作者试图站在公正的角度上描绘鲁迅，例如，对前期鲁迅的创作是首肯的，但同时认为加入左联前的鲁迅也不配做“旗手、主将、导师”之衔，前期的鲁迅不过是文人而已。这样，梅子就把鲁迅早期反封建、反帝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这种仅从艺术上来品评鲁迅的观点，至少忽略了鲁迅作品的内在形态所包含的深邃的历史内容和社会价值。在梅子看来，鲁迅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阵营，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最偏袒鲁迅的说法，应该是鲁迅对政治本来没有多大兴趣和认识，十四年来鲁迅的小官僚生活，可以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但鲁迅到了上海以后，竟担任了左联盟主，真实的原因，是为了稳定他那文坛上的地位⋯⋯”看来，作者对鲁迅的把握依然没有摆脱世俗的观点，把鲁迅加入左联看成是个人欲念所使然，这是无法透视事件的全貌的。梅子甚至为鲁迅“误入政治之网”而叹息，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如果文学是应该和政治结婚的，那么一位天才的文学家应该与正确的政治主张发生恋爱。如果一朵花插在粪土里，那么纵然是国色天香，也不会引人注意了。”在这里，作者表示了对鲁迅的惋惜。在梅子看来，鲁迅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倘他不和政治接触，则可能成为更有成就的作家。总之，《鲁迅的再评价》一文的核心，尽力否认鲁迅的后期思想，作者试图把鲁迅从“神化”中还原到原有的地位上去，但是梅子并没有真正理解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间的联系，没有理解现代中国文人的艺术劳动与政治意识之间的渊源，仅从一个方面来总结和概括鲁迅的一生似乎欠妥的，何况在论述过程中有过多的政治偏见呢。1942 年3 月，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了郑学稼的专著《鲁迅正传》.郑学稼原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教书，因为对共产党充满敌意，曾引起周围人的不满，所以一直郁悒不得志。全国解放后，郑学稼去台湾，曾在台湾大学教书。到七十年代末，他撰写、翻译出版了五十部书，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书中“销路最好的是《鲁迅正传》”。《鲁迅正传》1942 年在重庆出版后，1953年香港亚洲出版社再版过，1978 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郑氏的增订版本。四十年代初版的《鲁迅正传》多有对鲁迅讽刺挖苦之处，许多地方颠倒黑白，不能使人足信，新版本尽管删去了许多苛薄之言，但全书的反鲁精神，一直充塞其间。这在反鲁的言论中，是一部较有代表的专著。郑学稼认为，“鲁迅先生除了他的文学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如果说他是‘革命者’，他却躲在战阵的后面；如果说他是‘思想家’，他的脑子却没有思想的筋纹。”本着这个原则，他在专著中对鲁迅大加鞭挞。在谈到鲁迅的身世时，郑氏认为，鲁迅在北京十四年中，一直做着小官吏，在袁世凯政府和黎元洪、段祺瑞政府部门做佥事，“如果不是抱着‘同流合污’的决心，在那龌龊的世界中，神圣的革命者，是无法一日安居其位的。”接着，郑氏指出，鲁迅在北京十四年生活中“只是一个宦途不利的‘佥事’，只是一个具有成功条件的文学家。他既未曾为任何青年的‘导师’，他也不是曾‘革’了任何反动者的‘命’的革命者。他的官僚生活，更不像流浪的高尔基。就是他的著作，也不是对什么无产阶级表同情或表现煽动的作用。目前若干人们，对他的过大恭维，和他的生命史有重大的偏差，只掀露着一个弱点，用死人吓活者。或且换句话说：利用死者达到自己政治上的阴谋。”看来郑学稼与梅子在这一点上是持同一种观念的。他们无非是把鲁迅看成政治家手下的玩偶。郑氏 尤其感到，鲁迅的人格并不伟大，不过是被左派捧出名来而已。不过，郑氏对《呐喊》的许多篇章是推崇的，他在许多论述中不得不承认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他认为鲁迅笔下的许多人物，带有一定的典型性。鲁迅先生的天才郑氏是赏识的，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鲁镇，还是水乡的静谧的夜色，在郑氏看来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情境。尽管郑氏一方面沉浸在品尝艺术情境的氛围里，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认识却时常自相牴牾。他既承认鲁迅的作品再现了过去的黑暗生活，又否认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认为这不过是作者记忆中的掠影而已，决不是三十年代生活固有的现状。例如对阿Q 形象的评价，郑氏就是充满了这种矛盾的批评心理的。郑氏认为，“一大批鲁迅的崇拜者说，阿Q 并未‘断子绝孙’，他还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我对于这一武断，提出抗议。因为这是对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中国青年——不，全体国民的侮辱。谁敢说，正用血和肉记录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未有的伟大行动的我们，灵魂里尚有阿Q 主义的成分？”郑学稼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与苏雪林巧合了。他愿意看到鲁迅笔下对过去生活的描绘，而不愿看到这种艺术形象成为超时间的精神价值。他只希望鲁迅成为世纪末的批判者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审视者。郑氏与阿英早期的观点一样，认为鲁迅属于过去而不属于现在与未来。也就是说，当人们看到鲁迅勇猛地批判旧时代的生活时，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当人们试图把鲁迅批判的形式位移到现实生活时，这便成了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郑氏是一个缺少清醒的自我意识的人，抑或是一个对现实抱有好感的卫道者。他对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识的评估，完全陷入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偏见之中。如同普通的评论者一样，郑学稼也看到了鲁迅思想的矛盾性，但他对这种矛盾性的认识不是从思想的自身脉络出发，也不是从精神的深层领域出发来考察鲁迅政治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内在联系，而是以平庸的政治偏见，来论证鲁迅的矛盾性。他认为鲁迅有两重人格，“当他被创造社们拒于‘革命’大门之外时，他的态度，就是那两重人格的表现。周树人的幽灵，告诫鲁迅：你不要乱动，你要稳健；鲁迅却为他指出，由于革命‘祖国’的存在等等，我不能不左倾。周树人当然看到鲁迅所指的事实，但却告诫对方：你忘却被北廷通缉的危险吗？鲁迅又为他指出，这险值得冒，因为他的报酬是非常之大，而且他已备了三窟。周树人满足鲁迅的估计，鲁迅也接受周树人的劝告。于是，两位一体地，走上‘革命’的兽迅。”郑氏对鲁迅精神世界的矛盾性，完全加以省略化，将鲁迅思想众多的不确切性，简单地归结为私欲所致，这种论断完全是对鲁迅的嘲讽，同时证明，他根本就没有读懂鲁迅著作。如果说在文学研究中不同的审美尺度所产生的歧意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没有大量史实和没有细读鲁迅全集的情况下，凭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地品评对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文风的轻浮。除了上述观点外，郑氏还对鲁迅与国民党、日本政府的关系发表了“新论”：的确，鲁迅先生的晚年，“抗日”的意识更加激烈，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之要求租界当局逮捕他，恰恰相反，反暗中保护他。为什么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说是侵略，而说是“膺惩”中国的“军阀”，而鲁迅先生除“”苏联”不能放松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所指的“军阀”，却也是他脑子里的仇人。因此，尽管鲁迅先生为着“军阀的奴隶”——“中国民众”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在反对“中国军阀”的前提下，彼此却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因此，上海的“大日本帝国武官”，谅解鲁迅先生的“反日”，鲁迅先生在他们的保护下，也谅解于他们“膺惩”中国“军阀”。⋯⋯这种对鲁迅政治意识随心所欲的解释，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在这里，鲁迅完全成了一个投机的、具有极端私欲的人，而且这种结论是来自作者想当然的臆造，丝毫没有半点事实的根据。和苏雪林相比，郑学稼的主观随意性显得并不逊色。在《鲁迅正传》的后面，附录着《两个高尔基不愉快的会见》一文。文中对鲁迅竭尽挖苦之能事。这让人想起了林纤当年写《荆生》、《妖梦》时的笔法，除了近于疯狂的人身攻击，没有一丝的价值。总之，郑学稼的结论是：所谓鲁迅的真正价值，就是他以文学家身份，指摘中国旧社会的残渣。他是这工作的优秀者，他又是这工作在文艺上的唯一完成者。我有这种感觉：如果没有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混乱情况误了他，他会在写实文学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也许他会成为我们的福楼拜。至于今日人们用“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或“青年导师”等尊称他，这是一点也不相称。⋯⋯从郑学稼出版的《鲁迅正传》中我们可以看山，在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确存在着一股反鲁的文化势力，鲁迅成了中国社会不同政治力量与不同文化势力争论的对象。亲国民党政府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文学创作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但都抹杀或反对鲁迅思想上的成就，试四把鲁迅从思想界分离出去，而只给一个作家的牌位。反对鲁迅的人几乎都没有摆脱政治上的偏见，许多文章没有一点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不论从批评本体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郑学稼等人还没有真正进入“批评”之门。从苏雪林到郑学稼等人，我们可以大略感受到“反鲁”者的精神个性和政治态度。严格地说，他们的评论还不是“鲁迅研究”，而是“鲁迅观”，不是科学性的，而是随意性的。鲁迅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与不朽的人格价值完全被曲解了。“反鲁”者的态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的态度。在中国社会处于最黑暗的时候，鲁迅作为一种伟大的破坏力量，不可能不受到落后势力的抨击，也不可能不受到传统力量拥护者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现象”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鲁迅生前与死后受到的亵渎，都与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有着重要的联系。它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人们，鲁迅的世界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实体，在那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真正理解鲁迅、懂得鲁迅，是十分困难的。五也许，对鲁迅的贬损，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是难以避免的，争论与商讨，属于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人身辱骂，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问题。大多数与鲁迅结下怨仇的人，他们的文章，流布很广。尤其是在港台，这种误导性文字，曾长时期左右着知识界。而在大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神化鲁迅，并且以他为棍子，极其虚无地否定历史与现实，使鲁迅形象，在当代青年那里一落千丈。记得一位前辈说过，鲁迅是一个不易被中国人接受的人物。我觉得此语甚对。许多中国人在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对鲁迅的拒绝心理。这些人大致力：贵族、绅士、市民，以及无特操的民众。鲁迅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一种“精英”文本。国民要么对他推崇备至，要么一脚踩倒的不同态度，恰恰证明了他的独特性。对于习惯于在中庸王国和封建思想中生存的国民来说，鲁迅的精神，是罕有的异端。而民众心理，是向来可以扑灭异端的。阮籍、嵇康曾为一代叛逆之首，但魏晋以降，却少有人再将他们提起。明代的李贽，“其性偏急，其色矜高”，但晚年却未逃厄运。中国文化自身本未有滋生异端的土壤，倒是外来思想促进了个性主义的生长。魏晋文人的孤傲，得之于佛经真义；李蛰的“好高而居做不能下”，既得穆斯林之神，又受之于释氏之理。而鲁迅的“托尼文章、魂晋风骨”则集尼采主义与佛学于一身，凛凛然干世俗之上，可称得上中国历史上异端者流的第一人。既为异端，则生存空间就小得可怜。鲁迅的一生，备尝误解围攻之苦。北洋军阀不容他，国民党不容他，共产党左倾领导者不容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被文坛的是非所牵制。翻看先生的文章，常可见其心境之苦，在被无物之阵的包围之中，他孤然地挣扎着。尤其是晚年，那种“独战的悲哀”，更是长久地驱而不散。从异端者的孤立无援的苦状，来理解鲁迅的世界，大概对研究者会提供理解鲁迅的新的思路。既为异端，其言其状，当然会招致众多麻烦，独行者既有一往无前的大气魄，又有过于敏感的、甚至神经质性的东西在。不可讳言，鲁迅与众多敌人论战中，有时确实是带有偏激的因素在里面，例如对顾颉刚、胡适、梁实秋等人的讽刺，就有偏执的一面。深刻中的失当，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先生是个真性情的人。鲁迅早年曾有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把一个疯子误认为是个捣鬼者，后来真相大白，于是又撰文更正之。可见他是一个很坦然的人。对林语堂、施蛰存、梁实秋等人的微词，既是文化观念不同所致，又是人生观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先生在态度上迥于流俗的不可接受的辣味。看他与众多文化人的争辩，确实是常人难以接受的。然而，先生的深刻与真诚，亦表现在这里。倘以私情家语绳之于理，是不能见出先生的独特价值的。我以为，鲁迅的价值，正是表现在这里。我们民族的历史，太古老了。愈古老，历史积习造成的负担则欲重。我时常想，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够出现一位像鲁迅这样的人，实在是民族的幸事。他让我们时时反省，时时思索，他使中国人摆脱了旧有文化的束缚，并且孕育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模式。而这个模式，对后世的中国人来说，肯定会像孔孟、老庄一样，长久地影响着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而实际上，在一切具有民族优患感和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鲁迅的模式，已经在起着潜在的作用了。一面是无体止的谩骂，一面是长久地震撼心灵的征服，这便是鲁迅生命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今天，看看有争议性的文字，让人思考的东西，肯定是不少的吧？历史是一部人的不同精神价值交汇的记忆。一切闪烁过思绪的文字，都会对后人有某种启示。有的是一种智慧的提醒，有的则是一种教训的暗示。而教训的暗示，是一种灰色的、不会生叶的枯树。它曾生长过，但不结硕果，不催新枝，枯木自有枯木的意义，倘无此，人们也许永远不会懂得生机盎然的意味。对那些终生诋毁鲁迅的人，亦可做如是观。编完此书，夜已过半。微凉与奇静之中，心却无一点倦惫。我很高兴，这鲁迅生前的遗愿，总算了却了。虽然有遗漏，有些作者考证得不全，但大致说来，反映了“围剿”鲁迅的面貌。我很感谢在编辑此书时友人们的帮助，陈漱渝、王世家、黄乔生等先生，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本书的编辑过程中，还要深深感谢张梦阳、刘国盈、王景山、李允经等先生。本书的资料主要是从张梦阳编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和刘国盈、玉景山等人编的内部资料《“围剿”鲁迅资料选编》两书中筛选出来的。前者启示了我的思路，后者在体例上影响了我，并沿袭了刘国盈等先生的编书体例。我是在他们的成果基础上，进行再选编的，在此，对这些学术前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请注意这本书，它或许会成为你的学术研究中的朋友。1994.3.8 深夜于京

　　张中行生前常和我谈起鲁迅、周作人的旧事，都挺有趣，资料的价值不小。记得有一次他把周作人给他写的扇面的照片给我看，隐含了许多历史故事。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周作人死后，弟子亦散，废名逝于“文革”初，江绍原和俞平伯早已沉寂了。一些受苦雨斋影响的文人，也鲜及周氏的文章。其实，周作人的热，是和张中行这 样的老人出现有关。无数模仿周作人体的文字的作家出现后，人们才广泛认可存在一个苦雨斋的传统的。而张中行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　　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对他的引力只是在文字上。因为他授课的效果并不好，只是以文章名世。周作人与学生的交往没有胡适多，亲和力并不大的。但周氏的文章实在诱人，就见识和文字的魅力而言，除鲁迅外，别人是不及的。周作人在那时是个清醒的思想者，古典文学的修养高，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日本文化的思考也深。这在北大是极其特别的。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又带有儒家的中和之调。他对西方的人文学说有相当深的理解，在审美的范畴里，又深解东方艺术的要义。他的书那时在知识界风靡得很，博识与冷静让人动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声名很大，虽没有领袖之风，可在一些具体话题表述里，见解常常在胡适、陈独秀之上。胡适、陈独秀的意识，有巨人的风采，别人是不及的。可是周作人的选择是个人的，就让一些青年觉得有可行的一面，是普通人的状态。从北大毕业的人，讲起自己的老师，文科的青年要佩服的往往是周氏。张中行后来越来越感到这位老师的重要。他身上能汲取的东西，是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不及的。所以内心深处，就自然亲近于周氏，也自称是他的学生。　　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过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的身边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废名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的后来也成了自己的忘年交。周作人身边的人都不太张狂，个性却是耀眼的。他们不随流俗，思想放达，有六朝的意味。在张中行看来都是可念可感的存在。闲暇之时，偶尔还到八道湾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他对周作人的认识，也随之越来越深，甚至受到了很强烈的暗示，有时也影响了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关顾其舍，周作人是一定感慨的吧。我想周氏绝不会料到，承传自己的文学风格的竟是这个弟子，不过他的诚实、勤勉、远离世风的态度，周作人想必是赞佩的。所以，赠送给扇面与他，也是自然的了。　　在苦雨斋弟子里，深入揣摸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沈启无是。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坐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相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张中行不止一次地说过，周作人的学识杂，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神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阿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他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一些人的前面。　　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毋庸置疑。《负暄琐话》的风格明显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关于苦雨斋的主人，他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浅薄的造反者，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人。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他在《苦雨斋一二》写到了两人的交往：　　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多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虽然老师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的另一种可能。至少他在文章的写法与精神的表达上，没有趋于泛道德化的思路，在张中行看来是极为稀少的清醒剂。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要时间。　　从他所引的周氏的观点来看，周作人所保持的许多理念，都是张中行自己后来坚持恪守的。不陷于柔情，非豪情状，默默地对视世间的遗产。精神的冷，和内心的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群落都卷入到社会的冲动里，情感的因素战胜了理性的力量。身处乱世，奇冤四起，血气冲天，怎么才能保持精神的安宁呢？安宁，就要不动于火热的人间疏离。这是大难之事，浅的被说是落伍，深的要被视为无爱者。周作人、张中行都被同代人指为是自私的人。可在他们看来，彼时的中国已经发了疯，包括知识群落，差不多都远离思想的园地了。　　经历几十年的动乱，周作人式的思考问题逻辑及表达逻辑，几乎消失殆尽。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已没有希腊式的风致了。怀疑与包容，从人们的视野里隐去，几乎没有温馨和平淡如水的存在。如果不是张中行在上世纪80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一种路向扩大化了。二　　张中行生前谈五四的人物，独没有将鲁迅放到研究的视野里。他讲了许多大人物，却放过了鲁夫子。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太好谈。讲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容易，而说起鲁迅则是大难的。为什么呢？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当他到北大时，鲁迅已离开北京，能见到的只是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的人物。所以鲁夫子的音容笑貌只是从别人的谈吐那里得到，再就是阅读作品感受其间的神韵了。张中行极为欣赏鲁迅的小说，尤对阿Q的形象感兴趣，以为那是了不得的创造。他教书时，讲到白话文，也推崇鲁迅的文章，用其作为例子启发学生。关于鲁迅，他从周作人那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没有坏的评价。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到苦雨斋去见周作人，谈到世风，周氏就有“鲁迅如活着，不会像郭沫若那样”的话。在精神的深处，是推崇这位思想者的。　　虽然没有系统地谈论鲁迅的文章，但在私下的言论里是很佩服鲁迅的文字的。在他看来，鲁迅的智慧太高，常人无法及之。他在《作文杂谈》里写到对鲁夫子的感受，是强烈的：　　那还是《呐喊》刚出版之后，买来，先读《自序》……觉得意深刻而语沉重，也是爱不忍释，于是反复念了几遍，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话，那就是鲁迅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跟他不上。就知识结构而言，鲁迅有哲人的一面，康德、尼采式的东西都有一些。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颇为了解一些的。这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张中行其实也感到了彼此间的差异。鲁迅的那些东西，远远地看可以，学起来是大难的。鲁迅在日本读书时，就注意到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还系统地了解了科学思想史。像克尔凯郭尔、斯蒂纳、叔本华的著述，都是浏览过的。中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他一生里，一是关注科学，一是思考人文主义，还有报国的热情。思维就别于他人，想的是人本的问题。这还不够，那时对国民性的思考也夹带其间，精神就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满足于知识的获得和事功的体现。鲁迅没有这些。他将知识看成改良人生的存在，而且不断地向自己的有限性和国民的弱点挑战。这种复杂的心理和盘诘过程，一方面使他呈现出精神的创造性的一面，一方面具有浓烈的批判意识。在他的世界里，纯真与复杂相间，深切与平和交汇，精神结构是极其神异的。　　鲁迅表现爱的时候，是在最悲愤的文字里。而幽默的语调里，也含有闪闪的泪水。熟读《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人，都可嗅出他深广的情思。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过去是很少有人拥有的。周作人在表现悲欣的情感时，是常人的智慧，你一点不觉得奇怪。可是鲁迅的精神是腾越的，从泥土里生出，在高远的天地里翻转。那就表现出意识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在描述人物形象时，是俯视的，看穿了灵魂里的一切。像阿Q那样的形象，其表现的态度里是爱恨交加，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正是。鲁迅的表达方式有时不能用是与不是来解释。他的智慧是超出线性因果的联系的。你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多么反逻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类似的句子，我们用常理能够理解么？理解鲁迅，必须意识到表达的反世俗与切近世俗。这是个悖论，但他穿越了这个悖论。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读书人觉得无法与其并驾齐驱的原因，是思想的构成不在一个层次里。　　鲁迅的思想有表层的，也有隐层的。他文字里有许多暗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比如他读文字学的书很多，却很少谈及，那些都隐含到文字的背后了。他关注考古学，却不在作品里运用这些，但在随笔里，偶一论及旧文明，则是现代的眼光，科学理性的光暗自闪烁着。他藏的西方版画和各类美术品多矣，却从没有写过一篇研究的文章，但他作品里明暗相间的审美精神，都是吸取其精华的表现。他平时很关心自然科学知识，你看他藏书中有关天文、地理、医学、心理学的著作，都隐含着思想的波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形成了他精神的底色。总的说来，鲁迅有专的一面，比如文学的修养，更主要的是杂家的一面，对各类学说都知晓一点。他常说读书要随便翻翻，对自己的眼光大有好处，不是夸大的说法。先生在读书与写作里形成的气象，我们的确还总结得不够。　　还有一个问题，人们一直不能解决。鲁迅首先是消解自己的，对生命有种苛刻的一面，认为自身存有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一面自戕着，一面求索着，渴望着新人的出现，向着虚无和黑暗宣战。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于是自恋和恋人纠缠着一生，久久地趴在地上。鲁迅是飞腾的，抖落了一切尘土，自由地飞动在精神的天空上。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不为俗物所累，坦然地思考和坦然地书写，就不会有离他很远的感觉了吧。　　许多年来，张中行对鲁迅的传统敬而远之，自知自己不是那传统的一员。他喜欢周作人，乃是心灵相近的缘故。记得他对我说，周作人偏于疑，鲁迅偏于信。似乎是对前者更爱一些。但其实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主义者。他有点像罗素所说的孤独地思考，且有人间的情怀的那类斗士，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和那类超人式的智者比，终还是有距离的。远离尼采而亲近罗素的人，大概都有一点这类的特点的。　　在周氏兄弟之间，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难题，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后来的人对他们有所偏好，也是自然的。每一种倾向，都含有精神伸展的可能。张中行找到了这样的生长点。他放大了周作人的传统，且有所变化，于博采之中渐成新体。文学史家对此一定有不少新解，说不定也是有趣的话题呢。

一位社会活动家告诉我,冲绳的社会活动家们正在为持续对抗美军基地的运动不断注入能量,对抗美军基地在冲绳的扩展,特别是把美军基地从冲绳赶出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斗争。

人民币从来就没有以黄金为锚。早在人民币诞生前的13年，明清以来行之多年的银两加铜钱的传统货币，就被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所取代。法币者，法定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国政权，也接管了中国大陆的货币发行权。回到金本位是不可能的了：早在解放前夜，蒋委员长就把他治下的国家黄金储备悉数运往台湾。没有黄金储备，无论古典的金本位还是政府承诺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都是搞不起来的。 　　况且当时 “老大哥”实行的也是法定纸币制度。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货币制度不会例外。倒也不需要与卢布挂钩，因为各革命根据地早就积累了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新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各根据地发行的票子统一起来，完成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到为重建国民经济服务的转变。我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央行行长南汉宸的传记，他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总不能拿着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城，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个样子。新的人民币诞生了。因为还没有正式被选为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在审查人民币时，就不同意把自己的头像印在票面上。直到1976年，人民币的图案就是 “工农兵大团结”，含义应该是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提供交易媒介。 　　但毕竟还是法定纸币。所以，人民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选锚问题。发行货币当然是国家的权力，但是，有权发钞的国家，究竟根据什么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呢？从经济性质看，黄金白银除了充当货币之外，还有别的实际用处。纸币则纯粹就是交易媒介，发少了窒息交易、打击生产；发多了拉高物价、引起通胀。因此，究竟以什么来约束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力——为法定货币选锚——其影响就不限于 “上层建筑”，而是事关普天下苍生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利益。 　　从逻辑看，战争、革命、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更迭，通常与货币币值的极度不稳定互为因果。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天下是谁的都未定， “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国家机会主义思维就容易占上风，因为还不知道究竟会滔了谁的天哩。历史的记载是，在政权大厦将倾的危亡关头，执政者常常不惜开足货币机器，以高通胀争取延长权力的寿命。还有就是新政权诞生之际，脚跟尚未站稳、百废待举又缺乏税基的支持，超发票子往往成为权宜之计。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新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一般伴有严重的通胀。这似乎说明，在冲决一切罗网的革命与天性保守的货币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互不匹配的紧张。 　　人民币是例外。没有黄金储备做后盾、纯粹的纸币、新生革命政权的国家信用——但是人民币从开始之日起，就选择走稳健货币的路线。人民币以什么为锚？想来想去，它的第一个 “锚”就是历史教训。远的以后再论，前朝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货币教训，足以让新中国的货币掌门人铭记在心。看看吧，从法币到金圆券不过十几年时间，头戴 “国家元首”与 “抗战领袖”两大桂冠的蒋委员长，就把他的国民党政权带向了毁灭。军事方面的无能与失利是一小部分原因，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才是根本。其中，超级恶性的通胀——每月50％以上的物价指数——终于把全体国民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恶性通胀的一个派生物就是广大民众持续保持超高的通胀预期。有一年春节，我随毅夫一起去看季羡林老先生，那时他住在离朗润园不远的公寓里。讲起上世纪40年代末的民生，季老说那时领到薪水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 “跑快跑慢的米价不同！”我也问过生活在1948－1949年上海的老人怎样对付生活，回答是胆大的拿到钞票就换银元 （非法的），胆小的若买了生活必需品还有余钱，就囤商品——大米、纸张、毛巾、肥皂、烟酒，无论多少，反正绝不能持币就是了。民不聊生的经济溃不成军，因为人人囤东西，市场上什么也抢不到，大家越发轻钱重物，货币追商品，物价越追越高。 　　当时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党管得了通胀。但是陈云带薛慕桥到上海，只用两招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也是对付通胀和通胀预期最基本的功夫：一是严控货币投放，二是加大商品供应。反正看到街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囤积保值的心理倾向就会逆转。等到了囤物者熬不住也向市场抛卖商品，通胀连同通胀预期就被杀下马来。从此，“货币不能超经济发行”就成为管理人民币的第一准则。剩下的问题，是摸索究竟是发行多少票子才算合适的经验参数。 　　后来的历史也说明，只要抗得住“超经济发行”，人民币的币值就能够保持稳定。什么时候这个准则被破坏——譬如超越实际可能的 “大跃进” （无论土的，还是洋的）——货币币值就失稳，物价总水平就上涨，老百姓说的“票子毛了”就卷土重来。这也说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岁月消磨记忆，再沉重的历史教训也会随风而去。从来没有跑步买米经验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不是很容易发表 “有点通胀没什么了不起”之类的宏论吗？至于坚持稳健货币准则的货币掌门人，可遇而不可求。就是遇上了，不让人家管事，不也是白搭？美国是号称央行有独立性的地方，但保罗·沃克尔也不能保证他的继任者与他信奉同样的货币准则。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因此，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为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这是本专栏讲过的，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1944年布雷顿森林签订协议的地方，倒是有中国代表到场，但没有签字。不知道如果当时签字入约，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以固定汇率挂美元，以后还能不能锁住老蒋滥发票子打内战的 “雄心”？不过这与人民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民币还没有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十年，人民币就是要选外币为锚也轮不到美元，因为中美之间根本没有多少往来。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人民币挂美元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但此时还作为世界第一强币的美元，却开始走下坡路了。 　　下周我们继续讨论人民币选锚的经验。这里先写下作者的观点：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你是否简单化地理解冲绳形象了?不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在把握一个共同体时将其简单化，这是最糟糕的。--责难我的声音传来，让我停下脚步。忆起那些与冲绳息息相关的具体人物的各式面孔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不顾人们的阻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那里,他发表了令人意外的演说,坦陈前往以色列的理由:“如果人们告诉我 ——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他宣言:“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与卵共存:村上春树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辞》,李华芳译)村上春树的耶路撒冷演讲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敢和机智,体现了一种真正文学者的态度。村上春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了文学独特的本质和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卵击墙”正是文学存在的方式,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断摧毁各种形式的遮蔽和压迫,重新恢复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感觉,这是文学生命之所在。文学的本质在于勇敢地介入和强大的想象力。文学是通往真实和理解的桥梁,是对权力和现实不懈的挑战。通过文学,我们抵达不能抵达之地。 　　当村上春树冒险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正是张承志的新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面世的时候。这本书将面临两重障碍:不论是本书作者, 还是作者引领我们去阅读的对象——日本,都长期为我们敌视和拒绝。就像峻峭的悬崖,张承志提升了我们的视线,并且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里曾经这样描述八十年代的张承志:“他是那一个时期最最令人瞩目的诗人,关于他的诗篇有无数种阐释和理解,面对这一切,他的回答只有两个野蛮的字:‘我操!’”尽管与村上春树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其文学的精神在根本上却是相通的。“以卵击墙”也正是张承志写作的特点。这个时代剧烈的跌落极大地孤立和伤害了张承志。时代将他逼入死角,使他走上了越来越决绝、孤独、狭窄和极端的道路,同时也磨砺了他思想的锋芒。他对日本的阅读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其独特的思想姿态。 　　一百多年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历史痛苦地缠绕在一起。中日之间复杂的纠葛,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屈辱的下位,使得中国与日本的对话异常艰难:“鸦片殖民以来的屈辱羞耻、汉唐元明承续的大国传统加上专制——这三座大山使顶戴着它们的中国人,难作追问,时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究,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沉重的遗产,恐怖的体制,使他们的声音,痛苦而喑哑。”张承志感叹中日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困难:“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词不达意,似是而非。”在近代,日本和被日本蔑称为“支那”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水之隔的两个民族命运截然不同:在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成为举世闻名的“优等生”,而中国的近代史则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十九世纪,继中国之后,日本也受到西方的入侵,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然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后的日本,追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步伐,转而侵略其他亚洲国家,而且直接以中国的凌迟为代价,造成了其崛起和强盛。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引起了与俄国、美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亚的激烈冲突。日本的崛起和对于西方霸权的挑战最终导致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与日本有关系,西方被迫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假如没有日本,二十世纪的亚洲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很容易急切、简单地谴责日本对于亚洲的侵略,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日本本身就曾经作为亚洲国家而遭受侵略和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对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制和现代文明进行彻底反省,而是停留于肤浅的要求道歉,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日本战争罪责的真正反省只有在当现代文明的整个逻辑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才成为可能。由于“冷战”的原因,“二战”后,日本迅速被整编到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之中,美国与日本非法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中国和朝鲜等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则被排斥在与日本的战后谈判之外,日本军国主义因此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算。 　　开篇《东苏木以东》由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作者一开始就提出“日本叙述的难处”,并且引出了本书一个重要的话题——“亚细亚主义”。十九世纪,西方对于亚洲的侵略,使亚洲被压迫种族曾经产生了共命运的感觉和联合的要求: 东洋黄种人共同抵抗西洋白种人的入侵。一九○五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我们通常忽略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意义。这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日俄战争中,“亚洲”打败了“欧洲”,粉碎了白种人的神话,破除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日俄战争具有世界史意义,成为“亚洲的觉醒”的重要一环。但是,这种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亚洲主义”思想最终无法战胜近代强大的民族主义逻辑。在民族主义成为基本逻辑的现代世界上,“亚洲主义”找不到真实的生存土壤。“亚洲主义”的兑现最终不过是“大东亚共荣圈”和一部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殖民侵略的历史。对于李大钊和尼赫鲁来说,日本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冈仓天心《茶书》中有一句名言:“西洋人把日本人沉溺于和平艺术之时期视为野蛮国。当日本人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规模杀戮之时,却视之为文明国。”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上了“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的道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的口号成为日本现代史一个基本的命题。其实,福泽谕吉也曾一度倡导“东洋连带”。丸山真男指出,福泽谕吉对近代国家持二元论的看法:其一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另一是“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他把当时的世界形势形容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去,日本国也不得不作为禽兽的一员来行动。”日本在西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逻辑中,奠定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堀田善卫说:“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民族主义的强大逻辑粉碎了某些真诚而又尴尬的“亚洲主义”者的理想。 　　近代日本的崛起史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日本的一面镜子。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指出,被西方征服的上海的悲惨状况成为反面教材,鞭策了日本走向“近代”的决心。井上馨到上海之后,立刻抛弃了“攘夷的谬见”,转而主张“开国的方针”。通过中国的灾难,日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性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道路。 　　由于庆幸于“近代”的“觉醒”,日本对于西方的入侵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在横须贺有关黑船事件的叙述里,美国黑船不是扮演殖民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而是担任启蒙的任务。日本人对佩里将军怀着感恩的态度。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黑船事件的刺激,使得吉田松阴这样的日本人划着小艇爬上黑船,要求偷渡美国,去考察新文明。他在狱中的书简,成为启蒙时代的名著。这种“启蒙”故事令人想起上海新版教科书的所谓“文明史观”。通过吉田松阴的思想和事迹,张承志指出:“在他的文明发愤之中,泯灭了巨大的道德。它一面教导对欧美规矩的恭敬,一面宣言对贫弱邻国的野蛮。”“直至今天,日本思想上印着的、这个脱亚入欧弱肉强食的烙印,依旧还是那么清晰。”这种“启蒙思想”和对西方侵略的感恩态度,却又与日本自身所宣扬的抵抗欧美白人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说辞自相矛盾,它也因此揭露了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性。 《三笠公园》和《长崎笔记》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深处。在《三笠公园》中,作者通过北洋水师的故事,剖析了虚骄自大的中国的战败和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的战胜。张承志将被原子弹摧毁的长崎视为日本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他在《长崎笔记》中说,长崎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它不像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更像一个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堡垒,日本现代化的海军、医学、印刷、英语都在长崎肇始,长崎是理解日本的一把钥匙。“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被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美的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填街塞巷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西方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长崎在某种意义上是罪与罚的宿命和象征,它既因为西化而崛起,也因为西化而毁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但是,同时,它也付出了毁灭,尤其是道德毁灭的代价。“日本曾经战无不胜。但是与历史的公理相比,杀伐的胜利不值一谈。”作者认为,只有否定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低下头来体会被侵略者的心情,日本才能与中国获得沟通和理解:“若想贴近破碎中国的心,先要纠正那颗明治以来的、胜利的心。”作者不是依循强者的逻辑,而是提出另一种论理——人道。在作者的眼中,日本“大国崛起”的辉煌不值一谈。然而,另一方面,他饱含敬意、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日本民间著名的赤穗四十七士舍生取义的故事。被日本人民记忆、歌颂,四十七士并非成就了辉煌的功业, 而是他们复仇的行动体现了人性的尊严,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四十七士把原则和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作者欣赏他们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一种必死的决心以弱抗强,生命在强权的毁灭中迸发出了强烈的异端的美感。如果说统治者偏爱的是秩序,那么,底层则更欣赏正义的实现。“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无疑,正是因为处身于中国式的机灵的民族,张承志才大力标举和高度颂扬四十七士奋不顾身的义举。四十七士轻生死、重信义的故事培养了日本认真守信的民族精神。“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形成健全。”这也是日本强盛的文化基础。正如我们难以理解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一样,面对日本被扭曲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性格,作者在激烈批判和质疑日本现代史的主流的同时,对日本民间真善美的人物和思想碎片保持着必要的敬重。 　　张承志曾经将他的一本散文集题名《五色的异端》。张承志的写作总是与异端的权利、弱者的知识以及反抗的正义联系在一起。与洋务派往往片面惊羡于日本的强大相反,张承志在对日本的阅读中,提取出来放到最高的地位上加以肯定的是本多胜一的“被杀戮一侧的论理”。本多胜一在越战采访中提出了“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观点。张承志倡言:“无论强势霸道如何得势,无论媒体怎么散布谣言,人应该站在被杀戮与被剥夺的、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一侧,反抗横行的霸道,支持弱者的抵抗。”“他人”的概念和“站在被杀戮者一侧”,是现代文明以及个人主义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解毒剂。张承志在《他人的尊严》中说:“苏珊·桑塔格最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她接受了‘他人’的概念。”关怀“他人”,尊重“他者”,反对歧视和压迫,这才是张承志心中的“文明”。他提出,“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六十年代遍及全球的反越战运动,使与弱小者站在一边和抗议霸权成为一种时代普遍的共识。它唤起和培育了人们对于正义的感觉。“抗美援越运动,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启蒙导师。”反越战运动构成了二十世纪革命的一个重要高潮。张承志从独特的历史视野出发阐明了被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日本赤军的世界史意义。他们是对于现代日本强大的“脱亚入欧”逻辑的赎救,是对于被压迫、被践踏的亚洲的回归。“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五十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五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他既肯定赤军绝望的反抗的意义,同时也深刻检讨和反思其行动的悲剧性。“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在绝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赤军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不仅无法摆脱旧世界的残暴和血腥,而且走向了悲剧性的自我毁灭。他们的反抗找不到真实的力量和合理的道路。日本赤军为了“他人”,为了正义, 不仅抛弃了优裕的生活,而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的道路是狭窄和悲剧的,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高尚灵魂的追问:“不知我们中国人在富裕了以后,能不能为了世界上那些无助的人、那些被杀戮的人、饥饿的人、被侵略、掠夺和凌辱的人,也这样呼喊,也这样想和这样做。” 当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大国崛起”腾于众口,作者忧心忡忡地写道:“由于失败的历史,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它崇洋的媚态,它专制的出身,它内含的他者歧视,让我感觉紧张。”作者认为,二十世纪日本崛起和毁灭的历史足为殷鉴。“大国崛起”的喧嚣也是促使作者去“阅读”近代日本的动力。“正在崛起中为强国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是时候——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一方面作者痛感国人的麻木矫饰,“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宣传蛊惑。只有警惕一种好战的危机,才能避免再败的危机。只有被逼到了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另一方面,作者进一步反省,当中国真正强大了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践踏正义、毁灭道德。因此,我们一方面既要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而是一种美的生存:各民族友好共存,尊重他者与邻居的生存权利。 　　通过石原慎太郎的案例,张承志指出:“一个民族怎样选择文学,就会怎样选择前途。”在张承志那里,文学是沉重的。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注定了不是所谓“纯文学”:“纠缠于纯文学的话题,是一种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一副粗糙的样相。”张承志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学,尚处在受辱的时代。”张承志以文字洞穿了时代的幽暗。他的写作让我想起村上春树“以卵击墙”这个击中了灵魂的隐喻。鲁迅曾经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鲁迅很早接受和倡导“纯文学”的观点,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鲁迅自己却从来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我曾经将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和鲁迅放弃小说创作相提并论,并且一直为他放弃小说创作感到惋惜。其实,中止小说创作,张承志自己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自谦缺乏编故事的才能。但我仍然认为,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是与他对文学的不同理解有关。他有一个说法,中国仍然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他对散文的重视和对文类的特殊看法,说明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而对小说的疏离,也反映了他对于现代文学观的深刻不满。 　　 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完稿

　我不掩饰对大江健三郎《广岛笔记》的不满。 　　因为，我没有读到自己在广岛感到的那种焦急的信息。 　　它不需文学或哲理的彩饰，它应该简单干净，甚至只有两句：一， 必须无条件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二，发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践踏冒犯人类的道德底线。 　　如在两句之上再作补充，就应该说： 　　在这个帝国主义发疯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美国是再次挑动核灾祸的最大嫌犯。原子弹，尽管它这一次可能是微型的或战术的，时刻都可能被美国军队投向人类。 　　大江健三郎尽管也执著于批判，但诸如颓废、屈辱、威严、自杀等概念的阐释，更像是暧昧的作态。它不能代表被核轰炸一瞬抹煞的、十万死灭生灵的悲愿。它以一副深刻面孔，回避了揭露的义务。它对1964年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忧心忡忡，而不去呼吁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国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后也没说出一句世界共识的大白话：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嫌犯，就是横蛮的美国。 　　大江健三郎近年来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显然不在乎对中国的冒犯。但是他的《广岛笔记》里，并无类似的自信，对美国新的核冒险来一句断喝。哪怕昨天就是美国以原子“男孩” 和“胖子”轰炸了日本，而今天美国更迫不及待，想试试“战术”或“微型”核武器。在《广岛笔记》里稀疏的美国批判，不过是： 　　 　　——我怀疑，面临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时候，决定那次作战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那一群，心里或许曾闪过 “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义” 之类的念头。……我怀疑，他们不就是在那般荒谬的人道主义确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么？ 　　 　　——我时时想，投下了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是靠了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力、靠他们不许自己停滞于悲惨的、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才能对原子弹的灾难轻描淡写。 　　 　　如日本评者所说，这些话相当难懂。什么叫“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他的批判语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样暧昧。弯绕的叙述，堆砌的哲理，掩藏着一丝是非的妥协。 　　他远不如那些毫无话语权势的穷国战士，掷出唯有的石块，阻击凶残的坦克，或者以肉躯筑成街垒，以生命抵抗——贫铀弹、战术核武器、核战争的罪恶进军。那些人炸裂的生命嘶喊，他们留给人世的音讯，在我听来，正是广岛呼吁的续篇。 　　我想，除了文人的作态，任何到过广岛或长崎的人，都会为两座城市的受难，懂得了一种道德的底线；都会忍不住张开喉咙，加入广岛和长崎的呼喊——全人类联合起来，销毁和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 　　这呼喊简单无比，但一刻不能停歇。它排斥任何借口，否决一切偷渡，否决诸如安全、反恐、战术、微型等概念和道德上的偷渡。要以经久不歇和雷鸣般的、全世界全人类一致的共同怒吼，实现禁止核武器的目标；首先压制住核流氓美国的犯罪欲。 　　广岛和长崎一直呼喊，六十年没有停歇。他们把诉求简化，绝对禁止、拒绝借口、不论条件原因、不分敌方是谁、强调使用核武器即是反人类的犯罪；强调地球上不能再出现广岛、长崎，人类绝不能再使用核武器。　　——这就是我在广岛感到，但是没有在《广岛笔记》中读到的原则。 　　 　　幸存者的喊声，日复一日，哀怨凄绝。他们呼唤更多人的加入。他们感动了全世界，也感动了求学日本的我。 　　不断再版的《广岛笔记》，与广岛的喊声多少有异。它在阴影笼罩的六十年后，没有做一根勇敢的手指，向世界指证美国的核威胁。 　　它也没有揭露为之造势的媒体犯罪。它没有说：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贫铀弹，乃是对六十年人类艰难建立的和平准则的践踏，乃是对广岛、长崎六十年泣血呼吁的蔑视。 　　对一介文人的评论并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加入呼喊。 　　已经是间不容发，一切都紧迫至极。因为罪恶的新十字军带着贫铀弹、核迫击炮弹和各色新式的杀人凶器，正朝着整个世界，踏着正步、列着队形、一阵阵敲响着罪恶进军的鼓点。它的矛头——高高仰起的导弹的尖矛，不仅直指着我的同胞骨肉，也对准了我的生身祖国。 　　在如此时刻，广岛、长崎的教育，给我注入了强劲的力量。在这思想贫乏的时代，我不能不对长崎、广岛心怀感激。六十年前，它们以惨败、受难、灭绝以及复活，炼铸了一个绝对的原则。那个原则，那个人类找到的、先决于任何分歧的巨大共识，使我激动。于是我不愿旁观，我要加入，我要投身那呼喊之中，锻炼自己的人道。 　　 　　尤其是长崎。 　　在旅行长崎之后，我有时暗想，比起在当今世界家喻户晓的Hiroshima（广岛），同是遭受了原子轰炸浩劫的城市，同是受难者和核罪行的苦主证人，Nagasaki（长崎）是否多少受到了淡漠？ 　　是这样吗？ 　　长崎深深地吸引着我。甚至我觉得，冷淡长崎选中广岛的做法背后，或许还藏着某些用意。或许恰恰在长崎，在另一片被美国原子弹变成焦土的日本土地上，唐船、锁国、郑成功、沙勿略、兰学、志士、基督、军舰、吞并琉球、军火交易……走马灯一般，竞相逐次登场，演出了一部日本民族的悲喜剧。 　　我捉摸着自己的一个直感：或许，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得上长崎。也许它的深港浅山，就是一把——理解日本的钥匙。 　　文化八面纠缠，但长崎的本质，是它与西欧的关系。这个港口，满缀着日本与西欧的轶事，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最后，就在这块生长着日本人“脱亚入欧”理想的土地上，西欧物质文明生产的原子弹瞄准了它，把它炸作了一个地狱。 　　——这就是《长崎笔记》构思的动机。 　　 　　一 　　 　　顺风顺水平户海 　　倭女倭刀国姓爷 　　——歌谣 　　 　　对中国人而言，长崎和北海道一样，远不可测，语焉不详。谁都不会想，长崎曾与中国密不可分。 　　但一旦来到了长崎，人们又会惊奇它与自己的距离。它与中国真是一衣带水；它与浙闽海域台澎金厦之间地理的临近，简直令人咋舌。 　　季风和洋流，都显得称心如意。从日本九州的长崎外海，一叶轻帆投入大洋，逐波随风，不久便可在宁波泉州登陆。 　　唐人船，在那时趁秋风东渡日本。“唐”是中国别名，不仅限于唐代。在西日本各港，一连若干个世纪，唐船帆樯如云。唐人习惯了季风和海路，他们常在长崎贸易之后，辞岁越年，直到次年春天扬帆归国。 　　那是帆船贸易的时代。顺风顺水，唐人船的周期往复，使得每年都有数千人居留九州各港。在长崎，一角繁华的中华街逐步建成。 　　航海、贸易、走私，当然也时而风高越货、月黑劫船。那时的大洋里，出没着一代代的浪里白条、弄潮男儿。种得东海万顷田，他们穿梭于长崎至福建的一条水域，国籍含混，人员复杂，时而显现为唐人海商，时而又扮作了日本倭寇。明朝禁海和日本缺货，其间的暴利，鼓励他们把生涯付予险浪。他们的锚地和货场，先在舟山双屿，后在长崎平户。大陆人的性格，溶化于滚滚波涛中的商机。不顾法度、追求利润的一支海上武装商队出现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初打下这一方碧水霸业的，却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王直。　　1541年，被明朝赶出了舟山群岛的王直，最终把平户选作了基地。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渐渐裹挟了，也混杂于失意的浪人破落的百姓——以后，出没东海的倭寇，国籍变得掺合混杂，行业也是亦商亦盗。他们与禁海的明朝官僚纠缠不已，最后竟然从山东到浙江，在千里海岸线上扑岸攻坚，烧杀抢掠。虽然戴着倭寇帽子，资料上却说他们多是浙闽流民，日本人仅占三成。而且能节制倭寇的，唯中国人王直！　　与王直的横行东海同时，一个在东方水面徘徊良久的影子，也露出了长崎附近的水平线。它就是正在与吞噬了美洲的西班牙疯狂竞争的葡萄牙王国。大海里的葡西竞争，内容唯有两点：夺城掠地和传播天主教。 　　这些白人殖民者大大利用了东海的无序，利用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但它们未曾料到，最终限制并驱逐它们于东海之外的，也是这些不晓大义的中国海盗。 　　早在1525年，厦门海商为了买卖，把葡萄牙人招请到舟山双屿岛的六横岛，葡萄牙人抓紧机会，在那里修筑了大约千间住居、两座教堂以及市政府、医院，甚至设置了市长。此时，在不算太远的马来半岛，苏丹领导的原住民正在马六甲与入侵的葡萄牙殖民者战斗。 　　走私海商王直的早期据点，也在六横岛。1543年，携枪的葡萄牙人乘王直的帆船，到达了日本的种子岛。此即日本史上有名的“铁炮传来”；日本领主惊异于如此利器，即刻不惜千金重价，购买了两支“铁炮”到手，回家闭门仿造。对这两支火枪的仿制，就是后来日本军队的制式枪械，包括传说的“三八大盖”的源头。 　　东洋人，包括日本幕府并不知晓——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远在罗马的陌生教皇，在滔滔的西洋某处，画了一条竖直的子午线，分赏两个宠臣。莽莽大国小岛，无论明朝日本，虾夷吕宋，悉数都已经——东半个赐给了西班牙，西半个赏给了葡萄牙。 　　葡萄牙，此刻已在眼前海上露面。 　　不用说，那时的日本人不可能知道，在恐怖的“子午线”的另一边，秘鲁的波多西（potosi）、墨西哥的瓜纳华托（guanajuato）等银矿已经开采。也可以说，人间地狱已然开启。他们不知道，比在长崎招摇的葡萄牙更陌生的西班牙，在美洲已经使人成千万地被屠杀和苦役致死。当然他们更不可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以天主的神圣名义进行的；天主的教堂，已经在浸血的大地上星罗棋布。 　　1549年，在这一背景下，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也搭乘王直的倭寇船，到了日本最西的长崎。他是最初的日本传教士，后日被梵蒂冈教廷封为圣徒。 　　 　　1557年，王直被明政府捕获处死。东洋的制海权，转到了郑氏家族的手中。郑芝龙接手了王直的平户基地，与日本人田川氏结婚。1624年7月，这位日本女性在平户生下了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追逐着百万海上利润、拥簇着千艘武装海船——这代代的弄潮儿，有时会遭时代翻弄，一度堕为海贼；但是当他们被大潮推上浪尖，也会让自己的人生，涂上政治的浓彩。 　　郑成功，至七岁随父移居福建之前，与他的日本母亲在平户度过了七年时光。 　　不同于王直等海上枭雄，郑成功有政治的视野。 　　郑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郑森。因拥立明朝亡命唐王于福建，被赐与“朱”姓，并改名成功，于是人称“国姓爷”。日本曾有著名的人形鷙鷚璃木偶剧《国姓爷合战》，因而可知此名的流行。 　　当他接替父亲、入世于东海中国的舞台时，在他眼前，大陆上正是明清鼎革，海上则有白人携铁炮传教殖民——郑成功的选择，只能是因势利导，逐流使浪。 　　他先援助亡明抵抗满清，后夺取台湾割据自重，演出了一场乱世英豪的威武剧。对他来说，所有运筹决战纵横抉择都无非是形势所迫，其实并无别择。但是，他的收复台湾这一作为，扭转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甚至破坏了殖民主义的全球大计。 　　1661年，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基地，指挥舰队大举登陆台湾。他的目标是：攻略台湾、安置休息、再图进击、重归故国。 　　4月 30日，郑成功挥师两万五千，先打澎湖岛，5月包围赤嵌城，以大炮猛攻。在8个月攻防之后（1662年2月），无耻地盘踞了台湾、至今仍自吹给台湾带去文明的荷兰人连同它们的东印度公司，虽然也火枪铁炮负隅顽抗，且调兵遣将等待外援，但大势已去，他们最终还是在郑成功的大军重击之下，竖起了白旗。 　　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什么呢？ 　　日本的右派总想说：郑成功并非大中华的正统国军，他占领台湾不过是割地自保，而且他还是个日中混血儿。欧美的绅士更是“百年嘴硬说殖民”，耐心絮叨颠覆中国的话语，描画白种人的神话。他们怀着乡愁，执拗顽犟，锲而不舍地说，白人带来了文明，即便台湾也是由荷兰人“发现”的，荷兰给台湾带来“荷兰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实就在荷兰人盘踞不久，以菲律宾吕宋岛为据点的西班牙人，也尝试染指台湾。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台湾北部的鸡笼（现基隆），在社寮岛筑建圣萨尔瓦多城堡 (San Salvador)，并扩张到蛤仔滩（现在的宜兰），在沪尾（今淡水）筑圣多明戈堡(Santo Domingo)。 　　郑成功的舰队，对它们实施了一场铁帚扫海。 　　任你嘴硬，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他们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都被一扫帚扫进了汪洋东海。尽管今天，他们乘着资本主义的话语优势，在中国奴才的帮腔下隔海呱噪；但是多言无用，他们的台湾梦，已经真的葬身鱼腹，已经永远地退出了历史。 　　如果没有郑成功的扫荡，东海的形势不堪设想。不能想象台湾是一座欧美帝国主义的移民岛，如一个东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胁朝鲜、日本、中国。 　　无论如何，在东海——即朝鲜半岛、日本、大陆东海岸、东海诸岛、台湾——这一东亚的心腹海域，欧美的殖民主义未能插脚进来。它们可能完成的全球链接，被郑成功一剑斩断，一把火烧了。 　　日本人应该为郑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统自豪。郑成功的壮举，是为东亚收复台湾、为东海收复台湾、为一个古老的传统收复台湾。这个传统，不愿被白种殖民主义所覆盖，不愿被洋人的价值所否决。 　　悻悻挑衅的日本右翼，得势无形的台独政客，都是短视的小人。郑成功完成的驱逐殖民者收复台湾岛的意义，需要在更宏观的视野之内，在更大的时代到临之后，才能总结。 　　据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驶近台湾岛时，船员惊呼：“IlhaFormosa”，大意为“美丽岛”。于是“福摩萨”（Formosa）一词便被殖民主义政客和西方知识分子不舍不弃，印上地图，挂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过多少个世纪。 　　 荷兰人在台湾呆了多久呢？ 　　其实，台湾的所谓荷兰的统治时代，从荷兰王国的商社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台湾南部的1624年算起，到他们于1662年在郑成功军前投降，其间仅有三十七年时间。 　　 　　这片海洋的一侧，是茫茫中国大陆。隔海与世界发生复杂纠葛的日本列岛，每每以长崎为门户。长崎与中国的关系，盘根错节纠缠，就像郑成功的背景、血统、行为一样。那些东海弄潮儿，驾着唐帆倭船，两边疏通有无，从中赚得利益。迅疾的海流，规律的季风，正合他们的心思；长崎的平户，浙江的明州，都是他们的锚地。 　　如郑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样，从长崎到台湾，甚至还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岛、南至菲律宾的一道海域，看作一个单元。这就是东海。海中散布的岛屿和半岛：朝鲜、九州、琉球、台湾，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顺、釜山、泉州、上海，天生处于微妙的政治地理环境之中。 　　分析长崎在它的历史脚步中走过的与上述东海的分离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虽然年轻的日本人或许对如此海域划分感到突兀；在他们被灌输的常识里，长崎不是对中国，而是对欧洲的门户。 　　确实，即便日本人不同意：在不动声色之间，长崎和东海的传统，发生过一次腐蚀和颠覆。此后长崎不再是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是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据点。 　　同样，尽管中国人不接受——但倭寇的打闹，不过是“海内”的纷攘；正是随着倭寇的退潮，真正的灭顶淹没，就步步临近了！　　郑成功远去台湾之后，长崎与中国的关系褪色了。 　　虽然，长崎还有一条四门俱全的中华街，但街上往来的却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着乌黑的“铁炮”；港口附近的（荷）兰学塾和洋病院，出入着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东南山手，欧式别墅在绿荫中隐现。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谈洽，都在洋馆的咖啡桌上进行。王直和郑成功都已一逝不返，长崎正走向它“入欧”的时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凄惨 　　主啊 　　海为何却依然碧绿 　　——远藤周作 　　 　　长崎在1571年作为自由港，正式对东西两洋开港。除了自中国而来的传统唐船之外，西洋来船主要发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间进行征服殖民地和传播天主教的疯狂竞争的时代，葡萄牙人以传教为名在东海的出没，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终于，德川幕府坚决踏上了镇压天主教的血污道路，并在1639年采择了锁国政策。这段历史，通常被看作日本的黑暗时代。幕府因这段时期的作为，满脸涂了专制的颜色。 　　但是，当时的全球大势，还要十倍的复杂。 　　幕府的武士闻所未闻——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观念中，基督徒不仅有权占领异教徒的国土，而且不从洋教的诸国，主权尽归教皇。武士们不能想象：根据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权攻占穆斯林首都格拉纳达的次年，即1493年以条约制定并于1529年补充过的“教皇子午线”，日后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经被教皇赏赐给西班牙；而后来所谓的亚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内，都已在梦中被划给一个匪夷所思的“葡萄牙” 了！ 　　按照修订的教皇子午线，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加岛以东的经线，乃是葡西边界。在此线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国（当然包括澳门、广东等地）、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陆西岸构筑的据点是果阿）、摩加迪沙（达•伽马“发现”印度时，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却炮轰摩加迪沙）——并无例外，都已在理论上归了葡萄牙。只不过，还需葡国一个个占领，方能做到名副其实。 　　这就是葡萄牙船出没长崎的大背景。 　　 　　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sisco Xavier），途经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陆日本鹿鷛岛的时间，是1549年8月15日。抵达后，他为获得传教许可，和一个已经粗知日语的修士、一个传奇的日本教徒弥次郎（yajiro或anjiro）一起，离鹿鷛岛，上京游说。同年11月，山口境内的布教活动开始。 　　1579年，长崎岛原半岛的大名（领主）有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粮食援助，在诸侯争战中占了上风。有马因而归信天主教，成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后，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国公演过的电影《吟公主》，描写的故事中，就有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个天主教的信仰传入了日本的武士阶级，并与丰臣秀吉发生冲突的故事。 　　1584年，岛津氏也采取优遇基督教的政策。1587年丰臣秀吉进攻岛津，以基督徒轻视神佛、买卖人身为由，决意禁止和驱逐基督教。但丰臣秀吉虽然厌恶洋人的传教，却又喜欢与西欧的贸易。因为其中的利润和物资是诱人的。 　　以后，随着出兵朝鲜、秀吉病殁，还有关原之战，战争要求巨额的费用。接纳洋人的大名靠着贸易利润，维持了藩国的经营。 　　关原之战以后，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台。他和丰臣秀吉一样：希望贸易，讨厌传教。但是为了改善经济和邻国关系，他实行过一种“朱印船”的凭证通商制度，对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是一个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门曾与葡萄牙人冲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杀害。作为报复，次年葡船“上帝之母号”来到长崎，有马联合了长崎官员，把这艘船击沉海底。 　　“不传教的荷兰船”应召般出现了。 　　紧接着，另一个新教国英吉利也趁机挤入，在长崎的平户叩关求商。1611年，西班牙使节在日本测量诸港，被欧洲同胞威廉•亚当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测量各港，以后准备派兵。”荷英与西葡的矛盾，给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证贸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传入的选择余地。 　　德川政府决心与西葡二国一刀两断，实行禁教。虽然被对外贸易的巨额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认为随洋船舶来的基督教思想，与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坚决而残酷的禁教开始了。 　　1612年基督教禁止令颁布，传教士悉数被逐。继续传教者被投入监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被命令自决。1615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与茶道宗师千利休之女、电影观众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爱情故事——以及外国教士、日本修女约三百人，被驱逐到马尼拉。在京都六条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儿童处以火刑。据说，女信徒紧抱孩子直至烧焦，不肯弃教。 　　1622年，最著名的一次镇压发生。在长崎西坂，天主教传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绑上了十字架，于火刑之后斩首，史称“元和大殉教”。这些殉教者后日被梵蒂冈追封为圣徒。由于被处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别墅城奎纳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里，也装饰着西坂殉教主题的壁画。 　　但欧洲还是不断派来教士。 　　基地置于平户的英荷舰队，加入了幕府对潜入者的拦截。登陆、潜伏、被捕、弃教的神父，接踵不断。比如一次，英荷舰队拦截了从马尼拉驶来、装载皮货的一艘日本朱印船，在货物中发现了两个西班牙人。原来船长是日本基督徒，他藏匿了企图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已经弃教的托马斯•荒木供出了他们的身份，教士随即被投入大牢。将军德川秀忠为教士的执犟大大震怒，决定重刑对处。 　　又一次镇压中，被处火刑的传教士和信徒共二十五人，斩首三十人。死刑的范围，囊括了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耶稣会等几个修会。死者中女性和孩子很多，最小的遇难者年仅四岁。1637年，在离长崎不远的天草和岛原，爆发了称作“一揆”的大规模农民暴乱，参加者中，基督徒很多。两万多人笼城死守，幕府派出了十二万大军，对这场宗教起义进行了残酷彻底的扫讨。 　　天草之乱以后，基督教（在那时即天主教）在日本消失了。 　　日本正式锁国。 　　 　　初读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是在1989年。那时我读着它，比较着中国史上的宗教事件。它的微微欧化的文笔，对于正在学习日语的我，简直是异常优美。它描写的那个天主教在幕府时代的受难故事，句句真实，哀伤凄绝，给了我难以名状的感动。 　　小说的梗概大致是： 　　在葡萄牙，传说着费雷拉神父在镇压基督教的日本，因为一名长崎官员“一诺勿艾”的罕见残酷，放弃了基督。而他的清高虔信，曾经感化了多少教士和神学生啊！于是教会决定派勇敢的神父潜入恐怖的日本，一查此事的真假。 　　神父罗得里格和一个同伴出发了。他在澳门结识了一个古怪的日本人吉次郎。顺便说一句：这个吉次郎的名字，使人联想后来成了圣徒的沙勿略。因为沙勿略也是在果阿找到了一个名叫弥次郎或安次郎的、履历复杂的日本人。罗得里格由吉次郎引路，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踏上了日本的海滩。 　　 以后的故事惨不忍睹。他们和日本潜伏的信徒接上了头，但随即给那些可怜的农民带来灾祸。拷问的残忍，使气盛的神父开了眼。接待了神父的农民被绑在木桩上，在反复淹没的潮水中殉教。传说的费雷拉神父渺无音讯，年轻教士罗得里格却被吉次郎出卖，落到了长崎官员的手中。 　　远藤周作细腻描写了哀伤的十七世纪。特别描写了逼迫人以脚玷污圣母像，来检查是否信教的 “踏绘”（fumie）。它简直是日本的污行。政府的残暴，百姓的坚贞，写得栩栩如生。　　罗得里格看够了褴褛信徒的受难和他们的殉教。在迫害的极点，他捶胸天问。他不能理解，神的沉默。他不能接受——恶行和苦难被如此纵容的现实。 　　就在他几乎疯狂的时刻，传说中的酷吏“一诺勿艾”出现了。 　　这个名字即井上，是统管长崎左近的筑后守。与欧洲的传闻相反，此人只是一个瘦削老头。他并不用刑，一旦露面，只是娓娓道来。小说写下的、井上筑后守的徐徐劝诱，是对欧洲天主教价值优越观点的、点穴般的批驳。 　　井上一席话，神父的心乱了。 　　接着，一个日本和尚打扮的黑衣人，被领来与他会面。 　　——居然这位日本和尚，就是传说中的费雷拉神父。 　　以圣洁著名的教士，早已放弃了天主教。 　　他被残忍地在井穴里倒吊，狱卒在他的耳根处刺破一个洞，以便淤灌头部的血慢慢地滴出。与那些殉死的褴褛日本教徒不同，他仅在五个小时后就屈服了。他甚至在日本娶妻改姓，进行批驳天主教的着书立说。 　　但是叛徒的痛苦嗫嚅，却揭破了虚妄的表皮，一语道出了日本与西方相抗相悖的异质。改名泽野忠庵的费雷拉说： 　　 　　“他们把圣沙勿略教给他们的‘上帝’（Dios）一词，随意翻译成了‘大日’(だいにち)。从那时他们信仰的，就不是基督教所说的神……不,在这个国家,日本人在我们盖起的教堂里祈祷的,不是基督教的神。” 　　（《沉默》，新潮社，1986年，p.94） 　　 　　在昔日偶像的现身说法面前，年轻的神父崩溃了。在思想拷问的尽头，在鸡啼之前的黎明，他污脏的赤脚踏上了圣母像，背叛了天主教。 　　——小说不仅动人地描述了日本天主教历史上的殉教故事，更思索了宗教与风土、百姓与信仰等一系列烦扰人类的大命题。扣人心弦的故事，纠缠灵魂的思想，巧妙地编织一篇，令我爱不释手，重读不已。 　　 　　2006年再访日本，我专门去了长崎外海。从北京出发前，我找出这本小说，把它又浏览了一遍。 　　在美丽的外海，有一座远藤周作纪念馆。我细细看着，只嫌时间不足。这一次我才知道，作家是在长崎，因为看到展览的“踏绘”上、圣母玛丽亚的脸已被赤脚磨得光滑模糊——才决意写这部小说的；我也知道了《沉默》获得过梵蒂冈的奖赏，作家本身也是天主徒。 　　在外海那天，我很想和人讨论。但有趣的是，同行的日本朋友都没读过这本小说。 　　我带着深深的疑问离开。这本小说，对日本那个时代的禁教和锁国，到底是揭露控诉，还是认同称许？对葡西等国的传教及其间的牺牲，究竟是赞美还是在批评？甚至，它对芸芸众生之中的一神教世界观，究竟做了怎样的展示？ 　　我读出了一些什么，但我不敢肯定。我需要仔细的确认。井上筑后守的絮叨漫语，简直是一篇精彩的日本论。“丑女的深情，常给男子以烦愁”，“殉教的日本人,信仰的不是那个主”。是的，国家对信仰的迫害是一种论断的基准，但问题的内里，却层层包裹、深奥难测。 　　究竟该怎样看待长崎的“切支丹”（christian，基督徒）时代，怎样评价日本幕府禁教锁国的思想？ 　　这是一些大题目，牵扯着在中国的许多认识。 　　 　　到长崎去的一个目标，是去平户的生月岛。朋友们说，那里有“隐藏切支丹”，顾名思义，他们是镇压年代存活下来的、坚贞的日本信者。 　　在生月岛，徘徊在展览用的“隐藏切支丹”草屋，我掩饰着吃惊。 　　我震惊：怎么地道的农民信仰，到处都那么类似！ 　　他们的念辞，与我在黄土高原上听惯了的、门槛完全不同的伊斯兰苏非派的念辞，形远魂近，一线灵犀，说不清的似是而非。就连它充斥的浓厚日本味，都宛似一种东方的注释。就像在中国西北，所谓的苏非家也使用一个阿拉伯语词“即克尔”（ziker，颂辞）；在日本长崎，它的名字千真万确叫作“奥拉颂”（oracion，祈祷词）！ 　　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环绕一圈。当中点燃的，不是常明灯，而是白蜡烛。他们挂着观音菩萨的像，却念着赞美基督的词。或者说，他们按照遥远的记忆和祖先的规矩、背诵着拗口费解的“奥拉颂”，心里却感赞着大慈大悲的观音、普渡亡灵的我佛。 　　他们的奥拉颂，已经失尽天主教的章法。曾有日本学者远涉欧洲，带着奥拉颂的录音，逐行逐句地在当地寻求比较。最后，在欧洲某地的深山里，知道了平户生月岛的奥拉颂，乃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古老念法。 　　他们的故事，使从日本到欧洲的教友为之振奋。明治维新以后，信仰步入自由，平户的蓝天碧海间，修起了新的教堂。人人都想：生月岛这一小群隐藏切支丹可以回归天主教的怀抱了！但更让人震惊的是，熟虑之后，他们谢绝了回归，宁愿留在半佛半神的状态。 　　因为他们觉得，尽管念着奥拉颂，但他们也做着佛事。盂兰盆、守夜、彼岸、佛教的仪礼同样不可或少。他们念着奥拉颂，但不离开观音。他们重视自己是隐藏切支丹，但更在意自己是普通日本人。联想着《沉默》中那些穷途绝路的迫害，隐藏切支丹的存在令人肃然。 　　不难想象的是他们悲惨的潜藏史。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在公开后的选择。 　　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参照。 　　濡染心灵普渡众生的佛教，在他们的故事中得到了阐释。不仅如此，虽然我只是第一次见到隐藏切支丹，但我与它似曾相识。我被它的内涵吸引，独自捉摸它的隐喻。它令我的求学渐入佳境了，我宛如更走近了——中国的门宦，摩洛哥的苏非。 　　哀伤的、日本天主教的殉教史结束了。它给长崎涂上了又一层底色，使这东海门户的色彩，更加丰富，不易看透。 　　 　　三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 　　在大海遥远的彼岸 　　烟柱升起 　　接着看见了船 　　雪白的轮船 　　驶进了港口 　　礼炮齐鸣 　　…… 　　一切确已真的发生 　　我坚信无疑 　　守候着他 　　——普契尼《蝴蝶夫人》第二幕 　　 　　一座白纸折扇般的人工小岛，在长崎湾，被填海造了出来。 　　这座叫作“出岛”的隔离区，四面环海，只一道桥门连接陆地。最初它是专门用于集中软禁葡萄牙人的，后来葡萄牙人被撵走了，驻在平户的荷兰商馆被迁入，洋人住进了出岛。 　　在绵延二百余年的锁国岁月，长崎是一个特辟的小门。唯这里允许洋船入港，维持洋人交际。后来锁国令松弛了，出岛废弃不用，洋人随意居住，长崎也就正式成了日本的门户，担负着对外的大宗贸易，以及文化输入孔道的使命。 　　标榜不传教只经商的新教国荷兰人，后来更有英吉利人，在这个天然的良港安心地定居住下。他们做买卖、开学堂、交朋友、招游女，在一个相当长的锁国时代，充当了西欧文明教化日本的老师。 　　已经过了恐怖的1840年，日本朝野上下，正因近邻的中国遭受的鸦片战争大受刺激。他们感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决心富国强兵才能救亡图存。经由荷兰人这一特殊的教师，日本大口地吞嚼了西洋的思想和科学，尤其是军事、医学、印刷等技术。总之，统称“兰学”的西方知识，为这个岛国的蜕壳新生，实行了相当深刻的启蒙。 　　今天去长崎游览，若是未做事先的准备，大概就不易了解兰学、铁炮（即枪支）、麦酒（啤酒）以及南蛮馆的咖啡，叱咤风云的坂本龙马等长崎的掌故。即便如此，凡到过这座港口城，散步走过东山南山，印象中也会满是洋人的金发白肤。 　　“切支丹”已经不用“隐藏”，时代已推进到帝国诞生的前夜。 　　经由荷兰，幕府得知了西欧的“蒸汽船和蒸汽机车”等情报。1854年，着手创建海军的水野忠德向荷兰讨教问计。荷兰人回答他说：须知一，天下的军舰已从外轮式变为螺旋桨式。其二，船体已从木造变成了铁制。第三，海军必须有造船厂及海军学校。　　幕府立即向荷兰订造两艘螺旋桨式军舰，并在1855年设置了长崎海军传习所。这所海军学校由荷兰人担任教师，教授西洋技术、航海术、兰学等课程。日本更从荷兰购入了咸临、朝阳等最初的几艘军舰。1860年，最新式的咸临丸以荷兰式的航海术，横断了太平洋。 　　——长崎海军传习所的设立，宣告着日本近代（日本喜用近代一语兼指现代）化海军的诞生。 　　 　　所谓日本近代化几大要务：海军、医学、印刷、英语几项，都在长崎新鲜肇始。政府在山积的国家急务之中，以军事和医疗为近代化的头等课题，选派有志，赴欧留学。 　　回顾那时日本的医学飞跃，今天也难抑感慨。 　　如“西有长崎，东有佐仓”所云，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推进了日本医学近代化的，可数佐藤泰然的顺天堂。佐藤在长崎游学之后，在江户开设教授兰学的和田塾，用兰书知识于临床，在开明的佐仓藩主支持下，开创了私立医院顺天堂。在当时，顺天堂拥有最高水平的医疗设施。医院附设兰学塾，门下学生百数十名，一时世称“日本新医出自佐仓之林”，游学佐仓，乃是医士书生的憧憬。 　　佐仓顺天堂的另一功绩，是种痘的实践。佐藤泰然早就留意了种痘的研究，在长崎兰医莫尼凯接种牛痘成功的同年（1849），他在几个月后就使牛痘接种普及关东各地。藩主堀田正睦甚至以自己的子女为试验，证明种痘的无害，把它施之领民。 　　那时的长崎，给日本新医界造就了成体系的人才。 　　兰医波特万，不仅培育了很多著名日本医士，且为大阪医学校和大学东校（现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的创设出力甚多。值得特笔的是，这位兰医还为日本公众卫生事业的确立，做了先驱般的奠基：他坚决否决了上野的医院建设，以坚持他的“都市公园思想”。这一思想，使著名的东京上野公园于明治六年诞生。为纪念这位恩人，1973年，上野公园在百年纪念之际，为波特万博士立了雕像。 　　长井长义乃是旧时代的藩医嫡子。不用说他曾是中国医药的好学徒，年方十五岁就出诊治病。1869年他来到长崎，本来预定攻读医学，却改习了化学。因为身为中医的他，想追究“草根树皮于病有效与否、效力如何、为何有效”的问题。他进了幕府医校“长崎精得馆”，师事兰医波特万。长崎归来到了大学东校，翌年被政府派往德国学医。给他的正式任务，是日本医疗的近代化。 　　日本医界的关键人物长与专斋也是长崎人才。明治元年长崎精得馆改为长崎医学校，长与专斋任校长。他确定了以曼斯费尔德为教头，以凯尔茨为预科教师的体制。他参加遣欧使节团，参与调查欧洲医药制度，并与正在柏林留学的后日总理大臣桂太郎以及长井长义等人一起，草拟了日本的医疗制度。 　　明治六年，他回国就任文部省医务局长和东京医学校校长。明治八年，医务行政改移内务省为卫生局，长与专斋改任卫生局长。他为日本的医疗、医务、卫生等有关诸制度的设立，立下了不朽功劳。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就这样大踏步地迈进着。 　　 　　比医疗、印刷更重要的，无疑是产业。 　　三菱工业集团的兴起地，也是长崎。1870年，岩崎弥太郎接手官方经营的长崎造船厂，从而开始了三菱作为日本工业核心的历史。1894年以后日本割取台湾，三菱因为日军提供运输船而大发横财。由于它的生产范围飞快扩大，随之更名三菱商会。至1934年，因为业务已拓至重型机械、飞机、铁路车辆等领域，公司改称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 　　船舶工业是三菱重工最早起家的部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三菱的长崎造船厂一共造了四艘航空母舰、七十九艘军舰，包括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等三艘战列舰。战后，更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了各型驱逐舰，尤其是极为先进的宙斯盾级驱逐舰。 　　 　　在长崎的开创者名单中，至少有两个洋人会垂名历史。 　　一个是西伯特(Von Siebold)。医学教授的长子冯•西伯特，原来是作为荷兰商馆的医生在长崎上陆的。后来他得到长崎奉行所的特许，可以在出岛以外活动。他采药治病，培养学生，给长崎的日本知识人以很深的影响。来到日本的翌年，为给日本医师讲授医学，他在长崎郊外的鸣泷购买了一户民宅，开办了鸣泷塾。这处故居今天已成了观光地。 　　兰医西伯特的业绩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日本》，以及《日本植物志》。在西伯特的植物志中，他以自己的日本爱妻之名（ōtaki），把一种花命名为ōtakusa。此事渲染了洋人的浪漫，使那种花受人青睐。 　　 　　以下，须花费篇幅述及的另一个洋人，情况则复杂得多。 　　托马斯•布莱克•古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出生于苏格兰。1859年来到刚刚开港一年的长崎，作为上海的英国商会哈丁•马塞松（Jardines）的代理人，在长崎创建了古拉巴商会，时年仅有二十一岁（日本大百科全书7卷，1986年）。随之商场得意一帆风顺，他在长崎建设了一座著名的豪邸。那时他仅二十五岁，到达长崎也仅四年。 　　长崎“古拉巴园”的导游彩页这样介绍： 　　 　　“在幕末的激动的时代，他暗中支持了以坂本龙马为首的志士们，帮助伊藤博文等人的留学英国，不惜给年轻一代巨大的援助。又，明治以后作为纯经济人，为日本导入近代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由于生来碧眼红面，被他经营的矿山工人送给‘赤鬼’绰号。豪胆厚情，细心爱人，连给佣人孩子的礼物也不忘记。与妻子间无子,但家庭和睦,在日本终其一生。” 　　 　　这一纸彩页没有提及：他的“纯经济”，主要是贩卖军火。 　　幕末传奇的志士坂本龙马，在长崎建立了日本最初的商社“龟山社中”。它设立的时间是1865年5月，仅三个月后，它就从外国输入了大量的武器。 　　当时日本的政治大潮，正在“尊皇攘夷”或“倒幕尊皇”的漩涡中激烈冲荡。主张倒幕，即打倒幕府统治的长州藩，已经与幕府对峙备战。为了对付步步逼近的幕府讨伐，长州藩渴望获得新式武器。 　　幕府严令，对长州藩禁卖军火，长州藩急得满头冒汗。这时坂本龙马出现了，他对另一个崛起的地方势力——萨摩藩做工作，说服他们以萨摩的名义，向商人古拉巴购买枪炮，武装长州。 　　——长州藩买进的七千三百条枪，是囤积上海的、1865年4月刚刚结束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剩余武器。把上海的囤积枪支卖给长州藩，帮助地方军阀打倒幕府中央；再把欧洲淘汰的旧军舰卖给日本的交战双方——是古拉巴商业交易的大手笔。 　　同时，在坂本龙马斡旋下，萨摩与长州两藩结成了反幕府的同盟。7月，长州藩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在长崎会见了古拉巴。从那个时期起，自佩里黑船以来，甚至自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日本为抗击西方威胁而掀起的“攘夷”运动，转向变为了“倒幕”。 　　长崎古拉巴商会的母公司，设在上海的哈丁•马塞松商会，是英国商人威廉•哈丁和詹姆斯•马塞松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贸易商社。这个商社的徽标，据我看，就是一个流出宝石的、割开的罂粟花；旁边用西班牙文写着“Jardines”（花园）。 　　1832年，这一年之后的几年，正是英国鸦片商人与清朝的广东政府激烈较量的时期。这家毒花园，从根子数起就把向中国密运鸦片和向英国输出茶叶作为主要的生意。换言之，并非别人，恰恰它就是电影《林则徐》中那些无耻的英国鸦片贩子。商社设在广州才八年，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鸦片。他们眼看财源将被斩断，于是就敦促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动了那场骇人听闻、臭名昭著的战争！ 　　清朝无能，丧权辱国。1840年香港刚刚割让，1841年“花园”的总部又搬到了香港。接着，洋人逼迫开放五口，上海应运而诞生，他们又把鸦片贩卖的重点，移到了上海滩上。不久，为了安全且迅速地把主要在鸦片生意中赚得的资金转运英国，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汇丰银行。它的全名是香港上海银行（HSBC），一个如殖民者脚印般的名字。 　　　　哈丁•马塞松商会在日本的知名，是因为它在长崎设立的代理店，即古拉巴商会。这个商会，在明治天皇取代幕府的大风浪中，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只是昔日卖的是毒药鸦片，这回卖的是军舰枪炮。 　　三菱财团与古拉巴的关系也引人注目。 　　三菱于1880年雇佣了古拉巴。四年后岩崎弥之助接任三菱社长，古拉巴调至东京。有人说他是三菱财阀岩崎家的后盾；无论长崎造船厂，或者麒麟啤酒，都有他的参与。日本最初的蒸汽机车的试开、高岛煤矿的开掘，都与他有关。他对日本近代化的贡献，不可小觑。 　　1939年，三菱重工业公司从古拉巴的子孙手中收购了古拉巴宅邸。到了1957年，长崎造船所为了纪念自己的百年华诞，把这所宅园赠送给长崎市。于是，长崎游客就多了一处观光胜地：古拉巴园。 　　检索古拉巴的履历，如浏览一本日本近代化的军师传。一介洋商，深深地纠缠进了帝国的崛起史之中。 　　1859年他从英国来到上海，进入了哈丁•马塞松洋行。接着他移居开港不久的长崎，设立了哈丁•马塞松的长崎代理店古拉巴商会。一面经营贸易，同时也支持萨摩、长州、土佐等倒幕派，密谋大计、调度军火、组织留学。 　　虽然，在幕末的日本，不少外国贸易商都与贩洋枪的勾当有染，但英商古拉巴不仅贩卖量显著，而且贡献是多方面的。出于众多原因，总而言之，古拉巴被明治天皇授与“勋二等旭日重光章”，成了日本近代化的功臣。他于1911年病逝。 　　 　　还不止于此。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其舞台据说就是长崎的古拉巴宅邸。古拉巴的日本妻子鹤，据云就是蝴蝶夫人的原型。只不过，商人古拉巴并没有如歌剧故事中的洋人军官那样抛弃夫人；他的据说是女主人公模特的日本夫人，也没有自杀。 　　那出著名歌剧从1900年问世至今，已经热演了一百年。关于古拉巴的妻子鹤是不是《蝴蝶夫人》原型，多少有过争议。鹤在与古拉巴婚前，还有一个与前夫生的女儿——其后代中，有人细密考证，做出了肯定古拉巴妻子鹤就是《蝴蝶夫人》原型的结论（楠户义昭：《蝶蝶夫人》，每日新闻社，1997年）。 　　若如此——集结于古拉巴一身的线索就更多，这位风云商人也就更不能等闲视之了！ 　　顺便说，曾经出演过《蝴蝶夫人》女主人公的著名歌剧演员喜波贞子，其祖父就是荷兰人凯尔茨——那位长崎医学校的预科教师。这位混血女星的最爱，是一柄日本和伞。 　　 　　长崎一城的欧化风情，典章文物，若是逐一列举，还可以一直写下去。诸如西欧传来的印刷术，诸如“龙马爱喝的咖啡”。 　　啤酒的最初登陆日本，也是在长崎。 　　自1541年，耶稣会士沙勿略传教日本以来，神父们虽然记载过葡萄酒，但没有谁言及过啤酒。这种古老的酒类在日本的敲门，要迟到1613年6月。英国国王的使节到达长崎平户，送给荷兰商馆的礼品单里，出现了啤酒。至于这几瓶啤酒是否直接衍变成了后来的麒麟啤酒，而且由三菱制造——则不得而知。 　　 　　四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原爆死殁者慰灵碑铭文 　　 　　 犃逃避纳粹迫害到了美国的、核物理学者莱 　　昂•西拉特，争取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署名，一块催促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制造原子弹。这封绝密信件的复制件，如今展览在广岛和平纪念馆。广岛展示这封信件的严肃性，和谴责意味都不言而喻。这封信白纸黑字，如下记录道： 　　 　　“新发现的这种现象（重复进行核分裂的连锁反应），与炸弹的制造也有着联系。虽然尚不能确言，但肯定利用这一现象，可制造出非常强有力的新型炸弹。”（据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翻译） 　　 　　罗斯福为之心动。他接受了建议，并于1939年10月，命令开始美国的原子弹试验和制造。到1941年，已知可望在三四年内完成炸弹制造。1942年这项核武器计划被命名为“曼哈顿计划”。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并由美英两国封锁情报。至1945年，美国已在这项秘密计划中投入了二十亿美元。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消息立即被用暗语传达给了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他是在接替死去的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才闻知这项计划的。 　　原子弹尚未试验成功之前，轰炸目标的方向就已确定了。据说，原子弹战略攻击的对象没有选择德国而选中日本的原因是：万一扔下的是颗臭弹落地不炸，被人把它抱走回收了怎么办——由于日本人对之研究破解的能力低于德国人；所以敌方主角德国被避开，日本被红笔圈住（据美国军事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编译）。 　　其实未必如此，日本并非对原子弹一无所知。 　　在最后争分夺秒的1945年，德国企图用潜艇给日本运送铀235，涂着红色日之丸的新武器，悄悄地也在“开发中”（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关于德国潜艇战的节目）。 　　还有一个插曲是：参与研制原子弹的部分美国学者曾提出过一份《弗兰克报告》，反对不加警告地使用原子弹。但是，这一报告只换来对不加警告使用的原则的再确认。 　　候补的轰炸城市名单，早在试验成功前就已列出。7月16日的试验成功之后仅仅九天，1945年7月25日，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下达了。次日即7月26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公布。 　　波茨坦宣言最后的措词，如今比较容易读懂了：“……（上述以外的）日本国的选择，将会招致迅速且完全的毁灭。” 　　 　　今天再次吟味那份正式的投弹令，会有很多新感受。这封美军参谋总长发给美国战略空军司令的命令中，有如下要素： 　　1，空军在1945年8月3日之后，只要“天候允许目视攻击就尽可能迅速地”向“广岛、小仓、新泻、长崎之一的目标”投下“特殊炸弹”。“在诸准备完成后，向前述目标投下第二发。” 　　2，“将有军人与民间的科学家观测和记录爆炸的效果”，所以观测机将随行，“并与爆击地点保持几英里距离”。 　　3，“情报的公开权属于总统和陆军长官。现地指挥官不可发表对本件的表态和新闻。对新闻报道将进行特别检查。”（《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 　　 　　我没有全文移录这纸命令。其实它的篇幅几乎也就是这么长。换句话说，这份堪称世纪记录的文件，几乎把篇幅都用于强调观测效果。我也没有细致罗列轰炸实施前的设心配虑；比如从1945年5月份起就禁止轰炸已被列为原子弹攻击目标的城市，以便让那些城市“完好地”保留原貌、以便未来准确且量化地“传达”原子弹毁灭的能力。它们（候补城市）必须是——直径超过三英里、有着让冲击波可以有效地进行摧毁的地形、没有被常规炸弹轰炸过——的城市。 　　我更没有自角及隅，细数轰炸机怎样从遥远的马利亚纳群岛起飞、经过六个多小时飞行了2740公里到达广岛上空、用降落伞投掷并让原子弹在空中炸裂；以及8月9日B29又从关岛抵达小仓上空、因前日轰炸的烟雾妨碍观察于是改飞第二目标长崎、并于11时2分投下了原子弹。 　　当然也没有篇幅涉及所谓美国陆军长官亨利斯提姆森曾强硬地反对把历史名城京都列入名单云云。 　　我以上列举的，只是核武器——这种 “与历史战争中利用火药爆炸力的武器全然异趣的”（《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语）、无论对人的精神抑或对生命而言都难言其残忍的、新式武器的生产大事记。 　　也许应该说，不是生产大事记，而是恶魔诞生记？ 　　无论如何，瓶子的木塞已经打开，魔鬼从瓶口挣脱而出，再也无法把它关回去了。从那天之后，这个魔鬼开始了它在地球上空梭巡的日子。它每天都飞掠过我们头顶，如果侧耳倾听，能听见它不怀好意的窃笑。 　　　　它蔑视人类的准则，它要傲慢地显示。在广岛和长崎它两次狰狞现形，残忍地屠戮，疯狂地烧杀，使人们记住了它。 　　 　　 　　1945年8月6日，广岛晴好，便于科学家观察和记录轰炸效果。于是在那一天，广岛被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颗原子弹轰炸。 　　两天后，1945年8月9日，第二候补城市小仓云雾，而第三候补长崎却晴空万里，于是长崎成了美国参谋总长命令中“在诸准备完成后”、“投下第二发”的目标。 　　1945年8月9日11时2分，即广岛变成地狱之后三天，美国B29轰炸机把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北部空中引爆。比起用于广岛的“小男孩”，这颗浑名“胖子”的原子弹杀伤力更大，约合21000吨TNT炸药（广岛的那颗为16000吨）。 　　原子弹在长崎上空500米处炸裂。据长崎史料说，与爆炸同时，生成了可说是小太阳的巨大火球，爆炸瞬间的温度，达到了100万度！爆心地附近温度达4000度，1公里以外也达1800度。一瞬间爆风冲击摧毁，随之热辐射与放射线扫荡全城。玻璃瓶子被烧得软如稀泥，人的肌肤被烧后噗噜垂落，散弹般的玻璃碎片横飞，长崎市街立陷火狱。在冲击波摧毁的塌房里，被热辐射击倒的人，紧接着被烈焰吞噬。 　　这个恶魔炸弹的爆炸，使73,884条生命当即抹消、74,909个肉体残缺糜烂。在爆心半径4公里以内，房屋全毁一望瓦砾。全市36％的18,409户人即刻无家可归。爆炸中心附近的浦上天主堂在爆炸中被炸坏起火，当场约30名信者或神父即死。在长崎这座天主教之城，死难的信徒达8500名。 　　长崎的死亡人数比起广岛少一些，整体的毁坏也比广岛稍弱，可能是靠了地形的缘故。长崎是群山环绕的港口，不若广岛是一片毫无遮挡的三角洲。靠山的市区，多少还有幸免——但也有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二，非死即伤。 　　日本把遭受了原子弹轰炸的人，称作“被爆者”。不觉间我也习惯了这个词汇，在叙述中时而使用它。广岛最著名的几个被爆故事，已经成了广岛的形象。它们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使人把它留存心里，成为自己的记忆。 　　——广岛和长崎都发现了被炸坏的钟表。广岛的是一块怀表；属于一个名叫二川的五十九岁职工，他在上班途中“被爆”，头、肩、背大面积烧伤，半月之后死亡。他的怀表指针，停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一瞬：8点15分。 　　无独有偶，长崎原爆资料馆展示的是一台座钟。它如广岛的同类一样，记录了大规模杀戮的时刻：11点2分。 　　——广岛新庄桥上走过被烧伤的人群。他们被烧得焦头垢面，皮肤剥露，十指滴血。但是怎奈那一时口渴难忍！于是他们半抬着手臂，任皮肉垂落白骨露出，跑过桥头，奔向污染了的河水。有一张画，描绘了一群半抬手臂、蓬头垢面的人，如画出了“被爆者”的群像。 　　——在住友银行广岛支店门口，一个早来的人坐在台阶上，等着银行开门。那一瞬他被烧死在台阶上。强烈的热线把台阶烧得变白，只有他身体遮蔽的部分是黑的，台阶上留下了一个黑影子。同样的一个黑影，留在一处板壁上，那是一个兵士。 　　——有些人没有变成黑影，却变成了白骨。一个叫相田的警察（巡查），6日在岗位上被爆。次日他的母亲出去寻找他，没有找见。9日，在派出所的瓦砾下，发现了已经变成白骨的他，身边的警用腰刀，已被烧光了手柄。 　　——还有饭盒里烧焦的米饭、在炼渣中与砖石凝为一块的人骨头、烧焦的尸体上被爆风压力挤出的眼球，以及天上降下的黑雨，拼命吞饮肮脏黑雨的渴极的人…… 　　一则长崎的被爆回忆，这样写道： 　　 　　“两晚在长崎工场过夜，第三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出大门朝右转，先看见一匹马的死骸。张着嘴，翻着眼倒在地上。马腹膨胀得吓人。河边的小屋都被掀掉了屋顶，可是没有起火。朝一家四壁倒塌的家里一望，吃惊的是，围坐饭桌的母亲和五个孩子，原样烧死在桌前。都趴着撅着黑焦的屁股，一副躲避空袭的姿势，瞬间化作了焦炭。正是午饭时候，轰然一声，真是惨极了。接着再向邻家一看，也是桌台旁母亲和几个孩子的黑焦尸体，往一边翻倒，和刚才一样的惨状。 　　没有勇气再看第三家。沿河十几家，大约都是一色惨相。不，不止十几家，在这焦土烧原上，千家万家都发生了一样的事，都是烧毁的家，锅台四周，白骨尸体围成了圈…… 　　就这样，在回家的路上，我走过了地狱……” 　　 　　地狱图里，让人记忆最深的形象，还是那位广岛母亲。 　　她抱着婴儿，正在赶路。火狱从天而降时，她下意识地低头俯身，拼命地弯腰，好像她下意识地想用自己的肉身，遮住怀里的婴儿。就在那一瞬她和婴儿同时烧成了焦炭。虽然化作了死骸，姿态却没有消失。我仿佛清晰地看见那前倾着、使劲用脊背、怀抱、手臂和头颅遮挡着，拼命想挡住恐怖热浪、想着怀中孩子、绝望奔走的母亲。 　　后来她被制成一座青铜雕塑，安放在广岛的和平公园。我在那座雕像前站了很久。青铜的女人躯体竭力前伏，背对晴空，仿佛白炽的阳光，就是恐怖的辐射光一样。 　　从那以后，广岛和长崎的呼喊日以继夜。它们竭力呼唤人类，要求人类接受它们的结论——核武器是人类绝对禁忌的结论。 　　在两座城市，看够了不尽的惨剧，我逐渐向他们的思想靠拢，并理解了“瞬间无区别大量杀戮的、地球人类的恶魔”，这一核武器的定义。 　　 　　在后世纷杂的声音中，雕塑会成为一些结论。 　　在广岛有一座中心雕塑，叫做“原爆死殁者慰灵碑”，也叫“广岛和平都市纪念碑”。它和后来登录了世界遗产的“原爆拱顶”一起，是广岛的主要和平祈念标志。 　　这座碑没有成为结论，却挑起了尖锐的争论。 　　慰灵碑原来的提案者，是一位日裔美国前卫雕刻家。因为他有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血统，被以为不妥，于是雕像设计由日本雕塑家丹下健三接任。作品的主体，是一个屋顶状的“埴轮”，即日本古墓中的明器。鞍形的屋顶下面有一座石棺，里面放置着“原爆死殁者名簿”，石棺外面刻着如下的一句话：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铭文的主语是谁呢？ 　　对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争论不已。 　　建碑时的广岛市长认为，碑文的意思是：在此碑前无一人例外，每人都担起一份责任，向牺牲者反省，在内心里发誓不重复错误，唯此才是走向和平的唯一之路。 　　1952年11月，远东军事法庭的律师、印度人帕尔（Radha Binod Pal ）博士来访广岛，他读了碑文说：“扔下原子弹的不是日本人。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的手，至今还没洗干净。” 　　他更明确地说：碑文的主语不是日本人。错误是美国人的。 　　他的这一发言，兼之他是著名的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的唯一律师；不用说，如此印度人的发言，使得日本右翼和对侵略历史不愿正视的人大惊狂喜。他们对“印度的正义”欢呼雀跃，帕尔本人不仅在靖国神社，且在多处地点得到了立碑纪念的殊荣。 　　同时，广岛慰灵碑文的作者对他提出抗议。措词严厉的批评末尾，指出他“没有在灵前说话的资格”。 　　碑文主语的争论，被这个印度人加温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先是宣称碑文冒渎了牺牲者之灵的“修正碑文会”出世；为反击军国主义的复活， “守卫碑文会”也应声而起。直至2005年，碑文上的“错误”一词，还曾被一个二十七岁的日本右翼青年用锤子砸坏。 　　于是市长又出面释义。这一任市长山田节男说：不许广岛惨剧再次重复乃是人类的悲愿，碑文的主语，应该是“世界人类”。在此碑前站立的人，不问自己的国籍、不管国家的立场，要作为人类的一员，宣誓不允许核战争二次发生，碑文应该是对世界人类的警告和训诫。　　听着这个故事，好像自己也卷入了讨论。 　　是被动地卷入么？其实这一切或许于我们干系更大。把自己置于讨论之外，或许是民主匮乏和教养畸形的结果。 　　美国人的态度极端强硬。他们认为日本挨了原子弹，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同时，虽不明说，主张“活该”论的中国人绝非少数。特别是，日本的政客们咬紧牙关不肯对侵略反省；长崎广岛都是侵略战争中的军工产业基地——谁知“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中，是否还残存着帝国臣民的昂扬斗志？ 　　我该接受哪一种思路？ 　　新的核威胁却在渐渐逼近。一介中国人，即便不是作为广岛长崎所说的“世界公民”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核拥有国、一个走向富国强兵的大国的公民，我们该有怎样的责任，该支持怎样的原则？ 　　在差强人意的广岛碑前，我感到自己的蜕变。 　　头上奔走的阴云已经毁灭了两个国家仍在聚集的战争黑云，给了我逼真的危机感。即便我们对核武器的思考还时日短浅，但是，只要我们不愿自己追求的人道主义只是虚伪空谈，我们就该跟上长崎广岛，加入它们呼吁的“世界公民”誓言：决不允许核战争再次发生，决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祖国使用核武器。 　　人们在夸赞中国政府的表态。 　　但我看出来了，他们想的却是：中国会怎么实践？ 　　虽然中国从没有像日本那样穷兵黩武挑起战争，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傲慢称霸悍然投下原子弹，虽然我深知中国绝无使用核武器的心理和可能，我依然感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深深的不信任。 　　在中国，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思考和讨论，实在太少了。就连日本的核地狱都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怎么能让中国人对好不容易打破了核讹诈、勒紧裤腰才做了几颗原子弹的自己苛求挑剔？！ 　　但是，律己的时代已来临了。 　　 　　把问题限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方法论，看来必须提倡：历史战争的武器，为着消灭敌方的战斗力。原子弹核武器，却是要消灭人类本身。 　　广岛和长崎——这两座特殊的城市，从那以后一直致力于出演世界和平运动的角色。它们六十年苦口婆心的积累，使一个共识渐次结晶。共识向着“彻底销毁、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方向靠拢——虽然还只是嘴头上的信誓旦旦，而没有强迫核大国们践约就范——首先对美国的强迫禁核。 　　广岛、长崎并不放弃。谴责核武、呼吁和平，数十年如一日，视反核为市政，承担着某种护卫的职责。 　　出于如此的使命感，广岛、长崎对世界上一切核武器试验进行谴责。1970年以来，广岛、长崎对各国核试验，共进行过500余次抗议。其中对美国抗议近200次、对苏联160余次、对法国114次、对中国31次、对印度3次、对巴基斯坦2次、对朝鲜1次。 　　1995年11月，长崎、广岛两市长在海牙国际法庭，作了《使用核武器乃违反国际法》的陈述。其中，当选市长仅半年的伊藤市长一字一顿地要求：“最后，作为长崎市民，为了不至因原子弹而再有二度牺牲发生，我请求进行严正的审理！”每年8月9日，长崎市长都朗读和平宣言，不停地向世界呼吁销毁核武器。 　　就是这样一位市长，在我参观长崎后不久，被长崎的右翼团体暗杀了。表面上是刑事案件，但人们怀疑背后的黑幕。去年，这位市长朗读的长崎和平宣言，用如下一句开始： 　　 　　“人，究竟在做着什么？——在已是被爆后第六十一年的今天，在长崎，愤怒与挫折的大浪正在翻滚！”　　 　　在长崎，右翼团体暗杀市长已不是第一次。1990年1月，当时的本岛市长就曾被右翼组织用手枪击伤。原因是那位市长说过：“我想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 　　2007年4月17日傍晚，六十一岁的伊藤市长在JR长崎站前，被拿着手枪埋伏的右翼暴力鷜山口组“水心会”从背后连击数枪，两发子弹从右背击入心脏。他在心肺功能停止的状态下被运到医院，不久死亡。 　　长崎站前久久不散的火药味，扫荡了“原爆” 纪念活动中，一种形式化甚至时髦的味道。伊藤长一市长的死，使人们像突然醒来一般，发现了身边的险恶。 　　但无论如何，我知道，长崎、广岛永远都不会放弃。在一个漫长的、追求自我诉求的过程里，他们的视野扩大了，他们看清了天下大局。他们带动了许多人，也逐步地更新了自己。他们使人类废绝核武器的决心，一浪一浪，冲击不已，扫荡罪恶的阻力，最终实现人类的悲愿。 　　 　　 犆长崎的纪念碑，不知为什么没有争论。 　　不知那是哪一年，全世界都向长崎赠送雕塑。中国送的是《艰苦岁月》的作者潘鹤的作品，复制品立在北京复兴门，人们不妨去品评一番。 　　长崎的主雕像，是“和平祈念像”。一个巨大的男坐像。它用青铜制成，高9.7米，重30吨。我左看右看，这个雕像的面貌，怎么看也还是更像欧洲人。它使人联想起长崎的传教士，或种种的南蛮兰医。它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如举行一个宗教仪式。 　　后来我才明白，雕像的含义是这样的：右手向天，乃是指着原子弹的威胁；左手平伸，是指点着大地上的和平。而他半闭的眼睛，正是在祈念逝者的安宁。 　　也就是说，长崎雕像和它的内涵，确实在暗示宗教。解说词里，可以读到神佛悲悯等词语。但它最终也还是没明说：它究竟代表与长崎瓜葛纠缠的天主教呢，还是代表日本的佛教。 　　 　　从长崎的原子弹“爆心”向东北大约500米，是浦上天主堂。 　　在经历了耶稣会的倔强传教，又经历了幕府的禁教锁国，其中点缀了那么多哀伤故事——强迫亵渎的“踏绘”、潜入地下的“切支丹”，到了新时代国策刷新，天主教在日本特别在长崎得到了大发展。 　　这段发展史年积月累，在长崎凝结为两座教堂：一座是半山腰上的大浦天主堂，还有一座就是浦上天主堂。 　　离爆心仅500米！也就是说，第二颗原子弹几乎就扔在它尖顶的十字架上。这座炼瓦结构的基督教建筑，在突兀袭来的爆风摧毁下，瞬息坍垮，变成了一座废墟。 　　变成了怎样一座废墟呢？ 　　能够据以猜测的，是一帧黑白的浦上教堂劫后照片。从那照片上可以看出，教堂的大厅已荡然无存，一些门洞断墙，好似围着的篱笆。一处似乎是钟楼或门塔的颓壁，空空不见钟铎。圣像身首异处，低矮处已然一片瓦砾。但是残墙颓壁规模尚存，能看出它曾是一座结实的红砖建筑。照片以外，在那一瞬，长崎惨死了8000名天主教徒。 　　但是，今天能用肉眼看见的浦上天主堂的建筑实物，只有半截高高的红炼瓦门柱、四个圣徒石像，其中两个被炸掉了头颅，摆在一堵矮墙前——除此几个零件外，便是重新盖起的教堂。 　　看到那张图片的一刻，我当即有一个念头：今日的长崎市，有意地勾消了这座天主堂的保存！…… 　　因为，那张黑白照片使我感到了——遗址保留的可能。 　　一霎那我想到了著名的广岛“原爆拱顶”。 　　原爆拱顶已被登录进了世界遗产名簿（美国坚决反对它的“登遗”，中国因日本的战争反省问题投弃权票）。那只是区区一座洋式建筑，原来的广岛市政厅。只因为建筑上方有一个圆顶，原子弹炸后，圆顶的贴涂水泥被炸飞烧光，露出了一个黑钢筋的圆框子。只是由于它的形象，或者说因为它的形状，广岛决定不再修复，把这个圆顶原样保留，作为广岛被原子弹毁灭的证据，也作为广岛的标志。 　　毫无疑问，长崎若是把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保留下来，它的历史包涵、它凝聚的东西方关系、它的话语和暗示、它的艺术味道和感染力——不知要比广岛强大多少！ 　　我坚信曾有过一个遗址保存计划。 　　长崎市民肯定会呼吁保留这个遗址！ 　　也是在同一刹那，我也明白了没有保留浦上教堂遗迹的原因。因为一座被西方物质至上的文明孵化出的原子弹残酷毁灭的教堂遗址，岂不是对西方价值的最尖刻的揭露和讽刺！若是留下了它，人们站在这里心里就将浮想联翩。从沙勿略，到井上筑后守，从三位一体的教谕，到毫不踌躇的灭绝。广岛的拱顶对美国已是碍眼的存在，何况天主教城市长崎！　　在网上一位市民说：那些基督教的信者会说，为什么要在同样信仰基督的长崎信徒头上投下原子弹呢？为什么要把1万2000人的信徒，杀死8500人呢？…… 　　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一座被欧美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洲文明和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过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白种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正因此，它的惨剧被人有意地淡化了。 　　他们一定要扼杀保存教堂遗址的计划。 　　他们是谁？ 　　我抱着这个思绪，在网上寻游一圈。我吃惊地发现：远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人，都抱着同样的思路。 　　几乎每一个网页上，每一个留言者，都倾诉了他们希望保留浦上天主堂的烧毁遗迹、希望它像广岛的“原爆拱顶”一样，成为长崎的原爆受害象征。在这个意味上，浦上天主堂废墟的拆除，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阴谋。　　信息如潮。我读着，知道了当时希望像广岛拱顶一样，把教堂残骸永久保存的呼声，曾经非常高涨。但是它最终还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强行拆除了。 　　我还读到，当时的长崎市长田川务，曾去过美国的姊妹都市桑特波尔。人们猜测：其中莫非有诈？他的访美，或者与拆除废墟有什么因果关系？……当然无法追究。只知道，从美国回来后，那位田川市长态度一变，在市议会上对反对保存浦上天主堂废墟措词强硬： 　　 　　“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作为说明原爆悲惨的资料……并不适当；且没有为了和平将其存置的必要——这是我的考虑。” 　　（田川市长在1958年市议会的答辩）。 　　 　　1958年，浦上教堂残迹被强行全部拆除。 　　现存建筑是1959年再建的，1980年更把外壁改成了红炼瓦，据说“复原了战前的美姿”。长崎借助遗迹介绍时代、让历史教育后人的机会，被大幅地删减了。长崎没有能如广岛的拱顶一样，也拥有一个象征。长崎失去了象征，失去了一个历史的证人。 　　先入为主，人的眼睛，往往看到的只是结论或观点。视野和风景，也许就是记忆本身。没有任何一件遗物，能比浦上教堂的残骸更适合成为长崎的风景和视野了。唯它才能浓缩长崎的古今，唯它才能倾诉——那些坚贞的殉死、隐藏的诚信。唯它才能反思走向军国的路上，在这个港口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唯它才能正视从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到世界最新锐的宙斯盾驱逐舰的历史，并考虑选择和平。 　　“他们”并不能真地拆除浦上教堂被毁的残迹。因为每个对长崎的历史诚恳反思的人，每个对长崎的未来承担责任的人，心里都矗立着那座象征的建筑，如它一样痛苦，像它一样虔诚。 　　 　　 2007年7月16日，在广岛的原爆资料馆，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宣判。 　　“审判投下原子弹的广岛国际民众法庭”在开庭一年之后，在这一天，进行判决文的正式宣读。这个法庭以违反国际法的罪名，起诉涉嫌原子弹的开发与使用的、罗斯福与杜鲁门两名原美国总统以及原军人和科学技术者共十五名被告，并判决其有罪。 　　在法庭上，检查团提出了起诉书，追究涉嫌原子弹的开发、制造、使用的共同谋划与实行行为的负责人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等十五人的“反人道罪和战争罪”。 　　法庭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条例为基准，推行法律程序。它虽属于民众法庭，但与国际机构设置的正式法庭，拥有同样的形式。 　　根据起诉的事实，法庭召唤各种证人出庭。检查团、法官团、证人都以各自的立场，接受询问和进行陈述。法庭开庭两天，有约500人旁听，首次对使用原子弹之责任的审判获得成功。7月16日午后，法官团经过了两小时的合议后再度登坛，严肃宣读了判决书。 　　在进行了事实认定之后，以“违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违反国际人道法”等因，宣告被告人十五名全体有罪。同时，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对被害者正式谢罪及赔偿的五项劝告”。 　　作为共同谋议者被起诉的9名被告，即：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哈里S•杜鲁门总统、詹姆斯•F.班兹国务卿、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莱斯利•R•古劳伍兹少将（曼哈顿计划总司令官）、朱里安斯•R•奥茨潘海玛（洛斯阿拉莫斯科学研究所所长）——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全体被认定为有罪。 　　作为行为执行者被起诉的11名被告，即： 　　哈里•S•杜鲁门总统、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卡尔•A•斯帕茨陆军战略航空队总指挥官、卡迪斯•E•鲁梅第20航空军司令官、保尔•W•迪贝茨中校（艾诺拉盖号机长）、威廉•S•帕松斯大校（艾诺拉盖号轰炸指挥官）、查尔斯•W•斯威尼大尉（伯克斯卡号机长）、布莱代里克•L•阿修瓦兹中校（伯克斯卡号轰炸指挥官）——同样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被全体认定有罪。 　　正式的判决书，预定将于后提出。 　　法庭还基于以上判决理由及结论，对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以下“劝告”： 　　 　　其一，美利坚合众国，须承认在1945年8月6日以及同月9日投下原子弹属于违反国际法，并把“使用核武器乃是对国际法的违反”之宣言，以文书形式在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和公开。 　　其二，美利坚合众国，须向广岛与长崎的全部原子弹受害者以及其亲族，公开地进行谢罪，并支付赔偿。　　其三，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须保证决不第二次使用核武器。 　　其四，美利坚合众国，须全面地废弃核武器，并须进行一切努力，以求从地球上废弃核武器。 　　其五，美利坚合众国，须在有关场所建立原子弹被害者的慰灵碑，并将使用原子弹乃违反国际法一项，向国民进行制度化之教育。 　　以上，就是“国际民众法庭”对美国的审判和规劝通知。 　　 　　于是，一个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使用了灭绝性杀人武器原子弹的美国是否有罪？ 　　美国当然不认罪。战后六十年，美国在脸上坚持绷着胜利者的骄傲表情。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第33届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轶事。 　　杜鲁门的话是：“一分钟也不花在后悔上。”据说，他在战后数百次被问及使用原子弹的事，从来毫无悔色。据说，当被问道那是否是个困难的决断时： 　　“没有的事，”他用手指啪地打了个榧子：“就这么决定的！” （每日新闻2006年8月6日） 　　——对话的可能，几乎是零。 　　堂堂的世界上，活灵活现地演出着这样的话剧：一方是谨严得近乎迂腐的、一五一十说理的和平人士；另一方是骄横蛮霸、满嘴流氓腔的美国总统。 　　但这事不是一场儿戏。经过了战后六十多年的岁月，维护和平的人愈来愈把一个共识推向全球：那就是无条件地把使用核武器的行为，视为对人类的犯罪。 　　换言之，即便交战，仍须接受人道主义的更高审视。哪怕身处正义阵营或进行防卫战争，只要悍然使用了大规模灭绝生命的核武器，都是不能饶赦的对人类犯罪。 　　今天，对于使用核武器是否有罪这一问题，回答有罪的人，已是世界人类的主流。长崎、广岛的朝野官民，经六十余年的不懈呼吁，经历了从被爆惨状的确认、到国际公理的探究，最后簇拥在这个共识周围。他们要求国际社会立法：凡使用核武器，即犯下反人类罪。　　但问题仍存在：已经唯有一次地、在战争的发动国日本和它的军工基地广岛、长崎，过去使用了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是否有罪？ 　　“国际民众法庭” 的回答非常清楚：尽管日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元凶，尽管美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是正当的；但美国1945年8月6日在广岛、9日在长崎进行的原子弹轰炸，仍是不能赦免的反人类犯罪。 　　世界接受这一判决吗？ 　　中国同意这一判决吗？ 　　应该怎样不再让错误重复？ 　　不再让投下了和引爆了原子弹的错误重复，主要是不再让美国重复它的错误。 　　但也必须说，是日本首先挑起了，五十年如一日地扩大了这场错误的战争，这场日本帝国化道路尽头，招致了原爆的悲剧。所以，错误不再重复，更是不能重复日本的帝国主义。 　　原子弹悲剧的责任，不仅在美国，也在日本。这一判决，揭露和惩戒了两个方面。 　　美国的态度，就像杜鲁门的榧子。 　　日本的态度，暧昧恰如靖国神社。 　　中国的态度呢？ 　　中国人，已经该有一种成熟的自尊和自重，这样对自己严肃质问。 　　 　　不用说，对广岛的这一次“国际民众法庭”的判决，尤其他们送给美国的五点“劝告”，大概只换回了美国人的嗤之以鼻，或是一笑了之。 　　那么，也许另一个问题，对有色人种的生命和权利的轻蔑的问题，就该更早地提出来。今天称之“国际社会”或“联合国”的存在，几乎就是美国的股掌玩物。在一个白黑不辨的时代，对美国的核审判无论判决如何，并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人们可能谴责——美国在悍然使用核武器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他者生命的蔑视。　　原子弹轰炸过程中的细节，特别是与轰炸同步的、美国进行的科学观察，使人切肤地感到了残忍。它是不容置疑的歧视；是一种冷静的、在血液中潜伏的、白种人的优越。他们不过在平静地进行一次实验，那不言的骄蛮，那计算的施暴，是美国的一个本质。 　　 　　在广岛大学，我与和平研究所的所长做了一次交谈。 　　我问了这个纠缠心头的问题。我说，我总在想，在美国人冷静的投弹过程背后，是否存在一种基于白人优越心理的人种歧视。 　　那位所长回答说，确实如此，美国的行为中，确实存在着对亚洲人的蔑视。他听说了一个我的文章题目，于是总是在嘴头上提到“他者的尊严”，他半是揶揄地说，美国人若是懂得他者的尊严…… 　　但他高度评价中国是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以及中国是正式宣布终止核试验的有核国家。 　　我不管他是在表彰还是揶揄，我在思考自己。 　　如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一天制造10万以上的死者、一天投下100万颗烧夷弹；美军最初进驻神奈川县期间，短短一个月居然犯下了超过2000件妇女暴行——这样的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国家和民族的毛病么？ 　　日本人在网上述怀：“笔舌都难以表述，我们心底深处刻着的苦痛和绝望……犯下历史上最大级的战争罪行的，是美国……” 　　作者挣扎的灵魂，跃然纸上。人在火狱里的感受是可信的。 　　但那位网上作者——他若想获得别人的信赖就必须记住：朝鲜、中国、东亚被日本帝国强加的恐怖、屈服和绝望，同样笔舌难述，甚至罄竹难书。 　　他还必须知道——日本帝国的手上，也沾着刺鼻的核气味。虽然国家对此三缄其口，真相如石沉大海。 　　即便长崎，即便有那么多和平的渴望，长崎并不是一只和平鸽。就像长崎市民批评的一样：就在和平公园的对岸，三菱长崎造船所正紧张制造着最新型的宙斯盾级驱逐舰。虽然呼吁销毁核武器，但长崎市并不反对市内的兵器生产和港口的军港化。 　　我和他，日本和中国都必须记住：扩张的民族主义，迷狂的大国崛起，常使人类丧失良知，两手肮脏，犯下重罪。 　　 　　但道德表演是最虚伪的，真正的试金石就在眼前：一切对长崎、广岛原子弹惨剧的反思、一切对核武器的反人类本质的揭露、一切对美国1945年使用核武器罪行的追究，都并非为了其他——都只是因为新的原子弹犯罪正在逼近。在阿富汗、在伊拉克——被美国点燃、日本也派自卫队参加、一些中国人冷漠地隔岸观火的——战争的硝烟，已经愈来愈像蘑菇云了！ 　　毛泽东诗云：“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美国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的两度侵略战争中，都进行过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宣传。但是面对着地道的核威胁，媒体的纵容与渲染，堪称同谋。比如2002年3月25日的某份中国小报，就用花边新闻的轻佻语气，替美国扩散过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消息。 　　此外，虽然在杀人凶器的分类上有所区别；准核武器，或者说低级的核武器，早已被投入了战场。这就是美军和北约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前南斯拉夫等地区早已大量投下的贫铀弹和巨型震荡炸弹。 　　已经能够感觉：美国有人急于使用核武器。未必由于军事形势的紧迫，而是因为军工企业的需求。是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军事科学技术，已经别无出路地转化为危害人类的破坏力。 　　长崎和广岛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们六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在法律和思想的两个标识上，不间歇地向世界闪灭警号，呼吁世界和人类认识、揭露、禁止再次的核犯罪。 　　长崎和广岛，是它们把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理想，六十年愚公移山，推广到了大半个世界。如今它已是我们的理想——国家之间必须放弃战争手段，必须无条件执行和平的法理。 　　它不仅是一项理想，也是一项急切的任务。它们同时替孤立无援和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伊朗、古巴、朝鲜、伊拉克和一切潜在的、受到美国核威胁的国家和民族，喊出了他们的求救，喊出了他们的抗议。 　　 　　五 　　 　　以上，就是我的长崎笔记。 　　告别长崎的那天，我有一种留恋的感觉。沿着风情别样的荷兰坂，攀上东山手的古拉巴公园。暮色中的港湾紫雾蓝霞，金色的斜阳涂染了停泊的轮船。如今它这么陌生。其实，不远就是宁波和厦门，郑成功惯走的航道。 　　中国学子凡是渡日求学，多是一站飞抵东京，过去则坐船到神户横滨。缺乏地理感觉的我们没有注意，长崎离我们这么近。 　　疏远始自什么时候？莫非是清国水兵事件，李鸿章的新式军舰来到这里炫耀，结果收场于一场斗殴？抑或是始自兰学东渐，日本人开始放弃汉方改读西医？都不能确定。 　　能确定的，只是真实的疏远。长崎街头的巡警町民，同仇敌忾地狂喊，围攻几艘巨舰的散兵。那喊声有一种放肆，我从中听出了一种厌恶。哦，那是对羸弱腐朽的中华的彻底轻蔑，那是对鲜耻寡勇的支那人的不尽厌恶。那是一种致人心伤的、从心理到生理的、嫌弃和反感……读取着这一种轻蔑和反感，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惊讶。 　　哪怕在后来，唐船远去，悲剧血染，噩梦连连。 　　哪怕在尽头处，最后爆炸了一颗毒日般的炸弹。 　　哪怕以后事件平息，沧海桑田，风平浪止——深刻的蔑视，仍然存留不死。它潜伏着，腐蚀着，伤害着两个民族，直至灵魂的内里。 　　 　　1996年7月29日，在一共实施了45次核试验以后，中国宣布永远终止核试验；并重申，中国承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可能，这是广岛、长崎六十年的呼吁换来的世界的最正式回答。长崎应该听着耳熟；它至少该记得唐船的声音。 　　至于对自己的国家实行监督、向自己的同胞进行改造、让中国实践自己的和平承诺，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我想，中国人不仅如大江健三郎指出的那样，曾把试制成功的原子弹“看作充满新的自豪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象征”，也具备胸襟和气魄——把废弃和禁止核武器的允诺，视为自己祖国与文明的、新的象征。 　　 　　就要离开长崎了。启程之前，我觉察到，自己真的变了。 　　虽然此刻还处于激烈的争辩撕扯之中，但是我变了。一种似乎是最终的原则，正渐渐渗透我的身体。经验和思想在发出声响，剥落离析，砍削纠正，成为将来的方向。 　　核武、战争、他者、和平——彻底的拒否，绝对的坚持，都是长崎给我的礼物，是我带回中国的新知。我愿再写一遍：宣誓拒绝核武器和战争，宣誓卫护他者与和平。它们仿佛新鲜的血，哗哗响着，涌入体内。我恨它来得为时太晚，又欢喜它终于惠及我身。 　　 　　未来的长崎会迎接怎样的命运？再过百年，自会出现公正的答案。 　　我想，最该抓紧做的事，是支持长崎市在海牙国际法庭的要求：立法规定使用核武器违反国际法。用世界宪法的形式，约束和威慑一切核拥有国——这样做已经十万火急。不仅是为了长崎、广岛一雪旧恨，而是为了救助正被核武器瞄准的下一个城市、下一个国家、下一个民族、下一个要被推入地狱的无辜的人群。 　　长崎所藏的浓厚历史感，超过了古城京都。 　　真是这样，京都奈良与中国的纠葛故事，似乎没有长崎这么临近和沉重。正是在长崎，日本开始了它脱亚入欧的漫长跋涉。哪怕含毒，长崎大口地吞饮了欧美文明的乳汁；虽然追随，也挨了它灭绝的原子轰炸。 　　长崎将愈来愈成为亚洲对西方的质疑。 　　当然，也将成为对自己的质疑。

当年的经济学家没有独立董事，没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考量，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出场费。从整体上说，8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理想，纯粹，正派，不计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即使作为政府的咨询决策机构，离权力中心很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为自己换取什么既得利益，因此相对独立。二十年过去，民众对经济学家总体上由尊敬信赖变成反感诟病，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责任，无论对谁来说，即使是从中获得了超乎应得利益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十分遗憾的。

从 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 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 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 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 “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 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 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 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 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 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 “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高考状元 以 前高考在七月，考场里汗流浃背；现在提前到六月初，好多了。但这一考三天，牵动全社会，有时候也折腾得够呛。比如新闻报道，这儿那儿封路，警力出动若干， 某市某区下令关闭网吧，免得影响孩子们考试。网吧，大概名声不好，家长不喜欢。可是仅仅因为高考就不让老百姓做生意，似乎法律上说不过去，最好还有旁的理 由，并给予合理补偿。 将 近发榜，大伙儿忙了起来。负责招生的老师早几天就走了，原来是去联系各省市自治区的状元同家长，做签约录取的工作。据说，这份荣誉一向是清华北大两家争， 近年来港大也插一杠子，搞面试，挺红火。几十位小状元的去向，就成了高考过后各地教育部门、重点中学和大众媒体共同关注宣传的一桩大事。 再 后来，小状元们便由家长陪伴，一批批应邀来实地体验了。我参加接待了两回，一块儿吃饭，聊聊法学院的专业跟事业选择，谈谈香港和美国的“重点”大学。我的 理解，状元如有选择港大而放弃清华的，多半是以为香港的教育比较国际化，因而将来出国深造，在香港申请可能更具优势。但这想法实际是错的。就优秀学生而 言，从香港的大学申请欧美一流大学，要比从内地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学申请困难得多。道理很简单，西方大国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历来十分重视中国，招收研 究生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名额，总是大大多于香港（和台湾）学生。港大、中文大学或香港科大再怎么努力，哪怕在《泰晤士报》排行榜上名列亚洲前茅，也改变不了 这一西方学界的“偏见”与地缘政治格局——除非停止实行“一国两制”，让香港的大学完全溶入内地体制，服务中国并代表中国。 状元好像女生居多，符合发达国家的潮流；不论“裸分”“加分”，都是值得录取培养的好苗苗。自从发榜，他们不知听了多少夸张的褒辞，照片传遍各大媒体。有的地方还现金奖励，商家则打产品代言的主意。但愿他们经受得起名利的诱惑，保持平常心；入学以后从零开始，莫背包袱。 高 考第一名，也就比第二名超出一分吧，多少是碰运气撞上的。举国上下，如此大张旗鼓地表彰少数考生的运气，不是好事，不太健康。但是，政府教育部门带着媒体 高调宣传，以现行体制即中学应试教育的策略观之，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功用。这些年来，应试教育屡遭诟病，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然而却无力改革，为什么？ 因为，整个教育体制和监管部门皆已失去了信誉。以至于离开“裸分”一步，不论“奥数”加分还是校长推荐，在百姓眼里，一概有猫腻或不公之嫌。而高考，却是 支撑着庞大的应试教育产业链，包括寄生其中的商业性作弊服务的那一块基石。所谓状元，实为一弊病丛生的教育体制的名牌产品。传媒炒作、政府奖励、名校争 夺，无形中扶持且赋予合法性的，正是应试教育。 可见，改革教育的关键，在重拾信誉，即建设职业伦理。听说，也有个别省区不公布状元姓名，拒绝炒作。这是一种对考生和教育负责的伦理立场。哪一天全国都能如此，就有一点希望了。 中国第一考 都 说大学生负担重，忙。我问了几个学生，答：必修课虽多，但阅读跟作业的份量一般不大，考试亦容易对付。忙什么呢？课外社团活动呗。还有政府机关、法院与律 所的实习，各种资质考试，比如英语、电脑、驾照、公务员，毕业前再加上用人单位的面试笔试。他们也真是能考。没听说哪个考不过的。某日又来报喜，通过了司 法考试；那也是法学院学生必考的。 比 起高考见不得阳光的作弊丑闻，这号称“中国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就坦率可爱得多了。腐败既是明码标价的权利，“公平交易”就不必隐藏。季节一到，便雨后春 笋似的冒出各色各样的报考培训班来，从“基础班”“冲刺班”到“猜题班”“包过班”，再到“出题老师”亲临辅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过，友人告诉，考 生也不是听任宰割的傻帽。几个人凑钱交学费，送一人进去，偷偷录音整理了，放在网上设置密码，供交不起或不愿交学费的广大网友付费下载——嘿嘿，还没当上 法律职业人士，先练会钻空子违法的道道。 您 如果觉得这个乱法叫“中国特色”，那可太不懂行了。作弊哪能是天朝的土产，民主大国兄弟邻邦例如印度，不也照样腐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中国第 一考”真正拿得出手的一盘“特色”，却是考生无须受过任何法律教育。换言之，考试内容虽然涵盖了十四部法律，报考资格却并无专业要求，只消出具本科或本科 以上学历证明即可（另据司法部规定，部分地区可放宽至专科）。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考试结果，正规的法学本科未必优于别的考生，状元也往往不是法律专业。 周 末上友人家“蹭饭”，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恰是满满一版关于上海“司考状元”的采访文章。那状元是学计算机技术专业的，谈到备考经验，她的心得颇说明问 题：“司法考试和法学素养关系不大，所以没有法律基础的人也不必紧张。复习司考，最重要的还是效率和技巧” （《文汇报》2010.6.25）。她自己的复习备考，“满打满算”不过三个月。九十天吃透两本教材，“《指南针攻略》和《考纲》”，就这样，一遍又一遍死记硬背消化法条，终于点了状元。 一方面，铆足了劲“普法”宣传法治，强调法律人职业化，审判员改名叫法官，给他披法袍买法槌，花钱培训拔高学历；另一方面，又降低职业门槛，开放执业资格考试，走了一条“民粹主义”的路。这么搞，是否自相矛盾？ 国家理性 此是章润兄组织研讨会点的题目。国家理性，过去英文著作里常借法语表达，以示文雅：raison d’etat。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大概是马基雅维里（1469~1527）开的先河，之后渐次形成意、法、德诸国的“霸术”或工具主义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传统，拿这术语做了一种说辞。不过，那一段历史我纯属外行，只能作为读者，谈谈感想——承志勇君热心帮助，找来时殷弘先生译的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翻阅一遍，颇受教益。 Raison d’etat， 时先生译作“国家理由”，《读书》今年四月号有篇文章提出商榷，认为从西方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正确的译法应是“国家理性”。我想，“理性”、“理由”都 有道理，两者的差异，在视角不同。“理性”是个大词儿，抽象悦耳，可以让中文读者联想西方思想史和当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例如普法）；但不如“理由”有劲， 直指马基雅维里式的工具主义。其实，译得灵活点也行，两个词换着用，互训互明，贴近读者的生活感受——让我扯开去说。 还是友人请客，到国家大剧院潜入“蛋壳”见世面，看了一场“主旋律”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故事挺“尖锐”，剧名取自《国际歌》的副歌：c’est la lutte finale， 毫不回避“社会基本矛盾”。一高干家庭，老爷子不知受过什么刺激，常有幻觉，动辄回到革命战争年代，冲呀杀呀，要把名字刻在烈士墓上。家人遵循医生嘱咐， 在他面前绝对不可提及任何涉及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事儿，例如老二喜欢发牢骚，嘀咕些讽刺干部作风的笑话段子，老爷子听见，准保犯病。可是除了老两口儿， 周围一帮人全在进步，上上下下，拼了命捞钱捞人。我边看边胡思乱想：有朝一日，会不会这伙硕鼠建成一国，“团结起来到明天”，他们依法腐败的那一万条“理 由”，不就是一门精深的“国家理性”？ 而 且，如果“理由”统让国家栋梁给占了，唤作“理性”，大写了又名法治，那么缺乏理性，不会理智，浑浑噩噩还守着传统道德、责任伦理的，不就是芸芸百姓了 么？于是乎，国家必然与公民对立，“理性”则理应属于“高眉”精英，而民众的愿望诉求，每一次挣扎，无非是说明“民粹”等于无知——这，便是当今法治意识 形态下通俗文艺和主流媒体的基本政治立场。 《斗》 剧却在这一点上出了格：不但描绘了精英栋梁的腐败勾当，而且推翻成见，把被剥夺的理性还给了替“理性们”打工，进城扛活的乡下人。是的，连上班吊儿郎当， 被国企老总（老三）炒了鱿鱼的那个农民工小伙儿，也晓得算计，运用理性编造理由。表面上对老板低声下气，暗地里却在给他的对头当“间谍”，查他挪用公款的 黑账。这个猥琐的灵魂，农村人的好品德丢个一干二净，看到老板贪污案发，企图潜逃美国，就趁机上门敲诈，甚而图谋老板父亲即革命老干部的房产；恨不得老爷 子老奶奶一伸腿送去八宝山，儿子女儿一总“双规”蹲大狱——好一名手狠心毒、玩得转法治的农民工！ 如此，《斗》剧虽是“主旋律”文艺，却一反春晚式的逗乐和插科打诨，回归了严肃的现实主义，让观众直面那标举“理性”的法治化的社会腐败。 也 许，这批判的现实主义，预示着一番新的气象，仿佛暴风雨到来前，一只迎着乌云低飞的燕子。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提醒我们：冷冰冰的工具主义理性，不必是 精英集团的专利；以农民工为符号的劳动阶级，也早已不是死抱传统道德、任人欺侮的一群。因为，在资本复辟的市场条件下，法治不光是“理性者”营造“国家理 性”的核心策略，同时也侵蚀着普通百姓，诱惑他们接受腐败的“理由”。可以说，唯有腐蚀了他们的道德意识或“伦理共同体”（civitas），将之改造成一个个庸庸碌碌、奉行“市民理性”（ragione civile）的小市民，名曰公民，腐败才可能做成合法权利，即“理性者”实行统治的特权。 现实主义文艺在现代中国，曾有辉煌的成就；其勃兴于晚清，才俊辈出，至上世纪下半叶，方见凋零。今天，当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控制策略以“理性”的面目再临九州，可否期待现实主义更新我们的文艺，进而，“让思想冲破牢笼”—— Pour que le voleur rende gorge, Pour tirer l’esprit du cachot.

《周报》：欢迎冯教授来访。我们希望就以下几个题目，同教授作一次书面访谈。首先，您怎样看《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特别为中国而言？&nbsp;冯象：希伯来《圣经》、希腊语次经与《新约》的经典性，是早已为历史所确认了的。因此一般所谓《圣经》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实指圣书的新老译本；就中国或华人世界而言，便是如何建立中文译本的经典性的问题。旧译略有成就，尤其是（新教）白话和合本，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问世至今，对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和合本生不逢时，没赶上新文学运动，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读来便像是吃夹生饭了--旧白话同未成熟的欧化句式的夹生。加之传教士学识浅陋，译事粗疏，遂留下无数舛误、病语病句。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圣经公会就组织人力预备修订。今年九月，终于推出了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此前，教会业已出版了几种和合本的简写跟改写本（如现代本、新译本、新汉语本），对和合本多有订正。如今这些"新译本"有了圣经公会修订版的背书，就大大削弱了和合本的权威与合法性。然而，"新译本"并未获得教民的认同；依旧是生涩的文句，难以用于礼拜祈祷，改错亦不准确；好些地方，添个"的"字"和"字什么的，反而把和合本的风格改掉了。例如，《马太福音》5:3，和合本作"虚心的人有福了"，明显误译，不通。新译本改作："知道自己在属灵境界中是贫乏而且有需要的人是有福的"。竟把别人的诠释拿来，充当经文。这是目前中文（新教）"牧灵"译本所面临的一场潜在的危机。有鉴于此，我以为，修订和合本或许应当缓行（详见拙文《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轻易抛开一部成熟的"牧灵"译本，很可能会影响到所有新教译本的效用，经典性更无从谈起了。拙译的目标与"牧灵"译本迥异，不是竞争关系。但我欢迎"牧灵"译本不可避免的"大量借用"（详见下文）。此次和合本修订版《摩西五经》部分对和合本的一些匡正，看得出是参考了拙译及我对和合本舛误的考释的，虽然还有众多的误译跟语病尚未割舍。&nbsp;《周报》：宗教以外，从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去翻译圣经，这进路能给宗教带来甚么益处？&nbsp;冯象：文字是圣言的载体，传教离不开文学，谁能把它们分开？（新教）教会译经既然以改写/修订和合本为主，当务之急，便是培训译者班子，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解放后，教会译经南迁香港，给改写/修订工作带来诸多不便。香港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太浅了，而且往往不受重视。这对研读《圣经》和翻译人才的成长，都是极不利的。您可以读读和合本修订版的前言，短短几段话，就出了好几处错。比方说："感谢众多主内同工和顾问们历年来的委身与辛劳"。这"委身"用得委实尴尬，难道"主内同工和顾问"参与修订工作，是迫不得已（见《现代汉语词典》"委身"条）？接着的一句，"靠赖"上帝的恩典，也是生造，难听；应换成"依靠"或"仰赖"。最奇怪的是末尾的祈愿，居然声称"献上这本圣经，求上帝使用，叫更多人归向他"。完全颠倒了教会同上帝（天主）的关系。教会修订和合本，是替信众和教外人士服务，因为和合本有毛病，洋泾浜中文，大家读不懂。上帝全知全能，要读和合本干什么？莫非人信教，加入用和合本的各个宗派，是由于上帝念懂了和合本不成？逻辑不通，简直匪夷所思。我怀疑，修订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求上帝保佑"或"降恩"，让更多的人阅读即"使用"修订版，并期盼教会藉此而发达。&nbsp;《周报》：那么，您怎样看近期本港基督徒对您的译本的批评呢？&nbsp;冯象：呵呵，圣经公会那几个"驻会学者"，恐怕代表不了香港基督徒吧。所谓"批评"，类似自戕，十分可怜、可悲。请注意，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拙译某处同法语圣城本旧版的英译（NJB）的译文或注释相近，无论是否常识、学界通说、译经惯例，也不管有无别的出处，抑或源于笔者自己的译文或用语，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大量借用"NJB。可是，依照这荒谬的逻辑，圣经公会非得关门大吉。因为，自二〇〇四年拙译陆续发表以来，"驻会"们改写/修订和合本，只消超出和合本一个字，即可能落入我的译文、夹注和论著的内容文字范围，故而必然属于"大量借用而不注明"--而且是同一种文字即中文的直接"借用"。而之前、之后旁人相同或相近的译文、注释、论述，一律不许参考。这样一来，"驻会"们岂不都要失业？例如，《马太福音》2:11，"驻会"若想作注或评论，解释来自东方的三位智士（magoi，修订版：博学之士，化自和合本：博士，不妥）向婴儿耶稣献礼的象征意义，以及后世由礼品推想，智士为三人--他就必须注明是"借用"拙译的夹注，而不能以此说属于圣经学常识，或另有出处（参见维尔墨斯，页11，114）为理由辩解。再如，修订版将和合本的"逼迫"改成"迫害"（《马太福音》5:10以下），"论断"改为"评断/审判"（同上，7:1），"体贴"（神的意思）改作"体会"（同上，16:23），"希奇"改作"惊讶"（《路加福音》7:9），"记念"改作"记得"（《约翰福音》16:21），等等。这些都是我指出了的和合本的误译和病语；按照"驻会"的荒谬逻辑，恐怕都得算成他们"大量借用"拙译的例证呢。&nbsp;《周报》：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有甚么乐趣和困难？教授花了多少时间译经？完成《摩西五经》、《智慧书》及《新约》后，未来有何翻译计划？&nbsp;冯象：译经的计划，是多年前就定下的，现在一步步地去做，不急。须知译经乃是跟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王、以赛亚、约伯等先知圣人同行，是与耶稣、保罗、雅各、彼得、约翰同在，用《圣经》的语言说，不啻蒙神的智慧的恩顾，那是何等的大欢愉！说到困难，当然是少不了的，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需要踟蹰再三，细细审辨。但是，比起"驻会"们的集体"译经"即改写/修订和合本，我想，麻烦事还是要少很多，条件也好些。您想，他们几十张嘴，头上五六家婆婆，即使一两个人偶尔得了灵感，摸着点见识，经过讨论审查咨询顾问，一大圈走下来，哪怕是神的"默示"，也被磨平棱角，成了俗见。官僚主义跟庸人政治不仅是政府的顽疾，也是教会的累赘。这是他们六十年来成绩平平，蹉跎岁月而无法进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乐趣，则最近多了一样，可算是译经的殊荣，就是遭遇无知、谎言与宗教偏见的泼污。经书说的一点不错，人子福音果然是"一个受攻讦的记号，叫众人袒露心底的想法"（《路加福音》2:34-35）。不是吗，历代的贤哲与自由思想者，斯宾诺莎、霍布斯、伏尔泰，在宗教偏见面前，都做过这"受攻讦的记号"（semeion antilegomenon，和合本：毁谤的话柄，不确）。所以我希望他们继续骂，别停歇，骂上个十年二十年，最好是把我的译本和著作通通收缴了，堆在教堂门口，一把火烧掉，上演一场"驻会焚圣经"，那才带劲儿！二〇一〇年万圣节于北京&nbsp;冯象：《和合本该不该修订》，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10.17。和合本修订版《圣经》，香港圣经公会，2010年9月初版。维尔墨斯（Geza Vermes）：《耶稣三卷：圣诞、受难、复活》（Jesus: Nativity, Passion, Resurrection），企鹅丛书，2006，2005，2008。&nbsp;&nbsp;

中国科大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张和平教授谈上海火灾

截止2006年上半年，新疆累计艾滋病病毒感染报告人数为18206人，同时估计全区约有近6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8%的新疆感染者集中在伊犁州、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和喀什地区，77%是由于静脉注射吸毒（IDU）感染。截至2010年9月底，新疆累计报告感染者和病人32532例，其中病人5651例，报告感染人数位居全国第五，性传播成为感染主因。

我国存在着大量感染状况不一致的配偶，从公开数据中无法获知这些配偶的数量，但这些配偶是艾滋病感染的高风险人群。由于我国已报告的感染者数量只是冰山一角，尚未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面临着更大的感染风险。在婚有配偶、有固定性伴侣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包括既往采供血者、血液用品使用者、性工作者、性消费者、静脉吸毒者、男男性行为者，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并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将艾滋病传给其配偶。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伦敦书评》第31卷第22期（2009年11月19日）发表文章，对柏林墙倒塌20年后的国际思潮变化进行了评论，认为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新近出现的对过去的好日子的缅怀和另外一些国家中出现的反共思潮都是对现实不满的反应，不过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

编者按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曾经以日为师；我们也知道，在现代汉语里面，有很多的日语"外来词"。但很多人不知道，很多所谓借自日语的"外来词"，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汉语里出现的"新词"。这些"新词"，随着日本为了吸收西洋文明而有系统地引进中文书刊和辞书，进入日语。后来又被中国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我相信，陈力卫教授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让我们去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文化交流。【一】中日同形词为什么那么多？不管是日本人学汉语,还是中国人学日语,都会发现两国之间有很多词词形相同,而且意思也一样。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历史上来看,大家知道,中国有着光辉灿烂古代文明,在其影响下,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汉字、汉语，形成了一个我们常说的汉字文化圈。17世纪以前,一直是中华文明向其它周边国家扩散,是这一文化圈的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所以,近代以前,是日语从中文里大量借用了汉语词而已。诸如"料理、写真、丈夫"等词现在虽然已与中文词义相去甚远,但仍可以解释为词义演变的结果。而近代以后,一般则认为是中文从日语里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诸如"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等。这类词因为在时间上距离我们现在并不远,所以词形和词义中日文完全一致。通过这样的一来一往相互借用便在各自的语言里形成了所谓的中日同形词。对于这一现象，从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来看,当然是近代以前日文吸收汉语的成份要多得多。早在奈良至平安初期(8-9世纪)，日本盛行汉诗汉文，《日本书纪》《怀风藻》《凌云集》都是用中文写成的作品，特别是平安初期鲜有用日文写的作品，连日本文学史上也不得不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这反过来说就是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汉语的词汇也必然成为日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17世纪以后，在欧州又出现了另一个"近代文明",它也开始向这个汉字文化圈渗透,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们留下了许多中文著作以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等。进入19世纪后,中国首先被西洋列强打开门户,各种西方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另一方面,日本也早在18世纪就以"兰学"(荷兰学)的形式开始汲取西洋文明。进入19世纪后,日本看到邻国中国在鸦片战争(1840)的失败,倍感危机,又在美国的"黑船袭来"的状况下,不得不积极主动地收集有关西洋的情报。这时候,用中文写成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之类便成了加快西洋理解的一个便捷的手段。于是,一直到明治十年(1878)左右,通过有系统地、大量引进中文的书刊和辞书等，确立了一条经由中国吸收西洋文明的渠道。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还有日本独自直接从西洋导入近代文明的步骤,即努力创造新词来对应新概念。这种双管齐下积极而又主动地"拿来"西方文明,使之迅速地加入到近代国家的行列中去。随后,便是我们知道的甲午战争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开始以日本为榜样,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去日本学习,他们把日语中使用的这些新词又原封不动地带回本国,加以普及和使用,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的知识共有。将以上日语与中文的关系,从词汇的交流史上来看可以整理归纳成以下四种情况:1.近代以前进入日语的中文词2.近代以后日本经由中国渠道来接受西洋知识3.日本直接吸收西洋的知识4.新词向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扩散前两种情况可以视为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汉语词,如果仅限于近代的话,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详论第一种情况；3则可以看做是日本的创造和改造的新词;而4正是人们爱议论的话题:近代的中国是如何接受这些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的。我们下面就此分别道来。【二】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前面说过,通过中文的书籍和英华字典来汲取西方知识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捷径之一,这是因为日本知识分子一般都通汉文,而当时能直接读懂英文的人又少,魏源的《海国图志》、传教士等用中文写成的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的书籍便成了他们的必读之作。于是乎，从这些书籍中了解西方，并且将书中用来表现新概念的汉语词汇直接就可以用于日语中了。西学新书在日本的传播，据其影响作用和时代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利马窦为首，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留下的著作。其内容广涉宗教、天文、地理、算数等各个方面，主要的代表作有《几何原本》《职方外纪》《天主実义》等等。像"地球、几何、对数、显微镜"等词多是伴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日语中的。第二期是从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的1807年到19世纪末为止，该时期的西学新书较之第一期内容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特定领域的专业书。如从《博物新编》(1855)中可找出下列我们认为具有近代特征的词汇：气压　差异　流动　牵引　汽车　电气　蒸气　机器　轨道　幻影　货物　电机　航海　隧道　工程第三期则是清廷于1862年设立同文馆等翻译机构以后，该时期虽说年代上与第2期有重合，但由于是在清廷主导下有计划进行的、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进行的翻译事业，故在性质上与前二期大不相同。著名的译书有《万国公法》《格物入门》《三角数理》《化学鉴原》《地学浅释》等，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这一事实也反映出该时期的中文新词曾系统地流入到日本。如《地学浅释》(1871)卷一中我们可找出以下词汇来：地球　地质　沉积　火山灰　深海　重力　消化　石质　斜度　时代　流动 "沉积、石质、斜度、火山灰"等地学术语自不必言，像"时代、流动"等一般用语也已相当多见了。日本对这些书籍都进行了翻刻,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由此可见，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9世纪的英华字典更能为我们展示当时的英汉对译以及近代新词的形成情况，而且在中国出版而后传到日本的英华字典也为数不少。其中与日本近代新词的形成关系深远的有5种,我们在这里按年代可以举出其英汉对译的新词来∶①马礼逊(R.Morrison):A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1822使徒　审判法律　医学　自然的　新闻　精神　単位/行为　言语②卫三畏(W.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内阁　选举　新闻纸/文法　领事③麦都思(W.H.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知识　干事　物质　偶然　教养　天主/小说　本质④罗存德(W.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1866～1869蛋白质　银行　幻想、想象　保险　文学　元帅　原理　右翼　法则/恋爱　读者⑤卢公明(J.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电报、电池、光线、分子、地质论、物理、动力/光学、国会、函数、微分学关于马礼逊的辞典，日本很早就有使用它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部分手抄稿。其它几种或是全文照抄下来,或是在日本重新翻刻，尤其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19世纪末曾被数次翻刻,一直到20世纪初还在出版利用。为什么英华字典在日本那么受欢迎呢?一是因为第一本英和辞典要等到1862年才出版;二是因为后来的英和辞典里大量采用了英华字典的译词。因此围绕这些辞书，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究竟有多少新词融入到日语中去；并且在和刻过程中，为了尽快与日语磨合，编著者们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进行了怎样的改编。上述汉语新词都是作为英语概念的对译出现在英华字典里的。所以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比如《汉语大辞典》从不利用这批材料来佐证词义;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①～⑤英华字典词例中(/前的词)，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后面的词汇在日本也经常被认作明治时期的译词，其实也是由中文汉语进入到日语中的词汇，在此列出，以便对照。【三】日本人的新词创造和改造当然，日本人有其独自接受西洋学的历史，从18世纪开始吸收兰学文化，到19世纪向英学方向转换，都伴随着大量的翻译活动,从中也促使不少译词的产生。1774年出版的《解体新书》是由荷兰语翻译过来的外科解剖书,它是考察日本人独自创作汉语译词的绝好资料,比如通过此书的翻译产生了"十二指肠、软骨、盲肠"等名词。再看嘉永二年(1849)出版的《炮术语选》，可以发现从荷兰语翻译时的对译方式:ワルムテストフ温素、シュールストフ酸素、リグトストフ光素、等词都是在基本结构"ストフ＝素"的概念上逐个配置了相对应的汉字形成的。进入明治以后人们开始尝试对概念的直接对译，其过程不一而足。从西周、津田真道、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井上哲次郎等明治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翻译或笔记当中可以窥见他们为找到一个合适译词煞费苦心的样子。比如"哲学"一词，对应Philosophy，西周一开始联系中国宋明理学所讲的"希贤、希圣"提出"希圣学"或"希哲学"的方案，后来又将"希哲学"的"希"字去掉简化为"哲学"。再比如"人格"一词，是井上哲次郎被某伦理学教授请教Personality的译词时提议的，后来便流传开来了。据说此前西周曾把它译作"自身之情"。此外，利用古代汉语翻译外来概念也是一种方法，《哲学字汇》著者井上哲次郎对此作过介绍，并在汉语译词上都注明了出典。比如，Motive动机(列子天瑞篇云、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注、机者群有始动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义)(《哲学字汇》第三版)像这种译词的产生方式曾经获得过很高的评价，但是通过调查井上的亲笔稿本可以发现，大多是译词成立在先，而出典是后加的，所以也可以认为他是为了实证译词的妥当合理性而添加了古代汉语的用例。《哲学字汇》(1881)中能见到的，类似"抽象、范畴、绝对、相对"等词汇属于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这一类词在哲学、思想、社会各领域内逐渐增殖，表示抽象概念的译词越来越丰富。并且，随着概念的分类精细化，像"人格、人生观、世界观、美学、幻觉、个性、错觉、性能、感性"等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开始出现在英和词典中。"观、学、性、觉"等接尾词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语汇的制造能力。另外，正如从"感觉"一词可以区分出"幻觉、错觉、感性"等近义词一样，意思区分的严密化也能促使译词的产生。作为近代语比较容易确定的一个根据是意思的差异。有很多具有明显的时代差别，像中国古典中使用的"文化""经济"分别意指"以文教化""经世济民"，而日语中它们一旦作为外来英语概念的culture与economy的对应译词固定下来后，就很难望文生义地解释了。另外像"印象、对象、现象、观念、存在"等不少来自于汉译佛典的词汇，作为古汉语的用法和近代日语中的用法无论在语义、文体、时代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就越能体现出在日文环境中的近代意义来。比如"印象"一词原用于佛教用语中，而实际上明治七年五月的《明六杂志》第八号登载的箕作秋坪的"教育谈"中开始作为近代意义出现。明治十四年的《哲学字汇》第一次把它固定为Impression译词，后来的《普通术语辞汇》(1905)则在"印象"之外还以形容词的形式收录了"印象的"一词，成为日后"印象派""印象主义"等概念产生的土壤。可以确定地说，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外来概念涌入时才临阵磨枪似的从大量的汉文书籍中找出适当的汉语来的，他们头脑中的汉语词汇，无庸说是自近世后期到近代之间随着汉籍的流传普及，熟读中国古典并在日本汉文、日语文章中活用的结果。比如安政六年(1858)盐谷世弘着的《隔鞾论》中就出现了与近代概念无关的"政治、宣言、文明、组织"等"汉语词"，而"文化"一词的用法与明治初期之前的译词也并无太大的关联。自明治中叶以降，经由中文汉语进入日语的译词逐渐减少后，在日本土生土长出很多新词来。若按时代和领域对其形成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在明治大正时期之前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用语明显较多，以后伴随着日本的技术革新，理工科用语的新词剧增。像《大言海》(昭和七～十)收录的词尾带"～素"表示元素的二字词条仅十二个("平素"等常用语除外)。珪素、水素、要素、臭素、色素、窒素、砒素、元素、酸素、炭素、沃素而一九九五年的《大辞林》中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十二个。酵素、同素、硼素、尿素、画素、毒素、酪素、热素、弗素、茶素、音素、燃素如果再加上"血清素、红藻素"等三字词条或"酸化窒素"等四字词甚至五字词，那么新词的总体数量将显得十分庞大了。这种现象在人文科学用语中同样存在。从昭和九年的《新语新知识附常识辞典》(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摘出下列新语来看，由三字以上构成的新词显然要比二字构成的词汇多得多。如:座谈会营业中生命线主题歌肺活量陪审员扁平足公证人再教育英雄主义阶级意识军国主义最后通牒三角关系变态心理报告文学浪漫主义此外，像上述这些在明治以后形成的新词汇，还有很多作为日中共同拥有的同形语被吸收入中文汉语中。三字以上构成的词汇比较带有说明性，也容易被中文汉语所吸收。【四】由日语进到中文里的新词前面提到日语的近代新词先是通过中国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由中国流入到日本的。而后期的则主要是由日本流向中国。这一循环正是近代以后中日同形词增多的最大原因。这里我们先看看日语新词是通过哪些媒介传入中文的。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在1902年以后、中国留学生对日本书籍的翻译呈现出一个新的高潮,日本新词也随之涌现。特别是在中国编辑的英华字典反过来开始利用日本编的英和辞典作为主要参考书,如:《英华合解辞汇》(1915)的例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吾国通行之英汉字书非由英文本直译、即由和文本改纂",这就是说当时中国编的英华字典多从"和文本"改纂而来。再如,中国的《德华大字典》(1920)的编撰也是参考了六本日本的独和辞书而成的:《独和字典大全》《独和新辞书》《独和大字典》《独和法律新辞典》《独和兵语辞书》。实际上,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初为止,通过这一渠道,日本的新词以迅猛的势头进入到中文里来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文词汇的现代词义的形成与日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再比如,20世纪初的这两本中国出版的英华辞典已经开始书收录日本造的新词了。⑥マーチン狄考文(C.W.Mateer):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1904序1902形而上学、哲学、腺、卫生学、物理学、科学、动产、真理⑦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SECOND EDITION 1906序1904目的、信托、发明、经济学、革命、主义、商标、发行新词的传入一般都是通过辞书、报纸、杂志、教科书等,但新词表也是重要的媒介之一。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认识到某些词是从日本借用的,只是将之笼统称为"新名词"。留日学生编纂的《新尔雅》(1903)是最早的新词表之一,为新词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们编写的新词表。TECHNICAL TERMS初版1904把Communism译作"有无相通"，1910版则改译为"共产主义"。再比如初版为"Society人世"，而1910版则为"社会"。日本国字的"腺"也是出现在1904年版的。新词在中国的普及,报刊杂志及留日的著名知识界人士,如:章炳麟、梁启超、孙文、鲁迅的文章所起的作用极大。在日留学生办的《清议报》更是语词交流的一个重要数据。还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共产党宣言》因为也是从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不光是语词问题,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来自日本的。实际上,由日本进入中国的新词还有一些是日语固有词的汉字表记,如:"取缔、组合、立场、入口、出口、广场、打消、引渡、场合、见习"等,也有用汉字音译的外来词:"瓦斯、倶乐部、淋巴、浪漫、混凝土"等。还有"瓩、竰、糎"等日本独自创造的国字也一同为中文所吸收，当然现在有些已被其它词所代替。面对大量的日本新词的涌入,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有点受不了,早在当时就有人举出中国本源说来强调新词和中文古典的关系。如:民国七年(1918)的《新名词训纂》(周商夫编)里收有"出张、裁可、商标、目的、时计"等词,但其训释很是牵强。如"出张"一词,用《周礼》的例子来关连。"出张"，《周礼》天官掌次。掌凡邦之张事。《汉书王尊传》供张如法。按日本以因公出外曰出张。供张之所曰出张所。这种做法后来又被《王云五新词典》(1943)所継承。它给几乎所有的新词都找出一个汉籍出典,把很多与近代的意味无关的词,都纳入到中国由来的框架之中。正是因为这类词兼有中文固有的意思和日本新来的意思，所以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总被新旧两义所搅扰，感到困惑。并在思想上、文化上对之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关"革命""哲学""经济""社会"等词，当时的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都有过议论(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79页、中华书局、1979年。"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王国维"哲学辨惑"《教育世界》55号、1903年7月、《王国维文集》第3巻、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当然,中国自己也独自翻译了很多新词,社会为"群"、进化论为"天演论"等。严复的翻译用全新的词的组合来翻译新概念,在回避误解和词义混乱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由于采用古代汉语的词形较多,虽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词义上的混乱,却逐步浸透新概念,最终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五】亚洲共识的平台---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共有以上我们看出,亚洲的现代化的进程是通过这种语词的交流得以实现的。初期是中国领先,日本从中吸收了大量的西学情报和概念,而后期则是日本创新的多,发自日本的近代化在语词方面得以完善和扩充,然后再传到中国和周辺的朝鲜半岛及越南等地。由此,在东亚形成了一个有关近代化的知识共同体,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时可以相互沟通,为各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日本的报刊杂志在谈到近代新名词时,一般是朝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一是说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汉文的素养,在充分把握了外来的概念后,创造出了最为贴切的译词;二是说这些词不仅是日语中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影响到中国、朝鲜半岛成为东亚各国的同形同义词。照这种说法推导下去,似乎给人们的印象是近代新词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的。中国方面也是不加批评地照搬此说,以至于像滚雪球一样,这种说法愈演愈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但通过上述的验证就会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面有许多误解和臆说。而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完全忽视了由中文直接进入日语的大量新词。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类近代新词分为三类来看的:a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银行、保险、医学、化学、直径、风琴b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演说、主义、经济、社会、文学、文明、教育、艺术、思想、自由、交通、流行、革命c日本人独自创新的汉语词电话、商业、情报、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心理学、地理学、天文学、客观很明显,在日本，一般人完全忽视了第一种a可能性,而报刊媒体又只是基于第三种c的事实,再将b加以扩大解释,便导致了一边倒的结果。这种误导不光停留在一种文化现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语言问题。比如,第一种a类可以按汉语构词法分析并得出相应的意义;而第二种b类则容易受古代汉语的影响,以致新旧词义之间摇摆很大;第三种c里,有些无法按构词法分析的词,只能是囫囵吞枣地将其词义与形态"约定成俗"而已。总之,围绕着近代新词展开的各种议论,实际上都是关注着近代化进程中如何接收西方概念的问题。中国在19世纪初期被西方打开门户后所界定的对译词,通过词典和书籍为日本所利用。而后日本独自地吸收和创造的新词又在甲午战争以后通过留学生的翻译传到中国。这样一来,中日双方在近代新词上便形成了大量的同形同义词,而且这部分词同时也传到朝鲜半岛和越南等东亚各国,构成了整个东亚的一种近代概念的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日近代的语词交流不光是丰富和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成了一份亚洲共同的财富。&nbsp;陈力卫（日本目白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

由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主办的淘汰低效照明产品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正在制定淘汰低效照明产品路线图，计划分期逐步淘汰不同型号的白炽灯，推广高效照明产品，重点推广采用低汞、固汞技术以及清洁生产工艺的优质、环保的高效照明产品。要鼓励企业清洁生产，开展废旧灯管回收处理试点，建立废旧灯管回收处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