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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人民币当然要择善而从

人民币从来就没有以黄金为锚。早在人民币诞生前的13年,明清以来行之多年的银两加铜钱的传统货币,就被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所取代。法币者,法定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国政权,也接管了中国大陆的货币发行权。回到金本位是不可能的了:早在解放前夜,蒋委员长就把他治下的国家黄金储备悉数运往台湾。没有黄金储备,无论古典的金本位还是政府承诺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都是搞不起来的。

  况且当时 “老大哥”实行的也是法定纸币制度。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货币制度不会例外。倒也不需要与卢布挂钩,因为各革命根据地早就积累了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新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各根据地发行的票子统一起来,完成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到为重建国民经济服务的转变。我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央行行长南汉宸的传记,他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总不能拿着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城,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个样子。新的人民币诞生了。因为还没有正式被选为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在审查人民币时,就不同意把自己的头像印在票面上。直到1976年,人民币的图案就是 “工农兵大团结”,含义应该是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提供交易媒介。

  但毕竟还是法定纸币。所以,人民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选锚问题。发行货币当然是国家的权力,但是,有权发钞的国家,究竟根据什么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呢?从经济性质看,黄金白银除了充当货币之外,还有别的实际用处。纸币则纯粹就是交易媒介,发少了窒息交易、打击生产;发多了拉高物价、引起通胀。因此,究竟以什么来约束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力——为法定货币选锚——其影响就不限于 “上层建筑”,而是事关普天下苍生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利益。

  从逻辑看,战争、革命、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更迭,通常与货币币值的极度不稳定互为因果。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天下是谁的都未定, “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国家机会主义思维就容易占上风,因为还不知道究竟会滔了谁的天哩。历史的记载是,在政权大厦将倾的危亡关头,执政者常常不惜开足货币机器,以高通胀争取延长权力的寿命。还有就是新政权诞生之际,脚跟尚未站稳、百废待举又缺乏税基的支持,超发票子往往成为权宜之计。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新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一般伴有严重的通胀。这似乎说明,在冲决一切罗网的革命与天性保守的货币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互不匹配的紧张。

  人民币是例外。没有黄金储备做后盾、纯粹的纸币、新生革命政权的国家信用——但是人民币从开始之日起,就选择走稳健货币的路线。人民币以什么为锚?想来想去,它的第一个 “锚”就是历史教训。远的以后再论,前朝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货币教训,足以让新中国的货币掌门人铭记在心。看看吧,从法币到金圆券不过十几年时间,头戴 “国家元首”与 “抗战领袖”两大桂冠的蒋委员长,就把他的国民党政权带向了毁灭。军事方面的无能与失利是一小部分原因,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才是根本。其中,超级恶性的通胀——每月50%以上的物价指数——终于把全体国民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恶性通胀的一个派生物就是广大民众持续保持超高的通胀预期。有一年春节,我随毅夫一起去看季羡林老先生,那时他住在离朗润园不远的公寓里。讲起上世纪40年代末的民生,季老说那时领到薪水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 “跑快跑慢的米价不同!”我也问过生活在1948-1949年上海的老人怎样对付生活,回答是胆大的拿到钞票就换银元 (非法的),胆小的若买了生活必需品还有余钱,就囤商品——大米、纸张、毛巾、肥皂、烟酒,无论多少,反正绝不能持币就是了。民不聊生的经济溃不成军,因为人人囤东西,市场上什么也抢不到,大家越发轻钱重物,货币追商品,物价越追越高。

  当时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党管得了通胀。但是陈云带薛慕桥到上海,只用两招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也是对付通胀和通胀预期最基本的功夫:一是严控货币投放,二是加大商品供应。反正看到街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囤积保值的心理倾向就会逆转。等到了囤物者熬不住也向市场抛卖商品,通胀连同通胀预期就被杀下马来。从此,“货币不能超经济发行”就成为管理人民币的第一准则。剩下的问题,是摸索究竟是发行多少票子才算合适的经验参数。

  后来的历史也说明,只要抗得住“超经济发行”,人民币的币值就能够保持稳定。什么时候这个准则被破坏——譬如超越实际可能的 “大跃进” (无论土的,还是洋的)——货币币值就失稳,物价总水平就上涨,老百姓说的“票子毛了”就卷土重来。这也说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岁月消磨记忆,再沉重的历史教训也会随风而去。从来没有跑步买米经验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不是很容易发表 “有点通胀没什么了不起”之类的宏论吗?至于坚持稳健货币准则的货币掌门人,可遇而不可求。就是遇上了,不让人家管事,不也是白搭?美国是号称央行有独立性的地方,但保罗·沃克尔也不能保证他的继任者与他信奉同样的货币准则。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因此,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为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这是本专栏讲过的,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1944年布雷顿森林签订协议的地方,倒是有中国代表到场,但没有签字。不知道如果当时签字入约,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以固定汇率挂美元,以后还能不能锁住老蒋滥发票子打内战的 “雄心”?不过这与人民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民币还没有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十年,人民币就是要选外币为锚也轮不到美元,因为中美之间根本没有多少往来。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人民币挂美元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但此时还作为世界第一强币的美元,却开始走下坡路了。

  下周我们继续讨论人民币选锚的经验。这里先写下作者的观点: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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