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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休谟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对奢侈品的论述多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即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究竟是有利于国民财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还是起到了恰好相反的作用。马克思将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原到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关系中去，并着眼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

《儒林外史》的独创性之一，体现在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中权威说书者的叙述方式，而以人物的自我表述和相互对话的"人物场域"为中心来建构其叙述.。吴敬梓在一个开放性的写作过程中，将取自当代笔记琐闻和个人阅历的各类素材编织成篇，渐次展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与时推移的多重视角和多声部混杂的叙述形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小说叙述，切入当代文人的传闻网络（包括口头和书写的轶事传言），并为这个网络提供了一个文学镜像。

涉及三种宗教——弥勒教、摩尼教、白莲教。特别研究弥勒教与摩尼教及其相互融合。在民间社会流行了近千年的救世思想，到了元代末年终于演化成改天换地。与此相关的结论：所谓元蒙政权被白莲教起义推翻的说法，不是历史真实。

《自由人宣言》并不是一篇自由主义宣言（即，只论普世价值不谈统独不谈认同）；它表面上是，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在统独与国家认同的原地打转，继续呢喃。这样的一种表里不一，使人恐惧。另一个重要的沈默不语是关于美国的。

西医传教士的角色多元性在中国本土语境中可以引申出诸多"现代性"问题: 如西医传教士的宗教与科学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传播的过程中如何产生裂变与紧张, 宗教权威如何在近代语境中通过医学改造转型为一种世俗控制能力, 这种现代意义的监控又如何为本土文化所兼容.

在"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举证的"国际经验"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巴西和印度。就是说，巴西、印度也属于所谓"民族大熔炉"政策的"成功之国"，其国内的种族、民族或族群矛盾没有"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那么，巴西和印度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中，真的有值得中国民族事务借鉴的经验吗？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匮乏状态再加上长期的低工资低保障，不仅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过渡性、边缘性以及流动性，并且加剧了原本就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社会等领域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其结果既造成了农民工在劳动与生活层面上的"双重异化"、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圈地"以及模糊而混乱的身份认同政治，同时也导致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完全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并一直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产业工人化"这种特殊的状态之下。这一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中不断发生的农民工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劳动主体对其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国家缺位所导致的集体性消费资料匮乏状态所发出的。

自从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反对派发难以来，利比亚内战已经持续了7个多月，北约的直接军事干涉也达6个月。利比亚反对派建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官员9月8日称，内战和北约的轰炸已经造成约3万利比亚人死亡，超过5万人受伤，截止5月已经有超过70万人外逃。对于这个仅有60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真是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灾难了。 在这场局部战争中，中国再次置身事外，在两次关键性的联合国决议中投了一次赞成票一次弃权票，在战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又成为安理会五强中最后一个承认反对派建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的国家。 但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展，这场战争很难说是"事不关己"。那么，根据半年多来应对利比亚内战的经验教训，中国外交可能做出何种调整？这要先从对利比亚国内形势发展趋势和对国际形势整体影响的研判谈起。 利比亚乱局仍将持续 虽然反对派武装已经于8月21日攻占了首都的黎波里，但直到9月中旬，前政府军仍坚守卡扎菲的老家苏尔特和撒哈拉沙漠中的萨卜哈（Sabha）等中小城市，卡扎菲仍然下落不明。鉴于忠于卡扎菲的部队并未完全被消灭，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指挥官、美国海军上将塞缪尔•洛克利尔8月２９日说，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还将持续约一个月，北约军事力量将会在利比亚继续存在。 此外，反对派内部又包括立场自由派、宗教运动、部族势力代表等立场各异的力量，利比亚国内的武装冲突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之后，很可能将继续。7月28日反对派武装部队最高首领尤尼斯被刺杀后不久，代表过渡委员会执行政府职能的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中国社科院的中东问题专家殷罡表示，这表明在攻陷的黎波里时，反对派已经没有统一的领导。卡扎菲倒台后，反对派内部会生成很多派别，还要争夺战利品，彼此之间的矛盾将异常激烈。 此外，内战也激化了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种族冲突可能加剧。8月29日，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在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说，利比亚反对派政权"全国过渡委员会"可能正在不加区分地屠杀黑人，将无辜的移民工人误认为是卡扎菲政府的雇佣军："如果把所有黑人都当成雇佣军，那们利比亚有1/3的人口都成了雇佣军。反对派正在屠杀普通工人。"考虑到中世纪和近代阿拉伯人曾把大批黑人卖为奴隶的历史积怨，新政权在非洲被孤立。 由于反对派中不少人和卡扎菲政权早已结怨，在半年的鏖战中有重大伤亡（据CNN报道，截止8以上失踪月中旬，已经有3000多名反对派武装分子及其支持者战死，还有至少1000人失踪），反对派很可能对卡扎菲的支持者进行报复。反对派缺乏统一的指挥控制，增加了各派武装分别对仇敌进行血腥报复的可能性，这使得利比亚存在走上伊拉克老路的风险。在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美英联军打垮之后，由于占领当局采取了清算前执政党阿拉伯复兴党官员和解散原政府军的错误政策，将原来生活体制内的数百万人逼上绝路，反美反政府的袭击很快如火如荼。   利比亚战事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利比亚战事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所长李安山指出，利比亚战争产生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联合国的作用被明显削弱，权力被劫持，合法性与公信力下降了，8月26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联合国机构大楼发生的爆炸就与此相关。 此外利比亚事件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还包括：西方公司在各自政府支持下对利比亚石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美国非洲司令部在非洲的基地可能将得以落实；北非中东地区的剧变引发了西方对这一地区局势失控的担忧，西方希望通过控制利比亚重新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掌控；西方的经济困境在国内一时难以解决，此次行动可能对其有所补偿。 此外，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利比亚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也说明，尽管金砖五国正在集体崛起，它们对不少国际事务的看法与西方存在分歧，但是地缘上远离五国本土和主要利益区域的地方，进行干预的能力和意愿都相当有限。区域性国际组织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也因实力有限和内部分歧，在西方的压力面前难以成事。   海外国家利益的风险管理与有效保卫 利比亚内战，对中国利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2011年2月到3月中国政府在利比亚内战初起之时，果断首次出兵非洲，成功撤出了全部3万侨民，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和政府对本国人民的安危负责的精神。然而，利比亚内战也是中国"走出去"的对外经济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海外投资遭到的最大危险。先是中国公司正在进行的石油开发和工程项目因内战而陷于停顿，接着是公司财产被哄抢，最后是利比亚反对派攻入首都后宣布将给予此前支持他们的美国和欧洲各国特别的优惠,而且尚未提及卡扎菲时代与中国签署的合同是否全部继续有效,更没有说明能否给中国公司提供一定的赔偿.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正在通过经济崛起对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张曙光认为，中国具有有形与无形的海外利益---如国际组织参与、外交代表、对外经济援助、国际军事与安全合作、国际贸易、直接投资、海外能源、国际航运、技术转让、国家形象、展现软实力的国际平台等。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规模的扩大和区域、领域的拓展，风险的存在是难免的，我的不少外国朋友称赞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大胆，能够适应西方公司难以忍受的艰苦和危险的条件。海外公民与法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问题也随之凸显。但是,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远距离力量投送能力）的局限性、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原则和不干涉内政的传统，使得中国在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难以采用美国维护海外利益的方式。如果是美国的海外侨民和投资直接受到反政府武装的威胁，美军恐怕向该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甚至直接派兵参战了。此外，很少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拥有大量资产，中国也难以像美国欧盟那样，以冻结其财产作为中国海外公民和投资风险的应对措施。因此，中国现阶段仍只能主要依靠未雨绸缪的方式，有效应对、降低和排解海外利益风险。 单个企业的国际经验和研究力量总是有限的，中国需要在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研究的层面，研判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投资风险，其中包括政治稳定性、法律制度、国际关系、环境变化等多个方面。获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印度学者高兴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人才过于集中于美国和欧洲方面，而中国的海外利益中的很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相对缺乏熟悉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的法律、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的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人才，这对于中国在全球范围拓展和捍卫利益，是很大的制约。   急需对非整体战略 此次利比亚战争，中国在国际道义和物质利益两个层面都处于守势，一方面忙于应付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行动的压力，另一方面努力保住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这也暴露出中国缺乏对非战略谋划的情况。 2011年8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所长李安山应邀撰文谈中非关系时认为，中国在非洲什么都不缺，就缺战略。他认为，目前中非关系在快速发展，但由于各种客观情况，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是一种应付式的。其一应付自己。这体现在每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从会议准备、策划项目、开会安排到各项举措的最后落实，所有这些事必须在三年内通过与非洲的合作完成。其结果是，所涉及的部门颇有疲于奔命之感。其二，应付别人。西方大国和一些对中国有敌意之流对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寝食不安，不断攻击中国（如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或造谣惑众（如造谣说中国派出的劳工是囚犯），中国不断处于应付这些攻击和指责的过程，不断为自己解释和辩护。其三，成长的烦恼。中国的发展正在加速，与此相适应的中非关系发展较快，这一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中国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这也是一种积极应付。但丁早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本人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太在意人家说什么，而应安心策划自己做什么，在对非关系上逐渐形成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与非洲各国早日形成一种成熟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样双方关系的发展会顺利很多，双方也会轻松很多。   战略的制订和执行都需要人才，中国培养不仅熟练掌握英语、法语或阿拉伯语，又有广泛的国际视野，还能熟悉非洲具体情况的非洲研究人员和对非外交人员，将是形成高水平的对非战略的关键。 对外政策共识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在利比亚内战中，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仍然被西方掌控，世界主要媒体充斥着独裁者卡扎菲血腥镇压本国人民的新闻，其中不乏捏造。据英国《独立报》6月24日的报道，即使是被认为是亲西方的国际组织大赦国际，也称"从一开始，大部分西方媒体就对事件做了一边倒的报道，把抗议运动描绘成完全和平的，还反复宣称利比亚政府的安全部队向手无寸铁的、不构成安全威胁的示威者开火"。 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早已提出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任务，并将其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2008年西藏拉萨"三一四事件"和奥运火炬遇袭，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等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交锋，都可以看作是与中国领土主权直接相关的话语权争夺。清华大学学者徐进认为，中国总是在国际场合主动成为一个沉默寡言者、被动参与者或中立弃权者。我们的有所作为通常局限于与我切身利益高度相关的事务（主要是领土主权问题），在其他事务上少有高调介入之时。 中国在年初利比亚问题的两个安理会决议中的一个赞成票和一个弃权票，也正延续了这样的传统。 然而，随着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国际化，中国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争夺国际话语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威信。从国内层面看，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基础在于国际观念和对外政策共识的凝聚。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及其盟友对弱小国家发动了4次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在这次的利比亚战争中，中国国内舆论表现得最为分裂。对于反对派武装，有人誉为"义军"，有人贬为"叛军"或"伪军"。对政府军的镇压，有人斥为"暴行"，有人赞为"维稳"。对于北约干涉的目的和正义性，更是众说纷纭。对于中国政府的弃权票和较晚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做法，国内的争论也不小，认为中国失掉支持第三世界反帝斗争立场者有之，认为中国"脚踏两只船"者有之。清华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也在大众传播工具"人人网"上发言，认为在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利比亚禁飞区决议上，中国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收益可能都大于投弃权票。 这种另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和此次战争带有部分民众反抗家族统治式政府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双重性质的特殊性有关，又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逐步显现的精英阶层的国际价值观多元化趋势及与其相伴的言论自由进一步扩展的进程密不可分。如何在中国迅速发展，中国社会迅速变化的时代，引导和凝聚民众的对外政策共识，形成比较稳定的国际观念，将是长时期的艰巨任务。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迅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置于全球舆论的聚光灯下，这出乎了几乎所有国家，包括中国自己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挑战，又是中国外交的学习机会。在突发的"阿拉伯之春"和利比亚战争面前，准备不足在所难免，庚富有经验、更熟悉该地区的西方大国也曾表现的摇摆不定，甚至前后矛盾。关键是中国外交能够从每一次这样的变局中认真思考，总结经验，走向成熟。 

法学界有些人完全不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感受，要以废除死刑为理由来实现他们的想法。从存留养亲的角度考虑，有些"该死"的情况下，法律上可以不杀。当然，必须要有限制性的条件，在几种情况下是必须要杀的。法官要去辨别民意、尊重民意，去重新塑造民意，而不要很轻易地把网络民意当成民意，网络民意往往是极端的民意挟持了真正的、广大的民意。

这本书是老一代社会科学家力图理解中国政治变迁过程的极具价值的尝试之一，从宏观角度把握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治运作机制，梳理了现代化压力和各种危机下中国政府的理性化转型，实属英文世界难得的持平之论。

选刊曹天予教授新书《权力与理性 – 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第五章及答问部分。价值继承，即一方面承认自由主义文化有内生批判、内在超越的潜能，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夺取和守卫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布莱希特、本雅明对现代主义的革命解读，正是这两个方面交界地带的实践。文化具有连续性，是历史延续的一部分。

从海地到玻利维亚到秘鲁，外国矿业公司都面对着该地区人民和政府的抵制。"很不幸，这些所谓的跨国公司......他们的竞争是兄弟、舅子、堂兄、邻居、同乡间的竞争。"莫拉莱斯在谈到决定国有化南美银业时这样说。

可能的胜利，在内耗中消耗殆尽。国民党民国的政治未来，一如民国前十七年的军阀时代，在失败中不断暗淡。"黄金十年"，属于文人骚客的纸面想象。

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十三点八。政治机构的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这一现象在上海尤为突出

作为"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典型，华西村近年来备受关注。尤其在近期其"灵魂人物"吴仁宝去世后，更引发各界对于其未来发展的担忧。"华西村模式"包含哪些特征？外界关于华西村的讨论围绕着哪些问题展开？以及在新任掌舵者"真正掌权"之后，其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看到书名--《马克思的生态学》，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作为启蒙运动后裔的马克思，他所信仰的进步观和科学世界图景难道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吗？马克思的未来世界难道不是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为基础的吗？用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在我们的"常识"看来，在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必然要以对自然的奴役为前提。因此，自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客体。 但是本书作者福斯特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谱系。 福斯特的全名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组织与环境》和《每月评论》的主编，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早期的研究对象是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和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决定了其学术进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歧异，我们会在后面的论述中细细辨明。 福斯特在书中指出，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外，马克思还发展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来源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不能提出一种真正的自然主义，因为他将外在自然视为理念的外化，人类与自然是分裂的；而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存在乃是基于自然，自然就寓于人的感性体验中，也正是在这种直接性的感性体验中，自然与人类是统一的。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自然只有置于（人类）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人类的欲望和思维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了转化的同时，自然也经历了种种变迁，这变迁的过程就是"自然史"。 这里我们要搞清楚，自然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并非当我们去"回归自然"时，我们才处身于自然之中。我们一直就在自然之中。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与历史这一对子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于辨证的关系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是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当人在进行再生产的时候，也就"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第82页）。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辅相成。 以上所述的就是马克思生态学的哲学基础。正是在自然与历史的相互牵连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生态危机就不单纯是自然环境问题，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构型为一种辩证的总体性，当务之急便是对这种总体性进行考察。这里福斯特引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对生态问题进行总体性的分析。 福斯特从《资本论》中拈出了他的核心概念：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对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土壤退化理论的发展。这里所谓的新陈代谢不是我们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转变过程，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差别，这种新陈代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这种断裂的现实表征就是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土地的"剥削"。 马克思比较了小土地私有制和大土地私有制，前者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社会，后者对应的则是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和工业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第172页）。这种浪费不仅会耗费自然即土地的自然力，同时也会损害人类的自然力。劳动本来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是为了满足人发展的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逻辑中，劳动破坏了让土地肥力得以持久的自然条件，从而最终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这不仅造成了劳动异化，而且也导致了土地或自然异化。 这与马克思所接受的达尔文进化论背道而驰。 马克思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认识到，人与其它物种一样，同样来自自然，并不是什么"万物的灵长"。这里福斯特特别指出，《物种起源》第一版中并没有"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的概念。这种具有目的论意味的概念无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福斯特却将达尔文与这种具有沙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区别开来，从而也让马克思与其划清界限。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打击"（第220页）--拒绝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马克思认识到，不光人要发展，要进步，自然也需要得到发展，要与时俱进。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仅人作为劳动力被异化了，土地作为自然力也遭到了异化。于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问题，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被超越，我们必须走向生产者（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种联合体中，社会的物质发展才能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和自然的总体性，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生态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其生态批判最终就落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这个意义上，福斯特认为，真正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是列宁、考茨基、布哈林、卢森堡、莫里斯和考德威尔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诸如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像是韦伯主义者。正是基于此，福斯特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生态学上的分歧也彰显出来，前者的进路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者进路却是文化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工具理性和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 于是，按照福斯特的看法，我们就不可能在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去进行生态保护--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气候危机只能采取零敲碎打和算计式的策略，如碳配额、碳交易和碳关税等措施，《京都议定书》的几近破产就是明证。真正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后资本主义的环保观，这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学。 但海德格尔早在冷战之前就认识到：苏联与美国，一个共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但"这两个国家在形而上学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在形态和精神上，都为技术的"命运"所笼罩，处于沉沦之中。不论我们是处于后工业时代，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还是信息时代，技术无疑当下最为重要的中介，规定着我们的存在方式。也因此，即便二者在生产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共产主义的苏联却未必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加环保。 关于苏联，福斯特辩解说，斯大林偏离了列宁的生态思想，所以才会造成自然异化。但这种说辞与关于"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辩解--苏东集团偏离了马克思思想，所以乌托邦才变成了异托邦--可谓"异曲同工"，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怎样才能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不为技术所挟持，怎样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许是更为切近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引入一种技术批判。 《马克思的生态学》，[美]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24元。 （责任编辑：夏永红）

《一江黑水》The River Runs Black 书评：这本书在中国环境问题研究领域享有声誉，曾被剑桥大学评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50部最佳著作之一。如果说本书存在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在于本书的作者由于无法或不愿理解中国人的切身生存体验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 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引自 网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 "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 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 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 --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 [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 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 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 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 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 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 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 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 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 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 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 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 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 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 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 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 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 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 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 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 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 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 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 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 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 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 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 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 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 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 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 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 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 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 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 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 --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 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 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 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 《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12]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 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 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 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 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 "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 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 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 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 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 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 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 "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 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 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 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 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 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 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 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 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 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 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 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 就下去了。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 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这首歌没有谴责和愤怒，只有"记忆""梦""爱"以及比早市上土豆还便宜的达观，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 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 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1]。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 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资产阶级也正式加 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争讼一时的"资本家入党"。平心而论，毛时代的共产党也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倾斜。那时党 代会上不乏身着工装的工人代表、头裹白毛巾的农民代表。但决定工农命运的并非这些工农代表，而是党国。到如今党代会上是清一色的西装了--代表净是些大款 大官和大腕[22]。现在倒是应该问问党和国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们已经蓄积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力量，已 经到了问鼎政治、让国家机器一心一意为他们办事儿的时候了。 在工人阶级的这场浩劫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 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人，还在 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 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 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 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24]？少数有良知的艺术 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 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当国的胡温政府，对1990年代的路线做了某些善后。社会保障体 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 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随着他们逐渐失去行动上的抗议能力，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温顺的群体，与正统马列主义照着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 柏林--也许还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绘制的反抗、斗争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边。但中共的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工人标准像，一直把工 人看成"不动则已"的力量[25]，以至我们经常听到"关键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动起来"之类的说法。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工人阶级从来 也没真正地"动"过。这也可以理解：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要受益者，既没"动"的动力，也没"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地位每下愈况，动力虽然有 了，但能力还没有，还没等逼出能力来，甚至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 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9的通钢事件，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终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个人或一条狗所应有的血气喷溅在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上。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 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26]，有的离县 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 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 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不是工人阶级？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 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27]，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 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 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28]。是巨大 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29]。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 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30]。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 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 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 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 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还儿你的烙 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 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31]。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 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32]，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 手出门，抱财回家"了[33]，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 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 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34]。2010 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35]，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 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36]：向劳动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润的野蛮资本主义，已遇到来自新的底 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 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 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 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 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 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此外，同情农民容 易整合知识分子对毛时代的憎恶，因为他们已经论证出来了，是毛时代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 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38]。 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摇滚歌 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 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 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 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四、   工人阶级的未来在哪里？ 最后，谈谈对未来的看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况只能越发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也取决于世界未来的走向。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逼上了一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道。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死地求生、后来居上。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为价值、目标、乃至手段的中国革命，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实现 了这个任务。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中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据说规模逼近军费了[39]。 "重庆模式"从惰性十足的官僚体制中横空出世，也说明中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 很难说，中国今天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它在这条道上走得 够顺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国模式"，这让许多左翼理论家的预言落空。但问题是，刚准备终结历史就被历史一腿绊倒在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看着又是 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这个已经领导了人类发展数百年、把人类领进技术和物质奇境的体制，如今把又把人类领到了马上就要见底的油箱前，领到了照出人类四分五 裂的镜子前。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有我说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有我没说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已经走到坑蒙拐骗地步的现行资 本主义体系，不可能缩小更别说消除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写了篇文章，题目是"火烧楼跨，又到了想象未来时候"。世界以及中国还有工人阶级，现在需 要他们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未来了。 -------------------------------------------------------------------------------- [1]在中文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混用，为近义词乃至同义 词，但在某些场合区别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劳工"、"职工"也是若即若离。我的印象中几十年前工厂的工人才叫"职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学者同事，也 都叫"职工"了。如今又有人将"工薪阶层"英译成"workingclasss"，实在是浑成。 [2]不久前当欧洲发生骚乱时，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便马上指出，这正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国际版。参见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据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1928年到1936年则为8.4%。 [4]中央财委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北京。 [5]有一件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1948年底，共产党经20年"农 村包围城市"终于要进入北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临时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症，他睡觉的时候周围一点噪音最好也没有。但那天离他卧室不远却叮叮当 当响个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卫战士回忆说当时急得不成却又不敢前去制止，因为干活的就是如雷贯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6]据《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1952年为1531万，1965年为2408万，1975年为5152万 [7]其实集体企业尤其是所谓"大集体"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农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况就大为不如，所以文革其间他们曾闹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8]大体以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9]这种主观距离以及社会、政治距离，都不是瞄准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能量度 的。说到基尼系数，毛时代大体在0.3上下，如今飙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数并不总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标，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红五类""黑五 类"的社会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数要实事求是得多。 [10]前不久见到一位从事音乐剧创作和评论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辈知识分子 一样，他对毛时代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大学招生政策是个例外。他说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这一行。因为公共艺术教育在当年是一种奢侈品， 音乐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来承担，这就使得不少有音乐天分却无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没，无缘进入（中等和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好在毛时代的音乐学校降低入学考 试的技术门槛，取消了多声部一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只买得起笛子，见都没见过钢琴。他说，"等我进了学校，有了钢琴，和声这些我很快就赶上去了，起 码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阶级曾被一次次推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上。1957年，当官僚 集团不能容忍知识阶级的批评而决定反击时，第一个或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工人说话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为文革主力的知识分子'造 反'失控时，"工宣队"被派去回复秩序。1970年代中期镇压四五运动，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号。1980年代反对知识阶级的"自由化"时，记得当时 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邓力群就在报纸上催促"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忘了知识分子也刚刚被他们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2]据说全国总工会1980年代初曾搞过一次内部的职工思想调查，又据 说百分之六十几的受访者被问到"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选择了"资本主义好"，理由是"钱包鼓了，还可以乱搞"。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固然可疑，但改革 开放的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西方或未来性自由的期待，则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却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 [13]中国有位传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无 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解放军。文革结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殴判刑坐牢，出狱后便频频出没于外国人光顾的饭店。其英俊的外表终于引起了一位 好莱坞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将他带回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国去同居。十几年后，他携带着老奶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遗嘱附加条款回到中国，从 此乐善好施，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忏悔无门》，风行一时。 [14]在中国当时的语言体系中，"科学"也可掉过来作"学科"，从事文史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视同"科学家"。 [15]知识分子可谓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阶级，他们今天羡慕老板，一口一个"张总""李总"，而当年的张总李总却把他们羡慕个不成，居然给自己想出"管理教授"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号。 [16]一般叫"鸭舌帽"，一度是中国招贴画上工人的标准佩戴。 [17]"受雇"、"老板"之类在当时是很陌生的词汇，毛时代也用，但多用 于被中国革命推翻了的"旧社会"。老板一词最早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开始流行，他们给教授当researchassistant，于是爱说boss或老板。 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种时髦而浅薄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些留学生在1980年代初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喊出"宁要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要社会主义的贫 穷"的口号。 [18]这在1990年代初的媒体上曾有过议论，多被解释为城里人当惯了"爷"，吃不得苦。 [19]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 从1997年的7千万到2003年的不到4千万，呈锐减趋势，转引自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81页。关于九十 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初期下岗工人的总数，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极大，有说2000万，有说4000万，还有说6000万的。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义 就有分歧，是仅仅产业工人呢，还是也包括第三产业的商业职工？其次"下岗"的标准也不清晰，"待岗"算不算？"内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记了下岗，有人 没有。 [20]参见本人2004年写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21]参见本人与祝东力的对谈《笑里藏着什么？》，《艺术评论》2004年2期；祝东力《小丑的夜晚：关于东北二人转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据已故法学家、宪政学者蔡定剑的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到了最近的第十届，工农代表已从第四届的51%，下降到第十届的不足4%。转引自邋遢道人的网文《工农代表占51%时不说，4%时要改献策为"谋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见苏晓康1990年代初发表在《中国之春》上的政论。我在戏剧《切·格瓦拉》里，曾把他们想法压缩成一小段台词："工人阶级哪儿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参见本人的《3+X：国家、西方和市场之间的文艺琐谈》，载《博览群书》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相形之下，官僚阶级对读书人的能量一贯轻视，觉得他们只会摇笔杆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气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转变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通过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创新工程等等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大笔投入，想必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980年为三千万，2007年为一亿五千万。 [27]据《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估计，总数多达二亿四千万，见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 ... 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1960、1970年代还集体化的时代，"冬闲"时节，公社一般会组织农民修水库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用民间幽默的说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供-需以及所谓劳动力的"剩余"，其实也有辩证、相对的一面。 [29]同注26。乡镇企业1980年人数为三千万；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人数接近7000万。亦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7日。 [30]关于平等与不平等运动既对立有同一的辩证关系，我在《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中有更详尽的讨论，见《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1]城市里的很多行业，如餐饮、快递、建筑装修，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部 门，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低中端产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冲击，气得他们直烧中国的裤子。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世界的城市，他们 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时，丧失了生产它们能力和机会--谁也不可能哪头都合适。 [32]据调查显示，92.4%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这个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见《农民工对城市满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华日报》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这一时期农民农工最突出的问题是欠薪，结果是空手离家，空手回家。农民工讨薪的艰难测量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程度。参见笔者前不久写的《农民工讨薪六法》，《凤凰周刊》2011年17期。 [34]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体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组在珠三角血 汗工厂打工、后在火灾中丧生的农村女孩日记，她们悲惨的境遇让人动容。日记中提到，城市再难，也绝不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 决心上，男女间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性别文化通过婚姻为二者提供的机会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跟1980、1990年代中国在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境况仿佛。 [35]在维也纳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与会者听到有关十三连跳的介绍都称"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说，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还像一代农民工那样无动于衷，那对西方才真可怕呢。 [36]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谈论"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似乎说的早了一点。不过就长期趋势而言，这个转变迟早要到来。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以及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这个"点"会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模糊的时间段。 [37]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些年"三农"同环保绿色一道几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维护着他们的爱心和高尚感。 [38]有位女诗人将自己的漂泊潦倒经历稍做移情，创作了一组悲愤而有力的现代诗《弱势群体之歌》，其中失意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光影交叠，都分不清彼此了。参见笔者《世路上行走的诗行》，《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9]这条消息在媒体上耸动一时，不过，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并无"维稳"一 项，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预算为6244亿，超过了国防预算。正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个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预算有可能夸大了实际的"维稳" 经费。但定义更含糊的"维稳"，其实际花销也有可能比6244亿还大。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有些在财政预算中会落在非"公共安全"的开支下，如近 年藏、疆两地开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维稳直接相关的。

若你是一位游客，慕名前往南疆的乡村巴扎（集市），在逛完巴扎后，脑海中是否能准确地浮现出这个巴扎的地图？若你是当地的乡亲，当被问及你所熟悉的乡村巴扎时，你会如何加以描述？若被要求绘出你所熟悉的乡村巴扎的地图时，你会先画什么？

巴扎与清真寺在空间上的浑然一体，是伊朗社会两大重要保守集团联姻的写照。清真寺常常在巴扎拥有地产，不少巴扎商人从清真寺租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