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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然而，在中华帝国后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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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200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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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在近期《新左翼评论》发表了“去政治化的政治：从东方到西方”，注释中说明更完整的文本将发表于Intra-Asia Cultural Studies, 但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中文本。这里转发一份2004年的访谈，其中也提及“去政治化的政治”，共三页。发表在《新左翼评论》的英文版，论述更加周详，本站在英文分站提供, 地址为：
http://en.humanities.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11/p0 －－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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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日本据台前后日本驻华外交官上野专一、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与汉学家内藤湖南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发表的论述台湾的文字为中心，分析当时日本人的台湾观，并探讨他们的台湾论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思想倾向及其问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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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莱多在穆斯林手中治理了近4个世纪之后，基督徒于1085年重新夺取了这座城市，而这座古代西哥特人的都城，不久就成为欧洲人翻译穆斯林科学，并且将科学向北方传播的理想之地。整个12世纪早期托莱多都是当时科学的热点，吸引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者与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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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乍一伸头从书斋中看去，总有些大吃一惊。原来，民间信仰已经如此兴盛，仿佛历史变成了一条暗河，几十年潜入地下，如今又重新漫到地上，中间几十年"破除迷信"仿佛留下的只是淡淡的回忆，于是，进香的黄布包再次在清明节的山路上蔚为壮观，村长再一次成为公祭龙王的"祭司"，好容易积攒的剩余价值供奉到了神灵的桌前，没办法的人们不再寻求政府的权威而宁可找鬼神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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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和中国戏剧、戏曲，不知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但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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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官兼调解人由于行使的权力过大会遭到诟病，中国法从事实情形而不是抽象的权利原则出发的认识方法，无疑也是追随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主义者们要排斥的。然而，事实是中国帝制时期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的法律制度享受了极其长久的寿命，并且，案件档案表明，当代中国的法庭调解及其可观效能也和这种法律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法庭是选择调解模式还是判决模式，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模式，取决于法庭本身对每个案件的事实的定性。当代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默认的这种逻辑，尽管在中国的立法中没有得到明文表述，仍然可能会给中国法律本身以及西方形式主义法律在未来的变化和演进中带来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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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 政治是个好恶太深的领域，好恶深，则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过架，挨过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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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 peoples have had to undergo the variety of successive shocks – liberation, depression, expropriation, attrition, demotion – that Russians have endured in the last decade and a half. Even if these, historically considered, are so far only a brief aftermath of the much vaster turbulences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masses are ‘profoundly tired and resistant to any public mobilising’. What they will eventually make of the new experiences remains to be seen. For the moment, the people are silent: Pushkin’s closing line applies – ‘narod bezmolvstvuet.’（人文与社会按：即“人民是沉默的”，普希金戏剧《鲍利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 》末行，穆索斯基据该剧改编成歌剧，1955、1986两次拍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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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还要回到格瓦拉。数十年过去了﹐祇能承认﹐还是格瓦拉的语言最传神。他说﹕他一族的血统记号﹐是每逢出现不义就愤慨得发抖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的话是萨依德的先导。确实﹐民族和亲戚﹐就应该如此划分。我懂了格瓦拉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他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 留意着他人苦痛而生活的人。
其实这是一件简单的事。祇是由于精英们都选择了不吃亏的阳关大路﹐所以实践它﹐需要罕见的学识和勇气。在河这边﹐人们早就放弃了幻想和等待﹐已经很难看见谁还在翘首盼望。这时路上出现了人影 －－ 也许我看花了眼﹐但这确是王小强新着给人的印象。对岸突然亮起一道焰火﹐沉默的人感到了喜悦。那个影子的背后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么﹖人们彼此问着﹐心里又点燃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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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 ），是法国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也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他是“一位安静的革命者，以传统的方式拍摄最不传统的电影”。1959年，他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四百下》，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大奖，以及纽约影评人奖年度最佳外语片等一系列荣誉。之后，他又相继拍摄了一些同样获得高度赞誉的作品，拍摄速度几乎一年一部。 除了当编剧和导演之外，他还经常自己出演电影。同时，他也继续撰写电影评论，并完成了《希区柯克》和《我生命中的电影》两本著作，后者是他的影评自选集。
书中分为六个部分：“大秘密”、“有声片时代：美国人”、“有声片时代：法国人”、“为日本电影喝彩 、一些局外人”、“我在新浪潮的朋友们”。特吕弗笔下那些电影大师的名字就像天上的群星缭绕在他的周围，他描述了这些大师如何默片时代入行，在有声片时代继续创作的导演，以及他们身上的特别之处，读来感人肺腑。另外，书中还收录了弗朗索瓦·特吕弗亲自挑选的一些影评。特吕弗以自己对电影的巨大热情，写下了对电影的独特见解，堪称是一部电影发展史。在这部书里，能看到特吕弗如何从一个犀利乃至有些刻薄的影评人，转变成一个成熟但又不拘泥于传统条条框框的导演。同时，还能体会到他和新浪潮一代在电影发展史中的历史推动作用。中文译本200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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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先生主编的教材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到了“延安讲话”后形成一个大断裂，导致了“一体化”。然后经历了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再到80年代的“多样化”的过程。我的叙述与此不同。我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
当代历史的叙述过去有一个缺点，看起来就好像是后一任总是看不起前一任，后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以为历史总是从自己、从当下才开始。不单作家是这样，甚至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社会的普遍认识也是这样。就好像说孙中山排斥了孔夫子，毛泽东否定孙中山，1980年代开始就必须排斥毛泽东，一代一代下来都情不自禁要这样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乃至变态的当代历史叙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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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日世纪大讲堂文字稿。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的他，曾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度过九年劳动岁月，也曾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倡导科学方法论和预测国际形势的著名学者。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他曾成功预测2000年国民党下台和陈水扁当选，以及2004年陈水扁连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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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cht, last night: 'There can't be any doubt about it any longer: the struggle against ideology has become a new ideology.'
29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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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政治
2009/01/25
| 阅读: 1681
洛克的政教分离理论保障了人法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超越它；神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但它不是以政治权威的方式，而是通过与人们的灵魂直接沟通，来保障公民的服从。在洛克一再强调尘世权威不能干涉灵魂事务的同时，他也将一切政治权力都交给了行政长官，丝毫没有削弱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恰恰是为了帮助灵魂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将追求灵魂拯救的权力完全交给公民个体，也保障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不受任何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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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席卷东起泰晤士河西到日本海的广袤疆域。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生态各不相同，东西欧各国采取的经济拯救措施也不尽相同。欧洲各国又一次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站在了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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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书评
2012/11/04
| 阅读: 2256
2012年10月，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刚被翻成中文并出版，福山本人也飞到北京，为他的新书热身。北大哲学系特意举办了一个座谈会，笔者忝列末座，借机读到了出版社特意为与会学者印刷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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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高等研究”的理解是既立足于现存学科而又超越之。当今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固然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它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现实之下，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必须了解并掌握其已有成果。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和现存院系是基本一致的。 但我们还有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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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有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民族主义国家曾把特殊主义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流行民族文化特殊主义的思潮，表现为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的民众动员。而中国自古不乏华夏中心论的传统，现在则有以“回归起源”为特点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当今学术界有一些已经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提法，反映出各种特殊主义观点和立场。学术界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中国特色”的标签，隐藏着在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内都放弃普适性目标和标准的危险。童世骏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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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如何解釋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優異成績，臺灣內部仍是眾說紛紜，且甚至成為藍綠派別性對立的一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