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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宪法研究中，黑人问题、林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尽管其意义不亚于林肯当年的废除奴隶制，但却一直缺乏从法学视角上的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提示：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中没有罢工的规定。首次作出规定是1975年《宪法》，该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78年修改后的《宪法》也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1980年9月，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修改1978年宪法第45条的决议案，取消了原有的"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但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没有取消。直到1982年，在这一次修改宪法中，才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1982年的修宪取消了公民的罢工权利，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年代开始，但这场经济建设是在劳动者缺乏基本权利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状况一开始对于纠正极左影响有作用，但在20多年后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劳动者权利缺失的状况已无法继续维持。工人们的罢工权已提上议事日程。]罢工权，是劳动基本权的基本构成。劳动者能否享有罢工权，直接关系到劳动基本权是否完整。关于中国的罢工权问题，由于涉及到中国的人权状况评价，又与工人队伍的稳定和社会安定直接相关，因此历来是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敏感的问题，加之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与资料也难以搜求，所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罢工权的系统研究极为少见。但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由于劳动关系矛盾的尖锐和激化，包括罢工在内的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愈来愈普遍，而中国的罢工立法又基本处于空白的状态，这使得罢工与罢工处理，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况中。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劳资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何通过法制手段来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罢工权的立法，则是劳动立法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罢工权的确立和实施，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罢工权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劳动权的自然延伸。罢工权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权利。这一权利对于平衡和协调劳资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因而，加快中国的罢工权立法的步伐，也是中国建设法制经济的急迫需要。本文对于中国罢工权立法的历史发展、罢工权的一般法律特征、当前中国集体争议行为及罢工的状况和特点、以及完善中国罢工权立法的思考等问题，作一分析和论述。一、中国××党对罢工的政策和中国宪法关于罢工权的规定研究中国的罢工权问题，应从社会主义国家罢工的存在和中国××党（以下简称"党"）对罢工的政策入手。罢工，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罢工。新中国建立后，罢工的现象一直存在。其中工潮比较集中的有三次，一次是在建国初的1952年，另一次是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的1956一1957年，再一次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80年代末到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存在罢工？这应该从罢工的社会性质来解释。谈到罢工，人们总是将它与政治联系起来。当然，引发罢工有政治因素，有些罢工也有政治目的。但是，就罢工的实质来讲，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手段，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讲，罢工属于劳动关系的范畴，是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维护自己利益的武器，是劳动者自助自卫的最后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罢工的基本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争议和纠纷。在这种争议或纠纷不能完全通过其它正常的渠道来解决，或解决劳动争议的方法还不规范时，劳动者群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只好诉诸于这种工人斗争最终的和最高的手段。对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罢工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专门论述。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维护工人的利益，"主要不是靠罢工（但决不是一概不采用这种手段），而是用向工人阶级国家机关申诉的方法去维护"。[1]列宁的意思很清楚，罢工不是维护工人利益的主要手段，但在用其它方法无效时，也是可以采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列宁这里是指苏维埃的国营企业，而对于私营企业，列宁则认为，这类企业的工会为调节劳资关系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应当着手设立调解委员会，筹集罢工基金和互助基金等等"。[2]列宁的态度非常明确，即在私营企业中，必须用市场经济的一般的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和手段，首先对于劳资矛盾通过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但同时，劳动者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斗争手段罢工，为此，在平时工会即应该着手罢工基金和互助基金的筹集。列宁的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罢工问题和罢工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对于我国出现的罢工，也有过明确的意见。1956年，我国在基本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由于经济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一些企业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尖锐，个别甚至激化，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一些工人罢工的事件。但当时我国的宪法只规定人民群众有游×示威的权利，并未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毛泽×认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3]毛泽×的这一认识，是在党的"八大"闭幕不久时提出的。这是中国××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在列宁思想的原则上，对于我国的罢工现象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形成的一种深思熟虑的认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宪法的修改一拖就是二十年，毛泽×关于修宪时加上"罢工自由"的主张，直到1975年才得以实现。尽管在五十年代我国《宪法》上没有规定罢工权，但在毛泽×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党对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罢工问题，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政策。这一理论和政策的基本精神，集中地表现在××中央1957年发出的《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这是一篇充满了社会主义民×与法制精神的政策性文件。在这篇文件中，具体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罢工发生的原因、防止发生罢工的办法以及党对于罢工问题的态度和解决罢工的方针。其主要内容为：[4]关于罢工发生的原因。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存在着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当领导者脱离群众，有官僚主义作风，不解决或不正确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时，矛盾就会扩大，就会出现此类事件。这当中虽然存在着群众过于注重局部利益和目前利益等原因，但"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对于当时工人的罢工请愿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向中央送交的报告也指出："罢工请愿事件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工人和行政之间的劳动争议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而发展起来的。"[5]关于防止发生罢工的办法。"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为此，首先要克服官僚主义，及时解决群众中的迫切问题，扩大民×。再是要加强对于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关于党对罢工的基本态度。党的基本态度是：不提倡，而且力求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 批评 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关于处理罢工事件的方针。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是："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第一，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对于群众的罢工罢课事件，不要强迫中止，但要劝告群众不要采取违法行动，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对于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接受其中正确可行的部分，对目前做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抵制。不要因为群众闹事就不承认他们的合理要求，使闹事的原因持续存在。也不要因为群众压力就接受不应该接受和不可实现的要求。在事件平息之后，要一面加强民×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历史证明，中国××党在处理当时的罢工问题时，能以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问题和制定政策，总体而言当时关于罢工问题的处理方针是成功的。运用这一方针处理罢工问题时，一般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不仅有利于官僚主义的克服和群众觉悟的提高，而且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望，密切了与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的方针上是始终如一的，并没有出现象反"右"时对于知识分子的"引蛇出洞"和"秋后算账"。这表明了当时的中国××党对于工人群众的信任，以及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自信心。这份文件，是建国以来党关于罢工问题的惟一的文件。尽管已经过去了45年的光阴，但这一文件的基本精神，对于目前认识和处理中国的罢工问题以及罢工立法，仍然具有原则和方针的意义。中国宪法关于罢工的规定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对此，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中没有罢工的规定。首次作出规定是1975年《宪法》，该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6]1978年《宪法》也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7]1980年9月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修改1978年宪法第45条的决议案，取消了原有的"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但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没有取消。直到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中，才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对于我国《宪法》中关于罢工权的规定，有的学者认为："一九七五年宪法规定的'罢工自由'是极左思想的产物，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的，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的。我们国家的企业属于人民......罢工后停止生产，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一种破坏。有人说这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不对。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如揭发检举、控告、申诉等去求得解决，而不应该采用罢工的方式。"[8]笔者认为，简单地将宪法写上罢工自由认定为是极左思想的产物，是不妥当的。这种论述割断了历史，只是就事论事。尽管1975年是"左"的年代，但中国××党关于罢工立法是有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的。罢工对于反对官僚主义的作用，已经在××1957年处理罢工事件中显示出来。而能将这一点写入宪法，也显示了立法者的政治胸怀和气度。罢工权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属于社会经济权利范畴，但罢工权作为一种公民自由权，还属于社会政治权利的范畴。为此，罢工权的立法，还必须以社会民×政治的发展为基础。因此，宪法中两次写入了罢工权，也为今后我国的罢工权立法提供了政治基础。尽管我国两次在《宪法》中写入罢工的权利，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这种立法的意义，更在于一种"宣言的作用"，[9]因为这种立法既没有规定罢工的主体和范围，又没有《罢工实施法》可以具体操作，所以，并没有体现出规定罢工权是为了赋予劳工大众在自身权益受到雇主或其它用工者极度侵害时以自卫斗争武器的立法宗旨。计划经济时期以国有企业为对象的的罢工立法，其意义也只能停留在政治上，而不可能具体实施到社会生活中，因为在国营企业的利益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下，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利益受损群体，劳资关系的矛盾也不会激化。出现劳动关系矛盾激化的情况，一般是在社会体制或经济体制的变动时期。对于这一点，在研究中国的罢工权立法史时，也必须注意到。由于1982年《宪法》取消了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有人据此认为，在我国罢工属于非法，而且，在这一看法在海外广为流行。这种认识是不确切也是不正确的。所谓"非法"是指违反法律，即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但我国现行法律虽然没有规定罢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法律也从来没有过禁止公民罢工的规定。根据一般的法律原则，对于公民而言，凡是法律所未禁止者都是可为的。[10]如1954年《宪法》也没有规定罢工权，但当时××中央对于罢工的态度是："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11]所以，在中国罢工并不违法，中国没有罢工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劳资关系冲突加剧，各种所有制企业里都发生过由劳动争议引发的怠工、罢工、集体上访事件。对此，政府总的处理原则是慎重地加以调解处理，避免不当的行政干预或司法介入。[12]虽然在中国罢工不属违法，但是中国法律是不提倡罢工和不保护罢工的。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的现行的《宪法》、《劳动法》、《工会法》等都明确没有将罢工作为职工和工会的权利，其实际意义不仅表现为国家不鼓励罢工，而且还表现为国家是用一种消极的方法来制止或避免发生罢工。既然罢工不属于职工和工会的法定权利，那么，罢工的行为就不被法律所保护或保障，国家也不承担保障职工或工会罢工的义务，这主要表现为罢工不享有刑事免责和民事免责。二、罢工权的法律性质和特征研究罢工权立法，需要对于罢工权的法律性质和特征作一探讨。首先需要明确的，由于中国的劳动立法是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也将罢工权定位于市场经济的劳动法上的权利。 [13]劳动法上的罢工权，一般是指以维持改善劳动条件为目的集体停止工作的权利。作为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罢工权的法的依据，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的自然延伸。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其含义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和工作问题上，有作为或不作为的选择，即劳动者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罢工行为，即是劳动者集体停止工作的行为。但是，劳动者的这种停止工作的行为，不得随意而为，而必须具备基本的要件：其一，罢工权的实施，必须是在雇主已经侵害了劳动者一方的利益或劳动者的利益将要被侵害，并且已经无法通过集体谈判的途径解决的；其二，罢工必须要经过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意并进行一致的集体行动。　[14]罢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劳动者对抗雇主以维护切身利益的主要的抗争手段之一。作为工人阶级集体反抗资产阶级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主要斗争手段，罢工是随着工会的出现而出现的。工人的这一斗争，在其最初阶段遭到了资产阶级法律的严格禁止。1799年英国的《结社禁止法》、1792年法国的《霞不列法》等，都宣布工人的集会、结社和罢工均为非法，违者将被处于刑罚。但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兴起，工人在斗争中逐步争得了罢工权。最早承认工会罢工权的是182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宣布废除1799年实行的禁止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法律。法国于1864年解除了罢工的禁令。此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工会具有罢工权。[15]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罢工权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权利。罢工权在大多数国家是作为宪法权利规定的。[16]有些国家除宪法规定了罢工权外，还在劳动法中加以罢工权行使的具体规定，有的国家虽然宪法没有规定罢工权，但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予以规定。[17]不管是在宪法中还是在劳动法中，关于罢工的权利性规定，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权利被法律所承认。罢工权在市场经济国家被普遍认可，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罢工权的存在，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罢工权立法也是国际公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欧洲社会宪章》规定："在权利冲突的情况下，工人和雇主只要遵守由以前所达成的集体协议所派生出来的义务，就享有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18]这是规定罢工权最早的国际文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19]最近通过的《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宪章》也明确规定："工人和雇主，或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按照欧盟法律、国家法规和惯例，有在适当级别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协议的权利。在利益冲突不可调节的情况下，有采取集体行动，包括罢工的权利。"[20]但在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的近370项公约、建议书和宣言中，却关于罢工权规定的具体条款。有人据此认为国际劳工组织不主张罢工权。这种认识并不确切。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罢工权与集体谈判权是不可分割的。集体谈判是罢工的直接目的，罢工则是保证集体谈判的主要手段。没有罢工权，集体谈判权也难以实施。可以认为，第98号《国际劳工公约》中关于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可权利的规定，已经隐含着罢工的权利。在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工实务处理中，罢工权是以判例法的形式出现的。在提交给国际劳工组织审议的指控中，涉及罢工权的案件属于最常见的案件之列。负责处理这类案件的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结社自由委员会认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罢工行动是工人及其组织为捍卫或增进其经济和社会利益可以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罢工行动属于第87号《国际劳工公约》规定的工人组织的权利。[21]就其一般的法律性质而言，罢工权作为公民权或人权的内容之一，这一权利所体现的是具有公权性质的劳动者的自由权。罢工权在民×国家是一项宪法权利，这一权利是公民自由权的构成，所以罢工权又称之为罢工自由权。罢工作为宪法上的自由权，意义主要在于劳动者的罢工行为不由国家或其它公共团体滥为禁止或限制。有的论者认为，罢工权在劳动者和国家的纵的关系中，为一权利行为，但在劳动者与雇主的横的关系中，则非权利行为而属实施行为。[22]笔者则以为，由于罢工行为的实施已将雇主作为具体的对象，雇主对于这一权利的行使，负有不得影响这一权利实施的不作为义务，因而已经形成了一种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23]这是因为，罢工权作为劳动者权利，就其特定的法律性质而言，更属于兼具公权与私权的特点于一身的社会权的范畴。这一权利所体现的更是与所有权相对应的劳动者的生存权。罢工权的发生和实施，都是与雇主的相应权利共生共存的。与劳动者的罢工权相对应的是雇主的闭厂权。罢工权与闭厂权又统称为集体行动权或工业行动权。这一权利是指劳资双方为在劳动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依法采用罢工或闭厂等阻碍企业正常运营手段等集体对抗行为的权利。[24]依据劳资对等的原则，集体争议权并非劳动者专有，在一般法律意义上，是指劳资双方共有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对于劳动者具有更加直接的意义，所以在现实中更多是指劳方的集体行动，而工人的集体争议行为包括罢工、请愿、集会、示威等形式，但狭义上的工人的集体行动权又专指罢工权。[25]在实际当中，罢工权与闭厂权都是在是在劳资法律关系中实现的。确认罢工权即确认罢工的合法性。合法罢工或罢工的合法性，一般由以下具体要件构成：罢工必须由工会所组织。这是因为，罢工权是团结权的重要内容，是为了保证集体谈判权的手段。[26]罢工权是以劳动者的组织权为基础形成的，罢工权的合法行使，必须由劳动者通过工会来具体实施。罢工权的主体，与谈判权一样，是由劳动者通过工会来享有的。劳动者是权利的意志主体，工会是权利的形式主体。在这一权利的实施过程中，劳动者与工会的结合程度比起谈判权要密切的多，因为谈判可以由工会单独进行而不需要劳动者直接参加，但在罢工中，劳动者是罢工的主体，工会只是罢工的组织者。劳动者与工会是为一个整体，没有谁这一权利都无法实施。在劳动基本权立法比较健全的国家，把那些没有工会领导的、劳动者自发的、无组织的罢工，称作"野猫罢工"。[27]"野猫罢工"是一种侵害团结权和滥用争议权的行为，实际上损害了其它劳动者的权利，因而不符合合法罢工的要件，不受法律保护。[28]这种不受法律保护主要是说该类罢工不具备民事免责和刑事免责的资格罢工必须以缔结集体合同为目的。许多国家的罢工立法都明确规定，合法罢工须以缔结集体合同上可规定之事项为其目的。罢工的基本作用，是以其作为压力手段来促使集体合同的缔结，从而达到劳动关系之和谐。在集体合同履行期间，当事人有和平义务。因而，对于合同已经规定之事项发动罢工则为非法。罢工应当以集体合同未规定或未履行之事项，作为其目的方为合法。在集体谈判中若发生争议，经交涉、调解，如能达成一致，可缔结新的集体合同，若调解不成，即可通过罢工来达此目的。而政治罢工并非以集体合同为目的，而系对国家机关为一定之诉求，所以，大部分国家视其为非法。[29]罢工必须保证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安全。为此，各国罢工立法对于罢工可能影响到社会利益时，便有诸多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1）职业的限制。主要是规定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的职员以及其它公职人员，不得举行或参与罢工，并不得举行和参与怠工、静坐等一切集体争议行为。违者将受到免职或解雇的行政处分，严重者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学术界对于这一限制的合理性尚有争论。[30]（2）行业的限制。对于行业的限制主要是对于公用事业以及关系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等行业的罢工进行限制，其中包括运输、邮电、煤气、公共交通、医疗、军事工业等。有些限制是对于某些行业的关键部门，如矿山罢工，其发电和通风部门不得参与，以保证矿井和没有参加罢工的人员安全。（3）罢工类型的限制。各国法律一般都禁止政治性罢工。但对因职业利益关系而引发的同情罢工和同盟罢工是否合法，各国规定不一，学理上也有争论。有的论者认为，只要同情罢工和同盟罢工的目的是为争取同一劳动条件即为合法；也有的认为，这些罢工因为不是由于直接关涉本部门的集体合同，所以不具备合法性。[31]合法罢工享有特定的法律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合法罢工的民事免责和刑事免责方面。民事免责涉及到罢工在私法上的效力问题。在罢工期间，劳动者与雇主关于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不能履行，由此必然会给雇主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在罢工权立法之前，劳动者对于罢工行为给雇主造成的损失是要负赔偿责任的。但罢工作为合法行为以后，劳动者得以罢工权这一具有公权性质的权利，来对抗雇主，故私法上不负责任，即劳动者可利用罢工权为依据而不履行具有私法性质的劳动合同上的义务。如日本法律即明确规定："因同盟罢工或其它对抗性行为而造成损失时，凡正当者，雇主不得以此为理由而要求工会或者工会会员赔偿。"[32]罢工权所以具有这种民事免责效力，原因有二：其一，与基本劳动权的其它权利如团结权和集体谈判权一样，罢工权的诉求对象并不是只限定为国家，而具有第三人效力（Drittwirkung），即在劳资私人间也有法律保障效力法律承认工会及其会员在私法领域行使权利，并保护私法上规定的关于侵害行为的权利。[33]其二，由于罢工权自身的特点，即这一权利的存在是为了限制资本权利，以实现劳资间权利对等并形成真正平等的契约关系，工人的罢工和国家社会立法的努力方向一致，故予以保护。[34]在劳动者享有罢工民事免责的同时，参加罢工的劳动者对于雇主的工资请求权也不再发生。但部分不参加罢工的劳动者，由于其它人罢工而不能正常工作，能否继续享有工资请求权，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可以保留这一权利，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由于其没有从事工作所以也就失去了工资请求权。[35]所谓刑事免责，是指罢工权作为公民权或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只要是合法行使这一权利便不承担任何刑事上之责任。但在罢工立法之前，工人罢工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如英国1799年颁布的"结社禁止法"，即是以禁止工人组织社团和罢工为目的，违反这一规定，要处以徒刑。罢工权的刑事免责，主要是对于国家而言，即合法罢工，国家不得以危害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经济秩序或骚扰、胁迫等名义提起公诉。但非法罢工不再此列。三、中国的集体争议和罢工行为的状况和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建国后第三次集体争议和罢工行为的高发期。与建国初和五十年代的罢工潮不同的是，这次高发期连绵延续了十多年，并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中国的罢工立法，需要分析目前集体争议和罢工的状况特点准确把握。对于劳动者集的请愿、示威、集会、游行、怠工、停工、罢工等集体行动，以前曾被说成是"闹事"。后来，"闹事"这个明显具有贬抑和鄙弃色彩的说法不再被使用，而一般将其统称为"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仅仅是一种现象的描述，实际上，这些事件一般都是劳动者为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而采取的集体抗争行为，在法律的规范意义上，应称为"集体争议行为"或"产业行为"更为妥当。劳动者的集体争议行为，指包括请愿、示威、集会、游行、怠工、停工、罢工等在内的产业行动。罢工只是这些集体争议行为中的一种。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在全国的范围内罢工的官方统计指标和统计数字，罢工一般包括在集体争议的统计数字中。所以，关于罢工的研究，只能是依据有关调研人员或工会所提供的地区数字以及个案进行分析。我国近年发生的包括罢工在内的集体争议行为有以下的特点：其一，从发生频率和参与人数来看，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分析，从1995年到1999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以平均每年26.9%的速度递增。劳动争议案件已进入多发期，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日趋扩大，劳动争议的主体、内容也日益复杂。[36]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多为疑难案件和集体劳动争议案件。而据劳动部专家的分析统计，我国从1990年到1994年五年中参加罢工的人数分别为：24.3万人、28.86万人、26.84万人、31.03万人、49.56万人。五年中增加一倍，是所统计的17个国家和地区中增长率最高的。[37]在这些罢工当中，单件事件延续最长的时间为40天，单件事件参与人数最多的为3900人。[38]而且，还出现了同盟罢工的倾向，如1994年珠海某公司1700人罢工后，邻近的有关企业也蜂起响应，罢工人数迅速增加到4500多人。[39]根据工会统计年鉴的数据，到1999年，全国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2019件，其中集体争议案件为9043件，只占7.5%.但在473957人的劳动者当事人数中，集体争议的劳动者当事人数为319241人，占67.3%.这一数据表明，介入劳动争议中的劳动者，有三分之二以上参与了集体争议。其二，在参与集体争议的319241人的劳动者中，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有99894人，占31.35%；其余基本为非公×制经济中的劳动者，为219347人，占68.7%.这一数据表明，参与集体争议的劳动者，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非公×制企业的劳动者。[40]其二，从集体争议行为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与劳动者的基本的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集体争议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劳动者自己的经济权利。这种争议行为虽属集体行动，但并没有以争取新的利益为目标，在性质上仍是一种以劳动权利的实现为基本内容的权利争议，而非利益争议。[41]如1996年第二季度，全国因拖欠工资引起的集体上访和罢工事件有530多起，占事件总数的42.6%，而第三季度因同类原因的事件上升为590多起，占事件总数的42.6%.[42]1999年，欠薪成为引发集体争议的第一位原因。而到了2002年，欠薪更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43]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由于企业的亏损、破产及其政策方面的原因，使得大批的工人得不到最低工资或基本生活费或其它生活保障，引发了工人的大规模的集体抗议。[44]在私营和外商投资企业，则是由于雇主故意用各种方法，包括压低工资水平、拖欠发放甚至欠薪逃匿来克扣工人工资。另外，私营或外资企业雇主违反劳动法律法规，随意解雇劳动者、强行收取"风险抵押金"，对于职工进行殴打、体罚、侮辱、限制人身自由等侵害劳动者的人身权利，也是引起劳动者集体抗争的主要原因。这种集体争议行为一般都与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没有关系，而只是个别劳动权益的维护。争议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满足劳动者的一些具体要求，而非要求劳动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调整规范。所以，尽管集体争议行为不断发生，但由于没有从机制上解决问题，虽然劳动者的境况在短期内会稍许改善，但造成劳资矛盾和冲突的原因并没有改变，过一段时间，情况会依旧故我。另外，广大的劳动者群众参与集体行动，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争取和保障自己基本的劳动权利。在这些行动中，工人们还特别注意了避免集体行动的政治色彩，如四川某地工人在请愿中打出了"不要民×要工作"、"我们不是动乱"的标语，[45]严辞固然有些极端，但表明自己的行动不具政治背景的用心也算用心良苦。应该说，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争议行为，都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追求，而是一种劳动者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的经济行为。正如在今年第九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上，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所指出的："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46]其三，从集体争议行为的组织来看，自发性是其重要的特点。所谓"自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的含义是，集体行动的发起，并不是当事人以外的人有组织、有预谋地策划发动的，而是因为当事人共同的利益关系，使他们聚集起来并采取共同的行动。由于造成集体争议行为的原因大都积累已久，不满和压抑的情绪在一些事件的刺激下，很快就汇成了一种需要表达和发泄的抗争行为。如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殴打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并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47]另一方面的含义，是集体争议行动的进行中没有预先的组织来把握和引导。但这并不是说事件没有工人领袖或核心人物，而且，一些较大规模的集体争议行为中，都有一批能仗义勇为、有组织才能、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作为中坚。否则，不可想象参与几千人，坚持数十天的集体行动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如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6000多任务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胜利结束。但这次罢工究竟谁是领导，外人至今不得而知。[48] 四、集体争议行为与工会中国目前的集体争议行为，一般都没有工会参与，这是与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同的。这种情况的造成，一是由于许多私企和外企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工人只有自我行动，如深圳发生的怠工、罢工等集体争议行为的企业，90%以上没有工会。再是由于有些企业虽然有工会，但或由于工会维护职工权益不利、或工会为老板所控制而得不到工人的信任，所以发生罢工时一般都是抛开工会进行。从工会来讲，但由于法律并未赋予工会组织罢工的权利，所以当劳动者要求罢工时，工会便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如若站在工人的对面反对劝阻，会被工人斥为"工贼"，但如站在工人一方支持和领导罢工，则又担心违反原则而被上级查处。工会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是周旋于劳动者和企业行政之间。而这种处理方法，与劳动法律所规定的"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的要求并不相符的。[49]由于大多数工会在劳动者罢工中无所作为，这又直接影响了工会的形象和威信，并进而影响了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和调整。但需要注意的一个动向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工会都在工人罢工时都躲在一边，也有个别的工会主席在关键时刻与工人站在一起，领导工人用罢工手段与雇主斗争。如北京通县中国新加坡合资的麦克菲精密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所发生的罢工事件。由于该公司新方总经理长期拖延不签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不发劳保用品致发生工伤事故并经常侮辱中国员工，致使劳资矛盾尖锐。1997年3月，职工要求公司工会采用集体行动来迫使公司进行集体谈判，以争取工人的权益，否则，将自己采取行动。公司工会主席在县总工会的支持下，接受了职工的要求，决定由工会领导职工于3月19日集体停工。停工的同时工会发布《告全体员工书》，要求职工在停工期间：（一）不得损坏公司财产，如果损坏，后果自负；（二）听从工会统一领导，到指定地点集合，不得自由行动；（三）何时复工由全体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决定。在停工的几天中，劳资双方在县总工会和劳动局的参与下，展开了艰苦的谈判。谈判中，工会代表列举了资方侵害工人权益的大量事实，并提出四条复工条件：公司应明确答复签订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以及发放劳保用品的时间；公司应制定与现行生产状况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新方总经理必须对辱骂职工的行为向全体职工赔礼道歉。在工人停工的压力下，厂方最后全部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承认这次停工的起因主要责任在公司方，停工期间公司同意照发工资，公司不得借故报复和辞退职工，并约定《集体合同》在复工后一周内完成签约等。3月24日下午，劳资双方在《复工协议》上签字，次日，全体职工正式复工。至此，工会领导的停工谈判这一集体争议行为取得了完全的成功。[50]这可能中国工会领导罢工的并获得最终胜利的一个绝无仅有的一个成功案例。成功的主要因素，除工会主席个人的素质外，还由于作为上级工会的县总工会及有关部门的敢于支持和负责，而这种情况在全国是极为少见的。而大多数工会在劳动者罢工中无所作为，这不仅影响了工会的形象和威信，并直接影响了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和调整，因为工会如果没有罢工权，集体谈判便无法保证，团结权也只是具有虚名。并且，劳动关系也缺乏了一种平衡制约的力量和手段。在规范的劳动法制下，劳动者的集体争议权应通过工会来具体行使，但由于中国法律没有明确工人或工会享有罢工权，而罢工问题又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这才出现了中国的罢工的"自发"和"无序"的特点。而这种自发罢工或其它的自发集体行动，具有突发性和不可控力，一旦处理不当，如政府动用强力压制工人，便会激化矛盾，并将原本为劳资关系的内部事务问题，转化为工人与政府的矛盾，扩大为整个社会的问题，并使之具有了政治性。由此可见，回避罢工权立法，不但不是解决罢工的办法，而且会使矛盾更加复杂。五、完善中国罢工权立法的法律思考中国的集体争议行为特别是罢工的发生，已是一个愈来愈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入世后，随着劳资矛盾冲突的加剧，这一行为上升的趋势还会进一步的发展。如何通过立法来保障并规范劳动者的罢工权，已是中国劳动法制建设的一个非常急迫的任务。但有的论者提出，如果不修改宪法，罢工立法就缺乏法律依据。笔者以为这一理由并不成立，因为并非所有的权利都写入宪法以后，其它法律才可以作具体的规定。写入宪法的权利，表明这一权利是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是一种层次更高和主体范围更加广泛的权利。但只要宪法没有对于这一权利的禁止，其它法律仍然可以对于这一权利进行规定，与宪法有所规定的情况比较，只是这一权利不属宪法权利，而是某一特定群体的特定的权利。实际上，目前在中国实施罢工权立法，已经有了法律依据。2001年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这一公约的第八条第一款（丁）项规定："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在我国批准这一公约同时发表的声明中，并没有对这一内容作出特别的说明。这表明，这一国际法的规定在我国具有了国内法的效力。《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第八条第一款（丁）项的规定，对于我国的罢工立法具有双重的意义：其一，"有权罢工"的规定，可以作为我国罢工立法的法律依据；其二，"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的规定，要求我国必须具有罢工权的具体的法律规定。在国际人权公约中，罢工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也是劳动者在劳资争议中的集体争议权的基本内容。这就涉及到罢工立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罢工权在我国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笔者认为，人权或宪法权利必须要具体化，否则，便会流于空泛而无法实施。我国的罢工立法应该纳入劳动法律的体系，而不要将这一权利仅仅停留在一般的人权或宪法权利。我国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虽然也规定有"罢工自由"，但由于没有更加具体的法律实施规定，特别是当时没有《劳动法》及其相关的规定，所以这种宪法权利的意义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宣言"，而不是实施。[51]所以，罢工权立法在一般的意义上，是完善人权或公民权的需要，在直接的意义上，则是完善基本劳工权利或劳动基本权，特别是完善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的需要。罢工权立法是劳动立法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劳动法律体系中，罢工权并不是一项单独的或孤立的权利，而是劳动者权利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罢工权与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共同构成了"劳动基本权"。这些权利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其中，团结权是基础权利，谈判权是核心的权利，罢工权是保障谈判的权利。罢工权作为劳动者集体争议权的基本构成部分，是劳动者在劳资争议中最后的和最高的斗争手段。[52]罢工作为工人自助自卫的一项权利，其作用更在于"威慑"。只要劳动者握有这一武器，便是对于雇主的一种压力和制约，使得雇主有所畏忌而更加谨慎的处理劳资关系。罢工这一权利的行使是与集体谈判权的行使密切联系的，在一般的情况下，罢工权只能在谈判破裂或集体合同未能履行时，或者劳动者的权益遭到或将要遭到侵害，而通过谈判的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方能行使，而罢工的直接目的是签订或履行集体合同或其它协约。在集体谈判的过程中，罢工是制约雇主的拒绝谈判和不诚实谈判的主要手段。我国集体谈判制度如果没有集体争议权特别是罢工的保障，这一制度就很难实施。因此，中国的罢工权立法，应该将其与集体合同立法结合起来。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罢工权立法的空泛议论，而且，罢工权的性质、作用、地位的界定就比较清楚，权利的实施和限定也就比较容易规范。[53]因此，罢工权作为集体劳权的重要内容，应该将其与集体劳权的其它内容作为一个权利系统或权利束统筹考虑立法规划。同时，考虑到劳资关系的权利对等原则，笔者以为，以集体争议权的立法来包容罢工权更有利于形成一种劳资争议的权利系统。这样作的意义在于：其一，明确罢工权是集体争议权的构成部分，是在集体争议中行使的权利。其二，雇主也相应地享有闭厂权。其三，集体争议权是遵循着集体争议处理的程序来行使的。罢工权立法，不仅涉及到立法理论，而且涉及到立法时机和条件。这主要涉及到两个具体条件：一是罢工立法必须有相应的法律环境和法律条件，特别是相对完善的集体合同制度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但我国的集体合同制度刚刚建立，还不规范。而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在这一制度的整体设定和具体的程序规定中，都没有以工会为主体的集体争议的考虑。有关规章规定，"工会与企业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提请上级工会和当地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协调处理。"[54]即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不能进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而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根据有关规定可以进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但在《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又没有关于集体合同争议处理的规定，甚至根据"企业与职工为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55]的规定，企业工会都不是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因而连案件受理都存在着问题。所以，罢工立法必须要对于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修改或完善。再是罢工立法需要有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企业工会为条件。规范的罢工，应该以企业工会为合法的罢工组织者。但目前我国的工会，特别是非公×制企业的工会，由于尚未成为独立于雇主的真正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组织，所以能否承担起组织集体争议或罢工行动这一职责，还是一个问题。在享有罢工组织权的工会不愿或不能组织罢工的情况下，工人也不能再举行自发的罢工，因为没有工会组织的自发罢工将是非法罢工。在这种情况下的罢工立法，与其说是赋予了劳动者罢工权，不如说限制了他们的罢工权。在法律回避罢工的"空档"时期，劳动者尚可自发罢工，但罢工立法后则禁止自发罢工。所以罢工立法必须与我国工会的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相适应。集体争议权或罢工权立法，必须从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和维护社会稳定为基本的出发点。要切忌将罢工立法搞成禁止罢工立法或限制罢工立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采取积极稳妥、法律配套和分步进行的方法进行。应该说，2001年《工会法》有关处理停工、怠工规定，在罢工权立法方面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该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秩序。"[56]尽管这一规定没有直接使用"罢工"这一概念，但这里所说的"停工、怠工事件"，明确无误是指集体停工、怠工，所谓的集体停工和罢工即是罢工是没有疑义的。这一法条的直接的含义包括：其一，停工、怠工事件是受到工会法保护的，这表现在事件发生后，工会可以代表职工提出要求，企业和事业单位应当解决职工的合理要求。其二，确定了工会在其中的身份是"代表职工"参与事件处理，而1992年《工会法》规定的工会是"会同企业行政"处理事件。以上的规定，既进一步认可了劳动者自发罢工的合法性，又明确了工会代表职工处理罢工的身份。这一规定既符合罢工权立法的原则，又符合我国罢工立法的现实需求。但是，2001年《工会法》的这一规定，显然具有过渡性，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罢工立法的要求，诸如罢工权由劳动者决定但由工会具体行使、罢工权的行使应以集体谈判相联系等，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而且，这种关于罢工权的这种规定，还只是一种被动的认可，而不是主动的赋予，并未明确规定劳动者或工会享有罢工权，因而也无法依此为依据制定实施细则。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规定还是一种不失法律原则的权益之策。但从罢工权立法的意义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条实际上是在为恢复罢工权铺平道路。"[57]我国的罢工权立法应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在立法层次上，在国家层面上的罢工立法条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可以先通过地方立法，对于实际当中存在的罢工现象予以规范和保护，使之纳入法制轨道。有些地区已经作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时机适宜时，再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上升为国家立法，将罢工权明确规定为劳动法律中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并进一步规定为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法律适用上，可以首先就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罢工作出规定，明确规定罢工是此类企业职工和工会的一项权利。同时，要对罢工的组织、参与人员、罢工的范围与时间、罢工基金、罢工警戒线以及申请和批准罢工的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特别是要明确禁止政治罢工，将罢工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在此基础上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完善健全其它性质企业如股份制、公司制等混合经济的企业的罢工立法问题。国有企业职工的罢工权立法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更加慎重的处理。有论者认为市场经济下罢工权的实施不应当分企业类型，实际上，将企业的国民待遇等同于劳资关系调整方式是一种误解。市场经济国家关于罢工权的适用以及劳动关系的调整，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也是不同的。[58]当然，罢工权的规定必须与《工会组织法》、《集体谈判法》等相关法律配套制定，同时，还特别应考虑到工会的市场化改革和工会的实际作用。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如何看待罢工立法的社会后果。有些同志担心罢工立法会引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造成社会不稳定。其实，这是对于罢工立法的一种误解。罢工立法并非鼓励自由罢工，而是要规范罢工。在我国，罢工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现象是由劳资矛盾引起的，没有罢工立法，也不会消除这种现象，实施罢工立法，罢工现象则会有所遵循并便于规范处理。目前那种将罢工与游行、示威等不同性质的行为混在一起，统统作为"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恰恰将将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增加了问题处理的难度。罢工是企业范围内的劳资矛盾的表现，而游×示威等行动则主要涉及到与政府的关系。而压制罢工或不保护合法罢工，直接的结果是将工人与雇主的矛盾促成为工人与政府的矛盾。结果是政府替雇主承担了责任，并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在市场经济下，劳资矛盾的处理原则之一即是劳资自治，政府不再介入劳资关系之中，而是在这一关系之外对其进行监管和协调。从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实施罢工立法，恰恰是正确处理劳资矛盾、有效发挥政府作用、长期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有效的法律举措。2001年6月初稿于中国北京大学法学院，2002年7月定稿于日本九州岛大学法学院。注释：[1]《列宁文稿》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311页。[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版，第583页。[3]毛泽东：《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4]见《中央关于处理罢工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5]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1957年2月22日。[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第二十八条。[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第四十五条。[8]张友渔：《关于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宪法论文集》，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9]见史探径：《我国劳动争议情况分析和罢工立法问题探讨》，《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10]见刘海年、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中国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84页。[11]见《中央关于处理罢工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12]当然，但并不是各地都能处理好这种事件。如有的雇主在接受罢工工人条件复工后，再分批解雇和开除参加罢工的骨干份子；也有一些地方领导，从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出发，认为罢工扰乱生产秩序、影响投资环境，要求司法机关比照《刑法》或《治安管理条例》有关条款对于组织者予以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并不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13]中国已经初步建构了市场经济的劳动法律的框架，其基本的立法价值取向和立法原则，市按照市场经济的劳动法律体系构建的。但目前中国的劳动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关于劳动基本权的规定上还不够明确和具体。关于中国劳动立法的状况，见常凯《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劳动立法》，《工会理论研究》1999年第一期。[14]见[日]安枝英绅、西村健一郎着《劳动法》，有斐阁1995年日文版，第286页。[15]见常凯张德荣着《工会法通论》，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1-42页、第301页。[16]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948年）第一章第40条规定："罢工权应在调整此项权利的法律范围内行使之。"《西班牙宪法》（1978年）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十八规定，"承认劳动者为保卫自身利益举行罢工的权利。规定行使该权利的法律将制订为维持社会基本服务的明确保障措施。"[16]瑞典王国宪法性文件《瑞典王国政府组织法》（1975年）第二章第五条规定："任何工会、雇主和雇主协会均有权采取罢工、闭厂等类似行动。但法律另有规定或为合同所保证者除外。"《巴西共和国宪法》（1946年）第五篇第158条规定："罢工权应予以承认，其行使方式以法律规定之。"《日本国宪法》（1946年）第三章第二十八条规定："劳动者之团结权利，集体交涉及其它集体行动之权利，应受保障。"[16]《韩国宪法》（1962年）第二章第二十九条规定，"工人为改进其工作条件，有自由组织工会、集体谈判及集体行动的权利。"[17]《美国劳工管理关系法》（1947年）第五章第一条："除本法内专门有规定的情况外，本法内的任何部分都不得被解释为可以以任何方式干涉或妨碍或减少罢工权利，或者影响罢工权利的限度或范围。"而"'罢工'这个名词包括职工举行的任何罢工或其它一致停工的行为以及职工进行的任何一致怠工或其它中断生产活动的行为。"《法国劳动法典》（1973年）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规定："罢工不应使雇佣合同受到破坏，除非受雇者有严重的过失"："产生罢工的事件不能作为雇主在报酬及社会福利方面采取歧视对待措施的根据"。[17]波兰工会法规定："工会有权在本章规定的原则基础上组织罢工"。《俄罗斯联邦关于工会及其权利和活动保障法》（1995年）第二章第十四条规定："工会有权按照法律组织和举行罢工、聚会、集会、游行、示威、组织纠察队以及其它集体行动，以利用这些手段维护劳动者的社会劳动权权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劳动者有权依法组织罢工"。[18]《欧洲社会宪章》（1961年）第6条（4）。[19]《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第八条第一款（丁）。[20]《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宪章》（2000年12月），第四章第28条。[21]见王家宠着《国际劳工公约概要》，我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22]见史尚宽着《劳动法原论》，1934年上海初版，1978年台湾正大印书馆重刊版，第248页。[23]关于基本劳动权的法律性质，以及国家和雇主在这一权利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另有专门论述。详见拙文《论不当劳动行为立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2年第五期第73-74页。[24]见[日]竹内昭夫等编《新法律学辞典》，有斐阁平成元年日文版，第952页。又见卫民、许继峰着《劳资关系与争议问题》，台湾国立空中大学1999年8月版，第295页。[25]如日本国宪法规定："保障劳动者的团结权、集体交涉权及其它集体行动的权利。"韩国宪法也规定："工人为改进其工作条件，有自由组织工会、集体谈判及集体行动的权利。"这里所规定的"集体行动的权利"，主要是指罢工的权利。[26]团结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团结权只指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广义的团结权除包括组织权以外，还包括谈判权和罢工权。见[日]竹内昭夫等编《新法律学辞典》，有斐阁平成元年日文版，第950页。[27]见卫民、许继峰着《劳资关系与争议问题》，台湾国立空中大学1999年8月版，第288页。[28][日]沼田稻次郎等编集《劳动法事典》，劳动旬报社1979年12月日文版，第966页。[29]黄越钦着《劳动法论》，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1994年版，第343页。[30]见[日]安枝英绅、西村健一郎着《劳动法》，有斐阁1995年日文版，第306页。[31]见史探径：《我国劳动争议情况分析和罢工立法问题探讨》，《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32]《日本工会法法》（1945年）第二章第八条。[33]见[日]角田重邦、西谷敏、菊池高志着《劳动法讲义2团体劳动法》，有斐阁1992年日文版，第125页。[34]见史尚宽着《劳动法原论》，1934年上海初版，1978年台湾正大印书馆重刊版，第251 252页。[35]见[日]安枝英绅、西村健一郎着《劳动法》，有斐阁1995年日文版，第296页。[36]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2001年2月14日。[37]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劳动关系中突发事件的成因及其对策探讨》，附件5：《部分国家和地区罢工斗争规模》，1997年11月。[38]福建省总工会：《关于福建省职工全体性突发事件情况的调查》，1997年11月。[39]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劳动关系中突发事件的成因及其对策探讨主报告》，1997年11月。[40]《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80-81页。[4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争议，一般可分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两种，权利争议是围绕着已由法律或集体合同而确定的劳动权利的实施而发生的争议，利益争议则是因为确定或变更劳动条件而发生的争议。市场经济国家的集体争议大多为利益争议。见《英国劳资关系法实施规则》（1972年）第126条。[42]见张瑞玲：《劳动关系中突发事件的成因及其对策研究》，中国劳动法研究会秘书处编《劳动法学通讯》，1997年第2期。[43]评论员文章：《欠薪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工人日报》2002年2月7日。[44]2002年春季发生在中国东北大庆、辽阳等城市的大规模的工人上街请愿活动，即是由于上述原因所造成。[45]这一情况是亲历这一事件的某工会主席告诉笔者的。谈到工人们的处境与对策，这位主席颇为感慨。[46]王大明：《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人民日报》2001年3月10日。[47]见沙焕玉：《劳动关系中突发事件的成因及其对策》，中国劳动法研究会秘书处编《劳动法学通讯》，1997年第2期。[48]笔者曾在该公司就此事调查，据有关人员讲，这次事件是由一些中层管理人员为核心发动和组织的，但具体是谁，他们也搞不清。[49]见常凯：《工潮问题的调查与分析》，《当代工会文丛》第一辑，工人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56页。[50]见北京市昌平县总工会：《坚持疏导的方针，旗帜鲜明的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北京麦克菲公司工会领导职工停工与公司老板谈判始末》，1997年4月11日。笔者是在事件发生后即得到了消息，并关注着事件的进程。支持这一罢工事件的昌平县总工会主席王禄是笔者的朋友。罢工结束后，笔者得到了县总工会的这份报告。但有关人士叮咛笔者：关于这一事件的情况不要在讲课或文章中引用。尽管我认为这是一起运用法律维护职工利益的极有意义的成功案例，应该大事宣传。但为了少给当事人添麻烦，我还是遵诺将这一宝贵资料藏至匣底。而今已过五年，随着中国劳动法制的加强，这一资料作为历史文献也该解密了。[51]见史探径：《我国劳动争议情况分析和罢工立法问题探讨》，《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52]在海外的劳动立法和劳动法学著作中，劳动者的集体争议权还包括怠工权和纠察权。见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劳动关系中突发事件的成因及其对策探讨》，附件4：《欧洲和北美国家关于产业行为的法律制度》，1997年11月；又见卫民、许继峰着《劳资关系与争议问题》，台湾国立空中大学1999年8月版，第286， 291页。[53]在劳动部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合同法》的起草中，是否引进产业行为的概念以及如何界定、实施和限制这一权利，是专家们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如1997年4月笔者参加的劳动部主持召开的集体合同立法研讨会上，"产业行为的规范及决策程序，国家对产业行为的干预手段、范围及程序"即是议题之一。[54]劳动部：《集体合同规定》（1994年）第八章第三十九条。[5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3年）第一章第二条、第三条。[56]《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2001年）第三章第二十七条。[57]乔健：《处在改革前沿的中国职工》，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46页。[58]如日本既制定有《劳动关系调整法》（1946年），又制定有《国营企业劳动关系法》（1948年），后者禁止工人和工会在所限定的国营企业中举行阻碍企业业务正常运营的怠工和罢工。相关文献刘开明 栾志： 组织的困境或力量 中国工人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刘爱玉： 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曹信邦： 建立我国解雇预告制度的研究，李铒金： 车间政治与下岗名单的确定 以东北的两家国有工厂为例，石秀印： 社会经济制度转型中的工人阶层及其与管理阶层之间的关系，课题组： 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关系研究（上），课题组： 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关系研究（下） 《新民周刊》： 汉城记录：在韩中国劳工现状调查，石秀印： 中国计划体制下劳动力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流动与分割，Li Qiang： Nike，Adidas，Reebok and New Balance Made in China谭深： 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与外资企业、当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Pun Ngai： Surveillance and Transgression of Social Body inReform china：Women Workers in the Foreign Capital-owned Workplace余晓敏： 跨越阶级的边界：珠江三角洲伤残农民工"群体意识"的剖白，李静君： 劳工与性别：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李亚雄： 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王新梅： 我国工会制度的重建与发达国家工会的特点，Anita Chan 朱晓阳： 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南方周末》： 外来工自治组织初现浙江瑞安，陈峰： 下岗工人的抗议与道义经济学，Anita Chan： The Culture of Survival：Lives of MigrantWorkers through the Prism of Private LettersAnita ChanMeei-shia Chen： China's"Market Economics inCommand"：Footwear Workers'Health in JeopardyAnita Chan： Regimented Workers in China's Free Labour MarketAnita Cha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MovementAnita Chan： Labor Standards and Human Rights：The Case of ChineseWorkers Under Market Socialism郭保刚： 中国大陆和台湾劳工政策之比较，Ching-kwan Lee： Production Politics and LabourIdentities：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在广东南海本田职工罢工事件中以劳工法律顾问身份参与事件解决全过程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13日表示，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已成为中国当今劳动关系发展最主要的表现。"如果说在西方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工会发展趋于衰弱的话，中国则正处于一种发展的过程中。"他认为南海罢工事件的解决带来了重要启示：一是罢工的合法性问题，二是理性对待、法制解决，三是工会应支持工人合理要求。在中国高层不断发出"体面劳动"、"有尊严地活着"等声音之时，发生在五六月份的本田南海职工罢工事件与富士康跳楼事件，再次引发中国当局对劳资纠纷和劳动者集体争议问题的高度重视。常凯认为，南海罢工是中国劳动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罢工工人开始是通过媒体知道了我的电话，希望我提供法律帮助。但我比较犹豫，因为在中国介入这种事情的话，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带来麻烦。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关注和帮助工人解决这种事情是基本职责。所以我说，我可以提供法律帮助，但必须得到书面委托和书面签名。这样，南海罢工工人代表在获得一致意见后，第二天就传来了有所有代表签名的委托书。然后我立即揣了两万块钱，和两名助手直奔机场。"常凯认为，南海罢工事件的解决对当前有几个重要启示：一是罢工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法律在罢工立法当中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有人说，在中国罢工是违法的。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法律从来没有禁止工人罢工的法律规定。"此外，中国批准的国际公约中，也没有对工人的罢工权有特别的声明和保留，这显示工人罢工在中国并不违法。他强调，将罢工定性为过激行为是不对的，"罢工本身不是过激行为，过激行为是指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打砸烧，上街堵交通干道等。"关键解决工人合理要求二是罢工事件的解决。一是政府要理性对待，二是采取法制解决的方式。"政府如何看待罢工？南海区政府开始就有明确的认识，就是罢工事件属于劳资纠纷，解决的办法要让劳资双方通过谈判处理，而政府不用其他力量强制性介入，政府仅仅站在中立立场上协调劳资双方。所以在南海罢工事件中没有动用防暴警察、公安武警等力量介入。这体现了政府对罢工合法性的理解。因为如果罢工是违法的，就不仅仅是谈判的问题了，而是要追究组织罢工或参与罢工人员的问题。""如何进行谈判？企业谈判的诚意就非常重要。以前雇主把重点放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上，而忽略工人权益和公平。事实上，谁都不愿意罢工，罢工劳资双方的成本都非常高。本田在中国去年利润将近翻番，但工人工资基本没有增长，这是不公正的。罢工的一段时间，广州本田总经理曾庆洪承认，他们一下子就损失了几十个亿。南海罢工最终的结果跟富士康一样，工人工资增加了38%。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雇主要主动加薪，建立企业人员工资管理制度；其次工会要代表工人与雇主集体谈判、协商；最后是国家提高最低工资。"工会应支持工人合理要求常凯认为，在劳动者集体争议中，工会经常失声、软弱，甚至站在雇主立场上的现象非常不好。"南海罢工事件中，工会的作用非常令人遗憾，工会不仅没有代表工人向雇主提出合理要求，反而与工人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在国际劳工运动史上是罕见的。"他说，工会应该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而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法律障碍。《工会法》规定，工会定位就是"代表工人"。"即便罢工不是工会领导的，罢工以后工会也应站在工人代表的立场上积极促使有关问题的解决。""现在的工会为什么得不到工人的承认？就因为有的工会不代表工人。在目前现有工会体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应要求它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说必须推翻、重选。"对于南海罢工事件会否引发中国大规模的罢工潮，常凯表示，中国其他企业如果出现罢工问题，绝不仅仅是因为南海出现了罢工，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存在引发罢工的原因。"我们要解决引发罢工的矛盾，而不是为了一般的稳定采取回避或压制手段。南海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类似事件很好的范例，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所涉及的很多法律问题，恰恰是今后需要解决的。"

我们正在目睹后民主阶段的“市场—国家”的兴起。在这种“市场—国家”中，人民主权和政治代表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现实的民主实践——例如选民的投票和政党的党员——处在衰落之中，而且权力正在从人民重新回到旧精英或新阶级那里

我更看重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它们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挪用现实主义”。这些具有强烈批判初衷的电视剧，不得不在观众与体制、大众审美习惯与艺术创新、流行元素与艺术选择、现实追问与乌托邦冲动之间走钢丝。

每当有新的意见潮流得到政治声望后，民众的思考--就好比条件反射般地--就会回到这些伟大的成就，以此判断新运动的意义。当我们由实体宪法转向高级立法的过程时，我的问题就出现了：19与20世纪的美国人是如何定义、辩论、并且最终认可那些由所处时代的宪法改革政党提出的转型议案？

美国当代宪法学家与政治理论家，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和耶鲁法学院，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耶鲁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自1987年始担任耶鲁大学斯特林法学与政治学讲座教授。阿克曼教授在政治理论、美国宪政与比较宪法领域内均有卓越的原创学术贡献。

赵晓力译自英文版。原文标题为'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modern world.' Telos Vol. 81 (Fall 1989), 99-110. 这篇文章是布迪厄于1989年10月3日应《朝日新闻》的邀请在他们的编辑部做的一个讲座，题目和Berstrand Russell1939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题目相同。罗素感叹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变弱了，他认为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是无理性的，他们的行为既反人类也与自己的利益相左，他把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作者对立起来，认为现代的通信传播手段又增强了“集体歇斯底里”。罗素说，只有让人们有愉快的童年、接受良好的而不是半吊子的教育来发展一种批评的和怀疑的态度，才能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布迪厄的同题文章中，对知识分子内涵、使命、位置的理解跟罗素非常不同，也继续了罗素提出的若干问题，比如现代化的媒体对人的控制，知识分子在为了普遍利益斗争的同时维护自身的利益，等等，可以说，是对罗素提出的一些观点的批判的反思。19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布迪厄分析了知识分子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成为了所谓“dominated dominant” －－被主宰的主宰者，他最后提出的观点是要把知识分子享有的特权变成人类普遍享有的（可以看到罗素的影子），这也就是他所谓“Universal Corporatism" 的含义。相对而言，更加容易读的一个英文本是Poetics Today1991年英文翻译版，因为发表时间更晚，可能布迪厄的原文已经做了一定修订，所以文句确实要比这个Telos1989版本更好理解。--人文与社会导读

robert bly因鲁米的影响，写了一首英文的ghazal

英国前首相Tony Blair十月九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的新文化革命」(China's New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

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围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了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有关这一闯入过程，在没有作出严肃认真的考证以前，人们还很难说清楚。总的说来，我个人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从思想深处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即使最有头脑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的教导。

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美国公众并不理解这个世界。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个世界。

《现代中国》杂志2009年7月号刊登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题为《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的文章。作者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快速增长，然而，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转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这造成了很多问题。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了质疑，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外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文章内容如下：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可以肯定，其前景比它在2008年夏季全球化的"高潮"时期要暗淡，但30年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全球经济衰退使增长率削减了几个百分点，但依照世界标准，这一比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事实上，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购买力等价来衡量（这种评价标准赋予非贸易部门较高的权重，从而降低了外部冲击对统计数据的影响），那么，经济放缓甚至不太明显。樊纲和胡永泰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平行推进"（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中国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没有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而是很早就开始在几乎每一个部门进行改革。在每一个领域都很快进行彻底的转型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进程在每一个领域都开始了，并且推进迅速。一个部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即改革由此在某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开始并被推进到得出一种结论）将不可能十分有效。然而，中国的改革在某些领域确实太慢；樊纲和胡永泰特别指出了金融自由化步伐缓慢。其结果是，中国无法利用获得外国资本所提供的机会。王绍光有着与樊纲和胡永泰相同的乐观评价。他批评了农村医疗改革的诸多方面，但他仍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已显示出它自身既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又是善于学习的。黄宗智对中国的转型道路有着更多的批评。他的很多文章为中国的"非正规部门的社会公平"进行了呼吁，实际上就是要创建体制和机构以改善非正规部门的大量雇员的待遇，包括工厂内部的待遇（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而言）和工厂外部的待遇（就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孩子所能获得的医疗和教育而言）。但黄宗智认为，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新古典主义的补救办法。相反，中国需要同时拒绝过去30年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毛主义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不仅对于非正规部门是如此：更一般地讲，中国需要在极左和极右两极之间开拓出第三条道路。所有这些作者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解决关于中国转型之路的两个基本问题：它是成功的吗？中国现在应该走什么路？ 局部改革的局限我发现樊纲和胡永泰为跨越所有部门同时进行改革而举出的例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对这一证据的解读是，中国在那些改革既是必要的又进行得彻底的领域（如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做得较好，而在改革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改革只是局部的领域就做得较差。有许多失败的局部改革的例证。中国的双轨制价格体系被一些人看作是帕累托改进型的"没有输家的改革"的一个例子。但是这忽视了双轨制所带来的价格套利（price arbitrage）的各种可能性。它可能增加了产量，但它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这一阶层通过在国有部门低价买进商品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在市场卖出而致富。当今中国存在的大部分的不平等，尤其是财富的不平等，都根源于双轨制价格体系。开放政策也说明了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局部改革的危险。中国严格遵循着自己的改革方案，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最初的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之间过去了很多年。局部开放政策背后存在着这样的逻辑，通过把开放区域限制在工业相对欠发达的广东、福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和辽宁）避免了"资本主义污染"。然而，这一做法导致了切实的代价。上海的再次发展被耽搁，邓小平自己后来承认，没有及早给予这座大都市经济特区的地位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由局部开放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这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中国非正规部门提供了局部改革固有危险的第三个例证。在许多方面，中国的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如黄宗智所记录的，遵循了樊纲和胡永泰所提出来的进程。改革是局部的：中国只是缓慢放宽了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同时很少关注劳动条件。其结果是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劳动力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黄宗智恰恰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异议。沿着这些思路展开争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而且中国越早改善它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所面临的条件，其情况会越好。此外，提高工资几乎肯定会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由小型企业对中国的大公司所形成的竞争性的、基于价格方面的威胁，它将使中国的大公司能够更加注重产品的开发和售后服务，这对于打入全球出口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对全球出口市场而言，是质量而不是价格决定成败。在非正规部门中，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将提高效率，因为这将迫使小规模的公司变得更加趋向资本密集和创新。所以，与樊纲和胡永泰认为的相反，真正的教训是这样的：如果改革（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是值得实施的，就应该迅速和彻底。 莱茵型资本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由樊纲和胡永泰提出的关于中国转型分析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型道路的问题而不是最终目标的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走过的路"是循序渐进的或连贯的，而是对任何转型进程最佳终点（optimal end-point）的确定。樊纲和胡永泰含蓄地提出，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复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不受管制的金融业、自由贸易、最小福利政府，以及关注于技能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不是特定行业的补贴的非选择性产业政策。这是美国、英国、新西兰的经济的特点，而自1990年以来，这种类型的许多政策已经日益被西欧、日本和韩国采用。然而，显然存在另外一种选择--莱茵型资本主义，它在日本（80年代末以前）、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前）以及创建欧元区之前的法国和德国得到实行。尽管大多数莱茵型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了高工资和一个发展成熟的福利政府（在日本和韩国）的可取性，但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控制都是莱茵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金融暴政樊纲和胡永泰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然而，证据并不那么充分。以金融为例，关于中国应该做什么，樊纲和胡永泰提出了相当明确的观点。他们大胆地断言："在经济领域最大的瓶颈是私营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整个金融体系仍由国有部门所控制，市场竞争基本上缺失。"但是他们像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还是不明白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根本性的体制缺陷。金融市场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避免的方法是关闭市场并引入对银行部门的政府控制。当然，这将阻碍金融创新的步伐，但由于正是"创新"首先引起了危机，所以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而中国是幸运的，它没有沿着美国的道路走下去。此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例如英国和美国）中金融部门产生的周期性泡沫仅仅是金融自由化所固有的不足的例证之一。更严重的问题是对长期风险投资项目和新兴产业资金供应不足。英国提供了一个说明这一金融偏斜（finance bias）的明显例子。部分地说，英国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金融（"伦敦城"[英国最古老的金融服务区。--译者注]）对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因投机和完全不称职而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们仍然被指派到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属中央管理机构），成为政府顾问。更普遍的情况是，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呈现出一种持续的通货紧缩偏向。即使在英国的跨世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失业率仍然长期居高不下，因为"伦敦城"（作为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代表）对通胀的害怕更甚于对失业的害怕。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着同样的风险；它所导致的不平等螺旋（spiral of inequality）将强化金融资本，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会弱化中国政府。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工业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借贷所特有的短期盈利主义，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少会有长期贷款，并迫切要求快速偿还贷款。结果，英国经济已经变得依赖于金融服务，所有这些意味着它容易受到冲击以及技术进步的长期过程将放缓。从这方面看，英国的问题很多年来已经众所周知（它们在麦克米兰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中就被提到过），但是因为金融资本的政治权力，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比之下，德国和其他莱茵经济体创立了国有开发银行（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它们在为小型公司和中等规模企业，即德国著名的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扩大长期融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由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金融自由化造成的问题将比其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正如在韩国所发生的那样，韩国1997-1998年的危机不是由于监管失败而是由于放弃了产业政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资本市场失灵现象很普遍，并且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避免。它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在其中中国经济需要一些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摆脱其赌场般的股市将是一个开始--和许多较少进行改革的东西。 福利资本主义和动态效率反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理由不只限于金融市场的失灵。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实是，尽管自1973年以来生产率迅速增长，但每小时实际工资的中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工资差量（dispersion of wages）和相对贫困程度比其他任何富裕国家都大。美国的工作时间长度应该与法国的情况加以对比，法国人选择了以减缓GDP的增长为代价，从而促进闲暇时间的增加。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像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试图证明，因为其经济被过度征税以及被过度管制，法国"错误"地选择了闲暇，但是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绝望（ideological desperation）：正是对闲暇的偏好决定了税收和管制制度，而不是相反。同时也需要我们提醒自己注意的是，美国以保险为基础的医疗保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让中国的政策决策者羡慕不已，其开支超过了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90%左右。然而其预期寿命并没有超过平均水平，并且5000万左右的美国人没有保险。虽然对莱茵型资本主义而言，在福利基础方面有了清晰的初步发展势头，但是在动态效率方面情况似乎不太明显。皮奥里（Piore）和萨贝尔（Sabel）（1984年）盛赞小规模手工业的优点，这些也都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日本非正规部门的表现中断了所有关于小规模工业和服务企业的争论。日本制造业中最先进的部门（比如：汽车行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这种双元经济（dual economy）中的"传统"因素显然是不具有生产性的。小规模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服务部门更是如此。有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1999年，日本超市的平均面积只有832平方米，与美国超市的4200平方米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普遍地说，从1995年起日本、德国和法国的生产率增长要慢于美国和英国（表1）。这一特点的对比在服务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显然是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零售和批发分销部门被采纳的速度十分缓慢。在日本，劳动生产率在服务部门的增长从1976-1989年间的每年3.5%下降到1999-2004年间的每年仅0.9%。此外，日本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在1999-2004年间仅相当于制造业的1/4；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差距就小得多。表1 劳动生产率增长表 1958-2008年（每小时生产的GDP，每一年的百分比）   1959-1973 1973-1989 1989-1995 1995-2008 德国 5.3 2.7 1.9 1.5 法国 4.9 3 1.9 1.6 日本 8.6 2.8 2.6 1.9 英国 3.6 2.7 3 2.2 美国 2.6 1.3 1.3 2.1资料： 出自格罗宁根大学数据库 www.conference-board.org/ economics/database.chm备注：德国指1989年前的西德然而，对于莱茵型资本主义这种看起来逃避不了的指控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日本、德国与法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莱茵型资本主义，这些国家近期经济的平庸表现也刚好反映了这一点。以日本为例，"失去的十年"部分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晚期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一事件自身的爆发仅仅是因为日本屈于美国的压力，降低利率使美元升值。更重要的是，正如废除国际贸易工业部和提高中央银行的权力所暗示的一样，它反映了华盛顿共识在日本政治圈中的影响在日益增长，以致于莱茵型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被抛弃了。当莱茵型的工业政策（从战后至1989年以前）得到切实实施的时候，莱茵型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高于英国和美国所达到的增长。根据每小时生产的GDP，法国和（西）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已经赶上了英国，在90年代赶上了美国。 第二，即使认可1989年以后日本、德国和法国的经济仍然是莱茵型的，但它们过去20多年的糟糕表现更多的是因为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确切地说，是需求增长缓慢），而不是供给方面的失败。这一通货紧缩偏向是重要的，就像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生产率的增长首先依赖于需求的增长率。以法国和西德为例，根本问题是欧盟中央银行在欧洲地区所推崇的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德国的问题则因为要把东德并入而更加严重。日本方面，日渐增长的中央银行的权力使得需求方面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问题时表现软弱和疲软。当然，日本也有供给方面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需求方面的。因此，莱茵型经济在1989年之前的黄金时期引人注目的表现为支持中国基于福利和效率而采用这一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依然有比较坚实的证据支持人们相信，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金融部门的政治影响威胁到经济增长的持久稳定。 建设小康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的道路在许多方面，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的认可。在邓小平逝世之前的岁月里，中国通过寻求一种积极有效的工业政策以保持和莱茵型模式的高度一致，这一情形在农村地区尤其突出，在那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由当地政府所驱动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有战略的一体化限制了来自进口方面的竞争，并使得政府能够开始建立一个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这一莱茵型模式在1996年以后的十年里被抛弃了。将城市和乡镇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决定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转型。所以过去十年广东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也被人们接受了，这促使我们将其与美国中等薪资的发展轨迹进行对比。然而即使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政府--当时为了促进增长遵循着莱茵型发展方案--在关键的教育和健康领域也忽视了莱茵型资本主义的福利维度。在这方面，邓小平执政的时代曾错失了机遇。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竭力想要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因缺少更好的表述，他们将其称为小康社会主义（"中等富裕"社会）。毛泽东遗留给中国的是一个福利政府的胚胎。就像王绍光所指出的那样，1967-1977年大约有90%的儿童进入了初中就读，超过90%的乡村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CMS）。那么扩大中等教育，改善农村医疗质量，提高闻名的赤脚医生的培训，为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员工提供医疗服务，是不是一定极其困难呢？相反，中国转型之路并没有为小康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没有人关心高中的入学率，甚至初中教育也被视为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注册入学率也大大降低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达最低点之前，小学升初中的升学比例降至70%，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下降过程。公社的消失无情地导致了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到了1983年，它仅在中国11%的农村中运作了。王绍光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政府是特别擅长学习和具有很强适应性的。然而他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论文中经验事实的部分体现的是相反的一面。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已经有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一体系在农村地区几乎实现了普遍覆盖。不是提高它的质量和扩展它的覆盖面，而是这一体系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种"即买即付"的付费体系（a system of payment at point of delivery），这一体系在1949年之前就已被不完整地实行过，并且使得大批的中国农村人口被抛弃在医疗保健的大门之外。这一事例说明了政府既不善于学习，又缺少实用主义精神。就邓小平时代对"白猫黑猫"论的大肆宣扬而言，它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体系充满着命令的十年。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根据麦迪逊估计，中国1978年的人均GDP只是同时期古巴的一半，相当于1700年时英格兰的水平。这一因素无疑限制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视野。然而，回头看到共产党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抛弃毛主义的福利维度，这一点很奇怪。这样做没有政治动机，在毛时代的后期，扩大医疗保健和教育是很受欢迎的。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经建立了这种类型的福利政府，这一事实正好暗示它是能够在80年代继续推行下去的。实际上，由农业产量和农村工业极快的发展所产生的红利的增长，原本会使得支撑和扩展中国处于胚胎状态的福利政府变得更容易。而且，尽管中国的转型常常拿来和俄罗斯的转型相比较，然而比较好的对比应该是与战后的英国进行比较。英国在"二战"胜利时期的经济处在一种危险状态。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国防开支非常高，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面包在1946年7月加入到了配给名单里，以保证足够的谷物提供给德国人），住宅在轰炸中被大量摧毁，国家同时面临着遣散500万男女军人的难题。毫不奇怪，科雷利·巴内特（Corelli Barnett）将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英国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俄罗斯相比。英国还存在的其他问题是，它是一个小规模开放的经济体，因而依赖出口和资本项目的剩余满足它的消费需求。但是它的出口产业已被毁灭，并且它的海外资产已经被卖掉了。因而英国面临着如下严峻的挑战，即再次变为通过制造业出口从而能满足它的进口需求的工厂经济。然而，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问题，英国政府还是承诺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建立在普遍医疗基础之上，继续实行基础设施国家所有，继续实行为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筹措资金的国家保障体系；除此之外，一个庞大的住宅建设工程也已经启动。当然，战争时期的毁坏依旧存在，但1945年的英国已并不贫穷；如果英国放弃它一直以来的帝国迷梦，为"理想社会"的建设筹措资金将会轻而易举。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被英国战后庄严宏大的图景而打动，被许多已经实现的和长久存在的卓越的事件所打动。比较而言，毛主义时代晚期的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不突出。必须为那些从农村返城的人找到工作，但这一挑战与1945年的英国相比不算激烈。和文献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反，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处在崩溃的边缘；农业危机是由气候引发的，工业产量的短暂下降是因为1976年政治上的分裂状况造成的。事实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趋向好转，其原因是绿色革命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农村产业的日渐成熟，以及生产资料的进口。而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享受了这种巨大的优势。从而它可以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寻求一种对其尚在襁褓中的工业实行选择性保护的政策，并且只是逐渐扩展其出口行业。英国就没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可以享受。然而，尽管拥有所有这一切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晚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眼光还是受到了限制。对建设小康社会主义所思甚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增长的几乎盲目的崇拜。回顾过去，他们要克服贫穷的雄心是极端的。中国因而错失了建设一个可以真正代替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方案的历史机遇。这样的选择依然是可能的，因为美国模式以及那些主张整体采用这一模式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因为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遭到了质疑。最近有迹象表明，胡锦涛与温家宝认识到了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对他们而言是可能的。果断地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云南师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译

如何来衡量集体农业的好坏？因果关系的问题更是棘手：是集体化本身制约了中国的农业发展，抑或是营运集体农业的方式存在问题？另外，是否集体农业被解散并不是因为本身不好，而是由于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

The Libyan uprising is entering its fourth week. The courage and persistence of the Libyan people's efforts to overthrow Gaddafi have been met with ongoing regime brutality ranging from shoot-to-kill policies to the indiscriminate use of artillery against unarmed civilians.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no-fly zone,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issued a resolution imposing tough measures against the Libyan regime including an arms embargo, asset freeze, travel ban and a referral of the situation in Libya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for investigation.The desire to act in solidarity with the Libyan people demands that we assess the available options against the core principle of legitimacy that any intervention must satisfy: Do no harm (that is, do not do more harm on balance by intervening).The likelihood that coercive intervention would satisfy this principle is severely constrained when evaluated against the historical record, logistical realities, and the incentives and interests of the states in a position to serve as the would-be external interveners.Put simply, coercive external intervention to alter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the ground in Libya in favor of the anti-Gaddafi revolt is likely to backfire badly.The attendant costs would, of course, be borne not by those who call for intervention from outside of Libya but by the Libyan people with whom we hope to show solidarity. In what follows we argue that embracing the call for solidarity requires a much more careful appraisal of the interventionist op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 potential risks will be borne by Libyan civilians.Mixed motivationsOf the arguments against intervention,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draws on an assessment of the long history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There is no need to rehearse that history here since the failure of such past interventions to advance the humanitarian welfare or political aspirations of local populations is well-established. But because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is debated in some circles as if the starting point is a clean slate, it is important to begin by recalling this dismal history. For instance, the imposition of a no-fly-zone on Iraq did little in and of itself to shift the balance of power against the Saddam Hussein regime, but it did result in the deaths of hundreds of civilians.Further, the no-fly zone served as a predicate for the subsequent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Iraq insofar as the ongoing use of this coercive measure against the regime from 1991 until 2003 was cited in support of the argument that there was "implied authorisation" to forcibly topple the regime.While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are often invoked in defense of intervention, humanitarianism is far from the only issue on the table. Other reasons that have been adduced in favor of intervention in Libya include vindicating international norms, re-establish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US in the region, preventing spill-over of the refugee crisis into Europe, and the stabilisation of world oil markets. The Libyan people are struggling to change their regime on their own terms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presume an overlap between these various logics of intervention and their interests.The historical record clearly establishes that an external regime change intervention based on mixed motives - even when accompanied with claims of humanitarianism - usually privileges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interveners and results in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Indeed, the discord currently evidenced among Western powers concerning intervention in Libya is precisely based in their doubts as to whether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s are adequately served by such a course.The incongrue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external interveners and those on the ground in Libya is already apparent. Beyond their eleventh hour timing, serious mobilisations for intervention on the part of Western powers were issued only after most Western nationals had been safely evacuated from Libya.The fact that outside powers were unwilling to act while their nationals were on Libyan soil demonstrates their understanding that treating the regime with coercion may lead to civilian deaths either directly as a result of an intervention or indirectly through reprisals against civilians identified as opponents.Furthermore, the evacuation channels made available to Western nationals – airlifts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 were not and are not being offered to Libyan civilians nor African migrant workers trapped in Libya. If the humanitarian welfare of civilians in Libya were paramount, they, too, would have been offered this secure escape route. Instead, once Western nationals were safely out of harm’s way, coercive measures were adopted without any effort to protect or evacuate the civilians that were left behind in Tripoli and beyond.No-fly zone, local calls, and solidarityTo be clear, we are not categorically rejecting any and all forms of intervention irrespective of the context. Instead, we reject forms of intervention that, on balance, are likely to produce more harm than benefit. This is a context-specific determination that requires an assessment of the forseeabl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proposed interven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ext in Libya today we are critical of current proposals for intervention in light of th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of would-be interveners and th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intra-Libyan political dynamics on which they rely.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a no-fly zone might conceivably serve a humanitarian purpose.In particular, if air strikes were the principal means by which the regime was inflicting civilian casualties, there would be a much stronger case for a no-fly zone. Though the military situation within Libya remains unclear, th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is available suggests that Gaddafi’s artillery poses a more serious threat to both civilians and rebels than air strikes.In addition, the regime's aerial assaults have primarily employed helicopter gunships, which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unter through a no-fly zone because they fly lower and are harder to target than warplanes.Further, the no-fly zone imposed through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volves attacks on Libyan runways, radars, and anti-aircraft artillery installations with the potential for significant "collateral damage" agains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 no-fly zone that risks killing Libyans would also run the risk of strengthening the regime's hand by enabling Gaddafi to style himself as an anti-imperialist defender of Libyan sovereignty.Rather than persuading elements of the military and air force to defect, such a move might produce a counter-productive rally-round-the-flag effect in parts of Libya still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regime.The fact that for logistic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a no-fly zone poses a serious risk of backfiring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But it is not the only reason to question whether heeding local calls for a no-fly zone necessarily represent an act of solidarity.Fragmentation riskFurthermore, a response to calls emanating from one region may risk fragmenting the country. The fact that we know so little about the domestic context among non-regime actors in Libya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that the types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 currently taking place are likely to backfire.The desire to act in solidarity with local Libyans struggling for their liberation is important. But without a clear sens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a particular intervention – or the interests and diverse actors likely to be impacted – there is no way to satisfy the do-no-harm principle.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enance of the no-fly zone – whether within Libya or the Arab League – and their attendant "authenticity" or legitimacy, we cannot justify intervention unless we can appraise its likely consequences for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with whom we are allegedly acting in solidarity.This difficulty is further compounded by the fact that neither the Western nor Arab powers currently calling for intervention have a record of privileging particular domestic partners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r aspirations of local populations. There is little reason to expect that Libya will be exceptional in this regard,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mixed motives of any potential intervener.We do not argu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no obligation to support Libyan civilians. To the contrary, we strongly believe there is such an obligation, but that current coercive options pose serious risks to the Libyan population with little concomitant benefit in terms of humanitarian protections.The interests of potential external interveners are not well aligned with those of Libyans on the ground beyond that of regime change.Further, the identities of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vention reinforce concerns about such proposals. Many members of the Arab League are currently undertaking repression of democratic uprisings against their rule. The legitimacy and representativeness of any call they issue should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by their own internal anti-democratic practices.As Saudi troops operate in Bahrain to shore up the defenses of an authoritarian ruling family against its own people, the bankruptcy of calls for intervention in Libya by members of the GCC and the Arab League is evident.Members of the Group of 8 are also compromised by their ambivalence towards democratic demands met with repression by their regional allies and their own long history of brutal interventions and direct support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ICC referral 'counter-productive'Libyans have already made great inroads on the ground and without external support towards a goal of regime change in which they will determine the day-after scenarios for their country.To dat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done little to aid, and may have undermined, Libyan efforts at liberation. For instance, the call for an ICC referral in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as most likely counter-productive. The first priority should have been a negotiated exit strategy for Gaddafi and his family, not unlike the path already paved for the other recently deposed Arab despots, Ben Ali and Mubarak.Instead, by immediately referring the regime for investigation by the ICC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signaled to Gaddafi that neither he nor his children will be allowed to go quietly, potentially redoubling his resolve to fight to the last.Allowing a negotiated exit to exile in an African or South American country would not have precluded a subsequent ICC referral, but might have facilitated an early end to the violence currently ravaging Libya. Further, the same resolution that referred Libyan authorities to the ICC contained a specific exemption from ICC jurisdiction for foreign interveners not party to the Rome Statute, anticipating and providing impunity in some cases for civilian deaths that result from possible UN Security Council-authorised operations in Libya down the line.The ICC referral has been described as an attempt to incentivise those around Gaddafi to defect. Rather than vindicating international accountability, this logic of incentives suggests impunity for last-minute defectors notwithstanding decades of crimes against the Libyan population.At its most basic, the ICC referral represents the triumph of a set of international goals (vindicating a constrained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ability through the Libyan regime) over the immediate interest in an early resolution of the Libyan crisi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a regime exit strategy. This privileging of international over local interests is typical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would only be exacerbated by options involving the use of force.Useful assistanceWe argue for forms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hat reverse this privileging and begin from the known interests of Libyan civilians. At a minimum, resources must be mobilised to offer relief supplies to the Libyan population that is currently outside of the control of the regime (bearing in mind some of the problematic dynamics also associated with such forms of "aid").Urgen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addressing shortages of medical supplies and provision of essential foods and clean water. Beyond these basics, an evacuation corridor for civilians – including non-Libyan African workers trapped in the territory – should be secured and responsibility for shouldering the burden of refugee flows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Tunisia and Egypt.To the contrary, rather than imposing these costs on Libya's poorest neighbors –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ransitions of their own – Libya’s relatively wealthy northern neighbors in Europe should be absorbing a much larger share of the costs, human and material, of offering refuge to fleeing civilians.The fact that the airlifting of Libyan and other African civilians to safety out of Tripoli is an option that is not currently on the table speaks eloquently to the misalignment of priorities. Dropping the xenophobic European rhetoric on the "dangers" of African immigration would also have the benefit of removing one of the Libyan regime's major levers with the EU.As Gaddafi threatens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s by which he has been warehousing African migrants at Europe's behest, he lays bare the cruel logic of tacit alliances (based on immigration, energ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that has long lent support to his rule.A Europe willing to take concrete steps to facilitate the evacuation to its own shores of civilians who wish to leave Libyan territory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would at least have broken with its record of shameful complicity in regime brutality.Acting in solidarity with the Libyan people within a do-no-harm principle presents many constraints and frustratingly few options. This is not because of an absence of concern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Libyan population but because there are few good options beyond the provision of relief supplies and evacuation channels.Support Libyan rebels?There may be other alternatives short of external coercive intervention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 such as sharing tactical intelligence with Libyan rebels or jamming regime communications – though such options would have to be carefully evaluated in light of potential risks.By contrast, overt and covert coercive options ranging from no-fly zones to arming Libyan rebels or using regional commandos to train them all implicate external actors in altering the balance on the ground in unpredictable ways.To engage in such coercive strategies without being able to evaluate the full range of consequences amounts to subordina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Libyan people to our own sense of purpose and justice.We strongly advocate creative strategies of solidarity with the Libyan people while underscoring that calls for coercive external intervention do not qualify. Indeed, it is possible that demands for Western support to the rebels may already have done more harm than good.In the end, we argue for humility in imagining the role we might play in the course of Libyans' strugg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neither entitled to take the reins today nor dictate the post-regime scenario tomorrow. Further, those of us who wish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Libyans from outside of their country must recognise that we may not be best placed to identify which local actors enjoy broad-based support.Solidarity cannot be reduced to the diplomatic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nor to arguments for external intervention.In the end, we counsel acting from the outside only when our actions are clearly align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Libyan civilians. Imaginative strategies to offer much-needed relief and refuge to Libya’s vulnerable population represent a challen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yet to meet. That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Asli Ü. Bâli is a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UCLA School of Law.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lso include comparative law of the Middle East.Ziad Abu-Rish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in UCLA's Department of History. He is the co-editor of Jadaliyya Ezine.  The  article above first appeared on Jadaliyya.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the author's ow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Al Jazeera's editorial policy.

2006年的巴迪乌访谈。已汉译并校订，后附英文稿。“当你发现一个解放政治的序列已经结束时，就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在同一个政治领域继续下去，或是找到对忠诚的忠诚。”

《萨科齐的意义》英文版序言：在本书里，我试图阐明萨科齐的当选在何种意义上是上述第二种历史--黑暗且残暴的保守主义的历史--的浓缩。

让我们把这种共鸣称为“事件”。事件这种突然创造，所产生的不是一种新现实，而是无数种新的可能性。它们无一是对已知的重复，这就是为何“这次运动宣称了民主”（意谓西方正在享受的民主）或者“这次运动追求社会改进”（意谓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富裕）的说法完全是蒙昧主义的。从几乎一无所有开始，在各地呼应，大众起义为整个世界创造了未知的可能性。

我认为，当代艺术的重大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做一个浪漫主义者。更准确地说，问题是怎么样才能避免做一个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

美刊《批评探索》第34期(2008年夏季号)发表了菲利波·德尔·卢凯塞、贾森·史密斯与法国著名理论家阿兰·巴迪乌的访谈文章，巴迪乌就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代政治的新的组织形式等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访谈主要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