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人文与社会 - 文章列表 - 全部

19世纪中叶，就在黄河岸边的开封犹太社团逐渐被同化之时，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帝国的大门，使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外国人再次大批进入中国内地。此后一个世纪里，来华的犹太人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潮流。其间又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数十年里从英属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次是19世纪未叶以后数十年里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第三次是1933－1941年间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的犹太难民。经过这几次高潮，在中国境内形成了香港、上海、哈尔滨、天津四个犹太社团及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沈阳、大连、青岛等犹太聚居地，还有大批犹太专业技术人员散居在北京等大城市里。许多学者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乐意来华定居并能与中国人友好相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犹两个古老文化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因而在华犹太人有一种文化亲近感，易于与中国交融。情况是否如此？本文拟对1840年后来华犹太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一专题考察。而要研究这个问题，又必须将英籍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分开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三者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如此不同，以致它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程度也是那样的不同。一．&nbsp;&nbsp;塞法迪犹太人与中国文化塞法迪犹太商人是在鸦片战争后英帝国发动的对华商贸攻势中来到中国的，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经商办实业，而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开放型外贸中心便成了他们据以发展的基地。到20世纪20年代，塞法迪犹商集团不但在上海和香港，而且在全中国乃至远东都具有影响。他们中一些人去大连、青岛、宁波、广州等沿海城市发展，甚至通过其代理人和买办向中国的西北和西南扩展。当时聚居沪港两地的塞法迪犹太人约有1000－1200人，形成两个人数不多、十分富有，而又密切相连的犹太社团。由于塞法迪犹商绝大多数都是英国公民，因而在参加犹太社团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参加英国人社团的活动，这就使沪港犹太社团带有浓厚的英国色彩，高居于一般中国人之上。这其中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一，塞法迪犹太人虽然加入了英国籍，但在那些正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绅士们眼中仍是"异族异教"之人，因此他们不得不努力融入英国文化，以冲淡英国上流社会对他们的偏见； 其二，在中国, 他们的英国身份倒使他们可以获得所有英国人都能得到的特权，这是他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经商致富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们一般都积极参加英国社团的各项活动，以维护和强化自己的英国身份； 其三，他们也与中国人交流，但主要接触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为洋化的买办，官僚和富豪这三类人，而很少有机会与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中下层民众打交道，这就必然使他们与中国文化比较疏远，很难交融。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大多数在华塞法迪犹太人平时都讲英语，很少有人认真学习中文，会讲国语或地方语言如上海话、广东话的更是极为稀罕。 塞法迪犹太人办的文化事业如报刊杂志等，也都是面向他们自己那个小小的社区的，对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不象他们在开封的前辈，塞法迪犹商们受儒家文化影响甚微，也极少与中国人通婚，更少有畈依佛家和道家的。 他们倒是与伦敦、纽约的犹太人保持密切联系，似乎象英美犹太社团在上海、香港的分支。 1925年，一位英国犹太活动家在访问了香港犹太俱乐部后写到："这个俱乐部的摆饰颇具伦敦西区社会或政治俱乐部那种舒适的特点。 在一间大而装修的很有品位的屋子里，摆放着一架大钢琴，可以休憩，欣赏音乐或讲演； 还有一间很少让人忽略的台球室，及一个由穿白衬衣的能调配各种鸡尾酒的中国调酒师照管的吧台。"&nbsp;[1]&nbsp;在这里你不但看不到中国文化，也很少发现犹太特色，难怪有人认为香港塞法迪犹太人的生活与那里英国人的生活"极其一致"。&nbsp;[2]&nbsp;&nbsp;&nbsp;&nbsp;当然，凡事都不可一概而论。&nbsp;在塞法迪犹商集团的上层中，一个例外就是哈同。此人确实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娶了中国女子为妻，这在塞法迪犹商中是极为少见的。到了中年以后，他更是笃信佛教，醉心于佛教研究，也喜读中国的文史书籍。他不但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还积极支持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出资创办诸多将西学和佛学相结合的学校外，他特别注重支持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进行研究和创作，经他大力支持而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包括王国维、罗振玉、邹景叔、章一山、费恕皆、徐悲鸿等名家。据哈同的女儿回忆，哈同家吃饭时也有两套饭菜，一套是中国式的，另一套是犹太式的，家庭成员可以各择其好；哈同本人一般吃犹太式的，但有时也来尝尝中国菜肴。[3]&nbsp;就连哈同去世后的丧礼也有两个，一个是按犹太教的方式，另一个则完全以佛教的方式进行，[4]&nbsp;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的"融合"。&nbsp;&nbsp;&nbsp;&nbsp;需要提一下的是，虽然在华塞法迪犹太人与中国文化之间始终存在隔阂，但由于他们财力雄厚，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及宣传自身、广交朋友、促进商贸的目的，也经常出资支持中国的文教福利事业。除了哈同家族外，嘉道理家也在上海、香港、广东等地兴办了不少主要面向中国学生的学校，如上海育才中学的前身育才书社等。这些学校向学生教授英语和西式课程，又非教会学校，因而特别受到不信教的中国学生的欢迎。嘉道理家族还在上海等地捐资办了一些医院。还须指出，塞法迪犹太人虽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深，但他们的商贸活动对中国文化却不是没有影响的。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们投资房地产兴建的各类建筑和开发的一些地段，如上海的沙逊大厦、嘉道理大厦（也称大理石大厦）、爱俪园、新康花园、南京路、拉希尔犹太会堂等，香港的利赫犹太会堂和犹太俱乐部等，均是中西合璧、千姿百态，为近代中国的都市建筑文化增添了光彩，特别对沪港两地的建筑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nbsp;&nbsp;二．&nbsp;&nbsp;&nbsp;俄国犹太人与中国文化的互相影响&nbsp;&nbsp;&nbsp;&nbsp;&nbsp;与塞法迪犹太人不同的是，促使俄国犹太人来到中国的主要不是商业动机，而是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俄国和东欧掀起的反犹狂潮。这股狂潮导致几百万俄国犹太人逃往北美，但也有几万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先是聚居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地区， 再辗转到达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其间俄国投资经营的中国东方铁路（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以下简称中东铁路）的修筑、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大、日俄战争、以及俄国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又成了推动俄国犹太人来到东北内蒙再南下的动因。当然，在这股俄犹来华的潮流中，也不排除有些俄犹商人主要是来华经商做实业的，但他们来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俄国的反犹环境中根本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在经济上有所进取。深受反犹主义迫害的来华俄国犹太人一般都不将俄国视为自己的祖国，而希望在中国长久居留下来。因此，与塞法迪犹太人相比，他们在了解中国社会，熟悉中国文化方面更加积极和主动，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接触和交往也更为密切。&nbsp;&nbsp;&nbsp;&nbsp;在华俄国犹太人大都从事小本经营或担任中下层职员，这就使他们有机会与中下层的中国老百姓经常接触。他们一般很少炫耀自己的俄国身份，这也使他们与普通中国人之间减少了隔阂。曾在中国北方从事肠衣生意多年的俄犹商人本．列瓦柯（Ben Levaco）回忆道，为了收购原料，他走遍了东北、内蒙、华北的许多城镇和乡村，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有时就与中国伙伴一起睡在大车店的炕上。[5]&nbsp;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教授的俄国犹太人金诗伯（S.Ginsbourg）还记得，他父亲在满洲里一家为中东铁路加工木材的公司当职员，整天四处奔波，走遍了方圆几千里的林区，几乎天天与中国人打交道。[6]&nbsp;出生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瑞娜．克拉斯诺（Rena Krasno）回忆道，她母亲在霞飞路上开了一家名叫"彼得·潘"的儿童用品商店，其顾客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因此她母亲交了许多中国朋友。[7]&nbsp;由于与中国人打交道多，俄国犹太人中学习中文，能讲国语乃至地方语言的要比塞法迪犹太人多得多。哈尔滨犹太社团领袖A．考夫曼之子T．考夫曼(T．Kaufman)告诉笔者，当时在哈尔滨有不少俄国犹太人能讲带有浓重东北味的国语。[8]出生在天津的俄国犹太人S．缪勒（Sam Muller）至今仍能讲一口标准的天津话，据他回忆，当时天津俄犹中会讲天津话的不在少数。[9]&nbsp;前面提到的列瓦柯也会讲带有北方口音的国语，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这帮了他不少忙。虽无精确统计，但俄国犹太人中与中国人通婚的要比塞法迪犹太人多得多，这也是俄犹与中国人关系密切的一个表现。由于比较贴近中国社会，许多俄国犹太人不由自主地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所吸引，进而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地，几乎所有的俄犹孩童都是由称为"阿妈"的中国保姆带大的，从小就受到中国人的哺育。不少俄国犹太人迷上了中国戏剧（如京剧和越剧），相信中医，练习中国太极拳和气功，爱吃中国菜，还给自己起了中国名字。金诗伯描述了自己看京剧〈〈霸王别姬〉〉的感受："当时这出京剧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懂，过了很久，我才明白'霸王别姬'这四个汉字的意思是'楚霸王告别了他的妃子'。剧中处处采用夸张的手法，还在幕启之前，就已是锣鼓铿锵、号角齐鸣；演员的动作手势都富有戏剧性；服装富丽绚烂，又宽又长的袖子甩进甩出，奇形怪状的脸谱，白的、黑的、黄的、红的、花的、无色不有。但在这一切中，都闪烁着一种美--在音乐中，在表演中，特别是在王妃的剑舞中。．．．．．．梅兰芳的动作雍容大度、精妙优雅，简直使我忘记了他是男扮女装。"[10]&nbsp;他的这种感受在俄国犹太人中是比较普遍的：不了解中国文化，但努力尝试去了解它；逐步感受到中国文化中蕴含着无限的美好，因而为其所吸引。俄犹音乐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也是一例。他1894年生于俄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1932年来上海。他先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后结识了聂耳、冼星海，并为聂耳作曲、冼星海作词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配器。阿甫夏洛穆夫喜爱并努力研究中国音乐，又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尝试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因而他的许多作品都带有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他一生写了几十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如舞剧《香篆梦》、歌剧《观音》、取材于郭沫若长诗《凤凰涅磐》的同名歌舞剧、题献给梅兰芳的女声独唱曲《柳堤岸》、以《诗经》和唐诗谱乐的歌曲等，其中最轰动，影响最大的是歌剧《孟姜女》。这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情况，在塞法迪犹太人中相对而言要少得多。当然，俄国犹太人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他们客居的国家和城市。他们带来了富有俄国风味的犹太音乐；他们将俄国犹太作家的作品由俄文和意第绪语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们使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犹太教的"考歇"(Kosher)食物,&nbsp;即按正统犹太教规烹调的食物；许多俄犹音乐家、舞蹈家在中国院校里辛勤教学，培养出了一批批中国学生。如新中国最早在国际重要钢琴比赛中获奖的傅聪，就是在俄犹钢琴家阿达·勃朗斯坦夫人的悉心指导下脱颖而出的。[11]&nbsp;三．&nbsp;&nbsp;欧洲犹太难民：患难中的文化交融&nbsp;&nbsp;&nbsp;&nbsp;&nbsp;1840年后犹太人来华的第三次高潮是由远离中国的事态发展-纳粹掀起的反犹狂潮所导致，这次来华的犹太人均属政治难民，而且几乎全部是从上海进入中国的。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人数几达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12]&nbsp;&nbsp;&nbsp;&nbsp;就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交流而言，欧洲犹太难民与俄国犹太人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相同的是，两者所处的生存环境都使其能够广泛接触中国的中下层百姓，因而与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较贴近。不同的是，俄国犹太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有一种长远观点，准备长期在中国文化圈中生活下去，而为生存而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只把上海视为临时避难地，因而在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交往中总有一种临时心态。&nbsp;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俄犹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发生在全中国范围，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欧洲犹太难民是在患难中接触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这一文化交流主要发生在1938-1945年的上海。[13]&nbsp;&nbsp;&nbsp;&nbsp;刚到上海，大多数欧洲犹太难民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不会说中文，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对这座东方大都市及其居民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是在走投无路的艰难状况下开始接触中国社会的。他们住进了中国人的房子，到中国医院里看病，开始吃不太合口味的上海式食品，有的还穿起了中式服装，在各个方面都试着按中国人的方式去过日子。犹太难民弗兰克·塞莱格(Frank Theyleg)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到上海，我就尽量使自己'当地化'。&nbsp;我开始吃几乎所有的中国食品，并无不良反应。"[14]&nbsp;现住纽约的威廉·肖特曼回忆道："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小煤炉与花盘一样大，只有不断煽风才能保持火旺。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脚都能找到（至少在较贫困的地区）"[15]&nbsp;这些描述将当时犹太难民努力适应中国穷苦百姓所过的贫寒生活的情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nbsp;&nbsp;&nbsp;&nbsp;不过，当他们逐步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开始试图在这个客居地构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活氛围。犹太难民乔治·赖尼希(George Reinisch)在回忆录中写道: "&nbsp;随着时间的推移,&nbsp;难民们虽被本地文化逐渐融化,&nbsp;但也极力保留他们源自欧洲中部的生活方式"。[16]&nbsp;在犹太难民聚居的上海虹口地区，难民们搬砖砌瓦，修复了数十个在"八．一三"战争中被毁的街区，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由难民经营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开张，其中有饭店、杂货店、药店、面包铺、理发店、裁缝店、鞋帽店、服装店等等，当然也有维也纳人不可缺少的奥式露天咖啡馆。后来,一些难民甚至建起了小工厂，生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及欧式食品--腊肠、糖果、软饮料等。&nbsp;这些商店和工厂起先主要是面向犹太难民的，但后来在中国百姓中也发现了广阔的市场，一些欧式商品越来越受中国人欢迎。虹口地区一时间德文招牌林立，好象是德国或奥地利的一个小镇，甚至被戏称为"小维也纳"。在这样的气氛中，中犹人民的接触更趋密切。在虹口一带许多中国人学会了讲德文，也有一些犹太难民学会了讲中文，甚至上海话。&nbsp;前面提到的塞莱格回忆道："我向任何一个碰到的中国人求教所见的事物的中文叫法，去看中国电影，还学写中文字。我获得了成功。在电话里，人们认为我是中国人，我大体上已能看懂中文报纸。"[17]由于能讲流利的汉语，他还与中国朋友合伙做生意，并且取得了成功。&nbsp;当然，象塞莱格这样精通中文的人在犹太难民中可能并不很多，但大多数难民都能用简单的国语或上海话与中国人交流，他们的子女则在与中国孩子共同玩耍时学会了纯正的上海话。&nbsp;&nbsp;&nbsp;&nbsp;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德国的反犹政策影响下，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开始对欧洲犹太难民进行限制和迫害。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虹口设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迫使犹太难民迁入该隔离区。此后，犹太难民们经历了他们居留上海期间最困难的两年半，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与周围中国百姓的交往，反而使这种交往在患难中更为紧密。犹太难民莉莉．芬克尔斯坦（Lilli Finkelstein）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困境牟利。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和他们中的一、二个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18]&nbsp;战时与犹太难民一起居住在虹口的王发良老人回忆道："那时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日本人迫害我们中国人，我们与犹太难民同处患难之中，大家在一起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到战后他们离去时，我们之间都有些难分难舍了"。[19]&nbsp;肖特曼认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乘火打劫，落井下石。[20]&nbsp;顺便提一下，虽然中犹人民在那困难的岁月里同甘共苦，但犹太难民中与中国人通婚的很少，这一是因为犹太难民大都是举家逃难来沪的，二是因为他们的临时避难心理。在犹太难民中有诸多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企业管理人员、编辑、记者、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等，以及各行业的技术工人。如难民中有大批医护人员，仅内科医生就有200多人。又如难民中有许多音乐人才，仅知名音乐家就有上百人。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带到了上海，介绍给上海人民和中国人民。如他们首次在上海演出了意第绪戏剧，演奏了意第绪音乐，使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中欧犹太文化的风采。至少有13位犹太难民音乐家受聘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任教，[21]&nbsp;培养出了许多中国学生，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音坛上的名家高手。如在德国就很有名的卫登堡教授(Alfred&nbsp;&nbsp;Wittenberg)， 一直在该校任教到解放后，1952年病逝于上海。他的学生中有著名音乐家谭抒真、黄贻钧、陈传熙、陈宗晖、毛楚恩，范继森、李民强等。难民中的众多医学教授和医生也将欧美最先进的医学理论和技术带到了中国，并在大学中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生。奥地利犹太人哈尔彭教授(Fanny Gisela Halpern，汉名韩芬)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是精神分析法鼻祖弗洛伊德的学生。她在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多年，后又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神经系主任，她培养的学生中包括中国精神病医学的创始人之一栗宗华教授。&nbsp;&nbsp;&nbsp;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曲折，犹太难民们也逐渐熟悉并喜欢上了起初他们不太适应的中国传统与文化。&nbsp;象俄国犹太人一样，许多人迷上了中国戏剧，喜爱中国菜，学打太极拳，起了中国名字并刻一个中国式姓名图章。犹太难民画家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汉名许福)画了一幅漫画，用的标题是"我喜欢中国人"，这反映了大多数犹太难民的心声。[22]&nbsp;欧洲犹太难民办的《上海犹太纪事报》这样写道："一个朋友说，他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上海姑娘手持黄色绢扇，轻轻扇动，面带平静的微笑，感到很美。......我们的妇女面对上海的炎热，面对中国的火炉，也都用起了扇子，只是脸上不再有这种微笑了。......愁苦只能增加我们脸上的皱纹，我们也应当用微笑来面对当前的困境。困境很快就会过去，那时，我们会记得中国的风情--扇子和微笑。"[23]&nbsp;这些话语生动地反映了犹太难民对中国文化的美好印象以及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克服困难，迎接未来的信心。&nbsp;&nbsp;&nbsp;&nbs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苦的年代，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在远东大都市上海与普通的中国百姓的这段交往，真是一种"患难中的文化交融"，在中犹关系史上谱写了难忘的一章。&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结论&nbsp;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犹太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的双向文化交流。在这种文化交流中，中犹两个古老文明所拥有的诸多共同点确实发挥着促进作用，如重视教育的价值，重视家庭纽带，善于求同存异，强调在困境中团结拼搏等等。正因为有这些共同点，中国境内又不存在欧洲那种基督教传统，且中犹两个民族有着相同的遭遇，因此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存在源于中华传统的反犹主义，也没有源于犹太文化的反华思潮。然而，具体而言，来华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欧洲犹太难民这三大群体之间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nbsp;因而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状况和程度也很不相同。塞法迪犹太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深，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商业文化和建筑文化方面。&nbsp;因高居于一般中国人之上，他们有时也看不起中国民众，但这主要是源于英国殖民主义心态，而非犹太传统。&nbsp;反过来，中国民众也对一些塞法迪富商经营鸦片生意等行为颇有反感，但这主要是针对英国殖民主义，而非反犹。俄国犹太人经过长期奋斗成为中产阶级，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交融程度最深、范围最广、时间最长、主要表现在商贸，艺术领域。&nbsp;俄国犹太人也受到俄罗斯斯拉夫文化的熏陶，因而他们与中国人的文化交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nbsp;&nbsp;&nbsp; 欧洲犹太难民在中国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接触的是中国的平民阶层，因而与中国的大众文化最为贴近。&nbsp;这一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交流是一种"患难之交"，&nbsp;因而在中犹关系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nbsp;同样，由于欧洲犹太难民深受中欧德语文化的影响，这一交流也有利于德语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1]&nbsp;&nbsp;伊斯雷尔· 柯亨（I·Cohen）：《一个犹太旅行者的记述》 (The Journal of a Jewish Traveller), 伦敦，1925年版，第116页。[2]&nbsp;&nbsp;J.&nbsp;高斯坦（Jonathan Goldstein）编：《中国的犹太人，卷1&nbsp;&nbsp;历史和比较研究》（The Jews of China, Vol. On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纽约州阿蒙克1999年版第177页。[3]&nbsp;笔者采访哈同的女儿诺拉·哈同（Nora Hardoon）记录，1999年6月22日于上海。[4]&nbsp;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130页。[5]&nbsp;笔者采访列瓦柯记录，1992年4月20日于上海。[6]&nbsp;金诗伯：《我在中国的六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7]&nbsp;笔者采访瑞娜·克拉斯诺记录，1998年4月24日，上海。也可参见瑞娜·克拉斯诺：《总是陌生人，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Strangers Always, A Jewish Family in Wartime Shanghai ）, 美国伯克利，1992年版。[8]&nbsp;&nbsp;笔者采访T·考夫曼记录，1994年4月18日于上海。[9]&nbsp;笔者采访S.穆勒记录，1999年8月11日，上海。[10]&nbsp;前引金诗伯书第85页。[11]&nbsp;傅敏编：《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56页。[12]&nbsp;格罗曼和兰迪斯(A.Grobman & D.Landes)：《大屠杀研究评论集》(Genocide, 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洛杉矶1983版，第299页。[13]&nbsp;&nbsp;1933-1938年间来沪的犹太难民很少，大批犹太难民是在1938-1941年间来沪的，1945年后大多数犹太难民陆续离沪。[14]&nbsp;&nbsp;前引潘光、李培栋主编书第148页。[15]&nbsp;笔者采访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记录，1996年6月16日于纽约。[16]&nbsp;&nbsp;前引潘光、李培栋主编书 第40页。[17]&nbsp;前引潘光、李培栋主编书 第148页。[18]&nbsp;前引潘光、李培栋主编书&nbsp;第163页。[19]&nbsp;笔者采访王发良记录，1994年4月18日于上海。[20]&nbsp;前引采访肖特曼记录。[21]&nbsp;汤亚汀："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载《音乐艺术》1998年第4期，第12页。[22]&nbsp;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23]&nbsp;饶立华：《<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意大利不同宗教的“经营管理”：每年春天都需要做广告，需要与大众沟通，需要发动争取纳税人的宣传，因此，神职人员和世俗大众都会定期意识到宗教竞争的存在。

格非几年前曾受邀旅居在法国南部一个小村庄，专心写作《人面桃花》。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但令他惊讶的是，那里的农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国家的文化，绝大多数农民对福楼拜、普鲁斯特等本土小说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格外熟稔，津津乐道。格非非常羡慕这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相比之下，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个体系的价值显然还没被中国人认识到。”

为什么"十二五"期间"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将成为资本市场法治改革的五个重点之一？我认为，关键在于沪深交易所主板市场目前没有明确的"主动退市"规则，而仅仅有"被动"或"强迫退市"规则，这就使我国公司不容易实施"有进有退"甚或"以退为进"的资本市场战略，不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谷歌公司(Google Inc.)因其快速响应，启动寻人服务Person Finder而受到高度赞扬。在中国国内的重大灾害事件中，也出现了不少本土科技企业的身影，尽管他们在响应速度上和服务完备性上，和谷歌等美国公司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地位独特。

汉代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内部的古今问题，唐代则比较好地处理了中西问题。而古今中西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 在传统认同上，新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当然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更始重建，而不是西化的结果。可以拥有消化西方传统的因素，但是仍然是中国传统现代的表现，是中国传统最现实的部分。

初看上去，曾亦先生此书主题似乎仅限于讨论康有为晚期的政治思想，但实则作者念兹在兹的是中国传统与辛亥年革命之间的碰撞。作者以《共和与君主》为名，其实并非专论康有为政治思想中的政体学说

赵园2004年在上海大学的讲座，谈及她从事研究中的具体策略：第一，尽可能地搜集、整理既有的思想史的架构之外的思想。第二，梳理思想的传承，同时不放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第三，同时关注不谋之合与思路多歧。最后，面对传统的命题，也要尝试着找回它的经验内容。赵园在学术著作之外写的散文也都很耐读，总是谦逊温和。

这是一篇两年前的文章了，但是在这个数据库横行的年代，我们尤其应该向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学习，特意刊载。－－人文与社会

敦煌小说，可以分为"古体小说"和"通俗小说"两大类，其中"古体小说"又可分为"志人"和"志怪"两小类，"通俗小说"又可分为"传奇"和"话本"两小类。

阿富汗战争已历时10年之久，美国因深陷阿战国力严重消耗。奥巴马政府再度大幅调整阿富汗政策，在阿战略重点由"反恐至上"转为"地缘优先"，并出台"新丝绸之路"计划。在美推动下，阿富汗形势面临重大拐点，并将对该地区安全及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欧盟已于2009年9月禁售100w的白炽灯，更低瓦数的白炽灯也将每隔12个月逐步被禁售--譬如75w和60w灯将先后于2010年9月和2011年9月被禁售。欧盟和中国目前都提倡使用紧凑型荧光灯，也就是通常所谓“节能灯”。不过，已经有一些研究提出，因节能灯使用汞蒸气，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因此提倡停止使用节能灯而转用LED灯……

9•11十周年之际，全球局势中最能在将来的历史中大书一笔的是什么？恐怕首先得说是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实际上，9•11与欧债危机之间是有其关联的。9•11、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以及中东动荡，从全球大格局来看，都是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蜕变的结果，只不过9•11与美债危机的关系（反恐战争•美国财政与货币•次贷危机）被讨论得多一些，而9•11与欧债危机的关系讨论得比较少，所以本文着重谈一点这方面情况。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9•11事件，2002年2月28日欧元完全取代欧元区各国原有货币，欧元区诞生。当然这两件事彼此无直接关系，但时间点接近，因此两件事的后续事件就进入了一个共同的大框架，就是近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变化的大框架。 9•11事件之后，美国启动了反恐战争。反恐战争主要打哪里呢？当然大方向就是中东地区（阿富汗也算泛中东地区）。而欧元诞生，则对美元的地位构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萨达姆宣布伊拉克的石油采用欧元结算，由此启发了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它们也宣布石油可以接受欧元结算。石油用欧元结算是美国绝对无法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1974年美国与海湾国家间的"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协议成为了世界货币秩序的基础，石油变相地成为了美元新的"锚"。如果这个基础动摇了，那么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就面临崩溃。 于是，欧元诞生仅仅一年之后，2003年3月，美国把"反恐战争"的矛头指向了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看一下地图：只要把土耳其当作潜在的欧盟国家（土耳其一直在努力加入欧盟），就能看出来伊拉克是波斯湾与欧盟之间的"油路"。美国打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就是扼制欧盟的"油喉"，借此控制新兴的欧元，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德国、法国激烈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拉克战争很好地达到了战略目的：最近美国需要"敲打"欧元的时候，欧洲的汽油价格就会上涨。而欧元区国家的CPI构成中，燃油的比重是很大的，只要汽油一涨价，欧元区的CPI就会上升，于是欧元就会面临货币紧缩压力，就难以果断"放水"救援"起火"的"欧猪五国"（PIIGS）。 当然伊拉克战争不是欧债危机的原因，只是危机已经发生之后，为需要跟欧元"比烂"的美元提供了一个武器。欧债危机的发生另有其原因，不过这个原因也的确是跟9•11有点关系的。这就要从"欧洲美元"（Eurodollar）说起。 二战结束时，美元在战后国际秩序设计中被安排为世界货币，不过当时美元还只是美国国内货币，尚未"走出国门"。而世界货币必须各国都持有才行。美元是怎么"走出国门"的呢？第一个重大步伐是马歇尔计划，通过援助欧洲的项目，大量美元进入了欧洲的银行体系。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当时苏联由于顾虑朝鲜战争时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先例，就把苏联的美元资产转移到了英国，由此产生了"Eurodollar"一词。 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先进的工厂，工业体系得以复兴，开始向美国大量出口产品。1958之后美国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并且进口胃口越来越大。欧洲等国的制造企业出口方向主要是美国。欧洲的银行以美元贷款给这些企业，这样企业能规避汇率风险。这就使得欧洲美元流动性极好。欧洲企业用这些美元在全世界（大部分是其殖民地）采购原材料，这样美元在全世界的循环就建立起来了。美国本土以外的美元统称"海外美元"。 不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个根本矛盾：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供给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市场美元短缺，势必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正常发展；若美国国际收逆差，美元流出美国，虽可满足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要，但却导致美元的泛滥，势必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固定比价无法维持。 随着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和持久的越南战争造成的美元发行压力，在1960-1968年间，竟连续爆发了11次"黄金危机"，并且发生了法国1967年宣布退出"黄金总库"的重大事件。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维持，在1971年宣告崩溃。也就是这一年，美国为了改变国际秩序濒临崩溃的状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入了国际体系。 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后，世界制造业出现了一个很好的转移目的地。由此，欧美的制造业逐步开始向中国转移，一如马歇尔计划之后美国制造业开始向欧洲转移。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了经济起飞。 欧洲在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年代，也开启了高福利社会的进程。如果顺差局面能够持续，则高福利社会也可以维持。然而2001年这个转折性的年份改变了一切。 先是2000年底到2001年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经济增长的真正"发动机"失速。然后是9•11事件。之后不久，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WTO。2002年2月28日，欧元区诞生。 中国加入WTO使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整体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欧盟很快就成为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就是中国对欧出口高速增长--这背后当然是欧洲的制造业产能快速向中国转移（欧洲产能向中国转移的一个最明显例子就是曾经由欧洲主导的手机制造业在2005年左右就完全变成了中国主导）。这样，欧洲经济也出现了持续加重的"空心化"--而这竟是与欧元"一统化"进程同时的！ 欧洲经济要想从欧元中得利的话，就得把欧元推向世界，形成全球欧元循环圈才行。然而欧元区刚一诞生，就被美元在伊拉克狠狠狙击。于是欧元的扩张只能掉头向南，向欧洲的原殖民地非洲扩张。这就是2007年萨科齐推出"地中海联盟"深层次原因。 对于北非来说，进入欧元经济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更容易（在手续方面更容易）买到欧洲的产品，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就要联系北非国家能卖什么来想：北非国家主要卖的是石油、天然气、磷矿这样的资源性产品，大部分是以美元结算的（卖给欧洲的天然气是欧元结算，但北非天然气也大量出口东亚，是美元结算）。这样，卖出去的产品换回来的是美元，买东西要支付的却是欧元，尤其要考虑北非是几乎无法耕种而食用的粮食却是面食的地区，需要大量从法国意大利之类地方进口粮食。 9•11之后，由于美联储把资金引向房地产业，加之伊拉克造成的财政负担和美元印钞压力，造成国际美元泛滥。因此美元兑欧元呈现持续贬值趋势。这个对北非国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你卖出一桶油的时候，如果卖价是50美元，这时这笔钱相当于40欧元；而当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手里的钱还是50美元没变，却由于美元贬值，只能买价值35欧元的东西了！这就造成北非国家实质收入越来越"毛"，而粮食之类需要进口的民生必需品却越来越贵！由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比着滥发钞票之时，北非民生维艰也就日甚一日，终于在2011年初爆发了大规模动荡，而示威民众最初的口号其实是抗议物价上涨。 对于欧洲来说，北非的动荡意味着欧元的输出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只能"倒逼"欧元区内部本已严重的积弊变成"火山喷发"。因此，与北非关系最为密切的南欧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成为了最易被"倒逼"的国家，因此虽然在2010年就被列为"欧猪五国"，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危机在2011年才真正爆发。下一步，欧元生死，关键就在意大利。&nbsp;

接到为这个关于保守主义未来的系列文章撰稿的邀请时，我有些犹豫，因为我认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最需要的似乎不是一种新形式的保守主义，而是左翼思想的重塑。

一个思想史的而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概念

1918年3月，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结束了他在斯摩棱斯克省的两年乡村行医生涯，风尘仆仆回到故乡基辅。那一年，德国人扶持的"全乌克兰统治者"盖特曼和右翼民族主义者、自封的"乌克兰共和国领袖"西蒙.彼得留拉正在争夺这个欧洲粮仓的首都。而不远处，苏维埃红军则正在向这里进发。

在职业法律服务队伍加剧了法律系统与社会生活之间距离的时候，目前在中国一些乡村存在的“赤脚律师”铺设了一条“接近正义”的桥梁。赤脚律师主 动的“迎法入乡”，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农村法律服务体制中发挥拾遗补缺的功能，而且是在乡村社会重建了“法律服务”的概念，即以长远的人情交换而非现时的 金钱交易为基础的法律服务。因此，赤脚律师与单求经济利益的黑律师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以及公民社会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国家 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与乡村社会自生自发的利益表达方式之间面临着冲突，所以，赤脚律师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困惑，也即所谓“周广立式的困惑”。

2010年10月天津气候谈判期间，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和社科院郑易生研究员领衔一些国内的学者和组织递交了两封对中美政府的公开信。中国民间人士五年前对美国提出的挑战，美国做到了吗？让我们来重读这两封公开信，并盘点一下美国做得如何，和中国做出对比。

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的行动给予中国很多舆论支持。但罗斯福提出归还香港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以下三点：拢络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打击英法殖民势力，扩大美国的影响；实现"门户开放"，维护美国的利益。面对中英双方，美国政府实行双重香港政策。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于8月30日去世。讣告称为自叶芝以来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2012年他曾接受中国报纸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