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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英文版序，作者：Peter Nolan 邓英淘的研究，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旧的"经典"发展方式与 "新发展方式"进行比较，必须选择后者，人类才能长期可持续 地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发展方式被当今的高收入 国家所采用。短期经济效益压倒了自然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

对中国而言，怎样向东南亚民众传达其"和平崛起"、"富国、强军"的愿景，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路线与思维，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Joseph Kahn 与 Mark Landler

“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也打破了全球变暖的地缘政治。由于一些曾经在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现在都转移到了中国，许多富裕的西方国家能够为自己日益减少的碳排放量而自吹自擂。然而，以中国为首，全球各国的碳排放总量实际上却在迅速上升，而非下降。为了发展重工业和满足不断扩大的内需，中国的自然资源，包括铁矿石、石油和木材已然告急。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使远如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自然环境饱受其害，因为中国需要从这些国家采购原材料并通过轮船运到国内。”

批评者认为，这种方式让美国军方得以在网络上制造出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屏蔽了那些不被美国军方接受的观点，将不符合他们军事目标的评论或者报道拒之门外。而这种做法也会招来其他国家私人公司以及无政府组织纷纷效仿。此外，这种利用虚假身份在网上发言的行为还会带来法律后果，因为在美国伪造或盗用他人身份同样是违法行为。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特殊的人物。20世纪之前，史家和学者研究王莽均以《汉书．王莽传》（以下简称《莽传》）为主要依据。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汉简、新莽简与文物的出土，中外学界对王莽和新朝史的研究更趋深入、全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果。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按地域可划分为中国（包括大陆与港台地区）与海外（主要是欧洲与美国）两大版图，按时限可划分为20世纪前期（1900--1949）、中期（1950-1979）、后期（1980-1999）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2000-2009）四个阶段；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三个部分：一是对王莽生平家世、交游、经历，及其性格、心理、行为的考察与评价；二是对新莽时期重大史事的研究，诸如王莽代汉自立的行动步骤与理论基础，其推行复古改制的内容、实施与结果，新朝的民族政策和军事、外交活动，新室败亡的过程与原因，等等；三是对考古发掘的新莽简帛、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考证、修订《汉书》的相关记载。《汉书》是记载和研究西汉历史最重要、最可靠的文献之一，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中国古代官修正史的"极则"与传统史书的典范。在《汉书》成书至20世纪初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历代史家、学者研究和撰写王莽与新朝史时，大多都尊重和采纳了班固的叙述与评价。换言之，《莽传》及《汉书》中记载汉末至新朝历史的相关篇章，是20世纪之前的学者进行王莽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和主要依据。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情势却陡然发生了变化。王莽研究似乎也与王莽其人一样，成了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学术现象。中外学界对王莽的评价，从以往的"全盘否定"变为"逐步肯定"乃至"全面翻案"，当前的现状则是"争议不休、分歧重大"。概言之，20世纪的王莽研究可概括为三种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一以胡适、顾颉刚等人为代表。他们率先推翻了近两千年来学界和民间对王莽的定论。二以钱穆、吕思勉等为代表。他们的著作大多取材于正史，沿袭传统史学的编撰形式，但对王莽的评价却与《莽传》大相径庭。由于胡、顾、钱、吕等人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影响甚大，在海外也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上述两种观点无论对国内学界对王莽的研究与评价，还是对海外华裔学者如黄仁宇等人，以及西方秦汉史学者萨金特、毕汉思、鲁惟一等人研究王莽的基本观点与思路，均有直接影响（详见拙作《<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传播》，《中国史研究动态》20lo年第5期），使学界产生了严重的偏颇与误差。至今凡为王莽翻案者，仍几乎无不引用上述诸家之说。三以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和白寿彝等人为代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为指导进行王莽及新朝历史的研究，认为王莽凭借政治投机夺取政权，其"复古改制"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是倒行逆施、完全胡来的祸国殃民之举，直接导致了西汉末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和新朝的败亡。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的王莽研究专著和论文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汉代历史与《汉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内外发表新莽史与王莽研究专著39种（中文33种，外文6种）、报刊论文260余篇（含论文集）、学位论文12篇。此外，在中外学者出版的许多中国通史和秦汉史著作中，也对王莽和汉新之际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进行了专门论述。目前可见的介绍王莽研究成果的论文有：韩玉德的《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徐志祥的《建国以来王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齐鲁学刊》1988年第1期）、陈启云的《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笔者拟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的王莽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考察，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一、20世纪前期的王莽研究20世纪初，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形成了强烈冲击，王莽研究由此出现了重大逆转。基于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1902年，冯自由率先在香港《中国日报》上发表了《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要求重新评价王莽。他认为王莽的"王田制"亦即土地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制，符合"民生主义之精理"，深得"平均地权之要旨"，因而把王莽看作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前驱而予以高度评价，强调不可"以成败论英雄"。1920年，在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上，胡适与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三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的辩论。胡适将"井田论沿革史"分成七个阶段，每个阶段以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论著为代表。他在"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之后，认定"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所实行的"王田制"和"五均六管之制"，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兼并"。至于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胡适归结为王莽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称王莽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改革者"，并指出"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够完备，这种大计画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时收效"。基于此，胡适称赞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认为"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两千年来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参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王莽》和《胡适文存三集》卷七《再论王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黄山书社1996年版）。胡适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西方学界的影响尤其深远，并一直延续至今。但在笔者看来，胡适实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臆想，塑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王莽，既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也没有充分的理论论证，难以经受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观和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的衡量。受胡适影响，20世纪前期学界出现了一些针对王莽改制的专论。顾颉刚和钱穆对"王莽禅汉"问题和汉末至新朝历史发展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刘歆与王莽，给予了较多关注。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1930年第6卷第1期，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五册）一文中，顾颉刚重点探讨了"五德终始说"的渊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认为刘歆篡改上古史料，目的是为了迎合王莽篡权的需要，对后世政治与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王莽改制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王莽的篡权，使上古史变了样子"；"王莽凭借儒家之学说与其个人理想，以大魄力开创新制度，平阶级、厚民生、裕国计，此实中国政治史上最可纪念之人杰"（详见顾氏于1941年为美国汉学家克莱德．萨特金的译注《王莽》所作的序言，康涅狄格州海波瑞安出版社1947年版，上海绘画艺术图书公司1950年版）。与顾氏相似，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后亦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一文中，批驳了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学界普遍认同的刘歆伪造经书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认为新莽代汉是西汉以降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人心所向，"莽政虽多迂腐，但也有可取之处"。在1931年秋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撰写的《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47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讲稿中，钱穆以"王莽之新政"为题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莽代汉并非完全是外戚政治的产物，而是"举世人心之归向"，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他对王莽的改制亦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其政治理论"可谓蔼然仁者之言"，"今世所倡土地国有、均产、废奴诸说，莽已见及，其政治上之理想可称高远"，指出世人应摆脱"以成败论英雄"的旧史家成见来重新评价王莽："王莽一人之成败，其所系故以至巨。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一人身后之评鹭，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20世纪前期，众多学者、史家纷纷采用新的理论方法讲授、编著和研究中国通史，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王莽研究呈现繁兴态势。20世纪前期问世的中国通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传统治史方式撰写的文言文史书，以王桐龄的《中国史》、钱穆的《秦汉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和《秦汉史》为代表；一是用新的理论方法撰写的白话文史书，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在1926-1929年出版的《中国史》（全书共四编，初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200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中，王桐龄以"新莽之篡"和"王莽之末路"为题对新莽历史进行了解读。他对王莽改制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对王莽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顽固迂阔，不切事情"、"经生泥古，不知变通"，其举措"一则曰效法古人，再则曰占验符命。昧于当世之潮流，与舆论之向背，于是始以经学及谶纬学说、欺人寡妇孤儿、狐媚以取天下者。既得天下后，仍以经学及谶纬学说自欺，驯至失天下"，不过是一介"腐儒起家之奸雄，终不脱措大习气，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亦可笑也"。这些论述既延续了班固《汉书》对王莽的基本评价，又包含着作者本人精辟的史识。与王桐龄不同，吕思勉对王莽的研究虽也取材于《汉书》，但所得结论却与班固以及大多数史家大相径庭，甚至在许多方面彻底否定了班固的记载与评价。在《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中，吕思勉指出不应把王莽定性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而应视其为一位"社会革命家"，其改制的指导思想是为民谋利，其代汉自立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吕氏还盛赞王莽两袖清风、大公无私、勤奋工作的人格，认为他有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秦汉史》（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吕氏更进一步从人品心性、行为动机、才学能力、施政措施及其影响等方面，给予王莽极高的评价。首先，吕氏认为"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其次，关于王莽代汉自立的原委始末，吕氏以为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普通的道德标准来评价，"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摈外戚，诛鉏异己，皆势不能免"；再次，吕氏认为班氏父子在《莽传》等篇章中对王莽的记载与评价俱为出于私心的歪曲和丑化，是"曲诋新室之作"，不足为凭；最后，吕氏虽不得不承认王莽在货币改革和对外政策上存在诸多过失，但他对新室的败亡深为惋惜，将其原因归结为王莽"行急进之策"、"举事规模过大"、"不宜于用兵"等，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王莽的政治主张未能完全施行（详见《秦汉史》第七章"新室始末"）。如果说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接受西学思潮的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为王莽翻案的始作俑者，那么全面否定正史、为王莽辩护翻案者则首推吕思勉。在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据和考古发现的前提下，吕氏片面强调"社会情势"等客观原因，对王莽自身性格的严重缺陷和执政的重大失误仅以"其身之失，薄乎云而"轻轻带过；相反，对王莽的失德、失政给当时社会、民生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及其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采取的种种阴谋手段给后世政治遗留的恶劣影响，却一再为其辩解、开脱，某些方面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翦伯赞和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和发展时期的重要史家，都主张采用辩证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王莽研究。翦伯赞认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不在其"篡汉"，而是其"改制"，提倡应将王莽的为人与行事分开进行评价。对于王莽"篡汉"的野心和阴谋，翦伯赞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从王莽篡汉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乱臣贼子，无不把仁义道德挂在口上，用圣经贤传作为自己犯上作乱的掩护......王莽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篡窃者的符号"。另一方面，对于王莽改制的动机和措施，翦氏却给予肯定评价。他将王莽改制视为"改良主义的一种手段"，认为"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从当时王莽的改革社会经济所发生的病症来看，正是对症下药。假使能顺利推进，则王莽的政权也许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可惜用非其人，弊端百出，以致引起商人地主之激烈反对，终于都失败了"（参见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第七章第三节"西汉政权的崩溃"，重庆大孚公司1947年版，后经修订更名为《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版）。相较翦伯赞，范文澜对王莽的否定更多一些，他认为王莽表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用欺骗的方式取代了西汉，"对劳动人民也制造了一些好的影响"；然而其做皇帝以后，各种改革措施的失败，使其改制成为"十足空虚的幻想"和对人民"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对；又蓄意发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侵略战争，"完全是一种狂妄愚蠢的行动"，从而最终导致了新室的灭亡（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王莽的新朝"，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翦伯赞、范文澜的论述，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重新研究和评价王莽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针对王莽改制中对地名和官制的改革，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一为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后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研究新莽时期的行政区域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为饶宗颐的《新莽职官考》（《东方学报》1941年）。此为饶宗颐应顾颉刚之约，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撰的《新莽史》的一部分（该著作由于抗战爆发未能完成），现被收入《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二、20世纪中后期的王莽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唯物史观的新思想、新方法开展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国内共出版王莽研究专著两部、报刊论文十余篇。此外，尚有不少研究秦汉史的专著和论文，一些中国古代史教材也涉及王莽研究。在这个阶段，广大史学工作者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王莽，不再以封建道德标准评价王莽的功过是非，也反对以王莽的个人品质去衡量他的改制活动。这样一种"公平诚恳的态度"（毛泽东语，详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上卷，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使王莽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综合这一阶段学界对王莽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王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掌握政权并制定出社会改革方案，应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兹全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邓广铭的《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进步日报》1952年1月25日）、金家瑞的《王莽的改制》（《历史教学》1953年第1期）、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另一种则认为王莽是一个应该被否定的人物，其改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如李鼎芳的《王莽》（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翼骧《秦汉史纲》（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和郭若沫的《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以上两种意见的产生，属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但毋庸讳言，此时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因素干扰过多，学者在研究中往往简单甚至武断地下结论，以贴阶级标签的方法代替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文革"时期，王莽研究陷入停滞状态，目前仅见的几篇相关文章，以论代史、借古讽今的倾向更为明显。虽然由于与现实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使这些文章没有多少思想性或学术性可言，但作为王莽研究在特殊历史阶段的一个插曲，却值得后人反思。王莽研究于80年代初再度活跃起来，至90年代末取得了重要进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报刊杂志共发表王莽研究论文约120篇，出版专著18部（大陆12部，台湾6部），1986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曹相成译注的《汉书·王莽传》。此阶段的王莽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研究人员的数量大增，新人不断涌现，学科背景、研究方法与学术旨趣各异，但大都比较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克服了以前"以政治斗争为纲"、从概念到概念的弊病。二是研究内容和范围逐步扩大，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日趋细化、深化。50-60年代的王莽研究，虽对王莽改制的内容、原因和结果有所涉及，但总体说来失于平淡和肤浅，至这一阶段有了较大进展。例如，徐志祥、李光霁探讨了王莽改制的历史条件、背景和失败原因，认为应对其具体措施和实际效果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徐志祥：《王莽改制的再评价》，《齐鲁学刊》1980第10期；《重探王莽改制产生的条件》，《齐鲁学刊》1987年第3期；《论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聊城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李光霁：《论王莽改制的历史背景和失败原因》，《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沈重将王莽改制视为一场"儒家复古主义的历史大悲剧"（《儒家复古主义的历史大悲剧--论王莽改制》，《南昌大学学报》1987第2期）。三是学界不仅在不同意见之间展开争鸣，而且在同一意见之下对某些具体问题也展开了讨论。例如关于王莽改制中的"王田制"问题，竺培升、徐志祥等人探讨了"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与性质，赵梦涵、程有为等人则对"王田私属"问题予以关注。四是研究者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例如，王莽祸国殃民的货币改革使国家经济趋于崩溃，研究者对此均持否定意见（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怪胎--王莽经济思想试剖》，《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陈绍棣、施和金：《试论王莽改币》，《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韩王德：《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等等）。再如，新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挑衅和歧视政策破坏了西汉中后期边境地区长达数十年的和平，研究者亦都认识到其破坏性与反动性（李大龙：《试论王莽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莫任南：《王莽对匈奴的民族政策有进步、合理的一面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这一时期学界出版了多部有关王莽的评传，内容、形式、结论大同小异，值得关注的是饶宗颐、李均明的专著《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五册第三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版）。饶宗颐早年曾计划按《汉书》体例撰写纪传体新莽史--《新书》（参见其论文《新书序目》，《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后因史学观点转变放弃此构想，全力转入新莽简的搜集、考证。他在日本学者森鹿三，中国学者劳榦、马先醒、陈槃、陈直、高大伦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辑得敦煌、居延简牍中有关新莽史事的记录共八百余则（限于1994年之前）。在序言中，他特地论述了《莽传》与新莽简的关系。此外，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中国通史和秦汉史专著，均涉及王莽研究。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22卷本《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安作璋、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将20世纪中外学界王莽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其突出特色有二：一是尊重原始文献，基本沿用了班固在《莽传》及其他相关篇章中对王莽的评价和对新莽历史的记载；二是严格事实评判。编撰者本着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王莽其人及改制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精辟、深刻的分析，并全面评述了新室建立后推行的各项政策。编撰者认为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原因而言，当时存在政治腐败，官风败坏，政敌作对，豪富反抗等情况。就主观方面而言，班固已在《莽传》中明确总结了六点原因：一是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改制多停留在纸面上；二是王莽改制往往"讲合《六经》之说"，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三是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四是王莽因阴谋而篡权，故防备臣下效法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支大厦；五是王莽专权，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六是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败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编撰者还指出，"这些都与他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第272-273页）这一结论建立在充分尊重史实和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既肯定了《汉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以及班固对王莽的历史评价的客观性，又体现出以白寿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王莽研究中结合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对于世纪之交的王莽研究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三、21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2000-2010）新世纪的王莽研究从数量上看是相当可观的。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0年国内外出版了10余种研究王莽的专著和140余篇论文，另有12篇学位论文。这些论著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考古等角度对新莽历史进行了较以往更为广泛的研究。在研究中，学界更加重视原始文献，解读得更为细致、深入，表现有二：一是通过解读《莽传》总结《汉书》的人物形象塑造、历史编撰特色及叙事成就，诸如万文兴的《<汉书>中王莽形象的三重变奏》（《传承》2008年第7期）；杨倩如的《<汉书·王莽传>的历史编撰特色》（《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二是梳理《莽传》及《汉书》中有关边疆民族割据政权的史料，进行边疆史、民族史及军事史的研究（王朝霞：《破解王莽与西域战争之谜》，《甘肃日报》2002年9月27日；余兆木：《新莽时期的汉匈之争》，《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沈刚：《<额济纳汉简>王莽诏书令册排列次序新解》，《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尤以对王莽和高句丽关系的研究为多，诸如朴灿奎的《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駒考》（上、下）（《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耿铁华的《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史料与高句丽王系问题--兼评<朱蒙之死新探>》（《北方文物》2005年第3期），刘子敏的《谈金富轼对王莽朝记事的篡改--兼与耿铁华先生商榷》（《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赵红梅的《略析<汉书·王莽传>中的高句丽记事》（《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王绵厚的《<汉书·王莽传>中"高句丽侯驺"其人及其"沸流部"--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之七》（《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等等。遗憾的是，从思想方法和学术价值上看，新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论著也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失误，原因有二：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国学热"和"读史热"，使得新世纪以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成为热点，一个突出表现即是"翻案成风"。在此种思潮驱动下进行的王莽研究，一些文章不仅说不上什么思想性、学术性，甚至连最起码的治史规范与学术素养都谈不上。二是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古代正史修撰的传统、史书叙事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进行了误读与歪曲，导致这一时期王莽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走向另一极端，即强调所谓远离政治的"纯学术性"，回避对王莽的为人行事和性格特点进行道德上的评价（例如他究竟是"篡汉"还是"代汉"，是图谋不轨还是情势所迫等等），而偏重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并将其"改制"上升到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等"理论高度"，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正面肯定多于负面否定。这一倾向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尤其突出，如将王莽无限拔高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之一"，其政治理想是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一次实践，认为他是"一个将儒家理论付诸现实政治的行动家"，等等。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仍出现了一些在实事求是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成果，诸如徐乐群的《王莽宗舜代汉的政治权谋及其历史效应》（《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张丽、胡绍财的《王莽的性格与其改制的失败》（《继续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张守军的《论王莽的财政经济改革》（《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李元的《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永俊的《禅让政治研究：王莽禅汉及其心法传替》（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但总体来说，21世纪的王莽研究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四、分析与结论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粗浅到深人的过程，其间虽然取得了数量可观的成果，但许多论著存在以观点代替史料、以议论代替考信的现象。之所以呈现这种状况，有着复杂的客观原因，但也与学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围绕王莽的生平及其行事，学界产生了重大分歧，主要集中为以下五个方面：其一，王莽是以阴谋诈术和政治投机"篡汉"还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禅汉"?其二，王莽改制的性质、措施和后果，是贯彻儒家圣贤与经典的理念来改造社会，以达到"天下大同"的最高理想，还是严重脱离社会实际、背离经济发展规律的祸国殃民之举?其三，新莽时期奉行的民族政策和军事、外交战略，是有其合理性、进步性，还是破坏边境地区的和平局面和民族团结，给边境百姓及周边少数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妄自尊大、倒行逆施之举?其四，王莽其人到底是如班固所言，是"以诈立心，匿情求名"，"不仁而据奸佞之材"，"颠覆之势险于桀、纣"的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还是秉承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推行其改革社会的主张，却在现实中遭到失败的悲剧人物?其五（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导致新朝败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自然灾害、农民起义、地方大姓集团抑或是王莽倒行逆施、咎由自取?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王莽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法。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应引起重视：一是应回归历史文献．即以《汉书·王莽传》为研究的出发点。新世纪的王莽研究，仍应立足于班固在《汉书》中的叙述和评价，因为班固"为我们留下了有关王莽的第一手材料--《汉书·王莽传》，这些可贵的材料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王莽的最可靠的依据"（李元：《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自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方面，沈重、李孔怀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论汉书·王莽传》，《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他们一反20世纪中外学界对班固撰史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质疑与批评，将《莽传》作为王莽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总结了该篇的三大贡献。他们高度赞扬了班固的叙事成就和卓越史识，推崇他是第一个敢于"突破禁区"、替"乱臣贼子"立传的封建史家，对王莽生平史事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记载和评价，堪称"一代良史"。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莽传》的论文，有许多富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可惜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二是应将中国古代史学"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相结合．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在这方面，孟祥才的研究值得重视。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出版了一系列王莽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王莽的人格心理和行为动机进行了深入发掘，全面详尽地展现了新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前因后果（《王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新朝旧政--新帝·王莽》，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版；《细说王莽》，中华书局2006年版）。他指出，作为代表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的外戚集团的头子，王莽性格怪异、虚伪、奸诈、阴毒、残忍，特别娴熟法家之"术"，把剥削阶级那种贪婪残暴、尔虞我诈的品性发挥到极致，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具有独异色彩的典型。王莽的品格和手段，适逢各种条件构成的历史机遇，就使骗子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由此孟祥才断言，"笔者并不认同封建史家以封建伦理为准则对他所作的评判，但也无意为他做翻案文章。面对他所制造的历史灾难，史家的良知无法让我对他写出哪怕最低调的赞美辞"（《论王莽的思想与性格》，《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这一结论道出了一个富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的心声，值得所有从事王莽研究的学界同仁深思。综上所述，为将王莽与新朝史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果，笔者得出了以下两点结论：第一，尊重第一手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劳动，核心就是回归原始文献。在没有更新、更权威的考古发现或史料可以推翻班固记载的前提下，应坚持以《汉书·王莽传》及相关篇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避免理论预设和主观臆断，从文本解读人手，认真进行考证、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第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权威，而是坚持历史主义、人文主义的指导思想与科学的方法论，本着忠于史料、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力求深入、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研究。&nbsp;

岁月如梭，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如若给自己的往昔生涯定个位，似乎是属于"一生只挖一口井"的自知自制而又心无旁骛的人。人人都崇敬那些在科学、艺术等领域"一生只挖一口井"的大师泰斗们，他们挖井不止，直至清泉涌出，源源不断，给人类文明以杰出的贡献，更突显一种令人格外怀念和赞叹的纯粹。我一生只挖一口井，却少有清清泉水涌出，但在漫长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中，那些启蒙我、鼓励我、鞭策我、为我提供动力、工具与条件的先辈恩师与友人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nbsp;&nbsp;&nbsp;&nbsp; &nbsp;60余年前，我一个来自四川小县城的高中生能进入令人响往的著名学府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复原后我又随之到了北京大学，实在是平生最大幸事。往事历历在目。在北大求学期间，贺麟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深深地吸引了我。贺先生在课上课下总是教导我们，搞西方哲学必须把教学、研究和翻译有机地结合起来，自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始终牢记着先生的话，坚定不移地走在这样一条"三结合"的道路上。翻译工作也就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和对翻译认识的深化，我逐渐明确地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理念和信念--翻译必须力求忠实于原著的原旨原意。而回顾既往，我的全部译事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逐渐明晰起来的理念之光的照耀下进展的。&nbsp;&nbsp;&nbsp;&nbsp; &nbsp;说到翻译工作，我不由自主地首先想起我跟冯至先生学习德语的情景。鉴于我对德国哲学的浓厚兴趣，除公共英语外，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学习德语。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47-1948年度，冯至先生开设了一门德语专业班的德语课程，上下两学期，每周12学时。冯至先生是年轻学子仰慕的联大外文系的德语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22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的才华横溢的诗人。能在冯先生的课堂上学习德语真是有幸之至。冯先生课堂约有30余人，先生教学极其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我们上第一堂课，他就是用德语讲授，营造一种语言环境。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他用德语提问，也要求学生用德语回答。冯先生这种教学方式激起了我们这些初学者的极大兴趣与热情，但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对我们施加了一种学习压力。为了能听懂先生的讲课、特别是提问时不致落伍和尴尬，我们都要紧张地抓紧时间进行预习与复习，不敢稍有懈怠。德语的变格、主动被动态、以及代词、冠词的应用都很严格，与英语不同，开始很不习惯。冯先生从不孤立地生硬地讲语法，而是通过课本的小故事生动地讲授各种语法现象，培养初学者的德语思维习惯，同学们都感到受益匪浅。&nbsp;&nbsp;&nbsp;&nbsp; &nbsp;冯先生在课堂上虽然很严格，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但在课堂外却很是平易近人，对学生十分亲切，诲人不倦，丝毫没有"大教授"、"大诗人"的架子。喜爱诗歌的同学总是团团围绕着先生七嘴八舌地问起歌德和杜甫的诗篇，而他也总是和蔼可亲地与之交谈，绝无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迹象。我也就鼓起勇气到冯先生家里去请教，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哲学系的初学者，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当我问到是否可以读点课外读物时，他随即转身从书柜里取出一本赫尔曼?黑塞的散文小册子递给我，向我简略地介绍了这位德语文学中的散文大师的成就和作品特色，并嘱我读完后再来换一本。这里顺便提一句，冯师母姚可昆也是留学德国的大教授，非常和蔼可亲。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冯至先生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著名的德语教授，似乎从来不着西装，总是穿着长衫。为提高学习兴趣，他还在课堂上教我们如何朗诵德文诗歌，他饱含激情，其神态举止，其地道的德式抑扬顿挫征服了大家，会使人忘记这是一位着长衫的中国教授。我不妨将至今不忘的、冯先生当年绘声绘色地在课堂上朗诵的歌德的著名小诗，附在这里，以表对冯先生的追思之情。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WANDRERS NACHTLIED&nbsp;&nbsp;&nbsp; &nbsp;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über allen Gipfeln&nbsp;&nbsp;&nbsp; &nbsp;Ist Ruh,&nbsp;&nbsp;&nbsp; &nbsp;In allen Wipfeln&nbsp;&nbsp;&nbsp; &nbsp;Spürest du&nbsp;&nbsp;&nbsp; &nbsp;Kaum einen Hauch;&nbsp;&nbsp;&nbsp;&nbsp;Die V?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nbsp;&nbsp;&nbsp; &nbsp;Warte nur, balde&nbsp;&nbsp;&nbsp; &nbsp;Ruhest du auch.&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群峰之巅&nbsp;&nbsp;&nbsp;&nbsp;是静谧，&nbsp;&nbsp;&nbsp; &nbsp;树梢之间&nbsp;&nbsp;&nbsp; &nbsp;你难觅&nbsp;&nbsp;&nbsp; &nbsp;一丝微风；&nbsp;&nbsp;&nbsp; &nbsp;小鸟深宿林丛，&nbsp;&nbsp;&nbsp; &nbsp;不消多等，&nbsp;&nbsp;&nbsp; &nbsp;你也归来其中。&nbsp;&nbsp;&nbsp; &nbsp;（游子夜歌，欧凡 译）&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说来，我对冯至先生的敬慕不仅来自学习德语的课堂，还来自先生在北大沙滩白楼大教室里座无虚席的演讲。那次讲的是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奠基人基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使我更多地看到冯至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在哲学上的深精造诣，仰慕之情与日俱增。演讲使我大开眼界，了解到，在当时的欧洲除了理性主义思潮之外，还有与之对立的基尔凯郭尔存在主义思潮。正是这位哲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首当其冲地粉碎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枷锁，大力肯定了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探讨了当时哲学家们所漠视的恐怖、战栗、绝望、危机、理性的崩溃等人类经验。在二次大战后，他的思想就从默默无闻中爆发流行起来了，成为存在主义的直接先驱。先生的精彩演讲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评介基尔凯郭尔的哲学，这对于有志于研究西方哲学的年轻学子其吸引力与启迪就不言而喻了。&nbsp;&nbsp;&nbsp;&nbsp; &nbsp;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当时北大学生社团活动非常活跃，"新诗社"经常举办诗歌朗诵、新诗研讨和请著名诗人演讲等等活动。一次，冯至先生应邀在沙滩白楼大教室作关于德国极负盛名的诗人歌德、诺瓦里斯、里尔克的抒情诗篇的演讲。会场人山人海，险些把诺大的教室挤破。冯先生报告完后同学们自由发言提问，其中一位女同学的精彩发言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旁边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这就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女"黛子"（乐黛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她与我的同窗汤一介成为了我们家庭的最亲密和信赖的朋友。&nbsp;&nbsp;&nbsp;&nbsp; &nbsp;继冯至先生之后，我还在田德望教授（后来翻译但丁《神曲》的著名大学问家）、德国教授弗朗克的课堂上继续学习过德语，德语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而今，我虽然年已八旬，在这些大师先生面前我永远是学生，师恩难忘。冯至先生是把我引进德语之门的第一位恩师，正是由于冯先生这样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德语，我才有可能后来在贺麟先生的课堂上，如贺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对照黑格尔《小逻辑》的德文原本来读先生此书的译稿，并尽可能地提出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意见和建议。贺先生的这种可以说是"不耻下问"的做法不仅表现出了一个"大学问家"、"大翻译家"的胸怀若谷的谦逊；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为使自己的译文更加贴近原文的真实而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精神和反复校正的应有的负责态度。正是从先生课堂的薰陶里，我才慢慢地对先生所说"翻译是件难事"这句话有了较深一点的体会。&nbsp;&nbsp;&nbsp;&nbsp; &nbsp;总之，在大学求学时期里，冯至先生教会了我受用终生的德语；贺麟先生使我耳闻目染到翻译之不易，使我初步懂得了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精神来对待德文古典哲学原著的翻译，这些已在我的脑海里打下深深的、不可消除的烙印。 &nbsp;

周氏兄弟与《语丝》。《语丝》问世，才有了智性和有趣的新文人，文章也可以随意为之了。

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

谈卡尔维诺

目录特稿 迎接全球动荡期的来临&nbsp; 语冰 封面选题：跨国公司资本主义 编者按 跨国公司：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精神"&nbsp;&nbsp; 鲁楠 跨国公司的"物种"演化史&nbsp; 贾晋京 跨国公司的政治逻辑&nbsp;&nbsp; 范春辉 公民社会：制约跨国公司的另一种可能&nbsp; 吴敖祺 在民间 像做NGO一样做剧场&nbsp;&nbsp; 本刊记者 陶子 观察·社会 中国家庭正在走向接力模式吗？ 赵晓力 重归家庭 ----福利国家的困境与社会治理新出路&nbsp;&nbsp; 欧树军 儒家视野中的美好社会&nbsp;&nbsp; 范瑞平 笔谈：从边疆看中国 编者按 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nbsp;&nbsp; 刘晓原 文化秩序中的国家与族群&nbsp; 关凯 "中华民族"的宪法构建&nbsp;&nbsp; 郑戈 边疆问题与民族国家的困境&nbsp;&nbsp; 施展 观念 再问"什么的平等"？（下）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nbsp; 汪晖 批评·回应 论儒家民族主义：对批评的回应&nbsp; 贝淡宁 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nbsp;&nbsp; [美]陈倩仪 经典重温 李泽厚与"改革的马克思主义"&nbsp; 干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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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当下，所谓的"有机食品"让惶惶不安的消费者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这根稻草并不那么可靠。

适用于大富阶层的"低税收、低约束、高激励"，也极大强化了他们的脱嵌冲动，没有谁不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铁律"。政治后果，正如亚当·斯密所断言必须警惕的，他们手中的经济购买力总是倾向于转化成政治支配力，伤害普通大众。

吉登斯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探索，应该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了保护环境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政府还提出了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奇怪的是，在实践中我们着力的仍然不是勤俭节约，相反却是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甚至将建立全民社保等惠民工程的合理性也定位在有助于鼓励消费上。我们似乎不明白或者不愿明白，正是高消费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导致了高污染和高浪费，超出了人的自然需求的畸形消费也异化了人的价值。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前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一、鼓励农民进城和消费不利于改善其生存处境 十年前，我就曾经探讨过中国农民增收的问题。大体上说，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增收的空间不大。具体来说，从务农方面讲，杜润生早就说过，八亿农民为两亿市民搞饭吃，农民没有出路。经济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这是规律。在农民数量不可能一下子减少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只愿意拿出越来越少比例的收入购买农产品，农民怎么可能从务农中获得收入的快速增加呢？这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现代农业等没有关系，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从务工方面来讲，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以处在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制造业为基础。而加工制造业是“两低一高”——低端产业、低利润、高竞争（任何国家都有生产能力），不可能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高收入的机会。何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仍然庞大，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事实上，正是农民工的低工资让中国依靠制造业打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从全球化中获了益。 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来自务农和务工的收入都不可能快速增长。当然，农民的绝对收入还会不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太快，相对收入则会降低。 但是，决定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往往不是农民的绝对收入是否增长，而是收入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之间的对比。当前，农民主要依靠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来获得收入。一般情况下，年龄比较大的父母一辈外出务工已经没有优势，正好可以在乡务农。而农村年轻人即使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务农收入，也不愿意呆在农村，而愿意到城市务工，见见世面。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拥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从而得以维持一个相对体面、有点闲钱的生活——前提当然是他们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果国家推行积极的城市化战略，将大量农民转移进城市，农民就不仅会失去务农的那部分收入，而且还要支付城市昂贵的生活费用。我们可以设想，离开了农村、收入没有保障的农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很多进城农民可能将不得不住在贫民窟。这不仅仅会造成农民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可能带来其他的严重问题，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导致农民支出增加的因素不只是进城，而且来自被鼓励出来的消费主义。农民被告知勤俭节约的消费观过时了，只有站在消费时代的潮头，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的中国农村，农民在消费上赶时髦的程度可能已经不逊于城市，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以无孔不入的广告为典型）对于缺少“文化”的农民来说，是一种更大的“政治正确”。因为缺少文化主体性，或者说因为农民传统的文化被宣布为落后的、愚昧的、可笑的，所以消费主义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容易占领阵地。这也是我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的深刻感受。我发现，农民一旦有钱，就会更加倾向于炫耀性的奢侈消费。山西煤老板的炫富消费不是偶然现象，在农民的传统价值观被摧毁后，消费主义文化也让农民“现代”起来：我消费，我存在。 不仅如此，我们的政策也愿意盯着农民的钱袋子。我们想出各种办法来让农民掏钱买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对他们改善生活和提高福利是否有用。甚至我们在论证为什么要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也是说一旦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就会更加愿意消费。 消费是一种政治正确，问题似乎只是农民没有消费能力。在缺少快速增加收入途径的情况下，消费主义文化会对农民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被调动的消费欲望使得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大幅度下降。因此，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为目的的各种“下乡”，可能不是改善了农民的处境，而是使农民的生存状况变差。 二、农民怎样过有意义的生活？ 好在当前农民仍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还没有被消费主义“殖民”到只能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地步。比如说，农民还有比较强的传宗接代观念，这一观念背后是中国式的祖先崇拜，而且农民从血脉亲情中感受到了天伦之乐，那是发自内心的幸福体验；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里乡亲，关系很近，村庄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是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撵走的自己的家乡，是他们有根的生活所在；农村生活费用低，农民自己有住房，且大都十分宽敞，通过劳动自给自足，而劳动本来就是人的内在需要；因为机械化和轻简化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对体力的要求降低了，越来越可以让农民从农作物的自然生长中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农村环境好，空气清新，与自然密切接触，等等。这些因素，让很多没有进城的农民在相对收入降低但绝对收入仍在增长、消费主义文化在扩张但未完全吞噬农村之前，仍然有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反过来想，在农民收入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难道就不可以提高他们的满意度或幸福指数吗？当前中国90%以上的农民是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且收入仍在持续增长中，这时候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农民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从消费主义的角度看，锦衣玉食才是值得追求的，而且还要“开发”出人的各种需要。而从人的自然需要看，粗茶淡饭可能更加有利于健康。我当然不是说农民不应该有口腹之欲和感官享受，而是说农民不能只是满足于这些方面。除了物质欲望以外，还要有精神需求和艺术审美。而当前农村，真正糟糕的恰恰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是精神生活方面存在问题。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殖民”下，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但他们的主体性在逐渐消失，生活中原有的意义也在丧失，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和追求人生的价值。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化自己的生活，是对生活中美的发现，是一种深沉的幸福体验。在农民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温饱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诗化的生活当然不属于农民。而今天，中国的农民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真正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当前农业生产方面，农忙时间一般只需要2~3个月，还有近10个月为农闲），但是如何让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却成为了巨大的问题。我在农村调查，深刻感受到，因为缺少健康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农村出现了严重病态。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闲暇都是少数人的事情，是与农民无关的社会上层阶级的事情，是贵族的事情。有闲的贵族发展出各种消费闲暇的方式，这些方式的核心不是依靠感官刺激，而是依靠品味与体验；不是诉诸身体，而是开发心灵。这就是文化和艺术，就是琴棋书画、诗歌、戏曲，等等。有闲阶级靠精神而不是靠物质来获得闲暇的意义。而第一次获得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因此就出现暴饮暴食、带彩娱乐，出现生活无规律、过度诉诸感官刺激。由此带来的身心严重受损，可谓触目惊心。而今天广泛深入农村的电视，虽然节目很多，内容丰富，但电视是快餐文化，是物欲的表述。相对来讲，传统戏曲，包括样板戏，不是要有耸人听闻的故事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要有对每一招每一式的品味，是对“功夫”的欣赏和体会。这才是艺术，是高雅的文化。 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大量闲暇时间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出健康的、具有农民主体性的消费闲暇的方式，是意义极为重大的现实问题，要让农民体验到美，诗化自己的生活，让农民获得心灵体验而不只是感官受到刺激。要做到这些，就一定要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强化“体音美”等艺术素质教育；组织有闲的农村老年人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合唱、写诗、打腰鼓、打门球、表演，等等）。总之，我们要建立适应新时期形势的农民文化主体性。 三、要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 农民是当前消费主义文化中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缺乏消费能力。而消费主义一再暗示，没有钱就没有一切，没有钱的人是废物，是社会应该淘汰之人。因此，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农民中处境最为糟糕的是农村老年人。如果说消费主义可以激励中青年农民拼命赚钱，那么农村老年人则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再有能力赚钱，用能否创造物质财富来衡量，老年人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市场经济的深入和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老年人处境恶化，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但是老年人也仍然需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人的价值不应该是外在的，而应该是内在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老年人自己感觉好就好，自己认为有价值就有价值，我们不能以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衡量他们的价值。因此，老年人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显然不是要通过创造物质财富和消费来自我实现，而是要在温饱不成问题的前提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对于已经丧失创造财富能力的农村老年人，社会若不能公正对待，不予理睬，情况就会相当糟糕，甚至可能导致老年人由于无意义感而自杀。而老年人的无意义感是会传导给中青年人的，老年人的高自杀率也会导致整个社会丧失预期。一个没有预期的社会是十分可怕的。 为了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处境，我们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湖北四村进行建设老年人协会的实验，主要是建立老年人活动中心，让老年人有一个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结果是，正因为有了一个属于老年人自己的活动场所，老年人之间的交往增加了，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四村成立老年人协会后，老年人自己总结出三个变化：时间过得快了，心情舒畅、身体变好了，上吊自杀的少了。通过相互之间的交往，老年人缓解了内心世界的无意义感，因为讲话、聊天、互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也创造出了意义。他们还自发开展了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乃至诗化了自己的闲暇时间，他们觉得青春又回来了。在没有增加物质消费的情况下，老年人获得了巨大的精神依托和精神享受，他们从生活中发现了美，幸福感因此大为增强。这可谓“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虽然是被迫的典型。 四、“低消费、高福利”与社会主义 如何让农民在收入不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得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增长，是关系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大问题。因为如果九亿农民持续不满意，中国就没有能力应对和消化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危机。 中国采取了维持小农经济的政策措施（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等），从而使九亿农民能够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能进城则进城，不能进城也至少可以维持还过得去的农村生活——这应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地保持了稳定的最大秘诀。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战略层面的意义。 仔细分析，这样的战略中潜伏着消极的思维——农民收入无法快速增长，又要让农民感到满意，所以我们就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来让九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力量；农民不能高消费，我们就通过其他方面的改进来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感，从而达到“低消费、高福利”；最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农民进城，农村问题越来越不是问题，全国人民就生活在高消费所带来的高福利状态下。 于是乎，农民现在因为没有高收入，只能低消费，而低消费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比较高的幸福指数；将来则是高消费下的高福利——我们如此认为和设想。但是问题恰在于，若低消费也可以高福利，我们为什么非得高消费？而且关键是，福利不等于消费，这是我们可以在九亿农民的生活实践中看到的事实。 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九亿农民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就可能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运动，而这个伟大的运动也许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一词的本来涵义。这个社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大不同在于，它关心的是人本身的价值，因此可以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改善人的处境：从物质，到精神，到心理；从人与人，到人与自然，到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从感官享受，到艺术审美，等等。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不只是从生产方式方面，而且是从生活方式方面，不只是从消费方面，而且是从意义方面，不只是从物质方面，而且是从精神方面，来理解和实现人的价值。 结 语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保持增长，而应该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角度，从人的真实需要的角度，来考虑人的合理消费。 有人说，没有消费就没有需求，就不能发展经济，这话不完全对。目前大量的“过剩”产能都是低水平的产能，为了消化这些过剩产能而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即使可以增加GDP，也不能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只是维持了当前的低端产业结构。产业不升级，中国经济发展就没有希望。而产业要升级，关键是要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走到发展战略产业和核心技术的路子上去。战略产业的发展和核心技术的掌握，不仅是中国得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不二法门。 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前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合理，而最为根本的是，今后社会经济即使发展到可以高消费的阶段，我们仍然不能奉行消费主义，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人的价值放到核心位置。 社会主义要将目前已经物化的人解放出来，创造真正的人的价值。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九亿农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多多少少开展了一些被动进行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他们诗化自己生活的实践不仅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目标，而且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示范与最为强大的动力源泉。

第二章主要提供各类数据图表，网民指6周岁以上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中国居民，个体用户调查总体样本60,000个，其中，住宅固定电话用户、手机用户各30,000个，样本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美国大学文学教育的衰落以及相关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特稿。

自2005年第一批中国青年志愿者走进埃塞俄比亚开始，至2011年底，已经有364名青年志愿者奔赴非洲各国。笔者深入调研了中国"援外青年志愿者"项目的运转和实施情况，本文结合此个案研究，来反思中国目前对非公共外交的定位、绩效及现存问题。

日前，萧开愚自选集《此时此地》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三个部分：诗作、译诗和二十余篇萧开愚称之为“从命作文”的文章。他从自己不同时期的诗作中精选了133首，组成本书的第一单元“诗选”。从1986年的《雨中作》，到写于2007年6月的《破烂的田野》，从《金华及东山印象》、《夜游》、《试试》这样的玲珑短诗，到气势磅礴的组诗《向杜甫致敬》，“诗选”就像一份由每一个“此地”汇聚而成的地图，中江风物、上海风情、西欧风气、中原风土，在萧开愚注重“此时此地”经验的写作中错综勾连。这种道思与情感地理学，恰如本雅明所说的那种既可以从中主动迷失又能借以确定自己位置的个人地图。另一方面，“诗选”也是被“此时此地”改写过的“彼时彼地”的地图。萧开愚在《后记》里说，这本集子中大部分作品在编入本书的过程中，他全部重写了一遍，“重写产生的作品具有此时此地经验的加入，因而是不必美满但生气勃勃的此时此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