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普通

每次突发事件演变成群体事件，通常是由这样一些人群参与： 当事人或家属；经济利益共同体；政治利益共同体；情绪共同体。

光伏产业，危机复兴的突破口？国家新竞争的制高点？一场围绕光伏产业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以光伏产业为核心打造“新能源大国”，是一个可能使中国经济一举摆脱“世界血汗打工仔”地位的最佳切入点。以国家意志、国家力量主导光伏产业的发展，是最容易汇集全民共识、最具缓解阶层利益对立的方案，可得“四两拨千斤”之效。

第一届中澳学术会议论坛录音整理

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了主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被芬兰学者帕罗内称之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的革命".为什么斯金纳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他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而能够被称之为一场"革命"?本文拟对此作一评述.

从上海美专到柏林中国美术展，二人经历了从吸引西方美育资源到向西方世界推广中国传统艺术的合作过程，表明了二人是以西方艺术教育「布道者」与中国文化「输出者」的形象进入历史的。而在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民族意识纠缠交错的时代，教育思想路线、艺术旨趣的一致与文化选择上的默契，则是促使蔡元培与刘海粟走到一起的根本缘由。

概而言之，民族主义有多个层次，对民族主义也有多种理解。马克思曾对黑格尔将民族主义看作一种独立力量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列宁亦不赞成强化民族主义的做法，我国学术界曾一度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1]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惟将各个事件置于具体发展阶段的框架中，我们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的任务赋予非洲民族主义以进步的内核，决定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积极作用。本文将就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作一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在国内，最早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是新闻界。早在晚清，学术界已注意到非洲（主要是埃及和北非地区）遭帝国主义瓜分的事实。[2]民国时期，《东方杂志》等刊物对摩洛哥事件和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有过报道。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非洲缺乏基本了解，对非洲的认识主要基于翻译。中国学者介绍与研究非洲民族主义始于1950年代后期。[3]重点是围绕非洲（或各国）民族独立运动这一主题，大部分是介绍现状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并先后出版了几本编著的关于北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通俗读物。[4]为数不多的学术杂志对非洲一些地区和民族的反抗殖民主义统治或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5]其中两所大学（南开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的世界史教研组集中研究北非和中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先后在《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6]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与政治时势和热点问题紧密联系。第二，主要是对民族独立运动的介绍。第三，受政治局势的影响，缺乏较为客观的分析。这是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始。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对非洲的学术研究曾一度中断，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恢复。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学术刊物上开始出现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非洲人民早期抗击殖民主义侵略的战斗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各种反抗运动，如苏丹马赫迪起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斗争、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起义和肯尼亚的“茅茅”运动。[7]第二，非洲人民在一战与二战以后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包括泛非运动）。这些论文有的是关于整个非洲大陆的；[8]有的是关于个别国家的，如尼日利亚、加纳、阿尔及利亚、苏丹、南非、埃及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9]第三，对非洲各国民族英雄或民族主义领袖的介绍。很明显，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已有所拓展，但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和资料的局限，大多数带有介绍性质和明显的宣传作用。值得指出的是，个别学者已开始涉及一些理论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对非洲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分析对对非洲社会主义的介绍。[10] 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围在1980年代进一步拓展。第一，对非洲民族主义领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包括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领袖和对非洲民族主义有重大影响的思想领袖。第二，有的研究开始涉及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具体课题。[11]第三，一些专著和简史著作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从国别史或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起源两个方面探讨了帝国主义与非洲民族主义的关系。[12]第四，对一些与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有关的资料进行了选译和介绍。[13]《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概况》（上、下卷，1980）虽是内部编译出版，但此书第一次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形成和基本状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1986年由中央党校翻译出版的《非洲的政党》也为研究民族主义政党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1990年代出版的几部颇有份量的专著均涉及了非洲民族主义或与此有关的专题。由吴秉真、高晋元主编的《非洲民族独立简史》（1993）是我国学者研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部专著，分8个部分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1970年代葡属非洲和80年代南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探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彭树智，1992）对纳赛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宁骚的《民族与国家》（1995）将理论与个案相结合，对一般性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研究了南非的种族关系和种族隔离制度。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的《非洲通史•近代卷》（1995）和陆庭恩、彭坤元主编的《非洲通史•现代卷》（1995）的有关章节分别阐述了非洲反殖斗争和一战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 在1990年代后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有关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唐大盾选编的《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 1900-1990》（1995）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集中了非洲民族主义的两个重要内容——泛非主义与非统组织的有关文献资料，内容包括泛非会议的决议、宣言、章程等重要文献，为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资料。杨灏城的《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1997）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最突出的个案研究。该书不仅史料翔实，论据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方面的成功尝试，而且对民族主义领袖的作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此外，其他成果也相继出版，如李继东在《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1997）中对非洲民族主义独立后遭受的挫折进行了研究；刘鸿武在《黑非洲文化研究》（1997）中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的非洲黑人文化复兴运动及当代非洲国家创建统一国民文化的实践；徐济明、谈世中的《当代非洲政治变革》（1998）从宏观角度对非洲国家独立来的政治变革进行了梳理，重点剖析了1980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化浪潮。 张宏明的《多维度视野中的非洲政治政治发展》（1999）就非洲的“部族主义”以及各种政治思潮对非洲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陆庭恩、刘静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与政党制度》（1999）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产生及其在一战、二战及独立后的几个阶段的活动分别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民主化浪潮对非洲政党的影响。李安山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1999）以加纳东部省为个案，探讨了农村各社会阶层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并就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一些关于非洲政治领袖的传记从不同方面记述了这些民族主义斗士的生平。[14]在199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较有份量的学术论文。[15]最新出版的由葛佶主编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2000）收入了“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等内容，综合了国内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位论文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颇有份量，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的博士论文“埃及民族主义研究”（2000）等。 （二） 早从1950年代后期始，国外学者即开始进行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托马斯•霍季金的精典著作《殖民地非洲的民族主义》从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变化入手，从城市化、新的社会成份以及新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根源。[16]他的另一篇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殖民地人民构成了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殖民地人民需要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社会精英具有双重合法身份——前殖民社会的继承者和大众意志的代言人。[17]他于1961年又发表了《非洲的政党》，不仅对非洲大陆在非殖民化期间的政党情况进行了概览，还对一些现象（为什么一党制在非洲一些国家盛行？非洲政党是以何种方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非洲独立国家存在的两种政党即群众政党和精英政党的区别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这一时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相关问题的国别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主要的有霍特的《苏丹的马赫迪国家》（1958）；科尔曼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背景》（1958）；阿赫麦德的《埃及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1960）；苏联学者达什克维奇的《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1960）；D. A.罗的《乌干达的政党，1949-1962》（1962）；基博姆的《加纳政治史：黄金海岸民族主义的崛起》（1963）；阿普特的《处于过渡中的加纳》（1963）；佐尔伯格的《象牙海岸的一党制政府》（1964）；勒文的《喀麦隆：从托管到独立》（1964）；奥斯汀的《加纳政治，1946-1960》（1964）；克劳福德•杨的《刚果的政治：非殖民化与独立》（1965）；基尔森的《对一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变化：塞拉利昂的现代化进程研究》（1966）；巴雷特和恩贾玛的《来自内部的茅茅》（1966）；兰格的《南罗得西亚的起义，1896-7》（1967）；尼科尔编的《阿非利堪纳斯•霍顿：现代非洲民族主义的黎明》（1969）。这些著作对非洲民族主义的起源、背景、发展及各种因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从个案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概括性结论。 除霍季金的早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尝试着对整个大陆或非洲的某一地区的民族主义或政治思潮进行概括。例如伊曼纽艾尔的《非洲：独立的政治》（1960）；罗伯特•罗特伯格的《中非民族主义的兴起》（1965）；罗伯特•朱赖的《现代非洲思想的起源》（1967）；马丁•克莱因的《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与帝国主义》（1968）；亨利•威尔逊的《西非民族主义的根源》（1969）；科尔曼和罗特伯格主编的《热带非洲的政党与民族一体化》（1964）等。弗朗兹•法农的四部著作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精神武器。[18] 科尔曼的长篇论文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在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变为金钱经济（即以生产经济作物为主）、雇佣劳动力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形成；社会因素有城市化、社会性移动和西方教育；在宗教和心理上，主要有基督教的福音传道和对受西方教育者的忽略；在政治上，对传统权威的否定、“民族”象征的逐渐形成等。[19]克劳福德•杨提出了民族主义发展的五阶段论：初始抵抗、千禧年抗议运动，城市骚乱与暴力，前政治现代协会和政党。[20]T.O.兰格对中、东非的研究揭示了初始抵抗与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联系。[21]在第一届国际非洲历史学家大会上，来自莫斯科大学的A.B.戴维逊第一次提出了民众反抗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不重建民众反抗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非洲人民的过去。非洲人民对殖民入侵的反抗构成了“非洲人民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22] 津巴布韦学者西索尔的《非洲民族主义》（1959）是非洲学者中最早论及这一主题的著作。非洲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作用。非洲人民的反抗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殖民侵略的反抗、殖民统治下的反抗（包括城市里的反抗）、具有要求自治这一明确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戴克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研究揭示了非洲近代商人在与殖民者争夺经济利益时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希贝尔的博士论文对代表独立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拉西姆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苏丹民族主义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艾利夫关于马及马及起义的长篇论文揭示了非洲的早期反抗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机联系；扎西尔•库莱西对埃及自由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阿贾伊和阿严德拉对基督教在尼日利亚的影响和知识分子作用的研究表明：19世纪的非洲知识分子已在可能的范围内用自己的武器对西方统治者提出了挑战。[23] 到1970年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个案研究虽然有所减少，但却不断深入。有的是对早期民族主义者或某一次运动的研究，如阿严德拉的《神圣的约翰逊》（1970）和西拉•马克斯的《犹豫不决的起义：1906-08年的纳塔尔骚乱》（1970）；有的是对某一国家或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探讨，如约翰逊的《塞内加尔黑人政治的崛起》（1971）；贝希尔的《苏丹的革命和民族主义》（1974）；艾扎克曼的《莫桑比克的抵抗传统》（1976）和约瑟夫的《喀麦隆的激进民族主义》（1977）；有的是对某地区武装反抗殖民侵略的个案分析，如克劳德主编的《西非的抵抗：对殖民占领的军事反应》（1971）。有的著作是对非洲民族主义反抗、政治和社会演变和民族一体化的综合研究，如罗特伯格和马兹鲁伊主编的《黑非洲的反抗与权力》（1971）；马科维兹的《非洲的权力与阶级》（1977）；马兹鲁伊的《非洲的政治价值观与知识精英》（1978）；科恩和米德尔顿的《从部落到民族》（1970）；斯莫克和班兹-恩吉尔的《非洲寻求民族一体化》（1979）。关于南非民族主义的研究较为突出，如沃尔什的《南非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1952》（1971）和格哈特探讨黑人政治的《南非的黑人权力：一种意识形态的演进》（1978）。还有研究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著作，如斯塔尔茨的《南非的阿非利卡人政治，1934-1948》（1974）；莫迪的《阿非利卡王国的兴起：权力、种族隔离制与世俗宗教》（1975）；吉里奥米和托瓦特的《阿非利卡人的政治思想》（1978）等。 民族独立呼唤文化的复兴。在197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已经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较为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24]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于1955年；次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开始发行。从1965年开始，由戴克教授主持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开始出版。在“导言”中，戴克教授批判了将文字档案等同于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的殖民史学传统，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虽然“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简称为“达尔学派”）的称呼出现较早，但这一学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则是在1970年。当时，两位在乌干达任教的南非学者在《非洲事务》上发表文章，对达累斯萨拉姆学院历史系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和批判。他们在批评文章中认为，达尔学派共同关心五种课题：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歪曲的前殖民地非洲的历史；殖民统治时期的初始抵抗；救世主运动和非洲独立教会史；新的受教育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源。[25]可以看出，这两个学派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非洲民族主义。 最为重要的是，非洲自己培养的学者已经出现，他们的博士论文系列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其中以美国西北大学与人文出版社联合发行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影响最大。这一丛书以出版非洲学者博士论文为主，其中涉及民族主义的专著有十多种。有的论及基督教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如阿贾伊和阿扬德拉的精典著作被收入这一系列。有的是对非洲近代王国的兴起及对西方殖民入侵的抵抗，如库柏的《祖鲁的后果》、拉斯特的《索科托哈里发王国》和奥罗伦蒂梅亨的《塞古的图库洛尔帝国》等。有的是关于殖民主义入侵后非洲社会的演变，如伊凯姆的《尼日尔三角洲的竞争》、阿德勒耶的《尼日利亚北部的权力和外交，1804-1906》、阿肯托耶的《约鲁巴兰的革命与权力政治，1840-1893》和阿坦达的《新奥约帝国》。由奥罗伦索拉主编的《非洲的文化次民族主义政治》（1972）是一部较有份量的著作，分别论及了尼日利亚、乌干达、塞拉利昂、刚果（金）、肯尼亚等国存在的民族问题。 1980年代，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一体化过程中的族体问题和南部非洲的研究。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建构仍在进行。学者对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各地方民族的不同要求、国家的民族政策及民族的自治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罗斯奇尔德和奥罗伦索拉合著的《国家与族体的要求：非洲的政策困境》（1983）；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4）；本杰明•纽尔伯格的《后殖民非洲的民族自治》（1986）；约翰•马卡基斯的《非洲之角的民族与阶级争斗》（1987）。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5）则是对二战以来的非殖民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和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各种政治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是一部较全面的政治史。 对国别和个案的研究仍在继续，如布里奇曼的《赫雷罗人的起义》（1981）研究了1904-1907年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的反抗斗争；兰格的《津巴布韦的农民觉悟与游击战争》（1985）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的农民反抗；大卫•兰的《枪和雨：津巴布韦的游击队和神灵巫师》揭示了民族独立运动中传统宗教领袖的作用；贝纳特和邦迪在《南非农村的隐蔽斗争》（1987）研究了8例个案，批评了白人政权将黑人之间的冲突称为“部落冲突”的说法,并就农民反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斯坦的《马克斯•加维的世界：现代社会的种族和阶级》（1986）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加维这位特殊人物对非洲特别是对泛非运动的影响。韦尔主编的《部落主义的创造》（1989）对非洲国家“部落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进行了探讨。戴蒙德的论文对有关非洲族体性和族体冲突的研究进行了述评。[26] 国际非洲历史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集中在殖民主义时期。由阿兰•艾扎克曼和琼•海主编的“非洲社会历史丛书”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不少著作与民族主义课题有关。例如J.M.彭温的《非洲工人与殖民种族主义——洛伦索-马贵斯莫桑比克人的战略与斗争，1877-1962》（1995）；乔纳森•格拉斯曼的《盛宴与骚动：斯瓦西里海岸的狂欢、反抗与民众意识，1856-1888》（1995）。马多克斯和韦利弗将半个世纪以来发表的有份量的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分为四卷（殖民征服、殖民统治、民族独立运动和1960年代以后）出版，为研究非洲民族主义专题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7]扎奇鲁克的新著以尼日利亚为例，揭示了作为现代民族主义先驱的非洲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及其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8]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1990年代社会科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多与民主化中的民族冲突这一问题相联。有的学者探讨在民主化浪潮中日益突出的民族主义与族体认同问题。[29]在诸多关于非洲民主化的研究中，涉及民族问题的代表作是由哈维•格利克曼主编的《非洲的族际冲突与民主化》。这是一部相当有份量的论文集，收集了关于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索马里、贝宁、加蓬、刚果、喀麦隆、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族际冲突的形成、类型、特点及与民主化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们还就解决族际冲突提出了看法。不容置疑，非洲民主化一方面刺激了各国的族际冲突，同时也为解决民族冲突提供了新的机会。[30] （三） 意大利民族主义先驱马志尼曾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如果“民族”指的是政治民族，这种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典型；但如果他指的是文化民族，那么一个国家的居民均属同一文化民族的情况实在太少。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统计，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仅有12个单一民族国家。[31]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期，荷兰有2-3个族体，英国和爱尔兰有8个，法国也有8个，丹麦王国有6个，撒丁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各有2-3个，西班牙有5个。[32]时至今日，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个别地方民族仍在为民族自治而努力。 非洲学者奥罗伦索拉指出，“‘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这一短语可能是用来描述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恰当名称，但用它来形容新生的非洲国家特别适用。”[33]英国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和俄国非洲学专家伊斯玛基洛娃均同意非洲存在着“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除了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还有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的民族主；除了肯尼亚的民族主义，还有基库尤人和卢奥人的民族主义。[34]对于后一种民族主义，有的学者用“部落主义”（tribalism）来描述，而我国有的学者喜欢用“部族主义”来形容。我曾将将这种“民族主义”定义为“地方民族主义”。[35] 民族争斗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北美印第安人从未承认过外族对他们的统治；[36]美国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直在为自己的民族权利而斗争；英国的爱尔兰人从未停止过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民族一直在通过合法手段争取自治权利；[37]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组织“埃塔”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恐怖活动来达到分离的目的。巴尔干因其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多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以亚洲为例，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在有的国家，长期的武装斗争成为地方民族争取分离的手段。在更多的国家，民族矛盾和冲突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障碍。 我们有必要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在非洲会出现“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情况？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冲突会引起世界的如此关注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在殖民统治建立以前，非洲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多种形式，诸如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和扩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家族(lineage)和酋邦(chiefdom)，氏族(clan)和部落(tribe)。这些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以血缘和亲缘为联系纽带。这种自古延缓至今的共同体和社会组织既无固定界限又相互交织。在奴隶贸易时期，这种亲缘关系及其思想意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一方面，由于王国或酋邦等政治结构被破坏和谋求生存的需要，在奴隶流动（非洲内陆的奴隶贩卖和释奴的择地安置）过程中，亲缘关系和亲属意识成为非洲人唯一可以依赖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引发了政治动乱、资源紧张和社会分化，而殖民政府对非洲民族的误解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不和。以位于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卢瓦勒人（Luvale people）、隆达人（Lunda people）和洛齐人（Lozi people）为例。奴隶贸易时期，卢瓦勒人曾掠隆达人为奴，而隆达人曾与洛齐人结成联盟以获取帮助。后来的英国殖民政府误将卢瓦勒人和隆达人均看作是洛齐人的臣民，从而引起两个民族的反抗。[38] 欧洲的现代国家是在大大削弱了血缘亲属关系的封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布洛赫在他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著名论著中指出：正是因为亲属关系不再适应新的情况，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才得以发展起来；“对于受到因暴力氛围而滋生的许多危险威胁的个人而言，亲属集团似乎并不能提供适当的保护。”“亲缘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本成分之一；其相对薄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存在封建主义。”[39]然而，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却没有经历这一阶段。相反，在殖民主义时期，外来统治的异己性迫使非洲人寻求其他的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亲属关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加强。 殖民统治一方面加速了将非洲作为边缘地区拉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并将其融入殖民体系之中。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从未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整合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他们力图培养所谓的“部落”意识，以阻止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融合。殖民地的税收迫使非洲农民走上出卖劳动力的道路，而缺乏民族一体化的具体措施和陌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不得不以亲缘关系为联系纽带。在殖民统治时期，生活在城市或矿区的非洲人表现出强烈的“部落”意识，这种奇特现象曾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所谓“部落性”（tribalism）正是亲属意识或血缘关系的本质体现，也是独立后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40] 其次，既然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均存在着民族问题，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矛盾会引起全世界如此广泛的注意呢？这有以下原因。 第一，世界舆论习惯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此，这个大陆上50多个国家中任何一国发生的事都可以冠之以“非洲”。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观察方法，却是现实存在。如果从各国发生的民族冲突占大陆的比例看，非洲大陆民族冲突的比例决不会比亚洲的高，更不会比北美洲高。客观地说，在非洲国家中，因民族矛盾引发政权危机的并不多。北非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南部非洲只有已成为历史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东非的少数国家曾经有过民族争斗，但不能排除大国干涉的背景；西非只有少数国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冲突，这些冲突又往往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引发大规模冲突主要发生在大湖地区。 第二，个别非洲国家的民族矛盾曾经引发较大的冲突或恶性事件。有的国家出现了某一民族的独立要求（如尼日利亚伊格博族曾成立的比夫拉共和国），而另一些国家出现了罕见的民族仇杀（如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抹上了一层难以清除的耻辱。更有甚者，这种冲突持续的时间长，由此引发的政治事件或引起世界的重视（如军事政变或政权倒台），或对周围邻邦产生连锁反应（如大湖地区的难民潮）。这种消极的政治现象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冲突背后有大国干涉的因素。这种大国干涉的原因有历史遗留的殖民宗主国关系，有对势力范围或稀有资源的争夺，有军火贩卖的交易，还有意识形态的争论。有的大国为了政治的需要，制造种种借口为自己的干涉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有的在进行了某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后为了模糊视听，将带有明显政治动机的冲突称之为“部落冲突”。如持续二十余年的乍得冲突即是这种情况。 殖民统治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产生了非洲的民族主义。特殊的环境产生特殊的意识形态。由于非洲现代国家的独立早于民族的融合，非洲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种族性。正如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阿贾伊指出的，19世纪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它不是尼日利亚的；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尼日利亚并未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而存在，“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非对尼日利亚的忠诚，而是作为非洲人的种族意识。”[41]换言之，“非洲民族主义的动力并不是那种对一个力求保护和维护自身权利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统一体的归属感，而是一些具有种族意识的现代派的运动，这些人力图在欧洲主子强加的人为边界之内，由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政治和文化的新民族……”。[42]这种民族建构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国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存条件。一旦这种保护不存在，人们失去了安全感，其直接后果是公民对国家失去信任。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有的依靠宗教或巫术（不稳定的非洲国家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宗教或巫术活动），有的借助民间社会组织（如非政府组织），有的依靠现代组织（如专业团体），更多的则借助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在文化传统上更易于置身其间的地方民族势力。地方民族主义应运而生。由于一些国家政权被滥用，或未得到合理的利用，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得以加强。虽然殖民统治时期确定的人为边界是独立后各种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的内部因素（如经济不发达、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外部因素（外国势力的干涉）对地方民族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容否认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失误和国家政权不稳定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最后,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国非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43]第一，切忌对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抱教条主义态度。第二，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消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44]第三，在研究非洲民族问题时应该注意用历史方法来进行分析。第四，要充分认识我国非洲学研究与国外学术界的差距。我国的非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45]以民族学为例。这是一个实证性要求极强的学科。英、法、德、美和前苏联均有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到非洲进行过长期的实地考察，由此产生了各种学派和观点。然而，我国从未有专门的民族学家就非洲各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过实地考察或个案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创造”出中国学者关于非洲民族形成的理论呢？ （此文原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1]民族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客观认真的研究，发表了相当多的成果，较有份量的如唐文权：《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关于清朝出版的有关非洲的主要著作和译作，可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76页，表1.2。 [3]下面较为详细的介绍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其二，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非洲学研究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4]吴秉真：《从黑夜走向黎明的非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吴休编著：《埃及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罗科编著：《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的埃及》，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范俑编著：《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言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陈力编著：《喀麦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山西日报资料组编：《走向独立自由的非洲》，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 [5]如纳忠：“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与民族的觉醒”，《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郑道传：“纳赛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学术论坛》，1957年第1期；马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1期；王俊怡：“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4期；王珍：“帝国主义对刚果的侵略与刚果人民的斗争”，郭起寿：“刚果人民反殖民斗争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8期；非知：“阿散蒂人民的抗英斗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8期；顾家稼：“现阶段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雅菲：“发展中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国际问题研究》，1960年第1期；瞿季木：“近代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江海学刊》，1963年第1期；顾章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的觉醒”，《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6]南开大学历史系：“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摩洛哥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8年第12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利比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60年第8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喀麦隆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 [7]如彭坤元等：“苏丹人民反殖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1881年-1885年的马赫迪武装起义”，《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蒋学成：“近代南非马达别列人和马绍纳人的抗英斗争”，《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毛天佑：“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南非人民抗击殖民侵略的武装斗争”，《亚非问题研究》，1979年第1期；陈公元：“苏丹历史上的马赫迪起义”，《教学通讯》，1980年第12期；罗洪彰：“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是何时结束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陆庭恩：“肯尼亚‘茅茅’起义的原因”，《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丁邦英：“马及马及起义”，《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 [8]李庆余：“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1979年第2辑；胡有萼：“二次大战后蓬勃发展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西亚非洲》，1980年第3期；唐同明：“空前高涨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王存华：“两次世界大战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蜀岗：“关于非洲民族民主革命进程的探讨”，《西亚非洲》，1981年第3-4期；唐大盾：“泛非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西亚非洲》，1981年第6期。 [9]唐同明、向群：“论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赵建萍：“纳米比亚的民族独立问题，”《西亚非洲》，1980年第4期；王少奎：“华夫脱和埃及民族独立运动（1918-1922年）”，《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唐同明：“论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10]秦晓鹰：“民族资产阶级能不能领导当代民族解放运动？浅析肯尼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点及历史作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王春良：“扎伊尔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兼谈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林修坡：“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 [11]秦晓鹰：“尼日利亚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特点”，《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王忠林：“本世纪初黑非洲的反殖宗教运动”，《西亚非洲》，1984年第3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发展”，《西亚非洲》，1985年第6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关于非洲“部族”问题的有关争论及论文，参见本书第六章。 [12]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3]这些选译资料主要发表在《共运资料选译》上。 [14]以曼德拉为例，各种传记超过十种。较具影响的有杨立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温宪：《黑人骄子——曼德拉》，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李安山：《南非斗士曼德拉》，学苑出版社，1996年。 [15]葛公尚：“非洲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李安山：“西非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西非民族主义论纲之一”，《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李安山：“论新马赫迪主义与苏丹民族主义的关联”，《亚非研究》，第5辑（1995年）；刘鸿武：“论当代黑非洲的部族文化整合与国民文化重构”，《西亚非洲》，1997年第3期；唐大盾：“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由来和发展”，《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杨灏城：“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 [16]他在大学学的是古典学和哲学，由于他负责牛津大学校外课程，与非洲交往甚多，从而对非洲产生了兴趣。 [17]Thomas Hodgkin, “A note on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nationalism,” William John Hanna, ed.,Independent Black Africa, Chicago, 1964, pp.235-252.原文发表于1961年。 [18]Frantz Fanon,Les Damnes de la Terre, Paris, 1961;Pour la Revolution Africaine, Paris, 1964;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1965;Black Skins, White Masks, New York, 1967. [19]J. S. Coleman, “Nationalism in Tropical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1954), pp.404-26. [20]C. M. Young,Politics in Congo: 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65, pp.281-9.研究民族主义的安东尼•史密斯后来又作了修正。Anthony D. Smith,State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World,Sussex, 1983, pp.37-58. [21]T.O.Ranger, “Connection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9:3(1968), pp.437-453; 9:4(1968), pp.631-641. [22]A.B.Davidson, "African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T.O.Ranger, ed.,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1968, pp.177-188. [23]K.O. Dike,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New York, 1956; Mekki Shibeika,The Independent Sudan: The History of a Nation, New York, 1959（已有中译本）; Al-Rahim,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u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John Illif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aji Maji Rebellion,”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8(1967), pp.495-512; Zaheer Quraishi,Liberal Nationalism in Egypt, Allahabad, 1967; J.F.A.Ajayi,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London,1965；E.A. Ayandele,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1842-1914, London, 1966.关于埃及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研究目录，参见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 [24]关于这两个学派的情况，可参见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李安山：“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25]D. Denoon & A. Kuper, "Nationalist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natio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Dar es Salaam,"African Affairs, 69(1970), pp.329-349. [26]Larry Diamond, "Review article: ethnicity and ethnic Conflict,"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5:1(1987), pp.117-128. [27]G. Maddox and T. K. Welliver, ed.,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frica(4 volumes), New York, 1993. [28]Philip S. Zachernuk,Colonial Subjects: An African Intelligentsia and Atlantic Idea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29]William Miles & David Rocheford, "Nationalism versus ethnic identity in Sub-Saharan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2(1991), pp.393-403. [30]国外学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里只能将作者认为较重要的专著作大致介绍。 [31]E.J.Hobsbawm,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Anthropology Today, 8:1(1992), p.4. [32]转引自[苏]柯毕夏诺夫：“非洲的民族、宗教和语言”，《民族译丛》，1985年第1期，第33页。 [33]Victor A. Olorunsola, ed.,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 in Africa, New York, 1972, xiv. [34]Anthony D. 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176；[俄]伊斯玛基洛娃：“现代黑非洲的民族偏执与民族一体化问题”，《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第25页。 [35]“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还可参见李安山：“浅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缘起”，《北大史学》，第8辑，2001年。 [36]本人在加拿大留学时，曾多次参加每年7月1日在多伦多皇后公园举行的加拿大国庆活动。每次都有印第安人参加这种庆典活动，他们在表演节目之前总要发表声明：北美印第安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37]关于对英国爱尔兰人和加拿大魁北克人民族主义的研究，可参见Katherine O'Sullivan See,First World Nationalisms: Clas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Quebec, Chicago, 1986. [38]Robert Papstein, "From ethnic identity to tribalism: The Upper Zambezi Region of Zambia, 1830-1981," in Leroy Vail, ed.,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1989, pp.372-394. [39]Marc Bloch,Feudal Society, Chicago, [1940].1961, pp.142,443. [40]关于“部落主义”与亲属血缘意识的关系，可参见Peter Ekeh, "Colonialism and the two publics in Africa: A theoretical statement,"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1(1975), pp.91-112; Peter Ekeh,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wo contrasting uses of tribalism in Afric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2:4(1990), pp.660-700. [41]J.F.Ade Ajayi, "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Nigerian nationa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2:2(1961), pp.196-209. [42]转引自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第七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458页。 [43]本人曾详细论述过这一问题。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中的‘部族’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44]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亚非研究》，第4辑（1994）,第66-86页。 [45]可参见张毓熙：“中国非洲学著作近百年出版情况概析”，《西亚非洲资料》，1994年第2期。  

20世纪是中国与非洲共命运的世纪，主要表现在列强瓜分、社会剧变、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方面。中国学界对非洲经历了从相识、支持、了解到研究的过程。①从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以来，国外对中国十分关注，中国的对非洲政策也引起各种反响。2006年1月《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标志着21世纪中国对非洲政策日趋成熟。学者们在论及中国对非洲政策时一般强调其连续性，而忽略其调适与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已逐步完成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 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变（重点转入国内经济建设）。对非洲政策的第一个变化是从强调意识形态上的结盟转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对话。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政党关系，但也表现在国家间的交往方面。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又于60年代初提出了对非洲关系“五项立场”和经济援助“八项原则”。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亚、非、欧14国，其中有10个非洲国家。在访问非洲途中，他提出了中国处理非洲关系的立场和原则。②在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会谈中，周总理强调中国坚持以下立场：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国家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③“五项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帝反殖，是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重要宣示，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十分明确。1964年1月18日，周恩来在加纳回答记者提问时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将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援助时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需要时可延长期限，以减少受援国负担；援助的目的是使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增加收入；提供自己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质，按国际市场议价，不合商定规格和质量的保证退换；提供技术援助时要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中国援助专家与受援国专家享受同等待遇，不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④ “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基础。客观地说，1949～1978年，中国对外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⑤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实施了联苏反美的“一边倒”（20世纪50年代）、“反帝反修”（20世纪60年代）与联美反苏“一条线”和“一大片”（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⑥当时对非洲政策的基点是，中国应站在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反修的第一线。⑦这种强调意识形态的取向实源于对中国不利的国际形势。西方的敌视政策迫使中国寻求较有利的外交空间来谋求自己的生存权利。 由于坚持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挂钩，中国对非洲外交曾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⑧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有过交往，后来因为中苏论战等原因，中国共产党中断了与他们的关系。1967～1969年，中国共产党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关系因他们的亲苏立场而一度疏远。刚果劳动党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党际关系以加强合作，中方以对方不是共产党为由予以拒绝。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该党主席恩科莫曾5次访华，并提出建立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因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拒绝。两党关系直到1981年才开始正常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非洲政党只有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几个“共产主义小组”。1977年7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会见莫桑比克代表团后指示中联部、外交部对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问题进行调研；11月，两部联名上呈《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12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请示，决定开展对非洲执政党的工作。中联部从1978年开始接待非洲执政党来访。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上的突破，极大地推进了对非洲关系的发展。之所以说是突破，因为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开始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政党的交往迅速发展。⑩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并提出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11）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交往日益增多。（12）从1978～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政党共派出230多批代表团访华，其中包括党主席、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等主要领导134人。同期，中国共产党派出56批党的代表团、组访问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9个国家的执政党。（13）截至2002年，中国共产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约40个国家的60多个政党建立联系，其中30多个是执政党。（14）仅在2005年，就有24个非洲政党访问中国，而中国共产党访问非洲代表团达19个。在政党交流活动中，双方议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服务于经济建设及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议会也开始互访。（15） 非洲的政党和政权可谓千差万别。（16）然而，中国共产党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非洲政党的交往大大加强并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交往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加强合作，也与其他政党发展关系。第二，交往对象不以执政党为限。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执政党加强联系，还与一些非执政党交往。第三，交往内容不限于政党政治。双方交往的内容不仅涉及政党政治，还致力于促进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17） 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非政治关系在广泛的基础上逐步加深。中国领导人不断访问非洲，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频繁。1995年，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访问非洲掀起新的“非洲热”。江泽民同志曾4次访问非洲，并于1996年访问非统组织时提出对非洲关系“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18）胡锦涛同志已4次访问非洲，他于2004年访问非洲时重申了中国对非洲的基本政策：“坚持巩固和发展中非人民传统友谊，尊重非洲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平等互利，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谋求共同发展。”（19）政党关系的开拓促进了中非关系的发展，成为中非交往的重要内容。有的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对非洲关系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只有一个原则：建交国不能与台湾保持关系。（20）   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洲政策的第二个变化是从强调政治交往到多方面与多层次的交流。 从建国到1978年，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重点集中在三方面：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联合进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援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中国全力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除了从道义上声援非洲人民外，还给予物资和人力援助，并为非洲独立运动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21）非洲国家独立后，中国开始在反帝、反霸的斗争中争取非洲作为同盟军。（22）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由于受到为世界受压迫人民谋幸福、与超级大国对着干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境的驱使，中国对非洲援助是在承受了国内经济压力的条件下进行的。中非经济关系由两方面构成：中国对非洲贸易与对非洲的援助。中非贸易总额1977年才达到7.2亿美元。（23）1956～1977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76亿美元）的58%.（24）20世纪70年代，苏联虽是非洲的第一大军火商，但对非洲的援助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中国对非洲援助达18亿美元，相当于苏联援助的2倍。（25）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非关系的发展势头在短期内出现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对非洲援助下滑。从表2可以看出，1976～1980年的年均援助数额为94万美元，但这一数额应主要为1976～1978年的援助数。（26）1982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后，援助有所增加。第二，贸易额下降。从表3可清楚看出这一点，中非贸易额从1980年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82年除外），1986年才开始回升。第三，医疗队人数减少。表4表明：1979年和1980年中国没有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在1978～1983年，驻始派医疗队国家的人数和医疗站点均最少。这一时期虽然短暂，但不容忽略。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变化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对非洲援助一直在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国内建设需要资金；其次，经济建设急需外资和技术，加之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缓和，中国政府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到与发达国家的沟通上；再次，与两个主要受援国（阿尔巴尼亚与越南）关系的恶化使中国认识到对外援助的局限性。当然，中国领导层交替使政策的连贯性也受到影响。（27）很明显，中非双方要建立持久的关系必须有新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处于战略思维的转变期。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口号，并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对外交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28）3个月后，中国政府总理访问非洲多国，并在此期间宣布了中国对非洲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29）“四项原则”是对前述“八项原则”的补充和发展。“八项原则”是关于援助非洲工作的，“四项原则”是针对经济技术合作，这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的政策，具有互补作用；前者主要是约束中方，在实践中利弊各现；后者强调双向合作和共同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因地制宜，以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这无疑是对新形势的政策调适，从而构成了中非经济互利合作的整体原则，对非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30） 为了使非洲国家外交官更加了解中国，1996～2004年，中国外交部还委托外交学院举办了9期英语和法语的“非洲外交官‘了解现代中国讲习班”，2001年和2004年举办了两期阿拉伯语研习班。1999～2003年，研习班邀请了一些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参加：1999年为非统组织；2000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1年为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西共体、非统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2002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3年为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一举措使中国与非洲地区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也为开展经济合作设立了平台。为了使代表们全面了解中国，讲习班第一阶段讲授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内容，并参观名胜古迹和观看文艺节目；第二阶段组织访问2～4个城市，参观当地企业、农村及博物馆，并同当地人士座谈。这种活动使非洲代表直接感受中国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特别是中国关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部署使中非关系扩展到各个方面。目前，中国已与26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分别与41和46个非洲国家签有贸易协定、文化协定，中非双边多边合作机制逐步健全，合作方式日趋多元化。（31）从1991年起，中国外交部长每年正式出访的第一站总是非洲。中国与2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部间政治磋商机制。中非交流涵盖众多领域，如经贸合作的扩展、文教交流的扩大、医疗卫生援助的持续、（32）军事交流的加强、（33）民间交流的拓展，等等。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教育交流与经贸合作。 1.教育交流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非教育交流主要局限于接收留学生。从90年代起，教育交流已发展到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主要表现在高层互访、互派留学生，中国派遣援助非洲的教师，人才培训，在非洲国家建立各种实验室等。（34）中国教育部代表团在90年代访问了近20个非洲国家；43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派遣了5669名留学生，中国也向10余个非洲国家派遣了100多名留学生；238名中国援助非洲的教师遍布30余个非洲国家。为了更有效地为非洲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国增加了非洲来华研究生比例。中国教育部自1998年始为非洲国家举办培训班。截至2003年底，中国在21个非洲国家实施了43期高教与科研项目，开设了具有中国特点又为非洲国家急需的学科及相关实验室21个。（35）2005年，中国教育部委托11所院校单位举办了12期培训班和研讨班，内容包括高教管理、远程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来自41个亚非国家的教育官员、学者和技术人员参加了学习。（36） 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交流，中国教育部下属高校还成立了多个培训基地，如天津工程师范学院非洲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着重为非洲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成功地与非洲国家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国还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87名职业教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加强与非洲国家教育部门的合作，除进行汉语培训外，先后举办了“非洲高等教育管理研修班”、“非洲英语国家大学校长研修班”和“非洲法语国家大学校长研修班”等。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对非洲教育官员进行教育管理和远程教育培训。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促进技术项目在非洲的推广方面取得了经验。天津中医学院等中医院校则先后为非洲培养了一批专业中医药技术人才。（37）目前，教育人才培训工作逐步形成一套“请进来，走出去，扬我长，重效益”的经验。（38）在2005年11月召开的首届北京“中非教育部长论坛”上，国务委员陈至立宣布了中国对非洲教育援助与合作交流的四项承诺：扩大中非留学生项目、举办各类学术研讨班、进行教育管理培训和在非洲进行中文教育。（39） 2.经贸合作1950年以来，中非贸易主要局限于国家间贸易。国家干预的成分使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但缺乏活力。近年来，中非贸易出现一些新特点，其中之一是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走向非洲。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有赶超国营企业的趋势。（40）中非贸易额从50年代的1000多万美元增至2000年的100多亿美元，2005年达397.4亿美元。中国与非洲的互补性可以从商品构成看出。2004年，中国出口非洲商品前四位分别是机电（41%）、纺织品（18%）、服装（11%）和高新技术产品（8%）；从非洲进口产品前四位分别为原油（64%）、铁矿砂（5%）、棉花（4%）、钢铁制品、钻石和原木（各占3%）。（41）中非经济合作还表现在投资、承包业务等方面，截至2004年底，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的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非金融类企业已达715家。（42）投资项目涉及贸易工商、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等。（43）中国公司承包业务增长，建筑劳务输出增多。2004年，中国公司承包合同2721项，金额达6亿美元，占非洲的市场份额达14%.（44）2005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86.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2.4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非洲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累计合同额达412.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89.5亿美元，从事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人员达8.2万人。（45）为了开发非洲市场，中国在非洲设立了11个“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中心遵循“服务是中心工作的宗旨，经营是中心发展的保障”的思路，正在形成独特的经营模式。中国还与35个非洲国家建立了经贸混（联）合委员会机制。（46） 中非经贸合作从单一方式发展到承包、劳务、投资与合资等方式，并呈现出5个变化：从单一的国家间贸易变为国家与民间贸易共举；从单一方式变为多元、多层次的合作方式；双边贸易额大大增加；从中国顺差开始变为非洲顺差；从带援助性质的经济合作变为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中非关系以各种方式延伸到诸多领域，可以说，中非关系黄金期已经到来。这种转变也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那种中非合作主要集中在国家与国家间合作、国际事务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47） 合作性质：从注重无偿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 中国对非洲政策做出调整后，强调合作互利双赢。中国的援助方式也从单一的无偿援助变为政府优惠贴息贷款援助方式、援助项目合资合作方式和无偿援助等方式。诚然，中国对非洲政策有自己的战略意图，但其基本出发点是帮助非洲国家摆脱依附状态，巩固独立成果，促进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点不容置疑。中非合作的实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中非合作性质的转变具体表现在援助方式的改变、发展经验的交流和经济利益的互惠等方面。 1.援助方式的改变1993年10月，在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上，非洲国家代表普遍要求援助国改变援助方式。他们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外贸和吸引外来资金比政府间传统合作更有效。（48）这是对援助方式进行改革的要求，表达了受援国对传统援助理念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正是中国外贸及援外工作的改革期。中国的无偿援助对非洲发展起到一定作用，非洲国家也以其特有方式给予回报：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这是非洲黑人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49）然而，实践说明，单靠无偿援助很难改变非洲贫困的现实。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对于经济援助，根据历史经验，那种完全奉送的办法，对双方都不利。（50）因此，中国开始探讨对外贸体制和援外方式进行调整与改革。 1987年开始的外贸体制改革成效显著。（51）中国政府开始探讨其他形式的援助方式。1987年，因缺乏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中国援建的多哥阿尼耶糖厂由中方公司派专家租赁经营。企业效益显著提高，受到多哥政府的赞扬。（52）这从而演变为一种新型援助方式——援外项目合作合资方式，并于1992年开始试行。1991年，马里政府宣布对中国援建的塞古纺织厂实行私有化，希望中国企业合资经营。经协商，马里政府将80%的股份转让给中国海外工程公司，该公司负责偿还马里所欠中国政府的债务，双方政府给合资企业以优惠。合资企业到1996年产值达76亿非洲法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53）中国的援助非洲项目还注意到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如援建项目包括苏丹职业培训中心（1989年）、布基纳法索儿童乐园（1991年）、毛里求斯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喀麦隆残疾妇女宿舍（1999年）等。 中国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经过3年试点后于1995年下半年开始推行。（54）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于1995年7～8月访问了东、南部非洲七国，李岚清副总理于同年10～11月访问了西非六国。这两次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宣传中国新的援助方式。1996年底，中国同16个非洲国家签订优惠贷款框架协议。（55）新的援外方式逐渐为受援国所接受。2000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启了中非友好合作的新阶段。中国在论坛后续行动中表明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为：承诺继续提供对非洲援助，减免非洲部分到期债务，帮助非洲国家开发人力资源，推动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办厂。2002年6月底，中国与3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共免除债务156笔，约105亿元。（56）这样，无偿援助逐渐发展为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外项目合作合资和无偿援助等多种形式。 2.发展经验的交流举办研讨班（会）和培训班是中非合作互利双赢的另一重要举措。为了交流各自的发展经验，首届“中国—非洲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于1998年8月3日开幕，共有来自12个非洲国家的22名学员参加，其目的在于“使学员了解中国并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相互交流，加深理解，增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和长期合作”。根据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提议，中国每年将举办两期这样的研修班。（57）2002年，中国专门为非洲举办了一期部长级经济官员研讨班。12个非洲国家的12位部长或部长代表出席，反响热烈。（58）以“中非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研讨会”为例，该研讨会邀请了16个非洲国家的22名经济或金融部门的官员和7名非洲发展银行的官员，以及34名非洲国家驻华使馆官员。中方代表共有16名，分别来自各部委。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中方代表均为中国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负责官员，他们向非洲同行介绍了各自部委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为了使非洲官员对中国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研讨会不仅组织与会非洲代表游览了万里长城和故宫，还组织他们实地考察了减贫项目和上海浦东开发区。中国政府还与有关组织联合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减贫经验交流研讨会，使非洲国家“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的过程中找到适合他们自身国情的扶贫减贫策略”（59）。 发展经验交流的第二种类型是学习或提高技能或技术的培训班，其确定有两条原则：中国之所长和非洲之所需。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承诺，3年内力争为非洲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并为此成立了“对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部际协调机制”。2004年，中国对非洲培训经费比上年增加了1倍多，2446名非洲学员来华接受培训，接收非洲留学生332名。2005年，中国为非洲培训各类人员3868名，培训内容涉及贸易投资、经济管理、网络通信、农业新技术等领域，培训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60）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千年发展高级别筹资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五项举措，其中特别强调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急需人才。为了更好地落实承诺，中国教育部于今年在云南召开了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根据今年援外经费额度，教育部将实施9项人才培训项目，商务部拟委托20所院校和单位承办17个短期培训班和3个研究生班。（61）“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成语贴切地概括了中国上述举措的目的。 3.经济利益的互惠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贸合作时尽量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利益，以实现互利互惠。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宣布对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给予免关税待遇。从2005年1月1日起，中国对28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的190个税目的输华商品实施免关税政策。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1～11月，享受对非洲特惠进口的货物总值为3.4亿美元，同比增长96%，比同期中国从非洲的进口增幅高出60个百分点。这充分证明此项举措对促进非洲对华出口、推动中非贸易健康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62）2005年4月，1.24万名非洲商人参加了第97届广交会，成交金额达17亿美元，分别比上届增长了68.2%和22.2%.2005年1～9月，30个非洲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9个国家超过10亿美元。（63） 2000年的中非贸易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贸易总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105.98亿美元）；其二是中国进口额超过出口额。当年的中国出口额为50.43亿美元，进口额为55.55亿美元。（64）这种情况表明：非洲对华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加快。2004年，中非贸易额接近300亿美元（294.5928亿美元），进口额（156.4606亿美元）又一次超过出口额（138.1322亿美元）。（65）2005年，中非贸易额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达397.4亿美元，同比增长34.9%，高于同期全国进出口增幅1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86.8亿美元，进口210.6亿美元。（66）在贸易额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占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中国强调技术援助与经济援助的结合，这种结构不仅将在技术层面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也为中非双方在借鉴发展经验、制定发展策略方面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这无疑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埃及时重申了中国对非洲经贸关系的3个着力点：“第一，要积极扩大进口非洲的商品，中国将采取有力措施为非洲推介商品创造条件；第二，要把技术援助同经济援助与合作紧密结合起来，重在增强非洲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大力帮助非洲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67）这种宣示从根本上表现了中国对非洲政策强调互利双赢的和谐哲学：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以调动合作的积极性；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公正性；将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持久性；通过增强对方自我发展能力以保持合作的可持续性。 当今，中国对非洲政策面临四大挑战或四大矛盾。第一，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利益矛盾；第二，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西方大国在非洲既得利益的矛盾；第四，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对这些矛盾的处理不仅与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关，也与国际政治的既定机制和稳定发展有关，还关系到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中国只有正视并致力于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注释： ①See Li Anshan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African Studies Review ，48：1（April2005），pp.59-87. ②关于这次访问，参见陆庭恩：《中国与非洲首脑外交的范例——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非洲》，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中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并非所有的非洲人对周恩来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拉各斯《每日时报》（Daily Times ）形容他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之一”。See Maritn Meredith ，The First Dance of Freedom，Harper Row，1984，p.177. 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311页。 ④参见《人民日报》，1964年1月18日；黄镇：《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载《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373页。 ⑤有的学者将这一时期细分为1950～1960年和1960～1978年两个阶段。SeeDeborah Brauti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Revolution，Macmillan Press ，1998，pp.38-40. ⑥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376页；See Robert Ross ，ed.，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Union ：Tripolarity and Policy Making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1993，pp.11-61. ⑦参见中国外交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413，416～420，463～467，490～492，497～502，526～528，587～588，600～601页。 ⑧参见龙向阳：《1966～1969年中国与非洲关系初探》，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前引书，第72～86页；See B.Barnouin Yu Changgen，Chinese Foreign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1998，pp.75-78. ⑨蒋光化：《访问外国政党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451、667页；曲星：前引书，第450～451页；艾平：《中国共产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党的交往》，载陈公元主编：《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报告》，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2000年，第12～13页。 ⑩参见李力清：《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第16～19页。 （11）《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 （12）2004年北京主办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参见钟欣：《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载《党建文汇》，2004年第9期。还可参见黄文登：《邓小平理论与中拉党际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6期。 （13）参见蒋光化：前引书，第670～671页。书中记载了他11次率团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 （14）参见李力清：前引文；《深化中非关系的有益尝试：记第五次非洲国家政党研讨考察活动》，载《当代世界》，2002年第6期，第18～19页；钟伟云：《当前黑非洲政党态势和中非政党间的交往》，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前引书，第129～142页。 （15）参见曾建徽：《议会外交：交流与交锋——曾建徽与外国议员和政要的对话》（上），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3，184～186页。 （16）大致有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资本主义为方向、希望走非资本主义和非社会主义道路3种取向。参见蒋光化：前引书，第670页；Naomi Chazan，etal，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72，pp.140-151. （17）2000年原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访问乌干达，促成咖啡贸易合作；原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2001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4年）和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2005年）访问非洲时，随访的经贸团与非洲诸国家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参见李力清：《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第18页。 （18）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5月14日。 （19）《人民日报》，2004年2月3日。 （20）See Brian Smith ，"Western concern at China's growing involvementin Africa"，Asian Tribune ，2006/4/10.http://www.asiantribune.com/showarticle.php ？id=3102 （21）参见蒋光化：前引书，第130，303～305，442～443，621～622页。中国在1955～1977年间共为非洲培养了2675名军事人才。See W.WeinsteinT.H.Henriksen ，ed.，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African Nations ，Praeger，1980，pp.102-111. （22）See Marina Ottaway，"Soviet Marxism and African Socialism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September 1978），pp.477-487. （2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1984年版，第ⅴ—30页。 （24）Weinstein T.H.Henriksen ，op.cit.，p.117，p.121. （25）Naomi Chazan，et al ，op.cit.，p.410. （26）从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1978年为对外援助急剧增长阶段。参见严益吾：《1989年我国的对外援助工作》，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0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27）尽管如此，中国在1979～1983年建成的援外项目达181个，其中90%以上是在非洲国家。参见《1979-1983年我国援外建成项目情况》，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4，Ⅳ－217～218页。 （28）参见曲星：前引书，第440～441页。 （29）参见《人民日报》，1983年1月15日。 （30）See L.C.Harris R.L.Worden ，ed.，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Champion or Challenger？Croom Helm，1986，pp.100-119. （31）参见宗合：《中非友好合作与共同发展》，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2期，第59页。 （32）See Drew Thomps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From the'BeijingConsensus'to Health Diplomacy"，China Brief ，A Journal of Analysis andInformation （Jamestown Foundation），5：21（October 13，2003）；徐春富：《架筑友谊桥梁的中国白衣天使——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工作见闻》，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5期，第73～75页。 （33）参见詹世明：《国防大学外训系非洲学员来西亚非洲所座谈》，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23页。 （34）See Sandra Gillespie，South-South Transfer：A Study of Sino-AfricanExchanges ，Routledge ，2001. （35）《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张秀琴等：《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 （36）参见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会议纪要》，2006年4月（会议文件）。 （37）See"Typical Cases Introduction about China-Africa Cooperationin Education"，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hina ，2005-11-21.（会议文件） （38）参见《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工作材料》，昆明，2006年3月，第2页（会议文件）。 （39）See Chen Zhili，"Speech at the China-Africa Education MinistersForum"，November 27，2005，p.5.（会议文件） （40）据统计，2005年1～9月，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对非洲的出口额分别为55.9亿美元、51.1亿美元和28.6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23%、59.6%和52.7%.参见周建青：《中非经贸合作稳步发展——2005年中非经贸合作情况及2006年展望》，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16页。 （41）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协调处：《2004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载《中国商务年鉴（2005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3页。 （42）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协调处：前引文，第183页。 （43）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2005年中非经贸合作成绩斐然》，摘自中国商务部网站，2006年1月26日。 （44）《中国商务年鉴（2005年）》，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45）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46）周建青：前引文，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16页。 （47）Mahamat Adam，"Africa starting to rise in partnership with China"，China Daily （North American Edition，N.Y ），January 13，2006，p.4. （48）参见张炽鑫：《贯彻援外新方针，开拓援外新局面》，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1995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49）翁明：《临行点将——“乔老爷”首次率团赴联大》，载符浩、李同成主编：《经天纬地——外交官在联合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50）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7～1128页。 （51）参见吴仪：《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成效和方向》，载《国际贸易》，1991年第12期。 （52）严益吾：前引文，载前引书。 （53）何晓卫：《继续推行援外方式改革，严格履行对外援助协议》，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7～1998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导报社，1997年版，第75页。 （54）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是指由我国银行提供的具有政府优惠贷款，其利率与银行通常利率之间的利息差额由国家援外费补贴。贴息优惠贷款主要用于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性项目，也可用于受援国政府能保证偿还贷款的基础设施项目。 （55）何晓卫：前引文，第75页。 （56）邱德亚：《2002年中国对外援助情况》，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3年）》，对外经贸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57）参见《人民日报》，1998年8月4日。 （58）邱德亚：前引文，载前引书，第91页。 （59）《人民日报》，2004年9月24日。 （60）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61）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前引文。 （62）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63）周建青：前引文。 （6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对外经贸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65）《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66）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前引文。 （67）《人民日报》，2006年6月19日。

非洲有许多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立足于人类知识的构建并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塞内加尔的人文科学家迪奥普、肯尼亚的政治学家马兹鲁伊、尼日利亚的历史学家阿贾伊、埃及的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刚果金的哲学家姆丁贝和乌干达的文化人类学家马姆达尼等。

“这一段落的中国社会，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时期，自无待言。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

《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书评。内藤对中国古籍文物的爱好近乎偏执，例如，1905年，内藤通过日本军方施压，强行压价购下藏在奉天的《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后来这两部极为珍贵的古籍竟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被烧毁了。

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领域广博，成就卓越，在学术史上早有公论。他一生学风笃实矜慎，不轻易立说，也不任意争辩，虽已多年闻名于海内外，仍然保持谦虚的态度。读他的著作和传记，我觉得很突出的一点，是他不强不知以为知，是像我这样的后学难于学到的。这里试举王国维先生对《尚书》的研究，作为例证。 大家知道，王国维先生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论文集《观堂集林》，开卷《生霸死霸考》、《高宗肜日说》、《洛诰解》，一直到《〈书〉顾命同瑁说》等好多篇，都是关于《尚书》的，可说达到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他却再三声明《尚书》有许多地方"不能解"。 《观堂集林》卷二收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其中王国维先生自述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失儒亦不能解也。"王国维坦承他对《尚书》好多文句"不能解"，并且指出前人的解释"不可通"，是"强为之说"，他不能与之苟同。 1924年夏，王国维先生为容庚先生的《金文编》撰序，首先引用孔子讲的"多闻阙疑"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二语，认为："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接着他讲到《易》和《书》的"难解"，并说："余尝欲撰《尚书》注，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于孔氏阙疑之义。" 这样一部别开生面的《尚书》注，王国维没有写成，但他于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曾专讲《尚书》，确实体现了"阙疑"这一点。据当时听课的学生吴其昌先生的《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和刘盼遂先生的《观堂学〈书〉记》，他上课先讲述历代《尚书》传流和注释的历史，其间便强调"其不可通音，终不可通也"。他讲授《尚书》各篇，于各家学说择善而从，同时结合自己甲骨金文研究的心得，提出很多新颖见解。例如讲《高宗肜日》，即以甲骨文"肜日"为据，论证元代金履祥以该篇为"祖庚时文"的正确。类似的精彩之处，不胜枚举。可是在很多地方，他都说"不解"。如《盘庚》"汝分猷念以相从"，他讲"不解"；同篇"各设中于乃心"，他说"设中不解"；"鞠人谋人之保居"，他说"此语不解"；《微子》"我旧云刻子"，他也讲"此语不解，王充引今文《尚书》作'孩子'，更奇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王国维指出前人注解《尚书》多"强为之说"，许多文句"终不可通"，并不是抹杀历代学者的成就。相反的，他认为《尚书》的研究不断前进，各时期的著作都有应当肯定之处。这从他最后一篇有关古代研究的作品《〈尚书覈诂〉序》可以看得很清楚。 《尚书覈诂》的著者杨筠如先生也是王国维在清华的学生。他听了王国维的《尚书》课，编著《覈诂》四卷，得到王国维，还有也任导师的梁启超的奖励，经修改后，从南方寄给王国维，王国维给他写了序。这个时候是在1927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的去世已经没有几天了。 这篇序文，把历代《尚书》之学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伏生到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是今文之学；从孔安国到贾逵、马融、郑玄、王肃，是古文之学。"今古文诸家之学并亡，然传世之伪《孔传》，殆可视为集其大成者也"。第二阶段始于北宋欧阳修、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皆脱注疏束缚而以己意说经"。蔡沈受朱子之命所编《书集传》，"可谓集其大成者也"。在这以后，王国维历数清代阎若璩以来各家成绩，一直讲到俞樾和孙诒让，"惜未有荟萃而画一之如孔、蔡二传者"，希望杨筠如"异日当加研求，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乡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则孔、蔡二传又不足道矣"。这可说是他对未来研究的期待。 这里我们看到，王国维对历代各家《尚书》学者的优长，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以孔、蔡二传为《尚书》学两大阶段集大成之作的提法，尤为创见。他说二传立于学官，各数百年，"然《书》之难读仍如故也"，只是说明《尚书》本身古奥艰深，并非归咎于研究的学者，只要实事求是，深入研求，疑难终有解开的一日。这就可以看出，王国维提倡"阙疑"，不是什么不可知论，而是一种有利于研究进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清华简与《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及楚文化

如果说我的经历对当代青年有什么帮助的话，我可以说一点，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

这篇小文想着重考察郭店简、上博简发现后，学术思想史直接受其影响的段落与部分。文中将先就简的年代本身作进一步的推定，然后分别谈到这两批简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即儒家和道家，分别进行概观的探讨。

香港饶宗颐先生治学逾七十年,著作等身,历年刊布的专著、论文众多,学者想一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记得1994年,蒙饶先生寄赐郑炜明编《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翻读之下,竟发现至少有一半是我不曾知见的。因此,那时听说在南方有出版社准备出饶先生的文集,预计共十卷二十册,心中十分高兴,一直在期待着。然而这个计划没有顺利实现,到2003年,才由台湾的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了十四卷二十册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由于这部书于台北出版,内地能见的人还是不多,现在终于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我想学术界的同人一定都和我一样感觉欣幸。所有看到这部《文集》的人,其对饶先生学术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博大。十四卷巨著,上起远古传说、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宗教、史学、中外关系、敦煌学、潮学、目录学,以及楚辞、文学、艺术等等,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无不融会贯通。这样的学术,从学科分类来说应当称为什么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词就是"国学"。这部文集的问世,是对国学的重大贡献,而且我还要说,目前"国学热"中各家不断讨论的几个中心问题,都可以从饶先生这部书得到回答或者启示。从文集涉及领域的博大,可以看到国学整体综合的特点。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之处正在于这种综合性,不是现行的文、史、哲等任何一个学科所能包容。日前看到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的文章,讲到现代中国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全是国际化的产物,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从欧美或日本移植过来的。即使像语言学、历史学等,古代中国就有,但完整地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也经历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但是中国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与国际化的学科分类究竟有无法消除的凿枘之处;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怎样打破这样的障碍,是必须探讨的课题。在二十世纪,学科的不断细化是国际上的主流趋势,中国学者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把这种趋势也移植过来,而实际上,学科细化分割带来的副作用,早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指出过了。特别是近年,连西方的科技界也有"回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观"的呼吁。在讨论这方面问题时,有些学者质疑,像今天这样学术"信息爆炸"的条件下,还能够有国学要求的博精兼备的大家吗?请大家体认一下饶宗颐先生怎样于辽阔无垠的学海之中"得大自在",便不难明白。饶先生学术的博大,一个最突出的实例是他在中国古史研究方法上提出的"五重证据法"。如大家熟知,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以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共同论证的"二重证据法",在学术界有深远影响。饶先生为强调出土古文字材料的重要,补充王说为"三重证据法",最后扩展为"五重证据法"。五重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首先是"文献","文献"又分为"经典材料"和"甲骨金文材料",其次是"实物"即"考古学资料";间接证据则是"民族学资料"与"异邦古史资料"。只计直接证据,是三重,加上间接证据,就是五重。如果说"民族学资料"的意义曾有杨向奎等先生提倡过的话,特别强调"异邦古史资料",也便是比较研究方法,乃是饶先生多年来倡导的,他的许多有关古代历史文化的论作,都具体应用了这样的方法。《文集》充分展示了饶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由于久居香港的特殊条件,他与国际汉学界有极为密切的交往。实则他不仅通谙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还曾以很长时间精习印度文化即梵学。如此兼通梁漱溟先生所讲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也只能再推不久前辞世的季羡林先生了。社会上有"南饶北季"的说法,确实不是偶然的。有人在这里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饶先生与国际汉学界经常交流沟通,受到外国汉学界的高度尊重,他和汉学家一样力图在国际视野背景中考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那么饶先生的学术何以是国学,与国际上的汉学有什么不同?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引姜伯勤先生最近在《中国学术》总第25辑发表的《中流自在心: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一文里的一段话,姜先生说饶先生"长期游学于东西南洋国际汉学界,但是,他的根却牢牢扎在祖国传统学术的故土中。先生在《华学》杂志的题辞中写道'确立学术的自尊心',这,就是贯穿在先生毕生学术工作中的一种坚强信念。"我很赞同这段话,确立中国学术的自尊心,这才是国学。1996年在香港出版的胡晓明《饶宗颐学记》也说,饶先生"虽学贯中西,却灵根自植,反对强中学以就西学"。正由于如此,饶先生的研究范围虽极广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怀抱着真实热炽的感情,这使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及其价值能有准确的把握。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广博精深,所谓三教九流,然而儒学实占主流地位,而儒学的核心乃是经学。饶宗颐先生一直主张考史必须研经,研经须明其大义,不同意"六经皆史"之说。《饶宗颐学记》载有他下列一段谈话:"章学诚是'夷经为史',是很不对的。'经'应是'史'的升华与提炼,是更高级的产品。'史'是事实的原本,'文'是事实的记录,'经'是由事实中提炼而出的思想。......现代人多立新义,有甚么贡献?有甚么价值?应'不负如来西来意',应顺着中国文化的脉络讲清楚。我并不疑古,相反我很爱惜敬惜古义。"细味这些话,对于饶先生收入《文集》的《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一文的要旨就容易理解了.我们能从这部《文集》学到的太多了,希望以上几点对大家读这部书有一些帮助。饶宗颐,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字固庵,号选堂。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早岁以《楚辞地理考》一书名动天下。先后执教于无锡国专、华南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期间曾担任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退休,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聘为荣誉教授。纵横经史子集,兼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近东古史,精通诗词、书画、古乐,通晓梵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六种外语,已出版专著60余种,发表论文400余篇,长期引领国际汉学研究的潮流,因所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荣获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简文的后一半,更令人惊异。原文说:“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蟋蟀即促织,周公见蟋蟀在堂,作了《蟋蟀》一诗。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诗论》讲“《蟋蟀》知难”,正与此相应。《诗序》虽然说《蟋蟀》是刺西周晚期晋僖公(厘侯)的诗,所云“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对于诗意的体会还是不错的。

原文观点：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客观依据，有长期观察，也有潜心研究。他们提出中国文化是“人文主义”，固然是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特定的思想背景出版，但这是 “人文主义”学术原则允许的必要的“跨文化诠释”，而不是主观任意的“想象”，更不是从“殖民主义”背景出发的“想象”。从这一点上来说，主导在华耶稣会思想的“意识形态”主要不是“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而是“人文主义”。

韩愈在儒学道统中独宗孟子, 以对抗佛学的心学, 从而开辟了儒学的汉学到宋学的转型之路; 文道合一的思想也与他对儒学的重铸具有密切联系。在诗文创作上虽以复古为口号, 但实质上是解构一切旧的文体范式, 以凌轹古人、创意造言为务。

12月15日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科院一层学术报告厅召开"2011年《社会蓝皮书：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本次会议对 2010年中国社会发展主要领域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对2011年的形势进行了研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下为发布会实录：谢寿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新闻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 2010-2011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发布暨社会形势报告会现在开始。 谢寿光： 首先，我代表社会蓝皮书的出版单位、社会哲学出版社，向各位领导、向《社会蓝皮书》主编李培林教授为首的研发团队、向长期关注支持蓝皮书发布的 媒体、向长期为我们提供支持优秀的合作伙伴中国网表示诚挚的谢意。下面我介绍一下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他们有：《社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所所长李培林；《社会蓝皮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延东。今天来的几位专家，一会儿都会向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介绍《社会蓝皮书》的研创团队，他们长期追踪中国社会发展 和社会建设的成果，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寿光： 今天这部蓝皮书才刚刚出来，还散发着油墨的芬香，大家都可以拿到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一段时间，是我们"皮书系列"的发布季，大家共享专家们研 究有关中国社会乃至社会经济各方面年度研究报告。发布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甚至是争议。这些争议和反响，充分显示出社会公众对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 问题的极端关注。我想，这些皮书本身的分析只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代表着研发团队和专家的个人观点，通过媒体的转换，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参考，只是一种思 路。但是，在信息爆炸的时期，很多预测难度加大，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需要对自己有一种预期。因此，它正好作为专家提供的一种参考。我想，这是我们"皮书系 列"这些年来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权威资信发布平台的重要原因。《社会蓝皮书》是我们整个"皮书系列"的核心皮书之一，每年都会发布重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引 起广泛关注。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的时候，李培林教授提出中国已经入社会新成长性的阶段，这印证了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下一个五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本思路。 谢寿光： 我想2011年新版《社会蓝皮书》的内容和专家们所研究的结论，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无疑有其重大的价值。下面，我们有请 蓝皮书主编李培林教授做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李培林：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第一部分先讲讲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社会形势的发展总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在去年的蓝皮书里面，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长进 入一个新成长的时期，现在经过一年的比较，形势变得更加不明朗，因为上半年学界还讨论中国是不是出现二次探底的问题。现在来看，中国应当率先世界进入后危 机时期，开始新一轮的成长阶段。但是，这次成长阶段的主题和改革开放，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就是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明年"十二 五"规划开始时期，从经济增长三十年的发展曲线、增长曲线来看，可能会重新恢复到10%左右的增长。但是，要防止"十二五"初期出现各地过高的发展冲动， 特别防止出现"大干快上"的局面，中国经济调整和宏观调控的主题和国际上不太一样，世界各国经济还在普遍偏冷的时候，我国现在就要防止出现过热和通货膨胀 的苗头。 李培林： 在这一轮新成长阶段，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重大力量。在2011年，我们预计城市化水平会达到48%。按现在 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会突破50%的关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城市问题。一方面，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但是城市已经出现了过分拥挤的状态。特别是城市的住 房、交通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是中国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 李培林： 另外，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通过消费方式的改变，通过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内的发展给经济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 目前正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在GDP发展过程当中，产值增加值可以下降10%左右。在"十二五"期间，整个农业产值比重下降10%以下，这也 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进入工业化中期，如果按照现在发展速度可能还要10年的时间。中国从产值来看，可以完成工业化。 现在经济社会变化不协调。农业产值比重很小，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相对来说比重较大。农业从业人员在劳动力构成当中，还占到接近37%、38%左 右的比重。在常住人口当中，农村人口还占到50%以上。这是把进城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计算在城市常住人口。所以在整个城市里面，有一部分还是半城市化， 还不是完全的城市化。 李培林： 从就业来看，逐步会形成一个"三分天下"的态势。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和农业劳动比重基本非常接近，都在6%左右；工业从业人员下降了30%；基 本上这三块的从业人员差不多，所以呈现出的"三分天下"态势。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一直是持续下降的态势。 现在在居民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城市已经下降了35%左右，农村达到了40%左右。按照现在研究的推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相对来 说，比实际水平还要高一些。因为中国的住房在消费支出里面计算的比重很小，主要因为中国住房自由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整个住房私有率80%以上。一是众多农 民都有住房，二是城市里把住房一个时期卖给居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住房的租金直接计算在消费里面。而当有了自己的住房，按照住房50年周期，每年按2%的 比重计算消费。 李培林： 很多国家住房占消费比重接近1/3左右，现在住房占消费比重当中都较小。所以，恩格尔系数可能出现一个高峰。实际上80年代以满足温饱衣食消费 高潮过去以后，90年代出现了家用电器进出千家万户为主的第二次消费高潮，现在进入了以汽车和住房开始进入家庭消费的新的大众消费阶段。 李培林： 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状况规律基本一致。经济上出现了第三次高速增长周期，消费也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第一次在80年代中期，第二次在90年代 中期。现在进入到2010年以后，消费开始重新启动。但是，根据学界专家的估计，中国的消费增长会出现一个比较缓慢增长的过程，不会出现消费真正大规模的 启动。因为最近十几年来，居民消费率是持续下降的，这也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要求。现在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在促进国内消费方面，国内学界和 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观点有很多意见分歧，包括人民币升值等等。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一致，在以后的经济增长中，希望能从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于国内自身 的消费。 李培林： 从2010年来说，人们的信心指数逐步增强了。特别是进入2010年以后，消费信心指数大幅度的提升。一般消费高潮的启动，首先是从人们的消费 心理变化开始。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信心指数对消费行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和因素。 李培林： 第二部分讲讲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是由于大家都看到，城市化是继工业化以后一个新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动力，地方政府在城市化方面有很高的冲动。但是这个冲动，更多的是表 现在土地的城市化方面。因为土地的升值幅度很大，潜力也很大，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城市化当中，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 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土地被工商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比例是以人的城市化为标准的。现在中国进行城市化，自世界现代化运动 发展以来，从来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城市化过程，这是从中国的巨大的人口规模现状来说。 李培林： 二是带来了部分农村地区的衰落和老龄化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城市化中曾经出现过。比如在不同的职业当中，像干部、白领阶层、CEO阶层，他们年 龄和特征在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唯一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农民逐步老龄化和工人的年轻化。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工人队伍，使工人年 龄越来越年轻，但是农民的年龄越来越大。 李培林： 三是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特别是人的城市化过程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进城农民工难以转成市民。这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很多关于户籍的试点 都表明：改变户籍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因为他们还是要能就业，要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能够加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医疗、子女教育 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 李培林： 四是在今年以来，大规模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最近，很多地方开始试点。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改变户籍的问题，而是要在城乡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 李培林： 五是城市化过程的本质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在整个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这在今年的发 展当中表现得很突出。我们蓝皮书里面也发出了这种信号，要警惕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李培林： 另外一个就是物价的问题。这张图表示10年来消费价格的变化。中国价格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非常高的消费价格指数。2008年消费价格指数 较高，2009年开始逐步回落，但是从今年年初以来，到现在为止，价格是处在一个不断弹升的过程。现在来看，价格肯定要突破今年政府制定的把物价控制在 3%以下的控制线。所以，最近价格指数的增长，也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整个消费价格里，食品价格增长非常快，所以应该看到食品价格增长的 速度，比其他一般商品要快得多。住房、食品成了拉动价格上涨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特别是食品，对低收入居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培林： 在分析社会生活变化的时候，不能只看平均数。比如我们说人们的收入平均增长多少，这是一个平均数。但是有时候，可能60%的人都在平均数以下。 价格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不一样，恩格尔系数越高，是家庭越贫困或者生活水平越低，对食品价格的变化，反应会更加灵敏，他们会感觉到生活发生的变化。这个群体 人数较多，对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态度和满意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最近，国家把控制物价当做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培林： 第三部分是关于劳动关系的变化。 大家知道，今年以来出现了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以及企业里面几起停工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新生代 农民工很多都是小家庭出来的，都没有经过农村艰苦的农工劳动。所以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的程度上以及他们社会经验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有说 他们是个案问题，有的是因为婚姻问题、有的是因为欠债问题、有的是因为发生了个人纠纷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供 求关系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仍处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比如现在农村大概还有3亿多劳动力，按照18亿亩的耕地推算，大概只有1 亿多农民就足够了，还有2亿多农民工要转移出来。现在让农民富裕起来，首先就要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群体老龄化，不是说不能转移出来，也 不是说农业劳动需要他而转移不出来，而是因为他年龄过高、转移成本过高。现在的企业更加喜欢招收在17至25岁，能够吃青春饭的这部分人。这就是所谓劳动 力匹配的问题。 李培林： 大家都知道，劳动力匹配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是专门研究劳动力匹配方面的人。随着招工难的问题进一步 延续，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现在一些发达省份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如何让这些劳工正常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何形成企业劳工工会和政府之间关于集 体劳动纠纷协商机制，以及如何把出现劳动纠纷纳入法制化的渠道。 李培林： 现在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学界虽然有不同的假定和推论，但也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均衡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在"十三五"初期，也就是2017 年、2018年左右。现在已经持续一个阶段，这不是一个节点问题，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18年会走向 一个负增长的过程。但是这不是说到一个点上，就会发生大的问题。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新的变化的状况。与此同时，老龄化会进一步加速，比如老年的 抚养比、老年人口的比重，以及老年人口的总量，都会进入到一个较快的增长过程。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龄化的问题，我认为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看的还不是太够。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人们的预期寿命在延 长。中国的退休年龄比较早，普遍是男60岁，女55岁，说我们还要继续延长，因为很多国家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70岁。但是对于中国的挑战来说，这是 社会保障的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还没有社会养老保险，而家庭的架构小型化，"1、2、4"家庭，一个独身子女上面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家庭很难继续延 续家庭养老和代际养老的体系。 李培林： 今年出现了一些引起大家关注的突发性事件，包括上半年连续发生的校园血案。从每个案件来看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弱势的孩子们 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从社会深层来说，要防止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一种固化的态势，就是说，要充满活力，就要加快流动，让每个人都有上升的希望。如果社会底 层这部分人处于一种绝望状态，很难改变他们自身的状态的时候，往往会作出一些反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向更弱势的群体进行报复，对社会危害很大。 李培林： 最后，讲一下关于新的成长阶段。我们强调全面推进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改革的主题是经济。当然， 经济改革还要推进。但是在中国，毕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我们现在在社会体制方面，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方面都是不相适应 的。要把社会改革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社会改革逐步成为一个改革方面的主攻方向。 李培林： 一是现在大家关心的是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如果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验就是快速增长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的 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多要触及到核心的、既有的利益格局，收入分配不是给人们普遍带来收益的过程，而是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比较 谨慎，我们希望能够加快形成共识的改革方案的过程。 二是城市化过程要成为大幅度改善农民生活的过程。因为我刚才强调，城市化成为一个新的发展动力，这是大家逐步看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 多的标准。如果说有什么根本的标准，就是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要大幅度改变农民的生活，我们不能以农民的贫穷为代价实现中国城市化过程。 李培林： 三是控制基本食品价格过快增长的势头。要研究各种方案来控制食品价格，这也不能单纯的依靠食品限价。如果完全用这个方法，在市场经济下，不是非 常周全的方法。在这方面，要注意加快中国流通体制的改革。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食品价格，在北京郊区的批发价，再到北京市中心零售价翻了一倍。也就是 说中间环节太多，并不是食品价格涨价给农民带来了收益。我们推算，今年可能第一次出现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现在我们手中拿到的数据是现金收 入，不是全部收入。到2、3月份的时候，统计局才会公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纯收入才是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比较的收入。那个收入我们估计今年可能会凸 现。因为过去的农民收入增长是一直低于城市的增长。实际上现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收益，并没有全部到农民的手里，如果到农民的手里，促进了农民的收入增长，那 也未必是一个坏事，但问题不是这样。 四是充实基础财政，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现在整个财政体系比较往上集中。也就是说，基层的财政，很多是负债运行。这样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对乡 镇和县一级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地方形成财政运转，会多一些收费，这就造成了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所以，改变财政的方 向，也是很重要的加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措施。 李培林： 五是更加积极促进就业的投资和工商政策。就业政策不是就业本身，当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时候，投资和工商政策不是以GDP增长作 为投资和工商政策的标准，主要是促进就业。因为很多投资不是说投下去的钱就靠GDP几个百分点来看，而是能不能真正促进就业和工商政策。 六是处理好住房消费这个突出的问题。现在大家看到，尽管今年以来，政府采取了非常密集的、一系列的控制房价的政策，但是至今这个房价还没有真正 出现稳定下来的苗头，很多人还在担心，甚至很多人还在预期，房价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态势。对于这个方面，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坚决控制好房价。因为这现 在也是影响了群众整个社会态度和满意度的很重要的因素。 我的介绍就到这儿。谢谢。 谢寿光： 感谢李培林所长对《社会蓝皮书》作了一个全方位的解读，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社会蓝皮书》的内容，对实际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有请 《社会蓝皮书》副主编、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研究员演讲，他会从一个侧面对《社会蓝皮书》的成果做一个解读。 大家欢迎。 陈光金： 各位专家、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才李培林教授从宏观的角度比较全面的分析2010年以及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进展以及未来趋 势，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我这个报告，主要是围绕其中一个大的层面，就是居民生活消费与相关领域发展，向大家介绍今年蓝皮书提出的初步结论和对一些问 题的分析。我没有用"民生"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涉及面比较大。我大概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是居民收入，二是城乡居民消费，三是城乡社会保障发展，四是城乡 居民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问题的关注。 城乡居民收入，今年仍然是一种增长的态势。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34元，同比增长10.5%，如果扣除价格 因素，同比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同期人均现金收入4869元，增长13.1%，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7%。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增长率是反着 的，城镇居民增长率小于农村居民前三季度现金收入的增长率，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可能像李培林教授提到的，意味着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比 2009年有所下降。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从近5年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比的变动来看，目前城乡居民收入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跟过去相比，就是持续的、不断的往上拉大，现在进入一个焦灼、拉锯的变化阶段。 陈光金：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来看一下，这是2006年到2010年前三季度城乡收入的比较。2008年到2010年是一个焦灼、拉锯变动，这是从2007 年开始进入的阶段。我们再来看收入增长线的变化，从趋势里面可以看出来，进入了一个差距，收入增长率差距变化进入一个焦灼、拉锯的状态。从2006年到 2009年来看，总的趋势，如果把2006年算出来，还是有上涨。但是近3年，2007、2008、2009三年是一个焦灼，我们预计还有一个下降。所以 这三个方面数据证明，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将进入一个焦灼的、拉锯的时期。这个时期能够延续多长时间，现在还不好判定，关键在于刚才李培林教 授提到的城市化怎么走、中央提出的城市化模式怎么落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之所以近三年或者说四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实际 也就是这几年农民工进城本身对农村收入的增长效用正在发挥转移。这进一步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如何更好的体现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实现农民富裕，对于中国 的整体经济收入差距的变化，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还要关注一个问题，在城乡收入差距当中，居民收入结构里面，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的变化。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里面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都在提高。所谓转移性收入，最主要的是来自于政府和单位，不包括或者主要不包括居民之间的往来。更主要的是低保、救助、医疗 救助、其他保障等等各种转移和收入福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是一个上行的趋势。问题在于城乡之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这个比例的差距仍 然还是很大的，所以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从数据来看，到2009年为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里面的转移性收入比重，仍然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当中的 转移性收入比重的3倍以上。以前不少学者提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使我们公共服务、转移性支出城乡不平等。 陈光金：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全社会的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有的人提出是0.4或者0.6，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计， 有不同的调查结果和不同的结果。我记得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已经是0.47，近三年，这个数据还是在扩大，根据我们的调查，应该是接近0.5。 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内部收入分化和城市内部收入分化都比较大。目前来看，农村收入分化大于城镇收入分化，这是根据蓝皮书里面的一些文章提出的数 据，就是最低20%和最高的20%收入比。第一方面，城镇还是有改善，但是在农村来说一直是上升的。这说明一个问题，除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之外，对于中 国来说，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收入的分化，成为我们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的另外一个焦点，甚至是更重要的焦点。因为我们讲城乡收入差距的 时候，往往忽略农村内部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这个差距对于全社会的总体情况来说，根据我的研究，甚至比城乡之间差距作用更大。 陈光金： 第二方面，居民消费问题。消费方面，1至9月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指数接近1000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现金支出2713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7.3%。与此同时，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1102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95987亿元，增长18.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5041亿元，增长15.8%。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热点消费快速增长，汽车增长 34.9%，加剧增长34.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增长28.1%，都是在主要的消费类型里面增长比较快的。也就是刚才李培林教授提到的，这些耐用消费 品和比较高品质的消费品正在进入大众消费的阶段。另外，恩格尔系数下降，生活质量上升。 当然这里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居民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近五年，一直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率特别低。 我们近两年采取了很多措施拉动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包括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但是现在来看，由于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差距太大，拉对内需、提振 消费的作用还是不够显著。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 全球平均为61.5%，中国大概是35%左右。应该说，是一个偏低的水平。 陈光金：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当然，2009年和2008年相比稍微下降，但是趋势来说，收入差距也是在下降，我们希望城乡居民 消费差距能够逐步缩小。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拉大，这是按照收入五等分，分城乡分析的最低20%住户与最高20%住户之间的消费绝对 差距，相对差距比较稳定，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绝对差距在不断拉大。城镇居民两大群体之间消费绝对差距非常大，2009年达到了1.8万多元。总的来说，上 升趋势比较明显，农村也是一样，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这跟收入的群体分化一样，消费存在一个明显的群体分化问题。 今年根据最新的统计，CPI达到5.1%，突破了设想的4%以内的控制目标，对中低收入居民影响较大。我们分析三个方面：一是流动性过剩，非市 场因素突出；二是油价上涨，在生产环节和运销环节影响较大；三是常态化因素。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肯定会是一个上行的趋 势。当然这里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前面两个方面问题。房价问题，仍然是目前民生问题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 陈光金： 第三方面，城乡社会保障发展。 2010年取得很大的进展。一是社会保险法取得重大进展。中国首部《社会保险法》终于出台。在这部《社会保险法》里面，基本确定五大基本险种的 法律地位，同时在保障统筹水平、政府职责、保障机构运行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应该说，对于中国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险事业发展来说是一个里程 碑。 二是医疗保险进入全民医保的时代。从这个数据来看，把这些医保险种加总计算，覆盖率到2009年达到92.1%，2010年还会有提升。农村还 有一个养成保障试点，另外农民工加入城镇基本养成和医疗的试点也在推进。预计从理论上来看，2010年医疗保障覆盖率还会进一步提升。改革方面，主要是医 保付费的改革，推动公方付费的付费机制建立。另外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出台，推进16个城市试点。新医改方案实施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居民的医疗 负担变化，有不少人认为是减轻了。比如在城市有29.5%的人，认为减轻了一些或者很多；在小城镇有35.5%的人认为，减轻了一些或者很多；农村更多一 些，超过了50%的人认为有所下降。这也可以看出，医改还是见到了成效。 陈光金：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继续推进，年内目标覆盖率达到23%。但是实际能不能达到，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社会救助继续发展，城镇低保与上年同期相比在户数和人数有所上涨，但水平继续提高。农村低保户数和人数都有所增加，平均标准也有所提升，这是低 保方面。当然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有许多方面尚待进一步探索，比如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不统一，退休年龄问题目前也 成为热点，公务员社会保险体系改革亟待启动，目前也是一个热点问题。 另外，目前从整体来说，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普通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偏低。其中比较突出表现的有医保水平比较偏低；医保报销体系 也有问题，导致医保基金结余额过高，2009年达到87.7%，2011年估计也不会过低；参加医保的居民报销比例比较低、报销困难，导致一些人不去报 销，出现一些问题。就是钱收上来了，但是没有用出去。目前医保基金够用2年多，应该说尤其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这样的格局并不有利。 陈光金： 公立医院改革步履蹒跚，药价改革问题也比较多，医保标准比较偏低。所谓低保标准就是低保的水平相当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比重。我们国家目前这个标 准，仅相当于欧盟标准的50-60%，美国标准的33%。在这么低的标准之下，今年的物价上涨，对于低保户的冲击不容忽视。 陈光金： 第四方面，根据蓝皮书的材料，向大家报告一下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方面。总的来说，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有些下滑，大家可以看到， 相比前几年，尤其2008年、2009年，大概从2008年开始有一些下行的趋势，当然这个趋势不是特别突出，不是有那么明显的下滑，但是这样一个幅度不 容忽视。 另外，物价波动的承受力有所下降。居民对未来生活有信心有所忧虑，其中特别关注农村居民的生活信心问题。2009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在物 价波动、消费信心指数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忧虑的调查结果。总的来看，跟2009年相比，有的是比较持平，有的有所上升，但也有一些指标，比如物价波动承受 力、未来生活是不是很乐观这些方面，总体来说有所下滑，但其他还好，有所上升。但是农村这块跟城市相比问题比较大一些，农村居民的信心和未来生活的预期， 相对来说没有城市居民那么乐观。 陈光金： 大家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关注更多的是物价，农村居民关注更多的是医疗改革。总的来讲，和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几大问题仍然是城乡居民的关注的焦点 问题。目前城乡居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是涉及城镇对于政府未来解决民生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希望。排在第一位的降低房价、解决百姓住房问题，二是生活 用品价格下降，三是提高收入水平，四是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五是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对于城市居民和小城市居民，对于这些问题评价、期盼，可能有差异。但是总 的排序，突出了价格和收入这两个方面的大问题，这也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五年或者从明年开始的"十二五"期间，根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是党和政府特别关注 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这些问题上，从明年开始或者未来五年、十年之内，都有一个显著的改观。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寿光： 感谢陈光金副所长对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以及生活问题的解读。下面，我们有请蓝皮书主要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 翼研究员演讲。大家欢迎。 张翼： 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朋友们，以及各位专家，大家早上好。今年其他几本蓝皮书里提到的数据，今年写了对80后流动农民工的状况，有了一些描述性 的分析。现在对整个数据使用过程当中，国家统计局在农村培养调查一个关于农民工数据的来源。二是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的数据。这两个数据本身在同时进 行，也同时有国务院批准来实施，这两个数据在调查当中得到的结果不一样。我今天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用国家计生委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来分析。 调查数据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农民工的迁移主要在东南沿海地方分布比较多，我们的抽样也是这些地方比较稠密，在中部相对比较稀疏，我们只是 在一些大城市进行调查。从农民工的人口的基本特征上看，女性的量最近几年增长非常快，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很突出。而在男性方面，相对年龄大的比较多，年龄小 的进入流动状态的农民工的数量相对有限。在将来发展过程当中，女性进入城市比例会增长得非常快，也就是改变原来在农民工的人口结构当中男性比较多、女性比 较少的状况，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张翼： 从受教育程度方面可以看到，80年前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80后要低很多，女性是最主要的变化。80前的女性小学毕业7%左右，男性5%左右，但 是80后有很多小学毕业，所以80后和80前差距就是文化水平的问题。在长期流动以及进入城市比重方面，往往是80后相对占得比重比较小，而70后占的比 重和60后所占的比重增长的越来越快，因为他们的年龄比较大。所以，从这两个数据来看总体人口结构。我们把所有在城市里面就业的农民工，或者是只住了一个 月之内的农民工，我们全部包括在里面。因此，这个数据是整个城镇的农民工的数据推断得到的变量。所以80后比重没有超过61%，大约在50%左右。 张翼： 就业率来说，80前和80后男性比例比较大，有98%的人有工作。80后女性比80前女性就业率要高很多，一个重要原因，80前的女性要照顾孩 子，还有照顾家庭的职责。有一些媒体说，80后的农民工宁肯待业也不愿意工作的推断，实际是小样本的调查得到信息。在大样本调查当中，这个结构难以成立。 因此，不管在80前还是80后，他们的就业都是很高的，都高于城镇人口。 收入方面变化，80前男性平均收入都高于80后的。所以有一些媒体报道，80后的人只有收入高了以后，才去干活，收入不高就不干活，这个推论也 是不成立的。所以，按照平均来说，基本上是80前收入高于80后。从女性来说，男性和女性在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只有初中年龄段的80前的女性的收 入才低于80后的女性收入，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阶段的女性都年轻，所以女性和女性竞争过程当中，年龄大的女性相对比较弱势，尤其在服务性行业里面，比如 宾馆、餐饮、制造业的企业偏重雇佣年龄比较小的女工，因此造成她们收入高于80前的女性。因此从整个收入变化来说，是80前的女性相对于高于80后的女 性。这就与原来推断不一样，原来以为整个文化水平使80后工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带动她们的消费能力超过80前的女工，现在来看，这个推断不能成立。 张翼： 从每天工作时间来看，80后的工作时间长于80前的。所以可以看到每天工作8小时人数占比当中，80前的人在各个方面都高于80后的，因为文化 程度是区别劳动力重要的变量，因此可以看到80后低于80前。但是在超过8个小时，也就是超过9个小时的每天工作时间里面，反到是80后高于80前的。也 就是说，平均工作时间是80后的工作时间长于80前的工作时间。 另外，转户的问题，2009年12月，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把有条件的农民工的转户，要在中小城市进行试点。在转户里面，我们调查发现， 在愿意转变非农户口这一项里，80前和80后相比，各个年龄段有不同的比例。但是他们的比例比较低，平均下来有25%的人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当我们问 到，如果你们把承包地交回，你们愿意不愿意转回非农户口，这个时候大约21%里面的60%里面愿意转变。因此，如果把承包地交回，大约所有农民工里面，只 有12%左右愿意转变为非农户。但是他们的落户地并不在中小城市，很多地方都已经把一些城镇作为农民工转户的主要的地方。但在实际中，他们主要把户籍落在 大城市或者中等城市，小城市只有占他们愿意转变户口的30%不到的比重。也就是说，在整个10%愿意转变非农户职工当中，只有30%的人愿意在中小城市落 户，剩下70%的人都愿意选择中等或者大城市落户。因此，整个政策对于农民工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都是 拒绝他们落户的。所以在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农民工整体上转变为非农户口的比例非常低。 张翼： 他们愿意把自己户口转变成非农户，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入学，这个原因占了55%。他们希望拥有这个城市保障房的比例却非常低。因为城市 的人们也没有房子住，所以跟农民工访谈的时候说，如果给你们保障房的话怎样？他们都说这是不可能的。生活环境有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占很大的比重。福利待遇 这方面，也是城市很担心的问题，就是农民工来了以后，他们主要看上城市里的福利待遇，这点可以从农民工进入企业以后发现。比如重庆市，给农民工的养老保险 实际是500元，这是比较低的。他们与其在城里做穷人，不如来到农村里消费，感觉生活更加体面。城市资源的配置不公平，使得城市人口占有了很多教育资源， 公共资源也比较多，这是农民工考虑的一个问题。 经过调查以后，我们提出一些建议，一是80后正逐渐成为流动农民工的主体，但80前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因此在中央政府的政策里面，尤其是要 重视80后，但是80前也不能够轻视。因为整个城镇化过程当中，最易城市化的是80前的。重庆市出台只有工作满5年，你才能在中心区落户，满5年实际上 80前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政策配置上一定要重视80前这部分人的诉求。 张翼： 80后的学历很高，但是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却不能持续。很多地方说80后有"三高一低"，学历比较高、消费能力比较高、工作要求比较高，但是 吃苦耐劳的精神比较低。现在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往往在就业工作当中挑工作。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短缺，农民工的短缺，因为 "农民工荒"造成的。如果把80后说成一个挑工作的问题，这里有歧视的问题。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在土地价格日渐上升的过程中，农民把自己转变为城镇人口的意愿并不强烈。不管是重庆市还是成都市推广户籍制度改革，转移 的速度还远远赶不上地方政府所期望的速度，出现了对大学生不转变户口的歧视做法。所以，土地价格的升值，以及农村生活状况的改善，城乡之间的制度配置均等 化，使得城市户口丧失了原有的诱惑力。 张翼： 在这样情况下，中国城镇化道路应该走常住人口的道路，不应该把转移户口作为加深城镇化非常重要的配置。为什么呢？ 有这样几个原因：流动人口的流动会成为常态，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发达国家状况看到，实际上城市之间的流动，中小城市、大城市之间的流动量 非常大，不是说到一个城市就完全可以住下来。现在我们国家流动人口里面，城镇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每年都在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配 置更加合理化了。如果不流动，这个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不合理。因此，以户籍来稳定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挂钩政策，完全可以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颁布以后，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哪个地方就业，在哪个地方就要参加"五险"，即养老保险、事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因此，地方政府出台 的一项政策，只有把户籍人口纳入到当地的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内，在《社会保险法颁布》以后，就完全实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对农民工的福利的专门化，作为 将来使人口城镇化的选择。应该以转户籍计算当地的产业化率。这是一个政策配置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 张翼： 我们要更加多的保护农民工的利益，把土地长期租给他们。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是通过生产队承包权书，怎么样让农民 工长期拥有耕地。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里面作出一些变更，使得他们长期拥有，对中国保留18亿亩耕地的底线才是有保障的。 谢谢大家。 谢寿光： 非常感谢张翼研究员所做的关于80后城市农民工调查报告，这项成果其实原创性和价值非常大，媒体应该多给予进行关注，这是一种原创性的方法。下 面有请赵延东研究员所作关于中小学的学生就业预期的调查。 赵延东： 谢谢谢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研究成果。我们题目是社会形势分析预测，预测的是2011年的情况，这个题目已经预测到10年、 20年之后了，看看对于未来中国父母对子女成长的预期是什么样的。 赵延东： 孩子长大以后该干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每一个父母都考虑过，特别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以前一大堆孩子，可能出现一个乡长、县长。现在只有 一个孩子，可能父母对孩子的考虑更加精细。从社会学研究来说，我们在孩子长大了该干什么的问题上，就是一个职业期望和职业预期的问题。所谓职业期望，指的 是一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对于从事某种职业有一个什么样倾向性的态度。我们今天谈的职业期望，不是自己对自己未来从事职业的期望，而是家长对于子女成长以后 从事某种职业有一个什么样的倾向性的态度。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家长们的职业期望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职 业偏好，人们觉得哪个职业比较好，因为大家都希望孩子从事比较好的职业，这种期望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二是家长对孩子的职业预期和期 望，可能也要受到家长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而且这种社会经济特征会与下一代成长起来特征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切入社会代际分层的研究。 赵延东： 另外，父母亲对你说将来应该干什么或者干什么，可能对于他自己未来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下一代青少 年的职业倾向怎么样。 目前在这方面，我们大多数是针对成年人自己，特别是大学生、高中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对自己未来择业有什么样的考虑进行研究。去研究青 少年的家长对于孩子的职业期望，这样的专门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少。所以，我们提出这个研究问题。 这个报告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以中小学生为例，看中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将来从事职业有哪些期望，这些期望有什么特征。二是家长的期望受到哪些因素 的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影响的机制和过程。 赵延东： 我的研究所依赖的数据是全国城市青少年的科技素养的调查，这个调查是由中央教科所和我所在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院共同实施，调查主要目 标是调查青少年科技素养的情况。在这个调查同时，也调查了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其他情况。所以，我们总体是在全国的286个城市当中选取了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 年级的学生，我们主要考虑科技素养调查和国际上形成一个对照，国际上青少年科学素养调查主要集中在10-14岁的青少年，我们考虑年轻的对称性选择了小学 4年级到初中2年级。 具体分阶段概率的抽样方法，在全国一共抽了128个市辖区，在每个区抽了一个小学和一个初中，在每个学校里面抽一个班，小学抽4年级的一个班， 初中抽2年级的一个班。每个班所有抽中的学生都要填答学生问卷，我们会把家长问卷给学生带回去，由家长完成。最后实际完成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总样 本大概有6000多个学生。 赵延东：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现在家长们对于孩子们的未来职业有什么样的预期和特征。第一，虽然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们现在做这些是 不是太小了，孩子才上小学，怎么可能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家长已经开始在很早的阶段考虑孩子未来的职业了。总体来说，大概 92%的中小学家长已经开始考虑子的未来职业问题，小学的大概有91%、初中是93%。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家长，考虑孩子未来职业的比例低一些，是不是说明 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教育理念更为自由和宽松，他们不愿意过早的为孩子做一些限定。如果父母的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没有考虑未来职业的有12%左右。教育程 度在小学以下的有5%是没有考虑过的。 家长们都倾向于选什么样的职业，这也不是太出意外，大家都是望子成龙，都希望孩子往好的职业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家长们优先倾向 于选择像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教师等等专业性比较强、职业声望比较高，或者工作比较稳定的职业，这是最受青睐的。专业技术人员选的是最多的，像工程师、 科学家选择的比例也非常高。 赵延东： 另外，权力资源的政府公职，像官员、警察选择的比较多。像经理、老板的选择比例，跟军人、警察差不多，大概排在第4位。还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工 人和农民，基本上成了一个被抛弃的职业，几乎没有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工人或者农民，比例非常之低。这种父母的职业预期的趋势，和我们当前社会实际职业 声望的分布具有一致性的，具有统一性。 从总体来看，家长职业期望中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性别差异，对于男孩和女孩，家长的预期差别很大。对于女孩的职业选择范围比较更为集中或者狭窄， 男孩的分布是相对比较平均。女孩方面比较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集中于教师，这两块超过一半。家长对女孩的职业设计比较集中于稳定、知识性的职业，他们认为 这更适合于女性。希望女孩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家长比例明显的偏少，虽然科学家、工程师也是稳定性、知识性的，但是这也和我们国家的一种传统印象，就是女 孩不适合搞科研的影响。 赵延东： 在家长职业选择中，表现出一种代际传承的特点，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列式代表父母从事职业，这块代表对孩子未来从事职业的 预期。科学家相对而言希望孩子从事科学家的比例高一些，官员也是一样。哪怕是农民和工人，虽然总体比例很低，但是父母是农民、工人，希望儿子是这个阶层的 人的比例要高很多。总体来说，这表现了父母对自身职业的偏好性以及传承性。 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与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父母相比，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父母，对孩子未来的职业预期相对来说就不会太高。比如父 母是工人、农民希望孩子做科学家、官员的比例，就明显比父母是科学家、官员的比例低一些。我们把家庭收入情况做了五等分，收入低的家庭希望孩子从事的职 业，明显的倾向于比较偏向于向教师、军人、警察、经理、老板或者做歌星、影星，这种比父母收入较高的阶层的人比例要高得多，而父母收入比较高的阶层，他们 更希望会比较偏向于自己的孩子从事像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工程师，社会声望和地位较高的职业。 赵延东： 在这中间，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教师、军人、警察的职业，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职业期望的一个分界点。社会地位 比较低的，农民和工人认为比较好的职业就是教师和军人、警察，他们选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职业。而再往高或者再往上，比如专业技术人员、官员，他们想不是我 们所能想象的，也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所以他们选择的就比较低。反过来，父母职业地位比较高，像当官员、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他们可以想像孩子做不了好 职业的话，差一点也就当个老师，当个老师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再往下，大概也是突破了他的底线，我们看到教师、军人、警察这块基本上是把父母划分了一个阶 层，就是他们对子女预期的临界点。 最后做一个小结，父母对中小学子女职业预期表现出的特征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未雨绸缪。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开始谋划孩子的未来职 业。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幼儿园，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到幼儿园做一个调查，看看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了。另外，我们没有拿到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 如果能够做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调查结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预期更有帮助、会有一个更好的定位。比如这么早就开始对孩子谋划，到底是由 于现在中国的社会竞争太激烈了，还是中国本来就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还是其他，如果我们以后做一些比较研究，对我们的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 赵延东： 第二，望子成龙。都希望人往高处走，普遍更青睐于专业性强、稳定性高、社会声望更高的职业。但是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倾向性都是往高走的情况下，又 有一些具体的特征。比如子承父业，希望孩子和自己从事相同职业的想法。另外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对于子女的职业期望已经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那些低阶 层的父母对孩子预期低，高阶层父母对孩子的预期比较高。刚才李培林老师说到了，不同社会出身和不同地位的人，能够有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机会，现在还不要说从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从下一代人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可能这中间所隐含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赵延东： 第三，男女有别。家长对男孩子、女孩子的期望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这反映了性别观念、性别角色在人们的文化或者社会结构，对他的影响，可以直接 在家长的预期中产生影响。比如大家都望子成龙，大家都希望往高走，但是这种高的职业，本身分布就很低，现在公务员考试都已经是几千人、几万人中取一个，这 也会反映到家长的观念问题。那么如何正确引导家长的观念，可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就是社会区隔问题，在家长对子女预期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如何打 破这个阶层的界限和壁垒。 赵延东： 第四，说一下性别问题，我们还做了科学社会的研究，现在女性科学家为什么老成长不起来，从爸爸妈妈那里已经开始对女儿说，你们是不能成为科学家 的，所以更不要指望她们长大了从事科学研究。所以，像这样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研究当中，能够进一步的挖掘。 谢寿光： 感谢赵延东研究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很有意思的报告。今天上午的几位专家发言到此为止。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在中国的某些城市，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企业的绝大部分不是外资就是私营。2000以后，在国有和集体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产生大量与地方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私营企业主。这篇论文写于2003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