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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Verso)导言中重新评价了毛泽东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毛泽东在新的环境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尽管齐泽克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准确，他论述中的某些方面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文章部分内容如下。吴大可 周何 译

鲍江整理自“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座谈会”的录像资料。这次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心在北京发起，2008年6月9日由罗红光主持。

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2015年11月10日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去世，享年96岁。施密特为前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西德国防部长、财经部长、经济部长、前西德总理、外长。人文与社会曾刊发清华大学汪晖教授2013年在施密特先生家中与他的对话，特重刊此文以志纪念。

“过渡”是当代中国社会讨论中的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它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完全不得要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在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

重刊此文，以纪念“一战”和新文化运动百年：本文为作者有关“五四”的系列研究第一部分，曾以同题在斯坦福（2009年2月27日）、纽约大学（2009年3月3日）公开演讲。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时刻与方法”（加大柏克利分校，2009年4月3日）会上，作为主题论文发表。上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分析对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的政经分析为何转向文明问题；中篇以《新青年》、《新潮》为中心，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政治与“五四”政治运动的关系；下篇以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为中心，分析文化运动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说明“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转向。

蔡国强1957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创作作品。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 伴随艺术活动发展，规模宏大的室外爆破计划在全球各地展开。蔡国强1994年参加广岛市当代美术馆举办的《亚洲之创造力》展览，以《地球也有黑洞》为题，在广岛市中央公园制作了大规模的爆破计划，使用900米长的导火线和火药弹，点爆了漂浮于空中的大气球上的装置。

1995年移居纽约,更为活跃于世界各地，除了使用火药，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药，风水等引入作品，例如以《文化大混浴》为题的观众参与型作品，是邀请观众一起入浴而共同完成的。1999年获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受到国际性的高度评价。 2001年担任于上海举行的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会议)景观焰火总设计，目前担任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的核心创意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 蔡国强氏以其独特的中国宇宙观及哲学根底，探求人类普遍的共通问题，作为一名以不同于西欧的亚洲视点发言的现代艺术家倍受瞩目。

美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动物农场》是一个寓言，描写动物们不忍人类压迫，通过革命赶走了人。但动物中的内乱不绝，名为"雪球"的家伙被领袖视为内奸，派九条狗强行驱逐。后来那些大大小小的"雪球"也陆续落入冤案，被领袖"拿破仑"铁腕清除。作为这个动物天国的最高宪章，他们的"七戒"被悄悄修改，其最后一条本来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修改版本却成了："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奥威尔是一个纠结之人，不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又以《动物农场》表现出对斯大林主义的忧虑与绝望，对极权体制予以强烈警告，以至最终不惜去兼任告密者，充当英国情报机构布设在知识界的长耳与深喉。我是在一九八六年读到这本书的。我在美国旅行，震惊于一个天高地阔和五彩斑斓的富国--当时中国人均国内产值仅及美国的百分之五。我拨打直通全球的程控电话，回想在国内邮局申请一个长途电话时的苦苦等待。我看到机场上巨型客机鱼贯而出列队候飞，回想国内公交车站前一大群乘客抢门的拥挤和厮打。我在水门公寓一位教授家看到了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屏幕上闪出不可思议的文字和图画。更重要的，我被餐馆里的小伙子迷住了，他居然把小生意做成了自己肢体的舞蹈，嘴里的音乐，脸上的卡通画，就像每时每刻都在过节。这与我记忆里国营饭店里那种表情的冷若冰霜和苦大仇深形成了鲜明对比。"是美国总统！"我想起一个前苏联克格勃间谍在美国公园里晨跑，辨出另一个晨跑者时的无比惊讶。在那一刻，我差不多就是那个间谍，强烈感受到内心一种轰然坍塌。一个青年人站在思想废墟上，却没地方可去。我后来叩访另一个西方国家时，入境处的移民局官员一眼就看准了我，看准了这一张黄种人的脸。他查验了护照，查验了签证，索要访问邀请书，索要我在这个国家的旅馆预订信息......久久折腾后，他翻了一下眼皮："有钱吗？给我看看。"我怔住了，觉得对方的要求无礼。要我掏钱？要我当众数钱？要数出多少钱才算够？为什么对别人不用验钱却偏偏挑上我一个？如果我的钱不够，甚至没有钱，我的护照、签证、邀请书、旅馆定单等就只能统统作废？签证代表了贵国的承诺，邀请书代表了贵国政府机构的敬重，护照上的国徽章更代表了一个大国的尊严......居然都狗屁不是，还抵不上几张绿票子？我摸到了背包里的钱，最终未拿出来。"一边去！"对方大概不耐烦我的三流英语，发出大声喝斥，以免耽误我身后其他旅客的手续。直到两个钟头后，因一位看似边检负责头儿的犹豫，因我的接机朋友通过电话多方交涉，我才得以在不验钱的条件下过闸。我从此明白，一条入境闸口黄线分隔的，不仅有不同制度，还有富与穷，贵与贱，高等物种与低等物种，掏得出绿票子与掏不出绿票子的。富国不是雷锋，也没义务当集体雷锋，对数以亿计的穷棒子展开臂膀微笑热拥。面对刁难和喝斥，我不能不深感屈辱，也对身后一片祖国大陆怨愤交迸。我不知道我的肤色、母语、国籍，何时才能在一个移民官眼里不再成为窃贼的疑点。时值"文革"结束十周年。一位英国女生，名叫弗兰姬，蓝眼金髮的那种，肯定是左翼组织的，在西方活得很另类的，在深夜的大街上给我派发纪念"文革"的传单。我久久看着传单上的毛泽东，揣测他如果在世，此时该会如何想，比如会不会继续激赏传单上的那些往事：红卫兵振臂高呼，舞台上白毛女举枪跳跃，老教授在田间收割早稻，工人们在图纸前指挥巨轮的建造......还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受苦人民"的口号。我后来日渐倾向于相信：他不会，也许不会。事情一定是这样，他早已在"文革"的半途就心境苍茫失去信心，否则他不会从一九七二年起就恢复邓小平、杨成武、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数百高官的职务，其中某一次会议通过的复出者竟多达三百多人；他也不会平反贺龙、罗瑞卿、王稼祥等，不会让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公开露面，使各地解脱干部比例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他也不会在一九七五年再一次启动平反复职高潮，有关通知文件飞如雪片，包括平反陶铸、胡耀邦、陆定一、傅连璋、陈丕显、王恩茂、李维汉等，让自己昔日大批政治对手重返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等方面要职；他也不会特赦监狱中所有国民党的在押人员。不仅日本皇军或者德国纳粹没这样干过，如此大规模、大面积、大尺度的政治退让与权力分享，即江青等人愤愤不已的"举逸民"和"回潮""复辟"，在法国革命史和苏俄革命史上都鲜有其例。他正在把很多筹码交还给对手，看似自信，更像自疑。特别重要的，他明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是"文革"的压箱家底，看家本钱，护家亲兵，但也许是出于失望，阻止他们登基似乎成了他的一条政治底线。为此，他不惜一再周折，宁可选择倔强的邓小平于前，选择庸常的华国锋于后--两人看上去都偏离"文革"甚远。这不像是一些偶然和随意的决定。事实上，从某个角度看，恰恰是这些决定加速了"文革"的终结。一个老人深居密室，其思虑外人难以揣度。不过，从公开材料看，他在一九七二年后的形象更像一个和事老，虽强撑一面"文革"之旗，但到处讲"团结"，到处说"安定"，小心弥合党内派别裂痕，有一种进退两难和左右皆疑。与某些人的印象不同，他此后一系列言说在我看来已不再具有进攻性，与其说是说服别人，勿宁说是宽解自己；与其说是寻找新的理论战场，勿宁说是寻找理论的防线与退路。批儒家，评《水浒传》，辩斥资产阶级法权......发生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的这些舆论大戏，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超高空的笔墨飞行，有点随意点染，信马由缰，镜花水月，无迹可求，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如联系起来看，倒也不是打什么禅语，不过是对"文革"弱弱的一再自辩。"文革"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自林彪出逃给这事泼粪，让共产党名誉跳水，他在新闻镜头中一下苍老憔悴了许多。"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他在庾信这一《枯树赋》前一定心境悲凉。他在卧榻边一大圈书堆中辗转反侧，似在一次次说服自己："文革"没什么大错，至少算不上全错--但这种说服的前提，恰好是巨大的困惑挥之不去，正把他死死地抓住。他卑微的要求似乎只是希望得到人们一个"文革"三七开的结论，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希望那场大乱终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软着陆。不是说"文革"的手段太狠吗？他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的法家：一心强国的商鞅、李斯、秦始皇哪能没有严刑峻法？哪能不行一点铁腕霸道？不是说"文革"的代价太大吗？他把目光投向宋江一伙的教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补缺漏，不改构架，虽成本有所减省，多留一点坛坛罐罐，但那样的小打小闹的半调子革命于事何补？不是说"文革"的标尺太高吗？他把目光投向马克思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纲领》的批判：连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属于大破的对象，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到底是做得太多还是做得太少？离革命理想尚有十万八千里，共产党人眼下不过是下下乡，出出汗，晒黑一张脸，在五七干校混个两年三载，凭什么就要拍桌子骂娘？......不知他是否真有过这样的自我对话。可注意的是，他鄙薄儒家"仁政"之时，恰是给大批受难者平反复职送温暖之际；他赞扬"反皇帝"之余，却未给左派发动高层清算（如针对周恩来）以任何鼓励；他让大家讨论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等奇怪话题，八竿子打不着的共产主义原教旨，却毫无具体政策跟进的动静。大家该拿的工资还是拿，该得的级别还是得，该有的自留地和自由集市还是有......上海市准备了一套恢复供给制的摸底方案，当然是自扰多事，最终有风无雨。劳模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提议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让"小公有"升级为"大公有"，在赵紫阳、谭启龙等人反对之下只能胎死腹中。甚至连"开后门"这种很像"资产阶级"的东西，比"法权"更可恶的"特权"，也几乎被毛泽东忽略，曾嘱周恩来、江青等不必大动干戈。如此等等，自"文革"开始以来，理论宣传与实际运作的脱节在这四年里十分奇怪，思想的空转、虚打、不及物令人费解。一切揣摩圣意的政治敏感后来都被证明为错。老百姓十分茫然，在政治学习时常觉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呵欠连天，腰酸背痛，只能相信北京那边闹出了多动症，瞎抽风--也许这正透露出某种复杂心结。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一幕肯定使他震惊，但他无法阻止这一天到来。他的"三七开"一说看来得不到人们认可。他的和事老也当不下去，在高层对决中再一次被迫选边站，交权给平衡派人物华国锋，不过是最后的止损之策。为了重振国势，他曾提议全民大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权力已如一块病毒成堆的硬盘，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充电无济于事。为了弥合社会裂痕，他数年来一次次请回"走资派"，也宽大"造反派"，还特赦和安置大批旧政权人士......但这一类技术性减压，无法遏制结构性的增压。身处一个全能而单质的权力体制，他无法缓解政治的总体性恶变，只能用问题解决问题，用代价减免代价，拆东墙补西墙，直到大家都成了破墙，"文革"的负资产累积最大化。随着民众对"四个现代化"热切向往，随着地下市场经济八方潮涌，生长"文革"的水土环境早已不再。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海，泪飞如雨，各种标语迸溅出电花石火，逆上谋反的流言不胫而走......毛泽东曾说：要"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这种形式和方式终于指向他自己。他赞扬、鼓动、训练、指挥的"造反有理"，现在居然全面哗变，矛头倒转。他肯定感受到深刻的孤立无助。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人山人海中静静地直指天穹，引导一个民族的百年想象。很多人在碑下的浮雕故事前也许都寻思过：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境况？是什么样的生活？千万英烈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究竟要通向何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上《礼运篇》，出自《礼记》，为儒家"大同"思想的源头，差不多是中国最初版本的公共主义纲领。身为"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一员，毛泽东却谙熟古籍，勤翻卷帙，与中国古代思想遗产明断暗续，其《矛盾论》与老、庄的辩证法，其《实践论》与儒家的"实践理性"（李泽厚语），都有清晰可辨的血缘之续。他有圣王合一之风，总爱想一些大事，在著名的五七指示里曾描绘出一幅比《礼运篇》更为具体和清晰的图景："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工人也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农民和"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种一职多业和一专多能的奇特设计，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美好前景，不仅要铲除社会等级和"批判资产阶级"，而且要淡化劳动分工，庇护所有人的平等人生。这一种亦官亦民、脑体兼备的反社会异化蓝本，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提出并随即公布，曾被很多人视为革命之魂，最重要的制度顶层设计，最富有建设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幸的是，多年后人们觉得这些说法日益飘渺。哪怕官方媒体时有提及，在很多人看来它更像不贴身的云外仙境，没多少工夫再去顾及。他们要的首先是没有警察或政工人员突然敲门的夜晚，是面包，是加班奖金，是尼龙袜、电子表以及日立牌黑白电视机。一位境外记者说：西方不是用核武器而是靠家用电器重新攻破了中国。"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他们的民间公投。正是这一年，毛泽东有一次看电影《难忘的战斗》，随着高昂雄壮的片中配乐，见人民解放军当年列队入城，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他突然控制不住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放声大哭，诧异的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起来中途退场。他的大哭想必与不久前天安门那一份公投的结果有关。风悲雨苦，树老枝残，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想当年欢声雷动，看今日却是千夫所指--往事岂堪回首？=================================《革命后记》介绍及目录「文革」是一個事實和情緒的巨大總量，交織了數億人太多的紛爭和尷尬，沉浮和恩怨，遺忘和誇張，以至任何判斷都可能掛一漏萬。事情已過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後的有關爭議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緩，而是更烈......。」本書作者韓少功，作為在場者之一，他說：我不可能接受一些嘻哈族的「文革」，比如他們覺得紅衛兵步行串聯特有趣，那不就是「驢友」探險嗎？他們覺得知青下鄉也特來勁兒，那不就是真人秀的「魔鬼訓練」嗎？他們甚至覺得子彈橫飛的武鬥夠爽，夠刺激，嘿，那時候「軍迷」玩一把真的耶。我也不可能接受一些洋左派的「文革」，他們曾認定革命樣板戲就是文化領域人民主權的神聖標誌，紅衛兵挎上駁殼槍就是最徹底的解放，工人趕走廠長就是共產主義的夢想成真。當然，我也完全不可接受某些中國官員的振振有詞：「你以為現在還是文革？你們還想踢開黨委鬧革命？」問題是，這些人的「文革」印象錯在哪裏？憑什麼本書作者就認為自己的「文革」記憶比他們的更可靠？憑什麼他能相信自己的記憶不是另一種瞎子摸象，在這裏的饒舌不是以白詆青、以宮笑角，五十步看百步？作者: 韓少功 出版社: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年: 2013-12页数: 298 目　錄1  前　言4  冷藏的話題10  宮廷化19  道德化25  訴苦化32  另一種問題社會41  道路選擇的大概率t 資源t 文化t 制度傳統63  烏托邦的有效期73  地位競升的兩種通道81  全民聖徒化(上)87  全民聖徒化(下)94  全民警察化(上)101  全民警察化(下)112  聖徒化×警察化126  多面人與多面上帝前造後保或前保後造內造外保或內保外造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136  利益理性與博弈規則官方主導時的「後位淘汰」民眾主導時的「前位淘汰」知識分子面臨的雙向淘汰155  結構性危機(上)168  結構性危機(下)179  再等級化之潮196  需要討論的幾個問題問題一：民主能否帶來公平？問題二：革命能否帶來公平？問題三：平等是否還重要？233  小綠棒附錄一237  關住權力的籠子換臉還是換血道德也是個籠子附錄二269  「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1966-1976

旧实质正义的取证和法庭调解制度，仍旧在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应该予以认可，有选择地援用和推进，与当事人举证制度并用，不应盲从于今天主流的“现代化”法律形式主义模式。

1972年出版，城市是复数 Le città invisibili，马可波罗与年老的忽必烈对话，描述55个城市

本文的删节版原载澎湃新闻，此为全文（删节部分加粗标出），并添加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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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学运将要把台湾引向何方，没人知道。但它的源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是台湾社会一直没有解决日本殖民、国共内战、白色恐怖、两岸分断，以及特定的民主化路径这些历史遗留的周期展现。如果大家认为现今的「民主化」出问题了，那是对的，但问题不在于找出一个具体的人当代罪羔羊，而应该要认识到我们的民主化路径出了某些问题。这个路径把论述仅仅聚焦在「反威权」与「出头天」，从而抄了一条「我群vs.他群」的短路，而这个短路造成了认同政治乃至族类主义乃至类法西斯主义的暴涨，从而使得任何关于全局、关于未来的论证都高度被压制。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行为被歪曲丑化了；而在所有对日军的不实指控中，“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大的谎言。由于日方文献在战后遭到了大规模焚毁，而日本又有人不承认事发当时中国和西方文献的客观性，使得这一观点对海外不知情的第三者，尤其是日本民众至今仍有影响。

港台文化的胜利究竟是文化的优越还是工业的成功？文化的传播是不是一定遵循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灌输的水流定律？大众是谁？有没有各自单独的名字还是一个集体意志？还是几个集体意志？可以概括吗？人民性指什么？越是发行量大的等于越是有人民性也就等于越伟大——这一等式成立吗？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是放之四海面皆准还是因人而异？权威是谁？是书读得最多那个人吗？还是书写得最多的那个人？还是所有人？我们需要权威吗？什么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吗？没有理想能不能过日子？年轻人就一定是进步的吗？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吗？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哪儿？我们的学术根基在哪儿？我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现在的小孩是不是“听鸟语”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是都没有“人文精神”还是各阶层有各阶层一向既有的？如果有，都是些什么？下一次文艺复兴在什么时候到来，还是从来没有到来过？

祖先崇拜可以对有限的生命赋予无限的意义，帮助农民突破人生的局限性，构成了中国农民的根本性宗教。其它各种宗教信仰大多只是农民临时求助的对象，属于辅助性宗教。农民最初信仰的是作为辅助性宗教的基督教，期望它解决他们人生遇到的问题，但基督教却会给他们一整套生活意义系统

形形色色的禁令体现出毋庸置疑的国家意志，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特定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殊视角。

从形式到内容，《破恶声论》包含着一种自我的颠覆性：从形式上看，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文本，但文本的落脚点之一，是对民族主义思潮的批判。这个文本的自我颠覆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鲁迅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批判都不是简单的否定，毋宁说他通过这个否定表达了一种自觉。所以，这个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张力。《破恶声论》帮助我们打破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二元论，通过寻找另外一个根基来进行自我批判。

听妈妈说，爸爸十九岁在南开大学时，就萌发了写《雷雨》的冲动，转入清华大学后，又酝酿了很多年，直到1933年《雷雨》才动笔。写作时，他对剧中人物、情节、艺术特点，对剧本的结构，甚至布景道具，都做了反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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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记录稿，经崔教授校订，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内容。附《激发社会主义经济的想象力》。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奥巴马当选后，克鲁格曼于11月7日发表文章，表达对非裔首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激动和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敦促奥巴马切勿听信要他延缓政策变化的建议，分析了坚持选战中提出的激进改革议程的可能性和必须性，并提出了奥巴马新政或者说新新政(the new New Deal)的口号。（高乐成译，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校订）。--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