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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三大批判"新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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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经济
2011/03/01
| 阅读: 1932
重庆公租房的四大创新特色崔之元 重庆市民从2月12日起可以申请公租房,3月2日将开始首次摇号配租。这标志着重庆在全国率先推行的公租房和商品房的住房“双轨制”创新,已经从设想变成了现实。为了理解这一创新的意义,我们首先需要说明公租房和已有的两种保障性住房 --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 的区别。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的分配形式以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占全国住房的比重仅为5%,而重庆的公租房目标是要使30%至40%的居民住在其中, 这才称得上是“住房双轨制”,它不是只为少数特困民众,而是针对相当广大的“夹心层” -- 既得不到原来的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短期内也买不起商品房的人群,包括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等。黄奇帆市长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从今年起每年开建1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未来三至五年内全市建设总量将达400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和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2个卫星城等人口聚集度高、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按人均20平方米计算,4000万平方米可以解决200万人的住房问题,这就打破了过去保障性住房建设“零敲碎打”、不能从根本上“解渴”的困局”。 第二,重庆以公租房建设实现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整合,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廉租房居民与公租房居民同住同一小区、同一品质的房屋,只是廉租房租金控制在公租房租金的10%。另一方面,公租房5年后可有条件地转化为经济适用房。这次公布的公租房管理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廉租房租金与公租房租金的差额由廉租房家庭户籍所在地政府承担。 第三,重庆公租房楼盘容积率约3.8,与周围商品房楼盘相当,公租房与商业楼盘布局在一起,共享配套和服务,从而有利于弥合社会分层的裂痕,避免西方一些国家的“贫民窟”。重庆的公租房项目布局在内外环线之间的21个大型聚居区中,与商品房楼盘按照1∶3配置,共同形成20万人口左右的城市生活大社区。 第四,重庆公租房建设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依托市级土地储备机构先期储备土地的优势,公租房用地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租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的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同时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3年共计约30亿—40亿元。重庆公租房建设保证了200亿元的先期投入。2010年11月16日,财政部,发改委和建设部三部委联合发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重庆率先实验的公租房融资模式。但其他城市可否建成可称为“双轨制“的大规模公租房,还有待观察,因为重庆之所以领公租房建设之先,不是偶然的,而是和重庆在土地储备,国有资产运作上所形成的“重庆模式”密切相关。本专栏已经并将继续开展对“重庆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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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经济
2009/02/15
| 阅读: 1931
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曝光了中国东莞的一家为微软、联想、戴尔、IBM和惠普等生产键盘的“血汗工厂”,报告2月更新,但工厂情况无改善,报告名为《高科技血泪:生产我们正在使用的键盘的年轻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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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柯布John B. Cobb, Jr.博士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在美国克莱蒙,就西式现代化的局限性以及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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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 是否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 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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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打死了。但是他的死亡改变什么了?或者真的不要紧? 第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拉登之死是基地组织权力交接的信号。现在很清楚的是,今天的基地组织不只是一个单一结构的组织,它有点类似特许经营性质。如果拉登要对他的组织直接发号施令,其实动用的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当地的分支机构。此外,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些独立组织我们也笼统称他们为基地组织,尤其是在伊拉克、也门和马格里布地区。这些恐怖组织对拉登充满敬意,但他们又独立运作。另外一方面,一些杀气腾腾又有一定政治力量的形形色色组织,在过去几年似乎已经衰弱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伊斯兰力量可以通过政治途径达到他们的目的。拉登之死可能会激发基地组织的复仇(事实没有),但他的死亡不太可能减慢基地组织在全世界生长速度。 拉登之死会改变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的政治环境吗?巴基斯坦政府在拉登死之前,早就摇摇欲坠。 但不管美军在行动前是否知会巴基斯坦,他们都得依赖巴基斯坦。很明显,美军偷偷摸摸干,是因为怕巴基斯坦妨碍他们的行动甚至会放风给拉登。但真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之后有了两条相互冲突的线索,《卫报》说拉登之死来自于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官方合作,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在2001年答应布什总统,只要美军能定位拉登,美军能单方面采取行动,而巴方会象征性的公开谴责。但是,穆沙拉夫后来予以否认,但谁会相信他? 在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焦灼地认为,巴基斯坦肯定知道拉登就在那,只是为了避免美国切断或者减少经济、军事援助,所以故意不说。但这样做,也等于让美国继续巴基斯坦施加影响。 对阿富汗来说,塔利班跟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是两码事,前者只是想在阿富汗重新掌权。拉登之死只是稳固他们在阿富汗本土的位置,并加快把美军赶出阿富汗的步伐。可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军方乐意看到的。在这种局面下,美国有些人就会说,塔利班的"胜利"表明与他们进行政治交易是必要的。那些反对美国干涉阿富汗事务的人则会说,这证明美军在那里没有理由继续存在。 那么拉登之死至少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改变?当然会。奥巴马总统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派遣海豹突击队去干此事,而不是轰炸目标。一旦稍有差错,他的政治前途就玩完了。还好没有意外。所有共和党人都说奥巴马太软弱,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这下他们都闭嘴了。这对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大有帮助。但是,正如许多评论员指出的,这只能帮奥巴马一点小忙。经济依然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最大议程。2012年奥巴马要想连任,以及民主党要想在参议院保住多数党位置,靠的还是经济。 所以,拉登死了有啥差别?真不太多。 (本文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授权东方早报发表)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 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代表作包括《现代世界体系》、《自由主义以后》、《历史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等 石剑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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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要的,是不革命,是1840—1860年代。而索尔仁尼琴所求的,与站在革命两翼的现代性全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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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法律
2010/01/31
| 阅读: 1930
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花费3520万。另有中国工会网扩建项目一期工程670万。作为文教机构非盈利网站,很难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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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社会
2011/11/07
| 阅读: 1930
京沪女性的自杀问题在民国非常严重,两性自杀死亡率相近;两地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自杀已遂和未遂事件中女青年所占的比例最高;诱因多是家庭矛盾或情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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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识教育的“ 共同核心课”和“助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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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要关注《"悖谬的世界"--2010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中的两部新作:《回家》与《说客》。这两部作品分别为两位剧作家各自三部曲之终结篇:《回家》是过士行"尊严三部曲"之三,讲述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面对当今社会的迷惑与梦呓,他疯言疯语解读时尚社会,他将信将疑迷惑看待自身;《说客》是徐瑛"春秋三部曲"之三,以特别的叙事展现春秋纷争,用子贡的视角看待群雄争霸。《说客》此次上演两个版本,林兆华导演和易立明导演各导一版,各得其趣。且先让导演隐身,我们来倾听《回家》和《说客》的编剧过士行、徐瑛的想法,希望能读到更多,关于剧作,以及剧作者本身。 几乎每晚演出前,林兆华导演都站在剧场门口,已然成为一道景观,他抽着烟,想着事,听着,笑着,说着,沉默着,或许就是为了喜欢看开演前的这一刻? 他说,他希望能听到不同声音的、中肯的、真正的艺术评论。 过士行:回家,关于人的尊严与荒诞 《艺术评论》:《回家》,家究竟在哪里?还有家吗?已经回不去家了。通过这部作品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过士行:对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的担忧,想要传达出人活着的尊严。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 《艺术评论》:这部作品是在写您自己那一代人吗?那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与您的年龄与经历相吻合,有与这个社会的不相融,有对人生的回望与失望。他是一群人,一代人,是一个符号、一个表征。他的一生被您归结为0000。 过士行:对这个老头儿的感受差不多是我对这代人的整体感受。在老头儿的时代里,有集体没个人。他们在做集体的牺牲,是一代人的牺牲。这一代人没什么好说的,不断地参加运动,被运动裹挟,个人追求几乎没有。但这种人是大多数。 《艺术评论》:此次看德国版《哈姆雷特》,最后连续几十个关于人生的追问,是"生存,还是毁灭"命题在当代人中的延展,特别感动,有一种安慰感,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在选择和困境之中。但是《回家》给人最终的感觉就很悲凉,始终把赤裸裸的创伤亮给你。 过士行:我就是想来狠的,没有时间再来说客气话了。 《艺术评论》:您自己有没有觉得这部作品过于灰色? 过士行:其实生命更多是在灰色地带里。但人年轻的时候能够抵抗,因为你有理想和希望。就这个人来说,他肯定是灰色的,他的一生实际上是虚度的,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他本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他毫无价值。 《艺术评论》:在揭示这样一种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不考虑给予一点亮色? 过士行:亮色作品不缺。 《艺术评论》:开篇中,一位中年红衣妇女没完没了地在跑步机上跑,是表现一种生命的无知无觉吗?结尾处,空竹的意味?是导演的处理,还是您的想法? 过士行:这个戏的主体结构,是独角戏,开篇是老人眼中的世界,就是社区。社区老年人经常锻炼,中国人比较注意身体的锻炼,不太注意精神的强壮。结尾是一个不能言传的东西,我选空竹有多义性,有禅宗意味的启发。每个看戏的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解释。 《艺术评论》:作为您的"尊严三部曲之三",终结篇,您怎么看待《回家》在三部曲中的位置?您自己喜欢这部作品吗? 过士行:中等吧。这部写得最难,难在结构。我想了大概两年,先是结构成精神科病房,在治疗过程中发现案件,但是越写越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后来,我就想写一个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人,写他的感受,干脆抓住这一点来写,就是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关注一个失败者眼中社会和人生。 《艺术评论》:您怎么寻找到老年痴呆症这个点的? 过士行:其实,是我母亲渐变成老年痴呆症的过程。由于不断地看病,见到很多人。包括戏中的那些病人,都真有其人。 《艺术评论》:您能从老年痴呆症的细节中,还有之前的厕所、火葬场等通常是被人们忽略或有意回避的地方,领悟到关乎生命的东西。您认为自己是个很敏感的人吗? 过士行:是的,我很敏感。搞艺术必须敏感,要不感受不到。司空见惯之后我们麻木了,但是艺术家能将其提炼出来,让你重新感受。 《艺术评论》:中国的文化艺术,荒诞色彩是比较淡的,但您的作品中荒诞、象征、隐喻的意味很强。 过士行:荒诞,是本质特征。比如,你来到世间这件事本身没有选择,这就很荒诞。居住地、语言、家庭、男女性别,都没有选择,本身就很荒诞。整个人类从哪里来的?很荒诞。 《艺术评论》:您受西方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影响很深吧? 过士行:是。艺术上受到贝克特、卡夫卡、布尔加科夫的影响深,喜欢迪伦马特的《罗慕路斯大帝》、《天使来到巴比伦》,我想自己导演《天使来到巴比伦》。西方的学术书籍、现代小说、哲学,叔本华的东西,都看一些。对世界的感觉是禅宗的。我感到,人在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是书本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自己会发现问题,一叶知秋。 《艺术评论》:怎样看待自己从事戏剧创作? 过士行:爱写,就像农民喜欢种地,踏实,熟悉,喜欢。我也一样。哪怕挣得少也愿意干。我干别的干不好。以前愿意表达的很多,现在有点欲说还休,不觉得是个多重要值得写的事儿。这是生命力减弱的表现。小孩子生命力强,闹啊,吃一碗面条,他也要折腾半天;老头儿吃了人参,都不爱动唤。再比如青年人生活再苦,突然产生一段爱情,就灿烂了;中年人,一笔横财,也行。老年人,这些事起不到作用,生活在做减法,可以欢乐的事情越来越少。 《艺术评论》:那您觉得自己创作生命力最强的是什么时候?是写"闲人三部曲"的时候吗? 过士行:是。四十多岁,生命力强。那时还是跑戏剧口的一个记者,挺忙,春节休息五天,请假两天,就写了一个戏。《鱼人》,在朋友家写的。"闲人三部曲"表达对人和生命的理解,那段时间,对逍遥人生比较感兴趣,对庄子喜欢。那时候,更超脱、逍遥,精神在这里。 《艺术评论》:您的作品,语言具有很强的冒犯性,在挑衅作为普通人遵守的规范和言语禁忌。 过士行:激怒观众。这种艺术手段,彼得·汉克发明的,很有力量。《回家》其实应该在小剧场演出,更适合。 《艺术评论》:您怎么看待自己和当代其他人的戏剧创作? 过士行:不一样。有的作品我不会写,我写的,他们也不会写。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太一样了。所以我要写不同的。 《艺术评论》:您有某种程度上的边缘化的感觉吗? 过士行:有这种感觉。被一部分人认可。也有人喜欢我的戏。 《艺术评论》:不被认可在哪里? 过士行:不知道。以前,我们习惯于集体观赏、集体讨论,集体意见。但是美学应当是个体的,你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我们经常要弄成一致的,装修的也要看左邻右舍,没有个人思考。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过两天风气变了,就全改了。真正的好作品,好书,就像药,不好吃,枯燥晦涩,但是读完之后,对人特别好。我们国家特别奇怪,生理上,比任何人都喜欢吃药,但是精神上的药,没有人买和注意。 《艺术评论》:您平时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过士行:我很随意,有些不良嗜好。玩鸟,喝酒,毫无意义,但是我很投入和偏执。我干什么都很偏执,进去得太深。本来写戏是玩的,但是一下子就无法自拔。 《艺术评论》:说说您的良好嗜好。 过士行:看书。最近不怎么看,费劲。宗教、哲学以前看得多。《圣经》读了两遍。爱看两希文明--希腊和希伯莱文明的书籍。 《艺术评论》:徐瑛说,他是乐观主义者,写的是悲剧;您是悲观主义者,写的是喜剧。您怎么看他的这句评说? 过士行:他说的对。但我的喜剧属于黑色喜剧,比较残酷,人物的行为是可笑的,命运是可悲的。当我们不好好想的时候,不认真的时候,好笑。认真的时候,就很悲哀。 《艺术评论》:《回家》就是这样,所有的喧嚣和可笑都是表层的,底色很沉重。 过士行:没办法,跟人的性情有关系。我,很随意,比较平静,偶尔突然间不开心。 《艺术评论》:您的作品中,会涉猎广泛,而且会涉及最新出炉的社会热点问题,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保证您的创作与现实的紧密关联度? 过士行:就是网上。我上网,新闻网,社会新闻、军事新闻。其实,真正的真相不大好找寻的,需要你联想的。 《艺术评论》:您与林兆华导演的合作最多,他对您作品中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独特理解,能够认同吗? 过士行:我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对戏的兴趣非常浓烈。林兆华不排戏没法活,我不写戏就不知道干什么。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易立明、王翀。就是喜欢,所以坚持做,不是道德高尚,只是喜欢。拿强盗来说吧,明知有危险,他还干,他就是热爱。 《艺术评论》:下一步的打算? 过士行:目前还没有猎物进入我的视线,一片苍茫。可能会改编戏曲,将传统戏曲改成话剧,保留戏曲很多精华。是一种尝试。 徐瑛: 迷恋凛冽的春秋气质 《艺术评论》:从您多年的创作历程来看:歌剧《胡笳十八拍》、《茶》、《李白》、京剧《兵圣孙武》、《宰相刘罗锅》(下本)、《连升三级》(上下本)、歌舞剧《清明上河图》等,您对历史题材有一种强烈的偏爱。 徐瑛:我智慧不够,对当下发生的事情看不清楚,所以我只写静止的历史,不写流动的历史,现代戏目前还不敢去碰。 《艺术评论》:此次上演的新作《说客》,与此前的《门客》、《刺客》构成了您的"春秋三部曲",您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和人有一份特别的迷恋吗? 徐瑛:春秋时期,中国处在一个非统一的状态中,没有绝对的强权,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对老百姓来说,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但那个时代的思想界却非常活跃,那时候的人,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便可能轰轰烈烈一番。中国历史上极致的人物多出现在那个时代,对戏剧创作来说是一个宝库。 《艺术评论》:此次邀请展的主题是:悖谬的世界,《说客》想要表达的是何种悖谬? 徐瑛:子贡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四方游说,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个个原本不相干的人物都被他卷了进来,把一个局部战争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目标是和平,结果却是天下大乱,给天下的苍生带来了一场大灾难,这是一个悖论。你不能用通常的道德观评价子贡的行为,站在鲁国人的立场,子贡是大救星和民族英雄,但是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他就是战争贩子。《说客》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让我们的是非观与道德观都变得模糊了,你说不清楚他做得对还是做得不对,很难用简单的对与错对他的所作所为做出道德上的判断。我们因之而陷入困惑,因为困惑,或许就会要追问一些关乎人性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与之无关的人物会被卷进来,并且那么兴奋地投入到一场疯狂的杀戮之中? 《艺术评论》:《说客》与《刺客》、《门客》的气质不太一样,《刺客》与《门客》更激烈,相对而言,《说客》理性了很多。 徐瑛:《刺客》和《门客》更极致,更具凛冽的春秋气质。《说客》有点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跟当下联系更紧密一些。但就一部戏来说,这个题材有先天不足的地方,即故事缺乏一波三折的大跌宕,没有特别强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来得太顺利。你觉得好看是因为我让子路跟着子贡游说四方,没有这个张嘴闭嘴背诵老师语录的子路,这个戏不会生动,我想表达的思想也无从表达。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戏所表现的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孔子与他最喜欢的弟子子路代表了理想主义,但在一个物欲横流、礼崩乐坏、见利忘义、讲究实用的时代,理想主义完全不堪一击。也正因为此,孔子仁政理想的价值才更加凸显,让人对他怀抱敬意。 《艺术评论》:《说客》以另一种视角和思维来看待历史和历史中的人,会有一种智力上的快感,就像《罗慕路斯大帝》,极有趣也极富深意。当然,这种写作只有在对那一段历史具有非常透彻的理解,并赋予自身的独立思索之后才有可能完成,这很难,也很可贵。三部曲中,您本人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徐瑛: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门客》。赵氏孤儿的故事家喻户晓,千百年来不断翻演,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我对这段历史有我自己的诠释,和别人的理解不一样。它给观众提供了另一个阅读历史的思路,我以为这是《门客》的价值所在。 《艺术评论》:看《门客》的时候,只觉得寒光闪动、凛冽逼人。真像是一柄锋利的短剑上下翻飞,凌厉、冰冷又炽烈,将人和世间事一层层地削,削到所有的真相几乎就要呈现,削到所有人都只剩下最真的那一点,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任何相见,都是极其痛楚的,也是极其动人的。实际上,《门客》是在重新看那几个被看了千年的人,在重新理解和体会他们的命运和内心,在为所有的人寻找动机和理由。最打动我的是赵氏孤儿被强加的命运。 徐瑛:我写这个戏的原始动机,集中体现在了孤儿的一段台词中:"我为什么姓赵?我为什么是赵氏孤儿?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得承担这样一个为家族复仇的使命?把三百条人命的仇恨寄托在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身上,难道您不以为这种想法本身就很荒谬吗?您怎么就知道这个婴儿会平安地长大?万一他命薄活不长呢?万一他福浅长不大呢?万一他天生就是一个傻子呢?即便他头脑健全四肢发达,谁又敢肯定他就愿意拿刀杀人去完成属于他的复仇使命......"没有这些疑问,不会有这个戏。我对这个故事的拷问,追寻出这个故事所内含的荒谬性来,是我对中国人传统价值理念的思考。 《艺术评论》:赵氏孤儿是一个命运悲剧,因为他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要承担起为家族复仇的使命。他不被允许是他自己,他无法获得自我,他没有选择。孤儿拒绝报仇,就是在强行地获取自己的身份,在顽强地要去看到自己。他抗拒自己的命运。但是,对注定的命运来说,顺从是悲剧,抗拒也是悲剧。只是戏中的屠岸贾,是不是被您写得有些太温情脉脉了? 徐瑛:传统戏中的屠岸贾很脸谱化,就是一个奸臣。我把他作为一个人去写,努力去塑造一个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他,自然就能看到他温情的一面。因为如果他的身上没有温情的一面,赵氏孤儿不可能在他的眼皮底长大,孤儿做出复仇的决定也不会那么艰难。 《艺术评论》:《门客》的导演易立明有些太赶了,当然,也是一种显著风格,他是那种性格很急切简练的人吧? 徐瑛:我开玩笑说,他是一个摇滚青年,就喜欢流水快板,连原板的节奏都不能忍受,更别说中板、慢板了。戏的节奏确实处理得有点太快,但他要的就是这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效果。虽然稍显极端,但总体感觉是我喜欢的。 《艺术评论》:说起易立明,我想,他导演的《阅读雷雨》让我们看到对待或者说是对付经典的另一种可能性。真的就是一场阅读,一篇惊心动魄的读后感。原剧被拆散了,最尖锐的冲突、最主要的人物以极其尖锐的方式被直接呈现。舞台上,明和暗,形成一个剪刀似的光影空间,锐利、逼仄、阴鸷、窒息,光线在逼迫着你,音乐也在逼迫着你,光线和音乐共同牵引着剧的行进。 徐瑛:他极聪明极有想法,而且非常懂音乐,我坚信他将来一定是中国最好的舞台剧导演。 《艺术评论》:《门客》是写的"赵氏孤儿",现在电影《赵氏孤儿》正在上演中,而且就我所知,目前国内有若干以"赵氏孤儿"为题材的作品在酝酿中,有歌剧,有地方戏,歌剧甚至同时有两部。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不约而同来关注"赵氏孤儿"?您认为,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有某种内在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 徐瑛:《门客》完成于七年前,易立明决定排这个戏,既不是想跟别人PK,也不是想借电影的势来炒作自己。这个戏原来也叫《赵氏孤儿》,为了避嫌,我们甚至连剧名都改了。对当下兴起的赵氏孤儿热,我也觉得奇怪,可能是大家都想呼唤一种精神吧?我本人容易被激越的故事感动,比如黄花岗起义。在我看来,那种激越的情怀乃是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艺术评论》:您的作品中,女性的成分很少。 徐瑛:春秋三部曲是男人的故事,但我自以为我写女性题材的戏写得更好,比如歌剧《胡笳十八拍》。那部戏我投入的情感最多,把自己都写哭了。 《艺术评论》:您所偏爱的题材,以及您作品的气质,与您是一个湖南人有关系吗? 徐瑛:应该有吧。湖南人敢为天下先,骨子里有浪漫的气质,所以湖南出革命家。革命家多是理想主义者,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写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家也是革命家。 《艺术评论》:戏剧写作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徐瑛:就是一种表达。我对生命的感悟,借助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仅此而已。 《艺术评论》:你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徐瑛:确定一个题材之前,我会先问自己,这部作品写出来,十年后还能不能演。如果判断能,那就有写的价值。 《艺术评论》:你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啊! 徐瑛:这辈子你做了些什么,将来是要清盘的。(笑)把自己放到历史中去了。 《艺术评论》:此次另一部新作是过士行的《回家》,您对过士行怎么理解? 徐瑛:过老师是中国当下最值得重视的戏剧编剧,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看问题很敏锐,很睿智,与此同时,他还很天真。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警惕,关注民生,并且敢于表达,无所顾忌。作为一个写家来说,他比我纯粹。 《艺术评论》:怎样看与林兆华导演的合作? 徐瑛:林兆华导演是我的恩师,到目前为止,他已执导了我的七个剧本了,包括戏曲、歌剧和话剧。没有他的提携,我不可能有今天。 《艺术评论》: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徐瑛:有几个感兴趣的题材,还是静止的历史。林兆华导演希望我明年写个现代题材的戏,所以也可能尝试一下,看情况吧。 《艺术评论》:期待着您的新作。感谢接受我们的访谈。 (感谢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期《关注》栏目予以支持。) "悖谬的世界"--2010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2010年11月29-12月19日 首都剧场) 《建筑大师》:11月30日-12月1日 原著:易卜生 导演:林兆华 《哈姆雷特》:12月4日-5日 原著:莎士比亚 导演:(德)卢克·帕西瓦尔 《哈姆雷特1990》:12月6日-7日 原著:莎士比亚 导演:林兆华 《阅读雷雨》:12月8日 原著:曹禺 导演:易立明 《门客》:12月9日-10日 编剧:徐瑛 导演:易立明 《回家》:12月11日-12日 编剧:过士行 导演:林兆华 《说客》首演:12月14日-16日、18日-19日 编剧:徐瑛 导演:林兆华 《说客》:12月17日 编剧:徐瑛 导演:易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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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New Left Review杂志发表了对阿里吉的访问,原文有两万多字,涉及阿里吉的生平与著作的方方面面,本文系选刊其中与当前的金融危机及阿里吉新作《亚当·斯密在北京》有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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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兹是当今学界最系统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学者之一。在数十年的从教生涯和学术探索中,林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化研究路径和学术体系。林兹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对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内涵的界定和特征的分析,对民主政体崩溃的过程和原因的探讨,对民主的巩固所需条件的概括,以及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本文在简要介绍上述主题的同时也对相关问题予以了简要评价,以期通过对林兹的简要介绍而为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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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性著作,该书扉页上的题辞道:“献给普实克,他的工作使此书成为可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和最杰出的研究者,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对此是当之无愧的。 普实克早年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求学时,专攻古希腊罗马历史,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成为了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学生,从此迷上了中国。1931年,他获得了布拉格东方研究所的奖学金,前往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在1932到1934年的两年半当中,他先后到了广州、上海和北京,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其中鲁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稍后他又去日本访学,其间曾通过《文学》杂志社以及内山书店同鲁迅有过通信联系,得到鲁迅不少帮助,成为他终生难忘的重要经历。 1936年6月23日,在日本的普实克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希望鲁迅同意他翻译《呐喊》,商量报酬的办法,索取序言和照片,并要求鲁迅谈谈自己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此时鲁迅已在病中,他请冯雪峰写一篇介绍自己的短文,这就是《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1936年7月写给捷克译者的几句话》,此文经鲁迅看过,略有删改,据冯雪峰后来在此文附记中介绍,“涂去的是讲到他受俄国文学者影响的地方,将我原稿上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两个名字涂去了,他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有些影响。’又一处,是讲到他的艺术天才的地方。”7月21日,鲁迅抱病写下了《〈呐喊〉捷克译本序言》,并按中国传统的方式手写一份准备提供给普实克。7月23日,鲁迅给普实克回信,同意翻译并表示不要报酬。鲁迅对一位初出茅庐的捷克小青年,态度是如此热忱,关照是如此细致。普实克接到此信后极其兴奋,很快又来一信表示感谢,并告诉鲁迅自己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曾经认真研读过《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钞》,希望进一步得到鲁迅的帮助。鲁迅在9月28日的回信中表示“极希望您的关于中国旧小说的著作,早日完成,给我能够拜读”,鲁迅说,自己先前看过几本西方人写的中国文学史,其中关于小说的部分“都不十分详细”,所以“我以为您的著作,实在是很必要的”。普实克从这里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二十年后,已经成为著名汉学家的普实克在《回首当年忆鲁迅》(上海《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7日)的纪念文章中回顾往事,对鲁迅表达了由衷的感激和热爱之情。该文还提到他在1940年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其中记述了关于鲁迅的事情。 长期以来中国读者对普实克所知不多,他那本回忆录也不易读到。最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一书的中文版,满足了读书界的一大夙愿。在该书第44章中,普实克对鲁迅有如下描写:“我也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鲁迅先生开始了书信来往,当时他躲藏在上海,我必须通过一个日本出版商传递信函,他当时为鲁迅先生出版书。鲁迅是‘中国作家联盟’的领袖,他对当时统治制度的错误和缺点的攻击使得许多人感到非常恼火。他的短文集《呐喊》是我最早读过的现代文学中的一部,……鲁迅以其强劲有力而又简明扼要的笔锋创作了中国的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某些方面看,可与杜甫的诗相媲美。后者也同样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了社会的凄凉和悲惨景象。这些诗里充满了愤怒的呐喊,神秘而阴霾的心情,这样的风格我们也可以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身上看到。我是通过自己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短篇故事的论文,才得以和鲁迅先生接近的,他写了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我就这些问题和他在书信里进行探讨,他对我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这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这里提到鲁迅与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相通相近之处,就是一个大有意味的观察。可惜关于普实克与鲁迅是怎样共同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的,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什么材料。又,上述文字中还有两点不够准确:一是“中国作家联盟”应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二是内山书店只卖书,并不从事出版,当然也没有为鲁迅出版过什么书。 普实克与鲁迅的交往虽然因为鲁迅的去世而显得相当短暂,但他对鲁迅的研究却贯穿了一生。1940年普实克根据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察和阅读写出了《中国的新文学》一文,其中对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作了详细的介绍。此文是欧洲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文发表之前,只有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和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Vasilii Mikhailovich Alekseev)撰文介绍过中国现代文学,但都不如普实克的文章这样全面而翔实。普实克在这篇文章中还特别强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联系中国古代文学,不能一刀切为两截。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意见,也正是王瑶先生所提倡的学术路径。 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欧洲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普实克的研究继续代表了欧洲的最高水平,他关于鲁迅小说的精辟见解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发表出来的。首先,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强烈的抒情性质,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比如《在酒楼上》、《故乡》、《一件小事》等都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风格。确实,鲁迅虽然主张“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而在实际的创作中,他却没有采用晚清“谴责小说”或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路径,他所师法的是19世纪末期开始涌现的现代主义作家,鲁迅与周作人于1909年翻译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多取富于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早已深刻地预示了这一点。 其次,普实克认为,鲁迅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从最早的《怀旧》到后来的《白光》、《示众》,鲁迅都无意创造激动人心的情节,甚至有意降低戏剧性的效果。《白光》中的陈士成就比实际生活中的模特儿——住在鲁迅家附近以教书为生的本家叔祖子京——要简括得多;而《示众》简直完全没有情节。不靠故事情节而巧妙直接地走向主题的中心,这种途径在普实克看来恰恰体现了中国新文学最新的一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普实克始终认为鲁迅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与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展开了辩论。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近代中国小说史》,其中对鲁迅评价比较低;普实克立刻写了长篇的书评来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现代作家都缺乏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画出鲜明的场景和揭示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高超技艺。”低估鲁迅的成就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之外,也还因为有人习惯于西方小说的模式而不能欣赏这种近于文人写意画之小说的“异量之美”。 普实克不仅研究鲁迅,在生活中也实践着鲁迅的精神,1968年“布拉格事件”对普实克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他克服各种困难一直坚持自己的工作,直到去世。普实克在《中国——我的姐妹》中关于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我非常欣赏先生性格中的坚韧和力量,他清楚地看到了生活的本质,认为美好的前途只能通过斗争赢得。”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他本人,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鲁迅能看得那么亲切,那么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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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对于加强中法文化界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乃至世界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笔者在法求学期间,查阅了大量的原版资料,同时借鉴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在本文中试以出版时间为序,系统地梳理在法国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中国古典诗歌文献资料,并加以述评,期待对国内同行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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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皇权收缩政治权力遭致各方面的反对。但沙皇并无悔改之意,越走越远,最终启用了拉斯普廷这样的人物,试图以"妖术"为政治上的反动护航。但其结果,显然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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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藏经洞发现后清朝各级官员的反应,以及斯坦因与王道士交易的史实,指出斯坦因并非敦煌学研究的创始人,敦煌文物的所有权属于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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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3篇,张中行《奇人奇迹》,启功《玩物不丧志》,黄苗子《王世襄其人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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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直在吴虞设定的框架下解读,被誉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 '吃人'封建礼教的小说",其神圣地位不可动摇。几代读者不仅同情狂人的不幸,而且还为他的呓语与结论叫好。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狂"历来享受特殊待遇,狂才、狂士、狂生、狂客都是放浪不羁者的美称,他们不受礼俗的约束,因"狂"而贵。因此,现代读者无条件地认可乃至推崇《狂人日记》中的"我",并相信只有他才配得上命运的折磨,还真有一些难以说清的历史与文化上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成全狂人的声名、使他免遭强制性检查与治疗之辱的恰恰是被他全然否定的中国"狂"文化。比如李白就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之句,辛弃疾甚至以"狂"傲视古今:"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狂人日记》被理解为刺向所谓封建社会黑幕的匕首,但是小说的短序却说,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作者当时的病状,为"迫害狂"之类,编者把它们撮录成篇,目的是"供医家研究"。这段文字出自整理者的手笔,以文言写成,也是小说的组成部分。整理者纯属虚构,绝不能与鲁迅本人混淆起来。同时,他也未必就是鲁迅暗中取笑的对象(因戴了写有"正常"两字的高帽子),在他和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的序言作者"小约翰·雷博士"之间,不能画上等号。假如研究者仅因短序的文体就断定日记整理者暗含的立场必为鲁迅所恶,未免过于草率。鲁迅对文言,并不是一贯憎恨,他自己不少题记、序跋就是用文言写的。至于旧体诗,更不必多说。不少读者从短序得知病人痊愈后"赴某地候补",马上联想到传统势力难以抗衡,因而哀其不幸。解读《狂人日记》,是不是非得因袭这种套路?鲁迅没有高士、隐者愤世嫉俗的"狂"病,不然他就不会在北京政府部门担任公职,或赴国立大学执教。他曾经学医,对种种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上自欺欺人的奇妙现象,观察细腻,这种本领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笔者以为,狂人并不一定是鲁迅的传声筒,或他创作时所希望读者认同的英雄。狂人也可以是阿Q 的难兄难弟。 不过狂人自己讲述的受迫害的故事丝毫不像汉勃特·汉勃特(《洛丽塔》)的经历那样丰富饱满,他是所谓的"扁平人物",其日记更像是由精神病学里的概念演绎出来的典型案例,无非夹杂了一点绝无保留的激愤语。 迫害狂也称偏执狂,患者以为人人都在图谋害他,自我牵连意识极重,会从任何人的言语举动中读出针对他的邪恶意图,即使证据不足,他也会找出阴谋的蛛丝马迹,用以支持偏执的信念。 可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愤怒声讨式的批评语言遮盖了《狂人日记》在中国精神病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狼子村的佃户,送鱼来的陈老五,打儿子的女人,哪个不是对狂人心怀恶意?赵贵翁和他家的狗,还有大哥和看病的何医生,更是不必说了。简言之,整个社会与可怜的"我"为敌。人们面目狰狞,话中带毒,笑里藏刀,他们的牙齿"白厉厉地排着",正准备扑上来呢。狂人梦中所见也与现实一致,处处布满罗网,只为一笔旧账:二十年前,他曾经踹过"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簿子想必就是后来提到的"没有年代的历史",在狂人的眼里,上面写满了"吃人"二字。 据说这是重大的发现。如果骂倒一切意味着片面的深刻,那么天才和疯子都是容易做的。以往我们读到"吃人"这两个字,兴奋异常,大呼过瘾,于是就遗忘了狂人的种种病态,把他作为先知先觉者供奉起来。那是一位"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众人皆醉他独醒。以一人单薄的力量对抗周围的一切乃至整个社会,那是何等惬意啊!自己是何等勇敢、高贵啊!进入这种愤愤不平的、自我欣赏的神迷状态,一己的是非好恶就提升为绝对的标准,不容他人匡正。狂人自诩有"义勇和正气",这何必麻烦别人来评说、验证呢?他和自己粘合得太紧,绝无"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钱锺书语)的能力。然而狂人太可爱了,他是极大的诱惑。读者一旦与他认同,就变得十二分的自信和自恋,骄傲大增,对自己的任何警觉烟消云散,一切过错,与己无关。于是乎自以为耿介的高士容不得异见,而公允、平正(或曰"费厄泼赖")则是罪恶的温床,这真是大可感慨的。 篇末,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但是这里所说的孩子是空泛抽象的。他在街上遇见的孩子个个是帮凶,"睁着怪眼睛",似乎也要害他。狂人不由冒出一句:"他们娘老子教的!"语气里还有点市井之徒的恶毒。 一部部的文学史和教科书都断言,禁锢狂人的无形铁屋就是几千年积累而成的社会。但是英国智者罗素可能会说,社会未必承担得了这个责任,狂人自己的心态才是铁屋;他的痛苦源于自身,源于对世界的错误认识,源于不良生活习惯,与假想的敌人无干。罗素在《通向幸福》(1930)一书中写道,迫害狂假定一切人都会放弃自己的爱好兴趣,一门心思地要陷害他,这实际上表明他把自己想象得太重要了,臆想出来的诸多受迫害的场景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其实他哪里值得人们关注和惦念! 罗素的观点往往不合时俗,但是他超然无私,绝无发达的敌我意识,故而不会在公共论坛上动肝火,发脾气。他坦坦荡荡,长于说理,从容的智慧表现为常识之言。罗素让我们认识到,狂人为保护自己不受假想中的侵犯,行为激烈,他的惊人之论或许是文字暴力的一种形式,因而我们不应将自我膨胀、自我恭维之心理解为救时之心。假如狂人执意带着墨镜观察世界,使所有人事染上一层黑色,那么这颜色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是他自己的心理障碍造成的。要疗救自己,他必须从自我中心的铁屋里走出来。 原来每个社会都有迫害狂,都有他们臆想出来的、专与自己为敌的恶势力。有趣的是罗素还提醒读者,很多人都带有一点迫害狂的特点,比如好抱怨别人如何忘恩负义,自己如何得不到赏识(孟郊:"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罗素颇有信心地写道,阅世较深者不会轻易相信这类牢骚(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叹"怀才不遇"也能得到褒奖)。他还对或轻或重的迫害狂患者提出四条忠告:首先你的动机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始终利他;其次,不要高估自己的优点;再次,不能指望别人像你关心自己那样来关心你。最末一条忠告更切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要以为绝大多数人会非常重视你,以至于生出想迫害你的愿望来。 鲁迅写《狂人日记》,多少受了果戈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834)日文译本的启发,连"救救孩子"的呼声也见于后者。在这位"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的同名作品中,主角波普里金是一位小官员,他的胆怯与狂妄互为表里,读者看到他病情如何渐至严重,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有点停滞固定。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回顾自己早期的小说创作时也提及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并袭用了吴虞"吃人与礼教"的思路来评价中国版本的狂人:"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这说明鲁迅自己意识到《狂人日记》热情充足,"忧愤深广"(?),而在技巧、刻画上不够圆熟深切。"五四"时期流行口号,喊得有热情的口号更好,人们还以为"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语)就是文学的最高使命,只是狂人比十六世纪德国骑士济金根略微简单了一点。 托·斯·艾略特在一篇有名的文章(《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派哲学》,1927年)引了奥赛罗临死前一段台词("且慢,在你们未走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劳......"),然后他说的一些话对中国读者来讲就比较陌生:奥赛罗是在安慰、振作自己,这种非常时刻,他想到的不是苔丝狄蒙娜,而是他自己,而是如何戏剧化地表现他自己。艾略特进而指出:"谦卑是一切美德中最难获得的;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的高度评价的愿望(the desire to think well of oneself)更难克服。......他欺骗观众,但是人性的动机首先是欺骗自己。我相信没有任何作家比莎士比亚更明显地揭示出这种包法利(指爱玛·包法利)主义,也就是人的无视现实的意志和决心。"狂人没有自省的能力,受制于单一视角,"无视现实的意志和决心"坚不可摧,必然滑向"自我的高度评价",这是他心理上自我防卫的法宝。 钱锺书先生很可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清华大学读过艾略特这篇文章。他在1933年3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书评,当时他还是清华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不到二十三足岁。钱先生对"自我"的看法,要比那些年资远在他之上的人成熟、深刻得多,这正是他敢于怀疑摩罗诗派宗主拜伦的资本。他在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里挑出了二十世纪头几十年中国文学的通病,即"拜伦式的怨天尤人",那种"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 [撒旦,或曰摩罗] 被罚,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被絷的情调"。这种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诅咒"。薛仁贵月下叹功劳,与奥赛罗表功的自白,隐约形成呼应,只是更俗一些。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我们也读得出一点艾略特的痕迹。"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这不正是自我欣赏的撒旦吗? 可怜的数千年文明不知为什么把我们的狂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吃人"的诅咒。1918年早春,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小世界里,也有几分无序中的优雅,那位搜求金石拓本的教育部佥事应请写起白话小说来。他创作《狂人日记》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日记中政治立场正确的"我"是他的传声筒吗?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说过,相信故事,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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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间产生的“工尺谱”(亦经千余年发展,流传至今),能准确地标示音程关系,但无法表达绝对音高;有板眼,因而可知节拍、节奏、速度、休止、延长等,但其板眼并不精密,无法记录稍复杂的节奏(如三连音、五连音之类)。我们今天听到的《高山》也罢,《流水》也罢,白石歌曲也罢,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之为原样复生的“古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古代音乐的近似的摹拟或映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