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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伊朗总统内贾德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翻译并刊载在世界各大报纸上。信的主题是当代政治，而它使用的语言，则是神启的语言。在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批评与抱怨之后，内贾德作出以下预言："自由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未能帮助实现人类的理想。今天，这两个概念都失败了。明智的人已经能够听到自由民主体系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粉碎和崩溃的声音......不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正趋向于对全能的主和正义的信仰，而真主的意志将说服一切。"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陈述。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西方很少有人关注这封信--这让我困惑不已。就所有西方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关注而言，西方人似乎还是很难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观念能在人的心灵中燃起火焰。我们已经变得极度擅长于为政治行为寻找其他的解释。我们声称我们不再相信，历史会不可避免地把一切社会引向现代的世俗生活，但我认为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持有这种观念。西方人还明显保持了一种对现代化进程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责备像贫困或殖民主义那样的外部环境--是它们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延缓或倒退。这种显见的信念将塑造我们今天看到政治神学的方式，使我们倾向于把政治神学看作一种需要心理学或社会学分析但不需要严肃的智识参与的病理学。其反对者，甚至是在这些人身为博学的专家（他们却传播愤恨）或医生（他们在制造炸弹）的情况下，在我们看来也首先是那些失败的、非理性的社会的失败的、非理性的代表，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是。但让我们假设这不是对的。让我们假设，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政治神学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力量。我们如何开始理解它？每个人都会想到当代伊斯兰的案例，但这个例子往往引起如此大的愤怒并揭示如此巨大的无知以至于一想到它就会让脑子麻木。所有我们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它们在激励着糟糕的行动。所以，让我们建议一种替代性的路径，也即，再看看西方自己关于政治神学的历史和经验。 政治神学在二十世纪以前在西方的智识生活中都一直存在，而在二十世纪，这种存在找到了在圣经中寻找政治灵感的现代理性--而这，经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被遗忘的故事，今天我将重访这个故事，并提供一些关于这个故事在今天政治神学的全球挑战这个问题上可能给我们什么教导的思考。 让我们从一个定义开始，我希望这个定义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可能的误解。通过政治神学这个概念，我指的是一种在神启（无论这种神启是什么）的基础上，给公共权威，以及行使权威的制度以合法性的学说。我今天的主题不是广义上的宗教实践，因为一些宗教未曾有过政治理论。而许多不具备某种单一的、支配性的政治神学的社会--像美国--却仍然进行着宗教上的实践。神学是一种智识训导（或规训）：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从假设神、人和世界之间的神启关联出发，并对这种关联进行例行的探索。政治神学，正如我希望定义的那样，来自于这样的原则：政治合法性来自于那种关联--不多，也不少。 你们知道，一千年来，西方一直从同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神秘的基督教影像中获得灵感。这个上帝统治着为他所创造的宇宙，以及一个有人类栖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通过启示、内在的信念和自然的次序来对人类进行引导。但要把这个基督教的景象转移为政治学理论并不总是那么困难。根据希伯来圣经，在上帝对犹太人启示祂的律法之后，祂保持了超验的状态--通过超验这个词我想要说明的是祂既不栖居于尘世也没有抛弃尘世。希伯来的上帝是说话的，祂对人说话并任由人使他们的生活与祂的意志保持一致。但基督教的上帝把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派到人间，并于此同时对自身的超验进行了妥协。弥赛亚变成了肉体，就像异教徒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神。但耶稣并没有一直在尘世与我们同在，祂复活并返回上天，许诺在时间的终结处归来。根据基督教，在耶稣复活之后，人与上帝的关系将被持续存在的圣灵所统御。更奇怪的是，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历史时期--在耶稣复活和归来之间--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最后时期；它自身内部包含了对另一个时期的许诺，这样的时间--正如圣保罗曾经说过的那样，通过上帝的最终审判及其对正义者的救赎，"万物重新"--的无限延伸。 总之，这是一个神人关系的庄严景象。但我们应该从中获取何种政治教益，是完全不清楚的。基督徒应该退出这个为救赎者所抛弃的，腐败的尘世么？他们应该在圣灵的激发下，用教会和国家来对尘世之城进行统治么？或者，他们应该建设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以便加速救世主的归来？整个中世纪，基督徒都被卷入这些问题无休止的争论。圣奥古斯丁所谓的"人之城"与"上帝之城"是对立的，公共的公民权与个人的虔敬是对立的，教会的权威与神秘的洞见是对立的，君主与皇帝是对立的，皇帝与教皇是对立的，教皇与教会会议也是对立的。 这里我意图暗示的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深层政治问题并非偶然。它们深刻地植根于基督教其实与神学的模棱两可，这种启示与神学从未成功地发展出一种连贯且权威的政治学说--考虑到它不同寻常的上帝作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存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为信徒而设的，统治人类生活各方各面的神圣律法。但基督教里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律法，有的，只是关于信徒与世界并因此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的无休止的争论。换言之，不是基督教政治神学的优点最终引起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兴起；而是它独特的神学缺陷，把它变成软弱、矛盾的制度。这一缺陷最终使一切政治神学遭到了智识的挑战。以最极端、最永恒不朽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挑战的思想家就是托马斯?霍布斯。 我们感到自己和霍布斯处在相似的立场之上；我们记得他关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关于"卑鄙、野蛮及短缺"的生活的；以及，当然了，那个引起问题的绝对主权的论断。但霍布斯对我们来说的新奇与重要之处不在于这些陈词滥调，也不在于他狭义上的政治理论。相反，霍布斯的新奇与重要，在于他研究政治神学的新路径--也即，非常简单，他向西方人展示了如何在思考政治的时候遗忘上帝。霍布斯没有以基督教的其实，而是以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他使之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来展开他伟大的著作《利维坦》：人类何以相信启示？他作出了一个思想家可能作出的，最具革命性的行为--他更换了主体/题，把主体/题从上帝和祂的戒律，变为人和人对上帝的信仰。换言之，霍布斯把政治神学变成了政治人类学，把上帝对人类的合法权威换成了人对自身的合法权威。从这个新的立场，他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宗教信念，至少在西方，会如此经常地导致政治上的冲突与斗争。接着，他暗示我们可以控制这些冲突。 《利维坦》代表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次决定性的断裂，在我的著作《夭折的上帝》中，我把这次决裂称作大分离。但是，请允许我再强调一次，大分离并不等同于我们常常想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政教分离）。教会和国家的问题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问题，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整个历史都是在寻找二者分担责任的不同方式。霍布斯带来的大分离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分离：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分离政治话语与神学话语。这种分离一旦实现，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也就回来了，而且直到今天，整个问题依然与我们同在，尽管我们在不同的西方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言说和思考这个问题。这具体表现为，你能在荷兰的学校里戴头巾，但在法国就不能；德国用公共基金来支付牧师的工资，西班牙则不；加拿大和英国把公共基金拨给宗教学校，这一举措在美国却没有被写入宪法。今天统一西方国家的不是它们如何分离教会与国家，而是它们凭借何种原则来分离教会与国家。我们共享的是这样一个原则，即公共权威的合法行使完全根据被统治者的统一，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霍布斯。 至今我讲述的那个故事每个人都很熟悉，同时它也被普遍认为是历史的胜利。但事情比这更复杂。大分离的发生并非为历史所注定，它也不是立刻就获得了成功。伴随政治神学的西方历史是极其狭隘的一段历史：在世界的一个区域（西欧），一个宗教（基督教）在政治上的模棱两可碰巧引起了一场本可以避免却没有避免的政治危机并引发了宗教战争。这场灾难使欧洲思想家更倾向于接受霍布斯关于宗教心理学的异端观念，而这也非霍布斯的原初，他是从伊壁鸠鲁那里偷来这个观念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才不断被添加到霍布斯的思想体系之上（这个体系原来可不是自由主义的），同时，基督教政治的宏大传统依然活着。那种神学在西方还有很长的来生，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在欧陆才不再成其为一股政治力量。 在所有这些发生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种对大分离的全新的智识挑战。它来自于一种全新的政治神学，这种政治神学深受哲学的影响，并认为自己即使现代的又是自由主义的。我说的是在大革命后不久，在德国兴起的"自由主义神学"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在新教神学家中兴起，接着在犹太改革者中出现。这些厌恶神权政治的思想家也拒绝霍布斯的极端描述并致力于为一种智识上得到改进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将于其中扮演绝对核心的角色的政治未来而努力。 自由主义神学家问对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单单是无知与恐惧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千五百年来整个人类文明都在崇拜一个被挂上十字架的上帝么？单单是无知与恐惧，就能解释基督教宗教音乐或哥特大教堂的美么？或者，为什么大流散中深受迫害的犹太人还要保持对《托拉》的忠诚？当然着更多地是对宗教人说的而不是关于霍布斯哲学人们所能想到的。 这当然是卢梭的观点，在发展一种霍布斯宗教心理学的现代的智识替代上，他比任何人做的都要多。在霍布斯强调无知与恐惧的同时，卢梭赞颂良知、仁慈、美德并考虑上帝的创造。人类，卢梭认为，有一种在宗教中得到表达的自然的良善。这是他一个短小的文本，《一个萨瓦省的牧师述》的主题，这个文本可以在他1763年的杰作，《爱弥儿》中找到。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在遭到其基督教同伴的伪善时丧失信仰继而丧失道德指南的年轻牧师的故事。他只有在通过审视自己的内心--卢梭称之为人的"内心之光"--找到一种对上帝的新信仰时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 根据卢梭，我们需要相信与上帝有关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的话。当一个问题重要的时候--而还有什么比上帝的问题更重要呢？--我们就想得到它的答案：正如萨瓦省的牧师说的那样，"心灵与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出决定，尽管它自己更偏好于因误会而什么也不相信。"这没问题。宗教的根源可以是理性和道德的，甚至是高贵的需要；一旦我们看到这点，我们就会开始理性地、道德地、高贵地满足这些心理的需要。这就是萨瓦省的牧师给我们的教益。 法国大革命后，卢梭的追随者们在欧洲大陆找到了一些愿意接受其学说的听众，尤其是德国（当然还有法国）。这是"自由主义神学"的世纪，当然，这个术语还有待解释。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人们通常假设，基督教和现代政治在智识上继而在制度上的分离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现代国家得到了好处因为它不再需要在宗教学说的问题上作出决断，而基督教也得到了好处因为它从此免于国家的干涉。但在德国却不存在这样的共识，在这里，人们假设宗教必须得到公开的鼓励而非限制，如果（人们要）它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话。当然，这样一来，宗教就必须经历理性的变革：圣经的阐述必须兼顾新近的历史发现，必须放弃对奇迹的信仰，教士的教育必须遵循现代的方向，宗教学说也必须适应于一个更柔软的年代（不再有人想要成为僧侣）。这样一来，现代国家就能在公共生活中给新教主义以其合适的位置，而清教神学反过来也会承认它的政治责任并成为国家的到的根基。一旦这些改革就位，启蒙的政治和启蒙的宗教就会合二为一。 不只新教神学家相信这个幻景。直到一战，许多德国犹太思想家都分享着这种幻想。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德国，德国的犹太人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快地融入了现代的文化生活--这一发展将以灾难告终，因为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德国新教徒才逐渐相信改革的基督教代表了黑格尔所谓的国家精神。在自由主义的犹太思想家为现代启蒙信仰所吸引的时候，他们也感到他们有必要通过展示犹太教对德国社会的贡献来为犹太教正名。在德国，他们不可能诉诸于大分离的原则并简单地要求被留在一边。他们不得不争论说，犹太教和新教主义是同一种理性道德信仰的两种形式，而这两种宗教，可能共享同一种政治神学。 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德国都存在这种共识--这样一来，一眼看上去，就好像卢梭对了，而霍布斯错了。但在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上，自由主义神学变得尴尬。使庆祝"现代文明"的自由主义神学显得荒谬的不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三十年战争，无意义的伤亡，被摧毁的城镇，伤残的士兵--还有如此众多的清教和犹太教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他们渴望证明他们的爱国主义并坚信，上帝之手引导着德国的历史，并因此而歌颂战争。 而且，自由主义宗教并不能为不久前见证了欧洲文明崩溃的青年男女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对于年轻的新教徒，自由主义宗教传布关于资产阶级生活的历史的乐观主义，但同时又带给他们在改变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上的悲观主义。对于年轻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神学传播了一种无异于基督教的伦理信息；它为全能的上帝希伯来的上帝众先知的上帝，上帝与犹太人民的的盟约以及祂给予希伯来人民的律法而感到羞愧。对于那个决定性的问题--"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和"为什么成为犹太人？"--自由主义神学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年轻的德国清教徒和犹太人开始在别处寻找灵感和希望。他们想要一种基于一种全新的启示--这种启示将带来全然现代的次序。--的，更加强大的信仰。他们想要历史的救赎。当通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来获得救赎的信仰在战后消失之后，那个时代最勇敢的思想家在弥赛亚的启示中给出了希望--这个启示将再次把犹太民族或个体的基督教信仰者或德意志民族或世界无产阶级置入与神的直接联系之中。 在魏玛德国，年轻的犹太人尤其为这些通过马丁?布伯--布伯年轻时是一名天然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得到表达的观念所吸引。在早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正式宣布："如果我不得不为我的人民在安逸、不生产的幸福......和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时发生的美丽的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最后的努力会创造某种神圣的东西，即便只是一时，而其他的东西，都是属人的。"但布伯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在魏玛时期宣布弥赛亚的希望与革命暴力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的无神论的犹太人激进。布洛赫特别欣赏无情的苏联领导人，他著名的宣言便是"ubi Lenin, ibi Jerusalem"--哪里有列宁，哪里就有耶路撒冷。 但新的弥赛亚精神，却在魏玛德国年轻的新教徒之间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他们为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卡尔?巴特所领导。巴特想要恢复基督教的宗教决断并拒斥福音与现代观念之间的任何妥协。当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巴特勇敢地反对他；但另一些与他相关的人却选择了纳粹。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重要的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戈加尔顿，他在1933年短暂地和纳粹站到了一起。在希特勒完成他对德意志国家权力的夺取之后，戈加尔顿写下了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天再次处于国家的总体断言之下，人道地说，宣告圣经的基督以及祂对我们的统治，也就再次成为可能。"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确证了霍布斯的观点：弥赛亚的神学最终使弥赛亚的政治流血。所有圣经的信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都启发了救赎的观念，所有这些信仰，都试图抑制器激发幻想的力量并使理性的声音沉默。在这些魏玛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遇到了那些信仰一直以来惧怕的一切：宗教的救赎变成政治弥赛亚主义的正名，尽管现在人们处在令人恐惧的现代的条件之下。看起来自十七世纪--这时托马斯?霍布斯正准备着手写作他的《利维坦》--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现代西方政治神学的复兴是一个令人羞辱的故事--或者说应该是一个令人羞辱的故事。它提醒我们，这种关于上帝和政治的思维方式不只在单个文化或宗教中出现，它也不属于过去。这是一种可为任何人实践的思维方式--只要他开始为合法化政治次序而对上帝、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审视。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政治神学是如何能够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并，甚至在面对像现代化、世俗化和民主化那样看似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时候重复自我主张的。霍布斯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旦恐惧的循环被打破，人类建立起在自身事务上的权威，政治神学的挑战就会消失。卢梭的观点则不大一样。他认为我们自然地为上帝的观念所吸引，因为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尘世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彼岸关联。这种欲望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新的习惯也可被习得，但政治神学的挑战不会永远消失--只要欲望还在。对霍布斯的教益，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也许，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向卢梭学习。因此，西方人在今天遭遇真正的政治神学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困惑：我们要么假设现代化或世俗化最终会使之不复存在，要么，我们就把它当作一种不可理解的威胁，尽可能地用像法西斯主义那样为我们所熟悉的术语来对它进行描述。这两种回应都不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 这是一个有数百万--尤其是穆斯林--相信上帝启示了一步统治人类整体事务的人生活其中的世界。这种信仰塑造了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它也塑造了广大信徒--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西方国家（这些国家以大分离的现代原则为基础）--的态度。这里存在一到政治的裂缝，除非我们首先承认我们的政治哲学和他们的政治神学之间存在的智识裂缝，不然我们都不能开始说话。 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神学能够轻易地适应于新的时代，并甚至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一种比世俗现代性所能提供的更具吸引力的关于未来的描述。今天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博士制造一枚汽车炸弹与魏玛德国的先进思想家在圣经灵感的激发下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写作辩护词是一样地容易。当与彼岸的某物关联的渴望变得强大的时候，现代性带来的好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与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无关，更不用说阿拉伯文化了。它与政治神学的永恒力量有关。 认识到这点，世界许多大胆的穆斯林思想家现在正在推进一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他们想说的是一种更加适应于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要求，对女人和小孩更友善，对其他信仰更宽容，对意见的分歧更加开放的伊斯兰。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为更强力的神学趋势所吞没--而新教和犹太教的自由主义神学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圣经的信仰越是适应于现代生活，在神学基要主义者提供更加极端的希望的时候，它能够给予信徒的，在现代性中保持其信仰的理由也就越少。更糟糕的是，当一种自由主义的信仰颂扬一种单一的政治生活形式的时候，在政治制度失败的时候，它看起来也就越发的不公正。政治神学的动力也就在于此，当自由化的改革者试图与当下保持一致的时候，他们就会激起某种反动--一种对未来救赎的***渴望。这就是过去在魏玛德国发生，当下在当代伊斯兰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但这不是唯一可选择的替代性方案。还有这些信仰中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转变，那就是从内部进行的传统政治神学的更新。如果自由化人士是那些在现代生活中为宗教辩解的人的话，那么革新者(renovators)就是紧紧地站在他们信仰的内部，重新阐释政治神学以便信徒更容易与之协调而不会觉得自己不虔诚的那些人。路德和加尔文是这个意义上的革新者（他们不是改革者），而不是自由化分子。他们把基督徒召回其信仰的根源，但却是以一种使在现代世界生活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的方式来实现这点的。他们不是通过谈论宽容和进步，而是通过重写基督教政治神学的语言并要求基督徒忠诚于这种神学来实现革新的。尽管如此，更新，是有风险的。人们可能以使这种政治神学对现代的个人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更加开放的方式来更新一种政治神学；人们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来更新它：保留一般认为更加纯洁的时代的习俗和观念。这些看起来就是今天穆斯林政治神学面临的两大选择。 在西方的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期待信仰某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的社会会遵循我们不同寻常的道路。历史进步的幻想对我们来说却是难以舍弃的。就像神恩那样的观念--它会让世界显得更加连贯自洽。认识到我们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是因为基督教神学的特性--也即，出于偶然--才发展起来的，这并不能满足更深层的欲望。这种认识也不能确保人们会认为，那些原则在现代西方内部正遭受严重的只是挑战，它也不足以让人们相信，而用潜在的政治神学来诱使人们挑战这些原则的诱惑一直存在。把现代政治思想和实践看做更大的、客观的力量--这也是某种予人慰藉的东西，因为它是我们免于理解我们面前的替代性选择并在其中作出选择的责任--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好处（即采取政治神学的立场）。它能帮助我们忘记这点，即如果西方社会--或其他的任何社会--想要受益于大分离的话，它们就必须在其限制中理解其本性与生命。

随着化工厂污染的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农业污染正逐步成为仇岗最大的污染源。

概而言之，民族主义有多个层次，对民族主义也有多种理解。马克思曾对黑格尔将民族主义看作一种独立力量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列宁亦不赞成强化民族主义的做法，我国学术界曾一度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1]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惟将各个事件置于具体发展阶段的框架中，我们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的任务赋予非洲民族主义以进步的内核，决定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积极作用。本文将就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作一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在国内，最早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是新闻界。早在晚清，学术界已注意到非洲（主要是埃及和北非地区）遭帝国主义瓜分的事实。[2]民国时期，《东方杂志》等刊物对摩洛哥事件和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有过报道。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非洲缺乏基本了解，对非洲的认识主要基于翻译。中国学者介绍与研究非洲民族主义始于1950年代后期。[3]重点是围绕非洲（或各国）民族独立运动这一主题，大部分是介绍现状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并先后出版了几本编著的关于北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通俗读物。[4]为数不多的学术杂志对非洲一些地区和民族的反抗殖民主义统治或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5]其中两所大学（南开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的世界史教研组集中研究北非和中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先后在《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6]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与政治时势和热点问题紧密联系。第二，主要是对民族独立运动的介绍。第三，受政治局势的影响，缺乏较为客观的分析。这是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始。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对非洲的学术研究曾一度中断，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恢复。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学术刊物上开始出现涉及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非洲人民早期抗击殖民主义侵略的战斗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各种反抗运动，如苏丹马赫迪起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斗争、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起义和肯尼亚的“茅茅”运动。[7]第二，非洲人民在一战与二战以后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包括泛非运动）。这些论文有的是关于整个非洲大陆的；[8]有的是关于个别国家的，如尼日利亚、加纳、阿尔及利亚、苏丹、南非、埃及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9]第三，对非洲各国民族英雄或民族主义领袖的介绍。很明显，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已有所拓展，但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和资料的局限，大多数带有介绍性质和明显的宣传作用。值得指出的是，个别学者已开始涉及一些理论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对非洲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分析对对非洲社会主义的介绍。[10] 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围在1980年代进一步拓展。第一，对非洲民族主义领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包括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领袖和对非洲民族主义有重大影响的思想领袖。第二，有的研究开始涉及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具体课题。[11]第三，一些专著和简史著作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从国别史或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起源两个方面探讨了帝国主义与非洲民族主义的关系。[12]第四，对一些与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有关的资料进行了选译和介绍。[13]《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概况》（上、下卷，1980）虽是内部编译出版，但此书第一次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形成和基本状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1986年由中央党校翻译出版的《非洲的政党》也为研究民族主义政党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1990年代出版的几部颇有份量的专著均涉及了非洲民族主义或与此有关的专题。由吴秉真、高晋元主编的《非洲民族独立简史》（1993）是我国学者研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部专著，分8个部分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1970年代葡属非洲和80年代南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探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彭树智，1992）对纳赛尔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宁骚的《民族与国家》（1995）将理论与个案相结合，对一般性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研究了南非的种族关系和种族隔离制度。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的《非洲通史•近代卷》（1995）和陆庭恩、彭坤元主编的《非洲通史•现代卷》（1995）的有关章节分别阐述了非洲反殖斗争和一战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 在1990年代后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有关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唐大盾选编的《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 1900-1990》（1995）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集中了非洲民族主义的两个重要内容——泛非主义与非统组织的有关文献资料，内容包括泛非会议的决议、宣言、章程等重要文献，为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资料。杨灏城的《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1997）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最突出的个案研究。该书不仅史料翔实，论据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方面的成功尝试，而且对民族主义领袖的作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此外，其他成果也相继出版，如李继东在《现代化的延误——对独立后“非洲病”的初步分析》（1997）中对非洲民族主义独立后遭受的挫折进行了研究；刘鸿武在《黑非洲文化研究》（1997）中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的非洲黑人文化复兴运动及当代非洲国家创建统一国民文化的实践；徐济明、谈世中的《当代非洲政治变革》（1998）从宏观角度对非洲国家独立来的政治变革进行了梳理，重点剖析了1980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化浪潮。 张宏明的《多维度视野中的非洲政治政治发展》（1999）就非洲的“部族主义”以及各种政治思潮对非洲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陆庭恩、刘静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与政党制度》（1999）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产生及其在一战、二战及独立后的几个阶段的活动分别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民主化浪潮对非洲政党的影响。李安山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1999）以加纳东部省为个案，探讨了农村各社会阶层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并就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一些关于非洲政治领袖的传记从不同方面记述了这些民族主义斗士的生平。[14]在199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较有份量的学术论文。[15]最新出版的由葛佶主编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2000）收入了“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等内容，综合了国内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位论文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颇有份量，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的博士论文“埃及民族主义研究”（2000）等。 （二） 早从1950年代后期始，国外学者即开始进行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托马斯•霍季金的精典著作《殖民地非洲的民族主义》从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变化入手，从城市化、新的社会成份以及新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根源。[16]他的另一篇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殖民地人民构成了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殖民地人民需要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社会精英具有双重合法身份——前殖民社会的继承者和大众意志的代言人。[17]他于1961年又发表了《非洲的政党》，不仅对非洲大陆在非殖民化期间的政党情况进行了概览，还对一些现象（为什么一党制在非洲一些国家盛行？非洲政党是以何种方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非洲独立国家存在的两种政党即群众政党和精英政党的区别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这一时期对非洲民族主义及相关问题的国别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主要的有霍特的《苏丹的马赫迪国家》（1958）；科尔曼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背景》（1958）；阿赫麦德的《埃及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1960）；苏联学者达什克维奇的《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1960）；D. A.罗的《乌干达的政党，1949-1962》（1962）；基博姆的《加纳政治史：黄金海岸民族主义的崛起》（1963）；阿普特的《处于过渡中的加纳》（1963）；佐尔伯格的《象牙海岸的一党制政府》（1964）；勒文的《喀麦隆：从托管到独立》（1964）；奥斯汀的《加纳政治，1946-1960》（1964）；克劳福德•杨的《刚果的政治：非殖民化与独立》（1965）；基尔森的《对一个西非国家的政治变化：塞拉利昂的现代化进程研究》（1966）；巴雷特和恩贾玛的《来自内部的茅茅》（1966）；兰格的《南罗得西亚的起义，1896-7》（1967）；尼科尔编的《阿非利堪纳斯•霍顿：现代非洲民族主义的黎明》（1969）。这些著作对非洲民族主义的起源、背景、发展及各种因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从个案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概括性结论。 除霍季金的早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尝试着对整个大陆或非洲的某一地区的民族主义或政治思潮进行概括。例如伊曼纽艾尔的《非洲：独立的政治》（1960）；罗伯特•罗特伯格的《中非民族主义的兴起》（1965）；罗伯特•朱赖的《现代非洲思想的起源》（1967）；马丁•克莱因的《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与帝国主义》（1968）；亨利•威尔逊的《西非民族主义的根源》（1969）；科尔曼和罗特伯格主编的《热带非洲的政党与民族一体化》（1964）等。弗朗兹•法农的四部著作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精神武器。[18] 科尔曼的长篇论文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在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变为金钱经济（即以生产经济作物为主）、雇佣劳动力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形成；社会因素有城市化、社会性移动和西方教育；在宗教和心理上，主要有基督教的福音传道和对受西方教育者的忽略；在政治上，对传统权威的否定、“民族”象征的逐渐形成等。[19]克劳福德•杨提出了民族主义发展的五阶段论：初始抵抗、千禧年抗议运动，城市骚乱与暴力，前政治现代协会和政党。[20]T.O.兰格对中、东非的研究揭示了初始抵抗与群众性民族主义的联系。[21]在第一届国际非洲历史学家大会上，来自莫斯科大学的A.B.戴维逊第一次提出了民众反抗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不重建民众反抗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非洲人民的过去。非洲人民对殖民入侵的反抗构成了“非洲人民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22] 津巴布韦学者西索尔的《非洲民族主义》（1959）是非洲学者中最早论及这一主题的著作。非洲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作用。非洲人民的反抗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对殖民侵略的反抗、殖民统治下的反抗（包括城市里的反抗）、具有要求自治这一明确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戴克对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研究揭示了非洲近代商人在与殖民者争夺经济利益时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希贝尔的博士论文对代表独立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拉西姆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苏丹民族主义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艾利夫关于马及马及起义的长篇论文揭示了非洲的早期反抗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机联系；扎西尔•库莱西对埃及自由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阿贾伊和阿严德拉对基督教在尼日利亚的影响和知识分子作用的研究表明：19世纪的非洲知识分子已在可能的范围内用自己的武器对西方统治者提出了挑战。[23] 到1970年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个案研究虽然有所减少，但却不断深入。有的是对早期民族主义者或某一次运动的研究，如阿严德拉的《神圣的约翰逊》（1970）和西拉•马克斯的《犹豫不决的起义：1906-08年的纳塔尔骚乱》（1970）；有的是对某一国家或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探讨，如约翰逊的《塞内加尔黑人政治的崛起》（1971）；贝希尔的《苏丹的革命和民族主义》（1974）；艾扎克曼的《莫桑比克的抵抗传统》（1976）和约瑟夫的《喀麦隆的激进民族主义》（1977）；有的是对某地区武装反抗殖民侵略的个案分析，如克劳德主编的《西非的抵抗：对殖民占领的军事反应》（1971）。有的著作是对非洲民族主义反抗、政治和社会演变和民族一体化的综合研究，如罗特伯格和马兹鲁伊主编的《黑非洲的反抗与权力》（1971）；马科维兹的《非洲的权力与阶级》（1977）；马兹鲁伊的《非洲的政治价值观与知识精英》（1978）；科恩和米德尔顿的《从部落到民族》（1970）；斯莫克和班兹-恩吉尔的《非洲寻求民族一体化》（1979）。关于南非民族主义的研究较为突出，如沃尔什的《南非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1952》（1971）和格哈特探讨黑人政治的《南非的黑人权力：一种意识形态的演进》（1978）。还有研究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著作，如斯塔尔茨的《南非的阿非利卡人政治，1934-1948》（1974）；莫迪的《阿非利卡王国的兴起：权力、种族隔离制与世俗宗教》（1975）；吉里奥米和托瓦特的《阿非利卡人的政治思想》（1978）等。 民族独立呼唤文化的复兴。在197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已经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较为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24]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于1955年；次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开始发行。从1965年开始，由戴克教授主持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开始出版。在“导言”中，戴克教授批判了将文字档案等同于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的殖民史学传统，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虽然“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简称为“达尔学派”）的称呼出现较早，但这一学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则是在1970年。当时，两位在乌干达任教的南非学者在《非洲事务》上发表文章，对达累斯萨拉姆学院历史系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和批判。他们在批评文章中认为，达尔学派共同关心五种课题：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歪曲的前殖民地非洲的历史；殖民统治时期的初始抵抗；救世主运动和非洲独立教会史；新的受教育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源。[25]可以看出，这两个学派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非洲民族主义。 最为重要的是，非洲自己培养的学者已经出现，他们的博士论文系列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其中以美国西北大学与人文出版社联合发行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影响最大。这一丛书以出版非洲学者博士论文为主，其中涉及民族主义的专著有十多种。有的论及基督教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如阿贾伊和阿扬德拉的精典著作被收入这一系列。有的是对非洲近代王国的兴起及对西方殖民入侵的抵抗，如库柏的《祖鲁的后果》、拉斯特的《索科托哈里发王国》和奥罗伦蒂梅亨的《塞古的图库洛尔帝国》等。有的是关于殖民主义入侵后非洲社会的演变，如伊凯姆的《尼日尔三角洲的竞争》、阿德勒耶的《尼日利亚北部的权力和外交，1804-1906》、阿肯托耶的《约鲁巴兰的革命与权力政治，1840-1893》和阿坦达的《新奥约帝国》。由奥罗伦索拉主编的《非洲的文化次民族主义政治》（1972）是一部较有份量的著作，分别论及了尼日利亚、乌干达、塞拉利昂、刚果（金）、肯尼亚等国存在的民族问题。 1980年代，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一体化过程中的族体问题和南部非洲的研究。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建构仍在进行。学者对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各地方民族的不同要求、国家的民族政策及民族的自治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罗斯奇尔德和奥罗伦索拉合著的《国家与族体的要求：非洲的政策困境》（1983）；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4）；本杰明•纽尔伯格的《后殖民非洲的民族自治》（1986）；约翰•马卡基斯的《非洲之角的民族与阶级争斗》（1987）。马兹鲁伊和泰迪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新生国家》（1985）则是对二战以来的非殖民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和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各种政治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是一部较全面的政治史。 对国别和个案的研究仍在继续，如布里奇曼的《赫雷罗人的起义》（1981）研究了1904-1907年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的反抗斗争；兰格的《津巴布韦的农民觉悟与游击战争》（1985）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的农民反抗；大卫•兰的《枪和雨：津巴布韦的游击队和神灵巫师》揭示了民族独立运动中传统宗教领袖的作用；贝纳特和邦迪在《南非农村的隐蔽斗争》（1987）研究了8例个案，批评了白人政权将黑人之间的冲突称为“部落冲突”的说法,并就农民反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斯坦的《马克斯•加维的世界：现代社会的种族和阶级》（1986）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加维这位特殊人物对非洲特别是对泛非运动的影响。韦尔主编的《部落主义的创造》（1989）对非洲国家“部落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进行了探讨。戴蒙德的论文对有关非洲族体性和族体冲突的研究进行了述评。[26] 国际非洲历史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集中在殖民主义时期。由阿兰•艾扎克曼和琼•海主编的“非洲社会历史丛书”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不少著作与民族主义课题有关。例如J.M.彭温的《非洲工人与殖民种族主义——洛伦索-马贵斯莫桑比克人的战略与斗争，1877-1962》（1995）；乔纳森•格拉斯曼的《盛宴与骚动：斯瓦西里海岸的狂欢、反抗与民众意识，1856-1888》（1995）。马多克斯和韦利弗将半个世纪以来发表的有份量的非洲民族主义的论文分为四卷（殖民征服、殖民统治、民族独立运动和1960年代以后）出版，为研究非洲民族主义专题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7]扎奇鲁克的新著以尼日利亚为例，揭示了作为现代民族主义先驱的非洲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及其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8]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1990年代社会科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多与民主化中的民族冲突这一问题相联。有的学者探讨在民主化浪潮中日益突出的民族主义与族体认同问题。[29]在诸多关于非洲民主化的研究中，涉及民族问题的代表作是由哈维•格利克曼主编的《非洲的族际冲突与民主化》。这是一部相当有份量的论文集，收集了关于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索马里、贝宁、加蓬、刚果、喀麦隆、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族际冲突的形成、类型、特点及与民主化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们还就解决族际冲突提出了看法。不容置疑，非洲民主化一方面刺激了各国的族际冲突，同时也为解决民族冲突提供了新的机会。[30] （三） 意大利民族主义先驱马志尼曾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如果“民族”指的是政治民族，这种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典型；但如果他指的是文化民族，那么一个国家的居民均属同一文化民族的情况实在太少。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统计，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仅有12个单一民族国家。[31]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期，荷兰有2-3个族体，英国和爱尔兰有8个，法国也有8个，丹麦王国有6个，撒丁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各有2-3个，西班牙有5个。[32]时至今日，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个别地方民族仍在为民族自治而努力。 非洲学者奥罗伦索拉指出，“‘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这一短语可能是用来描述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恰当名称，但用它来形容新生的非洲国家特别适用。”[33]英国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和俄国非洲学专家伊斯玛基洛娃均同意非洲存在着“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除了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还有伊格博人和约鲁巴人的民族主；除了肯尼亚的民族主义，还有基库尤人和卢奥人的民族主义。[34]对于后一种民族主义，有的学者用“部落主义”（tribalism）来描述，而我国有的学者喜欢用“部族主义”来形容。我曾将将这种“民族主义”定义为“地方民族主义”。[35] 民族争斗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北美印第安人从未承认过外族对他们的统治；[36]美国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直在为自己的民族权利而斗争；英国的爱尔兰人从未停止过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民族一直在通过合法手段争取自治权利；[37]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组织“埃塔”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恐怖活动来达到分离的目的。巴尔干因其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多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以亚洲为例，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在有的国家，长期的武装斗争成为地方民族争取分离的手段。在更多的国家，民族矛盾和冲突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障碍。 我们有必要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在非洲会出现“一个国家-多种民族主义”的情况？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冲突会引起世界的如此关注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在殖民统治建立以前，非洲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多种形式，诸如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和扩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家族(lineage)和酋邦(chiefdom)，氏族(clan)和部落(tribe)。这些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以血缘和亲缘为联系纽带。这种自古延缓至今的共同体和社会组织既无固定界限又相互交织。在奴隶贸易时期，这种亲缘关系及其思想意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一方面，由于王国或酋邦等政治结构被破坏和谋求生存的需要，在奴隶流动（非洲内陆的奴隶贩卖和释奴的择地安置）过程中，亲缘关系和亲属意识成为非洲人唯一可以依赖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引发了政治动乱、资源紧张和社会分化，而殖民政府对非洲民族的误解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不和。以位于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卢瓦勒人（Luvale people）、隆达人（Lunda people）和洛齐人（Lozi people）为例。奴隶贸易时期，卢瓦勒人曾掠隆达人为奴，而隆达人曾与洛齐人结成联盟以获取帮助。后来的英国殖民政府误将卢瓦勒人和隆达人均看作是洛齐人的臣民，从而引起两个民族的反抗。[38] 欧洲的现代国家是在大大削弱了血缘亲属关系的封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布洛赫在他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著名论著中指出：正是因为亲属关系不再适应新的情况，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才得以发展起来；“对于受到因暴力氛围而滋生的许多危险威胁的个人而言，亲属集团似乎并不能提供适当的保护。”“亲缘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本成分之一；其相对薄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存在封建主义。”[39]然而，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却没有经历这一阶段。相反，在殖民主义时期，外来统治的异己性迫使非洲人寻求其他的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亲属关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加强。 殖民统治一方面加速了将非洲作为边缘地区拉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在一些地区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并将其融入殖民体系之中。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从未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整合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他们力图培养所谓的“部落”意识，以阻止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融合。殖民地的税收迫使非洲农民走上出卖劳动力的道路，而缺乏民族一体化的具体措施和陌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不得不以亲缘关系为联系纽带。在殖民统治时期，生活在城市或矿区的非洲人表现出强烈的“部落”意识，这种奇特现象曾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所谓“部落性”（tribalism）正是亲属意识或血缘关系的本质体现，也是独立后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40] 其次，既然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均存在着民族问题，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矛盾会引起全世界如此广泛的注意呢？这有以下原因。 第一，世界舆论习惯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此，这个大陆上50多个国家中任何一国发生的事都可以冠之以“非洲”。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观察方法，却是现实存在。如果从各国发生的民族冲突占大陆的比例看，非洲大陆民族冲突的比例决不会比亚洲的高，更不会比北美洲高。客观地说，在非洲国家中，因民族矛盾引发政权危机的并不多。北非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南部非洲只有已成为历史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东非的少数国家曾经有过民族争斗，但不能排除大国干涉的背景；西非只有少数国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冲突，这些冲突又往往与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引发大规模冲突主要发生在大湖地区。 第二，个别非洲国家的民族矛盾曾经引发较大的冲突或恶性事件。有的国家出现了某一民族的独立要求（如尼日利亚伊格博族曾成立的比夫拉共和国），而另一些国家出现了罕见的民族仇杀（如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抹上了一层难以清除的耻辱。更有甚者，这种冲突持续的时间长，由此引发的政治事件或引起世界的重视（如军事政变或政权倒台），或对周围邻邦产生连锁反应（如大湖地区的难民潮）。这种消极的政治现象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冲突背后有大国干涉的因素。这种大国干涉的原因有历史遗留的殖民宗主国关系，有对势力范围或稀有资源的争夺，有军火贩卖的交易，还有意识形态的争论。有的大国为了政治的需要，制造种种借口为自己的干涉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有的在进行了某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后为了模糊视听，将带有明显政治动机的冲突称之为“部落冲突”。如持续二十余年的乍得冲突即是这种情况。 殖民统治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产生了非洲的民族主义。特殊的环境产生特殊的意识形态。由于非洲现代国家的独立早于民族的融合，非洲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种族性。正如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阿贾伊指出的，19世纪的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它不是尼日利亚的；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尼日利亚并未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而存在，“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非对尼日利亚的忠诚，而是作为非洲人的种族意识。”[41]换言之，“非洲民族主义的动力并不是那种对一个力求保护和维护自身权利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统一体的归属感，而是一些具有种族意识的现代派的运动，这些人力图在欧洲主子强加的人为边界之内，由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政治和文化的新民族……”。[42]这种民族建构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国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存条件。一旦这种保护不存在，人们失去了安全感，其直接后果是公民对国家失去信任。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有的依靠宗教或巫术（不稳定的非洲国家往往存在着复杂的宗教或巫术活动），有的借助民间社会组织（如非政府组织），有的依靠现代组织（如专业团体），更多的则借助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在文化传统上更易于置身其间的地方民族势力。地方民族主义应运而生。由于一些国家政权被滥用，或未得到合理的利用，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得以加强。虽然殖民统治时期确定的人为边界是独立后各种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的内部因素（如经济不发达、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外部因素（外国势力的干涉）对地方民族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容否认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失误和国家政权不稳定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最后,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国非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43]第一，切忌对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抱教条主义态度。第二，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消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44]第三，在研究非洲民族问题时应该注意用历史方法来进行分析。第四，要充分认识我国非洲学研究与国外学术界的差距。我国的非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45]以民族学为例。这是一个实证性要求极强的学科。英、法、德、美和前苏联均有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到非洲进行过长期的实地考察，由此产生了各种学派和观点。然而，我国从未有专门的民族学家就非洲各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过实地考察或个案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创造”出中国学者关于非洲民族形成的理论呢？ （此文原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1]民族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30页。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客观认真的研究，发表了相当多的成果，较有份量的如唐文权：《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关于清朝出版的有关非洲的主要著作和译作，可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76页，表1.2。 [3]下面较为详细的介绍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其二，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非洲学研究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4]吴秉真：《从黑夜走向黎明的非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吴休编著：《埃及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罗科编著：《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的埃及》，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范俑编著：《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言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陈力编著：《喀麦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山西日报资料组编：《走向独立自由的非洲》，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 [5]如纳忠：“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与民族的觉醒”，《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郑道传：“纳赛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学术论坛》，1957年第1期；马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1期；王俊怡：“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4期；王珍：“帝国主义对刚果的侵略与刚果人民的斗争”，郭起寿：“刚果人民反殖民斗争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8期；非知：“阿散蒂人民的抗英斗争”，《历史教学》，1965年第8期；顾家稼：“现阶段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雅菲：“发展中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国际问题研究》，1960年第1期；瞿季木：“近代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江海学刊》，1963年第1期；顾章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的觉醒”，《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6]南开大学历史系：“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摩洛哥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8年第12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利比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教学》，1960年第8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华南师院世界史教研组：“喀麦隆人民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学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 [7]如彭坤元等：“苏丹人民反殖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1881年-1885年的马赫迪武装起义”，《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蒋学成：“近代南非马达别列人和马绍纳人的抗英斗争”，《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毛天佑：“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南非人民抗击殖民侵略的武装斗争”，《亚非问题研究》，1979年第1期；陈公元：“苏丹历史上的马赫迪起义”，《教学通讯》，1980年第12期；罗洪彰：“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是何时结束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陆庭恩：“肯尼亚‘茅茅’起义的原因”，《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丁邦英：“马及马及起义”，《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 [8]李庆余：“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1979年第2辑；胡有萼：“二次大战后蓬勃发展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西亚非洲》，1980年第3期；唐同明：“空前高涨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王存华：“两次世界大战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蜀岗：“关于非洲民族民主革命进程的探讨”，《西亚非洲》，1981年第3-4期；唐大盾：“泛非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西亚非洲》，1981年第6期。 [9]唐同明、向群：“论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赵建萍：“纳米比亚的民族独立问题，”《西亚非洲》，1980年第4期；王少奎：“华夫脱和埃及民族独立运动（1918-1922年）”，《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唐同明：“论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10]秦晓鹰：“民族资产阶级能不能领导当代民族解放运动？浅析肯尼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点及历史作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王春良：“扎伊尔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兼谈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林修坡：“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 [11]秦晓鹰：“尼日利亚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特点”，《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王忠林：“本世纪初黑非洲的反殖宗教运动”，《西亚非洲》，1984年第3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发展”，《西亚非洲》，1985年第6期；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关于非洲“部族”问题的有关争论及论文，参见本书第六章。 [12]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3]这些选译资料主要发表在《共运资料选译》上。 [14]以曼德拉为例，各种传记超过十种。较具影响的有杨立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温宪：《黑人骄子——曼德拉》，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李安山：《南非斗士曼德拉》，学苑出版社，1996年。 [15]葛公尚：“非洲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李安山：“西非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西非民族主义论纲之一”，《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李安山：“论新马赫迪主义与苏丹民族主义的关联”，《亚非研究》，第5辑（1995年）；刘鸿武：“论当代黑非洲的部族文化整合与国民文化重构”，《西亚非洲》，1997年第3期；唐大盾：“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由来和发展”，《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杨灏城：“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 [16]他在大学学的是古典学和哲学，由于他负责牛津大学校外课程，与非洲交往甚多，从而对非洲产生了兴趣。 [17]Thomas Hodgkin, “A note on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nationalism,” William John Hanna, ed.,Independent Black Africa, Chicago, 1964, pp.235-252.原文发表于1961年。 [18]Frantz Fanon,Les Damnes de la Terre, Paris, 1961;Pour la Revolution Africaine, Paris, 1964;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1965;Black Skins, White Masks, New York, 1967. [19]J. S. Coleman, “Nationalism in Tropical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1954), pp.404-26. [20]C. M. Young,Politics in Congo: 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65, pp.281-9.研究民族主义的安东尼•史密斯后来又作了修正。Anthony D. Smith,State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World,Sussex, 1983, pp.37-58. [21]T.O.Ranger, “Connection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9:3(1968), pp.437-453; 9:4(1968), pp.631-641. [22]A.B.Davidson, "African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T.O.Ranger, ed.,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1968, pp.177-188. [23]K.O. Dike,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New York, 1956; Mekki Shibeika,The Independent Sudan: The History of a Nation, New York, 1959（已有中译本）; Al-Rahim,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u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John Illif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aji Maji Rebellion,”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8(1967), pp.495-512; Zaheer Quraishi,Liberal Nationalism in Egypt, Allahabad, 1967; J.F.A.Ajayi,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London,1965；E.A. Ayandele,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1842-1914, London, 1966.关于埃及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研究目录，参见王锁劳：“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 [24]关于这两个学派的情况，可参见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李安山：“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 [25]D. Denoon & A. Kuper, "Nationalist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natio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Dar es Salaam,"African Affairs, 69(1970), pp.329-349. [26]Larry Diamond, "Review article: ethnicity and ethnic Conflict,"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5:1(1987), pp.117-128. [27]G. Maddox and T. K. Welliver, ed.,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frica(4 volumes), New York, 1993. [28]Philip S. Zachernuk,Colonial Subjects: An African Intelligentsia and Atlantic Idea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29]William Miles & David Rocheford, "Nationalism versus ethnic identity in Sub-Saharan Afric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2(1991), pp.393-403. [30]国外学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里只能将作者认为较重要的专著作大致介绍。 [31]E.J.Hobsbawm,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Anthropology Today, 8:1(1992), p.4. [32]转引自[苏]柯毕夏诺夫：“非洲的民族、宗教和语言”，《民族译丛》，1985年第1期，第33页。 [33]Victor A. Olorunsola, ed.,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ub-nationalism in Africa, New York, 1972, xiv. [34]Anthony D. 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176；[俄]伊斯玛基洛娃：“现代黑非洲的民族偏执与民族一体化问题”，《民族译丛》，1994年，第2期，第25页。 [35]“地方民族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或曾经占据过）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李安山：“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5期。还可参见李安山：“浅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缘起”，《北大史学》，第8辑，2001年。 [36]本人在加拿大留学时，曾多次参加每年7月1日在多伦多皇后公园举行的加拿大国庆活动。每次都有印第安人参加这种庆典活动，他们在表演节目之前总要发表声明：北美印第安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37]关于对英国爱尔兰人和加拿大魁北克人民族主义的研究，可参见Katherine O'Sullivan See,First World Nationalisms: Clas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Quebec, Chicago, 1986. [38]Robert Papstein, "From ethnic identity to tribalism: The Upper Zambezi Region of Zambia, 1830-1981," in Leroy Vail, ed.,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1989, pp.372-394. [39]Marc Bloch,Feudal Society, Chicago, [1940].1961, pp.142,443. [40]关于“部落主义”与亲属血缘意识的关系，可参见Peter Ekeh, "Colonialism and the two publics in Africa: A theoretical statement,"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1(1975), pp.91-112; Peter Ekeh,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wo contrasting uses of tribalism in Afric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2:4(1990), pp.660-700. [41]J.F.Ade Ajayi, "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Nigerian nationa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2:2(1961), pp.196-209. [42]转引自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第七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458页。 [43]本人曾详细论述过这一问题。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中的‘部族’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44]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亚非研究》，第4辑（1994）,第66-86页。 [45]可参见张毓熙：“中国非洲学著作近百年出版情况概析”，《西亚非洲资料》，1994年第2期。  

范文澜，字仲沄，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

张承志和他的小小团队，在一片举国讨伐"余孽"的喧嚣中悄然出发，在一场普天欢呼"诺贝尔"的热闹中无声归来。一行三人，带着中国的温暖，去向人类自由和尊严的象征致敬，去向罪恶和苦难宣布正义，去向世界斗争的中心表达和平。

翟永明在新诗的写作中做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选择和尝试：她选择了《富春山居图》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题目。这一著名的巨幅长卷，在黄公望的笔下，"尽峦峰波澜之变"，已足以让人心驰神移，目不暇接，而它后世屡遭劫难，毁而复存，颠沛流离，如同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传奇，如今又跟两岸政治、国族离合、文化产业和地产商的广告纠结在一起，真是欲说还休，谈何容易！

学术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好比人的性格不能强求一律。所谓“文如其人”，即指文章风格，也指人的品格。写文章离不开技巧，要有基本训练。

消息传出以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因为从此以后，美国的公司团体将被允许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不受限制地任意开支，通过政治广告等多种形式来支持或者反对候选人。总统欧巴马很快表示了对这一决定的强烈反对态度，他高调谴责说，“最高法院为利益集团用金钱来践踏我们的政治大开了绿灯”，“这是大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胜利。这样他们可以每天在华盛顿列队，用他们的力量来压倒普通美国人的声音”。

Praising Karl Marx might seem as perverse as putting in a good word for the Boston Strangler.

本期转基因问题专辑三篇文章，除了介绍和转基因技术、反转基因运动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历史背景，更试图揭示转基因争论背后的哲学分歧。我们相信，这样的分析，能够帮助国人把转基因问题整合到更大的世界图景里来考察，并通过对转基因问题的反思，酝酿谋虑深远、有所作为的治国之策。毋庸讳言，这三篇文章本身有一定的倾向性。然而，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明确的倾向，并且其倾向不可能被“科学是中立的”之类陈腐托辞掩盖，秉承科学精神运筹帷幄者，更当有所臧否，有所取舍。我们希望，这样的带有倾向而不失理性的文章，能够比四平八稳的中庸叙事更容易引起思想界对意识形态中科学维度的重视，意识到科学维度理应成为思考各类问题时必备的一个视角。

我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重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研究。 　　无论是“第三世界”形象而又模糊的提法，抑或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后殖民国家、南部世界诸种表述，一批具有共同或相似命运的地区和国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把它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正如一位墨西哥思想家所描述，我们都“在欧洲文明的筵席上姗姗来迟”。　　有人说全球化进程是自古就有的自然趋势，不必大惊小怪。此言回避或忽略了这一进程中发生的质变。　　随着技术交通手段的进步，人类交往一直在持续发展，此间文化和经济动因兼有。郑和为弘扬天朝七下西洋，伊本·巴图塔出于朝觐的初衷和“哪怕学问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的感召周游世界，记录了南国泉州被称作“榟橔城”的轶事；多重背景的“十字军东征”也有明张的宗教因素。前哥伦布时代既已存在的亚洲与美洲的联系，大洋洲与美洲的联系，非洲与美洲的联系也都在持续的研究中浮出水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出现，尤其是金融经济的成熟，全球化的速度及规模迅猛发展，并发生了本质变化。全球化从人类生活中的简单交换需求，从对财物的原始掠夺战争，发展成导致人类生活全面异化的唯“利”是图，直到我们今天正目睹的世界范围内的对自然资源的新一轮疯狂争夺。经济利害的趋导、竞争的思维模式，已在人类文明集团的交往中占据本质地位。如果不改变这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谐只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皇帝新衣式的谎言。　　在这个变异过程中，1492年是一个象征，与这个象征性的年份一起，拉丁美洲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起点。由于它作为牺牲品的“领先”地位，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一大批第三世界地区和国家具有启示性。　　这些地区的命运由于资本主义链条而紧密相关，但这些地区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缺少自觉意识，即缺少“觉悟”。它们更重视对西方的纵向研究，而轻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思考。　　最近有两位拉丁美洲教授以一篇《浅论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的论文成为拉丁美洲在此一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先锋，这是一个迟到的觉悟的象征。 　　举两个例子说明第三世界的命运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其一，中国的鸦片战争与美洲的奴隶制度。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献给该国独立战争中中国战士的纪念碑，上有铭文：“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　　只有细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隶制历史，才能体会其中饱含的深沉意味。　　19世纪上半叶，机器工业发展迅速。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发现——提出废奴。由于黑奴的减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岛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引进替代性劳力（甘蔗园、榨糖厂离了大量的劳力无法运转）。引进欧洲穷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劳力的举措相继失败。这时，从东方传来了消息。　　在遥远的中国，1840年把中国带入半殖民地历史的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鸦片战争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国的英国资本家首先开始运送大量华工到英属加勒比群岛的牙买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作苦力，并启发了古巴奴隶主，后者上报王室请求引进“来自用棍棒管理之国的子孙”。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委托两家公司招募华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国伦敦公司”。1846年，英国人已在厦门修建了大量板房作准备。雇佣苦力的办事处设在葡属澳门和英属香港。1847年，第一批华工抵达古巴，最早的两艘运送苦力船只之一是英国船。　　苦力是签约的奴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本地奴隶的逃亡。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早就出现了华工组成的团、营，个个骁勇出众，坚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军的战士。他们的事迹被古巴人记录成书，荣誉被刻录在上述碑文中。这样的特殊地位是华人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这样的付出生命是由惨无人道的资本压迫造成的。古巴与中国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由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缔造了最初的友谊。如今，华人已经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来源之一。 其二，大帆船贸易。　　1521年，为西班牙王室服务的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穿过后来的“麦哲伦海峡”，“发现”了今之菲律宾群岛，从此，远近七千个岛屿上的土著陷入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称作“中国印第安人”。　　持续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吕宋—中国的“太平洋航线”出现了，来往于洋面上的西班牙贸易船只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或“中国船”。“大帆船贸易”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链条上重要的一环，造成了亚洲与美洲在近代的联系：在墨西哥出现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传说，其原型是身世为印度莫卧尔帝国公主的女奴；历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因缘名为《吕宋华文合璧字典》。在“大帆船贸易”中，中国举足轻重。如果没有与中国的贸易，西班牙难以维持它在东方的这个殖民地。白银和货物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中国）间出现了反向流动。贡德·弗兰克以此为重要例证在《白银资本》中解构了西方经济历来领先、西方文明具有内在进步性的神话。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抢夺了菲律宾，迅速普及的英语替代了西班牙语。被菲律宾人视为国父的独立运动领袖里萨尔（José Rizal）用西班牙文写作的爱国檄文已无法为后来的国人读懂，但它们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编辑的大型文库《阿亚库乔文集》。介绍里萨尔的墨西哥已故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Leopoldo Zea）写道：“里萨尔在我们的美洲和亚洲、非洲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尽管我们的语种不同，但我们都能懂得人类历史上层出不尽的解放者的语言。” 　　为了掩盖全球化进程中的这种本质变异，“思想”、“文化”的因素并没有退场，而是成为“强者”、胜者解释历史、证明历史的被动工具。　　阿根廷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在《论对“他人”的遮盖》一书中严厉抨击西方精神巨擘黑格尔：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人利用“新大陆”的被“发现”，找到了一个证明西方文明优越的“他者”代表，黑格尔是当时欧洲思潮的集大成者，他把历史学升华到哲学领域，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这样表述： 　　世界历史从东方向西方发展。欧洲绝对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世界历史就是由无法控制的自然意志向普遍性以及主观自由发展的学问。 　　论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马克斯·韦伯，为美国近代扩张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天定命运”和“边疆理论”，直到20世纪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先后成为对成功者历史的阐释。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展和思想工程，拉丁美洲也出现了绵延不断的思想论战，有幸地成为一块思想丰富的大陆。围绕“现代化”、“文明”以及发展道路的讨论热潮几起几落，其中有代表性的两本经典文化论著是针锋相对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著）和《从善良野蛮人到真诚革命者》（委内瑞拉作家卡洛斯·兰赫尔［Carlos Rangel］著）。一位圭亚那作者写了一本书，题为《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论及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至少有1亿多，提出非洲今日的落后与青壮年当年被掠有关的观点。 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对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历史的讨论并未停止、终结。这些似曾相识的讨论也证明了第三世界命运的一致性，而相互的借鉴启发意义重大。与其盲目吞咽历史进程、文化背景、经济基础与我们差异很大的富裕国家的经验，全美“大国崛起”之梦，不如多潜心研究第三世界兄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拉美大陆上先后出现过“实证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论战，是拉丁美洲地区现代化初期的精神脉动。论战中所涉及的进化与传统、经济与文化、西方文明与民族精神、穷人与富人、民主与专制等等命题几乎无一不在当今中国再现。 遗憾的是，对于“第三世界”的研究长期处于“不发达”、“发展中”状态。 一位拉美思想家在被问及“为什么拉美思想不像拉美文学那样被世界热衷”时回答说：“我们的文学就好像我们大宗出口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后者可以被任意加工，前者也可以被随意解释；而我们的思想则是制成品，是西方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我们的拉丁美洲文化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我们没有从美洲民俗、具体的艺术门类起步，而是从拉美思想史切入，撰写了作为拉丁美洲文化史的《丰饶的苦难》和《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这些更似姿态的初步研究意在呈现：拉丁美洲是一块有着丰富思想资源的大陆。 第二个问题是，“第三世界”研究中的“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 如同“第三世界”的朦胧提法，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也只是一种便于指代的概括性提法。外部视角指公开的或潜在的殖民主义视角、“欧洲中心论”视角、把研究对象“物化”的视角。内部视角指基于历史知识、文化认识之上的人道主义视角，指对待作为“他者”的被研究对象的平等意识，也指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觉悟，并由这觉悟而导致的人性化研究态度。 在广义的对“第三世界”研究中历来有两种视角。早期美洲殖民史中，已经出现了两种对“他者”研究的对立视角。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道明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Las Casas）是这种内部视角的代表，他是拉美史上的“印第安人保护者”。其三卷本巨著《西印度史》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外部视角的代表——某些西班牙宫廷史官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无端污蔑。 在《西印度史》的长篇《前言》里，拉斯卡萨斯引用一位古代史学家的观点开宗明义地指出，史家撰史大致出于几种目的：表现学识捞取名誉，向权势献媚，恢复被歪曲的真理，披露被遗忘的事实。紧接着，拉斯卡萨斯又引证说明“历史”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为“看见”或“认识”，即历史应该是基于亲历的真知。中世纪的史家拉斯卡萨斯以他的言行毫不掩饰地宣布：我所写的历史是有立场、有目的的历史，是“主观”的历史。　　然而，正是这种“主观”的史书记录下了更加准确的客观事实。　　人类学作为一种近现代兴起的学科，起步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阴影是确凿无疑的。经过多年的长足发展，人类学内部产生过重要的争论和分化，其中的某些分支成为促进文化多元化、帮助弱势文化群体的学问。但是，人类学发展史是否经过彻底的、批判性的梳理？在它的某些科学主义的繁杂方法论中，在它的被程式化的一些“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方法中，是将被研究者作为“文明的主人”并辅助其成为自身文明的阐释者呢，还是将被研究者物化，攫取其文化产品作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原材料？人类学是一种纯客观的科学研究呢，还是应该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命题。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爆发了如今举世闻名的萨帕塔游击队运动，那里的居民从体征和语言上属于印第安文明中的玛雅人。长期以来云集于恰帕斯地区的各国人类学研究者并不关心当地印第安人的苦难命运，对潜伏十年的游击队活动一无所知，只是把他们当做“玛雅化石”来“研究”。印第安农民起义如石破天惊，暴露了那种人类学研究的局外人隔靴搔痒；用当地人的话说，“好像我们是显微镜下的虫子”。这也是一个外部视角的写照。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潜在着“后殖民”思维，他们以西方文明准则为自己的文明准则，在日常的言行中频频发生这种外部视角的言论。如某已故著名北方精英、社科院原高层领导言及“与印第安人怎么能讲平等”时，如同谈论一个天经地义般的共识，如某高等学府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轻佻狂言“拉美人只知道唱歌跳舞生孩子”。这样的思维导致冷漠的物化研究。因此，当专业研究人员脱口说出“拉丁美洲出事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我们研究人员来说，出事越多越好”时，就不足为怪了。 　　内部视角需要一个人道主义起点，起码要达到前述中世纪修士拉斯卡萨斯所体现的原始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观念。他曾潜心学习印第安语言，就近观察、悉心体会他们的思维方式，努力理解他们的文化，并逆国家主义潮流，不畏惧宗教裁判所的大棒，为弱势地位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文化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辩护。　　由内部视角出发，语言（在对拉丁美洲的研究中，不仅是对西班牙语的掌握，而且要求对印第安语言的某种了解）的重要性突显，语言是通向理解的重要桥梁。研究者所掌握的语言会影响结论上的差异。　　由语言问题还可以引申到翻译问题。在外国问题研究领域，翻译被研究对象是一项重要内容，准确地翻译出他者的文本才能正确、贴切理解他者的言说。在西班牙语译界，存在严重问题。《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私生子的历史》是一篇经典论著，但是它的英译本译者删去了其中的思想精华（经过了也许是作者的不得已的同意），而它的依据英语本的汉译本更是错误百出。翻译的粗糙不仅仅是语言水平和工作责任心问题，其中潜藏对第三世界的不尊重。某位拉美作家曾写道：我们对欧洲人名地名的翻译小心翼翼，从来不出错；而相反，他们对我们的翻译总是漫不经心，误差不断。　　掌握了语言，也并不能保证思想的准确传递，上述冷漠的局外人态度在翻译问题上同样屡屡作祟。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有一篇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著名散文：《我们的美洲》，其中的一句汉译译文很能说明问题。原文的意思是“一句欧洲圣贤的名言并不能使印第安人被凝结的血液重新开始流动”（大意），译者译成“一句欧洲圣贤的名言并不能使冷漠的印第安人焕发热情”。注意：印第安人并非天性冷漠，而是殖民地的历史凝固了他们的血液——对文化的理解直接影响着翻译的差异。　　由内部视角还可以引伸出学院式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关系、重视非主流资料、重视底层民众等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眼光与民族主义。 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缺少世界眼光。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来具有世界眼光，而中国的长期闭关锁国历史造成了眼光局限性，半殖民地历史、西方中心论又造成了知识界的民族自卑感。我们的外国问题研究囿于专业的藩篱，无法从世界体系的高度认知专业研究范围中出现的命题。中国文明的新崛起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我们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必须以自信的平等地位对世界发言。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朝这样的方向徐徐努力，他们在上个世纪中叶提出的“依附理论”、“解放神学”等都具有世界意义。最近玻利维亚印第安人出身的总统艾沃·莫拉莱斯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基于印第安文明观的“新十诫”。这种敢于挑战西方文明基石的言行具有象征性，是一种文化自信自尊的表现。 拉丁美洲问题研究理所当然可以囊括对其宗主国西班牙的研究。拉丁美洲的研究者也只有到了理解亚洲，理解非洲之时，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 这种世界眼光包括超越“狭隘民族主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固然可以也应该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咨询，但是作为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更应该是关乎全人类的长远命题，也只有在达到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更准确、更正确的政策咨询。因此，比配合政府法律法规出台的诸如社会保险、小额贷款等具项研究，我们更应该关注对象国、对象地区的发展道路、思想史等宏观问题，即使微观问题的研究也是为了达到对全局的理解，而不是应景之作。至于揣摩领导意图、歪曲事实真相的研究题目所反映的，就不只是研究者的眼光，而是研究者的品格问题了。这种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对民族、对人类犯罪的“研究”，是中世纪史学家拉斯卡萨斯指出的“向权势献媚”，是社科研究领域里比剽窃更严重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凝聚民族的旗帜；在当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饱受列强欺辱、近代以来从未成为强者的民族——开始富强、逐步成为崛起的大国时，则要警惕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 只有具有更高的人道主义境界，才可能使民族主义升华，真正产生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世界眼光。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积极乌托邦思想。 2010年，拉丁美洲将纪念取得政治独立二百周年。论及独立运动，拉美知识分子常常引述两个文本。一是“解放者”玻利瓦尔写于独立前夕的《牙买加信札》，其中写道： 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拥有被辽阔的海洋包围着的一方天地，这个偏远的世界尽管在管理社会方面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传统，但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是全新的……我们既不是印第安人，又不是欧洲人……我们仍是一个酝酿之中的族类……随着世纪的推移，也许将由此出现一个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兄弟般友爱的新民族。 另一份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曾描写新生美国的一段话： 大自然和宽阔的海洋把我们与来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毁灭性的混乱隔绝开，我们所拥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蚀，我们崇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将一切祝福赐于我们，向我们证明它为人在尘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拥有如此多的祝福，我们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幸福的民族呢？ 比较两个内容近似、本质相异的文本，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思维模式，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将导致人道主义关怀和民族利己主义两种文化传统。 主张竞争、适者生存的狭隘民族主义不是唯一的历史选择。帝国主义希望崛起的第三世界加入它们制定的竞争规则，“与世界接轨”，并会在这种竞争中老谋深算地扼制我们，对我们分而治之，让我们互相消耗，坐收渔翁之利。为此，它们坚持“历史的终结”。早于19世纪末，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就这样絮叨：批评势在必然的东西是徒费心力，托尔斯泰伯爵的基督心肠是于事无补的…… 拉丁美洲文化传统中的积极乌托邦思想也许是一件武器，可以用来抵御这种无所作为的“终结论”。解放神学中的“希望”观念，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关于“也许至今的全部历史才是一场乌托邦（轮到我们真正有所作为的时刻了）”的精彩表述，“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都是积极乌托邦的体现。 理想主义吗？第三世界的思想、文化被冷落、被解构达几个世纪之久后，已所剩无几；我们必须珍视包括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印第安文化、佛教文化等在内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提出新的发展模式，否则人类只能面对毁灭的绝望前景，如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在千百次冒险滚动后，地球已是个被磨圆的色子，它已无法停止滚动，除非落入一个坑里，一个巨大的墓穴之坑”。 （2009年11月在广州社科院《开放时代》杂志召开的关于中国的外国研究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有学者统计之后的结论认为，汉代人喜爱用长寿求仙类，家国安定类和个体富贵类价值标准命名。这特为武帝及其后的风尚，从材料上，主要运用社会上层的贵族、精英和知识分子之名。那么，西汉中期以来普通民众的命名是否符合这一标准呢？

1960年代后，美国的投票率一路下滑，徘徊在50-60%之间，迪昂从意识形态角度解释了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恨政治：从1960年代"文化内战"开始，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都成了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大量意识形态化的虚假政治选择，文化价值议题的政治化，最终在美国催生了两极化的政治格局，人民成了不耐烦的大多数。

对于亚洲、非洲的思考不是为了论证其特殊性，而是为了通过其独特性探索普遍的真理，重建世界历史的图景，并探寻变革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一种超越国界和文化背景的共同探索是迫切需要的。

下面是对Perry Anderson发表在New Left Review 杂志2010年第一期（总第61期）上的"Two Revolutions"一文的摘要。(海裔) 俄国革命改变二十世纪，而中国革命将改变二十一世纪。两场革命结果不同：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经济比沙皇倒台时更依赖于原材料出口。中国却成为世界强权。为何会有不同的结果？需要一个比较研究。  一 十月革命在大城市发生，很快夺权。其社会基础是俄国工人阶级中的青年，占全部人口不到百分之三。农民基本与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权力如果很容易获得，也就很难保持。接下来是德国的占领、列强的干涉，国内的饥荒等等，革命给人的感觉是并没有使得俄国的局势变得更好。 苏联基本上重新整合了前俄罗斯帝国的国土，但作为第一个抛弃以疆域为基础界定的国家，苏联的意识形态并非聚焦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建设，其诉求是国际主义的：世界工人运动的团结。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苏共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缺乏国内外支持。  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比沙皇政府更为虚弱的中央政权。CCP最初与国民党合作，后来采取了武装割据的方式，在军阀的夹缝中生存。但所面对的敌人仍然非常强大。日本入侵使得CCP免于被国民党剿灭。国共再次合作，CCP扩展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比十月革命前更糟糕。而中国革命的结果比革命前要更好，建立了一个能够对外抵抗侵略，对内保障国内和平的政权。 二 俄国20年代集体化，导致大饥荒；30年代斯大林发动大清洗。CCP在农民中有很深的基础，因此集体化顺利进行。接下来"大跃进"和"文革"与苏联的两大悲剧看起来相似，但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年代苏联集体化从主观上就是要消灭富农。而"大跃进"政策主观上并非要消灭哪部分农民，其悲剧源于政策执行的盲目性。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防止苏联式的官僚专政出现，其运动所诉诸的也不是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而是青年学生。"文革"首先表现为对官僚机器的破坏而非加强，暴力主要在这个破坏过程中发生。其意识形态追求是"克服三大差别"。运动用的手段并不像苏联那样是人身消灭，而是"治病救人"，因此老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保存了下来，不像在苏联那样，整个被消灭掉。安德森认为"文革"的理想与儒家的关系比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紧密。它似乎是在消灭儒家遗产，但也受到其塑造和制约。  赫鲁晓夫上台，搞了"去斯大林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冒险。一些政策激怒了其同僚，导致其下台。赫鲁晓夫对于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做多少改革。他下台之后，苏联经济进入了二十年的停滞。苏联党政机关迅速官僚化，成为脱离社会的特权阶级。毛泽东想避免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的命运。他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他的替代性方案却完全没能实现。 三 在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改革之初，两国起点很不同。苏联GDP比中国高四五倍。工业基础比中国好得多。每一方面的主要自然资源都比中国丰富。基础设施更好，人民生活水平更高，教育也更好，有可观的科技人员储备。到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距离建国四代人，已经没有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政治和行政体系被平庸的官僚所充斥。  戈尔巴乔夫上台，大刀阔斧搞公开化和改革。前者受到欢迎，后者让许多人困惑。戈尔巴乔夫思路不清晰，思想准备不充分，他任命的人更缺乏思想，很多人变成他的抵制者。俄罗斯知识分子很快就两极分化，要么回归斯拉夫传统，要么西化，但都抛弃苏共传统。戈尔巴乔夫于是和自由派结合在一起，采纳了他们的竞争性选举主张。戈尔巴乔夫试图将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人民的直接同意基础上，而不是依赖于苏共的等级制度。这个事情比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更容易操作。既然国内要搞民主化，对外也就搞和西方和解。在西方的吹捧中，戈尔巴乔夫迷醉了。但一旦党的控制力松动，对于经济的掌控力也急剧下降，经济变得糟糕。国家收不上来税，只能印钱，这又造成了通货膨胀。戈尔巴乔夫踢开苏共，担任总统，但苏共组织是将各个加盟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裂，苏联一夜之间就解体了。  中国起点比苏联差，但中央计划经济并不是那么严密。毛泽东认识到建立像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并不好，搞了几次权力下放。"文革"进一步削弱了计划经济，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自主权。  中国农民是人口主体。从城乡差距上说，中国比苏联大得多，农民的既得利益很少；另一方面，从党的政治和道德上来说，农民一直是领导阶级的联盟阶级。国际上，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受卫星国或者争霸野心拖累。毛泽东已经和美国改善关系。国内农民并非离心离德，民族分裂因素也不是那么明显，外部未受任何直接的帝国主义威胁，这是改革的有利条件。  但和苏联的最大差别是在政治领导上。CCP的"八大元老"都是和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革命者，不像苏联领导人那样，是一群按部就班上来的平庸官僚。CCP仍然保持着列宁主义的领导特色--激进、有纪律、充满想象力。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亚洲邻居的差距，试图迎头赶上，而欧洲在70-8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苏联的领导者并不构成明显刺激。 中国的自信力也超过苏联。沙皇俄国以"第三罗马"自居，但本身是个落后国家。其伟大君主皆以西方化为追求。列宁发动革命，既反对西方，也反对俄国的落后。但这一路线并没有开花结果。斯大林回归到一种传统的沙文主义，但在他死后，这种沙文主义退潮了。赫鲁晓夫的国际主义没有立住脚，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陷入了一种意识形态真空，社会迅速官僚化。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候，"西化"变成了自然选项。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自信根子很深，"天朝"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自视为世界中心。近代，发生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文化自新运动。毛泽东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从西方汲取资源，也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资源。在鲁迅和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在新的时代，转化成改革和转变的自信。  中苏两党领导层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很不同。赫鲁晓夫在发表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并没有征求他的党内同志的意见。而邓小平起草对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时，征求了数千人意见。决议并非否定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贡献，也承认了党的领导集体对于历史错误的集体责任。 苏共内部老发生年轻领导人反对元老的事情，因此元老们向来将更新换代看作是一个威胁；而CCP的权力代际交接中，对于年轻人"弑父"的焦虑不是那么明显。  三 中国改革的起步： 1. 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得到实惠；2. 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激励因素，允许企业出售其超额产品，乃至将企业承包给经理人。3.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利用了苏联所没有的源源不断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中国农民福利没有苏联农民好，所以储蓄较多，这在改革年代成了发展的资本。 4. 中国利用了丰富的海外华人资本，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出口工业。 5. 地方分权，释放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积极性。  到8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 中国农民很满足。知识分子也得了利，只是态度有些微妙。自由派成长。《河殇》。价格闯关；运动，规模比东欧和苏联大，学生和市民的联合在苏东未见。直接领导层犹豫。元老决断。 经济牌；南巡讲话。迅速发展。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岗。外贸迅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人民生活改善。世界奇观。  四  中国不是"崛起"，因为它在历史上拥有世界第一的地位时间非常久。更恰当的说法是"复兴"。 解释这个复兴的根源，有三派： 第一，   当红的一派，多见于历史学家，认为是帝国时期的商业传统的复兴，安德森暗指阿瑞吉，尽管没点名。 第二，   主要是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挥其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结果。 第三，   主要是一些社会学背景的人士，认为中国复兴根源在于中国革命。革命造就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消除半殖民地束缚。培养了一支受过教育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但又容纳地方积极能动性。 安德森认为三派都无法单独解释中国复兴，但他自己实际上倾向于第三派。要弄明白革命对于中国复兴的意义，可以问：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有何不同？ 这几个经济体发展都很快，都是出口导向。但内部差异还是很大：第一，中国对外贸依存度更高；第二，中国GDP中消费部分更低；第三，中国对外资依赖更大；第四，中国城乡差距更大；第五，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更大。  这几个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政权都是美国的傀儡政权，缺乏政治主权，但又需要内部的合法性，所以控制对外资依存度，给农民一些好处，防止城乡差距过大，等等。而中国则是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 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权，不怕外资涌入，能够压低农民消费，让农民去城市打工。  元老们都走了以后，新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官僚出身，受过系统高等教育，工程技术背景为主，决策广泛听取智库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见。经济增长，外交亦取得很大成功，增加了统治合法性，但这种成果也有很大脆弱性。  最后，感叹中国太复杂，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现象共存，观察者们不宜作出过快的判断和评价。目前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两种设想，第一是像台湾那样，经济发展之后民主化，另外一种是像新加坡那样，保持家长式的威权体制。Anderson认为两者都不太靠谱。台湾所谓民主化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美国不再承认台湾为中国代表之后，国民党为了重构台湾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而采取的战略；新加坡的体制依赖于它作为城市国家所可能提供的福利制度，在一个大国很难复制。未来如何，还有待观察。   

书评：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

"政法研究"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 文章。这个题目很大，同时，因战争关系，材料多已散失；因此，我感到很难满足编者的要求和希望。现仅就还能找到的一点材料和自己的记忆，将新民主主义革命 阶段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分期地加以概述。一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法律则是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就把本阶级的意志制定为法律，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 "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一定的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阶级，或阶级的联盟用暴力来对于其他阶级施行有系统的专政，借以保护这一个或几个阶级的利益，并镇压被统治阶 级的反抗的机关。有了什么样性质的国家政权，才有什么样的宪法和法律系统，才有什么样的法统。被统治的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暴力，才能夺取国 家政权。因此，革命的阶级必须废除反革命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法统，从新建立自己的革命法统。"①陕甘两省人民因不堪地主军阀的压迫和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于一九三四年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创立了自己的武装与政权。从这个时候起，工农政权就废除了反革命阶级的反革命法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 学原理，确立了革命的司法原则。工农政权在初创时期，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是，是有司法工作的。当时的司法工作是由工农政府统一执掌的。它的任务，是根据党关 于组织与扩大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摧毁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分配土地这一总任务，严厉镇压反革命，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抗；保护农 民分得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保障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了陕北省及陕甘省工农政府，一九三六年中央红军"东渡西征"时，又成立了陕甘宁省工农政府；中央工农 政府成立了西北办事处。这时工农政府建立了司法机构。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之下设司法部，领导陕北、陕甘、陕甘宁三个省及所属县的司法行政事宜。各省、 县、区工农政府设立裁判部，实行两级两审制，同时，在法律依据方面，除了党中央所颁布的一些决议外，还有中央工农政府在中央苏区所制定的一些单行条例，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司法程序等。至此，革命的司法工作才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后，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遵照我党中央的决定， 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造，现仅就法院工作概述如下：甲、组织制度（1）法院的设置与演变：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后，原设的司法部也随着撤销，成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统一管理边区的审判工作和 司法行政工作。同时，撤销省、县、区裁判部，县设裁判处，延安市建立地方法院。为了便利群众诉讼和加强对县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一九四三年春在各分区设立了 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同年，又在各县设立了司法处。除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外，全边区共有三个分庭，二十九个县司法处和一个地方法院。（2）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挥司法工作为政治服务的效能，关于司法机关与同级人民政府的关系问题，明确规定为：各级司法机 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同级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并实行了专员兼分庭庭长和县长兼司法处处长制度。关于司法机关人员的产生问题，自一九三八 年起即实行了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由边区参议会选举的制度；后来，重点县的司法处的裁判员，也实行了由县参议会选举的制度。经由民选产生的司法机关的人员，各 对其原选举单位负责并报告工作。（3）边区各级司法机关的内部组织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就是集体领导，个人负责。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各分庭庭长和各县司法处处长负 责领导本单位的审判与行政工作。从一九四○年起，各县就设立了裁判委员会，由县长、县委书记和裁判员等人组成，讨论与确定重大案件。这样就能够集思广益， 从组织上保证达到判案正确、量刑适当和贯彻党的政策的目的。（4）为了健全各级司法组织，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对于司法干部的挑选与培养工作，一直也是非常重视的。挑选干部的对象，着重于工农 积极分子。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其条件是：（一）要能够忠实于革命的事业；（二）要能够奉公守法；（三）要能 够分析问题，判别是非；（四）要能够刻苦耐劳，积极负责；（五）要能够看得懂条文及工作报告。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司法干部，不仅要具有忠于革命事业的品 质，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理解能力和文化水平。这些条件，当时一般是作到了的。至于干部培养工作，则着重于举办短期训练班的方式，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 曾先后办过三次司法训练班，训练了近百名工农出身的司法干部。但因工作需要或战争关系，在这里学习的干部，大半未结业即调做其他工作了。延安光复后，又在 延安大学设立司法班。不久西安解放，司法班全体学员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率领去西安参加接收工作。乙、法院的任务，民、刑政策和法律依据陕甘宁边区法院的任务，是和国民党反动法院的任务根本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法院是血腥统治的恐怖工具，它的任务是镇压劳动人民及其先进代 表的活动，保护地主、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权的。而陕甘宁边区各级法院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根据"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 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②这一施政方针，则是保护抗战利益，保护边区民主政权与各抗日阶级的合法利益，把裁判 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人民群众当作天职。另外，边区各级法院还负有通过审判工作，进行法纪宣传，教育人民爱护边区人民政权，遵守革命秩序，积极参 加抗日救国事业，借以减少和预防犯罪的任务。根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的统计，三十个初审单位共处理了一万零一百一十二件刑、民案 件，其中属于汉奸和破坏边区犯罪的，占刑事案件的百分之二十六强；属于土地与婚姻纠纷的，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这正说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 争时期的司法工作和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曾经起了应有的作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各级司法机关处理刑民案件的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而颁布的带有法律性质的纲领、决议、决定、布告、法令、条例和法规，则又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制定出来的。（1）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向来就是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为了镇压与瓦解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争取多数，反对少 数"，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七条规定："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 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也是上述政策的体现。这些都是当时司法机关处理反革命案件及其他阴谋破坏 案件的依据。（2）对于人民内部的一般刑事罪犯的惩罚，根据当时社会上的犯罪情况，着重采取了教育改造政策。关于刑期的规定，原来最高刑期为五年，后因事实上的需要，一九四三年经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复经边区参议会常驻会议通过，确定最高刑期为十年。（3）对于土地案件，是遵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总前提，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第十条规定，在已经分配土地的区域内，采取保证一切已取得土地的农民之土地权的政策；在土地尚未分配区域内，则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按定额交租交息的 政策。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布的联合布告，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等，关于这一 点都有了明确的原则规定。在这一整个时期内，各级司法机关受理的土地案件，都是依据这些条例来处理的。（4）对于劳资纠纷，一九三三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及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即明确规定了处理这类案件的原则。陕甘宁边区政 府对于劳资纠纷是根据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和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政策原则来处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二条规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 制，增强劳动生产率，适当地改善工作生活。（5）陕甘宁边区的婚姻政策，是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禁止包办买卖，禁止童养媳。一九三三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婚姻法，即规定了这个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又根据执行的经验，作了一次修改。（6）关于一般债务案件，根据禁止高利贷和保护正当债务关系的政策，视双方具体情况，予以具体处理。此外，在财政方面，曾有农业税暂行条例、征收公粮暂行办法、货物税暂行条例；在保障生产建设方面，曾有发展畜牧暂行办法、矿业开采管理 暂行条例、煤矿煤质检查暂行办法、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组织规程等；在保障边区金融方面，曾有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等；在保障 人民自由权利方面，曾有保障人权财产条例等；在司法工作方面，一九三三年中央工农政府曾颁布了司法程序，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制定了民刑案件调解条例，监所 保外服役办法及其他重要指示等。这些条例和法规的特点是：（1）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劳动人民的意志，巩固与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2）有强烈的革命性 --摧毁旧基础和封建秩序，树立革命秩序；（3）是群众斗争经验的总结--它们是根据群众的经验制定的，又拿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斗争，考验与证实其正确 性。陕甘宁边区的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当时就是依据这些政策法令，审判案件，并进行法纪宣传的。这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对于改造社会，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治安，树立新的生活道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丙、审判工作的制度（1）审判权由司法机关行使，逮捕人犯只能由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行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六条规定："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 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同时，对于司法机关与公安机关逮捕人犯，又从法律上加以严厉控制，即："逮捕人犯应有充分 的证据，依法定手续执行"（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保护人权财产条例第八条）；"司法机关受理民事案件，非抗传或不执行判决及有特殊情形时，不得扣押"（同 上条例第十二条）；"非司法或公安职权的机关、军队、团体或个人拘获现行犯时，须于二十四小时内连同证据送交有检察职权或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接受犯人的检 察或公安机关应于二十四小时内侦讯"（同上条例之八、九两条）。这些规定充分地说明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审判权，是统一由司法机关行使的。（2）审讯案件，反对野蛮的刑讯逼供办法，采取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这个原则，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内也有明文规定，又是区别人民 司法机关与一切反动的司法机关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而且将审判工作置于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基础之上，是防 止错判或造成冤案的必要保证。（3）审理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律采取公开的方式进行，准许群众旁听和发言。这种公开审理案件的原则，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的民主 性，它不仅使法院可以对群众进行法纪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治认识，培养群众遵守法律的习惯，而且使审判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审判质量的提高。（4）边区司法机关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民主权利也是重视的。当时，由于条件限制，虽未设律师，但法院准许诉讼当事人请其亲属或有法律知识的人，出庭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人民团体对于所属成员的诉讼，也可以派人出庭帮助辩护或代理进行诉讼。（5）对少数民族，根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七条的规定，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精神，住在边区的少数民族，在进行诉讼时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这是在司法工作上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6）审判程序的改革。国民党反动法院的审判程序是从控制、压迫与欺骗人民出发的，因而形式机械，手续繁琐，只便利于有钱有势的人。单 就诉讼手续方面来讲，据伪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项目，就有诉费、状纸费、抄录费等十多种，如果加上其他不公开的或变相的敲诈、勒索、送礼、讲情，如监狱接 见费、卸镣费等，那就难以胜计了。所以，旧社会劳动人民描写伪法院说："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陕甘宁边区各级司法机关诉讼手续完全是以便利人民 诉讼为原则，甚为简便。无论一审或二审机关，受理人民群众的民、刑诉讼，口头申请或书面起诉都有同等效力；当事人要求法院代书呈状或口诉者，即无条件代为 缮写；当时各级司法机关免收一切讼费。 审判程序中的审级设置，也是从便利群众诉讼出发，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两级两审制，即县司法处进行初审，高等法院及其分庭履行终 审。这种两级两审的好处，不仅保障了当事人能行使其上诉权，而且，使法院能及时惩治汉奸、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破坏分子，同时，又可避免少数当事人，因缠讼不 休，以致造成当事人及社会人力、财力与生产上的损失。在审判监督方面，上级法院除了通过审理上诉案件对下级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外，当时还创立了再审与复核制度。判决死刑的案件，均事先由 初审机关将原卷、材料等件呈报高等法院审核。认为不当或有疑点与遗漏之处，即发下去再审或补报材料；认为事实证据确凿，高等法院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 处刑意见后，转呈边区政府主席核批。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再审与复核制度的建立，是很必要的，这样，在量刑上可以避免畸轻畸重的现象，同时也可以避免或减 少错判。此外，通过派人下去检查工作和召开司法会议的方式进行监督。（7）审判方法和作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审判制度建设成就之一，就是树立了群众路线的审判方法和作风。这是人民司法机关区别于旧社 会的法院的一个显著标志。国民党反动法院是刑讯逼供、主观臆断、徇私舞弊、不加调查研究的衙门作风。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曾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审判 方法和作风，也就是依靠人民、联系人民、便利人民的群众路线的审判作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本方法，因为"人 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③。所以，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 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正因为这样，我们不但反对刑讯逼供的审讯方法，同时，还树立了为人民服务、认 真负责和民主的审判作风。（8）审判方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审判方式也与国民党反动法院的审判方式有原则的不同。国民党反动法院所经常采用 的审判方式是高高在上的"坐大堂问案"的方式；而我们所采用的审判方式，除了一些简易或不必就审的案件实行法庭审判外，经常根据不同的案件，采取群众路线 的审判方式。必须指出，我们的法庭审判也不同于国民党反动法院的法庭审判，举行时不象国民党法庭布置十分森严，使人一见生畏，在保持法庭严肃的原则下，由 裁判员采取谈话的方式进行审讯。当时所采用的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有下列几种：（一）就地审讯：这是初审机关走出法庭，携卷下乡，联系群众，处理案件，并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进行政策法令宣传，教育群众，借以减少 纠纷，增强群众团结和促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就地审判案件并不是案案就审，而是有计划地选择有教育意义的案件，或是比较复杂的案件，或是一般案件而当事人 思想阻力较大者，或是带有普遍性并有发展局势的案件，才实行就地审判的。未出发前，必须研究案情和案件发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或影响程 度，做到心中有数。这种审判方式的基本特点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就地审判，在群众参加之下，解决问题。从调查到审讯都是密切联系群众进行的。因 此，结案迅速正确。凡属调解范围的案件，就在裁判员掌握下或交由群众调解结案；凡不能调解或调解不成的案件，就把调查研究的情况放在群众中进行酝酿，是非 曲直摆在明处，取得多数人思想认识一致后，再行判决。这样，既合原则，又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同时，由于从调查到审讯和宣判整个过程都是联系群众进行的，所 以，这种就地审判对于提高群众的法律认识和守法精神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这种审判方式很为群众欢迎，也是初审机关常采取的一种方式。（二）巡回审判：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高等法院及其分庭为了便利人民诉讼或因案情复杂，将案件带到当地，深入对证，进行处理的一种审 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不仅使案件（特别是少数缠讼不休的案件）可以得到迅速正确的处理，而且通过处理案件，可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工作，帮助建立制度，总 结经验，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我在陇东任专员兼分庭庭长时期，每年都有计划地带上案件深入农村，就地处理。在处理过程中，结合中心工作，帮助农民生产，深 入调查，给下级司法机关解决疑难问题，在群众中进行法纪宣传。如华池县张柏和封胖的婚姻纠纷，起先县司法处以抢亲判决张柏和封胖解除婚姻关系，引起群众不 满。经我们深入访问，把案情弄清楚，最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改判，对封彦贵将一女数卖的违法行为给以处分；对张金才半夜抢人，给以法律制裁；对封胖和张 柏基于恋爱而自愿结婚，予以保护。这样判决，惩罚了违法行为，打击了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保护了正确的婚姻关系，从而提高了干部，教育了群众，获得了群众的 拥护与好评（张柏和封胖案就是刘巧儿告状一剧中男女主角的真姓名）。又如苏发云兄弟三人因曲子县司法处的错误认定谋财杀人一案，将人押了一年之久，没有解 决。原来该县司法处发现苏发云家中炕上、地下及斧头上都有血迹，便认为苏等杀人是事实。经我们多次深入当地调查后，证明苏发云家离杀人现场有二十多里远， 如果是在苏家杀死的，以时间计算不可能移送到现场这样远；其次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同行及以后分路都有人证明；此外，并查明苏家炕上的血是产妇生孩的血，地 下的血是苏家有人害伤寒时流出的鼻血，斧头上的血是杀羊时糊的血；而孙某的被害，查明是一拐骗犯杜老五所进行的。事实弄清楚后，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苏发云兄 弟三人无罪释放。群众说："这个案子如放在旧社会的官僚衙门，高高在上，原先有那么多的证据，早已枪毙了。只有人民的司法机关的负责人，才深入调查，不冤 枉好人，判的非常正确。"再如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和延安县司法处审判员赵志清同志到盘龙区处理杨兆云缠讼数年不休的案子。此案经当地政府和有关机关处理， 一直未解决，区乡干部提起杨兆云都有愤懑之言，县上干部一提他也是摇头没办法。我们到延安县司法处由赵志清同志介绍了案情，经过分析，认定：杨本人缠讼胡 闹固然属实，但当时区乡干部处理杨的问题也有错误的地方。如不首先纠正区乡干部的错误，而只强调杨的不对，杨是不会悦服的。杨所告的内容有三：一是别人侵 占了他的土地；二是贼偷了他的东西；三是区乡干部偷打了他的麦子，强迫他多交了公粮。根据所告，我们先到区政府召集了干部会，了解了杨抗粮不交的经过。那 年杨欠公粮一石多未交，有麦垛一个，乡干部催交数次，杨既不打麦，也不交粮，引起乡干部不满，报告区上说杨抗交公粮，影响公粮入仓，请批准强令杨打麦交 粮，如杨不打，就叫民兵去打，打了先交公粮。因区上对杨也有成见，认为他是个顽固分子，便同意了乡上的意见。但杨见乡上态度不好，怕出问题，就叫他儿子背 了二斗麦送到仓库，打了收粮证。而乡上干部得到区上批准后，也未再调查，即贸然派民兵将杨麦垛拆开，打了一石多交了公粮，尚欠几升；但是加上杨的儿子所交 的二斗麦，又长交了一斗多。杨以此控告，理由是：头一天他还交了二斗麦，为什么说他抗粮不交？欠粮少，为什么还多拿他的麦？民兵强打民粮，是否违法？根据 这些情况，我们又到青花砭区政府召集干部会，批评了区乡干部不深入调查的官僚主义作风，批准强打杨的麦是违犯政策的行为，应主动向杨道歉；多交公粮应如数 退还；杨的生活有困难可以给以适当照顾（杨系军属）。这个问题处理后，再到当地处理杨兆云所告的侵占土地的问题。首先，我们用帮助农民生产的方式进行了调 查，并亲到争执的地界处与农民共同研究了历来土地纠纷的情况。这样，很快地掌握了案情，证明别人未侵占他的土地，相反，他倒有霸占别人土地的行为。于是， 我们就利用晚间召开群众会议，叫杨本人到场，进行处理。会上，群众揭露与批评了杨兆云屡次侵占别人土地的事实，至于别人偷他的东西，毫无事实根据，全系捏 造。这时，杨再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错，接受了政府和群众的批评。这样，一个缠讼数年的案件，在依靠群众力量下获得彻底的处理；区乡干部也从本案处理过程 中提高了政策思想，改进了工作作风；广大群众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法纪教育。同时也教育了几年缠讼不休的杨兆云，他满意地说："大家心平气和，尊敬我，又批 评了区乡干部，指出了我的错误，我再没啥说，只有服从"。（三）公审制：公审这一审判方式远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创用。它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对敌对阶级的反抗行为作斗争和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有效 方式。凡是富有社会教育意义的重大案件，都是采用这一方式进行审判的。当时采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群众公审会；二是宣判大会；三是代表公审会。不管那一 种，都是有领导的进行的，经过组织与准备工作才召开的。如光复延安后，延安市地方法院审判罪大恶极的投敌分子毕光斗、张永泰等罪犯，就是采取群众公审会的 形式进行的。首先，调查收集罪证，召开群众代表的小型座谈会，进一步对证事实，并提出科刑意见，再交群众讨论，最后由审判委员会确定处刑，召开群众公审大 会判决。这样，上下意见一致，因而秩序很好，效果也大。再如西安解放后，西安市人民法院审判贾子光、陈元喜等土匪案件，就是采取代表公审会的方式进行的。 当时因西安初解放，社会秩序尚未安定。在此种情况下，采取代表公审会的方式，便于法院组织领导，也起了镇压匪特，安定社会秩序和扩大宣传政策法令的作用。 总之，公审方式对于推动运动和教育群众都曾收到很大效果。所以，解放后，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各地仍然广泛地加以采用。（四）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制度是审判工作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行人民陪审，不仅可以吸引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 翁思想和政治责任感，而且，可以使审判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不断提高质量，以防止错判。因此，人民陪审制度，在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初期，就受到重视。 当时人民陪审制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由审判机关邀请；二是由团体选举陪审员；三是由机关、部队、团体选派代表出席陪审。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采用了机关、 部队、团体选派代表出席陪审的办法。如处理工人违反劳动纪律案件，即请工会选派代表和工人出席陪审；处理婚姻案件，即请妇联选派代表出席陪审；处理农民间 的案件，则请农会选派代表出席陪审等。通过陪审员参加审理案件，能够协助搜集证据，搞清案情，事实摆在明处，进行说理说法，使当事人无法狡辩，心悦诚服。 因而，对于法院迅速正确结案以及扩大政策法令的宣传都曾起了很大作用。（五）调解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曾经大力地组织和发展了调解工作。但我们的调解工作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所谓调解工作有着根 本的不同。在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时代，他们虽然也调解案件，但这正是土豪劣绅包揽词讼、吃钱卖法的机会和欺压劳动人民的圈套。他们对杀人的案件可以调解； 对虐待和杀伤妇女、儿童的案件，也可以调解。有钱的人犯了罪，只要花上些钱，就可以逍遥法外。而我们的调解工作，是增强人民内部互相团结、便利生产、教育 人民爱国守法、减少讼争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司法群众化的重要标志。并且它只限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而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刑事案件，是不能调解 的。我们远在工农政权时期，就开始了调解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加重视。一九四三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普及调解工作的指示；同年， 边区高等法院也发布了实行调解办法、改进司法工作作风、减少人民诉讼的指示。从此，调解工作普遍展开，收到巨大效果。当时调解工作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审 判机关用调解方式进行处理案件；一种是民间调解。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全边区审判机关所处理的民刑案件中，因调解而结案的百分比的逐年上升，就可以看 出调解工作的发展情形。一九四二年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百分之十八弱，一九四三年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一九四四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八；在轻微刑事案件方 面，一九四二年调解结案的是百分之零点四；一九四三年上升到百分之五点六；一九四四年达到百分之十二。另外，在民间调解工作方面，还出现了调解模范村、乡 和模范人物。如子洲县的杜良佐、绥德县的郭维德、淳化的房殿有、鄜县的吴殿富、定边的白玉堂等。这些调解模范的共同特点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群众生 活；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公正无私，热爱群众。由于调解工作的开展，农村和睦了，生产加强了。但当时调解工作中也曾发生过"民事均得进行调解"、"调解 为主、审判为辅"、"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及由此产生的强迫调解等错误。但这些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根据这种经验，以后确定了调解工作的三项原 则：即1.调解必须双方自愿，不能有任何强迫；2.调解必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照顾进步风俗习惯；3.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这样，才使调解工作走上了 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因经历了多年战争，要求和平，恢复战争创伤；要求实现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民主；农民要求得到土地。但是，代表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为了实现和平、民主、独立，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在一 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七年起至一九四九年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内，人民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司法方面以全副力量保障革命战争的胜 利，其具体活动是：（1）部分敌占区的司法机关干部参加战勤或直接参加军队工作；（2）自一九四七年党的土地政策转向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 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以后，司法机关即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全国土地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 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以及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组织人民法庭，审判破坏土地改革的罪犯；（3）在恢复区和新解放区，配合公安机关，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处理敌伪分子、暗 藏的特务破坏分子及土匪流氓等；（4）恢复与建立健全机构及必要制度，加强对犯人的管理，实行"法官下乡，就地审判"，处理民刑案件；（5）随着西北全区 的解放，打碎国民党反动法院，向西北各省输送大批的人民司法干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西北各级司法机构。通过以上活动，人民司法工作在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推动与促进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保护生产建设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 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者 --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过去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解放区的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些成就和创造，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逐 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建国以来，在中央和西北各级党政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西北人民 司法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在自己日常审判工作中，对于盗窃国有、公有财产和破坏工农业生产的罪犯进行坚决斗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外，它并集 中主要力量，以人民法庭的形式，配合为扫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而进行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及时处理了案件，保障与推动了各项民主改 革任务的完成。并且，在完成这些任务中建立与健全了各级司法机构和各项制度。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过程表明，我国人民的司法工作，一开始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的；并且陕甘宁边区的人民 司法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司法工作的各项原则问题也都曾经及时地做出了明确具体的指 示。例如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林伯渠主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关于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就曾提出了改善司法工作的方针，批判了某些人的旧法残余影响。林 主席当时指出："一方面要彻底纠正被侵入的坏作风，又一方面要发扬新的创造，使司法工作完全符合于保卫抗战利益，保卫边区民主政权与人民权益的需要。司法 机关的法律根据，必须是边区施政纲领及边区政府颁布的各种现行政策法令。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时，须切实照顾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切实调查研究案情的具体情 况，分别其是非轻重。审判人员须具备充分的群众观点与对敌观点，把制裁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群众当作天职。"这个指示，是边区司法工作长期遵循的 方针。虽然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工作是根据党的正确路线建设起来的，但旧法思想也曾侵蚀了某些人的思想。这些人崇拜国民党的伪六法，曾经使边区司 法建设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严肃 地批判了上述错误观点，又一次指示了人民司法工作的阶级任务。指示第五项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 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同 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 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 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使他们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重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 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为人民服务，才能与我们的革命司法干部和衷共济，消除所谓 新旧司法干部不团结和旧司法人员炫耀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这些，本是党中央早已肯定了的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加明确具体地提出 来，对司法建设有其更重大的作用。这一指示已成为人民司法建设的重要文献。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都已公布，我们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根据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进一步健全和运用人民民主法 制，继续坚决地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为更加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宪法和一切法律的顺利实施，保障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而斗争。                              　　　　　　　　　　　　　1954年12月1日① 引自一九四九年新华社信箱《关于废除伪法统》。②《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一五页。③ 刘少奇：《论党》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八页。 －－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评论：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一月六日林主席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关于改善司法工作"中曾经说到："提倡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什么是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呢？这里有几个具体的判例：华 池县温台区四乡封家园子居民封彦贵，有女儿名叫捧儿，民国十七年许与张金才次子张柏儿为妻，尚未过门。三一年五月，封彦贵见女儿既已 长大，而现时聘礼又复大增，遂企图赖婚。一面教唆捧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要求与张家解除婚约，一面却以法币二千四百元，硬币四十八元暗中许与城壕川南源 张宪芝之子为妻。被张金才得悉告发，经华池县府判决撤销后一次之婚约。三二年二月，捧儿赴赵家坬子钟聚宝家吃喜酒，遇张柏儿亦到，由第三人介绍，虽未当面 谈话，捧儿已表示愿与结婚。但同年三月，封彦贵复以法币八千元，硬币二十元，哔叽四匹另许庆阳新堡区朱寿昌为妻。张金才得悉后，即纠集张金贵等二十人，携 棍棒为武器，于三月十三日深夜闯入封彦贵家，封姓惊恐四散，遂将捧儿抢回成婚。封彦贵控告到县，经判决：张金才徒刑六个月，张柏儿封捧儿婚姻无效。当时封 张两造都不同意，附近群众亦感不满。适值马锡伍同志赴华池巡视工作，经上诉前来。受理后，首先详询当地区乡干部，了解了实际情况；其次又问了附近许多群 众，了解了一般舆论趋向；下来就派平日与封捧儿接近的人去与谈话，再亲自切实征求她的意见，了解了她是不愿与朱姓结婚，她说："死也要与张柏儿结婚的"。 全部真相既明，于是协同华池县上同志举行群众性的公开审理，将与此案有关的人一并集合起来，审明：封姓屡卖女儿；张姓以张金才为首，张金贵为次，纠众抢亲 属实。以后复征询封捧儿对婚事意见，与前无异。最后征询到场群众对全案意见，一致认为："封姓屡卖女儿，捣乱咱政府婚姻法，应受处罚。张家黑夜抢亲，既伤 风化，并碍治安，使四邻害怕，以为盗贼临门，也应处罚，否则，以后大家仿效起来，还成什么世界"。群众特别关心的，就是张柏儿、封捧儿两人的婚姻问题，认 为一对少年夫妇，没有问题，不能给拆散。至此，一切都弄明白了，于是判决：张柏儿与封捧儿双方同意结婚，按婚姻自主原则，其婚姻准予有效；但不论新式旧 式，均应采取合法手续，黑夜纠众实行抢亲，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妨碍极大，因之科处张金才、张金贵等以徒刑，其他附和者给以严厉之批评；封彦贵以女儿为货 物，反复出卖，科苦役以示儆戒。群众听到这一判决后，十分高兴，认为入情入理，非常恰当。各当事人听到这一判决后，受罚者也表示自己罪有应得，胜利者（如 张柏儿、封捧儿）更是皆大喜欢。尤其重要的，是因此用最生动的实例当场教育了群众，教育了工作人员。这是一件婚姻纠纷案。合 水县五区六乡王家庄王治宽，父亲时买得高姓之地一块，计四段五亩，约据上写明东南北三面俱靠王统一家的地，西面为庄窑。王治宽企图霸 占王统一家的一亩打粮土地地基，遂故意歪曲方向，把南面说成西面，因此发生土地纠纷，当时区乡干部及四邻群众出面调解，认王治宽为无理。王治宽不服，告到 合水县府，县司法处只凭呈状所说，未往实地调查，致将土地判归王治宽所有。王统一不服，上诉分庭，双方辩论，各有各的道理。马锡伍同志即派石推事赴当地实 际调查，石推事在马锡伍同志的审判精神之下，就协同县、区、乡许多干部及约据上所写有关房亲与证明人，四邻居住的老年人等共二十余人（出卖人已经不在）， 一面展开约据，对照方向仔细丈量段数亩数，同时征询老年人及四邻意见，一点一滴加以研究。这时群众首先发言，干部接着发言，王治宽理屈词穷，遂出面承认自 己的占地错误，自请处分，于是群众都哈哈大笑起来。结果经解释说服，土地仍归王统一，双方互请吃了饭，王治宽并给王统一装了烟（农民敬人土俗），取和了 事。一般群众一致欢呼："真是清官断案。"合水县五区六乡丑家岘子丑怀荣拥有丑家梁山地；同区二乡丁家北堡子丁万福拥有川子河及附近山 地。原来地广人稀，大家对土地都不很重视， 八路军到来实行生产自给后，才注意起土地来。丁、丑双方都企图扩大土地面积，于是丁姓从川子河上向北发展，丑姓从丑家梁山上向南发展，双方接触，发生冲 突。民国二十七年涉讼至宁县政府（友区政权），丑怀荣借助于该县保安队长（侄女婿）之势，得县府发给补契承业执照一纸，不仅把丑家梁山地，而且把丁万福老 业川子河及附近山地二百四十多亩完全断给。丁姓不服，上诉平凉高等法院（友区政权），并于当地杀猪请客，以金钱笼络得力士绅及法院官吏，结果不仅收回川子 河及附近山地，而且连丑家梁丑姓土地与坟墓一并归其所有。群众纷纷议论："贪赃枉法，徇情舞弊，两家都无理，谁有面子能抵事，谁有金钱能抵事。"二十九 年，我合水政权建立，丑姓又告诉前来。当时因百废待举，无暇详为研究，暂仍原状。去年经马锡伍同志指派分庭石推事前往就地勘查，当经会同合水县人员至当地 召集了四邻七、八人，公正士绅与老年人四人，一个个慢慢的谈，两天后才将以上情况谈清。第三天，召集群众及干部廿余人，勘验地形一天。然后先与干部讨论， 再征求一般群众及公正人士之意见。最后即以石推事与区长为首，另外再在下面干部及积极群众中组织了一批人，正式分头出面进行调解。揣测双方心理，将川子河 及附近山地判归丁姓，丑家梁山地判归丑姓。双方都乐意接受了调解，并同意了这一判决。于是划了疆界，订了息讼契据，数年争论未决的土地纠纷，遂于四天内彻 底解决。当事人与一般群众都说："政府处理案件，真正适合人心。"这是两件土地纠纷案。这就是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第 一，他是深入调查的：以前举婚姻案来说，他不象华池县初判那样，不调查不研究，片面地认为张金才抢婚不当，于是一切都无理，不征询婚 姻当事人意见，不追究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高价出售之错误；以前举第一件土地纠纷案来说，他也不象合水县初判那样，不调查不研究，轻信呈状，草率判决， 使狡黠者反获胜利。因此，他就能抓住案件关键，就能从本质上，而不是从现象上解决问题。他真正做到了林主席报告内所说的："切实照顾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 切实调查研究案情的具体情况，分别其是非轻重。"我们今天的司法工作主要依靠初审，但现有负责初审的干部一般能力较弱，阅历较差，要克服这一缺点，就必须 使司法干部多下乡锻炼，多联系群众。关起门来把玩旧型法律教条，是无补于事的。第二，他是在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 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的，是善于经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 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的。是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马锡伍同志说："真正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所谓'三个农民老，顶一个地方官'）"。这在前举三个判例 中都表现得很明白。因此，他就能抓住所有人心，就能在当事人的内心，而不是表面上解决问题。他真正做到了林主席报告内所说的："依双方自愿为原则的民间调 解。"第三，他的诉讼手续是简单轻便的，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的。不敷衍，不拖延，早晨，晚上，山头，河边，群众随时随地都可要 求拉 话，审理案件。华池婚姻案，最初就是封捧儿在路上碰到马锡伍同志，拉住他，在一棵树下告的状。而马锡伍同志自己，每年总要往各县巡视工作数次，在巡视过程 中，必严密检视监狱，查问犯人，遇有可以改造者，即令交保释放，以便增加我边区劳动力，增强生产。因此，他是真正"民间"的，而不是"衙门"的，真正替人 民服务，而不是替人民制造麻烦的。一句话：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这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这就是马锡伍同志之所以被广大群众称为"马青天"的主要原因。

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春之祭」，是難得以「儀式」為主題的現代作品，除了他本身是虔誠的東正教教徒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地方值得研究討論。

理解今天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关键在于准噶尔。准噶尔的兴衰与西北中俄边界的形成关系重大。

苏力先生《窦娥的悲剧》一文有两个明显的错误：因为不明白版本的流变与元杂剧传播中的变异，错把“世代累积型”作品完全当作了关汉卿的作品，并借以回归历史语境、回到作者，而事实上回到作者已不可能。此外，因为没有正确理解元杂剧的文体特征，加之缺乏正确的文学解读方法，整个论述都建立在错误的视角之上，其阐释过程和所得结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