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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朱墨:三里洞,谁说我们不幸福
    影视 2009/08/18 | 阅读: 1536
    林导的爸和我爹大概是一个时代从江苏来到铜川的,他爸是支援祖国建设,我爸是来奔生活。林导的爸是在一个叫三里洞的煤矿,我爹是在一个叫桃园矿的地方。
  2. 卡尔维诺:轻--诺顿讲稿之一
    文学 2011/04/03 | 阅读: 1536
    在第一讲里,我要谈谈轻与重之间的对立;侧重于对轻lightness的价值判断。这并不是说我认为重的价值较少引人入胜,而仅仅是因为,对前者我有更多的话可说。 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和作过多种实验之后,应该是我寻求自己毕生事业的总体定义的时候了。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 在这一讲中,我要尝试向我自己一一还有诸位一一解释清楚,我何以认为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指出在哪些过往的作品中我发现对轻的理想,并且表明现在我把这种价值放置在何处,又如何将其投射于未来。 我先谈谈上述最后一点。我开始写作生涯之时,每个青年作家的诫命都是表现他们自己的时代。我带着满怀的善良动机,致力于使我自己认同推动着二十世纪种种事件的无情的一一集体的和个人的一一动力。在激发我写作的那种探险性的、流浪汉般的内在节奏,和世界上时而戏剧性时而丑怪的狂热景象之间,我设法寻求和谐。不久以后,我就意识到,本来可以成为我写作素材的生活事实,和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够具有的那种明快轻松感之间,存在着一条我日益难以跨越的鸿沟。大概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难解;而这些特性,如果不设法避开,定将从一开始便牢固地胶结在作品中。 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正在变成石头;这是一种石化,随着人和地点的不相同而程度有别,然而绝不放过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就像谁也没有办法躲避美社萨(Medusa)那种令一切化为石头的目光一样。唯一能够砍下美杜萨的头的英雄是柏修斯(Perseus),他因为穿了长有翅膀的鞋而善飞翔。柏修斯不去看美杜萨的脸,而只观察映入他青铜盾牌的女妖形象(即使是在此刻,我即将落入这石头老虎钳之际,也还是柏修斯才能解救我;每当我想谈谈我自己以往生涯之时,无不如此)还是让我用希腊神话中的形象来说明为好。 为斩断美杜萨首级而又不被化为石头,柏修斯依凭了万物中最轻者,即风和云,目光盯紧间接映象所示,即铜镜中的形象。我不由自主地立刻把这篇神话看作是对诗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一个比喻,写作时可资遵循的一种方法。但是我知道:任何阐释都有可能损害一篇神话的涵义,从而将其窒息。对于神话,切切不可轻率。最好让神话存于记忆之中,玩味其每个细节、多加思考,却又保持住对于其形象语言的感悟。我们从一篇神话中领悟的道理在于文学的叙事过程,而不是我们从旁对其添加的因素。 柏修斯和美杜萨之间的关系是繁复的,并不止于这女妖被斩首。从美杜萨的血里诞生出了飞马佩加索斯(Pegasus):石头的沉重转化成为其对立物。佩加索斯的马蹄踩上赫里肯山(Mount Helicon),便引发出一股清泉,这是司文艺众女神饮水的地方。据这篇神话其他一些变体,是柏修斯乘坐了生于美杜萨可咒之血、却又为众文艺女神钟爱的飞马佩加索斯。(说来也巧,就连柏修斯的有翼之鞋,也来自妖魔界;他取自于美杜萨另外两个姊妹——这两姊妹共用一个牙齿、一只眼睛。)至于那斩下的首级,柏修斯则没有丢弃,而是藏在袋中随身携带。在他的敌人可能快要战胜他的时候,他只消抓住那首级上由小蛇组成的发卷,这件血淋淋的战利品在这位英雄手里便立即变成一件克敌制胜的武器。这件武器,他只在非用不可之时才使用,而且只用来对付那些罪大恶极只配化为石像的对手。在这里,这篇神话肯定是给予我们某种启示,蕴含在只能作如此解释的形象之中的启示。柏修斯通过藏匿的办法成功地制服了女妖凶险的脸面;正如起初他通过在铜镜中观察它的办法战胜了它一样。 柏修斯的力量在于他能做到不去直接观看,而不是在于他拒否他命定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他承担着现实,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项特殊负荷来接受现实。 在柏修斯和美杜萨的关系方面,我们可以从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柏修斯赢得了另一个战斗:用剑把一个海妖劈成碎块;解救了安德洛梅达(Andromeda)。现在他要做一件事——在完成一件如此令人厌恶的任务之后人人都想要做的一件事:洗手不干。但是,另一个问题旋即出现:把美杜萨的头放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奥维德的几行文字(iv. 740-752)在我看来不同凡响,表明一个人要想充当斩妖勇将柏修斯应该具有何等细心周密的精神:“为了不让粗沙损伤这长满小蛇发卷的头,他用柔软的树叶铺垫地面,上面又加一层水下植物的嫩枝,才把美杜萨的头放下,脸朝下。”我认为,柏修斯作为一个英雄所代表的那种轻逸,在对如此凶恶、如此恐怖,同时又有些脆弱和夭折的妖怪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礼仪姿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最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是如下的奇迹:细软的海草稍一触及美杜萨就变成了珊瑚和水仙,而且,为了让珊瑚成为装饰品,又急急忙忙把嫩枝和海藻推向那可怕的首级。 在优美的珊瑚同美社萨这种凶蛮恐怖形象的冲撞之中,包含着深远的意义,我不愿意强加说明或解释而去损害其意义。 我所能够做到的是把奥维德的诗句和现代诗人欧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的诗句加以比较。我们在蒙塔莱的《小遗嘱》(Piccolo testamento)中也可以找到可资作为其诗歌象征的最为微妙的因素“蜗牛珠母层颜色的踪迹/或者碎玻璃般的云母片/要起来对抗一个可怕的恶魔,一个扑向西方城市的、长着漆黑色翅膀的魔鬼"。这首诗写于一九五三年,蒙塔莱在其他诗中从来没有引发如此具有启示意义的景观,正是这些微弱的、泛出光泽的踪迹构成了前景:与压城黑云般的灾祸形成对比:“即使灯光一一熄灭/舞蹈化为凶狂踢踏/你也要把它的灰烬珍藏在室盒之中。”但是,对于最为脆弱者,我们如何能够袖手旁观呢?蒙塔莱的诗是一篇表白,表明他信赖那看上去似乎注定消亡的事物,信赖那仅在依稀可见踪迹中包含着的道德价值:"那细弱见微的闪烁,不是正在熄灭的火柴。" 为了谈谈我们的时代,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还动用了奥维德的脆弱的美杜萨和蒙塔莱的黑翼魔鬼。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把日常生活俗务变作为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就难以用实例表现他关于轻的观念。这正是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做的。他做得十分明确,十分直截了当。他的小说《生活中不可忍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他的祖国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无所不及的受压迫的处境之中,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命运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十倍、百倍。对于昆德拉来说,生活的沉重主要存在于威迫,把我们裹得越来越紧的公共和私人事务的小孔眼大网般的威迫。他的小说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大概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够逃避这种判决;而这种品质正是这本小说写作的依据,这种品质属于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景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我所寻求的轻逸的形象,不应该被现在与未来的现实景象消溶,不应该像梦一样消失…… 在广阔的文学天地之中,永远存在着有待探索的途径,无论是最近的还是最古老的风格和形式都能够改变世界给予我们的形象。但是,如果文学还不足以令我确信我不是在追逐梦景,那我就要求助于科学来培育我的景观,因为在科学中一切沉重感都会消失。今天,科学的每一个分枝都旨在表明,世界是由最为细小的实体支撑着,如脱氧核糖核酸所包含的信息,神经元的脉冲,夸克,以及自从时间开始就在空间漫游的中微子…… 还有计算机科学。的确,软件只能够通过沉重的硬件来发挥它轻捷的功能。然而,到底还是软件发出指令,影响着外在世界和机械,机械只作为软件的功能实现物而存在,机械的发展可以实现更为复杂的设计。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像第一次那样,没有向我们展现车床轰鸣和钢水奔流这类惊心动魄的形象,而是提供以电子脉冲形式沿着线路流动的信息流的“点滴”。钢铁机械依然存在,但是必须遵从毫无重量的点滴的指令。 用科学研讨的办法来寻求什么世界形象适应我的观点,这有道理吗?如果说,我在这里的企望对我具有吸引力,那么,这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企望可能和诗学史中一条古老的线索有联系。 卢克莱修(Lucretio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是关于诗歌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有关世界的知识倾向于消解世界的实在性,诱导到对一切无限细小、轻微和机动的因素的感受。卢克莱修的出发点是写一篇关于物理世界的诗,但是从一开始他便预告物质是由不可见的粒子组成的。他是一位注重物体具体性的诗人,这种具体性见于其永恒不变的实体,然而他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是,空虚也和实在的物体一样具体。卢克莱修的主要用心在于防止物质的沉重压垮我们。即使是在叙述确定每种现象的严格机械规律时,他也感到必须让原子不可预知地偏离直线,从而保证原子和人的自由。关于不可见物和无限的、不可预期的或然性的诗——甚至是关于空无的诗——就源于这样一位诗人,一位对世界实体现实毫不质疑的诗人。 这种对事物所持的原子化的态度也扩及到了可见世界的诸方面(也正是在这里,卢克莱修才是一位最好的诗人):暗室里一室阳光柱中漂移旋转的尘埃微粒(II.114-124),海浪轻轻推到“接纳来者的白沙”上面的那些看似相同、实则各异的细薄贝壳(II. 374-376),在我们周围组结起来,而我们从旁而过却视而不见的蜘蛛网(III.381-390)。 我已经谈到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诗作,即奥维德的《变形记》(写作时间比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晚五十年),它的出发点不是实体的现实,而是神话故事。对于奥维德来说,一切都会变化成为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世界的知识意味着消解世界的实体性。 还有,对于他来说,在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都有一种本质上的可比拟性,与权力和价值观的任何等级观对立。如果说卢克莱修的世界是由不变的原子组成,那么,奥维德的世界则由规定着万物——无论是植物、动物或者是人——的多样性的品质、属性和形式组成。但这些不过是一个单一的共同本质的外在表象而已;这本质一旦被潜在的情绪激发,就会成为与其绝不相同的现象。 奥维德正是遵循了一种形体向另外一种转化的延续性,才表现出他无以伦比的才华。他讲了一个女人如何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一棵忘忧树的故事:她的两只脚深深地植入土地中,一层柔软的树皮渐渐向上扩展,裹起她的大腿,她抬起手梳理头发, 发现手臂长满树叶。他还谈到阿拉奇纳(Arachne)的手指;阿拉奇纳是梳纺羊毛、旋转纺子、穿针引线进行刺绣的专家。在某一个时刻,我们看到阿拉奇纳的手指渐渐延长,变成纤细的蜘蛛腿,开始织起蛛网来。 在卢克莱修和奥维德那里,轻是一种基于哲学和科学的观看世界的方法:对卢克莱修而言,是伊壁鸠鲁(Epicurus)的理论,对奥维德而言,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而奥维德所展现的毕达哥拉斯是十分类似佛的)。在他们两人那里,这种轻来自写作风格,来自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完全独立于诗人自称所要 遵循的哲学学说。 话说到这里,我想,关于轻的概念快要开始成形了吧。首先,我希望我已经说明,的确存在着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正如我们都知道也存在着轻举妄动那种轻那样。实际上,经过严密思考的轻会使轻举妄动变得愚笨而沉重。 我可以用《十日谈》(Decameron, VI.9)中的一个故事来最好地说明这一点。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是佛罗伦萨诗人吉多·卡瓦尔康蒂(Guido Cavalcanti)。薄迦丘(Boccaccio)把卡瓦尔康蒂描写成一位严肃的哲学家,常在一座教堂附近大理石坟墓间漫步、思考。而佛罗伦萨的纨绔子弟们则成群结队在城里骑着马招摇过市,总要抓紧机会寻欢作乐。他们不欢迎卡瓦尔康蒂;卡瓦尔康蒂虽然富有、文雅,却不参加他们的欢宴;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怀疑他的神秘主义哲学缺乏虔敬精神。 一天,吉多离开圣米开莱广场,沿着他常常行走的路线——穿过阿达马里街来到圣乔万尼。现在在圣莱帕拉塔广场附近的高大的大理石坟墓,当时都散乱分布在圣乔万尼。他站在教堂斑点石柱和这些坟墓之间,身后教堂的大门关闭着。这时候,贝托少爷和他的同伙从圣莱帕拉塔广场骑着马奔来。一看见吉多伫立在墓石中间,他们便说:“走,去敲打敲打他。”于是刺马前进,嘻嘻哈哈地奔到他面前,像冲锋队一样,弄得他不知所措。他们开口便说:“吉多,你不理睬我们,可是你要放明白点,就是你证明了上帝不存在,那你又能怎么样?”吉多见被他们包围,便迅速回话:“各位少爷,你们要骂我就回你们家里去骂吧。”[*]说罢,他一只手扶着一块大墓石,轻快灵便地一跳,跳到那墓石后面,随即拔腿走开,摆脱了他们。 在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卡瓦尔康蒂理直气壮的回答(可以作如下的解释:诗人所主张的“伊壁鸠鲁哲学”(Epicurianism)实际上是阿维罗学说(Averroism);这一学说认为个体的灵魂只是普遍智慧的一部分:坟墓是你们的归宿,不是我的;因为凡是能够通过智慧思辨而上升到普遍观照的人,都会克服个体肌体的死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薄伽丘提供的视觉场景:卡尔康蒂一跃而逃脱,真是一个身轻如燕的人。 如果让我为新世纪选择一个吉利的形象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就是: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表明许多人认定的时代活力——喧嚣、攻击、纠缠不休和大喊大叫——都属于死亡的王国,恰如一个堆满锈迹斑斑破旧汽车的坟场。 我要继续谈论卡瓦尔康蒂这位轻逸诗人,想要提醒诸位记住上面的形象。他诗中的“戏剧人物”不会是连连叹息的人,不是道道的光明,透明的形象,首先不是他称之为“精神”的全部那些非物质的冲动和信息。像爱情的痛苦这种绝非“轻松”的题材,都被化解为在敏感心灵和智慧心灵之间、在情感与理智之间、在目光与声音之间移动的难以察觉的实体。总之,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能注意到三个特点:一、极度轻微;二、不断地运动;三、是一个信息的矢量。在一些诗中,这信息传递者就是诗歌本文。在最有名的一首《我从不希望归来》(Perch'i' no spero di tornar giammai)中,流亡的诗人谈到他正在写作的一首歌谣,他说:“你又柔和又轻盈/快到我那姑娘的身旁。”在另外一首诗中,作家的工具鹅翎毛笔和削翎毛用的小刀说了话:“我们是可怜的、心神不安的翎毛/小剪子和悲伤的修笔刀。”在第十三首十四行诗中,“精神”(spirito)或“灵魂”(spiritello)这两个词出现在每一行诗里。在一首平常的自嘲诗中,卡瓦尔康蒂对这个关键词的偏爱发展到了极致,组成包括十四种“精神”的一篇复杂而抽象的叙述,每种“精神”均有其不同的功能,而全部在十四行的范围之内。在另一首十四行诗中,爱情的痛苦肢解了躯体;但那躯体仍然像铜制或石制或木制自动机器一样地行走。几年以前,魁尼柴理(Guinizelli)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把他的诗人蜕变成为一尊铜像,这是一个从它给予的沉重感中汲取力量的具体形象。 在卡瓦尔康蒂那里,因为构成人的形象的材料多种多样,而石可以互相取代,所以物质的沉重感被消解。比喻不会施予我们一种强硬的形象,就连“石头”这样一个词语也不会给诗行增加沉重感。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见出我在评论卢克莱修和奥维德时谈到的一些现存物的等同性。批评家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说这是“卡瓦尔康蒂的现实物等同观”,指的是卡瓦尔康蒂把一切置于同等水平上。卡瓦尔康蒂等同一切事物的最恳切范例见于他的一首十四行诗;诗一开始就罗列了许多美的形象,但注定都要被一位所钟爱的女人的美超过: 美丽的女人和美丽聪颖的心灵,  身披甲胄的骑士,却文雅虔敬,  百鸟的啁啾和倾诉的爱情,  明丽的船只在海面上全速滑行。 清新的空气流遍破晓的黎明,  还有徐徐落下的白雪,寂静无风,  流水潺潺,草地上百花怒放,  装饰品有黄金、白银和淡蓝的水晶。 “还有徐徐落下的白雪,寂静无风”这一行,但丁在《地狱篇》(Inferno,XIV.30)中稍加改变后引用:“有如大雪在无风的山中飘落。”这两行诗几乎完全相同,但是表达的思想却完全不一样。在这两行中,无风日子中的雪表现出一种轻飘的、寂静中的运动。但是,相同之处仅此而已。在但丁的诗行中,地点(“山中”)占重要地位,表现出山的风景,而在卡瓦尔康蒂那里,可能显得冗赘的形容词"白"字,和动词“落下”——完全可以预计的是——把一片风景溶入一种茫然的期待。不过,还是这两行的第一个词确定了两者的区别。卡瓦尔康蒂用的连接词“还有”把雪和其前后的其他景观置于同一平面上;这是有如世界上美丽事物的目录一样的一系列形象。在但丁那里,副词“有如”囊括了比喻范围中的整个场景,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包含着一种具体的现实。地狱里倾盆大雨的情况也同样具体而有戏剧性,他是以纷然飘落的雪片来比喻火的。在卡瓦尔康蒂那里,一切都极快地运动着,我们体会不到其恒定性,只能见出其效果。在但丁那里,一切都具有恒定性和稳定性:事物的沉重感已恰如其分地确定。但丁即使是在谈论轻微的事物时,看来也是想要表现出这种轻微中的沉重感:“有如大雪在无风的山中飘落。”在另外一行十分类似的诗中,沉入水中而正在消失的物体的沉重感似乎被抑制住,下降减慢,“就像深水中的沉重物体一样”(《天堂篇》(Paradiso,III.123)。 在这里,我们应该记得,正因为我们明确知道事物的沉重,以关于世界由毫无重量的原子构成这一观念才出人意表。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不能体味具有某种沉重感的语言,我们也就不善于品味语言的轻松感。 我们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互相竞争: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在意大利文学——实际上是欧洲文学的初期,第一种倾向就已经由卡瓦尔康蒂开创,而第二种则由但丁开始。对比在总体上是成立的,但是需要繁复的分析,因为但丁的写作极为丰富,他又多才多艺得超凡绝伦。但丁的一首充溢着最为恳切轻松感的十四行诗(《吉多,我愿你、拉波和我》(Guido, i'vorrei che tu e Lapo ed io)事实上是献给卡瓦尔康蒂的,这绝非偶然。在《新生》中,但丁也像写老朋友、老主人翁那样地写同样的题材;某些用语、题材和思想都见于两位诗人。甚至在《神曲》中,但丁对轻松的描写也是前无古人的,但是,他的真正的天才却在于一个相反的方面:他善于从语言中提取出全部潜在的音韵、情感和感觉,在诗歌的不同层面中,全部的形式和属性中把握世界,传达出这样一种意象,即:世界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是一种秩序,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等级体系。我也许稍微夸大了一点对比,不过,我依然想说,但丁甚至把实体性赋予了最为抽象的精神思辨,而卡瓦尔康蒂则在格律严谨的诗行的每个词中化解了真实经验的具体性,思想似乎像迅速闪光一样从黑暗中连连迸发。 上面对卡瓦尔康蒂的讨论可以用来澄清我所指的“轻松”了,至少对我是如此。对我来说,轻微感是精确的,确定的,不是模糊的、偶然性的。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说:“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我至少在三层意思上引用了卡瓦尔康蒂描写轻感的例子。首先是语言的轻松化;使意义通过看上去似乎毫无重量的语言机质表达出来,致使意义本身也具有同样淡化的浓度。诸位自己可以找到这类的例子。例如艾米莉·狄根森(Emily Dickinson)就可以提供许多: 一个花托,一片花瓣和一根刺针,  在一个普通的夏日的清晨—— 长颈瓶上挂满露珠——两个蜜蜂—— 一息微风——轻轻摇曳的树林—— 还有我,是一朵玫瑰! 其次,是对有微妙而不易察觉因素在活动的思想脉络或者心理过程的叙述,或者涉及高度抽象活动的任何一种描写。在更为近代的作家中,我们可以看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随便打开他的哪一本书: 这些鸿沟的两侧常常被虽然很轻、虽然微小的旋转气流也不时引起摆动、却十分坚固的构件连接起来;似乎这些鸿沟为了安定自己的神经间或也需要有一枚探锤投下,以测量那深渊的深度,有一件事实已经一成不变地存在,这就是:她看起来一向没有感觉到需要反驳他对于她秘藏心底而不敢明言的一个念头的责备;这个念头,直到他们最近推心置腹的讨论结尾,才被和盘托出。(【丛林猛兽】,The Beast in the Jungle,第三章) 第三,轻逸的视觉形象具有象征的价值,例如薄伽丘故事中卡瓦尔康蒂以轻便的腿脚翻跃过墓碑。有些文学创新是以其语汇变化、而不是其实际的词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而堂吉诃德将其长矛戳入风磨叶片、自己也被拉入空中的场面,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只用了几行的笔墨。可以说,作者只把素材最小的一部分写进小说。然而,这是全部文学中最为著名的段落之一。 凭借这些见解、我想可以浏览我的藏书、寻找轻逸的例子了。在莎士比亚,我马上就注意到了,默库肖(Mercutio)上场要点(I.iv.17-18):“你是情人;要借用爱神的翅膀/超越平凡的境界,自由飞翔。”罗密欧和默库肖见地相反,回答道:“在爱情重担压迫下,我正在下沉。”默库肖巡游四方的方式,可以轻易见于他所使用的动词:舞蹈、飞翔、策马奔驰。人脸是一个假面具,“一副面甲”。他刚一上场,就感到有必要解释他的哲理,不是通过理论阐述,而是讲述一个梦。仙女们的接生婆麦布女王出现在一辆用“一个空心檬子核”做的战车上: 她战车的轮辐材料是大蜘蛛的细腿,  华盖用料是蚱蜢的翅膀,  缰绳是小蜘蛛吐出的细丝,  项圈是闪烁银色的月光,  鞭杆是蟋蟀的腿骨,鞭子是薄膜细条 不要忘记,拉车的是“一队纤小的侏儒”(drawn with a team of little atomies,在原文中为atomies,此词另一意义则为“原子”)。依我看,这个生动的细节可以让麦布女王的梦把卢克莱修的原子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凯尔特 (Celtic)的民间故事结合为一。 我还想让默库肖的舞步伴随我们跨过未来一千年的门槛。构成《罗密欧与朱丽叶》背景的那个时代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时代不无相似之处:城市血淋淋的暴力斗争和蒙塔古家族与卡普列(Capulets)家族之间的争斗一样毫无意义;乳母教导的性解放没有能够变成普遍之爱的楷模;凭着劳伦斯修道士主张的“自然哲学”的广大的乐观主义开展的事业成果不显:既可带来生命,也会导致死亡。 莎士比亚的时代承认连接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微妙力量,从新柏拉图主义的天,到炼金术士坩锅中被变形的金属的精神。古典神话包含有许多山林水畔的仙女,但是,凯尔特神话中有精灵和仙女,有关最细弱的自然力量的形象更为丰富。这一文化背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弗朗西斯·叶芝(Francis Yates)对文艺复兴时期神秘哲学及其在文学中的反响所进行的令人入迷的研究)可以解释莎士比亚为什么对我的论题提供了最为充分的例证。我想到的不仅仅是《仲夏夜之梦》中的精灵和全部梦景,或者爱俪儿和那些“造成梦幻的/材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使莎士比亚的人物能够脱离自己所在戏剧、从而使戏剧溶入伤感和讽刺之情的那种特殊的、对存在的反思。 我在谈论卡瓦尔康蒂时提及的没有重量的沉重感,又复现在塞万提斯(Cervantes)和莎士比亚的时代:这就是莱蒙特·克里班斯基(Raymond Klibansky)、欧文·帕洛夫斯基(Erwin Panofsky)和弗里茨·萨克斯尔(Fritz Saxl)在《土星与忧郁》( Saturn and Melancholy,1964)中所研究的那种在忧郁与幽默之间的特殊联系。忧郁是添加了轻松感的悲哀,幽默则是失去了实体重量感(即构成薄伽丘和拉伯雷伟大之处的人类俗念的那一维)的喜剧。幽默感对本身、对世界、对有关的整个关系网提出了疑问。交织为一、密不可分的忧郁与幽默构成了丹麦王子谈吐的特点;这类谈吐,几乎在全部莎士比亚戏剧众多的哈姆莱特这一角色的种种化身上出现,真是耳熟能详的。其中之一,《皆大欢喜》中的雅克(IV.i.15-18),是这样限定忧郁的:“但是,这是我自己特有的忧郁,由许许多多的小事造成,来源于许多问题,说实在话,来源于我走南闯北旅途中的许多见闻;我常常琢磨这一切,陷入一种滑稽的悲哀之中。”因而,这不是一种浓重的、压抑的忧郁,而是一张由幽默和情绪波动微粒组成的面纱,一种由原子组成的纤尘,就像组成天下万物最终本体的那一切。 我承认,我想要建造我自己的莎士比亚,认定他是一个原子论者,但是我也知道这有胆大妄为之嫌。在现代世界上,第一位明确地对变幻莫测宇宙提出原子论概念的作家是在若干年后在法国被发现的,这就是西拉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 西拉诺是一位杰出的作家,理应更为知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科幻小说的第一个真正的先驱者,还因为他所具有的智慧和人的气质。他是卡森迪(Gassendi)“感觉论”和哥白尼(Copernicus)天文学的拥护者,但是首先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卡尔达诺(Cardano)、布鲁诺(Bruno)、康帕内拉(Campanella)等人自然哲学的熏陶,所以;是现代文学中第一位原子论诗人。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讽刺掩遮不住某种具有真正宇宙感的激荡:他赞美包括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万物的一体性;赞美决定一切生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基本形体的结合能力;然而,他首先要表达的却是一切生命形式背后各种过程的不稳定感。亦即:人如何几乎没有成人,生命如何几乎没有成为生命,世界如何几乎没有成为世界。 物质任凭机遇随意杂乱无章地混合,竟然造出人来,而且,为了构成人的生存,又需要极多必不可少的条件,对此,你会惊异莫名。然而,你应当知道,在造就人的路上,这物质曾亿万次停下脚步,时而造出一块石头,时而造出一块铅块、一枝珊瑚、一朵花、一个彗星;这都是因为设计人时需要或者不需要的原素不是大多就是太少。在不断变化和搅动的、数量无穷的物质中,我们所见的不多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得以造成,这就不足为奇了;不比掷一百次骰子才得一次对子更令人惊异。的确,全部这类的掺合不可能不导致某物的形成;然而,某种蠢才笨伯竟会对这某物大为惊奇,皆因这种人永远也不明白某一个很小的变化就会把它变成另外一物。 (《月球内部旅行》【Voyage dans la lune】) 依照这一思路,西拉诺就宣称了人与白菜亲缘的关系,因而想象一棵即将砍下的白菜所提出的抗议:“喂,我的骨肉兄弟,我怎么惹你啦,你非让我死不可?……我从土里长出来,开花,向你伸出手臂,把我的孩子——种子奉献给你;我以礼相待,但报答却是处死!” 如果我们注意到,赞扬真正普世博爱的这慷慨激昂文字几乎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一百五十年写就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能看到,人类意识摆脱人类中心论偏狭心理的极度缓慢性是可以由诗歌的创新于须臾之间消除的。而这一切则都是以登月旅行为背景;在这里,西拉诺的想象力超过了他最优秀的先驱者萨莫萨塔(Samosata)的路齐安(Lucian)和路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在我关于轻逸的讨论中,西拉诺以其感受宇宙重力问题的方式而必定独树一帜(在牛顿以前)。或者可以说,正是逃避重力的问题激发了他的想象力,推动他设想出一系列抵达月球的方法,一个比一个妙,例如,用装满露水的小瓶,因为露水遇阳光就蒸发;他全身涂满牛骨髓油,因为月亮吸食这种油;或者,从一只小船里不断向上抛出磁化球。 至于磁力技术,当然要由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为使拉普塔(Laputa)飞岛浮在空中而加以发展和完善了。拉普塔岛首次飞起之时,亦正是斯威夫特两项热衷所在,在磁力平衡之时刻消散之际。我说的是他讽刺锋芒所指向的理性主义的无形体抽象观念,是躯体的物质重量:“我能够看到它的两侧,都配有几层走廊,每隔一段又有一个楼梯,以供上下行走。我看到在最下一层走廊上有几个人用长鱼杆钓鱼,其他的人在旁观望。” 斯威夫特是牛顿的同时代人,反对牛顿。伏尔泰则拥该牛顿;他想象出来一个叫米克罗美加斯(Micromegas)的巨人;这个巨人不同于斯威夫特大人国里的巨人,之所以大,不是因为身材巨大,而是因为言谈中数字的巨大,用科学论文式严格、冷漠术语罗列的时空品质。凭借这种逻辑和风格,米克罗美加斯成功地穿过太空,从天狼星飞到土星和地球。可以说,在牛顿的理论中,最能激发文学想象力的不是万物不可避免的重量本身对万物的限制,而是俾使天体在空中浮游的力的平衡。 十八世纪的文学想象充满了空中飘游体。决非偶然的是,在十八世纪初,安东·加兰(Antoine Galland)的法语译本《天方夜谭》开启了西方人对东方式奇迹的想象:飞毯、翼马、灯中冒出的魔鬼。在这种漫无界线的想象力发挥过程中,由于冯·敏豪森男爵(Baron von Munchausen)乘炮弹飞行这一情节,想象力在十八纪达到了顶峰;又由于居斯塔夫·多莱(Gustave Dore)的插图杰作,这一形象便永久地固着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敏豪森的这些奇遇——像《天方夜谭》一样,可能有一个作者;或者许多作者,或者全无作者——是对于重力的经常性的挑战。男爵骑鸭子腾空;揪自己假发尾辫而令自己和坐骑离地;攀着一条绳子从月亮下降,绳子还断了几次,却又重新接起。 民间文学中的这些形象,以及我们在作家作品中见到的形象,乃是文学对牛顿理论作出的反响的一部分。贾科莫·列奥帕第(Giacomo Leopardi)十五岁时写作了一部表现出他惊人博学的《天文学史》,在这本书中,他的业绩之一是总结了牛顿的理论。仰望夜空给了列奥帕第写出最优美诗行的灵感,但是仰望夜空却不是一种抒情题材:他在谈论月亮的时候,他是准确地知道他所云为何的。列奥帕第在不断地评论生活的不可忍受的沉重感时候,把很多轻快的形象赋予了他认为我们无法企及的欢愉:飞鸟,倚窗低唱姑娘的歌声,空气的清新,还有首要的月亮。只要月亮一出现在诗歌之中,它就会带来一种轻逸、空悬感,一种令人心气平和的、幽静的神往。我开始构想这几次讲演之时,就想要用一次讲演只谈月亮,追溯一下月亮在古今与各地文学中出现的情况。后来我又转念,认定月亮理论理应全然归于列奥帕第。他的诗歌的妙处就在于他利利落落地抽去了语言的沉重感,竟致使他的语言变得有如月光。月亮在他诗歌中出现,所用笔墨不多,诗句不繁,但是足以把月光洒向全诗,或者向全诗散播月亮隐藏时空中的幽明。 夜色柔和、晴明、风也无踪影,  月光洒遍花园和屋顶,  远处显现出山峦,  寂寥而谧静。 啊,优雅的月亮,我不禁追忆  一年前我曾来到此地  仰望着你,心里一片苦悲。  现在和去年一样,你依伴着这片树林,  让林木披满清辉。 啊,心爱的月亮,在你柔漫的银辉里  兔儿正在林中嬉戏…… 暮色在天空大地流溢,  碧蓝色又旋即泛起,  阴影从屋顶和山峦遁离  新月的白色光辉徐徐飘飞。 月亮,你在做什么,远在那天上。  告诉我吧,啊沉默的月亮;  夜晚你上升;观照荒原,  然后你依然下沉、隐藏。 这篇讲演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线索纠结在一起了呢?我应该拉哪条线抽出头来呢?有一条线索把月亮、列奥帕第、牛顿、重力和浮力联系了起来。有一条卢克莱修、原子论、卡瓦尔康蒂的爱的哲学、文艺复兴时期魔术、西拉诺的线索。还有作为一个比喻、谈论世界上微尘般细小事物的写作线索。对于卢克莱修来说,文字就像永恒移动的原子一样,通过组合,创造出极多种多样的词汇和音韵。古今许多思想家都使用过这个观念,他们认为,世界的种种秘密都包含在书写符号的种种结合之中:我们不禁会想到莱蒙特·吕黎(Raymond Lully)的《大艺术》(Ars Magna)、西班牙犹太法师的大经书和皮戈·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甚至伽利略(Galileo)也把字母表看作为最小单位一切组合的典范……还有莱布尼茨……我是否应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呢?等待着我的结论看来不是很明显的吗?写作就是现实中每一种过程的模式……的确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唯一的现实,的确干脆就是唯一的现实……不不,我不会走像这样的路,因为这些路会让我远离我所理解的语词的用法,也就是说,语词是对事物的永恒的迫逐,是对事物无限多样性的永无止境的顺应。 还有一条线索,就是我首先抽出的这一条:文学是一种存在的功能,追求轻松是对生活沉重感的反应。大概甚至卢克莱修也痛感这一需要,甚至还有奥维德;卢克莱修寻求过——或者他认为他寻求过——伊壁鸠鲁的冷漠;奥维德寻求过——或者他认为他寻求过——依照毕达哥拉斯教导所说的轮回。 我习惯于认为文学是一种知识追求。为了进入有关存在的论述,我必须考虑延伸到人类学、民族学和神话学的文字。面对着部落生活的苦难困境——干旱、疾病、各种邪恶势力——萨满的反应是脱离躯体的沉重,飞入另一个世界,另一层次的感受,从而可以找到改变现实面貌的力量。在距离我们较近的世纪和文明中,在女人承担艰苦生活大部分重担的农村,巫婆们夜里骑着苕帚棍飞驰,或者乘坐更轻的车具,如麦穗,或者稻草。在被宗教裁判所列为禁忌以前,这些场景是民间想象力的一部分,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生活感受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人类学的稳固特征,是人们向往的轻松生活与实际遭受的困苦之间的一个连接环节。而文学则把人类学的这一设想永久化了。 首先,口头文学:在民间故事里,飞入另一世界是常见的事。在符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1968)中开列的“功能”当中,有一种方法是“人物转移”,说明如下:“通常,被寻求的物体是在‘另一个’或者‘不同的’国度,这个国度可能在横向上十分遥远的地方,或者,在纵向上,或在高空,或在深海或地下。”接着,普罗普罗列许多人物腾空的例证:骑马或骑鸟,化装为鸟,乘飞船,乘飞毯,坐在巨人或鬼魂肩上,乘魔鬼的车辆。 把民族志和民俗学中记载的萨满教和巫术的功能与文学中包含的形象目录接合起来,也许不是无的放矢的。恰恰相反,我认为每种文学手段背后的最深刻的理性是可以在这种理性所符合的人类学的需要之中找到的。 我想以卡夫卡(Kafka)的《木桶骑士)(Der Kübelreiter)结束我这篇讲演。这一篇在一九一七年写成的第一人称的故事,很短。故事出发点是奥地利帝国战争期间最艰苦的一个冬天中的真实情况:缺煤。叙事人提着空木桶去寻找火炉用煤。路上,木桶像一匹马一样驮着他,把他竟驮到了一座房屋的第二层;他在那房屋里颠簸摇摆得像是骑着一匹骆驼。煤店老板的煤场在地下室,木桶骑士却高高在上。他费尽力气才把信息传送给老板,老板也的确是有求必应的,但是老板娘却不理睬他的需求。骑士恳求他们给他一铲子哪怕是最劣质的煤,即使他不能马上付款。那老板娘解下了裙子像轰苍蝇一样把这位不速之客赶了出去。那木桶很轻,驮着骑士飞走,消失在大冰山之后。 卡夫卡的许多短篇小说都具有神秘色彩,这一篇尤其如此。也许是卡夫卡不过想告诉我们,在战时寒冬之夜外出找煤一事把晃动的木桶变成了游侠的索求,或者一辆大篷车穿过沙漠,或者乘魔毯的飞翔。但是,一只空木桶让你超离既可以得到帮助、又可发现他人利己主义的地方;一桶空木桶,作为匮乏、希求和寻找的象征,又把你带到一个连小小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足以引发人无限的思考。 我读到了萨满和民间故事中的人物,读到了被转化为轻松、使飞翔进入一个神奇的、有求必应的境界这样的事成为可能的困苦。我谈到了乘着普通家常用具——如一只木桶——飞翔的巫师。但是,卡夫卡故事的主人翁看来没有被赋予萨满教或者巫术的力量;大冰山后面的国度看起来是一个空木桶有可能被装满的地方。事实上,那木桶装得越满,就越不可能飞翔。就这样吧,让我们骑上我们的木桶,来面对未来一千年;我们能够往里面装多少东西就装多少,不可抱更大的奢望。例如,轻逸;于轻逸的好处,在这里我已经用尽心思谈论了一番。 [*] 整理者注:参照《十日谈》原文,吉多此句回话大意为“你们这是在自己家里,要怎么骂我都由得你们”
  3.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2012年《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
    社会 2014/06/07 | 阅读: 1536
    《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依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从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该中心办理户籍和就业证明信的所有留学人员的数据完成,共11045条记录。大多数留学回国人员具有国外硕士学位,约占76%,有国外博士和学士学位人员各11%左右。大约一半留学回国人员为留学一年的硕士研究生。
  4. 王安忆:生命的原动力
    文学 2010/11/22 | 阅读: 1535
    孙小琪《心向远方》散文集序 曾经有一回,我托一起在县里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女生带东西回上海。这女生并不与我同校,也不在一个公社,她在知青中称得上率先人物,我与她谈不上有多么接近,但那时候就是这样,凡是知青总是一家亲、见面熟,托来托去是常有的事。我写信告诉家里她的名字和住址,我母亲便循了去取东西。到她家,她泡了一杯白糖水招待母亲,使我妈妈喜欢而且感动。
  5. 王韬:铁路改企之路与“去服务型”政府改革
    经济 2013/03/12 | 阅读: 1535
    铁路有很多问题,铁道部有很多弊端,确实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但"改革"两个字写起来容易,可如何改革,如何对症吃药,吃什么药治哪些病,做起来却很不简单了。政企合一机构的改革应当"对症吃药"铁路需要看病吃药,甚至动手术。但如果"治疗方案"只能治好比较小的少数几个问题,但同时会造成更多更大更棘手的许多问题,那么虽然这个"治疗方案"也是叫"改革",但肯定不应该用这个"治疗方案"。就说铁路鼻祖英国,每任首相都拿出一大堆改革方案,铁路系统从私有改国有、国有改私有、私有再部分国有化,大改了三回了,可情况一点也没让英国人满意。经济学研究指出,"免费搭便车"效应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消费公共物品,从而享受到隐形社会福利的消费者,会隐瞒或从低申报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真实收益,使得公共产品供给要么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要么资金不足、实际供给水平远远低于最优水平。铁道部显然是又一个典型受害者。中国铁道部的高负债,本质上是铁道部作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是对中国人发放的巨额社会福利的成本。而目前的情况是,不但中央财政不愿意再为这些福利成本买单;享受了巨额社会福利的国人,也大多数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识到自己享受了铁道部提供的福利。铁路改企,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仅仅把若干老问题变成更严重更棘手的新问题?政企合一的机构,通常不外乎两大痼疾,腐败和效率低下。美国也有许多政企合一机构,例如"田纳西流域开发署"(TVA),已经迎来了它的八十岁寿辰,可没见有任何美国媒体对它喊打喊杀。就效率而言,中国铁路运输效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因此可以说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铁路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业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5%的工作量。从衡量铁路运输效率的主要指标看,中国铁路有四个"世界第一",分别是旅客周转量世界第一、货物发送量世界第一、换算周转量世界第一、运输密度世界第一。在不进行论万亿的大规模投资,仅在现有的中国铁路系统基础上,这样的运营效率已不存在靠市场化、企业化、私营化就能提升的空间了,实际上英国铁路私营化后几大主要指标的数据变化表明,铁路私有化后效率反而降低了。再说说靠改企来消除政企合一机构的腐败这一问题。我国在长途汽车公司、城市公交公司实际上已经这样折腾过一轮了:长途汽车、城市公交改企之后,要么不顾公共利益、价格暴涨,要么问政府索讨比以前多得多的财政补贴,要么负担公共福利不堪重负而破产;把长途汽车、公交车私营化,低价卖给私人,幻想一市场化、私有化就灵,情况反而更糟糕。结果又不得不以高的多的价钱买回来,重新国有化、由政府经营。折腾过程中,造成了人民利益严重受损、资源严重浪费,发生了更多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政企分开、改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方案,连公交车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真是会是中国铁路的对症良方吗?结果是会消除铁路上的腐败或是增加更多腐败呢?退一步说,就算通过企业化、市场化来消除寻租和腐败,是对症良方,但从改革历史角度看,交通部有严重的失败前科,说明它根本是拿着良方良药都没治好病,是个能力差劲的庸医。这次也应该换一个执行者,而不是让交通部这个有前科的,去负责操刀铁路改革。如今交通部吞并铁道部,轮回折腾的历史会重演吗?能让人放心吗?从近期的热议来看,显然多数人并不能放心。政府职能改革不能搞成单纯甩包袱建设服务型政府,确实必须要注重政府的有限性,应该从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逐步退出,如果可以由社会公共组织来承担、由市场自行调节,那么政府就应当把这部分职能转移出去。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有限性改革,政府从部分职权领域中退出,是为了政府能更好的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换句话说,"退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说一切了之,不管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能不能承担,是不是会比政府管得更好,是不是做好了承接职能转移的准备,就一股脑儿切了不管了。如果某一领域的事实证明,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不但不能把这个领域管得比政府更好,甚至还变得更糟糕了,那么即便政府管得也并不完美,政府也必须得重新进入这个领域去提供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不能不强调政府的无私性--政府不能仅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而必须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发展利益和长远利益。从低价火车票的提供,到更隐性的货运补贴,乃至配合和支持国家战略格局安排的需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往往复杂、棘手、困难,也很难单纯以经济利益去算计。这正是铁路系统"核算不严格、不科学、不标准"的主要成因。如果为了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为了核算严格、科学、标准,却需要抛开提供公共服务的宗旨;如果这些政府应该管的,却不愿管、不去管,那么这种"误把手段当目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克服的对象。过去的铁路,是低收入者和较高收入者都可能买不到票,但大部分人终归是买到票的,尽管挤一点。铁路改企,不再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这真的是解决问题吗?铁路真的是可以靠企业化、市场化就能解决问题的领域吗?这好比把"拥挤的不收费道路"变为"不拥挤的收费道路",可以让较高收入者获得畅通这一额外福利。但穷人呢?恐怕连多付钱的较高收入者也并不会满意。政府如果单纯甩包袱,一次丢下、以后不管,别的组织或是没能力承接,或管的更不如政府,于是一块领域就变成或空白、或混乱了,最终让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效益受损了。这显然不叫"建设服务型政府"。原铁道部的社会福利功能该由谁承担?原铁道部通过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客运和货运价格,向全社会提供了巨额社会福利。不仅仅是坐火车出行的人得到了补助,因为铁路客运价格压低了其他交通工具的价格,所有使用其他方式出行的人,也都从中得到了隐含的社会福利。全社会所有不与世隔绝的人,都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从较为低廉的物流成本中获益。我们知道,美国有些地方把救火队私营化了,于是当不缴防火费的某家人家着火时,救火队就会在旁边看着,在户主补交防火费之前,绝不动手救火。但铁道部能拒绝给特定人群提供廉价运输服务吗?例如说,凡是赞成取消铁道部的大学生,就拒绝提供服务,不卖给他春运车票;或者就算买了车票,也要把他从人海中挑出来强行退票,这样做可能吗?做不到,也不可能去做。因此从公共性来说,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具有特别大的共有资源属性,也理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容忍。原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低于成本。而且还不断的增加这种公益性社会福利的供给,但增加这些社会福利供给的成本,并没有由财政税收直接承担,而是转变为了铁道部的负债。从物价指数增长和收入增长来看,中国铁路客运票价,实际仅为1995年的30%。从运营效率和公允成本来说,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40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应上涨150%才合理。若从完全市场价格来看,则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55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将上涨150%。中国铁路货运价格,虽然这些年来有小幅上调,但也跟不上物价指数增长的成本上涨速度,更不用说与完全市场价格的距离了,至少也需上涨250%才合理。由于原铁道部提供的服务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社会福利,所以极大数量的以市场价格定价肯定买不起或不舍得买车票的穷人,也能享受铁路运输服务。而且还迫使其他运输方式也向乘客让利,因此其额外社会福利也是巨大的。从社会福利的价值来看,笔者认为仅近20年的累计价值,就相当于3.4万亿人民币,其中客运1.3万亿、货运1.1万亿、额外福利约1万亿。具体数值见仁见智,但一定是以万亿为单位的很大数目。即便不计算额外福利,直接福利2.4万亿,也接近铁道部负债总额了(铁道部负债约2.6万亿,但其多为商业贷款,应撇去利滚利影响。)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因此理论上来说铁道部根本没道理负债高企,全国人民享受了社会福利,也应该负担福利的成本,就好像被直接用于消除贫困、救助穷人一样。铁路改企,这不等于铁道部历年来需要对国人的福利供给,就凭空消失了。更不等于未来的分出来的政企两部分,就不需要为此头痛了。隶属大交通部管辖的小铁路局,显然既无此职权也无此财力去承担。而改组为企业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既然是承担原铁道部的企业职能,当然更不应该负担这样的社会福利功能。是的,拆分铁道部的方案提出,国家继续支持铁路建设发展,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但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谁来决断、谁来出钱?如果是中央财政,那不拆铁道部不也一样应该提供吗?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如果是中央财政早就开始提供公益性补贴,铁道部一分钱负债也不会出现。全天下也没有只能对企业以财政拨款提供巨额补贴,反倒不能对兄弟部委提供财政拨款的道理吧。但财政第一不愿意提供(预算案里根本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钱),第二也确实拿不出这每年几千亿的巨额社会福利补贴成本。那么谁来负责?总得有个单位来负责筹集那么大一笔钱吧。财政部不负责,也没有别的人能负责,所以这"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当然要被怀疑是一句空话。实际只剩下这句"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也就是干脆谁也不负责这块社会福利了,改成市场化价格了。这是否意味着,"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物品,这块社会福利整个切掉,以后不继续提供了? 
  6. 孙立平: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
    社会 2009/09/12 | 阅读: 1534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7. 胡鞍钢:两组路线之争:科学发展PK加快发展
    经济 2011/01/03 | 阅读: 1534
    "十二五"时期要不要科学发展?如何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如何避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落空?如何正确引导地方,从"GDP挂帅"的新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关键还是要解决中央与地方发展思路和路线的"南辕北辙"这一核心问题,又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既要保护地方"好的积极性",但绝不鼓励和迁就地方"盲目的积极性",把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促进地方政府从生产总值增长竞赛转向公共服务竞赛。什么是地方政府的最大政绩?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国家发展规划,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GDP不再是政府的最大政绩,而是市场主体的最大政绩,这包括投资者、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和消费者,还包括外资企业等,他们才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当然也是创造GDP的主体。政府不是创造GDP的主体,而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提供者,他们的政绩反映在宏观经济是否稳定上,这可以用经济波动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国际收支、财政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和客观评价。即使上述政府政绩,也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而是中央政府的政绩,因为只有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经济调控并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即宏观经济稳定,就是通常人们所言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决策和领导的结果"。作为各级地方政府是这一决策的执行者,千万不能把这个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绩算在自己的"头上",更不要把市场主体创造的GDP及增长率算在自己的"头上",作为自己的"政绩",否则就有"贪天下之功"之嫌,算错了账。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生产总值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理由。通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精神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称为"动物精神",指私人投资的冲动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实际上,长时期以来,许多地方变成追求GDP的"动物精神",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拼命"大干快上"。作为企业家、投资者,追求增长和投资利润的"动物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地方官员一味地追求增长和投资政绩,就可能出现在市场经济领域的严重"越位",与民(指市场主体)争利,却在公共服务领域严重"缺位",(公共)服务不到位。中国基本国情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各地发展条件差异甚大,我称之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因此用GDP增长率或人均GDP水平来评价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绩和排序,既不公平也不科学。在中国,不仅需要有市场主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还需要有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地方竞赛,但是要根本改变竞赛的指标和指挥棒。取消GDP考核指标,不是以GDP论英雄,而是以科学发展观论英雄,这就需要把GDP竞赛转变成公共服务竞赛,改善民生竞赛,节能减排竞赛,社会管理竞赛,这样做既公平也合理,既不越位又不缺位。警惕新的"GDP升级大战"目前各地方党委"十二五"规划《建议》已经陆续出台。从目前已经公开的23个省(市区)党委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来看,只有3个省(市区)调门和中央一致,是弱化经济增长指标;有10个省(市区)继续锁定在快速增长的目标上,仍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10个省(市区),还是要大干快上,追求12%以上的增长率,其中有7个省(市区)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14%)。(见表)估计全国已经有25个地区在10%以上,我曾问一个省:"10%以上是多少?"回答是在13.5%左右。有的地级市和县还提出五年"GDP翻一番半"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20%)。可以说,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目标上,仍然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上,我们称之为"路径依赖",并"自我锁定"。这是典型的"打左灯,往右跑",还是"快字当头",还是"大干快上"。如果不及时遏制这一倾向,"十二五"经济增长的层层放大效应只会比"十一五"有过而无不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也可能落空。应取消GDP考核指标从世界大国看,各国都不统计地区生产总值,更谈不上比较或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这容易产生重复计算,并不科学,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太大,目前统计省级生产总值还说得过去,没有必要统计省以下地区生产总值。从今后看,还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取消对省级GDP的统计,只有全国的GDP,不能搞出两个不同的GDP数据。对地方政府,取消了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目标之后,他们的政绩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改善民生,提供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产品,加强社会管理,进行市场监督,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行绿色发展,强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从不同的政府层次看,越是较低一级的政府,越是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越是要淡化经济职能。这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与中央组织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实施细则,制定充分反映科学发展观的考核体系,使广大地方从GDP中解放出来,从加快发展真正转向科学发展。这才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最大的政治经济亮点、最大的创新之处。从GDP增长率指标来看,要给地方政府泼凉水,不要口头科学发展,实际非科学发展。对地方政府来说,特别是省以下,实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指标更为重要。在这里,我们建议用居民总收入代替纯收入或者可支配收入。总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农业直接补助等,也包括财产性收入、租房子、租赁土地。因此采用总收入口径更好,也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中央提出实现两个同步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从全国总的来看,2006年到2009年期间,几乎所有地区名义GDP增长率大大超过城乡居民名义人均收入增长率,越是名义GDP增长率高的地区,两者的差距就大。以增长率最高的内蒙古为例,2006年到2009年期间,名义GDP平均增长率为25.67%,但是城乡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分别为14.76%和13.37%。经济高增长不一定给居民收入带来相应的增长。本地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非常有意义,不是不要增长,只是不要衡量GDP增长而是要衡量居民收入。只有当城乡居民人均总收入水平能够达到7%,那么这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经济增长。这样的话就可以向全国人民承诺,今后未来十年实现每个国民总收入倍增的目标。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8. 左大培:中国近10年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2011年6月19日在广州的讲演提纲
    经济 2011/08/03 | 阅读: 1534
    按:当前中国陷入了高通货膨胀、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对立、矛盾激化的危险状态。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经济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失误有关。反思中国近10年来经济方针及政策的重大错误,盖有:   一、不顾一切地发展私营经济,不惜代价地实行私有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劳动者们的利益,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而且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 益。为了将中国的国有银行私有化,借口“在银行股份化改造中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惊人的低价将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卖”给外国金融机构,使中国人民的财产至少损失1万亿元。   实行权贵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攻坚”,不顾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反对以“卖”为名将国有企业低价送给私人,以致引发了以2009年通化钢铁公司上万职工抗争为标志的群众性反抗 事件;为了发展私营企业,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为借口,极力向没有长期经营能力的私营企业输送贷款,为此而阻挠为防止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信贷紧缩,造成并加剧了通货膨胀; 把使房地产商和少数投机倒卖城市住宅者暴富作为政策目标,借口增加私人所有的住宅,竭尽全力地扩大各种以私人住宅为抵押的银行信贷,造成了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和空前的房地产泡沫 。   二、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过度扩张名义总需求,一再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使中国再次面临停滞膨胀的威胁。这种倾向明显地表现在2003年以后。中国每年潜在产量 的增长率没有超过10%。   在 2002年以后,为了达到年平均超过10%的经济增长,过度增大货币供应量,刺激经济在短期中过快增长,以致2007出现了过热期都罕见的14%的过高增 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由低于潜 在产出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导致 2008年出现了显着的通货膨胀。由于不愿将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真正降到长期可持续的水平,2008年为制止通货膨胀所作的紧缩中途夭折,很快就借口“抵御 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转向肆无忌惮地扩张总需求,将2009年银行信贷余额的增长率提高到在高通货膨胀期也少见的30 %的水平,以致过快增长的货币存量导致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着高于潜在产出的增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重新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造成了2011年 的严重而且很难下降的通货膨胀。 这种追求过高经济增长率的过度扩张总需求政策,正在将中国一步步拉向1987年之后的10年中国所陷入的那种类似停滞膨胀的困境之中。   三、承袭了30年来将一切融资行为都信贷化的错误倾向,拒绝通过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不注重发展依据私人和法人信用的票据贴现以真正满足工商业实 体的融资需求,而是尽可能膨胀信贷,单纯依靠增加银行贷款来扩大宏观总需求,支撑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带根本性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许多资产市场甚至一般产品的交易中都出现了惊人的泡沫,售价暴涨暴跌,极大地增加了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直至造成了通货膨胀;形成惊人泡沫的城市住宅售价窒息了真正出于居住动机的居民居住需求,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人民福利的损失;   另一方面,信贷交易的劣根性使无论如何膨胀的信贷规模都无法减轻穷人借款的利息负担,反而由于信贷融资的恶性扩展而形成了强大的高利贷利益集团,正在将整个中国经济导向窒息 产业发展的高利贷经济,而高利贷经济正是人类社会制度中最无耻、最黑暗的制度之一。   四、听信西方骗人的“自由贸易”谎言,荒唐地追求实行“贸易自由化”,拒不实行坚决保护本国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错误地坚持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各种承 诺,而且被诱骗在“贸易自由化”的自残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还要与产业竞争力远远强于中国的日本、韩国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式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努力表面上换得了短期内对外贸易和贸易顺差的高增长,却付出了支出巨额的出口退税、长期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低汇率等等招致中国人民受外国巨大剥削的昂贵代 价,还导致西方以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为借口用贸易制裁相威胁,使中国最终必须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进口的方式降低贸易顺差,从而最终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所要求的放弃对国内产业 的保护。   这一整个被西方人以“贸易自由化”来摆布的过程,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可以靠高关税保护奠定家庭小汽车生产的基础并以 本国产品占据了国内家用电器市场,而最近10年的贸易政策却使中国的民用产品升级换代全面停滞,以致每年进口液晶平板400亿美元,进口芯片1200亿美元,进口芯片金额超过进口的石油、 铁矿石等任何矿产的金额!   这样下去,不但中国将永远停留于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五、继续近30年来实行的优待外资挤垮中国民族产业的错误政策,纵容甚至鼓励外资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扼杀中国的民族产业。为了讨外国政府和外资企业欢心,连中国政府的采购都 不敢对中国的自主创新产品实行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成了中国政府法律法规不敢管的特权太上皇。   在这样的纵容下,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国内的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中国的市场成了像美国的通用汽车这样濒于破产的外资企业最后的赚钱天堂。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新兴技术密集产业, 如家用小汽车、手机和计算机行业的生产,都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外资企业产品、外资品牌在这些产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外资企业占据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导致中国民族产业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在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不足,大量资金通过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外流,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极其荒 唐的国内外资金对流:中国一方面每年净流入近2千亿美元的私人资本,另一方面,每年又通过政府外汇储备的增加流出约4千亿美元;流入的外资年平均利润率10%以上,流到国外的中国外汇储备年增值(利息率)等不到5%,而且还往往面临血本无归的危 险。过多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基础货币过多、货币存量过大而造成金融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并迫使中国的货币当局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将准备率提高到惊人的高度,彻底扭曲 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   六、放弃必要的实物性和产业性经济计划,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扭曲。由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极度扭曲,个别年份净出口和住宅建筑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5%以上(住宅投资完成额加净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为13.6%,2009年为11.3%),为美国这 个百分比的3倍;同时,中国的军事工业落后导致的军事装备落后的状况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仍然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上,少数达到先进水平的研发成果也很难转化为 企业化的生产。   中国自主的装备制造业还需要在生产和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大多数民族产业和企业离世界先进水平都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给予大量的投入和大力的扶植;为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高收入 国家,需要进行巨额的投资来发展产业以替代当前巨额进口的各种高技术产品,所有这些又都要求在这些方面投入巨大的生产能力。   不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些真正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方面,而逼迫它们为外国人生产将来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回报的出口产品、造被当成金融资产倒卖而不供人居住的住宅,这是最 大的资源配置扭曲,而这样的资源配置扭曲,根源在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 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 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9. 回乡调查之五:合作社与村治
    社会 2009/05/30 | 阅读: 1533
    与其他方式组建的合作社相比,村集体推动成立的合作社是与村庄治理产生联系的平台。透过合作社的发展,农村的组织建设与经济发展将结合起来,可以逐步探索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有机统一的机制。
  10. 吴铭:社会公正诉求带动体系性变革
    社会 2010/03/18 | 阅读: 1533
    中国改革日益显示出系统性,不同领域改革的互动也越来越明显。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改革在多领域互动的一个主要动因在于全社会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它同时推进着民生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公共参与。社会公正诉求兴起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公正追求的普遍支持,以及社会公正成为改革事业的一个核心目标,正在改变中国改革事业的地形,包括整体性改革的地形。对于十年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在打破"铁饭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1990年代后期,当时的社会思想对社会公正诉求还存在严重分歧,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到一定程度或者还没基本完成,不能拿社会公正或者环保这类的话题来批评和反思中国的发展进程,否则会阻碍改革和发展。沧海横流,风从草偃,现在氛围、人心或者言辞都有了变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追求社会平等和群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意识的两个关键内容。对社会公正诉求的普遍认同,对基层民意的日益重视,以及基层民意在政策决策和日常事务中的声音越来越响,这些都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意识进入了近二十年来的上升周期。俄新社3月9日的报道称,"西方希望中国多些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政府重视收入合理分配问题这一政策得到不少外国投资者和观察家的支持,因为它将有助于提高中等阶层的购买力,帮助中国进一步拯救世界,西方和东方都希望中国制定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这一观察有其道理,世界也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公正诉求的兴起必然会带来系统性变化,包括政府作用、网络民意、土地财政、国企角色等方面,而且这些变化与社会公正诉求比较低沉的时期的潮流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公正诉求逐渐获得较普遍的社会认可的同时,随公正诉求兴起而来的各种变化则聚集了诸多争议(此次两会上大多重要争论都与此有关),这是中国改革进入自我调整时期的标志性表现。理解这些变化及争议,都需要联系社会公正诉求兴起这一基础性变化。从2003年以来对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以及三农问题等民生难题的关注和讨论,到近两年直接提出社会分配不合理这一根本性问题,意味着社会公正诉求从一般表现向基本成因的拓进。与此相应的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重构,在关系民生的热点领域更多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追求社会公正。目前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的轨迹,既不是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也不是进一步压缩政府作用的空间,而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政府的作用的确也在不断加大,而且政府调动的公共资源随着民生投入的增加而大幅增加。也就是说,目前在民生领域达成社会公正的努力,主要并不是通过市场自动调节的方式进行的。此前最有影响的思路是市场发展通过"涓滴效应"会实现社会平衡,不需政府介入,但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民众对于"新三座大山"之类的难题的强烈反应,意味着社会已经对这样的承诺失去耐心,甚至基于所见的分化不断的现实,已经不相信这一承诺在可见的未来会有自动实现的一天。毕竟,人们在希望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还要求相对的平等和公正。政府之手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出场,来平衡和对冲市场发展所带来的优胜劣汰的自然趋势。 国企的改革箭在弦上 社会保障支出和民生事业的摊子越来越大,意味着政府需要聚集更多的资源。政府投入民生事业的资源从何而来,这是目前问题的焦点所在。一般来说,主要渠道包括税收、举债、国有资本的经营性收入、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各种存量资产等等。目前舆论主要的争论点在于垄断国企和土地财政。如果根据对土地财政和国企的强烈批评,土地财政和国企营收对政府支出的贡献大幅削减,则税收和政府举债得有大幅提升。但增税同样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毕竟这会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令其雪上加霜;至于地方债务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不少忧虑。而卖空存量资产,恐怕也不可持续。 这是不少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的基本背景。但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不断推高房价也没有太大空间,至少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已经面临调控房价的强大社会压力。无论是大建公租房,还是建廉租房,还是经济适用房,政府不得不为解决社会民生问题而做出妥协,从土地财政中切出一块投入民众的基本居住保障领域。国土资源部在两会期间出台规定,要求各地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保障性住房、棚户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建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即是明显的信号。 在土地财政因为千夫所指而不得不逐渐向民生住房倾斜的情况下,如果税收和政府债务没有大幅增加,国企必然会成为今后各级政府"开发"的重点。近年来中大型国企的大发展已经包含了这样的信息。而且晚近对国企的批评风起云涌,也在推动国企更多地为国家投入民生领域做出贡献。 目前对国企的批评有不同的重点。一种是彻底否定国企存在的合理性,这类批评的吸引力已经大大减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政府投入社会事业的资金来源必然会越来越倚重国企,而且大中型国企改制因为风险巨大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另一种是批评垄断国企员工收入与社会一般人群收入的严重失衡。再一种是批评垄断国企没有尽到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近日犀利地指出,现在很多垄断行业的国字头企业,"动不动就以长子自居,我很反感,你要是长子你就要管家,你不能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但又不担风险不管家里的穷人。"无论批评垄断国企收入高,还是不对国家做贡献,都有助于推动近年来崔之元等学者所呼吁的国有企业的社会分红。而且,对政府拿国企分红来投入民生领域、填补"土地财政"逐渐转型留下的空白而言,这些批评和压力事实上对政府施政是有利的。 可以预期,国企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不过方向并不是改制,而是国企通过增加对国家的分红而真正成为"共和国长子",真正体现公共资产的公共性,真正让公共资源的营收使用社会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模式"已经先行一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范本,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于近年来重庆的国资运营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有条件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根据重庆市长黄奇帆的介绍,重庆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而且投入资源大建公租房,这些都显示,重庆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的努力已有成效。 公共政策辩论的繁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公正诉求的全面兴起不仅推动经济领域的变革和调整,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一大表现,并带动了公共政策辩论的繁荣。 网络时代到来之后,民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崛起,国家领导人和各地领导人与网友直接交流、通达民情,已经成为常态。以往,普通民众的声音在日常决策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表达在技术上有难度,毕竟一般媒体的表达是有一定门槛的;要在没有网络的条件促成普通公众的表达,也容易被认为是乌合之众的喧哗(比如所谓"大民主")。普通公众在网络平台上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之后,在市场时代倾向于优胜劣汰的大环境下,中心主题自然有关社会分化,社会公正诉求于是成为近年来网络民意崛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并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核心出发点。网络民意的崛起与公正诉求的兴起存在共生关系。 但是怎样实现社会公正,普通民众与其他社会群体、普通群众之间意见分歧经常很大。这种分歧一方面带来了政府的变化,政府既要重视民意,但是究竟听谁的、听了以后如何有主见,成为新的课题;另一方面,政府因为在民生问题上的核心责任,面临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政府如何看这些压力,如何处理这些压力,是目前建构新的官民关系的关键所在。 
  11. 苏力:中国法律技能教育的制度分析
    法律 2010/11/12 | 阅读: 1533
    鉴于中国法律教育日益增长的职业导向,中国法学院的技能教育看来不令人满意。中国精英法学院的毕业生,即使在智力和潜能上毫不逊色,但在职业技能掌握上,虽然很难跨国比较而且也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但在我看来,却很难同美国精英法学院毕业生相比。
  12. 林辉煌: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经济 2012/07/11 | 阅读: 1533
    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
  13. 萨缪尔森:中国经济应走适度中间路线
    经济 2012/06/06 | 阅读: 1532
    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中间路线要求对市场和企业进行民主监管。虽然理性监管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它是一个优于其它的目标。
  14. 德勒兹、伽塔里:从混沌到思想
    思想 2009/03/11 | 阅读: 1531
    本文是德勒兹和伽塔里合著《哲学是什么?》的结论部分。译文质量待考。
  15. 杨勇军:发现胡适、罗尔纲抄校本《聊斋全集》
    文学 2010/01/07 | 阅读: 1531
    在编辑国家清史工程所属文献整理项目《清人诗文集汇编》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发现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送来的清代著名作家 蒲松龄的《聊斋全集》,竟然是失踪近八十年的由罗尔纲负责抄写、胡适和罗尔纲合作校勘的新编《聊斋全集》。这部具有极高文献和文物价值的名家稿本在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被著录为“曲阜孔氏抄本”,迄今未见有研究胡适以及蒲松龄的学者提及,当然更谈不上整理利用了。胡适、罗尔纲抄校本的来历  罗尔纲(1901-1997),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等。校勘整理蒲松龄《聊斋全集》一事,在罗尔纲的名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里,有很详细的记载。  1930年夏,胡适请罗尔纲到其家里抄写整理其父胡传的遗著。1931年3月,罗尔纲整理完《胡铁花遗稿》,胡适为了证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叫罗尔纲校正整理《聊斋全集》。当时最流行的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聊斋文集》仅收有蒲松龄的五十二篇文章,其中六篇还是伪作,这对研究这位大作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胡适借了两部《聊斋全集》的抄本,一部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一部是淄川马立勋藏本,叫罗尔纲校其异同,编了一部新编《聊斋全集》。根据罗尔纲的校勘成果,胡适先后写了《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为《辨伪举例》)和《醒世姻缘传考证》两篇文章。  整理好的《胡铁花遗稿》被胡适携去台湾,其中的台湾部分,已于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取名《台湾记录两种》。但是《蒲松龄全集》于1931年秋编成交给胡适后,一直不知下落。1986年罗尔纲为《聊斋文集的稿本》一文所作的《后记》中,还不无遗憾地说:“五十年代末,有一位东欧女作家看了这篇文章,到南京来要和我谈《聊斋文集》。当年这件工作是胡适叫我做的,编了《聊斋全集三种目录对照表》和编成那部二百一十九篇的新编《聊斋文集》后,已交回胡适,故无可奉告。”  其实,这部珍贵的文稿虽然几经波折,险遭散佚,却基本上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图书馆。1948年12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他的藏书、手稿以及往来书信等,全都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照管。根据亲身经历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证实:1948年底,胡适所有的手稿、文件、书籍打包进一百零二只大木箱,全部寄存放于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后来到了1954年,为了准备批判胡适的材料,中宣部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分的胡适书信、日记和其他相关文件。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文件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所)。1962年下半年,文化部对胡适的藏书、书信和文件进行了重新分配:将105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仍旧由北大图书馆收藏。(张洁宇:《胡适藏书今何在》,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因此,这个胡适、罗尔纲抄校本《聊斋文集》很可能就混迹其中,被当做胡适普通藏书的一种而湮没不彰。  199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录》(1999年6月第一版)时,将这个本子鉴定为“曲阜孔氏抄本”,从而又瞒过了无数学者的法眼。直到现在,虽然学术界研究蒲松龄和胡适的热浪迭起,但是这个抄校本一直未被研究者提起,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胡适、罗尔纲抄校本的内容  这部由胡适、罗尔纲抄校的《聊斋全集》共三册,用毛笔抄在“新月稿纸”上,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胡适曾是《新月》杂志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家中指导罗尔纲编纂《聊斋全集》,所编内容就抄在了《新月》杂志的专用稿纸上。全书没有发现罗尔纲的署名,但是有几处眉批下署“适之”。全书按照内封面分为“文集一”、“文集三”、“文集四”、“词集补抄”、“诗集一”、“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三种目录对照表”、“聊斋四种著作目录”八个部分,主要是除《聊斋志异》之外蒲松龄的诗文著作。根据集名和现存内容推断,这个抄本有所散佚,已经并非原貌。  全书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三种目录对照表”。这个表是罗尔纲整理《聊斋全集》所做的第一步工作。胡适叫罗尔纲把《聊斋全集》清华本和马立勋藏本中的文、诗、词的目录去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对照,列一个对照表。罗尔纲把对照表列成交给胡适,说:石印本的文和词,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清华本和马本所收的。石印本的诗,共二百六十二首,没有一首是清华本和马本里面见过的。依据罗尔纲的对照表,胡适就写成一篇《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为《辨伪举例》),自称是“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这个对照表不仅对三个版本的目录进行了对照,还对正文题目一一进行了核实,遇有实际篇名与目录不符的,则注于每页表格左边。此外,在这个对照表之后,还附有三张抄写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专用稿纸上的蒲松龄诗歌目录,疑为胡适手迹。这就为两位大学者合作整理《聊斋全集》一事保存了更多史料,定能激发起研究者的无限兴味。  文集是全书的重要部分之一,胡适稽考《醒世姻缘传》的材料都从这个新编的文集中找到。胡适和罗尔纲“把清华本与马氏本就其相同的及独有的编纂起来,便得到了一部二百一十九篇的《聊斋文集》。这部新定的二百一十九篇本的《聊斋文集》,便是胡适藏本,在当时,除了蒲松龄的四百余篇原本和李鉴堂的搜集本之外,是一部篇数最多,内容最真确的本子,外间颇为重视”。根据文集内封上罗尔纲的小字说明,可知“文集一”是“以马本为底本抄写,后以清华本校之。故此集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文,以及马本独有之文”,现存蒲松龄的文章38篇;文集三“亦系据马本抄者,内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文,以及马本独有之文”,现存蒲松龄58篇文章和王士禛(原文题作“王世正”)《题聊斋文后》、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孙迺瑶《聊斋遗集后跋》三篇文章;“文集四”是“清华本所独有的文章”,现存蒲松龄42篇文章(原有43篇,佚失一篇)、朱湘《聊斋文集题辞二》和孙庭橘跋文一篇。以上三本文集共存蒲氏文章138篇,与罗尔纲所称219篇者,尚缺81篇,应为“文集二”或“文集二”与其他文集共同散佚之文。  内封“诗集一”的标题旁有罗尔纲小字说明:“诗集以马本为底本抄写,复以清华本校之。故此集中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诗,以及马本独有之诗。”共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所标注页码自为起讫,总计存诗465题。每首诗校出的异文都标在正文上方,遇有补遗则抄录于页之左端。在罗尔纲的斑斓墨迹之间,有时会见到胡适的眉批和旁注。“词集补抄”包含唐梦赉《聊斋诗余序》和蒲松龄的词14阙,据此推断,罗尔纲应当抄有存词更多的“词集”,惜乎现已不存。  此外,罗尔纲还撰写了“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这一部校对条注,是以石印本为底稿,而以马本和清华本校对之,将异字异文条注出来,共为石印本的37篇文章、59阙词出了校记。从这些校记当中,可以看出罗尔纲治学的一丝不苟,比如《上布政司救荒策》一文,出条注多达106条;《大江东·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一词,校出异文25处。  全书最后一部分是“聊斋四种著作目录”。分别为《农桑经》目录、《拟表》目录、《拟判》目录、《怀刑录》目录。虽然有目无文,但却提供了聊斋杂著中特别是《农桑经》和《怀刑录》的细目,足资考校现存有关文献。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书虽然主要由罗尔纲抄写校勘,但是发起整理以及制定凡例都有胡适之功,并且从胡适的多处批校中也可以看出其本人下了很大功夫。如“诗集一”《輓淮阳道》一诗上方,有胡适眉批“参看下文(页32)同题一首,似是同一首,有两稿,此为定稿。适之”;“文集一”《代毕韦仲为义仙韩邑侯寄子记》一文上方,还留有胡适为考证蒲松龄年龄而作的眉批:“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蒲方七岁。第二丙戌为康熙45(1706),他六十七岁。”这部珍贵的由罗尔纲负责抄写、胡适和罗尔纲合作校勘的新编《聊斋全集》(以下简称“胡罗本”),在《师门五年记》中,被罗尔纲称为“胡适藏本”,而胡适在其《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中所称“胡适藏抄本”,大概也是指这个由师徒二人精抄精校的本子。发现这个校勘本的意义  罗尔纲深得胡适赏识,在胡适家先后共呆了五年之久,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的“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罗尔纲1943年写了脍炙人口的《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书中真切细致描述了这段胡适培养人才、奖掖后进的佳话,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盛行不衰。书中最可宝贵的地方,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胡适《师门五年记》序),其实这个做学问的经验不仅是罗尔纲的,也是胡适的,因此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严耕望语),难怪一度“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罗尔纲记潘寿康语)。胡适1948年在写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罗尔纲在书中特别谈到校勘整理《聊斋全集》这一段经历对他本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影响。他说:“胡适叫我用对勘方法来编《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其影响之大,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适之师根据我的对勘表作出这篇辨伪的实例,教导了我用对勘方法来解决考证问题。五十年代首先用来解决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写了我的太平天国史辨伪代表作《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到八十年代,以长达十年的时间解决了《水浒传》的原本和著者的问题。”罗尔纲师承胡适,研究工作主要以考证为主,态度严谨,深得胡适治学精髓,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领域获得很大成绩。如今连同《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即“三种目录对照表”)在内的整个《聊斋全集》胡、罗抄校本的重新发现,不仅为这一段学林佳话存证,而且为研究胡适的治学方法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珍贵材料。这是1948年胡适遗留大陆的由众多藏书、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组成的“胡适文库”里的重要珍品。  其次,胡适、罗尔纲为把蒲松龄的诗文著作整理出一个定本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校勘成果可用来订正现今流传的蒲松龄的诗文作品。胡罗本主要是利用马氏本和清华本的合编本,马氏本有宣统元年(1909)王敬铸《聊斋遗集序》宣统二年(1910)萧方骏《聊斋文钞序》,可知马氏本源自李鉴堂抄本,经过了王敬铸和萧方骏的两次删定。清华本是蒲松龄五世孙蒲庭橘的增订本,现在已经不存(清华大学图书馆已经查不到此书,《清人别集总目》亦无著录),因此通过胡罗本还可以一窥清华本的原貌。  199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盛伟整理编校的《蒲松龄全集》(以下简称“盛本”),是目前内容最完备校勘最精确的版本,编者对60年代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详加校勘,校出异文三千多处,并甄别取舍,择善而从。编者参考了蒲松龄的稿本和很多旧刻旧抄本,但是没有见到这个胡罗抄校本。拿二者进行对照,异字异文触目皆是,比如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农桑经》目录“二月·种稗”一条,胡罗本条目下有小注“稗非,稊乃”,而盛本却作“稗,非稊乃”。依据胡罗本除了可以发现一些文字上的出入,还可以解决某些存疑问题。比如收在盛本《蒲松龄全集》附录里的《怀刑录》,是从日本庆应义墅大学影印而来,编者本来就对其真伪存疑,但是苦于没有确证,只好收在附录里。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的《怀刑录》目录,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不同,而内容却与收在蒲松龄文集里的《怀刑录·序》的宗旨相符,从而可定日本影印来的《怀刑录》必为伪书无疑。  胡罗本“文集四”清华本所独有的文章中,有一篇《又有小札十八则自草抄出未载友人姓字》,是不知收件人的十八则书信的汇编。初步检点后,只有十六则。其中除第三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已收入文集(一),题作《与王司寇阮亭先生》”,第五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亦已见文集(一),题为《与李淡庵》”,其他收件人均无着落。经过仔细和盛本《全集》对照,收件人均一一落实。其中,胡罗本中《与朱子青缃主政》和《与韩樾依逢庥刺史》误接抄在一起,应分为两个。第十六则《与李希梅》,盛本有“闻城内风波”至“可惧,可惧!”一段,而胡罗本同中山大学《聊斋文集》抄本一致,并无此段,可是胡罗本又将此段冠于书信《又与李希梅》之前。经过仔细勘察文义,发现此段文字与前后两信内容迥不相类,当为单独存在的又一封给李希梅的书信。这样一来,不仅可正盛本之误,而且离析出来,正好凑成十八则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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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李兴耕:2007年以来俄共的党内斗争评析
    政治 2013/03/01 | 阅读: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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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汪少华:就《鸟鸣涧》“人闲桂花落”训释向研究生进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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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知识》2009年第11期发表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论文《再说王维〈鸟鸣涧〉的“桂花”》,给我这名复旦教授不小的刺激:青年学子应当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进展,如何继承老一辈实事求是的传统、避免误非为是?作者叶盈是成绩优秀的同学,才学俱佳,因而更要严格要求;而我进言的参考价值,当不限于一两位文史研究生。 首先,应当关注相关动态,吸收研究成果,求真求是,不可将已经否决的论断作为论述的依据。叶盈同学2008年上学期选修了我的训诂学课。在课堂上我讲要从不合情理处发疑,同时提示不合此时此地情理未必不合彼时彼地情理,所举例证就是《文史知识》2002年两篇关于王维《鸟鸣涧》“桂花”的讨论:第4期郭锡良《〈鸟鸣涧〉的“桂花”&nbsp;》和第7期蔡义江《新解难圆其说——也谈〈鸟鸣涧〉中的“桂花”》。郭先生综合《本草纲目》等几种本草名著的意见,得出结论:桂有多种,有春季开花,有四季开花,但都只生长在南方亚热带地区,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岭南以北,长江、黄河流域,都只生长八、九月盛开的秋桂。不仅明清以前的古代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王维写的陕西蓝田鸟鸣涧,当时不可能有春天开花的桂树,因此《鸟鸣涧》中的&nbsp;“桂花”&nbsp;只可能是指代月光。而蔡先生则列举李德裕《春暮思平泉杂咏》之一《山桂》、于武陵《友人南游不回因而有寄》《山中桂》等,证明唐代黄河流域的河南洛阳南、与陕西蓝田同一个地方的鄠、杜都有春天开花的桂树。事有凑巧,2008年4月底郭先生应邀来复旦大学古籍所讲学,讲学题目之一是“漫谈知人论世与字词句落实——古典诗词误释三例”,其中一例即《鸟鸣涧》“桂花”。此时旁听的我才知郭先生从未见过蔡先生的反驳论文,于是复印给他。郭先生在次日的讲学中说:昨晚我认真看了蔡先生的论文,对我有启发,“‘王维写的陕西蓝田鸟鸣涧,当时不可能有春天开花的桂树’不能成立。我没有任何话可说。我自以为是,话说得满了”。郭先生实事求是、从善如流、勇于自我批评的大家风范,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以为如果不公之于众,真对不起实事求是的老一辈),相信在座的教师和研究生也有同感。我在训诂学课上也讲述了这一难能可贵的情景。可是叶盈同学论文仍然将被郭先生自己否决的“唐代陕西蓝田春天无桂说”作为实景之桂的说法不能成立的依据,未免辜负前辈的优良传统。后来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浏览相关研究成果,发现这篇论文几乎是叶盈同学五年前旧作(《秋水芙蕖,倚风自笑——王维诗小札》,《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5期)的再发表。这无异放弃了订正求是的机会,真为此惋惜。 其次,读书应当细致,作论文应当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进展,发明重于发表。《鸟鸣涧》的诗意,我个人以为葛兆光《唐诗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的注释研究得最为透彻,建议研究生仔细阅读。新解未尝不可,但要站得住。《鸟鸣涧》的首句,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作“人间桂花落”,注释:“人间句:‘桂花落人间’的倒文。”葛杰、仓阳卿《绝句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的文本和注释相同。蔡义江《新解难圆其说》批评前者“甚至连原诗‘人闲’也改作‘人间’”,鲁屋《王维〈鸟鸣礀〉杂说》质疑后者将 “人閒”改成“人间”:“‘閒’和‘间’在古汉语中常可通用,但‘閒’作‘闲暇’、‘悠闲’ 用时则不可通用。考历来版本王维此诗均作‘閒’字,其意即在作从容悠闲义。”(《齐鲁学刊》&nbsp;1984年第6期)叶盈同学花了时间和精力,“据四部丛刊以及王维诗集各版本对《鸟鸣涧》一诗作一比较,可发现除宋蜀刻本与其他版本差异较大之外,其馀版本仅于首句第二字上有异”,“各版本首句第二字分别作‘閒’、‘闲’”。遗憾的是对这一用字现象未予探究,毫不理会前人研究,轻易下了断语:“‘閒’、‘间’、‘闲’三字在实际书写中常常混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汉字简化才告结束。”与之如出一辙的,是另一名研究生高佳《是“间”&nbsp;还是“闲”——谈王维诗〈鸟鸣涧〉》(《张家口师专学报》2003年第5期)的意见:“由于‘閒’、‘间’、‘闲’三字的混用以及俗字运用的影响,后人传抄时,难免会因为理解上的不同而出现“闲”和“间”两种说法了。”叶盈认为“人闲”、“人间”“置于诗中均理通文顺”。这种“三字混用”理据,使得反对改为“人间&nbsp;”的意见显得苛刻不合理。 其实,只要细心阅览王维集版本用字,就会发现蔡义江和鲁屋两位的意见是正确的,压根儿不可能得出“‘閒’、‘间’、‘闲 ’三字混用”的结论。就拿叶盈同学查考的版本来说,在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元刊《须溪先生校本王右丞集》(四部丛刊本)中,没有“閒”字,这就表明:其一,不存在<“閒”与 “间”或“闲”混用的可能;其二,此时已经把读jiān和jiàn的写作“间”,读xián的写作“闲”。“间”、“闲”两字的区别十分明确,也没有混用的可能。前者如“人间”、“天地间”、“云间”、“浮云间”、“云雾间 ”、“岩间”、松间”、“花间”、“草间”、“腰间”、“闾井间”、“窗间”、“檐间”、“ 音容间”、“间柳”、“周间之”,后者如“闲暇”、“闲逸”、“心闲”、“长自闲”、“闲有馀”、“闲人”、“好闲”、“闲窗”、“闲门”、“闲檐”、“闲花”、“乘闲”、“闲居”、 “闲坐”、“寂寂闲”、“闲且静”、“广庭闲”、“农事闲”、“鸟声闲”、“清月皓方闲”、 “闲洒阶边草”。而《鸟鸣涧》的首句,两版本均作“人闲桂花落”&nbsp;。这是王维集宋元版本的排他性证据。如果愿意,还可以定量调查宋元版刻,看看无“閒”而“间”、“闲”区别是否存在普遍性。《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作 “人间桂花落”,注明是依据中华书局校刊本《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三。浏览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全书,虽然“閒”、“间”、“闲”三字均有,但分工仍是清晰的:读jiān和jiàn的写作“间”,读xián的写作“闲”或“閒”。在“闲暇”、“闲静”(xián)的意义上,“閒”和“闲”通用(混用),例如同为“闲居”,一首作 “《辋川闲居》”,一首作“《辋川閒居赠裴秀才迪》”。而“间”(jiān、jiàn)与“閒”(xián)音义都不相同,泾渭分明。例如同一诗中两字均有的《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况君池上閒……数峰出云间”、《泛前陂》“况复远人间… …清月皓方閒”。这种区别在王维集所有版本中十分明确,无一例外。因而从版本用字规律可以确认:《鸟鸣涧》无论作“闲”还是“閒&nbsp;”,都读xián,决不是读音和词义与之不同的“间”。所谓“后人传抄时难免会因为理解上的不同”而出现“人间”的说法,是今人才会犯的错误;作“人间”,是对《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三“人閒”的擅改。《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唐诗部分的编选者是马茂元先生,马先生《唐诗选》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未选《鸟鸣涧》,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nbsp;1999年)作“人闲”,这理应视为马先生的定论。因而《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的“人间”,应当改正。 2010年1月17日
  20. 杨振红、杨以平:纪庄汉牍再现秦汉社会风貌
    历史 2012/02/05 | 阅读: 1529
    纪庄汉牍"算簿"的出土说明,"事算"意味着服"算"的义务,既包括以"算"计算的各种人头税,还包括以"算"计征的各种徭役。纪庄汉牍的另一大特色是首次集中出土了大量私人书信。在百余年的简牍发现史上,比较完整的私人书信共有30余件,零星出土。纪庄汉墓却一次集中出土了2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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