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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关于互联网的管与放的矛盾冲突也是几经反复,作为互联网主管部门联邦通讯委员会也时常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中举棋不定,相关治理法律法规几经兴废,其“绿坝”诞生的命运甚至比国内还要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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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访谈,2010年12月14日(译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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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对巴克莱公司2008年业绩的报告中说,“银行已确认该公司因复杂债务工具导致的减计损失达80亿英镑,不过由于它的自身债务减计(16.6亿英镑),该公司的总损失相应减少。”
我看过以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报告肯定是不对的。如果你的上市交易的债务价值下降,那肯定是因为市场认为你的声望较之先前下降了;市场对你的债务的定价,所反映的是预计中的违约风险上升,这不会增加你的利润,只会更加提高你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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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流星属于大气现象”在清代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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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从战后,泡沫,到长期低成长的日本社会与经济。
2000年去日本,最诧异的就是发现日本的经济已经多年“负增长”。虽然日本媒体铺天盖地在谈论泡沫破裂的问题,中国媒体却通过选择性不报道,使得日本在一般人眼中,仍是成功的、中国可以向之学习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图景。--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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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弢,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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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六年来的试验证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做为新生事物,其发展显示了一个新生事物必须经历的过程特点——个体行动者的试验探索阶段,到基层干部群众愿意搞的实践阶段,然后才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推广阶段。——何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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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面对向林书扬先生致敬与告别:唯有追求社会完善的个人实践,才是个人的完善过程。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沿途把它珠玉般地镶嵌在他的生命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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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社会公义、文化共存:这些理念,不管在任何社会里面,都会认为是应该建立的共识,可是在每一个个别的社会里面,因为它的国际角色、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的限制,在这些方面所能做的都有它的限制性。今天将大陆、新马、港澳、台湾各自拥有的片面经验并列、汇集在一起,则可望形成比较丰富的系统,作为在华文世界里追求一套超越价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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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法律
200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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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的法律明确要求,物权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必须要注重保护环境,用益物权人在行使其权利的过程中,也负有保护环境、尊重生态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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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特别的文章,并非通常发表的那种。我以为无法用任何一门西语在三千字以内写出概述西方艺术理论主要潮流的文章。一本叫做《简明艺术史导论》(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t History)的书有三万字,还有一些艺术术语词典。在英语世界里,人们使用《艺术史关键词》(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即便它没有收录任何亚洲艺术批评的词条而受到日本学者Shigemi Inaga的批评。[2]学生们可以查阅几本词典,它们提供一些专有名词的释义,诸如符号学、精神分析批评和性别研究等,但并不是艺术史意义上的。[3]现如今没有这样一篇文章面世,其基本原因或许是,没有人会信任任何一个单独作者所写的东西。所以如果本文不够准确,请读者谅解。但我希望它至少有所帮助。 在这篇文章早一点的版本里,我把20以及21世纪的艺术理论分成8个运动。此次我选择了17个标题。我本无意写成名单的形式,但是事实上西方艺术理论像一棵树一样生长着:它有许多分支,所有的分支都延伸至当下。 因此以名单来介绍是一个好办法。除了前两个标题,15个标题并没有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因为人们还在以不同的方式运用它们。 1. 现代主义:始于不同的欧洲国家而面貌各异。例如在英格兰,现代主义始于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以及围绕着弗吉妮亚·伍尔夫的圈子。在法国始于阿波利奈尔、雅克·里维特,以及其他了解立体派及达达派艺术家的作者。[4]现代主义不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理论,而是影响了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一套概念。我列在这里,是因为它是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背景,仍被艺术史沿用。[5] 2. 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在西欧和北美艺术理论界,它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有关,也经常与哈洛德·罗森伯格、托马斯·海斯及其他秉持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的批评家联系在一起。迈克尔·弗雷德在许多方面扩展了格林伯格的工作,尽管他更多地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不同的后结构主义模式。(他的《库尔贝的现实主义》[Courbet's Realism]与《写实主义、写作及畸形》[Realism, Writing, and Disfiguration]对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及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潮下了很深的功夫。)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对艺术作品的视觉效果以及它产生的迅疾而自发的视觉冲击感兴趣;一般来说他们较少着力于政治、性别、身份、社会背景以及许多作为对盛期现代主义的反应而涌现出来的关注。(这些关注在本文剩下的部分列出。)盛期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不总是由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家构建出来--是它对清晰的论辩的承诺。弗雷德和格林伯格都善于发表可供争辩的言论,而早期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却只能提供笼统的描述或暗示。需重点指出的是,格林伯格对世界范围的许多地方很少或没有影响力,包括中南美洲、南欧(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中东、俄罗斯和非洲。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弗雷德与艺术史是脱节的,他与这个学科内的许多潮流都没有关联。[6] 现代主义与盛期现代主义批评是近30年使用的艺术史理论的起点,因为许多理论都可以被理解为对现代主义的回应。然而我在下面率先列出的4种艺术史理论并不直接或专门针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而之后到本文结束的理论按惯例都被理解为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 3. 女性主义(批评)经常被分为三波"浪潮":第一波女性主义者是指最初那些想争取女性权利(包括投票权)的人。第二波女性主义始于1970年代早期,在艺术史中则包括琳达·诺克林和格丽塞尔达·波洛克。诺克林的文章《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在艺术史上经常被认为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起点。这篇文章指出整个社会系统地将女性排除在艺术训练和艺术事业之外;诺克林的文章之后,许多响应把她的抗辩延伸到了艺术史,它们诘问"为什么艺术史课堂里只有极少的女性艺术家"?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从1990年代开始,有两个与艺术史相关的趋势:艺术上的实践包括接受并赞颂从前被认为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害的女性画像(比如使用时尚摄影的艺术作品);批评上的实践则包括接受矛盾复杂的关于女性的观念,作为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被察觉到的本质化倾向的规避方式。艺术史上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影响已见于对各种表征(包括色情文学)的评论文章。[7] 4. "批判理论"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8]狭义上它表示由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发展而来的理论,它们因旨在人的"解放"而具有"批判性":亦即,通过使民众对那些控制他们的思想获得更为清醒的觉悟,从而将他们从社会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在广义上,"批判理论"指的是那些有意识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并将它们运用到现代艺术中去的艺术史。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理论家们强调前卫艺术的持久的重要性;重视复杂大胆又具有野心的艺术作品,重视那些在艺术史中定位自己,因而能对其媒介的过去作出回应,且试图将过去推向未来的艺术作品。相反,批判理论家较少研究那些平凡的、一般的、大众化的、容易理解的或娱乐性的艺术作品。这些评价源自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作者们,但是有时也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因此批判理论家也关注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以及我列于此的其他学派。 5. 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同。大多数北美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拥有大学教席,政治上并不特别积极。事实上有些人在事业上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住豪宅,拿丰厚的薪水,这使得美国艺术批评家达夫·海奇声称他要写一本叫做《马克思主义教授们的豪宅》(Fabulous Mansions of Marxist Professors)的书。马克思主义批评是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艺术史中仍被广泛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批评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热衷于一系列批评家(包括弗洛伊德、尼采、哈贝马斯及其他关注批判理论的人),而从批判理论中分离出来。一个意欲标识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史家往往喜欢指出支撑艺术实践的社会结构,证明包含在艺术作品生产和接受当中的阶级构成,并揭示作品的政治背景如何助产其意义。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揭示社会形态表面上的"自然性",便成了首要的关切,而在这样的作品里遭到驱逐的"幻象"之一,则这是样一个信念:艺术品拥有内在的审美品质。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优秀范例是卡尔·魏克迈斯特的《保罗·克利的画家生涯》。他还用德语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学的终结》(1971)。 6. 社会艺术史于1940年代与现代主义一同兴起,但是"社会艺术史"这个概念的表述通常与1960年代开始做研究的一代艺术史家联系起来,特别是T·J·克拉克。社会艺术史有多种样式,而且没有一致的意见表明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大体上,一个社会艺术史学者认为艺术作品的社会环境给它提供了一个必要和充分的说明,因此不需要其他的批评标准,尤其是偏好古典艺术史的标准(不只是盛期现代主义,还有较早的艺术史学者如沃尔夫林式的风格分析、形式主义批评与鉴赏)。可以说社会艺术史有三种基本模式:(a)艺术作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因此对其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研究可以阐明作品的意义;(b)艺术作品影响和塑造了社会环境,因而对追随(follow)作品的社会状况的研究,倒过来可以解释作品的含义;(c)艺术作品影响社会环境同时也受它影响,进而一个艺术史家的工作是致力于艺术、社会与政治之间丰富的交互作用的研究。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艺术史家研究艺术家的社会网络和政治现实的细节,这样的社会艺术史学或许是所有当代艺术史研究都默认的方法。当然,艺术史的解释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除非艺术史家能够成功地获得对艺术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理解。这对于西方学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也同样有效,比如谢柏柯对李华生的研究,或柯律格对文征明的研究。这两本可效仿的书值得像西方学界对西方艺术家的研究那样被翻译成中文。[9] 7. 后结构主义:1960年代与诸如德里达和罗兰·巴特这样的理论家一起兴起于法国。1970和80年代在艺术界散播开来;德里达从1970年代开始艺术方面的写作,还有其他一批法国哲学家及艺术史家。许多法国理论家还在继续从事视觉艺术方面的研究,比如凯瑟琳·马拉葆和海伦·西苏,两位都是德里达的学生。一些最好的代表有让-克劳德·莱贲茨津、路易·马林、让·路易·舍法尔和于伯特·达弥施。书写、声音、物质性以及对历史构架的认识都在这些浸淫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艺术史家的普遍关切之内。此外,许多人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发展感兴趣。马林对阅读绘画的欲求--好像画是书写形式一般--以及对绘画的"声音"或典故的类似兴趣做出了富有思想性的分析。舍法尔是一位独特的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他的著作有时充满试验性,以至不符合语法规则,几乎无法卒读:他的目的是要对视觉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做出回应。达弥施就视觉艺术的结构与其材料性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者与其艺术史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写了一些复杂难懂的评论;他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对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两方面的解构式批评。马拉葆眼下的兴趣是视觉的科学理论与艺术品的物质属性的整合。既然解构的意图是如此这般--大体上讲,是揭示使其他批评话语看似完整和有说服力的某些内在缺陷与盲点,对后结构主义感兴趣的艺术史家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团体,这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8. 符号学艺术史有过几次复兴,但也有几个被弃用的时期。1930年代它首先由布拉格学派创立,1970年代由迈耶·夏皮罗再次提起。第三和第四次符号学的复兴包含了从前两次符号学艺术史中多次被引用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向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转换。皮尔斯成为1980年代由诺曼·布列逊所领导的,以及2000年代由一批研究行为艺术和录像艺术的史学家所领导的符号学复兴的主要来源。一种普通的符号学在当下持续流行,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法国和拉丁美洲。但它并不专门针对艺术史,而是一种将所有经验理解为一个符号体系的科学的、系统的尝试。符号学的前两次复兴不是对现代主义或盛期现代主义批评的回应,然而第三和第四次却可以这样去理解。在艺术史中,对符号学的关注源于将艺术品视为一个符号系统,而对符号种类及其关系的阐明则建立起了一种关于艺术品的充分的解读方式。关注皮尔斯的艺术史家倾向于避免那种系统结构的分析,他们倾向于关注符号的易变性,以及它们那种根据观看的语境而改变意义的倾向性。布列逊特别运用皮尔士式符号的假定的易变性,作为追求艺术作品的政治阐释的通道。符号学在英语艺术史中并不纯粹,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有把艺术作品视为符号结构的纯粹分析。[10] 9. 反现代主义:我从《1900年以来的艺术》这本书里借用了这个术语,不过我并没有将它用于艺术实践,而是用它来指写那本书的作者的部分写作。罗莎琳·克劳斯、哈尔·福斯特和其他一些以特别方式反对格林伯格的一代人,某种意义上比后结构主义者更加反对现代主义。《十月》杂志和《艺术文本》两份期刊遭到了批评,因为它们似乎不追求原创性思路,相反却专门陈述早已存在于盛期现代主义中的概念的对立面--《十月》和格林伯格仿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哈尔·福斯特有部文选叫《反美学》(1980年出版),是一本批评著作。自此许多事情有了改变,但是美学实践(即现代主义与盛期现代主义批评)和反美学实践(包括极简主义、激浪派、反艺术、概念艺术)之间的基本选择,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部分反现代主义的研究对象包括故意胡闹的艺术作品,包含身体功能与感觉,而非视觉的作品(而视觉乃是格林伯格所特许的东西),从达达与超现实主义观念而来的艺术品(此为格林伯格所恶),以及运用摄影、电影和录像的作品(格林伯格不感兴趣的媒介)。[11] 10. 体制批评:它和马塞尔·布鲁泰尔斯、汉斯·哈克、丹尼尔·布伦、拉切尔·怀特里德和安德里亚·法拉斯尔等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在艺术理论领域里,它主要以本雅明·布赫劳的著作,更多的是以包括托马斯·克洛这样致力于政治批评的批评家及史学家的著作为例证。(少有作家会称自己的著作为"体制批评";那是给艺术实践的命名。)体制批评试图通过分析艺术体制赋予自身以意义:这个观念就是艺术的价值常常,或者主要地被体制构建起来,它在其中被生产、宣传和解释:博物馆(策展人、广告人、讲解员、赞助人、管理者、经纪人委员会),画廊(鉴定家、商人、投机资本家),画展(组织人、艺术明星、广告赞助人),以及大学(学者、管理人、教学委员会、学生)。艺术体制的批评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不再有效,但它还没有遭到决定性的批判。(体制批评迥异于乔治·狄冀提出的艺术的惯例论,他可能是阿瑟·丹托之后最有影响的美学家。) 11. 社会学艺术史属于少数人的兴趣,不过已经吸引许多年轻艺术史学者的注意力。它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和体制批评有关(三者相互重叠),不过社会学艺术史通常都会涉及布尔迪厄,他的主要观点是,艺术的价值是"文化资本"的一种效应,是一种在有教养的公众--包括我在上文中提到的艺术家、收藏家、画廊主人等等中--交易与积累的非金钱性的价值。文化资本可以包括"客观化的"资本,指的是艺术作品,还可以是知识资本--包括艺术作品的实际移位(策展人有权如是做),触摸作品(保管人有权如是做),或是在知识上拥有它们(艺术史家有权如是做)。社会学的艺术史学试图将艺术的意义理解为这类资本的运作的效应。 12. 经济学艺术史同样较少引起注意。有几十个关心艺术的微观经济交易的艺术史家在从事这种研究。例如汉斯·凡·梅格罗泰亚斯研究17世纪在尼德兰制作油画复制品,面向国内和国外销售的"工厂"。同样还有一定数量的人就当代艺术市场进行研究,也有一些对市场价值感兴趣的财经记者在作这方面的研究。 13. 一种更冷僻的艺术理论是利用自然科学来理解艺术。有接近一打艺术史家活动在这个领域且各不相同。约翰·奥涅斯是最突出的;他的书《神经艺术史》(Neuroarthistory)试图将艺术发展理解为一种基于艺术家经验之上的感知神经变化的结果。例如马萨乔的透视画,就可以归因于脑部的心理-神经变化。他童年时来到了矗立着石头建筑物的意大利小镇,那些石头形成了精确的平行水平线的"道路",以至当年轻的马萨乔眺望街道时,可以看到线条都退向一个消失点。拉迪斯拉夫·凯斯纳尔以更先进的认知科学和神经学来更新贡布里希的理论;巴巴拉·史塔福德已经构建起的理论则认为当代艺术一定程度上是大脑"自动的"(自我运转的)神经功能的产物。其他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包括沃姆伯格、凡·达姆、艾伦·狄莎那雅克和大卫·弗里德伯格。 14. 述行批评:这是我给这个理论取的名字。它关注两件事:一些视觉艺术,特别是行为艺术的短暂性;艺术家的身体在一些行为艺术中的重要性。述行批评可以被理解为试图通过写作来对某些艺术作出回应,这些艺术既能表达作品临时的、基于时间的短暂性(这是第一要点),也能表达作品主观的、身体的性质(第二要点)。因此,这样的写作不是一种单纯地解释艺术作品或对其作出断言的努力,而是一项实验,以一种临时的、主观的、讽刺的、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表现(performing)那些解释或断言。述行批评受到法国理论与写作中的某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梅洛-庞蒂。写作中涉及这些观念的作者有艾米莉亚·琼斯、伊丽特·鲁格夫和盖文·巴特;这方面一本有趣的书是《批评之后》(After Criticism)。[12] 15. 关系美学:由尼古拉斯·鲍里德提出,它认为艺术并不是美学或反美学的东西,而是发掘新的关系、交往途径的方法。1990年代受关系美学影响的艺术家在人群与艺术,或艺术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例如通过把艺术画廊的后室(包括咖啡机和档案柜)移至展厅,而把艺术品移至其后室。这些关系本身就是艺术。鲍里德的理论已经在《十月》杂志及其他地方被完整地探讨过,目前他正做着其他项目。但是关系美学仍是当前艺术生产和艺术理论的一种策略。 16. 接受史由伊瑟尔(他以德语称之为"Rezeptionsästhetik",意即"接受美学")和姚斯(他发展了"Rezeptionsgeschichte",即接受史)开创。它也被用于文学批评、考古学和其他领域。接受史致力于研究艺术品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始于艺术家在创作中可能想象得到的第一批虚构的观看者,包括艺术作品所暗示的那种虚构的观看者;还有第一批实际的观看者,第一批评论家及其读者,然后是作品在其后的艺术史当中的接受过程。艺术史研究中的接受史局限在一个较小却颇具影响的艺术史家圈子,包括安妮·霍莉;在其更为笼统的意义上,艺术史总是关心作品的接受的,但在其最初的意义上(包括虚构的、投射的、理想的和实际的观看者),接受史却不是艺术史的中心部分。 17. 自从弗洛伊德写出论莱奥纳多和米开朗琪罗的文章以来,精神分析一直有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但它现今的理论构架更多地归功于拉康,而不是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模式的艺术理论家,其代表有哈尔·福斯特、米格农·尼克松、乔治·迪迪-于伯曼和米歇尔·莱雅--这个名单可以被轻易地加以扩充,把大多数北美艺术史家和理论家以及许多欧洲的理论家包括进去。精神分析批评可以被列在这份总名单的第一个或者中间任意处,因为精神分析模式如果不为大多数、也为许多美国及欧洲艺术史家所使用。要详细说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不同程度的效忠,以及他们所引用过的作者与概念,会大大超过这篇文章的规模。这样说就够了,对于相当比例的艺术史家来说,精神分析,或者也许只是它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无意识--位于阐释的最深层面,因而能够解读其他任何理论所无法解读的现象。[13] 在这份短名单里有许多东西都省去了。西方读者看到的话,会注意到我省去了后殖民理论、区域研究、性别理论和酷儿理论。我的排序和描述只是自己的看法:我怀疑有人会同意我写的东西的大部分,或者哪怕是一半。但我希望这份名单能有所帮助,而且,我已经暗示了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当代艺术史家不采用这种或那种艺术理论。 注释:[1] 这篇文章是写给沈语冰(Shen Yubing)的。基于2009年7月一个一千字的版本。眼下这个版本2010年1月22日完成于丹麦哥本哈根。 [2] 此批评见于《艺术史是全球性的吗?》(Is Art History Global?)。 [3] 还有关于单个艺术史家的参考书目的资源。一个是www.dictionaryofarthistorians.org,不过它会有一些异见,且参考书目不完整。Grove Art Online (www.oxfordartonline)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百科全书,由超过7600名艺术史学者参与编写。(起初印刷版叫MacMillan Dictionary of Art,然后叫Grove Dictionary of Art,Oxford Dictionary of Art,现在则是Grove Art Online,收了Oxford Art Online上大量的文章在内。)但是它只有一些关于1970年以后艺术的理论文章,如"接受理论"。其他一般的资源有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和Oxford Companion to Western Art。有关"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和像Erwin Panofsky这样的艺术史家的评论在两处都能找到,以及Oxford Art Online上。这三种资源都有"艺术理论"的文章,但指的是评论家撰写的从古希腊至今的理论,且非供艺术史家使用的理论。Grove Art Online 在介绍理论方面特别守旧:它大体上属于一种更陈旧的理解艺术史学科的方式,这种理解方式认为研究独特的理论概念的特别文章是没有必要的。所有这些资源都要付费。免费的在线资源里,最好的是德语维基百科,较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维基百科远为深入和广泛。研究生可以从以下几篇文章中查找搜寻近三十年的艺术理论:Donald Preziosi在《艺术史的艺术》(The Art of Art History: A Critical Anthology)中的介绍性文字,但是麻烦在于Preziosi 有一种基于1980年代解构主义的挑剔看法,而他对艺术史又有不同于多数艺术史家的个人感觉。同时研究生们还可查阅《1900年以来的艺术》(Art Since 1900)一书的导论,分别由四位与后现代主义有联系的主流艺术史家撰写。我想在下文讨论那本书。这四篇导论出名的难读:里面有两篇或三篇实际是写给了解并研究(艺术)理论的人看的,而所有四篇文章都有些偏颇和不全面处。 [4] 这方面一个不错的资源是哈里森编的《艺术理论1900-2000》(Art in Theory, 1900-2000)。 [5] 校译者注: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经典文献,译成中文的有:罗杰·弗莱《视觉与设计》,易英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克莱夫·贝尔:《艺术》,薛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论艺术》,李玉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校译者注:盛期现代主义理论与批评的经典文献,译成中文的有: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迈克尔·弗雷德:《艺术与物性》,沈语冰、张晓剑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 [7] 校译者注: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经典文献,译成中文的有:琳达·诺克林《女性,艺术与权力》、《现代生活的英雄:论现实主义》、《视觉的政治:19世纪艺术与社会散论》,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8] "狭义"的概念引自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里的条目,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免费在线资源,plato.stanford.edu。"广义的理论"则没有按照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条目给出的意思。 [9] 校译者注:社会艺术史的经典文本,译成中文的有:T·J·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笔下的巴黎》、《告别现代性》、《死神的一瞥》,均收入沈语冰主编"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2010-11年,陆续出版。 [10] 校译者注:符号学艺术史的经典文本,译成中文的有诺曼•布列逊《语词与图像:旧王朝时期的法国绘画》,王之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诺曼•布列逊《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物画四论)》,丁宁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诺曼•布列逊《视觉与绘画:注视的逻辑》,郭杨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诺曼•布列逊:《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丁宁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11] 校译者注:反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代表作家为《1900年以来的艺术》一书所撰写的四篇导论,已全部译成中文,收入沈语冰主编《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 [12] 校译者注:述行批评代表性文献,盖文·巴特编《批评之后》,李龙等译,已由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 [13] 校译者注:精神分析的经典文献,我们已有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的译著。但采用精神分析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文献,中译本尚不多。一本值得参考的论文集是格里塞尔达·波洛克编《精神分析与图像》,赵泉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詹姆斯·艾尔金斯(作者),芝加哥艺术学院教授 陶铮(译者),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研究生 沈语冰(校者),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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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空间"西部"的时间在上述书写中被否认了与主体时间的同代性,它的时间可能是个神圣的时间、过去的时间、未被驯化的时间、或者干脆静止的没有时间,而不是习见的世俗时间、当下的时间、进化论的时间。西部成为了主流时间的"他者",而无论西部主体与外来者如何汲取活力,都免不了自我殖民化和狭隘化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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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领导人会以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为基准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的现代战争,而且那么自信他的同僚能够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传奇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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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4/3个世纪以前的法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一样,你即将在这个信念和传统智慧土崩瓦解的时刻走马上任.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不是你或任何人可以想象的.很多总统面临过各种危机,但很少有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要被迫处理如此空前绝后的目前美国眼下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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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对巴西进行了考察,着重了解了巴西城市贫民窟形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巴西的考察,我们认为,必须准确理解我国城市化的内涵,合理把握好城市化进度,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农民的土地问题。一、巴西城市贫民窟现状经过几十年努力,巴西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就已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60年为1049美元与我国目前的水平基本相当,1980年达到2486美元,2000年为3587美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构成是9%:33%:58%。巴西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为的81.2%。巴西城市化的特点是大城市化,农村人口集中进入大都市。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地区1950年人口为250万人1980年达到1350万人; 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地区人口由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现在全国51%的人口居住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个大都市占全国人口的29%。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贫富差别过大,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上升到1995年的0.6,现在全国贫困人口仍占34%,14%的人口未解决温饱。2000年巴西有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月收入低于80雷亚尔(35美元)。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介绍,目前贫困人口农村有1500万人 中小城市有2200多万人,大城市有900多万人。巴西城市贫民大部分住在贫民窟。贫民窟在巴西被称为“法维拉”(favela),指临时搭建的简陋住房的集中地。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界定,贫民窟是指50户以上的人家汇住一起,房屋建筑无序,占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主要卫生等服务设施的生活区。1987年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近几年有加剧发展的趋势,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比1991年增加717个。贫民窟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在已发展到中等城市。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我们考察的里约热内卢市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就有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城中不少山头被贫民窟所占据。4万人以上的贫民窟20多个,一个大的贫民窟占地139万平方米,有贫民15万多人,是拉美最大的贫民窟。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 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影响社会安定。 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毒品贩子往往把贫民窟作为“根据地”,以小恩小惠收买当地居民,为其贩毒活动“站岗放哨”,以至政府派军警去贫民窟扫毒,都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里约热内卢市贫民窟里有6000多只枪,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再者,贫民窟乱占公共土地和山头,也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二、巴西城市贫民窟产生的主要原因1、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 造成大量无地农民。巴西绝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少数大地主所控制。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统计,1996年占农户1%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面积的45%。全国大部分良田掌握在大庄园主手里,其规模最大的可以达到几万、十几万公顷。国家重视出口农业,忽视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农,对农业的优惠政策补贴大都落在大中型农业企业手中。农村中小农户和无地农民处境艰难,形成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由于他们在农村丧失了土地,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不可能再回流农村。这种流动虽然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但因超过城市工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一些人就由农村的无地农民转而成为城市的公开失业或隐蔽失业的贫困群体。现在巴西农村仍有1000多万无地农民,他们持续不断地向城市流动。2、城市化过程中就业机会严重不足,非正规部门充当了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这与上世纪60--70年代巴西工业化的战略选择有很大关系。这一阶段,巴西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服装、制鞋等传统产业又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难以拓展就业,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一般指家庭服务、在5人以下微型企业工作及从事个体经营等,没有签定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就业。1985-1997年非正规就业增加了97%,正规就业仅增加6%。非正规部门就业已经占总就业人员的近50%,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排气阀门”,起着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然而工资一般只相当于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多数属于低收入群体。另外有大量劳力失业。城市公开失业率由1990年的4.5%上升到近年的8-11%,有的统计称为17%。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是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3、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城市贫民窟的人80%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就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适应其住房需要贫民窟的房地产商及非法交易的黑市也发展起来。4、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巴西的税收体制是根据各州工资标准确定税收,按税收贡献向各地返回,使地区差距拉大。再如,国家教育开支向中、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而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子女受教育和就业状况。三、对我国的几点启示1、城市化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巴西的情况表明,进城农民就不了业,只不过是由农村的贫困人口变为城市的贫困人口。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只有这样,城镇化水平才可能扎实地提高。要继续重视发展传统工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多种服务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2、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流动,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巴西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城市化能否健康发展,与农村的土地制度关系很大。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家乡有一块地,仍然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农民到城镇落户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留这部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大量的无地农民集中于城市,形成贫民窟。扩大农地规模,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都不能拔苗助长,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制造无地农民。3、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考虑城就业农民工的需要。巴西的情况表明,农村人口进城,除了就业之外,较大的问题是安居问题。我国农民进城就业与巴西无地农民进城有很大区别,一些人没有工作干还可回去,但相当一部分人,将长期拖家带口在城镇就业和生活,城市应把在他们视同常住人口对待,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作者韩俊 崔传义 赵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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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证明,在我们国家,法律人是全社会犯罪率最高的一个职业群,应该是最懂法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是普通老百姓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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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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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平常人的心,没有一种起码的倾听的愿望,而总是从基于我们的位置而接受的永远正确的原则出发,也许我们关于婚姻和离婚原则的讨论就变成了关于我们个人的理想婚姻的讨论,而不是关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可能采纳的婚姻制度的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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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穷兵黩武、债台高筑的美国越来越像古罗马帝国,欧洲也深陷史无前例的主权债务财政危机,我国人口的再生产则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身处时局巨变之中的我们,是时候根据我们的人口模式转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从长计议一种"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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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开始上小学,十年后上大学,知道"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折腾自己的大动乱。又十年去美国留学,才知道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不仅中国在闹"文革",全世界也在闹"文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都陷入了大动乱。全球"文革"始于古巴而非始于中国。经历了1962年导弹危机,美国鼻尖上的小小古巴居然生存了下来,并在拉美和非洲开始扩散革命。那时确如毛泽东所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仅苏联是个例外。美国动乱的爆点就在我读博士的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全球"文革"结束10余年后,整个世界都消停了,缺少免疫力的苏联却陷入动乱甚至崩溃了,为早年的稳定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经历了世界"文革"的十年大动荡后,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变了,服饰发型也变了,连音乐、戏剧、食品都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到那场动乱之前的四十来年,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为名风行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育、医疗、养老、甚至住房的均等化。这导致发达国家的底层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免除了养小送老的恐惧,普通人素质大幅提高,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壮大。西方风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苏联福利模式和苏联奇迹的压力;二是欧洲人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贪婪是欧洲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三是罗斯福"新政"的示范效应乃至战后旨在稳定南欧和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西方发达国家在60年代中期发生动乱,其主要原因是很多知识青年不同意西方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那种帝国主义政策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年长者的价值观及使用的陈旧话语系统与青年几乎无法沟通。不再担忧生活匮乏的青年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却又恒定是无力的少数,就质疑选举制的合理并采用暴力和准暴力手段抵抗"反动权威"。随着帝国主义政策的失败,反抗运动也丧失了对象及动力。苏联在亚非拉填补真空的企图还引发了西方青年们的普遍反感。撒切尔和里根上台是那场动乱彻底结束的标志,西方从此扭转了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开始推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如果全世界欠发达国家都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那么西方挟教育、技术、经验的优势当然可以依旧过好日子,不用直接占有殖民地。二在最近几年,全世界又开始动乱。从南美到北美,从南非到北非,从南亚到北亚,从南欧到北欧。中国并非例外,否则也不会强力"维稳"。历史从来都不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复,但我感兴趣的是世界各国政府陷入治理困境的原因。因此,我以"世界的治理危机"为题陈述自己眼下的认识。半个世纪前,全世界陷入治理危机,各地区的原因颇不相同,相互推波助澜,形成世界性大动荡。但在眼下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发生社会治理危机却明显有共同原因,与社会治理体系是否"现代"无关。第一,世界范围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这种政策起初加速了低端第二产业的外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活力。然而在最近十来年,欧洲和美国逐渐陷入困境,主要是互联网金融资本崛起导致的教育水准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并陷入生计困难。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苏联的崩溃,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奉若神明,彻底扭转了效法社会主义政策的大局。少数有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的穷国出现了制造业繁荣,也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最近十来年,贫富差距急速扩大,市场化渗入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领域,新兴中产阶级养小送老日渐艰难。在中国骤然陷入经济停滞之际,坚定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印度莫迪政府也陷入了经济政治危机。第二,让资本颐指气使的崭新技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资本的流动性和集中性大为增强。快速流动不仅意味着资本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而且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本严重挑战了国家疆界壁垒、传统产业壁垒、文化差异壁垒、乃至一切现有的政治权威形式。一切原有的社会组织在资本面前都成为僵尸。资本市场把踏实做正当职业的人变成傻瓜,把国家金融管理者变成同谋或者笨蛋。这种资本还在全球制造了一个个拥有数十万上百万亩的巨大农场,使用令人惊悚的技术,让小农种养什么都破产。这种资本对一切道义规范乃至法规都嗤之以鼻。在网络"众筹"的旗帜下,重金突然砸入出租车市场,无情摧毁传统出租车工人的生计。在互联网资本面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人们以自由的名义变成奴隶。除了睡觉时,几乎每个人都被移动互联网里的手机屏幕支配。第三,人类前所未见的代沟。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几乎没人经历过封闭的农业和工业,没经历过对抗饥饿。在互联网世代中,东方和西方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丧失了吸引力,民主、自由、法治、阶级斗争等抽象概念在课堂上成了大学生们的催眠曲。权力层与年轻人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和语言障碍。新一代人使用的网络语言和象形符号,不仅老一代人看不懂,更让呆板的官方用语成为笑料。谎言和忽悠随处可见,生计的安全变得极不确定,什么都遭到怀疑,而且所有人都在焦虑,苦苦搜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于是,信仰碎片化降临了,信什么的都有,绝不仅是求神拜佛。于是,全球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也来了,给绝望中的地球边缘人带来生存的意义。尽管还有些中国青年在幻想,幻想自己能成为"马云",但台港的青年们早就没了幻想。无论李嘉诚还是马云,终究只是极少数;而养不起小,送不起老,买不起房,甚至结不起婚,才是现实。于是,出生率以百年减少一半人口的速度下跌。在信仰的碎片中,不同世代的人们日以继夜地去各种推特或微信小群里抱团取暖,或以心灵鸡汤相互安慰,或讽刺谩骂,甚至形成极端和反智的小圈子。社会就这样成为一地碎片。除了上述三大共同原因,世界各地还有五花八门的具体原因催化本地的治理危机。台港的反共传统,加上不适应中国大陆暴富,成为那里发生危机的催化剂。中国新疆南部的近千万维吾尔人变成了中国最边缘化的群体。他们从事沙漠绿洲农业,产业规模小,运输距离超长,农业几乎没有利润,加上语言隔阂和宗教传统,融入制造业劳动大军也几乎无望。那里不少人认同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里最极端的部分,于是暴恐事件在南疆成为"新常态"。 三笔者并无应对世界范围治理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几个对我国前景的观察。第一,在效率与公平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或能占得先机。经过了四十年的自由资本主义,钟摆重新向社会主义方向偏移是世界大势,许多国家将选择公平而非效率。平衡点在哪里?关键在养小送老,也就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面的去市场化,即均等化。在社会领域去市场化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都是最稳定的国家。西方国家在战后普遍实行了社会均等化政策,是其发达的牢固基础。奥巴马总统把对穷人的医疗救助变成了面向中产阶级的全国医保,完成了执政声望的逆袭。自由不在少数人挣大钱的机会,而在多数人素质的提高,在人均收入的提高。不恐惧就是幸福。多数人免除了养小送老这个最大的恐惧,全民族就幸福。第二,把资本洪水引向重建社会和建设先进基础设施。发动和组织群众,重建基层社区组织,重建集体精神,削弱个人主义,严厉打击本地的无赖、恶霸,将决定社会是否稳定有序,决定政府的正当性,即人民的支持度。资本或许是能够帮助重建社区的。淘宝网的送货机制在最后100米遭遇成本瓶颈。如果与社区合作,分享部分物流利润,社区集体也就有了复兴的经济基础。有了社区组织支持,建设先进的基础设施就难以被无赖钉子户劫持。节制资本,抵制"钱生钱"的游戏,抵制不劳而获的诱惑,是至关重要的平等措施。不平等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动力和效率;但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就是问题了,而且是严重问题。患寡的时代结束了,患不均的时代开始了。在这危机时代,向着大众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还是向着资本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考验每个国家决策者的远见和能力。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就在基础设施的发达或欠发达,没有其它。第三,把工作重心转向建设社会互助的经济。在政府和市场间寻找最佳平衡点的企图没有前途。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即人民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抽象的市场决定论显然源于无知。让公众利益决定政府是否干预市场不仅明智,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识,否则遍地都会有"青岛大虾"和"天津大火"。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两分是一叶障目,最大的资本是人民的资本,是社会互助资本。全民免费医疗主要不是政府财政的责任,政府主要负动员组织责任。中国人每人每月交纳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会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按世界惯例的医疗支出,2万亿以上的社会资本能造就世界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机构,足够给医生体面的收入去拒绝不体面的钱,足够把药价压到全世界最低,也足够13亿人看病吃药住院不再花钱。若让保险公司拿走一半充入私囊,免费医疗就遥遥无期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均等化的养老、教育、住房。什么是社会主义?没病的帮有病的,年青的帮年老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有钱的帮缺钱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大家庭"不仅能帮助我国维持稳定,让政府重获人民信任,而且社会互助资本能撬动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极大促进第三产业的发达,提升全民素质和全民幸福感。第四,在各种官方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努力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体系不是几个学官用自己情有所衷的概念拼凑出来的,那不过是价值体系已然崩溃的标志。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对"公正社会关系"的全民共识。这种价值观成为核心有三个基本要求:首先是表达简洁,用一个词而非一堆词;其次要有本国特色,而非生搬硬套他国的核心价值观;再次是国际接受,而非被国际反对。我想,围绕"大家庭"这个词所论述的价值体系能满足上述三大条件,应当是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笔者已另有著述讨论这个体系,此处只想指出建设本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的紧迫需求。第五,高瞻远瞩、能力非凡的领导人。如同世界历史的几乎每个阶段,国家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最重要因素是领导人。领导人解读大局的远见和带领人民走出危机的能力决定国家兴衰。然而,无论就人文还是社会科学而言,英雄的出现不可预知,只能在奇迹出现后判定,所以人民只能祈祷。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危机。为大资本还是为普通百姓,响应资本控制的舆论还是响应民心,为少数人的自由还是为多数人的自由,为少数人的现代化还是为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两难的问题就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在这个危机时代,重读1974年出版的美国名著《光荣与梦想》首卷是会有启发的。这次大会以弘扬马克思的思想为主题。马克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批评家。他批判过去、现在、以及(可见)未来的所有重大社会支柱,即私有制、家庭、资本、宗教、民族、政府、法律、意识形态。在这些支柱消亡之前,他的思想与英名永恒。对我们芸芸众生而言,物质短缺是根本问题。但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悖论才是根本问题:由于私有制每时每刻都在制造新的、更大的不平等,所以,物质生产越丰富,人类的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从孔子到柏拉图到马克思,共产理想生生不息。无论是否同意马克思只有消灭私有制人类方能获得彻底解放的论断,都应牢记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牢记钟摆必然左右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