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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蔡翔:《创业史》和“劳动”概念的变化——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三)
    文学 2010/07/12 | 阅读: 1676
    蔡翔《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系列第三篇
  2. 许宝强:铁票抹黑、地区工作与主流民意--从公屋被迫迁户反思区选后的香港政治前路
    政治 2011/11/23 | 阅读: 1676
    区会选举后,对"泛民"失败的反思,主要包括"铁票抹黑"论、"地区工作"不足论和"主流民意"右转论。
  3. 萧武:左一个帝国,右一个帝国
    书评 2012/05/03 | 阅读: 1676
    没有什么好的帝国主义,问题不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帝国,而是我们需要在帝国的模式之外,寻找新的政治形式和国际体系框架。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要靠我们自己"。
  4. 绿色和平:每天来杯“农药鸡尾酒”?
    法律 环保 2009/04/12 | 阅读: 1674
    2008年12月和2009年2月,绿色和平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易初莲花购物中心、沃尔玛超市、华润万家超市、农工商超市,以及两个农贸市场,购买了当地常见的蔬菜和水果进行农药残留的检测。
  5. 汪逸夫: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的婢女救济及其绩效
    历史 2009/04/16 | 阅读: 1674
    本文记录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官、绅和基督教界有关婢女救济的若干事例,披露1944—1948年间福建各县县长报告的有关“蓄婢情形”的问卷,并评估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本文认为,婢女的生存状况涉及了人口买卖等多方面的问题,清代官、绅只对其中的性禁锢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而几乎不及其余;民国时期政府有关婢女救济的法令和教会禁婢的戒律均缺乏效力;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可用“略有小补,无济于事”一语概括之;福建的婢女问题在1949年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
  6. 郑传寅:节日民俗与古代戏曲文化的传播
    戏剧 2009/09/08 | 阅读: 1674
    在我国古人的心目中,节日是不同寻常的日子,它可以支配平时的岁月。人在节日的言行必须格外谨慎小心,因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节日禁忌。趋吉避凶的心理渗入审美观念,不只是制约着戏曲创作,也左右着戏曲批评。
  7. 《艺术评论》2011年第一期目录
    期刊专递 2011/01/07 | 阅读: 1674
    特别策划•中国杂技艺术边发吉:当代杂技艺术的特点与发展宁根福:中国杂技滑稽艺术的明天孙力力:创新:杂技艺术的灵魂赵明:从杂技剧《天鹅湖》的创作看杂技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俞亦纲:体制改革与中国杂技艺术创新边玉宽:中国魔术的发展与走向 关注`•2010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唐凌:深度访谈《回家》编剧过士行与《说客》编剧徐瑛 访过士行:《回家,关于人的尊严与荒诞》 访徐瑛:《迷恋凛冽的春秋气质》傅谨:《说客》:面对历史的一种姿态解玺璋:空的空间与意象审美 视野•改编文化研究蔡小庚:好莱坞翻拍的日式恐怖片张冲:经典的改编与改编的经典——论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及改编研究的意义秦立彦:新世纪的中国电影改编陈林侠: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关键词解读 历程•中国舞剧罗斌:新中国舞剧及其精神江东:为什么而舞剧? 观察•户外音乐节张帆:一个节日的诞生沈黎晖:音乐节——通往未来的艺术形式金燕:2010,大型户外音乐节格外多——关于大型音乐节的产业思考张武宜:当摇滚遇上文化创意产业刊物简介《艺术评论》是由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艺术评论类月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艺术评论》涵盖戏剧、音乐、建筑、电影、电视、美术、舞蹈、书法、摄影、曲艺、杂技、装饰等艺术门类及相关话题。刊物注重权威性、学术性,性质严肃,但面目可爱,有着对艺术人文思想的深沉关怀。刊物注重当代性,对国家当前各门艺术发展中的现象与问题极度敏感,力图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发声。刊物注重研究、创作与批评的并重,努力创造一个“众声喧哗”的平台。目前主要栏目有“热点述评”“特别策划”“深度观察”“艺术视野”等,每个栏目都注重选题和策划,以达到对特定问题深入而多角度的考察。《艺术评论》面向所有爱好文艺的读者,包括知识学术界、文化艺术圈内人士、大专院校学生、全国各地文化厅局、文化机构、院团从业人员,等等。欢迎作者投稿,读者订购,欢迎全国各地艺术院校联系合作。邮件:yspl2508@sina.com博客:http://blog.sina.com.cn/yspl2508办公室电话:010-64963890
  8. 刘溜:“性屈从?──中国女性性现状调查
    社会 2009/07/20 | 阅读: 1673
    女性在性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阴道润滑不足”(3.1%)“性交疼痛”(4.4%),也不是“性生活无快乐”(10.3%)、“性生活无高潮”(11.6%),而是“对性生活不感兴趣”(24%),一直对性生活有兴趣的女性仅仅占到19.1%。
  9. 姚丹: 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
    书评 2011/01/26 | 阅读: 1673
    蔡翔的新著,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与更丰富的文学文本中,为“革命中国”这一渐行渐远的“实体”与“想象”招魂,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思想视野、情感世界与学术空间。其意义似乎并不仅在亦步亦趋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努力抵达历史逻辑深处,在那份“乌托邦”中找到现实批判与未来设计的资源。
  10. 中国宗教蓝皮书2011简述
    宗教 2012/03/05 | 阅读: 167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1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1)》2011年10月在京发布
  11. 何怀硕:发言节选--“现代性”与“自主性”—“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成果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录要(节选二)
    艺术 2013/02/01 | 阅读: 1673
    邵先生告诉我参加双年展,让我发言,我说我不发言,双年展早不应该办了!一天到晚办,请外国策展人过来,我们策展人过去,你是自取其辱。以人家为主体,用人家的标准,让人家评断你是优秀的还是不入流的。
  12. 夏明方: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农村市场——以华北为中心
    经济 2007/02/27 | 阅读: 1671
    迄今为止,有关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演变的型式问题,依然是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十多年前曾被黄宗智痛加针砭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化”这一被规范信念和理论框架,至少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史学界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还增加了一条新的规范信念,这就是“市场等于而且仅仅等于专业化和分工”。
  13. 李实:三十年来中国收入差距变迁
    社会 2009/10/08 | 阅读: 1670
    第一届中澳学术会议论坛录音整理
  14. 基辛格: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专访)
    政治 2011/01/18 | 阅读: 1669
    世界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当剧变发生时,人们以为是冲突,其实这需要国家间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和中国可能存在一些冲突,但不能基于冲突意识来制定政策。40年后,当我们回顾往昔,会为今天没有基于冲突理念做出的共同努力而感到骄傲。
  15. 朱晓琦:日本能否走出困境?——从日本新旧内阁更迭看未来日本政局
    政治 2011/10/04 | 阅读: 1669
    从8月末到9月初,日本政局再次经历巨大震荡。这场震荡的结果,是继安倍晋三前首相以来的日本第四位短命首相--菅直人下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年仅54岁的民主党新党首野田佳彦。那么,菅直人内阁为何窘迫地走向终结?新的野田内阁又将把震后满目疮痍的日本引向何方呢? 作为一个市民运动出身的首相,菅直人在执政之初受到了很大的期待,其支持率也一度高达近60%。然而,随着他提出的增加消费税的议案在参议院遭到惨败,以及他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态度造成日本国内民众的不满,菅直人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急剧下降。"3•11"东日本大地震后,菅直人政府被指应对乏力,饱受抨击,到菅直人下台前其支持率下跌为20%。尽管菅内阁在灾后重建、应对核电站辐射泄漏等问题上非常被动,但由他提出的日本应调整能源政策、摆脱对核能的依存却赢得了一部分日本民众的欢迎。 对于菅直人的辞职,日本各大媒体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评价。《每日新闻》的政治版面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菅政权究竟如何?》的文章,对菅直人政权进行了分析,并意味深长地指出,作为日本危机时期的领导者,菅直人的功过无疑要等待历史来评价。与之相反,《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分别对菅直人任期内政治方面的政策进行了批评,《朝日新闻》犀利地指出"菅直人首相......在政策上没有做出卓越的成绩就下台了";《读卖新闻》则对菅直人任内日本政治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指摘。与上述两大媒体的视角不同,日本共同社从经济方面入手,批评了菅直人政权在应对日本经济低迷问题上采取的无力政策。根据经济数据显示,在菅直人任内,日本经济在大地震及日元升值历史性高位的影响下持续低迷,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三季度呈负增长;日经指数从菅直人上台时的9500多点在震后跌至8600点,此后持续低迷。政府和日本央行虽然出手干预汇市,但仍未能阻止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受到巨大打击。自6月2日首相菅直人表明辞职意向到其正式辞职,历时近3个月。共同社的文章进一步批评指出,菅直人的这场"下台剧"对日本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均产生了消极影响:它"不仅形成了包括外交在内的政策空白,民主党内的分裂也日渐升级";更为严重的是,"围绕菅直人下台时期引发的混乱等造成的政治停滞阻碍了经济。"总体来看,日本共同社指出,"'拖延'下台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可以说,菅直人内阁是在经济的持续低迷、来自民主党内和在野党的指摘不断、民众的支持率大跌的情况下,最终走向下了历史舞台。在菅直人宣布辞职以后,菅内阁时期的财政大臣野田佳彦于8月30日当选为民主党新党首,并于31日成为日本新一代首相,9月2日正式组成新内阁。那些菅内阁尚未解决的棘手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摆在了新首相野田佳彦的面前。 从政治方面看,促进民主党内部的融合,改善与在野党的关系决定了新政权能否稳固,是野田新内阁急需解决的重要任务。具体来看,新首相将以结束民主党内"亲小泽"与"反小泽"两派的对立,以实现党内统一为目标。为此,面对目前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局面,新任首相将调整菅直人政权时期的"脱小泽"路线,转而启用与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关系密切的议员担任要职。正因如此,在成为第95代首相以后,野田佳彦任命了与小泽一郎关系密切、长期在参议院中组织民主党党员、且与自(自民党)公(公明党)两党均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渠道的参议院议长輿石东担任民主党干事长,任用熟悉外交和安全保障事务的前外相前原诚司担任民主党政调会长。在内阁成员中,野田新首相任命小泽派的一川保夫担任防卫大臣,山冈贤次负责国家公安、消费者事务,在内阁成员中,平衡了小泽派和其他派别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作为民主党的新党首,野田佳彦在将在未来更加注重同在野党建立政策调整的新机制,通过政策协商等途径改善民主党与在野党自民党等关系。野田呼吁在野党给予合作,称"为了让日本从国难中重生,让我们集合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 从经济方面看,如何增税以确保灾后重建和社会保障改革的财源、加入"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等将成为新内阁的重要课题。新内阁吸取菅内阁的教训,致力于改善对日本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9月1日,在正式组成新内阁的前一天,野田佳彦首先拜访了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修复由于菅直人前首在应对东日本大地震过程中同经团联产生的冷淡关系。新首相在组阁之前拜访经团联,在日本政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案例。野田佳彦对获得经团联支持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次会面中,米仓弘昌会长强调了经团联对野田政权的全面支持。9月13日,民主党干事长舆石东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举行了会谈,希望经济界对日本的震后重建工作提供支持。双方同意于近期召开野田佳彦政府成立后的首次经团联与民主党高层之间的政策对话会。召开对话会由民主党方面建议,计划每季度召开一次,旨在对震后重建政策及发展战略进行磋商。由此,新政权和日本财界在加速日本经济复苏的问题上,终于达成一致。同日,新首相野田佳彦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就任以来的首次施政演说。野田表示,他将力争兼顾健全财政和经济增长,并扩充去年6月内阁会议决定的"新增长战略",于年内汇总"日本再生战略"。他将坚持旨在确保东日本大地震后重建和社保财源的增税路线。野田明确表示将把应对恢复重建和经济危机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力争早日编制完成2011年度第三次补充预算案。与此同时,临时增加10兆日元税收的方案也将被列入政府财政议题而进行讨论。对于日元汇率飙升的问题,野田指出"有必要采取一切政策手段"。他表示,在紧急经济对策中将加大对企业落户的补助力度,同时支援企业收购海外企业和获得资源权益。 从能源方面看,野田佳彦也将采取与菅直人不同的政策,这一点,从野田在日本知名月刊《文艺春秋》(八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可见一斑。与菅直人前首相提出"摆脱核依存"的路线不同,野田氏主张在从根本上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为重新启动和利用现有核能发电所而努力,同时也将致力于新能源的开发。在地震重建和治理核污染问题上,野田表示,将在政府地震重建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加速开展恢复重建工作,同时将尽快平息核事故作为"国家的挑战"尽全力解决。他表示,"不实现福岛重建就无法恢复外界对日本的信赖",将加紧开展和事故受害者赔偿和辐射去污工作。 从外交和安保方面看,野田佳彦在9月2日对改善对美、对华关系作出了明确指示,要求"重新调整日美、日中关系,稳健地全力应对日美、日中关系的调整。"为此,玄叶光一郎外相表示要"深化日美同盟",全力迎接9月下旬首相访美等工作,尽快妥善解决驻日美军基地问题。玄叶外相同时表示将推进今年年末野田首相访问中国、俄罗斯、韩国等事宜,考虑改善因为领土问题而造成的日本同中国、俄罗斯、韩国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玄叶光一郎外相在9月2日同野田首相会见时也强调指出,"中国海军军力在欠缺透明性的情况下不断增强。"针对玄叶光一郎外相的发言,《每日新闻》评论说,这表明了新内阁对中国软硬兼施的态度。同日当晚,野田在首相官邸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任首相期间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也不会正式参拜。总体来看,尽管日本新旧首相更迭已经完成,对于新内阁将如何稳定政局、促进灾后重建和经济复苏,处理好同美国、中国等国的关系,仍旧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16. 刘萍:慰安妇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历史 2009/07/20 | 阅读: 1668
    战争伤害罪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战争对受害者所造成伤害的持久性和延续性,这种伤害不因战争的结束而自行终止,从某种意义上看,对于受害一方,其所受伤害带来的痛苦不仅持续一生,甚至会贻害下一代。
  17. 老田:按照美国学术场域的要求去讲述中国农村?——对《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评论
    书评 2011/07/29 | 阅读: 1668
    马克•塞尔登、弗里曼、毕克伟《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文中凡引自本书,只注明页码)三位教授在《导言》中间说明本书的主旨:“当新的统治者试图拉平贫富家庭之间的差距时,以及当他们通过抑制市场和强制推行传统的苏联集体化社会主义来消灭混合经济、进一步加强教条主义政策时,最后却自食其果,地区、村庄、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产生了。铲除任何固有的私有财产、习俗和市场以及与共产主义价值观不一致的观念的教条主义政策,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使经济陷入了泥潭,甚至把经济推入可怕的倒退之中。”(p8)读完全书之后,才意识到这三位美国教授陷入了一个可怕的窘境:他们要通过给人们讲述一个成功的集体农业村子的故事,来说明集体农业完全不可行。一、五公集体农业的成就首先,由于集体化,土地不再私有,这就使得土地平整成为可能,一方面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同时也方便了耕作。1953年-1954年冬,五公平整出面积从108亩到717亩不等的长方形田地,改变了由1300多块很小的私田所组成的像一块块补丁似的的地表。由于县领导的介入,还帮助五公与邻村交换了分散的600亩地,以利于拖拉机耕种和打全村用的水井。虽然原来的小路没有了,但大社却增加了150亩可耕地。(P230)1956年五公村开始了10年规划,平整土地并填沟,把30亩干涸的河床变成平坦的肥沃的庄稼田,将其开辟为菜园。(P273)到1959年底,又通过迁坟而增加了60亩耕地。(P328)仅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五公村增加了240亩宝贵的耕地,接近全部土地的10%,这是集体化的第一项重大成就。其次,饶阳的旱灾非常严重,“1368-1749年间,自然灾害平均每7年劫掠饶阳一次。”(P23)但“在偏僻的饶阳,很少有人出得起资金、劳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码4.5米深的水井。”(P37)打井作为平原地区最主要的抗旱设施,但所需的投资数量超过绝大多数家庭的投资能力,结果导致抗旱能力不足(只有少数富人才有能力),旱灾带来的损害极端严重:“1936年时仅有36口水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明显的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P41)而集体组织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能力,特别是土地公有制消除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这使得打井可以进行合理规划,结果很短时间内灌溉事业就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根据书后表格数字,1953年五公的灌溉面积仅仅450亩,到1958年已经上升到1500亩。(P304-307)抗旱能力提高,是集体化的第二项成就。如果说从前个体家庭的问题是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的话,现在看来集体农业的问题是投资能力过度,教授们准确地指出了“过度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水泥管代替了竹管,放入越来越深的井里,水却似乎在消失。”(P316)整体看来,除了增产之外,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成就也很可观,集体农业的成就都很大,而在五个这样的先进典型村庄就更为可观了。1949年之前,“平均五口之家耕种15亩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够收获2250斤粮食”(P40),单产水平只有150斤。根据教授们反复引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中华书局1978年)一书,五公大队的土地生产力在集体化20余年里有着惊人的上升,粮食单产有极为可观的增加,1952年亩产350斤,1955年463斤,(P79)1965年740斤,(P141)1975年1287斤。(P143)一方面是五公大队集体农业的可观成绩,另一方面是教授们拒不放弃先定的否定结论,这就决定了材料与所需结论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给作者带来了不小的苦恼:“第一次到河北访问,住了一个月之久,没有获得这些数据。”(p370)由于难以收集到合适的证据材料,《国家》一书就不得不在材料选择和运用方面别出心裁,大量运用中国宣传机构在否定集体农业时期的宣传材料,同时竭力贬低他们在五公所收集到的一手材料,甚至为了符合结论而更改这些材料,由此奠定了这本书在材料运用方面的写作特色。二、作者们的困境和他们对两个五公的混淆为了完成论证过程,教授们很动了些脑筋,以竭力弥补材料与结论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是把观察的时间段选择在1935-1960年,止点选在1960年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降到每亩310斤。……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P340)这至少可以让集体农业看起来不那么成功。如果说观察时段设计还算合理的话,那么,教授们说这一年“(1960年?)12个老人早早去世”(P334)试图引导人们形成“死人过多”的印象,这就不算很合理的证据了。在跟饥荒相关的问题上,三位学者只给出村中12位老人过早死亡的数据,而没有其它信息。假设三位学者在这么重要问题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么我们看到五公没有一般饥荒情况下所造成的的儿童死亡。因此我们可以估计人们只回忆说当年村里死了十来位老人。五公大队1960年人口为1853人(P404-407),因此可以算出该村粗死亡率为6.4‰1。只有在1975-1980年之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65-68 的时候,死亡率才是6.35-7.32‰。2 因此,五公村在1960年时的粗死亡率与非饥荒年份预期寿命达65-68岁的比率大致相当。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五公的情况在1960年是糟糕的,反而成了饥荒年景死亡人数少于平均水平的反常证据。由于一门心思要找消极证据的愿望过于强烈,教授们保留了逻辑上的疏漏——在未能说明这一年死人数量少于平均水平的充分理由,而仅仅满足于加上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早早”去世的。粮食单产在集体农业时代,曾经大幅度增加过,这一事实给三位教授带来不小的困扰,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与集体农业制度无关的理由,试图归之于上级政府的资金扶持。教授们努力之后,确实找到了上级政府有资金流入五公的证据,不过,这个资金扶持的证据并不符合需要,教授们只好偷换概念,把与五公大队完全无关的机构“说成是”五公大队本身,这样,即便五公直到1969年才自己拥有一台柴油机发电机,3 教授们也毫无顾忌地说省政府给了五公大量资金:“(1958年)林铁悄悄地另外拨了200万元给五公,以修建一座电站,扩大拖拉机站,建造一个日产40万块砖的砖瓦厂,创建一个农具修理厂和运输队。”(P315)结合这两处说法,很明显,1958年五公大队不仅没有电站、砖瓦厂和拖拉机,甚至连第一台柴油机都是到1969年才得到的。而林铁的200万投入,仅仅与设立在五公地域上的各个“非农业”机构有关,而与从事农业的五公大队——这是三位教授进行观察的对象——完全无关。为了给五公得到“特殊待遇”寻找证据,三位教授甚至说隶属于县级卫生局主管的“县医院分院”是耿老板的医院:“有20名医生、30张病床的县医院分院原坐落在邹村集市,1956年开始以很快的速度搬到了五公。专区大量拨款资助耿老板的医院,这对五公来说可是条财路。”(P313)作为县医院的分院,饶阳县卫生局才是其主管单位,其收支都归属于县级财政,因此,这家医院既不是五公的“财路”,也肯定不存在“专区大量拨款资助”(除非这家医院是地区医院的分院)的问题,这种曲解事实的做法教授们竟然丝毫不想加以掩饰。作为观察对象的五公大队的集体农业,与建立在五公地域上的省属机构(河北省第一机器拖拉机站)、县属机构(县医院分院)乃至区级机构(五公公社)在损益方面相互独立,给拖拉机站的投资、医院的盈亏都与五公大队完全无关,很明显,这些机构建立在五公的土地上,要占用五公的土地和人力,却不给五公大队带来经济收入。自称曾经19次到过五公现场,教授们对这些基本的信息应该是有条件了解的,但是,因为格外需要各种证据以坐实五公村的繁荣是得到上级“庇护人”(书中经常给出张克让和林铁两个名字)照顾的结果,所以只能是牺牲事实来为论证结论服务。就这样,教授们构建了一个“庇护人”网络,根据教授们的解释,集体农业的成败与中央政策无关、与农业集体组织的管理和规划无关、甚至与本单位的劳动者努力水平也没有关系,对农业繁荣唯一有意义的是庇护人网络,谁能够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就能够得到上级政府的资金支持,从而得到好处。“特权与权力的牢固网络曾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本书揭示了受惠赐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越变越大的。”(导言,P6)为了与这一隐含的论证逻辑相匹配,五公进行土地改良、水利建设的具体过程及其实际效果,都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在各种零散的信息中间,读者很难得出完整的印象。除了暗中转换两个不同的“五公”概念以误导读者之外,三位教授还格外偏爱二手材料。一般学者只有在收集不到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才使用第二手材料,但三位教授则明确拒绝第一手材料。塞尔登参与教授编辑了《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这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主持编写的《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1956一1967》和《The Sixty Articles on the Communes》两份体现毛泽东观点的第一手材料,但三位教授都不引用(三位教授频繁引用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一书,对毛泽东与这两份文献的关系有着明晰的交代)。在抛弃了第一手文献之后,三位教授向人们兜售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据说是“毛泽东”的观点,诸如:“(1957年)7月,毛号召向‘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发起进攻。”(p290)“毛断言,正确的思想观念能释放出神奇的生产力。”“毛坚决认为,中国农民将齐心协力地走共产主义道路:均贫富,废除货币,军事化劳动,消灭市场,严禁商品生产,一句话,废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和剥削。”(p302)“毛轻视市场经济中科学种田的生产前途,为了能够共同富裕,他提倡进行重新组织和广泛的劳动动员。”(P305)而在毛泽东主持下产生的上述两份第一手文献中间,这几个方面的认识都是与三位教授书中间宣称的截然有别的。尤为讽刺的是,塞尔登教授收录了《Mao Tsetung,Letter to Team Leaders》(November 29,1959),在这封信中间毛泽东不仅表示自己完全不相信高产卫星,而且还劝说各地干部不要相信,但是,三位教授却在没有征引任何文献的情况下,就在书中断言“毛泽东急切地估计亩产量为2000到10000斤”。(p310)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不知道是编者的无心之失还是刻意为之,这篇文献的日期原本是4月,结果在书中被注明为11月。为了给批评加上道义基础,教授们在书中设立“静悄悄的革命”与“教条主义阶级斗争政策”的对比。这一次教授们没有捏造事实,而是如实地记录了发生在五公村的、未遂的“搬石头”运动,这次运动源于一九四七年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派出工作组,组织贫农团,超越党支部,进行‘搬石头’,踢开区村干部。”4 事实虽然没有出入,但教授们把这个运动作为“教条主义阶级斗争政策”的当然体现来看待,则问题不小,至少运动发起人刘少奇也不坚持认为自己正确,而是在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迅速地参与纠正偏差的行动,因此,这个不正确的运动在五公也只是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尚未来得及最后实施,就已经被下派的工作组纠正了。为了说明集体农业时代政策的错误和影响之消极,三位教授竟然考虑了“时光倒流”的逻辑——时间在后的政策可以用于解释先前出现的结果,他们都清楚是“1953年……陈云为此制订了粮食由国家控制的政策。”(P216)然后把这一政策用以解释1952年的副业收入的严重衰落:“由于国家开始控制农村市场,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结果使全国的农村经济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润丰厚的副业当作报废的榨油机一样扔掉了。副业总收入从1950年的6万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P181)本书完整地体现了材料与结论相反的窘境,这看起来是由两个方面的人士共同造成的,首先是“中国官方”——正是他们向三位教授推荐了这个集体农业时代的成功案例给他们研究的,另一方则是三位美国教授——他们决心要给美国听众(晚些时候还包括中国听众)提供一个集体农业完全失败的故事,如果两方面任何一方愿意妥协的话,这个材料与结论相反的研究就不会存在。其实,集体农业也没有保证百分之百的村子都成功,落后的典型也不是找不到,关键的差别是时间上的不同步,三位教授于1978年5月到中国开始他们的研究,但那时中国官方还没有开始否定集体农业,所以给了他们一个先进村子作为调查对象;从中国后来的政策演变看,如果不是教授们早于官方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年月——而是中国官方业已开始否定集体农业政策的1982年来中国开展研究的话,中国官方肯定会选择一个类似于“小岗村”那样的失败村庄供他们研究的,那样就不会出现材料不能说明结论的窘境了,肯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材料与结论不一致的问题,进而避免教授们用各种蛮不讲理的方式去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在第一次调查(1978年)到《国家》出版(1991年)之间,时间跨度13年,如果教授们在1982年之后重新选择对象村子并搜集材料的话,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但是先前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变成一种“沉没成本”,无论如何都“捞”不回来了,要是更换研究对象的话,就必然要浪费“沉没成本”,所以教授们没有做这种“不经济”的选择,这就决定了《国家》一书的基本写作特色——材料与结论不一致,为了弥补这种不一致,一方面是选择各种足以使材料失真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各种五公村之外的负面材料(包括教授们大量的负面评价和议论)去冲淡材料的说服力。三、美国的学术场域和学术人的立场选择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可以轻易做到对学生的作文严格把关——必须由材料说明结论,否则就判为不及格;但是,对于一个由许多教授、研究生等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场域而言,这种要求就缺乏外在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了。甚至,材料和结论不一致的现象还有普遍性,这需要从学术场自身的逻辑去理解,而《国家》的写作特色,也要由美国学术场的逻辑及其变化来解释。布迪厄把学术场域看作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所,学者作为资本的承载者,基于他们的轨迹和他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在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们积极踊跃地行事的倾向,其目的要么是竭力维持现有的资本分配格局,要么是起而颠覆它。保守也好,激进也好,都是作为竞争的策略。((参阅《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对于本书的三位作者而言,他们的学术生涯恰好富有对照和验证这一理论的价值,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美国主流学术持激进批评姿态入场,高度肯定与美国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中国革命和随之产生的新制度,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转换为极端保守的策略——甚至在缺乏起码的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也要推销一种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结论,以确立美国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性,按照教授们的说法就是:“这个体制堵死了任何容易通向现代化形式的更自由的途径。”(导言,P16)“集体化并不是促进和刺激农民家庭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经济上代价极高、政治上异化的大断裂。”(P385)这种从激进到保守的转换,从否定到肯定的回归,恰好见证了美国汉学这个特殊学术场域的视野变换——从前视野狭窄、激进派拓宽了观察视野、激进派消失并回归主流导致视野再一次狭窄,学术观察视野的狭窄化,与不宽容心态完全同步。《国家》一书出版于1991年,并对不同于美国的制度实践采取完全批判的姿态,这远非偶然。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个知识事件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学术场域的转换标识:与从前任何时候相比,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学术场中间对肯定美国制度实践的要求都大为提高了,与此紧密相关,学界对于另类的研究观察和制度宽容程度也同时下降了。而《国家》出版之后,还获得了1993年度“列文森奖”,也许可以理解为是对三位教授痛改前非、回归主流价值的褒扬,虽然《国家》一书被中国农民批评为充满了资产阶级偏见,在写作手法上材料与结论之间也无法一致,但胜在符合美国学术场域的要求,尤其是符合1990年前后的学术场域要求,也许只有从美国学术场域出发才能理解:三位教授为什么要牺牲材料和逻辑提出另外的观点。在1995年新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前言》中间,三作者之一的塞尔登教授检讨了自己从前过高评价中国革命的错误,并指出了为什么需要反省以及如何反省:“在原版前言中,我把这件事(指中国革命)渲染为更有希望的新纪元”“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以及冷战结束,……重新思考研究动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需要“从人类自由和农村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价了抗战。”学术场域的转换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资本量的变化,这两者共同决定了学术人言说的姿态和策略。一个学术人从小资本(一个没有名望和地位的研究生)到大资本(名教授)的转换,本身就会诱导学术策略的根本变化。有人说,评价毛泽东跟评价拿破仑一样,每十年就要翻一个个儿,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都已经成为历史,不可能有所改变,但是,学术场域却时时更新,随着学术人的成长和资本量积累,都需要重新阐释对象,这两者结合产生出“激进策略”需要并与主流学术保持自觉的距离时,我们能够看到新的研究视野和对不同制度价值的宽容姿态,而且学术场中间相对不利的位置会敦促激进学术人的谨慎(认真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和高投入(仔细搜集材料);反过来,等到激进策略过时需要引入保守策略时,我们看到的就是相反的情况。在学术场域中间,大资本拥有的话语权份额,远远多出他们愿意付出的研究努力,这在一些情况下会鼓励滥用话语权。在不想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的同时,却企望保持在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上的发言权,那么,唯一的选择就编造材料和证据,而代之以想当然,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处理学术研究,在学术场域中间只有大资本才有这种条件,而三位作者都恰好有不俗的后续表现。2005年1月23日,在UCLA历史学系举行的研讨会上,Edward•Friedman捏造说:“毛泽东曾经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说没有日本人提供武器,共产党就不能打败国民党。这样的话,对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都是很惊人的。”结果,被一个华裔学者李放春当面批评为“完全是荒唐的(absurd)”5 2006年,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Michael Schoenhals在北京一次讲座中间,说起他读到这三位教授合写了的一本关于文革的书稿,其中写到1966年秋天的天津武斗,书中说每天夜里武斗过后,人们早上起来发现大街上有几十具尸体,对于这一惊人的描写,三位教授没有给出材料来源,Schoenhals教授说他对这本书的最后建议是:删去所有的注释,匿名以小说出版。6同一个布迪厄还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经常处于最不利于发现或认识到符号暴力的位置上,他们比一般人更广泛深入地受制于符号暴力,而自己还日复一日地为符号暴力的行使添砖加瓦。”7 特别是,当学术人选择一种“过度节约”(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策略时,滥用和编造证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就屡屡出现,符号暴力就表现得格外明显——充分表现在逻辑维度上。虽然《国家》一书存在材料和结论不一致,作者在材料处理上严重失真,但从该书还获“亚洲研究协会最高奖”的情况看,“过度节约”没有影响学术场域的竞争胜负,以此而论,学术场域的规则本身,有时候适足以鼓励符号向暴力方向转化。在中国的学术场域中间,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舆论转换,只有很短的时间,而且有着政府主导的明显痕迹。邓小平、万里和胡耀邦等领导人决心恢复家庭农业,所以成立了一个省部级的写作组——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由杜润生负责雇佣学者来论证家庭农业优于集体农业,林毅夫(Justin Yifu Lin)是其中的一位厅局级研究员。而一切同意和承认集体农业成就的文章,先是受到批判,随后是不准发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方针,那些不同意见都被视为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遭到处分,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学术场域中间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但美国学术场域似乎有所不同,最根本的转换力量是变化的投入产出比,只有那些最符合主流要求的学术研究者,才能够获得“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收益”,这样,与主流是否相符就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市场选择机制,只有那些符合主流的声音最优先获得发表机会和获奖机会,从而获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提升学术地位的机会。当然,中国学术场域中间也是那些最符合官方主流政策要求的学术,最先获得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从而使得这样一群学者快速上升到学术阶梯的高位上,是他们拥有最优的投入产出比,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是在学术市场的竞争中间起作用的,而且是作为一个放大器来起作用。美国的权力精英直接介入学术场域的机会似乎少得多,麦卡锡时期有这样的例子,政客毁坏了拉铁摩尔的学术生涯,却提升了费正清的地位。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_________粗死亡率=当地年死亡人数÷当地该年年平均人数×1000‰。 [↩]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07–309页。根据迈斯纳的说法,197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寿命达到65岁,见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 419. [↩]根据《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一书,在1958年购买柴油机发电抽水抗旱,是与其他大队共有的,第一台应该是属于公社的资产。 [↩]李菁玉:彻底控诉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罪行,载1967年4月1日“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揪刘兵团第二支队”编印《彻底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历史罪行》 [↩]《弗里曼谣言就是这么出台的》,http://sq.k12.com.cn/discuz/viewthrea ... 334342&extra=page%3D1[↩]2006年4月21日,Schoenhals教授在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做了一场关于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现状的讲座,在回答有关文革研究的提问时,说到他和麦克法夸尔的新书将于8月出版,并提及出版社曾邀请他审核三教授未出版的文革书稿,给出了这个评论,其时笔者正好在讲座现场。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著 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
  18. 洛苏尔多:自由主义的反历史
    社会 2012/01/05 | 阅读: 1668
    我的著作并非拒绝承认自由主义的价值。《自由主义的反历史》采用的方法论是:研究对象不是抽象的自由思想,而是自由主义,即具体的自由运动 和自由社会。
  19. 《经略》第26期目录与刊首语
    期刊专递 2013/05/03 | 阅读: 1668
    【专题】新集体主义村庄
  20. 毛丹、王燕锋: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
    社会 2007/03/22 | 阅读: 1667
    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本文运用经过修正的斯科特关于农民道义经济学的“安全第一”理论,选择浙江J 市的一些城郊村作案例分析,提出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不安全感:即在政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甚至还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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