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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伊恩·麦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国，也可能在法国或者意大利，人们在谈论这位生机勃勃的英国作家时，表情和语气里洋溢着尊敬，仿佛是在谈论某位步履蹒跚的经典作家。那时候我三十多岁，麦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我心想这家伙是谁呀？这个年纪就享受起了祖父级的荣耀。然后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零星地看到有关他的报道："伊恩·麦克尤恩出版了新书"、"伊恩·麦克尤恩见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改编成了电影"......这几年中国的出版界兴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麦克尤恩的著名小说，《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可是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们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这位文学巨人。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麦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中国读者了解他。现在麦克尤恩的第一部书《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正式出版，我想他的小说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趁机轮回了。从头开始，再来一次。这是一部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书，在麦克尤恩27岁的时候首次出版。根据介绍，这部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可以想象当初英国的读者是如何惊愕，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一个遥远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了这些故事之后仍然惊愕。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我曾经用一种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杰出？那就是在阅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之后，是否留下了阅读后遗症？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麦克尤恩名字时的情景，我明白了当初坐在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患者。我感到这八个独立的故事之间存在着一份关于叙述的内部协议，于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组曲，一首拥有八个乐章的组曲。就像麦克尤恩自己所说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是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然后麦克尤恩在《立体几何》凝聚了神奇和智慧，当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烦躁，而且烦躁是那么的生机勃勃；让《家庭制造》粗俗不堪，让这个乱伦的故事拥有了触目惊心的天真；《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可能是这本书中最为温暖的故事，可是故事结束以后，忧伤的情绪从此细水长流；《舞台上的柯克尔》的叙述夸张风趣，指桑骂槐。麦克尤恩让一群赤裸的男女在舞台上表演性交，还有一个人物是导演，导演要求小伙子们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导演说："如果给我见到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蝴蝶》里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过程冷静的令人心碎；《与橱中人对话》看似荒诞，其实讲述的是我们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结尾时所表达的一样，我们人人都会在心里突然升起回到一岁的愿望；《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没有仪式的仪式，还有随波逐流的时光。麦克尤恩给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光涂上夕阳的余辉，有些温暖，也有些失落；《伪装》是在品尝畸形成长的人生，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这里俯拾即是。这就是伊恩·麦克尤恩，他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他的叙述两者皆有。就像国王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一样，麦克尤恩的边界叙述让他拥有了广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写下希望的时候也写下了失望，写下恐怖的时候也写下了安慰，写下寒冷的时候也写下了温暖，写下荒诞的时候也写下了逼真，写下暴力的时候也写下了柔弱，写下理智冷静的时候也写下了情感冲动。麦克尤恩在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正在经历他的年轻时光。22岁从苏塞克斯大学毕业后，去了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写作研究生班，开始学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后，立刻用稿费去阿富汗游玩。多年之后麦克尤恩接受采访，回顾了写作这些短篇小说时所处的境况："我二十出头，正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当时他反感英国文学传统里社会档案式的写作，他想表达一种个人生存的翻版，他说"早期的那些小故事都是倒影我自己生存的一种梦境。虽然只有很少的自传性内容，但它们的构造就像梦境一样反映了我的生存。"麦克尤恩21岁开始读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并且感到"他们似乎打开了某种自由空间。"然后"我试写各种短篇小说，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麦克尤恩毫不掩饰其他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而且还努力为自己当时写下的每一个短篇小说寻找源头，"比方说，《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得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种滑稽的做爱故事取笑了他一把。这个故事也借用了一点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伪装》刚效法了一点安格斯·威尔逊的《山莓果酱》。我不记得每篇故事的渊源，但我肯定巡视了别人的领地，夹带回来一点什么，籍此开始创作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了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用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作家的写作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写作，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阳光照耀而生长的时候，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生长，而始终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长。我意思是说，文学中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麦克尤恩的写作经历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立体几何》里关于神奇的叙述与生动的生活场景合二为一，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纳博科夫的某些段落；《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和《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会让我们联想到托马斯·曼的叙述风格，从容不迫，并且深入人心；《与橱中人对话》和《伪装》或许与卡夫卡的那些奇怪的人生故事异曲同工；《舞台上的柯克尔》似乎是与荒诞派话剧杂交而成的；《蝴蝶》里的少年犯罪心理曾经是戈尔丁的拿手好戏，可是到了麦克尤恩笔下也是毫不示弱。我想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自己的阅读经历出发，为麦克尤恩的这些故事找到另外的文学源头，找到麦克尤恩未曾阅读甚至是未曾听闻的文学源头。而且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卡夫卡、托马斯·曼、菲利普·罗斯、亨利·米勒、安格斯·威尔逊、纳博科夫、戈尔丁他们找到文学源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就是文学。我喜欢引用这样两个例子，两个都是笑话。第一个是法国人嘲笑比利时人的笑话：有一个卡车司机满载着货物行驶在比利时的土地上，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无法通过一个城门，就在司机发愁的时候，当地的比利时人自作聪明地向司机建议，将卡车的四个轮子取下来，降低高度后就可以经过城门。第二个来自中国古代的笑话：有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要过城门，他将竹竿竖起来过不去，横过来也过不去，这人不知所措之时，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走过来，称自己虽然不是圣人，也是见多识广，他建议将竹竿从中间锯断，就可以通过城门了。这两个笑话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这样的考证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结果的。我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各民族的精神历史和现实生活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而文学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相似性。如同殊途同归，伟大的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然后汇集到了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等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主题之上。所以文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陌生，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互熟悉。我曾经说过，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作品里，读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在属于别人的镜子里也能看清楚自己的形象一样。我相信麦克尤恩在阅读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作品之后，肯定是在别人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形象，然后写下了地道的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这家伙二十多岁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读一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一个天才是如何诞生的。麦克尤恩在这些初出茅庐的故事里，轻而易举地显示出了独特的才能，他的叙述有时候极其锋利，有时候又是极其温和；有时候极其优雅，有时候又是极其粗俗；有时候极其强壮，有时候又是极其柔弱......这家伙在叙述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恰到好处。与此同时，麦克尤恩又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展示出了普遍的文学，或者说是让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继续。什么是文学天才？那就是让读者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从独特出发，抵达普遍。麦克尤恩就是这样，阅读他作品的时候，可以让读者去感受很多不同作者的作品，然后落叶归根，最终让读者不断的地发现自己。我曾经说过，文学就像是道路一样，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的阅读之旅在经过伊恩·麦克尤恩之后，来到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车站；反过来，经过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同样也能抵达伊恩·麦克尤恩的车站。这就是为什么伊恩·麦克尤恩的叙述会让我们的阅读百感交集。我的意思是说，当读者们开始为麦克尤恩的作品寻找文学源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现实处境寻找一幅又一幅的自画像。读者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唤醒自己过去阅读里所有相似的感受，然后又让自己与此相似的人生感受粉墨登场，如此周而复始的联想和联想之后的激动，就会让儿歌般的单纯阅读变成了交响乐般的丰富阅读。什么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这就是。 2008年4月5日 

瞿同祖（1910～2008），字天贶，后改天况，湖南长沙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其治学亦法学亦史学亦人类学亦政治学，纵横开阖，自成一家。尤以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最富盛名，独步学林，别开生面。

民主党刚于麻省参院议席补选败阵，令总统奥巴马看重的医改桉遭受沉重打击，日前联邦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裁定，取消对企业资助竞选活动的金额限制，意味着奥巴马那些无可避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很可能连累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遭银弹广告宣传勐烈轰炸。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没有哪一批革命者像文学革命家那样从革命的大幕刚一拉开就明确意识到自己在这场行将上演的历史大戏中的地位。

范文澜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历史学家，党而不群、政不忘学是他的一个特点。

介绍果戈里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公演后的争论和《剧场门口》的写作缘由。

天我们想谈四个题目，是关于当今世界的秩序以及开创另类方案的可能的政治策略，这些题目都很大，对每个问题我们都只能论及局部。

近期各界对危机原因的讨论升温，部分观点将东亚和产油国较高的储蓄率视为全球失衡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影响储蓄的因素，分析造成东亚和产油国较高储蓄率及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简要介绍了中国储蓄率的变动情况及调整思路，并提出调整储蓄率的可能选择。

《上海国资》：重庆和成都的户籍改革现在外面议论比较多，您怎么看？  曹锦清：农民的城市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向乡镇、县城流动，这在目前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有些县城还有鼓励措施，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农民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这种流动对农民来说，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他并不是很希望得到城市户籍。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公路交通很发达，农民会通过村庄内部自发地调整，向公路边上移动，这样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城市化以后才能享受到的便利。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城市化的形式。  现在出问题的是在地级市和省会、特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现在学者和媒体呼吁进行户籍改革，主要的是要给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以当地户口。给户籍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到会引发的问题：第一，住房如何解决？现在连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无法解决，农民工更说不上了；第二，失业了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农民工确实是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包含在综合保险里面。但是这个钱少了没有用，太多了也不可能。工人负担不起，企业也负担不起。但是如果说多了，比如说按现在每个月五六百块钱的标准算，每年都要六七千块钱。这个钱看起来不多，但你要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外面打工的收入和农业收入都包括在内。这样，如果城市户籍放开，到了城市里就能获得社会保障，农民都不用种田了，都到城市来领失业救济好了。 重庆、成都正在做的户籍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也这样做，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成都是劳动力输出区域，而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劳动力输入区域。对于劳动力输入区域来说，如果放开户籍，那么包括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的需求就要暴增，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个需求？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城郊的农民，你让他放弃他的农村户籍，他都不愿意。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太高了，他可以盖房子出租，可以做小生意，带给他的收益是巨大的。 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说说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农民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曹锦清：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有城市化。还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谈城市化都是废话。现在中国的工业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东部，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所以才有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把全国的农民工都在东部的城市里留下来，这不现实，也没必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产业转移，让中西部省市也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能够吸纳比较多的劳动力，让劳动力在本省范围内乃至县市范围内流动，让农民在附近打工，这样问题就比较少一些。如果是在县市范围内流动，农民根本都不需要城市化。现在的交通很发达，目前90%以上的农村到城市的道路都已经硬化了。农民可以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一个摩托车就够了。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除了少数城郊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的宅基地都是零地价的，农民不需要支付很高的城市地价，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他城市化的成本就很低。其次，虽然农民已经享受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处，但他仍然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对农民工来说，土地就是他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碰上经济危机，他失业了，他还可以退回去种地。可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城市化”。 但是，你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赶农民进城，要小心“好心办坏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提高进城后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会算计，他最清楚到底是进城对他有利，还是继续在农村对他有利。 现在有些地方搞土地换社保，赶农民进城、骗农民进城。这是不对的。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伪城镇化”。你把农民都赶到城镇上去，又提供不了稳定的就业和住房，你让他靠什么生存，他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怎么办？ 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个乡镇都搞一点工业。每个乡镇都有工业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有两个情况你要注意，一个是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另一个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供给是不足的。剩下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就到城市去生活。  《上海国资》：这几年围绕拆迁出现的纠纷特别多，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比较多。您怎么看呢？  曹锦清：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比较大，摊子铺得比较大，每年要修那么多公路、铁路，城市还要扩张，都需要土地。因为速度快，所以矛盾比较集中。不过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仅中国这样，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拆迁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相对来说，2004年之前的征地补偿标准确实是比较低的，之后因为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加上媒体的不断曝光，补偿标准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已经征得差不多了，补偿标准也已经比较高了。现在看，拆迁纠纷主要地是由三个标准不同引起的：前后不一样，征得早补偿少，征得晚补偿多，先被征了的就不愿意；左邻右舍不一样，在具体的操作里面，每个农民、农户的谈判能力不一样，获得的补偿不一样；同一时期同一地块上面的标准有时候也不一样，比方说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的补偿标准就比没有的人要高一些。有些钉子户认准了政府就是要这一块地，就漫天要价。你要是说要让每个拆迁户都满意，这就很困难。说要“合理补偿”，什么才是“合理”？无法客观化。现在正在搞拆迁立法，但是法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中国一是大，二是人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指望一个法律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才起步，如果征地的补偿标准太高，政府就没办法做了，企业也没办法做。现在媒体上、网上的舆论完全一边倒，让地方政府也很难做。  《上海国资》：现在媒体上对基层政府的批评比较多，所以社会上对基层政府的印象比较差。您和基层政府的接触多吗？印象怎么样？ 曹锦清：和县乡政府、干部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贪官污吏是有的，特权确实也有一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都还在做事，兢兢业业，这是最重要的。不少人批评基层政府，都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基层政府没有执行好。中央有些政策确实是好的，但是要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配合，尤其是财政上掏钱，这就比较困难，地方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呢？东部海问题不大，中西部地方政府的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地方政府也有怨气，觉得上面开口子，要下面掏票子。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多数人对中央政府有好感，政权比较稳定。政府的特权问题，有些实权部门，比如工商、税务这些部门，你要说没有吃拿卡要这种现象，那不可能；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这样，也不可能，要是那样，这个政权早都垮台了。地方政府当然确实有整个一窝子都坏了的情况，但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要肯定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基层的很多事情，老百姓还是喜欢讲个情理，不能完全讲法理。比如说，一个村子五年前被征了地，当时大家都同意。现在一看旁边的村子征地补偿高了，他就不服气了。他就要找政府去要补偿。你按法律说，完全照法律来，就要尊重契约，农民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现在就不同。农民闹了，政府算一算，财政上还有钱，再给农民一点钱，就过去了。  《上海国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这是为什么呢？  曹锦清：你看今年出现的几次比较大的灾害，一个是云南的大面积干旱，一个是江西的水灾。这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自然灾害都是发生在支流区域。1998年洪灾过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固了干流的堤坝，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出太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出在支流上，而支流是与农田灌溉直接相关的。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搞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了许多堤坝、水库，全国修的大大小小的水库有8万多个。但那时候由于资源有限，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多数是土坝。经过这么多年，淤塞比较严重，再一个是年久失修，所以问题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自然灾害也有好处，就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让政府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以前农村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国家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干就可以了。现在不大可能这么干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小孩也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国家投入资金，用机械化来替代。今后，国家要确保粮食供给的安全，就要扩大灌溉面积，这就要求增加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把这项投入当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国资》：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比较多，您认为原因何在呢？  曹锦清：这三十年总得来说，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政府做得也不错，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喜欢批评政府，这是好事，社会批判是他的职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种声音，就有问题了。但是反过来说，要用他们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那就要出更大的问题了。现在媒体上和网上的民意，官和民闹起来，一概是官错，穷和富闹起来，一概是富错。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要是说这种舆论都对，那也不可能。总的来说，还是大家都有怨气吧。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积淀这么深厚，在汉唐时期曾经那么强盛过，这一百年落后了，挨打了，所以整个民族都有这么一股怨气。还有些社会群体，比如说下岗工人，他们是改革的代价承担者，有怨气也是正常的。还有某些体制内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多少都还保留着以前的传统士大夫的习惯，现在市场经济让他们很边缘化，他们也比较不满。社会转型期把这种心态更加加剧了。相对来说，倒是中老年农民对政府还比较满意，因为不用交农业税费了，种粮还有补贴，还有合作医疗，现在还要搞养老保障，所以农民反倒比较满意。  《上海国资》：一般可能都会认为您是在做“三农研究”，但看过您的书和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入手是在三农，但关注的其实是“中国”。您认为这种观察对吗？  曹锦清：这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学历史的，尤其是近现代史。我的很多想法，是读近代史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要考虑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这样就有一个惯性，就是把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所以我后来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考虑得比较多。不过也不止是我，应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都会以整体的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可能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当然，这些年来由于学科专业分工，把中国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条块，以专业化的眼光去考虑问题。因为他做博士论文、发表论文、评职称，都是要以这些专业成果做基础的。这种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氛围就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片面化地思考问题的倾向。不过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延续了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还是有家国天下的关怀，总是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放在思考的中心位置。1990年代，我到河南去做调查，做乡村研究，还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是把农村作为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篇章来研究。但是后来走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越来越觉得，把中国作为对象来研究，有些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太大，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二是中国很古老，我们一说就是五千年；三是变动太快，几年一变。比如说农村，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框架都要变。

在某种非常概括的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可以通过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这两个关键词加以梳理。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分析欧债危机历史根源：这场席卷欧洲的危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爆发的一系列银行业危机，以及随后宽松的银行信贷浪潮。信贷繁荣抬高了资金借入国的成本与工资，导致这些国家竞争力退化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先秦的典籍《尚书》、《周礼》中，便记载了法制历史的事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至汉以来，正史《刑法志》中虽以断代法制史为主，但也含有法制通史与法律文化史的内容，至于《通典》、《通考》、《通志》等类的志书中，更集中地收录了典章法制史料。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便规定“此时暂行摘讲近人所编《三通考辑要》”。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正式确定《中国法制史》为法政学堂基本课程，相沿至今，已逾百年。

不知不觉中，五四运动已经九十周年，今年应该有很多纪念活动，而被纪念的主角自然是那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领导者。不过，我想到的是，那些当年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一直受批判者如林紓、吴宓等，是否也有值得纪念至少也是值得关注他们的理由？

由于全球能源价格的连续大幅攀升，近来生物能源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为何聆听新作”这一设问，上述两部作品均给出了满意回答。它们以各自的内在艺术品质，体现出中国当代作曲家对当前创作的深刻思考和对当下人生的深切感受，并显示了作曲家的独特艺术才智和高度专业修养。这样的音乐新作，不仅是当代的懂行听众翘首以盼的，而且也是经典名作所不能替代的。尽管朱践耳《第十交响曲“江雪”》中使用的诗歌文本出自千年以前，但该乐曲对这首著名绝句的独特诠释只能出自20世纪末的当代中国；虽然陈其钢的《走西口》取用了一首古老的民歌作为基本素材，但对这首民歌所进行的复杂音响处理却只能产生在21世纪初的今天。由此，音乐与我们的当下生活产生关联，与听众的心智世界发生共振，严肃音乐的新作品方能在当代听众的精神生活中占居稳固的一席之地。

2005年的文章。走私电子垃圾是紧俏产品。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著没有自己的学术分类体系。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的历程。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尚.布希亚)，著名法国思想家，也是旗帜最为鲜明、著作最为晦涩的后现代"超级"理论家。（只改了标点和明显的西文拼写错误，未校对文字－－人文与社会）

在20世纪的戏曲研究中，元曲研究无疑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本文在回顾20世纪元曲研究时，主要是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来元曲研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一检讨，文中对过去元杂剧“戏剧”式的体认、元杂剧宾白的归属等问题都提出质疑。展望21世纪的元曲研究，作者倡议“讲一点还原法”，“重一点形式研究”，“多一点纵横上下”。

从实际生育率谈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