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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研究状况 我同意那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性的。《格萨尔》史诗虽然产生于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独特的魅力,早已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竞相开放,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早在1776年和1883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和帕塔宁,就分别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两部著作中,把蒙文版《格萨尔》和藏文版《格萨尔》介绍到欧洲,并出版了俄文译本。此后,国外学者像蜜蜂采蜜一样纷纷到中国来采风、考察、搜集《格萨尔》史诗。现在,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蒙古、印度等20多个国家都有一批专家学者在研究《格萨尔》。涌现出帕拉斯(俄国)、帕塔宁(俄国)、弗兰克(德国)、达维·尼尔(法国)、石泰安(法国)、策·达木丁苏伦(蒙古)等一批著名的研究专家。 明宗祯三年(1630年),有人根据一个青海说书人的叙述,把部分《格萨尔》的内容译为蒙文版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北京出版后,外国学者才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一史诗,从此逐渐引起了外国学者对这一史诗的关注和兴趣。他们的研究是从蒙文本人手的。 据考证,国外第一个研究《格萨尔》的学者,当数俄国学者帕拉斯,他曾于1776年首先在《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介绍了《格萨尔》,论述了史诗的演唱形式和与史诗有关的经文,并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从此以后,国外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渐渐拉开,带动了许多有识之士投入到这个行列。 1871年,英国旅行家沙乌在伦敦出版的《高鞑靼、叶克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一书中,对《格萨尔》作了评介,并第一次提到了“格萨尔是罗马康斯坦丁堡的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这样一个观点。这些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国外最早研究《格萨尔》的文章。 在这以前,外国学者评介、研究的,主要是蒙文本《格萨尔》,到了19世纪末叶,外国人才开始注意到藏文本《格萨尔》。 1879年和1881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闯入我国的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从1867~1885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曾先后4次到我国的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进行所谓的“探险”。1884年8月,他到青海省玛多县的黄河源头,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格萨尔》的手抄本。1876~1899年的23年当中,沙俄军官帕塔宁曾先后5次到我国的西藏、青海藏区进行了所谓的“探险”,获取了一些藏文本《格萨尔》资料,回国后发表了许多关于《格萨尔》的文章。 随着蒙文本和藏文本《格萨尔》的陆续翻译和出版,国外《格萨尔》研究工作也逐步得到了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为止,国外发表的涉及研究《格萨尔》的论文有近300篇;还有包括1931年巴黎出版的法国女学者达维 ·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1957年莫斯科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木丁苏伦的《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和1959年巴黎出版的法国石泰安的《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等几部专著。 此外,由不丹王国国家图书馆主持,用藏文出版了37部(一说为27部,一说为40部)《格萨尔》,还专门聘请了法国《格萨尔》研究专家石泰安为《格萨尔》写导言。这是迄今为止国外规模最大的一次《格萨尔》出版工作。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虽然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因缺乏原始文献资料,又受到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的局限,特别是缺少同民间艺人的密切联系,对深入研究《格萨尔》有诸多不便,所以研究进度缓慢。虽然涉及的范围较广,但是主要限于一般的介绍和评论,所介绍的内容也很少,只是部分章节,有的则是简单的内容提要,只说明了在我国的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有一部《格萨尔》史诗。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各有自己的特点,取得的成就也不尽相同。根据我国学者降边嘉措先生的分类,将其分为东方学派和西方学派两大类。 这里说的东方是指前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对《格萨尔》的研究十分重视,据有关材料介绍,在列宁格勒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了许多藏文、蒙文手抄本。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研究机构中,也收藏了不少《格萨尔》的资料。 在东方学派中,对《格萨尔》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要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其中的佼佼者又要首推策·达木丁苏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个东方学派的水平。他精通蒙文、俄文,也懂藏文,他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于1957年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了研究《格萨尔》的专著《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它不仅是苏伦研究《格萨尔》的代表作,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方学派的研究水平和最新成果。他在该书中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同时对民间流传的关于格萨尔的各种传说,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格萨尔》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着重阐述了它的人民性。他研究《格萨尔》不是靠第二、三手资料,而是直接阅读蒙文和藏文原文,还广泛涉猎了有关汉文资料,专门写了一篇《中国史书中的格萨尔》,对史诗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和格萨尔活动的地域,作了一些考证,并对蒙、藏《格萨尔》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的异同和相互关系。 西方对《格萨尔》的研究要晚于东方,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较大发展,而在50年代之后,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在某些方面显得比东方学派更为活跃。在西方学派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关注,一位是法国女学者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另一位是法国藏学家、东方学专家石泰安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工作,代表了西方学派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 亚历山大·达维·尼尔,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史诗发生兴趣,当时她年仅18岁,为了获得史诗《格萨尔》的资料,从巴黎专程来到中国,在四川康区住了很长时间。她学藏语文,穿藏服,从民间艺人的口述中记录了一部分《格萨尔》,返回巴黎整理后译为法文,于1931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她后来又到康区住了10多年,到过传说是格萨尔故乡的德格和邓柯地区,并访问过自称是格萨尔后代的岭仓土司,从民间搜集到了《格萨尔王传—姜岭之战》的藏文手抄本,长达648页。这一珍贵的资料,至今流落法国。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云登的喇嘛的帮助下,她直接听艺人说唱《格萨尔》,并记录整理,同时收集了一些手抄本和木刻本。她的可贵之处是能够直接深入到史诗流传最广的地区,与喜爱史诗的藏族群众接触,与说唱艺人接触,能够得到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就不同于仅凭文字材料的研究者。她回国后,将她收集的资料,包括手抄本、木刻本和直接记录整理的艺人说唱本,综合整理成一本格萨尔故事,题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她在该书的前面写了一个很长的序,叙述了她搜集整理的经过,也谈了她对史诗的认识和评价。尽管此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比较详细地向西方介绍《格萨尔》的书。不少西方人士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格萨尔》,并引起了他们研究藏族史诗的兴趣。 石泰安教授是当代西方著名的藏学家,法籍德国人。他也曾深入原西康省的德格、邓柯地区考察,得到了各种版本的《格萨尔》,并访问了一些艺人。195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这是他根据搜集到的各种版本用散文编写的一部缩写本。1958年,他发表了《格萨尔生平的藏族画卷》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格萨尔的卷轴画。1959年出版了《格萨尔王传研究》。由于《格萨尔》过去没有定本,也没有人作过比较详尽的整理和研究,当时在欧洲,他的这三本书引起了许多东方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1959年,他又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的著作。他旁征博引,立足于藏文资料,从历史文献、民族文物等方面,探讨了这部史诗形成的各种因素。内容比较丰富,可以看作是西方各国关于《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总结。 石泰安教授长期从事《格萨尔》研究,对向西方国家介绍这部伟大史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对藏族的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宗教、天文历算都有广泛的兴趣,并作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他以渊博的知识作基础,从藏族的历史、民族文物、历史文献、社会风情和宗教信仰等不同领域,对构成《格萨尔》的各种因素作了探讨,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其次,法国巴黎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第四部(即历史与语言学专业)的藏学家艾尔费女士的《藏族格萨尔王传的歌曲》一书,开创了国外《格萨尔》音乐研究的先河,她根据8位藏族艺人的录音资料,对格萨尔的歌曲进行文体、诗律、曲调及与其他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史诗的音乐和语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开拓了《格萨尔》音乐研究的新领域。国外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首先很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他们将史诗的各种版本,包括口头记录本、手抄本、木刻本及各种文字的版本都收集起来,大量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就为史诗的研究奠定了详实的资料基础。概括起来,东方学派比较注重研究《格萨尔》的主题思想,阐述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以及研究史诗所塑造的艺术典型及其社会意义。他们还特别致力于蒙、藏《格萨尔》的源流关系以及史诗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而西方学派更多地注重史诗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认识作用,充分注意了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他们把对《格萨尔》的研究,作为整个藏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国外从事《格萨尔》研究的人,眼界比较开阔、研究方法比较科学、研究手段也比较先进。他们能够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着眼,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研究,路子比较多、领域比较宽,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因此,成果比较显著。 然而,国外对史诗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尽管比较丰富,但总的看来只不过是整部《格萨尔》里很少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部较好的译文本。因此不免有些肤浅,缺少深度,有时还有猎奇、牵强附会以及想当然的现象。但值得一提的是,仅就他们使《格萨尔》作为民间文学的信息,飞越国境,传向世界,从而帮助西方人改变只有希腊才出现完备的史诗,只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才算史诗的偏见而言,就是不简单的。同时,经过他们的手笔,使先前不为学人重视的《格萨尔》史诗,今天昂然登上了国际性的学术论坛,成为持久的议题,他们更有不可埋没的功劳。 二、国内研究状况 据考证,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早在400多年前就受到了藏族学者的关注。以觉囊达拉那塔、松巴益喜班觉(1704~1788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章嘉若必多杰(1717~1786年)、宦芒班智达、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等为代表的藏族学者,在《关于格萨尔的问答集》、《安多政教史》、《朗氏家谱灵犀宝卷》等著作中对格萨尔的生平年代、出生地点、世袭血统以及格萨尔是否为历史人物和对一些有关地域进行了考证性的研究。他们的努力奠定了《格萨尔》研究的基础,为后人从事《格萨尔》研究起到了启蒙作用。但是,藏族学者对《格萨尔》的研究,由于交通闭塞和语言的局限性,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很少为外界所知,也未能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在国外。然而在国内,研究史诗的历史比国外早近200年。 就我国而言,最早向其他兄弟民族读者介绍《格萨尔》史诗的大概要算任乃强先生。任先生系四川大学教授,著名的藏学家,主要研究康区的社会历史。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到康区实地调查时发现《格萨尔》深受广大群众的青睐,有似《三国演义》在汉族社会中的影响力。他在康区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回到成都撰写了两篇文章,即《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分别发表在1944年的《边政公论》第4卷第4、5、6合期上和1947年9月的《康藏研究月刊》第12期上。在这两篇文章中,任先生分6个问题,对所谓的“藏三国”即《格萨尔》的流传情况、卷帙概况、艺术特色等作了介绍,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也作了一番考证。关于史诗的部数,任先生根据当地有关人士的介绍,说共有25部,并列了篇名,讲了内容提要。 继任先生之后,一些汉族学者,如彭公侯、陈宗祥、李安宅、马长寿、何建熏、韩儒林、刘立千先生等也写过文章,对《格萨尔》作了介绍。他们还翻译介绍了国外研究《格萨尔》的论著,如陈宗祥、彭公侯先生将任先生从国外搜集到的拉达克等英文本翻译成中文,陈、彭二位还将达维?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翻译成汉文,成为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外文译著。之后,又翻译了弗兰克的《藏三国本事》和西德瓦尔特·海西希的《论格萨尔史诗的一致性》。刘立千先生曾在解放前夕,将岭苍土司家藏木刻本《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翻译成汉文。从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中,人们对《格萨尔》有了朦胧的认识。30~40年代,我们的祖国正处于黑暗时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因而对这部史诗没能引起国家和学术单位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下,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出现过三个高峰: (一)20世纪50~60年代 在此期间,仅青海省就组织了200多人的普查队,在史诗流传的主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抢救工作,不少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截至1964年,青海省累计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达28部74种之多。同时相关机构还不失时机地广泛发动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将搜集到的全部藏文资料译成了汉文,并铅印成资料本,约1300多万字,百万诗行。 有了初步的资料之后,有些学者就《格萨尔》的主要内容、流传地区、部数、版本等方面的情况写了一些调查报告、论文等,对史诗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的介绍和探讨。这些资料,既是对史诗的一个很好的宣传,又为开展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推动《格萨尔》工作的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2月,青海省率先出版了由著名学者桑热嘉措、才旦夏茸、古嘉赛、吉合洛、欧旺群培等整理编辑的藏文版《霍岭大战》上册。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正式出版了青海省学者翻译的汉译本《霍岭大战》上册(即霍尔入侵之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民族画报》及《青海日报》等大型报刊发表了介绍文章,并配发了图片,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从此,《格萨尔》史诗的部本在国内有了正式出版物。 (二)1979~1990年 民间艺人是来自人民的艺术家,通过他们保存下来的口头作品,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80年代初起,各省区组织力量,深入农牧区,对说唱艺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寻访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艺人,如玉梅、才让旺堆、格日尖参等,并开始录音整理他们的说唱部本。 这个时期,也是《格萨尔》翻译史上的繁荣时期。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汉译本,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翻译的。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原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老一辈著名的藏学家王沂暖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同艺人华甲合作翻译了《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它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史诗版本,是一难得的珍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潜心从事翻译工作,将《降伏妖魔之部》、《花岭诞生之部》、《分大食牛》、《降伏妖魔》、《卡且玉宗》等《格萨尔》部本翻译成汉文,目前已出版了14部,为《格萨尔》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吸引更多的人欣赏、研究它创造了条件,在《格萨尔》翻译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6年12月由降边嘉措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格萨尔》研究专著《格萨尔初探》出问世。该书对史诗理论、史诗研究、《格萨尔》的产生年代、流传与演变、《格萨尔》说唱艺人、《格萨尔》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它与宗教的关系、世界上主要史诗在我国的传播情况、我国丰富多采的史诗以及史诗研究的重要意义等方面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弥补了我国《格萨尔》研究专著之空白。接着,1989年降边嘉措的又一部力作《(格萨尔)的历史命运》和杨恩洪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等两部专著相继问世。 (三)1991年以来,《格萨尔》研究工作进入了第三个高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已形成了一支雄厚的研究队伍,从事研究的人员达1000多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共发表论文700多篇,译文和整理本数部,出版《格萨尔》研究专著10多部、《(格萨尔)研究论文集》12部、国外《(格萨尔)研究译文集》3部、国外《格萨尔》研究专著译本2部,编印《(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8本、《(格萨尔)工作通讯》数期,《格萨尔研究》内部资料本5期,以及《中国(格萨尔)》正式出版物1期等。可以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归纳起来,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特点: 1、著作、集成纷呈,且涉及的学科多,研究的问题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格萨尔》学界学术成果尤为喜人,出版了10多部研究专著。1999年8月出版的降边嘉措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论述了《格萨尔》史诗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流传演变、人物、语言等,从藏族文化的结构形态追溯《格萨尔》史诗产生和传播的原因,从多学科的角度论述了《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他的《(格萨尔)论》一书,从对史诗和史诗研究情况的叙述作为开场白,深刻地论述了《格萨尔》史诗流传演变的过程、古代藏民族的图腾崇拜、佛苯之争与《格萨尔》的发展以及对说唱艺人的研究等问题。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从史诗说唱艺术这一综合艺术形式着眼,利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多侧面地、立体地论析了它的历史轨迹,寻找史诗说唱艺术发展的轨迹。根据艺人所处的不同地区、传承各异,将其分为神授艺人、掘藏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个类型,第一次将《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了分类,为深化史诗研究、艺术史研究、神秘文化研究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伟的《(格萨尔)人物研究》,是近几年蓬勃兴起的《格萨尔》学研究活动中一项具有创见性和开拓性的新成果。全书共分为两部分。她把第1部分“论《格萨尔》人物的结构、性格和原则”为全书的总论,第一次把《格萨尔》的众多人物理出了一个完整体系。第2部分为8篇人物专论。她选择了统帅奇才、叱咤风云的雄狮大王格萨尔;深谋远虑、德高望重的总管王绒察叉根;不同身世、智勇双全的英雄战将贾察和辛巴梅乳泽;堪称妇女精英的珠牡、噶萨拉姆、阿达拉姆、梅萨;具有特殊性格、特殊本领、特殊作用的晁同和米琼卡德等关键性代表人物。就其在史诗中反映的思想和行为、从内涵到外延、从当时的作用到后世的影响,按照每个人物所处的地位和人们议论较为突出的几个焦点,从纵横两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挖掘,论证了总纲中提出的主要论点。 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主要论及了史诗的主题、史诗的宗教、史诗的王室与部落、史诗的风俗与习惯、史诗的题材组织、史诗的横向流传等。涉及面虽然不太广,但作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史诗中的岭国英雄、王室和部落章节中,对史诗中究竟有多少部落或邦国同岭国发生战争,以及对各自部落或王室的构成状况作了详细地探讨和分析,从而得出《格萨尔》不是一个世纪的产物的结论。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作者把《格萨尔》的研究和藏族部落社会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部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风俗等方面着力论证了《格萨尔》与古代藏族部落社会间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从《格萨尔》部落社会的形成及演变中透视了古代藏族部落社会的影子,掌握了藏族原始部落社会的雏形。赵秉理的《(格萨尔)学散论》,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历代中外史诗与《格萨尔》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对某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展开争鸣,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再者,从史诗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探讨《格萨尔》的有关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翔实、珍贵的文献资料。为了记载国内外对《格萨尔》研究这一历史壮举,赵秉理先生花费10多年的时间,全力以赴精心编辑的《(格萨尔)学集成》(第1~5卷)于1990~1998年出版。该集成全面展示了《格萨尔》的研究成果,其中有《格萨尔》工作的主要文件,国内外《格萨尔》研究概况,《格萨尔》研究专家学者小传,近百年来关于《格萨尔》的主要研究论著,等等,被专家称为“研究《格萨尔》史诗的资料宝库”。 角巴东主和恰嘎·旦正合作撰写的《(格萨尔)新探》,以敏捷的逻辑思维、求实的学术风格、超前的研究方法,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格萨尔》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习惯、流传区域、古籍史料及《格萨尔》的产生和发展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用藏文撰写完成,填补了《格萨尔》学领域无藏文专著的空白。而角巴东主的《(格萨尔)疑难新论》,在理论联系实际、充分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查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格萨尔》学方面遗留的许多疑难问题,如《格萨尔》与宗教的关系、蒙藏《格萨尔》关系,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对《格萨尔》神授艺人、伏藏艺人和圆光艺人等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并对《格萨尔》的历史价值、遗物遗迹所反映的人物、事件、宗教观念、语言艺术特色以及各种版本的异同点、国内外的研究历史、现状等作了多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恰嘎·旦正的《(格萨尔)研究集锦》一书,主要对《格萨尔》中的一些地名、人名和岭国、四方敌国的疆域、地名进行了考证,特别对《格萨尔》文本中反映的家神、地方神、战神以及史诗中藏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2、召开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 随着《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大力开展,90年代以来,在四川成都、西藏拉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甘肃兰州、青海西宁等地成功地召开了五届国际性的《格萨尔》学学术研讨会。综观五届研讨会,有这样一些特点:参加的人数多。来自十几个国家30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出席了这五届研讨会;论文选题多涉及面广。分别涉及到《格萨尔》中的人物研究、语言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戏剧艺术、民俗文化、最五量产、艺人演唱、婚丧习俗、部落社会、军事问题、图腾崇拜、生态旅游等;研究论文数量多,共收到400多篇。大多数论文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用文艺学、文化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进行了研究,开拓了《格萨尔》研究的新领域。 3、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格萨尔》精选本 的编纂。 当前,《格萨尔》工作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直到现在,我国仍然没有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完整本于。在198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由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理论家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教授和王平凡等同志提出:在收集整个理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应当编纂出股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精选本。之后,这项提议被写入了“六五”规划。经过17年的努力,终在1995年正式立项,并得到国家财政的专项资助,作为中国社科院院级重点科研项目。精选本拟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在众多分散的200多部分部本和变异本中择优选粹,同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地吸收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计划编纂40卷,每卷约40万字,集中体现我国《格萨尔》研究的最新成果。截至目前,已出版了《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霍岭大战》(上下册)、《大食财宝宗》、《陀岭之战》、《歇日珊瑚宗》、《杂日药物宗》、《阿扎玛瑙宗》、《卡且松尔石宗》等12卷13本,占计划出版规模的30%。 《格萨尔》精选本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喜马拉雅山,它的问世将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一份厚礼。 [参考文献] [1]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R]:第、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2]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 . 西宁:青海民联出版社,1989:213。 [3]杨恩洪,《国外(格萨尔)研究综述》[A]: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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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绝大多数都是由德文、英文和法文写成的,因此,对MEGA(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编辑一般都是由欧洲人做的。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MEGA第II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工作,特别是最后几卷却主要是由日本学者完成的。那么,为什么日本学者能够实质性地参与MEGA的编辑工作?他们究竟承担了哪些工作以及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特点?这些对于同为非印欧语系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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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工匠》、《钢的琴》多少唤起了人们对于消逝的工人阶级生活的怀旧和惋惜,那么这些与工人阶级有关的叙述没有说出或无法说出的故事是,另外一个与工人阶级衰落密切相关但又在这种叙述中完全"不可见"的群体就是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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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再次面臨區域性的政經結構的鬆動與轉型,這正是打開反思兩岸關係、乃至於中國近代歷史的契機,也是一個重要考驗,我們是否能在變局中重新認識冷戰、內戰、殖民、新殖民問題,進而通過去殖民,而達到真正「主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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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搁在我们面前的题是相当大的。直接的对象是20 - 30 年代的"革命文学",但"革命文学"也就是革命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20 世纪是历史上第一次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出现了,而其大部分崩坏、解体了的世纪。现在世界上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时的梦,"革命文学"也是一时的梦,没有再探讨的价值。但我不这么想,而且有些人趁着这气氛赞美、歌颂现在的情势主张,人本是利己的动物,以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就是最适合于人、能顺利地引出人之力量的社会;重视"平等",以"平等"为目标的想法不过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然而,看这些潮流,听这些意见,我就想起鲁迅鼓励许广平的一句话:"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 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诚然,20 世纪的20 - 30 年代,包括当时有最高智力的人们在内的不少人心怀的希望和憧憬里也含有过大的希望甚至于幻想的成分,那是后来数十年的历史残酷地证明的。但从20、30 年代到20 世纪末,经过了70 - 80年的时间,我想如果历史上的一切现象都经过半世纪以上才能表示其本性,那么半世纪以后,什么世界等着人类,现在不能知道。当然我不是单纯的"未来不可知论"者,更不是"光明黑暗交代论"者。如果靠着那样的想法,那就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我要主张的不过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但别的一方面财富集中于少数的人,贫富隔差日益扩大,把社会分为"强者"与"弱者"、"胜利者"与"失败者"那样的社会) 决不是(和不能是) 最近于人类理想的社会。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不那么微薄。当然,我也承认只相信人类的智慧是无力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冷静且大胆地检讨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弱点和失败的原因。我以为这原因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有理论上、理想上等等复杂的原因。当然把这些问题一下子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今天要考虑的只是从文学的方面,尤其是文学运动、文学理论中看得见的思考倾向、思想方法。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整个问题之很小一部分,但至少那含有接近整个问题的线索。作为具体的对象,要重新想一想鲁迅。为什么现在再一次提出来鲁迅? 因为我认为:在中国和日本我们都一直重视鲁迅,然而还有点没学完的方面。鲁迅在他生平的"后面",容纳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是众所周知的,我也写过,基本上同意于这种想法。但是,我常常也说,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方面容纳? 他的后期思想有没有什么特色? 如果有,那是什么特色?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特别是文化界的"左倾"想法越来越强,甚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展的工作是党中央的任务,不是一般的学者、研究人员的任务这样的想法也扩大了以后,连提起鲁迅的思维方法有没有个人特色的问题的本身,也被看做有点敏感的性质的气氛都出来了。(这种气氛在日本也有,虽然程度上有差异)这次我想把鲁迅的关于"革命文学"的几句言论重新读起来,谈一谈他言论的特色。1. 关于"左翼文学"之历史意义的评价:资料1 - 2 (以下的原文都本来周知,不必引用,但这次讨论会记录的读者不一定是专家,为了他们的方便,只把特别必要的部分在别纸印作资料) 这3 种是表示鲁迅对"左翼文学"的基本评价。A - 1 从开头到" --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一文,明晰和的确指出了中国"左翼文学"之特色和"知识的青年们"在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史里的作用和意义。但经过了"文革"后,随着批判"左倾"的气氛增大,把鲁迅看做"偏激"的看法也出来了。一部分人把资料2 中的"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的一文解释为鲁迅无视或者轻视"左翼文学"以外的文学的表现。我不能同意这种见解,我以为,关于这句话,必要考虑这是座谈会上该报告所附资料。以下均同。两个方面:第一,鲁迅接着这么说:"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鲁迅在这里要说的是统治势力对他们的镇压就是压杀中国文学的难得宝贵的年青的力量。这一文是鲁迅对统治势力的愤怒和对被杀的年青文学者的悲伤之表现。资料3 是很有意思的资料,对斯诺提出的第三问,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是谁,鲁迅作家里跟茅盾、丁玲他们一起,举出了沈从文,诗人里举出了冰心、胡适、郭沫若。可见鲁迅并没有无视左派以外的作家、诗人。这篇文章还有一句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A - 3 下方3 行"就本质而言,文艺复兴和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鲁迅所谓的"左翼倾向"不是由创造社、太阳社的主张才出现的,而是五四文学革命早已具有的。换句话说:鲁迅的"左翼倾向"的范围比后来的一般的用法广一点。我认为鲁迅这样用法,也有道理。有兴趣的是,日本左翼作家宫本百合子也在她的一篇评论题为"春桃"(读了包括许地山的《春桃》在内的日译中国短篇集,小田岳夫编《现代支那文学杰作集》(1941. 7 春阳堂书店) 的感想里写道:"(这些短篇小说) 都继承了鲁迅以来的'对人民的生活的一种似乎民粹派的传统'。"在这里,宫本把"民粹派"这个词用为赞词,她的看法和鲁迅的看法之间有共通的因素。2. 鲁迅关于"左翼文学"的发言:这种发言很多,只就有代表性的几句谈一谈。资料B - 1 和2 ,都是反对"为宣传的文学",但同时,他也说:发抒作者自己的意见,结果带着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乍一看,他这个意见好像是太当然的,本来不用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作者的意图或者动机与作品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这个广大问题的一部分,几乎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对于"文学"家,这个问题一直是不能忽视的问题。那是为什么呢?"左翼文学"家大多往往有比较强力的使命感,也可以说是原因之一个。"左翼"本来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所以作为文学家,也想尽可能明白地表现他(或者她) 的动机。加之,这样的倾向是越来越厉害。在苏联,在中国,在日本等诸国,虽然各有各国的差异", 左翼文学"家的要求都有几乎一样的倾向。在现在看来,鲁迅到了加入左联之后,还保持着资料B - 6 的见解,是值得注目的。他虽然附上若干的希望、劝诫,也明确地指出:"我想,两位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年青的沙汀和艾芜与鲁迅的关系使我们日本人联想小林多喜二和志贺直哉的关系。但时间和篇幅有制约,关于这个问题不能不从略,简单地说,白桦派的作家志贺直哉信赖左翼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而劝诫他说"有主人的文学是不好"。当时日本的有些"左翼"里骂志贺说"小资产阶级作家",小林却并没有反驳,继续保持对志贺的尊敬。志贺听了小林被特高警察虐杀的消息,也在日记里写愤激之语和"忽然觉得他们的意图可能实现"。我想,关于详细,最好是如果以后有时间,请祖父江先生谈一谈。志贺反对"有主人的文学",鲁迅否定"为宣传的文学"。虽然这两句话的意思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都认为从作者的内面自然地喷出才是有价值的文学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我重视这一点的理由是因为在中国(在日本也是) 的"左翼"里,把这种意见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强大,作品和作家内面有没有必然的关系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看法就是这样(问题复杂,请容许我简单化一点说)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一切思想都有阶级性,对各种现象的价值判断是被阶级性决定,在作为未来的阶级的无产阶级来看,认真的描写和宣传之间不会有矛盾。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来看,那些矛盾已经"扬弃"了。这样的想法之基础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的信赖。日本的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曾经指出:日本的知识界由马克思主义头一次学习了一种新的课题和解决这个课题的方法:就是要把握社会的现实时,不仅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例如政治、经济、思想等等) ,还要学习各个方面互相的关联,综合地考察整个现实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保有的"体系性"助长了这些倾向。(为了节省篇幅,不敢翻译原文,引用者节译了。如果和原文不一致,责任在引用者。)以上是关于日本的思想情况的解释,中国的思想情况和日本并不一样。但在中国,有比在日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那就是对苏联的印象的差异。苏联是打倒沙皇,否定帝制的结果产生的国家。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一直受过天皇制教育的一般国民来看,十月革命带来的印象是可怕的。在中国,情况不一样。"革命"这个词本来没有不好的印象,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至少和日本的群众保有的警惕,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中国是刚刚打倒清朝成立的"民国"。建国后不久苏联政府宣布把沙皇俄国从清朝夺取的诸权益归还这个事实,又给中国国民以很强的印象。加之,"革命文学"这个词登场提出来的20 年代,正是承继孙文提起的"三大政策"开始的"国民革命"时期,这个词意味着"国民革命的文学"。尤其是积极参加国民革命的年青文学家把作为苏联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看做理想的思想、辉煌的理论也是有道理的。这么看来,可见虽然日中思想情况有不小的差异,两国的年青知识人却共通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为几乎完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应该一个劲儿学习的对象,其理解往往是公式的、机械的,也是难免的。在那样的思想气氛里生活的他们,很可能觉得: 鲁迅所说的"为宣传的文学是无力的"这种话才是无力的,没有正中要点的话。在当时的他们看来,"宣传"就是宝贵真理的传达,对民众的启蒙。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还没有充分详细的理论,是他们想也想不到的事情。鲁迅(志贺也是) 所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关于文学怎么能影响人的精神,文学里的什么成分有能动人的力量这个复杂微妙的问题。在现在谁也不能简单地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当时年青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作家"们以为这个问题已经旧了,详细地研究、考虑是不必的而走过了。其实,鲁迅自己已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线索,虽然用间接、若无其事的方法。那就是资料B - 4 (11/ 14) 。知道叶永蓁的人近来几乎没有。《小小十年》也比较难找。到了1985 年才出版了包括这篇小说在内的《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比较容易读到了,但关于细节,现在从略。资料B - 4 特别值得注目的是引用的冒头的4 行和从第8 行到第10行。他说:"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 却又正是脱出了自己的衣裳。"(11/ 15) 乍看,可能有些人以为:这句话只是关于文章表现上的问题,但把下文读下来,我们又能知道那不只是文章表现的问题,正是思想上的态度问题。鲁迅从别的方面又指出了"左翼文学"往往显示的弱点。资料B - 5 ,他说"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老实说,我一直认为:鲁迅劝诫的这个问题即"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就是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充分地继承的部分。这篇评论的题目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也容易引导读者之关心到鲁迅反驳梁实秋否定文学有阶级性的方面,所以读者大都放过了鲁迅这句话的意义,也有理由。但从别的一面来看,读者的关心倾向于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那本身表示他们的关心主要是集中于"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看文学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往往想:已经有完美的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学习的对象,照那体系的指示来思考是好"马克思主义者"的标识。他们往往以为:鲁迅所说的"着力"之内容,不过是文章表现等等的技术。其实鲁迅指出的中心不在那里,而在文学者应该着力的是他叫自己的眼睛更正确、更深刻、更敏锐。诚然,鲁迅也常常说为革命文学要"革命人",但同时,他也再三指出了革命人是难得的,不是自己以为就能成的。例如,他说:"从这一阶级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 4,《三闲集》,《全集》第4 卷第136 页) 经过了"三反五反"及其他的思想运动的人往往把这句话跟群众大会上的"坦白"的光景接合起来,但鲁迅指出的作家所写的内容的问题,也就是那是否从他的内面冒出的问题。篇幅和时间的余裕已经不多了。最后我想,这样看来之后对20 世纪的包括"革命文学"在内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初步的思考谈一谈。第一,要再一次确认: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而不变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就此,已经有不少的指摘,原来"辩证法"就是这样,也有"怎样的真理也被一步夸张时,就转为反对物"的话,但20 世纪的实际历史上,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也有未解决的问题的例子是不少的,特别是关于文学艺术等等文化问题,这样的倾向很强。我想,在这一点,鲁迅的态度有很深的参考价值。第二,要正确认识历史的意义时,需要长的时间尺度。关于这一点,我想看一看鲁迅和瞿秋白的论争。资料B - 7《关于翻译的通信》就是例子。瞿秋白和鲁迅的互相信赖与尊敬的事实是被称为"革命的友谊"而很有名的。但我读了这次通信,感兴趣的倒是他们两个人之中的不一致或者对立。他们都主张在中国必要更新的现代言语,但是瞿秋白主张:"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鲁迅不赞成瞿秋白,说:"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他这样主张的根据是中国还有文化水平上和地域上的很大差异的事实。他又说:"什么人全都懂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这分歧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年龄之差。瞿秋白是1899 年生的,比鲁迅年轻18 年,几乎一世代的差。一般的说,年轻人对于理论喜欢彻底,对于事情喜欢变化、发展得快;虽然如此,另一个,有更强的力量的大概是对历史是急速地发展这种思想的确信。鲁迅倒知道为了变革中国,有很多、很大的困难。他不能相信中国的历史的发展能像瞿秋白所说那么快。从别的方面来说,瞿秋白作为年青"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和确信"普洛列塔里亚"的胜利快来。鲁迅虽然在一方面承认未来社会之指导力量是"普洛列塔里亚",但经常从中国文化(包括社会的习惯、想法等在内) 整个儿地变革进行思考的他,不能相信历史的发展像瞿秋白说的那么快。乍看,这个变异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和还没有完全受容"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的差异,可是,如果"革命"不只是夺取政权,还要变革整个文化的话,可以说鲁迅的思考方法比瞿秋白还全面、深刻。至于关于这些问题,看过20 世纪后半的历史的人,以为鲁迅比瞿秋白还正确地认识中国的现实也有道理。最后就我刚才说的看历史时必要的时间尺度,想做一点补充。我在开头也写过,20世纪末以来,把世界的广大人民引导于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和对资本主义的赞美的气氛。然而如果20 - 30 年代的看法包括不少的幻想的话,现在,就是20 世纪末刚刚出来的这种看法,也可能是一种幻想。我想,这不只是个人的希望,而是对人类的进步的确信。从法国革命以来,在经过了200 年以上的历史之中获得,成长过来的人类的权利意识和对"平等"的要求,不会是那么脆弱。〔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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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位制" 的视角透视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的研究,一般被认为肇始于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型。之后的讨论和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展开:1) "新传统主义" 与历史是什么关系?2)"新传统主义" 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3)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的权力和权威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分析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同时关注结构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正深入到单位组织的变革现场,以把握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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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年3月13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伟利楼德国研究中心
施鲁赫特教授(Wolfgang Schluchter)简介:1938年出生,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任曼海姆大学教授,后长期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76-2006),曾在德国、美国、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客座讲学。施鲁赫特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斯·韦伯研究,对韦伯的学术思想有精辟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发展,世界上几乎所有韦伯的研究者均受惠于施鲁赫特教授的研究,被誉为天下韦伯第一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历史学、宗教研究等领域,著述极丰,代表性著作有《现代理性主义的产生——韦伯关于西方发展史的分析》、《世界的祛魅——韦伯研究六论》、《宗教与生活:韦伯的文化与价值理论研究》、《宗教与生活:韦伯的宗教与统治社会学研究》、《韦伯关于儒教和道教的研究:评述与批判》等。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邀请施鲁赫特教授来京讲学,并2011年3月13日下午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航天工业大学和《中国图书评论》等机构的学者座谈。
潘璐:很高兴,我们读书会大家能够抽出时间来,今天又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请来海德堡大学的施鲁赫特教授跟我们座谈一次,北大德国研究中心请他来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我们这个学期一起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我想今天就以这本书以核心谈一下,与韦伯专家做一次对话,并借此机会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施鲁赫特:我首先要讲的一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首先这是两篇文章,在1904和1905年先后发表。这中间有一个的停顿,韦伯曾于1904年到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他急于把第一篇文章在赴美之前赶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篇文章里有很多错误的原因。当时排字工在许多英文段落里排版出现了问题,最后成书时,尤其在脚注部分,错误很多。后来再版时,包括翻译版本,这些错误不断被重复。1920年,韦伯写第二稿时,有些错误他也没再改。第一篇文章里,他先提出问题,在第二篇文章,他试图解决问题。第一篇文章中韦伯沿袭了桑巴特的观点:桑巴特在他两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里面也提出这个问题,人的哪些精神状态对于加强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文章一开始他写到,我目前不想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我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精神的状态,精神怎样跟结构一起来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在第一篇文章里,他强调即使没有资本主义形式,也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精神。而反过来,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也可能会有资本主义形式。第一种情况发生在新英格兰,那里现有了这种精神,却还没有相应的形式;第二种情况发生在意大利,那里已有资本主义形式,但还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早已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新教精神加入以后,便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另外,韦伯在方法论上的兴趣点在于分析精神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并证明精神和形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亲和力的关系。
在1904年底、1905年初撰写第二篇文章时,韦伯想要阐释基督教义的哪些前提发展成内心禁欲或者职业禁欲。这部分比较复杂,使韦伯深陷神学界的争论,因为他不是专家,对情况的复杂性并不是很了解,因此对问题的分析也不很透彻。他试图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宗教作为职业禁欲的基础。在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处,韦伯给出一个晦暗的前景:以职业作为生活的意义,意义的重要性会渐渐丧失,甚至被工具化,这最终会导致意义的缺失,让人放弃个人的自由。
王炎:我有个问题,针对韦伯研究的方法。他研究精神与现实、或曰观念与历史的关系,基本上采用这样一种模式:选取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像富兰克林、路德、加尔文或一些教士,引用他们著名的论断或言论,然后再做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案例分析,比如计件工资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同的激励作用,或分析一些新教国家(如荷兰、美国)企业家与雇员的工作表现,最后把二者联系起来,以此证明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塑造,虽然很有启发性和创见,但这样研究方式在学理上是否有效?
施鲁赫特:再强调一下,我一开始指出了一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而是两篇文章,两篇文章是有区别的。第一篇文章只是提出了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第二篇文章里面才给予解释,韦伯在给予解释的时候对当时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做太多的关注,主要是关注宗教信仰及其对某些团体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进行经济活动。第一篇文章里只提出了问题。他提到富兰克林,并不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种解释性的例子,而只是把他拿出来跟福格相比较,指出他们两者的理念之间有什么不同。他只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形象的例子,比较形象的给我们展示有这么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问,新教教派的那些教义到底是不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与他们的经济行为是不是有因果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韦伯在这个论证中并没有把这种关系建构的那么严密,或者说实际的过程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对韦伯的论证,确实也有不少批评,一种说事情并不像韦伯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上的证据表明,那些教派里的情况和韦伯描述的不一样。 另一种批评说,韦伯认为禁欲是新教的特点,其实天主教、犹太教里也有,并不像韦伯说的,是新教专有的。第三种批评就像布里塔诺等人的批评,认为所谓的精神因素实际对经济的发展无关紧要,经济发展根本不需要精神这种东西。
王炎:这就是说,虽然韦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仍面临知识上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证明观念与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知识界,像一个谜。这样一个艰巨的工作,韦伯尚未完成。
施鲁赫特:你刚才提到的这点很有意思。韦伯是想通过对于理念在历史中的有效性的研究来,给社会学的这种关于理念的研究做出一种示范的效果。在他的研究里面,韦伯并没有说教义是直接作用于信仰人群的,他指出,如果教众逐字逐句地接受这些教义、遵从这些教义的话,那他们根本没法活下去。因为信徒没法通过这些教义知道他在尘世生活结束之后是不是能够得到救赎,不管他们到底怎么做,他们也不会了解到他到底是不是会被救赎。他们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就会寻找一个答案。他们就会向神职人员询问,怎么样让自己摆脱这种困境。这时候就会发生对原本的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这样,尘世中职业的成功就会被阐释成为一个能够获得救赎的信号,这个加强了人们对经济成功的兴趣。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应该不仅仅关注所谓的抽象的教义本身,而应该关注当时给教徒看的一些书籍,比如怎样解救灵魂等等这样的书籍,在这样的书籍里会更多地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实际上韦伯想用他的文章、他的研究作为一个给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范例。所以,韦伯的这个研究,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也就是在于方法论上面,至于历史学上的论证,可能只有了解17世纪的学者才能够判断。
孙飞宇: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马克斯.韦伯,我们要把他放在当时的文化传统、社会和政治背景里面理解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够让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时代里面,来写这样一本书,讨论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或者说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的理解,这里当然有很多的方面。比如首先有可能是他个人生活,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比如另外一个原因要回答在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回答,才有可能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危机,并且理解自我。等等,但是我想听一下施鲁赫特教授的回答。
施鲁赫特:您刚才提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分析之中,有好几条线索都要顾及到,一条是生平的线索,第二是时代的线索,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当时的气氛如何,牵扯到德国、尤其是威廉时期的德国。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即当时科学和学术发展的线索,如果我们试图对韦伯的研究进行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的话,既要把这些线索分开来看,又要避免用因果论的视角来把它们统合到一起,否则我们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我举一个典型的简单化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阿图尔·米茨曼的《铁笼》(The Iron Cage)这本书,书的核心内容是韦伯跟他父亲以及父母之间的冲突,他为了保护母亲杀死了父亲,这使他心怀愧疚,健康恶化,而后他出于罪责感在研究工作中强调禁欲方面,又说打破禁欲要通过神秘的东西,然后这个神秘的东西又从某个女性产生,整本书都是以此为线索的,我认为这种阐释毫无道理,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韦伯的生平跟他的著作之间解释为一种因果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问题的提出并不完全是受个人因素影响的,而是更多跟他当时的时代、科学研究发展的状况相关,研究是为了用更好地方法解决问题,这和个人的生平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即使在科学研究中个人的某些因素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来解答科学研究中的问题,答案正确与否,其衡量标准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不是由此得到了解决。
韦伯生活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想象不是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会向更高、更好、更让人喜悦的目标前进,而是前途一片暗淡,最终可能是意义缺失,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丧失自由。当时的时代精神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人物的影响,一个是马克思,在经济问题方面;一个是尼采,在道德问题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弗洛伊德,他把非理性渐渐引入了学术讨论之中。同样的还有帕雷托,在他的巨著里他把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相对,把非理性的因素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所以当时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和非理性大发现的时代,如果是强调或者是为理性进行辩护,其实是对当时文化悲观主义的批判、反驳的一种态度。从这点来看,韦伯既受到当时文化悲观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他又是为理性来辩护的反潮流运动的一个追随者。
王炎:您提到为“理性”辩护,在中文里“理性”对应着两个英文词“rationality”和“reason”。我想澄清一下,您这里用“理性”对应的是哪个词的含义?
施鲁赫特:在德语中,也有两个词对应,一个是“合理性”(rationalitat), 一个是“理性”(vernunft),在德国历史上,合理性与理性有一个阶段通用,但是韦伯提出的理性是哲学范畴,对社会学来说,讨论的是合理性,是实践的过程。当然一直也有一个大家都在提的问题:韦伯区分的合理性不同的层面,如果能够把它合在一起的话,是不是最终会达到理性?这个有不同的答案。哈贝马斯有一篇文章《理性的同一性与它的不同声音》,人们可以会倾向于把韦伯说的不同的合理性——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物资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等等,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解释,那就是理性不同的声音。这里面,每种内容可能都包含理性的成分,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被称理性。但我认为,韦伯没有关注过他说的这些合理性跟理性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一直竭力强调的是自我决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应该是由内心的冲动来决定的,而不只是对外界环境的反应。自我决定,一方面意味着自主,一方面意味着自由,人需要自由,也需要某些条件才能在自由中生活,我们可以把韦伯整个的社会学称之为自由的社会学。
韦伯生活的时代,从政治体制上来讲跟英国和美国有区别,德国的政治制度是权威性的、受限制的,并不是一种民主结构的政治。人们为解放而斗争。解放从德文意义上来说,就是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对韦伯来说,解放对于他自己所属的市民阶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韦伯在当时帝国时代希望市民阶级能够执掌政权,而不是再受到封建的统治。另外,他很强调工人阶级应该有自主的权利,虽然他理解的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作为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比如工会。尤其在一战中,他看到受到伤害的并不是封建主,而是工人和所谓的小人物,因此他一直竭力争取,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在一个政治秩序中要有自己的声音。
韦伯一直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他想象的国家形式。当时他生活的时代还是帝国时代,资本主义民主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如果要跟学生解释韦伯的政治倾向,可以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他自己说“我是市民阶级的儿子。我为市民阶级的自由而战,这个自由应该得到实现。”他认为,在英国、美国,市民阶级要比在德国拥有更多的自由。
所以,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学者的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既要把不同的线索分开,对每个单独的进行描述,又要把它合在一块,让大家知道一个概貌,要避免简单化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可能有一点能够说明韦伯跟马克思、尼采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看到官僚化的威胁,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会对自由产生威胁,人们会被过于强大的行政力量所左右。这种情况他认为是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他看到了经济方面可能官僚化,资本主义最后会变成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也可能会官僚化,社会生活也可能官僚化,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是一种很可怕的前景。
孙飞宇:我个人理解,在形式化跟所谓的生命实质、精神之间有一个二元区分。
施鲁赫特:“铁笼”在韦伯的原文里应该是“像钢一样坚硬的外壳”,人们一方面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感到满意、很满足。不是要超越当前的生活状态,追求新的东西。人们在壳里面感到满足,视野受到了限制,不去追求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韦伯引用了尼采的话,人如果自我满足,就成了自我发明幸福的最后的一群人,他们失去了对新生活追求的力量,不会超越自己了。
孙飞宇:这个形式化是一种所谓的倾向于官僚体系的形式化,官僚化的一种形式化。
施鲁赫特:官僚化也有它的精神——臣仆精神,适应外界环境,使得生活无忧,但也忘记了人的使命——自主地生活。
王炎:一般大家都认为韦伯与马克思之间形成一种对话。他们同样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但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马克思的研究注重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毕竟马克思曾在巴黎见证了1848年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又生活在英国,目睹了英国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剥削,所以他的研究注重从物的层面切入,以经济基础为前提分析上层建筑。
而马克斯·韦伯却颠倒过来,从精神、信仰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形式如何被清教伦理塑造,这是不是因为他身处的历史环境已与马克思非常不同?二十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要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可以说当时的资本主义方兴未艾,德国市民阶级刚刚兴起。德国社会普遍出现了乡土怀旧情绪,一度兴起”乡土艺术”(Heimat Art)和文学,对往昔田园牧歌的生活憧憬,对德国文化身份怀旧,而对新生的资本主义有某种拒斥。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韦伯才从文化、信仰入手研究资本主义,而不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
施鲁赫特:我们又遇到了刚才的问题,即非学术的语境因素对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这包括生平的、政治的,还有您现在提到的文化上的语境因素。当然这些语境因素会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理论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能得到好的还是差的解决。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那我就要问了,到底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底哪个理论更好?这个问题是要从理论方面回答的,和上面提到的语境因素没有直接关系。
这让我又想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韦伯说到,不管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也好,两者都有其常识性的正当性。但是如果在研究中只是追随其中的一种,那就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要超越它们两个之上才可能有有趣的结果。所以,韦伯并不是想把马克思反过来,不是说头在上面,脚在下面,或者头在下面,脚在上面,而是既不给头、也不给脚一个优先权。
第二个问题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我们仍不去管刚才所说的语境因素:一个阶级的理论,如果只从跟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一点来定义一个阶级的话,那么这个阶级理论是不是一种好的理论呢?韦伯当然没有完全批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而是把他的阶级理论做了扩展和细化,而且在韦伯的所有分析里面,都有阶级分析的成分,但是他又做了一些区分,比如按照劳动技能,一个有劳动技能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不是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他把有劳动技能的人称为谋生阶级,以区别于有产阶级。韦伯这么做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阶级的对立并没有发生,而是产生了阶级的分化。所以韦伯没有抛弃阶级理论,而是将其细化,因为现实的情况需要一个更精细的概念工具来描述。
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必须要和阶级的概念结合起来考虑,那就是等级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等级和阶级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对于韦伯来说,在同一个社会里、甚至在现代社会里,阶级和等级都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职业等级。对韦伯来说,等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不是首先按照收入划分的,而是按照社会荣誉,按照社会上其他成员对他们的认可,因为人们会辨别这个等级为社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对韦伯来说,所有的现代社会,不管英国、法国、德国,都是阶级社会。但是这些社会是由多个阶级组成的,它们之间有差别,其中之一就是社会荣誉的差别。如果他今天到中国的话,他也会把中国社会称为一个阶级社会。因为在中国社会里面,也存在着阶级的形态,这些形态一部分是以经济进程为前提的, 一部分是以教育制度为前提的。这里有不平等、有差别的地方,不管这种区分、差别是不是有道理,但是中国目前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均质的,也更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当前中国社会有很多冲突,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公开地讨论、解决这些冲突。
邓明艳:我的问题有关于韦伯的方法论。我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不同于他此前的整个近代西方思想传统。近代西方思想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历中间的浪漫主义,直到韦伯生前依然方兴未艾的实证主义。尽管这三种思想运动从方法论到形而上设定都各自不同,但其中仍然有一个基本线索贯穿始终,揭示出三者彼此的延续性。粗略地说,它们对于人关于世界及人本身的知识都有某种预设。这种预设就是所有的知识都遵循同样的原则或形式,我们只能以这样的原则或形式去理解和认识对象。又或者对象本身有某种普遍的本质,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以对本质的理解为基础。这些原则、形式或本质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的前提,它支撑着或足以解释整个现象,包括自然界的现象和人类世界的现象。一旦我们找到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解释一切。并且这一前提决定我们由此获得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有效性性的知识。尽管实证主义不再坚持经验知识的绝对真或普遍有效,它依然坚持某一类经验知识的绝对确定性,并把它作为其它经验知识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但是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你很难看到从一个普遍预设开始,去寻找那个通向本质或绝对真的思辨或抽象论述。你更多地看到他对于具体的生活群体中具体的生活经验的关注。因此在他的方法论中似乎没有从普遍到特殊的这样一种论述方式。相反我们更多地看到它对于证据的展示,而不是论述。这是韦伯方法论中具有革命性的地方。他回避哲学的、形而上思辨的方式,转而关注现实。但现实是特殊的、充满差异的,因此又是不能被普遍化的。您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中有某种普遍预设吗?又或者他通过对特殊现象的研究,最终能够带给我们某些普遍的规律?
施鲁赫特: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韦伯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的行动都是具有意义的,这也是行动和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因此社会科学或社会学应该是一种理解的、解释的科学。而对于自然现象,我们只能够解释,不能理解。我们能够理解人的行动,因为行动总是有动机的。舒茨、韦伯还对行为和行动做了一个区分。他们认为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而行动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关于行动的社会学理论,从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行动理论同样也是想解释、也想能够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韦伯甚至把它称为社会学规律。
在《经济与社会》这本书里面,韦伯首先定义什么是行动、什么是行动的意义;然后给出各种各样的行动,研究这些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接下来研究社会行动组织。他从最小的行动开始一步一步展开。这是一个逻辑性的过程。当然这不是从一个很高的理念推下来的东西;而是从客观的事实开始,慢慢往上推的过程。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科学工作者作为某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情况的观察者,他不能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进行观察,而应该从社会成员从一开始对意义进行建构、设计的时候就深入其中。比如说我观察到一个人,他在街上飞奔。这是作为局外人观察到的结果。而社会学研究者则要身入其中,进一步挖掘这一行动的动机。比如我会想他跑是为了赶上汽车,或者有人在追他,或者他正在锻炼身体。但无论如何,这个行动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能仅凭对行动的观察来断定。
所以我必须先要考察他到底有什么动因,才在街上奔跑。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跟他主观的所谓理解的意义发生联系,我才能理解他。所以,韦伯就把他的社会学称之为理解的社会学。这个理解的社会学是为解释的社会学服务。在解释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形式化的结构、一个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有初始的条件,这是解释。但理解的社会学不能这样,因为它以被研究者作为主体的特殊性为基础。
第二、在韦伯的方法论中我们还需要指出,他不以“绝对真”或“客观正确”作为意义理解的标准或目的。因此他反复地强调对于行动的理解不可能有绝对有效或最有效的一种理解。相反,每一种理解可能都各有侧重(比如更合理性的理解或更情感化的理解),同时又都有尚未被理解的地方。不仅如此,韦伯认为甚至我们的自然科学理论也没有一个是最终确证的。我们的所有理论都是时间中的存在,都需要通过未来的经验对它的有效性做进一步的证明。
潘璐: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价值观念上的困惑,比如拜金主义、对物质的极端追求等。您站在韦伯的立场上如何评价这些现象,对于克服这些问题有何建议?
施鲁赫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难回答,我觉得从韦伯的分析来看,资本主义本身不会产生出一种限制获利贪欲的精神,尤其是对金钱的贪欲,如果有一种精神能限制这种贪欲的话,这种精神也不会来自资本主义,而应该有其他的来源。
如果我们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对照的话,这种精神必须是一种很强大的文化力量,必须是震动人们内心的力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种文化力量到底是什么,哪种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会起作用?我猜想,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种强大的文化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西方的传统,而且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后果,儒家的思想是不是可以成为这种文化因素?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思考方向。我们在新加坡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们观察到,在新加坡,人们试图复兴儒家的思想,给人提供一种新的方向,用文化的力量束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随着东欧的解体,资本主义取得了所谓的全面的胜利,当时人们对于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路并不感兴趣;而目前,西方在进行一场很广泛的讨论,人们怎么样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重新引入道德的原则。引发这种讨论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系统内部的变化所导致的后果,而且是一种短视经济行为的后果,就是说要尽快的挣钱,不管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就是说要克服这种短视的缺点,放弃短期的效益,更多考虑未来和今后的发展。
我们相信,要想达到这种效果,恐怕还是要通过调控、国家的调控,尤其在金融行业,应该有一个全世界都能够认可、都能够通行的规则,才能激励人、甚至迫使人避免只重视短期的效益;因为从今天来看,道德的力量确确实实已经太弱了。
王炎:在中国学界,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了新的理解,与1980年代的解读不同,有观点认为,既然现代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的产物,而中国没有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不可能学习或照搬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必须寻找不同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在现象层面,韦伯所描述的经典现代资本主义商人,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商人也非常努力工作,花钱节制,把赚取的利润统统投入再生产,他们是经典的韦伯式的禁欲商人。这似乎出现了理论与经验的悖论,我想问问施鲁赫特先生的看法。
施鲁赫特:如果以为必须先有新教伦理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对韦伯的误解,用韦伯的话说,他只是做了一项史学的研究,他认为,他的观点只能用于17、18世纪西欧的情况之下,而且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和中期确实是按照他描述的那样:有那么一群企业家,他们实践禁欲的生活,将利润投入再生产中;但很快这个阶段就过去了,资本主义本身的机制替代了新教的伦理,就是它对利润纯粹的追求。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如果文化的力量已经不具备束缚不良后果的能力的话,那我们应该在社会中进行争论、进行广泛的讨论,搞清楚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搞清楚腐败是一种不道德的、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剥削和极端的分配不公不应该得到姑息。要搞清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讨论的社会,这种社会要能够承受各种冲突,也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
潘璐: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施鲁赫特教授,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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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此为中华民国史上一宗扑朔迷离、在一定程度影响并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突发事件。此案过去80多年矣,而许多谜团或疑点,至今未能破解。这除了恐怖事件本身的诡秘性使人难以全面窥测外,案发后不断添加的一些人为因素,更降低了案情的能见度,以致今天对“廖案”的梳理,仍有许多不甚了了的东西。打开今天的互联网,只见有人这样写道:根据调查与审讯,“证明”刺杀廖仲恺的主使者是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等人,胡汉民、许崇智涉嫌。实际上“廖案”的能见度很低,上述说法,存在不少可疑之点。所谓的“证明”,仍有待于证明。 一、迷雾重重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所谓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后,国民党被置于有多种走向、多种发展可能性的岔路口上,历史进入敏感的、躁动不安的时段。廖仲恺不仅身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也处于国民党矛盾漩涡的中心,是一位关键性的政治人物。他因何被谋杀?社会舆论普遍猜测:一是“反共产”势力所为。在国民党内,廖仲恺联共态度鲜明,一直被视为“亲共”、“袒共”分子。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共产”口号不断高涨,一时甚嚣尘上。廖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工具”,甚至被认为是共产党。舆论普遍认为“廖案”是“反共产”的势力暗中制造的。二是反对汪派掌权者所为。孙中山逝世后,围绕着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第一轮角逐,是在胡汉民、汪精卫两人间展开的。1925年7月,经过驱逐杨(希闵)刘(震寰),并经过一番台上、台下的较量,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由汪出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广州政坛的一号人物。廖仲恺当时持“拥汪”的态度,在以汪代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驱逐杨刘与改组政府,均为牵涉面很广,将引发诸多争议,并对大局带来震撼性影响的重大事件。汪派排胡出局易,而排除胡的政治影响难。更为主要的,是汪并非“最高”的合格人选,勉强上台,只能造成政局的更加动荡。汪不免身陷危局,包括廖在内,都成为杨刘派及拥胡派势力之众矢之的。三是仇视、破坏工农运动的势力所为。1925年 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并得到广州政府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廖仲恺实际上参与了对省港罢工的策划和领导,他不但以党政高官的身份对罢工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公开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省港罢工遭到港英等多种势力的反对和抵制,身为罢工之“坚强后盾”,廖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罢工的反对者、破坏者的刀刃之上。可见当时的廖仲恺,确已卷入漩涡中心,处于高危地带。柳亚子1935年6月所撰廖仲恺纪念碑的“碑文”,称廖“以一身而系革命前途之安危”。上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能使廖招致杀身之祸。综观历史,凡政局动荡之时,总是不测事件的多发之时,总是会有人以制造谋杀等恐怖事件为手段,去实现他们的企图。恐怖袭击,说到底也就是追求“成本”最低化,而“成效”最大化的一种行为。唯是之故,“廖案”从一开始就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一宗在广州政局十分动荡的时段发生的、与政海波澜的起伏密切相关的政治谋杀案,乃是有其道理的。不过,别的动机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廖仲恺重权在握,在广东活动尤其是主持粤政多年,常与军、政、商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素以铁面无私、疾恶如仇著称,长期以来,难免不得罪人,不种下怨恨。所以,心怀私恨者伺机报复,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出于私仇,谋杀廖仲恺对广州政坛所产生的政治地震都是一样的。 二、梅光培、郭敏卿、梁博的被捕 “廖案”发生后,国民党广州当局在鲍罗廷的参与、支持下,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廖案特别委员会”, “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非常之局势”。[1]查办“廖案”,成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被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侦查、审讯期间,波澜起伏,牵连面极广,并扯进了大批上层人物。事态正如粤语所谓崛(秃)尾龙拜山——搅风搅雨。广州陷入了政局更加动荡、社会更为不安的局面。当廖仲恺中枪时,廖的卫士当场将凶手之一陈顺击伤,其他杀手则已逃亡。陈顺,外号“斗零”,时任花捐局稽查,粤军南路司令部军事委员。现场拾获陈顺使用的大号曲尺手枪,并从他的身上搜出襟章、枪照及一纸写有数字的名单(后来被认作是“分银单”)等物。枪照是粤军南路司令部梅光培发给的,“分银单”上有吴培、梁博等名字。根据这些线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于案发当日扣留了梅氏,并拘捕了为陈顺填发枪照的粤军南路司令部参谋郭敏卿。陈顺在医院时,已处于时昏迷、时清醒状态。由国民政府秘书长陈树人、广州地方检察厅厅长区玉书等,在医院盘问,并作了笔录。这份笔录未见公布,但在1926年2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廖案”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中,可以读到若干内容:一、今早与梁博、冯灿、吴培等数人在万福茶楼饮茶,饮茶后同赴惠州会馆,刺杀廖仲恺。[2]二、冯灿分得55元,吴培分得155元,梁博分得40元,陈顺分得80元。此款在“新海珠”酒店面交。[3]三、在澳门,系由黄福芝“主使”,黄“使横手”运动陈顺,初许给一万元,要陈顺“运动”吴培、冯灿、黄基、梁博。[4]四、陈顺说,他原本不认识廖仲恺,后由黄(基)指认,方认得开枪。此外,陈公博所撰《苦笑录》一书写道:(陈顺)“昏迷时频频呼叫大声佬,大声佬是朱卓文的诨号。” 8月24日下午,陈顺在医院死去。广州市公安局并于案发当日逮捕了与陈顺过往密切的梁博,被捕者还有梁博家里的佣人林星、《国民新闻》的赵士伟等。梁博,广东三水人,当年29岁,为广州公安局的“侦缉”。据悉,梁博、郭敏卿、陈顺、吴培、陈细等,均为朱卓文的旧部。民国十二、三年之交,朱卓文任“游击总司令”时,他们曾在朱部任事,后来,朱又推荐梁博、陈顺、吴培、陈细等,到花捐局当稽查。而朱卓文及上述各涉案人员,均已经潜逃。 三、被检举的“大塘会议” 8月23日,即案发后的第三天,粤军第三军长李福林带来“人证”,向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举报胡毅生(胡汉民的堂弟)、魏邦平、朱卓文、林直勉的问题。其中说:8月初在文华堂,“曾亲眼看见并亲耳听见”朱卓文与林直勉坐在一起,“口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廖案”特委于是下令拘捕胡毅生、林直勉、魏邦平等。在铁路工人李甫的指引下,由周恩来率黄埔军校学生逮捕了林直勉。[5]而胡毅生、魏邦平等脱逃。关于李福林举报的内容,在汪精卫等人当时的谈话、文章中,仅公开了上述朱卓文、林直勉等人扬言杀廖的部分,而其中还有些内容,未曾公布过。据当时任许崇智卫士连连长(稍后为宪兵营营长)的林祥所述,当年7月间,粤军将领李福林、魏邦平(粤军总部高等顾问)、梁鸿楷(粤军第一军军长)、梁士锋(旅长)、张国桢(第五师师长)、杨锦龙(旅长)等,曾在李福林的家乡——广州珠江南岸的大塘村,召开“反共倾覆政府的会议”,内容是:“拟首先推翻许崇智、蒋介石,重组政府”。廖仲恺被谋杀后,李福林害怕东窗事发,乃“出面自首”,告发秘密,将“会议”的情形及与会人员,连锅端出。[6]因是之故,当“廖案”特委下令拘捕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直勉时,蒋介石同时即提出要“剪除谋叛军队”,并且在“未曾商准许总司令”的情况下,首先派其团长沈应时逮捕了粤军第五师师长张国桢,同时抓获了旅长杨锦龙。李福林的检举,因牵进了许崇智部粤军的许多将领,使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务主席、并且是“廖案”特别委员会成员的许崇智,深深陷入了困境之中。许崇智起初不但不同意逮捕张国桢,而且在决定逮捕梁鸿楷等人的时候,明确表示“拒绝执行”,因而,只得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出面做工作。鲍罗廷1926年2月在北京向苏联布勃诺夫使团作报告时,详谈“廖案”前后情况,其中说他“花了许多天时间,设法迫使许崇智去同梁鸿楷作斗争”。鲍的手法是向许挑明“胡汉民与廖仲恺谋杀案有关这一事实”,“所以决定要把他(胡)赶出一切机关。人们甚至谈到要逮捕胡汉民”。他接着说“我们这样处理胡汉民,立即对许崇智起了作用,所以他表示同意逮捕梁鸿楷”。[7]正是在鲍的“迫使”之下,许崇智于8月25日以开会为由,召梁鸿楷、梁士锋、郑润琦(第三师师长)、招桂章(总部舰务处长)至粤军总部,当即拘捕梁鸿楷、梁士锋、招桂章,而放出郑润琦。接着,蒋介石出动兵力,分别解散了梁鸿楷、杨锦龙、梁士锋在广州及西江的各军队。梁鸿楷、张国桢等人被捕之后,汪精卫、蒋介石乃指派曾任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潮梅军军长的罗翼群,会同欧阳格、周恩来,共同组成“军事法庭”,对梁鸿楷等人进行审判。从1925年4月起兼任黄埔军校军法处长的周恩来,被指定为“审判长”。蒋介石当时对罗翼群说:“他们(梁鸿楷等)个个满脑肠肥,捞钱不少,全都是你的熟人。我拟请你去和他们家属商量,共同筹足一百万元报效给政府,作为东征的开拔费,如能办到,我便从宽处理他们。” 蒋并且说这是“照上年审判程天斗的办法”来处理的。后来,蒋介石又说不要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的“报效费”。结果,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三人被枪决;而梁鸿楷等人在“报效”了一笔金额后,获得了释放。[8] 四、胡氏兄弟的疑点 “廖案”发生后,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涉嫌人物。案发之日,他已被排除在“廖案” 三人特委之外。在文华堂攻击、谩骂过廖仲恺的胡毅生,很快被锁定为重要追查目标,这条线索随即追到他的堂兄胡汉民头上。胡汉民于是更被牵进案中,被怀疑为杀廖主使者。汪精卫妻陈璧君回忆说:“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 在“廖案”的涉嫌者中,最尖端的人物,就是胡氏兄弟。8月25日,当蒋介石派军队搜捕胡毅生时,士兵包围并搜查了胡汉民的住宅。胡描述说:“房门外枪声大作”,大批人“冲到房中”。胡汉民乃被移居于黄埔军校,等于软禁。当时,胡汉民对自己所蒙受的怀疑,曾经断然予以否认,说“此案毫不知情”,并且说这是“以‘莫须有’三个字,置我予死地”。[9]当胡居留黄埔,四受责难时,戴季陶对传媒发表谈话,说胡汉民是个很平和之人,委婉提出对胡汉民、胡毅生兄弟应区别对待,而“决不能相提并论”。9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说:“胡毅生虽与汉民同志为兄弟,然胡毅生此次谋杀廖仲恺同志举动,汉民同志事前毫不知情,何能代为负责?”[10]然而,汪一边说对胡氏兄弟要“区别对待”,另一面却以“廖案” 特委的名义,决定“胡汉民出洋”。鲍罗廷的态度更是“必须让他(胡)离开”。当胡去国之际,汪精卫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记者问:“君与汉民同志同患难共死生二十余年,近日得毋稍有芥蒂乎?”汪说:“君曾读《孟子》否?‘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瞽瞍且然,何况于象?吾辈书呆,即未闻近世革命党人律身行己之义,何至不读《孟子》。若因此有所芥蒂于心,死何面目见总理乎?”[11]汪实际上是趁机将胡“请”出广东,送往万里之外的俄国。与此同时,汪又以参加国民外交代表团的名义,将林森、邹鲁等人派赴北京。邹鲁当时被认为是胡派得力干部之一,在讨伐杨刘及成立国民政府等问题上,与汪、廖、许、蒋持有不同的意见,并指与“廖案”沾边。汪显然也是借查案之机,将不同政见者“请”出广东。那么,胡汉民兄弟与“廖案”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胡毅生之涉嫌“廖案”,是因为他有反廖言论。作为自我辩解,胡毅生、林直勉等都自陈公开骂廖不等于阴谋杀廖。胡毅生逃走后致书汪精卫,辩称其反廖言论是在公开场合说的,“然一面公然骂廖,一面秘密杀廖,同人虽愚,宁至于此!”胡并斥责汪是“据耳食之谈,以为信谳,枉法弄权”。[12]胡毅生还发表《告内外同志书》,申明他与杀廖没有关系。案发之初,胡毅生受社会舆论、特别是受查案侦探“重视”的程度,不在朱卓文之下。但到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时,他却似乎已经淡出了办案者的视线。陈公博在那次大会上曾应代表要求,以“廖案”特别法庭检察委员的身份,作“关于廖案检察经过”的报告,陈对胡毅生的定性,仅仅是“无聊政客”四个字。他当时公布了一份“廖案人犯”名单,无论是在“主要的”还是“间接关系”的部分,都剔除了胡毅生之名。稍后,“廖案”检察委员会《关于廖案之公判请求书》和陈公博在特别法庭上的“论告”词,也都没有提到胡毅生。那么,是不是因为胡毅生这时尚未捕获归案,仍然潜逃在外,才不便于点他的名呢?看来不是的。因为同样是潜逃在外的朱卓文,就不但屡被当局提及,而且被指为“主谋正凶”,还受到悬赏通缉。国民党“二大”是查办“廖案”呼声最高的时候,胡毅生在这种时候,以及在稍后特别法庭的审讯中,悄然消失于办案者的视线之外,这应当不是偶然的。前面说过,“廖案”发生将近一个月(9月15日)时,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公开为胡汉民辩解,说他对此案“毫不知情”,“何能代为负责”?为胡将来一旦重出作了保留。到国民党二大时,不过两三个月时间,因西山会议派的出现,胡的政治地位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一位因涉嫌“廖案”而放逐海外者,变成了汪、蒋的“统战对象”。在缺席情况下,胡在国民党“二大”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选进中央常委。这是因为汪、蒋需要争取胡汉民共同对付他们当时最主要的政治反对派──西山会议派的缘故。这一点,应当就是胡毅生之所以被“廖案”特别法庭的检察官、审判官“忽略”了的原因所在。在“廖案”中,胡氏兄弟这时似乎已经被解脱矣。从此之后,不仅胡汉民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没有改变,而且事过境迁,胡毅生也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顾问,抗战时还被蒋介石安排到国民党党史编委会工作。1957年,胡毅生病逝于台北,于右任写的挽联云:“离乱悲元老,存亡忆故人”。看起来,胡氏兄弟涉嫌“廖案”的那笔历史旧账,在国民党人那里,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然而,胡氏兄弟虽然因为上述“政治需要”而脱身,但历史的谜团,不等于就此烟消云散。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苏联使团谈“廖案”时说到:当有人问胡汉民“是否该干掉廖仲恺”时,“他(胡)的回答是沉默不语”。[13]陈公博1939年所撰《苦笑录》一书,提到“廖案”发生前,一名叫李天德的铁血团成员问胡汉民:“外间有人说先生(胡汉民)要杀廖仲恺,是不是?”当时“胡先生不答”。身为“廖案”检察官的陈公博,在当年“廖案”特别法庭上虽然“忽略”了胡氏兄弟,而事过之后,他所爆出的这条材料,却与鲍罗廷当年对苏联使团所述,何其相似乃尔!鲍、陈均据而认为胡汉民是杀廖的“默许”者。陈公博还明白说:“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制止,这是事实。”[14]鲍、陈所言,虽然仍未能进一步落实,但事关重大,焉能不了了之?故胡氏兄弟与“廖案”的关系,虽能遮掩于一时,却未能漂白于天下。提到“廖案”,人们总还会提到他们兄弟俩。他们的“历史问题”,还在那里挂着。 五、许部粤军的悲哀 李福林举报的“大塘会议”,从实际的情况分析,可能是粤军军官们的一次聚谈。当时李福林、魏邦平、梁鸿楷、张国桢等人,对汪、廖、许、蒋歼灭杨刘、改组政府,内心存有不满。当廖仲恺、蒋介石派黄埔军校学生搜查赌馆时,又与李福林的“福军”发生过冲突,双方拔枪相向,关系十分紧张。李福林担心他会与杨刘一样,遭到歼灭的命运。可以想象,这帮人当时的谈话,可能很“出格”,借助酒兴,什么“反叛”、“反骨”的话,都会随口而出。他们之被整肃,看起来乃是“咎由自取”。那么,梁鸿楷这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呢?毛思诚撰蒋介石“年谱”初稿, 1925年8月25日条下,有“发见港英谋覆政府,以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省长之大阴谋”一语。这是蒋对魏、梁等人定下的基本调子。此时汪、蒋的言谈和文章,说到魏邦平、梁鸿楷,多是这个说法。然而,到了国民党“二大”时,陈公博那篇“廖案检察经过报告”,仅仅将魏邦平和梁鸿楷定性为“失意军人”,不但未将他们列入“廖案”人犯名单,而且连“勾结港英”,“谋覆政府”这八个字,也没再提及。这其中的奥妙,应当就是前文提到的梁鸿楷等在“报效”了一笔金钱之后,已经获得了释放。据罗翼群说,梁鸿楷等五人“合共献出报效费三十三万元”;而林祥则从梁鸿楷的弟弟梁振楷的口中,得知“一共缴款十六万元”。数目无论多少,梁鸿楷等人在缴纳金钱后而获得了释放,这是实有其事的。故《申报》1925年9月24日的国内专电所谓:“在黄埔监守梁鸿楷之学生军一连,受莫雄、郑润琦运动,巧私释放。……黄埔之杨锦龙、谭启秀、林直勉、梁士锋,闻亦与梁鸿楷同时逃脱……”这一报道是不确实的。同样,《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2日刊出的 “梁鸿楷终身监禁”的消息,也是靠不住的。梁鸿楷被释放后,还与李福林合办防务经费(番摊),获得了厚利。[15]抗日战争时梁鸿楷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广东省政府顾问, 1956年死于台湾。上述“报效”内幕,既然并非出于虚构,那么汪、蒋加在梁鸿楷等人头上涉嫌“廖案”与“推翻政府”的大帽子可信程度如何,就应当打个折扣,打个问号了。在梁鸿楷一案中被处死的张国桢,广东南海人,早年与蒋介石同在援闽粤军总部任参谋,与蒋积有怨恨。叶少华(曾任第四军军法处处长)所撰《有关张国桢的若干情况》一文说:“蒋介石对张国桢,早在‘廖案’发生的两年前,已萌杀机了。”案发之时,张国桢自辩他与“廖案”没有关连,曾经说“廖死关我屁事”。当有人劝他逃走时,他又说:“戆居,我都使走(别犯傻,难道连我也需逃走)?”[16]蒋介石不经许崇智的同意,擅自逮捕并置张国桢于死地,这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当然是个谜团。又有资料说:“被拘留于粤军总部的杨锦龙、梁士锋,许崇智下台时,总部的人忘记将他们释放,蒋介石知道,又忙派人将他们两人杀了。”[17]他们的死,同样是不明不白的。然而,梁鸿楷、张国桢等被捕后,许崇智所遇到的麻烦,并未成为过去。9月5日,许崇智奉命担任“财政监督”,不过几天(即9月9日)时间,蒋介石即向汪精卫告状,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心欲限制本军的发展,可胜慨然”。[18]很显然,由汪、许、蒋三人组成的“廖案” 特委,这时只剩下了汪、蒋二人。自从8月25日之后,许崇智实际上已经被排出了权力中心,成为边缘人物,并始终未能走出他所陷身的困谷。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是蒋介石于9月19日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以“解决反革命各军”的名堂,出动军队,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蒋派出的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四面放枪”,实行武力威逼。夜10时,蒋介石给许崇智送去了一封长信,以劝许“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的口气,令其立即去职。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将这封信解读为:“盖当时公(蒋)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不赞其行故也。”似乎是因为许不赞成“出师长江”,才遭致蒋的不满,其实不是这回事。《蒋介石年谱初稿》附有此信全文,其措辞强硬,咄咄逼人:“廖案发生,阴谋暴露,而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而吾兄不引咎自责,幡然悔悟,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成此巨变惨剧,岂不可痛。”斥责许崇智“空谈革命,口是行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19]全文2000多字,字字是逼许下台之利刃。许崇智当时打电话给汪精卫,询以何故?汪即回函,大意谓:“余虽一书生,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余决不因在卫戍司令威力之下,便妄赞同蒋氏此项措施。实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又谓:“余敢信介石对公事虽毫不假借,不讲感情,但决非余不讲感情之人。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此一切难题,及感情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后,即请先生回。”汪精卫在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中,明确支持了蒋介石,说党内、外“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余愿分其谤也”。[20]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许崇智只好缷职,在陈铭枢的“护送”之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粤军第四师师长许济,亦被令缷职随行。9月19日夜,蒋介石又逮捕了广东财政厅长李基鸿和军需局长关道。其理由是 “因李、关侵蚀国币,接济反革命军也”。其实,李基鸿是廖仲恺死后才担任省财政厅长的,上任不到一个月。9月20日,蒋介石又派出军队,到东莞的虎门、莞城、石龙一带,分别包围、追缴粤军第三师师长郑润琦、第三旅旅长莫雄所部的枪械。郑、莫既未沾 “廖案”的边,也未参加什么“大塘会议”,当8月25日许崇智诱捕梁鸿楷等时,郑曾应召至总部,问明情况后已经放出。而莫雄还被许派赴广九路,执行解散粤军林树巍部的任务。现在,郑、莫所部却被戴上了一顶“反革命军队”的帽子,被收拾得一干二净,郑、莫狼狈而逃。如果说,胡汉民离境还蒙上一层“客气”的外衣,还给他开过“欢送会”的话,那么许崇智及郑、莫等人的问题,则完全是用枪杆子解决的。《许济自传》写道:当其时有人曾问于许崇智,何以让蒋如此作为呢?许崇智回答说:“孙先生去世不久,我若与之(蒋)争论,不知者,意我为党见不合,及以我为权力而争。我桑梓十余年来,被新旧军阀、官僚祸害,人民精疲力尽,谁能分别?惟有看他行践如何。革命事业正与不正,自有公论,那时人人得而诛之,讨伐岂能少我一分子?”许崇智并嘱许济一同离粤。许济写到这里,对蒋介石使用了“恶毒阴险,混淆黑白,甚于袁氏陈逆等”的字句,可见其心中的不平。[21]总而言之,许崇智的“跟斗”,是因李福林的检举而栽倒的,而李端出的东西到底有几斤几两?却是个哑谜。许崇智被罢官卸职,其部下被驱逐、被逮捕、被枪毙,其部队被并吞。[22]许崇智的这个“跟斗”,栽得不可谓不重矣。故就实际而言,在“廖案”查办过程中,许崇智是受牵连最广,受打击最重的一位。 六、“廖案特别法庭”的审判 1925年8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令设“廖案” 特别法庭。几经更迭,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期间,这个特别法庭正式成立,检察委员会以朱培德、李福林、岳森、吴铁城、甘乃光、陈树人、陈公博、周恩来、陈孚木为委员,朱培德为主席委员;审判委员会以卢兴原、李章达、杨匏安、谭桂萼、林祖涵、王懋功、沈应时为委员,卢兴原为主席委员。[23]法庭审判适用法律,为“暂行新刑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不准廖案人犯有延聘律师之权”。[24] 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应代表的要求,审判委员杨匏安在会上作“廖案”侦缉情况的说明;检察委员陈公博则公布了一份本案“人犯”的名单,“主要的”是:朱卓文、苏汉雄、吴培、冯灿、陈细、梁博、郭敏卿、黄基;而有“间接关系的”是:梅光培、林直勉。[25]上文说到,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等人,均未列名其中。1926年1月下旬,检察委员会主席朱培德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廖案之公判请求书》,将梁博、郭敏卿、梅光培、赵士伟、林星送上法庭,称梁博、郭敏卿有“共同杀人之所为”,梅光培有“间接助成他人杀人之所为”,赵士伟有“诈财之所为”,林星“对谋杀亦有知情之嫌疑”,请法庭予以审判。[26]“廖案”特别法庭于1月25日开庭,由检察委员陈孚木陈述检察经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作有关陈述。至2月12日,在审判委员会主席、法律专家卢兴原的主持下,审判委员会共进行了七次审讯,先后对梅光培等6人作了讯问,并听取了张勋、陈一新(卫士)、区玉书、廖朗如、陈树人等10多位有关证人的证词。[27]6月2日,陈公博代表检察委员会作本案“论告”,指出:郭敏卿为“主要凶犯”,“实犯有直接间接杀人行为”,应请处以“杀人罪”;梁博为“廖案正凶”,应请处以“杀人罪”;梅光培负“间接责任”,应请处以“间接杀人罪”;林星对案情自有预闻,应请严重处分。陈公博代表检察委员会的“论告”还指出:潜逃在外的朱卓文、黄福芝,均为“廖案主谋正凶”。[28]7月13日,“廖案”特别法庭宣判:梅光培、郭敏卿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审理”;梁博处以死刑;林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其判决主文为:一、“梅光培组织军队,放弃责任,致令参谋长郭敏卿,任用凶匪陈顺为军事委员,因而杀人之所为,应移送总司令部酌予处分。”二、“郭敏卿擅委凶匪陈顺为军事委员,因而组织暗杀团体,刺死廖前部长仲恺,含有政治作用之所为,应移送总司令部军法审理。”三、“梁博共同杀人之所为,处死刑,褫夺公权全部20年。”四、“林星帮助杀人之所为,减处三等有期徒刑三年,未决期内羁押日数,准以2日抵徒刑1日,褫夺其入军籍之资格5年。8月初,梁博被执行枪决。[29]8月24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政治会议接受广东各界纪念廖陈二公殉国周年大会的“请愿书”,其中有请政府“处郭敏卿于极刑”一语。据此,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函总司令部,克日将郭敏卿处于死刑”。[30]梅光培之涉嫌“廖案”,起因是他给陈顺发过枪照。后法庭查明枪照是郭敏卿以梅的名字填发,梅不认识陈顺,对此并不知情。然而,陈顺在医院的那份供词记录,却有“可叫梅光培来保我出去”一句,梅既称不认识陈顺,为何陈会向梅求保?故梅仍有可疑之点。针对这一点,国民政府秘书长陈树人在法庭上作了陈述,说明当日在医院讯问时,提问者(陈树人、区玉书等)鉴于枪照乃梅光培所发给,为使陈顺开口答供,“故当时先曾提及梅光培名字,实非由凶手陈顺自行忆及。且我等亦曾向陈说,谓如梅光培来,当可救汝等语,或因此陈顺乃有此供。”陈树人还签了字,以示郑重。[31]陈树人这一庭上陈述,使梅光培得以最后解脱。稍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通过“军法会审”,决定释放梅光培。梅旋即在报上刊登《梅光培启事》:光培去年以廖案涉嫌被留,备承诸同志乡族戚友关垂,感铭五内。本月十一日已蒙政府讯明省释,回复自由。惟精神疲弱,尚须调养,未遑踵候,特登报鸣谢,藉伸微忱。[32]8月初,“廖案”特别法庭具文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呈报结束。[33]以上,除了国民政府令设之“廖案特别法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的“军法会审”、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有关的“议决”之外,为审判梁鸿楷、张国桢等曾组织过“军事法庭”(前文),为审判林直勉又组织过“特别法庭”(见下文),可见“廖案” 之审讯,称得上反反复复,业经多次矣。然而,虽然经过了兴师动众的侦查和审讯,但不等于“廖案”全案已经告破,其案情依然不清不楚。有一些内幕尚未揭开,主要责任人并未逮捕归案,绳之于法。总的说,“廖案”至今仍然是个悬诸史乘、未完全侦破的重大疑案。 七、林直勉与魏邦平 林直勉是国民党元老,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曾掩护孙中山脱离险境,为孙中山所信任,先后任孙中山、胡汉民秘书。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林直勉被捕后,有数页“供词”,承认要“推倒”廖仲恺,“但谋杀廖仲恺是不知情的”。即承认有反廖言论,而不承认有参与杀廖的行为。陈公博在国民党“二大”公布的名单,本已经将林直勉列为与本案有“间接关系”者,但或许是意识到不应仅以反廖之言而入杀廖之罪,故朱培德《关于廖案的公判请求书》及陈公博后来在特别法庭的“论告”,均没有再提及林直勉。然而,林直勉也曾经被送上过法庭。据林祥所撰史料:“因其(指林直勉)地位高,并且有关国策问题,非普通法庭可以审问,国民政府特组织一个特别法庭审讯之,地点在粤军总部,以朱培德、谭延闿、李烈钧(李此时似不在粤,此处存疑——引者)为法官,朱培德为审判长,以宪兵营长为护庭法警。” 这位宪兵营长,就是林祥自己。林祥亲见,当林直勉在法庭上陈述他反对容共的主张时,为朱培德所驳斥。[34]林直勉后被禁于虎门炮台。1927年春得陈铭枢、吴稚晖、邓泽如营救,获得了释放。当国民党广州市党部设宴欢迎他出狱时,称他为“忠诚的国民党同志”。[35]案发后出逃的魏邦平,后来对人谈过他受追捕时的经历,说他当时得到一对德国夫妇的掩护,登上沙面英舰,潜往香港。汪、蒋曾谓魏涉案至深,咬定魏就是“受了香港政府二百万元的贿赂”,“阴谋推翻革命政府”之人。然而,这宗与港英“勾结”的莫大罪案,却是“廖案”中能见度最低的一个问题。烟笼雾罩,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的报告说:林直勉“供词”说当他参与倒廖时,“有一个人说这事是一定成功的,香港方面有二百万元的帮助。林直勉听见这句话,很觉得不安,从此就托病不管这事”。“二百万元”之说,似乎来源于此。然而林直勉“供”过这番话吗?查林直勉所撰“党狱”一文,他是这样写的:“问官:‘英人图粤,以二百万元运动你等作乱,你知之乎?’余曰:‘不知。只略闻邓泽如言,风闻魏邦平有谋反之说,此外别无所闻。’”[36]按林所述,是“问官”首先挑明“二百万元”的话题来讯问他,但他已断然否认曾与闻此事。林紧接着写到“廖案”发生后,邓泽如曾到林家谈话,故文中“只略闻”邓泽如语一句,是案发后林在家里听到的由邓传来的“风闻”,并非如汪所说(案发前)有人向林讲过“二百万元”之事。汪转述林的“供词”是否确实,在林直勉写的材料中,并未得到印证。汪的报告还提到杨锦龙也讲过“二百万元”的问题,但未说明细节,未交代清楚杨是在什么情况下、向什么人讲到这一点的。案发后几天,当古应芬到黄埔探望胡汉民时,古说:“这是甚么话?既说刺仲恺,又说是受英国人运动,以二百万元谋叛,又说运动登同(李福林)造反……”可见案发之初,“风闻”不胫而走,初时并与李福林有关。古应芬说话的语气,流露出他对这些“又说”、“又说”,是有所怀疑的。问题可能就是“问官”执以为词,套问罹狱之人,又以耳食之言,波及其余。故“二百万元”云云,其来源是不明晰的。魏邦平与梁鸿楷,最初被指为与这“二百万元”有关,魏并被蒋说成是“廖案要犯”。然而,到底有没有这“二百万元”?魏、梁等有无接受过这“二百万元”?均未经过查实。事情不久即出现了变化:梁鸿楷被捕后因缴纳“报效费”而被释放,而潜逃在外的魏邦平,与胡毅生一样,逐渐淡出了办案者们的视线。在陈公博的名单中,魏只不过是一位“失意军人”而已,在检察机关的“公判请求书”、“论告”书中,都找不到魏的名字。不但“廖案要犯”这顶大帽子被忽略,连“二百万元”一事也没再提起了。并且,魏邦平不像朱卓文那样受到明令通缉。据魏邦平亲属撰写的一份资料:约1928年,魏邦平携子女游历日本,遇何香凝于俄国皇后号邮轮。据称,何当面对魏说:“当年认你涉嫌主谋,殊不应该,真该说‘对不起你’。”[37]魏1935年9月逝世,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发出“褒扬” 魏邦平的通令。1936年广东省政府还将魏的故乡,命名为“邦平乡”。 八、“主谋正凶”朱卓文 关于朱卓文,汪精卫及“廖案”检察委员会都指出他是“廖案”的“主谋正凶”。案发现场拾获的陈顺的手枪,被梅光培“认出”是朱卓文的用枪;为该手枪填写“枪照”的郭敏卿,列名于陈顺“分银单”上的梁博,以及陈死前断续提到的那些涉案人物,多数是朱卓文的旧部;朱任过香山县长,被廖仲恺免职,曾结怨于廖;而朱也有反廖言论,被检举曾在文华堂扬言“非杀廖仲恺不可”。故朱被认为是“廖案”最直接、最主要的涉案者。“廖案”发生一年后,潜逃在外的朱卓文发表《致海内外同志书》,其中说“(廖仲恺)乃竟丧心病狂,献媚共党,始而鬻身,继而卖党,终且卖国。攘窃党部最高权位,制造阶级战斗,凡我同志,谁不欲得而甘心?去岁八月,廖氏之骤遭阻击,实为民最后之裁判”。[38]这段话表明,对于廖仲恺,朱卓文的确怀有怨恨之心,确有谋害他的意图。朱卓文与“廖案”的关系如何?多年之后,他有一番自我表白,语谓:维时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曰南堤小憇,余就居其间。大家对使赤燄甚为切齿,酒酣耳热之际,骂座不已。后来诸人为抽薪止沸计,决议铣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伦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击之,务使群山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讵此辈血气之俦,于东山茶寮中,竟将此谋泄于卫戍部某侦缉员,某急上闻。时吴铁城任卫戍司令,闻讯大惊,即以电话向余诘询,严责顾全大局,切勿使伊为难,反复以公私情谊劝止。余以事既如此,知不可为,遂亦作罢。……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瑞同志匆匆自外归来,言杀廖事,神色自若。余知事非寻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纸二百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39]朱卓文这段话欲以表明,他对杀廖一事虽有预谋,有布置,部分行动亦已开始实施,但因计划泄露而半途“作罢”。所以,“一星期后”廖之被杀,与他是没有关系的。然而,廖终于被害,这是不是他的谋杀计划继续执行?朱未能举出反证之词。更何况,他还拿出钱来,帮助涉案者(陈瑞)逃离呢?故朱的这番自我表白,未能洗白他自已。至于黄福芝、冯灿、吴培、陈细、黄基、苏汉雄,以及梁博、郭敏卿等,多数是朱卓文的老搭档、老部下。法庭的审讯记录表明,他们有的人曾经合伙贩卖鸦片,有的在香港参与过杀人。有资料指出:黄福芝在陈炯明执政时,任广州警察局侦探队长,与陈炯明关系密切,有“杀人王”的称号。[40]而围绕在黄周围的那几个人,可能是一群职业杀手。陈顺死前供称:“在澳门黄福芝主使。”[41]以上,除梁博、郭敏卿被捕并处死之外,其余始终未被捕归案。朱卓文涉嫌“廖案”的情况,因关系人多数漏网,其内幕还有不够明朗的地方。主要是:关于陈顺的手枪,梅光培“认出”曾为朱所使用,但陈顺自供“枪是在金陵酒店向滇军官中买来的”,这枪究竟是怎么来的?关于朱卓文与黄福芝的关系,黄是否受朱的指派而“主使”杀廖?当谋杀计划一度“作罢”后,是否又在黄的“主使”之下继续执行?还有,朱卓文说的那位“陈瑞”,陈公博说的那位“李天德”,以及下面将要说到的“方镜如”,是不是黄福芝暗杀团队中的成员?而朱卓文的背后,又还有些什么人物?这些都不清楚。故朱卓文涉案内情,能见度也很低。虽然如此,而就涉案之深而言,朱卓文应有资格居于榜首。他一直是广州当局缉捕的主要对象,案发后即遭追捕,并屡次被通缉。1926年1月14日,国民党“二大”责成第五军长李福林、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于一个月内”将朱卓文拿获归案。为此,广州市公安局于1月18日“限令”、2月4日“再令”加紧缉拿朱卓文。8月1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议决:“悬赏三万元”,缉拿朱卓文。耐人寻味的是,1927年7月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电饬广州政治分会,以曾因共产党“把持”为辞,将1925年8月20日至1926年3月20日期间发出的通缉令,宣布“一律作废”,但该电报却又强调“被控与廖案有关的朱卓文”的通缉令不在“作废”之列。[42]由此观之,即使时过境迁,国民党也没有放过朱卓文,他的历史旧账,并没有被“忽略”。朱卓文后来化名(朱元鼎)出任中山县土地、建设两局局长。1935年5月在中山被捕,被陈济棠下令就地枪决。 九、方镜如其人 罗翼群1962年撰有《廖仲恺先生被刺前后》一稿,提到与“廖案”有关系者,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方镜如。罗文写道:一九六一年我又从黄余铭(中山人,黄之兄弟与朱卓文有兰室之谊)方面获知刺杀廖仲恺之真凶为方镜如。据黄称:“方镜如为中山隆都濠涌乡人,曾在朱卓文部下任职,平日以枪法准确见称。在廖案发生前,朱卓文、胡毅生、林树巍三人曾在广州市南园酒家密谋行凶。方镜如当事发后弃枪潜逃,曾赴香港躲避一时,以后又潜回隆都,在涌头乡友人李公藩(朱卓文旧部,曾任中山隆都区警察署长职)家中躲藏数天,并亲口对李公藩说及杀廖的经过。一九三二年间,我在中山县立小中学任教,李公藩在闲谈中曾将方镜如刺廖事实向我透露,并谈及方镜如已于廖案发生后第三年,因在家乡包烟庇赌,无恶不作,被防军捕杀。”罗翼群于是写道:“照黄君所说,则刺廖致死者之凶手,实为方镜如。”[43]方镜如的名字,并未出现于陈顺、梁博等人的供词,也未进入“廖案”的探员、检察官和审判官的视线。读了罗翼群的文章之后,笔者于访寻史料时,发现了一点有关的蛛丝马迹。中山县隆都地区,曾有所谓“竞进长生社”的土匪组织,其主持者即为刘成、方镜如等。1926年8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刊有《二十师剿办中山土匪》的报道: (中山)县属竞进社匪首方鉴,又名方镜如,串同青年堂匪李公藩、刘榕等,专事劫掳奸淫焚掠。该邑良民受其害者,不知凡几,控案屡屡。自国民革命军二十师六十团李团长奉令到县清乡,大剿土匪,刻已将匪首方鉴、刘榕等,先后拿获。惟著匪李公藩畏罪潜逃。……当经李团长亲讯明确,且方、刘两匪,亦认案不讳。遂将两匪提出正法,以除民害云。[44]由此可知,方镜如(方鉴)、李公藩,史上确有其人,方并有“匪首”之称号。故罗翼群根据黄余铭、李公藩所述,指出方镜如是1925年8月20日参加刺杀廖仲恺的杀手,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则史料。然而,“廖案”发生将近一年后,当负责侦查、审理此案的官员们对这一线索尚浑然不觉,而方参与杀廖的秘密尚未暴露之时,在另一宗剿匪之案中,方镜如业已落网,并已被枪毙矣。 十、谁是赢家 廖仲恺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领导者之一,是不可多得的集爱国情怀、治理才干与刚毅意志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被谋杀是国民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共产党人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在不长的几个月内,孙中山、廖仲恺相继去世,终使国民党历史上的“孙中山时代”,无奈地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党的前途莫测、充满变数的“新时代”,在廖死之后,迈开了它的第一步。“廖案”发生后,在鲍罗廷的支持下,汪、蒋抢先取得了查办“廖案”的主动权和发话权,共同导演了一场政治与军事的博弈。众所周知,谋杀案本是极其诡秘的,有的有线索可寻,而有的根本没什么蛛丝马迹可找。搞谋杀不会兴师动众、大造声势,一切都由杀手们躲在暗角里,瞧准机会行事。作案者逃之夭夭,而耸动社会视听的种种“风闻”,可能都只是些假象。案发之后,真真假假、是非莫辩的传闻不胫而走,谣言不翼而飞;有人被猜测、受怀疑,甚至于人人自危;有人急于洗刷自己,检举、告密者大行其道;更有唯恐天下不乱者,乘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这种局面,让掌握话语权的办案者们,遂有可以运用的空间。汪、蒋正是借办案之机,利用波云诡谲的形势,以铁的手腕,来从事这场博弈的。这一过程,说穿了,是在“革命”旗号下演出了一场新的权力倾轧。国民党偏离1924年改组的方向,其政治质变与组织分裂,应当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汪、蒋查办“廖案”的动作,最主要的就是排胡与逐许,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蒋助汪排胡,是为巩固汪的“最高”地位扫除障碍;汪助蒋驱许,是为蒋独掌军权打开通途。有人说,排胡与逐许,均出于鲍罗廷指示,而汪、蒋只不过是两位执行者而已。鲍当然是事件的幕后指挥者,他对布勃诺夫使团的那篇报告,已道出了他们当时搅风搅雨的一些内部情况。鲍甚至这样说:“需要玩弄权术,需要随机应变,需要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45]作为高等顾问,在国民党的这次关键性的转向中,鲍的作用确实不应低估(关于鲍罗廷在“廖案”风波中的所作所为,笔者另有文章叙述其事,待发表)。然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只有鲍在那里独断专横,指手画脚,而汪、蒋只是唯唯诺诺,被动执行呢?当然不是的。试看汪、蒋二人,当时配合得何其默契,手法何其老到,这哪像是在他人摆布之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做作出来的呢?连《邵元冲日记》都这样写道:“现由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权力倾轧之心,汪、蒋均未能免。尤其是蒋对倒许,步步为营,机关算尽。他9月19日那封“致许崇智函”,每一个字都是逼许下台的利剑,这如果不是出自蒋氏之心扉,难道他人所能代为?这种中国式的官场倾轧故事,又岂是姓鲍的所能教唆得出来?在办案过程中,鲍、汪、蒋各怀心思,都想左右历史的走向,然而历史却未必按他们所框定的路线行进。鲍罗廷曾说:“从许崇智离开时起,一切立即进展神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起来了。……我们的决定始终得到准确无误的贯彻执行。”[46]他们都以为清除胡、许,广州将从此太平。然而胡、许离粤后,被汪顺手“请”出广东的那位邹鲁,却在北京与谢持、林森等组成了一个公然向汪精卫、向广州国民党中央说“不”的政治联盟,那就是“西山会议派”。邹鲁等人不惜以另立中央,另行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强硬手段,与广州国民党对着干。汪派排斥异己的结果,是制造出更为难缠的政治反对派,因而陷入新的、更深的政治危机。为此,汪只好向被他放逐海外的胡汉民招手,一心将胡从老对手变成新盟友。上文说过,胡汉民涉嫌“廖案”的问题,本来并未查清,从鲍罗廷这时的谈话看,他们起码掌握了胡“默许”除廖的一条线索。出于政治的需要,这样的线索被搁置起来了。更为戏剧性的是,汪精卫欲挟蒋自重,从而巩固并加强自己的“最高”地位,殊不知他却把一位最危险的对手拉上台。在不久后的中山舰事件中(1926年3月),汪逼于蒋的种种压力,黯然离职,并离开了广东。那时,通过不断的扩张,蒋已军权在握,汪再没有任何可以制衡、制肘蒋的东西了。汪是查办“廖案”的主角,但他并没有赢得那场纵横捭阖的博弈。“廖案”发生前,蒋介石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他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他无疑是因进入“廖案”特委才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核心的。而蒋介石的关键性的起步,应从以武力驱逐许崇智、并吞粤军算起。这事实上是蒋(在汪许可之下)以武力向他的顶头上司(许是总司令,蒋是参谋长)夺取军权的行为,是蒋扩张军事实力、进而篡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发端。有此一端,才有往后囚禁熊克武(1925年10月)、驱逐王懋功(1926年2月)和逼汪去职(中山舰事件)等事端的发生。从倒许开始,几个月时间内,蒋靠着手中的枪杆子,一步步攀上了国民党权力的巅峰。故就蒋而言,倒许是开端造衅之举,对他今后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乍看起来,那一场博弈的赢家,不是别的人,而是蒋介石。然而,蒋却为此输掉了他的道德与人格。正是从倒许开始,阴谋家、野心家的帽子,稳然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时在广州政坛出局的胡、汪,此后仍然是蒋的对手,他们以种种形式,长期同蒋比权量力。也是从这时开始,蒋在国民党的营垒之内,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越滚越大的“反蒋派”,当时受此打击的莫雄,就是其中的一员。20世纪70年代,莫雄在一家博物馆的展厅里看到那张刊登有“国民政府处置叛军之布告”的旧报纸,读到“郑润琦、莫雄等包藏祸心”那几行文字,不禁火冒三丈,对蒋当年的所作所为,大声予以痛斥。那一幕情景,曾为笔者所目睹。莫雄历史上的反蒋故事,许多人都熟知。蒋介石后来败出中国大陆,与蒋自己所制造的“反蒋派”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因此说到底,蒋也不是什么赢家。 [1][18]《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421页。原稿蒋已将[ ]内的话删去。[2]《廖案第三次审讯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9日。[3][31]《廖案第四次审讯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0日。[4]《廖案第四次、第七次审讯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0日、17日。[5]李甫:《回忆周恩来追查廖案的片断》,《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页。[6][15][34]林祥:《梁鸿楷等大塘会议倾覆政府事泄被扣案》,《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4、578、580页。[7][13]《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8]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9]《申报》,1925年9月9日。[10]《国民党第108次会议纪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24日。[11][20]《汪精卫先生之重要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26日。[12]“胡毅生致汪精卫书”,引自“胡汉民关于廖案情经过之自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5年7月至12月),[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年版,第256页。[14]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李天德1923年6月任大本营侦探长。[16]叶少华:《有关张国桢的若干情况》,《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17]李朝彦:《我所知道的张国桢和张被蒋介石杀害的经过》,《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2页。[19]蒋介石:《致许崇智函》,1925年9月19日,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25至第428页。谨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24日报导此信内容,有“此次专断之故,不外仍以拘捕张国桢之苦衷以解决此案。事前所以不陈明者,盖恐囿于感情,不能迅速解决也”。“吾兄以平日待下太宽,遇事易为部下感情所惑,每至姑息养奸。此事如兄难以为情,最好暂行离粤,俟介石将一切乱事及不肖分子扫平之后,再请回粤主持,为期仅三月而已。”而蒋“年谱”所载致许之函,并无这些文句。故这封信事后是否经过了改动,还值得研究。[21]《许济自传》,1956年,载《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22]1931年4月30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弹劾蒋介石,重提蒋氏逐许一案,文曰:“许崇智同志献身革命,无有宁息,驰驱闽粤,功业彪炳。蒋氏觇其不备,夺其兵柄,迫令离粤,取而代之。革命粤军,多予消灭。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皆曾致力革命,以隶属许部,悉予诱杀。”这段话,可作为审视本案的参考。[23]“廖案特别法庭”本拟以林森等为检察委员,以林翔、詹大悲、林云陔为审判委员,这些人后来未参与“特别法庭”的工作。[24]《不准廖案人犯请律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3日。[25]“陈公博报告廖案检察经过”,1926年1月14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26]《廖案之公判请求书》,《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5日。[27]廖案第一至第七次审讯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3日至17日。[28]《廖案昨日论告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3日。在2月10日第六次审讯时,审判长卢兴原认为赵士伟“不归廖案特别法庭”审理,而移送广州地方检察厅。故赵未列入 “论告”名单。[29]据《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4日:“并将梁博提出枪决”;又该报8月11日:“从犯梁博虽已于日前正法,但正犯朱卓文,至今仍在漏网。” [30]《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案:郭敏卿死刑》,《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5日。该报9月1日还有一则消息:“现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着军法处迅即判决此案,昨30日总部军法处已将郭敏卿提回,交公安局暂管云。”军法处对郭案审理的情况及郭敏卿何时被执行死刑不详。[32]《梅光培启事》,《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9月17日。[33]《廖案特别法庭呈报结束》,《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4日。[35]林直勉1927年4月被释放。“粤海关情报”是月30日有涉嫌“廖案”重要人物林直勉(英译中时错译为林逸民)被释放的记录。见广东省档案馆《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时局——粤海关情报记录译辑》,1982年第19页。[36]林直勉“党狱”,引自“胡汉民关于廖案情经过之自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5年7月至12月),[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年版,第254页。[37]魏秀灵(魏邦平女):《先府君魏公邦平行状》,手书。[38]朱卓文:《致海内外同志书》,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5年7月至12月),[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年版,第246页。[39]朱卓文与《中山日报》编辑谈廖案旧事,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5年7月至12月),[台]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年版,第247页。[40]张慕融:《港英政府扣留粤军兵船事件》,《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41]《第七次审讯廖案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3日。[42]粤海关1927年7月23日情报,见广东省档案馆《广州起义前后的全国时局——粤海关情报记录译辑》,1982年第63页。[43]罗翼群:《廖仲恺先生被刺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8页。[44]《二十师剿办中山土匪》,《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7日。与此相关的报导有8月12日《枪决大帮抢匪快闻》等。[45][46]《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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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阳镇战斗一结束,我即奉命率部向枣阳方向搜索前进。队伍沿着山坡行进时,突然从汉口方向低空飞来了4、5架飞机,我立即命令部队疏散掩蔽。可飞机并没有投炸弹而是投了不少传单。我坐在山坡上接了一张。传单上写着: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战死。我心头一震,半信半疑。不幸噩耗很快就得到证实,我心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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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特·奥尔曼(Bertell Ollman)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自1970年以来,他先后在十几个国家做了数百场学术讲座,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问题。他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出版了15本著作,其中,《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已有中译本。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载于其个人网站:www.dialecticalmarxism.com。近期,受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委托,武汉大学颜鹏飞、石云霞、孙来斌、邵秋芬等四位教授在访美期间对奥尔曼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本文为专访实录译文。 原文地址:http://www.cctb.net/xszm/200911200020.htm 颜鹏飞: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异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市场经济,如何克服异化现象,是一个非常艰难但也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学者劳勒强调市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六大阶段中的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并认为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承认“一个处于中间的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穆尔则把马克思说成是半截子市场社会主义者,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但后来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非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您看来,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或者半个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我们从他提出的“生产方式”概念就足以得出这一结论。根据这个概念,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这些过程尚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要求之前,它们都不可能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形式,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形式了。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配和交换关系结合起来是可能的。然而,在把市场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种种努力当中,出现了我们熟知的各种社会、经济以及心理的问题。中国的读者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阅读《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一书中我对劳勒的批评部分。事实上,大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都不太能理解辩证法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对马克思而言,经济的主要过程都是内在地互相关联的。我在《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一书中对此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孙来斌: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直存有不同的解读倾向。在您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否意味着他对市场经济的认可?列宁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实用主义的行动,目的是为了重新启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摧毁的俄罗斯经济。换言之,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列宁从来也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 颜鹏飞: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底能不能结合,这个问题被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关于这个问题,近期有三个新动态。(1)美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总结了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缺陷即六大神话,即定价神话、社会化工业神话、计划神话、集中化神话、产权神话以及两条道路的神话。(2)著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科奈指出,“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企图产生出一种不自治的体制:公有制的统治与市场的运作是不兼容的”,并在《大路与小路》一书中明确宣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能相容的。(3)必须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新的动向——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不仅把公有制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出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阿喀琉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踵”,因而现阶段市场社会主义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如何评价上述三大动态?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能不能结合? 奥尔曼: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谈得很具体。不过我很想说,确实存在一种所谓“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改良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总是试图把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面”和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它往往在资本主义体系看起来运行良好的时候出现。它最早由19世纪晚期的爱德华·伯恩斯坦提出,市场社会主义不过是它的最近版本。在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崩溃的过程之中时,各种形式的“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便开始消退。 颜鹏飞:美国市场社会主义者施韦卡特是“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不仅认为东欧各国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力图建立本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并认为:“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您同意这种观点吗?中国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大实验吗? 奥尔曼:如果资本主义的竞赛永远持续下去的话,中国是有可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的。毫无疑问,中国人非常擅长把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做好。 邵秋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理论,但是在《资本论》中只有个别地方使用“异化”这个名词,马克思有没有摒弃异化理论?在您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有无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呢? 奥尔曼:查阅一下三卷本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异化的主题,您将会发现有几十处提及了“异化”概念,虽然它们大多数的含义都要比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时更加狭窄,但是,他所关注的核心意思仍然保留着。例如,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这层含义一直没有变。马克思通常把它看作“抽象劳动”,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其异化特性与他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关系最大。 市场社会主义几乎复制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切异化现象。您上面已提及的大卫·施韦卡特版的市场社会主义,包含着由工人来经营他们的企业的思路,这也许有可能产生较少的异化现象。然而在中国版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并没有经营企业的权力,则很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异化。 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更多细节,可以阅读我的著作《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以及我的文章《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迷惑》,见于我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石云霞: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诸如有人说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等。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看法? 奥尔曼: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改革在当时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经济基础的需要(我对此并不是非常确信,但是,一旦事实确会如此的话,我还是愿意这样理解),然而它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况且与现在更为相关的是,造成利大于弊的阶段也已经过去。中国现在面临许多问题,包括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就业状况恶化,糟糕的教育和卫生设施,大范围的环境破坏,制造大量多数中国人并不想要或需要的“垃圾”商品(同时无法提供许多必需的商品),经济危机的不断威胁和周期性的发作,贪婪心理的扩散和随之产生的腐败现象,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增加,对世道和政治不满者人数的增长,以及以其他方式出现的普遍性的异化现象等。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当前发生了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并且完全一体化的成员——危机必定会像潮汐一样冲击中国。 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务实主义者,邓小平如果健在的话,他将会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可怕的形势,并为之作出大的改变(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能够为这种改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作出这种改变提供了组织机制和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我唯一的希望是邓小平在党内的继承者能够在时机不算太晚的时候作出这种改变。 孙来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正在进行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不断被突破。在您看来,哪些东西是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守的基本原则? 奥尔曼:简单地说,就是目标,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通过制度、规章以及使其发挥作用的实践来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2)公有制以及对一切生产和分配手段实行国家控制;(3)在一切层面上通过民主计划来进行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允许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作贡献,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社会索取,同时开展各种必要的活动来保护环境(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4)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现代科学能够实现的卫生保健;(5)依据法律平等的原则对待所有公民,包括那些现在占据执法地位的人(任何人都不应长期占据执法者的地位);(6)提供必要的组织服务工作,以使每个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去发挥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兴趣和才能;(7)给予人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自由。与这个计划相应的是,首先得让人民享有参与制定和执行计划的自由。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包括人民在决定各种层面上的经济计划的优先顺序的投票权,甚至还应该包括决定由谁来执行这些经济计划的投票权。 此外,还有一些方面也必须做到。简单说来,应该终止异化很可能就是对其最好的概括。要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我的专著《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颜鹏飞:国际学术界对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两者的关系争论由来已久。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奥尔曼:政府调控当然能够对市场配置产生一些影响,但是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产生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这些影响是在什么条件之下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您前面提到的那些与市场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有关的可怕问题? 颜鹏飞: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危机的历史走向和资本主义死亡问题? 奥尔曼:在世界历史当中,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近期的发展,尽管它的一些星星之火在以前就已经出现。它已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注定会消亡。资本主义此前也遇到过其他经济危机,迄今为止它还总能从中摆脱出来。但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前,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全球性特点,也不仅在于它很快会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得更为严重,而且还在于那些曾使资本主义从它以前的那些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机制不再有效。 简单地说,以前资本主义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机器和劳动力的成本就会降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从而使得新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些投资能够雇用新的工人,而这些人又能成为更好的消费者,而这也会导致更多的投资。然后,整个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然而,当第一组新投资出现在高技术领域时,投资者即使不增加工人或者说只增加少量的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大多数生活在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也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将发生什么现象呢?其结果就是,投资者将不能够销售足够的商品来实现扩张,甚至会使生意停滞不前。过去资本家用来填补价值“实现”缺口的各种“神奇”手段,诸如帝国主义、战争、信用卡等等,已不再有效,或者说不足以解决当前如此规模的危机。 孙来斌:我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美国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设计不断进行改革的话,它将超越资本主义。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奥尔曼:就这种观点而言,最好的陈述可参见戈·艾尔坡罗维兹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我曾经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一道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准备的社会主义炖菜》一文中对此作过批评。这篇文章在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在这里我只想说,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带领美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会通过引入连续性的改革而逐渐离去,尽管未来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基本因素(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叫“种子”)都能够在资本主义当中找到它们的起源,例如,工人的合作、“社会化医疗制度”、公共教育、特殊行业的国家所有制等。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它们只能够以一种极度扭曲的形式存在,并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而且通常将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置于首要地位。 石云霞:据说,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很多西方人对《资本论》重新产生了兴趣,马克思正在复归。您能简要介绍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吗? 奥尔曼:总的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不仅仅在美国,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以至于现在还难以判断结果将会怎样。可以明确的是,尽管西方的主流媒体继续它们的一贯做法,拒斥我们为这个主题撰写的专栏文章或从这个视角给当前经济危机所写的文章,但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能够享受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来谈论马克思主义。 孙来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当前西方,这个任务还有无实现的可能?这里讲的工人阶级包括“蓝领”,但是,包括“白领”吗? 奥尔曼:工人阶级由那些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的人组成,这决定了他们同其他处于同样位置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即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被迫出卖劳动力给他们)之间的特定关系。这些关系导致了特定的客观利益、特定的需求或者压力,使得他们的思考和行动能够促进本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既适用于蓝领,也适用于白领,仅仅在形式上稍有不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包括它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都是用来对抗这些需求的,并且迫使工人以其他的方式即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在经济危机期间,所有的压力都因工人作为被雇佣者的状况——包括工作节奏加快、工资下降、工作不安定以及失业——而加剧。同时,危机也造成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更加透明,使资本家为隐藏和掩盖而作的努力难以见效。 这些方面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尚未完全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的年轻工人,更容易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它正在发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就是尽其所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通过教育、组织和政治活动来推动这个过程。 石云霞:现在美国大学教授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情况如何?据我们所知,您开设的有关课程很受人欢迎,您在保持这些课程对年轻学生的吸引力方面有哪些经验? 奥尔曼:思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涉及改变一个人根本观念的问题来说,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教授开设的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更为明显。美国大学中的绝大多数学生,要么现在就是工人,要么来自工人家庭,要么毕业之后会成为工人。然而,由于已经习惯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弄清楚阶级含义的人则更少。 因此,马克思主义教授的首要工作是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是“谁”或者说他们是“什么”(最好是让他们弄明白自己属于前面我们定义的工人阶级)。确切地说,就是帮助他们根据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来准确理解它的含义,以及属于一个阶级之后会带来什么——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和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一般情况下,学生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很感兴趣,在当前社会出现极不确定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教授以讨论他的学生(或者大部分学生)的工人阶级成员的身份(当然,并不否认他们具有其他身份,比如男性、美国人、天主教徒等)的形式来开始课程,并且确保把他们的阶级身份和后面课程的主题联系起来,那么就很有可能让学生在课程中始终保持兴趣。 如何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著述,主要参见《如何参加考试和如何改造世界》、《社会主义教学法研究》(合编)、《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棋盘游戏)以及我的个人网站中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 孙来斌:我对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2009年左翼论坛很感兴趣,论坛规模较大,议题设计也很有意思。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纽约地区马克思主义论坛的活动情况吗? 奥尔曼:如果你只是问它是什么,那么它就是一个在每年春季举行的参加者大部分为社会主义学者的、有不同的名义和发起人、差不多有40年历史的年度学术会议。出席人数一般在1500到2000人之间,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会议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机会,使其得以超越学科、党派、地位和年龄的界限来互相讨论各种重要的话题。近年来,附近地区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反思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组织了类似的但规模较小、重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会议,基本上每两年举办一次,其中,前者地点设在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后者设在多伦多。 颜鹏飞:当前,探讨资本主义发展前景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热门话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奥尔曼: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回答。如果将我所说的内容用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语言来表述,即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生产出必要的条件来实现其发展,因而也不能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死亡,但是,它已经走上死亡之路。这很可能是一种缓慢的、拖延的死亡过程(这里或者那里会偶尔表现出短暂的恢复迹象),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拯救它。当然,那些管理这个制度并且从中获利的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想看到。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我们看到这一切和为之采取行动。事实上,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只会使我们遭受“连带的祸害”,从而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颜鹏飞:与此相联系,您能简单描述一下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吗? 奥尔曼:遗憾的是,资本主义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实际的转型过程要复杂得多。即便就马克思而言,尽管他曾经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非常乐观(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也意识到存在着另一种非常暗淡的可能。后来罗莎·卢森堡将其表述为:人类面对“社会主义或者野蛮时代”之间的一个选择。这里的“野蛮时代”,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指高度文明的中断(没有学校、医院、电力、道路、政府,还有饥荒、疾病和内战的扩散),就像一些非洲国家已经经历过的状况。 简单说来,我的观点如下。 (1)资本主义已开始死亡。对于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2)但是,社会主义如果要替代资本主义,就必须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场革命——在某些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一定要快速地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一切必须在资本主义崩溃后进入“野蛮时代”之前发生。显而易见,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距离承担这个任务的要求还很遥远,尽管在未来的几年中,由于最近的危机和萧条,这种状况可能很快得以改变。 此外,尽管资本主义会出现快速崩溃,但工人阶级能否在“野蛮时代”开始之前形成发动革命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对此我们还不能确定。因此,尽管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具有确定性,然而却只把社会主义革命(它是社会主义到来的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当作一种可能性(这使得我们这些理解其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3)然后,即使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不能确定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一定能获胜。总而言之,可能要经过多次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要经历多次的失败。由于资产阶级拥有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工人阶级获胜只是一种“可能”。当然,我们在人数上的优势使得资产阶级很难用其传统的统治工具在革命中进行对抗,因此使得我们“很有可能”获胜。 (4)最后,假设资本主义已经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发生,并且工人阶级也已经获胜,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新的统治阶级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呢?我的回答是“能”,对此我毫不怀疑。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产业、科学、组织、教育以及其他条件都已经由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被现在的统治阶级扭曲和滥用)。换言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 其次,就客观阶级利益(如实质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而言,工人阶级是唯一与整个人类的长期利益相一致的阶级。在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所做的一切,莫不是为其最重要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当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同样也会这么做。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它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如果不能为人类的每一成员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就无法为其自己的成员的利益服务。 再次,参与到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的工人,将能够以多种方式来改变自身,将会显示出比我们当前更大的优势(事实上我们现在全都陷在全球资本主义文明的泥潭中),将使社会主义的建立变得容易。例如,如果工人阶级能够赢得这场革命,他们将变得更加具有合作精神,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更加富有组织性,对不同的种族、性别、国家和宗教信仰等更加宽容。他们还将因此变得更加自立、更加强大、更加勇敢和自信。此外,相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工人而言,他们将变得更有责任感、更有能力去执行他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 马克思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参加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去,是一个人能够接受的最伟大的教育。当然,工人阶级的这些品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得到更大的发展。通过参加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工人已经将其变成了自己个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只有借助于这些品质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前途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时代?站在当前世界历史的节点,从我前面所讲的一切来看,未来似乎将属于野蛮时代。然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它关涉我们的阶级、我们的人类、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利害关系,这只会激发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尽其所能地去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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