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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在国内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有涉猎的领域。本文以华南P县的一起大规模环境诉讼案件为案例，“展示”并分析了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这一特定“场域”中，通过集团诉讼这种方式进行环境维权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和农民的行动逻辑。文章立足于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建立对当下“通过法律的环境维权”的场景化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这种行动面临的四个主要困境，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农民维权的“合法性困境”，司法诉讼的“体制性困境”，法律逻辑下的“环境权困境”。面临四重困境，在推进“通过法律的环境维权”时，农民的行动中蕴涵着特殊的行动逻辑，这主要包括特殊的动力机制和特殊的行动策略。特殊的动力机制包括：村民们因基本生存面临威胁而不得不进行的生存抗争，诉讼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勇气，诉讼精英生存危机下不得不将斗争进行到底。特殊的行动策略包括：始终控制在法律范围内的行动；选择性激励；诉苦、弱者的武器、“问题化”、“挟中央以抗地方”等动员策略；引入媒体、专业环境诉讼帮助NGO、环保支持网络等外力以搅动地方利益格局，等等。

目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风能产业市场，风能装机容量也是世界第一，但风电在其电力供应中不到2％，预计到2030年美国20％的电力将由风能提供。美国能源政策法案（EPA）、生产税收减免（PTC）、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RPS）对风能的兴起，推动力巨大。减少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根本在于调整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相对经济可行的风力发电。继火电和水电之后，风能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三大电力来源。

能源资源消费、产业结构演进，以及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变化之间有着一定的规律性特征。

根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资料，北京垃圾以每年8%的速度增加，2008年日产垃圾1.84万吨，预计2012年全市垃圾生产量将达日均2.5万吨，2015年达日均3万吨，届时，北京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全部填满。

生态学是工业革命以来兴起的一门学科，理解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学科的主要内容。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理解，自然而然成为生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生态学在不停地发展，生态学家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个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萌芽阶段的生态学 在达尔文之前，不少生态学家同时是博物学家、分类学家、化学家、神学家甚至文学家。 在这一时期，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分门别类的描述和理解自然现象，诸如不同地理区域的植被组成，物种生活史特征等等。另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个有严整秩序的整体，从整体思考各个物种之间的精妙联系。美国生态史学家沃斯特认为，前一种生态学家是持"人类帝国主义"观点的，他们用还原论的办法机械地解析自然，其研究方法与在近代科学中兴起的归纳演绎方法是一致的。后一种是"田园主义"观点，他们倾向于把自然理解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类回归自然秩序。这一时期，田园主义生态学家在探讨自然界物种之间紧密联系的同时，还受到宗教、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是，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西方生态学者此时一方面醉心于不停地发现新的生命现象，一方面希望远离工业和城市的喧嚣，回归田园时光，对人类毁坏每一片森林感到痛惜。 达尔文之后的生态学科 达尔文和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改变了生态学科的面貌，也导致了生态学的分化。达尔文在回顾他的工作原则时写道，即使一个假说再优美，只要和现实证据相矛盾，就必须被抛弃。某种意义上说，达尔文的这个工作思路和波普尔的"假说-证伪"模式是同质的。与达尔文同期的生态学家们大多都自觉地采用了这个原则。从1860年至今，生态学界每个自然规律的发现大多都遵循"假说-证伪"模式，这一模式于是成为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和现代生态学的分水岭。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无论是持还原论观点还是持整体论观点的生态学研究，只要遵循"假说-证伪"原则，那么这种研究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除此之外，生态学还有另一个分支，即人文生态学。如果一位生态学家只有一个理论框架，却并不思考这一理论框架是否有现实证据，那么他的研究就应该归于人文生态学的范畴。生态学界因此形成了两个圈子，各有各的出版物和研究群体。 举个例子：假定有一片草原，其上有食草动物（比如鹿或羊）。如果没有食肉动物（比如狼）的话，食草动物种群会增大，摄食过多的植物，导致植被退化，然后食草动物大量饿死，生态系统瓦解。但是如果有捕食者存在，食草动物种群就会被捕食者调控，从而也不会造成植被退化。上述文字描述只是一个假说，它的数学模型就是著名的Lotka-Volterra模型（或叫"猎物-捕食者模型"）。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在没有捕食者的环境中，食草动物种群的确会出现种群崩溃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食草动物种群在崩溃后还会恢复，并不时地发生崩溃，保证植被并不退化。这一证据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Lotka-Volterra模型，从而引发了生态学家对捕食者作用的反思。生态学家后来发现，自然界的调控不仅包括捕食者从上而下的调控，还存在气候和植物从下向上的调控。由此，人类拓展了自然界自我维持机制的认识范畴。这样的认识过程，就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但是，同样有一批学者，他们在想出或者认识到Lotka-Volterra模型后，立刻认为这反映了大自然调控的精妙，并把它推广到人类社会。比如近年来国内反映草原问题的一本半小说半政论的作品《狼图腾》，其作者姜戎就把狼对草原的保护作用无限强化。而实际上，在《狼图腾》小说的背景地区东乌珠穆沁旗，1961-1964年的历史记录表明，每年狼捕食的家畜不到该区域总家畜头数的1%，而极端恶劣气候（比如雪灾）能导致当年30%或者更多的动物死亡。在此区域，主要调控动物种群的因素是气候，而不是狼。这一证据表明，《狼图腾》这本小说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书中的观点只是一种思潮或者理念，可以看做一种人文生态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生态学家，有时候难以划分他们是属于科学生态学阵营还是人文生态学阵营。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印记几乎打在每个生态学家身上。即使一个生态学家以科学生态学研究闻名，他的成果也未必都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比如，提出植被演替学说的克莱门茨（Frederic Cleme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克莱门茨的植被演替学说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界植物物种组成的更替规律（比如森林地区的空白生境，一般存在"草本--灌木--乔木"的演替顺序）。但是，他同时认为生物群落是一个"超有机体"，一个自然群落可以像一个生物个体那样从小到大逐渐生长，其中的物种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电影《阿凡达》便借鉴了这个观点。但是，克莱门茨的超有机体观点后来被证伪了，生态学家发现物种实际上是随机地出现在生境中，先入为主地组成群落。尽管如此，超有机体作为一种观念，已经影响了人类社会，成为一些生态伦理学的重要依据。 学科分化之后 科学生态学同时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观点，某种意义上还是人类帝国主义的视角。随着物理化学方法的介入，科学生态学已经理解了自然界一些重要的科学规律，并用数学和地学手段，对这些规律做了整体性的理解。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科学生态学有个特点，就是强调研究无人类影响条件下的自然规律，把人类因素置身于生态系统之外，很少再思考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 而人文生态学则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的泛灵主义、田园思想等。尽管术语有所变化，但是相对于其社会影响，人文生态学在理论上发展不是很大。1960年以后，环保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环保政党和NGO纷纷成立。这些运动以实际中不断暴漏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依托，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这一时期，环保主义运动的主张比如"保护地球，保护每一个物种"、"人与地球和谐相处"、"炸掉大坝，让河流自然流淌"等，在理论范畴上并没有超出吉尔伯特•怀特、梭罗、克莱门茨、利奥波德等早期人文生态学家的思想，但是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是这几个终身住在原野地区的学者所能及的。环保主义者现在已经占据了媒体，充分影响公众，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主要的执政党。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基本上主导着现代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值得指出，人文生态学和环保运动在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对环境的破坏时，同时也厌恶任何改变自然现状的社会变迁，而且他们的主张还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比如，这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保持工业化前的状态才是生态的、环保的，而往往不顾当地赤贫，人民福利得不到保障的事实。 而且，近年来人文生态学的所有理论出发点大多是建立在有选择的科学生态学研究成果之上的。比如反转基因运动在食品安全性问题质疑频频落空后，纷纷转向科学生态学界，寻求转基因作物污染自然种群的证据，一有寻获，即大肆宣传，而往往无视那些实验设计不严格的事实。而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地球一小时"等环保运动也及时套用科学生态学界提出的"碳中性"概念，却回避科学界并未能完全理解碳循环的事实。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科学生态学家意识到，继续把人类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是不合时宜的。 在无人类影响地区得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在现代社会成立。科学生态学家也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方面来。近几年来，科学生态学家逐渐提出，人类应该自主地承担大自然管家的责任，应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可持续之间的平衡。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再和谐"。和环境恶化一样，人类的贫困和不平等，都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失败，而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类和环境再和谐的要务。科学生态学正逐渐重新开始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流行的人文生态学的一些观念进行矫正。 两类生态学在中国的处境 自民国以来，科学生态学在中国开始发展。2000年后，科学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明显加速，逐渐填补世界生态学研究在中国区域的空白。但是，中国的科学生态学界有一个特点，就是埋头书斋，以发表国际论文为导向，很少对国情和政策发表建议。这跟我国的科研体制--包括人事制度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有关。言多必失，说错话就得罪人，得罪人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研究论文，没有研究论文整个研究生涯都要完结。因此，科学生态学界万马齐喑。从目前看，科学生态学者不会给当代中国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出足够的有价值建议。 人文生态学在80年代以来才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但是，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其传播速度极快。加速人文生态学传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环境的迅速恶化。在这两个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在理解日益严重的中国自然环境问题时，都具有强烈的理论需求。如果科学生态学界不说话，那么这个空缺的话语空间只能由人文生态学界来填补。2000年以来中国的若干环保大论战，都是由人文生态学家和媒体发起的，比如"人应该不应该敬畏自然"争论、"怒江建坝"争论及"圆明园地膜事件"等。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人文生态学思想一向受到西方学说统治，比如怒江建坝就是国际反坝运动的中国翻版，而转基因的反对者也都依靠西方学说和实验证据来立论。去年的哥本哈根谈判之前，所有媒体也是竭尽煽情，跟着西方媒体走，直到最后温总理终于被西方国家强硬地塞了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减排方案。 中国科学生态学界的不作为和人文生态学界对西方观点的生吞活剥会给中国发展带来若干不利影响。首先，难以产生适合国情、以我为主的生态学观念，因此不得不听命西方，在国际气候谈判等国际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二，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难以理性解读，会进一步加重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比如今年的若干环境问题（如南方大旱等），政府的官方解释虽然合于科学生态学界的观点，却无法有效辟谣。第三，由于人文生态学界的西方视角，他们难以理解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其绝对的批判态度，往往和地方官僚机构的发展目标（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直接对抗，这样会增加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难度。 在今后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中国要学会仔细区分，哪些生态学主张是处于科学生态学范畴之内，哪些主张是来自于人文领域。对西方在中国传播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学主张，要加以辨别明细，择善而从，而非全盘接受。发展符合国情的生态学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去年，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夕，丁仲礼院士和强世功教授分别分析了中国的碳排放前景，解读了西方碳政治，这是中国自己的科学生态学和人文生态学的重要发展。这两个研究对我国气候问题谈判是非常有益的，值得后来人效仿。

粮食和农业增产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投入，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生态代价，中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现有的农业发展方式面临着农产品需求不断扩张的挑战。

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天一定要会见电视记者，乐此不疲地接受他们的采访，而且他的发言一定只使用用时仅15秒钟左右的语句，换言之，他使用了类似广告的手法表述自己，并有效地利用此种手法来控制国民大众。

普米族村庄玉狮场，这里有上千年的大树，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土风计划”普米族传承小组追求的是“活化传承”，他们是农民，从山里来，还要回山里去。陈哲从喧嚷的流行乐坛走向了寂寞的民间。他的经历和思考或许告诉我们：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与乡村建设是怎样的密不可分，荣辱与共。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艺术家赞美那些当时可以利用的技术，因为他们认为技术更加民主，能够与更多的观众交流--这并不意味他们就幼稚地忽视了军国主义者以及精英对技术的运用。

E3G通过衡量平均到每单位碳排放的国家财富，来确定哪些国家在碳排放限制下更具竞争力。该组织的发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这种改善速度，就能在12月哥本哈根谈判中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

如果农民宅基地产权问题理顺、能够通过交易补偿等机制，集中农村民居、统一建设规划，再辅以道路、交通的跟进，解决远距离耕田的问题，目前浙江乡村发展、供水、排污以及就地城镇化的很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综述

"为石油而战"已经越来越成为"遏制中国"的观点、言论、政策、措施的公开理由。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必须大张旗鼓，奋力创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的跃迁。这是中国及世界大多数人发达和现代化之路，是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位于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景讷乡贺孔村，当地政府背着村民把村里集体所有的原始林地承包给了天保公司种植橡胶，当地上千亩的森林10多天就被砍光。被砍下的木材能运走的就运到木材厂，不能运走的就一把火烧掉，当做橡胶的肥料。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4次缔约国大会，美国政府始终拒绝承担任何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导致美国成为迄今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今年初，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宣誓就职以来，美国的气候政策走向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回顾美国历任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场与主张的基础上，发现美国新政府的气候政策既有调整又有延续。 [b]美国往届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b] 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往届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摇摆不定，其相关政策也随之变化。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就对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及其必然后果做出科学评估并建议采取行动。 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经济滞胀与保守主义回流的背景下，里根政府将环境管制看作是经济的负担，采取了一系列“反环境”措施，掀起了一股“环保逆流”。老布什执掌白宫后，在对待环境问题上延续前任政府的指导思想，在缓解全球变暖趋势上行动迟缓，被戏称为“里根政府第三任期”。 克林顿政府虽然从一开始就正视气候变化问题，并将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在内的环境问题置于战略性高度，大力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并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由于共和党国会的阻挠，克林顿政府在其两个任期内对气候变化问题都未能采取实质性行动。 小布什政府当政之初，在“科学政治化”趋势下，籍气候变暖缺乏科学根据而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虽然迫于国际社会愈来愈多的指责和压力，小布什接连出台了《国家能源政策法案》（2005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2007），规定了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提高能效等内容，但是在其任期内始终没有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b]奥巴马政府积极倡导绿色能源[/b] 奥巴马多次明确提出通过积极发展替代能源来减缓气候变化、实现能源独立的立场和主张。概括起来说，奥巴马政府沿袭《京都议定书》的思路，以总量减排方式为美国设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和时间表，并主张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实施“限额-交易制度”。同时，奥巴马政府要重新定位美国在全球气候努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国内政策层面，奥巴马政府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水平；2050年的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80%；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限额-贸易制度”，且拟拍卖全部排放许可证。在国际政策层面，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必须重回联合国气候谈判的轨道，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以便恢复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恢复美国在绿色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导作用。 为了充分贯彻其政策主张，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下列领域开展工作：今后10年要向可再生能源、高级生物燃料、能效及其它清洁技术方面投资1500亿美元，创造5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同时，还任命了一批“环境友好型”的官员或专家来担任能源和环境机构的领导。如任命推崇可再生能源的朱棣文（Steven Chu）为能源部部长，任命提倡保护环境的杰克逊（Lisa P. Jackson）为环保署署长；并重新启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环保官员掌管新政府中的重要机构，如原环保署署长卡洛尔•布朗内（Carol Browner）担任白宫能源和环境政策协调官等。这些领导不但有能力和经验，而且更具有行动的政治意愿。 而且，其政策已经具有较为广泛的政策和实践基础。国内各州和地方政府在气候和能源政策、立法方面已取得不少进展。目前，美国有40个州建立了统一的温室气体报告制度；30多个州设定了可再生能源目标；30多个州已经或正在制定气候行动计划；23个州已经实施了排放贸易；另有7个州正在考虑实施该机制。 [b]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既有调整又有延续[/b] 由于美国国会和政府分立、两党分野的治理结构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博弈，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既有调整又有延续。最根本的调整在于指导思想与对外政策两个方面。在指导思想上，奥巴马政府把美国未来的经济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统筹起来考虑。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奥巴马政府提出通过增加“绿色岗位”来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并将新能源产业建设成为美国未来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与小布什政府将经济与气候变化对立起来形成鲜明对比。在对外政策上，奥巴马总统多次向国际社会传递 “行动”与“合作” 的积极信号，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试图摆脱以往单边、孤立的做法，在政策目标和行动上明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美国气候政策仍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首先，美国希冀借助气候变化问题将气候与能源、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联系起来，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终达到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目的。从长期看，欧盟于2009年1月宣布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排放的基础上降低20%，而奥巴马则承诺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降至1990年水平，因此奥巴马政府的承诺实在是“太少，太慢”。从短期看，由于美国的立法与决策程序及当前现实情况，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美国很难做出国际社会所预期的实质性减排承诺，至多会就“2012年后制度框架”的要点及某些要点的细节问题达成大致协议。 其次，在对待中国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由于美国两党始终保持一致立场，即促使中国承担减排或限排义务，因此其最终目标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奥巴马政府仍然是竭尽所能诱使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减排框架，但已进行战术调整，即试图弱化、模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与“能力”差别。克林顿国务卿访华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作为美国减轻全球变暖的合作伙伴。美国智库也在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将“气候与能源议题”纳入双边合作的关键范畴。最有代表性的是近期美国亚洲协会发布的《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突破中美气候合作的障碍》。 [b]世界期待美国在能源改革上做表率[/b] 美国在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举世无双，而其超级霸国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对影响全球能源体系变革的强大能力。美国有责任和能力率先垂范，执行削减排放的目标任务。奥巴马总统曾表示，“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比我们更有能力引领全球化体系的发展，或让各国围绕使自由、安全、富裕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新国际规则达成共识。”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美国将如何行动，从而确保国际体系向更平等、更公平和更繁荣的方向发展。

2011年6月，日本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福岛核事故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承认，对海啸的防范措施在整体上力度不足是导致事故恶化的主要原因。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认定，日本核电体制结构混乱、权责不明，尤其是日本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作为监管机构却隶属于主导核电发展的经济产业省

2003年自然之友报告，提及广东贵屿。“电子垃圾中的50%—80%要出口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去。（其中80%出口到亚洲，其中又有90%进入到中国）。”2009年仍无改善。

贵屿处理的电子废物乃全球之冠。在2001年12月美国非官方媒体Basel Action Network 详细调查及记录当地情况，并制作科学报告和拍成纪录片Exporting Harm。之前，贵屿的电子废物污染仍然不为人知。事件曝光后，不但引起了绿色和平、联合国环境署及巴塞尔公约(Basel Convention)等组织的关注，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对全球电子废物处理手法的讨论。 2008年6月14日，绿色和平行动人员冒险爬上香港葵涌货柜码头的YM Success号货柜船，并一直留守，以截停这艘来自美国、装有电子垃圾、打算借香港法规漏洞而辗转运往内地的货柜。7月4日，香港环保署终于和绿色和平的代表会面，讨论限制国外电子垃圾的进口问题。

随着化工厂污染的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农业污染正逐步成为仇岗最大的污染源。

受地质灾害破坏的生态，其演替期只需几年到几十年，属短期演替。蒋高明建议，汶川震后生态修复应该自然为主，人工恢复应为辅助措施。昂贵景观式的植物植种不但适用灾区，对城市环境来说，也压制了生物多样性。

目前的治理在很多情况下是啃"硬骨头"，如在荒漠上造林，在北方山区的阳坡"爆破造林"，而在一些很容易自然恢复的地方如四大沙地、北方山地的阴坡与沟谷、南方山地、南方湿地投入的生态恢复费用不大，或者有投入，但是治理上又在很大程度上用人力代替自然力，形成了许多所谓物种单一的"绿色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