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建筑 - - 文章列表 - 普通

曾留学日本的李大钊，目睹近代日本城市化的进程，对日本城市的繁华与弊病有真切的观感与思考。在此基础上，他思考了近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推进中国城市建设的具体构想。

李伯斯金，设计了柏林的犹太博物馆，纽约的ground zero，最近设计德累斯顿的军事历史博物馆（将于2011年10月14日开幕）。建筑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是怎样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他又怎样理解德累斯顿这个在二战中被盟军炸弹摧毁的城市？

社会住宅的关键不在于它的福利性质，而在于它以公共化策略补足住宅高度市场化之后的不足。但这个公共化不应该是国家监控的机制，而应该是小区营造的过程。社会住宅包括居民的参与过程，让社会住宅成为可以涵养多元社群的土壤

他做的事，长期以来被概括为"为农民盖房子"。这位设计者，因之也被许作"人道主义建筑师"。无人资助，破产三次，从台湾跑到大陆，数十年不改其 志。农民管他叫"老谢"，同行揶揄他"灾难王子"，学界说，他是包豪斯在世。他站在台上笑，我不过想让"九亿农民赏我一碗饭吃"。The thing he did has long been described as "to build houses for farmers." The designer is consequently called "humanitarian architect." From Taiwan to China's mainland, he never gives up even he's got no funds and went bankrupt three times. Farmers call him "Old Xie", Peers ridicule him "prince of the disaster" and the academic says that he is Bauhaus alive. He stood on stage laughing; all I want is "earning a life from 900 million farmers."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建筑师，人人都想成为库哈斯。设计那些形态夸张、造价高昂，全身上下都包裹着高科技的城市地标，而不用太考虑成本和能耗。谢英俊却反其道 而行之，琢磨怎么用便宜材料和简易工法，让普通民众也能参与建造，设计出成本低又环保的好房子。在他长达数十年的营造生涯里，乡村住宅绝对算得上是其中最 为"惊艳"的一笔，摊开这张薄薄的项目清单，灾后重建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谢英俊和他的事务所进入南投日月潭地区，带领邵族人以环保材料和简单工具，用极少的经费完成了部落重 建。2004年，谢英俊进入大陆，在河北、河南、安徽推广他的农民建房与协力造屋计划。2008年，四川发生"5﹒12"大地震，谢英俊及其乡村建筑工作 室成员协助四川偏远山区灾后重建，完成示范房500余套。2009年，台湾"8﹒8水灾"，谢英俊接受"世界展望会"委托，兴建原住民部落中继屋与永久安 置房，完成13个部落1000户家屋的重建工作...... 盖房子，所为何事？生于台湾，祖籍苗栗，现年57岁的谢英俊讲话温和，打扮户外，前额的头发已大半脱落，脑后的小辫儿仍倔强挺立着。1973年，谢英俊就读于淡江大学建筑系。这里是台湾文青和愤青的大本营，台湾民歌运动的肇始地。谢英俊住"动物园"（淡江大学出租给学生的民房，也是民歌运动发起人李双泽创作的一首歌），混水源街，唱着李双泽的《 愚公移山》毕业了。服兵役时，他做的是工程兵，修筑营房、工事、道路桥梁。退役后并没有急于成为一名执业建筑师，又在施工队里打混了8年。出图纸、跑现场、协 调矛盾、监控质量，他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各种各样的材料与工艺，对工程造价也渐渐了如指掌。 成立事务所后，他又做了不少公建，最多的还是现代化厂房，集成电路芯片厂的超洁净室，那种需要缜密考虑各种设计规范与生产工艺要求的房子。大量一线施工的实践经验让谢英俊开始反思"工业化的标准建造模式"，也让他重新评估起建筑师的角色与社会价值。盖房子，所为何事？建筑师为 什么做、为谁而做、怎么做、从何处着手？听起来，这些似乎都是些形而上的问题，但事实上，却又是直指核心。"广大农村地区是70%人类居住生存的居所，村 民们一直在采用他们不熟悉的工法和材料，穷一生之力建造昂贵、不抗震、不环保、不合理的钢筋混凝土或砖瓦新房，而建筑专业者无法也未曾踏入这个领域"。谢 英俊说。"为农民盖房子"--当外界把他看成是"人道主义建筑师"，或者用包豪斯和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来评价和阐释自己的建构理念时，谢英俊的回答却 更加接近常识。在他看来，短短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已使人类和地球走向不可持续的瓶颈，"可持续"三字，足以颠覆所有的"现代性"。它绝不仅仅局限在技术层 面，还包含衣、食、住、行，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紧密联系，从观念到行动都需与之适应，是一场社会居住关系的革命。谢英俊为自己的"可持续建构"找到的理论支持来自哈贝马斯的"互为主体"，其核心是：让建筑跳脱出纯粹技术和商品化的思维，将庞大的农村富 余劳动力与互助换工的优良传统结合，并在其中植入绿色环保、族群文化等多样性因素，建立一个社区自主的建造体系。一言以蔽之：建筑师指导农民参与，一起动 手盖房子。 建筑师•农民 互为主体思辨过后，谢英俊开始着手他"乡村住宅计划"的实施。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都是一边做政府工程，用赚来的钱投入研发，一边埋头于材料结 构的试验，不断改进自己的建构体系。起初接不到任何项目，他就游说身边的朋友做"小白鼠"，一个个台南乡村的小型私宅，就是谢英俊"轻钢生态房"的实践起 步。直到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日月潭地区的邵族部落遭受重创，谢英俊才算等来了英雄用武之机。地震后几个礼拜，他就带着事务所开进了灾区， 带领邵族人用轻钢架和竹子，在废墟上打造出新的社区。邵族部落重建，谢英俊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说服"。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席卷下，包括邵族在内，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们不仅逐渐抛弃了往昔建 造房子的材料和工法，更抛弃了与传统建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活习惯、空间氛围、协力劳动、财务操作等一系列价值观，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一刀斩断。 谢英俊试图用自己的建构体系和实地重建让邵族人相信：采用他设计的轻钢房屋结构，即使没有专业经验的人也能够参与施工，大家交换劳动，互帮互助，不必完全 依赖政府资助和慈善捐款，不受制于市场机制，也能重建家园。由于村民也是重建过程中的另一个主体，整个房屋从设计、结构、材料、施工，到整体空间的规划布局，都不是谢英俊一人意志的反映，还融入了邵 族人对于个体生活和族群生命的想象力。房屋功能在尊重当地生态环境和空间使用习惯的基础上，既满足了村民的一般家庭生活需要，又考虑到族群祭仪的特殊需 求。重建的，还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空间，在这个相互协作、积极创造的过程中，邵族人也逐渐克服掉灾难的创伤，找回了自己的精神信仰与身份认同。而对谢英俊来 说，他也为自己的"乡村住宅计划"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永续建造，协力造屋。这个项目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谢英俊一下子蜚声岛内，声名鹊起，变成媒体眼中的"传奇建筑师"与"人民英雄"，不仅获颁台湾建筑界最高荣 誉的"远东建筑奖"，也为国际建筑界所瞩目。而在鲜花与掌声之外，这种完全不依靠开发商、不需要银行贷款、不采用钢筋水泥的建房模式，实际上又与主流建造 市场相背离。喧嚣过后，谢英俊需要重新思考乡村住宅的发展方向。2004年，他经人指引找到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决定来大陆推广他的"乡村住宅计 划"。 乡村住宅产业化大陆幅员辽阔的地盘让谢英俊兴奋不已。无论有钱没钱，南北东西，盖房子都是农民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这让谢英俊坚信自己的乡村住宅必定大有可 为。然而，他期待中的热火场面却并没有出现。除了在河北定州的乡建学院地球屋，河南兰考农村合作建房等几个项目，在大陆一待三年，并没有几个农民找上门 来。更有甚者，听说他帮农民盖房子，就跑到乡村建筑工作室来请求资助。"真当我们是慈善机构了"，谢英俊哭笑不得。这一次，又是发生在大陆的另一场大地 震，让陷入困顿谢英俊柳暗花明又一村。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13万平方公里受灾，200多万户房屋损毁需要重建。谢英俊在地震第三天就带领团队赶到灾区， 从一个粪尿分集式生态厕所开始，先后在青川、茂县、汶川几地，重建房屋500座。这些房子全部采用谢英俊的轻钢结构设计，不仅抗震性好，而且施工快速，造 价便宜，平均每平米400元不到（传统的砖混结构农房则需800元左右），一度成为灾后重建市场上的"主力户型"。甚至有施工队老板混进志愿者团队，靠着 流出的图纸和工料单推出"山寨版"。这次事件之后，谢英俊不得不为关键技术申请了专利。找上门来合作的人也是一拨又一拨。政府想用他的技术推示范项目，承包商认为重建市场"有利可图"，"国营的，私营的，团体的，民间的，加起 来一共有近十万套"谢英俊说。由于这些合作者无一例外都沿用设计院+施工队的传统模式，灾区的重建任务又相当紧张繁重，双方的观念差异导致建造过程的完全 不可控，谢英俊最终选择退出了这些重建项目。"有1000万名农民等在那里，任何想用工业化大量生产，将农民劳动力与创造力排斥在外的观念与作为，均不切 实际。"--谢英俊在震区日记中这样记述。"只要不是协力造屋，那就和我们的理念有相当大的偏离。"采访中，他又特别加上一句。然而，不论是被人山寨，还是退出重建项目，也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轻钢房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接受度，之所以目前还不能批量化建造，主要是由于 还没有形成一套乡村住宅的产业链条。"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想，就能做"，谢英俊说。在今天的大陆农村盖房子，以一户一栋两层，面积150平米的砖混结 构农房计，造价大概在10-12万元人民币。而同等的面积，如果采用谢英俊的轻钢结构和协力造屋模式，成本大约只有市场价的60%。低成本，是谢英俊判定 轻钢房在农村市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首要原因。便宜之外，房子的结构功能还要能够满足村民的生活生产需求。轻钢结构是国际主流的低层住宅结构，它抗震性好，但造价高昂。谢英俊通过10年 试验简化了这个结构，使其变得可预置、开放性、空间灵活、组装简易，所有衔接处均采用螺栓固定，让村民不请专业施工队也能够把房子盖起。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是这套结构体系的另一大优势，农村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源都可能用来建造房子。"没木头，用石头；没石头，用泥土；没泥土，那就竹子；竹子也没，秸秆你总 有吧。"谢英俊说。完全不设门槛的建房技术，材料充分本地化后所降低的成本支出，是谢英俊认为轻钢房与其他农房相比，具有无可替代优势的第二个原因。但除去这两项之外，产业化还有生产、营销、品管、服务等一系列环节需要建立和成熟。谢英俊"乡村建筑工作室"目前的组织架构是：台湾的事务 所和第三建筑工作室、北京的常民世纪科技和成都的常民建筑科技公司。三个工作站各有一个人主持，负责包括业务推广、技术指导、品质管理在内的所有工作。成 都公司专门研究乡村住宅建设，并设有一个工厂提供轻钢结构所需的配件。北京则主要负责研发，优化产品的前后端设计。除此外，谢英俊还在与都江堰"晏阳初工 程学校"筹备建立一个农村建筑专业学校，培养乡村住宅项目所需的技术、管理和销售人才。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年，基层组织庞大严密的体系与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让谢英俊渐渐明白， 要将乡村住宅产业化，就一定要借助农村当地的力量，任何市场上现有的商业模式都不能够完全适用。谢英俊的计划是，未来与施工队进行合作，他作为总包商出设 计方案、材料和技术指导，再发包给一个个施工队，通过他们来组织村民施工，集中培训管理，仍然坚持以协力造屋的形式，互助建房。尽管这一切还只是初步的商业构想，能否达到批量化复制谁也说不清。但谢英俊却有着异乎寻常的乐观与自信，"这辈子做不完还有下辈子嘛"，他 相信"乡村住宅产业化"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乐观一半来自于对自己技术的"盲目自信"，另一半，则是他骨子里为挑战而生的勇气。"我们是走钢索的人。"他 说。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下去。 

德国的现代建筑是一部批判的历史，充满矛盾性与复杂性。现代建筑面临几大困境：现代化的同质化力量与民族特性的矛盾，也就是现代化的普适价值与民族传统的矛盾；大规模工业时代国家机器的权力扩张与欧洲城市传统的矛盾；工业化与高度理性化组织所导致的城市生活方式，引起人们对农业、田园生活方式的强烈怀旧；开放社会差异性和多元化跟社会主义平等理想和集体主义的矛盾。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德国政治精英不断地试图发明新的民族与国家传统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实现意识形态的控制。 柏林就是一个很好的空间范本。从1870年成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首都，开始现代化的加速进程，到两次工业化的大规模世界大战，再到战后东西柏林的分裂，柏林的空间也随之变化。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新古典主义的演变很大程度上与适应资产阶级社会对新机构与民族国家的需要紧密相关，代表了新兴共和国的崛起，在资产阶级帝国风格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德国，这种趋势首先体现在卡尔·哥特哈德·朗汉斯(Carl Gotthard Langhans)的勃兰登堡门和弗里德里希·吉利(Friedrich Gilly)在1797年设计建立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纪念碑。他们模仿严谨的陶立克风格，这与德国文学上"狂飙突进"运动的"古朴"文风相对应。同时代的弗里德里希·崴恩布莱纳(Friedrich Weinbrenner)设计了一种斯巴达式的，有高度道德观的建筑，以此来歌颂理想普鲁士国家的信念。他设想在莱比锡广场上建一座纪念性的"人造卫城"。这一圣地从波茨坦方向通向一座矮胖的、饰有双轮战车的凯旋门走进来。 普鲁士最有影响力的浪漫古典主义建筑师是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浪漫古典主义致力于形式本身的外貌特点，以使建筑更有表现力，主要体现在博物馆、图书馆、宫殿等建筑类型上。1815年拿破仑战败以后，这种浪漫主义被表现普鲁士民族主义凯旋的需要大大冲淡。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军功武威结合在一起，导致古典主义的再现。申克尔以这种风格创作了柏林的新警卫局（1816年），宫廷剧院(Opera)（1821年）和老博物馆(Altes Museum)。老博物馆取材于《演讲集》中的博物馆原型平面，将其劈为两半，改动中保留了中间的穹顶、柱廊和内院，取消了侧翼。博物馆采用了宽台阶、柱廊和屋顶上象征普鲁士国家文化影响的鹰和狄俄斯库里(Dioscuri),创立了一种精致而有力的空间组合，宽大的列柱围廊形成通向窄门廊的通道，门廊中有一座对称的入口楼梯和夹层。 新古典主义兴起的同时，欧洲的城市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19世纪被工业革命席卷的欧洲城市发展呈现两个特点。第一，大规模工业生产、人口增长与新型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城市人口高度集中。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贫民窟、廉价的庇护所出现；卫生设施与排水排污系统的落后导致疾病肆虐，首先是肺结核，然后是霍乱。第二，政府对大城市的整体管理与控制力大大加强，权力的集中促使了国家行政官僚体系的建立。在卫生工作改革中，政府当局通过一系列法规，包括英国1848年的《公共健康法》与豪斯曼(Haussmann)1853年至1870年巴黎改建期间的一系列条款，从法律上规定了地方当局对污水排放、垃圾堆集、供水道路、屠宰厂检查等负责。政府行政权力的加强也体现在城市规划上，特别是通过街道规划切割划分现有的城市结构。1806年建成的李沃利大街采纳了摄政街建筑模式，成为第二帝国时代巴黎布景式街道立面。艺术家规划提出了林荫大道(Allee)的规划方针，成为拿破仑三世时代巴黎改建的主要措施。 建于1831年的柏林老博物馆，二战中被毁 柏林的土地所有权在1840年至1990年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公有化或国有化。1830年之前，柏林是一个选帝侯的都城。从19世纪30年代起，普鲁士开始强大，并希望把普鲁士的首都变为一个"世界城市"。但是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城市相比，由于普鲁士政府没有通过交通规划、纪念性建筑以及城市卫生、居住条件的现代化等方式介入到城市中，因此国家政权在首都城市的建设上困难重重。1846年，旧柏林1,100块地产中，仅有45块属于公有。直至1875年，占据市中心，权限最大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管理机构。1875年至1914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虽然有了大量的金融机构，但是要建设一个高度艺术性的首都城市中心，仍然必须由国家参与才可能解决经费问题。当时的柏林仍然掌握在市政府中，因此对城市的改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城市规划者既难以采取能够满足车流量需求的交通建设措施，也没能修建足够的购物街与城市广场。纵观当时欧洲的大都会，随着城市人口增长，拓宽街道、大规模拆毁建筑、城市居住条件的现代化，无一不与国家及早的介入有关。 在柏林，这种空间的变化也极为明显。一战与二战的大规模破坏为国家的介入与柏林的新建提供了条件。1874年至1922年，德国颁布了一系列没收私有财产的法律。第三帝国时期，已有196块地产属于公有。格鲁那街(Grunerstraße)和墨尔肯市场(Molkenmarkt)被联结起来；卡尔-李布克内西大街(Karl-Liebknecht-Straße)被打通，与普伦兹劳尔林荫大道(Prenzlauer Allee)相接；威森桥(Waisenbrücke)被拆除，铺设了电车轨道，改建了穆伦大街(Mühlendamm)，仿建了尼古拉历史区(Nikolaiviertel)。至此，柏林确立了国家(Staat)-州(Land)-市(Stadt)-区（Kommune)的三层权力空间。1949年10月，盟军占领时期的柏林有2/3被公有化。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后，以前市政府的规划权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民主德国时期的东柏林有162块地产被收归国有，仅占总面积的1/3。因此，事实上并不存在东德政府"激进的"产权转变。二战后东柏林的市中心建设是柏林历史的延续，是120年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继续。 现代化所引起的文化与精神危机在建筑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未来派对机械速度的激情赞美，对爱国主义的歌颂，对几何学和数字理性的崇拜，以及对战争的爱好，在建筑纲领上体现为要求毁灭各种学院机制，"吸取科学和技术的每一种成就把建筑结构提高到一个理性的水平上"。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这不仅体现在英国田园城市所表现出的对宁静乡村生活的怀念，也出现了梦想回归到前工业时代的社会理想。 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城市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一直是欧洲建筑师和各种社会学、规划学、建筑学理论关注的核心为题。包豪斯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理想。正如在1919年魏玛包豪斯宣言中所说，"让我们建立一个崭新的行会，其中工匠和艺术家互不相轻，亦无等级隔阂"，包豪斯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式大教堂的理想之上的，其车间则是建造大教堂的工匠之家。面对战后经济的萧条，包豪斯的任务是找到简朴的形式以满足生活的要求，同时做到高雅和真实。 20年代，包豪斯的左倾使其与新客观派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新客观派强调"最低限度的生存"。一方面摒弃装饰，刻意打破舒适的感觉；另一方面以极简的设计和极省的空间来降低造价。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瓦尔特·格鲁皮乌斯(Walter Gropius)。1927年，格鲁皮乌斯从包豪斯辞职之后，更加置身于对住宅问题的研究。他除了在德骚、卡尔斯鲁尔和柏林设计并亲自督建大量低造价住宅之外，还在理论上关心住宅标准的改善及社区居民点中无等级体系的住宅街坊的发展。1920年后期，他的观点处于社会民主立场。这一点在1929年的论文《最低限度住宅的社会学基础》中表露得最清楚。文章中他提出了以国家干预来提供住房的社会主义观点："因为工艺学的实现受工业与财政羁绊，也因为任何降低成本的措施首先要能为私人企业的盈利所利用，因此在住宅建筑中，只有在政府通过增加福利措施从而提高私人企业对住宅建造的兴趣之后，才可能提供较便宜多样的住宅。 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攫取政权之后，现代运动的理性主义路线立即消逝。功能主义手法的现代建筑被否定为世界主义的和堕落的，除非是为了满足高效率工业生产和工厂福利的需要。纳粹党在试图把国家社会主义表现为体现德国命运的英雄的同时，还希望满足公众对心理安全的希望，并对一个遭受工业化战争、通货膨胀和政治骚乱后，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世界提供安抚。这种二重性反映了渗透在现代运动历史中的意识形态分歧--存在于工业生产中功利主义的、普适性的标准与基督教的、回复到农业手工业经济的根深蒂固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对于前者，纳粹党转向黑格尔哲学和申克尔建筑中的极权国家与开明普鲁士文化；对于后者，他们回复到有关德意志民众的神话，也就是普鲁士爱国者F.L.杨(F.L.Jahn)在1806年提出的反西方迷信。 在《农民是北欧种族的生命渊源》一书中，理查·沃特·达雷(Richard Walter Darre)提出了"血和土壤"(soil and blood)的文化，鼓吹回复到土地去。他扮演了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城市的、种族主义的思想意识的重要角色。这成为1933年在纳粹党赞助下建造故乡风格(Heimatstil)或乡土住宅的理论基础。国家资助的住宅从魏玛共和国的立方形平顶屋突然转变为第三帝国的坡屋顶形式。当时的艾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文化战线--"为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通过批判工业城市化及农业经济的毁灭，明确了对现代文化发动总攻击的战场。在联盟看来，农业聚居点不仅是爱国主义的据点，而且是纯洁的北欧种族的理想生活环境。 "血与土"的住宅建筑虽然是适用于成批建造，但是很难代表千年帝国的神话。为此，纳粹党利用了申克尔的古典主义遗产。1933年至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阿尔贝特斯佩尔(Albert Speer)有效地把简化的申克尔式传统版本作为国家的代表风格。从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Paul Ludwig Troost)把慕尼黑打扮成"党的首都"，到斯佩尔在纳粹党鼎盛时期的布景式作品--纽伦堡泽泼林菲尔德体育场，占统治地位的都是古典主义。只有当那些巨大的布景式作品被用于群众的大型集会时，才会产生对浪漫古典主义的净化。 为了体现豪华壮丽的风格，斯佩尔在他自称为"冰制大教堂"中专门为1935年柏林举行的滕博尔豪夫(Tempelhof，位于柏林市西)设计了由旗杆和探照灯组成的假柱。在戈培尔的指示下，这种露天剧场成了灌输纳粹意识的场地：第一次，"作为艺术作品的国家"可以输送到无线电和电影这些群众宣传介质中去。勒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关于1934年纽伦堡示威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第一次使布景式建筑成为电影宣传的一种服务手段。泽泼林菲尔德的建筑则使用承重砖石结构，以保证它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废墟"，这种"废墟法则"不允许采用任何金属配件。 二战结束后，柏林分裂。东柏林的斯大林大街修建于1949年至1961年间，历时12年。它穿过亚历山大广场，直至波兰登堡门90米宽的中轴线。市中心位于施潘道(Spandauer)大街和施普雷河（Spree）之间的建筑统一采取了"人民的房子"的风格。刚成立不久的东德政府在柏林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与市中心(Mitte)间修建了这条纪念性的社会主义大街，是战后重建东德的旗舰工程。大街近2公里长，89米宽，由六位建筑师设计，包括给工人的宽敞豪华的公寓，以及商店、咖啡馆、宾馆、巨大的电影院与体育馆。建筑一律8层高，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建筑的风格。建筑立面也运用了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的柏林传统古典风格。1953年6月17日，建筑工人聚集在斯大林大街，游行抗议东德政府，很快蔓延为全国的运动。苏联派出坦克与军队镇压了抗议运动，至少125人丧生。这条街后来成为东德每年5月阅兵式的场所，迈着正步的军队与坦克驶过广场，成为展示东德政府光荣与强大的橱窗。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称赞它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城市规划"，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称其为"欧洲最后一条伟大的街道"。 1949年12月7日，随着民主德国的建立，在建设上急需大规模地改变城市结构，因此必须和原有的"总体建设方案"有所区别。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对建筑有浓厚的兴趣。1949年斯大林70岁生日之际，乌布利希和市长艾伯特去莫斯科详细了解了苏联的城市建设和建筑政策。他们受到启发，要在这个领域贯彻权力的诉求。乌尔布里希特因此力荐在苏联工作过的建筑师库尔特·李布克内希(Kurt Liebknecht)。在苏联工作期间，他作为建设部城市建设与高层建筑机构的带头人，对德国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很多场合与磋商会议上，中央政府向柏林市政府清楚地声明，柏林的重建不应该只是市、区政府的任务，而应该由中央政府来负责。1950年4月至5月，建设部部长洛塔尔·波尔茨, 德国国家民主党率领一个"学习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考察。在苏联建筑师的帮助下，形成了1950年9月6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城市与德国的首都柏林城市建设法》，以及同年9月15日颁布的十六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构成1950年8月23日《柏林新设计的基本原则》的基础。在这些原则上，同年9月26日颁布《民主德国城市和德国首都（柏林）建设法》。民主德国建立后，德国社会统一党成为执政党。这是柏林作为德国首都建设的政治基础。同时，东德国内必须抵制对俄罗斯形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指责。 1950年8月27日，在市政府与国务院的联席会议上，确定了柏林设计方案，并通过了建设图草案。在这一草案中，斯大林大街是主干道的一部分，穿越亚历山大广场到达勃兰登堡门。历史上终止于宫殿的东西轴和发端于菩提树下大街的西-东走向的轴线平行。这个方案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过。时任德国建筑学院院长的李布克内希(Liebknecht)着手负责"为新的德国建筑而奋斗"的工作。他反对包豪斯风格和一战后的"新客观性"，要求回归建筑艺术的古典遗产。 1950年秋，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决定举办一次斯大林大街斯特劳斯伯格(Strausberger)至华沙街(Warschauer Straße)路段的城市规划概念竞赛，裁判团建议由所有的获奖者合作设计一种新的建设方案。合作的结果是1951年9月的"松脂树方案"，集体设计的方案出台后，由六位建筑师分段负责实施，短短两年内，这个大约容纳3000所住户的巨大建筑工程主体已经完成。1953年，就华沙街十字路口的设计举行了一次内部竞赛，亨赛尔曼以其巴别尔塔的设计方案获奖。1956年，法兰克福门广场和霍普设计的普洛斯考尔(Proskauer)大街完工。完工的斯大林大街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主义。在1954年社会主义阵营建筑大会上，他表达了尖锐的建筑批评。这对当时已经陷入经济困境的东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55年4月举行的第一次建筑大会提出了建筑方式工业化的目标，也就是综合运用类型工程（大规模的预制板工业生产方式），以降低建筑成本和缩短施工时间。东德建筑由此转向"更好、更快、更经济"的工业建筑。1953年，亨赛尔曼就任总建筑师和副市长，他所面临的工作重点是向亚历山大广场扩建斯大林大街，最初他采用的是相同的形式语言。由于缺乏相应的建筑技术在多层预制工程上实现原先建筑的风格与尺度，斯大林大街的扩建工程被一再拖延。1957年12月30日，大柏林社会统一党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决定，1958年必须实现斯大林大街的扩建，亨赛尔曼必须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1958年4月，亚历山大广场周边的建设方案展示出严格的几何式的、开放城市的结构。路两边对称有序地分布八层高的板楼。斯大林大街把该区分为两个独立的居住区，其中有四层高的学校、幼儿园和购物中心。经市长与统一社会党区长同意，这一设计概念发表在1958年6月7日的《新德国》日报上。在电台广播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评论道："如此大规模的居住区建设，使用的是统一的技术和工业建筑方式，根据类型预制，这还是第一次。"德国建筑学院、建设部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这种建筑是对他们统治要求的威胁。那些信奉斯大林主义的人批评它为："斯大林大街的中断，无政府主义的居住区，苟同于汉萨区。"技术上的局限性，使得所有的设计草图都采用相同的矩形公式化建筑体块。街道空间被八至十层的住房或者商场填满。由于使用了大板房的桁架技术，先前被禁止的"开放城市结构"得到了贯彻，城市不得不重新回到现代性。 1959年至1965年间，东柏林紧随苏联之后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居住区。1961年斯大林大街更名为卡尔·马克思大街。事实上，经过五十年代以来不断变更的规划，现代性在60年代又不得不在东德首都复燃。现代性在东柏林的巅峰是1967年的亚历山大广场，广场的设计高度同质化。空旷的广场虽然满足了市民对宽敞空间的要求，却无法满足城市规划师与建筑师疏散堵塞的交通的愿望，也达不到政府的意图。首都的中心充满了各种符号--民族建筑，现代性以及渗透在尼古拉区和根达门市场(Gendarmenmarkt)中的后现代性。 今天的马克思大街 东德存在的历史只有40年。在这40年中，它始终在"创新"和"传统"之间钟摆似的反复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成立不久的东德政府转向"民族传统的建筑"，以历史上形成的高密度城市为指导。这一概念的提出，强调地区性和民族性的符号。"莫斯科之旅"后形成的《城市建设的十六点基本原则》废除了《雅典宪章》中提出的城市"绿地"的概念。这意味着以城市景观而不是花园景观为导向，以汽车交通为扩建的主要考虑因素的规划思想得到确立。这一概念深受苏联专家的影响，从经济、文化、社会心理以及政治等多个角度，试图回复到着重历史保护的城市去，要求建筑师和规划师必须尊重历史上形成的城市脉络，把空间-社会条件作为城市轮廓的基础。在建筑上，力求延续地区性的传统。然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东德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审美取向。这一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与西方阵营在文化与价值观的较量中得以强化，也包括发展生产力的较量和消费的竞争。尽管菩提树下大街西段和整个亚历山大广场都贯彻了大城市的规划思想，但是场所的传统却完全没有在功能上得以体现。通过新的、异域的、异己的元素，含蓄地表达了"文雅"的语汇。 在新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工程的背景下，建筑的语言转向工业-客观性。通过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宏观调控和理性化，新的制度完全实现了现代化。然而这个时候，文化层面的解释系统出现了特殊问题：追求纯数量上的增长，最终不就会导致道统一的"世界工业社会"吗？如果是这样，共产主义解放人类、建立大同世界的目标不是陷入困境了吗？这个问题在东德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产生了爆炸式的影响。为了与其他宣扬减少社会差异的不同理论流派相区别，为了与单纯通过技术发展而促进社会进步的理论相抗衡，从60年代开始，人的自我实现，也就是每个人通过合理地占有自然资源以获得个人自由发展的讨论，成为东德知识分子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后期，话语体系中出现的解释危机促使城市社会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迅速兴起。而直到50年代，城市社会学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科学"。社会学家必须调查研究人们为什么对自由和美有迫切地要求，而这些似乎是通过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物质消费和财产得以实现的。社会学家面临的困境，是当下人们迫切需求的财富与纯粹理性目标之间的矛盾。他们很快得出结论，实现人类解放不可能通过自上而下地分配商品和服务来实现，而必须通过使人们实实在在地参与到和他们的生活场所紧密相关的生活中来实现。在后资本主义城市中，要把主观性重新容纳进社会中，促进身体之间与空间之间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城镇显然是比国家更好的场所。 巴洛克式的透视结构以数学线把空间组织起来，契合了新资本主义通过领土与市场扩张追逐金钱与权力的利益。新古典主义的普鲁士民族主义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要求。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以交通为导向的街道规划，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等，都使得国家与官僚行政的权力扩张到社会与城市空间中，并加速了城市土地公有化的进程。同时，大规模工业化、同质化的现代化进程，促使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创造发明新的传统。反对西方普适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城市价值观）的新传统一度与系统化的强力国家、社会主义理想和机器崇拜相结合的，产生了纳粹德国。当这一套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的意识形态瓦解后，民主德国再度面临重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任务。 东德政府建立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重塑民族国家的同时，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立场。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摒弃现代国际主义的和受苏维埃影响的包豪斯建筑。与此同时，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对东德从制度到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国内对"民族传统"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一影响的回应。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对他的批判，以及东德经济建设的困难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得东德不得不重新回到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上去。60年代后期，现代化以来工业社会根深蒂固的矛盾爆发。高度现代化、理性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工业化生产所导致的同质化与社会个体多元性之间的冲突，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认同的矛盾，国家与社会空间的冲突，都在建筑纲领的左右摇摆与最终的多元化风格上得以体现。这种矛盾并非是东德一国所面临的矛盾，而是所有工业化民族国家从现代化以来就一直面临的矛盾。 东德政府建设的充满后现代风格的根达门市场 与以往的一般认识不同，东德时期柏林的建筑并非是单调划一的，柏林的建筑体现出超乎想象的多元化。国家空间在柏林逐渐退却，城市空间复兴。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上，民主德国的失败在于它始终未能建立起自恰的抽象话语体系来应对自现代化工业社会内部的矛盾。在走向后现代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中个人对系统性强大秩序的反叛，它的国家意识形态也随之消解。德意志的城市传统再度复兴，压缩和瓦解了靠高压维持的国家空间。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东德与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德的政治进程并不是民主化或者权威主义衰弱的进程，而是个人主义对严格的、理性化的秩序的反叛与秩序的消解。  

王澍，1963年生，1997年，他在杭州创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2000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博士。现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平江路已经是古城中最后的保存着原样的街区，也已经是最后的仅存的能够印证我们关于古城记忆的街区了。

张开济是建设部于１９９０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建筑大师，也是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的建筑大师之一。他主持设计了革命历史博士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四大馆，还有天安门观礼台等。张开济以天地为背景，以砖瓦、水泥、石头、土木为材料，完成了一件件宏伟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延续着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智慧，他的灵魂，乃至他的生命。面对已年近９０的张开济也许你不由会问，在这些建筑设计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呢？

2009年3月17日，蔡国强来到欧洲另外一个航海强国西班牙的著名港口城市毕尔堡，那个远远驶来的东方人的身影，现在已经成为毕尔堡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Bilbao）盛大回顾展的主角。这是他的全球回顾展在纽约、北京之后的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的展览。

比尔堡(Bilbao，毕尔巴鄂)曾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一个衰败了的工业港口，除了足球队以外无可称道。1990年代，巴斯克地区的自治权使得15亿美元的投资成为可能，Gehry, Foster, Pelli, Sterling, Wildford, Pei, Soriano, Palacio 和 Calatrava等著名建筑师在此对城市进行改造。其中Gehry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设计最为著名，值得注意的是，建造古根海姆的经费只是100万美元。－－人文与社会

很多情况下，包工头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和利润被拖欠的对象。在现代包工体制下，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工人推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劳资关系盖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遮蔽了的劳资关系像一剂慢性毒药，在资本贪婪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腐蚀并破坏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

日前，深圳中心区ShenZhen 4 Tower in 1项目已确定由美国著名建筑师斯蒂芬•霍尔(Steven Holl)担任总设计。ShenZhen 4 Tower in 1将围绕着OMA07年设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设计四栋大楼。最终确定设计名单中大牌云集：Morphosis（普立兹克奖得主）、Coop Himmelblau、Hans Hollein Atelier和张永和，还有一位大牌MVRDV则出现在落选名单中。这个超豪华阵容让人不禁要问：这个不算太大的商业区有必要出现这么多的顶级设计师吗？

在城市体系中数量较多的地级城市，在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大潮中，城市的模样与味道越来越相像了。

本文简要介绍了江苏小城镇的发展对土地利用的积极意义，具体分析了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环保不应该沦为名牌的昂贵表皮。

南京城墙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它进行的一切举措都要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擅自进行这些工作就构成行政违法，所以国家文物局曾经为此多次通报批评南京市政府。

2003年于纽约建立的eVolo建筑论坛主要推广方法之一就是举办建筑设计比赛，从06－08年比赛中心都是摩天楼设计，奖金很低，一等奖也就2000美元，网站也不是那么多人访问，但其褒扬的设计风格与贵阳花溪CBD风一脉相承，乍看某些渲染成暮色的电脑绘画，略有人与机器发生战斗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人文与社会

去年夏天，某事务所策划并组织的11名国际青年建筑师，在贵阳市的“花溪CBD城市中心设计”中，展开一次“高密度城市自然的造城实验”，其设计图发布后引起巨大争议。

长年生活工作在一个地方究竟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限制？

《世界城市状况报告》由联合国人居署编著出版，两年一版，自2001年问世以来已经发行三版（分别为2001、2004/2005、2006 /2007），是人居署根据城市人口和城市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人居议程所涉及的主要领域进行监测、分析的专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