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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模式”如何改革？安东尼·吉登斯《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英）吉登斯等著，沈晓雷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11月。本文选自该书引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有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何“欧洲社会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其中一些原因基本与外部压力 无关。比如，它们可能源于人们预期寿命提高，给养老金和社会关怀带来的影响，抑或妇女在生活方面的选择权利扩大后，不同家庭当中一人或两人赚钱养家，造成 这些家庭在财富上的显著差异。这些原本是欧洲社会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如今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其他改革压力来自全民性制度，尤其是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没有真正实现其所承诺的机会均等与公平，欧洲社会模式的捍卫者总是很难接受这一现实。　　然而，根本的挑战还是来自经济方面：由人口问题、出生率下降和全球化挑战而引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政策圈内，这些已经或多或少被人们看做是推动改革的缘由。但在如何改革这一问题上，却存在很大分歧。欧洲社会模式的平等主义和社会保护作用，通常被 批评者视为效率低下。在改革的呼声中，也终于有机会将其削弱，但改革是否就意味着摒弃上述平等主义和社会保护作用？抑或我们有可能通过改革，修改现有政策 并制定新政策，从而以适合当今世界的方式来实现福利国家的价值观——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结构性不平等为目标？　　欧洲在“二战”以后绝大多数时间里（除了撒切尔时代的英国），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在人们眼里一直是携手并进。但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这一曾经确定无疑的事情遭到质疑。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面临经济增长低下和出现人口劣势的情况，现有社会模式是否能够继续支撑下去，更在于，不同的社会模式在自身运转过程中，是否会在对 市场弹性加以限制的同时，阻碍了经济增长与高就业率出现的可能。我们必须应对如下悖论：捍卫现存社会模式可能在某些关键领域不利于社会公正；而从表面上看 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提出挑战的改革，实际上却可能更有效地促进符合社会公正的长远利益。　　随着全球化和亚洲经济革命所带来的挑战日渐凸显，这一难题变得越发迫在眉睫。对于许多欧洲国家而言，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守势、担忧，甚或多疑。但这种 反应过于激烈。从某些方面来说，人们可以将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视为“二战”后欧洲以共同市场为开端的市场开放进程的最新发展，是欧洲实现单一市场和欧盟扩 大的必由之路，能够通过促进创新、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给欧洲带来巨大的收益。　　全球化还意味着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大幅增加。它使流动资本得以充分挖掘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储备潜力，这些劳动力储备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化劳动力的重要组成，能够首次有效地满足全球产业的需求，并在下一代有能力进入最高技能劳动力的行列。　　全球化不可能给欧洲社会所有部门都带来实惠。对于那些最容易遭遇成本效益竞争的部门更是如此。实际上，不断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全球化力量将会加剧不平等，蚕食低技术工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机会。这些影响目前已现端倪。　　或许欧洲各国人民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加本能地把握了这一事实，这也是改革在政治上遭遇重重阻力的原因。我们往往认为全球化在迫使人们适应更加严酷和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而不是用最新的工具来武装人们去应对这个世界。　　事实上，欧洲要想具有竞争力，并不需要采纳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但是并没有人否认，自由市场和自由化是整体改革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欧洲共同目标 应该是建立发展型和授权型福利国家，解决因全球化而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并将人民用知识经济武装起来。因为，传统福利国家将纠正个人和弱势群体的损害作为其 重要措施，现在应该对这种将重点放在善后照顾的做法进行修正。积极的福利国家应该针对妇女、年轻家庭和儿童来采取预防性措施，以提高他们未来的机遇，而不 是仅仅去补偿他们在过去遭受的损失。■

通过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著名案例"道恩斯诉比得维尔"的分析，考察美国国家结构及宪法中的共和国传统和帝国传统。作者认为，美国是共和国与帝国的复合结构，在本土体现为以契约论为基础、边界清晰、结构相对稳定的宪政共和国，在本土以外体现为边界不清、易受历史情势影响、游离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外的帝国。

巴勒斯坦官方决定9月20日向联合国提交入联申请，此举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程序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阿什拉维表示巴勒斯坦已经争取到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22个国家的支持，最终有望拿下130票，获得通过提案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赞同。然而，入联申请的审批，是从安理会开始的，而美国已经扬言要否决提案，庇护以色列。美国去年二月曾否决过谴责以色列的提案，此外，美国国会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也不是不可能。 以色列方面对巴勒斯坦可能加入联合国感到忧虑。长期担任以方和谈代表的国际法专家丹尼尔•雷斯纳认为，巴勒斯坦入联会引起混乱，因为奥斯陆协定后巴以双方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将失效。但阿什拉维反驳道，以色列人在危言耸听，1988年巴勒斯坦就已经建国，并且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入联不会否定已经签署的协议，反而会增强其效力。 依照巴勒斯坦官员的说法，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驱除以色列势力的斗争，将因入联获得重要支持。犹太人国家在外交上将遭受明显的损失，而且各种各样的国际正义机制将被引入巴以冲突之中。7月份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支持入联申请。四分之三的巴勒斯坦人要求政府说到做到，九月之后就向被以色列军队占据的区域派遣警察，并开始建设机场，无论这些举动会造成何种后果。（南渝霜华　编译）

中国南海研究院日前在其官方网站发布《黄岩岛十问》（同题中英文对照读本已出版），从历史、地理等方面详细阐明了黄岩岛为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依据

近代西方政治學已注意到一種現象，那就是由於媒體發達，選舉所產生的官吏已出現一種人格特質，那就是這種政治人物什麼重大前瞻的事也不敢做，他們一碰到麻煩就閃，不求有功，但求少被人罵，他們差不多的時間都用來做媚俗的表演，一到選舉時就在那個社會人們最怕的問題扮演起「恐懼販子」的角色。

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行情下跌，連帶也使民主黨受累，麻省聯邦參議員補選，共和黨新秀史考特．布朗以52比47的領先，輕鬆拿下這個民主黨甘迺迪家族稱雄已逾半個世紀的鐵票州。在美國政治上，這是頭等大事！因為，美國兩黨各有各的鐵票州，麻省這個鐵票州會輸，等於民主黨在任何州都可能會輸。也正因此，麻省敗選後，奧巴馬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遂說出「我寧願做一任好總統，也不願變成當兩任的平庸總統」這句重話。一般人都會認為好總統一定可以連任，但此刻的美國卻不必然。過去將近30年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義當道，整個政策都是「親市場」「親富人」，金融體系大公司及富人，可以輕而易舉接近政府的資源，而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又使他們可以規避掉賦稅，於是「富者日富，貧者愈貧」之局遂告形成。在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及價值條件下，任何人只要主張政府調控干預，就會被說成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政府的調控權在美英資本主義體制下，早已被徹底的非法化。而今天的奧巴馬即深陷在這種困境裏，以美國為濫觴的金融海嘯乃是政府長期在調控上棄權所致，為了避免引發大蕭條，政府只得擴大債務來解決流動性危機，而由此印發的鈔票並不會滴漏到實體經濟的下層，它只是圖利了大銀行與大公司，而失業率則始終在10%上下徘徊，而失業者裏有十分之四卻已失業27周以上，這顯示出它已成了一種「結構性失業」。在政府債務擴增，貧富差距日大，而失業居高不下的情下，他又強推可能花費極大的健保，白宮的金改委員會又想抓富人的海外逃漏稅，當然各方都討不到好處。因此，奧巴馬上台之初，受支持度高達七成，現已跌破五成；對他不滿的已由12%增加到44%﹕認為他經濟無能以54%比40%領先。他上台迄今民主黨已輸掉3次補選，今年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已以44%比41%領先。這意謂民主黨可能失去眾議院的多數，在參議院也將失去絕對優勢，而州長改選37個，民主黨也可能輸掉很多。因此，奧巴馬之難為，乃是他所面對其實並不只是共和黨而已，而是將近30年來的那個自由放任、政府棄權的傳統。他需要在剩下的3年任期內重建政府調控干預的做法，這是吃力不討好，甚至民主黨內都有很多人反對。他面對的這個局，他不可能做得好，換了共和黨只會更糟。他在接受訪問時說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他會講出這種話，足見他的確對自己的處境已有體悟，在他的「國情咨文」報告裏，儘管內容尚不具體，但已可看出他的確有破釜沉舟的決心。世人會對他的話表示肯定，至少已顯示出他確實有擔當的勇氣。奧巴馬的處境，其實與大西洋對岸的英國有相似性。當今英國首相白高敦乃是「舊工黨」轉型為「新工黨」的靈魂人物。而今情改變，他已由偏右而轉回工黨的舊路，包括提高富人稅、增加紅利稅、政革醫保、追查海外帳戶等。問題在於英美皆偏右已久，他最近的許多調控措施，在英國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不但被扣上「左派」、「社會主義」甚或「斯大林主義」的帽子，他主張的政府調控，更被人用當年霍布士所謂的「利維坦」（指可怕的專制政府）來扣帽子。去年金融海嘯之初，工黨最慘時落後保守黨超過20%，現在仍落後至少10%。今年5月，最遲6月初英國將國會大選，工黨可能失去政權。若工黨失敗，美國今年的期中選舉和2012大選即會跟落敗。美英內政一向連體，這也是人們對美英選舉不容低估的原因。正因奧巴馬說了「寧願只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這種有擔當的話，所以上星期的台灣，遂出現以奧巴馬來嘲諷馬英九的一陣風潮。當然奧巴馬有他的處境，和馬英九完全不同，但兩人卻是很鮮明的對比﹕——奧巴馬氣勢看衰，但他卻態度豪放，表露出堅持立場的毅力；而馬英九行情跌得其實更低，支持度已不到25%，但他卻處心積慮要回頭去擁抱基本盤的群眾。去年就任之初，馬英九棄藍抱綠，現在情勢不妙又回頭抱藍，當領導人缺乏核心價值，只是今天抱這種群眾，明天抱另一種群眾。一切都圍繞想要連任這個問題打轉，這又會有什麼前途！——過去一年多，台灣財經政策持續偏右，因而富者更富，貧者更貧之局早已形成。而馬政府對此絲毫無所用其心，這乃是去年「12．09」和今年「01．05」兩次選舉，國民黨皆大敗的主因。而今「02．27」又將有立委補選，馬政府拚命「抱藍」，即是要為「02．27」做準備。政客只想連任，而對基本的重要問題則不予理會，台灣政治又怎麼可能會有願景？——而真正讓人擔心的，由於目前的台灣已到了「政治再不穩定」的階段，可以想像的是許多大問題也將跟變得不穩定。今年兩岸將商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目前該案仍有極多不確定之處，相信台灣政局的走向對該協議的進展必會有極大的影響。台灣有人說，希望馬英九也能和奧巴馬一樣，講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不做兩任平庸總統」的豪語，但這有可能嗎？

马英九這個政府沒有殺人放火、沒有重大貪腐，為何那麼快就失去人民的支持呢？最主要的原因當是這個政府平庸而又僚氣，平庸而又僚氣的政府，注定了缺少熱情，它無法聆聽人民的心聲，它做的事人民當然無感。

日本内阁府不久前发表的一项调查结果，更令许多人大感惊讶与失望：“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较去年下降2.2个百分点，以31.8％创下1978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点。

对中国而言，怎样向东南亚民众传达其"和平崛起"、"富国、强军"的愿景，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路线与思维，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冷战背景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执政党到全球化背景和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执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内容与运行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种历史演变轨迹中，我们看到了“民主集中制”作为工具性的制度理性在历史价值上对历史变迁的现实反映。在当前，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笔者以为对于当代民主集中制的准确表述应当为科学民主制。

美国宪法并不比其他国家民主宪法优越。达尔基本的结论就是,不要把美国立宪民主政治体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样本,或是把它看成最优的,它只不过是适合于美国而已。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美国政治体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达尔所提出的对于美国立宪民主体制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立法机构的失灵;新的政治失序;总统制的伪民主。

　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经济，有点像一位“异常亢奋的长跑运动员”，快跑了个三、五千米，既不出汗，也不喘气。如果过去“超高速、低通胀”的格局是一种不正常，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就是要开始向着一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回归，开始摆脱“异常”。

林兹是当今学界最系统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学者之一。在数十年的从教生涯和学术探索中，林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化研究路径和学术体系。林兹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对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内涵的界定和特征的分析，对民主政体崩溃的过程和原因的探讨，对民主的巩固所需条件的概括，以及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本文在简要介绍上述主题的同时也对相关问题予以了简要评价，以期通过对林兹的简要介绍而为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

在布迪厄看来,无意识便是对历史的遗忘。本文依循历史如何忘却自身这一问式,试图寻求社会合法自身的逻辑,并依此而形成本文的基本问题:作为知识工具的分类图式(历史忘却自身的工具方式) 如何成为了政治的工具? 本文认为,布迪厄认为其原因在于,象征权力强加并灌输着各种分类系统,使支配结构被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从而被人接受。分类与象征权力之间因而建立起了逻辑关联,而这一逻辑关联便体现为信念关系(doxa) 。因此,分类与政治便是布迪厄终生关注的问题。

通过人民外交，中国可以满足“日本人民”的利 益要求；但“日本人民”不掌握日本国家资源，中国的利益要求就因为日本政府的阻挠而得不到有尊严的相应满足。

学术和文教体制从属于主权国家,受主权国家利益支配--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比 如美国或日本)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并进而获得教职,接下来的生涯就得为所在国的文 教体制效力。倘若所在国的国家理由与中国的国家理由并不一致,这类华侨学人的学术位置 就面临某种尴尬,这种情形尤其见于社会科学领域--最突出的莫过于政治学的中国研究。

从世界历史来看，改制共和的问题非常复杂，即便要思考这个问题也非常艰难。媒体人喜欢用未经审视的"普世价值"口号唤醒人民，由于一些博士或教授也成了媒体人，这类似是而非的口号也笼罩着我们的大学课堂。在座各位谁都不会否认，大学与传媒不同，大学要讲究学理地思考。

看待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去看，而不能仅仅去追求一些口号。这个对于我们当今的现实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界也好、传媒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些对于简单的口号和理念的追求。

  “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是否能与中国做出相当的努力？”致美国气候特使Todd Stern的公开信 我们，以下署名的中国的个人和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即将于10月4号在中国天津举行之际，特此发表致美国气候变化特使Todd Stern的公开信，并希望通过他将我们的诉求传达给美国政府。我们呼吁：美国应停止利用中国来转移视线，以避免全世界对其国内种种失败的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美国至少要做出与中国相当的努力，而不是继续利用中国作其不行动的借口。美国呼吁建立一个对其本国，中国，以及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对等”的国际协议。一些美国舆论表示中国应该率先减排。我们认为这些说法严重违背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更加不符合事实情况。中国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过百分之四十人口的卫生条件仍然没有提高，百分之十八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源没有得到改善。然而，中国并没有回避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事实上，中国的所做出的努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  ·         美国依然是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以其不足世界5%的人口，美国在1850年到2006年间的累计碳排放占到了导致气候变化的全球碳排放总和的29%。而中国的人口占到了全球的20%-22%，同时期的累计碳排放仅仅是全球总量的8.62%。 ·         根据2008年的数据，一个平均美国公民的碳排放（19.2公吨），仍然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4.9公吨）近四倍。 ·         2007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美国仍然没有建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 ·         中国的机动车燃油效率标准与美国相比更加严格。双方具体标准分别是，中国：34英里／升，美国：27英里／升。 ·         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投入远远超过美国。2009年，中国投资清洁能源346亿美元，占到GDP的0.39%。然而美国的同类投资只有186亿美元，占到其GDP的0.13%。 ·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机组的装机总量逐年翻番，同时关闭了上千家高能耗低效率的小火电，小钢铁企业。相比之下，美国的可再生能源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 ·         中国承诺到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美国承诺到2020年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17%。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分析和计算，中国的承诺大概等同到2020年减排25 亿吨二氧化碳，大约是美国承诺的三倍（8亿吨）。 我们承认中国不完美，也许它永远也不可能完美。在另外一封致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谢振华的信中，我们讨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并且能够如何更好的应对包括了气候变化在内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是，也绝不能继续被美国用来当作其不作为的借口。尤其是中国已经做出了严肃的承诺，迈出了切实的步伐。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作为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历史责任的国家，必须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以及巴厘路线图框架下的义务。我们呼吁美国尊重联合国进程，并且做出其应有的贡献，而不是破坏弱化联合国进程，并成为附件一国家的挡箭牌。尽管按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它依然是附件一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美国没有能够建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它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2020年仅仅比1990年减排3%-4%。更有甚者，在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它还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尽管，如上面的数据所示，美国多方面减排的努力都落后于中国。 然而，不要说向中国看齐，美国还非常有可能破坏中国的努力。九月九日，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了请愿书，控诉中国非法补贴其清洁能源产业，要求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此事件不禁让人怀疑，现行的世贸组织条例是否过度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为公共利益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案例中，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的政策受到了攻击。 美国在谴责中国碳排放量不断上升的同时，还攻击中国为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而大力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这是相当讽刺的。利用国际贸易系统来相互指责，甚至试图颠覆别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只能让我们走向倒退。我们需要的是合作与良性竞争，一场积极向上的，面向未来的赛跑。 作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我们并不孤单。在一份名为“美国应是什么角色？-给全球其他国家的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分析中，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组织纷纷表达了他们对美国口头承诺与现实行动差距越拉越大的担忧。他们说：      在巴厘，多方要求美国：要么领军，要么退出。如果美国要真正的发挥领导作用，必须改变其现行的思维方式：美国必须承认自己没有能力领军，至少不是现在。与为取悦于国内人民而强行冒充领导相比，建立全球框架和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力度的任务要重要的多。 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通讯中，一个美国知名环保组织说：       很明显在这个时候国内政治不会允许美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奥巴马政府必须停止其假意领军的做秀行为。现在全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危机要求所有发达国家提高其应对力度，而美国低减排承诺和目前的行为只会让其他国家向其低水平看齐，必须立即停止。 我们认同来自世界公民社会这样的声音。是时候要求美国停止利用中国作借口，切实的做出任何他们可以承诺的行动了。因此，在这里我们向美国提出挑战。我们呼吁美国在今后的五年中逐年翻番其太阳能风能发电机组装机总量。美国至少应该做出与中国相当的努力；做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它需要做得比中国多得多。以上提出的挑战就是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努力的方向。    汪晖教授，清华大学 郑易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 于晓刚博士 张海滨教授，北京大学 贺雪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林春教授，伦敦政经学院 强世功教授，北京大学 董叙霖博士，联合国退休人员 李立，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梁帆博士 徐向阳教授，中国矿业大学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严海蓉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潘毅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绿色流域 绿色浙江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绿色江河 绿色和平，中国 绿色昆明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以下签名组织，支持中国同事在本信中表达的立场： Third World NetworkNord-Sud XXICOECOCEIBA - FoE, Costa RicaCampagna per la Riforma della Banca Mondiale (CRBM), ItalyCESTA, Friends of the Earth El SalvadorPan African Climate Justice AllianceTebtebba Found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ian Indigenous Women's NetworkWorld Volunteers for Development, TogoThe Solar Generation, Zimbabwe World Information Service on Energy, NetherlandsFriends of the Earth Malaysia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enang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Action 2030 Institute, USAFriends of the Earth, Eng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Jubilee South - Asia/Pacific Movement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致中国政府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解振华的一封公开信 当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世界、也为世界所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从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各种自然灾害，警钟将人们从工业化文明的迷思中震醒。人们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今年十月4日到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在天津召开。这是自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签订以来，相关谈判首次在中国举行；也是今年墨西哥坎昆会议之前最后一次谈判会议。我们，以下署名的中国的个人和组织，在天津会议举行之际，特此发表致中国政府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解振华的一封公开信，表达我们的思考和诉求。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工业化进程历史短暂，人均GDP处于世界落后水平，仍然面临着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巨大压力。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已经做出了积极持续的努力。近年来，中国对小火电、小水泥、小钢铁、小造纸等高能耗低效率企业的关停并转效果显著；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占GDP的比重来看都超过美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制定的机动车燃油效率标准不断提高，超过美国标准……这些贡献，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西方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历史条件不同，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不能重复西方的老路，不调整就难以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例如， ·         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气候变化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 ·         虽然目前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生产净出口产品产生的碳排放却占总排放量的22.5％，这些产品并非为中国人民所消费，而是大部分销往了发达国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虚名，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背负了巨大的资源压力。 ·         盲目膜拜汽车文化导致了城市严重的交通拥堵，妨碍了普通公众的出行；石油缺口快速增加，进口量已超过国内年消耗总量的50%，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潜在威胁。 ·         一些地区盲目效仿美国模式的城市化，对宝贵的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持续下去将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最近几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已经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计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郑重倡议：  ·         针对气候变化弱势人群，政府应该积极调整应对政策，加强防灾减灾预警和保险政策，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研究和扶贫资金投入，建立气候变化适应专项基金，重点减轻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影响；提升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和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条件。反思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降低低附加值、高能耗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额度，或对这部分产品进一步征收出口税，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型。 ·         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取消一切鼓励汽车消费的补贴政策，进一步提高燃油税，对大排量汽车课以高额奢侈税，征收拥堵税费，并用于补贴公共交通。 ·         中国进一步的节能减排，不应仅局限于工业企业的技术化改造升级，而应该延伸至生活和消费领域，聚焦在对低碳消费的引导，加强需求侧管理，例如推行阶梯电价，限制汽车牌照，对城市亮化等高能耗工程提出质疑和制约。 ·         努力促进城乡发展平衡，推进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警惕和防止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借产业升级的名目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建立高能耗、高排放的城市地区对低能耗、低排放的农村地区的生态补偿和资源转移机制，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对高能耗、高排放的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提出绝对减排的目标。 ·         反思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效仿美国模式的城市化进程，通过立法、行政、经济手段，引导消费模式和城市规划的转变，努力发展并逐步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         以美国粗放浪费式的消费模式引以为戒，通过舆论引导，移风易俗，改变以奢侈消费为荣的社会风气，提倡环保、节能、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         在国际谈判中提高对适应问题的重视。适应是对发展中国家更为现实、紧迫的任务，中国应该在谈判中进一步强调适应和减缓同举并重。今年巴基斯坦灾难性的水灾，凸显了发展中国家面对气候变化所引发自然灾难时的脆弱和急需帮助。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基金，至今只落实了79亿，其中只有不到1%（7000万）进入联合国适应基金。中国政府应该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其已经做出的公开承诺，并要求发达国家为其历史排放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         在减排、适应、科技交流合作和规划低碳发展等多方面，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国际社会正在就落实“巴厘路线图”、加强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进行谈判。值此关键历史时刻，我们期待着中国政府以无比的智慧、决心和勇气，在推进落实国内减排目标、加强南南合作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捍卫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汪晖教授，清华大学 郑易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 于晓刚博士 张海滨教授，北京大学 贺雪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林春教授，伦敦政经学院 强世功教授，北京大学 董叙霖博士，联合国退休人员 李立，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梁帆博士 徐向阳教授，中国矿业大学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严海蓉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潘毅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绿色流域 绿色浙江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绿色江河 绿色和平，中国 绿色昆明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