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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作《师说》，与《原道》、“文以明道说”一道，解构了以士族门阀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构建起一套新兴庶族地主据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观，并对北宋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金陵十三钗》里不是没有感动，许多细节处理仍有神来之笔，但更首先处，创作者试图用西方式的崇高感和价值观改造这个完全发生在东方、完全由东方组成完成的血肉故事，却难免左支左绌，太少反抗太多柔弱，太少必然太多巧合，让这个故事在真实性（包括逻辑上的真实性）上得分甚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一个理论建构，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两者的分野，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性或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不依赖单一逻辑。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逻辑表现为金融化和掠夺式积累，这其实是代表了部分资本的利益，对于全部资本或整个体系而言甚至具有毁灭性趋向。

范文澜，字仲沄，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

这是个知识分子凋零的时代十年前，专门研究近代知识分子凋零现象，并以《最后的知识分子们》一书奠定地位的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ecoby）在《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一书里，重提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一段轶事：法国大革命失败，复辟当道，整个时代退潮，另一浪漫大诗人柯立芝致函华兹华斯："我希望你能写一首诗，一首白话诗，怜那些因为法国大革命失败，因而对人类的理想已经放弃，沉沦在伊壁鸠鲁派的自私，退化到只关心日常软性事务，对有愿景的大问题则嗤之以鼻的人。"受到激励，华兹华斯遂于1802年写了《伦敦》这首诗："米尔顿，你实在应该活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英格兰需要你，她已沦为一池死水的沼泽......啊，请唤醒我们，请重新回到我们这里，赐给我们格调、美德、自我和力量......"约翰?米尔顿系17世纪英国的自由先锋，在人类的自由发展史上是地位崇高的先行者。华兹华斯重提米尔顿，反映的是他对重振时代精神的盼望；而雅各比教授重提华兹华斯，表达的则是他对这个知识分子凋零时代的悲伤。"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即是雅各比教授所首创，他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好高骛远只谈虚无飘渺的乌托邦，也不要冷漠近视只去耍弄一些对公众毫无意义的小聪明，而要去关心公众的中心问题。只是在目前这个冷漠的时代，他的期望似乎已成了微小的空谷足音，没有太大的回声！当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哪去了"已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过去，无论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西方为例，后文艺复兴、理性启蒙、狂飙浪漫运动，一直到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有一大半都由知识分子带领完成。在中国，发展路径虽不相同，但古代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一直到近代国家救亡图存，知识分子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以前有着耀眼的光辉，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基本上就是个知识分子凋零的过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自从罗素、沙特等人相继逝世，大型知识分子的时代即已结束，如果勉强算，美国的乔姆斯基可说是知识分子这个光辉传统的最后一抹余晖。现在似乎到了"告别知识分子"的时候。 知识分子在"自我边缘化"？知识分子以前是时代车轮的主要推手，到了现在，知识分子的功能日益衰落，连带的是身份也日益丢失。我们不由得要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首先要指出的，乃是今天西方的所谓知识分子是站在西方体制的对立面，因而多少都有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这种形左的亲合性，自然而然与国际社会主义拉上了关系，而国际社会主义的表现当然也影响到他们生存的条件。二战前的大战中，欧洲及美国知识分子在反法西斯方面，的确有过勇敢且杰出的表现，但战后苏联斯大林的表现，以及接下来的"布拉格之春"，直到后来的苏联解体，这些重大事件，等于剥夺了欧美左翼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战后欧美知识分子虽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运动到反越战运动中有过突破性的进展，但青年过激势力的崛起，却只依然造成自我毁灭。在欧美世界，近代的通俗思想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获得终极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任何形态的理想主义都被贴上"意识形态"这个污名化标签，而被驱逐出了思想的日程表。欧美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日益弱化，除了世界大结构的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外，其实也和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迁有关。在社会结构上，二战之后，社会重构，大学教育快速扩张，许多知识分子被征召进校园，参与到所谓校园学术中；而战后媒体工业发达，知识分子讲话的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另外则是战后经济扩张，就业条件转佳，工作性质也在改变，知识分子此前的支持群众已开始变少；而可能更致命的，乃是随着社会的逐渐分化，新兴的"技术精英"（intelligentsia）已开始与传统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展开角色竞争。所有这些发展，都使得知识分子无法和过去一样，以单独的阶层或社会角色的身份而存在，加上二战后的都市快速向郊区扩张，连带着也使得私的领域变大，公的领域受关心的程度减少，知识分子纵使例行聚会也渐趋困难，想要扩大社会角色自然阻力更增。社会发展造成的结构改变，阻碍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发挥，而更重要的还有更多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的因素：一、此前，知识分子的知识理论都相信整个世界有它的整体性，但战后迄今，人们愈来愈认为每个人的不幸都是他个人出了问题，而不是社会的责任，因而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多元主义，人们再也不相信"整体性"这样的东西，"私"字抢现，"公"字退隐。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人"以天下为己任"， 他受到的揶揄一定远远多于喝彩。二、在愈来愈复杂和庸俗的世界，知识分子的视野也被诱导得愈来愈浅化了，这也充分反映在社会人文甚或艺术的课题上。近代政治、社会、人文的思考虽然杰出者不少，但很多只是自己小圈子高兴，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许多号称反叛者实际只是故弄玄虚，只会用激烈的言辞讲无人听得懂的话。知识分子的这种现象，有人称为"自恋"，有人说是"新虚无"，有人则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到底是对立或是共谋都已无法分清。古典知识分子关心人类的共同福祉，他们唱的是"大调"，现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校园内，只唱小圈子里自己喜欢却无甚意义的"小调"，人们当然对知识分子不再那么信服。知识分子把自己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一种"自我边缘化"，它也与社会思想的平庸化，知识分子不能在广泛的思想上求新求进，因而发言权开始变小有关。当今世界，人们相信"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个终极价值，而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无疑是失职了。三、最严重的，乃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发言权已达到了任何人只要不满都可透过网络表达的新阶段。这种假象的自由，造成一种反面后果，就是人们不再认为需要知识分子来代言。网络的兴起，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已显得多余。今天的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已被边缘化，而同时知识分子也自我边缘化。但人们必须注意的是，社会是有"整体性"的，不会因为人们看不到就不存在，任何社会，当知识分子角色凋零，"整体性"的问题不受注意，社会的问题就会累积、恶化。当今全球放任资本主义当道，强者变成肥猫，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约束，贫富差距日渐扩大，这一切，正将世界带到危险的状态。这些基本问题不去关心，仍兀自谈论种种虚无缥缈的课题，知识分子又怎会受到世人的重视？ 琐碎事务的极其用心与重大方向上无所用心西方知识分子从文艺复兴以来确实带动着人类的进步，贡献卓著，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代由于国家间的权力争逐严重，知识分子的角色难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也正因此，往后的知识分子角色，除了应致力于公平正义社会的追求外，还应追求全球的公平秩序。而要达到这些目标，知识分子自应格外努力，强化自己的发言力度，并超越技术精英那种见木不见林、有极大偏向性的技术或工具理性。当代世界秩序日益混乱，尤其是次贷风暴到全球金融海啸，已将美国资本主义那种累积性体制之弊尽显无疑，美国整个社会居然会让这种情况形成，它整体的非理性不是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吗？而知识分子不能在经济领域保有批判性，岂不正是一种致命的缺陷？近代欧美知识分子对攸关世界的重大问题几乎全部弃权，而对琐碎事务则极其用心，也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小聪明。在琐碎事务上聪明，对重大方向的不合理却无所用其心，知识分子又岂能没有自我改变的重任呢？近年来，欧美对知识分子角色问题的讨论渐盛，它所反映的乃是整个社会对批判、反思及矫正力量缺乏所造成的现状之不满。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制衡以矫正方向的偏差，但知识分子有时候好高骛远，容易将问题简化，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信徒；有时却又容易故弄玄虚，目光如豆。这乃是在乌托邦与近视症间摆荡的知识分子的过去。知识分子亟待重建道德良知、批判的知识水准，以及对世界与社会的关怀。西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久矣，他们还有许多有待努力之处。至于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知识分子面临的处境可能更为严峻。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多半为前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由于国家命运的坎坷，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有着极强的"救赎情怀"，总希望能找到一两个核心概念即能使国家得救。问题在于"救赎知识分子"与西方的"乌托邦知识分子"乃是同类，愈将问题简化，反而距离问题的解决愈远。近代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救赎情怀最为强烈，国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都曾成为救赎药方，但都不能解决他们的困境。阿拉伯学者拉罗伊（Abdallah Larowi）遂如此说道："一个社会愈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愈分歧也愈深化；知识分子愈意识到这种停滞，则他们的责任感愈大也更常常容易被诱惑而逃避到各种幻想和迷思里。一种革命当它想要解决太多问题，则它距这些目标将更遥远，甚至终究成为不可能。"因此，新兴国家知识分子的处境其实比发达国家知识分子更为艰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在《迷宫中的将军》里描述南美洲的解放英雄玻利瓦尔将军，他带领人们解放成功，但解放后所遭遇的却是一个迷宫般的情势，各系各派都被不同的列强所左右，各有各的方向主张，国家形同一盘散沙，因而他最后遂有"别再管我们，让我们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之歌。后殖民大师萨依德则指出，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保持一定的"疏离和慷慨"，有太多后进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与慷慨，而且有嫌弃与愤怒，当出现这种心态，则他们的没有希望已可断定。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嫌汉字、嫌中国历史和文化，认为中国历史只是漫漫长夜，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都应当不陌生。也正因此，在中国几经波折，似乎已逐渐摆脱噩运的此刻，我倒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去从事一种更有开拓性的工作，即根据自己的过去和人类的普遍经验，对身处社会的不同可能性及发展模式作新的探讨。这不但有益于中国自己，对比中国命运更坏的其他社会也有示范的效果。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总是抄袭别国的经验，现在应该到了创造自己愿景的时候，这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认知，也是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下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有的问题看上去是学术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有一位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教授说中国人用不着研究写作美国史，把人家写的翻译过来不就得了。这就叫听任人家洗脑。

2013年伊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本研究中国最古老经典《周易》的作品，标志着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正式收尾。自2007年起，他在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等。这一系列的源起，恰好涵盖了李零多年来几个主要研究方向，简帛文献和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古代兵法等多方面。他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源头开始梳理，正本清源，发悟今日之学术，以启未来之思想。尽管，学术之辩常新，难有定论，但李零深知，比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学术讨论的气氛和环境。他在"我们的经典"总序中，借胡适和冯友兰对待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态度表示，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让儒家由学术史上一家独大的地位，回归百家争鸣的环境。由此观之，由其多年的学术追求观之，这就是"另类"李零的态度。重解经典 先去魅后读书始自2007年底，李零以在北大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撰述"我们的经典"系列。对中国古代四大典籍《论语》《老子》《孙子》《周易》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四本书"年代早，篇幅小，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论语》和《老子》讲人文，《孙子》和《周易》讲技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与人文性。同时，李零表示，"我们的经典"，并非古圣人经典，而是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他还将一种世界性的比较眼光，引入选择标准--自己选择的"经典"也是西方汉学家选择的四大经典，"他们挑选的，是和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关系最为密切的书。"而对于四部典籍的解读切入，李零的做法是先去魅，再读书。在《丧家狗》以及续篇《去圣乃得真孔子》中，他拿孔圣人开"敲"，反对对论语的意识形态解读，他认为，历史上捧孔子，汉儒讲治统；宋儒讲道统；而拿儒学当宗教的，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由此，他看出了两个孔子，一个死孔子，是圣人；一个活孔子，是普通人。他主张将孔子还原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去儒学的宗教化、道德化。李零表示，分20个主题解读论语，不是跟风而是逆流，是要泼冷水，把儒学拉回到子学的地位。由此态度延展至《老子》、《孙子》、《周易》，他在古代典籍中，看出了可以启迪今人的普世智慧，"是研究思想史和古人思维方式的工具"。例如《老子》之逃遁，他以为是回到自然或人性。同时，他反对今人对古代典籍急功近利的态度，"讲《易经》就是算命，讲《孙子兵法》就是商战"，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盲目的国学热。而对于这种治学态度中的经世致用，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这样评价，"李零恰恰不是埋头读古书的人，他的现实感受力极强，每次大潮起来，他都能意识到其中的问题，非常清醒，也敢于对潮流说'不'。"李零说自己是读书人，将"我们的经典"和其他著作看作读书笔记，表示"读书就是长知识、解闷寻开心，和普通读者其实是一样的。"并引用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说法，再次表明何为"先去魅，后读书"。三年磨一剑 考据义理释易经在李零口中，文化是一个大课题"我们的经典"四部作品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同样重要。不过，作为最古老经典，《周易》的重释意义重大。传说中，人文初祖伏羲画卦，而文献考古显示，商周便已出现雏形。其后，从孔子口中得以佐证，"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周易》已经是当时的经典。到了汉代，《周易》居群经之首。后世九经、十三经也保持了这个排列顺序。《周易》在西方世界被公认为东方古老智慧的代表。但多年来少见深入浅出的译本，导致其变为一本人人爱谈论但无人能看懂的经典。简帛文献和学术源流，中国方术研究是李零的学术方向之一。在此研究基础上，他著有《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如果说，"我们的经典"中前三本，李零基本保持一年一本的从容，到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则耗费了三年时间。依据传世文献，将《周易》的渊源和基本思想置于学术史、思想史的框架下，做了提纲挈领的分析。书中用400多页，20个占卜术语，逐句对《周易》进行解读，不能不说是下了一番考据工夫。他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参考书目中，细数了从汉魏唐宋旧注，到清人著述、近人著述、出土文本研究、易学史及其他共5部分的40部参考书目。同时，在前言中，提供了读周易的方法，即"先读原书，次读易史，最后读出土本。"又开出了14本书目。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出身的李零一直从事先秦典籍研究，李零式解读所强调的，恰恰是基于严谨考据，尊重原书词章，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上升到义理。力求避免对古代学术的误读和时髦曲解。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说："不用现代人的想法去解读古人，这是真正的学术与政治宣传、时髦看客之间的本质区别。"周易--这本被世人视为"算命书"的古老经典，李零的态度是"世皆迷其占，我独爱其辞"。他表示，说周易不能不从占卜开始说，占卜体现出古人的思维方式。但也要看到，占卜只是概率，更为重要的是《周易》经传中蕴含的阴阳对立、五行循环的自然哲学。他戏谑地在文中说道："看病，算命，谁也拦不住，世界杯，看台上全是迷信鬼，贝利的预言总是落空。你问《周易》灵不灵？最好去问章鱼保罗。"看似难讲话讲的全是大白话作为群经之首，《周易》也是最难读懂的古书之一。李零亦坦言，只要读一读就知道，《周易》是本十分枯燥的书。而他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对《周易》正文加以全新的整理和疏解，破解了许多疑点，并用简要的语言贯通大义、白话译注。翻开本书目录，可见"六龙天上飞""母马地上跑"这样口语化的句子，它们注释的恰恰是古代朴素辩证哲学中最严肃的二元起源：天与地--"乾"卦与"坤"卦。而"小肥猪，真可爱""老公羊，脾气坏"这样的句子分明充满了童谣般的鲜活趣味。《周易》中充满了极为艰深的术语和古文，经此注释，顿时拉近了生活。曾有网友这样评价李零。看似难讲话，但讲的全是大白话，十分浅显易懂。在圈子化课题化的当代学术界，李零"不入基金账目陷阱，不搞集团攻势"，也极少主动介入公众舆论中，作为用脚投票的人，他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用力，写"自己的书"。而他的写作之所以出名，并不完全因为其学术专著的"难"。更在于他系列普及类作品中的"易"，无论多么晦涩艰难的概念，李零总能解说得明白晓畅。他的大白话，也体现在说话的直来直去。这些年，他研究海外汉学有些心得。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要给国学热降温，也要给港台学术和海外汉学去魅，李零认为，1949年以来，大陆的人文学术，通过学术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文物、文献的科学发掘与整理、研究，并非产生了断层，相反，他以为，"传统文化在这儿，文物在这儿，学者也在这儿。"不能盲目迷信港台学术。 让经典回归诸子百家的讨论中选择我们的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李零：我所选择的四大经典，和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有关系。也是西方汉学家选择的四大经典。因为西方人很重视思想史，比如他们讲到希腊经典，一定会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思想家的东西，所以他们在中国古籍寻找的也是最有思想和智慧的作品。我们研究西方要读圣经，他们研究中国，在道教里找本书，当做宗教经典也可以理解。而且传统所说的经典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比如《论语》，无论在战国还是汉代，都不会算作经，它在汉代曾被视为传记，后来也恢复成经，所以经典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我讲的"冯胡异同"里，胡适先生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讲思想史不独尊儒家，重新拉回到诸子百家的范围内来讨论，所以儒家经典也是诸子文化所依托的一个经典，其实它还在子学的范围内，而非经学。《易经》被《易传》阐释为自然哲学《易传》用以阐释《易经》，为什么被称为易学革命？李零：说到《易传》和《易经》的关系，我们回过头看《汉书艺文志》就知道，在当时，选择术影响最大，所谓周易之学，虽然因为经学的作用，日渐被重视其思想内涵，但和今天一样，大家对它的兴趣主要在算命，所以仍作为一种术书在传播，在术书列里面，一方面，易学借助经学的力量，另一方面，用顾颉刚先生的说法，汉代的学术中，儒学本身就大讲阴阳五行，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也重视。阴阳五行，原本跟天文历算选择之书关系更大，但当时《周易》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从术书演变的历史来看，周易在战国秦汉时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自然科学史研究最密切的，是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到底怎么形成，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获得了新生命--它变成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经典。而且，中国的数术方技无所不在，本身却没有一个经典，大家要研究阴阳五行学说，只好将《周易》作为经典。中国思想史中，关系到宇宙论和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周易》有独特的力量。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在讲一个孔子的时代就在读的最古老的经典，也要看到它在战国秦汉所发生的后续转变。这就是我理解的易学革命。占卜是统计学，体现投机心理《左传》中可读到古人会进行多次占卜，为什么？李零：《周易》一直被用于占卜，而扑克和占卜相似，都是概率统计学，占卜里体现的投机心理是特别普世的，就像现在人们算命，求医问药一样。希腊人不管干什么都要去神庙里去找神谕。但时常又要走后门，不断贿赂神庙的祭司，最终是想贿赂神改变结果。《左传》里也记载了人类这种相似的原始思维，一方面要卜筮，一方面对结果不满，会多次占卜，还会故意做相反解释。情况很复杂，经过多种解释和占筮，有一定的随意性，根据自己的意愿，这需要去研究占卜的心理学。周易与《老子》同样讨论终极问题周易所说的"道"和老子所说的"道"有何关联？李零：《老子》说的"道"也是在探讨终极问题，虽然《周易》对"道"的理解对和老子的未必一样，但是他们所关涉的对象是完全一样的。中国自然哲学传统一直在延续中国自然哲学还存在吗？李零：不能把中国当怪物，觉得外国有的中国就没有，比如，自然哲学是西方概念，我们过去想到自然起源问题，在西方宗教中，首先有创世纪。那么，中国创世纪在哪儿？中国人对宇宙怎么看？对这点来说，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不代表没有自然哲学观。中国的宇宙论和自然秩序，集中起来就是阴阳五行学说。虽然，阴阳五行学说并没有一本专著，而是散见在相关的自然科学分支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也未必能有人专门对其进行科学研究，通常放在哲学系里，被搞思想史的人研究一下，但是中国毕竟是有这种传统的，在当代，对具体学说而言，它对中医理论的支配性较强。港台学术也有政治背景你作为传统文化研究者，怎么看海外新儒家？李零：讲新儒家需要注意港台学术的政治背景。即使在台湾，文化也与政治运动相关。1966年，大陆在搞文化革命，台湾搞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内资源就是新儒家和其理解的传统道，外部与美国当时一个基督教组织相关，这个组织在搞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要以基督教的道德来统一其他道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是以儒家为核心。希望建立儒教，领导四大宗教。新儒家宣言，基本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非常相似，近年来大陆很多非常响亮的政治口号，是从台湾来的，比如大爱无疆就是台湾的净空法师提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来也歇了，原因就是李登辉上台。但是他们那边歇了，我们这里兴起了。要公允评价两岸传统文化近年来谈传统文化必谈台湾学术界，你怎么看？李零：台湾学术这些年在中国放大，和中国现代思想界的生存状态有关系，历史基本都是吃后悔药的，都爱往以前看。离我们最近的后悔药就是台湾，现在台湾有一种神话，说传统文化都在那里。比如1948年底，蒋介石发动抢救大陆学院文化计划，台湾本地不知什么叫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国民党带去的。台湾学者有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没有太多的政治运动，但学术也并非脱离政治。同样大陆学者也没有中断传统文化，中国文物也没有全跑到台湾去，绝大多数在大陆。学者也在这儿。你去看看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古典文献的出版都是很多的。对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要做公允的评价。【书摘】古往今来，人类有两个兴奋点，一个是算命，一个是看病。这书跟算命有关。占卜的原理是什么？是投机。投者，下注也。机者，概率也。下注，冥冥之中，若有神助，最能体现随机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据说是闻之夫子，夫子传易，至今已2500年。世皆迷其占，我独爱其辞。俗话说，尽人事，听天命，如此而已。人只能管人事，管不了天命。听者不过是姑妄听之，听之任之，爱怎么着怎么着，随它去吧。易学革命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术，第二层是道，术是占卜，道是哲学。易学革命，占卜变哲学，是把《周易》改造，融入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很早就萌芽，但系统化在战国时代。准确说，这是阴阳五行说的再创造。阴阳五行说，是讲天地造化的大道理。这种理论，用西方概念讲，只能叫宇宙论或自然哲学。它的根子是星历之学和与星历之学有关的占卜。它是一种哲学，准确说，是占卜哲学。《易经》是西周筮占的经典，《易传》是战国秦汉新旧占卜杂交的产物。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才成为中国自然哲学的源泉之一。阴阳讲世间万象的二元对立，五行讲世间万象的五位循环，它们一静一动，构成古人解释世界的两把钥匙。我说的自然哲学，就是指这两把钥匙。节选自李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要目

对乡村社会功用化的超越依赖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二元格局的超越。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2009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
发言文字实录

比较尼采和舍斯托夫对宗教和真理的观点，介绍舍斯托夫生平。

我对纯粹的"好古"没有兴趣。我相信，当年王国维研究殷周制度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好古"，而是为了现代中国面临的改制问题而"好古"。如今好些研究中国古代政制史的学人其实也是为了"今"而"好古"，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他们用现代西方的启蒙观念来重写中国古代史，以便符合一个结论：凡没有自由民主的古代政制都是坏的。可是，当他们面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制时，就非常尴尬，因为，雅典民主政制晚期的经典作家几乎无不尖锐批判自由民主

“民国范儿”是美利奴精英的“范儿”，不是饿死、冻死的中国普通民众的“范儿”，所以，“民国范儿”最终只能落户于那个被美国保护的海岛。当今大陆像孔财长、孔总裁、孔院长、宋财长那样玩金融、玩经济的“民国范儿”，有多少正在茁壮成长呢？

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引起了不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调整，其中就包括了高等教育。学者和其他大学员工越来越难为知识本身而探求知识，由于大学要依从市场需求的优先次序，学生事实上也是受害者。新自由主义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特别抽象的资本逻辑。因此，为了建立更好的大学所进行的抗争不能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分离开来

在世界最右的地方安德森还是向左走。

在当代（其起始时间从一个层面来说，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转变算起，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则始于十年之后的苏联集团的解体），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仍在继续。只不过这些变化是什么、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在争议之中。试图透过当前事件的棱镜去解读这些变化本身就难免犯错。一个更综合性的思路是将自身限定于2000年以来的政治图景中，这样危险会小一些。即便如此，简化和走捷径也很难避免。下面的记述当然也无法避免这些缺点，它们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一些简短的札记，很可能要被修改或删掉。一、和睦之家自2001年的恐怖事件以来，中东便占据了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沿：空袭阿富汗——搜索约旦河西岸——侵占伊拉克——封锁伊朗——重侵黎巴嫩——干涉索马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攻势都主宰了报纸的头条新闻并引起了观点的两极分化。围绕着美国攻势对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权力的“航线”和世界历史方向的影响，大量的文献迅速涌现出来。在美国当权者自身，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溃败要更甚于在越南的担忧并不罕见。不管怎样，这种类比都应该是一个警告。美国在印度支那耻辱性的军事失利并未从政治上削弱其在全球的地位。相反，对美国有利的结构性转变却伴随着出现了，因为中国变成了事实上的盟国，而苏联却陷入了一蹶不振。在美国大使从西贡逃走十多年后，美国总统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在今天的越南，美国公司和五角大楼的军事行动一样受人欢迎。历史的类比至多只会让人产生联想，并且常常是误导性的。但是这些逆转的情形提醒我们，在事件海洋的深层和表面之间存在着反差。1 七、八年的时间只是测量事实深度的一个短暂时期。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一下，看上去什么是主要的进展呢？无论怎么衡量，最大的进展都一定是中国作为新的世界工场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国民经济的迅速扩张，而且还带来了世界市场的结构变化，中国的这种全球性影响相比之下更接近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而非镀金时代或许乃至战后地区性局势中的美国。中国的高速发展随之而来产生了三个结果。从中国国内来看,在急剧增长的不平等之中，它创造了一个坚实的、想要维持现状的中产阶级，以及一种传播得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信念——私营有益无害,这种信念扩展的范围远比中产阶级要广。从国际上来看，它使得中国和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同中国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它与日本。从全球来看，在过去的四年间，它帮助维持或引发了自六十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世界增长速度。2 那么日本这个仍旧是世界第二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情况如何呢？经过十年的通货紧缩和停滞之后，它的势头终于有所恢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需求，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公布的增长速度大多数时候都远高于欧洲。在政治上，日本的执政党设法将自身重塑为一支更为一贯的新保守主义力量。它在国内迈向更为公开的右翼进程，与此相一致，对外它也与华盛顿的步调一致，转向更有侵略性、更强硬的外交政策：海外派兵伊拉克，向朝鲜施压，并准备抛弃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目前由于失去了选民的支持，在反对声之中（其中大部分来自于自身阵营），这一路线遭遇了没有持续的替代性方案的困境。3 欧洲的主要进展在于欧盟向东部的扩张，与此相比其他进展都黯然失色。华沙条约地区成功地融入欧盟的过程现在几乎已经完成，这是欧洲资本一个令人赞叹的成就。布鲁塞尔推动了前共产主义经济体的私有化，并密切监视着当地政府，以确保它们与西欧标准相一致。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看，迄今为止欧盟的扩张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这一点从美国动员欧盟新、老成员国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能力上，从欧盟成员国随后在伊战问题上的分歧中便显现出来了。欧盟现在是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在其间各成员国政府星棋罗布，与美国或日本相比，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相当分散，没有多少对外的共同意愿或内部的一致方向。欧盟的三个处于领导地位的陆地国已经在向更为新自由主义的方向缓慢移动——德国施罗德的2010年议程，法国拉法兰的改革和萨科齐的后续改革，意大利普罗迪的一套措施，不过这些仍比不上英国新工党的政策。4 靠世界商品繁荣带来的资金，俄罗斯在新独裁政权的统治下已趋于稳定。相比于叶利钦政府，普京政府较少依赖西方，具有更大的外交回旋余地，而且也不那么需要去模仿民主的一些细节。俄罗斯喜欢西方减小对它的压力，对美国和欧盟来说，它是一个十分生硬的伙伴。但是为了寻求恢复俄罗斯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新政权在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至今都小心翼翼地不去与美国作对，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比叶利钦时期好得多的基础，因为它不仅扫除了任何严重的政治异议，而且在经济复苏的保障下，获得了非常高的社会支持。在国内，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普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大国元首。考虑到俄罗斯人口结构的崩溃和大部分人口持续的悲惨境遇，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成就。5 印度经济一直在稳定增长，即使其增长速度完全不像中国那样。广大未改变贫困状况的阶层和大众在选举上的选择权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阻延了任何莽撞的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但是印度现在仍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比起他们的中国同类来，他们甚至更热衷于吸收西方的消费文化和名人文化，并决定了印度人民党的基本方向，同样也决定了国会政策的基本方向。中产阶级的抱负在国内仍然受到下层阶级选举集团力量的牵制，只是表现在摈弃印度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恢复意识形态、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亲睦关系这一急剧增长的要求上。国会对这一动向的阻抗只能减缓其节奏，但决不可能使其偏转方向。6 在巴西，这个国家历史上由劳工党执政的首个总统任期，也像俄罗斯政权一样是在世界商品繁荣的带动下浮出水面的，它通过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补贴措施巩固了其民众基础，除此以外，它几乎原封不动地追随前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贪污腐败仍维持在固有的水平，并未影响到选民的投票率。在国际上，这个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外交政策上的积极举措是接替法—美对海地的干涉，以希望和日本、德国、印度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赢得一个永久席位，结果被拒绝。在地区方面，相比于修改世贸组织的规则以有利于自身的努力来说，巴西在深化拉丁美洲的贸易融合方面着力甚少。7 美国自己的情况如何呢？2000年当选的共和党政府推动了连续的削减税收政策，进一步加强了自里根政府以来即已开始的财富和收入方面递减的再分配。破产法被朝着有利于债权人的方向修改，调控体系职能下降。最高法院已变成一个十分保守的表决机构。此外，尽管政治说辞完全正确，但是在社会安全、健康、教育、银行业和环境等方面国内的情况都乏善可陈。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一如从前。没有堪比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的废除、克林顿的传统福利管理政策的结构性的变化得到实现，或者可望实现。如果说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应归入收支总帐中的另一类。以加强两党基础和相比于威尔逊时代程度小得多的制度制衡为借口，公民自由受到了侵蚀，选举实用主义限制了白宫在国内的作为，在这个舞台上由“价值”议程所限定的投票阵营仍然势均力敌地分立着。自2006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以来，布什政府严重受挫，在其领导下没有出现任何深入触及美国政治核心的持久性转变。在自1945年形成的美国总统任期的标准模式下，作为补偿政府部门的激进行动往往集中于海外，它在中东的表现已经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并在其竞争对手那里引起了一些现在已为人熟知的描述：一个美国帝国公然出现或急剧衰落。8 中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和美国加起来总共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全球80%的GDP。如果说自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双重目标是将资本主义扩展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并在全球国家体系之中维持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个目标被视为实现第一个目标的条件，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结果怎样呢？就扩展和深化资本的控制而言，它获得了压倒性的成功。金融市场获得了发展，代价是旧的社会或经济形式的全面破坏。不管哪个党派执政——共产党、自由民主党、戴高乐党、新工党、统一俄罗斯党、国会党、工人党或共和党，同样的财产权及政策的雪球都在向前滚动，尽管速度、所处阶段各不相同，但不会有显著的逆向运行。更准确地说，随着世界贸易仍然领先于世界增长，相互依存的所有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一直在稳步加强。9 政治上的资产平衡表是什么呢？本质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出现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现代等价物，它刚刚浮现出来，尚处于早期阶段。也就是说：为了维持已建立的秩序的稳定，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调在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传统的谋取利益的手段仍在自身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没有引起极端的纷争。安理会的决议是这一进程的主要舞台，当前正在上演的是关于伊朗问题的集体决议。然而，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大国协调与尼克松访华、巴黎会议以来的大国协调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一次是一个单一的超级强国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并将这个体系凝聚起来。在梅特涅（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时代，世界上没有堪比美国的霸权。依靠至今仍然称霸世界的经济实体、金融市场、储备货币、军事力量、全球基地、文化工业和国际语言，美国融合了其他国家难以抗衡的资产。其他国家则接受美国与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均衡的地位，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阻挠美国在任何战略重要性问题上的做法。通常，冲突被限制在低级别的商业问题如空客、多哈和类似的事件上，在这些问题上僵持局面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它们很少有风险；或者冲突被限制在一些中间区域内，像高加索、波罗的海、土耳其斯坦等地区，在这些地方它们的地缘政治目标是重叠的。其他大国很少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去与美国抗衡，原因既在于它们的利益与美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这在十九世纪早期是无法想像的，还在于美国在世界上不太稳定的地区充当警察角色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通常乐于为美国承担高代价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任务。因此，尽管随着替代性的资本主义力量中心的快速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的相对实力明显下降，但是在如今这个利益和特权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中，所有的精英国家均将自己视为“国际社会”的成员，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仍然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10 这种世界格局体系中并非没有摩擦或损耗。俄罗斯和中国不想让美国过多地染指中亚，或者过于侵略性地胁迫伊朗。印度仍然防范着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庇护。欧盟则操弄着一支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美国把一系列不可能减少的意外开支强加到它的伙伴头上。正因为美国的特殊利益和体系的普遍利益之间不会自动地一致，所以为了协调它们之间的紧张，就需要一个被有意识地操纵的大国协调。这种协调将永远达不到完美的程度，并且实现这种协调的机制也尚未完全成形：施加压力和反抗压力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相互纠缠，这一过程是不平等的，但也不是脆弱的。然而迄今为止，体系中的缝隙与毛边并没有严重威胁到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交响乐的“国际社会”出现的合法性，即使这一交响乐的指挥有点古怪。在这样一个大国协调中，正如传统的冲突理论所阐述的那样，国家间的关系有望被保持在对抗的门槛之下，因为在一个核后时代金融和商品市场是如此普遍地关联着。这并不意味着体系中主要的力量全是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俄罗斯与西方标准的差距（政治的和经济的）构成了这一顺利运行的体系中的残留的沙砾。西方的赌注是，等它们再次完全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它们将会逐步演变为与西方相同的形式。那时候即使是具有优势的强国——对中国而言这一点将来完全可以预料，只要其存在的形式与西方相似，也能被大度地认可。美帝国主义的最清醒的理论家完全意识到了如下的事实：美国老大的地位和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文化在逻辑上并非是互相依存的。他们冷静并清晰地思考着：一旦美国完成了其保护自由主义文化的使命，它的老大地位即会失去。根据他们中最残酷的估计，这种情形或许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内便会出现。11 在这种形势下，共和党政府的全部努力都充分延续了其前任的做法。最重要的举措是向冷战时期它的两个重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推行它的政策。中国和俄罗斯都已顺利进入大国权力圈，两国在发展基于市场的经济中曾受到指导和援助（常常是通过美国训练出的官员），在最尖锐的地方敏感问题上（台湾、车臣）受到尊重，并且融入到全球注目的庆典中（圣彼得堡峰会、北京奥运会等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存在，如美国部署的导弹距离莫斯科太近、在人民币问题上对北京进行的威逼等等，但目前已经被控制住了。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美国和印度也缔结了新的联盟，和巴西之间也很少有摩擦，除了在贸易上有些小的争执之外，但是这对重大政治性议题影响甚微。在欧洲，公众舆论更易受到行为方式而非行为实质的摇摆，它已经被布什拒绝京都或国际刑事法庭（ICC）的直率态度所激怒，相比之下，克林顿的行为方式则谨慎得多。但在实质问题上，共和党政府已经获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不仅通过扩张北约推动了欧盟的延伸，还促使布鲁塞尔把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当作未来的头等目标。同在日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一样，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在欧洲已经在结构上而非修辞上得以延续。二、战争之家与上述背景不相协调的是中东的军事局势。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里，共和党政府看来是打破了冷战结束以来（如果不是二战结束以来的话）美国全球实践的传统，并且激怒了对它而言极为关键的欧洲同盟者，不只是在行为方式上，同时也在严峻的行为实质上。在欧洲，对伊战争普遍被认为不仅是无谓的，而且对西方也是极其危险的，其后果是欧洲人要为此承担与美国人一样甚至更大的风险。实际上欧洲的所有评论，更不用说美国本身的了，现在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完全非理性的异常行为，要么是出于一己私欲（石油公司或所有的企业），要么是源于华盛顿精神错乱的意识形态狂热者（新保守主义集团）。但是如果共和党政府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或多或少理性地考虑了行为方式与结果的话，那么按此逻辑解释，不计手段、后果的一定是中东而非美国。需要追问的本质问题是：是什么特别的特性使这一区域招致了异常的策略？1 坦白地说，这个地区巨大的石油储量使它成为美国很长时间以来战略关注的主要区域。但是当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它并未遭受任何石油供应方面的紧迫威胁，它也从未因石油供应问题入侵过伊拉克。美国的附庸国控制着整个富含石油的阿拉伯半岛，即使直接获取伊拉克地区的石油——这当然是入侵考虑的一部分，也至多只能使美国的能源地位得到适度的增加。到2002年，就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角色而言，复兴党（the Ba’ath）政权已不再是华盛顿的一颗眼中钉了，事实上与伊朗、委内瑞拉相比，它的威胁要小得多。然而，伊拉克早先试图攻占科威特已引起了真正的恐慌，因为它然后有可能会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更大的石油生产国和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从克林顿时代起，在欧洲的支持下，美国的政策一直是要通过封锁、轰炸、发动政变或暗杀等方式摧毁萨达姆政权。这种种努力的受挫必然意味着要考虑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这是入侵伊拉克的另一个背景因素。美国全体当权派的共识是，伊拉克的事情尚未了结，伊拉克政权的冒犯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击垮它。2 因此，对伊拉克的地面攻击来得并不突然。它是自1991年以来对伊拉克或多或少未间断的战争渐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地面攻击并非“突变”，像历史学家对这个词的通常理解那样，而是从国际法标准角度来看持续了十多年的对抗的一种“升级”。在老布什—克林顿时代，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伊拉克及其人民的暴力程度，突然背离先前规范的行动才能得到支持。入侵以来的伤亡人数已经高于2003年以前的数字，但情形却是相同的：数十万的人死亡。第一阶段——按照经典的军事术语来说相当于“消耗战”（Ermattungsstrategie）阶段，幸免于难的是从这一地区撤离的苏联的所有制衡力量。第二阶段——调整至“歼灭战”（Niederwerfungsstrategie）阶段，据信可以依赖于‘军事革命’或新出现的电子战和精确定位技术免杀无辜。克林顿对南斯拉夫毫不费力的闪电战以及拉姆斯菲尔德对阿富汗未花代价的攻击，鼓励了一种信念即军事革命无所不能。这种看法在共和党的鹰派中最受宣扬，但却非他们所特有：奥尔布赖特就曾问道，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却又置之不用有何意义。3 然而，这些考虑仅仅是表明了为什么伊拉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华盛顿的心头之患，以及对伊拉克的攻击如何能够被认为是个不带有很大冒险的计划。它们没有解释（即使是错误的估计也没有）为何布什政府要发动一场为两个处于领导地位的欧洲同盟国和一小部分重要的美国精英所反对的战争，从而表现得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根本的一贯姿态大相径庭。这个问题只有从心理角度考虑了911后才能被理解。对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帮美国的中东攻势完成了全民动员，并迅速转化为对阿富汗的闪电式征服，转化为几乎一致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欢呼。然而，一旦喀布尔陷落——共同的看法也就分崩离析了，鉴于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复兴党之间缺乏任何联系，进军巴格达也就没有合理的原因了。所以不得不捏造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为一项非理性的事业寻求合法性。4 然而，从历史上看，一个与特定环境有关的非理性行为——典型的是一些无正当理由但却致命的决定，像希特勒1941年的对美宣战，往往是一些更大的结构上的非理性的产物。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也是如此。简单而言，事实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这样。中东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上，美国目前制定的政治体系不会根据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法来行动，因为它被另外的意外发生的利益所占据。为了美国在阿拉伯、大而言之就是穆斯林世界的整体地位，世界就要对它大规模地、招摇地支援以色列作出妥协。以色列在这一地区被普遍认为是掠夺国，没有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和金钱，以及美国在联合国对它的无条件保护，它不可能40年中不受惩罚，由于迫害巴勒斯坦人民、侵占他们的财产，以色列已成为公众仇恨的对象。从逻辑上引申来看，美国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而招人憎恨。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偷袭正植根于这样的语境中。从美国当权者的立场来说，如果理性地考虑的话，巴勒斯坦比班图斯坦还要安全，不会带来任何的威胁，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随时都可以被创建出来的，只要阻止美元、枪支和否决权流向或偏向以色列就够了。这一情形未能出现的原因是相当清楚的，在于以色列人的游说能力，他们从美国政治和传媒系统中强大的犹太人团体那里获得了力量。不仅仅是这种游说从各个层面歪曲了和中东相关的“正常的”决策程序。直至最近，在讨论的主流领域甚至才注意到如下的事实（即使在此时也仅仅是初始阶段）：一种禁忌，与所有诸如此类的压抑一样，把更多的非理性注入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的形成之中。5 对伊拉克的猛攻必须被放置到这个多变的语境中去看。共和党的领导力量自90年代晚期以来就一直在施压，希图对伊拉克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是新当选的布什政府也批评克林顿海外干涉政策的不审慎，它对人权学说表现出的兴趣不大，在其执政的前几个月中几乎很少或没有在国外采取过重要的主动。促使布什政府突然转变为一个高度激进的政权的是911袭击。是911袭击使得它可以将发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这项本来需要说服美国选民的困难事业，转变为几乎意见一致的国会的支持。但是911也不是来得很突然，随后发生的入侵伊拉克同样如此。准确地说，911事件是美国在中东角色的结构性非理性的自食恶果。美国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支持在总体上从来不符合美国资本的任何逻辑利益，在华盛顿的区域政策中，它只是与以色列游说的关键力量相一致，后来又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所填充。从历史上来看，美国自身从来不需要为其以色列保护者的身份付出国内的代价。但是在911事件中，美国最终付出了国内的代价，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不仅是作为基地组织发动袭击的唯一动机，也是作为袭击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它很难想像事件的发生：本•拉登在七年前第一次对公众讲话时最关心的问题便是巴勒斯坦的命运，包括美国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军队。撞击事件一发生，美国就爆发出普遍的报复的愿望，这只会加剧其原有的非理性，随着在阿富汗取得了显著胜利，民众的热情很容易地就被政府引向了反对伊拉克。6 以色列的当权派以及它在美国的分部，自然极力主张入侵伊拉克，它们长期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仇敌，在海湾战争期间就曾试图轰炸它。然而，这本身并不大可能成为围攻巴格达的促成因素（虽然说如果以色列反对的话，很可能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并不需要诸如此类的直接因果关系。更关键的是，在中东手段和结果之间的每一个正常的衡量标准都已经被美国外交政策中表面的和实际的决定之间的差异大大地破坏了，以致于一些武断的冒险总有可能发生。只要华盛顿还和特拉维夫粘附在一起，就确实没办法找到理性运用美国权力的一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复兴党政权的存在——原因与以色列无关——对整个美国当权派而言就是永久的冒犯，而近在咫尺的高科技武器可以使其消失。于是，这一行动的基本思想便是：为什么不呢？在911之后的氛围中，攻击伊拉克变成了两党共同的事务，提前获得了国会的通过，不像海湾战争，那时支持和反对的人势均力敌。7 以色列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的一个更远的后果是，它在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和这一地区的人民之间树立了障碍，使得阿拉伯大众被挡在美国文化权力的正常规划的范畴之外。这个地区的国家都不是自由民主政体，自由民主政体是最容易被渗透的政治体系类型，通常也是最有可能支持华盛顿的。然而，很少有哪个政权比这个地区的混杂的部族君主政体或埃及的独裁政权更坚定地服从美国了。但是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使它们对美国的忠诚与以色列的暴行相一致，后者是由美国提供经费、军备和保护的。通常，它们许可国家控制的媒体猛烈抨击美国，从而创造出一种气氛——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部门很难自由地运转，或者说美国的情报很难精确地感知它们国家社会表面的背后所发生的一切，试图以此保护自身免受大众的愤怒。因此，令华盛顿感到震惊的是，911的袭击者大多是沙特阿拉伯人。由于在这个地区缺乏正常剂量的“软”权力，对美国来说，当它遭遇反抗，如它在巴格达所遇到的情形那样，诱惑便是盲目或冲动地诉诸于“硬”权力，希望藉此打开这些社会的大门，迄今为止它们是把西方能提供的东西拒之门外的。这是导致入侵伊拉克的诸多野心之一。8 当然，最后不仅是石油和以色列，宗教也使得中东及其周边地区不同于美国支配的其他稳定的基督教合一的地区。并不是说伊斯兰教，即使是最严格形式的伊斯兰教，证明了这一地区在政权层面不会完全服从美国，正如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历史所表明的。但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仍然存在着阻止美国道路的意识形态胜利的最牢固的障碍。此外，作为一种信仰伊斯兰教保留了明确的政治责任，所以考虑到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社会（“乌玛”，the Umma）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比它们宣称友善共存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些冲突的重要印记，在现代又被英法殖民统治的经验大大地强化，如果它们不在大众的记忆中留存，那才是令人惊讶的。自70年代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再次激活了这些经验，将反帝国主义的感情替换为更强烈的宗教狂热，把目标同样地对准了“十字军和犹太人”——美国人和以色列人。考虑到在为原始经文辩解方面，穆斯林世界迄今只发展出了一个非常薄弱的传统——诸如被曲解、隐喻性的表达、有意要更新等等，而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长时间以来已经习惯了对于自己的宗教经典所作的类似辩解了，相比于《圣经》或《摩西五经》，照字面理解《可兰经》含有大得多的道德力量。由于穆罕默德清楚地嘱咐过要在圣地对异端发起圣战，尽管西方的或支持西方的评论者努力于委婉地解释先知的话，近代的“萨拉菲主义”（Salafism）却对经文言听计从，这无疑令大多数温和的穆斯林感到为难。结果是一批现成的（尽管不是无穷无尽的）年轻人补充到反对“全球无信仰”的狂热好战者的行列，他们造成了中东文明冲突这一现实，实际上他们所想像的世界和西方入侵者所想像的世界之间没有重合点。9 入侵伊拉克就这样被扩大到一些未明区域，超出了美国计划者计算的正常范围，不可避免地带有滑脱的危险。但是它并不是来自于华盛顿的突然的心血来潮。它是中东长期存在的、扭曲的帝国力场的产物，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来说，这一力场的非理性在911中终于害人反害己，使得非理性的螺旋愈加扭曲，因为911事件发生的原因在美国的政治系统中不能被公开谈论，还很少被根究。结果，五角大楼相信只须付出最小的人员伤亡，几天就能攻陷巴格达、推倒其政权，这是没错的。但是五角大楼没有预料到后来一支有战斗力的游击队涌现的规模和速度，在这方面许多战争评论家（包括我在内）同样都错了，他们低估了复兴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巴格达陷落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里，一支由复兴党官方军中生还者领导的民族主义的游击队，联合了宗教狂热分子，并从“萨拉菲主义”那里获得了灵感，组织成了反抗入侵者的力量，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它严重挫伤了占领军及其合作者的士气。现在伊拉克是世界的中心舞台，美国权力在那里正在经受有武器可用，但却耗尽了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支持的困境。10 但是如果说华盛顿现在陷于伊拉克的困境中，它的许多当权派也相信这一点，那么美国在中东地位灾难性的衰落看上去还是不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较之以前极大地分裂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团体，使得这次外国入侵更可能以一场内战而非爱国者的胜利而结束，因此抵消了驱除入侵者力量的扩展。此外，不管伊拉克的反抗有多激烈，这些起义并没有为整个世界现在所运行的轨迹提供替代性的社会或政治道路。美国势力在这一地区其他地方的堡垒依然未受抗争的影响。美国所有的附庸政权都一如既往地忠诚：这些国家的广阔势力一方面从摩洛哥一路延伸到埃及，另一方面则覆盖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巴基斯坦还充当着美国体系向东方延伸的巨大支柱。只要这些支柱完好无损，一个混乱无序、分裂的伊拉克——在国内正在建设中的美军的巨大军事基地网络的监控之下，更不用提在卡塔尔和科威特的中央司令部（Centcom）了——很可能就只剩下自我消耗，继续源源不断地从油井提供石油了。当然，在巴基斯坦尤其是在阿富汗的任何激烈变化都会改变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阿富汗当地的游击队开展得比伊拉克慢一些，可已经小有声势。但是，巴基斯坦军队长期以来全体团结一致，它控制着国家使其免于国内分裂或名义上的文官统治的发作，这使得不愉快的突发事件不太可能发生。11 表面上看，伊朗在这一地区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局势的力量。伊朗是美国颠覆塔利班和复兴党势力时的同盟者，当美国在安顿对伊拉克的控制时，伊朗的神权政体为华盛顿解决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办法。热切希望和“大撒旦”（the Great Satan ，指美国）达成理解的德黑兰的强势力量——身家百万的宗教领袖、商业店主、西方化的专家和写博客的学生，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希望，继续在敦促一个像当年尼克松访问伊朗那样的交往。但是自2003年以来局势发生了改变，如果不是完全改变的话。一场反对物质上更富足的阶级的大众反抗，选举出了一位不太与人方便的总统，他致力于用更多的财富为长期存在的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花言巧语提供方便。伊朗的核情结在加速向民族主义目标迈进，各种亲西方的社会阶层也难以公开否认这一点。这些进展都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重大的威胁。但是以色列给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压力，在伊朗较之在伊拉克更大，特拉维夫坚决要求伊朗废弃其核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同盟者的全力支持之下，正在伊朗重演它攻击伊拉克的第一阶段的手段，消耗而非歼灭，希望通过制裁使德黑兰重回理性。这些手段在伊拉克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伊朗能够指望得到心甘情愿的答复，伊朗方面比美国更渴望撤换总统和驯服最高领导人。12 以色列的梦魇还将持续下去。在短期内，华盛顿可以期待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捣毁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无限期地部署土耳其或法国军队作为以色列的边境卫士，并且哈马斯也让阿巴斯可以充分地腾出手来签署一些最后的投降协议，在狱墙后面建起一个分裂的小国。美国在这里可以依赖欧盟。因为欧洲（对于美国入侵伊拉克，在政府层面上欧洲的意见是分裂的，但是在大众层面上则大多是反对的）在团结以色列方面一直是基本一致的：不是因为当地的犹太人社团的力量，像美国的情形那样，而是为犹太人大屠杀（the Judeocide）赎罪。当欧盟更愿意在言语层面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偶然的过分行为时，在行动上它差不多已经总是追随着美国了，它切断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以惩罚其投票支持哈马斯，并串通以色列人重新入侵黎巴嫩。无论特拉维夫最后如何解决处置巴基斯坦人的问题，欧洲和美国在一起将毫不困难地确保“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其他力量都对中东兴趣不大，在中东也没有重大利害关系，假如石油市场不被搅乱的话。当然，这一结果在长期以内能否平息阿拉伯大众的愤怒是另外一个问题。三、反对力量如果上述情况是当代力量的分为两区的地图的话，那么反对的力量（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又指向哪里呢？这些反对力量必然是“反美国”：也就是说，反对美国继续其世界霸主的角色。但是它本身并不足以被界定为对现有体系的拒绝，美国宽松地控制同时又紧紧地保卫着这个体系。任何野心勃勃的权力中心都想占据第一的位置，在等待之中，丝毫没有甘当老二的意愿。只有当反对力量联合起来才会预示出潜在的或实际的真正的反抗。如果我们以这种双重的反抗作为标准，当前的情形提供了什么呢？需要考虑的最明显的两个地区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前者是现代工人运动的故乡，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都曾出现过；后者是唯一一个在整个20世纪不断经历着激进动荡的洲，从一战前的墨西哥革命、二战后的古巴革命到冷战后的今天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经历。1 这两个地区产生了世界社会论坛（the World Social Forum）绝非偶然，它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反抗全球现状的国际运动。世界社会论坛，在经历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广阔的、迅速的开局之后，现在正处于喘息未定时期。它缺乏像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和纪律，共产国际的背后有一个重要国家的资源（和腐败），论坛的任务则是维持一个横跨六大洲的未成形的抗议潮，自然极其困难。入侵伊拉克临近前的示威反抗巨潮没有如预言的那样给论坛以第二次生命，部分原因在于这次反抗大多是肤浅的，侵占一完成，它们就很少或没有坚持到底；也在于世界社会论坛自身在超越其原初的非政府组织文化向一个更健康有力的反帝国主义目标迈进时的犹豫不决。由于受到了这些限制，世界社会论坛缺少一种系统的冲击力，或许不能期望得到长久的繁荣。但是它的遗产不可能完全消失。2 这可以从法国的情形得到判断，法国是世界社会论坛被构想出来的地方，在这里一年之中爆发了三个重要的社会突发事件，社会为之震惊，三者都应归功于论坛的精神：阻挡欧盟宪法的大众运动、郊区的年轻人骚乱、推翻“首次雇用合同”（CPE）的大众动员，每一个都是集体反抗的令人敬佩的范例，并且第一桩事件是直接由世界社会论坛的设计师ATTAC（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策划的。欧洲其他国家都未能发生类似水平的反叛。然而，这些突发事件未能形成持久的运动却也是事实。法国选民将萨科齐推上了总统职位，他是自戴高乐以来权力最大的统治者，被授权在一个更完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改造法国。有着最强大的激进传统的其他欧洲国家自1945年以来很少给人以欣慰。在勉强击败贝卢斯科尼之后，普罗迪的政党联盟进一步削弱了意大利的左派力量，当自称是共产主义重建者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支持削减财政开支和向阿富汗、黎巴嫩派兵，这个葛兰西曾经领导的政党的最近的变化表明，它甚至连字面上的社会主义也抛弃了。在德国，工会对施罗德政府削减福利的不满以脱离社会民主党这一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和民主社会主义党联合组成的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已经表现得相当不错，导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丧失了占有多数选票的地位，但是就全国来看它却又受到其他政党的联合抵制。在整个西欧，尽管社会不满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在法国和德国一些重要的罢工开始复现，意大利出现了示威游行，但是在每个地方政治精英们的议程却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运行，只是速度和得到的报偿有所不同。劳动弹性日益增加——在法国，不仅萨科齐，罗伊尔也要求恢复35小时的周工作制；福利国家进一步削减——在德国，默克尔已经将目标对准了卫生体制；私有化扩大——在意大利，普罗迪瞄准了地方公共服务。在布鲁塞尔，由伊拉克战争的发动者之一领导，记忆中最新自由主义的委员会掌握着欧盟的管理权。3 拉丁美洲的情形相当不同，但也是如此地富于戏剧性。在巴西，卢拉的政权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被视作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左翼所遭遇的一件最令人失望的事。巴西劳工党是20世纪出现的最后的大众劳工党，事实上，也是二战后出现的唯一真正的新的劳工党。它起源于好战的激进力量，绝非社会民主力量，产生于全国范围内的大众反抗军人专政的斗争。在它所谴责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八年统治之后，劳工党开始执政于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该党未能破除原有的正统观念，使银行和金融机构成为它的规则的最大受惠者。世界上没有哪个股票市场能像圣保罗的交易所那样公布过高得不合情理的收益，在五年之中猛涨了9倍。另一方面，劳工党政权不是它的前任的简单复制品，因为它也把部分横财分配到一些方面，从高的世界商品价格（这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到最贫困的家庭，在极不平等巴西社会中降低了极端贫困的水平。这些改进措施缓解了穷人的痛苦，但绝不会激活他们。相比于九十年代整个北美占统治地位的模式——补偿式的而非规训式的新自由主义，即撒切尔或里根之后克林顿和布莱尔的路线，它们也许代表了这一模式的南方变体的最显著的当代范例，其中的不同是由所处洲的语境造成的。正如裴隆在劳动收入再分配方面取得的成绩远大于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卢拉在其主持的热带农业补偿方面获得的巨大效果也非任何城市型的“第三条道路”所能及。4 在南美洲这个锥体的南边，同种性质的政府实行着控制：乌拉圭和智利的政权比巴西的胆小，阿根廷的则胆大一些，如果限定在相对狭窄的经济策略方面的话。在所有的国家，高价的原材料为温和的社会改革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北边相比，两极分化的情形相当严重。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总统职位建立在一系列强大的大众动员的基础上，以支持一个彻底再分配的、反帝国主义的政体，在实行全民公决上走得过远而失败之前，它击退了反复想颠覆它的意图，为拉美和之外其他地方的左派提供了一座灯塔。然而，它的普遍成功的条件有赖于石油市场：首先是先前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的石油价格的崩溃把查韦斯推上权力宝座，然后是石油价格在新世纪的回升又支持了查韦斯。在玻利维亚的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个真正激进的政府，这里最初是休克疗法的试验场，随着休克疗法的失败，大众动员和内在觉醒最终被释放出来。相同的进程在厄瓜多尔也在进行中。就古巴而言，它第一次从六十年代以来的隔绝状态中解放出来，既支援了这些安第斯地区的剧变，也得到了它们的支援。但是，随着胡马拉在秘鲁的险败、乌里韦在哥伦比亚的连任和墨西哥卡尔德龙总统职位的巩固，任何进一步的政治的蔓延目前都停顿了。从政治上说，拉丁美洲仍然是最可塑和最有希望的洲。但是目前，尽管这里没有像欧洲那样封闭政治地平线，看上去也只有特别的情况——巨大的石油财富、印第安人聚集，还能超越拉丁美洲的多样的变体，获得政治上的尊敬。5 世界上其余的地方的情形如何呢？在美国，党派冲突和意识形态紧张现在比欧洲更为剧烈，彻底改变了战后模式。这大多与美国的精神分裂性的价值系统（一种结合了最放任自流的商业化和最虔诚的神圣化的生活文化，“自由”和“保守”同样趋于极端）有关，对反抗资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伊拉克战争在民主基础层面引起了动荡情绪，在美国社会其他方面都顺利无阻地恢复克林顿路线时它能够导致适度的混乱，使其转向某种更为表相的方向。对于也处在这个环境中的美国的微弱的左派而言，布什上任所产生的效果是暧昧的：一方面在政治上激励了它，另一方面削弱了它对陷入民主党怀抱的脆弱防御能力（这是两党制的美国所特有的），民主党主要的候选人清楚地表示过他们不愿从伊拉克撤军，并且愿意考虑攻打伊朗。但是如果信贷和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深化，已经表达出来的对二十年来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不满，将无疑会减少他们在海外的选择余地，迫使他们采取措施矫正国内的状况。6 在俄罗斯，看上去似乎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任何反对政权的力量。新选举法的设计使残余的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样地失去了作用。在叶利钦时代，绝大部分人口的灾害性的贫穷化并没有产生社会反抗。今天，即使数量极大的人口仍生活在贫穷之中，在普京的领导之下生活水准的全面提高得到巩固，从而形成了对他的统治的普遍认可。唯一对政权构成明显危险的还是车臣，尽管那里的叛乱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投诚派统治这一装置可能会在自己手中爆炸。民族认同将不容易被根除。至于日本，自民党还在惨淡掌权，两个主要的政党甚至比美国的还难以区别：日本社会党不复存在，日本共产党则在贫民区中无聊度日。没有哪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系像日本这样僵化。7 印度正相反——频繁变动的政府、不稳定的选举、大众抗议、大规模的罢工、动荡不安的乡村（更不用说宗教的集体迫害了）。目前，德里的国会统治依赖于共产主义者在议会中的容忍，它也从中心限制着新自由主义的边界。在西孟加拉邦，印度共产党在选举中已经连任六次，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党来说这一记录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这里和印度的其他地区不同，自从印度共产党在乡村宣布土地改革之后，在新的领导人领导之下，该党向有利于商业的方向重新调整，改变了税法，严厉打击农民和协会以吸引国外投资。尽管印度共产党还有一段长的路要走，但是它与冷战中资本主义社会留存下来的其他主要的共产党已经很相似了，如南非共产党，依偎在非洲国民大会的政权中，成为巴西的一个悲惨的非洲姐妹篇。为数众多的活跃的印度知识阶层保住了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一翼，绝非所有人都屈从于左派的官僚作风；而在一个从尼泊尔延伸下来的延长的垂直带上，毛主义的叛乱几乎推翻了尼泊尔的封建君主政体，复苏的纳萨尔派（印度“毛派”）游击队控制着农村。印度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反抗的表达都共存着，国家依然稳定，并逐渐走向新自由主义。但是这里的政治环境较之除拉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则要开放得多。8 在事关任何集体行动的问题上，中国还是一个冷酷强制的政体，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乡村反抗——反土地征收、黑恶官员和环境恶化被镇压，死亡事件逐年递增。统治者对乡村动荡的程度感到担忧，在财政上对农民作出了的让步，同时增加了防暴警察。剔除煤矿市镇，城市迄今为止比乡村安宁。在城市，没有被官员和经理直接镇压的劳动纠纷通常会移交法院。政府把民众的支持建立在高速增长和呼吁民族自豪感之上，它同时被不信任和被普遍认为缺乏合法性。知识阶层——中国社会的一支传统力量，大多抱有不满，要么是从自由主义角度批评政治自由的缺乏，要么是对严重两极分化的经济体制作急峻的社会批评。中国新左派的出现是本世纪头些年最有希望的进展之一，现在正处于政权的严密监视之下。9 总而言之，这些年见证了一些大众意愿的壮观显现——2001到2002年的世界社会论坛、2002到2003年的委内瑞拉、2004年的玻利维亚、2005年的法国，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交错的反抗，但是时代整体上是进一步向右转变，随着一个新的大国协调不断巩固，阿拉伯的街道就要继续瘫痪下去，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认为是社会存在的条件——从欧洲到东亚，从拉美到南非，从澳大利亚到遥远的密克罗尼西亚。现在新自由主义通常是以一种或别种“社会”利益来打扮自己——甚至于共和党人也赞同提高最低工资；普京提高了养老金；中国共产党取消了农村杂役，在每个地方新自由主义学说几乎都是政府的基本语法。没有什么学说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这种深信不疑深深根于大众的意识中。至多像法国那样，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官员定期被选民抛弃，也只是换成新的统治者，新的统治者和从前一样毫无例外地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在这个平静的世界上，“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呼声要冒着听上去越来越绝望的危险。如果搁置规范化的抽象概念（如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或局部麻醉（如“托宾税”或“庆典运动”），有什么策略选择是目前可用的？最似是而非的备选方案是像罗宾•布莱克本的“全球养老金”或菲利普•施密特的 “欧洲定期生活津贴”（Eurostipendium）这样的提议，试图从长远的方向上以出乎意料的激进方式扭转当权者头痛的问题，如退休金危机、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AP）等等。但是这些巧妙的方案都不常发生。还能看出什么其他的策略？罗伯特•安格尔（Roberto Unger）的实验主义以更遥不可及的方式提供了一些提高主观能力的方法，其显而易见的前提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客观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逐渐减小，并且缺乏像过去引发激进运动或革命运动的那样的条件。10 然而，这种假设的有效性——经济的、社会的或生态的，可能正是开启将来的钥匙。《全球性混乱的经济学》、《贫民窟星球》或《我们门前的怪物》的读者可能不那么容易被说服。博兰尼在六十年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弱点在于三个领域：劳动、自然和金钱。他指出，这三者形成了资本创造“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的三重奏，因为尽管它们在市场中被交换，但是它们都不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只是伴随着生活本身而生的人类活动的别称，它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被生产出来的；土地只是自然的别称，它不是人类生产出来的；实际的金钱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来说，它也根本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通过银行业或国家财政的机制形成的”。但是一旦这些虚拟商品变得非常强大，它们便能够毁灭任何可持续的社会存在。一旦它们被除去所有的保护层，化约为赤裸裸的商品，“人类将毁灭于社会暴露效应；他们将要成为严重的社会紊乱的牺牲品”；“自然将会被缩减为其组成元素，邻里关系和风景被玷污，河流被污染，军事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生产食品和原材料的能力被毁灭”；而“事实将证明金钱的匮乏和过量对商业都是灾难性的，正如原始社会的洪水和干旱一样”。博兰尼认为，“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承受这样一个系统的结果，即便是最短的一段时间，除非这个社会中的人类、自然物质和商业组织受到保护，不被这个魔鬼工厂所毁灭”，他期望十九世纪曾被压抑的革新的原动力的复兴。自80年代以来，“大转变”开始向相反方向发展。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虚拟商品又怎样呢？供资本支配的劳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1980年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全球劳动力只有不到十亿人，至2000年增加到近十五亿。然而截止这个时间，中国、前苏联和印度的略多于15亿的工人也增加到资本所雇佣的工人总数之中。在短短的一些年中，世界上工人阶级的数量就翻了一番达30亿之多，他们所处的环境经常还像十九世纪早期一样严酷，这是这一时期内最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的长期结果还有待观察。在短期内，它对于资本而言是一笔财富而非威胁，削弱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降低了全球的资本/劳动比率，根据最权威的估计约降低了55-60%。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体系目前看上去足够安全，它的反对力量也表明了这一点。自然依然很难预知。如果自然对体系稳定性的潜在威胁程度现在普遍被承认的话，那么彼此接近的不同危险还未被清楚地分开，也没有采取措施使这些危险不再继续成为讨论的话题。显然，一种能够改变所有关于未来的估计的系统震荡是可能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是人为灾害可以导致的后果的一次小的体验。星球范围内的生态灾难现在日益可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任何共同的预防计划。资本联合起来对付劳动，但在对付自然方面仍然是分裂的，因为竞争的商业和政府试图互相转嫁补救自然的代价。最终，共同行动的逻辑可能占据上风，在这个意义上体系原则上无疑能够调整自身去面对碳的排放、海平面上升、滥伐森林、水资源匮乏、新流行病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践上，在必要的时间期限内实现这一点尚无保证。在这个方面，不允许任何的自满：在谁应当负担净化地球的费用这一问题上隐现的冲突，证明帝国主义之间老的对抗又产生了最近似的副本，帝国主义间的对抗在它们的那个时代曾经打破了体系的平衡。在一个可感知的未来中，金钱无论如何仍然很可能是最薄弱的环节。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不平衡，如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在继续累积、中国和日本积累了巨量的美元、欧洲在遭受廉价的亚洲进口商品和美国货币贬值的影响等，现在是世界商业报道中那些危言耸听的评论的重要内容。信贷的盲目扩张在一个接一个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增加了房地产的泡沫，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甚至那些自身此类问题不太多的国家如德国，也被卷入到证券化的迷宫之中。国家间的协调机制自七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发展，以八国集团为首，较近的有中央银行间的非正式谅解，都还在努力防止资本市场的崩溃。但是共同的看法是当代金融危机的速度和范围压倒了这些协调机制。不管怎样，在金钱混乱的背后，真正的经济中存在着巨大的结构转变，它们是其中最不稳定的表达。经济领域里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明显的。在中国和印度加入之前，世界市场在许多重要的工业领域都为生产过剩所困扰。在世界市场上，这两个国家意味着的全球需求的扩大将要超过它们所带来的潜在的进一步的供给过剩呢？还是一者将远远超过另一者，从而强化系统整体的紧张呢？无论答案是什么，在短期内金钱领域看来很可能会引发即将来临的这些不稳定因素。四、智力乐观论？除了这些考虑之外，上面的速描也仅限于不到七年的短暂时间内，同时局限于事件的表面。但是如果视野放得更长远一些，能发现这些事件背后更深刻的变化，得出不同的政治结论吗？至少这一时期的四本不同寻常的读物——可能有更多，对世界走向作出了大体上较乐观的判断。其中的三本可追溯到九十年代的早中期，但是自911以来才获得了进一步的阐述。当然，最著名的观点可以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中找到，其他三本都提及了它，既有肯定也有批判。汤姆•奈恩（Tom Nairn）的《民族主义的面孔》和即将出版的《全球国家》阐述了第二种观点。杰奥瓦尼•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和《亚当•斯密在北京》建构了第三种观点。马尔科姆•布尔（Malcolm Bull）最近的一些评论，以《国家的失败》收尾，提出了第四种观点。任何对于当前时代的反思都需要严肃地对待那些表面上看来违反直觉的读物。1 汤姆•奈恩的叙述大致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歪曲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为基础，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在1840年代莱茵兰的民主斗争中形成的。尽管马克思设想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里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当资本主义完成其形成一个世界市场的使命时，这才是可能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的急躁导致了由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致命的追求捷径，以国家权力取代民主和经济增长。结果造成世界历史之河偏向了现代的中世纪的沼泽地。但是1989年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使得这条河流又流向了其自然的三角洲——当代的全球化。由于全球化的核心意义是全世界的民主的普遍化，最后实现1848年的梦想，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这个梦想粉碎了。然而，马克思自己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认为阶级将是历史解放的推动者，即以无产阶级的形式。事实上，正如1848年欧洲模式已经显示的，民族而非阶级才是历史的推动力，民族成为了马克思为之战斗的民主革命的承担者，整个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会建构一种伪民主一样，在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之后，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大国在一定的时候也会征用民族。然而，在20世纪的后半叶，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和第二世界的去共产化潜在地使得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盛行起来——“前面的公海使民主的普遍化和深化作为任何社会形式的前提条件成为可能”的唯一可能的结构。911之后复苏的美国的大国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狂热（economania）暂时地劫持了全球化的前进动力。不过它不会促使美国走向市场统一。相反，它更深的逻辑要求民主国家的多样性在人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作为一种人类学的必要性——如果违反了这一点，边界便会消失，任何认同都不可相容。在假定的历史终点，没有社会或文化的同质性在等待我们。“我们依然在现代性的急流之中”。2 哈特和奈格里一致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解放的过程，但是在全球化之中民族的角色问题上却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叙述的起点早一些，始于16世纪，当文艺复兴的解放精神被巴洛克式的反革命粉碎，建立起作为现代主权国家起源的专制政权之时。这一遗产基本上未作改变地被工业时代的民族国家所继承，随着民族国家自身的瓦解而形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帝国”，正是这个遗产的消亡，标志着一个自由与平等的新时代的黎明。这里的转折点不是1989年共产主义的瓦解（很少被作者提及），而是从1968到1978这十年，当越南反帝国主义的胜利和西方的工人、失业者、学生的反抗迫使资本主义被重构为其当代的普遍表现形式之时。随着普遍的帝国的出现，阶级也像民族一样逐渐消失，同时资本产生日益增加的一个普遍的大众（multitude）的“非物质”劳动。民族解放、工人阶级和革命先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正如帝国是由下层的反抗所创造的一样，它也将被这些反抗所击垮，当反对它的自发的网络在世界上迅速增加的时候。从这个大众的螺旋式的行动——示威、迁移和起义之中，由一种对于和平与民主的共同的生物政治欲望所驱动，将会开出一个后自由主义、后社会主义的世界这支花朵。没有主权或代表权的神秘化，一切都将第一次地按自由与平等行事。这随时都可能发生。“今天时间已经分裂为已死的现在和仍然活着的未来，它们之间裂开的深渊变得巨大无比。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某个事件将会把我们像箭一样地猛地射向那个活着的未来”。3 阿锐基的叙述也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如果以14世纪热那亚的银行业的出现而非16世纪西班牙专制主义的兴起开始的话。它的形式是循环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最初总是物质的——投资生产货物和征服市场。但是当过度竞争使得利润降低时，它就转变为金融扩张——投资于金融投机和金融中介，作为一个紧急出口。一旦金融扩张继而丧失热情，“系统混乱的时代”随之而来，竞争的区域资本通过各自的国家在军事战场上以斗争方式一争高下。在这些战争中，胜利的国家建立起系统的霸权，使得新一轮的物质扩张可以再次开始。这一霸权通常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和地方主义结合在一起，能够说服所有其他国家：依赖于一个广阔的社会集团，霸权力量是“所有统治阶级对其臣民的权力全面扩张的发动力”。从“三十年战争”中产生了荷兰霸权（全球金融外加贸易垄断）；从拿破仑战争中产生了英国霸权（全球金融、自由贸易优势、早期的工厂体系）；从两次世界大战中产生了美国霸权（全球金融、自由贸易和工业公司）。今天？像哈特和奈格里一样，阿锐基把六、七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工人反抗视为现代的转折点，它们终结了战后物质扩张的循环，迫使资本主义闷头冲向金融扩张阶段。现在那个循环也继而逐渐减弱，正如美国霸权在伊拉克陷入了道德危机一样。下一步会怎样呢？世界劳动在稳定地积聚力量，但是大的进展是东亚的崛起。在九十年代前期，阿锐基聚焦于日本，认为人类的将来有三种可能：一个世界帝国——美国对全球的帝国统治最后占了上风；一个世界市场社会，由日本领导的东亚在其中与美国抗衡，任何单一的国家都不再能够行使霸权；或者是陷入到普遍的战争之中，在全面混乱的最后较量中这个星球被毁灭。十年之后，随着中国更为重要的崛起，阿锐基排除了第一种情形，只留下有希望的第二种情形和逐渐变弱的灾难性的第三种情形。一个世界市场社会的出现，很久以前亚当•斯密就预言过，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因为产生于国家间竞争的国家和金融之间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将会消失；意味着姗姗来迟的地球上人们之间的财富平等将会到来，亚当•斯密盼望过它的到来。4 相比之下，布尔的叙述始于17世纪，首次暗示了不自觉的集体智慧，在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中它不同于自觉的集体意愿。从曼德维尔（Mandeville）同时下至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斯图尔特（Stewart）的政府的自然起源，这一传统最终产生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普遍理论——也许是资本主义所有的合法性中最强有力的。今天它又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大众概念中以“群体智慧”（swarm intelligence）的形式重新出现，与承接自卢梭的据说是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情形对立。然而，哈特和奈格里所回归的二分法是当代力量困境的有力表达，这一困境已经变成全球化市场的压力和大众对其的防御性的反对之间的一个僵局。布尔提出，黑格尔在他的时代为二律背反提供了一个解决。因为《法哲学原理》构建了从市民社会的自发智慧——如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所理论化的市场——到自由国家有秩序的意愿的通道。这一遗产在20世纪早期为从右派到左派的对手所废除，其变形是需要的。因为其间发生了世界大国的瓦解，其部分化身是欧洲、苏联和美国帝国：首先是去殖民化，然后是去共产化，现在则显然是美国霸权的衰落。那么，这意味着一个全球的市场社会不可阻挡的解放——集体智慧剥夺了任何的集体意愿吗？未必。世界大国的熵反而会释放出消耗的结构，颠覆黑格尔的定则：不是将市民社会纳入国家，而是相反地以一个潜在的非市场的基础重构市民社会，背离国家逐渐消亡这一趋势，这一点马克思和葛兰西都曾经设想过。5 这些建构形成了一套有想像力的规划，它们寻求从一个长期的世界历史变化逻辑去展望时代中那些附带现象的大事。不管离当前事件的表层有多远，它们都能指出时代的经验特征，作为其事实的证据。自八十年代晚期以来，代议制民主已经遍布世界，从东欧到东亚和南非，看不到明显的倒退或停止的迹象；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了，从高加索山脉到太平洋，超越它们的新的民主形式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大众网络汇合到了一起，却没有中心方向，无论是在西雅图还是在热那亚。美国的世界贸易和出口份额下降了。中国——更广泛地说是东亚——可能在几十年之内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迄今为止，大众的反对确实是对全球化市场扩张的主要反应。6 从知识上来说，这四种描述都考虑了现代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去世的一些思想家的观点：斯宾诺莎对于奈格里，斯密对于阿锐基，黑格尔对于布尔，早期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之前的那个年轻的莱茵兰的民主主义者）对于奈恩。四人都带有意大利背景，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奈格里的话来说：“我在塞纳河洗过自己的衣服。”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们的大多词汇——平面帝国、游牧者、生命政治权力等都直接来自德勒兹或福柯。对阿锐基来说同样如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主要依据于布罗代尔。对奈恩而言，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最大胆地洞察了现代性的人类学前提，尽管有些疯狂。布尔引用的最后一个思想家是萨特，他的结论和萨特的叙述也是最接近的。在政治上，四种描述都同意全球化应当受到欢迎，全球化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美国霸权的第一声或最后的临终前的喉鸣。7 区分不同叙述的主线在国家这条轴线上。对哈特和奈格里、阿锐基和布尔来说，是国家的消失——第一种情形是民族的消失；第二种是霸权的消失；第三种是全球的消失——包含了资本的没落。对奈恩来说，是另一种解决办法：只有民族—国家的完全解放才能使民主普遍化，并确保创造新的社会形式所必需的文化多样性，这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新的社会形式还要去想像。能够向这些建构提的问题很清楚。奈恩：民主可能会向全世界延伸，但它不会像现在这样地变得更加空乏吗？这种变化不是偶然而是作为其传播的条件吗？新生的民族国家出现了，但是几乎所有的新来者都是弱小的或边缘的。某种边界可能是一个人类学的先验前提，但是为什么这些边界应当是民族的，而非文明的、地区的、州的或别的？哈特和奈格里：正如它允诺的“出埃及”所暗示的，大众不只是一个神学形象吗？取代帝国建立普遍的民主这一“事件”是个神迹吗？阿锐基：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定义为高度财政学的领域，而非贸易或生产领域，它是由国家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如果布罗代尔的解释有道理的话，世界帝国或世界市场社会只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但是果真如此吗？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劳动力的反叛真的是一直在上升吗？布尔：全球化的市场和大众对其的反对之间的僵局表明它们是势均力敌的，哪一个都不会在牺牲另一个的情况下获得发展：这就是最近二十年所表明的吗？如果世界大国的当前形式（安理会：美国霸权）正在消解，它为什么不产生亨廷顿所说的地区性市场力量的拼凑物，由文明空间来划分界限，而是一个全球的市民社会、市场或是相反呢？但是这些建构都是讨论将来的基准视野。对它们提出的争论也需要旗鼓相当。

近来，东方学的名声很糟糕。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把它描述为西方产生的有关东方社会和文化的幻想和敌意的死气沉沉的混合体。他描述了英国和法国关于近东的作品，该地区经过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个世纪的争斗后落入现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手中，但远东一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太远不至于成为欧洲的军事或宗教威胁，远东引起的不是恐惧或者厌恶而是好奇和神秘感。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报道现在被认为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和俗套的传奇式形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哥伦布启航前往华夏寻宝的旅程之前。即使在17世纪18世纪得到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后，欧洲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依然保持着敬畏和羡慕而不是恐惧或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从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和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Quesnay）,哲学家们称赞中国是比欧洲更文明的帝国：不仅更加富足和繁荣而且更加宽容与平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没有实施迫害的牧师，政府官员不是根据出身而是靠德才兼备而挑选出来的。即使那些对中央王国的夸张赞美感到怀疑的人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财富和秩序感到困惑不解，印象深刻。态度的戏剧性变化出现在19世纪，当时西方掠夺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清帝国虚弱的军事实力和落后的经济现状。中国当然热闹和富足，但它原始、野蛮和迷信。原先的尊重被如今的蔑视所取代，同时还伴随着种族主义的警惕，中国狂热变成了中国恐惧症。到了20世纪初期，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去镇压义和团叛乱时，" 黄祸"论调在媒体和政客间广泛传播，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或者霍布森（J.H. Hobson）之类作家想象了有朝一日中国控制全世界的情景。仅仅几十年后，赛珍珠（Pearl Buck）和蒋夫人（宋美龄）的努力赢得西方民众对顽强抗击日本的中国的深刻同情，钟摆再次摆回来。然而1948年后，在又一次的迅速摆动中，红色中国成为西方更大恐惧和焦虑的焦点，成为比俄罗斯更邪恶的极权主义噩梦。如今，人民共和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再次扭转了西方人的态度，在经济和媒体等领域吸引更多人的兴奋和热情，诞生了新一拨时尚潮流和痴迷，让人不由得想起洛可可式的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恐惧症当然没有消失，但另一拨中国热正在形成中。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的标题就属于第一种吓唬文学的类型，但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在展示桌或者机场报摊吸引读者购买的商业宣传花招，该书本身是对第二种文学的重大贡献。该书的信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是现在非常著名的预测，按当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在15年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出口商，拥有最引人注目的股票市场收益和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正如雅克说的，中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将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世界历史可以简单地被划分为"中国前"（BC公元前）和"中国后"（AC公元后）。他论证的这个部分是直截了当的定量外推法。雅克不断强调未来数据以便让人明白，但并没有在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内容之外添加很多东西。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出现除了改变国际比赛成绩表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雅克信息的第二部分不是关于规模而是关于差别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更大更深刻的国家，是"文明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没有中断的历史的继承者。中国人的文化统一性和自信心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君主早在西方很久就创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官僚体系，其背后的哲学是既专制又民主的儒家世界观，更多通过道德教育而不是武力控制国内臣民，并把周边地区组织起来构成非强迫性的朝贡体系。通过吸收封建贵族进入不带个人感情的国家服务体系，他们把市场力量从习惯性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形成拥有难以匹敌的活力和复杂性的商业社会。仅仅因为碰巧本地有充足的煤矿资源和对海外资源进行的无情殖民掠夺，欧洲才得以在19世纪超越这个伟大的前现代经济体，它在社会方式上与西方工业化一样或者程度更高。但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将证明不过是短暂的插曲。今天的中国正再次返回到充当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这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让美国人感到痛苦的是，中国很快将取代它成为霸权，不仅在中国影响力辐射的传统区域如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跨越从前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国的软实力如高超的体育水平、武术功夫、昂贵的画家、多样的语言、古典医药等，更不要说令人赞叹的中国美食将向世界各地辐射中国影响力，正如当今美国的好莱坞、英语和麦当劳一样。首先，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不仅激发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纷纷仿效，还将重新组织整个国际体系的秩序，为世界提供一种并非西方骄傲地推动的"民族国家内的民主"而是"民族国家间的民主"的前景。因为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其中以冷战为标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全局性文化竞赛","另类现代性"最后将终结西方霸权。在这个解放中，扎根于献身家庭和尊重国家的儒家价值观的中国独特现代性将引领世界前进。应该如何判断这种趋势呢？热情决不是歧视的替代品，不管它多么好心。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及其以前，但这并不能让当今的人民共和国成为特殊的"文明国家"，就像法兰西文明（la civilisation fran?aise）成就第三或第四共和国的可比性说法。臭名昭著的是，"文明"讨论是为自我服务的，常随意性地划定文明的界限。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到来了，他非常绝望地发现，在包括非洲、拉美和东正教文明在内的八九个文明中，把这个装饰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什么也得不到。当代中国就像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法国，是在帝国模式下经过整合的民族国家，虽然可能历史更悠久，规模更大些。前现代中国的长期经济中心或者社会智慧等夸张的说法在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时也无法提供多大的帮助。直到宋朝以前，中国在技术和商业方面远远领先于欧洲，到了明朝末期中国的科学才落后了，但即使在18世纪清朝最繁荣的顶峰时，其农业生产力和平均工资水平也赶不上欧洲发展的前沿，更不要说更广泛意义上的思想进步了。圣贤先知田园诗般的形象与其说关心大众的福祉倒不如说更关心后来王朝统治下的现实。用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何炳棣的话说，"口头上的儒家和行动上的法家"---用道德话语包装起来的压迫。如果从学术标准的角度来评价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这一面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公平的。它们都不会对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产生多大影响，本书不过是初步的民间故事，让读者先适应一下未来中国霸权的可能性。中国可能正要主宰世界，但并不需要总是代表过去全面发展的顶峰。更严肃的问题是该书的核心信息并不连贯。《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一书的大部分是赤裸裸恭维的练习，称赞中国不仅是未来的霸主而且是解放性的打破僵局者，本书美国版的副标题是"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这种景象似乎成为最近英国的特殊性：雅克的版本可能不像他帮助成立的智库德莫斯（Demos）的预言家同行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为什么欧洲统治21世纪》（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此人的文章"中国新知识分子"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947 ---译注）那么荒谬，但《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还有和总体乐观的故事发生冲突的另一面。从国际上说，中国"拥抱多边主义"，用软实力吸引邻居和伙伴，推动"国家间的民主"，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人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人种"，他们继承了多多少少有点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央王国心态，这种朝贡体系的治国传统有助于国家稳定，但毕竟是建立在等级体系和不平等基础上的。这个遗产与民主的国际体系的美好前景吻合吗？不一定，因为虽然"西方世界终结了，至少下个世纪的新世界将不是像上世纪是西方世界那样的中国世界。"换句话说，该书颠覆了它自己的题目，纯粹是拼凑出来增加销量的把戏。中国不会统治世界，未来不过是" 我们进入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中国"越来越多地占上风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但独特的"中国现代性"赢得全球霸权竞争的观点并不比高速发展的中国推动"民族国家间的民主"更有说服力。该观点在书中的角色应该在考虑作者生平经历（cursus vitae）的背景下来理解。作为英国共产党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雅克在其政党和杂志1990年代初期放弃这个幽灵后进入主流新闻界，他摆脱了过去的语言，如果不是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思想的话。冷战结束、苏联崩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现在已经成为老古董。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政策---欢迎世界市场---应该与此有关系吗？这是《当中国统治世界》不屑于处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属于本书竭力避免遇到的词汇。在500多页的篇幅中，"资本主义"这个词几乎没有出现。但全球性竞争仍然存在，其中更多同情的一边可能会胜利。简单地说，现在的竞争不是在过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类别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众多差异的最新文化方式的另类"现代性"中的。这个词汇变化的功能不难看到，它提供的是左派巩固其成果的机会。资本主义或许已经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为什么还要再去谈论它呢？相反，为什么不朝前看，欢迎一种现在超越其他一切的共同命运的非西方版本的前景呢？中国的执政党至少仍然把自己描述为共产党。啊，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存在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他所看到的另类现代性是文化上的不是结构上的，差别体现在价值观上而不是社会体制上。典型的情况是道德和情感的独特结合构成某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恰恰因为这是对某个文化来说独特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最不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说它是无法普遍化的东西。最近的一些其他著作突出显示了后意识形态世界的文化差异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它们已抓住了这种不可通约性，指出任何复杂的文化都不能以实现模范经济秩序的方式凌驾于所有其他文化之上。而且，认为中国现代性最终具有霸权特征的预测不仅忘记了任何强大民族文化天生的自我限制性的本质，还忽略了中国对独特中华性的强烈坚持，这是任何到这个国家的人都非常熟悉的。除了日本外，很少当代文化有这么清醒的国际对比观，这么强烈地相信自身传统和文明的不可模仿性。雅克用他自己的方式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候甚至把它夸大为接近种族主义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当然这是他的假设，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但是他没有看到崇拜中华性多么彻底地毁掉了他的想象，即未来的汉族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传播。中国崛起成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但它没有从无聊的现代性观念中得到任何说明，读者会发现《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末尾仍然是像开头一样模糊不清。如果有人说这本书不过是昨天的亚洲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迟到结合而已，这并非不公平的指责。本书除了笼统地坚持儒家学说的民族持续性外（中国共产党被看作它的直接继承人），对当代中国社会本身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粗略几句话提到了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但政府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对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说得更多些，关于党的段落模糊不清，对边疆地区的麻烦的思考非常谨慎，总之坚定地认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中共若能不受干扰地再统治中国30年就谢天谢地了。中国从那以后的实际社会风景会如何恐怕是读者最想了解的东西。当然，北京当局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人们仍然拥护它。在 1935年，韦伯夫妇给他们有关苏联的书起名为《苏联共产主义：新文明？》，但在后来的修订版中把问号去掉了。今天的"文明国家"或许是用同样的精神来讨论的吧。对当代中国的严肃理解在其他地方。位于政治和思想光谱对立面的杰出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被当作现在的基点。从自由主义右派看，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一本难得的杰作（tour de force），实证调查、概念清晰、思想独立。任何一个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增长方式的人都应该从阅读本书开始。黄的立场是典型的严格的新古典主义：只有通过私有化、确立财产权、解放金融、拆除对经济交易的系统性管理规定才能实现可靠的发展。就靠这些。但本书的结论再次清晰地印证了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观察，即被引入歧途的意识形态可能成为创造性研究的前提，同时更多情况下可能是研究的障碍。通过对第一手证据的严格审查，首先是追踪银行的大量贷款及其接受者的文件而不是简单依赖汇总起来的第二手统计数据，黄冲破了环绕在毛去世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周围引起遮蔽和混淆的层层迷雾。他最重要发现是显然没有遭到破坏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上的。在1980年代，笼统放开的金融政策使得私有经济在农村繁荣起来，大量贷款流向农民创办的企业，它们许多带有让人产生误导的绰号"乡镇企业"。农村贫困程度因而大幅度下降。接着出现了1989年令人震惊的事件。从那以后，国家迅速改变路线，阻止信贷流向农村企业家，贷款资金转向庞大的重建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给予大城市吸引外资的众多优惠措施。黄认为这个变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不仅是城乡不平等而且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也急剧扩大，因为劳动力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农民失去土地，农村合作医疗和教育崩溃，农村文盲率实际上在增加。在猛烈攻击作为中国"超级现代性"橱窗的上海的一章中，黄展示了该市普通市民家庭从炫目闪烁的高塔和一体化基础设施中得到的好处是多么少。在世界最成功的波将金大都市（Potemkin metropolis形象工程，该词来自18世纪俄罗斯元帅，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译注），官员、开发商、外商在"大盗盛行的丛林"中大发横财，私有企业遭遇重重阻碍，普通家庭艰难度日。从全国范围看，在过去20年中，官僚群体在规模上翻了一番，他们的工资在1998年和2001年间连续四次十位数的增长。黄谨慎地表达了对当今胡温政府施政方向的一些乐观看法，认为这些是对1990年代江朱体制中最糟糕措施的纠正，虽然评论说这些改革或许已经太迟了，农民的企业已经成为废墟，当今农村也因为人们外出打工已经空荡荡了。不过，他最终对比了当今中国高耸入云的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和东亚其他地方如日本、韩国、台湾经济高速增长但相对平等的情况，以及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外企和国企发挥的更大作用，国内私有企业占的比重很轻的情况。他认为其中一个后果是自 19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持续下降。在黄看来，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效率和平等总是依靠自由市场，而在中国它几乎被掐死了。那里当然是资本主义，但它因为腐败和自我扩权的政府而扭曲变形，政府拒绝给予自己的国民管理经济事务的自由，因而无法创造出实现公平和福利的必要条件。但这个解决办法过于简单化了，只需看一眼美国就能告诉像黄一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问题在哪里。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多少社会平等。但作者用极端认真和流畅的方式提出的指控确实无可辩驳，文字背后隐藏的作者对冷漠麻木和不公不义的愤怒也显而易见。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考虑把自己的著作像《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样献给几个被关在监狱中的村民和被处决的家庭妇女的。黄主要关心的是中国农村的命运，正如他正确坚持的，农村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和死亡的地方。都市劳工的命运是李静君《对抗法律》的主题。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研究都曾经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最主要内容，如今随着劳工运动作为政治力量的衰落而陷入衰落。在最近一些年，或许只有在法国才有真正突出的著作出现。李从激进左派的立场写的这本书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在模式和规模上与其他著作不同，但本书的力量是自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以来的著作都无法匹敌的。事实上，它或许可以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取消和再生》。本书是作者七年实地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是人种学和严谨分析的杰作。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用来分析中国东北地区的锈带，另一部分用来分析广东的阳光带。前一半研究的是对解放后建设中国主要工业基地的无产阶级的破坏，因为东北大型国有企业被抛弃或出售使得工人下岗，常常沦落到几乎一贫如洗的地步，而官员和获利者在改制过程中把大量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碰巧的是，有一部难以忘怀的掠夺老工人阶级及其世界的作品可以作为《对抗法律》非常合适的补充。王兵九个小时的记录片《铁西区》（West of the Tracks）(2003)是本世纪世界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该片是在沈阳拍摄的，而李也在同一个城市进行的研究。李静君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索了来自农村的年轻打工者的新工人阶级的出现。其中一半是妇女，他们没有集体身份或者政治记忆。他们在东南沿海出口加工区打工，工资很低，没有安全感，常常在恶劣工作条件下每周工作70或80小时，普遍遭受虐待和伤害。工人在锈带遭遇抛弃，在阳光带遭遇超级剥削，中国劳工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待遇都极其悲惨。工人们的反应如何呢？在没有行业和政治组织的自由的体制下，他们曾经通过屈服换来微薄的安全感和尊严的社会协议已经遭到抛弃，法律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求助的资源，不管它是多么专制。工人的任何直接行动都面临遭遇警察镇压的风险，抗议活动只能进入法院，希望雇主和当地官员公然违反法律的行径能得到一些纠正，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如果知道法律遭到破坏的话，会采取措施保证法律得到实施。民众相信党的领袖英明的观念或许可以看作传统俄国人信仰沙皇是没有意识到官员和地主胡作非为的"小父亲"的观念的中国版本。中央政府自然塑造了这样一种幻觉，他们不该为下面的非法行径负责。这给予中央政府在看到抗议即将失去控制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介入的空间。实际上，正如李静君清楚说明的，法律只有在法院不千篇一律地地扮演犯罪和压迫的橡皮图章情况下才能作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神秘化体系发挥作用。遗憾的是，法院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橡皮图章。但在少数案例中，劳工纠纷常常是在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利于工人的情况下得到裁决，这仍然让人有一丝希望，期待法律还能提供一些保护，即使它遭到背后有国家力量支持的人的公然嘲弄。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汤普森在《辉格党人与猎人》中描述的18世纪英国，即法治的概念成为战场，下层民众对判决的愤怒企图与上层人士对判决的玩世不恭对决，这是弱者手中唯一的潜在武器。李显示，在不平等的竞争中常常失败却没有爆发更加激烈抗争形式的理由是物质利益因素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因。在锈带，工人失去了几乎一切，但自己的住房多数以非常低的价格买下来了作为安全网。在阳光带，打工者作为退路还有权返回家乡种地，老家村子的土地还没有被私有化。尽管各自的命运都很悲惨，但任何一种工人都不是赤贫者：都还有些东西。这些冷静和现实主义的结论并没有减少《对抗法律》中描述的人们希望被出卖、生活遭到毁坏的悲剧。李抓住了改革时代遭遇无情工业体系的劳工的声音，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的采访是本书最大的成就。这些故事往往令人心碎，工人们在讲述故事时有痛苦、无奈和绝望，但口吻中也显示了勇气、愤怒、坚韧甚至幽默。很少有社会学著作像本书一样结合了结构真理和存在真理，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这么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任何对当代中国的认识都是不清楚的。在19世纪，欧洲把美国当作未来，虽然可能还有点遥远。在21世纪，西方以一种类似的眼光看待中国。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东方的托克维尔。人们能够复制他曾经取得的成就吗？现在有很多时间，但人们在任何一本《中国的现代性》中找到《论美国的民主》后继者的可能性都不大，虽然在其他地方也许可以找到

原文发于《文艺理论研究》, 1996.01.网络上各个文本都有错误。

雷蒙德·威廉斯和我都是在1961年进入剑桥大学，他在获得剑桥研究员的岗位之前，曾经做过多年成人教育工作，而我在来这里念书之前，在北部一所现代中学教了一年书。很难说我们两人谁与这个地方更隔膜一些。威廉斯经过长途跋涉才从威尔士的农村工人阶级社区来到这个学院，而这个学院似乎是根据人们在贵宾桌上用餐次数的多少来判断人的(我后来在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知道了这些事情)。他的长相和说话不像一个大学教师，更像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慢的作风形成很大反差。他对教员公用室里上演的那些漫不经心的恶作剧一直很不习惯，甚至多年以后，在为F．R．利维斯写的一篇出色的讣告中，仍然说剑桥是“世界上最粗野的地方之一……到处听到冷酷、卑鄙、残忍的语言”。而我呢?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处于一帮学生的围困之中，他们人高马大，看上去都在二英尺以上，说话像驴叫，看电影时哪怕最平淡的一句笑话都会逗得他们大跺其脚；他们在温馨幽静的咖啡馆里像在群众大会上一样扯着嗓子叫唤。很难说我们两人谁的日子更难熬。　　我那时对威廉斯作品仅有的一点了解主要是通过理查德·霍加斯和1950年代所谓“愤怒的年轻人”而得到的，他们现在大都成了畅胃不良的托利党老人了。听他讲课对人是一种极大的解放，就好像从来不曾想到他竟然会站在这种地方，正儿八经，衣冠楚楚，以令人羡慕的口才娓娓道出听者心中如鲠在喉的全部政治感觉。这些感觉不是官方的或学院的，而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讲出来的心声。这对听者的震撼之大犹如青少年拘留所(在1960年代初，这一制度才刚刚取消)里一个垂头丧气的少年犯突然惊诧地意识到站在面前讲话的所长大人正在发出转弯抹角但确定无疑的信息：所长也是一个罪犯，是混入所里的内奸。当然，听到自己的价值和本能得到比自己更为细致和精彩的阐发，也是惊喜的一个原因。他把那些价值和本能转变成极其精细的理论问题，但丝毫没有降低听者的接受程度。威廉斯是一个相当文雅端庄的人，通过他这个权威的中介，我觉得自己获得表达自己的权威，并且通过我表达所有父老乡亲的新生，他们从未说过该说的话，从未得到允许说心里话的条件，从为有人愿意多问一句他们想说什么。仿佛最难防范的自发性肠胃反应，现在突然摆在公开竞技场里，为自己的尊严和正当性进行不屈不挠的裱糊。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一场学术论战，不如说直接来自威廉斯本人长期的深入思考仿佛这些思想只是从一个异常深沉和丰富的本源发出的比较公开的，听得见的些许断片。我只能称之为他的一种深沉而从容的内在存在，是一种牢牢把握着自身的中心和本根，但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才会有的感觉，我想，每一个见过威廉斯的人都会为之动容。我曾奇怪这种内心的平衡和从而是从哪里来的，我如何才能拥有哪怕一二。随着我对他的了解，后来得知基本上来源于他的阶级背景。是的，他终其一生的政治追求时机上都得益于他早年的团结互助的工人阶级生活所留下的形成性影响，赤诚坦荡，无所疑惧。但是我当时还不能理解这个质朴而娴静的权威何以既温文尔雅又言辞刺人，而且一直到中午都那样，虽然实际上他当时才四十岁。我问自己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为无权无势的人说话，而且说得那样精当和肯定。我只停明白他讲的三分之一，决心把其余的搞明白。　　当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利维斯也在那里开设讲座，他对威廉斯著作的评论是：“这些事情奎尼在三十年代时就已经全做过于，”这是威廉斯本人以他那惯有的无所谓的语气告诉我的。邱吉尔学院的乔治·斯泰纳对他的学生说，威廉斯的问题是他不懂得人类悲剧的惩戒净化力量。英文系的其他人似乎大都把他看做社会学家，走错了院系的门槛，不小心和玄学派诗人搅在了一起。当然，他们研究本质上是人文的东西，而威廉斯却分心于红色的历史鲱鱼，分心于阶级和工业和政治之类的事情，更糟的是还分心于电影和广告和通俗报刊。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天大的反讽，因为威廉斯和大部分同仁之间的最大不同正是一个人文问题，只是方式迥然不同而已。威廉斯的话语直接从人性深处升上来，似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乎每一个人都笼罩起来。他的真正过人之处不仅是他说的话，而且是他说话的水平。你不能把他所说的话与感觉到话里饱含的整个丰富的经验背景分离开来。早在“个人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这句口号时兴之前，威廉斯就已经在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中实践着它。他似乎从不相信自己还没有亲自消化、逐步吸收进自身存在里的任何东西。他以一种慢节奏的、稳步的、沉思的方式生活，这一点也很像有些乡下人。他以执著坚定但绝非自命不凡的严肃态度对待自己的整个生活经验。在他周围的那些无可救药的犬儒主义者和急功近利的年轻人看来，他的样子似乎匪夷所思，古怪好笑。他们的经验深度恐怕只是一个迪斯尼卡通人物的深度。关于平顶帽和农民靴子不乏”怒其不争”的评论和指教，甚至有一篇讣告非要拽出“怀旧病”一词给《走向2000年》(Towards 2000)的作者盖棺定论，威廉斯总是非常正确地把这类言谈看作犯病。如果威廉斯使有些人对自已油腔滑舌和政治暧昧的作派感到不安并且有时会因为焦虑的折磨而作出迅速反击，那实在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他属于这样一种人：除非有人对他紧迫不放，否则他不会嫌恶别人。　　不管怎么说，威廉斯在剑桥没有感受过那些六英尺人的“跺脚和驴叫”。但是他经历过一场战争：中断了英文课程，在欧洲参加武装斗争(在法国时他是一个坦克兵指挥官)，然后随着工党政府上台，以幸存青年军人的资格恢复学业。威廉斯也经历过共产党，他在很短一段时间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英国南部的一些农村讲堂里教了几年成人课程，当他1961年回到剑桥时，发现自己很难习惯那里的督学制度，很不适应给那些权势阶层的孩子讲课，他与那个制度保持一段谨慎的距离。然而一个熟见的悖论是，局外之人反而能维护一个地方最有创造性的传统。我指的是剑桥英文系的优良传统，威廉斯在好多年里一直都是这一传统的化身，当然系里的同仁们往往很少知道他到底讲什么。威廉斯以一种新的方式把剑桥英国文学教学的文本细读分析与“生活和思想”研究两股截然分明的潮流合在一起。但是他们所称的“细读”或“贴住语言”被他称为历史语言学，而他们所称的“生活和思想”则被他称为“社会”或“文化历史”。　　这一结合蕴藏着丰富的东西，但也并非没有严重的冲突。细读分析绝非不受意识形态的侵染，他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这是一种知性分离和专业化的习惯做法，在无意识深处离不开意识形态的认可，并且严重脱离大部分人的实际生活境况。如果把细读分析与所谓的“生活和思想”研究以至与整个社会文化构成结合起来，那就立刻陷入一种政治矛盾。如何从局外人的角度分析自己的民族呢?难道这样一种认知形式与认知内容没有矛盾吗？这正是《边界之国》(Border Country)中的马修·普莱斯和《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中的彼得·欧文害怕发生的事情。这种二元对立以不同形式出现于威廉斯的作品中，我在《批评与意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1976)中以一种年轻人常有急躁做法把他的这种二元对立草草打发掉了。这种二元对立也就是在“老百姓”和“读书人”、“智性的群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严酷世界、乡村和城市、弥尔顿和邓恩、高雅和通俗之间长期进行的斗争。威廉斯在给利维斯写的讣告中就提到了他著作中存在的这种冲突——利维斯“竭力追求……一种断裂形式，一种不求介入的态度，一种艾略特式的冷漠的机智，但实际上却摆不脱对连续性、献身事业、英国外省日常生活的实在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一直紧紧地揪着他”。威廉斯肯定也是在绕着圈子说他自己。尽管我和其他一些人轻易地给他贴上“现实主义者”的标签，把现代主义对平凡性的断然疏远看做一种创造性的政治实验和破坏性的“斩草除根”，但是他对现代主义的迷恋终生不减，与有些人不同，他不会太快地附和争执中的任一方。如果他的后期著作实际上已经抛弃了“贴近分析”(close analysis)世系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不擅长那种分析(他非常擅长细读式分析)，而是因为那样做付出的政治代价太大了。《文化与社会》是一个勇敢的、扣人心弦的全新尝试，把那种经过严格训练的文本分析与一种共同的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也因此成为前面所述的那种二元冲突的一个绝好例子。而且尽管众人称赞这是一个激进文本，但它是在冷战时代的政治隔绝中写成的，这样一部著作只能为利维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张力留出商讨的余地。威廉斯后来用“第一阶段的激进主义”来概括这部最具原创性的著作的特点，表明一种审慎的自我距离化。　　他从“知性的群体”跨进了读书人的知性生活，但这条边界线总是缠绕着他，他终生住在这个“边界之国”。他从哈斯汀斯迁到牛津，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准确无误地进入了同样的两难处境：《第二代》开篇即谈牛津大学的那条就便取名的“双镇路”，这条路一边望去是大学的塔尖，另一边过去是考利汽车厂的房顶。当然，威廉斯从来不曾相信过嵌入一个有阶级之分的社会里的这种矛盾会通过学问之道而得到解决，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简单的对立。他最早的论文中有一篇叫做《文化是平凡的》(“Culture is Ordinary")，文中指出如果理解威尔士工人阶级对学问和文化的尊重，就不可能把穿越阿勃加威尼和剑桥之间的边界想象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在去世前不久我对他进行的一次访谈中还说，当他回到威尔士时，他的威尔士同志们对他评价最高的一点就是他穿越了那条边界并闯入大都市的制度机关这一事实。这个案例并不表明“文化”在边界的这一边，而“社会”在另一边：哺育威廉斯成长的也是一种文化，就像哈代小说里的人物裘德在牛津的情况一样，他很快就感觉到与他在所谓文明的剑桥遭遇到的那些冷言恶语相比，哺育他长大的那种文化更为珍贵。由于威廉斯的推动，文化概念进入了剑桥，而那些有文化教养的人却把这个概念照着他脸上扔回来。文化并不是一个怀旧问题，并不是要回过头去看那些河谷和山坡：《乡村和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谈到了“有机社会”的幻象，然后坚决断然地破除了这一幻象。他曾经轻蔑地说起奈厄·贝温，说认识一个威尔士人需要通过另一个威尔士人才行。我从未见过比威廉斯更尊重理性探询的人，尽管他实际上也像所有人一样知道理性总是不在理性的地方。他从来没有低估知性工具的价值，自己的人民被处心积虑地剥夺了的正是这一工具。所以他才用教育者交在他手里的这种工具转身反击教育者。他用这些工具创造了二十世纪英国最优秀的文化作品实绩，他代表的是那些无缘进入剑桥大学、聆听E．M．W．提亚德就鞋子问题发表高论的人们；　　威廉斯不仅知恩不报，以怨还德，而且随着年齿日长，反而逾发勇猛好斗，不依不饶了。那些自由主义批评家曾经张开双臂欢迎《文化与社会》，但对他后来谈的什么第三世界的造反和资本主义的兽行却热情顿减。威廉斯一生的突出特征是他稳步不断地走向政治左派；人们已经谈腻了的一种情形是，某某人由一个年轻激进分子成了中年反动分子，他却令人欣慰地把这句话颠倒过来了。主持《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期刊时的早期威廉斯信奉左倾改良主义或左倾利维斯主义，他当时也卷入了战后英国政治冷战；后来折服于早期新左派和核裁军运动的迅速壮大，他在这里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1962年的小书《传播》(Communicatios)无所疑惧地提出了对传播媒体的社会所有和控制，甚至提出了一些实施细节。到了1966年的《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五年前的《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里的渐进主义话语已经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的漫长悲剧。大约这时，威廉斯为了继续前进而开始后退，重新探究他的威尔士遗产，有意地与“英国”文学和工党政府的新世界拉开距离，这个新世界的文化观来自(C．P．斯诺。威廉斯像许多放逐者一样，必须去发现、甚至是重新发明自己的社会历史，逐步挣脱他已经部分地接纳了的英国和英国文学属性，直至弄清楚他是谁。他在《边界之国》里已经对离开威尔士给他带来的痛苦进行了一定的清洗，现在可以回来了。这些问题全部写进了《乡村和城市》，他推敲这部作品时遇到的困难超过了其他任何著作，因为书中的主题全都触到了他的痛处。一种新的语调，几乎是一种新的感性或感觉结构出现在这部奇异、深刻而又无法归类的作品中。它久久凝视着英国的乡村庄园，从乡村庄园的礼仪和雅趣中读出一部欺诈、犯罪和暴力的反对劳动人民的漫长历史。这时的威廉斯已经见证了越南战争、学生运动和工党政府毛糙的功利主义，他的声音已经出现了变化：不那么温良恭谦让了，不那么讲究有理有节了，不那么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了，而是更干硬、更锋利、更尖酸。在那些政治动荡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变得愤怒冷峭，不依不饶，至少在他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们看来，他显然有些过分。弗兰克·克莫德给《现代悲剧》下了一个很到位的特定阶级修饰语：“怒气冲冲”。　　四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acism and Literature)标志着正式与马克思主义有了关系，标志着“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但是看样子不是他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所占有，反倒是他冷静地占有了马克思主义。(他谨慎地宣布，“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容”的。)他也要把唯物主义不折不扣地扩展到文化实践中去，以如此的彻底性表明他比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像马克思。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逻辑如此这般地推向极端，他就会一并抹掉“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别，从而保留一定的批评距离。这是威廉斯的一贯做法：他不仅十分怀疑正统教义，而且也征引其他思想家或暂停一下看看某种影响。作品完全是他自声的，犹如生命是他自己的。虽然他是社交最广的一个公众人物，伯不无矛盾的是他有一种稳如磐石的自给自足的感觉，有时不免范入孤寂。与其说这是被关在外面的人的一种怪异的自省生活，不如说是走在前面的人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好像让你感觉到，当你拼力到达某个理论高度时，发现威廉斯早已不声不响地占领了那个位置，而且是沿着自己的思路到了那里。当巴赫金产业在斯拉夫符号学家眼里还只是一抹微光之时，他已经是一位“巴赫金式”的社会语言学家了。他早几年就把于尔根·哈贝马斯关于传播行为的主要论点提出来了。他不是人们所想的那种专门的女权主义作家，但是《第二代》对作品、政治、性别以及家庭进行的透彻研究实在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早在写作《漫长的革命》时，在妇女运动出现之前很久，威廉斯就在讲他当时称为“生育和哺育制度”所具有的中心地位，把这个问题看得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同等重要。他拒绝为风行一时的阿尔图塞理论或后结构主义理论而分心，他仍然待在那里，胸有成竹地等着我们，直到我们当中一些较年轻的理论家们更悲哀也更明智地最终从那几条死胡同里折出来，在我们曾经离开他的地方重新和他站在一起。他看见了“此路不通”的标牌，但他不相信它会挡住一条路线。①我从未见他在左派文化圈子里盛行的意义上用过“理论”一词。他的忠实追随者遍及全世界，但他从未想过组织一个“学派”。他的著作在美国传布很广，那里的左派批评家们曾经请我说服他访问美国，但在越战期间他拒绝去美国，此后也只去过那里一两次。他对学术明星的位子不感兴趣，很少或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某种“职业”的一部分，而是更喜欢在家里不停地做他的事。　　我认为这种特立不群的做法既有长处，也有局限。独立使他有时处于某种自以为是的隔绝之中，把一种怪样的奥林匹亚神的语调或过度防御的架势强加在他的写作中，使他的一些支持者感到灰心，他们本来期望他发起一场更具战斗性的集体的活动。也许是他过分习惯于成人教育那些年里养成的独自工作的做法；也许是他防范剑桥“细读者们”出现的问题。宗派主义使他厌烦，他有办法把最具多元性和最无宗派性的政治方法与一个社会主义者坚定不渝的信念结合起来，有时让人感觉到他这个人真的无法想象其他人竟然会信奉别的东西。如果说含讥带讽式的愤怒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类潜能的信任。他的信任是康慨大度和忠贞不渝的，即使政治权力已经习以为常的对人的蔑视和戏弄也会使他有五雷轰顶之感。这并不是某种感情用掌的乐观主义所使然：威廉斯身上有一种异常冷静的现实主义，它来自某些出人意料的品质，例如他具有行政长官和政治协调人的出色能力。所以他能依自己的经验知道非英雄的普通人能做到什么，听到轻视和贬损他们的话时，他会怒不可遏。对他而言，王子之死算不上什么悲剧，而他的铁道信号员老爹之死才是真正的悲剧，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孝顺儿子，人们可能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些最基本的爱和怜悯和团结的价值将不可避免地取得政治胜利，一个如此敏锐的政治分析家怎么会在黑暗年代相信这些东西?倒不如说他不惜一切代价地坚守这样的信念：这些价值终究是最重要的，它们或许不会获胜，但它们是一切的一切，放弃了这一信念就放弃了一切。他已经知道人类的群体可以是什么样子，在重新建成国际规模的这样的群体之前，他决不会休息。他非常知道亵渎人性只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他从利维斯那里继承的最优秀的品质不妨简单地概括为“谦敬”二字。他对威尔士历史进行了研究，从中知道了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在最严酷的条件下也会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和活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做那么多人做过的事情，他不可能降低自己的希望，不可能在政治上见风使舵地面对现实。他面对“他的”现实。他总是能沉稳地从长远角度看问题，就像他有一次直截了当地说的那样，这种做法能避免“对短期问题作出长期判断”。　　威廉斯最不放在眼里的边界是学科门类之间的那些传统分界。到了最后，竟然无法给他的工程起个名字：不像社会学，也不像哲学、文学批评或政治理论，既像“创作的”和“想象的”作品，又像学术著作。在他自己的一系列关键词当中，“联系”(connecting)占的地位可能最高，此外还有“主动”，“复杂”，“困难”，“变化”等等。他是图书馆管理员的冤家和恶梦，三十年来一直对“创作的”和“理论的”写作进行着眼下才流行的解构工作。从《文化与社会》到《关键词》(Keywords)，语言始终能引起他的学术激情，但是他对语言意味有非常深入的感觉，往往朝许多方向深入下去，很难称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对他而言，词语是浓缩了的社会实践，是历史斗争的场所，是政治智慧或政治统治的贮存器。他对词语有一种凯尔特人的感觉，能感觉到它们的丰富肌质和密度。他自己不仅写作，而且有很多演说，同样有力而富有修辞性，他的演说是认真建构和组织的，而不是临时杂乱地凑在一起。如果说他是一个政治理论家，那也不是那种进行短期分析的理论家(当然在一些特殊问题上，他也能组织起激烈的政治介入)，而是像与他同属“文化与社会”传统的从布莱克到莫里斯等人那样，预言性地辨识出整个文化的形式和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属于古典知识分子行列，坚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而决不固守某种单一“学科”。不过，他不仅避免了专家们的近视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传统圣贤们的业余道德说教，当然，这并非因为他对文学的具体性和特殊性非常敏感的缘故。利维斯对某些社会文化问题的包容是通过将它们殖民化的方法来实现的，而威廉斯则终于颠倒了这个逻辑，把文学研究的中心拆解或更宽广的文化实践领域。但是他向来首先对写作感兴趣，只不过对写作范畴的含义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而已；他从未对这一事实予以说明。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些同行竟然把他看作对文学作品进行还原的“内容分析家”，因为在他看来，是形式把所有一切连在一起的。他的批评把文化形式从形式主义那里挽救出来，并庭其中发现了社会关系结构、技术可能性的历史和社会决定的整个看待事物方式的突然变化。他能从舞台技术的变迁中追溯到意帜形态感觉的变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句法中探察出城市化的节奏。　　我觉得威廉斯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十分重要，但他丝毫没有个人虚荣心，这在某种程度是因为他有一种奇异的从外面看自己的能力，按卢卡契所说舶“典型”而不是个体来看待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发自内心所做的一切，他的思想饱含着个人的经验，但他似乎也能把自己非个人地、公允地看作“走过了二十世纪中期那些年代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现代悲剧》)。他既是普通人也是特殊人，这也是他身上的许多悖论之一。虽然从个人来说，他是最大度、最平和的人，待人之热情简直掬手可揽，也许正是这种“历史实在性”成了他与同事分离的最直接的原因。他们是个体的大学教师，各自忙于这样那样的事情；而他所进行的是一项历史性的工程，既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又奇怪地是非个人的工作。他特别意识到这项工作及其所植根的生活具有整体上的一致性。他过着一种殚精竭虑、枕戈待旦的生活，仿佛要执行一次献身行动或连续任务。别人可能写一本书或两本书，甚至写二十本书，但威廉斯从事的是一项全然不同的工作。人们会强烈地感觉到无需讨论他是不是一个学者的问题。一些左派学者有时喜欢佯装他们仅仅是穿越一种制度，若即若离而已，根本不求介入，但在威廉斯身上这却是实际情形，尽管他在大部分工作时间里都是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员。他没有左派的那种因为当大学教师而生发的过度的负罪感，因此无需为自己是一个大学教师而辩解，因为再清楚不过的是他并不以此为生活的中心。就算他是大学教师，他也显然不属于他们那种人，因此他使亲者快而仇者痛。他以一种自然平常之态对待自己在剑桥的地位，很有尊严，好像他真的有权利得到，当然他有权利得到。工作总得继续做下去，他没时间叹息做这工作所带来的恩恩怨怨。他几乎一概地对同事们敬重有加，但并不一定与他们合作做事。他的始终合作者是乔伊·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序言里称她为“真正的合著者”。对威廉斯而言，最亲密的思想伙伴和最深入的个人生活和爱情的分享者自然是不可分的。　　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文化研究从他发现的比较粗糙的状态改造成异常丰富、资源雄厚的研究领域，因此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英国的思想和政治图景，使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同行和读者长久地得到他的思想赐与。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始至终坚信他喜欢称为“意义和价值”的东西绝对占着中心地位。他毕生与形形色色的左翼还原主义做法或移置了的此类做法作斗争，相信语言和交际不仅是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而且是我们正在生活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早就一直坚持着有些左翼人后来通过葛兰西或话语理论或精神分析学或“主体政治”等才慢慢发现的东西。后来，当大家都赶上他并忙于把这些东西推向唯心主义极端时，他却猛然向后转，开始讲文化生产的物质方式，写作的社会规约制度，简言之，开始讲文化唯物主义。他的早逝使我们突然变得穷困不堪，如果他没有离我们而去的话，他一定又像前几次那样，早已先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也许应该在此解释几句。我无意暗示这个阶段所有的理论发展都一概走入了死胡同。威廉斯本人尽管尖锐地批评了其中的一些理论，但也吸收了另外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在1970年代空前繁荣，尽管他自己的作品与某些时潮相冲突，但是仍然受益于这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繁荣，我以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我自己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对威廉斯的批判就萌生于那些新潮流，有人觉得我不应该那样做，甚至有点不光彩。威廉斯却绝不这样想。他尽管对我的一些批评保留异议，但对另外一些批评却是认可的，这是一位其作品不断进化的思想家做出的合乎逻辑的反应。他自己也能对其早期的一些观点进行严厉的批评，他欢迎热烈的论争而不是驯顾听话的弟子。有些人当时就奋起为他打抱不平，现在仍有人这样做；这样做也许与他自己更为隐忍的自我批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我仍然为自己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里对威廉斯的许多批评观点辩护，当然，如果是今天的我，将会以一种更和煦的风格和一种不同的语气提出自己的批评。对我而言，他的著作无比重要，当我竭力与这样的著作保持一定的批评距离时，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眼界狭窄的话，惹人嫌恶，对此我十分抱歉。译者：马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