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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企业以主体身份参与国际化运营，到海外开展投资、兼并、收购境外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潮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投资界、研究机构、媒体呼吁中国企业应大胆走出国门，到海外购买去泡沫化资产，实现抄底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在此种热潮面前，作为海外并购主角的中国企业们却显得格外慎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在实际操作中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屡屡受挫。从早年首钢在秘鲁的铁矿山投资遭遇"罢工门"坎坷不断，前几年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最终宣布失败，再到最近的中铝并购力拓折翼，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障碍重重。 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管理上经验不足，更重要的是并购活动，特别是跨国并购，本就是一个风险重重的领域。投资界业内人士认为，跨国并购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活动，并购方面临着政治、法律、市场、技术、管理层道德等方面的多重风险。在一些热点敏感地区，并购方的设施与人员还面临着安全方面的风险。 对于希望参与国际化运营的中国企业而言，在诸多风险之中，对项目本身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并购方对被并购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管理层人员背景与风格、利益关联方可能作出的反应等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它包括但不限于： 并购对象的实际运营状况 并购对象的各类经营、合规风险 并购对象股东与高管层的职业操守、行事风格 并购企业员工针对并购的抵触心理及其可能反应 并购所在地的法律与政治风险 并购方竞争对手、行业协会等利益关联方的反应 并购所在地环保、劳工等NGO组织可能的抵触行为   尽职调查--国际通行的并购风险管理手段 对于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对这些现实或潜在的风险作出全面深入地研判，难度非常大。从国际经验看，通过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并购尽职调查"，是对并购过程进行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 所谓尽职调查就是：在企业股票上市和企业收购过程中，基于监管方或并购方的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运用专业手段与分析方法，对企业的历史数据和文档、管理人员的背景、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与审核。 在一个正式的大型并购中，尽职调查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一）了解被并购公司的组织和产权结构 （二）被并购公司的资产情况 （三）被并购公司的债务和义务 （四）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五）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六）税务状况 （七）管理层和雇员情况 （八）法律纠纷情况 （九）保险情况 （十）知识产权 （十一）环保问题 传统上，并购尽职调查作为一种由"法律审查"与"财务估值"为主派生出的调研框架工具，主要由投资团队、会计师、律师三方组成，其操作方法有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收集研究各类档案文献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政府公报、公司章程、公司注册登记档案、信用报告、财务报表等等。 2、在被并购方的许可下对被并购企业财务、营运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3、在被并购方的许可下，对被并购企业的办公场所、生产工厂进行实地考查 4、访问行业专家、同业协会，以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前景进行专业的分析与评述。 并购尽职调查的流程：对于一项大型的涉及多家潜在买方的并购活动来说，公开的尽职调查通常需经历以下程序： 1、由潜在买方指定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尽职调查小组（通常包括律师、会计师、和并购方的投资项目团队）。 2、由潜在买方和其聘请的专家顾问与卖方签署"保密协议"。 3、由潜在买方准备一份尽职调查清单。 4、目标公司在卖方（通常是母公司）的指导下，按照尽职调查清单把所有相关资料收集在一起并准备资料索引。 5、指定一间用来放置相关资料的房间（又称为"数据室"或"尽职调查室"）。 6、潜在买方按照一定程序可以阅读复印数据室中可以披露之文件。 7、在并购信息披露协议的框架下，潜在买方针对并购对象的管理人员、市场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进行访问座谈。 8、由潜在买方聘请的顾问（包括律师、会计师）作出尽职调查报告，尽职调查报告的核心是根据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对并购对象的价值与风险进行分析和针对性地建议。 9、由买方提供并购合同的草稿以供谈判和修改。 应该说，国内企业现有的绝大多数并购尽职调查的范围、内容与流程方法基本是按照以上模式开展的，它也反映了尽职调查的以下基本特点： 1、尽职调查是法律、财务审查与各种公开资讯收集、分析的结合，是一种公开的调查研究。 2、鉴于并购活动涉及信息、数据量非常大，可能引发风险的因素各种各样，所以按照惯例，并购尽职调查属于一种承担有限责任的程序化"尽责调查"，尽职调查的操作方只对委托协议约定的项目与流程负责，而不对调查结果承担无限责任。 博弈环境下的挑战--国内传统尽职调查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国内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受到国际投资界操作惯例的影响，也较多地借助了尽职调查这一工具，但由于国内大型并购经验意识上的欠缺，并购关联咨询服务产业的落后，在尽职调查的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很明显的问题，在复杂多变、博弈性极强的跨国并购中，效果更是远非理想，具体表现在： 1、部分并购企业自身对尽职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依靠专业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的习惯尚未真正形成。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失败案例。2005年，在国内通讯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强大生产能力的TCL公司，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和渠道优势，经过一番考察后选择了以研发和销售体系见长的阿尔卡特手机业务事业部作为并购对象。由于对并购后整合的难度与风险估计不足，同时也是为了节省成本，TCL在并购启动前既没有聘请专业的咨询机构为整个并购活动进行规划，而且连常规尽职调查都未委托专业机构操作，而是只依赖企业内部组建的一个小组，对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只作了很基本地了解，导致TCL对于并购完成后的双方管理整合、业务流程重组、企业文化的差异等领域的问题缺乏起码的了解与规划，整个并购项目以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核心人才全部流失、全面亏损而告惨败。 国内传统并购尽职调查主要依赖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所谓的"四大"）， 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并购尽职调查获取资料、数据主要依赖于被并购方提供的公开披露信息和能通过公开手段收集的数据库、档案信息，对于被并购方实态性的信息缺乏更深入的了解渠道，这对于全面客观评估被并购方的真实价值和风险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考虑到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员特点与专业能力，它们的尽职调查主要局限于法律与财务领域，单单依靠并购方本身的项目团队要对被并购企业的行业与市场风险、高管道德风险作出专业的评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市场环境、法律体系的差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环保、劳工等NGO团体干扰的机率更大，单单从法律权属、财务分析等范畴开展的传统尽职调查主要局限于被并购企业本身，侧重于法律权属、财务分析等范畴，针对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关联方意图与可能干扰的评估基本是空白。 多数中国企业理解的尽职调查，或者说有能力开展的尽职调查都受限于被并购方的正式允许，启动于并购活动正式开始前或操作过程中。这使得并购方很难在并购真正开始前，就对潜在被并购对象的实际运营状况与风险因素有一个初步地了解，从而在多个候选目标中筛选出更符合己方战略构想和风险管理要求的并购对象。一旦并购活动正式启动后再发现重大风险因素或受到利益关联方的干扰，并购方不但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在投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这块也将承担高昂的前期费用成本。 中国商业环境的某些阶段性特点使得常规尽职调查难以有效开展。 以国内创投市场为例，随着大量民间资金涌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一时间出现了天量的本土创投机构，这些投资机构大多对尚处在早期孵化或发展期的企业不感兴趣，而直接把投资目标锁定在已经接近上市的企业，这样一来创投机构之间的竞争自然极度激烈，侃价实力大减，要获得被投资方认可的所谓全面尽职调查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创业早期都有迅速把握机遇，孤注一掷地全力一搏从而完成原始积累的经历，在这种思维定势下，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有时仍会延续"搏的就是机会"，而忽视风险、忽视系统化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思维惯性。 第三方调研机构的介入是提升国内企业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效能的关键 基于国内目前并购尽职调查服务存在的缺失，结合国际并购业界的经验，我们认为通过引入专业调研机构，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提供基于并购项目层面的综合风险评估是提升国内并购尽职调查效能，加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风险管理的关键一环。 （一）、就调研范围而言，第三方调研的调研项目可以设定为目标公司运营层面、目标公司决策管理层、所在地政治、投资与安全环境、竞争对手和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干扰四个层面，具体包括： 公司部分 目标公司的实态运营状况 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正常进行，是否存在影响其正常运作的各种风险因素或负面传闻 目标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排名、声誉 目标公司在所在城市、社区的地位、声誉 目标公司是否存在任何诉讼、劳工或环保纠纷 公司管理层 法人代表、股东与主要高管的背景、履历、专业资格 法人代表、股东与主要高管在公司内各自承担的职责及其经营管理风格 公司法人代表及主要高管在行业内的声誉 公司法人代表及其高管是否有犯罪、诉讼记录或各种的债务纠纷 公司法人代表及其高管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背景；或与任何有组织犯罪存在关联 所在地政治、投资与安全环境 当地政府对此次并购的政策态度（公开和私下的） 当地政治形势是否稳定，政府主要官员换届是否会影响已达成的协议执行 当地政府对外资是否欢迎，是否存在针对特定国家企业过于严苛的公开或隐形壁垒 当地政府的运行效率如何，是否有明显的潜规则习惯 当地治安形势是否稳定，是否有专门针对特定国家企业或商务人士的袭击或绑架 竞争对手与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干扰 行业竞争对手对此次并购的态度与可能干扰手段（煽动政治抵制、呼吁安全或反垄断审察等） 被并购方员工对此次并购的态度、是否可能干扰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干扰 当地主要环保、劳工群体对此次并购的态度、是否可能干扰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干扰 这四大层面的调研项目基本覆盖了被并购企业的实态运营状况、高管可能的道德风险、竞争对手及其它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反应、乃至宏观的政治与安全风险，这就大大弥补了目前国内并购尽职调查主要局限在法律和财务两个领域的局限，对于影响国内企业海外并购成败更直接的一些风险因素，如被并购企业实际资信状况、环保问题、劳资纠纷、利益关联方可能的抵制等将会起到前瞻性的预测，从而提前预见、化解可能的风险。 （二）、就调研方法而言，更具有深度、多向度的印证与现场感 一般说来，第三方调研机构可以采取的主要方法也无外乎以下一些手段： 1、收集研究各类公开文献资料 2、获得各类数据库的数据信息资料并进行分析研究。 3、针对被并购企业的办公场所、生产工厂、所在社区进行实地调查 4、针对被并购企业的员工进行广泛地审慎访问 5、针对被并购企业所在的行业，对上下游供应商、客户进行广泛地审慎访问。 6、通过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缜密地分析与评述。 7、通过所在地法院了解被并购企业及其高管是否存在任何诉讼纠纷 8、通过所在地政府、警方和各类消息灵通人士了解当地政府对此次并购的真实态度、被并购企业及其股东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政府背景或与任何有组织犯罪存在任何关联。 对公开文献进行研究、以当地语言检索互联网信息，查询数据库，这几种方法是并购投资团队本身就能操作的，第三方调研机构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实地调查能力、长期建立的情报网络以及专业的分析框架。在这些领域，第三方调研机构通过对目标企业工厂、办公场所、所在社区的实地调查；对上下游供应商、客户的深入而审慎访问（提供给政府的财务数据有可能造假，但来自被并购对象三家最主要的供应商、三家最主要客户的评价一般是准确的，也无从造假），挖掘被并购企业公开数据与文件后边的"行为逻辑"，勾勒出一个个更直观立体的"商业故事"，从而有助于并购方对被收购方运营历史脉络、现实处境、对并购的真实态度有更真切的认识。 就调研活动的合法性而言，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商业惯例对信息披露规定的程度不一，理解不同，使用以上调研手段获得信息的难度与深度会有差异，但总的说来，以上这些调研手段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都是可以合法使用的。 对于法律体系不透明，排外情绪比较明显的特定国家，如果对于某些调研手段运用的存在不确定，也可以通过寻找在当地的市场调研机构、咨询公司甚至私人侦探，以调研需求整体分解，分块外包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调查启动时间与启动方式更为灵活 传统尽职调查一般启动于并购活动正式开始前或操作过程中。第三方尽职调查完全由并购方指定，既可以在并购活动正式启动前操作，也可以启动于并购对象的筛选过程中。通过对特定行业符合初步并购要求的企业进行全面筛选，可以让潜在的买家对并购对象的价值与风险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且不会惊动被并购对象和其它利益关联方，由此，既可以起到前期保密、隐蔽意图的作用，又有更多的时间与回旋余地，从而制订更符合实际、更节约的并购计划。 （四）、专项分析工具将给并购活动的成功提供关键性的支持 1、并购谈判的竞争情报分析 在重大谈判过程中，如能对谈判对手的现实处境与谈判方案有切实地事先了解，无疑能在谈判过程中获得针对对手的信息单向透明，主导谈判的主动权。专业的第三方调研机构一方面可以深入收集被并购企业当前的运营实际状况、现金流水平与各种风险点（与公开资料相印证），另一方面也可以预先收集被并购方主要高管、谈判组成员的个人背景、性格特点、之前谈判记录（风格）方面的资料，建立关键目标人员档案，在谈判前结合对谈判对手现实处境的分析，就可以预测出对方谈判组的几个可能谈判方案及其底线。如能引入行为科学模式分析，甚至有可能对谈判组成员的具体谈判策略与战术也作出较精确的推断。 2、监测被并购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关联方的态度变化，对可能的危机提供预警。 在并购活动开始、进行以及收购协议刚刚签订一段时间内，被并购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所在国政治团体、国际和所在国主流媒体、环保、劳工NGO组织等任何一方的敌意都有可能对并购本身乃至并购后的有效整合带来程度不同的风险，甚至有可能直接破坏掉整个并购。第三方调研一方面在事先就将被并购方本身、竞争对手及其利益关联方针对并购活动的态度、动向纳入了调研范围，通过专业分析预测判断其可能的反应，帮助并购项目组预先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各种利益关联方的态度、行为耘酿变化时，在所在国的各类媒体、网络论坛、交流群组中或多或少地会有所体现，建立在综合风险控制框架下第三方机构可以通过舆情监测软件和专业的分析人员，对正在酝酿的各种敌意、抵制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并划分威胁级别。对于真实可信的抵制威胁，将结合线下调查力量深度了解其发起人与主要成员的背景、决心与能力，当地过往类似事件的处置经过，为并购方采取适当的措施提供一手的参考依据。 （五）、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第三方尽职调查就其调查的侧重点与分析角度而言，既关注风险，也关注机遇，因此更加符合现阶段中国企业家的决策思维习惯。 发展以情报调研为核心的民族风险控制产业时不我待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复杂而严峻，但从整体趋势而言，对于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来说，是危，更是机。海外大量去泡沫化的优质实体资产、矿产资源和拥有大批先进专利技术的科技公司，对于拥有良好外汇储备支持，制造加工能力强大，但缺乏高端研发能力和资源储备的国内大型国有、民营企业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抄底机会。 但是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跨国并购，首先面临的就是风险控制的问题--这里的风险既包括宏观的国家政治风险，也包括微观的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当地合作伙伴的道德风险，甚至是海外员工与设施的安全风险。坐到谈判桌之前，中国的企业家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即所谓"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做调查研究"，但在巨大的社会文化，法律体系、商业环境、语言的差异背景下，单单由企业自己去做调查，其难度、成本和效率可想而知，中国的企业家们需要专业的团队来提供帮助，因此这也就为包括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第三方调研公司在内的专业机构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呼唤着中国民族风险控制产业的尽快成熟。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与后果广泛而深远，但如果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中国有信心，那么在站历史的高度，多少年后我们来回顾今天，可能会发现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在更深层次融入世界的"元年"！在危机中仍然心存高远，能为未来蓄势布局的中国思想者与行动者们，必将在下一轮经济复苏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而赢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叶利钦把烂摊子交给了普京，随后八年时间，普京的作为，有目共睹。2008年以来，普京出任总理，面临世界经济危机，但俄罗斯还是在稳步增长当中，既无颜色革命，也没有债务危机。

名记者安东尼·刘易斯的《不得立法》一书翻成中文的时候，书名被改成了《批评官员的尺度》...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著作，不论是通俗的还是理论的，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书名被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中国经济史上，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一直都是农户家庭，而不是个体化的雇工；一定程度上，今天依然如此。回顾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其实一直在和依靠个体化雇工的规模化生产进行顽强竞争。中国经验不同于英格兰和西欧，也异于印度和“东亚模式”。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东亚模式”理论，都没有直面中国家庭经济顽强持续的基本现实。认识到家庭单位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所占的特殊地位，才有可能想象一个与现代西方不同的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任何戏曲剧种都会发生变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既要强调保护剧种的个性，又要认识到剧种变异的不可避免。不要为了维护剧种的个性而划定创作题材的范围，而应该通过剧种的革新来提高它的艺术表现力。当一个剧种产生某种变体，不要为了维护剧种的纯正性而加以歧视，而应该承认新剧种的诞生。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剧种之间的界线可以打破和混淆，剧种的属性是动态地发展的；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存在分歧，但是，对立的观点形成一种张力，对推动戏曲的发展是有利的。

战后德国的物质匮乏并没有妨碍文化的生产。透过围绕作家博尔歇特的文化生产体制，我们看到了两点：一是莱辛的中产阶级戏剧的遗产源远流长。戏剧观演作为"公民论坛"延续到了战后。二是在战后，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机器非但未曾摧毁，作为两大阵营"和平方式"的攻心战术，在被占领区如火如荼地展开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结合的。"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也需要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结合的。"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也需要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结合的。"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也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在一年前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必须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协调推进。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才能避免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 其实，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早有类似的顶层设计。2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过一个五十条，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0年前的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制定了个四十二条，提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今年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之后，明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会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在2020年确保实现这一改革目标。这其实都是一种顶层设计，每十年一次。这样就有助于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有机结合起来。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实际改革实践中将国家指导与地方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来自于地方创新突破，比如，家庭联产承包、特区开放等等都是地方创新，而后是国家指导、国家鼓励、国家支持，很快就在全国推广、扩散、普及，后者也很重要，这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互动的特点。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就进入全面发展、全面改革、全面创新、全面开放的时代，这就更加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设计。 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而"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个战术。"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就是我曾说过的试错法。毛泽东同志1937年便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陈云同志在1980年也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1984年他又重申"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要使改革有利于经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改革之"河"的对岸，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石头"的标准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根据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确定改革的力度，选择、调整改革的战术、策略、步骤，在经济学上，这称为 "试错法"，在中国的实践中，这称为"试点法"，即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或个别产业、个别行业率先试点，看到效果、取得经验后，方才作为正式制度进行整体推广。每一步选择，都取决于前一步或前几步的选择与结果，这就是博弈论思维的应用。 "试错法"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信息和知识不完全性、不对称性、不确定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风险，它的决策方式，既是渐进的，也是稳步的，但又是连贯的、连续的;符合"干中学、学中干"(即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成功战术经验。 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得稳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主题是"改革攻坚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反映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既有难度，又极为复杂，这就需要攻坚，需要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所突破，要部署一些所谓"重大战役";二是改革目标始终锁定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公平、平等、透明、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完成这个目标面临三项任务：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二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三是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前面两个任务，现在国内有很大的争论。一种是认为现在是"国进民退"，世界银行刚公布的报告也建议中国政府要进一步让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比较成功的是"靠两条腿走路"，这是借鉴了毛泽东、刘少奇1958年说的两条腿走路的说法。一条腿是国有企业，它是通过改革，包括公司制改革、股份多元化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这条腿才能伸长、结实，使得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成为中国产业(包括服务业)的"国家队"，与世界500强企业竞争，同时也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另一条腿就是发展非国有经济。党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我的理解就是"两条腿走路"，这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企业集体崛起的必然选择。另外，在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又形成了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两条腿，它们都是中国国内企业，尤其是前者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体，引进和利用世界技术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来源的"半壁江山"，因而中国就比其他新兴经济体，例如印度、巴西的两条腿要长得多、快得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是印度、巴西进出口贸易的总量的5.5倍和7.6倍(据2010年有关数据)。 中国企业发展确实比较快，无论哪条腿都在迅速发展，并非是人们非专业分析的"国进民退"，国企与民企两个方面都在迅速发展，甚至民企那条腿走得更快。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指标，包括主营业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等，从2000年以来，国企与民企都是高速成长的，但是国企的比重是下降的。以2011年新的数据为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9%，私营企业增长19.5%。这说明，所谓"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企业各方面都在迅速发展，国企与民企、内资与外资既是竞争性关系，也是互补性关系，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生态，其结果是他们都在共同成长，迅速崛起，已成为世界500强的第三位。2011年中国大陆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已达到了57家，而1995年只有1家，2000年只有10家。这57家企业我称之为世界级企业，不光有国企，也开始有民营企业了，比如沙钢、联想、华为等;不光有央企，还有地方的国企，如河北钢铁集团、冀东能源集团等。我们的经济改革是旨在提高中国所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既不能像50年代那样消灭私营经济这条腿，更不能像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私有化那样砍掉国有企业这条腿，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两条腿走路，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走得快、走得稳，越走越宽广，越走前途越光明。我们保守地估计，到2020年，仅中国大陆企业进入世界 500强的就会超过120家，将居世界第一位，这与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地位大致相当。 从现在的改革方案来看，国企需要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推动企业整体上市，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可实行股权多样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推进铁路、盐业、电力、电信、石油、民航、市政公共事业等国企改革，还要打破垄断。将来在教育领域也要打破垄断，也可以办民办和私立大学。高等教育也需要两条腿走路，也需要竞争和合作。 改革就是要有效激励全社会创造财富(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激励全社会创新，全社会更有效地合作，激发全体人民的活力、创造性，因此，"两只手比一只手好"，"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路好"，"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采访整理)

《文化纵横》 2012.2 目录

知识产权也一样。那个罪就是"中国与资本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这十多年来，知识产权的法越来越完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复辟最核心的策略。这是我在《政法笔记》中反复说的问题。

在鲍德里亚的众多著作中，尤以《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哲学色彩最重。鲍德里亚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象征交换"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从"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一独特的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批判。其中，他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人道主义的批判，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李零教授《我们的经典》系列中解读周易的一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即将由三联出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整个社会充满蓬勃朝气，北大校园也一派生机。虽然那还是物质贫乏的年代，粮食、布匹和很多生活用品 还实行按量配给，师生在食堂吃饭得有粮票。电视机还是稀罕的东西，谁家有个彩电，那就可能常有人登门"借光"。多数人家里没有电话，要上谁家里去一般用不 着预约。中文系的老师很多还住在学校南门的１９、２１楼，筒子楼，一家一间１０平方米，做饭就在走廊烧炉子，厕所是公用的。也有些住中关园、蔚秀园等处的平房或楼房，一般是２间，四、五十平方，有个独立的小卫生间，那就很令人羡慕，年岁较大的老师才有入住资格。有些年轻教员结婚多年还没有住房，甚至还得两 地分居。这种困难的居住情况到８０年代后期才逐渐得到缓解。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拦老师们正常的教学科研，他们当中很多人日后成为学术名家，而他们的一些 成名作，就是在"蜗居"或筒子楼里写成的。那时老师教学上的投入很多，上完课都有辅导，或者在系里，或者到学生宿舍，师生彼此"混得"很熟。学生有什么困难也都愿意找老师。老师们的心态比较自由放松，不用赶着到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或者整天忙于争取项目。学校给老师发了红色的校徽，很多老师都乐于佩戴，那是 一种自豪与自信。当然也有紧迫感，大家都在选择各自的学术方向，做各自的研究。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能反应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 １９７７、 ７８级本科生与研究生进校那时，部分工农兵学员还没有毕业，那时学生的成分非常丰富，老的小的都聚到一块了。大多数学生都珍惜学习机会，非常刻苦。本科生 七、八个人一间宿舍，研究生４人一间，挤得转不过身，但很少有闹矛盾的。家境富裕的学生也不会对贫寒子弟产生什么压迫感。大家除了晚上睡觉，就都在教室或 者图书馆。这两个地方总是座无虚席的。哪个老师或者哪个系有什么名牌课，不管本科生研究生都趋之若鹜。历史系开设了现代史研究专题课，中文系的很多研究生 都去选修。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学生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那 时还没有学分制，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特别是研究生，主要就是按照导师提供的书目读书。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 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读书量非常大。读书报 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e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 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 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 那 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塘门口读报栏贴出时，人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 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止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 艺术呀，萨特呀，佛罗依德呀，"东方女性美"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同学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他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 那 时很多学生年纪较大，甚至已过"而立"之年，重来学校过集体生活，困难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咸菜和玉米 粥，就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最难的是过外语关。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 有的同学要过英语关，采取"魔鬼训练法"，宿舍各个角落都贴满他的英语生词字条，和女友见面也禁止汉语交谈，果然也就大有长进。 那 时的艰苦好像并不太觉得，大家都充实而快乐，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幸福指数"不低。同学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读书是多数学生最大的爱好。出版物不像现在丰富，书店很少，北大校园内外就一间新华书店，还有一间商店，都在三角地。那里便成为校园最 活跃的地方。人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到三角地看看，顺便逛逛书店，看看又新出了什么书。那时文艺体育活动比较单调。砖头似的盒式录音机刚面世，倒是人手一件的 时髦爱物，主要练习外语，有时也听听音乐。舞会开始流行了。看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五道口北京语言学院常放一些"内部片"，学生们总想办法弄票，兴高采烈骑 自行车去观赏。下午五点之后大家可以伸伸筋骨了，拔河比赛便经常在三角地一带举行，有那么多啦啦队一旁当"粉丝"喝彩，实在有趣。 (选自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民智是实践民主的基本条件，制造集体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敌人。

中国当下确实面临着自己的宪法问题，边疆治理、代际政治、一国两制，而美国实际上也有着同样或者在功能上等价的宪法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美国并没有 "政治问题司法化"，也无法参考美国现有的学说体系。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司法审查可以让中国宪法"活"起来--只要找到读过美国宪法解释ABC的人，由他们解释宪法，我们的宪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其实是对美国宪政史的最大误读，这大概解决不了任何中国问题，它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与苏南相比，浙南的不同处在于主要是私人性质的外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这种积累导致后来的路径依赖，浙南的大企业和资本集团发育极端困难。

我国粮食生产“七连增”，也出现粮食进口“七连增”，粮食进口比重明显突破95%的粮食自给保障线，大规模“进口土地”成为常态。当前，诸多不利因素都在动摇粮食稳产增产的基础，特别是水资源约束、耕地数量与质量下降，将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必须调整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战略以保证粮食资源，大幅度减少耕地占用指标，实行部分农田的“零”占用制度，建立粮食进口多元支撑战略。

我游览了世界很多国家，在一些国家的国际机场的书店里发现了很奇怪的现象。西方的政治家和诚信与否的商人－－从奥巴马、基辛格到比尔－盖茨笑傲在各种书的封 面上。书店的产品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价值观"，并且完全和坚定地注重商业。很少有注重社会问题的著作，更别提重要思想家批判西方帝国主义或社会经济 制度的书籍了。我试图找出谈论"中国"的成功的书籍，并为此参观了机场的所有书店。可是，"中国"多是以有恶劣的环境问题的国家形象出现。没有一本书（英文）对中国建设可持续性社会的努力提出支持的，更别提对"社会主义中国方式"表示赞同的了。让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试想一下，如果你在都柏林或墨尔本，想去书店购买描述美国或欧洲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书籍。你发现书店里面有数十甚至上百本书，但是 它们全部都从相同的角度而写，或是批判破坏和掠夺世界多数国家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政策，或是指责西方国家在侵略他国或是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 政变时，导致了数千万无辜的男性、妇女和儿童死亡，或是认为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应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如果他们没有控制法庭的话。最重要的是，那些书可能 会指责在西方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多党制体系的设计方式决定，它不会真正为人民提供投票让统治阶层落选的机会。诸如此类。试想一下，如果书店里只有那些最爱批判西方体系和帝国主义的作家－－Klein、 Chomsky、Parenti，或我的书，大多数想买书的人都会大吃一惊，甚至震惊，他们肯定会抱怨。即使是我也会感觉不舒服，我会说："至少给我们的政治敌人们一些空间吧"。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对手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排华人士对此毫无顾忌。他们很乐意提供一种思想和宣传路线。这种事就发生伦敦、芝加哥、纽约和其他主要的思想改革阵地，这种现象实在让人不安。英 国有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我们这些在英国有著作问世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公开售卖批判英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书籍，而且在英国写成出版和发行，那么作者 和出版商都会遭到英国司法体系的追究，很可能犯有诽谤罪，面临罚款或监禁的处罚。尽管如此，这也不会被正式称为"侵犯言论自由"或是"遏制言论自由"，因为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西方阶层认为，并通过宣传手段让数十亿人相信，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民主和自由的。他们也相信并让别人坚信，中国是不民主的，不管事 实真相如何，不管中国实际上做了什么。难道是因为西方不能接受任何不同的体系吗？几世纪来，他们摧毁世界上所有试图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体系的其他文明。中国越努力，越坚持签署的协议（包括就香港签署的），越是成功，就越会被逼入绝境，逼入防守状态。只要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继续坚持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状态，西方就会一直排斥中国，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和其体系崩溃。只有中国领导人违背自己人民的意愿，出卖国家利益给外国，中国才能赢得西方的认可和掌声。之后，香港机场的图书才会放弃嘲讽，开始认真地谈论中国奇迹和中国的成功。但是， 1.4亿中国人的生活绝对远比西方宣传机构空洞虚伪的赞赏有价值多了。西方人在兜售什么？一侧是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责，另一侧就有对西方政治家赤裸裸的赞美，尽管其中的一些人曾经导致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失去性命。一位常在西方讲师最近对我说："你知道这不是真相。他们受到职业生涯、研究经费、出版合同等的限制。为中国说话就如同职业自杀，没有人会资助你的工作，你会失去与主流出版公司、媒体和学术界的联系。另一方面，那些给中国泼脏水的人却赚得满盆满钵。就是这么简单。西方发起了一场思想战争，他们最优秀的人才正直接或间接地为针对中国的宣传机器服务，就如同冷战期间他们对苏联做的事，目的是将苏联击垮。最可怕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有趣并令 人振奋的是，除了菲律宾，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在深刻反思，他们都很尊重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的书店现在都会选择推荐中国文化的书，而不是促进反华宣传。日本纪伊国屋书店在曼谷、雅加达、吉隆坡的分店也明显地避开了反中国出版物。亚洲正在注视着中国，他们都在从这个伟大的邻居身上吸取养分。只 有在看过无数本书的封面，读过数千篇文章，在中国游览过多次，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才会了解世界正在进行着怎样的变化，谁是真的朋友，谁是敌人。同时，中国 应该更积极地阐释自己的体系和目标，应该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以民为本的国家，建立富有而平衡，规模庞大但安享和平，不主动欺侮世界他国的国家。应该给思想家和读者们不同的选择。知识和思想的斗争是艰难的，但是也是激动人心和可喜的。我诚挚地向中国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将中国的重要书籍译成英文，在国 外开自己的书店，在书店里面出售阐释中国成功和希望的书籍，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目标和设想的未来。为什么不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想买这样的书籍。中国的社会主义非常成功而且重要，它让数百人摆脱了贫困，这对全世界来说都迫切需要。中国现在正在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西方残酷且愚蠢的入侵。这对整个世界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按照西方的方式看待和描述中国，成为大国毫无意义。让亲中国的书籍创造更多多样性吧，让它们充斥外国的书店，就如同西方说的－－ "让他们竞争"。安德烈·弗尔切克，小说家、诗人、政治评论员、记者、摄影家和电影制作人。1963年出生于列宁格勒，归化的美国公民。费尔切克曾是一位战地记者，足迹遍 布十多个战火地区，从波斯尼亚到秘鲁到斯里兰 卡，从刚果（金）到东帝汶。主要著作是"政治革命小说"《不归点》（Point of No Return），2005年以英文出版，2010年以法文出版。其他著作包括2010年出版的小说《大洋洲》、《西方的恐惧：从波多西到巴格达》 （Western Terror： From Potosi to Baghdad）等。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名为《冬日旅行》（Winter Journey）的小说和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1965年政变的纪实作品。 董菁译

明末学者陆时雍的《诗镜》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古代诗歌选本，分为《古诗镜》和《唐诗镜》，共计九十卷。《四库全书总目》评之曰："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可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诗镜》的点校出版，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利用本书提供了极大便利，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亦大有裨益。    陆时雍倡导"神韵说"，并以此标准选评诗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强调自然天成，反对模拟雕琢。他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认为陶诗"似月到柳梢，风来水面，自然之妙，难以力与"，谢诗"人巧尽后，宛若天工"。其二，倡导主情而反对主意，认为情乃神韵之基础，舍情而谈神韵，往往适得其反。其三，主张含蓄蕴藉，余韵悠长，强调诗歌表达情感不应直露，要给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其"神韵说"，是明代诗歌理论发展过程中各种观点激烈碰撞之后，由陆时雍综合各家优长而提出的一种新的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虽然陆时雍欲针砭流俗，不免于惩羹吹齑，但总体来看，陆时雍通过《诗镜》把"神韵说"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对清代王士禛创立"神韵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陆时雍强调"神韵说"，目的是反拨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说。前后七子尊崇盛唐，开复古之风，以模拟剽窃为能，生吞活剥，几近僵化。其后公安派以"性灵说"反对模拟蹈袭，却又讲究浅俗率易；竟陵派反拟古，又流于冷僻苦涩，故至明末"诗必盛唐"影响犹存。在陆时雍看来，"诗必盛唐"说的理论基础是"格调"，将结构、修辞等看成固定不变的外在法式，如鹦鹉学舌。他认为，神韵不是具体的章法技巧，因而无法模拟，这就击中了"诗必盛唐"说的要害。    《古诗镜》和《唐诗镜》虽为两部分，但从贯穿的主旨来看是不可分的。陆时雍在评点中往往将六朝诗歌与唐诗联系比较，既肯定六朝优长，也批评唐人不足，对李白、杜甫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如批评李白"不足处，皆在于率，率则意味遂浅"，杜甫诗歌之病"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于天然之致远矣"，"老杜诗必穷工极苦，使无余境乃已"，而这正是导致诗歌远离神韵的原因。李杜诗歌尚有如此不足，后人再亦步亦趋，实为舍本逐末。由此批评七子的"诗必盛唐"说，就有很强的说服力。    整理《诗镜》，还对校正某些版本的文字讹误有一定帮助，如中华书局版《历代诗话续编》收录陆时雍的《诗镜总论》，比较《诗镜》中的《总论》，前者的错讹一目了然，如前者《诗镜总论》"隋素而唐丽，素而质"一句，不知所云，而《诗镜·总论》为"隋素而丽，唐素而质"，疑问涣然冰释。又如前者《诗镜总论》"妖怪感人，藏其本相"，令人费解，《总论》为"妖怪惑人，藏其本相"，乃知前者"感"当为"惑"。其他如"贪肉者"应为"食肉者"，引杜诗"自锄稀莱甲"应为"自锄稀菜甲"，不一而足。一手材料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诗镜》 （明）陆时雍 著    任文京 赵东岚 点校 河北大学出版社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

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大约無人不曉，研究著作更是林林總總，也算文學研究中的一道風景。不過，我最初對這位作家發生興趣，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出於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一輩子租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