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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罗慕士：揭露美国谎言的美国人
    人文 2010/11/24 | 阅读: 1786
    诺姆·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12月7日，在美国费城长大，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其父威廉是位令人尊敬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像父亲一样通晓希伯来语，并发表过研究希伯来语语音体系的专著。在父母家中 ，锡安主义运动、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与研究希伯来文《圣经》同等重要。家庭环境使年轻的乔姆斯基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那些人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曾基于社会公正和与阿拉伯邻邦富有成效地和平共处的原则，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及将以色列建成一个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早在青少年时代，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兴趣就与其政治兴趣相关联。今天，由于在语言学领域极富独创性的著作，乔姆斯基已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然而他在公众间的盛名却更多地源于他对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权威性的批评。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派认为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生而有之的，而且惟有人类具备这种禀赋。随着人的脑力（心智）的成熟以及产生新思想和新句子的能力的发展，人会积极地接受并作用于外部环境。脑力是主要动因，是创造性的因素。当人长到5－6岁时，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基本掌握一门语言，也就是将"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转换成"无数句子"的能力。这一过程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当乔姆斯基转而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时，人们或许会看到他在自由地发挥思想，而这些思想与他的语言学理论颇为相似。在他看来，诸如官方宣传和国家胁迫之类的强大力量会扭曲人们的心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会遏制智力发展和社会生活。作为强权国家的反对者，乔姆斯基将自己视为无政府主义传统（被界定为由工人控制并为工人服务的自愿或反对权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也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或是"放任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起初是启蒙运动时期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近义词。在提倡个性自由发展方面，放任自由主义者是怀疑官方权限和机构的盎格鲁－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放任自由主义"如今几乎成了人们更为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反义词，因为后者主张依赖国家权力，依法保护个人权益。在当今美国政界，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崭露头角）也反对强大（或者过于强大）的国家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战争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是以损害一切其他价值和利益为代价来加强国家建设的。正因为此，诸如"右翼"、"左翼"这类术语才不容易套用于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自称为"左翼"放任自由主义者，其中部分原因是他所支持的政府的政策改善了穷人（美国国内外穷人）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左翼显然是美国政界中较弱势的力量，还有部分原因则是他早年对一个社会主义的以色列的期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益于批判性的分析。乔姆斯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国家的。他将愤怒的剖析转向华盛顿政府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残酷虐待、其无情的外交政策、对国际法的漠视、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虐待、以及对民主和宪法的违背。他辩论说，这种行为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地位，因而使美国居于不可一世的强权地位。美国军队入侵越南是促使乔姆斯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的最大动因。《美国强权与新官僚》（1969年）和《与亚洲交战》（197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乔姆斯基关于越战的文章，那些内容在今天仍有意义。中国读者或许会对他关于越战的看法特别感兴趣，因为在美国和全世界，美国军队入侵越南的"正当理由"被说成是"需要遏制中国"。对中美两国而言，所幸的是，越南限制了华盛顿政府在亚洲的军事活动，从而在越战后的30多年内，开启了东亚地区相对和平与局部繁荣的历史时期，阻止了恢复40年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乔姆斯基在其近作《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2006年）中，向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神话--美国军事力量可以将民主强加于别国人民--发起了挑战。他争辩说，华盛顿政府的真正动机是寻求物质和战略性利益，而绝非寻求时常被称为"动机"的理想（自由、民主）（见第4章"援助海外民主"）。在乔姆斯基看来，华盛顿政府在追随昔日帝国--无论是罗马还是英国--的历史模式，它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帝国。他认为"越是有必要谈论民主理想，这个制度的民主往往就越少"（见《乔姆斯基论错误教育》第17页，2000年）。对照在媒体和教育机构被广泛理想化、然而却是歪曲事实的情况，乔姆斯基认真衡量了本国政府的实际行为。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些歪曲是如何为思想灌输和"制造共识"的目的服务的。"制造共识"是乔姆斯基最重要的专著之一的书名，也是有关他的一部电影的片名。他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中写道："获得对人类事物的某种理解决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在某些方面，这一任务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艰巨。大自然并不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但大自然至少不会偏离其轨道，给理解设置障碍。在人类事物中，这种障碍是司空见惯的。拆除这种障碍的骗术的结构，是必要的......"因此，乔姆斯基的方式的核心既与思想和语言有关，又与政治有关。他试图揭露这些思想灌输体系是如何阻止人们真实地了解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它们是如何使知识分子免于批评自己的政府，但为了那些完全一样的行径他们却会轻易地（并且是正确而安全地）谴责其他的政府。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双重标准更让他苦恼。他指出，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美国人同意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方人士却更愿意将越南战争称为"善意的失误"，而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或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却决不会采用同一字眼。在为罪行开脱时，我们同样看到了滥用语言的情况：轰炸被称为"人道主义" 、入侵被称为"援救" 、政治对手被称为"邪恶的暴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乔姆斯基也观察到，这种歪曲事实的虚伪性恰恰表明，华盛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其政策的真正目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愚弄人民，使人民相信暴力行为是道德的。以下是这类骗术的一个例子。在《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第47－48页）中，乔姆斯基这样描写美国政府2004年11月9日空袭伊拉克的法鲁加综合医院的情形："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美国目前正忙着派遣工程师，他们将开始重建刚被冲突所破坏的东西'--请注意，在此'冲突'犹如飓风，没有施动者--时，对美国的侵略而言，'冲突'一词不过是个普通的委婉说法而已。"《纽约时报》这家主要报纸一边试图掩饰毁坏满是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医院的道德责任，一边又试图使读者放心，某种有益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对于这种做法，乔姆斯基表达了他的义愤。乔姆斯基时常给新闻界写信，抱怨并希望纠正这类歪曲事实的行为。他的信件几乎从未被发表。乔姆斯基揭露政府的错误行为的努力使他将语言研究、脑力研究和政治研究融为一体。他试图去了解官方立场如何被传达给民众，民众是如何接受官方立场的，他也试图去了解公民们可以如何独立思考问题以及抵制官方歪曲事实的做法。对乔姆斯基来说，或许最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将独立思考、自我生成与转换的批判思想作为寻求人类理性目标的有见识的积极主义的基础。有见识的公民的积极主义（包括对其合法保护）对防止或纠正腐败政治很有必要。乔姆斯基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评述政府政策，而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为自己的政府负责的公民。他相信，尽管官方试图遮掩政策抉择背后的事实真相、利益和动因，但在理解事件的意义方面，凡是具有一般教育水平和智力的人都不应有困难。由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用浅显易懂的英文来写作，有时也批评那些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述的学术理论。他发现大量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术著作都过于高深晦涩，那些语言与普通话语相距太远。或许乔姆斯基试图揭露的主要谎言就是这样一个神话：美国政府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仁慈而受赐于上帝的领导者的角色；无论哪个国家碰巧成为某一时期的主要敌人，都理应被妖魔化：以前是苏联、越南、中国，如今是伊拉克、伊朗、朝鲜，至于明天，谁知道会是哪个国家？在乔姆斯基看来，将焦点集中在一个神话般的邪恶--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要么是其他什么主义--上，是促进战争（冷战或热战）以及欺骗美国人民为了虚假的目标去支持邪恶手段的一种诡计。他认为现实情况是，华盛顿政府一直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暴虐独裁政治：在印度尼西亚、刚果、中美洲、拉丁美洲、菲律宾、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独裁统治通过开发经济、共同剥削其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方式，获得了华盛顿政府的支持。外国（多国）的共同目标通常都对小国有害，而很少会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因此，有时对某个小国采取极端暴力行为是有效的，因为这可以杀一儆百，使其他国家对华盛顿政府俯首贴耳，而不至于造成太多反抗。乔姆斯基意识到由于国内媒体的误导，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大量的真实情况。当乔姆斯基谴责美国政府未能依照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渴求的理想行事时，人们或许可以联想到《旧约》中的先知，比如耶利米。耶利米谴责犹太领导人破坏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乔姆斯基希望号召美国人尊重自己承诺过的理想，自我负责，让美国领导人为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理想作出交代。乔姆斯基的批评者们认为，他过分关注华盛顿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其他政府的错误不够重视。乔姆斯基对这一指责的答复很简单。乔姆斯基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因为作为美国公民，他首先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中文教授 罗慕士 (原文为英文，哈佛大学赵辉小姐译成中文，罗慕士教授修订) 
  2. 黄宗智：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和做读书笔记
    人文 2010/11/24 | 阅读: 3061
    从阅读方法、理论学习、读书报告、研究写作4个方面谈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和做读书笔记。
  3. 萧武：宜黄事件反思
    社会 2010/11/24 | 阅读: 1771
    一这几年来，媒体的维权政治在操作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一个又一个暴力拆迁导致悲剧结果的事情被推进了公众的视野。面对媒体上完全是一边倒的批评，各地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的基层政府几乎没有做过多少反驳，以沉默承认了他们自己理亏，而这样的事情往往都以引起政府高层注意、地方政府被责令改正的结果告终。同样的事情反复上演，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在公众中形成了一种"凡是拆迁都是强拆，凡是强拆都应该反对"的印象。在这种背景下，宜黄基层干部"宜黄慧昌"能够在宜黄市委书记、市长双双遭到撤职的情况下，还能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媒体上对宜黄市的做法的批评，所需要承认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但他的回应不但未能引起媒体上对拆迁的更广泛讨论，只是招来了一轮比之前更猛烈的批评。最让人惊讶的是，作为最大的官方媒体的新华社不仅没有支持基层干部的这种积极性，反而在众多媒体中率先发难，几乎是以最严厉的口吻批判了"宜黄慧昌"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面对种种压力，原本打算在网上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讨论此事的"宜黄慧昌"最终不得不在网上发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原定与网友交流的计划不得不取消，而"宜黄慧昌"也就此销声匿迹，再未在网上出现。按照常理，新华社、《人民日报》既然是官方媒体，当然就应该承担起解释政策、为政府的做法做出解释、在遭遇批评的时候进行辩论的责任。即使这些官方媒体不能或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应当充当能够进行理性交流和辩论的平台，为"宜黄慧昌"这样的干部提供一个为自己的做法做出解释的媒介平台。因为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形下，宜黄政府官方的任何解释都不会得到媒体的信任和谅解，而作为个体的基层干部更是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多少发言机会，即使有也往往会被曲解。但是在媒体上对宜黄政府进行完全一面倒的批判的时候，官方媒体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功能，"宜黄慧昌"只好通过"财新网"这样的市场化媒体来发声。这到底是官方媒体的悲哀，还是"宜黄慧昌"们的悲哀？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非常高、而且一向被当做舆论领袖的媒体，财新网对"宜黄慧昌"的稿件的处理手法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本来完全是在心平气和地解释他们做事的逻辑的宜黄慧昌的文章被编辑处理过后，本来只是全文的一个逻辑推论环节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句子被拎出来，作为全文导读，而"宜黄慧昌"能在如此困难的处境下挺身而出辩论的勇气完全被忽略了，洋洋洒洒的长文中别的部分也都不存在了，剩下的进入公众视野的就只剩下了这一句话。换句话说，本来是愿意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的"宜黄慧昌"在被财新网编辑加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批判的靶子。这些年一直很流行一个口号，"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在这件事中，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来践行他们的理念。"宜黄慧昌"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销声匿迹后，没见一个人出来捍卫"宜黄慧昌"的"发言的权利"，反倒是有更多的人"奋起千钧棒"，继续"痛打落水狗"，还在继续批判"宜黄慧昌"的"荒谬言论"。 二如果哪怕是以最快的速度阅读了"宜黄慧昌"的文章的人，都不难发现，"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句子实在不是该文的核心所在，也并非全无道理。读过此文，至少应该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的拆迁都是强拆，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也有他们的难处。毫无疑问，宜黄事件中，遭遇拆迁问题的肯定不止钟家这一家，还有很多家农民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但他们并没有都像钟家这样以非常暴烈的形式反抗。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始终没有出现钟家的邻居、也就是与钟家一样面临拆迁问题的人的态度，他们是怎样看待钟家的做法的？如果钟家的反抗获得了成功，宜黄政府放弃拆迁，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媒体的回应。在近年来关于类似的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报道中，始终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最基本的事实是，对于大多数城郊或城中村农民来说，拆迁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事情。所有买过房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周边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之高，不仅远高于内地普通农民，而且要比一般市民家庭都要高。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可能会因为拆迁或土地被征用，而获得了足够一个普通白领辛辛苦苦工作至少十年的补偿，或者是得到多套补偿性住宅，只要有地铁或城市发展规划覆盖到该地区，这些房子马上会增值数倍，这些农民已经成了当今中国城市里最大的寄生食利阶层。正如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的，在远离城市的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土地的正常交易价格大约只有每亩两三千块钱，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一万元。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土地一旦被政府征用，获得的赔偿至少可以达到每亩五万元。即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差价被政府拿走，但农民拿到的仍然相当可观。因为，这样一笔钱，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内地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苦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现金。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并不是反对拆迁，之所以出现反抗，往往是因为他们未能与政府就补偿标准达成一致。而在多数出现类似宜黄事件这样的事件中，事情的起因往往都是因为农民的要求超过了政府能给出的价格太多。当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与政府出让土地获得的报酬相比，城郊农民得到的补偿确实并不能算很多。而且，在今天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被政府拿走的钱当中，又有一部分被各级政府官员以各种形式和名目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但正如贺雪峰指出的，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近10年来，正是因为大量的土地转让收入的存在，才让基层政府有钱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修桥铺路，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改善民生。而在10年前，不健忘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实行分税制后，基层政府曾陷入破产边缘，不要说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连按时发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做不到。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政府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无法扩张，城郊的土地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升值。实际上，这也是"宜黄慧昌"之所以说"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理由。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拆迁，基层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而这是这些年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也是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的拆迁的红利。这1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以远远高于1978年以来的前20年的速度进行，也是因为拆迁。但遗憾的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宜黄慧昌"未能继续发言，而他的文章中提出的这些观点也未能得到认真的对待，讨论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角度说，拆迁实际上确实如"宜黄慧昌"所言，不仅使政府和农民从中获利，而且有更多的人都从中获利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钉子户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事情会时有发生？ 三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拆迁没有规范、固定的补偿标准，即使是征用的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人家，补偿的标准也完全不同。政府在确定补偿标准的时候，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说，在被征用土地上住人与否、房子的新旧和大小、家庭人口的多少等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住人的家庭得到的补偿标准比没有住人的高，房子新而且大的比房子旧而且小的高，家里人多的比人少的高，如此等等。比如说，在一片土地被征用的时候，如果一家人只有夫妻两人和一个孩子，而另一家人除了夫妻之外，上面有两个老人，下面有两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操作，当然是按照既定标准操作，无需考虑其它情况。但中国的基层政府往往认为，虽然被征用的土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毕竟两家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对人多的这家一点照顾，多给一些补偿。应该说，政府考虑到这些因素，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想尽可能多地照顾到农民的现实情况，给部分人以照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普通的中国农民也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照顾。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少的一家通情达理，就会接受这个结果；但如果这家人的"权利意识"特别强，就可能会强调，被征用的土地面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得到的补偿比我们的多？就可能会反抗拆迁。因为政府的拆迁补偿没有统一的标准，就给了农民争取和谈判的空间。所以，只要哪里一听到有拆迁的消息，农民就马上翻新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增加人口。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这一次与政府的博弈能成功，就可能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命运。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也因为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政府"自由裁量"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当然也就可能出现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情况，从而引起农民对拆迁的反感甚至反抗。面对钉子户，实际上基层政府多数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当然不会是以强制的方式达成目标，而是会与钉子户沟通，尽可能劝说，劝说不成，再进入谈判阶段，做一定的让步，以换取钉子户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钉子户可能会在部分实现自己的要求后同意搬迁，毕竟他们得到的补偿已经比他们的邻居高了。而极少数钉子户则可能会意识到，原来政府并不是他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强大，也会妥协，所以他们的预期可能会改变，提高自己的要价。而当政府发现对方的要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的时候，态度就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改变，突然强硬起来。到这时候，钉子户的选择有两个，要么调整策略，见好就收，要么继续与政府对抗，不肯妥协。如果是后一种，博弈就会演变成僵局，政府就可能采取强制措施，极端情况下，就会出现钉子户自焚、暴力对抗的情形。所以，拆迁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拆迁补偿标准的不确定上。因为没有固定而统一的标准，政府制定标准的弹性空间比较大，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拆迁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一场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正如贺雪峰指出的，能够比较好的既保护农民利益、又能实现政府的目标的，往往是那些土地集体化程度比较高、村干部又比较积极的村庄。而且，由于有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协调，即使出现矛盾，也能够以比较理性的方式解决，不致走向极端化的对抗。但由于近些年来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村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越来越难发挥作用，最终往往是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政府。在这样的利益博弈中，多数农民当然是比较谨慎的，只有少数人敢于铤而走险，把自己的要求坚持到底。而在现实中，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越是敢于冒险的农民越是有可能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补偿标准。从客观效果上讲，这种做法无异于鼓励农民与政府对抗。 四媒体越来越多的介入，让这个博弈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与支持，一般的农民毕竟还是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单枪匹马，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力量上完全不对称，所以还不太敢做出过于极端的事情。但媒体介入后，过于片面地强调农民反抗拆迁的正义性，社会舆论一般也都受媒体影响，会同情和支持农民的做法。这样，农民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胆气就更壮了。而基层政府面对媒体干预，一般的反应也都是尽快解决问题，尽可能地缩小影响，以免影响政府和当地官员的形象，或被更高一级的政府甚至中央高层看到，陷入被动。所以，基层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慌乱，做出很错误的事情，即使有些正常反应也会在媒体上被反映为颟顸不讲理的举措。宜黄事件中，记者在网上通过手机发微博现场直播，而钟家的人作为当事人也开通微博，随时公布情况，全国媒体集体跟进，舆论对当地政府一片指责之声，使地方政府完全陷入被动。政府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就会缩手缩脚，对事件的处理会变得更加缺乏智慧，使矛盾升级，对抗程度也更加激烈。2007年出现的重庆"最牛钉子户"就是如此，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政府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钉子户的做法则越来越极端，到后期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比如将煤气灶搬进药拆迁的房子，就是在全国媒体的关注之下的一种姿态宣示，以此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但实际上，被媒体塑造为反拆迁英雄的"最牛钉子户"早就搬出了那套房子，不在那里生活了，她留着这套房子，就是在等拆迁，获取高额补偿。毫无疑问，舆论监督当然是需要的。正是因为媒体介入的可能性的存在，才使政府不致的做法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克制，不会过快地极端化，采取强制措施。但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即使介入，也应当有分寸，以中立的立场客观地反映矛盾两方面的情况和诉求，沟通双方的立场，探索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和具体的办法，并监督其实施，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而现在的情况是，媒体只要一介入，就完全站在了反拆迁的一边，媒体上发表出来的评论也都是千篇一律地声讨和谴责政府的。从道义上说，媒体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将政府完全放在非正义的立场上，这就等于鼓励钉子户继续和政府对抗，从而使矛盾走向激化，合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结果往往是，虽然政府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拆迁户的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代价可能也是很高的，比如宜黄事件中钟家死了人，这是无论多少补偿都换不回来的。唯一的赢家就是媒体，通过支持拆迁户的立场和诉求，使媒体站在了一个道义制高点上，成了社会公众眼里的"良知"，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对媒体来说，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收入。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不可能毫无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应当以合理的方式获得，而不能采用非常规的方式。在类似反拆迁这样的事件中，媒体完全一边倒，而且是全国媒体集体介入，就有可能让更多的人在面临拆迁时选择以极端的方式与政府博弈，客观上的效应几乎是教唆拆迁户自杀。在宜黄事件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暴力反拆迁的事例，虽然尚无确切证据证明这些拆迁户是受到了媒体宣传的影响，但多多少少肯定是有的。所以，媒体也应当有适度反思，不能老是一副"永远正确"、纯情无辜的姿态。尤其是，碰到类似事件的时候应当充分了解情况，不要误导公众。当然，面对这样严重的公关危机时，如何应对和处理，也是考验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智慧的。11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密山县的自焚事件，实际上政府已经与拆迁户达成协议了，当事人也已经不需要自焚了，治安人员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发生意外，想让他丢掉打火机，当事人自己不小心把自己烧着了的，完全不能怪当地政府。但在媒体报道的时候，竟然是拆迁户看到政府的工作人员就直接自焚了。而当地政府预料到拆迁户有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去时邀请了各方面的人员参与，不仅带了消防人员，还特意找了媒体一同前往。所以，媒体虽然在事件一发生就开始爆炒，但到当天下午，就开始逐渐有澄清事实的消息出来，所以没有进一步扩大。而宜黄政府则处理失当，未能挽回公众形象，重建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最终导致了一个双输局面。 5贺雪峰以详实的乡土调查资料证实，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中国农村，农户地权的扩大，就意味着集体权利的缩小，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协商，所以涉及到集体利益的时候往往就无法达成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假如说一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农田灌溉需要分摊成本，但是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这件事情就做不成，最后的结果可能无法灌溉，大家一起减产。这样，等于一个农户一票否决了对其它99家有利的事情。当然，可能会有人认为，如果只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为什么其他人家不能替他分担这一点钱？当然可以，但问题是，今年是99家分担一家，明年可能是90家分担10家，以后逐年递增，搭便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拆迁的情况与此类似。即使100家人需要拆迁，如果只有1家反对，拆迁就可能拆不了。如果说钉子户的反拆迁行动成功，其它99家的利益就会遭受损失，这个损失又由谁来赔呢？农户地权较弱而村庄集体的权利较强时，村庄内部可以协调解决，以免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而在近些年来农户地权加强而集体权利越来越弱的情况下，村庄集体对单个农户的干预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基本上无法改变农户的决定。尤其是在碰到钉子户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基层政府都会让村庄集体组织出面协调，但真正演变成暴力反抗或者自杀式反抗的，往往都是村庄组织协调失败的结果。在一个利益共同体里面，赋予个体过大的权利，而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最终使个体利益诉求能够否决集体利益，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但现在中国恰恰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应当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权利分配机制，使各方合理的利益诉求都能尽可能满足。这就要求，最起码的是应当给集体保留一定的干预个体利益诉求的权利，比如说，当单个农户的利益诉求已经危及集体利益的时候，应当给集体保留一些以合理的形式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不能完全废除集体，让国家与农户直接博弈。比如说，在拆迁的时候，如果涉及到100户人家，就可以在这100户人家里面进行投票表决，给予每个家庭平等的投票权，让他们自己决定，只要达到一定比例，符合集体利益，就可以强制反对的人搬迁。当然，如果采用这种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单个家庭的利益，表决时不应采取简单多数的形式，而应当以绝对多数的同意为最终决定的先决条件。如果是城市里的发展规划遭遇集体的反对，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类似的民主表决。这种方式既可以保证城市发展，又能够保证集体的利益，也能够满足拆迁户合理的利益诉求。所以说，拆迁过程中也不是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在单个拆迁户的利益诉求超过了合理范围，损害到了集体利益的时候，就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当然，这样做需要先打破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很流行的观念，即个体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不能成为压制个体利益的理由。在面对类似拆迁这样涉及集体利益的公共事务时，涉及到的人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就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共同体中的其他人的合理利益诉求的实现，应当适用"少数服从多数，个体服从集体"的原则。
  4. 约翰·康威尔：麦金泰尔论金钱
    思想 2010/11/23 | 阅读: 2483
      MacIntyre on moneyJOHN CORNWELL   20th October 2010  —  Issue 176 The influential moral philosopher Alasdair MacIntyre has long stood outside the mainstream. Has the financial crisis finally vindicated his critique of global capitalism?Alasdair MacIntyre argues for a single, shared view of the good lifeThe man in a modest dark suit and grey shirt could be mistaken, save for the presence of his wife of 33 years, for an off-duty Benedictine abbot. We’re dining in the elegant ambience of the Cambridge Catholic university chaplaincy; the conversation is animated, but the man, an 81-year-old philosopher, contents himself with a glass of water, leaving the dishes and vintage claret untouched. Self-effacing, a trifle austere, he nevertheless exudes a benign humanity from the top of his monkish haircut to his scuffed toe-caps.Alasdair MacIntyre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living moral philosophers. He has written 30 books on ethics and held a variety of professorial chair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in North America. Blending ideas from ancient Greece and medieval Christendom (with an admixture of Marxism), MacIntyre writes and lectures on the failings and discontents of “advanced modernity.” This summer he accepted an invitation from Prospect and Jesus College, Cambridge to talk to a group of academics on the economic disaster that capitalism has inflicted on itself and the world.MacIntyre has often given the impression of a robe-ripping Savonarola. He has lambasted the heirs to the principal western ethical schools: John Locke’s social contract, Immanuel Kant’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Jeremy Bentham’s utilitarian “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Yet his is not a lone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He can claim connections with a trio of 20th-century intellectual heavyweights: the late Elizabeth Anscombe, her surviving husband, Peter Geach, and the Canadian philosopher Charles Taylor, winner in 2007 of the Templeton prize. What all four have in common is their Catholic faith, enthusiasm for Aristotle’s telos (life goals), and promotion of Thomism, the philosophy of St Thomas Aquinas who married Christianity and Aristotle. Leo XIII (pope from 1878 to 1903), who revived Thomism while condemning communism and unfettered capitalism, is also an influence.MacIntyre’s key moral and political idea is that to be human is to be an Aristotelian goal-driven, social animal. Being good, according to Aristotle, consists in a creature (whether plant, animal, or human) acting according to its nature—its telos, or purpose. The telos for human beings is to generate a communal life with others; and the good society is composed of many independent, self-reliant groups.There are strong, albeit derivative, echoes of these ideas in the policies of Phillip Blond, David Cameron’s “Red Tory” guru. In the US, policy wonk Lew Daly pays tribute to MacIntyre and papal social teaching as he advises Barack Obama on how to create 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without state domination. MacIntyre differs from all these influences and alliances, from Leo XIII onwards, in his residual respect for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m.MacIntyre begins his Cambridge talk by asserting that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was not due to a failure of business ethics. The opener is not a red herring. Ever since he published his key text After Virtue in 1981, he has argued that moral behaviour begins with the good practice of a profession, trade, or art: playing the violin, cutting hair, brick-laying, teaching philosophy. Through these everyday social practices, he maintains, people develop the appropriate virtues. In other words, the virtues necessary for human flourishing are not a result of the top-down application of abstract ethical principle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good character in everyday life. After Virtue, which is in essence an attack on the failings of the Enlightenment, has in its sights a catalogue of modern assumptions of beneficence: liberalism, humanism, individualism, capitalism. MacIntyre yearns for a single, shared view of the good life as opposed to modern pluralism’s assumption that there can be many competing views of how to live well.In philosophy he attacks consequentialism, the view that what matters about an action is its consequences, which is usually coupled with utilitarianism’s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He also rejects Kantianism—the identification of universal ethical maxims based on reason and applied to circumstances top down. MacIntyre’s critique routinely cites the contradictory moral principles adopted by the alli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Britain invoked a Kantian reason for declaring war on Germany: that Hitler could not be allowed to invade his neighbours. But the bombing of Dresden (which for a Kantian involved the treatment of people as a means to an end, something that should never be countenanced) was justified under consequentialist or utilitarian arguments: to bring the war to a swift end.While utilitarianism flourished in Anglophone moral philoso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ere doubts about its integrity—and the critique was led by the late Bernard Williams and MacIntyre. Williams attempted to expose utilitarianism’s limitations with a famous anecdote. A brilliant chemist is unemployed with five children to feed and an unpaid mortgage. There’s a job going at Porton Down, the British centre for chemical warfare. The chemist hates these weapons—but if he doesn’t take the job, another person will, who would pursue the research more ardently. Williams argues in his book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co-written with JJ Smart) that a utilitarian would say the man should definitely take the job. But, Williams argues, tha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man’s “whole life project”: in more popular terms, his ability to look at himself in the mirror.For MacIntyre, Williams’s “whole life project” is a thin and uncertain principle. MacIntyre seeks to oppose utilitarianism on the grounds that people are called on by their very nature to be good, not merely to perform acts that can be interpreted as good. The most damaging conseque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for MacIntyre, is the decline of the idea of a tradition within which an individual’s desires are disciplined by virtue. And that means being guided by internal rather than external “goods.” So the point of being a good footballer is the internal good of playing beautifully and scoring lots of goals, not the external good of earning a lot of money. The trend away from an Aristotelian perspective has been inexorable: from the empiricism of David Hume, to Darwin’s account of nature driven forward without a purpose, to the steril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AJ Ayer and the “demolition of metaphysics” in his 1936 book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When it comes to the money-men, MacIntyre applies his metaphysical approach with unrelenting rigour. There are skills, he argues, like being a good burglar, that are inimical to the virtues. Those engaged in finance—particularly money trading—are, in MacIntyre’s view, like good burglars. Teaching ethics to traders is as pointless as reading Aristotle to your dog. The better the trader, the more morally despicable.At this point, MacIntyre appeals to the classical golden mean: “The courageous human being,” he cites Aristotle as saying, “strikes a mean between rashness and cowardice… and if things go wrong she or he will be among those who lose out.” But skilful money-men, MacIntyre argues, want to transfer as much risk as possible to others without informing them of its nature. This leads to a failure to “distinguish adequately between rashness, cowardice and courage.” Successful money-men do not—and cannot—take into account the human victims of the collateral damage resulting from market crises. Hence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in essence an environment of “bad charact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appears to many a benevolent engine of growth.This rift between economics and ethics, says MacIntyre, stems from the failure of our culture “to think coherently about money.” Instead, we should think like Aristotle and Aquinas, who saw the value of money “to be no more, no less than the value of the goods which can be exchanged, so there’s no reason for anyone to want money other than for the goods they buy.” Money affords more choices and choice is good. But when they are imposed by others whose interest is in getting us to spend, then money becomes the sole measure of human flourishing. “Goods are to be made and supplied, insofar as they can be turned into money… ultimately, money become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including itself.” Money can now be made “from the exchange of money for money… and trading in derivatives and in derivatives of derivatives.” And so those who work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have become dislocated from the uses of money in everyday life. One symptom of this, MacIntyre contends, is gross inequality. In 2009, for instance, the chief executives of Britain’s 100 largest companies earned on average 81 times more than the average pay of a full-time worker.*****MacIntyre’s diagnosis of, and remedy for, the woes of “advanced modernity” invokes the history of his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six decades. 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 was born in 1929 in Glasgow, the only child of two doctors. “They left Scotland three weeks after I was born and went to work in the east end of London.” But his father died when he was still a boy, and his mother went to live in south Belfast, where he would spend his holidays from Epsom College, an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 mostly for sons of physicians. At 16 he enrolled at Queen Mary College in east London to specialise in classics. (Perhaps out of nostalgia for the east end he is now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up the road.) He went on to Manchester University 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age of 21, and after three years was appointed to a lectureship in philosophy, followed by teaching stints at Leeds and Oxford. He was drawn early to Karl Marx and his first book was a defence of Marxism, although like many other intellectuals he changed his opin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fter its suppression of the 1956 Hungarian uprising.Through his twenties he probed mainstream philosophy in search of a life view: to find “something that he wanted to say.” He rejected utilitarianism and its greatest happiness calculation because it appeared to provide no place for genuinely unconditional commitments, and Kantianism because, while recognising that some actions are morally required or prohibited, it offers no motivation based on our desires. “The hard work of morality,” MacIntyre insists, “consis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s, so that we aim at the good and respect the precepts of the natural law.”Although baptised a Presbyterian, from his early twenties MacIntyre abandoned religion fo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He appears to have shared for a time AJ Ayer’s assertion that the only significant propositions are those that can be empirically or scientifically verified. MacIntyre’s conversion to Catholicism in his fifties, he tells me, occurred as a result of being convinced of Thomism while attempting to disabuse his students of its authenticity. Aquinas combined Aristotle’s account of a universe knowable through observation with Christian philosophy, arguing that such a world still required God’s existence as its sustaining creator. An Aristotelian-Thomistic view of society and the world, as set out in After Virtue, offered the best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for human flourishing, and the only alternative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modern moral philosophy.MacIntyre argues that those committed to the Aristotelian-Thomistic tradition of the common good must begin again. This involves “capturing the double aspect of the globalising economy and its financial sector, so that we understand it both as an engine of growth and as such a source of benefits, but equally as a perpetrator of great harms and continuing injustices.” Apologists for globalisation, he argues, treat it as a source of benefits, and only accidentally and incidentally a source of harms. Hence, the view that “to be for or against globalisation is in some ways like being for or against the weather.”MacIntyre maintains, however, that the system must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its vices—in particular debt. The owners and managers of capital always want to keep wages and other costs as low as possible. “But, insofar as they succeed, they create a recurrent problem for themselves. For workers are also consumers and capitalism requires consumers with the purchasing power to buy its products. So there is tension between the need to keep wages low and the need to keep consumption high.” Capitalism has solved this dilemma, MacIntyre says, by bringing future consumption into the present by dramatic extensions of credit.This expansion of credit, he goes on,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distribution of risk that exposed to ruin millions of people who were unaware of their exposure. So when capitalism once again overextended itself, massive credit was transformed into even more massive debt, “into loss of jobs and loss of wages, into bankruptcies of firms and foreclosures of homes, into one sort of ruin for Ireland, another for Iceland, and a third for California and Illinois.” Not only does capitalism impose the costs of growth or lack of it on those least able to bear them, but much of that debt is unjust. And the “engineers of this debt,” who had already benefited disproportionately, “have been allowed to exempt themselves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delinquent actions.” The imposition of unjust debt is a symptom of the “moral condi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of advanced modernity, and is in its most basic forms an expression of the vices of intemperateness, and injustice, and imprudence.”So what is his answer? His principles involve “issues of deserving,” “responsible risk-taking,” and “setting limits to the burdens of debt.” Deserving is an issue, he argues, when the consequences of debt are inflicted on those who played no part in incurring it, such as children. Those who expose others to risk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must spell out in public and in advance the risks that they are distributing in intelligible terms. And when risk-taking goes wrong, the consequences for those who made the decisions must be made as bad as they are for their worst-off victims. Finally, he argues that limits should be set to the burdens imposed by debt on individual and family lives, so that they are not disproportionate—this may involve caps on interest rates, as in Germany, or even forgiving debt. Despite such principles, MacIntyre does not advocate bank nationalisation, preferring it seems a return to the paternalistic style of bank manager represented by Captain Mainwaring in Dad’s Army.*****Yet there is evident creativity in finance through the role of maturity transformation—borrowing short, lending long. MacIntyre does not acknowledge this, nor is he prepared to accept accounts of the positive benefits of money creation, or the use of derivatives in offsetting risk. In the face of such points he tends to adopt the stance of the intransigent prophet. Moreover, he denies that regulation or breaking up the banks can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finance sector, since regulations merely “have as their aim the prevention of further large-scale crises.” When asked, then, whether his perspective is a counsel of despair, he responds that there are evils in the world that one “simply has to live with for the time being.”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he means by this an acceptance of original sin so much as a prelude to major change or revolution. But to what?MacIntyre appears to have entered an endgame position involving a hybrid of Marx and Aquinas, with Marx as the prime influence. His version of Aquinas, meanwhile, stresses the medieval Christian opposition to usury. John Milbank, founder of the Cambridge school of radical orthodoxy, which has influenced Blond’s Red Toryism, complains: “We are given an Aquinas that no historical scholar any longer believes in, an Aquinas without the theology. Where is Aquinas’s emphasis on the supernatural light of charity? For Aquinas there is no full justice without it, just as there is no genuinely good state without the church.” Blond echoes the objections: “It looks as if Aristotle and Aquinas have been made to conform to a Marxist materi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 Aristotelian virtues are simply posited as a kind of natural law.”Nevertheless,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Liberal Democrat coalition, Blond has been seeking and finding connections between MacIntyre, Aquinas, GK Chesterton’s “distributism” of the 1920s, and Jo Grimond’s plea for civic groups in the 1950s. Are these not the antecedents of David Cameron’s big society? The link between Aquinas and the 20th century is distributism, a philosophy which repudiated usury, communism and capitalism in equal measure for an economy based on guilds, specialist associations, self-sufficiency and barter. MacIntyre made wistful reference in hisProspect talk to one of distributism’s principal architects—Father Vincent McNabb. Distributism as a political party collapsed in the 1930s, and Father McNabb was last heard from his soap box at Hyde Park Corner complaining of apartment blocks (which lack sufficient land to graze a cow) and advocating the use of one’s natural skin oils as a substitute for boot polish. Distributist and subsidiarist ideas, encouraging guilds and associations, flourished for a time in 1920s Italy in the form of Mussolini’s early corporatism.If MacIntyre’s ethics of finance raises more questions than it settles, he still beguiles with his illustrations from history. For example, he entertained his listeners with the 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a diesel engine factory in which an investor and engineer came together to create an ideal small-scale business for their mutual benefit and that of the local community. Later, demonstrating the ways in which globalised “bad character” can be resisted by “virtuous risk taking,” he cited four narratives: the 18th-century Guaraní Indians (depicted in the film The Mission) who chose a collectivised future under “proto-Leninist” Jesuits rather than slavery; the early founders of the kibbutzim at odds with competing visions of collectivisation; the Kerala leaders of the Marxist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in 1957, who placated landowners and government while helping the poor; and the small farmers of Donegal in the 1960s who chose to establish a co-operative that sustained their Gaelic-speaking community rather than emigrate.Such stories are fascinating, but contribute little to the larger woes he had set out in his lecture, the solutions to which demand, as he acknowledges, “social structures of an economy…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either a wholly free market economy or the state-and-market economies of present-day Europe.” Other than telling us that “it would be an economy in which… deference to wealth would be recognised as a vice,” he does not enlarge. His micro-models of a proto-Leninist theocracy—a kibbutz, a Marxist Indian state, and an Irish farming co-operative—do not lead one to believe that his ideal replacement for western-style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would be realistic let alone desirable.  （译文未校对，多少有点粗糙，仅供参考，请自行对照英文） 吴万伟 译著名伦理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主流思想之外。金融危机是否最终证明了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呢？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主张单一的共同的幸福生活观。如果不是33岁的妻子【人文与社会：应该是结婚33年的】在身边，这个身穿浅黑色西装和灰色衬衣的人可能被错误地当作退休的本笃会修道士。我们在剑桥大学天主教牧师餐厅的优雅环境中进餐，谈话非常热烈，但这个81岁的哲学家只喝了一杯水，桌子上的酒菜一点儿都没动。虽然谦逊，甚至稍微有些严厉，但无论是从上面修道士式的发型还是到下面磨损了的皮鞋尖，他都还是流露出慈祥的人性。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是当今在世的伦理学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他写了30本伦理学著作，在过去40年里在北美很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在其著作和演讲中，麦金泰尔把古希腊和中世纪基督教会的思想结合起来（还夹杂着马克思主义），揭露“发达的现代性”的失败和引起的不满。今年夏天，他接受《展望》杂志和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邀请为一群学者做有关经济危机的报告，谴责资本主义给自身和世界带来的苦难。麦金泰尔常常给人以脱掉长袍的萨沃那洛拉的印象（Savonarola，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起义失败后被教皇处死---译注）。他激烈攻击西方主要伦理学派继承人：约翰·洛克的社会契约、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律令、杰里米·边沁的“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他的批判不是荒原上孤独的呐喊，可以说，他和20世纪思想界大师的三重唱有密切联系：已经去世的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仍然健在的丈夫彼得·吉奇（Peter Geach）和2007年邓普顿宗教促进奖（Templeton）得主，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这四个人的共同点是天主教信仰、对亚里士多德的“telos”（人生目标）的着迷、对托马斯主义（Thomism）的热情传播。托马斯主义是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哲学，把基督教和亚里士多德结合起来。当然，曾经推动复兴托马斯主义同时谴责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教皇列奥13世（1878-1903）也是产生来了积极影响。麦金泰尔的主要政治和道德观点是，人要成为受亚里士多德目标驱使的社会动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体现在生物（植物、动物、人）按照本性，即他的人生目标生活的过程中。人的生活目标就是创造一个与他人共存的社会生活，一个由许多独立的、自立的群体所组成的美好社会。这些观点在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红色保守主义’思想家菲利普·布朗德（Phillip Blond）的政策中有强烈的回响，虽然可能是派生性的。在美国，政策学者卢·戴利（Lew Daly）对麦金泰尔和教皇的社会教导表示敬意，建议奥巴马创建一个并非国家主导的全国医疗保健服务体系。麦金泰尔和所有这些影响力或同盟者以及教皇列奥13世的追随者都不同，因为他仍然保留着对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的尊敬。在剑桥大学的报告中，麦金泰尔首先认定2008年经济危机并非企业伦理学的失败。其演说的开场白不是用来转移人们注意力的东西。自从他1981年出版主要著作《德性之后》以来，就一直强调道德行为开始于拉小提琴、理发、砌砖、讲授哲学等无论艺术、职业、还是行业的良好行为规范。他认为，通过这些日常的社会行为，人们养成适当的美德。换句话说，人类繁荣所需要的美德不是抽象的伦理原则自上而下的应用结果，相反，是日常生活中良好行为发展的结果。《德性之后》实际上是对启蒙的失败的攻击，揭示了善行的一系列现代假设如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麦金泰尔反对现代多样化的假设：即幸福生活可以多种多样。他认为人们应该有单一的共同的幸福观。在哲学中，他攻击结果主义，即对一个行为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它的结果，这往往与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一致。他也反对康德主义，即辨认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原则，并自上而下地应用在具体情景中。麦金泰尔的批评通常引用二战中同盟国使用的矛盾的道德原则。英国在对德宣战时求助于康德的理性：不允许德国入侵邻国。但在轰炸德莱斯顿（在康德看来是把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来对待，这是决不应该支持的做法）时却用结果主义或功利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它加快了战争的结束。虽然功利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英美的道德哲学界繁荣发展，但仍然存在对其完整性的怀疑。在已去世的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和麦金泰尔的领导下，人们发起了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威廉斯试图用一著名的故事暴露功利主义的局限性。一个优秀的化学家失业了，他有5个孩子要养活，还要支付房屋按揭贷款。这时波登当（Porton Down）英国化学武器研究中心有个工作岗位。该化学家讨厌这些武器，但如果他不接受这个工作，另外一个人会接受，并兴致勃勃地进行研究。威廉斯在《功利主义：赞成还是反对》（与斯马特（JJ Smart）合著）一书中说，功利主义者会说此人当然应该接受这个工作。但威廉斯认为，这是没有考虑此人的“整个人生工程”：用更通俗的说法，他从镜子中观看自己的能力。对麦金泰尔来说，威廉斯的“整个人生工程”是个贫瘠的、不确定的原则。麦金泰尔反对功利主义是因为人们被善良的本性所召唤，而非仅仅去从事可以被解释为善的行动。在麦金泰尔看来，启蒙造成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是传统观念的衰落，即个人欲望应该受到美德的束缚。这意味着人们要受到内在的善而非外在的善的指导。所以，成为优秀足球运动员的关键是漂亮地踢球和更多的进球这些内在的善，而非赚取更多金钱的外在的善。背离亚里士多德视野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从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到达尔文的无目的进化论描述再到艾耶尔（AJ Ayer）乏味的分析哲学和他1936年“摧毁形而上学”的著作《语言、真理和逻辑》。在谈到金融家的时候，麦金泰尔用决不妥协的坚定力量运用其形而上学途径。他认为，有些技能如盗贼的技巧对美德是有危害的。那些从事金融的人尤其是金钱交易者在麦金泰尔看来就像老练的窃贼。给这些经纪人讲授伦理学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给狗讲授亚里士多德。经纪人水平越高，其道德品质就越可鄙。在这点上，麦金泰尔求助于经典的黄金分割：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勇敢的人在鲁莽和懦弱之间保持平衡，如果出了差错，他将是失败者。”但麦金泰尔说，老练的金融家希望尽可能地把风险转嫁给他人，同时不告诉人家真相。这就导致人们无法充分辨别“鲁莽、懦弱和勇气”。成功的金融家不能或者不愿考虑市场危机给受害者带来的连带危害。因此，金融界实质上是“坏蛋”的大本营，虽然事实上它好像是经济发展的有益引擎。麦金泰尔说，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矛盾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不能“连贯地思考金钱”。相反，我们应该像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那样思考，他们把金钱的价值看作“能够交换的商品的价值，既不多也不少，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拥有更多的钱，够买东西就行了。”金钱提供更多的选择，而有选择当然好。但当选择是那些从我们的消费中获得利益的人强加给我们时，金钱就变成了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要能赚钱就不停地生产商品，供应商品，最终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包括它本身。”现在金钱变成了“为金钱而交换金钱，交易金钱的衍生物进行交易，甚至交易衍生物的衍生物。”因此，那些在金融界工作的人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中金钱的使用。麦金泰尔认为，这种现象的症状是巨大的不平等。比如在2009年，英国100家最大公司的主管的平均工资是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81倍之多。麦金泰尔对“发达的现代性”的诊断和治疗其危害的药方动用了他60多年的哲学探索历程。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1929年出生于格拉斯哥，父母都是医生，他是独子。“我出生后三星期，他们就离开苏格兰到伦敦东区工作了。”但在他小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到贝尔法斯特南部生活。他在主要招收医生子弟的爱普森学院（Epsom College）读书，假期时回到母亲那里。16岁时他考入伦敦东区玛丽女王学院，专修古典文学（或许是出于怀旧心理，他现在担任伦敦城市大学高级研究员）。21岁本科毕业后，他到曼彻斯特城大学读研究生，三年后担任哲学讲师，后来在里兹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早期他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是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虽然像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1956年匈牙利起义后他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在20多岁的时候，为寻找人生观他探索主流哲学观点，渴望找到“他想说的东西”。他抛弃了功利主义及其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算计，因为它似乎没有为真正的无条件的承诺留下空间。而康德主义虽然承认某些行动是在道德上被要求的或被禁止的，但没有为我们提供欲望的动机基础。麦金泰尔坚持说“道德的艰苦工作包括改造人们的欲望，这样我们就能以善为目标，尊重自然法的规律。”虽然是受洗的圣公会信徒，麦金泰尔在20岁出头开始曾经放弃宗教20多年。曾经有个时期，他似乎赞同艾耶尔的观点，只有那些能够被经验和科学证明的观点才是真正重要的观点。麦金泰尔告诉我，他是在50多岁时皈依天主教的，起因是他在试图去除学生对权威的幻想时，自己却被托马斯主义说服了。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通过观察对已知宇宙的描述和基督教哲学结合起来，认为这样的世界仍然需要上帝的存在作为永久的创造者。正如在《德性之后》中描述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式社会观和世界观提供了人类繁荣的最好哲学基础，这是已经支离破碎的现代道德哲学的唯一替代物。麦金泰尔认为，那些献身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式公共善的传统的人必须再次行动起来。这意味着“认识到全球化经济及其金融领域的两面性，一方面认清它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利益的源头，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它是带来巨大危害和持续造成不平等的罪魁祸首。”他认为，那些全球化的辩护士把它视为利益源头，只是偶尔或碰巧造成一些危害。因此出现了“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赞成还是反对气候一样荒谬”的观点。不过，麦金泰尔认为我们必须从其危害尤其是债务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体系。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总是想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和其他开支。“但只要他们成功了，他们就为自己创造重复出现的问题。因为工人也是消费者，资本主义要求消费者拥有购买其商品的购买力。因此在压低工资的需要和保持高消费的需要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麦金泰尔说。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扩张信贷，把未来的消费拿到现在进行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继续说，信贷扩张伴随着风险的分配，千百万人遭遇风险，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所以，当资本主义再次过分膨胀之后，巨额信贷变成了更庞大的债务，“变成了失业和工资削减、企业倒闭、抵押房产被收回、爱尔兰的破产、冰岛的破产、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斯州的三分之一破产。”资本主义不仅让最无力承担者承担发展或缺乏发展的代价，而且这些债务很多是不公平的。曾经从中获得巨额利益的“债务炮制者被允许逃避了为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后果的责任。”强加的不平等债务是“发达的现代性经济体制的道德”的症状，其最基本表现形式就是无节制、不公正、厚颜无耻等罪恶。那么，他的答案是什么？其原则涉及到“应得的奖赏或惩罚”、“负责任的冒险”、“确立债务负担的边界”等。他认为，当债务的后果殃及无辜者如孩子时，应得的奖赏或惩罚就成了问题。那些让他人在金融市场上遭遇风险的人必须公开和提前告知风险，用人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人们交易中的风险。一旦冒险失败，决策者承担的后果必须和最大受害者的后果一样大。最后，他认为个人和家庭承担的债务应该设定一个界限，这样不至于是过分悬殊的：比如在德国，利率有限制，甚至免除债务。虽然有这些原则，麦金泰尔并没有建议银行国有化，更愿意它似乎回到《老爸上战场》中的梅因沃林上尉（Mainwaring）所代表的家长式银行经理的风格。但是，期限转换（maturity transformation）---银行借短放长的手段的作用在金融界存在明显的创造性。麦金泰尔没有承认这点，他也不愿意接受货币创造的利益描述或者使用衍生品抵消风险。在这些方面，他倾向于采取不妥协的先知的立场。而且，他否认对银行的管理或拆分能够解决金融业的问题，因为监管“的目标不过是避免大规模的危机而已”。当被问道他的观点是否在一切失败后所采取的行动时，他回答说世界上有一些邪恶“人们暂时必须忍受。”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他像在重大变革或者革命的前奏那样把这当作原罪来接受，不过，那是什么前奏呢？麦金泰尔似乎进入立场的最后阶段，涉及到马克思和阿奎那的结合，马克思的影响最大。与此同时，他对阿奎那的理解强调了中世纪基督教反对高利贷。给布朗德的红色保守主义产生影响的剑桥激进正统派创始人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抱怨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学家都不再相信的阿奎那，一个没有神学的阿奎那。阿奎那对慈善的超自然光明的强调在哪里？在阿奎那看来，没有了这个光明就没有充分的正义，正如没有教堂就不可能有真正好的国家。” 布朗德附和了这个反对意见，“似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被拿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集体主义保持一致。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不过是一种自然法的假设。”但是，自从保守派和自由民主派结成联盟后，布朗德一直在寻求和发现麦金泰尔、阿奎那、1920年代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的“分配主义”、1950年代乔·格里蒙德（Jo Grimond）的公民群体的呼吁之间的联系。这些难道不是卡梅伦大社会的先驱吗？阿奎那和20世纪的联系是分配主义，一种既谴责高利贷又谴责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哲学，主张建立在基尔特、专业联盟、自给自足、易货贸易基础上的经济。麦金泰尔在《展望》演讲中充满深情地提到分配主义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牧师文森特·麦克纳伯（Vincent McNabb）。分配主义政党在1930年代垮台了，最后一次听到麦克纳伯牧师的演讲是他站在海德公园角落的肥皂箱子上指控公寓街区（缺乏足够的土地无法养牛），鼓吹使用天然润肤油取代鞋油。分配主义者和补贴主义者的观点鼓励了基尔特和协会的发展，在1920年在意大利曾经以墨索里尼的早期社团主义的形式非常繁荣。如果麦金泰尔的金融伦理学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他仍然以历史故事引起人们的兴趣。比如，他用柴油发动机工厂创立的故事让读者很开心，投资者和工程师聚会共同创造一个对当地社区和对双方都有利的理想的小规模企业。后来，他引用了对抗全球化“坏品质”的四种“高尚的冒险”的叙述：18世纪瓜拉纳印第安人（在电影《使命》中描述的）在“亲列宁”的耶稣会士领导下选择集体化的未来而不是奴隶制；与集体化竞争性版本冲突的集体农场基布兹（kibbutzim）的早期创造者；1957年印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喀啦啦邦人领袖安抚地主和政府，同时帮助穷人；1960年代多尼戈尔（Donegal）的农民选择成立合作社以维持他们说盖尔语的社区的存在而非远走他乡。这些故事引人入胜，但对他在演讲中确定的更大灾难没有多少贡献。正如他承认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要求“非常不同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或者当今欧洲的政府加市场的经济体的社会结构。”除了告诉我们“那将是一个对财富的崇拜被认为是罪恶的经济外”，他并没有再说出什么东西来。他赞同列宁的神权政体微观模式如基布兹、马克思主义印第安国家、爱尔兰农业合作社并不能说服人们相信他的代替西方民主和全球经济的理想模式是切实可行的，更不要说是令人渴望的了。但在《德性之后》的末尾，他指出我们已经进入类似于罗马帝国衰落时的“黑暗和野蛮”的新时代。“但这次野蛮人不是在边界之外等待，他们已经控制我们一段时间了。我们对其缺乏认识正是困境的一部分。”他暗示，高尚文明的生存不是依靠革命的世界而是依靠坚持类似于修道院的孤立社区来抗拒黑暗时代的蹂躏。他在《德性之后》的末尾说“我们不是在等待戈多（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译注），而是等待另一个（当然是非常不同的）圣本笃。”但此人是谁，长什么样？他并没有说。作者简介：约翰·康威尔（John Cornwell）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科学和人文项目主任。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201 ... sdair-macintyre-on-money/
  5. 陆扬：中国印度学发展要靠真正的学术眼光
    人文 2010/11/23 | 阅读: 1484
    　陆扬先生是北京大学梵巴利文专业1984级本科生，其后负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哈佛和堪萨斯大学。陆扬从梵巴利文专业转入史学专业，先后在中国、欧洲、美国接受教育，现在他在中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中仍常以梵文作为研究工具。近日，记者就一些梵文学术问题采访了陆扬。记者与陆扬的对话始于学术传承，从他对金克木和蒋忠新两位师长的回忆谈起。　北大梵文传统强调语言的文化特性　　记者：前几天拜访黄宝生先生，他给我看了金克木先生当年给他们授课时的梵文语法课本。这是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他整理后还作为“附录”收入了他的一本新书——《梵文文学读本》，以示“薪火相传”之意。金克木先生对你们1984级梵巴利文本科生有什么影响？您对给你们授课的蒋忠新先生有什么回忆吗？陆扬：印象中我们当时并没有采用金克木先生授课的小册子。但是金先生教授梵文的一些基本方式很明显影响了对我们的教授方式，因为当时直接担任授课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老师都深受金先生的影响，所以潜移默化也影响到我们，比如强调梵文的诵读和语言本身的文化特性。金先生对我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他的各种著作以及在北大时经常向他老先生求教而获得。这方面我将有专文回忆，这里就不再特别说明了。教授过我梵文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先生都是第一流的老师和纯粹的学者。有趣的是这两位老师都是上海人，据我所知郭先生出自旧上海富贵之门，却没有丝毫的世俗之气，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他们的方法都是循循善诱，让我体会到求学的温馨。隔了这么多年，我对他们的尊敬没有丝毫减退，这可以说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两位中当然蒋先生和我们的接触更多，可以说是我学习梵文和印度文化的真正的“亲教师”。蒋先生身体很不好是当时我们师生圈内都知道的事，但他不避寒暑，撑着来上课，而最了不起的是他只要一讲起课来，就神采飞扬，忘情于此中，感人极了。当时他虽然身体很不好，但我猜那段岁月对他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他有机会重返杏坛，我们这些学生虽然并不出色，但和我们年轻学子接触，还是会给他带来安慰。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在遭受多年磨难之后，他得以重新投身学术工作。他的两项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本梵文《法华经》的转写和梵文《摩奴法论》的翻译，都是在那段时期完成的。教学加上研究，他的毅力真是内在的。蒋先生对我非常关心，不仅是学业上的也是个人生活上的。他住在离北大很远的劲松地区。我常跑他家去向他讨教，每次都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放松和快乐。谈学问之余，蒋师母每次都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我，对于一个家不在北京的学生而言，这种照顾很令我感动。对我来说，最内疚和最遗憾的事就是出国之后，没能再和蒋先生见面。他的突然去世使这种遗憾无法弥补。我1987年秋去国之后，直到 2000年夏首度回国到北京，当时行程极为匆忙。到北京我即向师友们打听蒋先生的情况，得到的讯息是蒋先生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改善多了，气色也好了，这让我感到意外的欣慰。但正因为这一念，就没能及时安排时间去看望他。其实那些天住在北大，我也没有去拜访对我影响至深的金克木先生。这实在并非因为我不懂礼貌，而是对这两位影响我人生的先生，我内心有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不安，诚不足为外人道。可惜过后不久，两位先生都驾鹤西去了。　　梵文训练有助于进入另一古代文化核心记者：您在北大和维也纳大学接受的梵文训练，对您现在的研究工作中有何助益？陆扬：我目前的学术工作和古代印度中亚的宗教历史还时时发生关联，因此梵文训练能提供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但梵文训练本身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在接受这种训练的过程中我能多多少少进入了另一种重要古代文化的核心，找到一种能够终身受用的参照体，对日后的学术思路有不能低估的帮助，即便我直接的学术工作不再以梵文或印度古代文化为中心。而且由于北大、维也纳大学诸位先生的影响，也能使我倾向于从印度文化历史的内部来了解这种文化的特点，而不是满足于了解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梵文训练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对这种语言不再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同时对语言的掌握和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脉络也有比较客观的理解。　国际学术界梵文与印度学的关系更为宽广　　记者：您曾留学欧洲，现在任教北美，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国际上梵文教学和研究的现状，尤其是其与印度学之关系？陆扬：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梵文教学和研究并不等同于印度学的研究。在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梵文都是作为一种学术工具附着在印度学的框架之下的，或者作为比较语文学附着在语言学的框架之下。但并不等于说有印度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就一定强调梵文的教学和研究。我觉得，中国学界对梵文和印度学关系的理解比较狭隘且单一，与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认知上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与欧洲相比，美国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时间相对较短，在学术体系中占有的位置也比较边缘，但还是有其特色。传统上重要的中心，像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州立大学西雅图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中的梵文文献研究不只设在亚洲研究的系科里，也可以设在神学院或宗教学系里。欧洲梵文和印度学的中心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仅以我曾学习过的维也纳大学为例，这是一个自19世纪以来的印度学重镇，出过Wilheim Geiger这样的巴利文大家，Erich Frauwallner这样的印度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研究大师，以及Manfred Mayrhofer这样的印度伊朗语的语文学宗匠。我求学期间，维也纳大学的梵文文献研究其实分成三块，一是和佛教学西藏学结合，在Ernst Steinkellner教授领导下的藏学和佛教学研究所；一是和印度学结合，在Gerhard Oberhammer教授领导下的印度学研究所；还有一个就是在Mayrhofer影响下的印欧比较语文学研究所。　徐梵澄在现代学林是非常特别的人物　　记者：我有一个关于国内梵文流别的问题。以徐梵澄先生为例，在接触中我发现，有的人很敬服徐梵澄先生，而一些梵文学者对徐先生之学则颇有非议，记得您曾经在跋《徐梵澄文集》的文章中略提及中国印度学存在分野的观点，能否在这里略展开谈谈这方面的看法？陆扬：我对你提的问题的理解是梵文研究在中国有派别倾向之分，这的确是存在的，虽然我个人对这种派别的理解和其他学者未必相同。在有些相关问题上这一领域的专家更有发言权，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的意见仅供参考。我对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分野在回忆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文章里都会分别谈到。这里只就徐梵澄先生说几句。徐先生在现代学林中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在人文学方面的很多造诣不是同辈所能企及的。这是他的一项优势，比如他对中西古典的掌握就远远超过了季羡林先生，也比金克木先生有系统。他在这个基础上再转入梵学和印度思想研究，当然视野就会不同，领悟力也会很高。但徐先生又具有很强的艺术家和文人气质，有时不够冷静，而且他对思想的理解也有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意识在里头，这都会影响到他的学术见解。比如他对《奥义书》等的译注，就受到印度现代思想家阿罗频多的诠释的制约，有时类似于熊十力对唯识的解释。我也读过他英译本的《肇论》，发现译得很不精确，几乎不能采信。但徐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一样，都注重从文化内部去观察，而不仅仅是从外部做些观察或实验，这个态度我很欣赏。　梵文的神秘感来自公众对其不了解　　记者：梵文在中国作为一种非常小众的研究语种，但是在普通公众中有时却拥有可以带来很大声誉的神秘感，您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陆扬：在国际范围内，这种现象固然显得很特殊，但如果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学术生态来看就不太难理解。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依靠某种机遇。坦率地说，在长远的潜因方面，梵文的神秘感恰恰产生于公众对梵文和梵文在研究古代文化中所具有的具体作用并不了解。其次是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始终有过度强调某种工具或某种材料的作用的倾向，仿佛有绝技或秘籍在身，便可纵横天下，这是幼稚的想法。这种想法其实最早存在于中国人文学界，原先普通公众并不关心这个。我记得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说，20世纪80年代他去开全国人大会议，与侯宝林先生一起开会，但记者都只围着侯宝林采访，根本无人知道季先生。但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以后就颠倒过来了。这种影响力的突然增加主要来自学术圈以外。整个社会舆论对“国粹”的突然重视，而梵文虽不能算“国粹”，却也在公众的想象中与这种国粹主义挂上了钩，于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潮流对梵文研究本身能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我并不太乐观。当然说完全没有积极的作用也与事实不符，但中国梵文研究和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研究本身的发展，主要还是要靠真正的学术眼光。 
  6. 张慧瑜：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重角色——以房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为例
    社会 2010/11/23 | 阅读: 2948
    本文以中国近两年来出现的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社会事件为例，来讨论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角色和位置。围绕着这些事件，展开的是计划／市场、国进／民退、人治／法治、举国体制／职业化道路的争论，这种二元对立的表述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前者指认着文革以及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后者则指认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这种二元想象是改革开放确立自我合法性，通过把社会主义制度他者化完成的。但是从这些事件中，这些二元对立的表述恰好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彼此纠缠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着三重角色，一是在自由市场市场改革中，国家逐渐从经济活动中推出，完成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市场经济的"推手"）；二是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又始终伴随着"再政治化"，政府／国家以更大的力度卷入市场经济之中（权力腐败的罪恶之源）；三是就是还拥有一种市场经济之外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的功能（恢复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拯救者或救火队）。&nbsp;&nbsp;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历国内／外剧烈震荡之后，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走向了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产业的"东亚四小龙"之路（也正是凭借冷战终结，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大陆），在世纪之初，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这种为"世界"（以为欧美中产阶级市场供应廉价消费品为主）打工／生产的角色为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这种经济高速起飞也始终伴随着国内阶级的分化。依靠巨大的人口红利，80年代末期出现的民工潮持续保持低廉的工资（以至于2003年刚刚上台的新一届政府总理要为农民工兄弟讨工钱），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企改革进入攻坚战，原有社会主义单位体制中的工人阶级被作为包袱从"国家体制"中强制获得"自由"。这就造成2000年前后以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大量底层群体的出现。与此同时，在中国都市化过程中开始出现新富阶层和中产阶级。如何调和不同阶级（利益群体）的矛盾成为2002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所面临的发展难题（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和谐社会"成为新政府主政的核心口号）。2003年以来，政府一方面废除了农业税、城市收容制度，并保护农民工工资权益等90年代以来被市场化进程所抛弃的弱势群体利益，扭转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领域的改革方向，这个过程被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针对90年代"经济"市场化的"社会"保护运动[i]；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2007年十七大以来），早在金融危机之前，2004年春节前后，中国沿海部分地区已出现"民工荒"，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原因，中国制造业面临破产危机和发展瓶颈，这种状况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转移（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近几年来政府推动的重中之重。2007年虽然爆发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这种现状使得在2003年先后出现的"北京共识"及其"中国模式"的讨论方兴未艾、愈演愈烈，暂且不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以及中国是否已然崛起[ii]，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种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威权主义之上的现代化之路，"使得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都陷入困境"[iii]。与"亚洲四小龙"所标识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这种"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化"的模式无法解释中国当下的现实（政治民主化始终伴随着社会内部的中产阶级化，但是显然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中产阶级不仅在人数上依然是少数，而且处在岌岌可危和被消灭的窘境）。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发展方式，如何理解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之间的断裂与延续关系，如何理解这种经济高速繁荣与社会内部高度紧张的状态，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国家体制是重要的议题，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民主义革命，还是50年代初完成土地革命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党／政府／国家都扮演着核心角色，尽管在中国革命、社会实践中政党／国家之间并非没有冲突（尤其是"文革"时期在不断革命的诉求下对党政／现代官僚体制的内在批判）[iv]，但不容否认的是，90年代以来所开启的更为激进化的市场化改革得益于党／政府／国家的紧密结合[v]，相比"金砖四国"中国政府拥有巨大的社会动员及宏观调控能力[vi]。对于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呈现一种两极化的评价：一方面这种政党／国家一体化的执政方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遗产"（或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这种"遗产"显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债务"，这些很难制约的各级执政部门的权力也是腐败、寻租的温床，是政治威权、"权贵资本化"的体现。对此，中国政府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充当某种超越特定阶级的"中性政府"的角色[vii]，以维系特权利益阶层与"人民大众"这一政治／经济"跷跷板"的平衡，成为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2010年上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近几年来最为严厉的调控措施，试图稳定房价、安抚因买不起房子而被放逐到都市边缘的中产阶级（房地产对于早就排斥到社会边缘位置的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奢侈"话题）。与此相关，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也成为各个不同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引起了对"国进民退"、"法治／人治"、"职业化足球与足球管理体制"的争论，本文就以这些事件为中心来讨论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位置。&nbsp;一、"房产之痛"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想象&nbsp;对于依然处在产业调整、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的当下中国来说，"房产之痛"已经成为近七八年来格外引人注目的经济、社会问题。关于如何调控房价避免房地产泡沫早不是新鲜话题，2003年新政府一上台就开始实行房地产宏观调控，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2006年以来每次两会讨论的热点话题都是"房价关乎民生"，可是房价不仅没有趋于平稳，反而大幅度增长，以至于出现政府越调控、房价越暴涨的怪圈和恶性循环。同样，经历2009年城市房价飞速上涨以及"蜗居"、"蚁族"等大学毕业生沦落为"第四大弱势群体"（前三个是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现实处境[viii]，2010年两会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把"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过春节前后房价依然没有停止过快增长，直到四月中期国务院陆续出台"国四条"、"国十条"等一系列以抑制投机炒房为主的调控楼市政策，房价才略显刹车之势。对于此次政策调整是否会成为房地产发展的拐点，还存在争论，但相关从业者和研究专家都把这次调控房价的新政作为重要标志，甚至成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风向标。在"国十条"公布四天后，作为地产业者的任志强在其博客中发表"万言书"《这只是个开始》，从这份抑制房产投机的"10号文件"中嗅出了大问题，他把这种削弱房地产投资属性的做法看作是对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住房市场化（23号档）和2003年确立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18号档）的背叛和否定，是"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的开始"，"保住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果，就必须坚定市场化建设的信心，而不是走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一切的回头路，不能从否定朱总理的住房制度改变，变成了否定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这是立国之本的大是大非，而绝不是房价一高一低的市场波动"[ix]。随后《中国证券报》发表窦含章的文章《任志强万言书是开发商谢幕前的高音》，认为"新'国十条'就是这样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住房难、把开发商'撵出'舞台中央的好政策"[x]。因为窦含章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这篇"开发商退出历史舞台"的评论也被媒体解读为政府对地产商的"抨击"，尽管窦含章否认文章来自领导授意，但有趣的是，任志强的身份也并非私营企业主，相反是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可以说，任志强的文章延续了其一贯言论，就是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化的房地产，政府的责任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也就是2004年任志强所提出的"地产商盖房给富人，穷人住房主要靠政府"。在他看来，行政干预只能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每次政府试图用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管制时，都会对部门的权利进行一次再分配，以增加权钱交易和腐败的寻租机会"。窦含章把"抑制投机，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居住属性"看成是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重新定位，"如果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应对城市化进程和普通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就会出现房价飞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房地产市场把大多数老百姓排斥在市场之外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这种政府干预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行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而且面对以任志强为代表的房地产利益集团，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只能依靠"党和政府来代表"。窦含章同样说出了房地产市场的排斥属性，在"老百姓／消费者"与"开发商／生产者"的对立中，把政府作为调节二者矛盾的仲裁者。有趣的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恰好是房地产市场的最大获益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认为房价越高，地方政府越可以从土地财政中获得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资金。而两者的分歧似乎在于一方认为政府的计划之手不应该破坏、干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另一方则认为市场"失灵"之时行政干预并非背叛市场经济，反而是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之手。不过，在这份分歧中却包含着两个共同的前提或共识，第一个是双方都认可市场经济是房地产发展的基础。任志强虽然把"国十条"指认为计划经济的开始，但他并不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商品住房属于市场经济，保障性住房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政府不应该限制投资／投机性购房，或者说不应该否定房地产的投资属性，政府之手应该干预房地产市场之外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这种"只有高收入者才有资格购买商品房，而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应靠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来解决"的论述清晰地划定了政府和市场在房地产行业中所充当的功能和位置。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自主运行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任志强并非市场万能论者，反而是认为市场经济有界限和门坎，市场解决不了或无法解决的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擦屁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要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第二个共识就是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只有富人才能参与。正如窦含章认为目前的房价使得"大多数普通家庭只能望房兴叹"，房地产沦为少数富人的游戏。显然，任志强也不反对这一点，或许他是最早认识到房地产市场化后果的人，早在2004年他就说"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也就是说，穷人或低收入阶层本不应该参与房地产市场化的游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一直是支持政府要承担其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责任，而增加保障性住房也成为近一两年来政府保民生的重要举措。那么二者的分歧又在哪里呢？在于双方对这种市场化的房地产是否正常的判断上。对于任志强来说，能够贷款或出钱买房的富人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低收入群体或穷人的住房问题"天然"与市场无关，因此，房地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排斥是正常的，或者说市场化的房地产必然会把这些群体放逐出去。而窦含章则清晰地在富人与穷人的区分中加上了少数与大多数的修饰词，认为"政府有责任为普通百姓提供住房保障，有责任在市场失灵、少数人占据大量社会资源、多数人却无法满足基本需要的严重不公平情况下，对市场进行果断的、强有力的干预"，对于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不应该排斥在房地产的门坎之外，否则只为少数富人服务的市场经济背叛了市场经济的初衷及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执政者的理念。任志强关于"地产商盖房给富人，穷人住房主要靠政府"、"住房分富人区、穷人区很正常"的言论虽然直白，却相当吻合新世纪以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随着房价升高和翻倍，不要说穷人或低收入群体无法参加商品房的游戏，而且最近一两年被作为社会主体想象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望房兴叹"了，这就是2009年电视剧《蜗居》和社会学报告《蚁族》所呈现的现状，作为中产阶级／白领后备军的大学毕业生只能被高房价放逐到大都市边缘地带或"逃离北上广"[xi]。其实早在2006年任志强就认为"中低收入者就不应该挤进来买商品房"，如今中等收入群体也已经被许多城市纳入经济适用房的范围。作为橄榄型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被房地产所撕裂：已买房的中产阶级在"住房资产增值"中有可能变成富人（处在"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没有买房的中产阶级则在"货币资产贬值"中成为穷人（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一直是近几年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力的理想主体，在2006年中产阶级还很难把自己也放置在中低收入群体里面，而2009年的蜗居者、蚁族们正好是中等收入群体或准中产阶级跌落到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位置的表征。如果说2009年是中产阶级捍卫公民权力的"公民之年"[xii]，那么2010年中产阶级就面临"中产之殇"的尴尬处境[xiii]。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处在"千呼万唤"的襁褓之中就不得不品尝到了"被消失"的命运[xiv]。历史的讽刺在于，当中产阶级、弱势群体在新世纪之交成为有效的社会修辞指认着不同的社会群体之时[xv]，很难想到在不到十年的过程中，这样两个群体又在市场化的房地产中被放置在"中低收入群体"或者说成为"弱势群体"的新成员（中产阶级再也不用救助弱势群体了，或许更能体会弱势群体被市场经济所放逐的滋味）。如果说任志强的先见之明说出了房地产市场化的"秘密"，那么房价飞涨的房地产市场就如同一场不断有人被甩出去的马拉松比赛[xvi]。可是，这种不断有人掉队的比赛能够持久吗？倘若只剩下富人游戏的房地产，那么谁将最终为高昂的房价买单呢？倘若如此，美国还不起贷款的中产阶级又怎么会拖垮金融资本的链条呢？任志强在讲述富人与穷人故事的同时，还讲述了另外一个与马拉松比赛不同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还处在供不应求的阶段，并且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之路还很漫长，人们对于城市／市场中的房子的需求拥有巨大的渴望，这种城市化的欲望（包括任志强反复强调的中心城市所拥有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让人艳羡的资源）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房地产的马拉松之中。也就是说，与美日等遭遇过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拥有"落后"优势就是有大量未被市场化／城市化的群体（如果8亿农民都能城市化，这将是多么巨大的"水源"呢），如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还未被资本垦殖的空间为填补出口空缺提供了"希望的空间"。这种发展不均衡的地缘"优势"为房地产提供了源源不断地新鲜血液，仿佛房地产市场会如永动机般吸收着全社会的欲望与财富，正如任志强所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未来离不开城市化，中国的未来也离不开城市的建设，没有房地产就无法消化现有的大量工业制造的产能，没有房地产就无法解决民众的居住改革"。正是这种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大趋势，可以假设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有幸"加入马拉松比赛，这种假设使得任志强"自信地"说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的豪言壮语。于是，任志强对国十条中提高购房门坎和限制表达了最大不满，认为是户籍歧视，阻断了人们的"城市化之梦"，而对高房价所带来的资本"门坎"却从来都不认为是一种阻隔和歧视，只因在房地产市场中富人与穷人的区分是"正常"的。在这里，关于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双重想象，一种是伴随着房价上涨，会使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另一方面在房子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利润机器和"会下蛋的公鸡"的时候，会对整个社会施展吸金大法，不仅中产阶级、高收入群体、私营资本、国有资本都会飞蛾扑火，而且尚未进入市场经济的人们也会为房子这个都市欲望燃起干柴烈火。这种房地产市场中富人与穷人的零和游戏论恰好需要一种关于市场之外的空间，需要一种市场化／城市化的欲望作为把整个社会都绑缚在房地产的战车之上的动力。房地产市场的排斥机制和吸金大法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房子在不断地"羽化"为资本增值工具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排斥和吸金的双重功能。如果把房地产市场作为市场经济或市场的隐喻，那么支撑市场经济的恰好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排斥或区隔功能，一个是吸金、吸人的扩张过程。如果把市场比喻为马拉松比赛，那么不断有人群被甩出去和不断需要资金来充血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否则比赛就会枯竭而死。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马拉松的基本特征，前者是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是需要不断地开疆扩土，寻找未开垦的处女地。正如殖民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充当的功能在于，一方面殖民地是区隔和放逐之地，另一方面殖民地又是原料产地和劳动力来源。还比如中国的农民工也处在这种被区隔但同时又为市场经济充当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农民工无疑参与了马拉松比赛，但同时又是马拉松比赛中最先被甩出去的人群，他们根本无法成为都市空间中的消费主体。而当下的中产阶级也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一方面中产阶级本来是市场经济／马拉松比赛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成为被高房价放逐、区隔在都市边缘的"蜗居"和"蚁族"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尚未完成的都市化欲望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保证房地产作为稀缺资源的增值价值，而关于房地产区分富人与穷人的说法则充当着说服那些从马拉松比赛中淘汰出局和无法加入马拉松比赛的人们接受这个"合理的"现实的意识形态功能。可是，就连中产阶级都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又何况那些早就被排斥在市场经济消费者行列之外的其它弱势群体能够加入马拉松比赛呢？与时刻等待着被救助的弱势群体相比，"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不会甘心自己成为房地产市场中的"穷人"，因此，呈现房产之痛的《蜗居》、《蚁族》之所以会成为2009年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在于这是不堪"被消失"的中产阶级发出的呻吟和抱怨（《蜗居》至今还高居新浪首页视频专栏），这种牢骚之声显然也可以获得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由衷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窦含章文中所提到的"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有着清晰的中产阶级主体的身份。所以说，政府新近出台的房产政策，与其说是要取消马拉松比赛走"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一切的回头路"，不如说这些抑制房价的政策恰好是为了使马拉松比赛能持续下去，使更多的新鲜血液（脆弱的中产阶级）可以成为比赛的选手（与"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相比，"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依然是一个好时代），而不是回到房改前的"排排坐，分果果"（暂且不讨论即使房改前的福利制度依然不包括城市之外的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干预与其说是"罪恶之源"，不如说更是市场经济及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中产阶级的"救世主"。有趣的是，为什么任志强要使用计划／市场的修辞来批评房产新政呢？如果暂时离开房地产领域，可以说任志强的说法并非没有"同路人"，在最近发生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等重大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建立在计划／市场、国有／民营、人治／法治、体制／职业化等二元对立之上的争论。&nbsp;二、国有／民营、人治／法治、体制／职业化的二元迷思&nbsp;许多人指出此次房产新政的标志意义和"分水岭"[xvii]，这种对投机性住房的打击与其说改变了房地产的市场/投资的属性，不如说是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或中产阶级能够参与房地产市场的马拉松赛场。这种关于国家应该不应该干预市场以及以什么方式干预市场经济的争论并非局限在房地产领域，也是2009年发生的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球反赌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事件论辩的焦点。山西煤改是政府为了"优化资源，安全生产"对中下煤矿企业的强制重组，但这种重组被认为是"国进民退"（也就是"与民争利"）和"不尊重产权"（侵犯和伤害了煤炭投资人的物权）；重庆打黑给这个西部重镇的警察、司法界掀起了巨大风暴，这种专项斗争的方式也被某些法学家认为是对"悖理现代法治精神的1980年代的严打"的回归[xviii]，是法制30年的倒退；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足球反赌虽然没有引起制度上的质疑，其高层授意也没有被批评为是政府干预，但是对足球职业化的反思依然把举国体制作为罪魁祸首。这些在不同领域出现的重大事件，究竟是计划经济、严打、行政干预的"倒退"，还是对市场经济"失灵"/"失序"的匡扶和纠正呢？&nbsp;1、山西煤改与"国进民退"山西煤改并非突然始自2009年，可以说自2004年山西省政府为了减少煤炭资源浪费、降低矿难发生率，就一直在尝试推动以关闭中小煤窑、黑煤窑为主的改革。随着新世纪煤炭市场的复苏，使得占中国能源消费70%以上的煤炭价格不断上涨，与之相伴随的是日益频繁的矿难之祸成为山西煤矿经济的顽症。近年来在新闻媒体上与矿难相伴随的是两类形象的出现：一类是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与其相关的新闻总是买高档汽车和高端房产），另一类则是在小煤窑和黑煤窑打工的失去人身自由、被囚禁的"黑奴隶"，前者是暴富阶层与奢侈消费，后者则是命如纸薄的矿工和黑窑工，这也是在煤矿"马拉松"中被清晰划定的贫富分化的极端代表，这种阶级对照和反差不得不让人们想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酷烈。当时，矿难多被归结为产权不清以及随之带来的煤老板与地方官员的勾结，于是，2005年山西省为了改变层层转包造成的矿权混乱而实行承包权变产权的改革，这次采矿权有偿转让也被认为是能源行业市场化的标志，认为只要产权清晰就可以充分调动煤老板作为产权所有人的主人公意识，事与愿违，产权改革没能带来安全生产和煤矿回采率，反而调动了大批民营资金投资煤矿业（以温州、浙江"炒煤团"为主）。如同不断上涨的房价，矿难依然频频发生，以至于矿难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再具有新闻价值的"日常"事件。在这种因矿难而停产和主管官员被问责下台的背景下（2005年山西省换来四任省长），2006年山西省煤改的方向由产权有偿出让逐步转变为"关小、并大、集团化"的方针（类似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抓大放小"），以对煤矿行业的产业升级和资源整合为主，但是这种自愿兼并的方式由于无法调动国有煤矿、地方政府和效益好的中小煤矿等各方的积极性而一度陷入困境。2008年9月份山西省继续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但因襄汾溃坝事件而被搁浅，直到2009年4月山西省再次发布《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10号文件），实行更为严厉和强制的重组方案，年产300万吨以下的煤矿都要被并购，重组后的煤炭企业将从两千多个降低到一百个左右。在2006年已经完成产权改革的中小煤矿也要以强制收购的方式合并或重组为大型煤炭企业，小煤矿和煤老板将在此次"煤改"中将彻底消失（带着上亿元的巨额补偿金）。煤矿企业收归省煤炭工业局管理，与中小煤矿有着利益纠缠的地方政府在制度上很难插手煤炭行业，他们在丧失财政收入和灰色收入的同时再也不用担心因矿难而丢"乌纱帽"。这种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强制重组激起了煤炭投资者的激烈反抗，尤其是投资山西矿业的浙江和温州的民营资本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和物权法，并对山西省政府提起了法律诉讼，把山西省政府的"背信弃义"列入"投资黑名单"[xix]。经济学界也多把山西煤改解读为一种"国进民退"的标志，是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收购和兼并，被认为改变了"国退民进"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并把"山西模式"归结为与发展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相对立的国有化模式。除了山西煤改，2009年在其他领域如钢铁行业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抗国际上垄断性的钢铁行业）、中粮收购蒙牛、航空等案例，这种国有企业扩张重组被描述为一种"狼性威胁"[xx]。这种指责可谓和任志强对房产新政的判断如出一辙，只是计划/市场换成来国有/民营的修辞。暂且不讨论国有企业的"华丽转身"（在90年代中期还是社会包袱，在2003年已经在国资委的指导下实行"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政府2008年在美国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把四万亿投资划拨为国有企业，使得在"抓大放小"下变成优良资产的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荒原狼"，山西煤改的合法性在于彻底避免矿难事故，但是就在煤改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今年3月份发生的山西王家岭煤矿重大透水事件，无疑打破了国有大型煤矿更能避免矿难的神话。从目前公布的事故调查看，这是一起为了早日投产、单纯追求施工速度而造成的责任事故，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的说法"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xxi]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把2005年煤矿产权改革看成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之路，把2009年强制重组并购看成是国有化的，那么两者都没能使矿难销声匿迹。或许问题不在于资本究竟是"国有"还是"民有"，只要煤炭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占据重要的能源位置，就会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这才是为了缩短工期早日投产的王家岭矿难发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资本的逻辑不仅适用于民营企业，也适用于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国有与民企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政府/民间、国有体制/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更是大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的冲突。正如2009年夏天发生的吉林通钢事件就是民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而山西煤改也有民营企业成为兼并重组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山西煤改是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完成煤炭产业的资本垄断化，"国进民退"并非国家对资本的压制，而且一种国家与资本的合谋和一体化，或者说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的一种标志。&nbsp;2、重庆打黑与"人治"的回归自2009年6月份重庆市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使得涉黑的多名亿万富翁被逮捕，而且为其提供保护伞的司法局长等司法、警察系统的多名高官也纷纷落马。对于此次由重庆市政府强力主持下的打黑风暴，被认为是打击市场经济中的黑恶势力、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大快人心"之事，但也有质疑者认为这种运动式的专项斗争不符合现代法律/法治的程序，就如同任志强在计划/市场的修辞中把房地产调控指认为计划经济的倒退一样，有些法律界人士在严打/法制的二元对立中也把重庆打黑看成是人治的回归。尤其是2009年底围绕着李庄造假案而展开的法律程序、媒体审判与司法正义之间关系的争论。围绕着重庆打黑，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论，一方面是网民把为黑老大辩护的律师群体骂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一方面是如《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重庆打黑大舞台上，中国法制的一大困境--犯罪嫌疑人权利难以充分保障的尴尬，正在以似曾相识的情节旧戏重演"[xxii]；一方面是网友把主持打黑的公安局长王立军看成是"包青天"、"海青天"在世，另一方面则是法学家认为这种青天意识是一种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识，是人治高于法治的体现[xxiii]。这种人治与法制的争论与其说延续了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争，不如说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完成的一种话语转换，就是把50-70年代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作为人治、专制，而法制则成为拨乱反正的合法性话语。有趣的是，无论是山西煤改被批评为"国进民退"，还是重庆打黑被指责为不合法治，主政者所采取的回应方式，都是否认存在"国进民退"和违反法律程序的指责，这种辩解本身说明山西煤改和重庆打黑与质疑者一样都认可保护私营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此次"打黑除恶"中被逮捕的多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黑社会与司法官员的勾结为其获得垄断经济利益提供了保障，这种黑恶势力显然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带来巨大危害，而从重庆打黑的规模和力度中，也很容易指认出如果没有新任主政者的强力支持（尤其是商务部长薄熙来主政重庆及其从辽宁空降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这种铲除地方大员与黑恶势力的行为恐怕很难会如此雷厉风行。从重庆打黑中可以看出政府或者说行政所充当的双重功能，一个是力挽狂澜、恢复秩序的重庆主政者，一个是与黑社会勾结、欺行霸市的官员保护伞。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呈现双重面孔，一个是惩治坏蛋的英雄，一个是与坏蛋勾结的腐败分子，可以说打黑和护黑都来自于行政力量。可是，在质疑重庆打黑抛弃法制的同时，却很少追问为什么恢复市场秩序、匡扶正义依然需要拥有尚方宝剑的"现代青天"，这种来自外部的行政力量对于法治秩序下的市场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相似的问题在足球反赌中也存在。&nbsp;3、"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2009年下半年中国足坛掀起打假反赌运动，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调查中国足球联赛中的假球、赌球事件，今年伊始两名足协副主席被捕，给陷入低谷的中国足坛带来釜底抽薪的震荡，足球反赌风暴为人们反思足球职业化改革提供了契机。足球或者说体育，在新时期的历史中充当着特殊功能，80年代的中国处在现代化"进化序列"中的滞后位置和被开除球籍的内在焦虑之中，参与国际上的体育比赛被认为是对外与世界接轨和对内重塑国家、民族与个人之间认同关系的最佳媒介。80年代中前期中国女排在世界级比赛中蝉联"五连冠"的奇迹无疑满足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90年代初期在中国举办的亚运会也成为弥合八九十年代之交意识形态裂隙的粘合剂。而中国在80年代初期"返回奥运会"也成为重返人类/"世界"舞台的诸多标识之一，其在历次奥运会金牌榜中的排名也成为想象中国在世界中位置的比喻，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金牌榜排名第一无疑成为大国崛起、圆现代化之梦的时刻。有趣的是，这个金牌榜既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所在（正如抗震救灾呈现来国家体制的动员能力），也被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抗震救灾也是大禹治水式的威权主义的标识）。与如此辉煌的体育成绩不同，中国足球一直处在难震雄风的状态，在1985年"5·19"错失进入世界杯的机会，引发北京工体球迷骚乱，除了2001年意外进入世界杯，中国足球不仅没能走向世界，在亚洲也并非一线球队。这显然与大国崛起的身份存在巨大落差。不过，中国足球却是在体育项目中最先引进职业化/市场化机制的先行者，从1994年开始职业化改革，这种模仿国外的联赛制度也被认为是提升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不二法门，但事与愿违，足球职业联赛并没有使中国足球变成世界或亚洲强队，反而假球、黑哨等不和谐事件时常发生。而球迷对国足成绩的不满往往归结为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虽然实行了职业化联赛，但依然有各级足协组织和各城市政府介入、干扰足球比赛，这种对于纯粹的职业化比赛的迷恋，就如同自发自主的市场经济，只要没有行政干预，竞技体育就可以发挥最大潜能，足球成为90年代以来关于体制讨论的重要空间。直到2009年揭开中国足球的赌球内幕，不仅足球俱乐部、球员、裁判和足协管理者纷纷落马，而且1994年开始的足球职业化改革也陷入了空前危机。在人们反思足球改革之时，依然把举国体制变成罪恶之源，正如《中国足球内幕》一书中指出"从1994年到2009年，中国足球最大的失败，不是技战术，更不是人种，而是丝毫没有改进的体制和价值观的改变"，也就是说足协管理下的职业化并非不受政治制约、完全自主运行的职业化，因此，"南勇、杨一民绝不是最大的鱼，我们等着最近几天就要浮出水面的他......但他不是，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xxiv]。可以说，这种"体制才是恶之花"延续了体制/市场化的二元想象，体制就是非市场化的或干预市场化的力量，这种体制/市场化的对立产生于七八十年代之交，体制特指社会主义体制，市场化则是反体制的力量。与山西煤改和重庆打黑相似，足球反赌同样来自于高层关注[xxv]，尤其是足协主管领导被逮捕，如果没有更大的行政力量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球迷或网民并没有质疑这种来自最高层的授意是一种行政/体制干预，只把足球内部的腐败、赌球作为权力寻租的例证，这种权力寻租在小煤窑与地方官员、黑社会与保护伞等事例中也可以看出。之所以网民没有像重庆打黑那样指认出运动式的专项斗争，很大程度上在于高层对足球的整治体现了球迷的期待，或许球迷也内在地呼唤一种外来的力量来匡扶足坛的秩序。问题依然在于当人们把赌球、腐败指认为那只看得见的手（体制）的时候，为什么要宽容那只看不见的手（资本和利益）呢？&nbsp;三、 "推手"、"罪恶之源"和"拯救者"（关于国家/政府/体制的三重角色或想象）&nbsp;从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不同行业、地方、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对着相似的问题和困境。如果说地产调控是对199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化的某种反思的话，那么山西煤改则是对2006年煤矿产权民营化改革的扭转，而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打击的都是市场经济下的腐败、赌博、黑社会化的问题。这些调控事件都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层推动产生，也就是说依靠市场经济之外的政治干预，因此，质疑者认为这些事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基本原则。房产调控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倒退，山西煤改被认为是国有资产对民营资产的剥夺，重庆打黑被认为是不合乎法律程序。有趣的是，在人们对高房价归、黑社会化、赌球、假球都归结为行政干预、政府介入之时，为什么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这些弊端呢？这种对体制的批判和对市场经济的维系中，来自市场之外的国家／体制所发挥的功能又如何界定呢？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与国家体制之的纠缠呢？对于这些事件的争议常常使用一些固定的修辞，国有／民营、国家／市场、计划／市场、体制／市场、政府／市场、国家／资本、人治／法制、垄断／自由竞争等。这些表述建立在"国家=体制=政府=国有=计划=垄断"和"市场=民营=资本=自由竞争"的二元对立之上。可以说，这种二元对立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前者指认着文革以及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后者则指认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这种二元想象是改革开放确立自我合法性，通过把社会主义制度他者化完成的。但是从这些事件中，这些二元对立的表述恰好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彼此纠缠在一起。其中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府、体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简单回顾一下8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可以说，国家／体制充当着完全相反的角色。一方面是"去政治化"的过程：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基本上是新时期体制改革的核心主题。如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建立在人民公社解体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这种体制改革给农民带来了生产积极性。在8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依托乡村发展的乡镇企业，成为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乡村经济生活企业化的标志，但是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在民营经济的竞争中逐渐衰落。正如许多三农专家所指出的，这种国家权力从乡村秩序中的退出，使得乡村生活的组织和集体能力大为下降。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向以沿海的出口加工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农村基本上变成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成为市场经济之外的领域。就如同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一样，农村充当着劳动力再生产和再回收功能（农民工很少能留在城里，受伤、生病、变老之后返回农村）。这种国家、政府与行政能力在乡村秩序中的衰微在今年上半年西南抗旱的媒体报导中也能看出，很少看见村民能够自主救助，只有翻山越岭的儿童、老人和妇女在找水，而抗旱的主力军也是救灾部队和充满爱心的志愿者帮助旱民寻找水源，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成为农村的抽水机。而80年代中期启动的城市改革，以确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主体位置为基本方向。就拿国有企业来说，80年代主要通过承包制、下放经营权等方式来提高生产积极性，而90年代则进入改制转轨的关键期。与民营企业白手起家或在自由竞争中走向整合和垄断不同，国有企业是在90年代的改制中是在"抓大放小"的政策下，逐渐把劣质资产和劳动力包袱甩掉，直到新世纪之初才逐渐变成国有垄断性企业。最终国有企业由解决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功能的单位变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现代企业。在这种国企转轨过程中，从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到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和经营）的转变至关重要，这种所有权的转移是在民营资本、私营企业出现之后，国营企业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抽象的出资人或产权所有者，就是国家。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的转身，完成的是国家的资本化（与俄罗斯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的休克疗法不同，但又相似的是，全民所有的资产被资本化），从而使得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合法的竞争者。再如1998年启动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也是政府、行政从房地产市场中退出的过程。可以说体制改革或者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转型是围绕着市场经济重新配置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过程，政府逐渐在市场经济中划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和位置。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就是国家、政府、行政逐渐从社会、经济领域中退出的过程，一些社会学家也把这个过程描述为"重新发现社会"或者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占据国家从经济、社会生活中退出之后的位置，那么问题的复杂在于，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又始终伴随着"再政治化"，或者说政治以更大的力度卷入市场经济之中。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话，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就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济活动本身变成了政治、施政的一部分，国家并没有在这种去政治化的体制转轨中削弱，反而更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中心。如在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行政设置中，围绕所管辖属地行政活动都是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国家／政府全面而彻底地介入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之中，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之中政府、行政之手又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国有企业以国家资本和行业垄断的面目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而且还在于国家／政府／体制也是民营资本的"推手"。这种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成为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如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无不是招商引资，官员的政绩指标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这种"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构造了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告诉增长和繁荣。这可以从电视剧《蜗居》中看出政府在建构"光鲜亮丽"的国际化大都市中的核心作用。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的市长秘书宋思明与开发商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权力寻租的关系，更是各取所需，宋思明也需要开发商来实现政府政策及规划。如宋思明讲述了一个穷小子成为洛克菲勒的女婿和世界银行副总裁的故事来说明自己作为"推手"功能[xxvi]。穷小子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把洛克菲勒和世界银行完成"强强整合"的"中间牵线人"，宋思明恰好就是这个牵线搭桥的人，是把行政、资本嫁接在一起的人。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空间中，占据上层空间的是宋思明及其国内外的商业精英，作为中产阶级、蜗居代表的是想挤进这个舞台的海清、海藻姐妹，而生活在底层的是等待拆迁的钉子户李奶奶一家（李奶奶是解放后分了房产的破落户，儿子、儿媳则是知青和下岗工人，这是一个在50-70年代被革命逻辑边缘化以及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被市场经济的逻辑再次边缘化的家庭）。有趣的是，剧中在呈现宋思明的儒雅、风趣、充实和富足的上层生活的同时，也呈现了蜗居者的艰辛和不可能，故事也在李奶奶一家被强制拆迁之时发生了逆转。这种使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使国有企业完成"华丽转身"力量离不开政府、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是也正好是这只看得见的手，为权力腐败和寻租提供了制度空间，这也正是宋思明作为政府／国家或行政力量在市场经济中所具有的两副面孔，一方面是精明强干、把穷小子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舞台的推手，另一方面又是官商勾结、腐败的贪污犯。可以说，国家、政府与资本的"耦合"，既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果，又是权力腐败的温床。从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国家／政府的双重功能。一种就是国家／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这体现在国有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象征。国有企业收购民营资本与其说是一种行政干预，不如说更是产业升级、资本垄断的趋势，如在山西媒改中所呈现的政府主导下的国有煤矿完成资本及产业整合。再如地方政府也是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在这一点上，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具有利益相关性。这种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参与使得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更容易形成"强强联合"，同时也容易出现国家／政府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或者说，在创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也滋生着如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等破坏市场经济的顽疾。无论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山西煤改，还是重庆打黑都可以看出是某种社会主义行政干预的影子，如果这种黑社会化和假球、赌球指认为"都是体制惹得祸"，恰好就遮蔽了政府、行政力量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黑社会化及赌球与其说是体制、权力的罪恶之源，不如说是体制资本化的内在产物。如果说这样两种功能是国家／政府在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么从地产调控等事件还可以看出国家／政府的第三个功能和角色，就是一种市场经济之外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这个功能被质疑者指认或误认为是计划经济回归、法治倒退的功能。而通过上面的分析，这种外力与其说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倒退，不如说更是国家／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调控或者说为出现畸形的市场经济的拯救和治疗功能。如在高房价日益成为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器、中产阶级也被放逐到中低收入群体里面的时候，这种高速运转的马拉松比赛是很难持久维系的。而在煤矿经济中，暴富阶层与矿工的死难人数并存，恐怕也很难说是好的市场经济。更不用说深陷黑哨、假球和赌球泥潭的足坛，也使得足球职业化难以成为竞技体育的乐园。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基本上是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的施政重点，如对农业税的取消、加强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医保、为农民工讨工钱等等，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把这些弱势群体放逐出去的同时，政府承担了这些被甩出去的包袱，或者说政府、行政对处在市场经济弱势位置的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应有的保障，也是政府对世纪之交日益恶化的三农问题的响应。在地产新政、山西煤改等事件之前，对医疗改革的调整也是面对市场化医疗所带来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如同高房价一样，高额医疗费也在驱逐着中低收入群体享受医疗服务。正如窦含章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博弈中处在弱势地位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能由政府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政府成为某种市场之外的仲裁者和管理者。这种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监管功能并非来自于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排斥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评，而是内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模式和结构之中，就是政府、行政始终是市场经济的介入者和参与者。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那只无所不在的手始终存在。当然，近几年来一种救助弱势群体、强调中产阶级的公益精神和企业家的慈善意识成为一种公民责任，民间组织、志愿者行动也成为政府之外的力量。这也就是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和民间社会的捐助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目前中国社会中，国家／政府充当着三重角色：一是市场经济的推手，二是权力腐败的罪恶之源，三是匡扶正义、恢复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拯救者或救火队。这就使得重庆打黑、足坛反赌中，政府或行政呈现一种悖论或矛盾状态。如果说行政化／官僚化的职业足球管理机构是体制弊端，那么反抗这种弊端的力量依然来自于所批判的体制自身。这就使得政府／国家在不同的事件中呈现为截然相反的面孔，如从房产新政、山西煤改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与地方政府有着利益关联的开发商及中小煤矿的制约和整改，在重庆打黑、足坛反赌又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使用铁腕手段对某些行业及地区的形成的官商勾结的利益体系的强力打击。如果没有这种政治的介入，恐怕很难在行业和地区内部完成这种颠覆式的改造。可以说，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关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在国家／政府为市场经济培育的经济主体，那么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甩出或掉队的群体就是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来说，政府还充当着救助和保障的功能，以便这场市场经济的马拉松比赛能够和谐持久地进行下去。&nbsp;[i] 香港学者王绍光借用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来解释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的转变，认为"胡温新政"是一种从90年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策略转变为向社会政策倾斜的"历史性转折"，参见《胡温改革：新共识、新走向》（玛雅主编：《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http://www.chinathinktank.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9556）等文章。[ii]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崛起"基本上2004年前后由海外中国观察家提出，随后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强有力的呼应，尤其是伴随着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渐入佳境，尽管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中国拥有独特的发展之路或中国走得是蹩脚的西化之路），但是中国经济无疑正在改写着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参考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黄平、崔之元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iii] 正如意大利学者艾伯特·马蒂内利在《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一书中所接着指出的"前者认为居支配地位的中心国家与欠发达的边缘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后者支持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之间相互强化的观点"，商务印书馆：北京，第3页。[iv]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学者汪晖从政治/去政治化的角度来理解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官僚体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和批判，如何保持政党的"政治性"而不"修正"为现代科层制度下的官僚体制始终是"革命党/共产党"的内在焦虑。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v] 这一过程也被汪晖描述为一种政党去政治化的体现之一，就是政党的国家化。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vi] 这种延续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缺点和脆弱性在于这种"刚性"制度缺乏柔韧和弹性，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指出的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偏执诉求中，反而使得社会抗压能力在减弱。参见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vii] 中国经济学家姚洋近几年来把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一种超越了特定利益集团的"中性政府"，参见姚洋：《中性政府与社会平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经济》2009年1月）、《中国经济成就的根源与前景》（《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等文章。对于"中性政府"，汪晖提出了更为历史化的解释，认为"所谓中性化的政府产生于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其政治前提并不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国家或政府与特殊利益的纽带的断裂是以此为前提的。"（《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但汪晖也强调在当下经济转型中，"国家需要建设一个中立的，甚至更多倾向劳动和大众的调解机制。国家只有依托强大的社会力量，才能抗衡资本的力量,在不同社会领域之间达成平衡。"（《国家需扮演中立的调解者角色》，《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2010年9月11日）[viii] 《蜗居》是2009年底在中国大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讲述了两个姐妹在大都市中艰苦奋斗都很难获得"蜗居"之地的故事；《蚁族》是2009年中期出版的一本社会学调查报告，指出近几年毕业的应届大学生处在学历高、就业难、收入低的状态，只能在城市边缘租房居住。[ix] 任志强：《这只是个开始--我对国发【2010】10号文件的解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imps.html[x] 窦含章：《任志强万言书是开发商谢幕前的高音》，http://finance.qq.com/a/20100426/004809.htm[xi] 《80后失梦的一代》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专题，2010年2月6号总第199期。《中国"白奴"大逃离--北上广深白领调查》，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2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4055[xii] 《年度报告·2009：公民之年》，《新周刊》2009年第313期。[xiii] 《钱经》（中国投资理财第一刊）2010年01号的封面故事是"2010，中产之殇？"。[xiv]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0年之初策划了《"被消失"的中产》的专题，讲述"不再中产"的故事："中国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而《南方人物周刊》也策划了一个《80后失梦的一代》的专题，讲述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的"梦想难以照进现实"的处境。可以说，这是一个公民获得命名的时代，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人人自危"的时代。[xv] "弱势群体"和"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命名方式，几乎在新世纪之初分别获得了各自所属的身份。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把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和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归入"弱势群体"。就在弱势群体成功而有效地规训着这些底层群体之时，一种出现在80年代末期、在90年代被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话语开始在世纪之交大面积浮现出来，如《格调》、《当代社会阶层研究》等学术畅销书开始正面讨论改革开放20年来的"阶层之谜"，《新周刊》2001年以来分别以《忽然中产》、《给中产一个定位》为选题，讨论"向中产看齐--一个阶层和它引领的生活"的话题。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被赋予双重想象，一方面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稳定及合理化的象征（如美国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这种中产阶级主体的理性社会与民主化诉求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的功能也基本上限定在维护公民权利和救助弱势群体上。[xvi] "马拉松比赛"是孙立平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的描述，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不同，人们在金字塔中虽然占有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但始终处于同一结构之中，而马拉松的游戏规则是不断地使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剩下那些坚持跑下去的就是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就业者，在这个意义上，参与游戏的与被淘汰的处于结构性的"断裂"之中，这显然是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出现的游戏机制。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也是认为中国也处在这种马拉松比赛之中。用马拉松这一时间性的比喻来替换金字塔这一空间结构的修辞来描述中国当下社会，似乎能够解释一部分中国社会的事实。比如失业，固然意味着被排斥到游戏之外，但并非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因为这种不断被淘汰的机制本身就是游戏运行的保障，或者说是游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失业者无法继续参与到社会结构之中，不如说失业者以"下岗"的方式实现了这种结构的运行。[xvii] 任志强是"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倒退的开始"；窦含章是"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福音，对于开发商来说，则意味着由高潮走向谢幕的序曲"；财经评论人叶檀认为"房地产市场分水岭已经到来"。[xviii] 笑蜀:《要用法治丈量重庆打黑》，http://tigerzyx.blog.163.com/blog/static/70974850201012015517777/。[xix] 《山西煤改遭浙商煤老板抗议》，http://stock.591hx.com/Finance/Articl ... 9-11-20/0000104512s.shtml；《山西煤改拉锯战浙商完败温州一小镇20万人被套》，http://finance.baidu.com/2010-01-08/122297785.html；《煤老板绝地反击质疑山西煤改违法》，http://news.qq.com/a/20091105/000772.htm；《浙商发布投资黑名单山西因"煤改"位居榜首》，http://news.qq.com/a/20100110/000156.htm。[xx]《中粮：全能央企"狼"性扩张》，《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3199[xxi]《王家岭矿透水事故进入调查阶段：责任事故如何严肃问责》，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 ... 04-15/content_160877.html[xxii] 《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2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7223[xxiii] 这种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可以参见网络，如笑蜀:《要用法治丈量重庆打黑》；杨恒均《从"法治"与制度的高度审视重庆打黑》；郭光东：《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从<南方周末>质疑薄熙来看右翼普世"法治"的虚伪性》；《世界朝前走，重庆向后转》；裘红伟：《打黑不能动摇民主和法制的根基》；《对薄熙来"打黑"的反扑是不得人心的》；《打击黑心律师更要防范黑心权力》；王随学：《重庆"打黑"与法治和人治的反思》；游龙：《薄熙来的"红与黑"和"人治与法治"》；《重庆打黑公安局长到底算不算"人治"》；《重庆的打黑风暴说明我国仍处在"人治"时代》等等。[xxiv] 李承鹏等著：《中国足球内幕》，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1月，第19页，第309页。[xxv]《高层频表态关注中国足球 公安部介入足坛黑幕》，http://news.qq.com/a/20091125/002521.htm[xxvi] 《蜗居》中有一个房产开发商陈寺福，是典型的暴发户，但是很听宋思明的话。因此，当宋打算借他的公司作空壳，将他塑造成港股上市公司的CEO时，遭到了身边朋友的质疑。他便给朋友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农村，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在城里工作，小儿子和他在一起，父子相依为命。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找到老头，对他说："尊敬的老人家，让我把你的小儿子带到城里去工作吧？"老头气愤地说："不行，绝对不行，你滚出去吧！"这个人说："如果我在城里给你的儿子找个对象，可以吗？"老头摇摇头："不行，快滚出去吧！"这个人又说："如果我给你儿子找的对象，也就是你未来的儿媳妇是洛克菲勒的女儿呢？"老头想了又想，终于让儿子当上洛克菲勒的女婿这件事打动了。过了几天，这个人找到了美国首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对他说："尊敬的洛克菲勒先生，我想给你的女儿找个对象？"洛克菲勒说："快滚出去吧！"这个人又说："如果我给你女儿找的对象，也就是你未来的女婿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可以吗？"洛克菲勒想了想，同意了。又过了几天，这个人找到了世界银行总裁，对他说："尊敬的总裁先生，你应该马上任命一个副总裁！"总裁先生头说："不可能，这里这么多副总裁，我为什么还要任命一个副总裁呢，而且必须马上？"这个人说："如果你任命的这个副总裁是洛克菲勒的女婿，可以吗？"总裁先生于是同意了。于是，这个农村小伙子马上变成了洛克菲勒的女婿，加上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宋讲完故事后，意味深长地说："陈寺福有多大本事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去牵线搭桥，如何去运作。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那么，中间牵线人呢，就成了他的兄弟加亲爹，想要什么，说一声就行。"&nbsp;
  7. 北岛：我的记忆之城（访谈）
    文学 2010/11/22 | 阅读: 2033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我在大学教散文写作，让学生写写他们的童年，发现几乎没人会写细节。这是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化、商业化和娱乐化正从人们的生活中删除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记忆，而细节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与人的感官紧密相连的。正是属于个人的可感性细节，才会构成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质感。
  8. 王安忆：生命的原动力
    文学 2010/11/22 | 阅读: 1454
    孙小琪《心向远方》散文集序 曾经有一回，我托一起在县里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女生带东西回上海。这女生并不与我同校，也不在一个公社，她在知青中称得上率先人物，我与她谈不上有多么接近，但那时候就是这样，凡是知青总是一家亲、见面熟，托来托去是常有的事。我写信告诉家里她的名字和住址，我母亲便循了去取东西。到她家，她泡了一杯白糖水招待母亲，使我妈妈喜欢而且感动。
  9. 卡特林·波尔、保罗·索莱里、程绪珂、苏雪痕、蔡建国、张福昌：生产性景观访谈
    建筑 2010/11/22 | 阅读: 1912
    根据史学家的资料，中国古典园林起源于房前屋后的果木蔬圃。园、囿这些文字由象形文字演化而来，外围的方框表示一定的边界或墙垣，方框内则表示栽培植物或蓄养动物。而在西方，景观设计师也主要来源农场主、牧场主。可以说，生产是景观的最早的功能。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也曾出现过"园林结合生产"的运动。而在当今快速的城市化之下，大量的农田被蚕食，残存在城市中的农业也一度被认为是阻碍城市发展的隐患。当景观的生产性功能再一次被强调，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错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生产性景观呢？
  10. 周毅刚：两种“城市病”：城中村与百年前的西方贫民窟
    建筑 2010/11/22 | 阅读: 1845
    我国的城中村与19世纪西方的贫民窟具有较多相似性，二者都是以进城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低成本居住区。简要比较19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的贫民窟问题与当前国内的城中村问题，指出城中村问题将具有长期性，社会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关键。
  11. 雷少华：美国宪法、国家警察权力与土地管理
    法律 2010/11/22 | 阅读: 3206
    土地管理是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最基础的管理之一。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土地所有权有诸多争论，很多学者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以实现“产权清晰”，“不但能使农民增收，而且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并且能减少因为土地征用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等。这些学者常常以美国保护土地私有财产为例来进行论证，但是忽略了美国政府对于私有财产，尤其是关于土地占有、使用和处置等的种种法律限制。本文通过大量具体案例，介绍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私有财产和公共利益关系的争论，探讨了美国如何通过国家权力和各种行政法规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作者附上一篇讨论美国警察及其权威的短文，有助于进一步说明美国国家执法权力的运作方式。
  12. 孙郁：《序》
    文学 2010/11/21 | 阅读: 1831
    一我在多年前，就曾想把此书编出来，然而俗事缠身，一直未能如愿。编辑此书的缘起，不是别的，而在于想了却鲁迅先生的一个遗愿。鲁迅生前在文章和信件里，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要把攻击他的文章汇成一册，供世人一阅。《三闲集·序言》云：“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1934 年5 月15日，在致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再次提起此事：“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鲁迅逝世半个余世纪了，然而这样的书一直未能问世。记得“文革”中，曾有一本内部发行的《围剿集》，但马上遭到禁止，且有许多遗漏之处，让人深感遗憾。现在，与鲁迅先生有过纠葛的人，大多已经作古，我们总算可以静下心来，爬梳历史的旧迹。有这样一本否定鲁迅的集子在，可以让后人更清楚地看到先生的价值。倘一味只读那些赞佩的书，青年人或许不大会理解这些结论的由来。只要细心读过此书和鲁迅的书的人，其结论就不言而喻了。我一直觉得，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它的内在含义是深广的。“五四”后，中国重要的学人和作家，差不多都与鲁迅有过关联，而冲突者颇多。章士钊、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成仿吾、冯乃超、阿英、施蛰存等，与鲁迅均有过不快的历史。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纯属个人恩怨的，如周作人、高长虹等；有的属于精神上的冲突，认识世界与审美层次的不同，使鲁迅一时陷入众人围攻的境地。凭心而论，本书搜集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在学术上可以略作讨论外，大多数都不免幼稚甚至谬误百出。这些人与鲁迅的冲突，实际上表现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化诸种思潮相撞的特点。有比较，才能见出真货色来，细品本书的文章，会让人重温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风潮的影子。读了高长虹、阿英、郭沫若等人的文字，你会感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文风，实在不是一个凭空的造物。偏激狂热的文化风潮，在本世纪初就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这是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我有时想，鲁迅被众多的人误解和亵渎，不是个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巨人出世，开始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孔子、耶稣，生前受的磨难真是不可胜数。阮籍、嵇康、李贽、曹雪芹等，也是被世俗无法容忍的人物。与上述诸人比，鲁迅似乎没有好到哪里。他的婚恋不幸、兄弟失和、彼免职、被通缉等，实在也是不如意得很。鲁迅是一个被士大夫阶层拒绝的人，他少有传统人的中庸、柔弱，因为对人生与社会想得透彻，官方与民间，都不接受他。先生越是被拒绝、被否定，在今天看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他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人格力量，对被几千年旧文明浸泡的中国人的病体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泄药。鲁迅的一生曲折复杂。他早年丧父，后又多受内外部厄运的刺激，是深味生命之苦的。1924 年，由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谗言，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反目分手。这件事，对先生是个不小的刺激。虽然后来二人均缄口不语，但兄弟间的结怨，在鲁迅内心是一道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鲁迅常常以真心待人，但有时得来的却是相反的报答。高长虹事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曾帮他走向文坛，为编校高长虹《心的探险》一书，夜间竟吐了血，但后未有个时期，高长虹个性变得极端不近人情。1926 年，鲁迅赴厦门后，《莽原》半月刊杂志社内部出现磨擦，高长虹逼迫远在南国的鲁迅表态，由于鲁迅不明底细，一直沉默着。结果招致高氏的狂轰滥炸，他先后写出《走到出版界》、《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等文，大肆攻击鲁迅，后又在文中暗示，鲁迅夺了他的爱，并以诗喻之。高长虹的单相思而惹出的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大多为病态之语，其文没有什么文化价值。在这里，倒是可见出鲁迅的大度。鲁迅后来在作品中，多次指出那些忘恩负义者的可鄙。在小说和杂感中，偶尔以笔还击，《故事新编》中的某些细节，留下了那时的心绪。上述两件事，算是个人间的恩怨。我们不妨说，这里有气质和人格上的差异，文化上的磨擦，虽然并不是直接导因，但此种亵渎所造成的内伤，是很重的。我在读他对叛徒的愤慨的文字时，就时常为先生的苦衷所震动。爱而得仇、善而获怨，这是人生的不幸，对此，先生的体悟，大概比常人都要深厚的。但最使先生不快的，或者说占去了他一生许多精力的，是他与自己的敌人或不同路者的论战。先生的一生，一直未能摆脱此种纠缠。他的杂文，与别人争鸣而发的，数量很多。其中有赤膊上阵与他正面较量者，亦有躲在林中施放冷箭的。我觉得这里大致可分成三类，一是针锋相对的攻战，如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冲突；二是纯属文化论战方面的，如与创造社诸 人，以及梁实秋、林语堂、施蛰存等人的不快事件；三是政治上的，如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以及“左联”内部的抨击或批评。在与上述诸人诸集团的论战中，双方都有失度的地方。但，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甚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围剿来了，当然要反抗，于是结仇，于是沸沸扬扬。对先生恶意损之者有之，造谣中伤者有之，有的干脆讲理不行，骂语相讥，很失儒生的雅态。而翻看鲁迅的文章，是很少有辱骂之句的，先生在愤怒之极时，亦不过狠命挖苦对方一下，但绝不说里巷俗语。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嫉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抗者是一面镜子，在这镜子里，黑脸白脸，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本书搜集的文章，大多数是很有火药味的，绝不像名士化散文悠闲自得，那是动荡转型时代的骚动留下的痕迹，其中可见某些外来理论移植过程中的偏颇，亦可见旧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惰性。鲁迅在文坛笔耕的几十年间，被围剿之事多而且杂。本书重点介绍了“现代评论”派、创造社、自由主义文人、国民党右翼学者的围剿文章。我以为这些文章，是有社会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的重要知识层次和社会团体，与鲁迅都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对立隐含着什么呢？是文化的交锋还是气质上的牴牾？我想，当代青年人看了这些文字，稍有头脑，当会反省。批评家们大概也可以在此得出教训：武断是批评的大忌。从鲁迅时代到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所进步了呢？一部围剿鲁迅的集子，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侧影，它多少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化人中，建立一种科学的批评精神，是多么重要的任务。二最初与鲁迅发生冲突的，是陈西滢、章士钊等人。1924 年底，北京女子师大爆发了学生运动。事情是因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起的。次年5月，学校风潮又起，女师大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造成多人受伤，鲁迅和马裕藻等人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太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七人宣言发表后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认为鲁迅等人站在学生一边，是对当局的一种不负责的表现，并且让章士钊等人“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陈西滢在文章中，似乎以“公允”的口吻为当局辩护，这种态度当然引起了鲁迅的反感。以此为导火线，鲁迅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也许是鲁迅的笔锋刺中了陈氏的要害，于是他不惜用大量笔墨，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他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写道：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就是卑劣的行为。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这样是下流。接着陈西滢诬陷鲁迅抄袭别人的著作成果，他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楼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陈西滢加给鲁迅的这顶罪名，不久就被别人澄清，胡适等人后来就指出陈西滢的错处。由于陈西滢在论战中被对方所激，因此行文中多讽刺之意。在另一篇文章，他提到了鲁迅作品的成就：“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陈西滢貌似公允，其实夹带了极不友好的态度，他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实际上露出了他狭隘的世俗意识。鲁迅与陈西滢的恩怨，是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的个性主义意识，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陈氏的许多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在中国知识阶层，是有代表性的。鲁迅在这类人的举止言谈中，看到了上层知识界的要害的东西。他觉得，在“正人君子”那里，蕴含着可怕的劣根性，绅士阶级的人生态度，以及维护“公理”的精神意志，是中国腐败政府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他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对方，《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的许多幽默、冷酷甚至不尽人情的文字，显示了鲁迅先生孤傲伟岸的性格。这里所蕴含的深层的文化意绪，对当代研究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女师大风潮之中，鲁迅不仅受到知识界某些人的攻击，而且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当得知鲁迅同情学生，并且通过舆论等方式声援学潮后，被激怒了。章士钊认为，作为教育部的官员，直接参预学运，是有悖于政府官员身份的。我们现在读章士钊免鲁迅职务的文字，其感慨定会不小吧！鲁迅为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后来到平政院起诉章士钊的举措，是很有气魄的。他与官僚者的周旋所表现的智慧和胆识，是同代人所难以做到的。这或许也是他屡遭厄运的一个原因。因此，当有人抱怨他缺少“费尔泼赖”精神的时候，鲁迅觉得，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空洞地喊公允的口号，是可笑的。人们如果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除了反抗还有什么呢？在《我还不能“带住”》中，他写道：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这种异于常规的反抗情绪，看似离经叛道的，但仔细品味，你会发现，在鲁迅的深层意识中，爱的情感是深的。惟其懂得爱，恨的时候才不留情面。鲁迅的冷酷深刻，要么是使对手服服贴贴，要么使耍赖而恶态相报。这大概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三1926 年8 月，鲁迅离京南下，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这一年，起，他不断卷入各种文化风潮和某些个人的争辩中。先是高长虹发难，后与顾颉刚有隙，在厦门和广州，不快之事未曾间断。1927 年国民党的“清党”，对鲁迅的刺激是深重的，他曾形容自己被血的现实“吓得目瞪口呆”。他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和工作，想从此结束“自我流放”的生活，并专心致志地从事译著工作。事情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顺利。在后来定居上海的十年生活中，他一直未能摆脱被围剿与谩骂的环境。即使在他心境最佳的时期，也依然没有躲开各种势力的干扰。刚到上海时，鲁迅的确有一种寂寞之感，他渴望尽快找些新的朋友，与他们在文坛上认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创造社的朋友郑伯奇、段可情来访时，他的高兴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在广州的时候，他就曾想与创造社联合起来，先生觉得，创造社、未名社、沉钟社，在文艺方面是用力的。鲁迅内心深处，隐隐地对创造社有一种期待。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恰恰是创造社一些左倾青年，最早向他发起了讨伐。在与鲁迅进行周旋的所有集团之中，创造社的声势最大，对鲁迅晚年心态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创造社是一个青年文艺团体，早期主张浪漫主义，注重对人的生命意志和自我情绪的表现。其代表人物郭沫若等人的文学创作，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他们以自己的真诚的情感，震动过许多读者的心。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也曾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对这些人的印象总的来说还是好的。但是，当时创造社的一些成员还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冲动，和轻率的个性气质，他们在受到苏联革命理论的影响后，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旧的作家队伍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尤其是在成仿吾等人的眼里，旧有的文化人士已经衰老了，只有他们这些代表先进观点的青年，才能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于是，从1927 年起，成仿吾等人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开始对鲁迅等人进行批判。1928 年1 月，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文中写道：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在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 变作卑污的说教人。接着，李初梨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推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文，对鲁迅等入进行理论上的发难。他们的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文坛来说，的确吹进了一缕新风新的概念，新的认知范畴、新的认识视角，使许多人感到既新鲜又莫名其妙。成仿吾等人的理论的出现，大有除旧布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气势，似乎旧的文学意识与表现方式已经过时了。鲁迅也被这些人的理论所，‘惊呆”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理念世界，这里的满溢着火药味的观念，使他感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已再也不那么单调了。可是，凭着直觉，他感到，这些气势逼人的理论似乎并没有射中中国社会的要害，除了朦朦胧胧的概念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他无法接受这些远离尘世的理论演义，何况这里充塞着过多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呢。他觉得有必要回答这些狂妄的青年的挑战，他相信，自己并没有看错，这些轻浮的青年理论只是建在沙漠上。在这一年三月出版的《语丝》周刊上，他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鲁迅指出，成仿吾等人的理论，其实还是远离现实的朦胧的东西，创造社过去还在：“艺术之宫”里，现在突然转向革命。鲁迅认为，搞文艺的人是敏感的，而且生怕自己的没落，于是不得不向四处拼命的抓攫。问题不在于他所抓到的理论是否系统、准确，而在于应用这种理论时是否切合对象的自身情况，倘若急功近利，那么，这种理论未免有些教条。这时候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较陌生的，但他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认为“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实之门。《“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以后，创造社的诸位大为恼火，成仿吾立即回文，在《毕竟“醉眼陶然”罢了》，成仿吾挖苦道：听说堂鲁迅近来每天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毁誉；他注意到时下的报纸杂志，是因为要知道什么人怎样礼赞而什么人怎样失礼；而且一次触了他的眼膜，“竟像一板斧劈着了”他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再也不会忘记，而且一有时机，那便真的睚眦必报了。⋯⋯对于我们的堂鲁迅，我希望他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于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他的悔改，同Don Quixote 一样，是可能的。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回到这“醉眼中的朦胧”，我们的英勇的骑士纵然唱得起劲，但是，他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呢？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罢，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成仿吾把鲁迅指为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他认为鲁迅不仅思想是陈腐的，而且人格也是卑污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像鲁迅这种人，已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成仿吾觉得，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推翻鲁迅式的思想模式，用苏联式的革命武器去建设新的文化天地。一切必须重新开始，旧的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了。攻击鲁迅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叶灵凤还在杂志上画了一幅讽刺鲁迅的漫画，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对这些人身攻击的文章，鲁迅己不觉得新奇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和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反驳和回击。在攻击鲁迅的文章里，郭沫若是最锋芒毕露的。他在这一年《创造月门》二卷一期上，以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篇文风极不友好。笔触相当刻薄的文章，对鲁迅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且试图以此宣判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死刑”。郭沫若在这篇文章里，把鲁迅看成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曾把握的封建遗老，他认为鲁迅对现代世界是隔膜的，鲁迅的思想、爱好、审美情趣无不与封建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了解的鲁迅，当然也不会了解无产阶级的观点。鲁迅对“革命文学”提倡者的回击，证明了他已完全成为中国文坛的落伍者，于是，郭沫若总结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郭沫若以诗人的浪漫情绪代替了政治意识，他对鲁迅的著作所看甚少，仅凭一点印象，就信口开河，这完全是一种非科学的武断的批评态度。在政治生活中，支撑郭沫若的有时是某些非理性的情绪和直觉，他的缺少理性的草率之作，客观的说，对后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重重的围击中，鲁迅的心境确实是不好的。他一方面抓紫学习对他来说还是新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击来自文坛上的冷枪暗箭。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理论上的纠纷日益明显，鲁迅陷入了更深的包围之中。在尖锐的对立中，对方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有人对鲁迅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打起主意，批判者说鲁迅态度苛刻、心胸狭窄，缺少大将风度，甚至拿他的籍贯、家族当作奚落的资料。鲁迅被这种卑劣的手段所激愤，一连在《文坛的掌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里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对方。他的文章也夹杂着逼人的讽刺意味，对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的思想、文艺观进行了反批评。鲁迅认为成仿吾等人的文风是个问题，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理论也难以立得住脚。例如，成仿吾在大谈革命文学时，把革命文学的宣传作用无边的夸大了，这种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在鲁迅看来，尚不配具有文学的资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的结末的警句：“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偷儿：我们反抗去！”鲁迅的文章是带有辩证因素的，他在声势浩大的新文艺思潮的袭击中，没有被新奇的事物所吓倒，反而以自己的机警、聪慧，道破了对手的矛盾。的确，在回击对手时，鲁迅也时常无情地嘲弄过这些盛气凌人的青年人，他那冷酷地解剖别人和解剖自己的个性，在这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不留面子的笔锋是招惹是非的固由，但他始终认为，在现实面前，在真理面前，没有丝毫让步的可能，哪怕暂时受到更多的委屈。这一年，钱杏邮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 时代》的长篇评论，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这是这一年双方争论之中，左翼青年最有分量的一篇论文。《死去了的阿Q 时代》从鲁迅小说的时代背景、创作动因、个人气质以及当代意识几个方面，对鲁迅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鲁迅的小说除了《狂人日记》表现了一点对礼教的怀疑，除了《幸福的家庭》表现了一点青年的活性，除了《孤独者》、《风波》表现了一点时间背景而外，大多数的创作没有一点现代意味。鲁迅属于遥远的过去，属于无光无爱无幸福的世界，而不属于激荡变化的现在。鲁迅所展示给人的，是绝望与痛苦、哀伤与苦闷，是麻木的、灰色的人生，而不是光明与希望。因此，尽管鲁迅创造了许多动人的艺术形象，但由于人物的悲观主义思想，使他的作品没给人们留下一丝的快乐。鲁迅的这种看不见人生出路的思想情绪，一定程度制约了他的发展。在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地前进的情况下，鲁迅只能被新的时代所抛弃。这位青年学者甚至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 时代，已永远的过去了：阿Q 正传虽有这么多的好处，在表现与意义两方面虽值得我们称赞，然而究竟不能说是代表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坛的时代的力作；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所以根据文艺思潮的变迁的形式去看，阿Q 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 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 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 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 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 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说到这里，我们是很明白的可以看到现在的农民不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了！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放在眼前，我们能不能说阿Q 的时代是万古常新呢？我们愿意很坚决的说，阿Q 正传着实有它的好处，有它本身的地位，然而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阿Q 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 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我们如果没有忘却时代，我们早就应该把阿Q 埋葬起来！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我们是永不需要阿Q 时代了！⋯⋯钱杏邨在文章中还认为，鲁迅没有一丝政治思想，他与政治不发生关系，闭着双眼是不会感受到革命形势的。作者把鲁迅反驳成仿吾等人的文章，看成是鲁迅否认革命文学的必然表现：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实在是富于保守性的，不然，为什么一年以上的刊物就不能转变方向，而必须维持以前的态度呢？这可以说，鲁迅是主张文艺守节论的。无聊的思想，刻毒的谩骂，此外，我们在鲁迅的著作里，究竟还能找到些什么？似乎还有一点，那就是鲁迅作文时固然忘却政治，看其他作家的文章时，却并没有忘却，甚至努力的有意的硬把他们推到政治上去，想借着他自己所谓指挥刀，来泄泄他的愤。在作者看来，鲁迅不仅没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充满了敌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因而，他最后说道：现在的时代，已不是这样的武士的时代了。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果能接受批评，翻然悔悟，这个时候我们依然相信还不迟。错误的改正不是一种羞辱，任性没落，却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请再看鲁迅以后。我们是诚恳的最后希望他抛弃了他的死去了的阿Q 时代，来参加革命文艺的战线，我们对她依旧表示热烈的欢迎。《死去了的阿Q 时代》是围剿鲁迅的文章中最有理论性的论文，对鲁迅的思想的复杂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这比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观点更系统。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人们就会发现，钱杏邮在写此文时，完全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演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而没有切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之中。他仅仅从政治上热情地讴歌了农民革命的行动，而没有仔细分析农民心理的内在结构，仅仅从苏联的理论中套用几句公式，而忽略或抹杀中国的现实形态的实质内容。钱氏在文中输入的只是苏联革命的概念，而不是对社会结构以及人的心理结构的关注。如果说，在当时这种观点能够起到使人们超越自我的鼓动作用，还不失一篇富有激情的文化上的宣言的话，那么，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心理的状态来看，这种理论一开始就失去了其科学性的价值。因为它是青年文人彼异国的新的理论吸引后的一种情感冲动的产物，它既缺乏现实性的根据，又不具有深沉的情感体验后的理性总结。在这里我一们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所面临的，是一群操持新鲜的理论而又不诸熟中国国情的偏激青年，他们在理论上对鲁迅的狂轰滥炸，除了在客观上促使鲁迅去探索新的理论模式外，几乎没有给中国文坛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在被围剿的日子里，鲁迅抽暇购买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他想认真读读这些有影响的著作，以便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获得普遍注意的原因所在。鲁迅还挤出了时间阅读来自苏联的理论著作，对过去争论中尚存在模糊的地方，有了新的认识。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薄力汗诺大的《艺术伦》，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对这些新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接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确信，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青年们，并没认清中国现实的实质问题，他们只不过把这些舶来品生硬地套过来而已。这场持续多日的争辩使鲁迅进一步相信，任何外来的东西，倘不针对中国的现实特点，就不会给中国的改变带来丝毫益处。他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具体地分析了左倾主义文学观失之偏颇的根源，这些观点成为鲁迅实践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思路一贯是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来阐释问题的，实践性与现实性在他思想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他相信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远远超过相信来自先验理性的各种信条，他的思维方法在许多地方呈现出辩证的因素来，因而在他的观念中，所有的远离现实的超时代的认识论，都不具有现实的价值。但是鲁迅并不因此而摈弃这些带有生气的外来思想体系，他总是认真思考这些理论与现实相联系的交汇点，并不断从中获得新的思路。鲁迅思想的变化，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0 年5 月7 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文中说：鲁迅先生在共产党诅骂到怕之后，一拉拢就屈服了，光华书局所出版之萌芽，名为鲁迅主编，实则是共党操纵而且更同流合污的署名子巴尔底山（Por，itan）之共产党代的刊物，其自甘为傀儡有如此者，现据熟于文艺界消息表的朋友说，张资平也不堪其骂，近已输诚投降了。据说，他俩为了要维持文坛上和社会上的地位，不能不要和他门要好，共同一致，于是共产文艺政策宣告成功，而文艺前途不知黯滤无光于何时了，啊！为什么不淫不移不屈之士，这么难见于今世？我在鲁迅先生没有醒觉时，深深为之惋惜，不能不痛心地写了一篇鲁迅被共产党屈服。“男儿”认为鲁迅的转向是他的人格的悲剧，他的这种观点，在文坛中有一定的代表性。鲁迅思想的变化使许多中间人物和右派文人感到惊异，如果说鲁迅早期的偏激思想他们还能接受的话，那么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使许多人认为这是投降的表现。他们觉得鲁迅误入了歧途，其思想与审美意识都出现了偏差，新月社的一些人，都不同程度对鲁迅持这种观点。还是在1929 年，梁实秋针对鲁迅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品以及这些理论所表述的观点提出异议，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批评了鲁迅等人的观点和表现，一场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问题的争论随之而出现了。梁实秋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是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拥护者。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是一种温和的古典的人道主义，它提倡人性的均衡，提倡个人克制及道德准则，对偏激的非理性情绪甚为不满，主张回到古典文艺的怀抱中去，梁实秋的审美思想属于这一思想体系，因而他主张纯粹的人性的东西，而全力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梁实秋的批评尺度完全来自于西方，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具有浓郁的书斋性，这些纯粹的理性的东西仅仅是一些温和的理想主义的幻象，它一旦与血的现实相结合，就显得格外苍白了。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中，回答并批驳了梁实秋的人性论的观点。鲁迅不但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认为在中国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时代，高唱人道主义的调予，其实质是充当了反动当局的走狗。鲁迅不相信纯粹的人道主义神话会给中国带未希望，对于在长夜里久经磨难的鲁迅来说，一切空泛的、超时间的精神价值都不过是海市蜃接的幻影而已。从个性主义的反抗意识，到以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鲁迅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些接近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其一贯的战斗精神，开始蒙上共产主义的色彩。鲁迅在各种文化势力的围剿中，最后选择了与左派队伍联合起来的道路。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不管人们怎样猜疑他的动机，有一点人们是不能不承认的，孤独的鲁迅需要一种团体的力量，一支庞大的反抗旧势力的队伍。他不再计较以往的得失，与许多热血青年们组成了联盟。1930 年，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诸人团结起来。1930 年3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鲁迅被推选为主要的领导人。从这时起，他组织并领导了左联的反抗政府当局的文化运动。这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期，谣言、通缉令、暗杀充塞着上海滩。二十世纪的中国，从来没有像三十年代那样空前的政治黑暗与思想上的活跃。革命的与反革命的，维持现状的与反抗现实的，各种对立的局面在交织着、对峙着，到处布满了仇恨与反抗的气氛。一切有良知的热血知识分子，几乎都自觉地加入了与国民党政府当局斗争的行列。鲁迅在当时，自觉不自觉地成了青年作家和知识层的领袖。只要我们翻开《鲁迅全集》，就会看到，在上海的十年中，他一直是在围剿与反围剿中生活的。在严峻的形势中，他始终毫不妥协地与当局者战，与右倾分子战，与极“左”的青年人战。他的神经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以至来不及从容地进行纯艺术创作，他太神经质了，在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中，他的确显示了非凡的气魄和胆识，但有时也因过分敏感与多疑，不免与周围的许多人发主误解和冲突。他在许多方面对人是毫不留情面的，意识深层中带有浓烈的怀疑性特征，他对社会、对人生越认识得深刻，其个性就越表现出不妥协的、有时甚至令人无法接受的特点来。但是，如果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者和气量狭小的怀疑主义者，那显然是错了，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与许多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与反动当局周旋的同时，他还把大量心血倾注在扶植青年作者的劳动上。他与翟秋白、冯雪峰、曹靖华、萧军、萧红等人的友谊，至今仍在文坛上被广为传诵着，他与老友许寿裳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去世。鲁迅为朋友和同志所付出的，远远地超过了别人的给予。当然，反对鲁迅的人不会看到这位文学家思想的另一面，他被文坛许多人看成个人主义欲念较强的、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于是有人造谣说鲁迅的转向是因为拿了苏联政府的卢布，有人说鲁迅与日本特务勾勾搭搭，是汉奸文人⋯⋯一直到死，鲁迅一直遭到各种谣言的攻击，他在致李秉中的信中感叹道：“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于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鲁迅的这种心境，正是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的产物。可见当时文坛的情况是何等的复杂。有一种观点在反对鲁迅的人那里是带有普遍性的，即他们把鲁迅看成仅仅会骂人的作家，鲁迅除了会用笔痛击对方外，没有什么永存的价值。如1933年9 月上海《新时代》上发表的《鲁迅的狂吠》，就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篇：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你看他战了许多将——成仿吾梁实秋⋯⋯等等，虽则他每战不一定是胜仗，然而他至少是有“战术”的。在他每次笔战的时候，他一定埋伏了许多小将，——他手下的喽罗——等到对方有了答复，他手下的小卒便狂叫起来帮骂起来。他们的谩骂是不顾理论的，他们似乎在多次的谩骂里已感到一种满足，如他们的“老将”一样。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当鲁迅先生有兴趣谩骂人家的时候，他最喜欢派人家算是××主义——虽则人家绝对不是××主义——而加以重大的攻击，甚至把艺术家的“宣传品”当做“艺术品”，派人做××主义之后，再加以攻击，于是鲁迅先生自以为是胜利了。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露出黄牙的笑的影子。但是，鲁迅先生的谩骂是有什么意识呢？读者们仅能感到一些滑稽罢！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鲁迅先生被围攻和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他的见解的深刻超出了常人的视野，这必然引起许多人的异议。其二，由于鲁迅论辩的方式方法超越了中国人传统的温情主义和瞒与骗的虚伪主义，这也必然使卫道者和中庸之众感到难堪。鲁迅的奇特的精神气质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环境里，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他同情被压迫的人们，仇视所有的以各种方式有意或无意与旧的势力进行合作的人们。他的不近人情的毫不留面子的战术，不仅使政府当局感到头痛，而且也使左翼作家队伍里的一些同志深为不解。加上同营垒内部的宗派情绪和教条主义的滋长，他们与鲁迅的冲突就越来越显得尖锐了。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鲁迅与共产党内的文艺领导者之间思维方式与认识形式的一次重大的冲突，这也是带有强烈个性意识的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决裂的开始。在这场冲突里，鲁迅的政治意识和个人情感表现得十分强烈，以至使左联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1936 年初，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根据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自动地解散了左联，并且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等人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文艺界人士，一齐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他们认为，左联的旗帜太明显，应当打出新的旗帜，使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日斗争。由于解散左联一事没有和鲁迅很好地商量，加之左联内部宗派情绪和认识的不统一，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开始激化了。周扬在1936 年6 月上海出版的《光明》杂志上，发表了《现阶段的文学》，系统地阐述了“国防文学”的内在含义。他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应当承认，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难关头，周扬等人提出的这一文学口号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它至少把共产党内左派作家的队伍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推进了，它使全国各界人士都纷纷走到这个旗帜之下。不久，“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也相继问世，“中国文艺家协会”也随之诞生，许多作家都自觉地成为“国防文学”的支持者。文学艺术界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左联的仓促解散，以及对于“国防文学”口号中某些含糊的解释，鲁迅是有意见的。他没有立即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持保留的态度。但不久就有人批判鲁迅破坏统一战线和文艺家协会，对鲁迅进行攻击。批判鲁迅的人主要是针对鲁迅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们认为提出这个口号，无异是分裂中国的文坛。实际上，鲁迅所以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个名词在思想意义上的不明确性，即在争取团结大多数作家的同时，不要忽略了自己的思想的独立性。鲁迅的这个口号，最早由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公布出去，不久，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针对左翼作家提出来的，它体现了鲜明的党派特征。围绕着两个口号，文艺界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各大报刊纷纷载文介绍争论的内容，各种小道消息迭起。鲁迅当时正在病中，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文，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文中流露出对当时文坛上许多青年人的不满。1936 年的中国文坛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不同思想和个性的文人汇聚在一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作家队伍中的宗派情绪，使彼此成见加深，一些简单应办的事情有时要经过许多纠纷才能办到。作家队伍中一些人排斥异己的现象十分严重。例如，当周扬等人告诉鲁迅，说胡风是内奸时，鲁迅就十分反感，认为证据薄弱，不足为凭。鲁迅怀疑这些人的目的，在文章中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他觉得，在左翼作家队伍中，许多人没有改变旧时代的精神痼疾，其劣根性依然蒙在骨子里，这种人似乎更危险。显然，鲁迅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以致在争论中彼此都留下了不小的创伤。它的余波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成为文坛政治风云中久久不散的阴影。两个口号之争，不仅仅是文坛内部思想上的冲突，而且也是宗派主义情绪在作家队伍中的一种反射。它是复杂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环境下特殊的产物，也是中国一些文人旧的积习的表现，鲁迅无论怎样超尘脱俗，也依然没有摆脱这种情感的困惑。不管双方如何固持己见，实际上，这里夹杂了许多私人成见，鲁迅在这场争论中也或多或少有一种武断的情绪，虽然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不无道理。和平时代的青年也许无法理解鲁迅当时的这种情绪，人们大概难以接受他的过于偏激的语言和火气十足的文章。但是，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当时斗争的严峻性和社会的复杂性，鲁迅的这种情感方式就不难理解了。在这种环境里，鲁迅只能也只会采取这样方式对待现实的存在。他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文学家，而不会成为出色的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具体实际的领导者。他与左联的文艺工作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表明，他是一个不肯被专断者所摆布的人，不愿意违心地迎合别人的理论。一旦认准了道路，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向的。人们对他的误解、诽谤乃至围剿，一方面是两种思想的必然冲突的反映，另一方面与他的鲜明个性的超常性不易被人理解有着重要关系。这正是中国人最缺少的、最难以达到的精神品格。在专制制度还长久地窒息着中国人的命运的时候，在个体的人还没有获得最基本的人的价值的时候，鲁迅的这种反抗意识就变得十分难能可贵了。也许人们认为他不免过于冷傲、偏激，但在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进程里，他的这种思想，这种个性，这种既深刻得片面又冷静得逼人的精神状态，正是中国现代人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在前工业社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度，当社会尚没有民主与法律保障人的生存权利的时候，鲁迅的情感方式的确代表了中国现代先觉者寻找自我，寻找民族新生的进步的精神品质。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反围剿、反压迫的精神个性，是具有诱人的精神价值的。四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会像鲁迅那样，在生前遭到如此之多的亵渎，而在死后，依然招惹到无休止的谩骂。对鲁迅毁誉参半的议论，多年来一直充塞在海峡两岸。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差不多在鲁迅研究中体现出最典型的特征来。随着鲁迅地位在中国文化界的确立，保守主义、温和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人、学者们意识到了鲁迅在中国社会的破坏性作用，他们感到传统的理性秩序在鲁迅那里已经被无情地践踏了。因而沦丧感和怨恨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这其间，右翼分子当然没有放弃对鲁迅的挖苦乃至诋毁，反对鲁迅的文化风潮不时在文坛上刮起。1936 年，鲁迅逝世后，声势浩大的纪念鲁迅的活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给鲁迅的崇高的荣誉，使这些右翼分子感到空前的恐惧。他们看到，鲁迅的被普遍认可，乃是社会的非理性情绪的蔓延的象征。鲁迅的地位的确立，无疑将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处于更为尴尬的地位。苏雪林，就是右翼学者中的反对鲁迅最为坚决而持久的一位。在1936 年的11 月，苏雪林通过致胡适的信，就曾大骂过鲁迅：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但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面的金装，使青年看看里面是怎样一苞粪土，免得他们再受欺骗。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但几个我素所投稿的刊物的编辑人，一听我要反对鲁迅，人人摇手失色，好像鲁迅的灵魂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吃了他们似的。一连接洽三四处都遭婉谢。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在其《与了民先生论鲁迅书》中，苏雪林重弹其老调：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抵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成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薪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苏雪林的信件一问世，就受到了文坛进步文人的强烈抨击。上海、南京、北京、天津、西安、洛阳等地报刊，纷纷登出反驳文章，苏雪林一时成为文坛上的新闻人物。这是苏雪林向鲁迅发难的开始，从此，她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用她自己的话说：“‘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六十年代，她从海外到台湾定居后，曾写成了《鲁迅传论》，此文曾在台湾《传纪文学丛书》中连载后，收入了《我论鲁迅》一书之中。《我论鲁迅》一书由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汇集了她三十余年以来反对鲁迅的文章，这在反对鲁迅的众多文章里，是最充满故意的。青年时代的苏雪林是崇拜鲁迅的。1919 年她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她的同学冯沅君、庐隐当时都是颇有名气的作家，这些青年作家们对鲁迅都有极深刻的印象，这些对苏雪林，都是很有影响的。北京女子师大的学潮发生之后，苏雪林对鲁迅的兴味开始寡然了。后来，她对鲁迅与陈源、徐志摩等人的磨擦、冲突表示出不满之情，认为鲁迅失去了理智，是个心底狭小的人。三十年代后，文坛上左翼力量的崛起，更引起了她的不安，她对鲁迅的恶意日益增多起米。苏雪林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一文中说：我是受过五四时代理性主义薰陶的人，凡事都要讲个理性。现在看见新文坛忽然大变，一派蛮不讲理、气焰逼人的行帮作风，当然深感痛苦，尤其对于鲁迅那种一口咬上了人至死不放的狾狗行为，更为不平。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对鲁迅攻击，但也曾屡次表现我的不满。鲁迅心胸何等仄狭，对我岂肯轻饶。有一回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先生为联欢起见，宴请曾在他书店出书的文人，鲁迅与林语堂先生齐出席，我亦敬陪未座。我对鲁迅固极冷淡，他对我也昂头天外，不屑理睬⋯⋯听说鲁迅在他所办的某定期刊物上又曾用什么“黄棘”笔名，对我放过几枝“暗箭”，后来我作文追悼旧同学庐隐女士之死，鲁迅也亲自曾骂过我⋯⋯苏雪林对鲁迅的仇视，现在看来完全是两种世界观与两种人格冲突的反映。苏雪林是一位颇具绅士气的女性，她从骨子里就讨厌非理性的冲动，即使身遭不幸，也不愿陷入绝望的困境中。比如她在北京上学的第二年，就曾与易君左、罗效伟两人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报刊上整日刊登“呜呼苏梅”事件，她只好逃避“精神上的压迫”，跑到了法国，到了晚年，她在台湾也不是都愉快的。她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中说：“因为有了点名气，使一般‘啖名’之士，都想打我的主意，所求不遂，则变欢为怒，化友为仇，反令我招致无穷麻烦。⋯⋯我只希望文艺界以后不随便恭维我，也不随便毁谤我，让我无荣无辱，翛然物外，尽此余年，那便是我所馨香祝祷以求的了。”可见，苏雪林是一位知难而退的人，但她偏偏和鲁迅过不去。尽管她主张理性主义，但批判起别人来，却大有非理性的一面。从苏雪林的人生态度里，人们多少可以看到她的某种贵族气和保守主义的精神特性。在武汉大学教书时，她对鲁迅小说的分析还算有些学者的态度。她的文学讲义上，对鲁迅的许多作品还是称道的。但是一谈到鲁迅的人格，她却表现出异常的暴怒的情绪。从1936 年起，她骂了鲁迅几十年，连篇累牍的文章中，并没有翻出什么新花样。充斥她作品中的，大多是嘲骂与挖苦。向来以平庸公正为荣的苏女士，在此陷入了“骂”的泥泽中。她在数落鲁迅是无情无义的恶魔的同时，自己也沦落到恶魔的精神自扰中。在许多文章里，苏雪林一直表示出对尼采、叔本华、妥思陀耶夫斯基的不满。她把共产主义理论与这些非理性的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加以否定。从这个角度上看，她又是一个古典化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安于现实而又不敢正视现实的高雅的封建贵族精神的膜拜者。在她看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政治结构已经确立，无需再加以变革了。文人墨客应与党国保持绝对的一致与统一。所谓左翼文学与反抗文学，完全是造成社会毁灭的祸根。苏雪林的精神哲学的核心就在这里。她认为现实就是合理的，国民党是正宗，不能打倒，中国无需经历新的风雨。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附和于当权者的旧习的重演。她与国民党政府的亲近，不能不说是她这一传统思想的必然结果。因此，对苏雪林来说，她所面对的左翼作家队伍以及鲁迅这位文化斗士，便不难说是完全陌生和不可思议的了。她永远无法理解鲁迅的精神个性与时代性的内在联系。她不懂得鲁迅作品和人格所表现出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特殊的地位。她对鲁迅的认识是来自一种主观的情绪，因而缺少清醒的客观的分析。她的批评堕入了谩骂的嚷叫之中，令人难以卒读。苏雪林的治学态度即使是在大陆极“左”的时代里，也是罕见的。苏雪林把新文化的许多现象，看成是文坛的病态，并把这些病态现象划分为“色情文化”、“刀笔文化”、“屠户文化”。在她看来，“色情文化”以郁达夫等人为代表，并说“这些满含花柳病菌的书籍，灌输到青年脑海里去，其害之大，真个胜于洪水猛兽。”所谓“刀笔文化”，以鲁迅为代表，她说鲁迅“不幸自女师大风潮之后，他幼年时代困厄环境所造成的迫害狂，与地理环境所养成的绍兴师爷气质融合一处，心理失其常态，掉转他那抨击旧社会的笔锋，专以攻讦之数私人为事了。他的杂感文字，自华盖到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内容百分之九十九，在痛骂他所怨恨的‘正人君子’。散布流言、捏造事实、放冷箭、用软刀、深文罗织，任意周纳，一时也说不了许多。”苏雪林认为，与“刀笔文化”相互利用的是“屠户文化”，所谓“屠户文化”乃是左派文人提倡兴起的左翼文化，这使中国文坛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这三种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病态现象。她觉得，不清算这些文化现象，国无宁日，党无宁日。其忧患之心，昭然纸上。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在《鲁迅传论》中得到了最为系统、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这在鲁迅研究史中，不能不说是最充满火药味的一页。她的批评方法是粗暴而非科学的，很难说有什么学术价值。苏女士的偏颇情绪，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文化界少数右翼分子病态的学术心理，因为在这些人眼中，鲁迅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现象。所以，在洋洋几十万字的《鲁迅传论》中，苏雪林变得极为焦躁和神经质，以至于形成一种骂术的文体。《鲁迅传论》主要有五部分。一、鲁迅的传记，二、鲁迅的性格与思想；三、鲁迅的品行与作为；四、左派对鲁迅的招降；五、鲁迅盘踞文坛十年所积之罪恶。苏雪林在《引言》中公开说，写《鲁迅传论》的目的是“藉以发鲁迅之‘潜德’，扬鲁迅之‘幽光’，与共匪‘隔海唱和’一番。”苏氏对鲁迅的身世和作品，并不完全熟悉，所写《鲁迅的传记》一章，个别地方也不太准确。但更重要的是，她对鲁迅许多地方的批判，往往望文生义，歪曲的地方多干事实。比如，她论述鲁迅的性格时说：“鲁迅的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偏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接着列举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谈到少年“我”听到二十四孝里郭巨埋儿的故事时的心理活动。苏雪林认为少年鲁迅对二十四孝中的故事的反感是一种怪想，在她看来，这些故事一般孩子不过听听而已，而鲁迅竟然对自己的先辈产生疑虑，这是大逆不道的。苏雪林以此来论证鲁迅的多疑善妒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她没有看到，正是鲁迅的这种以生命的直觉来参与生活，以及用它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判，才使他的批判意识本身获得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苏雪林不会懂得，鲁迅对生活的认识超越了常人的平庸的视觉，正是他的敏感和深沉的思想，才使他达到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把鲁迅的敏感与认识方式的奇特看成变态的表现，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虚无主义”是苏雪林冠在鲁迅头上的一顶帽子。她声称鲁迅是“一切希望都没有，围绕他周围的既没有一个好人，对中国民族更认为病入膏育，无从救药。”她认为《阿Q 正传》传遍世界乃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她在文章中写道：他不但对中华民族鄙视，并且还有点仇视。正如他一辈子所仇视的封建余孽的士大夫。这在鲁迅著作里很容易得到证明。不过我们即以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而论，正经人还是多得紧，难道个个都是未庄的赵太爷、钱举人，把无罪小民抓去枪毙的把总？又都是一听宣统要坐龙庭，便将盘在头顶上的辫子放下，用话威吓乡愚的赵七爷？想买块肥皂把一个她认为孝女的女丐遍身咯支咯支洗一遍的四铭先生？这种反驳是令人奇怪的，作者连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的内在联系都不懂，怎么能使人信服呢？而且，她对鲁迅批判旧时代的精神表示反感，甚至恼火不已，可见国粹意识与正统观念在她那里是根深蒂固的。在苏氏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生气盎然的，仿佛田园般的幽静典雅，中国传统文人与统治者大都是充满善良意志的好人。按苏氏的逻辑，历史的进化就是反动，于是不需要什么民国革命，更不需要思想革命；恪守传统与中庸行事，才是中国赖以稳定、和谐的基础。因此，当鲁迅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成“吃人”的历史的时候，她感到惶惶不安，鲁迅对旧文化的反思与对人的个体的存在的反省时所表现出的野性的力量，在她看来是异端邪悦的表演。她叹道：“一个人的思想阴暗虚无到这种地步，也可谓叹观止矣。”这里不仅表现出她对鲁迅思想逻辑与认知结构的一窍不通，而且也表现出她批评方式的平庸和情感上的变态。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像这样以骂取荣的批评方式，大概仅仅为苏氏所独有吧？在对鲁迅加入左联一事的评价中，苏氏是颇费心计的。她认为这是共产党对鲁迅的招降。苏氏一直认为，鲁迅具有强烈的领袖欲，加之他的思想偏激恰恰适合了社会上的不满现实的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由于苏氏对共产党充满敌意，她把鲁迅的转向看成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也是鲁迅个性特征所决定的必然归宿。这成为她鞭笞鲁迅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鲁迅传论》中很少分析鲁迅思想的内涵以及美学观点，而只从政治态度入手，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以一种先验的政治观念来罗织鲁迅的罪名。她把鲁迅对旧的社会思潮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文艺观的介绍，完全视为个人的私欲，并从各个角度上来加以讨伐。苏氏笔下的鲁迅，简直成了恶贯满盈、霸气十足的小丑。鲁迅在上海文坛的十年生活，被描绘成一种堕落的历史：共匪霸占整个文坛及整个思想界，仅是六七年间之事，所以能如此，果然不得不归功于鲁迅，他是靠着强劫硬抢、蛮打狠杀的手段来干的，我们喊鲁迅做“流氓”、做“土匪”丝毫没有冤屈他吧？到八十年代，苏雪林对鲁迅的谩骂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988 年第11 期的《香港月刊》上，发表了她的长文《大陆刮起反鲁风》，文章重弹过去的老调，把那些陈腐的骂语当成名言加以渲染，文中大多攻击鲁迅的个人生活琐事，有的道听途说，望文生义。文风与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严格的说，苏雪林的鲁迅观是缺少学术性和科学性的大杂烩。这里除了人身攻击和扣政治帽子，没有多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她既不能从社会思潮与文化渊源上来考察鲁迅现象的特异性，也不会从艺术上和心理学等角度上分析产生鲁迅的时代原因和个人原因。她甚至无法解释鲁迅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精神力量。缺乏学者固有的素养和严肃的治学作风，这是苏氏评价鲁迅时所表露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态度。除苏雪林外，对鲁迅抱有敌意的还有梅子、郑学稼等。1942 年，梅子编辑了一本论述鲁迅的论文集《关于鲁迅》，郑学稼在这一年出版了《鲁迅正传》。这两本小册子是最早的系统反对鲁迅的书·特别是郑学稼的《鲁迅正传》，完全是苏雪林式的挖苦，用曹聚仁先生的话说，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梅子所编的《关于鲁迅》，于1942 年10 月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入梁实秋的《鲁迅与我》，鲁觉悟的《关于鲁迅》，郑学稼的《鲁迅与民族主义文学》、《鲁迅与阿Q》、《评鲁迅的》，秋水的《鲁迅与王实味》，梅子的《鲁迅再评价》七篇文章。梁实秋、鲁觉悟的文章虽对鲁迅有微辞，但有的地方并不偏激。而郑学稼与梅子的文章，则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不切实际的推理。例如郑学稼的《鲁迅与阿Q》一文，把阿Q 看成鲁迅自我的化身，并否认鲁迅是革命家、思想家。梅子的《鲁迅的再评价》则对鲁迅的政治观、特别是晚年思想大加否定。郑学稼与梅子在对鲁迅的总体评价上，有着相以的观点，他们都竭力抹杀鲁迅思想的社会意义。梅子在文章中写道：鲁迅死了已五年，鲁迅的评价却发生了二个绝对相反的结果，有的人把鲁迅神化了，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至于“鲁迅大师”、“青年导师”⋯⋯等肉麻称谓，更不必说。盖起大洋楼开办什么“鲁迅艺术学院”，也已历有年所，这种政治性的揍死人，谁都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不懂得内幕的人觉得鲁迅交了死运，懂得这套把戏的感觉到太肉麻。如果站在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那就感到这只是侮辱了死者，歪曲了真理。梅子对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的高度赞扬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作者认为左派力量无端地拔高鲁迅是一种对死者的亵渎。梅子既反对毛泽东的观点，也对全盘否定鲁迅表示不满。作者试图站在公正的角度上描绘鲁迅，例如，对前期鲁迅的创作是首肯的，但同时认为加入左联前的鲁迅也不配做“旗手、主将、导师”之衔，前期的鲁迅不过是文人而已。这样，梅子就把鲁迅早期反封建、反帝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这种仅从艺术上来品评鲁迅的观点，至少忽略了鲁迅作品的内在形态所包含的深邃的历史内容和社会价值。在梅子看来，鲁迅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阵营，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最偏袒鲁迅的说法，应该是鲁迅对政治本来没有多大兴趣和认识，十四年来鲁迅的小官僚生活，可以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但鲁迅到了上海以后，竟担任了左联盟主，真实的原因，是为了稳定他那文坛上的地位⋯⋯”看来，作者对鲁迅的把握依然没有摆脱世俗的观点，把鲁迅加入左联看成是个人欲念所使然，这是无法透视事件的全貌的。梅子甚至为鲁迅“误入政治之网”而叹息，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如果文学是应该和政治结婚的，那么一位天才的文学家应该与正确的政治主张发生恋爱。如果一朵花插在粪土里，那么纵然是国色天香，也不会引人注意了。”在这里，作者表示了对鲁迅的惋惜。在梅子看来，鲁迅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倘他不和政治接触，则可能成为更有成就的作家。总之，《鲁迅的再评价》一文的核心，尽力否认鲁迅的后期思想，作者试图把鲁迅从“神化”中还原到原有的地位上去，但是梅子并没有真正理解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间的联系，没有理解现代中国文人的艺术劳动与政治意识之间的渊源，仅从一个方面来总结和概括鲁迅的一生似乎欠妥的，何况在论述过程中有过多的政治偏见呢。1942 年3 月，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了郑学稼的专著《鲁迅正传》.郑学稼原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教书，因为对共产党充满敌意，曾引起周围人的不满，所以一直郁悒不得志。全国解放后，郑学稼去台湾，曾在台湾大学教书。到七十年代末，他撰写、翻译出版了五十部书，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书中“销路最好的是《鲁迅正传》”。《鲁迅正传》1942 年在重庆出版后，1953年香港亚洲出版社再版过，1978 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郑氏的增订版本。四十年代初版的《鲁迅正传》多有对鲁迅讽刺挖苦之处，许多地方颠倒黑白，不能使人足信，新版本尽管删去了许多苛薄之言，但全书的反鲁精神，一直充塞其间。这在反鲁的言论中，是一部较有代表的专著。郑学稼认为，“鲁迅先生除了他的文学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如果说他是‘革命者’，他却躲在战阵的后面；如果说他是‘思想家’，他的脑子却没有思想的筋纹。”本着这个原则，他在专著中对鲁迅大加鞭挞。在谈到鲁迅的身世时，郑氏认为，鲁迅在北京十四年中，一直做着小官吏，在袁世凯政府和黎元洪、段祺瑞政府部门做佥事，“如果不是抱着‘同流合污’的决心，在那龌龊的世界中，神圣的革命者，是无法一日安居其位的。”接着，郑氏指出，鲁迅在北京十四年生活中“只是一个宦途不利的‘佥事’，只是一个具有成功条件的文学家。他既未曾为任何青年的‘导师’，他也不是曾‘革’了任何反动者的‘命’的革命者。他的官僚生活，更不像流浪的高尔基。就是他的著作，也不是对什么无产阶级表同情或表现煽动的作用。目前若干人们，对他的过大恭维，和他的生命史有重大的偏差，只掀露着一个弱点，用死人吓活者。或且换句话说：利用死者达到自己政治上的阴谋。”看来郑学稼与梅子在这一点上是持同一种观念的。他们无非是把鲁迅看成政治家手下的玩偶。郑氏 尤其感到，鲁迅的人格并不伟大，不过是被左派捧出名来而已。不过，郑氏对《呐喊》的许多篇章是推崇的，他在许多论述中不得不承认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他认为鲁迅笔下的许多人物，带有一定的典型性。鲁迅先生的天才郑氏是赏识的，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鲁镇，还是水乡的静谧的夜色，在郑氏看来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情境。尽管郑氏一方面沉浸在品尝艺术情境的氛围里，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认识却时常自相牴牾。他既承认鲁迅的作品再现了过去的黑暗生活，又否认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认为这不过是作者记忆中的掠影而已，决不是三十年代生活固有的现状。例如对阿Q 形象的评价，郑氏就是充满了这种矛盾的批评心理的。郑氏认为，“一大批鲁迅的崇拜者说，阿Q 并未‘断子绝孙’，他还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我对于这一武断，提出抗议。因为这是对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中国青年——不，全体国民的侮辱。谁敢说，正用血和肉记录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未有的伟大行动的我们，灵魂里尚有阿Q 主义的成分？”郑学稼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与苏雪林巧合了。他愿意看到鲁迅笔下对过去生活的描绘，而不愿看到这种艺术形象成为超时间的精神价值。他只希望鲁迅成为世纪末的批判者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审视者。郑氏与阿英早期的观点一样，认为鲁迅属于过去而不属于现在与未来。也就是说，当人们看到鲁迅勇猛地批判旧时代的生活时，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当人们试图把鲁迅批判的形式位移到现实生活时，这便成了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郑氏是一个缺少清醒的自我意识的人，抑或是一个对现实抱有好感的卫道者。他对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识的评估，完全陷入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偏见之中。如同普通的评论者一样，郑学稼也看到了鲁迅思想的矛盾性，但他对这种矛盾性的认识不是从思想的自身脉络出发，也不是从精神的深层领域出发来考察鲁迅政治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内在联系，而是以平庸的政治偏见，来论证鲁迅的矛盾性。他认为鲁迅有两重人格，“当他被创造社们拒于‘革命’大门之外时，他的态度，就是那两重人格的表现。周树人的幽灵，告诫鲁迅：你不要乱动，你要稳健；鲁迅却为他指出，由于革命‘祖国’的存在等等，我不能不左倾。周树人当然看到鲁迅所指的事实，但却告诫对方：你忘却被北廷通缉的危险吗？鲁迅又为他指出，这险值得冒，因为他的报酬是非常之大，而且他已备了三窟。周树人满足鲁迅的估计，鲁迅也接受周树人的劝告。于是，两位一体地，走上‘革命’的兽迅。”郑氏对鲁迅精神世界的矛盾性，完全加以省略化，将鲁迅思想众多的不确切性，简单地归结为私欲所致，这种论断完全是对鲁迅的嘲讽，同时证明，他根本就没有读懂鲁迅著作。如果说在文学研究中不同的审美尺度所产生的歧意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没有大量史实和没有细读鲁迅全集的情况下，凭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地品评对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文风的轻浮。除了上述观点外，郑氏还对鲁迅与国民党、日本政府的关系发表了“新论”：的确，鲁迅先生的晚年，“抗日”的意识更加激烈，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之要求租界当局逮捕他，恰恰相反，反暗中保护他。为什么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说是侵略，而说是“膺惩”中国的“军阀”，而鲁迅先生除“”苏联”不能放松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所指的“军阀”，却也是他脑子里的仇人。因此，尽管鲁迅先生为着“军阀的奴隶”——“中国民众”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在反对“中国军阀”的前提下，彼此却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因此，上海的“大日本帝国武官”，谅解鲁迅先生的“反日”，鲁迅先生在他们的保护下，也谅解于他们“膺惩”中国“军阀”。⋯⋯这种对鲁迅政治意识随心所欲的解释，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在这里，鲁迅完全成了一个投机的、具有极端私欲的人，而且这种结论是来自作者想当然的臆造，丝毫没有半点事实的根据。和苏雪林相比，郑学稼的主观随意性显得并不逊色。在《鲁迅正传》的后面，附录着《两个高尔基不愉快的会见》一文。文中对鲁迅竭尽挖苦之能事。这让人想起了林纤当年写《荆生》、《妖梦》时的笔法，除了近于疯狂的人身攻击，没有一丝的价值。总之，郑学稼的结论是：所谓鲁迅的真正价值，就是他以文学家身份，指摘中国旧社会的残渣。他是这工作的优秀者，他又是这工作在文艺上的唯一完成者。我有这种感觉：如果没有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混乱情况误了他，他会在写实文学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也许他会成为我们的福楼拜。至于今日人们用“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或“青年导师”等尊称他，这是一点也不相称。⋯⋯从郑学稼出版的《鲁迅正传》中我们可以看山，在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确存在着一股反鲁的文化势力，鲁迅成了中国社会不同政治力量与不同文化势力争论的对象。亲国民党政府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文学创作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但都抹杀或反对鲁迅思想上的成就，试四把鲁迅从思想界分离出去，而只给一个作家的牌位。反对鲁迅的人几乎都没有摆脱政治上的偏见，许多文章没有一点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不论从批评本体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郑学稼等人还没有真正进入“批评”之门。从苏雪林到郑学稼等人，我们可以大略感受到“反鲁”者的精神个性和政治态度。严格地说，他们的评论还不是“鲁迅研究”，而是“鲁迅观”，不是科学性的，而是随意性的。鲁迅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与不朽的人格价值完全被曲解了。“反鲁”者的态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的态度。在中国社会处于最黑暗的时候，鲁迅作为一种伟大的破坏力量，不可能不受到落后势力的抨击，也不可能不受到传统力量拥护者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现象”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鲁迅生前与死后受到的亵渎，都与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有着重要的联系。它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人们，鲁迅的世界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实体，在那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真正理解鲁迅、懂得鲁迅，是十分困难的。五也许，对鲁迅的贬损，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是难以避免的，争论与商讨，属于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人身辱骂，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问题。大多数与鲁迅结下怨仇的人，他们的文章，流布很广。尤其是在港台，这种误导性文字，曾长时期左右着知识界。而在大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神化鲁迅，并且以他为棍子，极其虚无地否定历史与现实，使鲁迅形象，在当代青年那里一落千丈。记得一位前辈说过，鲁迅是一个不易被中国人接受的人物。我觉得此语甚对。许多中国人在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对鲁迅的拒绝心理。这些人大致力：贵族、绅士、市民，以及无特操的民众。鲁迅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一种“精英”文本。国民要么对他推崇备至，要么一脚踩倒的不同态度，恰恰证明了他的独特性。对于习惯于在中庸王国和封建思想中生存的国民来说，鲁迅的精神，是罕有的异端。而民众心理，是向来可以扑灭异端的。阮籍、嵇康曾为一代叛逆之首，但魏晋以降，却少有人再将他们提起。明代的李贽，“其性偏急，其色矜高”，但晚年却未逃厄运。中国文化自身本未有滋生异端的土壤，倒是外来思想促进了个性主义的生长。魏晋文人的孤傲，得之于佛经真义；李蛰的“好高而居做不能下”，既得穆斯林之神，又受之于释氏之理。而鲁迅的“托尼文章、魂晋风骨”则集尼采主义与佛学于一身，凛凛然干世俗之上，可称得上中国历史上异端者流的第一人。既为异端，则生存空间就小得可怜。鲁迅的一生，备尝误解围攻之苦。北洋军阀不容他，国民党不容他，共产党左倾领导者不容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被文坛的是非所牵制。翻看先生的文章，常可见其心境之苦，在被无物之阵的包围之中，他孤然地挣扎着。尤其是晚年，那种“独战的悲哀”，更是长久地驱而不散。从异端者的孤立无援的苦状，来理解鲁迅的世界，大概对研究者会提供理解鲁迅的新的思路。既为异端，其言其状，当然会招致众多麻烦，独行者既有一往无前的大气魄，又有过于敏感的、甚至神经质性的东西在。不可讳言，鲁迅与众多敌人论战中，有时确实是带有偏激的因素在里面，例如对顾颉刚、胡适、梁实秋等人的讽刺，就有偏执的一面。深刻中的失当，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先生是个真性情的人。鲁迅早年曾有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把一个疯子误认为是个捣鬼者，后来真相大白，于是又撰文更正之。可见他是一个很坦然的人。对林语堂、施蛰存、梁实秋等人的微词，既是文化观念不同所致，又是人生观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先生在态度上迥于流俗的不可接受的辣味。看他与众多文化人的争辩，确实是常人难以接受的。然而，先生的深刻与真诚，亦表现在这里。倘以私情家语绳之于理，是不能见出先生的独特价值的。我以为，鲁迅的价值，正是表现在这里。我们民族的历史，太古老了。愈古老，历史积习造成的负担则欲重。我时常想，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够出现一位像鲁迅这样的人，实在是民族的幸事。他让我们时时反省，时时思索，他使中国人摆脱了旧有文化的束缚，并且孕育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模式。而这个模式，对后世的中国人来说，肯定会像孔孟、老庄一样，长久地影响着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而实际上，在一切具有民族优患感和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鲁迅的模式，已经在起着潜在的作用了。一面是无体止的谩骂，一面是长久地震撼心灵的征服，这便是鲁迅生命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今天，看看有争议性的文字，让人思考的东西，肯定是不少的吧？历史是一部人的不同精神价值交汇的记忆。一切闪烁过思绪的文字，都会对后人有某种启示。有的是一种智慧的提醒，有的则是一种教训的暗示。而教训的暗示，是一种灰色的、不会生叶的枯树。它曾生长过，但不结硕果，不催新枝，枯木自有枯木的意义，倘无此，人们也许永远不会懂得生机盎然的意味。对那些终生诋毁鲁迅的人，亦可做如是观。编完此书，夜已过半。微凉与奇静之中，心却无一点倦惫。我很高兴，这鲁迅生前的遗愿，总算了却了。虽然有遗漏，有些作者考证得不全，但大致说来，反映了“围剿”鲁迅的面貌。我很感谢在编辑此书时友人们的帮助，陈漱渝、王世家、黄乔生等先生，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本书的编辑过程中，还要深深感谢张梦阳、刘国盈、王景山、李允经等先生。本书的资料主要是从张梦阳编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和刘国盈、玉景山等人编的内部资料《“围剿”鲁迅资料选编》两书中筛选出来的。前者启示了我的思路，后者在体例上影响了我，并沿袭了刘国盈等先生的编书体例。我是在他们的成果基础上，进行再选编的，在此，对这些学术前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请注意这本书，它或许会成为你的学术研究中的朋友。1994.3.8 深夜于京
  13. 孙郁：张中行--在周氏兄弟之间
    文学 2010/11/20 | 阅读: 1683
    　　张中行生前常和我谈起鲁迅、周作人的旧事，都挺有趣，资料的价值不小。记得有一次他把周作人给他写的扇面的照片给我看，隐含了许多历史故事。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周作人死后，弟子亦散，废名逝于“文革”初，江绍原和俞平伯早已沉寂了。一些受苦雨斋影响的文人，也鲜及周氏的文章。其实，周作人的热，是和张中行这 样的老人出现有关。无数模仿周作人体的文字的作家出现后，人们才广泛认可存在一个苦雨斋的传统的。而张中行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　　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对他的引力只是在文字上。因为他授课的效果并不好，只是以文章名世。周作人与学生的交往没有胡适多，亲和力并不大的。但周氏的文章实在诱人，就见识和文字的魅力而言，除鲁迅外，别人是不及的。周作人在那时是个清醒的思想者，古典文学的修养高，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日本文化的思考也深。这在北大是极其特别的。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又带有儒家的中和之调。他对西方的人文学说有相当深的理解，在审美的范畴里，又深解东方艺术的要义。他的书那时在知识界风靡得很，博识与冷静让人动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声名很大，虽没有领袖之风，可在一些具体话题表述里，见解常常在胡适、陈独秀之上。胡适、陈独秀的意识，有巨人的风采，别人是不及的。可是周作人的选择是个人的，就让一些青年觉得有可行的一面，是普通人的状态。从北大毕业的人，讲起自己的老师，文科的青年要佩服的往往是周氏。张中行后来越来越感到这位老师的重要。他身上能汲取的东西，是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不及的。所以内心深处，就自然亲近于周氏，也自称是他的学生。　　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过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的身边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废名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的后来也成了自己的忘年交。周作人身边的人都不太张狂，个性却是耀眼的。他们不随流俗，思想放达，有六朝的意味。在张中行看来都是可念可感的存在。闲暇之时，偶尔还到八道湾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他对周作人的认识，也随之越来越深，甚至受到了很强烈的暗示，有时也影响了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关顾其舍，周作人是一定感慨的吧。我想周氏绝不会料到，承传自己的文学风格的竟是这个弟子，不过他的诚实、勤勉、远离世风的态度，周作人想必是赞佩的。所以，赠送给扇面与他，也是自然的了。　　在苦雨斋弟子里，深入揣摸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沈启无是。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坐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相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张中行不止一次地说过，周作人的学识杂，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神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阿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他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一些人的前面。　　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毋庸置疑。《负暄琐话》的风格明显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关于苦雨斋的主人，他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浅薄的造反者，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人。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他在《苦雨斋一二》写到了两人的交往：　　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多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虽然老师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的另一种可能。至少他在文章的写法与精神的表达上，没有趋于泛道德化的思路，在张中行看来是极为稀少的清醒剂。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要时间。　　从他所引的周氏的观点来看，周作人所保持的许多理念，都是张中行自己后来坚持恪守的。不陷于柔情，非豪情状，默默地对视世间的遗产。精神的冷，和内心的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群落都卷入到社会的冲动里，情感的因素战胜了理性的力量。身处乱世，奇冤四起，血气冲天，怎么才能保持精神的安宁呢？安宁，就要不动于火热的人间疏离。这是大难之事，浅的被说是落伍，深的要被视为无爱者。周作人、张中行都被同代人指为是自私的人。可在他们看来，彼时的中国已经发了疯，包括知识群落，差不多都远离思想的园地了。　　经历几十年的动乱，周作人式的思考问题逻辑及表达逻辑，几乎消失殆尽。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已没有希腊式的风致了。怀疑与包容，从人们的视野里隐去，几乎没有温馨和平淡如水的存在。如果不是张中行在上世纪80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一种路向扩大化了。二　　张中行生前谈五四的人物，独没有将鲁迅放到研究的视野里。他讲了许多大人物，却放过了鲁夫子。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太好谈。讲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容易，而说起鲁迅则是大难的。为什么呢？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当他到北大时，鲁迅已离开北京，能见到的只是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的人物。所以鲁夫子的音容笑貌只是从别人的谈吐那里得到，再就是阅读作品感受其间的神韵了。张中行极为欣赏鲁迅的小说，尤对阿Q的形象感兴趣，以为那是了不得的创造。他教书时，讲到白话文，也推崇鲁迅的文章，用其作为例子启发学生。关于鲁迅，他从周作人那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没有坏的评价。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到苦雨斋去见周作人，谈到世风，周氏就有“鲁迅如活着，不会像郭沫若那样”的话。在精神的深处，是推崇这位思想者的。　　虽然没有系统地谈论鲁迅的文章，但在私下的言论里是很佩服鲁迅的文字的。在他看来，鲁迅的智慧太高，常人无法及之。他在《作文杂谈》里写到对鲁夫子的感受，是强烈的：　　那还是《呐喊》刚出版之后，买来，先读《自序》……觉得意深刻而语沉重，也是爱不忍释，于是反复念了几遍，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话，那就是鲁迅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跟他不上。就知识结构而言，鲁迅有哲人的一面，康德、尼采式的东西都有一些。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颇为了解一些的。这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张中行其实也感到了彼此间的差异。鲁迅的那些东西，远远地看可以，学起来是大难的。鲁迅在日本读书时，就注意到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还系统地了解了科学思想史。像克尔凯郭尔、斯蒂纳、叔本华的著述，都是浏览过的。中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他一生里，一是关注科学，一是思考人文主义，还有报国的热情。思维就别于他人，想的是人本的问题。这还不够，那时对国民性的思考也夹带其间，精神就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满足于知识的获得和事功的体现。鲁迅没有这些。他将知识看成改良人生的存在，而且不断地向自己的有限性和国民的弱点挑战。这种复杂的心理和盘诘过程，一方面使他呈现出精神的创造性的一面，一方面具有浓烈的批判意识。在他的世界里，纯真与复杂相间，深切与平和交汇，精神结构是极其神异的。　　鲁迅表现爱的时候，是在最悲愤的文字里。而幽默的语调里，也含有闪闪的泪水。熟读《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人，都可嗅出他深广的情思。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过去是很少有人拥有的。周作人在表现悲欣的情感时，是常人的智慧，你一点不觉得奇怪。可是鲁迅的精神是腾越的，从泥土里生出，在高远的天地里翻转。那就表现出意识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在描述人物形象时，是俯视的，看穿了灵魂里的一切。像阿Q那样的形象，其表现的态度里是爱恨交加，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正是。鲁迅的表达方式有时不能用是与不是来解释。他的智慧是超出线性因果的联系的。你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多么反逻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类似的句子，我们用常理能够理解么？理解鲁迅，必须意识到表达的反世俗与切近世俗。这是个悖论，但他穿越了这个悖论。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读书人觉得无法与其并驾齐驱的原因，是思想的构成不在一个层次里。　　鲁迅的思想有表层的，也有隐层的。他文字里有许多暗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比如他读文字学的书很多，却很少谈及，那些都隐含到文字的背后了。他关注考古学，却不在作品里运用这些，但在随笔里，偶一论及旧文明，则是现代的眼光，科学理性的光暗自闪烁着。他藏的西方版画和各类美术品多矣，却从没有写过一篇研究的文章，但他作品里明暗相间的审美精神，都是吸取其精华的表现。他平时很关心自然科学知识，你看他藏书中有关天文、地理、医学、心理学的著作，都隐含着思想的波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形成了他精神的底色。总的说来，鲁迅有专的一面，比如文学的修养，更主要的是杂家的一面，对各类学说都知晓一点。他常说读书要随便翻翻，对自己的眼光大有好处，不是夸大的说法。先生在读书与写作里形成的气象，我们的确还总结得不够。　　还有一个问题，人们一直不能解决。鲁迅首先是消解自己的，对生命有种苛刻的一面，认为自身存有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一面自戕着，一面求索着，渴望着新人的出现，向着虚无和黑暗宣战。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于是自恋和恋人纠缠着一生，久久地趴在地上。鲁迅是飞腾的，抖落了一切尘土，自由地飞动在精神的天空上。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不为俗物所累，坦然地思考和坦然地书写，就不会有离他很远的感觉了吧。　　许多年来，张中行对鲁迅的传统敬而远之，自知自己不是那传统的一员。他喜欢周作人，乃是心灵相近的缘故。记得他对我说，周作人偏于疑，鲁迅偏于信。似乎是对前者更爱一些。但其实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主义者。他有点像罗素所说的孤独地思考，且有人间的情怀的那类斗士，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和那类超人式的智者比，终还是有距离的。远离尼采而亲近罗素的人，大概都有一点这类的特点的。　　在周氏兄弟之间，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难题，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后来的人对他们有所偏好，也是自然的。每一种倾向，都含有精神伸展的可能。张中行找到了这样的生长点。他放大了周作人的传统，且有所变化，于博采之中渐成新体。文学史家对此一定有不少新解，说不定也是有趣的话题呢。
  14. 孙歌：内在于冲绳的东亚战后史
    历史 2010/11/20 | 阅读: 2107
    一位社会活动家告诉我,冲绳的社会活动家们正在为持续对抗美军基地的运动不断注入能量,对抗美军基地在冲绳的扩展,特别是把美军基地从冲绳赶出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斗争。
  15. 周其仁：人民币当然要择善而从
    经济 2010/11/20 | 阅读: 1300
    人民币从来就没有以黄金为锚。早在人民币诞生前的13年，明清以来行之多年的银两加铜钱的传统货币，就被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所取代。法币者，法定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国政权，也接管了中国大陆的货币发行权。回到金本位是不可能的了：早在解放前夜，蒋委员长就把他治下的国家黄金储备悉数运往台湾。没有黄金储备，无论古典的金本位还是政府承诺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都是搞不起来的。 　　况且当时 “老大哥”实行的也是法定纸币制度。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货币制度不会例外。倒也不需要与卢布挂钩，因为各革命根据地早就积累了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新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各根据地发行的票子统一起来，完成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到为重建国民经济服务的转变。我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央行行长南汉宸的传记，他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总不能拿着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城，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个样子。新的人民币诞生了。因为还没有正式被选为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在审查人民币时，就不同意把自己的头像印在票面上。直到1976年，人民币的图案就是 “工农兵大团结”，含义应该是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提供交易媒介。 　　但毕竟还是法定纸币。所以，人民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选锚问题。发行货币当然是国家的权力，但是，有权发钞的国家，究竟根据什么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呢？从经济性质看，黄金白银除了充当货币之外，还有别的实际用处。纸币则纯粹就是交易媒介，发少了窒息交易、打击生产；发多了拉高物价、引起通胀。因此，究竟以什么来约束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力——为法定货币选锚——其影响就不限于 “上层建筑”，而是事关普天下苍生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利益。 　　从逻辑看，战争、革命、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更迭，通常与货币币值的极度不稳定互为因果。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天下是谁的都未定， “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国家机会主义思维就容易占上风，因为还不知道究竟会滔了谁的天哩。历史的记载是，在政权大厦将倾的危亡关头，执政者常常不惜开足货币机器，以高通胀争取延长权力的寿命。还有就是新政权诞生之际，脚跟尚未站稳、百废待举又缺乏税基的支持，超发票子往往成为权宜之计。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新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一般伴有严重的通胀。这似乎说明，在冲决一切罗网的革命与天性保守的货币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互不匹配的紧张。 　　人民币是例外。没有黄金储备做后盾、纯粹的纸币、新生革命政权的国家信用——但是人民币从开始之日起，就选择走稳健货币的路线。人民币以什么为锚？想来想去，它的第一个 “锚”就是历史教训。远的以后再论，前朝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货币教训，足以让新中国的货币掌门人铭记在心。看看吧，从法币到金圆券不过十几年时间，头戴 “国家元首”与 “抗战领袖”两大桂冠的蒋委员长，就把他的国民党政权带向了毁灭。军事方面的无能与失利是一小部分原因，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才是根本。其中，超级恶性的通胀——每月50％以上的物价指数——终于把全体国民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恶性通胀的一个派生物就是广大民众持续保持超高的通胀预期。有一年春节，我随毅夫一起去看季羡林老先生，那时他住在离朗润园不远的公寓里。讲起上世纪40年代末的民生，季老说那时领到薪水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 “跑快跑慢的米价不同！”我也问过生活在1948－1949年上海的老人怎样对付生活，回答是胆大的拿到钞票就换银元 （非法的），胆小的若买了生活必需品还有余钱，就囤商品——大米、纸张、毛巾、肥皂、烟酒，无论多少，反正绝不能持币就是了。民不聊生的经济溃不成军，因为人人囤东西，市场上什么也抢不到，大家越发轻钱重物，货币追商品，物价越追越高。 　　当时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党管得了通胀。但是陈云带薛慕桥到上海，只用两招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也是对付通胀和通胀预期最基本的功夫：一是严控货币投放，二是加大商品供应。反正看到街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囤积保值的心理倾向就会逆转。等到了囤物者熬不住也向市场抛卖商品，通胀连同通胀预期就被杀下马来。从此，“货币不能超经济发行”就成为管理人民币的第一准则。剩下的问题，是摸索究竟是发行多少票子才算合适的经验参数。 　　后来的历史也说明，只要抗得住“超经济发行”，人民币的币值就能够保持稳定。什么时候这个准则被破坏——譬如超越实际可能的 “大跃进” （无论土的，还是洋的）——货币币值就失稳，物价总水平就上涨，老百姓说的“票子毛了”就卷土重来。这也说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岁月消磨记忆，再沉重的历史教训也会随风而去。从来没有跑步买米经验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不是很容易发表 “有点通胀没什么了不起”之类的宏论吗？至于坚持稳健货币准则的货币掌门人，可遇而不可求。就是遇上了，不让人家管事，不也是白搭？美国是号称央行有独立性的地方，但保罗·沃克尔也不能保证他的继任者与他信奉同样的货币准则。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因此，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为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这是本专栏讲过的，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 　　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1944年布雷顿森林签订协议的地方，倒是有中国代表到场，但没有签字。不知道如果当时签字入约，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以固定汇率挂美元，以后还能不能锁住老蒋滥发票子打内战的 “雄心”？不过这与人民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民币还没有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十年，人民币就是要选外币为锚也轮不到美元，因为中美之间根本没有多少往来。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人民币挂美元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但此时还作为世界第一强币的美元，却开始走下坡路了。 　　下周我们继续讨论人民币选锚的经验。这里先写下作者的观点：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16. 大江健三郎：面向多样性--冲绳笔记
    文学 2010/11/19 | 阅读: 1959
    你是否简单化地理解冲绳形象了?不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在把握一个共同体时将其简单化，这是最糟糕的。--责难我的声音传来，让我停下脚步。忆起那些与冲绳息息相关的具体人物的各式面孔
  17. 旷新年：以卵击墙——评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文学 2010/11/19 | 阅读: 1813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不顾人们的阻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那里,他发表了令人意外的演说,坦陈前往以色列的理由:“如果人们告诉我 ——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他宣言:“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与卵共存:村上春树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辞》,李华芳译)村上春树的耶路撒冷演讲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敢和机智,体现了一种真正文学者的态度。村上春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了文学独特的本质和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卵击墙”正是文学存在的方式,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断摧毁各种形式的遮蔽和压迫,重新恢复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感觉,这是文学生命之所在。文学的本质在于勇敢地介入和强大的想象力。文学是通往真实和理解的桥梁,是对权力和现实不懈的挑战。通过文学,我们抵达不能抵达之地。 　　当村上春树冒险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正是张承志的新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面世的时候。这本书将面临两重障碍:不论是本书作者, 还是作者引领我们去阅读的对象——日本,都长期为我们敌视和拒绝。就像峻峭的悬崖,张承志提升了我们的视线,并且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里曾经这样描述八十年代的张承志:“他是那一个时期最最令人瞩目的诗人,关于他的诗篇有无数种阐释和理解,面对这一切,他的回答只有两个野蛮的字:‘我操!’”尽管与村上春树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其文学的精神在根本上却是相通的。“以卵击墙”也正是张承志写作的特点。这个时代剧烈的跌落极大地孤立和伤害了张承志。时代将他逼入死角,使他走上了越来越决绝、孤独、狭窄和极端的道路,同时也磨砺了他思想的锋芒。他对日本的阅读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其独特的思想姿态。 　　一百多年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历史痛苦地缠绕在一起。中日之间复杂的纠葛,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屈辱的下位,使得中国与日本的对话异常艰难:“鸦片殖民以来的屈辱羞耻、汉唐元明承续的大国传统加上专制——这三座大山使顶戴着它们的中国人,难作追问,时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究,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沉重的遗产,恐怖的体制,使他们的声音,痛苦而喑哑。”张承志感叹中日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困难:“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词不达意,似是而非。”在近代,日本和被日本蔑称为“支那”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水之隔的两个民族命运截然不同:在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成为举世闻名的“优等生”,而中国的近代史则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十九世纪,继中国之后,日本也受到西方的入侵,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然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后的日本,追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步伐,转而侵略其他亚洲国家,而且直接以中国的凌迟为代价,造成了其崛起和强盛。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引起了与俄国、美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亚的激烈冲突。日本的崛起和对于西方霸权的挑战最终导致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与日本有关系,西方被迫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假如没有日本,二十世纪的亚洲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很容易急切、简单地谴责日本对于亚洲的侵略,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日本本身就曾经作为亚洲国家而遭受侵略和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对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制和现代文明进行彻底反省,而是停留于肤浅的要求道歉,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日本战争罪责的真正反省只有在当现代文明的整个逻辑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才成为可能。由于“冷战”的原因,“二战”后,日本迅速被整编到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之中,美国与日本非法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中国和朝鲜等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则被排斥在与日本的战后谈判之外,日本军国主义因此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算。 　　开篇《东苏木以东》由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作者一开始就提出“日本叙述的难处”,并且引出了本书一个重要的话题——“亚细亚主义”。十九世纪,西方对于亚洲的侵略,使亚洲被压迫种族曾经产生了共命运的感觉和联合的要求: 东洋黄种人共同抵抗西洋白种人的入侵。一九○五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我们通常忽略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意义。这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日俄战争中,“亚洲”打败了“欧洲”,粉碎了白种人的神话,破除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日俄战争具有世界史意义,成为“亚洲的觉醒”的重要一环。但是,这种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亚洲主义”思想最终无法战胜近代强大的民族主义逻辑。在民族主义成为基本逻辑的现代世界上,“亚洲主义”找不到真实的生存土壤。“亚洲主义”的兑现最终不过是“大东亚共荣圈”和一部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殖民侵略的历史。对于李大钊和尼赫鲁来说,日本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冈仓天心《茶书》中有一句名言:“西洋人把日本人沉溺于和平艺术之时期视为野蛮国。当日本人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规模杀戮之时,却视之为文明国。”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上了“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的道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的口号成为日本现代史一个基本的命题。其实,福泽谕吉也曾一度倡导“东洋连带”。丸山真男指出,福泽谕吉对近代国家持二元论的看法:其一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另一是“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他把当时的世界形势形容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去,日本国也不得不作为禽兽的一员来行动。”日本在西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逻辑中,奠定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堀田善卫说:“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民族主义的强大逻辑粉碎了某些真诚而又尴尬的“亚洲主义”者的理想。 　　近代日本的崛起史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日本的一面镜子。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指出,被西方征服的上海的悲惨状况成为反面教材,鞭策了日本走向“近代”的决心。井上馨到上海之后,立刻抛弃了“攘夷的谬见”,转而主张“开国的方针”。通过中国的灾难,日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性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道路。 　　由于庆幸于“近代”的“觉醒”,日本对于西方的入侵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在横须贺有关黑船事件的叙述里,美国黑船不是扮演殖民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而是担任启蒙的任务。日本人对佩里将军怀着感恩的态度。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黑船事件的刺激,使得吉田松阴这样的日本人划着小艇爬上黑船,要求偷渡美国,去考察新文明。他在狱中的书简,成为启蒙时代的名著。这种“启蒙”故事令人想起上海新版教科书的所谓“文明史观”。通过吉田松阴的思想和事迹,张承志指出:“在他的文明发愤之中,泯灭了巨大的道德。它一面教导对欧美规矩的恭敬,一面宣言对贫弱邻国的野蛮。”“直至今天,日本思想上印着的、这个脱亚入欧弱肉强食的烙印,依旧还是那么清晰。”这种“启蒙思想”和对西方侵略的感恩态度,却又与日本自身所宣扬的抵抗欧美白人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说辞自相矛盾,它也因此揭露了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性。 《三笠公园》和《长崎笔记》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深处。在《三笠公园》中,作者通过北洋水师的故事,剖析了虚骄自大的中国的战败和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的战胜。张承志将被原子弹摧毁的长崎视为日本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他在《长崎笔记》中说,长崎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它不像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更像一个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堡垒,日本现代化的海军、医学、印刷、英语都在长崎肇始,长崎是理解日本的一把钥匙。“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被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美的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填街塞巷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西方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长崎在某种意义上是罪与罚的宿命和象征,它既因为西化而崛起,也因为西化而毁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但是,同时,它也付出了毁灭,尤其是道德毁灭的代价。“日本曾经战无不胜。但是与历史的公理相比,杀伐的胜利不值一谈。”作者认为,只有否定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低下头来体会被侵略者的心情,日本才能与中国获得沟通和理解:“若想贴近破碎中国的心,先要纠正那颗明治以来的、胜利的心。”作者不是依循强者的逻辑,而是提出另一种论理——人道。在作者的眼中,日本“大国崛起”的辉煌不值一谈。然而,另一方面,他饱含敬意、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日本民间著名的赤穗四十七士舍生取义的故事。被日本人民记忆、歌颂,四十七士并非成就了辉煌的功业, 而是他们复仇的行动体现了人性的尊严,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四十七士把原则和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作者欣赏他们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一种必死的决心以弱抗强,生命在强权的毁灭中迸发出了强烈的异端的美感。如果说统治者偏爱的是秩序,那么,底层则更欣赏正义的实现。“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无疑,正是因为处身于中国式的机灵的民族,张承志才大力标举和高度颂扬四十七士奋不顾身的义举。四十七士轻生死、重信义的故事培养了日本认真守信的民族精神。“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形成健全。”这也是日本强盛的文化基础。正如我们难以理解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一样,面对日本被扭曲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性格,作者在激烈批判和质疑日本现代史的主流的同时,对日本民间真善美的人物和思想碎片保持着必要的敬重。 　　张承志曾经将他的一本散文集题名《五色的异端》。张承志的写作总是与异端的权利、弱者的知识以及反抗的正义联系在一起。与洋务派往往片面惊羡于日本的强大相反,张承志在对日本的阅读中,提取出来放到最高的地位上加以肯定的是本多胜一的“被杀戮一侧的论理”。本多胜一在越战采访中提出了“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观点。张承志倡言:“无论强势霸道如何得势,无论媒体怎么散布谣言,人应该站在被杀戮与被剥夺的、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一侧,反抗横行的霸道,支持弱者的抵抗。”“他人”的概念和“站在被杀戮者一侧”,是现代文明以及个人主义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解毒剂。张承志在《他人的尊严》中说:“苏珊·桑塔格最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她接受了‘他人’的概念。”关怀“他人”,尊重“他者”,反对歧视和压迫,这才是张承志心中的“文明”。他提出,“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六十年代遍及全球的反越战运动,使与弱小者站在一边和抗议霸权成为一种时代普遍的共识。它唤起和培育了人们对于正义的感觉。“抗美援越运动,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启蒙导师。”反越战运动构成了二十世纪革命的一个重要高潮。张承志从独特的历史视野出发阐明了被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日本赤军的世界史意义。他们是对于现代日本强大的“脱亚入欧”逻辑的赎救,是对于被压迫、被践踏的亚洲的回归。“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五十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五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他既肯定赤军绝望的反抗的意义,同时也深刻检讨和反思其行动的悲剧性。“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在绝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赤军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不仅无法摆脱旧世界的残暴和血腥,而且走向了悲剧性的自我毁灭。他们的反抗找不到真实的力量和合理的道路。日本赤军为了“他人”,为了正义, 不仅抛弃了优裕的生活,而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的道路是狭窄和悲剧的,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高尚灵魂的追问:“不知我们中国人在富裕了以后,能不能为了世界上那些无助的人、那些被杀戮的人、饥饿的人、被侵略、掠夺和凌辱的人,也这样呼喊,也这样想和这样做。” 当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大国崛起”腾于众口,作者忧心忡忡地写道:“由于失败的历史,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它崇洋的媚态,它专制的出身,它内含的他者歧视,让我感觉紧张。”作者认为,二十世纪日本崛起和毁灭的历史足为殷鉴。“大国崛起”的喧嚣也是促使作者去“阅读”近代日本的动力。“正在崛起中为强国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是时候——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一方面作者痛感国人的麻木矫饰,“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宣传蛊惑。只有警惕一种好战的危机,才能避免再败的危机。只有被逼到了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另一方面,作者进一步反省,当中国真正强大了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践踏正义、毁灭道德。因此,我们一方面既要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而是一种美的生存:各民族友好共存,尊重他者与邻居的生存权利。 　　通过石原慎太郎的案例,张承志指出:“一个民族怎样选择文学,就会怎样选择前途。”在张承志那里,文学是沉重的。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注定了不是所谓“纯文学”:“纠缠于纯文学的话题,是一种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一副粗糙的样相。”张承志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学,尚处在受辱的时代。”张承志以文字洞穿了时代的幽暗。他的写作让我想起村上春树“以卵击墙”这个击中了灵魂的隐喻。鲁迅曾经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鲁迅很早接受和倡导“纯文学”的观点,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鲁迅自己却从来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我曾经将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和鲁迅放弃小说创作相提并论,并且一直为他放弃小说创作感到惋惜。其实,中止小说创作,张承志自己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自谦缺乏编故事的才能。但我仍然认为,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是与他对文学的不同理解有关。他有一个说法,中国仍然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他对散文的重视和对文类的特殊看法,说明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而对小说的疏离,也反映了他对于现代文学观的深刻不满。 　　 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完稿
  18. 张承志：长崎笔记
    文学 2010/11/19 | 阅读: 2854
    　我不掩饰对大江健三郎《广岛笔记》的不满。 　　因为，我没有读到自己在广岛感到的那种焦急的信息。 　　它不需文学或哲理的彩饰，它应该简单干净，甚至只有两句：一， 必须无条件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二，发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践踏冒犯人类的道德底线。 　　如在两句之上再作补充，就应该说： 　　在这个帝国主义发疯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美国是再次挑动核灾祸的最大嫌犯。原子弹，尽管它这一次可能是微型的或战术的，时刻都可能被美国军队投向人类。 　　大江健三郎尽管也执著于批判，但诸如颓废、屈辱、威严、自杀等概念的阐释，更像是暧昧的作态。它不能代表被核轰炸一瞬抹煞的、十万死灭生灵的悲愿。它以一副深刻面孔，回避了揭露的义务。它对1964年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忧心忡忡，而不去呼吁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国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后也没说出一句世界共识的大白话：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嫌犯，就是横蛮的美国。 　　大江健三郎近年来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显然不在乎对中国的冒犯。但是他的《广岛笔记》里，并无类似的自信，对美国新的核冒险来一句断喝。哪怕昨天就是美国以原子“男孩” 和“胖子”轰炸了日本，而今天美国更迫不及待，想试试“战术”或“微型”核武器。在《广岛笔记》里稀疏的美国批判，不过是： 　　 　　——我怀疑，面临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时候，决定那次作战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那一群，心里或许曾闪过 “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义” 之类的念头。……我怀疑，他们不就是在那般荒谬的人道主义确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么？ 　　 　　——我时时想，投下了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是靠了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力、靠他们不许自己停滞于悲惨的、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才能对原子弹的灾难轻描淡写。 　　 　　如日本评者所说，这些话相当难懂。什么叫“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他的批判语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样暧昧。弯绕的叙述，堆砌的哲理，掩藏着一丝是非的妥协。 　　他远不如那些毫无话语权势的穷国战士，掷出唯有的石块，阻击凶残的坦克，或者以肉躯筑成街垒，以生命抵抗——贫铀弹、战术核武器、核战争的罪恶进军。那些人炸裂的生命嘶喊，他们留给人世的音讯，在我听来，正是广岛呼吁的续篇。 　　我想，除了文人的作态，任何到过广岛或长崎的人，都会为两座城市的受难，懂得了一种道德的底线；都会忍不住张开喉咙，加入广岛和长崎的呼喊——全人类联合起来，销毁和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战争！ 　　这呼喊简单无比，但一刻不能停歇。它排斥任何借口，否决一切偷渡，否决诸如安全、反恐、战术、微型等概念和道德上的偷渡。要以经久不歇和雷鸣般的、全世界全人类一致的共同怒吼，实现禁止核武器的目标；首先压制住核流氓美国的犯罪欲。 　　广岛和长崎一直呼喊，六十年没有停歇。他们把诉求简化，绝对禁止、拒绝借口、不论条件原因、不分敌方是谁、强调使用核武器即是反人类的犯罪；强调地球上不能再出现广岛、长崎，人类绝不能再使用核武器。　　——这就是我在广岛感到，但是没有在《广岛笔记》中读到的原则。 　　 　　幸存者的喊声，日复一日，哀怨凄绝。他们呼唤更多人的加入。他们感动了全世界，也感动了求学日本的我。 　　不断再版的《广岛笔记》，与广岛的喊声多少有异。它在阴影笼罩的六十年后，没有做一根勇敢的手指，向世界指证美国的核威胁。 　　它也没有揭露为之造势的媒体犯罪。它没有说：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贫铀弹，乃是对六十年人类艰难建立的和平准则的践踏，乃是对广岛、长崎六十年泣血呼吁的蔑视。 　　对一介文人的评论并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加入呼喊。 　　已经是间不容发，一切都紧迫至极。因为罪恶的新十字军带着贫铀弹、核迫击炮弹和各色新式的杀人凶器，正朝着整个世界，踏着正步、列着队形、一阵阵敲响着罪恶进军的鼓点。它的矛头——高高仰起的导弹的尖矛，不仅直指着我的同胞骨肉，也对准了我的生身祖国。 　　在如此时刻，广岛、长崎的教育，给我注入了强劲的力量。在这思想贫乏的时代，我不能不对长崎、广岛心怀感激。六十年前，它们以惨败、受难、灭绝以及复活，炼铸了一个绝对的原则。那个原则，那个人类找到的、先决于任何分歧的巨大共识，使我激动。于是我不愿旁观，我要加入，我要投身那呼喊之中，锻炼自己的人道。 　　 　　尤其是长崎。 　　在旅行长崎之后，我有时暗想，比起在当今世界家喻户晓的Hiroshima（广岛），同是遭受了原子轰炸浩劫的城市，同是受难者和核罪行的苦主证人，Nagasaki（长崎）是否多少受到了淡漠？ 　　是这样吗？ 　　长崎深深地吸引着我。甚至我觉得，冷淡长崎选中广岛的做法背后，或许还藏着某些用意。或许恰恰在长崎，在另一片被美国原子弹变成焦土的日本土地上，唐船、锁国、郑成功、沙勿略、兰学、志士、基督、军舰、吞并琉球、军火交易……走马灯一般，竞相逐次登场，演出了一部日本民族的悲喜剧。 　　我捉摸着自己的一个直感：或许，没有哪个城市能比得上长崎。也许它的深港浅山，就是一把——理解日本的钥匙。 　　文化八面纠缠，但长崎的本质，是它与西欧的关系。这个港口，满缀着日本与西欧的轶事，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最后，就在这块生长着日本人“脱亚入欧”理想的土地上，西欧物质文明生产的原子弹瞄准了它，把它炸作了一个地狱。 　　——这就是《长崎笔记》构思的动机。 　　 　　一 　　 　　顺风顺水平户海 　　倭女倭刀国姓爷 　　——歌谣 　　 　　对中国人而言，长崎和北海道一样，远不可测，语焉不详。谁都不会想，长崎曾与中国密不可分。 　　但一旦来到了长崎，人们又会惊奇它与自己的距离。它与中国真是一衣带水；它与浙闽海域台澎金厦之间地理的临近，简直令人咋舌。 　　季风和洋流，都显得称心如意。从日本九州的长崎外海，一叶轻帆投入大洋，逐波随风，不久便可在宁波泉州登陆。 　　唐人船，在那时趁秋风东渡日本。“唐”是中国别名，不仅限于唐代。在西日本各港，一连若干个世纪，唐船帆樯如云。唐人习惯了季风和海路，他们常在长崎贸易之后，辞岁越年，直到次年春天扬帆归国。 　　那是帆船贸易的时代。顺风顺水，唐人船的周期往复，使得每年都有数千人居留九州各港。在长崎，一角繁华的中华街逐步建成。 　　航海、贸易、走私，当然也时而风高越货、月黑劫船。那时的大洋里，出没着一代代的浪里白条、弄潮男儿。种得东海万顷田，他们穿梭于长崎至福建的一条水域，国籍含混，人员复杂，时而显现为唐人海商，时而又扮作了日本倭寇。明朝禁海和日本缺货，其间的暴利，鼓励他们把生涯付予险浪。他们的锚地和货场，先在舟山双屿，后在长崎平户。大陆人的性格，溶化于滚滚波涛中的商机。不顾法度、追求利润的一支海上武装商队出现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初打下这一方碧水霸业的，却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王直。　　1541年，被明朝赶出了舟山群岛的王直，最终把平户选作了基地。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渐渐裹挟了，也混杂于失意的浪人破落的百姓——以后，出没东海的倭寇，国籍变得掺合混杂，行业也是亦商亦盗。他们与禁海的明朝官僚纠缠不已，最后竟然从山东到浙江，在千里海岸线上扑岸攻坚，烧杀抢掠。虽然戴着倭寇帽子，资料上却说他们多是浙闽流民，日本人仅占三成。而且能节制倭寇的，唯中国人王直！　　与王直的横行东海同时，一个在东方水面徘徊良久的影子，也露出了长崎附近的水平线。它就是正在与吞噬了美洲的西班牙疯狂竞争的葡萄牙王国。大海里的葡西竞争，内容唯有两点：夺城掠地和传播天主教。 　　这些白人殖民者大大利用了东海的无序，利用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但它们未曾料到，最终限制并驱逐它们于东海之外的，也是这些不晓大义的中国海盗。 　　早在1525年，厦门海商为了买卖，把葡萄牙人招请到舟山双屿岛的六横岛，葡萄牙人抓紧机会，在那里修筑了大约千间住居、两座教堂以及市政府、医院，甚至设置了市长。此时，在不算太远的马来半岛，苏丹领导的原住民正在马六甲与入侵的葡萄牙殖民者战斗。 　　走私海商王直的早期据点，也在六横岛。1543年，携枪的葡萄牙人乘王直的帆船，到达了日本的种子岛。此即日本史上有名的“铁炮传来”；日本领主惊异于如此利器，即刻不惜千金重价，购买了两支“铁炮”到手，回家闭门仿造。对这两支火枪的仿制，就是后来日本军队的制式枪械，包括传说的“三八大盖”的源头。 　　东洋人，包括日本幕府并不知晓——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远在罗马的陌生教皇，在滔滔的西洋某处，画了一条竖直的子午线，分赏两个宠臣。莽莽大国小岛，无论明朝日本，虾夷吕宋，悉数都已经——东半个赐给了西班牙，西半个赏给了葡萄牙。 　　葡萄牙，此刻已在眼前海上露面。 　　不用说，那时的日本人不可能知道，在恐怖的“子午线”的另一边，秘鲁的波多西（potosi）、墨西哥的瓜纳华托（guanajuato）等银矿已经开采。也可以说，人间地狱已然开启。他们不知道，比在长崎招摇的葡萄牙更陌生的西班牙，在美洲已经使人成千万地被屠杀和苦役致死。当然他们更不可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以天主的神圣名义进行的；天主的教堂，已经在浸血的大地上星罗棋布。 　　1549年，在这一背景下，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也搭乘王直的倭寇船，到了日本最西的长崎。他是最初的日本传教士，后日被梵蒂冈教廷封为圣徒。 　　 　　1557年，王直被明政府捕获处死。东洋的制海权，转到了郑氏家族的手中。郑芝龙接手了王直的平户基地，与日本人田川氏结婚。1624年7月，这位日本女性在平户生下了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追逐着百万海上利润、拥簇着千艘武装海船——这代代的弄潮儿，有时会遭时代翻弄，一度堕为海贼；但是当他们被大潮推上浪尖，也会让自己的人生，涂上政治的浓彩。 　　郑成功，至七岁随父移居福建之前，与他的日本母亲在平户度过了七年时光。 　　不同于王直等海上枭雄，郑成功有政治的视野。 　　郑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郑森。因拥立明朝亡命唐王于福建，被赐与“朱”姓，并改名成功，于是人称“国姓爷”。日本曾有著名的人形鷙鷚璃木偶剧《国姓爷合战》，因而可知此名的流行。 　　当他接替父亲、入世于东海中国的舞台时，在他眼前，大陆上正是明清鼎革，海上则有白人携铁炮传教殖民——郑成功的选择，只能是因势利导，逐流使浪。 　　他先援助亡明抵抗满清，后夺取台湾割据自重，演出了一场乱世英豪的威武剧。对他来说，所有运筹决战纵横抉择都无非是形势所迫，其实并无别择。但是，他的收复台湾这一作为，扭转了东亚的政治格局，甚至破坏了殖民主义的全球大计。 　　1661年，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基地，指挥舰队大举登陆台湾。他的目标是：攻略台湾、安置休息、再图进击、重归故国。 　　4月 30日，郑成功挥师两万五千，先打澎湖岛，5月包围赤嵌城，以大炮猛攻。在8个月攻防之后（1662年2月），无耻地盘踞了台湾、至今仍自吹给台湾带去文明的荷兰人连同它们的东印度公司，虽然也火枪铁炮负隅顽抗，且调兵遣将等待外援，但大势已去，他们最终还是在郑成功的大军重击之下，竖起了白旗。 　　这一历史事件，意味着什么呢？ 　　日本的右派总想说：郑成功并非大中华的正统国军，他占领台湾不过是割地自保，而且他还是个日中混血儿。欧美的绅士更是“百年嘴硬说殖民”，耐心絮叨颠覆中国的话语，描画白种人的神话。他们怀着乡愁，执拗顽犟，锲而不舍地说，白人带来了文明，即便台湾也是由荷兰人“发现”的，荷兰给台湾带来“荷兰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实就在荷兰人盘踞不久，以菲律宾吕宋岛为据点的西班牙人，也尝试染指台湾。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台湾北部的鸡笼（现基隆），在社寮岛筑建圣萨尔瓦多城堡 (San Salvador)，并扩张到蛤仔滩（现在的宜兰），在沪尾（今淡水）筑圣多明戈堡(Santo Domingo)。 　　郑成功的舰队，对它们实施了一场铁帚扫海。 　　任你嘴硬，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他们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都被一扫帚扫进了汪洋东海。尽管今天，他们乘着资本主义的话语优势，在中国奴才的帮腔下隔海呱噪；但是多言无用，他们的台湾梦，已经真的葬身鱼腹，已经永远地退出了历史。 　　如果没有郑成功的扫荡，东海的形势不堪设想。不能想象台湾是一座欧美帝国主义的移民岛，如一个东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胁朝鲜、日本、中国。 　　无论如何，在东海——即朝鲜半岛、日本、大陆东海岸、东海诸岛、台湾——这一东亚的心腹海域，欧美的殖民主义未能插脚进来。它们可能完成的全球链接，被郑成功一剑斩断，一把火烧了。 　　日本人应该为郑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统自豪。郑成功的壮举，是为东亚收复台湾、为东海收复台湾、为一个古老的传统收复台湾。这个传统，不愿被白种殖民主义所覆盖，不愿被洋人的价值所否决。 　　悻悻挑衅的日本右翼，得势无形的台独政客，都是短视的小人。郑成功完成的驱逐殖民者收复台湾岛的意义，需要在更宏观的视野之内，在更大的时代到临之后，才能总结。 　　据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驶近台湾岛时，船员惊呼：“IlhaFormosa”，大意为“美丽岛”。于是“福摩萨”（Formosa）一词便被殖民主义政客和西方知识分子不舍不弃，印上地图，挂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过多少个世纪。 　　 荷兰人在台湾呆了多久呢？ 　　其实，台湾的所谓荷兰的统治时代，从荷兰王国的商社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台湾南部的1624年算起，到他们于1662年在郑成功军前投降，其间仅有三十七年时间。 　　 　　这片海洋的一侧，是茫茫中国大陆。隔海与世界发生复杂纠葛的日本列岛，每每以长崎为门户。长崎与中国的关系，盘根错节纠缠，就像郑成功的背景、血统、行为一样。那些东海弄潮儿，驾着唐帆倭船，两边疏通有无，从中赚得利益。迅疾的海流，规律的季风，正合他们的心思；长崎的平户，浙江的明州，都是他们的锚地。 　　如郑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样，从长崎到台湾，甚至还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岛、南至菲律宾的一道海域，看作一个单元。这就是东海。海中散布的岛屿和半岛：朝鲜、九州、琉球、台湾，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顺、釜山、泉州、上海，天生处于微妙的政治地理环境之中。 　　分析长崎在它的历史脚步中走过的与上述东海的分离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虽然年轻的日本人或许对如此海域划分感到突兀；在他们被灌输的常识里，长崎不是对中国，而是对欧洲的门户。 　　确实，即便日本人不同意：在不动声色之间，长崎和东海的传统，发生过一次腐蚀和颠覆。此后长崎不再是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是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据点。 　　同样，尽管中国人不接受——但倭寇的打闹，不过是“海内”的纷攘；正是随着倭寇的退潮，真正的灭顶淹没，就步步临近了！　　郑成功远去台湾之后，长崎与中国的关系褪色了。 　　虽然，长崎还有一条四门俱全的中华街，但街上往来的却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着乌黑的“铁炮”；港口附近的（荷）兰学塾和洋病院，出入着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东南山手，欧式别墅在绿荫中隐现。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谈洽，都在洋馆的咖啡桌上进行。王直和郑成功都已一逝不返，长崎正走向它“入欧”的时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凄惨 　　主啊 　　海为何却依然碧绿 　　——远藤周作 　　 　　长崎在1571年作为自由港，正式对东西两洋开港。除了自中国而来的传统唐船之外，西洋来船主要发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间进行征服殖民地和传播天主教的疯狂竞争的时代，葡萄牙人以传教为名在东海的出没，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终于，德川幕府坚决踏上了镇压天主教的血污道路，并在1639年采择了锁国政策。这段历史，通常被看作日本的黑暗时代。幕府因这段时期的作为，满脸涂了专制的颜色。 　　但是，当时的全球大势，还要十倍的复杂。 　　幕府的武士闻所未闻——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观念中，基督徒不仅有权占领异教徒的国土，而且不从洋教的诸国，主权尽归教皇。武士们不能想象：根据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权攻占穆斯林首都格拉纳达的次年，即1493年以条约制定并于1529年补充过的“教皇子午线”，日后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经被教皇赏赐给西班牙；而后来所谓的亚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内，都已在梦中被划给一个匪夷所思的“葡萄牙” 了！ 　　按照修订的教皇子午线，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加岛以东的经线，乃是葡西边界。在此线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国（当然包括澳门、广东等地）、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陆西岸构筑的据点是果阿）、摩加迪沙（达•伽马“发现”印度时，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却炮轰摩加迪沙）——并无例外，都已在理论上归了葡萄牙。只不过，还需葡国一个个占领，方能做到名副其实。 　　这就是葡萄牙船出没长崎的大背景。 　　 　　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sisco Xavier），途经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陆日本鹿鷛岛的时间，是1549年8月15日。抵达后，他为获得传教许可，和一个已经粗知日语的修士、一个传奇的日本教徒弥次郎（yajiro或anjiro）一起，离鹿鷛岛，上京游说。同年11月，山口境内的布教活动开始。 　　1579年，长崎岛原半岛的大名（领主）有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粮食援助，在诸侯争战中占了上风。有马因而归信天主教，成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后，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国公演过的电影《吟公主》，描写的故事中，就有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个天主教的信仰传入了日本的武士阶级，并与丰臣秀吉发生冲突的故事。 　　1584年，岛津氏也采取优遇基督教的政策。1587年丰臣秀吉进攻岛津，以基督徒轻视神佛、买卖人身为由，决意禁止和驱逐基督教。但丰臣秀吉虽然厌恶洋人的传教，却又喜欢与西欧的贸易。因为其中的利润和物资是诱人的。 　　以后，随着出兵朝鲜、秀吉病殁，还有关原之战，战争要求巨额的费用。接纳洋人的大名靠着贸易利润，维持了藩国的经营。 　　关原之战以后，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台。他和丰臣秀吉一样：希望贸易，讨厌传教。但是为了改善经济和邻国关系，他实行过一种“朱印船”的凭证通商制度，对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是一个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门曾与葡萄牙人冲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杀害。作为报复，次年葡船“上帝之母号”来到长崎，有马联合了长崎官员，把这艘船击沉海底。 　　“不传教的荷兰船”应召般出现了。 　　紧接着，另一个新教国英吉利也趁机挤入，在长崎的平户叩关求商。1611年，西班牙使节在日本测量诸港，被欧洲同胞威廉•亚当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测量各港，以后准备派兵。”荷英与西葡的矛盾，给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证贸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传入的选择余地。 　　德川政府决心与西葡二国一刀两断，实行禁教。虽然被对外贸易的巨额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认为随洋船舶来的基督教思想，与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坚决而残酷的禁教开始了。 　　1612年基督教禁止令颁布，传教士悉数被逐。继续传教者被投入监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被命令自决。1615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与茶道宗师千利休之女、电影观众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爱情故事——以及外国教士、日本修女约三百人，被驱逐到马尼拉。在京都六条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儿童处以火刑。据说，女信徒紧抱孩子直至烧焦，不肯弃教。 　　1622年，最著名的一次镇压发生。在长崎西坂，天主教传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绑上了十字架，于火刑之后斩首，史称“元和大殉教”。这些殉教者后日被梵蒂冈追封为圣徒。由于被处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别墅城奎纳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里，也装饰着西坂殉教主题的壁画。 　　但欧洲还是不断派来教士。 　　基地置于平户的英荷舰队，加入了幕府对潜入者的拦截。登陆、潜伏、被捕、弃教的神父，接踵不断。比如一次，英荷舰队拦截了从马尼拉驶来、装载皮货的一艘日本朱印船，在货物中发现了两个西班牙人。原来船长是日本基督徒，他藏匿了企图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已经弃教的托马斯•荒木供出了他们的身份，教士随即被投入大牢。将军德川秀忠为教士的执犟大大震怒，决定重刑对处。 　　又一次镇压中，被处火刑的传教士和信徒共二十五人，斩首三十人。死刑的范围，囊括了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耶稣会等几个修会。死者中女性和孩子很多，最小的遇难者年仅四岁。1637年，在离长崎不远的天草和岛原，爆发了称作“一揆”的大规模农民暴乱，参加者中，基督徒很多。两万多人笼城死守，幕府派出了十二万大军，对这场宗教起义进行了残酷彻底的扫讨。 　　天草之乱以后，基督教（在那时即天主教）在日本消失了。 　　日本正式锁国。 　　 　　初读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是在1989年。那时我读着它，比较着中国史上的宗教事件。它的微微欧化的文笔，对于正在学习日语的我，简直是异常优美。它描写的那个天主教在幕府时代的受难故事，句句真实，哀伤凄绝，给了我难以名状的感动。 　　小说的梗概大致是： 　　在葡萄牙，传说着费雷拉神父在镇压基督教的日本，因为一名长崎官员“一诺勿艾”的罕见残酷，放弃了基督。而他的清高虔信，曾经感化了多少教士和神学生啊！于是教会决定派勇敢的神父潜入恐怖的日本，一查此事的真假。 　　神父罗得里格和一个同伴出发了。他在澳门结识了一个古怪的日本人吉次郎。顺便说一句：这个吉次郎的名字，使人联想后来成了圣徒的沙勿略。因为沙勿略也是在果阿找到了一个名叫弥次郎或安次郎的、履历复杂的日本人。罗得里格由吉次郎引路，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踏上了日本的海滩。 　　 以后的故事惨不忍睹。他们和日本潜伏的信徒接上了头，但随即给那些可怜的农民带来灾祸。拷问的残忍，使气盛的神父开了眼。接待了神父的农民被绑在木桩上，在反复淹没的潮水中殉教。传说的费雷拉神父渺无音讯，年轻教士罗得里格却被吉次郎出卖，落到了长崎官员的手中。 　　远藤周作细腻描写了哀伤的十七世纪。特别描写了逼迫人以脚玷污圣母像，来检查是否信教的 “踏绘”（fumie）。它简直是日本的污行。政府的残暴，百姓的坚贞，写得栩栩如生。　　罗得里格看够了褴褛信徒的受难和他们的殉教。在迫害的极点，他捶胸天问。他不能理解，神的沉默。他不能接受——恶行和苦难被如此纵容的现实。 　　就在他几乎疯狂的时刻，传说中的酷吏“一诺勿艾”出现了。 　　这个名字即井上，是统管长崎左近的筑后守。与欧洲的传闻相反，此人只是一个瘦削老头。他并不用刑，一旦露面，只是娓娓道来。小说写下的、井上筑后守的徐徐劝诱，是对欧洲天主教价值优越观点的、点穴般的批驳。 　　井上一席话，神父的心乱了。 　　接着，一个日本和尚打扮的黑衣人，被领来与他会面。 　　——居然这位日本和尚，就是传说中的费雷拉神父。 　　以圣洁著名的教士，早已放弃了天主教。 　　他被残忍地在井穴里倒吊，狱卒在他的耳根处刺破一个洞，以便淤灌头部的血慢慢地滴出。与那些殉死的褴褛日本教徒不同，他仅在五个小时后就屈服了。他甚至在日本娶妻改姓，进行批驳天主教的着书立说。 　　但是叛徒的痛苦嗫嚅，却揭破了虚妄的表皮，一语道出了日本与西方相抗相悖的异质。改名泽野忠庵的费雷拉说： 　　 　　“他们把圣沙勿略教给他们的‘上帝’（Dios）一词，随意翻译成了‘大日’(だいにち)。从那时他们信仰的，就不是基督教所说的神……不,在这个国家,日本人在我们盖起的教堂里祈祷的,不是基督教的神。” 　　（《沉默》，新潮社，1986年，p.94） 　　 　　在昔日偶像的现身说法面前，年轻的神父崩溃了。在思想拷问的尽头，在鸡啼之前的黎明，他污脏的赤脚踏上了圣母像，背叛了天主教。 　　——小说不仅动人地描述了日本天主教历史上的殉教故事，更思索了宗教与风土、百姓与信仰等一系列烦扰人类的大命题。扣人心弦的故事，纠缠灵魂的思想，巧妙地编织一篇，令我爱不释手，重读不已。 　　 　　2006年再访日本，我专门去了长崎外海。从北京出发前，我找出这本小说，把它又浏览了一遍。 　　在美丽的外海，有一座远藤周作纪念馆。我细细看着，只嫌时间不足。这一次我才知道，作家是在长崎，因为看到展览的“踏绘”上、圣母玛丽亚的脸已被赤脚磨得光滑模糊——才决意写这部小说的；我也知道了《沉默》获得过梵蒂冈的奖赏，作家本身也是天主徒。 　　在外海那天，我很想和人讨论。但有趣的是，同行的日本朋友都没读过这本小说。 　　我带着深深的疑问离开。这本小说，对日本那个时代的禁教和锁国，到底是揭露控诉，还是认同称许？对葡西等国的传教及其间的牺牲，究竟是赞美还是在批评？甚至，它对芸芸众生之中的一神教世界观，究竟做了怎样的展示？ 　　我读出了一些什么，但我不敢肯定。我需要仔细的确认。井上筑后守的絮叨漫语，简直是一篇精彩的日本论。“丑女的深情，常给男子以烦愁”，“殉教的日本人,信仰的不是那个主”。是的，国家对信仰的迫害是一种论断的基准，但问题的内里，却层层包裹、深奥难测。 　　究竟该怎样看待长崎的“切支丹”（christian，基督徒）时代，怎样评价日本幕府禁教锁国的思想？ 　　这是一些大题目，牵扯着在中国的许多认识。 　　 　　到长崎去的一个目标，是去平户的生月岛。朋友们说，那里有“隐藏切支丹”，顾名思义，他们是镇压年代存活下来的、坚贞的日本信者。 　　在生月岛，徘徊在展览用的“隐藏切支丹”草屋，我掩饰着吃惊。 　　我震惊：怎么地道的农民信仰，到处都那么类似！ 　　他们的念辞，与我在黄土高原上听惯了的、门槛完全不同的伊斯兰苏非派的念辞，形远魂近，一线灵犀，说不清的似是而非。就连它充斥的浓厚日本味，都宛似一种东方的注释。就像在中国西北，所谓的苏非家也使用一个阿拉伯语词“即克尔”（ziker，颂辞）；在日本长崎，它的名字千真万确叫作“奥拉颂”（oracion，祈祷词）！ 　　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环绕一圈。当中点燃的，不是常明灯，而是白蜡烛。他们挂着观音菩萨的像，却念着赞美基督的词。或者说，他们按照遥远的记忆和祖先的规矩、背诵着拗口费解的“奥拉颂”，心里却感赞着大慈大悲的观音、普渡亡灵的我佛。 　　他们的奥拉颂，已经失尽天主教的章法。曾有日本学者远涉欧洲，带着奥拉颂的录音，逐行逐句地在当地寻求比较。最后，在欧洲某地的深山里，知道了平户生月岛的奥拉颂，乃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古老念法。 　　他们的故事，使从日本到欧洲的教友为之振奋。明治维新以后，信仰步入自由，平户的蓝天碧海间，修起了新的教堂。人人都想：生月岛这一小群隐藏切支丹可以回归天主教的怀抱了！但更让人震惊的是，熟虑之后，他们谢绝了回归，宁愿留在半佛半神的状态。 　　因为他们觉得，尽管念着奥拉颂，但他们也做着佛事。盂兰盆、守夜、彼岸、佛教的仪礼同样不可或少。他们念着奥拉颂，但不离开观音。他们重视自己是隐藏切支丹，但更在意自己是普通日本人。联想着《沉默》中那些穷途绝路的迫害，隐藏切支丹的存在令人肃然。 　　不难想象的是他们悲惨的潜藏史。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在公开后的选择。 　　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参照。 　　濡染心灵普渡众生的佛教，在他们的故事中得到了阐释。不仅如此，虽然我只是第一次见到隐藏切支丹，但我与它似曾相识。我被它的内涵吸引，独自捉摸它的隐喻。它令我的求学渐入佳境了，我宛如更走近了——中国的门宦，摩洛哥的苏非。 　　哀伤的、日本天主教的殉教史结束了。它给长崎涂上了又一层底色，使这东海门户的色彩，更加丰富，不易看透。 　　 　　三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 　　在大海遥远的彼岸 　　烟柱升起 　　接着看见了船 　　雪白的轮船 　　驶进了港口 　　礼炮齐鸣 　　…… 　　一切确已真的发生 　　我坚信无疑 　　守候着他 　　——普契尼《蝴蝶夫人》第二幕 　　 　　一座白纸折扇般的人工小岛，在长崎湾，被填海造了出来。 　　这座叫作“出岛”的隔离区，四面环海，只一道桥门连接陆地。最初它是专门用于集中软禁葡萄牙人的，后来葡萄牙人被撵走了，驻在平户的荷兰商馆被迁入，洋人住进了出岛。 　　在绵延二百余年的锁国岁月，长崎是一个特辟的小门。唯这里允许洋船入港，维持洋人交际。后来锁国令松弛了，出岛废弃不用，洋人随意居住，长崎也就正式成了日本的门户，担负着对外的大宗贸易，以及文化输入孔道的使命。 　　标榜不传教只经商的新教国荷兰人，后来更有英吉利人，在这个天然的良港安心地定居住下。他们做买卖、开学堂、交朋友、招游女，在一个相当长的锁国时代，充当了西欧文明教化日本的老师。 　　已经过了恐怖的1840年，日本朝野上下，正因近邻的中国遭受的鸦片战争大受刺激。他们感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决心富国强兵才能救亡图存。经由荷兰人这一特殊的教师，日本大口地吞嚼了西洋的思想和科学，尤其是军事、医学、印刷等技术。总之，统称“兰学”的西方知识，为这个岛国的蜕壳新生，实行了相当深刻的启蒙。 　　今天去长崎游览，若是未做事先的准备，大概就不易了解兰学、铁炮（即枪支）、麦酒（啤酒）以及南蛮馆的咖啡，叱咤风云的坂本龙马等长崎的掌故。即便如此，凡到过这座港口城，散步走过东山南山，印象中也会满是洋人的金发白肤。 　　“切支丹”已经不用“隐藏”，时代已推进到帝国诞生的前夜。 　　经由荷兰，幕府得知了西欧的“蒸汽船和蒸汽机车”等情报。1854年，着手创建海军的水野忠德向荷兰讨教问计。荷兰人回答他说：须知一，天下的军舰已从外轮式变为螺旋桨式。其二，船体已从木造变成了铁制。第三，海军必须有造船厂及海军学校。　　幕府立即向荷兰订造两艘螺旋桨式军舰，并在1855年设置了长崎海军传习所。这所海军学校由荷兰人担任教师，教授西洋技术、航海术、兰学等课程。日本更从荷兰购入了咸临、朝阳等最初的几艘军舰。1860年，最新式的咸临丸以荷兰式的航海术，横断了太平洋。 　　——长崎海军传习所的设立，宣告着日本近代（日本喜用近代一语兼指现代）化海军的诞生。 　　 　　所谓日本近代化几大要务：海军、医学、印刷、英语几项，都在长崎新鲜肇始。政府在山积的国家急务之中，以军事和医疗为近代化的头等课题，选派有志，赴欧留学。 　　回顾那时日本的医学飞跃，今天也难抑感慨。 　　如“西有长崎，东有佐仓”所云，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推进了日本医学近代化的，可数佐藤泰然的顺天堂。佐藤在长崎游学之后，在江户开设教授兰学的和田塾，用兰书知识于临床，在开明的佐仓藩主支持下，开创了私立医院顺天堂。在当时，顺天堂拥有最高水平的医疗设施。医院附设兰学塾，门下学生百数十名，一时世称“日本新医出自佐仓之林”，游学佐仓，乃是医士书生的憧憬。 　　佐仓顺天堂的另一功绩，是种痘的实践。佐藤泰然早就留意了种痘的研究，在长崎兰医莫尼凯接种牛痘成功的同年（1849），他在几个月后就使牛痘接种普及关东各地。藩主堀田正睦甚至以自己的子女为试验，证明种痘的无害，把它施之领民。 　　那时的长崎，给日本新医界造就了成体系的人才。 　　兰医波特万，不仅培育了很多著名日本医士，且为大阪医学校和大学东校（现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的创设出力甚多。值得特笔的是，这位兰医还为日本公众卫生事业的确立，做了先驱般的奠基：他坚决否决了上野的医院建设，以坚持他的“都市公园思想”。这一思想，使著名的东京上野公园于明治六年诞生。为纪念这位恩人，1973年，上野公园在百年纪念之际，为波特万博士立了雕像。 　　长井长义乃是旧时代的藩医嫡子。不用说他曾是中国医药的好学徒，年方十五岁就出诊治病。1869年他来到长崎，本来预定攻读医学，却改习了化学。因为身为中医的他，想追究“草根树皮于病有效与否、效力如何、为何有效”的问题。他进了幕府医校“长崎精得馆”，师事兰医波特万。长崎归来到了大学东校，翌年被政府派往德国学医。给他的正式任务，是日本医疗的近代化。 　　日本医界的关键人物长与专斋也是长崎人才。明治元年长崎精得馆改为长崎医学校，长与专斋任校长。他确定了以曼斯费尔德为教头，以凯尔茨为预科教师的体制。他参加遣欧使节团，参与调查欧洲医药制度，并与正在柏林留学的后日总理大臣桂太郎以及长井长义等人一起，草拟了日本的医疗制度。 　　明治六年，他回国就任文部省医务局长和东京医学校校长。明治八年，医务行政改移内务省为卫生局，长与专斋改任卫生局长。他为日本的医疗、医务、卫生等有关诸制度的设立，立下了不朽功劳。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就这样大踏步地迈进着。 　　 　　比医疗、印刷更重要的，无疑是产业。 　　三菱工业集团的兴起地，也是长崎。1870年，岩崎弥太郎接手官方经营的长崎造船厂，从而开始了三菱作为日本工业核心的历史。1894年以后日本割取台湾，三菱因为日军提供运输船而大发横财。由于它的生产范围飞快扩大，随之更名三菱商会。至1934年，因为业务已拓至重型机械、飞机、铁路车辆等领域，公司改称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 　　船舶工业是三菱重工最早起家的部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三菱的长崎造船厂一共造了四艘航空母舰、七十九艘军舰，包括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等三艘战列舰。战后，更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了各型驱逐舰，尤其是极为先进的宙斯盾级驱逐舰。 　　 　　在长崎的开创者名单中，至少有两个洋人会垂名历史。 　　一个是西伯特(Von Siebold)。医学教授的长子冯•西伯特，原来是作为荷兰商馆的医生在长崎上陆的。后来他得到长崎奉行所的特许，可以在出岛以外活动。他采药治病，培养学生，给长崎的日本知识人以很深的影响。来到日本的翌年，为给日本医师讲授医学，他在长崎郊外的鸣泷购买了一户民宅，开办了鸣泷塾。这处故居今天已成了观光地。 　　兰医西伯特的业绩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日本》，以及《日本植物志》。在西伯特的植物志中，他以自己的日本爱妻之名（ōtaki），把一种花命名为ōtakusa。此事渲染了洋人的浪漫，使那种花受人青睐。 　　 　　以下，须花费篇幅述及的另一个洋人，情况则复杂得多。 　　托马斯•布莱克•古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出生于苏格兰。1859年来到刚刚开港一年的长崎，作为上海的英国商会哈丁•马塞松（Jardines）的代理人，在长崎创建了古拉巴商会，时年仅有二十一岁（日本大百科全书7卷，1986年）。随之商场得意一帆风顺，他在长崎建设了一座著名的豪邸。那时他仅二十五岁，到达长崎也仅四年。 　　长崎“古拉巴园”的导游彩页这样介绍： 　　 　　“在幕末的激动的时代，他暗中支持了以坂本龙马为首的志士们，帮助伊藤博文等人的留学英国，不惜给年轻一代巨大的援助。又，明治以后作为纯经济人，为日本导入近代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由于生来碧眼红面，被他经营的矿山工人送给‘赤鬼’绰号。豪胆厚情，细心爱人，连给佣人孩子的礼物也不忘记。与妻子间无子,但家庭和睦,在日本终其一生。” 　　 　　这一纸彩页没有提及：他的“纯经济”，主要是贩卖军火。 　　幕末传奇的志士坂本龙马，在长崎建立了日本最初的商社“龟山社中”。它设立的时间是1865年5月，仅三个月后，它就从外国输入了大量的武器。 　　当时日本的政治大潮，正在“尊皇攘夷”或“倒幕尊皇”的漩涡中激烈冲荡。主张倒幕，即打倒幕府统治的长州藩，已经与幕府对峙备战。为了对付步步逼近的幕府讨伐，长州藩渴望获得新式武器。 　　幕府严令，对长州藩禁卖军火，长州藩急得满头冒汗。这时坂本龙马出现了，他对另一个崛起的地方势力——萨摩藩做工作，说服他们以萨摩的名义，向商人古拉巴购买枪炮，武装长州。 　　——长州藩买进的七千三百条枪，是囤积上海的、1865年4月刚刚结束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剩余武器。把上海的囤积枪支卖给长州藩，帮助地方军阀打倒幕府中央；再把欧洲淘汰的旧军舰卖给日本的交战双方——是古拉巴商业交易的大手笔。 　　同时，在坂本龙马斡旋下，萨摩与长州两藩结成了反幕府的同盟。7月，长州藩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在长崎会见了古拉巴。从那个时期起，自佩里黑船以来，甚至自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日本为抗击西方威胁而掀起的“攘夷”运动，转向变为了“倒幕”。 　　长崎古拉巴商会的母公司，设在上海的哈丁•马塞松商会，是英国商人威廉•哈丁和詹姆斯•马塞松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贸易商社。这个商社的徽标，据我看，就是一个流出宝石的、割开的罂粟花；旁边用西班牙文写着“Jardines”（花园）。 　　1832年，这一年之后的几年，正是英国鸦片商人与清朝的广东政府激烈较量的时期。这家毒花园，从根子数起就把向中国密运鸦片和向英国输出茶叶作为主要的生意。换言之，并非别人，恰恰它就是电影《林则徐》中那些无耻的英国鸦片贩子。商社设在广州才八年，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鸦片。他们眼看财源将被斩断，于是就敦促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动了那场骇人听闻、臭名昭著的战争！ 　　清朝无能，丧权辱国。1840年香港刚刚割让，1841年“花园”的总部又搬到了香港。接着，洋人逼迫开放五口，上海应运而诞生，他们又把鸦片贩卖的重点，移到了上海滩上。不久，为了安全且迅速地把主要在鸦片生意中赚得的资金转运英国，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汇丰银行。它的全名是香港上海银行（HSBC），一个如殖民者脚印般的名字。 　　　　哈丁•马塞松商会在日本的知名，是因为它在长崎设立的代理店，即古拉巴商会。这个商会，在明治天皇取代幕府的大风浪中，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只是昔日卖的是毒药鸦片，这回卖的是军舰枪炮。 　　三菱财团与古拉巴的关系也引人注目。 　　三菱于1880年雇佣了古拉巴。四年后岩崎弥之助接任三菱社长，古拉巴调至东京。有人说他是三菱财阀岩崎家的后盾；无论长崎造船厂，或者麒麟啤酒，都有他的参与。日本最初的蒸汽机车的试开、高岛煤矿的开掘，都与他有关。他对日本近代化的贡献，不可小觑。 　　1939年，三菱重工业公司从古拉巴的子孙手中收购了古拉巴宅邸。到了1957年，长崎造船所为了纪念自己的百年华诞，把这所宅园赠送给长崎市。于是，长崎游客就多了一处观光胜地：古拉巴园。 　　检索古拉巴的履历，如浏览一本日本近代化的军师传。一介洋商，深深地纠缠进了帝国的崛起史之中。 　　1859年他从英国来到上海，进入了哈丁•马塞松洋行。接着他移居开港不久的长崎，设立了哈丁•马塞松的长崎代理店古拉巴商会。一面经营贸易，同时也支持萨摩、长州、土佐等倒幕派，密谋大计、调度军火、组织留学。 　　虽然，在幕末的日本，不少外国贸易商都与贩洋枪的勾当有染，但英商古拉巴不仅贩卖量显著，而且贡献是多方面的。出于众多原因，总而言之，古拉巴被明治天皇授与“勋二等旭日重光章”，成了日本近代化的功臣。他于1911年病逝。 　　 　　还不止于此。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其舞台据说就是长崎的古拉巴宅邸。古拉巴的日本妻子鹤，据云就是蝴蝶夫人的原型。只不过，商人古拉巴并没有如歌剧故事中的洋人军官那样抛弃夫人；他的据说是女主人公模特的日本夫人，也没有自杀。 　　那出著名歌剧从1900年问世至今，已经热演了一百年。关于古拉巴的妻子鹤是不是《蝴蝶夫人》原型，多少有过争议。鹤在与古拉巴婚前，还有一个与前夫生的女儿——其后代中，有人细密考证，做出了肯定古拉巴妻子鹤就是《蝴蝶夫人》原型的结论（楠户义昭：《蝶蝶夫人》，每日新闻社，1997年）。 　　若如此——集结于古拉巴一身的线索就更多，这位风云商人也就更不能等闲视之了！ 　　顺便说，曾经出演过《蝴蝶夫人》女主人公的著名歌剧演员喜波贞子，其祖父就是荷兰人凯尔茨——那位长崎医学校的预科教师。这位混血女星的最爱，是一柄日本和伞。 　　 　　长崎一城的欧化风情，典章文物，若是逐一列举，还可以一直写下去。诸如西欧传来的印刷术，诸如“龙马爱喝的咖啡”。 　　啤酒的最初登陆日本，也是在长崎。 　　自1541年，耶稣会士沙勿略传教日本以来，神父们虽然记载过葡萄酒，但没有谁言及过啤酒。这种古老的酒类在日本的敲门，要迟到1613年6月。英国国王的使节到达长崎平户，送给荷兰商馆的礼品单里，出现了啤酒。至于这几瓶啤酒是否直接衍变成了后来的麒麟啤酒，而且由三菱制造——则不得而知。 　　 　　四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原爆死殁者慰灵碑铭文 　　 　　 犃逃避纳粹迫害到了美国的、核物理学者莱 　　昂•西拉特，争取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署名，一块催促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制造原子弹。这封绝密信件的复制件，如今展览在广岛和平纪念馆。广岛展示这封信件的严肃性，和谴责意味都不言而喻。这封信白纸黑字，如下记录道： 　　 　　“新发现的这种现象（重复进行核分裂的连锁反应），与炸弹的制造也有着联系。虽然尚不能确言，但肯定利用这一现象，可制造出非常强有力的新型炸弹。”（据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翻译） 　　 　　罗斯福为之心动。他接受了建议，并于1939年10月，命令开始美国的原子弹试验和制造。到1941年，已知可望在三四年内完成炸弹制造。1942年这项核武器计划被命名为“曼哈顿计划”。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并由美英两国封锁情报。至1945年，美国已在这项秘密计划中投入了二十亿美元。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消息立即被用暗语传达给了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他是在接替死去的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才闻知这项计划的。 　　原子弹尚未试验成功之前，轰炸目标的方向就已确定了。据说，原子弹战略攻击的对象没有选择德国而选中日本的原因是：万一扔下的是颗臭弹落地不炸，被人把它抱走回收了怎么办——由于日本人对之研究破解的能力低于德国人；所以敌方主角德国被避开，日本被红笔圈住（据美国军事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陈列资料编译）。 　　其实未必如此，日本并非对原子弹一无所知。 　　在最后争分夺秒的1945年，德国企图用潜艇给日本运送铀235，涂着红色日之丸的新武器，悄悄地也在“开发中”（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关于德国潜艇战的节目）。 　　还有一个插曲是：参与研制原子弹的部分美国学者曾提出过一份《弗兰克报告》，反对不加警告地使用原子弹。但是，这一报告只换来对不加警告使用的原则的再确认。 　　候补的轰炸城市名单，早在试验成功前就已列出。7月16日的试验成功之后仅仅九天，1945年7月25日，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下达了。次日即7月26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公布。 　　波茨坦宣言最后的措词，如今比较容易读懂了：“……（上述以外的）日本国的选择，将会招致迅速且完全的毁灭。” 　　 　　今天再次吟味那份正式的投弹令，会有很多新感受。这封美军参谋总长发给美国战略空军司令的命令中，有如下要素： 　　1，空军在1945年8月3日之后，只要“天候允许目视攻击就尽可能迅速地”向“广岛、小仓、新泻、长崎之一的目标”投下“特殊炸弹”。“在诸准备完成后，向前述目标投下第二发。” 　　2，“将有军人与民间的科学家观测和记录爆炸的效果”，所以观测机将随行，“并与爆击地点保持几英里距离”。 　　3，“情报的公开权属于总统和陆军长官。现地指挥官不可发表对本件的表态和新闻。对新闻报道将进行特别检查。”（《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 　　 　　我没有全文移录这纸命令。其实它的篇幅几乎也就是这么长。换句话说，这份堪称世纪记录的文件，几乎把篇幅都用于强调观测效果。我也没有细致罗列轰炸实施前的设心配虑；比如从1945年5月份起就禁止轰炸已被列为原子弹攻击目标的城市，以便让那些城市“完好地”保留原貌、以便未来准确且量化地“传达”原子弹毁灭的能力。它们（候补城市）必须是——直径超过三英里、有着让冲击波可以有效地进行摧毁的地形、没有被常规炸弹轰炸过——的城市。 　　我更没有自角及隅，细数轰炸机怎样从遥远的马利亚纳群岛起飞、经过六个多小时飞行了2740公里到达广岛上空、用降落伞投掷并让原子弹在空中炸裂；以及8月9日B29又从关岛抵达小仓上空、因前日轰炸的烟雾妨碍观察于是改飞第二目标长崎、并于11时2分投下了原子弹。 　　当然也没有篇幅涉及所谓美国陆军长官亨利斯提姆森曾强硬地反对把历史名城京都列入名单云云。 　　我以上列举的，只是核武器——这种 “与历史战争中利用火药爆炸力的武器全然异趣的”（《广岛原爆被害の概要》语）、无论对人的精神抑或对生命而言都难言其残忍的、新式武器的生产大事记。 　　也许应该说，不是生产大事记，而是恶魔诞生记？ 　　无论如何，瓶子的木塞已经打开，魔鬼从瓶口挣脱而出，再也无法把它关回去了。从那天之后，这个魔鬼开始了它在地球上空梭巡的日子。它每天都飞掠过我们头顶，如果侧耳倾听，能听见它不怀好意的窃笑。 　　　　它蔑视人类的准则，它要傲慢地显示。在广岛和长崎它两次狰狞现形，残忍地屠戮，疯狂地烧杀，使人们记住了它。 　　 　　 　　1945年8月6日，广岛晴好，便于科学家观察和记录轰炸效果。于是在那一天，广岛被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颗原子弹轰炸。 　　两天后，1945年8月9日，第二候补城市小仓云雾，而第三候补长崎却晴空万里，于是长崎成了美国参谋总长命令中“在诸准备完成后”、“投下第二发”的目标。 　　1945年8月9日11时2分，即广岛变成地狱之后三天，美国B29轰炸机把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北部空中引爆。比起用于广岛的“小男孩”，这颗浑名“胖子”的原子弹杀伤力更大，约合21000吨TNT炸药（广岛的那颗为16000吨）。 　　原子弹在长崎上空500米处炸裂。据长崎史料说，与爆炸同时，生成了可说是小太阳的巨大火球，爆炸瞬间的温度，达到了100万度！爆心地附近温度达4000度，1公里以外也达1800度。一瞬间爆风冲击摧毁，随之热辐射与放射线扫荡全城。玻璃瓶子被烧得软如稀泥，人的肌肤被烧后噗噜垂落，散弹般的玻璃碎片横飞，长崎市街立陷火狱。在冲击波摧毁的塌房里，被热辐射击倒的人，紧接着被烈焰吞噬。 　　这个恶魔炸弹的爆炸，使73,884条生命当即抹消、74,909个肉体残缺糜烂。在爆心半径4公里以内，房屋全毁一望瓦砾。全市36％的18,409户人即刻无家可归。爆炸中心附近的浦上天主堂在爆炸中被炸坏起火，当场约30名信者或神父即死。在长崎这座天主教之城，死难的信徒达8500名。 　　长崎的死亡人数比起广岛少一些，整体的毁坏也比广岛稍弱，可能是靠了地形的缘故。长崎是群山环绕的港口，不若广岛是一片毫无遮挡的三角洲。靠山的市区，多少还有幸免——但也有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二，非死即伤。 　　日本把遭受了原子弹轰炸的人，称作“被爆者”。不觉间我也习惯了这个词汇，在叙述中时而使用它。广岛最著名的几个被爆故事，已经成了广岛的形象。它们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使人把它留存心里，成为自己的记忆。 　　——广岛和长崎都发现了被炸坏的钟表。广岛的是一块怀表；属于一个名叫二川的五十九岁职工，他在上班途中“被爆”，头、肩、背大面积烧伤，半月之后死亡。他的怀表指针，停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一瞬：8点15分。 　　无独有偶，长崎原爆资料馆展示的是一台座钟。它如广岛的同类一样，记录了大规模杀戮的时刻：11点2分。 　　——广岛新庄桥上走过被烧伤的人群。他们被烧得焦头垢面，皮肤剥露，十指滴血。但是怎奈那一时口渴难忍！于是他们半抬着手臂，任皮肉垂落白骨露出，跑过桥头，奔向污染了的河水。有一张画，描绘了一群半抬手臂、蓬头垢面的人，如画出了“被爆者”的群像。 　　——在住友银行广岛支店门口，一个早来的人坐在台阶上，等着银行开门。那一瞬他被烧死在台阶上。强烈的热线把台阶烧得变白，只有他身体遮蔽的部分是黑的，台阶上留下了一个黑影子。同样的一个黑影，留在一处板壁上，那是一个兵士。 　　——有些人没有变成黑影，却变成了白骨。一个叫相田的警察（巡查），6日在岗位上被爆。次日他的母亲出去寻找他，没有找见。9日，在派出所的瓦砾下，发现了已经变成白骨的他，身边的警用腰刀，已被烧光了手柄。 　　——还有饭盒里烧焦的米饭、在炼渣中与砖石凝为一块的人骨头、烧焦的尸体上被爆风压力挤出的眼球，以及天上降下的黑雨，拼命吞饮肮脏黑雨的渴极的人…… 　　一则长崎的被爆回忆，这样写道： 　　 　　“两晚在长崎工场过夜，第三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出大门朝右转，先看见一匹马的死骸。张着嘴，翻着眼倒在地上。马腹膨胀得吓人。河边的小屋都被掀掉了屋顶，可是没有起火。朝一家四壁倒塌的家里一望，吃惊的是，围坐饭桌的母亲和五个孩子，原样烧死在桌前。都趴着撅着黑焦的屁股，一副躲避空袭的姿势，瞬间化作了焦炭。正是午饭时候，轰然一声，真是惨极了。接着再向邻家一看，也是桌台旁母亲和几个孩子的黑焦尸体，往一边翻倒，和刚才一样的惨状。 　　没有勇气再看第三家。沿河十几家，大约都是一色惨相。不，不止十几家，在这焦土烧原上，千家万家都发生了一样的事，都是烧毁的家，锅台四周，白骨尸体围成了圈…… 　　就这样，在回家的路上，我走过了地狱……” 　　 　　地狱图里，让人记忆最深的形象，还是那位广岛母亲。 　　她抱着婴儿，正在赶路。火狱从天而降时，她下意识地低头俯身，拼命地弯腰，好像她下意识地想用自己的肉身，遮住怀里的婴儿。就在那一瞬她和婴儿同时烧成了焦炭。虽然化作了死骸，姿态却没有消失。我仿佛清晰地看见那前倾着、使劲用脊背、怀抱、手臂和头颅遮挡着，拼命想挡住恐怖热浪、想着怀中孩子、绝望奔走的母亲。 　　后来她被制成一座青铜雕塑，安放在广岛的和平公园。我在那座雕像前站了很久。青铜的女人躯体竭力前伏，背对晴空，仿佛白炽的阳光，就是恐怖的辐射光一样。 　　从那以后，广岛和长崎的呼喊日以继夜。它们竭力呼唤人类，要求人类接受它们的结论——核武器是人类绝对禁忌的结论。 　　在两座城市，看够了不尽的惨剧，我逐渐向他们的思想靠拢，并理解了“瞬间无区别大量杀戮的、地球人类的恶魔”，这一核武器的定义。 　　 　　在后世纷杂的声音中，雕塑会成为一些结论。 　　在广岛有一座中心雕塑，叫做“原爆死殁者慰灵碑”，也叫“广岛和平都市纪念碑”。它和后来登录了世界遗产的“原爆拱顶”一起，是广岛的主要和平祈念标志。 　　这座碑没有成为结论，却挑起了尖锐的争论。 　　慰灵碑原来的提案者，是一位日裔美国前卫雕刻家。因为他有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血统，被以为不妥，于是雕像设计由日本雕塑家丹下健三接任。作品的主体，是一个屋顶状的“埴轮”，即日本古墓中的明器。鞍形的屋顶下面有一座石棺，里面放置着“原爆死殁者名簿”，石棺外面刻着如下的一句话： 　　 　　“安息吧，错误已不会重复” 　　 　　铭文的主语是谁呢？ 　　对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争论不已。 　　建碑时的广岛市长认为，碑文的意思是：在此碑前无一人例外，每人都担起一份责任，向牺牲者反省，在内心里发誓不重复错误，唯此才是走向和平的唯一之路。 　　1952年11月，远东军事法庭的律师、印度人帕尔（Radha Binod Pal ）博士来访广岛，他读了碑文说：“扔下原子弹的不是日本人。扔下原子弹的美国人的手，至今还没洗干净。” 　　他更明确地说：碑文的主语不是日本人。错误是美国人的。 　　他的这一发言，兼之他是著名的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主张日本甲级战犯全体无罪的唯一律师；不用说，如此印度人的发言，使得日本右翼和对侵略历史不愿正视的人大惊狂喜。他们对“印度的正义”欢呼雀跃，帕尔本人不仅在靖国神社，且在多处地点得到了立碑纪念的殊荣。 　　同时，广岛慰灵碑文的作者对他提出抗议。措词严厉的批评末尾，指出他“没有在灵前说话的资格”。 　　碑文主语的争论，被这个印度人加温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先是宣称碑文冒渎了牺牲者之灵的“修正碑文会”出世；为反击军国主义的复活， “守卫碑文会”也应声而起。直至2005年，碑文上的“错误”一词，还曾被一个二十七岁的日本右翼青年用锤子砸坏。 　　于是市长又出面释义。这一任市长山田节男说：不许广岛惨剧再次重复乃是人类的悲愿，碑文的主语，应该是“世界人类”。在此碑前站立的人，不问自己的国籍、不管国家的立场，要作为人类的一员，宣誓不允许核战争二次发生，碑文应该是对世界人类的警告和训诫。　　听着这个故事，好像自己也卷入了讨论。 　　是被动地卷入么？其实这一切或许于我们干系更大。把自己置于讨论之外，或许是民主匮乏和教养畸形的结果。 　　美国人的态度极端强硬。他们认为日本挨了原子弹，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同时，虽不明说，主张“活该”论的中国人绝非少数。特别是，日本的政客们咬紧牙关不肯对侵略反省；长崎广岛都是侵略战争中的军工产业基地——谁知“自立了的人的廉耻心”中，是否还残存着帝国臣民的昂扬斗志？ 　　我该接受哪一种思路？ 　　新的核威胁却在渐渐逼近。一介中国人，即便不是作为广岛长崎所说的“世界公民”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核拥有国、一个走向富国强兵的大国的公民，我们该有怎样的责任，该支持怎样的原则？ 　　在差强人意的广岛碑前，我感到自己的蜕变。 　　头上奔走的阴云已经毁灭了两个国家仍在聚集的战争黑云，给了我逼真的危机感。即便我们对核武器的思考还时日短浅，但是，只要我们不愿自己追求的人道主义只是虚伪空谈，我们就该跟上长崎广岛，加入它们呼吁的“世界公民”誓言：决不允许核战争再次发生，决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祖国使用核武器。 　　人们在夸赞中国政府的表态。 　　但我看出来了，他们想的却是：中国会怎么实践？ 　　虽然中国从没有像日本那样穷兵黩武挑起战争，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傲慢称霸悍然投下原子弹，虽然我深知中国绝无使用核武器的心理和可能，我依然感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深深的不信任。 　　在中国，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思考和讨论，实在太少了。就连日本的核地狱都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怎么能让中国人对好不容易打破了核讹诈、勒紧裤腰才做了几颗原子弹的自己苛求挑剔？！ 　　但是，律己的时代已来临了。 　　 　　把问题限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方法论，看来必须提倡：历史战争的武器，为着消灭敌方的战斗力。原子弹核武器，却是要消灭人类本身。 　　广岛和长崎——这两座特殊的城市，从那以后一直致力于出演世界和平运动的角色。它们六十年苦口婆心的积累，使一个共识渐次结晶。共识向着“彻底销毁、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方向靠拢——虽然还只是嘴头上的信誓旦旦，而没有强迫核大国们践约就范——首先对美国的强迫禁核。 　　广岛、长崎并不放弃。谴责核武、呼吁和平，数十年如一日，视反核为市政，承担着某种护卫的职责。 　　出于如此的使命感，广岛、长崎对世界上一切核武器试验进行谴责。1970年以来，广岛、长崎对各国核试验，共进行过500余次抗议。其中对美国抗议近200次、对苏联160余次、对法国114次、对中国31次、对印度3次、对巴基斯坦2次、对朝鲜1次。 　　1995年11月，长崎、广岛两市长在海牙国际法庭，作了《使用核武器乃违反国际法》的陈述。其中，当选市长仅半年的伊藤市长一字一顿地要求：“最后，作为长崎市民，为了不至因原子弹而再有二度牺牲发生，我请求进行严正的审理！”每年8月9日，长崎市长都朗读和平宣言，不停地向世界呼吁销毁核武器。 　　就是这样一位市长，在我参观长崎后不久，被长崎的右翼团体暗杀了。表面上是刑事案件，但人们怀疑背后的黑幕。去年，这位市长朗读的长崎和平宣言，用如下一句开始： 　　 　　“人，究竟在做着什么？——在已是被爆后第六十一年的今天，在长崎，愤怒与挫折的大浪正在翻滚！”　　 　　在长崎，右翼团体暗杀市长已不是第一次。1990年1月，当时的本岛市长就曾被右翼组织用手枪击伤。原因是那位市长说过：“我想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 　　2007年4月17日傍晚，六十一岁的伊藤市长在JR长崎站前，被拿着手枪埋伏的右翼暴力鷜山口组“水心会”从背后连击数枪，两发子弹从右背击入心脏。他在心肺功能停止的状态下被运到医院，不久死亡。 　　长崎站前久久不散的火药味，扫荡了“原爆” 纪念活动中，一种形式化甚至时髦的味道。伊藤长一市长的死，使人们像突然醒来一般，发现了身边的险恶。 　　但无论如何，我知道，长崎、广岛永远都不会放弃。在一个漫长的、追求自我诉求的过程里，他们的视野扩大了，他们看清了天下大局。他们带动了许多人，也逐步地更新了自己。他们使人类废绝核武器的决心，一浪一浪，冲击不已，扫荡罪恶的阻力，最终实现人类的悲愿。 　　 　　 犆长崎的纪念碑，不知为什么没有争论。 　　不知那是哪一年，全世界都向长崎赠送雕塑。中国送的是《艰苦岁月》的作者潘鹤的作品，复制品立在北京复兴门，人们不妨去品评一番。 　　长崎的主雕像，是“和平祈念像”。一个巨大的男坐像。它用青铜制成，高9.7米，重30吨。我左看右看，这个雕像的面貌，怎么看也还是更像欧洲人。它使人联想起长崎的传教士，或种种的南蛮兰医。它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如举行一个宗教仪式。 　　后来我才明白，雕像的含义是这样的：右手向天，乃是指着原子弹的威胁；左手平伸，是指点着大地上的和平。而他半闭的眼睛，正是在祈念逝者的安宁。 　　也就是说，长崎雕像和它的内涵，确实在暗示宗教。解说词里，可以读到神佛悲悯等词语。但它最终也还是没明说：它究竟代表与长崎瓜葛纠缠的天主教呢，还是代表日本的佛教。 　　 　　从长崎的原子弹“爆心”向东北大约500米，是浦上天主堂。 　　在经历了耶稣会的倔强传教，又经历了幕府的禁教锁国，其中点缀了那么多哀伤故事——强迫亵渎的“踏绘”、潜入地下的“切支丹”，到了新时代国策刷新，天主教在日本特别在长崎得到了大发展。 　　这段发展史年积月累，在长崎凝结为两座教堂：一座是半山腰上的大浦天主堂，还有一座就是浦上天主堂。 　　离爆心仅500米！也就是说，第二颗原子弹几乎就扔在它尖顶的十字架上。这座炼瓦结构的基督教建筑，在突兀袭来的爆风摧毁下，瞬息坍垮，变成了一座废墟。 　　变成了怎样一座废墟呢？ 　　能够据以猜测的，是一帧黑白的浦上教堂劫后照片。从那照片上可以看出，教堂的大厅已荡然无存，一些门洞断墙，好似围着的篱笆。一处似乎是钟楼或门塔的颓壁，空空不见钟铎。圣像身首异处，低矮处已然一片瓦砾。但是残墙颓壁规模尚存，能看出它曾是一座结实的红砖建筑。照片以外，在那一瞬，长崎惨死了8000名天主教徒。 　　但是，今天能用肉眼看见的浦上天主堂的建筑实物，只有半截高高的红炼瓦门柱、四个圣徒石像，其中两个被炸掉了头颅，摆在一堵矮墙前——除此几个零件外，便是重新盖起的教堂。 　　看到那张图片的一刻，我当即有一个念头：今日的长崎市，有意地勾消了这座天主堂的保存！…… 　　因为，那张黑白照片使我感到了——遗址保留的可能。 　　一霎那我想到了著名的广岛“原爆拱顶”。 　　原爆拱顶已被登录进了世界遗产名簿（美国坚决反对它的“登遗”，中国因日本的战争反省问题投弃权票）。那只是区区一座洋式建筑，原来的广岛市政厅。只因为建筑上方有一个圆顶，原子弹炸后，圆顶的贴涂水泥被炸飞烧光，露出了一个黑钢筋的圆框子。只是由于它的形象，或者说因为它的形状，广岛决定不再修复，把这个圆顶原样保留，作为广岛被原子弹毁灭的证据，也作为广岛的标志。 　　毫无疑问，长崎若是把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保留下来，它的历史包涵、它凝聚的东西方关系、它的话语和暗示、它的艺术味道和感染力——不知要比广岛强大多少！ 　　我坚信曾有过一个遗址保存计划。 　　长崎市民肯定会呼吁保留这个遗址！ 　　也是在同一刹那，我也明白了没有保留浦上教堂遗迹的原因。因为一座被西方物质至上的文明孵化出的原子弹残酷毁灭的教堂遗址，岂不是对西方价值的最尖刻的揭露和讽刺！若是留下了它，人们站在这里心里就将浮想联翩。从沙勿略，到井上筑后守，从三位一体的教谕，到毫不踌躇的灭绝。广岛的拱顶对美国已是碍眼的存在，何况天主教城市长崎！　　在网上一位市民说：那些基督教的信者会说，为什么要在同样信仰基督的长崎信徒头上投下原子弹呢？为什么要把1万2000人的信徒，杀死8500人呢？…… 　　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一座被欧美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洲文明和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过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白种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正因此，它的惨剧被人有意地淡化了。 　　他们一定要扼杀保存教堂遗址的计划。 　　他们是谁？ 　　我抱着这个思绪，在网上寻游一圈。我吃惊地发现：远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人，都抱着同样的思路。 　　几乎每一个网页上，每一个留言者，都倾诉了他们希望保留浦上天主堂的烧毁遗迹、希望它像广岛的“原爆拱顶”一样，成为长崎的原爆受害象征。在这个意味上，浦上天主堂废墟的拆除，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阴谋。　　信息如潮。我读着，知道了当时希望像广岛拱顶一样，把教堂残骸永久保存的呼声，曾经非常高涨。但是它最终还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强行拆除了。 　　我还读到，当时的长崎市长田川务，曾去过美国的姊妹都市桑特波尔。人们猜测：其中莫非有诈？他的访美，或者与拆除废墟有什么因果关系？……当然无法追究。只知道，从美国回来后，那位田川市长态度一变，在市议会上对反对保存浦上天主堂废墟措词强硬： 　　 　　“浦上天主堂的残骸，作为说明原爆悲惨的资料……并不适当；且没有为了和平将其存置的必要——这是我的考虑。” 　　（田川市长在1958年市议会的答辩）。 　　 　　1958年，浦上教堂残迹被强行全部拆除。 　　现存建筑是1959年再建的，1980年更把外壁改成了红炼瓦，据说“复原了战前的美姿”。长崎借助遗迹介绍时代、让历史教育后人的机会，被大幅地删减了。长崎没有能如广岛的拱顶一样，也拥有一个象征。长崎失去了象征，失去了一个历史的证人。 　　先入为主，人的眼睛，往往看到的只是结论或观点。视野和风景，也许就是记忆本身。没有任何一件遗物，能比浦上教堂的残骸更适合成为长崎的风景和视野了。唯它才能浓缩长崎的古今，唯它才能倾诉——那些坚贞的殉死、隐藏的诚信。唯它才能反思走向军国的路上，在这个港口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唯它才能正视从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到世界最新锐的宙斯盾驱逐舰的历史，并考虑选择和平。 　　“他们”并不能真地拆除浦上教堂被毁的残迹。因为每个对长崎的历史诚恳反思的人，每个对长崎的未来承担责任的人，心里都矗立着那座象征的建筑，如它一样痛苦，像它一样虔诚。 　　 　　 2007年7月16日，在广岛的原爆资料馆，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宣判。 　　“审判投下原子弹的广岛国际民众法庭”在开庭一年之后，在这一天，进行判决文的正式宣读。这个法庭以违反国际法的罪名，起诉涉嫌原子弹的开发与使用的、罗斯福与杜鲁门两名原美国总统以及原军人和科学技术者共十五名被告，并判决其有罪。 　　在法庭上，检查团提出了起诉书，追究涉嫌原子弹的开发、制造、使用的共同谋划与实行行为的负责人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等十五人的“反人道罪和战争罪”。 　　法庭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条例为基准，推行法律程序。它虽属于民众法庭，但与国际机构设置的正式法庭，拥有同样的形式。 　　根据起诉的事实，法庭召唤各种证人出庭。检查团、法官团、证人都以各自的立场，接受询问和进行陈述。法庭开庭两天，有约500人旁听，首次对使用原子弹之责任的审判获得成功。7月16日午后，法官团经过了两小时的合议后再度登坛，严肃宣读了判决书。 　　在进行了事实认定之后，以“违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违反国际人道法”等因，宣告被告人十五名全体有罪。同时，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对被害者正式谢罪及赔偿的五项劝告”。 　　作为共同谋议者被起诉的9名被告，即：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哈里S•杜鲁门总统、詹姆斯•F.班兹国务卿、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莱斯利•R•古劳伍兹少将（曼哈顿计划总司令官）、朱里安斯•R•奥茨潘海玛（洛斯阿拉莫斯科学研究所所长）——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全体被认定为有罪。 　　作为行为执行者被起诉的11名被告，即： 　　哈里•S•杜鲁门总统、汉理•L•斯蒂姆森陆军部长、乔治•C•马歇尔陆军参谋总长、托马斯•T•汉迪代理陆军参谋总长、汉理•H•阿诺尔特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官、卡尔•A•斯帕茨陆军战略航空队总指挥官、卡迪斯•E•鲁梅第20航空军司令官、保尔•W•迪贝茨中校（艾诺拉盖号机长）、威廉•S•帕松斯大校（艾诺拉盖号轰炸指挥官）、查尔斯•W•斯威尼大尉（伯克斯卡号机长）、布莱代里克•L•阿修瓦兹中校（伯克斯卡号轰炸指挥官）——同样根据远东军事法庭条例5条ro（ロ）即通常战争犯罪款、5条ha(ハ)即反人道罪款，被全体认定有罪。 　　正式的判决书，预定将于后提出。 　　法庭还基于以上判决理由及结论，对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以下“劝告”： 　　 　　其一，美利坚合众国，须承认在1945年8月6日以及同月9日投下原子弹属于违反国际法，并把“使用核武器乃是对国际法的违反”之宣言，以文书形式在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和公开。 　　其二，美利坚合众国，须向广岛与长崎的全部原子弹受害者以及其亲族，公开地进行谢罪，并支付赔偿。　　其三，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须保证决不第二次使用核武器。 　　其四，美利坚合众国，须全面地废弃核武器，并须进行一切努力，以求从地球上废弃核武器。 　　其五，美利坚合众国，须在有关场所建立原子弹被害者的慰灵碑，并将使用原子弹乃违反国际法一项，向国民进行制度化之教育。 　　以上，就是“国际民众法庭”对美国的审判和规劝通知。 　　 　　于是，一个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使用了灭绝性杀人武器原子弹的美国是否有罪？ 　　美国当然不认罪。战后六十年，美国在脸上坚持绷着胜利者的骄傲表情。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第33届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轶事。 　　杜鲁门的话是：“一分钟也不花在后悔上。”据说，他在战后数百次被问及使用原子弹的事，从来毫无悔色。据说，当被问道那是否是个困难的决断时： 　　“没有的事，”他用手指啪地打了个榧子：“就这么决定的！” （每日新闻2006年8月6日） 　　——对话的可能，几乎是零。 　　堂堂的世界上，活灵活现地演出着这样的话剧：一方是谨严得近乎迂腐的、一五一十说理的和平人士；另一方是骄横蛮霸、满嘴流氓腔的美国总统。 　　但这事不是一场儿戏。经过了战后六十多年的岁月，维护和平的人愈来愈把一个共识推向全球：那就是无条件地把使用核武器的行为，视为对人类的犯罪。 　　换言之，即便交战，仍须接受人道主义的更高审视。哪怕身处正义阵营或进行防卫战争，只要悍然使用了大规模灭绝生命的核武器，都是不能饶赦的对人类犯罪。 　　今天，对于使用核武器是否有罪这一问题，回答有罪的人，已是世界人类的主流。长崎、广岛的朝野官民，经六十余年的不懈呼吁，经历了从被爆惨状的确认、到国际公理的探究，最后簇拥在这个共识周围。他们要求国际社会立法：凡使用核武器，即犯下反人类罪。　　但问题仍存在：已经唯有一次地、在战争的发动国日本和它的军工基地广岛、长崎，过去使用了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是否有罪？ 　　“国际民众法庭” 的回答非常清楚：尽管日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元凶，尽管美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是正当的；但美国1945年8月6日在广岛、9日在长崎进行的原子弹轰炸，仍是不能赦免的反人类犯罪。 　　世界接受这一判决吗？ 　　中国同意这一判决吗？ 　　应该怎样不再让错误重复？ 　　不再让投下了和引爆了原子弹的错误重复，主要是不再让美国重复它的错误。 　　但也必须说，是日本首先挑起了，五十年如一日地扩大了这场错误的战争，这场日本帝国化道路尽头，招致了原爆的悲剧。所以，错误不再重复，更是不能重复日本的帝国主义。 　　原子弹悲剧的责任，不仅在美国，也在日本。这一判决，揭露和惩戒了两个方面。 　　美国的态度，就像杜鲁门的榧子。 　　日本的态度，暧昧恰如靖国神社。 　　中国的态度呢？ 　　中国人，已经该有一种成熟的自尊和自重，这样对自己严肃质问。 　　 　　不用说，对广岛的这一次“国际民众法庭”的判决，尤其他们送给美国的五点“劝告”，大概只换回了美国人的嗤之以鼻，或是一笑了之。 　　那么，也许另一个问题，对有色人种的生命和权利的轻蔑的问题，就该更早地提出来。今天称之“国际社会”或“联合国”的存在，几乎就是美国的股掌玩物。在一个白黑不辨的时代，对美国的核审判无论判决如何，并不可能得到执行。但是，人们可能谴责——美国在悍然使用核武器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他者生命的蔑视。　　原子弹轰炸过程中的细节，特别是与轰炸同步的、美国进行的科学观察，使人切肤地感到了残忍。它是不容置疑的歧视；是一种冷静的、在血液中潜伏的、白种人的优越。他们不过在平静地进行一次实验，那不言的骄蛮，那计算的施暴，是美国的一个本质。 　　 　　在广岛大学，我与和平研究所的所长做了一次交谈。 　　我问了这个纠缠心头的问题。我说，我总在想，在美国人冷静的投弹过程背后，是否存在一种基于白人优越心理的人种歧视。 　　那位所长回答说，确实如此，美国的行为中，确实存在着对亚洲人的蔑视。他听说了一个我的文章题目，于是总是在嘴头上提到“他者的尊严”，他半是揶揄地说，美国人若是懂得他者的尊严…… 　　但他高度评价中国是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以及中国是正式宣布终止核试验的有核国家。 　　我不管他是在表彰还是揶揄，我在思考自己。 　　如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一天制造10万以上的死者、一天投下100万颗烧夷弹；美军最初进驻神奈川县期间，短短一个月居然犯下了超过2000件妇女暴行——这样的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国家和民族的毛病么？ 　　日本人在网上述怀：“笔舌都难以表述，我们心底深处刻着的苦痛和绝望……犯下历史上最大级的战争罪行的，是美国……” 　　作者挣扎的灵魂，跃然纸上。人在火狱里的感受是可信的。 　　但那位网上作者——他若想获得别人的信赖就必须记住：朝鲜、中国、东亚被日本帝国强加的恐怖、屈服和绝望，同样笔舌难述，甚至罄竹难书。 　　他还必须知道——日本帝国的手上，也沾着刺鼻的核气味。虽然国家对此三缄其口，真相如石沉大海。 　　即便长崎，即便有那么多和平的渴望，长崎并不是一只和平鸽。就像长崎市民批评的一样：就在和平公园的对岸，三菱长崎造船所正紧张制造着最新型的宙斯盾级驱逐舰。虽然呼吁销毁核武器，但长崎市并不反对市内的兵器生产和港口的军港化。 　　我和他，日本和中国都必须记住：扩张的民族主义，迷狂的大国崛起，常使人类丧失良知，两手肮脏，犯下重罪。 　　 　　但道德表演是最虚伪的，真正的试金石就在眼前：一切对长崎、广岛原子弹惨剧的反思、一切对核武器的反人类本质的揭露、一切对美国1945年使用核武器罪行的追究，都并非为了其他——都只是因为新的原子弹犯罪正在逼近。在阿富汗、在伊拉克——被美国点燃、日本也派自卫队参加、一些中国人冷漠地隔岸观火的——战争的硝烟，已经愈来愈像蘑菇云了！ 　　毛泽东诗云：“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美国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的两度侵略战争中，都进行过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宣传。但是面对着地道的核威胁，媒体的纵容与渲染，堪称同谋。比如2002年3月25日的某份中国小报，就用花边新闻的轻佻语气，替美国扩散过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消息。 　　此外，虽然在杀人凶器的分类上有所区别；准核武器，或者说低级的核武器，早已被投入了战场。这就是美军和北约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前南斯拉夫等地区早已大量投下的贫铀弹和巨型震荡炸弹。 　　已经能够感觉：美国有人急于使用核武器。未必由于军事形势的紧迫，而是因为军工企业的需求。是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军事科学技术，已经别无出路地转化为危害人类的破坏力。 　　长崎和广岛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们六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在法律和思想的两个标识上，不间歇地向世界闪灭警号，呼吁世界和人类认识、揭露、禁止再次的核犯罪。 　　长崎和广岛，是它们把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理想，六十年愚公移山，推广到了大半个世界。如今它已是我们的理想——国家之间必须放弃战争手段，必须无条件执行和平的法理。 　　它不仅是一项理想，也是一项急切的任务。它们同时替孤立无援和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伊朗、古巴、朝鲜、伊拉克和一切潜在的、受到美国核威胁的国家和民族，喊出了他们的求救，喊出了他们的抗议。 　　 　　五 　　 　　以上，就是我的长崎笔记。 　　告别长崎的那天，我有一种留恋的感觉。沿着风情别样的荷兰坂，攀上东山手的古拉巴公园。暮色中的港湾紫雾蓝霞，金色的斜阳涂染了停泊的轮船。如今它这么陌生。其实，不远就是宁波和厦门，郑成功惯走的航道。 　　中国学子凡是渡日求学，多是一站飞抵东京，过去则坐船到神户横滨。缺乏地理感觉的我们没有注意，长崎离我们这么近。 　　疏远始自什么时候？莫非是清国水兵事件，李鸿章的新式军舰来到这里炫耀，结果收场于一场斗殴？抑或是始自兰学东渐，日本人开始放弃汉方改读西医？都不能确定。 　　能确定的，只是真实的疏远。长崎街头的巡警町民，同仇敌忾地狂喊，围攻几艘巨舰的散兵。那喊声有一种放肆，我从中听出了一种厌恶。哦，那是对羸弱腐朽的中华的彻底轻蔑，那是对鲜耻寡勇的支那人的不尽厌恶。那是一种致人心伤的、从心理到生理的、嫌弃和反感……读取着这一种轻蔑和反感，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惊讶。 　　哪怕在后来，唐船远去，悲剧血染，噩梦连连。 　　哪怕在尽头处，最后爆炸了一颗毒日般的炸弹。 　　哪怕以后事件平息，沧海桑田，风平浪止——深刻的蔑视，仍然存留不死。它潜伏着，腐蚀着，伤害着两个民族，直至灵魂的内里。 　　 　　1996年7月29日，在一共实施了45次核试验以后，中国宣布永远终止核试验；并重申，中国承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可能，这是广岛、长崎六十年的呼吁换来的世界的最正式回答。长崎应该听着耳熟；它至少该记得唐船的声音。 　　至于对自己的国家实行监督、向自己的同胞进行改造、让中国实践自己的和平承诺，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我想，中国人不仅如大江健三郎指出的那样，曾把试制成功的原子弹“看作充满新的自豪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象征”，也具备胸襟和气魄——把废弃和禁止核武器的允诺，视为自己祖国与文明的、新的象征。 　　 　　就要离开长崎了。启程之前，我觉察到，自己真的变了。 　　虽然此刻还处于激烈的争辩撕扯之中，但是我变了。一种似乎是最终的原则，正渐渐渗透我的身体。经验和思想在发出声响，剥落离析，砍削纠正，成为将来的方向。 　　核武、战争、他者、和平——彻底的拒否，绝对的坚持，都是长崎给我的礼物，是我带回中国的新知。我愿再写一遍：宣誓拒绝核武器和战争，宣誓卫护他者与和平。它们仿佛新鲜的血，哗哗响着，涌入体内。我恨它来得为时太晚，又欢喜它终于惠及我身。 　　 　　未来的长崎会迎接怎样的命运？再过百年，自会出现公正的答案。 　　我想，最该抓紧做的事，是支持长崎市在海牙国际法庭的要求：立法规定使用核武器违反国际法。用世界宪法的形式，约束和威慑一切核拥有国——这样做已经十万火急。不仅是为了长崎、广岛一雪旧恨，而是为了救助正被核武器瞄准的下一个城市、下一个国家、下一个民族、下一个要被推入地狱的无辜的人群。 　　长崎所藏的浓厚历史感，超过了古城京都。 　　真是这样，京都奈良与中国的纠葛故事，似乎没有长崎这么临近和沉重。正是在长崎，日本开始了它脱亚入欧的漫长跋涉。哪怕含毒，长崎大口地吞饮了欧美文明的乳汁；虽然追随，也挨了它灭绝的原子轰炸。 　　长崎将愈来愈成为亚洲对西方的质疑。 　　当然，也将成为对自己的质疑。
  19. 柳红：回望1980年代的经济学人
    经济 2010/11/19 | 阅读: 1372
    当年的经济学家没有独立董事，没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考量，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出场费。从整体上说，8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理想，纯粹，正派，不计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即使作为政府的咨询决策机构，离权力中心很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为自己换取什么既得利益，因此相对独立。二十年过去，民众对经济学家总体上由尊敬信赖变成反感诟病，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责任，无论对谁来说，即使是从中获得了超乎应得利益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十分遗憾的。
  20. 冯象：下一站，renmin大学
    社会 法律 2010/11/18 | 阅读: 2475
    从 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 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 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 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 “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 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 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 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 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 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 “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高考状元 以 前高考在七月，考场里汗流浃背；现在提前到六月初，好多了。但这一考三天，牵动全社会，有时候也折腾得够呛。比如新闻报道，这儿那儿封路，警力出动若干， 某市某区下令关闭网吧，免得影响孩子们考试。网吧，大概名声不好，家长不喜欢。可是仅仅因为高考就不让老百姓做生意，似乎法律上说不过去，最好还有旁的理 由，并给予合理补偿。 将 近发榜，大伙儿忙了起来。负责招生的老师早几天就走了，原来是去联系各省市自治区的状元同家长，做签约录取的工作。据说，这份荣誉一向是清华北大两家争， 近年来港大也插一杠子，搞面试，挺红火。几十位小状元的去向，就成了高考过后各地教育部门、重点中学和大众媒体共同关注宣传的一桩大事。 再 后来，小状元们便由家长陪伴，一批批应邀来实地体验了。我参加接待了两回，一块儿吃饭，聊聊法学院的专业跟事业选择，谈谈香港和美国的“重点”大学。我的 理解，状元如有选择港大而放弃清华的，多半是以为香港的教育比较国际化，因而将来出国深造，在香港申请可能更具优势。但这想法实际是错的。就优秀学生而 言，从香港的大学申请欧美一流大学，要比从内地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学申请困难得多。道理很简单，西方大国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历来十分重视中国，招收研 究生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名额，总是大大多于香港（和台湾）学生。港大、中文大学或香港科大再怎么努力，哪怕在《泰晤士报》排行榜上名列亚洲前茅，也改变不了 这一西方学界的“偏见”与地缘政治格局——除非停止实行“一国两制”，让香港的大学完全溶入内地体制，服务中国并代表中国。 状元好像女生居多，符合发达国家的潮流；不论“裸分”“加分”，都是值得录取培养的好苗苗。自从发榜，他们不知听了多少夸张的褒辞，照片传遍各大媒体。有的地方还现金奖励，商家则打产品代言的主意。但愿他们经受得起名利的诱惑，保持平常心；入学以后从零开始，莫背包袱。 高 考第一名，也就比第二名超出一分吧，多少是碰运气撞上的。举国上下，如此大张旗鼓地表彰少数考生的运气，不是好事，不太健康。但是，政府教育部门带着媒体 高调宣传，以现行体制即中学应试教育的策略观之，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功用。这些年来，应试教育屡遭诟病，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然而却无力改革，为什么？ 因为，整个教育体制和监管部门皆已失去了信誉。以至于离开“裸分”一步，不论“奥数”加分还是校长推荐，在百姓眼里，一概有猫腻或不公之嫌。而高考，却是 支撑着庞大的应试教育产业链，包括寄生其中的商业性作弊服务的那一块基石。所谓状元，实为一弊病丛生的教育体制的名牌产品。传媒炒作、政府奖励、名校争 夺，无形中扶持且赋予合法性的，正是应试教育。 可见，改革教育的关键，在重拾信誉，即建设职业伦理。听说，也有个别省区不公布状元姓名，拒绝炒作。这是一种对考生和教育负责的伦理立场。哪一天全国都能如此，就有一点希望了。 中国第一考 都 说大学生负担重，忙。我问了几个学生，答：必修课虽多，但阅读跟作业的份量一般不大，考试亦容易对付。忙什么呢？课外社团活动呗。还有政府机关、法院与律 所的实习，各种资质考试，比如英语、电脑、驾照、公务员，毕业前再加上用人单位的面试笔试。他们也真是能考。没听说哪个考不过的。某日又来报喜，通过了司 法考试；那也是法学院学生必考的。 比 起高考见不得阳光的作弊丑闻，这号称“中国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就坦率可爱得多了。腐败既是明码标价的权利，“公平交易”就不必隐藏。季节一到，便雨后春 笋似的冒出各色各样的报考培训班来，从“基础班”“冲刺班”到“猜题班”“包过班”，再到“出题老师”亲临辅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过，友人告诉，考 生也不是听任宰割的傻帽。几个人凑钱交学费，送一人进去，偷偷录音整理了，放在网上设置密码，供交不起或不愿交学费的广大网友付费下载——嘿嘿，还没当上 法律职业人士，先练会钻空子违法的道道。 您 如果觉得这个乱法叫“中国特色”，那可太不懂行了。作弊哪能是天朝的土产，民主大国兄弟邻邦例如印度，不也照样腐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中国第 一考”真正拿得出手的一盘“特色”，却是考生无须受过任何法律教育。换言之，考试内容虽然涵盖了十四部法律，报考资格却并无专业要求，只消出具本科或本科 以上学历证明即可（另据司法部规定，部分地区可放宽至专科）。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考试结果，正规的法学本科未必优于别的考生，状元也往往不是法律专业。 周 末上友人家“蹭饭”，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恰是满满一版关于上海“司考状元”的采访文章。那状元是学计算机技术专业的，谈到备考经验，她的心得颇说明问 题：“司法考试和法学素养关系不大，所以没有法律基础的人也不必紧张。复习司考，最重要的还是效率和技巧” （《文汇报》2010.6.25）。她自己的复习备考，“满打满算”不过三个月。九十天吃透两本教材，“《指南针攻略》和《考纲》”，就这样，一遍又一遍死记硬背消化法条，终于点了状元。 一方面，铆足了劲“普法”宣传法治，强调法律人职业化，审判员改名叫法官，给他披法袍买法槌，花钱培训拔高学历；另一方面，又降低职业门槛，开放执业资格考试，走了一条“民粹主义”的路。这么搞，是否自相矛盾？ 国家理性 此是章润兄组织研讨会点的题目。国家理性，过去英文著作里常借法语表达，以示文雅：raison d’etat。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大概是马基雅维里（1469~1527）开的先河，之后渐次形成意、法、德诸国的“霸术”或工具主义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传统，拿这术语做了一种说辞。不过，那一段历史我纯属外行，只能作为读者，谈谈感想——承志勇君热心帮助，找来时殷弘先生译的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翻阅一遍，颇受教益。 Raison d’etat， 时先生译作“国家理由”，《读书》今年四月号有篇文章提出商榷，认为从西方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正确的译法应是“国家理性”。我想，“理性”、“理由”都 有道理，两者的差异，在视角不同。“理性”是个大词儿，抽象悦耳，可以让中文读者联想西方思想史和当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例如普法）；但不如“理由”有劲， 直指马基雅维里式的工具主义。其实，译得灵活点也行，两个词换着用，互训互明，贴近读者的生活感受——让我扯开去说。 还是友人请客，到国家大剧院潜入“蛋壳”见世面，看了一场“主旋律”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故事挺“尖锐”，剧名取自《国际歌》的副歌：c’est la lutte finale， 毫不回避“社会基本矛盾”。一高干家庭，老爷子不知受过什么刺激，常有幻觉，动辄回到革命战争年代，冲呀杀呀，要把名字刻在烈士墓上。家人遵循医生嘱咐， 在他面前绝对不可提及任何涉及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事儿，例如老二喜欢发牢骚，嘀咕些讽刺干部作风的笑话段子，老爷子听见，准保犯病。可是除了老两口儿， 周围一帮人全在进步，上上下下，拼了命捞钱捞人。我边看边胡思乱想：有朝一日，会不会这伙硕鼠建成一国，“团结起来到明天”，他们依法腐败的那一万条“理 由”，不就是一门精深的“国家理性”？ 而 且，如果“理由”统让国家栋梁给占了，唤作“理性”，大写了又名法治，那么缺乏理性，不会理智，浑浑噩噩还守着传统道德、责任伦理的，不就是芸芸百姓了 么？于是乎，国家必然与公民对立，“理性”则理应属于“高眉”精英，而民众的愿望诉求，每一次挣扎，无非是说明“民粹”等于无知——这，便是当今法治意识 形态下通俗文艺和主流媒体的基本政治立场。 《斗》 剧却在这一点上出了格：不但描绘了精英栋梁的腐败勾当，而且推翻成见，把被剥夺的理性还给了替“理性们”打工，进城扛活的乡下人。是的，连上班吊儿郎当， 被国企老总（老三）炒了鱿鱼的那个农民工小伙儿，也晓得算计，运用理性编造理由。表面上对老板低声下气，暗地里却在给他的对头当“间谍”，查他挪用公款的 黑账。这个猥琐的灵魂，农村人的好品德丢个一干二净，看到老板贪污案发，企图潜逃美国，就趁机上门敲诈，甚而图谋老板父亲即革命老干部的房产；恨不得老爷 子老奶奶一伸腿送去八宝山，儿子女儿一总“双规”蹲大狱——好一名手狠心毒、玩得转法治的农民工！ 如此，《斗》剧虽是“主旋律”文艺，却一反春晚式的逗乐和插科打诨，回归了严肃的现实主义，让观众直面那标举“理性”的法治化的社会腐败。 也 许，这批判的现实主义，预示着一番新的气象，仿佛暴风雨到来前，一只迎着乌云低飞的燕子。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提醒我们：冷冰冰的工具主义理性，不必是 精英集团的专利；以农民工为符号的劳动阶级，也早已不是死抱传统道德、任人欺侮的一群。因为，在资本复辟的市场条件下，法治不光是“理性者”营造“国家理 性”的核心策略，同时也侵蚀着普通百姓，诱惑他们接受腐败的“理由”。可以说，唯有腐蚀了他们的道德意识或“伦理共同体”（civitas），将之改造成一个个庸庸碌碌、奉行“市民理性”（ragione civile）的小市民，名曰公民，腐败才可能做成合法权利，即“理性者”实行统治的特权。 现实主义文艺在现代中国，曾有辉煌的成就；其勃兴于晚清，才俊辈出，至上世纪下半叶，方见凋零。今天，当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控制策略以“理性”的面目再临九州，可否期待现实主义更新我们的文艺，进而，“让思想冲破牢笼”—— Pour que le voleur rende gorge, Pour tirer l’esprit du cac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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