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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企业以主体身份参与国际化运营，到海外开展投资、兼并、收购境外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潮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投资界、研究机构、媒体呼吁中国企业应大胆走出国门，到海外购买去泡沫化资产，实现抄底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在此种热潮面前，作为海外并购主角的中国企业们却显得格外慎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在实际操作中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屡屡受挫。从早年首钢在秘鲁的铁矿山投资遭遇"罢工门"坎坷不断，前几年上汽并购韩国双龙最终宣布失败，再到最近的中铝并购力拓折翼，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障碍重重。 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管理上经验不足，更重要的是并购活动，特别是跨国并购，本就是一个风险重重的领域。投资界业内人士认为，跨国并购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活动，并购方面临着政治、法律、市场、技术、管理层道德等方面的多重风险。在一些热点敏感地区，并购方的设施与人员还面临着安全方面的风险。 对于希望参与国际化运营的中国企业而言，在诸多风险之中，对项目本身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并购方对被并购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管理层人员背景与风格、利益关联方可能作出的反应等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它包括但不限于： 并购对象的实际运营状况 并购对象的各类经营、合规风险 并购对象股东与高管层的职业操守、行事风格 并购企业员工针对并购的抵触心理及其可能反应 并购所在地的法律与政治风险 并购方竞争对手、行业协会等利益关联方的反应 并购所在地环保、劳工等NGO组织可能的抵触行为   尽职调查--国际通行的并购风险管理手段 对于企业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对这些现实或潜在的风险作出全面深入地研判，难度非常大。从国际经验看，通过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并购尽职调查"，是对并购过程进行风险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 所谓尽职调查就是：在企业股票上市和企业收购过程中，基于监管方或并购方的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运用专业手段与分析方法，对企业的历史数据和文档、管理人员的背景、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与审核。 在一个正式的大型并购中，尽职调查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一）了解被并购公司的组织和产权结构 （二）被并购公司的资产情况 （三）被并购公司的债务和义务 （四）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五）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 （六）税务状况 （七）管理层和雇员情况 （八）法律纠纷情况 （九）保险情况 （十）知识产权 （十一）环保问题 传统上，并购尽职调查作为一种由"法律审查"与"财务估值"为主派生出的调研框架工具，主要由投资团队、会计师、律师三方组成，其操作方法有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收集研究各类档案文献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政府公报、公司章程、公司注册登记档案、信用报告、财务报表等等。 2、在被并购方的许可下对被并购企业财务、营运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3、在被并购方的许可下，对被并购企业的办公场所、生产工厂进行实地考查 4、访问行业专家、同业协会，以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前景进行专业的分析与评述。 并购尽职调查的流程：对于一项大型的涉及多家潜在买方的并购活动来说，公开的尽职调查通常需经历以下程序： 1、由潜在买方指定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尽职调查小组（通常包括律师、会计师、和并购方的投资项目团队）。 2、由潜在买方和其聘请的专家顾问与卖方签署"保密协议"。 3、由潜在买方准备一份尽职调查清单。 4、目标公司在卖方（通常是母公司）的指导下，按照尽职调查清单把所有相关资料收集在一起并准备资料索引。 5、指定一间用来放置相关资料的房间（又称为"数据室"或"尽职调查室"）。 6、潜在买方按照一定程序可以阅读复印数据室中可以披露之文件。 7、在并购信息披露协议的框架下，潜在买方针对并购对象的管理人员、市场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进行访问座谈。 8、由潜在买方聘请的顾问（包括律师、会计师）作出尽职调查报告，尽职调查报告的核心是根据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对并购对象的价值与风险进行分析和针对性地建议。 9、由买方提供并购合同的草稿以供谈判和修改。 应该说，国内企业现有的绝大多数并购尽职调查的范围、内容与流程方法基本是按照以上模式开展的，它也反映了尽职调查的以下基本特点： 1、尽职调查是法律、财务审查与各种公开资讯收集、分析的结合，是一种公开的调查研究。 2、鉴于并购活动涉及信息、数据量非常大，可能引发风险的因素各种各样，所以按照惯例，并购尽职调查属于一种承担有限责任的程序化"尽责调查"，尽职调查的操作方只对委托协议约定的项目与流程负责，而不对调查结果承担无限责任。 博弈环境下的挑战--国内传统尽职调查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国内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受到国际投资界操作惯例的影响，也较多地借助了尽职调查这一工具，但由于国内大型并购经验意识上的欠缺，并购关联咨询服务产业的落后，在尽职调查的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很明显的问题，在复杂多变、博弈性极强的跨国并购中，效果更是远非理想，具体表现在： 1、部分并购企业自身对尽职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依靠专业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的习惯尚未真正形成。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失败案例。2005年，在国内通讯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强大生产能力的TCL公司，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和渠道优势，经过一番考察后选择了以研发和销售体系见长的阿尔卡特手机业务事业部作为并购对象。由于对并购后整合的难度与风险估计不足，同时也是为了节省成本，TCL在并购启动前既没有聘请专业的咨询机构为整个并购活动进行规划，而且连常规尽职调查都未委托专业机构操作，而是只依赖企业内部组建的一个小组，对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只作了很基本地了解，导致TCL对于并购完成后的双方管理整合、业务流程重组、企业文化的差异等领域的问题缺乏起码的了解与规划，整个并购项目以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核心人才全部流失、全面亏损而告惨败。 国内传统并购尽职调查主要依赖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所谓的"四大"）， 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并购尽职调查获取资料、数据主要依赖于被并购方提供的公开披露信息和能通过公开手段收集的数据库、档案信息，对于被并购方实态性的信息缺乏更深入的了解渠道，这对于全面客观评估被并购方的真实价值和风险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考虑到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员特点与专业能力，它们的尽职调查主要局限于法律与财务领域，单单依靠并购方本身的项目团队要对被并购企业的行业与市场风险、高管道德风险作出专业的评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市场环境、法律体系的差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环保、劳工等NGO团体干扰的机率更大，单单从法律权属、财务分析等范畴开展的传统尽职调查主要局限于被并购企业本身，侧重于法律权属、财务分析等范畴，针对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关联方意图与可能干扰的评估基本是空白。 多数中国企业理解的尽职调查，或者说有能力开展的尽职调查都受限于被并购方的正式允许，启动于并购活动正式开始前或操作过程中。这使得并购方很难在并购真正开始前，就对潜在被并购对象的实际运营状况与风险因素有一个初步地了解，从而在多个候选目标中筛选出更符合己方战略构想和风险管理要求的并购对象。一旦并购活动正式启动后再发现重大风险因素或受到利益关联方的干扰，并购方不但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在投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这块也将承担高昂的前期费用成本。 中国商业环境的某些阶段性特点使得常规尽职调查难以有效开展。 以国内创投市场为例，随着大量民间资金涌向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一时间出现了天量的本土创投机构，这些投资机构大多对尚处在早期孵化或发展期的企业不感兴趣，而直接把投资目标锁定在已经接近上市的企业，这样一来创投机构之间的竞争自然极度激烈，侃价实力大减，要获得被投资方认可的所谓全面尽职调查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创业早期都有迅速把握机遇，孤注一掷地全力一搏从而完成原始积累的经历，在这种思维定势下，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有时仍会延续"搏的就是机会"，而忽视风险、忽视系统化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思维惯性。 第三方调研机构的介入是提升国内企业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效能的关键 基于国内目前并购尽职调查服务存在的缺失，结合国际并购业界的经验，我们认为通过引入专业调研机构，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提供基于并购项目层面的综合风险评估是提升国内并购尽职调查效能，加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风险管理的关键一环。 （一）、就调研范围而言，第三方调研的调研项目可以设定为目标公司运营层面、目标公司决策管理层、所在地政治、投资与安全环境、竞争对手和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干扰四个层面，具体包括： 公司部分 目标公司的实态运营状况 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正常进行，是否存在影响其正常运作的各种风险因素或负面传闻 目标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排名、声誉 目标公司在所在城市、社区的地位、声誉 目标公司是否存在任何诉讼、劳工或环保纠纷 公司管理层 法人代表、股东与主要高管的背景、履历、专业资格 法人代表、股东与主要高管在公司内各自承担的职责及其经营管理风格 公司法人代表及主要高管在行业内的声誉 公司法人代表及其高管是否有犯罪、诉讼记录或各种的债务纠纷 公司法人代表及其高管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背景；或与任何有组织犯罪存在关联 所在地政治、投资与安全环境 当地政府对此次并购的政策态度（公开和私下的） 当地政治形势是否稳定，政府主要官员换届是否会影响已达成的协议执行 当地政府对外资是否欢迎，是否存在针对特定国家企业过于严苛的公开或隐形壁垒 当地政府的运行效率如何，是否有明显的潜规则习惯 当地治安形势是否稳定，是否有专门针对特定国家企业或商务人士的袭击或绑架 竞争对手与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干扰 行业竞争对手对此次并购的态度与可能干扰手段（煽动政治抵制、呼吁安全或反垄断审察等） 被并购方员工对此次并购的态度、是否可能干扰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干扰 当地主要环保、劳工群体对此次并购的态度、是否可能干扰及可能以何种方式干扰 这四大层面的调研项目基本覆盖了被并购企业的实态运营状况、高管可能的道德风险、竞争对手及其它利益关联方的可能反应、乃至宏观的政治与安全风险，这就大大弥补了目前国内并购尽职调查主要局限在法律和财务两个领域的局限，对于影响国内企业海外并购成败更直接的一些风险因素，如被并购企业实际资信状况、环保问题、劳资纠纷、利益关联方可能的抵制等将会起到前瞻性的预测，从而提前预见、化解可能的风险。 （二）、就调研方法而言，更具有深度、多向度的印证与现场感 一般说来，第三方调研机构可以采取的主要方法也无外乎以下一些手段： 1、收集研究各类公开文献资料 2、获得各类数据库的数据信息资料并进行分析研究。 3、针对被并购企业的办公场所、生产工厂、所在社区进行实地调查 4、针对被并购企业的员工进行广泛地审慎访问 5、针对被并购企业所在的行业，对上下游供应商、客户进行广泛地审慎访问。 6、通过行业专家、行业协会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缜密地分析与评述。 7、通过所在地法院了解被并购企业及其高管是否存在任何诉讼纠纷 8、通过所在地政府、警方和各类消息灵通人士了解当地政府对此次并购的真实态度、被并购企业及其股东是否有任何特殊的政府背景或与任何有组织犯罪存在任何关联。 对公开文献进行研究、以当地语言检索互联网信息，查询数据库，这几种方法是并购投资团队本身就能操作的，第三方调研机构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实地调查能力、长期建立的情报网络以及专业的分析框架。在这些领域，第三方调研机构通过对目标企业工厂、办公场所、所在社区的实地调查；对上下游供应商、客户的深入而审慎访问（提供给政府的财务数据有可能造假，但来自被并购对象三家最主要的供应商、三家最主要客户的评价一般是准确的，也无从造假），挖掘被并购企业公开数据与文件后边的"行为逻辑"，勾勒出一个个更直观立体的"商业故事"，从而有助于并购方对被收购方运营历史脉络、现实处境、对并购的真实态度有更真切的认识。 就调研活动的合法性而言，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商业惯例对信息披露规定的程度不一，理解不同，使用以上调研手段获得信息的难度与深度会有差异，但总的说来，以上这些调研手段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全的国家都是可以合法使用的。 对于法律体系不透明，排外情绪比较明显的特定国家，如果对于某些调研手段运用的存在不确定，也可以通过寻找在当地的市场调研机构、咨询公司甚至私人侦探，以调研需求整体分解，分块外包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调查启动时间与启动方式更为灵活 传统尽职调查一般启动于并购活动正式开始前或操作过程中。第三方尽职调查完全由并购方指定，既可以在并购活动正式启动前操作，也可以启动于并购对象的筛选过程中。通过对特定行业符合初步并购要求的企业进行全面筛选，可以让潜在的买家对并购对象的价值与风险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且不会惊动被并购对象和其它利益关联方，由此，既可以起到前期保密、隐蔽意图的作用，又有更多的时间与回旋余地，从而制订更符合实际、更节约的并购计划。 （四）、专项分析工具将给并购活动的成功提供关键性的支持 1、并购谈判的竞争情报分析 在重大谈判过程中，如能对谈判对手的现实处境与谈判方案有切实地事先了解，无疑能在谈判过程中获得针对对手的信息单向透明，主导谈判的主动权。专业的第三方调研机构一方面可以深入收集被并购企业当前的运营实际状况、现金流水平与各种风险点（与公开资料相印证），另一方面也可以预先收集被并购方主要高管、谈判组成员的个人背景、性格特点、之前谈判记录（风格）方面的资料，建立关键目标人员档案，在谈判前结合对谈判对手现实处境的分析，就可以预测出对方谈判组的几个可能谈判方案及其底线。如能引入行为科学模式分析，甚至有可能对谈判组成员的具体谈判策略与战术也作出较精确的推断。 2、监测被并购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关联方的态度变化，对可能的危机提供预警。 在并购活动开始、进行以及收购协议刚刚签订一段时间内，被并购方企业员工、竞争对手、所在国政治团体、国际和所在国主流媒体、环保、劳工NGO组织等任何一方的敌意都有可能对并购本身乃至并购后的有效整合带来程度不同的风险，甚至有可能直接破坏掉整个并购。第三方调研一方面在事先就将被并购方本身、竞争对手及其利益关联方针对并购活动的态度、动向纳入了调研范围，通过专业分析预测判断其可能的反应，帮助并购项目组预先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各种利益关联方的态度、行为耘酿变化时，在所在国的各类媒体、网络论坛、交流群组中或多或少地会有所体现，建立在综合风险控制框架下第三方机构可以通过舆情监测软件和专业的分析人员，对正在酝酿的各种敌意、抵制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并划分威胁级别。对于真实可信的抵制威胁，将结合线下调查力量深度了解其发起人与主要成员的背景、决心与能力，当地过往类似事件的处置经过，为并购方采取适当的措施提供一手的参考依据。 （五）、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第三方尽职调查就其调查的侧重点与分析角度而言，既关注风险，也关注机遇，因此更加符合现阶段中国企业家的决策思维习惯。 发展以情报调研为核心的民族风险控制产业时不我待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复杂而严峻，但从整体趋势而言，对于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来说，是危，更是机。海外大量去泡沫化的优质实体资产、矿产资源和拥有大批先进专利技术的科技公司，对于拥有良好外汇储备支持，制造加工能力强大，但缺乏高端研发能力和资源储备的国内大型国有、民营企业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抄底机会。 但是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跨国并购，首先面临的就是风险控制的问题--这里的风险既包括宏观的国家政治风险，也包括微观的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当地合作伙伴的道德风险，甚至是海外员工与设施的安全风险。坐到谈判桌之前，中国的企业家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即所谓"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做调查研究"，但在巨大的社会文化，法律体系、商业环境、语言的差异背景下，单单由企业自己去做调查，其难度、成本和效率可想而知，中国的企业家们需要专业的团队来提供帮助，因此这也就为包括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第三方调研公司在内的专业机构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呼唤着中国民族风险控制产业的尽快成熟。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与后果广泛而深远，但如果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对中国有信心，那么在站历史的高度，多少年后我们来回顾今天，可能会发现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在更深层次融入世界的"元年"！在危机中仍然心存高远，能为未来蓄势布局的中国思想者与行动者们，必将在下一轮经济复苏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而赢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计算机蠕虫"震网"已渗入伊朗纳坦兹的离心机设施，导致设备在几周内自我毁灭，使伊朗10%的铀浓缩量提前耗尽。在它被公开披露（2010年9月）的几个月前，西方情报人员便宣称伊朗最早制成核弹的日期被推迟了数年。而直至蠕虫被发现并解析前，伊朗人始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设备那么快就耗费殆尽了。

青年电影作者的“青年”，意味着一种先锋姿态。但是在话语权力与言说空间的制约中，中国当代青年电影开始是从体制外与体制内两个维度，探索不同的叙事可能的，随着电影实践成本的降低与学习途径的扩展，这支队伍开始扩大而庞杂，最后根据自身叙事目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008年5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吴元丰、赵志强两位先生的合著《锡伯族历史探究》，这是元丰、志强两位先生从事满文工作3O年来有关锡伯族历史研究的论文集。因同为“满字号”学人，元丰赠书予我。翻检拜读之际，感叹不已。 元丰、志强均为锡伯族，来自新疆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1975年，两人毕业于察布查尔自治县第一中学，同年通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考试，成为“满文干部培训班”学员。1978年进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从事明清历史档案工作，重点参加满文档案整理与翻译。时至今日，从业已满30年。 元丰先生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先后主持编译出版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1994)、《清代鄂伦春满汉文档案汇编》(2001)、《清内阁蒙古堂档》(2005)、《珲春副都统衙门档》(2006)和《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1999)等四百余册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还在满文文献、清代边疆史地、少数民族历史和中琉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积极探索，发表了60余篇学术论文。 志强先生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满学研究所所长，他潜心研究入关前的满文文献，历经数年推出专著《旧清语研究》(2002)，对实录中摘出的旧清语进行全面的解读，澄清了多处歧义。志强先生随后于2007年又出版专著《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以大量满文档案为据，探讨后金——清代中央决策问题，推进了清代官制问题研究。志强先生发表的满文清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亦达50余篇。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事期间，元丰、志强先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尝试开展一些学术研究。 在选择研究领域时，他们想到了自幼在察布查尔听老人们讲述过的本民族历史故事，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是否是真的，乾隆皇帝是否真得允诺锡伯族驻防新疆满60年后返回东北老家，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都像谜团一样纠结在他们的心里。最终，元丰、志强两人决定从锡伯族历史研究人手。 他们不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发掘和搜集锡伯族史料，还到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调研，经过数年的努力，整理出锡伯族历史档案史料1000余件。经过系统整理编目，满文版《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于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年后，与之相匹配的汉文版《锡伯族档案史料》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4卷本的满汉两版“锡伯族档案史料”不仅成为锡伯族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满族、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历史研究、清代八旗制度研究等相关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元丰、志强先生的锡伯族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这也确保了他们的本民族历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锡伯族历史探究》一书共收25篇文章，附录《清代伊犁锡伯营官员履历及索引》以及中央电视台10频道《历程》栏目、《中国民族报》的2篇专访。多数论文原载于国家级、省级学术期刊，如《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史档案》、《民族古籍》以及《满语研究》、《满族研究》等；少数论文被《中国人的姓名》、《锡伯族研究文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等文集收录出版。这些论文主要涉及锡伯族的地域分布和迁徙，锡伯族的族源与民族关系，锡伯族的经济开发与历史贡献，锡伯族文化与历史遗迹考察，锡伯族历史文献等问题。 遍寻与锡伯族有关，特别是历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元丰、志强两位先生的成果无疑占据着主导（·以上为p. 142） ·地位。清乾隆年间二十九年(1764)，在盛京及其所属的开原、熊岳等城驻防仅仅60年，八旗满洲下的锡伯官兵再次奉旨迁徙，充实新疆伊犁八旗驻防，以便进一步加强西北边防力量，抵御外来侵略。有关这次西迁的民间传说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官方史料，难以开展专题研究。元丰、志强在锡伯族档案史料搜集整理过程中，逐渐解决了其中的历史疑问。1981年，两人合作完成的首篇学术论文《锡伯族西迁概 述》在《民族研究》上正式发表。这篇论文利用了大量的满文档案史料，全面阐述了清代东北地区的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驻防察布查尔的问题，解决了困扰锡伯族许久的西迁疑团，也破除了民间的一些说法。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和锡伯族群众的广泛关注。元丰、志强先生的锡伯族历史研究从《民族研究》这样国家级高水平学术期刊起步，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锡伯族的大规模历史迁徙不止一次。早在清人关前，科尔沁蒙古编设八旗时，隶属其下的锡伯族也随之编人八旗蒙古。至康熙年间，由于抗击沙俄的需要，清政府一方面从宁古塔、乌拉吉林调拨八旗满洲兵丁到黑龙江驻防，另一方面不断从索伦、达斡尔人中抽选男丁，编设牛录，充实黑龙江驻防。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政府下令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隶属下“释出”，分拨到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吉林等地，正式编人八旗满洲，成为常备兵，这对锡伯族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关康熙三十一年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编人八旗满洲一事，多记载在用满文书写的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以往鲜有人问津。1984年，元丰、志强再次合作在《民族研究》上发表大作《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人满洲八旗始末》，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文章在最后提出，锡伯族编入八旗满洲，不仅“加强了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防务，加强了对锡伯族的控制”，还“促进了锡伯族向农业民族的过渡”，“拉开了锡伯族东迁西移的序幕”，“促使锡伯族普遍使用满语满文”，对锡伯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文不仅是锡伯族历史研究上的力作，同时其所披露的满文史料，对于东北边疆八旗驻防问题涉猎较多，也为八旗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志强、元丰在《历史档案》上另文撰述锡伯族南迁问题。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政府再次下令，将在齐齐哈尔、伯都讷、乌拉吉林驻防的锡伯族分批南迁。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地的锡伯族被迁至盛京，乌拉吉林的锡伯族被迁至京城。南迁之后，整建制的锡伯牛录被打乱，锡伯兵丁被分散编入八旗满洲、蒙古牛录中效力。志强、元丰在分析锡伯族南迁问题时提出，康熙中期，清朝旧都盛京防务空虚，八旗官兵已经呈现出疲弱态势，而锡伯官兵长期打牲，擅长骑射，补充到盛京后，可以迅速强化盛京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是锡伯族南迁的根本原因。《锡伯族南迁概述》一文与前述《锡伯族西迁概述》、《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人满洲八旗始末》以及《锡伯族迁居云南考》等文，追根溯源，彻底解决了清代锡伯族历史迁徙、调防活动中的各种疑问，为民族史研究与满文档案开发利用树立了典范。 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姓氏、名字见诸于汉文古籍时，只能对字切音，多有谬误；传承年久，愈加脱离其本来面目。志强、元丰在清代官私书籍、民间故事和满文档案中查阅到大量的锡伯族姓氏和名字资料，对这些姓名的来源、特点和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他们首先将史料中记录的锡伯族姓氏梳理出来，并到民间进行调查对比、补充，确定锡伯族所拥有的62个姓氏主要来源于图腾、居住地、部落名、祖先名。在此基础上，对锡伯族姓氏的演变进行分析，将复音姓氏与汉字单姓对应起来，进一步理清了姓氏的演变脉络。“称名不举姓”是很多少数民族的习俗，锡伯族也具有这样的文化传统。在今天的察布查尔，依然有很多锡伯族家庭延续着这一传统。锡伯族的命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渔猎、游牧时期多以动物、植物和器物名称命名，在农业经济为主时期，则多采用抽象概念命名。南迁、西迁等历史事件也对锡伯族名字的命取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鲜卑人的后裔，锡伯族以“连”字为落音的名字，如“佛连”、“清连”、“丰连”等，或许与古籍中的鲜卑人名“初连”、“和连”、“宥连”有着一定联系。锡伯族名字主要源自蒙古语、满语(锡伯语)、汉语，也有的名字有两种语言词汇或音节构成，情况比较复杂。多数名字属于名词和形容词以及动词，还有一些名字属于数词。锡伯族有采用数字命名的传统，一般都以祖父母的年龄，或者本人的排行数命名，以庆贺老人喜得孙辈之意。这些研究成果都体现在志强、元丰合作完成的《锡伯族的姓名》一文中，该文被收入张联芳主编的《中国人的姓名》一书，于1992年由中国 ． 143 ·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不过，对于数字人名的来源，我始终存有疑虑。惟有将历史上较为完备的家谱、户口册、比丁册等人口史料汇集到一起，从中寻找数字人名命取的规律，才能在数字人名问题上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黑龙江是锡伯族的故乡。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海西女真四部联合科尔沁、锡伯、卦勒察、朱舍里、讷殷，号称“九部”，兵分三路攻打努尔哈齐。古勒山一战，九部联军一败涂地，叶赫等海西四部被建州女真兼并的步伐骤然加快。这次战役在《满文老档》、《满洲实录》中均有清晰的记载，这也是sibe“锡伯”首次出现在后金——清朝的官方史书中。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被任命为首任黑龙江将军。次年七月，黑龙江将军衙门的公文开始存档。据康熙三十年(1691)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萨布素以墨尔根、齐齐哈尔地处边陲、事关紧要为由，题请增兵驻防，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于是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旗下改编人八旗满洲，分兵驻防在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将军(后称吉林将军)辖下的齐齐哈尔、伯都讷、乌拉吉林等城。随着锡伯族的大规模迁出，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逐渐为后人所不知。元丰、志强先生适时推出《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变迁》一文，依次阐述了呼兰、阿城、拉林、肇源、双城等县市锡伯族的由来，以及从京城、盛京等地回迁到黑龙江、吉林两省锡伯族的人口构成等问题，使得现居黑龙江的锡伯族群众真正了解到自己祖先的这一段历史。 至于锡伯族族源问题争议就更大一些。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学术界虽无定论，但赞成“鲜卑后裔说”的学者比较多，元丰、志强两位先生即位列其中。因此，志强曾经撰文质疑“女真后裔说”。他对《清太宗实录》中皇太极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并对照满文本《实录》中的“sibe i COO mergen i h~neihin”字样，对满洲旧称“诸申”与“席北超墨尔根”的关联进行辨析，进而否定了“女真后裔说”。 元丰先生利用满文档案治史，不仅局限在本民族历史研究上。1979年，元丰先生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考察满语使用情况时，就对相邻的五家子柯尔克孜族聚居村颇感兴趣。之后，开始留意柯尔克孜族相关研究成果和满文档案中的柯尔克孜史料。柯尔克孜，旧称吉尔吉斯，主要居住在新疆克孜勒苏地区，少部分人聚居在黑龙江省富裕县。学术界对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的来源以及从新疆迁入黑龙江的原因、时间、过程和安置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2001年，元丰先生撰写的《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一文在《黑龙江民族丛刊》发表，全面阐述了雍正、乾隆年间柯尔克孜族两次迁徙事件的原因、时间、过程等问题。随着第一手满文史料研究利用成果的推出，有关黑龙江柯尔克孜历史渊源问题的争论不复存在。满文档案史料在民族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也愈发引起了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的重视。 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突出的阶段特征。从1978年起，志强先生开始涉猎清代民族史研究，且以锡伯族历史研究为主；1985年起他以清代政治制度为题切人清史研究；1991年起全面进入满学研究领域，重点开展满语、满文研究。其对旧清语的解读，对清代决策机制的研究都与锡伯语(满语)母语基础和多年满文档案翻译研究经历密切相关。 无论是锡伯族历史研究，还是边疆史地研究、清代官制研究，元丰、志强先生30年来的学术研究活动始终坚持满文档案史料“尽先”的优势和特色，这对于民族史研究、清史研究的从业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锡伯族历史探究》的出版，不单是对他们多年研究成果的回望，更是对今后锡伯族历史文化研究后继者的殷切期盼。 · 144 ·

金融危机爆发后，是否能通过加强调控回到凯恩斯来走出危机？

对于全球经济形势，我的基本观点是：当前世界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

我们有很多法律人都在想象着一种独立性。在这种想象中，中国现阶段法制改革的困局和出路都可以一言以蔽之：虽然问题千万重，但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独立性的缺失。

2014年1月23日，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与记者会中，把现下的中日关系类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英关系。他称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增加一成，是区域内不安定的因素，并呼吁各国支持日本在东亚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安倍的发言令人侧目，引起议论纷纷。

人生向何处去，亦可答称人生必然向死的路上去。生必有死，但人死后又向何处去。此一问题，乃从人生问题转到人死问题，其重要性也决不在人生问题之下。

2009年10月12日上午，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奥利弗·威廉姆森一起获得这一殊荣。他们俩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对治理有杰出的学术贡献，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企业的治理结构。

左岸文化特稿。1991年陈东捷到1978年创刊的《十月》做编辑，至今已过20年，谈文学期刊的变化等

李扬:全球金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张平: 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王国刚: 经济运行资金面总体充裕；李雪松: 近半省区下调投资目标"多年罕见"；裴长洪:上海自贸区亟待研究十个问题；张平: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黄速建:部分行业存在极高准入壁垒；李周:高度重视农业"三非"问题

受地质灾害破坏的生态，其演替期只需几年到几十年，属短期演替。蒋高明建议，汶川震后生态修复应该自然为主，人工恢复应为辅助措施。昂贵景观式的植物植种不但适用灾区，对城市环境来说，也压制了生物多样性。

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

访谈，英文

马克•塞尔登、弗里曼、毕克伟《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文中凡引自本书，只注明页码）三位教授在《导言》中间说明本书的主旨：“当新的统治者试图拉平贫富家庭之间的差距时，以及当他们通过抑制市场和强制推行传统的苏联集体化社会主义来消灭混合经济、进一步加强教条主义政策时，最后却自食其果，地区、村庄、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产生了。铲除任何固有的私有财产、习俗和市场以及与共产主义价值观不一致的观念的教条主义政策，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使经济陷入了泥潭，甚至把经济推入可怕的倒退之中。”（p8）读完全书之后，才意识到这三位美国教授陷入了一个可怕的窘境：他们要通过给人们讲述一个成功的集体农业村子的故事，来说明集体农业完全不可行。一、五公集体农业的成就首先，由于集体化，土地不再私有，这就使得土地平整成为可能，一方面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同时也方便了耕作。1953年－1954年冬，五公平整出面积从108亩到717亩不等的长方形田地，改变了由1300多块很小的私田所组成的像一块块补丁似的的地表。由于县领导的介入，还帮助五公与邻村交换了分散的600亩地，以利于拖拉机耕种和打全村用的水井。虽然原来的小路没有了，但大社却增加了150亩可耕地。（P230）1956年五公村开始了10年规划，平整土地并填沟，把30亩干涸的河床变成平坦的肥沃的庄稼田，将其开辟为菜园。（P273）到1959年底，又通过迁坟而增加了60亩耕地。（P328）仅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五公村增加了240亩宝贵的耕地，接近全部土地的10%，这是集体化的第一项重大成就。其次，饶阳的旱灾非常严重，“1368－1749年间，自然灾害平均每7年劫掠饶阳一次。”（P23）但“在偏僻的饶阳，很少有人出得起资金、劳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码4.5米深的水井。”（P37）打井作为平原地区最主要的抗旱设施，但所需的投资数量超过绝大多数家庭的投资能力，结果导致抗旱能力不足（只有少数富人才有能力），旱灾带来的损害极端严重：“1936年时仅有36口水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明显的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P41）而集体组织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能力，特别是土地公有制消除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这使得打井可以进行合理规划，结果很短时间内灌溉事业就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根据书后表格数字，1953年五公的灌溉面积仅仅450亩，到1958年已经上升到1500亩。（P304-307）抗旱能力提高，是集体化的第二项成就。如果说从前个体家庭的问题是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的话，现在看来集体农业的问题是投资能力过度，教授们准确地指出了“过度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水泥管代替了竹管，放入越来越深的井里，水却似乎在消失。”（P316）整体看来，除了增产之外，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成就也很可观，集体农业的成就都很大，而在五个这样的先进典型村庄就更为可观了。1949年之前，“平均五口之家耕种15亩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够收获2250斤粮食”（P40），单产水平只有150斤。根据教授们反复引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中华书局1978年）一书，五公大队的土地生产力在集体化20余年里有着惊人的上升，粮食单产有极为可观的增加，1952年亩产350斤，1955年463斤，（P79）1965年740斤，（P141）1975年1287斤。（P143）一方面是五公大队集体农业的可观成绩，另一方面是教授们拒不放弃先定的否定结论，这就决定了材料与所需结论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给作者带来了不小的苦恼：“第一次到河北访问，住了一个月之久，没有获得这些数据。”（p370）由于难以收集到合适的证据材料，《国家》一书就不得不在材料选择和运用方面别出心裁，大量运用中国宣传机构在否定集体农业时期的宣传材料，同时竭力贬低他们在五公所收集到的一手材料，甚至为了符合结论而更改这些材料，由此奠定了这本书在材料运用方面的写作特色。二、作者们的困境和他们对两个五公的混淆为了完成论证过程，教授们很动了些脑筋，以竭力弥补材料与结论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是把观察的时间段选择在1935-1960年，止点选在1960年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降到每亩310斤。……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P340）这至少可以让集体农业看起来不那么成功。如果说观察时段设计还算合理的话，那么，教授们说这一年“（1960年？）12个老人早早去世”（P334）试图引导人们形成“死人过多”的印象，这就不算很合理的证据了。在跟饥荒相关的问题上，三位学者只给出村中12位老人过早死亡的数据，而没有其它信息。假设三位学者在这么重要问题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么我们看到五公没有一般饥荒情况下所造成的的儿童死亡。因此我们可以估计人们只回忆说当年村里死了十来位老人。五公大队1960年人口为1853人（P404-407），因此可以算出该村粗死亡率为6.4‰1。只有在1975-1980年之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65-68 的时候，死亡率才是6.35-7.32‰。2 因此，五公村在1960年时的粗死亡率与非饥荒年份预期寿命达65-68岁的比率大致相当。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五公的情况在1960年是糟糕的，反而成了饥荒年景死亡人数少于平均水平的反常证据。由于一门心思要找消极证据的愿望过于强烈，教授们保留了逻辑上的疏漏——在未能说明这一年死人数量少于平均水平的充分理由，而仅仅满足于加上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早早”去世的。粮食单产在集体农业时代，曾经大幅度增加过，这一事实给三位教授带来不小的困扰，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与集体农业制度无关的理由，试图归之于上级政府的资金扶持。教授们努力之后，确实找到了上级政府有资金流入五公的证据，不过，这个资金扶持的证据并不符合需要，教授们只好偷换概念，把与五公大队完全无关的机构“说成是”五公大队本身，这样，即便五公直到1969年才自己拥有一台柴油机发电机，3 教授们也毫无顾忌地说省政府给了五公大量资金：“（1958年）林铁悄悄地另外拨了200万元给五公，以修建一座电站，扩大拖拉机站，建造一个日产40万块砖的砖瓦厂，创建一个农具修理厂和运输队。”（P315）结合这两处说法，很明显，1958年五公大队不仅没有电站、砖瓦厂和拖拉机，甚至连第一台柴油机都是到1969年才得到的。而林铁的200万投入，仅仅与设立在五公地域上的各个“非农业”机构有关，而与从事农业的五公大队——这是三位教授进行观察的对象——完全无关。为了给五公得到“特殊待遇”寻找证据，三位教授甚至说隶属于县级卫生局主管的“县医院分院”是耿老板的医院：“有20名医生、30张病床的县医院分院原坐落在邹村集市，1956年开始以很快的速度搬到了五公。专区大量拨款资助耿老板的医院，这对五公来说可是条财路。”（P313）作为县医院的分院，饶阳县卫生局才是其主管单位，其收支都归属于县级财政，因此，这家医院既不是五公的“财路”，也肯定不存在“专区大量拨款资助”（除非这家医院是地区医院的分院）的问题，这种曲解事实的做法教授们竟然丝毫不想加以掩饰。作为观察对象的五公大队的集体农业，与建立在五公地域上的省属机构（河北省第一机器拖拉机站）、县属机构（县医院分院）乃至区级机构（五公公社）在损益方面相互独立，给拖拉机站的投资、医院的盈亏都与五公大队完全无关，很明显，这些机构建立在五公的土地上，要占用五公的土地和人力，却不给五公大队带来经济收入。自称曾经19次到过五公现场，教授们对这些基本的信息应该是有条件了解的，但是，因为格外需要各种证据以坐实五公村的繁荣是得到上级“庇护人”（书中经常给出张克让和林铁两个名字）照顾的结果，所以只能是牺牲事实来为论证结论服务。就这样，教授们构建了一个“庇护人”网络，根据教授们的解释，集体农业的成败与中央政策无关、与农业集体组织的管理和规划无关、甚至与本单位的劳动者努力水平也没有关系，对农业繁荣唯一有意义的是庇护人网络，谁能够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就能够得到上级政府的资金支持，从而得到好处。“特权与权力的牢固网络曾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本书揭示了受惠赐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越变越大的。”（导言，P6）为了与这一隐含的论证逻辑相匹配，五公进行土地改良、水利建设的具体过程及其实际效果，都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在各种零散的信息中间，读者很难得出完整的印象。除了暗中转换两个不同的“五公”概念以误导读者之外，三位教授还格外偏爱二手材料。一般学者只有在收集不到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才使用第二手材料，但三位教授则明确拒绝第一手材料。塞尔登参与教授编辑了《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这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主持编写的《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1956一1967》和《The Sixty Articles on the Communes》两份体现毛泽东观点的第一手材料，但三位教授都不引用（三位教授频繁引用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一书，对毛泽东与这两份文献的关系有着明晰的交代）。在抛弃了第一手文献之后，三位教授向人们兜售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据说是“毛泽东”的观点，诸如：“（1957年）7月，毛号召向‘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发起进攻。”（p290）“毛断言，正确的思想观念能释放出神奇的生产力。”“毛坚决认为，中国农民将齐心协力地走共产主义道路：均贫富，废除货币，军事化劳动，消灭市场，严禁商品生产，一句话，废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和剥削。”（p302）“毛轻视市场经济中科学种田的生产前途，为了能够共同富裕，他提倡进行重新组织和广泛的劳动动员。”（P305）而在毛泽东主持下产生的上述两份第一手文献中间，这几个方面的认识都是与三位教授书中间宣称的截然有别的。尤为讽刺的是，塞尔登教授收录了《Mao Tsetung，Letter to Team Leaders》（November 29，1959），在这封信中间毛泽东不仅表示自己完全不相信高产卫星，而且还劝说各地干部不要相信，但是，三位教授却在没有征引任何文献的情况下，就在书中断言“毛泽东急切地估计亩产量为2000到10000斤”。（p310）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不知道是编者的无心之失还是刻意为之，这篇文献的日期原本是4月，结果在书中被注明为11月。为了给批评加上道义基础，教授们在书中设立“静悄悄的革命”与“教条主义阶级斗争政策”的对比。这一次教授们没有捏造事实，而是如实地记录了发生在五公村的、未遂的“搬石头”运动，这次运动源于一九四七年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派出工作组，组织贫农团，超越党支部，进行‘搬石头’，踢开区村干部。”4 事实虽然没有出入，但教授们把这个运动作为“教条主义阶级斗争政策”的当然体现来看待，则问题不小，至少运动发起人刘少奇也不坚持认为自己正确，而是在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迅速地参与纠正偏差的行动，因此，这个不正确的运动在五公也只是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尚未来得及最后实施，就已经被下派的工作组纠正了。为了说明集体农业时代政策的错误和影响之消极，三位教授竟然考虑了“时光倒流”的逻辑——时间在后的政策可以用于解释先前出现的结果，他们都清楚是“1953年……陈云为此制订了粮食由国家控制的政策。”（P216）然后把这一政策用以解释1952年的副业收入的严重衰落：“由于国家开始控制农村市场，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结果使全国的农村经济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润丰厚的副业当作报废的榨油机一样扔掉了。副业总收入从1950年的6万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P181）本书完整地体现了材料与结论相反的窘境，这看起来是由两个方面的人士共同造成的，首先是“中国官方”——正是他们向三位教授推荐了这个集体农业时代的成功案例给他们研究的，另一方则是三位美国教授——他们决心要给美国听众（晚些时候还包括中国听众）提供一个集体农业完全失败的故事，如果两方面任何一方愿意妥协的话，这个材料与结论相反的研究就不会存在。其实，集体农业也没有保证百分之百的村子都成功，落后的典型也不是找不到，关键的差别是时间上的不同步，三位教授于1978年5月到中国开始他们的研究，但那时中国官方还没有开始否定集体农业，所以给了他们一个先进村子作为调查对象；从中国后来的政策演变看，如果不是教授们早于官方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年月——而是中国官方业已开始否定集体农业政策的1982年来中国开展研究的话，中国官方肯定会选择一个类似于“小岗村”那样的失败村庄供他们研究的，那样就不会出现材料不能说明结论的窘境了，肯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材料与结论不一致的问题，进而避免教授们用各种蛮不讲理的方式去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在第一次调查（1978年）到《国家》出版（1991年）之间，时间跨度13年，如果教授们在1982年之后重新选择对象村子并搜集材料的话，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但是先前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变成一种“沉没成本”，无论如何都“捞”不回来了，要是更换研究对象的话，就必然要浪费“沉没成本”，所以教授们没有做这种“不经济”的选择，这就决定了《国家》一书的基本写作特色——材料与结论不一致，为了弥补这种不一致，一方面是选择各种足以使材料失真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各种五公村之外的负面材料（包括教授们大量的负面评价和议论）去冲淡材料的说服力。三、美国的学术场域和学术人的立场选择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可以轻易做到对学生的作文严格把关——必须由材料说明结论，否则就判为不及格；但是，对于一个由许多教授、研究生等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场域而言，这种要求就缺乏外在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了。甚至，材料和结论不一致的现象还有普遍性，这需要从学术场自身的逻辑去理解，而《国家》的写作特色，也要由美国学术场的逻辑及其变化来解释。布迪厄把学术场域看作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所，学者作为资本的承载者，基于他们的轨迹和他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在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们积极踊跃地行事的倾向，其目的要么是竭力维持现有的资本分配格局，要么是起而颠覆它。保守也好，激进也好，都是作为竞争的策略。((参阅《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对于本书的三位作者而言，他们的学术生涯恰好富有对照和验证这一理论的价值，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美国主流学术持激进批评姿态入场，高度肯定与美国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中国革命和随之产生的新制度，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转换为极端保守的策略——甚至在缺乏起码的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也要推销一种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结论，以确立美国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性，按照教授们的说法就是：“这个体制堵死了任何容易通向现代化形式的更自由的途径。”（导言，P16）“集体化并不是促进和刺激农民家庭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经济上代价极高、政治上异化的大断裂。”（P385）这种从激进到保守的转换，从否定到肯定的回归，恰好见证了美国汉学这个特殊学术场域的视野变换——从前视野狭窄、激进派拓宽了观察视野、激进派消失并回归主流导致视野再一次狭窄，学术观察视野的狭窄化，与不宽容心态完全同步。《国家》一书出版于1991年，并对不同于美国的制度实践采取完全批判的姿态，这远非偶然。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个知识事件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学术场域的转换标识：与从前任何时候相比，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学术场中间对肯定美国制度实践的要求都大为提高了，与此紧密相关，学界对于另类的研究观察和制度宽容程度也同时下降了。而《国家》出版之后，还获得了1993年度“列文森奖”，也许可以理解为是对三位教授痛改前非、回归主流价值的褒扬，虽然《国家》一书被中国农民批评为充满了资产阶级偏见，在写作手法上材料与结论之间也无法一致，但胜在符合美国学术场域的要求，尤其是符合1990年前后的学术场域要求，也许只有从美国学术场域出发才能理解：三位教授为什么要牺牲材料和逻辑提出另外的观点。在1995年新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前言》中间，三作者之一的塞尔登教授检讨了自己从前过高评价中国革命的错误，并指出了为什么需要反省以及如何反省：“在原版前言中，我把这件事（指中国革命）渲染为更有希望的新纪元”“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以及冷战结束，……重新思考研究动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需要“从人类自由和农村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价了抗战。”学术场域的转换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资本量的变化，这两者共同决定了学术人言说的姿态和策略。一个学术人从小资本（一个没有名望和地位的研究生）到大资本（名教授）的转换，本身就会诱导学术策略的根本变化。有人说，评价毛泽东跟评价拿破仑一样，每十年就要翻一个个儿，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都已经成为历史，不可能有所改变，但是，学术场域却时时更新，随着学术人的成长和资本量积累，都需要重新阐释对象，这两者结合产生出“激进策略”需要并与主流学术保持自觉的距离时，我们能够看到新的研究视野和对不同制度价值的宽容姿态，而且学术场中间相对不利的位置会敦促激进学术人的谨慎（认真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和高投入（仔细搜集材料）；反过来，等到激进策略过时需要引入保守策略时，我们看到的就是相反的情况。在学术场域中间，大资本拥有的话语权份额，远远多出他们愿意付出的研究努力，这在一些情况下会鼓励滥用话语权。在不想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的同时，却企望保持在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上的发言权，那么，唯一的选择就编造材料和证据，而代之以想当然，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处理学术研究，在学术场域中间只有大资本才有这种条件，而三位作者都恰好有不俗的后续表现。2005年1月23日，在UCLA历史学系举行的研讨会上，Edward•Friedman捏造说：“毛泽东曾经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说没有日本人提供武器，共产党就不能打败国民党。这样的话，对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都是很惊人的。”结果，被一个华裔学者李放春当面批评为“完全是荒唐的（absurd）”5 2006年，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Michael Schoenhals在北京一次讲座中间，说起他读到这三位教授合写了的一本关于文革的书稿，其中写到1966年秋天的天津武斗，书中说每天夜里武斗过后，人们早上起来发现大街上有几十具尸体，对于这一惊人的描写，三位教授没有给出材料来源，Schoenhals教授说他对这本书的最后建议是：删去所有的注释，匿名以小说出版。6同一个布迪厄还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经常处于最不利于发现或认识到符号暴力的位置上，他们比一般人更广泛深入地受制于符号暴力，而自己还日复一日地为符号暴力的行使添砖加瓦。”7 特别是，当学术人选择一种“过度节约”（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策略时，滥用和编造证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就屡屡出现，符号暴力就表现得格外明显——充分表现在逻辑维度上。虽然《国家》一书存在材料和结论不一致，作者在材料处理上严重失真，但从该书还获“亚洲研究协会最高奖”的情况看，“过度节约”没有影响学术场域的竞争胜负，以此而论，学术场域的规则本身，有时候适足以鼓励符号向暴力方向转化。在中国的学术场域中间，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舆论转换，只有很短的时间，而且有着政府主导的明显痕迹。邓小平、万里和胡耀邦等领导人决心恢复家庭农业，所以成立了一个省部级的写作组——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由杜润生负责雇佣学者来论证家庭农业优于集体农业，林毅夫（Justin Yifu Lin）是其中的一位厅局级研究员。而一切同意和承认集体农业成就的文章，先是受到批判，随后是不准发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方针，那些不同意见都被视为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遭到处分，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学术场域中间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但美国学术场域似乎有所不同，最根本的转换力量是变化的投入产出比，只有那些最符合主流要求的学术研究者，才能够获得“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收益”，这样，与主流是否相符就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市场选择机制，只有那些符合主流的声音最优先获得发表机会和获奖机会，从而获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提升学术地位的机会。当然，中国学术场域中间也是那些最符合官方主流政策要求的学术，最先获得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从而使得这样一群学者快速上升到学术阶梯的高位上，是他们拥有最优的投入产出比，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是在学术市场的竞争中间起作用的，而且是作为一个放大器来起作用。美国的权力精英直接介入学术场域的机会似乎少得多，麦卡锡时期有这样的例子，政客毁坏了拉铁摩尔的学术生涯，却提升了费正清的地位。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_________粗死亡率=当地年死亡人数÷当地该年年平均人数×1000‰。 [↩]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07–309页。根据迈斯纳的说法，197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寿命达到65岁,见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 419. [↩]根据《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一书，在1958年购买柴油机发电抽水抗旱，是与其他大队共有的，第一台应该是属于公社的资产。 [↩]李菁玉：彻底控诉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罪行，载1967年4月1日“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揪刘兵团第二支队”编印《彻底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历史罪行》 [↩]《弗里曼谣言就是这么出台的》，http://sq.k12.com.cn/discuz/viewthrea ... 334342&extra=page%3D1[↩]2006年4月21日，Schoenhals教授在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做了一场关于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现状的讲座，在回答有关文革研究的提问时，说到他和麦克法夸尔的新书将于8月出版，并提及出版社曾邀请他审核三教授未出版的文革书稿，给出了这个评论，其时笔者正好在讲座现场。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著 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

德国的政治哲学和英美国家的政治哲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德国的政治哲学包含了法哲学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才能很好的理解康德的法哲学观点，他的法哲学观点其实是政治哲学观。要理解康德的法哲学，先要了解他的哲学观。

本文以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为背景来分析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作者根据"再分配→市场"转型的二元分析框架，按照"社会结构-阶级经历-阶级认同-阶级性格特征"的逻辑，对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做出"内源-外生"的类型化区分，并基于2003年CGSS调查数据，从"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三个方面讨论了两类中产阶级不同的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从而提供了一种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分化的类型学模式。

本世纪前期，第一代中国科技史家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的学科史研究，其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中国及其文化辩护。本世纪后期，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大致遵循了50年代提出的构想，在中国科技史的史料考证和学科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了国际上同行们的尊敬。但是，国内的研究偏重于内史，基本上还处于成就描述阶段，与目前西方学者的工作存在着阶段性差距。我们应当引进科技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丰富研究视角，跟踪国外科技史研究的前沿，扩大研究的深度和范围，扩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科技史教育，提高语言水平。

 2010年11月1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京剧与“中医针灸”经审议通过，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对于京剧和中国民族文化都是一件大事。这说明，京剧也与此前已列入名录的昆曲、藏剧、粤剧等戏曲剧种一样，受到了世界文化界的重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与昆曲等被列入相同，这并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中国来遴选的，而首先是中国自己重视，中国提出申报的。当年昆曲入选代表作项目后，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昆曲为什么能入选”的问题时说，昆曲的入选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昆曲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第二是由于国家重视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昆曲现在还在舞台上传承，还焕发着光彩；第三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才能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我认为今天京剧能入选也基本上是由于有这三个条件。当然，入选以后，我们的责任更沉重，必须更好地研究京剧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科学地予以保护。 一、京剧产生“危机”的原因 “文革”十年，京剧与其他戏曲剧种一样，遭受严重摧残。“文革”之后，传统戏恢复，京剧经过一个短暂的繁荣期，随后，则由于观众的减少而出现了“危机”。这是与国内、国际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文化涌入，流行文化盛行，以其流行性、现代性而受到青年观众的青睐，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地受到挤压。不独中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都感到“好莱坞”等强势文化的冲击。世界各地很多种民族文化濒临消亡的危险，有些已迅速消亡。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有识之士提出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 有的论者完全忽略这种客观环境，认为京剧的衰落是由于“传统剧目大量流失”，“而传统剧目的大量失传始于‘戏改’。”[1]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传统剧目的失传不是始于戏改，戏曲剧目总是不断生产，又不断失传，这是一条艺术规律。傅谨先生说，京剧的鼎盛时期“只能首推清末民初从伶界大王谭鑫培到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这‘三大贤’执剧坛牛耳的年代”。又举出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京剧汇编》收入了400多个剧目（以及北京市艺术研究所收藏的1000多个传统剧本）和《京剧剧目初探》收了1200多个剧目，而音配像工程只占传统戏的十分之一，以此说明传统剧目的大量流失始于“戏改”。实际上上述资料所收的这些剧目只是包括几代京剧演员曾经演出的剧目，而在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等“执牛耳”时，也只是演出其中很少一部分剧目。梅兰芳、周信芳等早年演出的许多剧目，到中年以后也不再演。再往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传统剧目是数不清的。傅惜华编辑的《元代杂剧全目》收元人杂剧作品550种，《明代杂剧全目》收明杂剧523种，《清代传奇全目》收剧目1600余种，《清代杂剧全目》收剧目1300种。庄一拂《古代戏曲存目汇考》收各类剧目4750种。在清代能演出其中的多少部？传统剧目早已不断“流失”，那时并没有“戏改”。 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审美爱好不断变化，所以过一段时间人们就对某些传统剧目失去兴趣，以及演员条件等原因，舞台上就不再演出了。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人们又发现其中某个剧目还是有价值的，于是又“挖掘”出来。上世纪50年代的“戏改”存在一些缺点和片面性，但它对于戏曲发展的作用应该说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必然要对以前时代的作品进行新的审视，要求文艺作品适应新的时代；同时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戏改”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方法。许多作品经过整理改编，出现了新的面貌，在舞台上流传了下来，甚至成为保留剧目。2010年国家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和全国京剧优秀剧目展演中的许多传统剧目如《满江红》、《九江口》、《霸王别姬》、《杨门女将》、《柳荫记》等，就是五六十年代经过“戏改”保留下来的。当然，当时标准过严，否定的过多，这些经验教训应该汲取，对传统剧目的价值应该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审视。 重视继承传统，努力恢复有价值的传统剧目，这对于京剧的保护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做了这一项工作就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 二、重建保护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京剧的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人才是传承的主体，所以首先要重视培养人才。观众是戏剧生存的条件，所以还必须努力“培养”观众，增强观众对传统戏剧的欣赏兴趣和欣赏水平。剧目建设是核心环节。要用优秀的剧目来培养演员，吸引观众。同时要有一些社会活动和理论研讨来做舆论宣传，形成重视传统的文化氛围。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部和戏剧界人士就开始采取措施保护和发展戏曲艺术。对京剧重视程度应该说是很高的。1990年，文化部艺术局、北京市文化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戏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1994年底到1995年初文化部与中国文联又在北京和上海联合举办了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两次活动都不仅有几十台戏参加演出，而且都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讲话。自1994年起，每年新年都要举行新年京剧晚会，中央领导出席观摩。这些活动意在表明党和政府对京剧的重视。具体举措包括成立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专家和有关各方面负责人及社会各界热心京剧事业的知名人士组成，以具体指导京剧的振兴工作；委托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组织实施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组织京剧进校园、下基层和开展京剧常识讲座活动；举办京剧艺术节；对重点京剧院团给予保护和扶持等等。 这些举措产生了实际的效果。重点的京剧院团有了更好的发展；一些在艰苦的条件下奋斗的院团生存了下来，条件逐步有所改善。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培养了起来，呈现出京剧表演艺术后继有人的态势。一批有价值的传统剧目得到抢救和传承，逐步积累了一批新的优秀剧目。总体上看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变化不只是由于京剧本身的原因，是与整个社会舆论联系在一起的。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国家又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到今年，已评出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戏曲一百几十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已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前些年，一些青年学生说，昆曲、京剧是爷爷奶奶的艺术，他们不要看；而现在，以传统为时尚已在一部分大学生中成为风气。一些十来岁的小学生也能唱上几句《红灯记》的选段。 但是文化生态环境依然严峻。如果以市场来衡量，戏曲的、京剧的市场是很脆弱的。文化市场以娱乐性的产品占大份额，以前我们提倡“寓教于乐”，现在或者说要“寓文于乐”，做起来都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娱乐市场以青年为主体，有人认为多演传统戏就能开拓市场，实际并非如此。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说：京剧原本有传播知识的功能，有宣泄的功能，但是今天青年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知识，可以到足球场、演唱会、迪斯科舞厅宣泄，因此“戏曲剧场的观众产生大分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戏曲院团很无奈”、“修复生态，重建民族文化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2] 三、当前京剧创作的态势 如上所述，对于京剧的传承发展已做了很多工作，那么当前它在全国戏曲创作和演出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呢？应该说京剧是居于领先水平的。在全国有影响的、获得过国家级奖励的演员也以京剧为最多。在文化部评选的优秀保留剧目、文华大奖剧目中都有京剧。《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骆驼祥子》、《膏药章》、《华子良》、《廉吏于成龙》等京剧优秀剧目在各戏曲剧种中也居于标志性的作品之列。2010年底，文化部举行了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参加展演的有38个京剧院团，演出了36台大戏和9台折子戏。这次活动通知较晚，不可能现做准备，因此所演剧目应能反映各院团日常演出剧目的情况。从这些剧目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在剧目上还是传统戏、历史剧、现代戏三者并举。在传统戏中，折子戏数量较多，同时也有《四郎探母》、《野猪林》、《霸王别姬》、《九江口》等传统保留剧目。折子戏是从传统大戏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有精彩的表演，因此可能较多按传统的样子演出；而大戏则多是经过改编加工的。传统戏如果完全不做加工，多数是很难演出的。有些剧目如《满江红》、《孙安动本》是介于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之间的。历史剧有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实践证明，它们已成为新的保留剧目。也有近年创作的《卢沟晓月》、《北风紧》、《辛弃疾》、《下鲁城》等，证明这些新作品也没有被丢掉。现代戏则题材多样，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有些作品如天津京剧院的《华子良》以其现代生活的京剧化的成就获得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的“突出贡献奖”。山东省京剧院的《石龙湾》已演出了十五年，通过这个剧目培养和造就了许多青年演员。这说明“三并举”仍然是合理的剧目布局；而三类剧目都需要进行新的创造。 第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京剧艺术在做拓宽题材领域和表现能力的努力。比如甘肃省京剧团的《丝路花雨》融入了许多舞剧的因素，创作者力求用京剧诠释敦煌文化，反过来敦煌文化又丰富了京剧的舞台色彩。陕西省京剧院的《风雨老腔》反映老腔艺人的风雨人生和老腔艺术的艰难传承历程，请老腔艺人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并在京剧的唱腔中融入了老腔的特点。青海艺术剧院京剧团和浙江京剧团演出的《藏羚羊》演绎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拟人化的羚羊表演融入了一些新的武功和舞蹈。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死水微澜》移植于同名川剧，它实现了京剧化，但因为吸收了四川的生活素材和川剧的表演因素，而使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色彩和韵味。 这些特点应该说都不是为了迎合评奖而做的，而是院团的艺术工作者出于对京剧发展需要的理解，出于对观众需要的理解而做的探索。在探索阶段，艺术上可能还不完整，但这一阶段和过程是无法越过的。 四、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京剧应该如何保护 京剧早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在它又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它如何保护更该郑重思考。前面讲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重视营造有利于传统艺术生产的生态环境，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有些举措，如节庆活动，评奖等，应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剧目建设是保护京剧的根本工作，必须更加重视传统，对一些濒临失传的有特色的剧目，对老艺人的表演，要抓紧抢救，这都是紧迫的工作。但我们同时要考虑使京剧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第一，京剧是活的艺术，它还在舞台上和观众中流传，所以必须适应观众的审美需要，与时俱进。第二，从京剧艺术本身的特点看，它与昆曲不同，没有昆曲那么严格的规范。同一个剧目，同一段唱腔，不同的演员可以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唱法。因此才有不同的流派。流派是艺术家发挥创造性的结果。所以流派的创始人都是革新家。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京剧很少有新的流派产生？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由于革新太多，而是由于我们的演员缺少新的创造。所以保护京剧，一定要重视保护流派；但这种保护一方面是要继承前辈的创造成果，同时更要弘扬流派创始人的创造精神。 继承和革新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京剧艺术不断有新的积累，有新的发展。传统戏剧是一条流动的河，我们必须不断向它注入活水。因此我认为，对京剧科学的保护应是更好地把传承和革新结合起来，从而增加它的有效积累，使它能够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注释： [1]  傅谨：《深耕传统  开拓市场——京剧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省思》，《中国文化报》。 [2]  孙重亮：《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京剧突围》，《艺术通讯》2010年第九期。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