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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庆市实施的“十大民生工程”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特别是，重庆市启动了目前全国最大规模的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重庆“十大民生工程”中的各个部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重庆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的制度基础是我所谓“重庆经验进行时”——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地票交易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其政治保障是干部“三进三同”，“三项制度”。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结合的。"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也需要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结合的。"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也需要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结合的。"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也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在一年前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必须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协调推进。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才能避免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 其实，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早有类似的顶层设计。2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过一个五十条，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0年前的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制定了个四十二条，提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今年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之后，明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会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在2020年确保实现这一改革目标。这其实都是一种顶层设计，每十年一次。这样就有助于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有机结合起来。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实际改革实践中将国家指导与地方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来自于地方创新突破，比如，家庭联产承包、特区开放等等都是地方创新，而后是国家指导、国家鼓励、国家支持，很快就在全国推广、扩散、普及，后者也很重要，这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互动的特点。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就进入全面发展、全面改革、全面创新、全面开放的时代，这就更加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设计。 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而"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个战术。"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就是我曾说过的试错法。毛泽东同志1937年便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陈云同志在1980年也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1984年他又重申"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要使改革有利于经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改革之"河"的对岸，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石头"的标准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根据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确定改革的力度，选择、调整改革的战术、策略、步骤，在经济学上，这称为 "试错法"，在中国的实践中，这称为"试点法"，即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或个别产业、个别行业率先试点，看到效果、取得经验后，方才作为正式制度进行整体推广。每一步选择，都取决于前一步或前几步的选择与结果，这就是博弈论思维的应用。 "试错法"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信息和知识不完全性、不对称性、不确定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风险，它的决策方式，既是渐进的，也是稳步的，但又是连贯的、连续的;符合"干中学、学中干"(即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成功战术经验。 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得稳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主题是"改革攻坚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反映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既有难度，又极为复杂，这就需要攻坚，需要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所突破，要部署一些所谓"重大战役";二是改革目标始终锁定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公平、平等、透明、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完成这个目标面临三项任务：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二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三是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前面两个任务，现在国内有很大的争论。一种是认为现在是"国进民退"，世界银行刚公布的报告也建议中国政府要进一步让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比较成功的是"靠两条腿走路"，这是借鉴了毛泽东、刘少奇1958年说的两条腿走路的说法。一条腿是国有企业，它是通过改革，包括公司制改革、股份多元化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这条腿才能伸长、结实，使得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成为中国产业(包括服务业)的"国家队"，与世界500强企业竞争，同时也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另一条腿就是发展非国有经济。党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我的理解就是"两条腿走路"，这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企业集体崛起的必然选择。另外，在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又形成了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两条腿，它们都是中国国内企业，尤其是前者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体，引进和利用世界技术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来源的"半壁江山"，因而中国就比其他新兴经济体，例如印度、巴西的两条腿要长得多、快得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是印度、巴西进出口贸易的总量的5.5倍和7.6倍(据2010年有关数据)。 中国企业发展确实比较快，无论哪条腿都在迅速发展，并非是人们非专业分析的"国进民退"，国企与民企两个方面都在迅速发展，甚至民企那条腿走得更快。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指标，包括主营业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等，从2000年以来，国企与民企都是高速成长的，但是国企的比重是下降的。以2011年新的数据为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9%，私营企业增长19.5%。这说明，所谓"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企业各方面都在迅速发展，国企与民企、内资与外资既是竞争性关系，也是互补性关系，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生态，其结果是他们都在共同成长，迅速崛起，已成为世界500强的第三位。2011年中国大陆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已达到了57家，而1995年只有1家，2000年只有10家。这57家企业我称之为世界级企业，不光有国企，也开始有民营企业了，比如沙钢、联想、华为等;不光有央企，还有地方的国企，如河北钢铁集团、冀东能源集团等。我们的经济改革是旨在提高中国所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既不能像50年代那样消灭私营经济这条腿，更不能像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私有化那样砍掉国有企业这条腿，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两条腿走路，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走得快、走得稳，越走越宽广，越走前途越光明。我们保守地估计，到2020年，仅中国大陆企业进入世界 500强的就会超过120家，将居世界第一位，这与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地位大致相当。 从现在的改革方案来看，国企需要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推动企业整体上市，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可实行股权多样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推进铁路、盐业、电力、电信、石油、民航、市政公共事业等国企改革，还要打破垄断。将来在教育领域也要打破垄断，也可以办民办和私立大学。高等教育也需要两条腿走路，也需要竞争和合作。 改革就是要有效激励全社会创造财富(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激励全社会创新，全社会更有效地合作，激发全体人民的活力、创造性，因此，"两只手比一只手好"，"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路好"，"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采访整理)

陈锡文先生为黄宗智教授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进行的点评。

非洲有许多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立足于人类知识的构建并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塞内加尔的人文科学家迪奥普、肯尼亚的政治学家马兹鲁伊、尼日利亚的历史学家阿贾伊、埃及的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刚果金的哲学家姆丁贝和乌干达的文化人类学家马姆达尼等。

《中国环境报》原编者按：《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一文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写于2006年7月的一篇文章，部分内容曾在报刊上摘要发表。在“生态文明”正式写入十七大报告之际，应环保系统内外广大读者要求，现全文刊登。

面对1918年年初山西的肺鼠疫流行，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合作，实行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临县、兴县鼠疫流行不断，人口死亡众多，中央政府和山西省政府仅表达有限的关注，防疫几乎成为县级政府的事务，是为“地方的公共卫生”。遏止疫情扩散的河流和山脉成为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山西鼠疫防治过程，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

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被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心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历史表象背后的本质属性,具有特别意义。

作者从“建筑艺术”的文化性和中外文化的不同，论述了中国建筑应立足于本国文化土壤之上，慎言与西方的“接轨”；从建筑的双重性和建筑艺术的层级性、公众性，论述了“建筑艺术”只是指称建筑中的“艺术性”。“建筑”作为整体，不可能是纯艺术，仍应以满足包括功能在内的物质性为其首要的追求，慎言“艺术”。

《全球化及其对它的不满》，台湾版译作《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李明译，大块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附：《希望工人日子一天天地好》与《工厂工会》选读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标题中的“真理”是精神科学中的真理，是文本意义的自身显现，“方法”是精神科学中的方法，是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对话是语言的典型存在方式，是语言的本质。通过语言揭示真理，与通过对话揭示真理，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是一回事。翻译作为解释学对话，是一个特别艰难地取得相互了解的过程；作为实践哲学对话，是两种世界观的融合，是人类走向“交谈共同体”的必由之路。翻译的真理性依赖于翻译的条件性，翻译的条件性又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相对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不是相对主义以及是何种相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概念。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又陷入了伽达默尔所描述的解释学境遇之中。

提出比较研究不可忽视，一九五○年代以后的台湾与中国的思想历史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许多普遍感到兴趣的问题，像隐私的观念、人权、友谊、宇宙观、时间、空间等，需要被放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探讨，而且仍然不能忽略对于思想家们原典的阅读与阐释。

自从达盖尔以拍头像开始发明了摄影术之后，几乎世上的一切都被拍成了照片，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正是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摄影欲望缩短了我们在柏拉图所说的洞中——即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囚禁期限。照片传授给我们一种新的直观的符号，它改变并拓展了我们脑中哪些值得一看以及哪些我们有权观看的概念。摄影业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使我们产生了可以把整个世界装入脑中的感觉——其实储存进去的是一本相片集。

从一个模仿福尔摩斯的层次而言，我认为霍桑这个角色更近似“后殖民”理论家Homi Bhabba所谓的“模拟”（Mimiety），即被殖民者学他的主子，外表惟妙惟肖，但独缺肤色，而且也有“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问题。霍桑故作爱国，可能是矫枉过正，或者说作者故意把霍桑的“中国性”加强，以说服读者，然而他的洋化和西化的一面，则显然是福尔摩斯的翻版。正因为霍桑在造型上的混淆，所以我觉得整个效果远远比不上程小青的“伪作”《龙虎斗》。既然是假造，他可以尽量放手造得几乎以假乱真，而真正创出一个中国侦探的时候，却反而有点虚假。而且，程小青为了研究侦探学和犯罪学，上了美国函授学校，所以在小说中拼命提倡这两门新学问，反而使得情节松散，不能一气呵成。

战争伤害罪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战争对受害者所造成伤害的持久性和延续性，这种伤害不因战争的结束而自行终止，从某种意义上看，对于受害一方，其所受伤害带来的痛苦不仅持续一生，甚至会贻害下一代。

首先是公民，不是实证法律意义上的——你们已经是，而是规范意义上的。独立、诚实、自律、信守承诺并坚毅，分享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有一定的理想和追求，有足够的宽厚或仁爱，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岗位。这其实不算什么要求，而只是你在当代社会正派体面生活的基本素质。加上我丝毫不怀疑的你的智力，你就能面对每个人都无法幸免的各种艰难曲折，无论达穷荣辱，都能保持足够的自信，并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幸福。

《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温铁军。

人生向何处去，亦可答称人生必然向死的路上去。生必有死，但人死后又向何处去。此一问题，乃从人生问题转到人死问题，其重要性也决不在人生问题之下。

《清嘉录》十二卷，吴县顾禄著，记述吴中岁时土俗，颇极详备，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有重刊本，在《啸园丛书》中，现今甚易得。原书初刊于道光中，后在日本翻刻，啸园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没耳。　　顾禄字总之，又字铁卿，所著书除《清嘉录》外，寒斋仅有《颐素堂丛书》八种，《颐素堂诗钞》六卷。丛书中第五种曰《御舟召见恭纪》为其高祖嗣立原著。第七种《山堂五箴》为其友韦光黻著。第四种《烟草录》与褚逢椿共著，馀皆顾氏自作。其一曰《雕虫集》，内小赋三十四篇。二曰《紫荆花院排律》，凡试帖诗四十首。三曰《骈香俪艳》，仿《编珠》之例，就花木一类，杂采典故，列为百五十偶。六曰《省闱日纪》，道光壬午（一八二二）秋与韦光黻应乡试纪行之作，七月朔至八月二十日，共历五十日。八曰《买田二十约》，述山居生活和理想，简而多致。以上五书均可以窥见作者的才情韵致，而《日纪》与《二十约》尤佳。如《二十约》之十九曰：约、酒酣灯灺，间呼子墨，举平日乡曲所目经耳历者，笔之于简，以恣滑稽调笑，至如朝事升沉，世情叵测，居山不应与闻。　　《日纪》在八月项下云：　　十七日戊午，平明出万绿山庄，万枝髠柳，烟雨迷离，舟中遥望板屋土墙，幽邃可爱。舟人挽纤行急，误窜入罾网中，遂至勃谿.登岸相劝，几为乡人所窘，偿以百钱，始悻悻散。行百馀里，滩险日暮，不敢发，约去港口数里泊。江潮大来，荻芦如雪，肃肃与内相搏。推窗看月，是夕正望，宛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水势益长，澎湃有声，与君绣侣梅纵谈，闻金山蒲牢声，知漏下矣，覆絮衾而眠。　　正可说大有《吴船》之嗣响也。　　《颐素堂诗钞》六卷，共古今体诗三百二首，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年刊本，刻甚精工。诗中大抵不提岁月，故于考见作者生活方面几乎无甚用处，唯第三卷诗三十七首皆咏苏州南京中间景物，与《省闱日纪》所叙正合，知其为道光壬午秋之作耳。《雕虫集》刊于嘉庆戊寅（一八一八），褚逢椿序云，顾君总之髫龄时所撰也。《颐素堂诗钞》出板于七年后，林衍源序云，总之之才为天所赋，尚在少年，而诗之多且工若是，是则可传也。约略因此可以知其年辈，其生卒出处则仍未知其详。至于诗，诸家序跋题词虽然很是称扬，但在我外行看去却并不怎么好，卷五中这一首诗似乎要算顶好了，题　　曰《过某氏园》：　　我昔曾经此，春风绕砌香。　　今来能几日，青草似人长。　　风竹忽敲户，雨花时堕墙。　　谁将盛罗绮，珍重惜韶光。　　《清嘉录》十二卷这恐怕是顾氏最重大的业绩了罢。如顾承序中所说：“荟萃群书，自元日至于岁除，凡吴中掌故之可陈，风谣之可采者，莫不按节候而罗列之，名之曰《清嘉录》，洵吾吴未有之书也。”凡每卷记一月的事情，列项目共二百四十二，纪述之后继以征引，间加考证。如顾日新序中所说：“访诸父老，证以前闻，纠缪摘讹，秩然有体。庄子谓道在蝼蚁，道在尿溺。夫蝼蚁尿溺至微且浊矣，而不嫌每下而愈况，盖天地之至道贯于日用人事，其传之于世者皆其可笔之于书者也。”称赞与辩解混合的说法在当时大约也不可少，其意思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未免说的旧式一点罢了。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到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大抵主意在于实用，但其对于季节的反应原是一样的。在中国诗歌以及绘画上这种情形似乎亦很显著，普通说文学滥调总是风花雪月，但是滥调则不可，（凡滥调均不可，）风花雪月别无什么毛病，何足怪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与看见泥土黑了想到可以下种，同是对于物候变迁的一种感觉，这里不好说雅俗之分，不过实者为实用所限，感触不广，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　　在这上面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清嘉录》卷四记立夏日风俗，其“秤人”一条云：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验夏中之肥瘠。蔡云《吴歈》云，风开绣阁飏罗衣，认是秋千戏却非，为挂量才上官秤，评量燕瘦与坏肥。　　南方苦热，又气候潮湿，敌入夏人常眠食不服，称曰蛀夏，秤人之俗由是而起，若在北地则无是矣。又卷五记梅雨有“梅水”一条云：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鋐《吴中竹枝词》云，阴睛不定是黄梅，暑气薰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案长元吴志皆载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又《昆新合志》云，人于初交霉时备缸瓮贮雨，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所珍也。　　正如卷首例言所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这里记的原是吴俗，而在我读了简直觉得即是故乡的事情了。　　我们在北京住惯了的平常很喜欢这里的气候风土，不过有时想起江浙的情形来也别有风致，如大石板的街道，圆侗的高大石桥，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不要说大风会刮下来，就是一头猫走过也要格格的响的。这些都和雨有关系。南方多雨，但我们似乎不大以为苦。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即是上好的茶水。在北京的屋瓦上是不行的，即使也有那样的雨。出门去带一副钉鞋雨伞，有时候带了几日也常有，或者不免淋得像落汤鸡，但这只是带水而不拖泥，石板路之好处就在此。不过自从维新志士拆桥挖石板造马路拉东洋车之后情形怕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走也得拖泥带水，目下唯一馀下的福气就只还可以吃口天落水了罢。从前在南京当学生时吃过五六年的池塘水，因此觉得有梅水可吃实在不是一件微小的福气呀。　　〔附记〕案明谢在杭《五杂组》卷三云：“闽地近海，井泉水多咸，人家惟用雨水烹茶，盖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须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粪土也。”又卷十一云：“闽人苦山泉难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过之。然自淮而北则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绝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净，多秽泥涂塞故耳。”此两节均说明北方雨水不能用之故，可供参证。　　〔附〕日本知言馆刻《清嘉录》序（朝川鼎）　　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馀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钞》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首夏，而天保辛卯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盖冬帮船所致也。夫隔海内外而商舶往来一年仅不过夏冬两度，又且长崎之于江户相距四十日程而远，然而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今诵其诗，各体咸备，众妙悉臻，彬彬风雅，比兴不坠，如咏古诸什最多杰作，皆中晚唐人之诗，宜其行远而传世也。末又附《清嘉录》十二卷，盖纪吴中民间时令也。吴古扬州地，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衍沃，水陆所凑。唐宋以来号称繁华之区，亦江南一大都会也。如星野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食货灾祥艺文之类，县志邑乘或能详之，至其岁时琐事则略而不言，即一二言之，亦不致详细，盖恐其涉芜杂也，然土风民情于是可见，则其所关系亦自不小，岂可阙哉。古有采诗之政，以观民风，今无其政，又无其诗，在上之人何以周知天下风俗而移易之，然则纪其土风以备采择，亦古人贡诗之意也。顾君诗人也，其合而刻之意或在斯乎，故于土俗时趋推其来由，寻其沿习，慎而不漏，该而不侈，考证精确，纤悉无遗，然后土风可以观，民情可以知矣。是在上之人固所欲闻者也，若其广耳目而资学问，抑又馀波所及，而余辈受赐多矣。余私心窃谓填海为平地，缩地为一家，倘获亲接麈教，闻所未闻，不知当何如愉快也，怅矣心飞，无翼何致，徒付一浩叹耳。岂意君亦谬闻余虚名，壬辰五月扇头题诗及画托李少白以见寄示，且属题词于《清嘉录》，余才学谫劣，何能任之，然倾慕之久，又何可无一言题简端以结知缘。于是与二三子相谋，先将翻刻其书，更为叙行之，而余适婴大疾，濒死数矣，至今笔砚荒废，尘积者三四年，以故迁延度岁，不果其志，深以为恨。久居安原三平好学乐善，勇乎见义而为，一日慨然谓余曰，顾君之于先生可不谓相知乎，而吾亦妄承先生曲知久矣，若无知于知，何以相知之为，吾当为先生代刻之，庶几其不负相知哉。遂捐俸授梓，今兹丁酉七月校刻竣工，适又闻甲斐门人大森舜民亦将刻《颐素堂诗钞》，今与斯书合而行之，其传播之广且速亦如前日自西而东，海之内外无所不至，岂不愉快哉，然后乃知顾君必不以余为负相知，抑又二子之赐也。　　因序。　　天保八年丁酉八月，江户后学朝川鼎撰。　　案，《颐素堂诗钞》六卷，我所有的一部是道光乙酉刻本，据前序则云刻于庚寅，岂五年后重刊耶。原本《清嘉录》似亦附诗钞后，但未能得到，日本重刊本曾于民国前数年在东京买到过，后复失去，今年五月又在北平隆福寺街得一部，有旧雨重逢之喜，今抄录其序文于此，以供参考焉。（廿三　　年五月十五日记）　　又案，顷于玻璃厂得原刻《清嘉录》四册，内容与翻本无异，唯题辞多二纸，有日本大洼天吉等三人诗九首。大洼诗序云：“予读顾总之先生《清嘉录》，艳羡吴趋之胜，梦寐神游，不能忘于怀也。比先生书近作七首赠朝川善庵以求序，并征我辈题词，因和原韵，并编次录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梦中呓语，敢步后尘，聊博齿粲而已。”善庵盖即朝川鼎，题诗见寄据前序在壬辰五月，然则此题辞补刻自当更在其后矣。但日本刻本反没有这些诗，亦不知何故。（六月十一日再记）　　文/周作人 1934 年3 月10 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中国画”一词是国际化语境下的产物，假如没有国际化语境，也就没有“中国画”这个概念，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自己也没有把这种绘画形态称为“中国画”，在古代，更多的人把它叫做“丹青”，或者直接就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