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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朝鲜仁祖二十二年），清廷定都北京。自此，直至19世纪末，朝鲜的燕行使团不断来到中国，使团官员和其他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同清王朝不同阶层人士进行接触，并将其见闻，撰写成文，或报告朝廷，或著录成书，公开出版。在多达数百种的〈燕行录〉著作中，秉笔直书，内容全面，著录完整，史料重要等方面是其主要特点。源于此，〈燕行录〉中有关中朝戏剧文化交流和比较的纪录应引起我们进一步重视和深入研究。 如果上溯至1636年，延至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朝鲜高宗三十年），朝鲜的燕行使团合计为492次，而在此时期内，留存至今的〈燕行录〉多达294部（种），也就是说，当年的燕行使者平均1。67次来华后，便有一部〈燕行录〉问世！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卷数之多、内容之丰、持续之久均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史所罕见。本文拟从其中一部的比较研究谈起。             一、山棚戏、唱剧与昆曲、皮黄      有清一代，历届朝鲜使团在进入中国境内之后，观看不同剧种的演出成为他们在华期间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他们在清政府的热情招待中看戏，另一方面，他们在街市走访时，到宣南等地的剧场买票看戏。于是，上至皇家的庆典演出，下至普通戏班的剧场实况，都被这个群体描述得栩栩如生，给人以恍如昨日之感。同时，他们还经常将在中国剧场的感观同本国演出做比较，这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方面的著作较为突出者有：金昌业之〈老稼斋燕行日记〉、崔德中之〈燕行录日记〉、洪大容之〈湛轩书〉、朴趾源之〈热河日记〉、柳得恭之〈滦阳录〉、徐浩修之〈燕行记〉、李在学之〈燕行记事〉、朴思浩之〈心田稿〉、未名之〈赴燕日记〉和〈往还日记〉、金景宪之〈燕辕直指〉等多部。这里，笔者仅以朝鲜使者在道光年间使清时的一份记录加以说明。 道光九年(1829年)，正使从事朴思浩首先记载了当时的剧场和演出情况： "演戏厅设大阁三层，上层环以栏槛，下层铺以长杠，如鱼鳞排错，中层设戏台，口面(正面之意-一引者注)设幔，幔中备置各种戏具，每设戏自幔出入，一戏才罢，一戏继出，外设一小门，观戏之人入门便收钱，钱多者坐上层，钱小者从下层。"注1。与朴思浩同年使清的一位姓名不详的朝鲜使官阐发了他看过几场戏之后的感想和评价。他在七月初四的日记中说： "戏可观而语言解甚。宛然其交锋之戏。枪刀闪烁，非手法之精熟者未由如是踊跃！觔斗滚滚，交接之际，不觉怵然。"注2。 是日武戏演出的精彩、高超之状，令这位使官赞叹不已。朴思浩认为朝鲜应当学习清代中国剧场的规制。例如，剧场内"一无争坐之弊，或者起去，复还坐，处固自如。"再如，"上下层坐处尽满无隙地，则守门者不许人添入，"三如，"阁中井井有序，亦无喧哗纷还之弊，终日观戏，坐吃果糖酒肴之属，中国之人虽戏场也有规模，是则可法也。"注3。                                            有趣的是，道光十三年，朝鲜使团之书状官金景善于正月初五日详细记录的就是在广德楼看戏的情景和感触。是篇全文多达近3000字，当属《燕行录》中著录清代戏剧文化周详者之一。这里，笔者以其对戏园的建置与经营、舞台规模与剧场实况、同本国戏剧文化之比 较等三个方面做一简介与分析。 1，戏园建置与经营。 "凡演戏之处必有戏台，其出财营建者谓之戏主，其创立之费银已七八万两，又逐岁修改，招戏子设戏，收息，上纳官税，下酬戏雇，其余则自取之，其收钱之多可知也。"注4。  上文曾提到朴思浩和那位不知名的朝鲜医员的著作，现在，我们将他们二人和金景善的日记综合判断，可知，他们每人所到过的戏园肯定不止广和楼一处，既然如此，"昔年戏班不专主于一园，以四日为一转，各园约各班轮流演唱。故观众须记某日为某班，在某园也。"前文说道，如广德楼之规模者，演戏必以徽戏为主， 而道光时，京师称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为"四大徽班"。 注5。三庆以演〈三国志〉等连台本戏见长；四喜"专工昆曲，其中旦角最好"； 和春"专演连台彭公案、施公案中事迹，所谓短打戏也"；春台"亦以武戏见长，......当年此班称盛。惟嵩祝成虽非大班，能与四大班抗衡，而持久不衰，光绪初尚存，盖约脚人活跃，每日调整戏码花梢，能使观众趋之若鹜也。"至此，我们可以从金景善等三位使官在京师看戏的次数、对所看过的戏的描述和他们开列的剧目诸方面看出，他们分别看过"四大徽班"或其中几个徽班及其它戏班的演出当属无疑。所不同的是，金景善于道光十三年在京时和春班已报散。 2．舞台规模和剧场实况。 "戏台之制筑辄为广厦，高可六七丈，四角均齐，广可五六十间，间皆长梁，就北壁下截九分一设间，架属以锦帐，帐左右有门，门垂簾子，盖藏戏具而换服之所也．帐前向南筑方坛，周可七八间，此则演戏之所也。自方坛前至于南壁下，叠置长凳，前者稍低，后者渐高，使观戏者鳞距便于俯观也，南东西三壁别作层楼，每一间各有定贳，南壁正中最上楼贳为白银十两云，南壁西隅只设一门，一人守之，观者到门先收钱，乃许入，观者之众寡，债为之低仰，戏事方始。" 实际上，作者的记述不仅较朴思浩等人更加周详，同时，层次也很清楚，即：剧场，后台、前台、观众席(楼下、楼上)，收费处。 3．比较中朝戏剧文化。金景善认为：①清代之"场戏者，既如我国山棚戏，自古有之。"②在广德楼等处，"观到剧处，齐笑齐止，无或喧聒，虽淫亵嬉慢之中，节制之整严，有如师律之不可犯，亦足见大地规抚之一端。东俗则凡系观光大冠，阔衣簇立数匝，喧哗不止，加以饼饵酒草沽口之声，半之后来者无由观听，挤挨不已，甚至于投石相扑，视此岂不愧哉!"③舞台上，"又有二人，服饰如我国官服，从帐中出，分坐东西椅。""又有戎装者，一队出来，其中四人，头戴小帻，如我国战巾样，身披黑色短后衣，各持双剑对舞。"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金景善特别提到的朝鲜古代的"山棚戏"。 据朝鲜史书所载，"山棚戏" 又称作"彩棚百戏"， 当该戏发展到朝鲜王时，即称之为山棚戏、彩棚戏、山台杂剧，且三种称谓互用。如当时的《山台杂剧》、《观傩诗》、《观优戏》等诗歌可以证明；又如，《高丽史》卷69《礼志》11则记有"次传两部乐官及山台乐人宣赐花酒"。 三如，朝鲜王朝光海君年间专设山台都监等机构，主要为迎接中国使臣演出山台戏，这在《李朝实录》中多有记载。此后，随着山台戏从"公仪" 等活动退出后，山棚戏遂逐渐向韩国民间转移。"在中国戏曲影之下，朝鲜发展起来一种唱剧"。 注6。 唱剧在形成过程申，"除了中国戏到对独角戏发展的直接影响外，日本的传统戏剧如歌舞伎、能、新派剧对朝鲜也有间接的影响"。 注7。可见，中国戏剧对朝鲜称为"国剧" 的唱剧的影响是直接的、第一位的。 清道光十几年至二十年间，正是京剧诞生的前夜，朝鲜使者看到的应是昆曲、皮黄诸调，视其为朝鲜历史上的唱剧似更为贴近。在唱剧形成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当提到将小说《春香传》改写成唱剧《春香歌》的戏曲作家申在孝。 申在孝，生于朝鲜纯祖十二年（公元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全罗道高敞人。"他对 戏曲研究甚深，一生培养许多唱剧演员。他不仅以教育后辈为业，而且，花费心血对许多唱曲进行加工锤炼"。注8。在改编《春香歌》等剧本时，他很注意借鉴中国戏剧中的典故、传说，因此，在其编写的剧本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物和典故，如神农氏、炎帝、西施、王昭君、赵飞燕、洛神等名人及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诗作、古迹名胜等等。除《春香歌》之外，申在孝的著名剧作还有《沈清歌》、《赤壁歌》、《卞钢打令》等多部。处在申在孝创作时代的中国清朝，这时也有如余治、沈小庆、刘三、史松泉、李钟豫、李世忠、乔荩臣、卢胜奎、汪笑侬等一批著名的京剧剧作家。因此，无论是上述的中韩剧作家之间，还是《春香歌》与《桃花扇》、《赵氏孤儿》与《明沙十里》、《西厢记》与《赐婚记》等相关内容，都值得我们以此为对象对中朝戏剧文化继续深入比较研究。 二、《燕行录》版本浅议    关于《燕行录》的版本，据笔者于1995年在韩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所见，概有：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以下简称〈选集本〉）；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翻译的〈燕行录选集〉国译多卷本（以下简称〈国译本〉）；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本；个人文集本，如南九万〈药泉集〉、李宜显〈陶谷集〉、洪大容〈湛轩书〉、李德懋〈青庄馆全书〉等等。 新世纪开始的2001年10月，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出版了迄今为止、含盖〈燕行录〉著作最多的〈燕行录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本〉）。东国大学校林基中教授自1970了年开始，对〈燕行录〉给予了极大的投入，他为了制作目录，走访了韩国全国各地，收集了为数甚多的史料，其中，发现了三百八十多种〈燕行录〉。〈全集〉共计一百卷，五万八多页。 本书是有关〈燕行录〉文献最多、最全的版本。在〈全集本〉中，除了笔者上文所述的〈燕行录〉著作、扣除朝鲜使者使明时期的百种左右的〈朝天录〉之外，〈全集本〉包括了清军入关前至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共计258年约二百九十种不同时期的〈燕行录〉。其中，含使行地图等相关内容的图一卷。需要注意的是，《全集本》内有些是三、五种乃至七、八种合为一卷的；有些则是四、五卷乃至更多卷的内容包括的仅是一部某位作者的《燕行录》著作，这类著作内容非常丰富，前此未见的如占本书六卷之多、徐有素所著的《燕行录》，另如占本书三卷的洪淳学之《燕行歌》等，至于在本书中一卷一著或二卷一著的则经常到。在这些著作中，第五十八卷中李在学著于乾隆五十八年、朝鲜正祖十七年的《燕行日记》、《癸丑燕行诗》和第六十卷柳得恭著于嘉庆六年、朝鲜纯祖元年的《热河纪行诗》等都含有乾隆时期戏剧文化的诸多史料，为我们做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内容。                                       三、余    论 1、《燕行录》的体裁可分为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中，单一为日记者，如《阳坡朝天日录》、《老峯燕行日记》、《燕行日记》、《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入燕记》、《燕行记》、《燕行日记》等。单一为诗歌者，如《檮椒录》、《滦阳录》等。单一为杂事者，如《甲子燕行杂录》、《丙寅燕行杂录》《闻见杂录》等。单一为记事者，如《湛轩燕记》、《燕台再游录》等。书中既有日记、也有诗歌的，如徐长辅《蓟山纪程》、李基宪《燕行录》等；既有诗歌、也含杂录的，如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等；既有日记、也有记事的，如未名《赴燕行日记》、金景善《燕辕直指》等；既有诗歌、也有日记、记事的，如朴思浩《心田稿》等。洪大容、朴趾源之著尽管体裁有别，但有一共同之处，即都有小标题，读之更加清晰。 2、作者群之中，包括了朝鲜使团的"三使"和一般成员，除皇亲国戚、达宫显贵外，当时以诗、文名著于世的，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朴之得意门生即李、柳等，后者任奎章阁之检书宫。他们通过赴清考察，主张学习中国文化，主张用清朝先进技术改革朝鲜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文化政策。人们称这些向中国学习的朝鲜学者为"北学派"。洪大容则是"北学派"的先驱。因此，他们的燕行之作应当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必读之著。 3、有关《燕行录》的版本，除上文列出的《选集本》、《国译本》、《文集丛书本》《全集本》之外，还有《辽海丛书》本，应当看到，多数著作仍首先在各自的文集类之中，如《热河日记》有《燕巌集》本、《湛轩燕记》有《湛轩书》本，《入燕记》有《青庄馆全书》本等。 4、文字长短不一，卷数因人而异。以《选集本》、《国译本》为例，八卷者1人，七卷者1人，六卷者2人，五卷者1人，四卷者5人，三卷者1人，二卷者6人，一卷者14人。注9 。此外，在有关著目中还见到二十二卷者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未名《燕行日记》、三十三卷者有道光六年（1826）洪锡谟《游燕稿》，注10。据笔者目前所见，这方面的多数著作在1-8卷之内。从字数来看，有的少则几千字，有的多达二三十万字。 5、目录详略不一，以详者为例，如《湛轩燕行》中卷一、卷二以人物为主，有举人、贡生、员外、铺商等，各有专文，其中，作者还以"琴铺刘生"为题，为之撰文。卷三则以名胜古迹、宫殿园林为主，兼及朝延礼仪的演习。卷四则以民风、民俗为主，举凡吃穿用住、市肆娱乐等，各有篇目。《冷斋书种》二卷，全部目录均以人物为题，内含清朝学者等67人、日本10人、安南5人、琉球5人，共计87人、85目（卷首二篇均为二人为一目）。《燕辕直指》除顺序清晰、列目详细外，绝大多数目录中之最后一字，均有一个"记"字，如"山海关记"、"首阳山记""琉璃厂记"等等，即于篇幅，容另文再述。 6、笔者在研究1644年以后朝鲜使团清之《燕行录》同时，注意到了他们的清入关以前的著述，崇德二年（1637）、金宗一之（沈阳日乘）当为同类著作中最早之著。在有关著目内，光绪十六年（1890年）洪钟永之（燕行录）为其最晚之著，是否还有新的发现，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7、《全集》不全，如洪锡谟所著《游燕稿》等有关《燕行录》的著作尚未收入。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研究者继续为之努力。 8、中韩学者对《燕行录》中的中朝戏剧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其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1997年，笔者自韩国访问归来后，先发表了《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1997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详见拙著《清代戏剧文化史论》，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可喜的是，2002年，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先生在其大著《〈燕行录〉研究》中，突出了戏剧文化的研究，这部份内容占了全书七章内的二章、总计页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原书目录如下："第三章 燕行录的观戏记与观剧诗 1、前言2、燕行录的演戏记3、燕行录的演戏用语4、燕行录的演戏类型5、燕行录的观戏诗6、结语。第五章 燕行录的演戏记 1、前言2、燕行录的演戏实况2-1  18世纪的演戏2-2   19世纪的演戏3、结语"。 以上事实说明，《燕行录》中有关中朝戏剧文的诸多史料已引起中韩学者的重视。对我而言，这些史料填补了同一时期的不足和空白。有趣的是，林基中先生在其大著中还为清代幻术（杂耍）专列了一章，并将其从16世纪写到了19世纪。对此，笔者在新世纪初也写出了《〈燕行录〉与清代幻术研究》（详见《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6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内容说明：包括中朝戏剧文化在内、在三百种左右的《燕行录》还有更多的热点等待我们  "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  注：   1、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   2、未名：《赴燕日记》、《往还日记》。   3、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   4、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之四《留馆录·中》。   5、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下同。   6、8、（韩国）赵润济著、张琏瑰译：《韩国文学史》第九章第38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      1998年5月出版。   7、（韩国）梁惠淑：《从独角戏到唱剧》，见《亚洲传统戏剧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  剧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9、说明：本文列为一卷者，含原作者在其著作气对其《燕行录》部份未分卷之著。   10、参见张存武著《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数代中国学者和文人都是在彻底批判宗教这一启蒙传统哺育下长大的。我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批判传统的建制性宗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如此"理所当然"在西方并非向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毋宁说，启蒙精神这一新传统才造就了如此 "理所当然"的政治局面......启蒙时代的好些思想家凭着辛辣、大胆的宗教批判赢得了历史英雄的称号，他们勇敢的批判精神被"五四"新文化视为美德，一度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如今，我们逐渐开始认识到，对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的如此"理所当然"当持某种审慎的保留态度，不再"理所当然"地批判建制性宗教。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考虑，对宗教批判持审慎的保留态度是否有审慎的理由--这就需要我们首先搞清楚，启蒙精神批判建制性宗教时的"理所当然"之理何在。     霍布斯的"异端"案子就是我们来审查这个"理所当然"之理时最好不过的历史个案，因为，在西方思想史上，霍布斯被公认为近代以来批判基督教的重要先驱之一，为后来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霍布斯的《利维坦》英文本在1651年发表以后，当时便有人看出，作者在讨论到诸多神学主题--尤其是预言、奇迹、上帝的身位以及圣经作者等问题时，表面看起来是在表达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是暗中实施对基督教教义的批判。十多年后，斯宾诺莎发表了《神学-政治论》（1670），当时也有人马上看出，斯宾诺莎明显在摹仿霍布斯的宗教批判，只不过表达异端思想时更为露骨、大胆--换言之，霍布斯的宗教批判马上就有哲学家在跟着学，斯宾诺莎是第一个著名的学徒，但绝非最后一个......     可是，霍布斯在看了斯宾诺莎的书后却说："我可不敢如此肆意著述"......霍布斯比斯宾诺莎更胆小或更审慎？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到，霍布斯对宗教的批判更为彻底......斯宾诺莎只是显得更大胆而已，霍布斯的表述则非常讲究修辞术，显得比较老到①。写作时讲究修辞术使得宗教批判显得不那么激进，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小心写作要么是因为害怕招致宗教迫害，要么是出于顾及到人民的宗教需要--前者意味着，宗教批判理所应当，小心写作不过因为政治处境不允许，一旦政治处境允许，就应当公开地、不加掩饰地批判基督教；倘若是后者，那么，哲人即便自己不认同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不会公开大肆批判宗教，甚至在所谓言论自由、完全开放的政治处境中，也会小心写作。     霍布斯的情形属于哪一种呢？     小心写作的两种不同动机--"害怕"与"顾及"--与哲人的道德品质（virtue）问题相关。          《利维坦》的两个版本          1648～1649 年间，已经年际六旬的霍布斯着手《利维坦》的写作，用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认识的拉丁文。当时，对异端的检查和惩罚制度相当严--1648年5月，英国国会还新出台一项反渎神法令：凡不承认三位一体学说、否认耶稣的神性、否定末日审判及终末预言者当属重罪。在这个时候，霍布斯用拉丁文写《利维坦》，其中的宗教批判也显得相当收敛，显然是为了避免遭受异端指控。     拉丁文本的《利维坦》很可能才仅仅搭起框架并写出了几章而已，时势就发生了变化。1648年底，新的长老派得势，若干年后（1650年8月），教会中的新派人士终于废止了早先的严法，代之以一个温和得多的渎神法案：即便犯有严重的异端思想罪过，也不过判刑入狱6个月，累犯不改的话则逐出英联邦--正是在这一时的宽松处境中，身在巴黎的霍布斯赶紧用英文写完《利维坦》，随之公之于世（1651）。拉丁语是"学术语言"，那个时候的"学者"与今天比起来实在是太少了，但恰恰是这些少数人（往往是有学养的教会神职人员）看得懂霍布斯在哪些地方背离了启示宗教--相反，英语是当时的俗语，也就是说，可以看英文书的人要多得多，霍布斯却偏偏在英文的《利维坦》中更为激进、表露地批判基督教，几乎显得是要拆除整个建制宗教传统的基础，所以"在哲学上、神学上"堪称"一名勇敢的斗士"[1]（"出版说明"）。《利维坦》英文本出版后，霍布斯反倒害怕会在法国受到天主教神职人员迫害，赶紧溜回英国......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英文本中对三位一体说作出的新解释，像布拉姆哈尔（Bramhall）这样的主教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刻毒："神圣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说伟大的令人敬慕的神秘性变成了什么？变得一无是处啦......"（《捕捉利维坦》，1658）[2]（P97）《利维坦》行市以来，实际上霍布斯不断遭到诸如此类的揭发和指控，让胆子真的有些小的霍布斯惊骇不已，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毕竟还不是一个彻底"言论自由"的时代，于是不断写文章为自己辩解......     历史运程又颠倒了过来，进入了所谓"复辟时期"......1662年的《七个哲学问题》（Seven Philosophical Problems）一书的献辞已经表明，霍布斯对有人指控自己是异端又惊惧起来。1666年10月，国会中果然有人提出了一项彻底清查"无神论和渎神"分子的法案，矛头直指"霍布斯先生的《利维坦》"[3]（P376）。尽管这项调查法案最后不了了之，霍布斯终于按耐不住，在1668年抛出了拉丁文本的《利维坦》。     1668年的拉丁文本当是以差不多20年前仅仅开了个头的书稿为底本，主要部分实为1651年英文本较为自由的翻译，部分地方有简缩（比如第三部分，这一部分直接涉及基督教的传统教义），整个结构和大部分具体章节没有变。当然，与1651年的英文本比较，1668年拉丁文本中有一些段落是英文本中没有的，从而可以推断，这些段落当写于英文本之后；英文本中有、但拉丁文本中没有的，则可以推断是英文本在原来的拉丁文稿本基础上扩写的。不消说，1668年的拉丁文本中的异端立场明显有所退缩，凡涉及宗教批判的地方都有意味深长的修订（攻击罗马教会的第四部分成了为英国国教辩护）。总体看来，拉丁文本远不如英文本激进、有激情，好些细节的处理也不如英文本细致，而且拉丁文本显得更为学究化，按原文或整段引用古典作家的话，而英文本则大多是转述古典作家的话。霍布斯在《自传》中说："我以母语完成此书，是为了让我的同胞英国人民能够常常阅读它，并得到教益。"[4] 如果说英文本的《利维坦》带有向普通人宣传宗教批判的意图，那么，拉丁文本的意图是什么呢？     与英文本尤其不同的是，霍布斯为拉丁文本增写了一篇《附录》，似乎在为自己的信仰真诚辩白。这篇"申辩""有着很精致的结构"，分为三章，依次论及"尼西亚信经"、何谓"异端"和针对《利维坦》的驳议，用意不外乎是要说：倘若他对尼西亚信经的解释是对的，《利维坦》的立场就是正统信仰，倘若他对异端的理解是对的，别人就没理由指控他是异端。结论是，针对《利维坦》的驳议其实是误解：我霍布斯并没有动摇基督教信仰，毋宁说倒是"以自己的方式巩固了这一信仰"[3]（P376）。     拉丁文本在宗教批判方面的退缩和修改，是否表明霍布斯放弃了自己在英文本中的激进立场？没有--仅仅是显得温和得多而已，而且缓和的地方避重就轻。换言之，拉丁文本仍然坚持英文本的宗教批判立场--霍布斯的"申辩"是真的吗？1662年的《七个哲学问题》的献辞用了apology这个语词，但这个语词有两个含义："道歉"或"辩护"。我们知道，柏拉图写过著名的《苏格拉底的apology》，对古典作品非常熟悉的霍布斯为拉丁文本写的《附录》是在摹仿苏格拉底吗？     施特劳斯在1933～1934年间写的《霍布斯的宗教批判：理解启蒙》（Die Religionskritik des Hobbes: Ein Beitrag zum Verstndnis des Aufklrung）中说：尽管霍布斯在《附录》中由于害怕异端迫害采取了退缩立场，但即便最没有疑心的读者也会看得出来，他的退缩并非真心的[5] （P211）。英文本的《利维坦》已经表明，在国情宽松的条件下，霍布斯如何大胆地不顾及宗教状况实施宗教批判，拉丁文本的小心写作则完全是因为害怕招致宗教迫害，而非出于顾及到宗教状况。如果要确定霍布斯是否在摹仿苏格拉底，就得搞清楚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面对雅典人民法庭的审判时是"道歉"还是"辩护"--这事关哲人的道德品质，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论如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提出的小心写作的要求是一种对哲人提出的道德要求（参见柏拉图《斐德若》），如此要求明显是出于顾及到宗教状况，而非出于害怕招致迫害。     霍布斯对古希腊经典非常熟悉，当然清楚苏格拉底-柏拉图首倡的哲人当小心写作关涉的是哲人的道德品质。在《利维坦》英文本快到结尾的地方（第46章），霍布斯在与《圣经》对比的框架下陈述了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和本质给教会带来错误"，紧接着便说：     可能有人明明知道这是错误的哲学，但由于害怕苏格拉底的命运，于是便把它当成符合而又能确证他们的宗教的东西写出来了。（《利维坦》第46章）[1]（P546）     霍布斯多会说话呵......     霍布斯临逝前病重时说："请按我们教会的仪式祈祷"--其时在1675年，于是，有人认为，说到底，霍布斯仍然是个虔诚的信徒，尽管是按英国国教的方式在信仰，拉丁文本《附录》中的态度也是虔诚的......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霍布斯批判建制宗教的"理所当然"之理究竟何在？          《利维坦》的精巧结构          英文本的《利维坦》最为露骨地颠覆基督教？老实说，我一直没看出来......我看到的仅仅是霍布斯谈到好多《圣经》和神学的事情，至于"露骨地颠覆基督教"，都是听别人说，并不知道何以一个"露骨"法。     为了搞清楚霍布斯怎样一个"露骨"法，不妨换一种方式来读：从该书的文本结构人手来读。     翻开《利维坦》，首先看到的是霍布斯写给他最敬重的朋友的一封信（中译本没有这封信，我用的是R. E. Flathman/D. Johnston编辑的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校勘版，1997），读起来有点像莫尔在《乌托邦》前面给朋友写的信......然后才是目录，全书结构十分简洁地分为四个部分：1. "论人"；2. "论国家"；3. "论基督教国家"；4. "论黑暗的王国"。正文开始之前，有一个简短的引言，劈头就是Nature（自然）这个语词--熟悉西方思想史的都知道，这是古希腊哲学最为基本的概念，但霍布斯随即用一个括号中的句子来说明Nature："上帝用以创造和治理这世界的技艺（the Art）。""技艺"这个语词也是古希腊哲学中常见的重要概念，但"上帝"这个语词（或者说概念）可不是古希腊的，而是基督教的--为什么霍布斯要用括号把这句界定"自然"的话括起来（中译没有用括号）？更让人好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与古希腊的"自然"和"技艺"有什么相干？作者想要融合两个不同的传统？这又难免让我自省到：自己以前以为海德格尔竭力复活古希腊的"自然"概念乃了不起的创举，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从劈头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出，霍布斯的写作非常有用心，尽管像我这样的读者学识不力，还看不出作者的"文心"何在。     第一部分"论人"从"论感觉"开始，到"论人、授权人和由人代表的事物"作结，共16章。第二部分"论国家"从"论国家的成因、产生和定义"起，到"论依据自然的上帝国"（Of the Kingdom of God by Nature），共计15章。可以看到，引言以"自然"起头，而第二部分"论国家"最后一章（31章）"论凭靠自然的上帝国"以"单纯自然状态"（the condition of mere Nature，注意Nature是大写）起头，似乎刚好构成了一个论述整体。同样让人感兴味的是，在这一章的结尾，霍布斯说起了柏拉图和他的《王制》，尤其谈论柏拉图时的言辞方式，读起来实在蛮有味道，尽管"味道"在哪里我还说不上来。     不妨推测，《利维坦》从论"自然"开始，是为了依凭 "自然"而非基督教的"上帝"来确立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整个第一部分看起来就像是在基于"自然"（physis）的"感觉"重新界定人性，重新描述人的世界（国家、文化、宗教）；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重新界定政治生活的基本原理。     第三部分"论基督教的国家"以"论基督教政治的原理"起始，以"论被接纳进天国的必要条件"作结，共计12章。前一部分最后一章（31章）题为"论依据自然的上帝国"（Of the Kingdom of God by Nature），这"依据自然的上帝国"与第三部分最后一章的章题中的Kingdom of Heaven（天国）是什么关系？令人费解。前面已经讨论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理，这里怎么又来说"基督教政治的原理"？再说，第三部分虽然题为"论基督教的国家"，读起来却发现作者基本上是在谈《圣经》及其对《圣经》的信仰，从而让人觉得作者是在谈论基于圣经启示的人性和世界理解，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对应。由此来看，批判罗马教会及其政治原则的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倒像是与第二部分相对应。     回过头来细想，《利维坦》全书四个部分其实可以看作两个部分：自然原理及其引申出来的政治原理（第一和二部分）与《圣经》原理及其引申出来的政治原理（第三和四部分）处于对峙态势--说得更为简洁些：理性哲学与启示宗教处于对峙态势。     作者的本意是否真的意在彰显这种对立呢？     在第三部分一开头我就读到：     到目前为止，我仅是根据经验证明为正确的、或在语辞用法上公认为正确的自然原理引申出主权权利和臣民的义务，也就是说，我只是从经验告知我们的人类本性以及从一切政治推理中必不可缺而又取得普遍一致看法的语辞定义中引申了这种原理。但往下我所要谈的是基督教国家的性质和权利，其中有许多地方要取决于神的意志的超自然启示；......[1]（P290）     经验理性的哲学与超自然启示的宗教不是明显对立起来了吗？     一般的基督教思想简史都会说到：现代的《圣经》研究是从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开始的--这指的是现代考据学式的《圣经》研究。的确，在《利维坦》的第三部分，霍布斯几乎是一上来（从33章开始）就着手全面质疑《圣经》的启示性权威，如何质疑？质疑《圣经》作者的身份：霍布斯说，好些《圣经》篇章中的言辞表达方式表明，其中记叙的事件只会是这些事件过去一段时间之后的后人追述（这让我想起咱们"五四时期"的"古史辨"运动的做法）。但这还仅是开了个头--从质疑摩西写了《摩西五书》的传统说法开始，霍布斯接下来（33～34章）马上开始系统考辨《旧约》各篇，证明《旧约》各章都是事后著成的，成书时间较其描述的事件所发生的时间要晚得多。到了第36章"上帝之言和先知的话语"时，霍布斯已经可以说，《圣经》并非全都是上帝的话，而是"写这部圣史的人的话"[1]（P331），从而上帝不可能是《圣经》"最初的和最原创性的作者"。     第一、二两个部分与第三、四两个部分--或者说理性哲学与启示宗教的对立，并非仅是单纯的对峙，而是内在的对质。在33章中，霍布斯说到了《约伯记》：约伯明显"不是假想的人物"，而是一个历史人物，但这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却并非历史书，而是讨论恶人得福、好人受灾问题的哲理书，证据是《约伯记》具有一种文学形式--韵文为主体，配以散文形式的绪言和尾声，这种文学形式是典型的古代道德哲学的文学形式[1]（P300～301）。说到这里，霍布斯就没再往下说，转而谈论起《诗篇》来，让人觉得他半途扔下了《约伯记》这个话题。但倘若我们记性还不是太差，就会记起，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第31章）中，霍布斯讨论过恶人得福、好人受灾这一难题，还说这一难题"不但动摇了一般人对天意的信仰，也动摇了哲人以至圣者的这种信仰"[1]（P279～280）。通过《约伯记》中的恶人得福、好人受灾这一难题，理性哲学与启示宗教的对质不就内在地勾连起来了吗？     如何一个内在地勾连呢？     把这两章中谈及恶人得福、好人受灾这一难题的段落对起来读时就会看到，霍布斯想要说的是：对在世不幸这一问题，《圣经》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普遍解决，反倒是古代哲人可能会提供令人信服的解决。从而，通过《约伯记》来连接《利维坦》的两个部分，"利维坦"这一书名所要表达的象征含义，就已经在为现代"怪兽"（国家）提供支持了。     诸如此类的内在勾连在《利维坦》中可以说并不少见。比如，第三部分在质疑了《圣经》的启示性质后，接下来（34章）霍布斯就论到"《圣经》各卷中圣灵、天使和神感的含义"，而第一部分第 2章"论想像"与第三部分的这一章在结构上刚好对应--"论想像"说的是，做梦就是想像的一种形式，有时人们很难分清做梦与清醒时的想法，倘若把"论想像"一章与"论《圣经》各卷中圣灵、天使和神感的含义"一章对比起来看，便让人觉得，霍布斯是在说，《圣经》各卷中有关圣灵、天使和神感的说法，无异于做梦。这也等于是用自然理性回答了第一部分中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为什么人会信奉宗教--顺着霍布斯的探究逻辑追索下去便不难看到，对上帝的敬畏被解释为对无形力量的恐惧：     有些人很少或根本不探求事物的自然原因（the natural cause），然而由于不知道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可以大大地为福为祸，这种无知状态（ignorance）本身所产生的畏惧也使他们设想并自行假定有若干种不可见的力量存在，同时对自己想像出来的东西表示敬畏，急难时求告，称心遂意时感谢，把自己在幻想时创造出来的东西当成神[1]（P78）。     接下来的第12章便题为"论宗教"--言下之意，只要通过"探求事物的自然原因"克服了恐惧心态，宗教信仰就会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在当时的主教们眼里，霍布斯岂不是把正统教义等同于迷信了么？霍布斯的这些说法不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常识和口头禅么？     启示宗教与理性哲学的对立，其实已见于霍布斯的早期著作《论法律的要素》（1640），没有正式出版，但私下流传，其中说到了上帝存在问题；《论公民》（1642）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霍布斯在书中不时插入说，人可以通过自然原因（"自然之光"、"自然的声音"、"自然理性的声音"）解释掉上帝的存在，一个人要是因此而"断言上帝并不存在，或断言上帝并未统治世界，或口吐亵渎上帝之言时，怎么能说他犯了罪呢"[6]（P155）。《论公民》看起来就是《利维坦》的雏形，虽然分为三个部分，拿掉《利维坦》的第四部分，两者的结构就像是出于同一个模子。     说到底，理性哲学与启示宗教的对立，就是哲人与圣经宗教的对立，因为，天生有能力"探求事物的自然原因"从而摆脱"无知状态"的，始终是少数哲人--所谓宗教批判，就是赋予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获得的自然理性以优先权，让它来裁决启示的真假；接下来便是把自然理性说成是上帝赋予我们所有人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自然之光"，从而，祛除历史带给我们的蒙昧--启蒙，让我们身上的"自然理性的声音"发出来，就成了"理所当然"地批判宗教的"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自霍布斯以来，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有那么多的哲人在谈"人性论"，也终于明白过来，何以后来的启蒙哲人在批判建制宗教时都是同一个基本论述模式。          《附录》的文体和修辞策略          由此可以断定，霍布斯在《利维坦》拉丁文本的《附录》中不可能是为自己遭受异端指责而申辩，只可能是为自己批判宗教的"理所当然"申辩。     《附录》采用的是对话文体--晚年的霍布斯似乎越来越喜欢这种形式：《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1681年）以及《比希莫斯》都是对话体，而且，其中都论及"异端"，看来霍布斯到死都对异端指控心有余悸。为什么采用这种文体？Cropsey在给《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写的编者前言中说："对话体使得作者的真正意图隐藏在身份各异的角色背后，被交替反复的回答、辩论和讲述包裹起来，从而为理解作者的真实思想设置了重重迷雾。" [7]（P4）--我相信，熟悉古希腊经典作品的霍布斯清楚这一点。     不过，《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两位对话者的身份还是明朗的（A=法学家、B=哲学家），《附录》中的对话者则身份不明，仅仅可以看到A和B的角色身份--好在早就已经有人指出：文中的A和B分别就是托马斯和霍布斯[3]（P376）。     为什么在《附录》中霍布斯要隐藏自己？也许，这样便于更好地、不动声色地为自己辩护......《附录》第1章"论尼西亚信经"几乎是在对信经语式作语源分析，非常学究，或者说"学术性"很强，让人读起来感觉非常现代，甚至后现代，因为，如今的好些基督教神学家也喜欢做这类语言学分析......然而，我们需要搞清楚，霍布斯从语源角度来分析信经语式是为了显示自己渊博的学识？前面提到，《利维坦》英文本第三部分一开头（32章）就说：迄今已经"根据自然原理（the Principles of Nature）"引申出主权权利和臣民的义务，而这一"自然原理"是"根据经验证明为正确的、或在语辞用法上公认[consent （concerning the use of words）]为正确的"--经验如何证明"自然原理"为真？霍布斯关于《圣经》作者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圣经》讲述的东西被经验证明为伪......如何通过语词分析获得"公认为正确的"？语源分析与信经语式的并置，典型地是哲学理性与启示宗教对峙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推理的能力是由于语言的运用而产生的"（《利维坦》46章；注意《利维坦》第4章"论语言"之后的第5章即题为"论推理与学术"）[1]（P538）。换言之，语源分析是哲学理性的表达，对信经语式作语源分析，无异于以哲学理性批判启示信仰，如此修辞手法已经多见于《利维坦》（比如第37章对神迹信仰的分析，一上来就是语源学的分析），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论及奇迹时如法炮制，后来的休谟在《人类理智论研究》中实施宗教批判时也如此效法[2]（P121～132）。从而，《附录》这里一开始的语源分析的意图其实很清楚：信经语式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经不起语词用法的分析--《附录》从讨论"我信"入手，无异于批判信仰："我信"是迷信。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可以说大致有两种：     要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用基督教的语言反对基督教，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上帝"一词，明明不是指的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指自然物体，却让人觉得是基督教修辞--《附录》第1章中也故伎重演[2] （P144～159）；由此我才懂了，为什么第二部分最后一章的题目叫做"论依据自然的上帝国"。     要么是装出反对白旗的样子拥护白旗 --柯利把这种修辞策略命名为"否定暗示"：以否定的方式来陈述的某个观点，其实意在提示、甚至宣扬这个观点，比如，"我并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如何如何......"，实际上是要唤起读者去关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这样一来，霍布斯就可以免于遭人怀疑他也主张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便有人要谴责，霍布斯也可以说，他自己并非这么认为--柯利称之为"佯谬的推诿法"[2]（P100～101）。事实上，霍布斯在让理性哲学与启示宗教内在地对峙的时候，往往采用如此修辞，以至于我们还以为霍布斯发展出了一种基督教哲学的样式哩。     《附录》第2章"论异端"一开始就讨论"异端"的来源：先说哲学家在古代就是异端，然后又说哲学家不能叫"异端"，只能被看作少数派，接下来则说，保罗派和教父们其实都是少数派，总不能说他们是异端罢......言下之意，反过来，也不能说作为少数派的哲人是"异端"......既然如此，作为一个哲人，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陈述了一些与正统信仰相左的观点，当然也不能被指控为"异端" --由此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附录》第3章"关于《利维坦》的异议"与其说是在反驳异议，不如说是在强调《利维坦》中对启示宗教的异议。我们不妨看看，霍布斯在这里拈出了《利维坦》中的哪些段落来谈：176节涉及《利维坦》第2章（论迷信），178节涉及《利维坦》第4章（论上帝的形体，或者说上帝等于 "自然"），182节涉及《利维坦》第6章（论恐惧心态是宗教信仰的起源），184节涉及《利维坦》第16章（论三位一体，霍布斯受到最大的指控就是否认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些章节的选取乃至先后顺序的安排，都显得像是在彰显《利维坦》英文本中的宗教批判的"理所当然"之理：三位一体的信仰其实源于恐惧心态......结果，霍布斯的"申辩"无异于是在提醒指控他的人们重新好好想想，自己脑子是否清醒。          宗教批判与哲人品德          《附录》中最重要的是置于中间的"论异端"一章，如我们所知，这个题目霍布斯晚年多次论及，由此可以断定：霍布斯宗教批判的"理所当然"之理就在这"异端论" 之中--就哲人这个少数派不相信建制性宗教信仰的"理"而言，他们的宗教批判的"理所当然"之"理"已经清楚了，而且古希腊哲人早就表达过了。问题是，如此"理所当然"之"理"是否有理由公然宣称应当置换多数人的感觉和想像。没错，哲人是少数派，保罗和教父们也是少数派，然而，这些少数派贴近和维护的是多数人的感觉和心态，哲人少数派却不是。     柯利提到，莱布尼茨读过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后不禁"痛心疾首"......他写信给朋友说：     这本有关哲学研究的作品无法无天到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该书作者似乎不仅继承了霍布斯的政治学观点，也继承了他在《利维坦》--这部作品甚至如其题目一样骇人可怖--中就已经充分纲领化了的宗教立场。由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已经整个儿播下了此类极漂亮的批判种子，这个人[引按：指斯宾诺莎]便胆大放肆地贯彻这一点：反驳圣经文本。（译文稍有改动）[2]（P144）     莱布尼茨是主教或神职人员？当然不是，而是哲学家，与霍布斯在学养上是同一类人：都精通数理--莱布尼茨的三一论也受到某些教派人士攻击，莱辛曾为他做过辩护②。然而，梵蒂冈教廷曾将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洛克、贝克莱、休谟、卢梭以及康德的部分或全部作品列为禁书，莱布尼茨的著作却没有[2]（P163）--为什么呢？因为莱布尼茨懂得哲人应该小心写作。     可以，霍布斯也小心写作呵......为什么莱布尼茨会对霍布斯、斯宾诺莎的写作感到"痛心疾首"？这种感觉哪里来？霍布斯和莱布尼茨都小心写作，差异究竟在哪里？     莱布尼茨懂得，宗教批判的"理所当然"之"理"其实并不充分--苏格拉底问题已经把这个问题充分摆出来了。可是，霍布斯不也非常熟悉古代作家吗？年轻时，霍布斯就钟情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③，晚年又潜心翻译古希腊经典，霍布斯怎么会不知道莱布尼茨也知道的东西......     施特劳斯在1930年写了《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接下来在1933～1934年间又写了长达一百页的《霍布斯的宗教批判：理解启蒙》，其中已经指出，霍布斯的《利维坦》远比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更为彻底地动摇了建制宗教的基础......然而，施特劳斯没发表《霍布斯的宗教批判：理解启蒙》，而是发表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源头》（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 1935/1936）--中译本书名把并非副标题的"基础和源头"扔掉了，实在有违施特劳斯的写作意图。在这本书中，施特劳斯并没有来审理霍布斯对启示宗教的批判，而是审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提案与古希腊思想的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到修昔底德（不妨比较《城邦与人》中的论述线索）。     既然霍布斯的宗教批判比斯宾诺莎更为激进，施特劳斯为什么没发表已经写好的《霍布斯的宗教批判：理解启蒙》？     施特劳斯想的也许是，揭示霍布斯宗教批判的真正"基础和源头"更重要，倘若如此，就必须挑明霍布斯与古希腊哲学的关系--霍布斯背离了古典政治哲学的教诲。如我们所知，宗教批判的"理所当然"之"理"其实并不充分，苏格拉底问题已经充分摆出来了的这个道理，被霍布斯抛弃了。为了突出这种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决裂"，《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源头》甚至没有强调宗教批判的古希腊源头--伊壁鸠鲁，全书仅两处一带而过地提到伊壁鸠鲁，甚至说"霍布斯因而也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伊壁鸠鲁形成鲜明对照"[8]（P4，162）。     不过，在此前的《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中，施特劳斯已经清理过近代的宗教批判与伊壁鸠鲁的关系--尤其霍布斯与伊壁鸠鲁的关系（参见导言"圣经学的宗教批判前提"的第一节"宗教批判的传统"开头及结尾和第四节"霍布斯"的开头及结尾）；在后来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施特劳斯再次挑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伊壁鸠鲁派的思想史关系④，并与在《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源头》中的说法不同，把霍布斯看作伊壁鸠鲁的复活⑤--从而，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伊壁鸠鲁才是问题的关键。     回到霍布斯在《附录》第2章开头的说法：哲人算不算"异端"？在哲人群体内部，当然没有异端这回事情，但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所有哲人都是异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当面对雅典城邦父老乡亲时，他一方面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申辩、一方面向城邦人民"道歉"，不再以"异端"面目出现--不再非要用自己的"感觉"或自然之理来要求多数人，哲人当服从城邦的礼法（参见《克力同》）和城邦的宗教（参见《斐多》），尽管哲人对城邦的民人信仰持有深疑不信的态度（参见《游叙佛伦》），毕竟，哲人服从城邦的政治义务不是来自自己与"自然"的契约......由此形成了西方哲人的政治道德传统。     这样来看，伊壁鸠鲁派的确就是哲人们中的"异端"分子：他们试图让自己的"感觉"和自然之理来要求多数人（亦即"批判宗教"），从而使得自然哲学变成一种新的宗教......后来的启蒙运动发扬光大的宗教批判精神被名之为"异端"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    ① 西方的霍布斯研究早已经注意到霍布斯写作讲究修辞术，但霍布斯研究尤其关注其修辞术却是晚近十来年的事情。参见David Johnston, The Rhetoric of Leviathan Princeton, Uni. Press 1989。剑桥思想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斯金纳在 1996年发表的专著《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王家丰、郑崧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着重比较霍布斯的修辞术与古代修辞术的差异，却未见得对理解霍布斯修辞术的哲学意图有所裨益。就本文的问题而言，尤其值得提到柯利的长文《"我可不敢如此肆意著述"》（王承教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12：阅读的德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82～163页）。     ②参见莱辛：《论人类的教育：莱辛政治哲学文选》，刘小枫编，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即将出版）。    ③ 晚近整理出来的青年霍布斯的古罗马经典作品研究，就是一例：Thomas Hobbes, Three Discourses: A Critical Modern Edition of Newly Identified Work of the Young Hobbes, N. B. Reynolds/A. W. Saxonhouse编，Uni. Of Chicago Press 1995。     ④参见彭刚中译本《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0～116页，第115页处与霍布斯挂上钩。     ⑤参见彭刚中译本第192～194页；同时，也当注意伊壁鸠鲁-霍布斯-卢梭的关联，参见中译本第270～280页。【参考文献】    [1]霍布斯著. 黎思复，黎廷弼译. 利维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柯利著. 王承教译. "我可不敢如此肆意著述"[A].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 经典与解释12：阅读的德性[C].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3]马蒂尼奇著. 陈玉明译. 霍布斯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霍布斯著. 莱特注疏. 赵雪刚译. 利维坦附录[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即将出版）.     [5]Leo Strauss. Hobbes' 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und zugehrige Schriften-Briefe[M]. Heinrich und Wiebke Meier编，München, 2001.     [6]霍布斯著. 冯克利译. 论公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7]霍布斯著. 毛晓秋译. 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施特劳斯著. 申彤译.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参加讨论的有相当一部分比较年轻的学者。

（编者按：本文是赵旭东根据已故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99年4月17日的一次演讲录音整理而成，费孝通教授生前曾经对整理稿做过详尽的校对，从留存下来的费先生用铅笔亲自改过的校对稿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先生对于文字的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此文部分内容曾经在《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中有所收录，但并非完全一样。这里刊出此录音稿，一是用来体味费先生一生对于中国农民认识的逐步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于缅怀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这也许才是对老先生的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     我昨天刚刚从江苏回到北京，在家乡跑了一个多月。没有能很好的准备这一次讲话。在车上我想了一下决定就讲我自己研究农村的经过。我的话还是以家乡话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会录音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可以再看。我所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这就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进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讲我自己的学术自传。我的话就从1930年进入未名湖畔讲起。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在1930年秋季，那时候我只有20岁，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那个时候与现在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年纪。但是一转眼已经有几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在这70年的过程里面，我经过了风风雨雨，到了今天与大家来讲讲我是怎样度过这70年的，怎样进入到农村调查的学术领域，我有什么体会。我不讲我自己的历史，而是讲我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过程，讲到现在我在这方面研究些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头子，在这70年的时间中，我的思想是怎么变动的。但这个题目还是很广，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恐怕讲不完，我就能限定在一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问题是讲我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农村和农民问题来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还算是清朝的遗民，曾属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过辫子。我是从一个封建王朝，经历了五十年才进入现在的人民中国。我在1930年20岁，才到未名湖畔来学习的。这年秋季我从苏州东吴大学的"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的，我进大学时是想学点知识，帮助人解决痛苦。到了1930年，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弯的年代，刚经过国民党的北伐军跟北方的军阀打仗的时期，即所谓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里，我进入了大学。碰到了一个革命时期的开始，很多同我一样年纪的人，不少给杀掉了。我当时的很多同学现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还想找过去的老同学，都是90岁上下的人，找他们谈一谈，谈谈我们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你们现在是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经历。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你们不会知道，也不容易理会。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那怎么能不当亡国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那时是在东吴大学，这是个教会学校。我在东吴大学上了两年学，进了医预科，主要学的是生物学，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来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恰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未名湖畔的燕园，带着这个心情想要了解中国，进而来救中国，目的是不要亡国。这种心情当然不是你们现在的心情，而是我们当时的心情。要不亡国，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相差就很远了。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亡国。因为在我们叫做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从四面八方守着我们，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加在了我们的头上，那是一种国耻时代！当时青年人感情很激动，民族意识也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决定不念自然科学了，下了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因为五四运动不是讲科学救国吗？我们要从科学道路上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会碰到了这么一个危机。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就在现在的北大这里，我就进入了社会学系，这个时候社会学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我们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课的，1930年我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系里面只有一位先生叫吴文藻的，他不但用中文讲课，讲北京话，而且还提出来了社会学要中国化，要研究中国，用我们的科学知识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就是我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子，一种风气。就是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到一条出路。来使得我们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在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年纪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我们下决心在学术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自己以为找到一条路子了，就是社会学要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要我们青年人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要下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这一点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这里多讲了。我们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中国的农民生活。这个时候认识农民生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研究，只是口头上这么讲，要这样子做。我有好几个同学下农村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其中有一个是同我一起的杨庆堃，曾在美国教书，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恢复社会学时我请他到中国来帮助我们重建社会学。他现在还活着，可是脑筋已经不行了，听说最近已经得了痴呆症了，不能讲课了（他是1999年1月10日逝世的，我此次演讲时还不知道）。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学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关村，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私塾，到山东去做调查的，这两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现在还在，都是90岁的人了，我当时算年轻的一个。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即empiricism（经验主义），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去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求得知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农民为什么这么生活。这个道理是"五四运动"喊出来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华。"五四"这套想法是从美国来的，是从杜威（他当时是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物）开始，他说的是我们的知识问题，我们的人是从哪里去找知识呢？要从实际里面去找，不要空谈，不要光用脑筋去想，想出许多花样来，那个不行。要去看，看了以后要用科学方法再去看，自己看，别人看，最后再来看看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我们还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一批比我前一代的学者。那么，到我这一代呢，要去实践了，要真的去做，真的下乡，去看农民是怎么生活，并试图把所看到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农民，家里面没有种过田。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师，我的妈妈当时很摩登，毕业于上海的一座女校。现在这个学校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座学校是一座新式学校，她的头发，不像现在的烫发，70年前时髦的妇女所梳的头是日本式，上边一个结，两边分开来。同现在不一样了，变化啊！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不让他们走上旧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当时不叫现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学。我们当时追求的是能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还没有变。变很难，总的观念问题，出发点，我们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学术里面去，寻求爱国救国的道路，这样的观念一生没有变。就是想用科学的知识来救国，那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出来的，我们做的很具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会学中国化这条路。这条路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关于这条道路我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讲到我们在燕京大学请了两个外国教授，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叫派克（Robert Park）；第二个是英国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来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过世后，他就成了英国人类学的带头人了。他们两个都主张社会学同人类学相结合。人类学的方法就是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实际生活的方法。他们的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还是讲理论的，讲猜想的，用演绎法来解决问题的。我的上一代老师，特别是我自己跟着他做研究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也就是殖民地上面的土人中间，研究他们的生活，后来写了很多的书出来，奠定了用实际调查方法体验生活，并将此看成是作为一种真正认识社会生活的方法。他们是我的上一辈，现在都不在了。我讲到过的那几个老师都过去了。轮到我还没过去，不过又是一代人了。对你们讲来，可以说是早了一代。因之你们出生的时代，你们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经变了样了。中国的社会在这中间有个很大变化。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研究农村的农民生活。为什么农民生活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实地去看，实际去体味农民的生活。可是我不是农民，我早年并没有接触农民，也没有种过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强迫我去种田了，种了两年田，种棉花。这很重要，因为真正同农民一起生活，所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还是我们在干校时下放到村里跟农民一起种田、种棉花的经验。我现在还懂得怎么种棉花，当然已经变化不少了。像我们以前那样哺秧，现在没有了。利用种子放在土里面让它长出来，这个做法现在农民不搞了。引进了一种现代化的，先把种子特别保养，吃偏饭，长得好点才下田。这叫做营养钵。从种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干过。自己做过了几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却实际地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过了两三个月。结识个老朋友，我最近还去看望过，他还在那里做农民。我们现在不做农民了，又出来做知识分子了。经过这一段，从1930年代到解放，这一段是我学术生命的第一段。这段时间里面，我写了几本书，都是写我实际调查过的，这种实际调查并不是说我实际参加了农民的生活，我是住在农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带着我。她在农村里面办了一个缫丝厂，培养蚕，一直把丝缫或线，这是我们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业。30年代这个时候的副业已经不景气，卖不起钱了，原因在这里就不讲了。那个时候农民很穷，副业衰败了。我的姐姐从日本学回来这一套新法养蚕，算是有了科学方法了。她跟我一样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比我大七年。还在那儿养蚕缫丝。我过90岁生日的时候，他送过我一块丝巾，就是她自己手做出来的，用丝绵打出来的。她今年97岁了，一直也没有改变过她早期的要为农民改良生产的理想，现在的说法叫"科技下乡"，叫农民改良他们传统的养蚕方法，而且进一步叫他们用机器生产，不要用土法做丝了。机器生产日本比我们早，日本的力量把我们比下去了。她办了一个"生产销售合作社"，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这是从农业到工业，或者说农业的副业到工业，工业再进一步到销售卖到外国去。这是从生产（农业）到出口一条龙，是她发明的。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觉得她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先驱。她很小（17岁）就到日本去学习，学回来之后。真正拿来用到农村里面去。她是第一批的学生，现在都有70多岁的。我在江苏碰到这几个老太太还在农村里面帮助农民搞丝。她的这个传统还会继续下去。我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吴文藻先生说，我们的出路，就学术方面讲，社会学一定要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这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我根据他这一见解实际做了，他送我到清华大学去念人类学。有个老师叫史禄国（Shirokogoroff），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他虽名气不响，可是他的结果影响很大。这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讲的。后来我到苏联去，前十几年了。苏联的科学院请我去，碰到他们研究人类学的人，同我说他们现在已经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个时候他是被斯大林赶出来的。斯大林讲民族问题，还是根据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禄国。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愠"。"愠"是指心理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的。史禄国就这样在清华呆了几年。没人认识他的本领，他的本领实际上是世界级的一个权威。在人类学方面，他与我的另一位名闻天下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他写的书大的要命，但是就是没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国人，用英文写，写出来，说老实话不容易看，我很多看不懂，这是理解上的问题，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意用英美的传统的概念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用字很难，创造很多新的名字出来，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书的名字叫做Psychol-mental complex，两个指心理的词合起来了用。现在我叫它做心态，文化的心态。这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而是指思想意识。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叫Psychol-mental complex这是一个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层，不光是指人同人的关系，我在这里讲课，你们坐在那里听，这是人同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还有一套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这一套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讲话，不是我的行动，而是我讲话内容的意义和感情，我很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我的感情，虽然你们还是听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心态方面还是有这个意识，要使我的思想转到你们脑子里面去，这是人类一个最高的活动。就是说我们还有个层次，我叫做心态，就是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这一套东西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存在着而成为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文化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我还没有写出来，如果再给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国话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这一点我也不敢说了，因为我还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这是第一段我想讲的，就是我开头讲的我是怎么投入社会学的，就是想要用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讲了很多，文化自觉，也就是史禄国教给我的。这一段我讲完了。我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我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圈子里面去了，清华毕业以后我是靠"庚子赔款"把我送出去留学的，所以我一直跟国耻，跟帝国主义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二十五岁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毕业后我就到瑶山去做调查。这是吴文藻、史禄国都同意的，那是因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比较不容易，最好要到一个比较不同的社会里去，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你天天生活这样，吃饭拿筷子，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大家用筷子吃饭，可是用筷子吃饭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他们叫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东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学一学。要懂得中国就要先学用筷子吃饭。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筷子不行，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想到筷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开始用筷子了？到现在我也不懂，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小养成的，不去问为什么这样。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听，听我讲，这都有一套老办法，就是传统的办法在那里进入我们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点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为什么这样，毛主席则说"问个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平时做事情是不问为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叫妈妈为"妈妈"，为什么可以向妈妈吃奶。这是不必问的。她当然要给我吃奶啊！这不是个问题，不进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一套办法，吃饭、吃奶，一直到最深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视作当然，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没有人讲得清楚。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个意思。现在大家也不去想了，大家"由之"而不"知之"了。来了就算了，去了就过去了。要真正有个理解，有个知识，就是我所说的"从实求知"的"知"。一般人是不讲这个的。生活的方法都是学来的，叫做学而时习之。跟人家学了之后，自己跟着再做。我们的生活是从学人家的样子就自己把它repeat , repeat（重复），就叫做学而时习之，成了习惯化，习惯化了就是不去想了，不去理解了。现在我们说的科学，就是要把普通寻常的东西讲出个道理来，讲个道理就是进入到理性生活，一般人是不进去的。我们从"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要求一个rational，要追求一个理性，现代的中国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还没有懂得什么叫理性，什么叫习惯性，就这么做了，这就对了，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生活，也可以说没有道理的生活，这叫"由之"，跟着做。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农民的生活中，把农民生活的道理讲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去看、去了解，去体会他们。自己参与他们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参与（participation），要进去。进得进人家的生活，这不容易。你自己的生活有时好像是被包裹起来的，因而不理解自己是怎么生活的。现在我们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一步，问为什么要像你们这样子的生活。这样才有教育改革，改革要通过理性的reflection（反思），这是考虑、思想，要进得去。我从1930年代燕京大学到1949年一直在这个路上摸索。写了几本书。我写了一本我姐姐办的乡村合作社的书，这种合作社不是解放以后的合作社，是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农民自己办起来的生产销售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我在瑶山里面受伤了，回去到乡下养病，我就住在这个工厂里面，这里面我就接触到江村（前几天我还去过一次，这是第23次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看看老朋友，看看现在的变化），江村就是开弦弓村，是吴江县庙港乡的一个村子。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也不长，一个多月，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觉得我姐姐的科学下乡是一个很重大的开始。是改变农村生活的开始。农民需要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知识，养不好蚕是要死的。蚕要是一病，全都会死的，都要倒到水里面去，整个投资没有收获，所以很多养蚕户就吊死了。一次蚕瘟不但死蚕还要死很多人，养蚕亏了本，不好交代了就上吊了。那个时候的解决办法就是上吊！我觉得我姐姐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就记下了很多的东西，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把我送到英国去念书了，跟马林诺夫斯基这位老师学习人类学，叫做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的这种人同人的关系。我跟着他两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本叫《江村经济》，有很多同志都看到过，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38年我写完，39年在英国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当时出版商（他们是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了）一看这个名字不行，我原来用的书名叫《开弦弓--中国农民的生活》，他说不要这个书名，变成Peasant Life in China，翻译过来叫《中国农民生活》。有人就批评我，中国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个村子的材料讲整个中国呢？批评得对。可是我说，我开始没有要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有几亿呀，我怎么能够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呢？可是，这里看到的江村这样一个村子的农民生活，也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英国也进行了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微观的田野调查怎能够得出宏观的结论这样的问题。这里我提到了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观点，今天不谈这一点了。接下来就是抗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很多年轻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回国？你为什么不在外国呆下去呢？一定是特务，你要不是特务，没有坏心思，就不会回中国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路线，你回国一定是一个思想不良的人，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人请我教书，那为什么又回来了呢？现在的一个留学生出去谋得一个职业之后，他就"老子不怕"了，就想不到要回中国来工作了。他不知道中国需要他。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从心理上还是要救国的。要回去做一些事情。救中国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不回国的道理。毕业考试完了我就回国了。到中国的时候，已不能够回我家乡了。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在轮船上就听说连广东都沦陷了，就剩下一个昆明，叫做后方，只有西南半边了。我们就在过去叫安南现在叫越南上岸，从西贡直奔昆明。这个时候几个大学都到昆明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同时我们清华算学系的老教师熊庆来，他是一个数学家，当了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把吴文藻请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吴文藻接上了头。到昆明后的两个星期我就下乡了。目的是要了解后方的内地农村。我直接去调查的村子叫禄村（禄丰），现在他们还记得我。这个村完全没有副业，没有工业，是靠土地为生活的。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村子里做调查，住在房东家里。我住的房东的孙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的企业家，他在禄村办了一个小厂，我到他的厂里去看过一下。在那次研究之后，我们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有一批年轻人，主要是清华和联大的毕业生跟着我办了一个名叫"魁阁"（是在魁星阁里面，现在这个地方还在）的研究中心。当时我们还都是青年人，下面是第二代（这第二代现在也七十多岁，故去了的也不少了），如在社会科学院的张子毅，我们几个人调查了三个村子，我们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我们做完之后，美国请我去讲学一年，学没有讲，倒是写了一本书。那时派克老师的女儿帮我写了一本叫做Earthbound China的书，这是我第二本用英文出版的书。后来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来叫做《云南三村》，你们要看可以看看，《江村经济》接下来的就是《云南三村》。这是我第二期的调查报告，这里面我就具体地提出了乡镇企业的概念，那是在抗战的最后一段时间，30年代到40年代，还没有解放之前。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写了两本书叫《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我把十几年来我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讲给学生们听，讲完以后写下来。后来北大出版社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又给我重印了一遍，去年出版的。这里写的是我调查里面的体会。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是一个乡土社会。以上是从我回国到解放前不到二十年中做的工作。是我的第一段学术生命，是1957年结束的。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会之外。连一般人的社会权利都没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触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会成右派，就像传染病一样，所以要把右派分子从正常社会中孤立起来。使得他不要感染人家。就像得感冒的人，不要让他来开会，一来大家也得感冒，感冒就流行了。右派就是这样子的，实质上来讲，就是社会的隔离问题，这个社会不准许他进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当右派是很苦的，你们看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他描写了一点，但没有全写下来，他没有当过右派。我是从头当到尾，从57年到80年，这些年对我也有好处，我学习了人生。特别是劳动，接触了真正的农民的生活，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人同人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圈子。一旦被排除出来，就得不到正常的生活，有如西方小说里的背着一个红十字的人，罗马时代有一种刑法，称作不受保护的人，别人随时可以羞侮他，这就是我当右派时所体会到的，当右派当出来的认识。我能真正懂得什么叫social了，进入不了社会这意思就是将你隔离起来。文化大革命时你们还是小将，还没有经过这一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social isolation，你不能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去，这是异己分子的圈子，同社会中心的人不同。那个时候叫做"划清界限"，不要站错了立场。这就是社会学的根本东西，划了一条线，你不能随意跨过这条线，比如说大学这个圈子。你没有经过"考试"，就进不进去，要花很大的力气进入到这个圈子中来，进入了圈子，你不孤立了，你觉得有一个靠山了。这就是社会对你的一个支持，你要花很大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写了那篇"圈外人语"的文章，就是想讲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圈子之外的人被人家孤立起来了，不能进入到社会圈子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境界、心态，我把它写了出来，把它表达了出来。其实这种事情在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里面都发生的。我的这一段历史是从解放到1980年，1980年我被改正了，我又重新进入到我的老圈子了，进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面了。以前是被排斥出去的。1957年到1980年，这23年的生活也很有意思，使我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深了一层，没有这一段的实际生活，你不懂得什么叫社会。社会的意思是你要同人家接触，要人家接受我，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经过这一段，我有感性的知识了，懂得什么叫social了，接下去是1980年到现在是我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的标题就是"行行重行行"，就是一次一次地出去跑。昨天还是在跑，不断地出去跑、去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农民了，不要我了，我也做不动了，种田我种不动了。只能看人家怎么种了，我要看别人的变化。第二次生命从80年代开始。在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几句话，这是在统战部的宣布我不是右派的会上说的。那时我已经70岁了，老头了，在过去就是快死的人了。我就说我希望不大，希望再活十年，所以我就说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十块钱就是表示我的生命不长了。打算还有十年。我说我得好好用了。不能买花生米吃，因为我喜欢买零食吃。我要把十块钱集中起来买一个心爱的东西。到了1990年我80岁了。当时统战部请客，给我祝寿，吃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我当时就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其实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面早已经说过了，我说中国的问题，饥饿是真正的关键，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1930年代我在江村调查的时候，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要吃饱饭的问题。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当时的农民穷啊，所以我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现在看来是与小平同志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不能靠人家给，要自己挣出来，要提高生产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穷呢？我在《江村经济》里面也讲了，我说中国农村经济的关键很简单地讲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一定要有副业，一定要工农相辅，这样配起来，讲得清楚一点，我们有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这里"牛郎"就是"农"，"织女"就是"工"，工农相辅。牛郎织女到七月七见一次面。大家忙得很。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这种工农相辅的中国经济碰到了外来比我们高的科技，我们的旧有的手工业就跌下来了。中国的纺织业是很早的，去年我到宁波的河姆渡遗址参观，在过去七八千年前，住在我们江苏太湖流域的人已经有很发达的文化了，这时已经会织布了。大概是真的，我看了。那时已经是有副业了，已经是不完全靠农业生活了。河姆渡是属于良洙文化，这个时候农业相当发达，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谷子。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有纺织了。这在《孟子》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他说一处院落，四周种上桑树，老年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这就是谈农工要结合。到了30年代传统的工业衰落了，因为它赶不上西方的科技，这个时候机器工业出来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农村经济就失调了。原来的工农相辅的结构不行了。所以农民就贫困吃不上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真正有人饿死的。工农结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是我讨论工业下乡的一个基础。这是我的认识基础，在解放前一段时间对乡镇企业，在知识分子中间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中国要发展乡镇企业，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饱穿暖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反对，说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到了工业化的时候要搞大工业。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在农村里面搞乡镇企业，这叫工业下乡。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错，现在大家都知道乡镇企业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开始我们搞了大工业，学习苏联的工业体系，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就是解决中国的工业体系的问题。现在还靠它，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是市场经济里面出来的，而是计划经济里面出来的。不要只看这一方而不看另一方。中国是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批了一面，而强调另一面，出了很多的毛病。计划经济的时候，大家吃不饱，因为中国挣的钱有限，拿钱投到大工业里面去，别的地方就没有了。毛主席的那一代给中国的工业打下了一个基础，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行。这是要承认的，可是他忽视了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跃进，上面的领导听不到下面的实际情况了。那个时候我到徐水去参观过，说是一亩地可以打一万斤粮食。我们大家都去参观了，都说好啊好啊，其实是假的。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把我们的领导迷糊了，其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风气。结果害了自己，农民饿死，在我们江村就有饿死的人。所以一个事情都有两方面，走了极端就要出毛病。当时领导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是要中国发展起来嘛，后来还是得要走工农相辅这条路。我的第二段生命开始，就是去三访江村。第二次是在我当右派的前夕，我当时批评了政府忽视发展当时农村里的副业，农民是有饭吃没有钱花。农村的市场经济合并到国家的市场经济里面去，结果农民就吃不到饭了。那是真的吃不到饭了，有人饿死了。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批评政府，政府说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这里不讲。我出来之后，重新进入第二次生命，我就开始再下去调查，当时我说还有十块钱，那这十块钱怎么花呢？我说要存起来放在研究城乡关系上面。我是研究农民生活的，中国不只是农民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了。十块钱要集中花，花在行行重行行上，到处去看农民的生活。80年代，我那时70岁了，一般人会在家里养老，但是我还是要出去走，全中国各省都走到了，除了西藏不许我去，海拔太高，去了就回不来了，领导上决定不能让我去西藏。台湾不让我去，除了台湾、西藏中国各个省我都去过了。都是到农村里去，现在不行了，太苦的地方不让我去了。医生说让我去那些出了毛病马上就可以送医院的地方。这一段我就是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的开头在8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当时是一个问题，那时我想的很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想人口那么多，农村里要容得下么？农村里边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出来到哪儿去？都到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我们不仅养不起，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人是要就业要生活的。12亿人口中80%是农民，中国城市里面是容纳不下这么多人的。所以我提出了一点，要多搞几个人口的蓄水池。这个概念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82年在江苏我的家乡调查，调查什么呢？我就把吴江县传统的小城镇一个一个地跑了一圈，镇的人口传统年代的时候有1到3万人，可是经过了解放以后的重工轻农，我们花大量的财政都投到了工业里面，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工业都起来了，工业里的工人要吃饭的，那就要有农民来帮助，实际上是以农支工，那段时间农民就很苦了。解放之后农民得到了土地但穷。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来这几年，人太多了，大家抢工分啊，你们都不懂了，那时我也不懂，没有资格到公社里面去，我是右派，是圈子之外的人，没有实际去看公社是怎么活动的，现在听得很多，公社也有许多特点，比如吃大锅饭，家里的锅都放到公社里面去了，同你们差不多，农民像北大的学生差不多都到食堂里面去吃饭，不是很好么？不过当时一下子就吃完了，没有东西吃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会真的饿死人的，这是我简单化的讲。我在全国跑了之后，才看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件最清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当时还不行。当时认为乡镇企业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差一点我又被打成右派了，第二次要被打成右派，没打成。后来才承认中国农民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一定要工业下乡。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谈到，一个地方发展不发展要有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工农比例，工和农的比例，当时我们苏南，农工各一半。在长江北岸，不到一半，农比工大。到了苏北就是8：2，20%的工80%的农。当时一个大的争执就是，怎么发展农村呢？是发展工业，或说乡镇企业呢？还是发展农业。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来来去去地打，左倾右倾地批评，一直到小平同志说不要争了，不要去挣姓"社"姓"资"了。有的人说，乡镇企业也是"公"，因为它是从人民公社当中出来的。讲我自己我是主张要发展乡镇企业，可是乡镇企业各个地方不同，因此我全国跑，我看到江苏南部有一种模式，我叫它是"苏南模式"，我提出模式的概念，就是指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点，到温州我看到它是特点，是"小商品大市场"，我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这里是做纽扣，做小的生活用品，一直到电器工业，还有像打火机这样的东西，都是小商品。这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小商品，同时他们搞全国性的大市场。出去推销，带着商品出去跑。一时浙江人漫天飞，温州人漫天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我到了内蒙边区的小镇上，到处都有温州人。农村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了，都跑出来走四方，带着东西出来卖，一直卖到外国。这是他们的传统。我叫它温州模式。到后来我归纳全国的乡镇企业为三个主要模式。第一个是以公社社队工业为基础，比如像从农机修配站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原来只有几千块钱，现在发展的有几十亿啊，发展到这么大。我们一路都看见了，这是"苏南模式"。现在出问题了，苏南模式怎样改制？就是要变成股份制。第二种模式就是刚才讲的"小商品大市场"，搞家庭工业，都是家里制造的，像纽扣、电器用品。这个市场里面，农民造出来的商品质量不高，可是他造出来了，而且推销出去了。他们有一支推销的大军，以温州来说，大约有一百万人在外面，这叫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从那里来的呢？终究还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了第三种模式，就是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来源是香港。香港的工业很有趣，是从上海开始的，像容毅仁他们家传的那样的民族工业。抗日胜利后，他们本来是想在苏南发展民族工业，机器都买来了，到香港就停下了。不敢回来了，回来怕挨斗争，所以他们在香港落脚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是用我们内地去的这些民族资本家为基础，发展了香港工业，到现在还是宁波帮、上海帮最大。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回来投资了，叫港资。这种模式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来一补"，就是资本、原料、技术等都是外面引进的，用中国的劳动力，这叫三来一补，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来发展成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三资企业。去年年底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从深圳到珠海这条线都跑了都看了。看了之后就发现，他们现在基本的经济是靠外资。乡镇企业是在吸引外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市场，外国的资本，现在有80%是外资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经济基础了。像苏州工业园，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搞开发区吸引外资，自己去造市场，这个很复杂。为什么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波对国内影响没有那么大，这里原因之一就是结构上的不同。现在我们的工业结构主要是靠外资，外国人拿大头。中国人拿一小头。劳动力是中国的，市场也是外国的。我们只是拿了小头，可是这个小头把我们托起来了。变成市场化、工业化的社会了，这到江苏看看就知道了。（我要讲得快一点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要去吃饭了。有时候我上课会忘记时间，讲下去我可以回家吃饭，你们不行。要去排队买菜，排在后面，好菜都给买走了。）最后一段就是讲最近的90年代。去年我退休了，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名誉教授，不拿钱的，是做奉献的。退休之后，我想还有几年活嘛，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还可以讲两个钟点，不错了。出去跑了两趟，珠江三角洲跑了一趟，苏南跑了一趟。现在许多新问题都出来了，小城镇现在不是大问题了，而是大战略了，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说，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农村的经济发展要靠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有的比我的还要好，造一座房子要20万块钱吧。里面高级的电器都有了，基本电气化。到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的时候，可以享用这一套东西了，苏南基本上是超过了。但是到了中西部地区，一半还没有到，3000块还没有到。到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两三千块钱算好的了，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还要比这差，乡镇企业没有发展，没有地方拿得到钱，农民哪里去弄钱啊！现在有个问题是，很多的农村人口外流，农业机械化速度发展很快，搞农业已经不要多少人了。我举一个例子，在张家港的一个村办企业，是从几十万块钱开始的，经过十年已经达到了几十亿。造什么东西呢？就是造房子用的钢筋，是用钢锭制造钢筋。这样的生意一年翻一翻，现在产值几十个亿。全村的人都造了新房子了，同我的房子差不多，内部没有我的房子好，没有书。可是生活的环境改变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管理生产的总经理说，现在他买了最先进的拖拉机、收割机，农业都可以机械化了。几十个人把整个村子的地都包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种田。这样就有一大批的人剩余下来，这批人出来后怎么办呢？有一部分就被吸收到钢厂里面去，但是也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啊，怎么办？大批的人口多余了，多余的劳动力成为了一个问题。他们要做事的，做事就有一个就业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挤出来大量的劳动人口，有个同志跟我讲，有三分之二的人要剩余出来。剩余出来的人不是光要吃饭，那位老总就说，吃饭没问题，我们养活他们，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想自己做事，但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让他们去做啊！在城市也一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岗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现在的农村里面，由于机械化的原因，大量的农民下岗，对于这样的一批人，我们怎么办呢？不能都把他们推到上海去吧。只有小城镇才能够成为一个人口的蓄水池，这是我十年前讲的。蓄水池就是水流在里面等一等，可是蓄水池里面的人也要有职业，要不蓄不住的。所以必须要发展其他产业，不发展产业蓄不住这么多人。你们也知道，现在大学毕业后不容易找到职业了，经济不发展，找不到职业的。那就要靠牌子竞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许毕业后容易找工作。可是整个来看，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们职业，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怎么样再来一个大发展，来吸收从农村挤出来的人口。人口问题到现在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我当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是讲计划生育的，我只有一个女儿，我说我是第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人，不是遵照国家政策，而是根据一个理论，认为中国的人口不能再膨胀了。现在是个现实问题了，已经膨胀了，不能够叫他们死啊！要给他们生活，给他们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要有工厂、产业。这是现在面临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是你们这一代人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从未来看，中国将会有三四亿的人口要从农村里面出来，要离土。但是离土之后还要活着，还要吃饭呢，要有职业。这样的问题变成了全国的大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当家人要想出一个办法出来，吸收住这么大量的人口。到那时中国又进一步到世界经济里面占一个比较稳的地位。否则还是很危险。在我快要谢幕的时候，我要警告我的下一代的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农村问题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了，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问题，而是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要创造几亿人的职业。通过科技，但科技是不需要多少人的，劳动力吸收不了，吸收不了不得了啊，这个社会不能安定，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最后，我还是要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费脑筋，要费力量，要费资本，要一直投下去。怎么样个做法，我也说不出来了。就讲到这里，我谢谢大家。（编者按：本文是赵旭东根据已故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99年4月17日的一次演讲录音整理而成，费孝通教授生前曾经对整理稿做过详尽的校对，从留存下来的费先生用铅笔亲自改过的校对稿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先生对于文字的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此文部分内容曾经在《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中有所收录，但并非完全一样。这里刊出此录音稿，一是用来体味费先生一生对于中国农民认识的逐步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于缅怀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这也许才是对老先生的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      我昨天刚刚从江苏回到北京，在家乡跑了一个多月。没有能很好的准备这一次讲话。在车上我想了一下决定就讲我自己研究农村的经过。我的话还是以家乡话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会录音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可以再看。我所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这就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进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讲我自己的学术自传。我的话就从1930年进入未名湖畔讲起。我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是在1930年秋季，那时候我只有20岁，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那个时候与现在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年纪。但是一转眼已经有几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经快90岁了。在这70年的过程里面，我经过了风风雨雨，到了今天与大家来讲讲我是怎样度过这70年的，怎样进入到农村调查的学术领域，我有什么体会。我不讲我自己的历史，而是讲我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过程，讲到现在我在这方面研究些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从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头子，在这70年的时间中，我的思想是怎么变动的。但这个题目还是很广，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恐怕讲不完，我就能限定在一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问题是讲我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农村和农民问题来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还算是清朝的遗民，曾属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过辫子。我是从一个封建王朝，经历了五十年才进入现在的人民中国。我在1930年20岁，才到未名湖畔来学习的。这年秋季我从苏州东吴大学的"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的，我进大学时是想学点知识，帮助人解决痛苦。到了1930年，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弯的年代，刚经过国民党的北伐军跟北方的军阀打仗的时期，即所谓军阀混战时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里，我进入了大学。碰到了一个革命时期的开始，很多同我一样年纪的人，不少给杀掉了。我当时的很多同学现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还想找过去的老同学，都是90岁上下的人，找他们谈一谈，谈谈我们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你们现在是不会碰到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经历。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你们不会知道，也不容易理会。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那怎么能不当亡国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那时是在东吴大学，这是个教会学校。我在东吴大学上了两年学，进了医预科，主要学的是生物学，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来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恰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未名湖畔的燕园，带着这个心情想要了解中国，进而来救中国，目的是不要亡国。这种心情当然不是你们现在的心情，而是我们当时的心情。要不亡国，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相差就很远了。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亡国。因为在我们叫做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从四面八方守着我们，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加在了我们的头上，那是一种国耻时代！当时青年人感情很激动，民族意识也很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决定不念自然科学了，下了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因为五四运动不是讲科学救国吗？我们要从科学道路上面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会碰到了这么一个危机。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就在现在的北大这里，我就进入了社会学系，这个时候社会学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我们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课的，1930年我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系里面只有一位先生叫吴文藻的，他不但用中文讲课，讲北京话，而且还提出来了社会学要中国化，要研究中国，用我们的科学知识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就是我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子，一种风气。就是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到一条出路。来使得我们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在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年纪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我们下决心在学术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自己以为找到一条路子了，就是社会学要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要我们青年人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为什么要下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这一点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这里多讲了。我们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中国的农民生活。这个时候认识农民生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研究，只是口头上这么讲，要这样子做。我有好几个同学下农村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其中有一个是同我一起的杨庆堃，曾在美国教书，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恢复社会学时我请他到中国来帮助我们重建社会学。他现在还活着，可是脑筋已经不行了，听说最近已经得了痴呆症了，不能讲课了（他是1999年1月10日逝世的，我此次演讲时还不知道）。还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学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关村，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私塾，到山东去做调查的，这两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现在还在，都是90岁的人了，我当时算年轻的一个。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就跟着吴文藻老师，吴文藻老师指出了这条路子，可是他自己没有下去调查。我们这批年轻人不管怎么样就下去调查了，看中国农民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方法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即empiricism（经验主义），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获取知识。去年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求得知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农民为什么这么生活。这个道理是"五四运动"喊出来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华。"五四"这套想法是从美国来的，是从杜威（他当时是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物）开始，他说的是我们的知识问题，我们的人是从哪里去找知识呢？要从实际里面去找，不要空谈，不要光用脑筋去想，想出许多花样来，那个不行。要去看，看了以后要用科学方法再去看，自己看，别人看，最后再来看看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这一点我们还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一批比我前一代的学者。那么，到我这一代呢，要去实践了，要真的去做，真的下乡，去看农民是怎么生活，并试图把所看到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那个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农民，家里面没有种过田。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师，我的妈妈当时很摩登，毕业于上海的一座女校。现在这个学校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座学校是一座新式学校，她的头发，不像现在的烫发，70年前时髦的妇女所梳的头是日本式，上边一个结，两边分开来。同现在不一样了，变化啊！她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不让他们走上旧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当时不叫现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学。我们当时追求的是能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还没有变。变很难，总的观念问题，出发点，我们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学术里面去，寻求爱国救国的道路，这样的观念一生没有变。就是想用科学的知识来救国，那是当时帝国主义压迫出来的，我们做的很具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会学中国化这条路。这条路是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关于这条道路我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讲到我们在燕京大学请了两个外国教授，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叫派克（Robert Park）；第二个是英国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来我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过世后，他就成了英国人类学的带头人了。他们两个都主张社会学同人类学相结合。人类学的方法就是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实际生活的方法。他们的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还是讲理论的，讲猜想的，用演绎法来解决问题的。我的上一代老师，特别是我自己跟着他做研究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有相当长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当时被称为野蛮人也就是殖民地上面的土人中间，研究他们的生活，后来写了很多的书出来，奠定了用实际调查方法体验生活，并将此看成是作为一种真正认识社会生活的方法。他们是我的上一辈，现在都不在了。我讲到过的那几个老师都过去了。轮到我还没过去，不过又是一代人了。对你们讲来，可以说是早了一代。因之你们出生的时代，你们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经变了样了。中国的社会在这中间有个很大变化。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研究农村的农民生活。为什么农民生活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实地去看，实际去体味农民的生活。可是我不是农民，我早年并没有接触农民，也没有种过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强迫我去种田了，种了两年田，种棉花。这很重要，因为真正同农民一起生活，所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还是我们在干校时下放到村里跟农民一起种田、种棉花的经验。我现在还懂得怎么种棉花，当然已经变化不少了。像我们以前那样哺秧，现在没有了。利用种子放在土里面让它长出来，这个做法现在农民不搞了。引进了一种现代化的，先把种子特别保养，吃偏饭，长得好点才下田。这叫做营养钵。从种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干过。自己做过了几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却实际地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过了两三个月。结识个老朋友，我最近还去看望过，他还在那里做农民。我们现在不做农民了，又出来做知识分子了。经过这一段，从1930年代到解放，这一段是我学术生命的第一段。这段时间里面，我写了几本书，都是写我实际调查过的，这种实际调查并不是说我实际参加了农民的生活，我是住在农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带着我。她在农村里面办了一个缫丝厂，培养蚕，一直把丝缫或线，这是我们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业。30年代这个时候的副业已经不景气，卖不起钱了，原因在这里就不讲了。那个时候农民很穷，副业衰败了。我的姐姐从日本学回来这一套新法养蚕，算是有了科学方法了。她跟我一样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比我大七年。还在那儿养蚕缫丝。我过90岁生日的时候，他送过我一块丝巾，就是她自己手做出来的，用丝绵打出来的。她今年97岁了，一直也没有改变过她早期的要为农民改良生产的理想，现在的说法叫"科技下乡"，叫农民改良他们传统的养蚕方法，而且进一步叫他们用机器生产，不要用土法做丝了。机器生产日本比我们早，日本的力量把我们比下去了。她办了一个"生产销售合作社"，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这是从农业到工业，或者说农业的副业到工业，工业再进一步到销售卖到外国去。这是从生产（农业）到出口一条龙，是她发明的。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觉得她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先驱。她很小（17岁）就到日本去学习，学回来之后。真正拿来用到农村里面去。她是第一批的学生，现在都有70多岁的。我在江苏碰到这几个老太太还在农村里面帮助农民搞丝。她的这个传统还会继续下去。我在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吴文藻先生说，我们的出路，就学术方面讲，社会学一定要走上人类学的道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社会，这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我根据他这一见解实际做了，他送我到清华大学去念人类学。有个老师叫史禄国（Shirokogoroff），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他虽名气不响，可是他的结果影响很大。这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讲的。后来我到苏联去，前十几年了。苏联的科学院请我去，碰到他们研究人类学的人，同我说他们现在已经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个时候他是被斯大林赶出来的。斯大林讲民族问题，还是根据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禄国。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愠"。"愠"是指心理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的。史禄国就这样在清华呆了几年。没人认识他的本领，他的本领实际上是世界级的一个权威。在人类学方面，他与我的另一位名闻天下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他写的书大的要命，但是就是没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国人，用英文写，写出来，说老实话不容易看，我很多看不懂，这是理解上的问题，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意用英美的传统的概念来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用字很难，创造很多新的名字出来，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书的名字叫做Psychol-mental complex，两个指心理的词合起来了用。现在我叫它做心态，文化的心态。这是我想出来的。不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而是指思想意识。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叫Psychol-mental complex这是一个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层，不光是指人同人的关系，我在这里讲课，你们坐在那里听，这是人同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还有一套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这一套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讲话，不是我的行动，而是我讲话内容的意义和感情，我很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我的感情，虽然你们还是听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心态方面还是有这个意识，要使我的思想转到你们脑子里面去，这是人类一个最高的活动。就是说我们还有个层次，我叫做心态，就是指思想、意识感情，爱好，这一套东西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存在着而成为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文化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我还没有写出来，如果再给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国话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这一点我也不敢说了，因为我还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这是第一段我想讲的，就是我开头讲的我是怎么投入社会学的，就是想要用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讲了很多，文化自觉，也就是史禄国教给我的。这一段我讲完了。我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我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圈子里面去了，清华毕业以后我是靠"庚子赔款"把我送出去留学的，所以我一直跟国耻，跟帝国主义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二十五岁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毕业后我就到瑶山去做调查。这是吴文藻、史禄国都同意的，那是因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比较不容易，最好要到一个比较不同的社会里去，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你天天生活这样，吃饭拿筷子，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大家用筷子吃饭，可是用筷子吃饭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他们叫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东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学一学。要懂得中国就要先学用筷子吃饭。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筷子不行，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想到筷子是怎么来的？怎么就开始用筷子了？到现在我也不懂，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小养成的，不去问为什么这样。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听，听我讲，这都有一套老办法，就是传统的办法在那里进入我们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点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为什么这样，毛主席则说"问个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平时做事情是不问为什么的。为什么可以叫妈妈为"妈妈"，为什么可以向妈妈吃奶。这是不必问的。她当然要给我吃奶啊！这不是个问题，不进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们把我们生活的一套办法，吃饭、吃奶，一直到最深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视作当然，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没有人讲得清楚。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个意思。现在大家也不去想了，大家"由之"而不"知之"了。来了就算了，去了就过去了。要真正有个理解，有个知识，就是我所说的"从实求知"的"知"。一般人是不讲这个的。生活的方法都是学来的，叫做学而时习之。跟人家学了之后，自己跟着再做。我们的生活是从学人家的样子就自己把它repeat , repeat（重复），就叫做学而时习之，成了习惯化，习惯化了就是不去想了，不去理解了。现在我们说的科学，就是要把普通寻常的东西讲出个道理来，讲个道理就是进入到理性生活，一般人是不进去的。我们从"五四"运动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要求一个rational，要追求一个理性，现代的中国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还没有懂得什么叫理性，什么叫习惯性，就这么做了，这就对了，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生活，也可以说没有道理的生活，这叫"由之"，跟着做。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农民的生活中，把农民生活的道理讲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去看、去了解，去体会他们。自己参与他们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参与（participation），要进去。进得进人家的生活，这不容易。你自己的生活有时好像是被包裹起来的，因而不理解自己是怎么生活的。现在我们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一步，问为什么要像你们这样子的生活。这样才有教育改革，改革要通过理性的reflection（反思），这是考虑、思想，要进得去。我从1930年代燕京大学到1949年一直在这个路上摸索。写了几本书。我写了一本我姐姐办的乡村合作社的书，这种合作社不是解放以后的合作社，是解放以前那个时候农民自己办起来的生产销售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我在瑶山里面受伤了，回去到乡下养病，我就住在这个工厂里面，这里面我就接触到江村（前几天我还去过一次，这是第23次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看看老朋友，看看现在的变化），江村就是开弦弓村，是吴江县庙港乡的一个村子。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也不长，一个多月，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觉得我姐姐的科学下乡是一个很重大的开始。是改变农村生活的开始。农民需要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知识，养不好蚕是要死的。蚕要是一病，全都会死的，都要倒到水里面去，整个投资没有收获，所以很多养蚕户就吊死了。一次蚕瘟不但死蚕还要死很多人，养蚕亏了本，不好交代了就上吊了。那个时候的解决办法就是上吊！我觉得我姐姐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就记下了很多的东西，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把我送到英国去念书了，跟马林诺夫斯基这位老师学习人类学，叫做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的这种人同人的关系。我跟着他两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本叫《江村经济》，有很多同志都看到过，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38年我写完，39年在英国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当时出版商（他们是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了）一看这个名字不行，我原来用的书名叫《开弦弓--中国农民的生活》，他说不要这个书名，变成Peasant Life in China，翻译过来叫《中国农民生活》。有人就批评我，中国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个村子的材料讲整个中国呢？批评得对。可是我说，我开始没有要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有几亿呀，我怎么能够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呢？可是，这里看到的江村这样一个村子的农民生活，也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英国也进行了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微观的田野调查怎能够得出宏观的结论这样的问题。这里我提到了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观点，今天不谈这一点了。接下来就是抗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很多年轻红卫兵问我，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回国？你为什么不在外国呆下去呢？一定是特务，你要不是特务，没有坏心思，就不会回中国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路线，你回国一定是一个思想不良的人，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人请我教书，那为什么又回来了呢？现在的一个留学生出去谋得一个职业之后，他就"老子不怕"了，就想不到要回中国来工作了。他不知道中国需要他。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从心理上还是要救国的。要回去做一些事情。救中国不要走上亡国的道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不回国的道理。毕业考试完了我就回国了。到中国的时候，已不能够回我家乡了。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在轮船上就听说连广东都沦陷了，就剩下一个昆明，叫做后方，只有西南半边了。我们就在过去叫安南现在叫越南上岸，从西贡直奔昆明。这个时候几个大学都到昆明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同时我们清华算学系的老教师熊庆来，他是一个数学家，当了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把吴文藻请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吴文藻接上了头。到昆明后的两个星期我就下乡了。目的是要了解后方的内地农村。我直接去调查的村子叫禄村（禄丰），现在他们还记得我。这个村完全没有副业，没有工业，是靠土地为生活的。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村子里做调查，住在房东家里。我住的房东的孙子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的企业家，他在禄村办了一个小厂，我到他的厂里去看过一下。在那次研究之后，我们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有一批年轻人，主要是清华和联大的毕业生跟着我办了一个名叫"魁阁"（是在魁星阁里面，现在这个地方还在）的研究中心。当时我们还都是青年人，下面是第二代（这第二代现在也七十多岁，故去了的也不少了），如在社会科学院的张子毅，我们几个人调查了三个村子，我们后来编成了一本书，叫《云南三村》。我们做完之后，美国请我去讲学一年，学没有讲，倒是写了一本书。那时派克老师的女儿帮我写了一本叫做Earthbound China的书，这是我第二本用英文出版的书。后来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来叫做《云南三村》，你们要看可以看看，《江村经济》接下来的就是《云南三村》。这是我第二期的调查报告，这里面我就具体地提出了乡镇企业的概念，那是在抗战的最后一段时间，30年代到40年代，还没有解放之前。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写了两本书叫《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我把十几年来我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讲给学生们听，讲完以后写下来。后来北大出版社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又给我重印了一遍，去年出版的。这里写的是我调查里面的体会。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是一个乡土社会。以上是从我回国到解放前不到二十年中做的工作。是我的第一段学术生命，是1957年结束的。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会之外。连一般人的社会权利都没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触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会成右派，就像传染病一样，所以要把右派分子从正常社会中孤立起来。使得他不要感染人家。就像得感冒的人，不要让他来开会，一来大家也得感冒，感冒就流行了。右派就是这样子的，实质上来讲，就是社会的隔离问题，这个社会不准许他进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当右派是很苦的，你们看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他描写了一点，但没有全写下来，他没有当过右派。我是从头当到尾，从57年到80年，这些年对我也有好处，我学习了人生。特别是劳动，接触了真正的农民的生活，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人同人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圈子。一旦被排除出来，就得不到正常的生活，有如西方小说里的背着一个红十字的人，罗马时代有一种刑法，称作不受保护的人，别人随时可以羞侮他，这就是我当右派时所体会到的，当右派当出来的认识。我能真正懂得什么叫social了，进入不了社会这意思就是将你隔离起来。文化大革命时你们还是小将，还没有经过这一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social isolation，你不能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去，这是异己分子的圈子，同社会中心的人不同。那个时候叫做"划清界限"，不要站错了立场。这就是社会学的根本东西，划了一条线，你不能随意跨过这条线，比如说大学这个圈子。你没有经过"考试"，就进不进去，要花很大的力气进入到这个圈子中来，进入了圈子，你不孤立了，你觉得有一个靠山了。这就是社会对你的一个支持，你要花很大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写了那篇"圈外人语"的文章，就是想讲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圈子之外的人被人家孤立起来了，不能进入到社会圈子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境界、心态，我把它写了出来，把它表达了出来。其实这种事情在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里面都发生的。我的这一段历史是从解放到1980年，1980年我被改正了，我又重新进入到我的老圈子了，进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面了。以前是被排斥出去的。1957年到1980年，这23年的生活也很有意思，使我对于社会学的理解深了一层，没有这一段的实际生活，你不懂得什么叫社会。社会的意思是你要同人家接触，要人家接受我，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经过这一段，我有感性的知识了，懂得什么叫social了，接下去是1980年到现在是我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的标题就是"行行重行行"，就是一次一次地出去跑。昨天还是在跑，不断地出去跑、去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做农民了，不要我了，我也做不动了，种田我种不动了。只能看人家怎么种了，我要看别人的变化。第二次生命从80年代开始。在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几句话，这是在统战部的宣布我不是右派的会上说的。那时我已经70岁了，老头了，在过去就是快死的人了。我就说我希望不大，希望再活十年，所以我就说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十块钱就是表示我的生命不长了。打算还有十年。我说我得好好用了。不能买花生米吃，因为我喜欢买零食吃。我要把十块钱集中起来买一个心爱的东西。到了1990年我80岁了。当时统战部请客，给我祝寿，吃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我当时就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其实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面早已经说过了，我说中国的问题，饥饿是真正的关键，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1930年代我在江村调查的时候，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要吃饱饭的问题。吃饱穿暖是当时农民最大的要求，当时的农民穷啊，所以我说我的责任就是要解除农民的穷困，要使他们吃饱穿暖，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现在看来是与小平同志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不能靠人家给，要自己挣出来，要提高生产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穷呢？我在《江村经济》里面也讲了，我说中国农村经济的关键很简单地讲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一定要有副业，一定要工农相辅，这样配起来，讲得清楚一点，我们有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这里"牛郎"就是"农"，"织女"就是"工"，工农相辅。牛郎织女到七月七见一次面。大家忙得很。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这种工农相辅的中国经济碰到了外来比我们高的科技，我们的旧有的手工业就跌下来了。中国的纺织业是很早的，去年我到宁波的河姆渡遗址参观，在过去七八千年前，住在我们江苏太湖流域的人已经有很发达的文化了，这时已经会织布了。大概是真的，我看了。那时已经是有副业了，已经是不完全靠农业生活了。河姆渡是属于良洙文化，这个时候农业相当发达，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谷子。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有纺织了。这在《孟子》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他说一处院落，四周种上桑树，老年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这就是谈农工要结合。到了30年代传统的工业衰落了，因为它赶不上西方的科技，这个时候机器工业出来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农村经济就失调了。原来的工农相辅的结构不行了。所以农民就贫困吃不上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真正有人饿死的。工农结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是我讨论工业下乡的一个基础。这是我的认识基础，在解放前一段时间对乡镇企业，在知识分子中间争论的很厉害，我说中国要发展乡镇企业，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饱穿暖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反对，说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到了工业化的时候要搞大工业。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在农村里面搞乡镇企业，这叫工业下乡。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错，现在大家都知道乡镇企业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开始我们搞了大工业，学习苏联的工业体系，开始的两个五年计划就是解决中国的工业体系的问题。现在还靠它，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是市场经济里面出来的，而是计划经济里面出来的。不要只看这一方而不看另一方。中国是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批了一面，而强调另一面，出了很多的毛病。计划经济的时候，大家吃不饱，因为中国挣的钱有限，拿钱投到大工业里面去，别的地方就没有了。毛主席的那一代给中国的工业打下了一个基础，这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基础不行。这是要承认的，可是他忽视了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跃进，上面的领导听不到下面的实际情况了。那个时候我到徐水去参观过，说是一亩地可以打一万斤粮食。我们大家都去参观了，都说好啊好啊，其实是假的。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把我们的领导迷糊了，其实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风气。结果害了自己，农民饿死，在我们江村就有饿死的人。所以一个事情都有两方面，走了极端就要出毛病。当时领导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是要中国发展起来嘛，后来还是得要走工农相辅这条路。我的第二段生命开始，就是去三访江村。第二次是在我当右派的前夕，我当时批评了政府忽视发展当时农村里的副业，农民是有饭吃没有钱花。农村的市场经济合并到国家的市场经济里面去，结果农民就吃不到饭了。那是真的吃不到饭了，有人饿死了。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批评政府，政府说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这里不讲。我出来之后，重新进入第二次生命，我就开始再下去调查，当时我说还有十块钱，那这十块钱怎么花呢？我说要存起来放在研究城乡关系上面。我是研究农民生活的，中国不只是农民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了。十块钱要集中花，花在行行重行行上，到处去看农民的生活。80年代，我那时70岁了，一般人会在家里养老，但是我还是要出去走，全中国各省都走到了，除了西藏不许我去，海拔太高，去了就回不来了，领导上决定不能让我去西藏。台湾不让我去，除了台湾、西藏中国各个省我都去过了。都是到农村里去，现在不行了，太苦的地方不让我去了。医生说让我去那些出了毛病马上就可以送医院的地方。这一段我就是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的开头在83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当时是一个问题，那时我想的很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想人口那么多，农村里要容得下么？农村里边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出来到哪儿去？都到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我们不仅养不起，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人是要就业要生活的。12亿人口中80%是农民，中国城市里面是容纳不下这么多人的。所以我提出了一点，要多搞几个人口的蓄水池。这个概念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82年在江苏我的家乡调查，调查什么呢？我就把吴江县传统的小城镇一个一个地跑了一圈，镇的人口传统年代的时候有1到3万人，可是经过了解放以后的重工轻农，我们花大量的财政都投到了工业里面，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工业都起来了，工业里的工人要吃饭的，那就要有农民来帮助，实际上是以农支工，那段时间农民就很苦了。解放之后农民得到了土地但穷。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来这几年，人太多了，大家抢工分啊，你们都不懂了，那时我也不懂，没有资格到公社里面去，我是右派，是圈子之外的人，没有实际去看公社是怎么活动的，现在听得很多，公社也有许多特点，比如吃大锅饭，家里的锅都放到公社里面去了，同你们差不多，农民像北大的学生差不多都到食堂里面去吃饭，不是很好么？不过当时一下子就吃完了，没有东西吃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会真的饿死人的，这是我简单化的讲。我在全国跑了之后，才看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件最清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当时还不行。当时认为乡镇企业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差一点我又被打成右派了，第二次要被打成右派，没打成。后来才承认中国农民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一定要工业下乡。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谈到，一个地方发展不发展要有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工农比例，工和农的比例，当时我们苏南，农工各一半。在长江北岸，不到一半，农比工大。到了苏北就是8：2，20%的工80%的农。当时一个大的争执就是，怎么发展农村呢？是发展工业，或说乡镇企业呢？还是发展农业。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来来去去地打，左倾右倾地批评，一直到小平同志说不要争了，不要去挣姓"社"姓"资"了。有的人说，乡镇企业也是"公"，因为它是从人民公社当中出来的。讲我自己我是主张要发展乡镇企业，可是乡镇企业各个地方不同，因此我全国跑，我看到江苏南部有一种模式，我叫它是"苏南模式"，我提出模式的概念，就是指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点，到温州我看到它是特点，是"小商品大市场"，我还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这里是做纽扣，做小的生活用品，一直到电器工业，还有像打火机这样的东西，都是小商品。这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小商品，同时他们搞全国性的大市场。出去推销，带着商品出去跑。一时浙江人漫天飞，温州人漫天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我到了内蒙边区的小镇上，到处都有温州人。农村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了，都跑出来走四方，带着东西出来卖，一直卖到外国。这是他们的传统。我叫它温州模式。到后来我归纳全国的乡镇企业为三个主要模式。第一个是以公社社队工业为基础，比如像从农机修配站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原来只有几千块钱，现在发展的有几十亿啊，发展到这么大。我们一路都看见了，这是"苏南模式"。现在出问题了，苏南模式怎样改制？就是要变成股份制。第二种模式就是刚才讲的"小商品大市场"，搞家庭工业，都是家里制造的，像纽扣、电器用品。这个市场里面，农民造出来的商品质量不高，可是他造出来了，而且推销出去了。他们有一支推销的大军，以温州来说，大约有一百万人在外面，这叫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是从那里来的呢？终究还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了第三种模式，就是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来源是香港。香港的工业很有趣，是从上海开始的，像容毅仁他们家传的那样的民族工业。抗日胜利后，他们本来是想在苏南发展民族工业，机器都买来了，到香港就停下了。不敢回来了，回来怕挨斗争，所以他们在香港落脚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是用我们内地去的这些民族资本家为基础，发展了香港工业，到现在还是宁波帮、上海帮最大。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回来投资了，叫港资。这种模式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来一补"，就是资本、原料、技术等都是外面引进的，用中国的劳动力，这叫三来一补，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来发展成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三资企业。去年年底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从深圳到珠海这条线都跑了都看了。看了之后就发现，他们现在基本的经济是靠外资。乡镇企业是在吸引外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市场，外国的资本，现在有80%是外资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经济基础了。像苏州工业园，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搞开发区吸引外资，自己去造市场，这个很复杂。为什么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波对国内影响没有那么大，这里原因之一就是结构上的不同。现在我们的工业结构主要是靠外资，外国人拿大头。中国人拿一小头。劳动力是中国的，市场也是外国的。我们只是拿了小头，可是这个小头把我们托起来了。变成市场化、工业化的社会了，这到江苏看看就知道了。（我要讲得快一点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要去吃饭了。有时候我上课会忘记时间，讲下去我可以回家吃饭，你们不行。要去排队买菜，排在后面，好菜都给买走了。）最后一段就是讲最近的90年代。去年我退休了，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名誉教授，不拿钱的，是做奉献的。退休之后，我想还有几年活嘛，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还可以讲两个钟点，不错了。出去跑了两趟，珠江三角洲跑了一趟，苏南跑了一趟。现在许多新问题都出来了，小城镇现在不是大问题了，而是大战略了，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说，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农村的经济发展要靠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有的比我的还要好，造一座房子要20万块钱吧。里面高级的电器都有了，基本电气化。到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的时候，可以享用这一套东西了，苏南基本上是超过了。但是到了中西部地区，一半还没有到，3000块还没有到。到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两三千块钱算好的了，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还要比这差，乡镇企业没有发展，没有地方拿得到钱，农民哪里去弄钱啊！现在有个问题是，很多的农村人口外流，农业机械化速度发展很快，搞农业已经不要多少人了。我举一个例子，在张家港的一个村办企业，是从几十万块钱开始的，经过十年已经达到了几十亿。造什么东西呢？就是造房子用的钢筋，是用钢锭制造钢筋。这样的生意一年翻一翻，现在产值几十个亿。全村的人都造了新房子了，同我的房子差不多，内部没有我的房子好，没有书。可是生活的环境改变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管理生产的总经理说，现在他买了最先进的拖拉机、收割机，农业都可以机械化了。几十个人把整个村子的地都包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种田。这样就有一大批的人剩余下来，这批人出来后怎么办呢？有一部分就被吸收到钢厂里面去，但是也吸收不了这么多人啊，怎么办？大批的人口多余了，多余的劳动力成为了一个问题。他们要做事的，做事就有一个就业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挤出来大量的劳动人口，有个同志跟我讲，有三分之二的人要剩余出来。剩余出来的人不是光要吃饭，那位老总就说，吃饭没问题，我们养活他们，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想自己做事，但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让他们去做啊！在城市也一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岗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现在的农村里面，由于机械化的原因，大量的农民下岗，对于这样的一批人，我们怎么办呢？不能都把他们推到上海去吧。只有小城镇才能够成为一个人口的蓄水池，这是我十年前讲的。蓄水池就是水流在里面等一等，可是蓄水池里面的人也要有职业，要不蓄不住的。所以必须要发展其他产业，不发展产业蓄不住这么多人。你们也知道，现在大学毕业后不容易找到职业了，经济不发展，找不到职业的。那就要靠牌子竞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许毕业后容易找工作。可是整个来看，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们职业，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怎么样再来一个大发展，来吸收从农村挤出来的人口。人口问题到现在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我当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是讲计划生育的，我只有一个女儿，我说我是第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人，不是遵照国家政策，而是根据一个理论，认为中国的人口不能再膨胀了。现在是个现实问题了，已经膨胀了，不能够叫他们死啊！要给他们生活，给他们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要有工厂、产业。这是现在面临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是你们这一代人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从未来看，中国将会有三四亿的人口要从农村里面出来，要离土。但是离土之后还要活着，还要吃饭呢，要有职业。这样的问题变成了全国的大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当家人要想出一个办法出来，吸收住这么大量的人口。到那时中国又进一步到世界经济里面占一个比较稳的地位。否则还是很危险。在我快要谢幕的时候，我要警告我的下一代的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农村问题不是一个空谈的问题了，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问题，而是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要创造几亿人的职业。通过科技，但科技是不需要多少人的，劳动力吸收不了，吸收不了不得了啊，这个社会不能安定，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最后，我还是要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费脑筋，要费力量，要费资本，要一直投下去。怎么样个做法，我也说不出来了。就讲到这里，我谢谢大家。 

作者认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也许会走一条与中国语言研究的发展相似的道路。古代中国没有语法研究。1898年，马建忠（1845-1900）出版了《马氏文通》。这是第一本汉语语法学著作。这本书运用拉丁文的语法，对古代汉语进行研究。”

主要介绍1990－2000年间的研究成果，涉及部分70－80年代研究。

记陈独秀，苏曼殊，章太炎，吴稚晖，鲁迅等人。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如果上微博，很可能会加入"辟谣联盟"。这位被查尔斯王子称作"可怕的伊格尔顿"的大学者当然不会在意诸如"北京地铁迷药案"之类狗血流言，他毕生针对的都是文化领域里那些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流言和偏见。新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几乎就是辟谣体--归纳出十条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偏见，然后逐一驳斥。每条偏见两百字左右，最短一条（译成中文）一百六十五字，稍稍缩减就是一条微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相信存在某种任何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封建主义注定将孕育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也必将为社会主义让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它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的国家一样，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其他九条归纳一下，大约两条微博也能装下：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理想，马克思完全忽视了人性天生自私好斗。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违背多元主义。唯物论者轻视精神、道德、宗教，更是崇尚暴力革命，崇尚国家，反对市场，消灭个人自由。马克思理论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带来恐怖、独裁和暴政。工厂林立的时代过去了，社会流动性增强了，阶级消亡了。新的政治激进主义诸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等都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总之，马克思过时了。是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处境。马克思曾经宣称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降临欧洲，如今马克思主义自己变成了幽灵。国际共运惨败，逢凶化吉的资本主义可以狠狠嘲笑失败者，何况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犯罪。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被遗忘，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被封印。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在1960年代曾经满怀痛苦地为马克思鸣不平："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如果没有马克思和工人运动，也许工人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小时工作制，女店员也不会享有能够自由自在喝咖啡的礼拜天，但是女店员宁可在床头挂满各种明星相片而对马克思不屑一顾。伯尔的观点在伊格尔顿的新书里获得了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想找医生，病好了就赶紧摆脱。医生深知这一点，但还是尽心竭力救治病人。资本主义的病情不会被永远治愈，伊格尔顿说，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又开始召唤马克思大夫的幽灵了。 看得出来，伊格尔顿是在对善良的常人说话：你们只是好了伤忘了痛，错误不在于你们，而在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偏见。所以伊格尔顿开始釜底抽薪、厚积薄发，逐条收拾这些偏见。就像微博上一样，谣言的转发率总是十倍于辟谣，而辟谣的功夫必须要百倍于谣言才行。伊格尔顿功力深厚，洋洋洒洒写了十多万字，好在体贴易读，其中不乏许多长度在一百四十字之内的精辟之言，很适合"转发"几条：如果真是宿命论，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呢？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无论如何都会来的，我们只需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不同于宿命论的。就连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死亡的必然性。伊格尔顿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卡尔·波普尔。他在具有当代自由主义圣经地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开篇，即通过对黑格尔的曲解来认定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宿命论或者目的论。对黑格尔的如此曲解同样出现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罗素嘲笑道：仿佛宇宙在渐渐学习黑格尔的理论从而不断进化为绝对精神。二位流行思想家的信徒也就跟着相信：一代宗师黑格尔真会笨到看不出来精神根本不会自动发展。意志当然不会自动上升到能够代表进步的"绝对精神"，必须努力去争取。这就好比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动升入名牌大学，你必须积极努力才有可能。黑格尔实际上在提倡"杰出"意志。伊格尔顿则说："如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或者大体上可以预判的趋势，所谓'有的放矢'就根本无从谈起。这并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除了不变的铁律与纯粹的混乱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选择。""马克思是个人自由的明确拥护者，并且一直热衷于讨论人如何超越历史的局限，选择不同的道路。"说到道路，伊格尔顿说革命当然不是唯一道路，但革命往往是被既得利益集团逼出来的。"时下，无疑多数西方人声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对革命的。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反对某些形式的革命，却偏爱另一些形式的革命......这些人大都会无条件赞成美国独立战争。"他认为泛泛地反对一切革命、暴力和权力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一点中国读者想必深有体会，如今许多爱心人士阻止不了凶手的暴力，就转而阻止法律对凶手行使暴力。伊格尔顿说，"和众多自由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并不反感权力。为了安慰弱者，告诉他们'权力是个坏东西'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尤其是那些手握强权的人更不应如此。"弱者反对一切权力的结果是：权力不会消失，只会更容易被不反对的人得到。这就是清高的恶果。伊格尔顿狠狠批评了假清高的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不需要像砌砖工那样劳作，他们就可以认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思想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话的意思是，那些宣称自己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往往就是意识形态分子。在一个几乎人人都自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这样的话该多么逆耳。如果说马克思是医生，那么伊格尔顿就是药。伊格尔顿完全支持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他要提醒：思想与实践都不可脱离现实基础，轻浮任性的自由不值得追求。伊格尔顿把"经济决定论"这项指责还给了对手--"在经济上奉行还原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资本家唯利是图，根据经济利益衡量一切，他们的理论家更是热衷于用"经济理性人"这个概念解释一切人类行为，但他们却责怪马克思主义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当然，有钱又有闲的人可以去学学插花、瑜伽、古琴，念念国学念念佛，显得自己很多元，很丰富。可是伊格尔顿对此不依不饶："富有者往往把精神问题视为高高在上地俯视日常生活的独立领域，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远离自身的粗鄙物质主义的藏身之处。这样看来，麦当娜这样的拜金女郎会被犹太教的神秘哲学所吸引，也在情理之中。""马克思认为快乐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心理状态。"看到这样的话，那些扎堆念经或者参加各种心理修炼班的高级白领、富二代们会不会败兴？会不会不爽？先别不爽，听出来了吗，不爽的是伊格尔顿自己。眼见那么多似是而非的谬论横行，大学者不吐槽都不行了。不过既然选择了进入吐槽世界，就要能忍受别人的吐槽。吐槽的逻辑是，你吐你的，我吐我的，管你吐啥。自由主义者当然率先吐了，Libertarian Papers上有位美国的文学研究生批评伊格尔顿随机杜撰了十条偏见，却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位美国青年大约相当于我们的豆瓣青年--立刻祭出米塞斯与哈耶克，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老话再讲一遍，宣布马克思主义已死（马克思主义被宣布已死很多次了）。这位青年还举了例子：工会运动要求增加工资，而增发纸面工资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所以工人抗争结果反而对自己不利，不如做顺民接受低工资，这样资本就愿意雇用更多工人，增加生产，造福大家。看，多么有条理的歪理，但这只能证明他对马克思一窍不通。混淆纸面工资与实际工资这档子事是蒲鲁东干的，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里就嘲笑了蒲鲁东要用"劳动券"代替货币的想法。马克思明白工人要的不是废纸，而是真正分享剩余价值和政治权力。美国《国家评论》的副主编威廉森写了篇《伊格尔顿为什么是错的》，干脆宣称气得读不下去伊的书。我觉得生气是好事，因为一生气就会"妙"语迭出。他宣称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恰恰就是之前美国政府在房产方面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政策。如此混淆资本帝国的国家政策与社会主义经济构想不要紧，只可怜美国被他说成了苏联第二！伊格尔顿确实没有仔细谈论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只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明确提出"计划经济"这个词，他更多谈论由生产者代替资本家来掌控生产。有人说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但是辩证法从来不单独肯定或者否定某件事物，而是看到其中的矛盾因素与积极因素。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评价不低，伊格尔顿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蕴藏了丰富的可能，并提到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多种有待完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只有心死的人才拒绝去发掘。威廉森接着宣布："在本质上，社会主义是无知和贪婪的结合体。""第一次给他们机会就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给世界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屠杀和苦难。"就好像当初协约国的干涉和资本国家对工人的镇压还不够残酷似的。"资本主义的恐怖是未能执行资本主义原则造成的人类罪恶，但社会主义的恐怖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这话逻辑完全克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后者说过："罗马尼亚公有制经济出现问题是因为未能彻底贯彻公有化。"我是多么希望这些活着的死了的都能来中国的微博吐槽啊，一定能鸡飞狗跳吵成一锅粥。威廉森虽然控制不住情绪，但至少保持了言辞文明。中国的译者可就毫不伪装了，很开心地把他笔下的no sense译作"屁话"，把fossilized remains译作"残渣余孽"。吐槽，还是中国人强。中国人更强的是"钓鱼"，微博上有人故意把这本书英文名Why Marx Was Right翻译成"马克思为什么是右派"，立刻被小资们开开心心转发了几百次。我们的时代至少已经进步到这样一种程度：浅薄要以渊博的面目出现，无耻要以良心的面目出现，迷信要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专横要以自由的面目出现......相反，严肃深刻则要以媚俗肤浅的面目出现才可能钓到读者。伊格尔顿谆谆教导，循循善诱，面向小资大众说话。但是教育小资可不容易，要会哄才行。比如，伊格尔顿是否了解中国小资的国情？中国的学生从小到大被政治思想课所折磨，不知有多少学生考研栽在政治科上。说起来马克思和鲁迅这些伟人也够冤的，中学课本上的也就是一点皮毛，可是年年看月月看，再好的东西也会烦。一大批知识青年常常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讨厌课本还是讨厌马克思，和那位美国研究生一样，常把马克思所批评的东西当作马克思自己的东西加以埋汰。比如某位以讲段子著称的意见领袖就斥责马克思辩证法总是说事情一方面怎样，另一方面又怎样，所以都是废话。天地良心，这是连中学课本都没学好，根本不理解辩证法为何物。难怪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要称赞美国的思想教育办法--无需专门的政治课和教导员，思想教育就隐藏在日常生活里，隐藏在大片里，润物无声，中毒犹深。所以，在中国说"马克思是对的"阻力会很大，但潜力也会很大，取决于沉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能否被现实再度唤醒。相比较伊格尔顿的真诚，科耶夫就圆猾多了。这位法兰西国师级学者1970年代也曾做过"马克思是对的"之演说，但他没心情对小资们说这些，而是对着一群跨国公司老板上课：马克思之所以预言错了，恰恰是因为他的理论对了。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危机促使资本家们按照他的提醒重建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重新分配了剩余价值，使得工人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来维持经济运行，从而避免了马克思的预言。但眼下殖民地的贫困就像当初工人的贫困一样威胁法兰西帝国非洲领地的稳定和忠诚，所以各位要继续听马克思的话，向非洲多分配一些剩余价值......资本家如果听得进去，那么马克思也算是种瓜得豆。世道如此，一门原本是无产者养料的学说反倒成了资产者的健康手册。心眼明白的精英在小心翼翼地吸收马克思，聪明善感的小资却被引导着排斥马克思。越来越多的科耶夫式所谓帝王师只顾对精英说话，越来越多普世的意见领袖只忙着哗众取宠，像伊格尔顿这样愿意费力不讨好的还真稀有。不过，马克思作为幽灵是挥之不去的，只要我们无法完全欺骗自身的正义感、历史感和智力水准，他就会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无论被怎样曲解、贬损、遗忘，他都会不屈不挠地"爱特"我们。当无法掩盖的世界真相不断刺穿我们的感官外壳，我们也会不断地去"爱特"马克思，去探寻和传播现实的真理。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235页，30.00元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分成员国在2011年3月17日后发起的针对利比亚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超出了《第1973( 2011) 号决议》授权范围, 违反了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以及国际人道法的有关规定, 属于国际不法行为。

從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的成形與發展看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的政策與法律問題：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的國際趨勢觀察和省思《摘要》 網際網路賴以運作的IP Addresses和Domain Name System（DNS）的重要性，在世界各國政府對於網際網路的發展日漸重視，以及商業組織利益競爭的趨勢主導下，幾乎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以美國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為中心的網路統籌管理（Internet Governance）機制之運作，由於在「事實上之壟斷性」和「未能合乎權責相符的要求」兩方面遭受極大質疑，一九九八年起美國政府透過針對此一攸關網路世界未來發展的公共資源所作的政策宣示，促成IANA的轉型，過渡至目前網路統籌管理的新國際組織「網路指定名稱與號碼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簡稱ICANN）。在美國商業部主導下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七日正式宣佈開始運作的ICANN，最近一年來似乎已在某種程度內取得網際網路社群中各種不同利益團體的認同，其未來如何發展固然必須視商業競爭與國際政治角力的協調而定，然由於涉及資訊科技且跨越國界、種族與文化的國際組織運作，在人類歷史經驗中絕無僅有，ICANN所標榜的網路民主是否仍能像過去在網路世界利益衝突極為有限的前提下所運作者般生存，似乎難以斷言，正因為如此，自一九九八年底到一九九九年底這段期間，ICANN所遭遇和化解的種種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之實質與程序兩方面爭議，值得記錄與分析。本文主旨，即本於作者觀察ICANN的實際運作和參與其數次實際召開之大會的經驗，分析目前國際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所涉及的政策和法律問題。此一論文嘗試回答在目前國際網路界激烈爭辯攸關網路世界基本秩序之統轄管理的IP Addresses和DNS等協調重整問題之際，凸顯出哪些值得思索的程序和實質議題，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因應國際上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規範機制變遷的趨勢。作者初步認為：ICANN或許意味著過去「科技烏托邦」式的網路規範模式已受到某種程度的挑戰，隨之而起的可能是更多國際政治、法律、社會、文化與教育因素滲入的現象，所以ICANN的成形與運作被稱為「網路制憲」似乎並不為過。在此一網路制憲的過程中，我們固然應該關心「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兩者如何達成合理的整合與妥協結果，我們似乎也該同樣關心的是，在這一波國際網路界的變動趨勢中，台灣如何自我定位和自我調整，以面對可能的挑戰與競爭。 一、前言：歷史的回顧與問題的浮現 本文之主旨，在於介紹與分析目前以ICANN（「網路指定名稱與號碼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此一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所涉及的政策與法律問題。此一研究嘗試回答的是，在目前國際網路界激烈爭辯攸關網路世界基本秩序之網路統轄管理（Internet governance，或稱網路管理）的IP Addresses和Domain Name System（DNS）資源分配重整問題之際，有哪些程序和實質議題值得思索，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此一堪稱「網路制憲」（Internet convention）的國際組織，如何因應國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規範機制變遷的趨勢，以及這些趨勢能夠為有關國內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規範機制的思考與辯論，帶來哪些啟示。 如眾所周知者，網際網路的誕生，幾乎等於是一部以科技界人士為主導力量的歷史[1]，而促使網際網路能夠在全球性的基礎上穩定運作的公共資源分配模式，則是以協力式的標準制定（standard-setting model of coordination）為核心[2]，透過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簡稱IETF）和Internet Architectural Board（IAB）等組織發佈Request for Comments（RFCs）制定網路通訊標準，和整個網際網路社群取得共識之後自動執行這些標準的方式而運作不輟。一九九八年十月過世的Jon Postel，從一九六○年代因應冷戰需要而出現的ARPANet時代開始，便成為Internet governance的核心人物[3]，尤其是在一九八一年Internet Assigned Number Authority (以下簡稱IANA）組織[4]成立之後，負責協調、統籌與管理全球網路運作上的主要重要功能，例如網路IP的設定與分配，以及協調網域名稱系統（DNS）的實際運作等事務，因此，IANA成為全球Internet運作機制的來源與模式，也就是國際網路界通稱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起源[5]。究其實際，IANA的Postel所扮演的微妙角色，其實是在信任特定領導中心（trust-based leadership）的基礎上，在Internet Society（即ISOC）等組織的共同協助下[6]，作成網際網路順暢運作所不可或缺的行政性決定，就功能上來說其重要性無法否認，但卻具體而微[7]。 IANA組織的IP設定與分配的功能，進一步成為全球「網路資訊中心」（NIC）組織成立的基礎，也確立了申請IP地址的相關機制，例如InterNIC、APNIC、RIPE、ccNIC（如：TWNIC、KRNIC、JPNIC等），而各地區NIC（如TWNIC）則是經由「各洲」NIC（如APNIC等）的年度會議進行該洲與地區的IP網址設定與分配的協調，至於全球的協調事宜，則通常是經由ISOC的年度INET會議，進行必要的協調與討論，以便透過全球共通的網址資料格式的建立，使資訊與各式應用可以在全球網路上暢通無阻。至於網路標準規範的制訂與協調，IANA則是經由其一年一度的IETF會議，一方面進行新技術與規範的討論與研究，一方面進行共通技術規範的協調，以便使得全球Internet在運作間不至於有標準或規格不相容的現象，而究諸實際，此一會議也成為網路學者、專家、操作者與廠商進行溝通與取得共識的重要網路技術會議，以保證遍佈全球的Internet在運作上，不至於因為各自為政而產生不相通的困擾。除此之外，最近幾年來IANA也積極推動新的網路技術與標準的研究，以利下一代網路的形成與建立。例如近年來經常被提及的「下一代網路」（NGI），「超寬頻網路系統」（vBNS）和「第二代網際網路」（Internet 2）等技術的發展與協調，IETF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針對網路商業化後最具爭議的「網域名稱系統」（DNS）問題，當初也是由Postel建議建立「文字」系統，協助人們在上網時能夠更容易地連接到以「數字」為基礎的IP系統，因此才有目前我們所熟知的.com，.edu，.gov，.org，.net，.mil等網址辨認種類出現，同時，Postel也根據ISO 的國碼清單來配合各地區申請網址名稱的需要（如：tw，jp，kr，nz，ca等等）。其次，一九九二年，美國國會要求賦予IANA實際權限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將DNS的管理外包移轉給私人部門，Network Solutions, Inc.（即通稱的NSI）因而取得generic top-level domains（即gTLDs）的註冊控制權[8]。至於網域名稱（domain name）的申請方式，則是以最簡單的「先申請先註冊」（first-come, first-served）的原則[9]處理。不過也正因為此一文字化系統和先到先給原則結合之故，在網際網路高度商業化與國際化之後，產生了許多「智慧財產權法」（尤其是商標法）和網域名稱之註冊衝突的問題[10]。另外，由於國碼涉及敏感的「國家主權」[11]問題，所以，Internet governance和國家主權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建構與理解，方不失其「網路公共財」的性質等各項爭議，也因而逐漸浮現[12]。 換言之，我們稍微回顧一下Internet的發展，不難發現乃是一九七○年代ARPANet計畫的研究和推展開啟網路技術上的基礎架構（如TCP，IP等），一九八○年代IANA組織的成立，則是建構起網路虛擬社會的全球化和Internet Governance的雛形。一九九○年代WWW以及Mosaic瀏覽器的研發與推廣，更使網路的應用因而大量深入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使資訊網路新文明得以出現另一個契機。而在網路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性中，我們也見到網路科技界人士一再嘗試探索「科技的極限」，例如，在ARPANet中，網路科技界先驅即是摒棄傳統「電信」架構由地區網路再建設全國，再推至國際的方式，直接以虛擬的「無限」空間為整體環境的前提；當IANA組織成立之時，IP的分配與DNS架構基本上隱隱約約乃是以「全球人類公共財」的概念來運作。從這個角度來觀察，網路科技界人士對於解決科技問題的關切，實則遠遠超過對「主權與疆界」的關心。然而，「網際網路作為全球人類公共財」此一概念在世界各國政府與商業組織的利益競爭下，一再遭受到傳統的國際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的挑戰與質疑， 似乎也不足為其[13]。最顯著的爭議，除了上述現實世界的商標法與主權問題糾葛之外，以IANA為中心的現有網路統籌管理機制運作，其「事實上之壟斷性」和「未能合乎權責相符的要求」也遭受極大的質疑。 為了因應此一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轉型的國際趨勢，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美國白宮繼今年一月底針對攸關網路世界未來發展的Management of Internet Names and Addresses發佈綠皮書（Green Paper）[14]，徵求各方評論意見之後，進一步發佈了白皮書（White Paper）[15]，宣示美國政府對IP分配和DNS運作的政策主張，也催生了ICANN。此一白皮書之內容，以及目前ICANN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顯現出向來在網路世界的發展方面居於主導地位的美國，對於攸關網路世界未來之公共資源統轄管理或支配機制的看法與態度，自然引起世界各國和目前網際網路相關國際組織的重視。 本文以問題的釐清與初步分析為主要目的﹐以下將先介紹有關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之討論的背景﹐並且摘要說明截至目前為止國際上不同立場與方案的主要內容﹐接著分析在ICANN過去一年的歷史中，不同立場之間的爭執焦點何在﹐進而評估截至目前為止國際間是否有哪些基本共識形成，以及作為主導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國際組織，ICANN必須克服哪些問題與挑戰，方能成功達成當初所預設的基本任務。 更重要的是，究竟我們應該如何解讀此一白皮書出現之後所產生的影響，亦即ICANN形成與運作至今的意義，以及目前國際網路社群針對此一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所出現的討論，能夠帶給思考網路世界規範架構的我們哪些啟示？究竟此一本質上似乎是國際政治的事項，網路社群應該如何處理？透過ICANN這種非營利性質（nonprofit）的私部門國際組織來掌管domain names相關事宜，是否恰當？此一作法有無可能引發任何政策或法律方面的爭議？亦即所謂非營利的私人國際組織，其運作結果是否果真能符合公共利益？甚至，這個新的國際組織應該處理哪些有關網際網路的事務？還是僅僅單純侷限於處理有關domain name分配的事務？美國此一政策白皮書中所提出的建議﹐是否真能解決本質上屬於國際事務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問題﹐以及眾多domain names爭議？更進一步言之﹐如果我們將這個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建立，當作一個建立憲政體制的過程，或者當作一個建立國際組織的過程，那麼，我們便必須深思所謂「代表性」此一根本民主問題，以便讓網路世界的參與者，都能真正參與此一共識的形成過程；以及此一重整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可能涉及的爭議與過程，和現實世界建立憲政體制與國際組織所涉及的爭議與過程，到底有何相同之處，有何相異之處，人類已有的憲政體制和國際組織組成經驗，能夠帶給我們思考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此一規範架構問題時﹐能夠帶來哪些思考上的激發？都是本文嘗試提出與回答的問題。由於本文分析探討的對象ICANN，目前仍處於變動性相當高的階段，所以本文面貌也因而呈現出相當濃厚的歷史記錄意味，作者在此先予敘明。然不可否認者為類似的觀察記錄，應是研究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與分配機制的必要基礎，故而作者仍決定將目前初步觀察心得整理成為一篇學術報告性質的論文，也是本文必須一併說明之處。 二、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背景說明：從IANA轉型的背景談起 就Domain Name System的發展與運作來看，由於美國是網際網路的主要發源地，基於此一歷史因素，DNS相關的註冊與維護事宜過去至今均由美國政府負責。在一九九○年代之後，由於網路擴張速度過快的影響，使得美國政府原來的註冊機制無法負荷，於是乃在一九九三年透過一個為期五年的合作契約（cooperative agreement）的方式，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提供資金給一家名為Network Solutions Inc.（NSI）的公司，作為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InterNIC）的網路註冊機關，負責general top-level domain name（gTLDs），亦即.com、.org、.net、.edu等之註冊與維護事宜。值得注意的是﹐針對second-level domain mnames﹐NSI主要的註冊政策，基本上乃是採取先到先註冊（first come﹐first served）的方式進行﹐這是目前網路世界產生許多網域名稱爭議甚至商標權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由於NSI此一契約即將在一九九八年九月份到期，此一政府契約到期之後是否應該由NSI與美國政府續約，繼續擔任網路註冊工作，引發不少討論，這也是美國政府想要重整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主要原因之一[16]。 雖然InterNIC向來被視為負責網路資源分配的主要機制，但是由於目前網路的發展，早已不再侷限於美國，所以近年有不少要求改革此一機制的呼聲出現。截止目前為止，除了美國方面的建議意見之外，國際上最重要的提案，則是Internet Society透過成立一個臨時性的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Ad-Hoc Committee﹐簡稱IAHC）的方式﹐針對網路統轄管理機制問題進行研究﹐並且在一九九七年五月間各國在瑞士日內瓦所草簽的有關增加gTLD種類的備忘錄（Generic Top Leve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簡稱gTLD-MOU）[17]﹐並且建議在一個以瑞士為根據地的註冊機關大會（a Swiss-based Council of Registrars﹐簡稱CORE）之下﹐成立類似網路註冊機關公會的組織﹐目前國際上簡稱為The CORE proposal。以下針對此一備忘錄和The CORE Proposal之內容，將會有簡單之介紹分析，並比較其與美國目前所採政策之間的異同。 同時，如前所述，美國在發表此一正式白皮書之前，為了因應國際上與日俱增的壓力﹐曾經在一九九八年一月發表一份綠皮書，廣徵意見。以下也將擇要介紹此一綠皮書之內容，一則比較其與正式之白皮書間之異同，再則亦可透過此一比較過程，理解網路世界不同利益團體和其他各國對綠皮書所提出的批評和建議背後所蘊含之意義。 （一）The CORE Proposal 一九九六年，IANA的靈魂人物Jon Postel提出一份關於多元化網路註冊系統的建議方案﹐在Internet Society成立上述臨時性的國際委員會IAHC﹐針對此一改革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建議進行研究之後﹐IAHC便做出幾項重要的宣佈：未來將增加新的generic TLD；在增加gTLD的情況下﹐負責這些新的gTLD註冊事宜的機制﹐將朝多元化的架構發展；在上述的CORE之下﹐將成立註冊機關組成類似公會的組織﹐而CORE則將受一個政策監督委員會（Policy Oversight Committee）監督﹐此一委員會成員則包括前述IAHC的成員。詳言之，在此一由Internet Society支持的CORE proposal中﹐有下列幾項重要建議[18]： 1. 增加七個新的 generic TLD﹐分別為.firm、.shop、.web、.arts、.rec、.info、.nom。 2. 在上述新增的generic TLD之下﹐second-level domain names將由多個註冊機關負責。 3. CORE不會對註冊之申請進行實質審查﹐但是申請註冊者必須提出有關其背景、地理位置、以及所申請之Domain Name用途之說明[19]。 4. 根據CORE proposal的構想﹐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所轄的Administrative Domain Name Challenge Panel（ACP）將成為解決domain names紛爭的主要機制﹐任何申請註冊者進行申請註冊時都應該同意接受其決定之拘束。換言之﹐如果有任何第三者要求透過ACP解決紛爭的話﹐有一定的程序可循﹐ACP有權決定是否變更註冊內容﹐是否重新分配﹐以及在最終決定作成之前﹐是否暫時凍結使用等等重要事項。甚至﹐在此一設計下﹐ACP還有義務將相關國家管轄領域內的智慧財產權問題納入考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設計同時也將ACP的權限限制在惡意申請註冊以達到先佔或牟利目的的申請註冊類型方面。在CORE proposal的構想中﹐還有其他幾種非訟爭型的紛爭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讓申請登記者可以選擇透過仲裁方式﹐解決其他先佔或者不涉及惡意申請註冊的紛爭類型[20]。此一構想甚至也不排斥訴諸各國法院解決有關DNS的紛爭[21]﹐於此不贅。 在CORE proposal的構想下﹐申請登記者可能比依照目前制度申請登記時﹐必須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甚至必須採取策略性的登記模式﹐同時考量是否要選擇拒絕接受仲裁管轄﹐以及接受仲裁管轄之後﹐仲裁程序中必須提出的事實是否可能對其商業利益造成影響等等因素﹐可以說是相當錯綜複雜[22]。 （二）綠皮書之主要內容 為了回應上述Internet Society所支持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新方案﹐以及解決日益複雜的網路世界統轄管理問題﹐美國在一九九八年年初的綠皮書中，提出以下幾項重要立場[23]： 1. IANA目前所扮演的分配網路世界資源之主導角色﹐將來應該轉移到一個以美國為主要根據地的非營利性（not-for-profit）國際組織的控制之下﹐並且應該儘速成立此一新的國際組織。至於此一國際組織的董事會﹐則應該由來自世界各國、代表網路世界各種不同利益的成員組成。 2. 綠皮書建議應該增加五個新的TLD﹐至於詳細名稱﹐則可以進一步討論。其次﹐有關second-level domain names﹐綠皮書則建議交給多元化的機構負責﹐讓其彼此之間從事市場競爭﹐而NSI管理 DNS的獨佔地位則可能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底和NSF的契約終止後結束﹐成為和其他經營註冊業務的機關一起從事市場競爭的公司之一。 3. 根據綠皮書的構想﹐每個註冊機制都應該建立紛爭處理的程序﹐甚至線上紛爭處理機制﹐至於詳細的程序與線上紛爭處理機制之設計﹐則有待日後詳細規劃。甚至﹐綠皮書還建議註冊者應該同意接受註冊機關所在地﹑註冊資料庫所在地﹑或者main Internet server所在地法院的法院管轄。 綜合而言﹐美國一九九八年年初所提出的這份綠皮書﹐所受到的最嚴酷批評﹐就在於在其美國中心（America centric）的思考下﹐仍然希望將未來網路資源分配管理的主控權﹐由美國掌握[24]。例如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ITU）便認為在美國綠皮書所建議的體制下﹐NSI未來仍然將是掌握網路世界資源分配管理的獨佔力量﹐與現在相較之下﹐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將無大異[25]。甚至有些國家的相關官員﹐例如澳洲﹐便直接指出其希望政府在未來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中能夠盡量減少扮演任何角色﹐而盡量由市場來主導的想法[26]。 三、網路世界正式制憲的開端：白皮書之主要內容以及其引發之爭議 上述美國白宮綠皮書發表之後﹐其中所提出的觀點備受國際網路社群爭議。美國白宮在考慮各方所提出意見之後﹐在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發表為其最終政策之白皮書﹐為網路世界的制憲過程，正式建立起點。 （一）白皮書的之主要內容 在美國白宮的白皮書中﹐首先提出幾點理由說明網路統轄管理機制必須重整的原因[27]： 1. domain name之註冊機制缺乏競爭﹐長久以來受到眾多詬病[28]。 2. 近年來有關商標權人與domain name註冊者之間的權利爭執﹐發生頻率日益頻繁﹐解決方式也牽涉到相當昂貴的成本與曠日費時的程序[29]。 3. DNS的分配管理缺乏正式而有活力的統轄管理架構[30]﹐目前網路世界許多商業利益對於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此一缺點相當重視。 4. 目前非美國的網路使用者已經佔有相當高的比例﹐然而在網際網路的協調分工方面﹐卻缺乏美國以外的參與者[31]﹐此一現象有必要改善。 5. 任由一些對於網路世界無法經由正式管道負責﹐卻經常只是屬於臨時性任務編組的個人或組織﹐針對top-level domains的增加做出重大決定﹐非屬恰當[32]。 6. 由於網路世界的性質已經日益商業化﹐繼續由美國學術研究機構主導DNS的運作功能﹐以及提供資金﹐也不再是適當長久之計[33]。 基於以上考慮因素﹐白皮書乃建議建立一個容許市場競爭與全球參與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然而同時其所採取的策略﹐則不是就新的DNS應該處理的實質管制事項提出建議﹐而是提出一般性政策宣示。在這個政策宣示中﹐美國政府標舉出新DNS應該符合的四項原則﹐亦即穩定性﹑競爭性﹑由下而上的私人協調合作性質﹑以及代表性[34]。 其次﹐白皮書提出四項已經在前述的綠皮書中提出的DNS功能﹐希望此一DNS能夠在協調合作與管理權力集中的基礎上﹐確保網路世界的順利運作：1. 針對IP number的區域分配﹐制定政策並主導其執行事務；2. 監督網路root server system的運作；3. 監督即將增加到root system的top level domains﹐是根據何種政策在何種情況條件之下增加；4. 針對維持網路普遍連接需要之其他技術協定的發展﹐進行協調工作[35]。 接著﹐白皮書維持美國政府在綠皮書中所持的立場﹐認為目前IANA目前所扮演的功能應該移轉給一個新成立的組織負責﹐同時該組織對IP numbers和domain names的管理功能﹐應該確保網路世界普遍連接的運作順暢無阻。不過﹐白皮書同時也建議在這個新組織之下﹐name council和numbering council兩者應該分別成立﹐此一分開處理的作法﹐可以降低一旦有針對domain name的管理功能提出法律方面的挑戰出現時﹐IP numbers的管理分配功能也因而受到影響的風險[36]。 有關統轄管理新機制的細部設計方面﹐白皮書仍然持續先前綠皮書的立場﹐認為應該以美國為基地﹐成立一個私人性質卻屬非營利性質的國際組織（non-profit corporation）﹐發揮協調網路世界DNS的功能[37]。目前網路上的DNS協調功能﹐應該逐漸移轉給此一新組織﹐希望能在一九九八年十月開始運作[38]。至於美國政府的角色﹐白皮書則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扮演參與政策監督的角色﹐直到此一組織成立並且穩定運作為止﹐白皮書所預設的過渡期間暫定為公元二○○○年九月三十日結束[39]。 值得一提的是﹐此一有關以美國為基地成立非營利性私人國際組織負責DNS註冊管理機構的構想﹐受到世界各國的批評﹐其中尤以來自歐洲國家的批評最為激烈[40]。不過﹐白皮書卻仍然堅持綠皮書的立場﹐認為無論是以美國domain name holders的數量著眼﹐或者以美國在DNS方面所累積的專業經驗來說﹐此一新的DNS註冊管理組織設在美國應不為過[41]。以美國對於目前網路世界主要的root servers的掌握控制程度而言﹐美國似乎有相當實力可以堅持此一主張﹐但是其說服力究竟有多高﹐以及美國能夠堅持多久﹐則似乎有待觀察。 在綠皮書中﹐美國已經提出上述新國際組織應該由十五人組成董事會的主張﹐白皮書仍然維持此一立場[42]。至於董事會組成生態的分配﹐根據白皮書的規劃﹐將會有代表地區性number分配註冊機關的成員三名﹐Internet Architect Board（IAB）所指定的代表兩名﹐domain name registries和domain name registrars的代表共為兩名﹐網路使用者代表七名﹐以及此一新國際組織的高階主管階級代表一名[43]。 接著﹐白皮書維持綠皮書的立場﹐建議在second-level domains的註冊方面﹐以及generic top-level domains方面﹐能夠成立多元化的註冊機制﹐改變為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競爭模式。亦即在所有的generic top-level domain方面﹐讓商業化的註冊組織能夠為其代理客戶取得domain names﹐而gTLD registries的管理方面﹐則會有一個一樣放諸市場競爭的註冊機制﹐取代現有的NSI[44]。雖然在綠皮書中美國政府曾經提出數項組成上述多元機制的註冊機關之最低條件﹐以確保市場競爭和網路世界運作的穩定性﹐白皮書則未再堅持﹐僅僅建議此一新成立的國際組織應該擔負起朝向市場競爭導向發展和維持網路世界穩定性的任務[45]。 至於目前NSI在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方面﹐其實是扮演雙重的角色。詳言之﹐在.com﹑.net﹑和.org方面﹐NSI是扮演唯一的registrar這樣的角色﹐而針對這些generic top-level domains﹐NSI也是扮演最終的管理機制此一角色。綠皮書主張NSI應該繼續沿襲其目前在.com﹑.net﹑和.org的管理方面所扮演的功能﹐但是未來必須對任何和其處於互相競爭地位的註冊機關﹐基於完整且毫無歧視的立場﹐提供註冊服務。白皮書針對這一點﹐在立場上似乎並無太大動搖[46]﹐但已經將說法委婉地改為希望未來的網路資源統轄管理機制能夠朝更多的科技創新﹐和更多的消費者選擇與滿意的方向發展﹐並且認為市場競爭的壓力﹐將是避免網路註冊機關產生獨佔最有效率的方法﹐至於成立註冊機關的最低標準﹐則委由預想中的國際組織此一統轄管理機制規劃[47]。 前述綠皮書主張應該增加五個新的generic TLD﹐白皮書則改變說法﹐將新的generic TLD的規劃﹐交給新的統轄管理機制規劃﹐而不在此時針對應該建立哪些新的generic TLD﹐提出明確立場﹐以免過度阻礙網路世界的發展可能性[48]。有關商標權人之利益與網路社群之利益兩者之間平衡關係的問題﹐白皮書也有所著墨。基本上白皮書是寄望聯合國轄下的智慧財產權國際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WIPO），提供一個平衡且具有透明性的程序﹐作為解決機制﹐並且希望此一以WIPO為中心的建議﹐能夠獲得國際認同[49]。此一所謂平衡而具有透明性的程序﹐參與者包括商標權人和網路世界其他代表﹐共同討論出解決商標權和網域名稱註冊相關糾紛的模式﹐針對在generic top-level domains保護著名商標的可能程序提出建議﹐以及針對增加generic TLDs和實施紛爭解決程序兩者予以評估[50]。根據白皮書的意見﹐上述這些建議與評估﹐都必須提到新成立的統轄管理機制﹐讓此一國際組織綜合其網路統轄管理政策之後﹐做最後的決定[51]﹐換言之，日後成立的ICANN此一國際組織並無接受建議的義務。 （二）激烈辯論的引信：白皮書所引發之爭議 如前所述﹐白皮書之內容所表達的是美國此一目前仍然佔據大部分網路世界資源分配管理的國家﹐對於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未來所持的看法。白皮書提出之後﹐無論是在美國國內﹐或者是國際之間﹐均引起相當熱烈的討論[52]。 首先，姑且不論由WIPO此一聯合國轄下的組織負責擬定商標與網域名稱衝突的處理原則是否恰當，白皮書中所提出的有關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此一線上非訟型的紛爭解決機制﹐從其初步構想看來﹐仍有有許多問題必須解決。例如此一ADR在決定是否有商標權侵害產生時﹐勢必要依循某些標準方能作成實質判斷﹐此一非訟機制是否有能力作成這種實質判斷﹐可能必須做更為精緻的設計。其次﹐所謂著名商標﹐究竟如何決定﹐和目前巴黎商標國際公約中的定義有何異同﹐以及在要求網域名稱登記的同時﹐是否便必須進行過濾的工作﹐都有待深入觀察與討論。最後﹐為了避免目前類似的權利糾紛產生﹐白皮書建議應該建立一個可提供搜尋服務的資料庫[53]﹐同樣也是值得注意的發展趨勢。 其次，針對其所提出的成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作為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構想﹐白皮書本身指出此一組織的確可能在法律層面遭到挑戰﹐例如其是否可能被控違反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反托拉斯法﹐便是一個問題[54]。不過﹐如果此一新國際組織的運作方式﹐是朝向標準設定組織（standard-setting body）的方向發展﹐其政策與程序也有充分的透明性與公平性﹐並且能夠反映各方利益﹐而不是被某一特定利益所把持﹐似乎就不至於有太大的問題﹐也不必特別賦予其反托拉斯法方面的豁免權﹐這也是白皮書的基本立場[55]。白皮書雖然接受各國的意見﹐願意就原來綠皮書中提出的以美國中心的網路統轄管理模式﹐稍作讓步﹐但是﹐美國仍然希望在西元二○○○年九月三十日將目前的政府控制力量完全撤出﹐同時﹐在美國政府目前的構想中﹐針對目前透過獨佔性的政府契約﹐負責最重要的generic top-level domains登記的NSI﹐也不打算立刻為其引進市場競爭對手﹐而是說明美國政府將繼續與NSI溝通協商﹐使其調整體質﹐以確保未來即將走向市場競爭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對於競爭者而言﹐能夠出現公平競爭的市場狀態[56]。但是截至目前為止的事實證明，NSI仍是最近這一年來ICANN的運作備受批評的主要原因之一[57]。 再者﹐由於白皮書將不少原來綠皮書中備受爭議的問題﹐都設計成交給日後成立的新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亦即ICANN負責﹐使得此一統轄管理機制的中心﹐即白皮書所建議的非營利性國際組織﹐如何規劃設計﹐備受重視[58]。至於其之所以如此重要﹐則在於此一統轄管理機制的討論與成立過程﹐無異於網路世界的制憲大會（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在此一制憲大會中﹐不但決定日後統轄網路世界的架構﹐也可能決定分配管理網路資源的最高組織之故。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美國所持的立場表面上看來支持是將未來網路世界統轄管理的事務移轉給私領域負責﹐但是﹐另一方面﹐顯然美國政府也不準備淡出此一舞台﹐白皮書字裡行間仍然可以嗅出美國政府想要主導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變遷轉移的過程[59]﹐其對NSI在過渡期間應該扮演之角色所持的立場﹐基本上乃是主張在今年九月政府契約期滿之後﹐NSI仍然應繼續在目前的基礎上﹐以臨時方式提供文書處理、技術專業以及DNS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協助﹐即為明顯實例；而究諸實際﹐NSI在此一有關網路世界未來統轄管理機制的設計與討論過程中﹐也一直扮演相當活躍的角色﹐尤其美國政府雖然力陳其想要引進競爭者與NSI從事競爭﹐但是究竟誰會扮演NSI的競爭者角色﹐截至目前為止﹐並未明朗化[60]。尤其競爭者即使進入市場之後﹐NSI目前所掌握的資訊和資源﹐應該如何釋出﹐使得市場競爭的立足點更為公平﹐也是值得爭執的問題。 更為根本的癥結之一﹐在於所謂網路世界公共資源所涉及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如何維護的問題。首先﹐雖然網路世界目前是明顯地逐漸由商業力量所主導﹐可是商業利益的主要根源還是在於消費者或網路使用者﹐所謂的公共利益﹐最終是否應該以網路使用者的利益為依歸？若果如此。則這些消費者與網路使用者的利益如何被代表彰顯出來[61]？諸如美國白皮書所設計的組織﹐為了確保消費者與網路使用者的利益不在其決策程序中被輕易犧牲掉﹐是否需要有一個完全中立與獨立的超然監察使（ombudsperson）？ 美國政府所主張的以私領域為主導力量成立一個非營利性的國際組織﹐負責網路世界資源分配政策的擬定﹐以及統轄管理DNS的構想﹐是不是可能與民主憲政原則不甚相符的問題[62]。詳言之﹐我們如果承認有關網路世界IP與DNS資源分配的事項﹐本質上乃是事關重大的「公共利益」事項﹐則職司此一任務的機關﹐理應受到相當嚴格的監督﹐以確保其能夠就其政策負責﹐在此一民主憲政原則的根本思考下﹐我們必須反問的是透過一個私領域的國際組織制定網路資源分配政策﹐並且實際負責其運作﹐是否根本無法將其納入民主憲政體制的立法監督與司法監督之內﹐使得其在掌控大量公共資源的同時﹐卻不須負相對的負責？更進一步言之﹐如果我們認為網路世界相當程度而言與現實世界的政治結構有其相似性﹐也認為網路世界應該朝向民主多元、凝聚共識的境界發展的話﹐姑且不論ICANN此一國際組織以美國為中心的作法是否能為國際網路社群所接受﹐「非營利性私法人」（non-profit corporate）此一設計﹐恐怕即難以通過民主憲政體制的檢驗。目前環繞在ICANN周圍絕大部份的爭議，也可以說是因此而起。 更為深入言之﹐根據Magaziner的構想﹐顯然其乃希望網路世界未來的協調合作是透過多元化、私領域的國際性團體來運作﹐而不是透過一個由政府代表的國際組織取得主導力量。但是﹐從目前網路發展趨勢看來﹐雖然商業力量逐漸蓬勃﹐可是一旦涉及產業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的問題﹐例如消費者隱私權保障﹐私領域的進展顯然極為有限﹐所以將網路未來的統轄管理機制交給私領域主導﹐並非全然沒有隱憂。甚至﹐即使私領域的運作果真有效率﹐上述民主憲政體制下所要求的權責相符問題﹐可能仍是一大障礙。對於一般網路使用者而言﹐有關DNS的討論看似遙遠﹐卻同時攸關其網路活動﹐如果我們在設計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時﹐未能將這些原則性的權責關係釐清﹐最後很可能會讓此一所謂負有統轄管理網路資源重任的非營利性私人國際組織﹐在商業力量的驅策下﹐逐漸蒙上營利色彩而不自知﹐甚至在權責制度設計不佳的情況下﹐使私領域自我規範管制的效率不彰﹐反而讓各國政府有肆意介入、進行不當掌控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藉口與機會[63]﹐如此結果恐非我們所樂見者﹐亦非網路世界之福。 （三）另類觀點：歐洲國家對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關切重點 綜合來看﹐針對此一美國白皮書的內容，歐洲國家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初即曾召開會議討論因應之道[64]。歐洲國家所表達的態度中，最主要的關切有二：第一，在此一預想中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下，歐洲國家的代表性是否充分呈現；第二，此一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是否能夠不像以往的網路管理機制一樣，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獨佔性質，以及不再以美國為中心[65]。 另一個受到歐洲國家關切的問題，則是是否應該盡快增加新的top-level domains，以便能夠解決因為網際網路的快速擴張和商業化所引發的各種網域名稱搶先登記的投機問題，以及相關的商標權爭議。 在上述白皮書發佈之後，許多與DNS相關的組織紛紛召開會議討論此一白皮書之內容，表達各種不同的觀點與關切，一九九八年六七月間國際上甚至便形成一由各種與網際網路相關的電腦網路專業組織，商業組織，甚至教育組織等所組成的，代表與網路世界發展方向關係密切的ISPs﹑content developers﹑商標權所有人﹑跨政府之國際組織等利益的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White Paper，開始針對白皮書之內容，在世界各地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在Internet Society一九九八年七月底所舉辦的INET’98年會上，各國代表針對美國六月間所發佈的白皮書，更是有相當聚焦地進行討論，希望能夠透過各種會議的密集召開，針對預期中新的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或者姑且稱之為新的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進行深刻的討論﹐期待形成共識。 前述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White Paper（IFWP）在世界各地針對白皮書內容召開會議進行討論的作法，在Internet Society一九九八年七月底所舉辦的INET’98年會上，達到高潮。在該次會議上，各國代表針對美國當年六月間所發佈的白皮書，相當聚焦地進行討論，針對預期中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由於尚未找到適當的稱呼，所以與會成員姑且稱之為new IANA，即新的IANA），討論過程十分激烈[66]，至於討論的焦點，則是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目前的以美國為主導中心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顯然過於以美國的網路人口在目前網路世界人口組成中所佔據的比例作為依據，設計未來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是否應該以未來網路世界使用者的類型與可能的使用人口成長方向，作為設計方面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拋棄以美國為中心的模式？ 2. 此一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組成過程與成員，應該如何設計，方能充分反映適當的代表性（adequate representation），並且達到保護網路使用者普遍近用網際網路（the protection of universal accessibility）的目標？ 3. 既然網路世界早已因為商業勢力的進入，使得原本的設計創造者不再擁有或主宰網路，如何才能設計出一個能夠彰顯這些商業利益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在彰顯這些商業利益的同時，國際層面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以及國內層面的政府措施，應該如何設計，方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或者，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有無可能透過市場機能的運作，同樣達到公共利益的目標，根本無須訴諸一個集權式（centralized）的機制？到底，美國白宮首席科技顧問Ira Magaziner所謂的未來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應該由受影響最深的私領域（private sector）主導，不應該以集權式的控制為主要模式，所指是否便是訴諸市場機能，而此一將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交由私領域主導的極端分權（decentralized）模式，與網路世界過去將技術事項交給少數幾個組織處理的權力集中模式相較之下，其實有相當大的差異，究竟是否可行？ 4. 如果以某種國際組織作為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雛形的共識逐漸形成，到底應該由哪種國際組織主導？究竟是應該將此一任務賦予向來在國際通訊傳播事務方面居於領導地位的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還是應該讓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主導此一涉及相當程度智慧財產權事項的議題？甚至，是否應該另起爐灶，以全新的國際組織作為網路統轄管理機制？此一國際組織之人員組成與運作，應該如何設計，方能一方面保持其獨立性，另一方面又能在國際上永續發展（internationally sustainable），並且隨時針對網路世界重要的統轄管理議題做出適當回應？ 5. 建構網路世界新的統轄管理機制此一過程，可以類比成新興憲政體制草擬憲法的過程，在此一制定網路世界憲法的過程中，如何才能釐清應該寫入憲法中的基本原則，如何才能確保統轄管理者善盡責任，如何讓統轄管理機制盡量保持其客觀性？ 6. 有關此一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討論，最終所要達成者即為網路世界的共識，這也是美國目前有關此一統轄管理機制之形成過程，必須在共識形成之後才算達成的主張，但是，此一共識究竟有無可能在短期內順利達成？如果無法順利透過私領域勢力的運作達成，向來對於網路世界虎視眈眈的各國政府，將會採取何種控制措施取而代之，網路世界又該如何回應？ 就Internet Society年會結束之前針對DNS所進行的討論與辯論看來，雖然仍然眾說紛紜，但是似乎至少有幾點共識已經形成[67]： 1. 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應該從美國政府控制主導的現狀，轉移成由具有獨立性的國際組織統籌。 2. 此一將統籌網路世界DNS等行政技術事務的國際組織，應該由網路世界中具有相當獨立性與公正性的個人組成，而不應該由代表特殊利益的團體組成，以免受到不當政治或經濟利益的操縱。換言之，在美國白皮書所提出的十五人董事會構想中，其在網路世界所累積的聲望應該是主要的考量因素，而代表各種特定利益的團體，則非此一國際組織的重點。然而，這些代表網路世界各種特定利益的團體，則仍然應該充分參與各種例行性或非例行性之國際會議，討論有關domain names的統轄管理﹑網路通訊協定之研究發展﹑以及IP Addresses之分配等事宜，至於任何相關會議所作成的決定，最終則應該提交上述十五人董事會認可方屬通過。 上述這兩個主要結論，基本上與美國在白皮書中所提出的構想有相當大的差異。首先，美國白皮書除了希望此一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結構，能夠反映網路世界的功能多性，以及網路使用者在地理疆域方面的多元性，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夠透過私領域的協調，建立此一管轄管理機制，就此而言，歐洲方面的態度與美國白皮書顯然仍有差距。 其次，到底此一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應該朝何種屬性的機制設計，亦即在辦理網址登記方面，到底應該是純粹非營利性質的組織，還是應該是一個仍然具有營利性質的中央集權式登記機構，則是美國與歐洲國家兩方面僵持多時的問題。同時，此一統轄管理機制的財政問題，究竟是應該透過以會員制為基礎的會費收入方式解決，還是應該以網域名稱的註冊費收入為主，與此一統轄管理機制是否為營利性質亦有關係，直至今日仍然是未能真正解決的問題。至於此一統轄管理機制是否應該設在美國，根據Don Heath的觀察，在地理疆界泯除的網路世界裡，將來或許逐漸不成問題[68]。最為重要而且未有任何基本共識形成的問題，在於到底在這個所謂新的IANA中，應該包括哪些成員？ （四）亞太國家之處境和回應 在這場美國與歐洲國家對峙的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世紀末爭執中，亞太國家的處境與截至目前為止的因應措施，其尷尬程度可以說是僅次於網際網路尚不發達的拉丁美洲與非洲地區。亞太地區各國的網路發展速度與程度不一﹐加上社會文化背景特殊的關係﹐在發展以分權化與資訊自由流通為特色的網路時﹐往往出現國內網路政策與國際網路趨勢之發展方向哲學不同或者步調不一的窘狀﹐其中尤以內容規範的問題﹐最受西方國家注目與責難。不過﹐在網路資源分配方面﹐基本上則是依循國際網路現狀﹐透過固定組織進行運作與分配。職是之故﹐國際社群如何針對網路統轄管理機制重整﹐亞太國家不但應該密切監督﹐更應積極發出聲音﹐一方面彰顯亞太國家近年來網路方面的驚人發展速度與潛力﹐另一方面也才能在此一複雜的國際政治角力遊戲中保住應有的局面和未來發展可能性。但是，可惜的是，截至目前為止，亞太國家對於ICANN此一顯然深以歐美國際社群傳統遊戲規則為基礎的組織之各種快速發展與運作細節，除了觀察與追蹤之外，一年來似乎顯得有心無力。 （五）小結 從domain name這個有關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爭議中，我們可以明顯觀察到原來僅限於學術研究用途的網路世界，已經因為大量商業活動的介入與經濟利益的出現，引起各國政府的極端重視，讓此一重整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過程，充滿利益各殊﹑哲學各異的國與國之間﹑洲與洲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等國際政治力量互相角力的合縱連橫意味，無論喜歡網路世界此一發展與否，我們似乎都必須承認這已經儼然是目前的網路世界邁向健全成功發展方向的必然副產品，使得我們在討論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時，必須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現實世界的國際政治角力過程和國際政策形成過程方面。尤其就目前DNS的討論來看﹐顯然是每個國家與團體都想要插手﹐而不相信其他國家或團體能夠完全克盡其職﹐其辯論過程中也因而顯露出人性彼此間的不信任與敵意﹐此種不信任與敵意現象似乎是國際網路社群形成共識的過程中同樣必須努力克服的。 當美國表面上宣稱要逐漸退出控制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角色，而歐洲國家基本上也逐漸贊同以所謂私領域的自我規範機制（private sector self-regulatory body）來處理DNS此一問題﹐並且願意與美國進一步討論此一機制的細部問題﹐甚至DNS市場競爭化之後所涉及的租稅問題時[69]﹐我們更應該思索網路世界的資源管理與分配機制與過程，是不是應該朝公共管理與分配的方向去發展，而此一公共管理與分配的目標，又該如何達成。僅僅靠過去網路世界常見的所謂分權化的工作小組，是不是足以達成此一預想中的規範目的？國際組織的模式﹐有何問題？以及自我規範機制又意味哪些長遠的規範意義？ 無論上述白宮此一白皮書之內容與立場是否全然值得贊同﹐不可否認的是其至少為國際間有關網路世界統轄管理機制的討論，跨出一步﹐而觀察過分析過截至目前為止的相關辯論之後﹐我們也應該了解到：所謂網路世界的統轄管理機制，我們或許不能全然沿襲現實世界的傳統統轄管理觀念，而是必須以傾向於強調合作（cooperation）與協調（coordination）的觀念，來理解此一趨勢。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本文以下所討論的ICANN正式成立已過一年的今天，其究竟如何讓網路世界的參與者，能夠恰如其分地在此一統轄管理機制中獲得代表權與發言權，不受任何特定利益團體的俘虜，其與現有的各個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關係和權責，應該如何整合與區分，可能更值得關切。 四、檢視目前網路統轄管理機制的國際發展趨勢：以ICANN為中心 如前所述，對網路統籌管理機制的正當性提出挑戰，因為美國政府與NSI公司的五年合約到期而真正激烈化，究其實際，全球各種政治、商業與社會團體無不因而紛紛期望此一合約到期之後，全球網路可以基於現在潛力無窮的「網路虛擬空間」，發展出更能契合人類實體社會的一般性規範，或者更能符合現實世界的商業利益需求，以滿足各種基於國家、民族、文化與社會利益出發的期望，甚至，國際網路界隱而不言的共識之一，乃是認為IANA一旦轉型，就可以解決網路界一切的爭議與困擾，職是之故，各種政治團體（例如歐盟和澳洲等國家）、網路相關之商業組織（例如各式電子商務廠商、網路服務業、電腦廠商等）以及法律界人士無不嘗試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表達意見，並要求此一與網路未來息息相關的ICANN籌備小組，應該廣為接納其對IANA轉型的各種意見。在美國白宮網路白皮書的宣示後，與NSI合約期滿前的短短三個月內，陸續地在歐、美、亞以及拉丁美洲召開了數次的「國際網路白皮書論壇」（IFWP）會議，同時，在各種相關網站與電子郵件中，也出現相當熱烈的討論，似乎嘗試以所謂的「網路民主」方式進行網路統籌管理機制的擘畫。雖然此種「網路民主」是否爭正經得起現實社會的利益糾隔，或者國際政治利害關係的角力，尚在未定之天；由於跨越國界、種族與文化的民主運作在人類歷史中的經驗幾乎絕無僅有，此種網路民主是否仍能像過去在網路世界利益衝突極為有限的前提下所運作者般生存，更是難以斷言。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上述爭議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解決，美國商業部的確已經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通知IANA，準備將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轉由ICANN執行，並在十一月七日正式宣佈ICANN開始運作。ICANN首先要面對的挑戰，是網路到底是「公共財」還是某個國家或社會的資產的問題。以目前的網路新組織的發展而言，似乎此一實質問題並未獲得解答。尤其是美國商業部通過允許ICANN來運作網路管理機制此一作法，似乎隱含著美國政府仍認為網路統籌管理機制是美國政府的資產，即使國際間仍有許多批評與不滿出現，但在ICANN正式運作後，似乎在某種程度下，同意既成現實的發展，至於未來如何發展，則可能視商業競爭與國際政治角力的協調。 ICANN董事會的形成方式在快速商業化與政治化的網路發展脈絡中，受到極大的挑戰。雖然該董事會其聲稱挑選原則是「沒有特殊爭議」，但是「沒有清楚與合理的選舉辦法」也是事實，從名單的宣佈到全球各地的反應顯然不認同如此的處理，尤其未來的ICANN勢必要有更為完整而且公開化的機制來取得共識，否則爭議將不會平息。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的公開董事會議中，董事會中的美國代表George Conrades說明未來的組織規章將明白訂定「同一地理區域組織在董事會的成員不得超過一半」以及「不可有超過二名以上的執行董事」等規範。 由於網路具有公共財性質，所以董事會會議是否應該保持以「公開」方式進行，乃成為爭執重點之一。目前董事成員的意見顯然傾向於「不公開」，董事會中的澳洲代表Gregory Crew認為ICANN性質上是公司，不是政府，因此，董事會會議應以「不公開」的方式進行決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擾，董事會的荷蘭代表也表示董事會議就算是政府機構，政府的內閣會議也不可能公開。至於目前董事會主席Esther Dyson認為目前董事會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如何確立「會員」（membership）機制，而澳洲和荷蘭代表也認為ICANN董事會應盡快建立各種諮詢委員會聽取更多的建言。 雖然ICANN董事會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快速形成，但是其過程顯然無法讓全球網路界人士與組織全然滿意。導致其首次在美國麻州劍橋哈佛大學法學院舉行的董事會議，無論是在現實世界或網路世界均招致不少怨聲。其中最具爭議的議題和挑戰，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一）ICANN的挑戰 1. 國際網路界如何確立ICANN組織的運作能夠保持中立，而且不致於被特定組織與團體所左右？ 2. ICANN董事會的產生，應該透過合理且具有共識的程序完成，而且不可以被某一國家或民族所壟斷； 3. 在ICANN取得美國商業部同意運作的議定書當中，有關地區國碼以及網域名稱兩者，與「國家主權」的關係仍有爭議可言； 4. ICANN本身仍傾向於屬於非營利性質的公司，網路資源本身乃屬於是「公共財」，必須有極為堅強的理由為何可以被任意委託由國際組織來運作； 5. 未來ICANN會員的資格與權利如何明確訂定之，尚未釐清； 6. ICANN在可能產生爭議的法律問題處理原則（例如網域名稱與商標法）。 7. 在Domain Name Registration方面， 應該如何趨於競爭化。在地區國碼的部分，RFC1591的精神和確保現有網路系統與原有網域組織的運作兩者之間，應該如何取得平衡。 至於ICANN發展至今的組織架構，以及其與DNSO其他重要相關組織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下列簡圖來說明： ICANN SecretariantDay-to-day administrative tasksPresident servers on BoD ICANN19-member Board of Directors (BoD)Headquarters: Marina del Rey, Cal.Expected annual budget: $5.9 millionU.S. government transitoryPeriod of oversight end September 2000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Represented by national governments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NS Root Server SystemAdvisory CommitteeRepresented by root server administrators Other ad hoc advisory committee•Advisory Committee on Membership•Advisory Committee on Independent Review DNSO Domain NamesSupporting Organization(3 reps to BoD)Members include7 initial Constituency Groups ASOAddress SupportingOrganization(3 reps to BoD)Members includeARIN, RIPE NCC, APNIC PSOProtocol SupportingOrganization(3 reps to BoD)Members includeIETF “At-Large” Members(3 reps to BoD)Elected fromGeneral membership Keyword: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Non-profit corporation that act as the Internet’s central coordinating body, formerly the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www.icann.org)ARIN: 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 Allocates IP addresses for the Americas; based in Virginia (www.arin.net).RIPE NCC: Research Internet Protocol Europeans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er. Allocates IP addresses in Europe,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based in Amsterdam (www.ripe.net).APNIC: Asia-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Allocates IP addresses regionally; based in Milton, Australia (www.apnic.net)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Oversees Internet standards (www.left.org).DNSO’s Initial constituency groups: ccTLD registries;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entities; gTLD registries; ISPs and connectivity providers; Non-commercial domain name holder; Registrars; Trademark, intellectual property , anti-counterfeiting interests （二）ICANN的一九九九年 ICANN董事會從一九九八年底開始，透過網際網路或者在全世界各地召開公開會議的方式進行整合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國際性對話，經過一年多的的努力，分別在一九九九年三月的新加坡、五月的的德國柏林、八月的智利聖地牙哥、十一月的洛杉磯召開包括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Membership Advisory Committee、DNSO General Assembly、PSO meetings、ASO meetings、和ICANN open meetings等等會議。從其實際發展來觀察，一九九九年一年來ICANN董事會在董事尚未完全選出、組織成員尚未完全確定的備受爭議情況下，卻作成了許多攸關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重要政策決定，值得觀察與分析： 1. DNSO Constituency的成立與運作 在一九九九年整年當中花費最多時間進行辯論的事項之一，便是DNSO的組織和運作問題。ICANN董事會在會中多次討論準備組織和形成DNSO Constituency的團體所提出的申請計畫書，在一九九九年一年當中，根據ICANN之組織章程Article VI-B之規定，獲得ICANN承認並開始運作的Constituencies，包括ccTLD registries constituency、commercial and business entities constituency、gTLD registries constituency、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nstituency、ISPs and connectivity providers constituency、registrars constituency以及non-commercial constituency等。從ICANN組織章程所設定的組織架構關係來看，ICANN對於各個constituency所提出的成立與運作計畫有決定可否之權力，而目前隸屬DNSO之下的各個constituency所選出之代表組成的Name Council，已經選出三名代表，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間和PSO與ASO各自選出的三位代表，成為ICANN的九名新任董事[70]。 平心而論，DNSO一直是ICANN被批評為其受到商業利益包圍的主要來源之一，例如ICANN董事會在一九九九年五月柏林會議時認為在non-commercial domain name holders Constituency未能提出內容詳細與適當程度足以讓ICANN董事會確認之申請計畫，而導致其正式成立的腳步有所遲延，便是一個典型的實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ICANN董事會雖然一再確認地理多元性（geographical diversity）是ICANN此一國際組織應該立即貫徹的重要條件，但是同時卻同意在一定的條件滿足之下，放棄組織章程Article VI-B的Section 3(c)所規定的Names Council地理多元性條件。不過，此一暫時放棄地理多元性的例外條件，只在DNSO的constituency初次成立時期內生效，不得重複使用。 2. 網域名稱與商標權間可能發生的衝突：ICANN對WIPO報告建議事項的處理 就歷史背景而言，在美國政府所發佈的白皮書中，要求WIPO擔負針對網域名稱所引起的商標權爭議，提供建議的角色。經過長達將近時十個月的研究、諮詢與徵求評論程序之後，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WIPO向ICANN董事會提交一份號稱許多經過廣泛諮商程序所得出的建議之書面報告。同時，由於目前經過ICANN認可的registrar，亦即testbed registrars，已經準備針對網域名稱註冊服務引進競爭機制，因此有立即實施網域名稱紛爭解決政策的需求。然而，ICANN對於WIPO針對網域名稱與商標權兩者間可能產生之衝突的處理原則所提出之報告，採取相當正面的態度，也是其受到批評的另一個原因。WIPO所提出的報告達數百頁之多，無法一一詳述，簡言之，除了有關著名商標的認定有所保留之外，ICANN董事會針對WIPO報告所作成的決議，基本上乃是採取相當友善的立場，例如，ICANN董事會認為WIPO報告中有關registrars應該如何盡責履行其職務的建議，以及有關糾紛解決機制的建議，與ICANN董事會先前所採取的註冊機關認證政策中所提出之聲明內容，立場十分接近。職是之故，ICANN董事會針對WIPO建議之關於.com、.net、和.org等TLDs的registrar應該採取統一紛爭解決政策之原則，決議採納。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這些建議已經逐漸具體落實為ICANN所擬定之「統一紛爭解決政策」（Uniform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的內容[71]。 ICANN對於WIPO的建議幾乎照單全收的結果，對於未來網域名稱註冊的生態變化，包括接受註冊者與註冊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註冊市場是否真能趨於競爭化，甚至個人註冊者是否遭到驅逐，使得商業利益壟斷網域名稱市場等問題，勢將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值得持續觀察。 3. ICANN會員結構的未來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的柏林會議中，會員資格諮詢委員會（membership advisory committee）向ICANN董事會提交其針對ICANN一般會員資格（at-large membership）所作的建議原則。經過為期半年的接受評論意見和幕僚研究，ICANN正式確立其至少必須獲得全球五千個一般性會員加入，並且從一般會員中選出其他九名董事後，方能正式運作的立場。換言之，ICANN藉此表達出其想要建立具有地理多元性特色的個人會員系統，進而使得董事會更加符合地理多元性要求的意願。不過，ICANN顯然也十分明白的是，由於ICANN所進行者乃是監督網際網路此一重要的全球性資源，在此一特殊的情形下想要形成一個具有全球性共識且個人成員又具有地理多元性特色的國際組織，必然會招致相當程度的行政複雜性，並且必然涉及昂貴的費用，特別是關於ICANN的預算方面，更是如此。職是之故，在ICANN董事會確認其實施會員選舉程序的構想，以便能夠達成支援以負責網際網路運作穩定度為主要責任的ICANN的目標的同時，ICANN董事會除了認為實施一般會員資格和選舉程序的費用，應該由未來的會員負擔之外，甚至也向外尋求財務支援[72]，以便順利進行向全球網路使用者宣傳此一以一般性會員為核心的國際性網路組織的理念，儘早根據已經擬定的政策實施該選舉程序。 4. 爭議較低的Protocol Supporting Organization和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有關Protocol Supporting Organization（PSO）和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ASO）兩者的成立與運作，由於原本即設定以技術為導向，所以雖然成立時間與DNSO相較之下甚遲，但是卻相當順利。簡言之，PSO和ASO的順利成立與運作，似乎顯示網際網路傳統上所具備的開放性、國際性、自願性，仍然在PSO和ASO此類以網路技術標準和技術專業發展為重的社群中，延續下來，並且已經願意針對ICANN此一國際組織的出現，賦予具有共識性質的支持。 5. 爭議不斷的政府諮詢委員會（GAC） GAC與ICANN雖然不具有隸屬關係，其意見對於ICANN亦無任何強制拘束力，但是，由於自始至今均以不對外開放之方式舉行會議，並且拒絕不具有政府身分的ccTLDs參加會議，所以，與會成員代表包括數十個國家級政府、多國政府組織和條約性組織的GAC，一直是ICANN系列會議中備受責難的焦點之一。 究諸實際，GAC目前已經制定其運作原則，亦即組織條例，GAC亦指出其將繼續致力於實施有效率之程序，以支援ICANN之運作。甚至，GAC也要求ICANN修正其組織章程，以確保該章程中有關GAC會員資格定義，和GAC運作原則所採取之會員資格定義相符。再者，GAC針對許多實質議題，進行討論，其中包括全球網際網路社群間的網路使用便利性，ccTLDs的管理，及WIPO所提出的網際網域名稱爭議處理建議案。GAC在會議中針對上述議題與其他重要的網際網路政策議題，進行正面且具有建設性的討論，並且進而向ICANN董事會提出各種建議。例如，在有關WIPO所提出之網路網域名稱爭議的最後報告內容方面，GAC即表達其贊同WIPO針對網域名稱和位址的管理所提出之基本原則的立場，其中包括所謂最適當的網域名稱慣例、非爭訟性的爭議解決方式、濫用網域註冊名稱的處理、以及解決網域名稱所有人與智慧財產權人間衝突的基本原則等。此外，GAC並且指出：就目前情況而言，WIPO報告所建議的商標權政策和爭議處理政策，可以適用於gTLD’s，其範圍應包括現有和未來的registries與registras。在肯認WIPO報告所提出的DNS資料註冊的透明性和可信賴性原則的立場下，GAC並且要求ICANN在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或其他標準的要求條件下，建立適當的系統，以便於接近使用網域名稱註冊資料。 再者，有關不附屬於領主國之領域以及獨立領域所涉及之ccTLDs管理事項，根據GAC在一九九九年五月柏林會議中所做成之決議，乃是認為：在某一ccTLDs的代表並未獲得相關社群支持的情況下，在符合ISO 3166的內容，以及符合有關公共管理權力或政府之前提下，ICANN在經過請求後，可以行使其權力，盡其最快速度重新指派代表。更重要的是，針對GAC要求董事會修改ICANN組織章程，以便能夠與GAC運作原則所規定的會員資格標準互相一致的問題，ICANN董事會決議就其組織章程Article VII，Section 3（a）部份進行修正，亦即以下列文句確認某些具有爭議的政府代表的與會資格：「GAC之會員原則資格應向所有國家級政府開放之。在GAC董事長透過其董事長邀請，或者ICANN董事會的邀請之下，會員資格也應向在國際社會中被承認的獨立經濟實體、多國性政府組織和條約性組織開放之。GAC會員應指定一合格代表參與GAC之委員會。GAC會員之合格代表應在該會員之政府單位中擔任正式職位。所謂政府單位之正式職位，包含經由選舉取得之政府公職，或者經由政府、公共部門、多國性政府組織或條約性政府組織所聘雇者，而其在政府、公共部門或組織中的主要職務，係發展或影響政府性或公共決策者。」在經過上述立場澄清與章程修改後，表面上似乎讓人認為日後參與GAC會議的會員資格已經底定，足以杜絕爭議，但是究諸最近半年的實際發展，亦即GAC所採取的諸多保守立場所遭受到的日趨嚴厲的批評，似乎並非如此，甚至，目前GAC針對某些特定議題達成一致性協議的困難程度，也越來越高。換言之，此一現象除了凸顯在主權利益的考慮下，各國針對網路議題達成共識的困難度之外，各國政府在ICANN未來形成國際網路政策和規範方面，究竟將發揮多高的實質影響力，GAC應該是最關鍵性的指標。 （三）商業利益包圍下的ICANN？：組織與權力正當性的質疑與解套可能性 ICANN過去一年來所遭致的批評，除了上述未能盡如人意的程序和實質問題之外，對於網域名稱與商標權衝突如何解決的態度，也成了許多人批評其被商業利益包圍與俘虜的主要理由。究諸實際，有關ICANN受制於商業利益的指責，不僅限於其所宣示的網域名稱和商標權衝突處理原則而已，而是包括更多直指其正當性和自我角色認知的質疑，深思之下，這些質疑也的確值得討論。 以網路世界的架構原則觀點切入，網域名稱的性質，其實十分有趣：網域名稱的主要意義在於「虛擬身分」，其既可被類比為電話號碼的性質[73]，也可被類比為領域標誌，又可能兼具類似商標的意義[74]。就領域標誌的意義來說，其僅具「地點標示」作用，但是由於網域名稱往往是從事電子商務的重要工具，因而紛爭不斷。截至目前為止，最常見的網域名稱糾紛解決方式乃是訴諸商標法[75]。由於商標法具有濃厚的國界性質，所以過去跨國公司必須花費大量成本在世界各國登錄商標的事例司空見慣[76]。目前此一現象因為網路的出現，以及網域名稱成為電子商務重要的橋樑作用，而更形複雜[77]：究竟，當一般公司想要在網路上從事電子商務時，究竟應該如何在此一虛擬空間裡確保其商標不被冒用的危險？當糾紛出現時，又該如何平衡處理？ 如前所述，被賦予研究解決網域名稱與商標權爭議處理原則的WIPO，在歷經將近十個月的研究與諮詢過程之後，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針對網域名稱與地址管理相關之智慧財產權議題，提出的最終報告（簡稱WIPO報告書）[78]，是最近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重整的過程中，相當受到重視的里程碑之一，此一報告書所建議之多數原則，亦受到ICANN的肯認與採納，但卻引發許多人批評ICANN受制於商業利益甚深的結果。其中尤以偏袒商業利益，枉顧一般網路使用者對於網域名稱的善意需求，漠視網路使用者透過網域名稱的申請行使其正當的言論自由權利，以及對於個人的資訊隱私權保護不周等問題，最受詬病。 從商業利益的角度來看ICANN目前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發現Domain Name（DN）的問題，是ICANN嘗試整合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的過程中爭議最大的問題焦點之一。一九九九年ICANN所認可的幾個constituency groups，每一constituency group將有三名代表組成Name Council，其功能則是在於監督DNSO的活動，以及提出建議案，供ICANN董事會考慮與作成決議。究其實際，ICANN此一由constituency groups代表組成的架構設計，主要目的在於平衡兩種團體的利益，一為對商標權的有無具有相當強烈商業利益團體，事實上也就是不願意新的top-level domains （TLDs）出現，而是希望建立一種由上而下式的過程主導網際網路未來的團體，另一則為不具有強大遊說力量的團體，例如想要出售DN牟利的小型DN registrars、負責ccTLD運作的組織（例如愛爾蘭的.ie）、以及因為學術需求而組成的非商業性團體，但是卻擔心他們的利益因為無法在這個網際網路公共資源整合的過程中充分被代表者。然而，兩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先天上便充滿困難，而從ICANN最近一年來的發展來看，顯然商業利益的聲音遠高過於非商業利益。換言之，無論未來上述利益協調平衡的結果如何，目前整個constituency制度事實上已經遭受到對於遊說力量較弱的團體（包括各種非商業性組織與小型商業經營利益）之代表性無法與大型企業利益的代表性相抗衡者的高度質疑。舉例而言，在所有的constituencies當中，唯一以非商業導向的DN擁有者所組成的constituency，即受到相當程度的漠視。 除此之外，ICANN抱持相當支持態度的WIPO建議，也受到不少法學家的批評。主要的批評重點，不外乎WIPO在提出處理商標權與網域名稱相關爭議建議的過程與建議內容方面，其實都已經顯現出過度保護遊說力量強勢的商標權團體利益的傾向，這種作法不但超越原先美國商務部要求其處理商標權與網域名稱相關爭議的範圍，長遠來說也可能是一種偏頗的模式，對於網際網路的發展而言不見得具有正面意義，因而事實上有不少學術界人士提出呼籲要求ICANN應該將考慮或採納WIPO建議的時機予以延後，讓DNSO有機會就WIPO提出的建議進行實質討論[79]。 再者，ICANN就開放.com、.net、.org等TLDs的進度問題，在一九九九年五月柏林會議中亦有所討論。在此之前已經有五家公司被遴選出來，作為開始與NSI進行整合和著手testbed registry system工作的基本成員，但是截至五月底為止並沒有任何一家開始運作，使得原本預定在六月開始引進全面競爭機制的計畫可能必須延宕下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為NSI強調就封閉性的界面而言，NSI應該有權利主張。但是自始至終都不開放此一界面，卻顯然是過去所造成的錯誤決策之一，也就是此一界面應該要開放才是。目前NSI、ICANN和美國商務部之間經過將近一年的談判與斡旋，雖然已經簽訂相關協議書，但是該協議書之內容，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洛杉磯會議中，卻又遭受諸如不應該在ICANN未選出全部董事之前簽訂、妥協性過高，以及賦予NSI過多市場優勢等來自新興市場競爭者的強烈批評。 ICANN重整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的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應該是IP numbers的問題。雖然網域名稱相關的爭議似乎使得其他領域的議題相形失色，但是，關於IP Numbers此一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真正核心如何管理運作，卻至少應該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議題。雖然目前ASO的運作尚稱平順，但是，從過去一年的發展趨勢看來，也並非全無爭議。在IP Numbers的管理方面，ASO列入考慮的，至少包括兩種模式。至於ASO本身，則會提名三位ICANN理事會的董事。目前提出的模式之一是由美國的Commercial Internet Exchange (CIX)、歐洲的European Internet Providers Association和拉丁美洲的eCom-LAC所主導。其主要訴求，則是希望ISP以及全世界各地負責分配addresses的地區性IP Numbers registry，能夠分享ASO的權力。但是也不乏批評此一稱為CIX proposal的模式，主要目的似乎不在於達成監督IP Numbers分配合理性的目的，而是著眼於如何在ICANN董事會中取得一個席次；換言之，CIX proposal的原始用意，原本在於透過確保只由registries組成的方式，將目前運作尚稱平穩的registry system完全制度化。但是顯然CIX認為ASO的問題不僅限於純粹的技術問題而已，還包括相當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亞洲、歐洲與美國的三個registries，同時也起草了一份ASO proposal送交ICANN董事會。其內容則在於賦予registries提名三位人選成為ICANN理事會主席的專屬權利，並且促使未來成立新的地區性registries的構想及早實現。目前上述兩種版本則出現折衷整合的結果。至於現有的registries，其目前的構想大致上是希望能夠改變其目前所遵循的內部作業程序，促使其政策性會議能夠更為公開，並且有更多成員加入，以達成廣泛參與的目標。此一方面究竟未來發展如何，值得觀察。 網際網路至今得以順利運作的主要原因，得力於通訊標準（Protocol Standards）的協調甚多，同樣地，目前ICANN所面對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如何與負責創造與維護網際網路技術標準的科技社群進行整合。Protocol Supporting Group（PSO）所扮演的角色，便是將技術專業經驗帶到ICANN董事會裡，以確保ICANN的政策決定事項不至於直接或間接造成任何網際網路運作不穩定的結果。 同樣地，PSO在ICANN董事會裡將保有三個席次，然而，有關PSO究竟應該採取何種結構方式組成，在技術專業社群裡卻顯然有相當大的歧見，包括目前設定網際網路通訊技術標準最為重要的組織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其傳統特色就在不願意插手政策事務，職是之故，IETF內部對於究竟PSO的結構應該如何，也有相當程度的爭議。有些科技專家認為IETF應該是組成PSO的唯一團體，然而另外一派的意見卻認為PSO應該盡量保持其彈性與開放性，開放給其他同樣創造網際網路技術標準的組織，例如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參與，不應該由單一團體所控制。 同時，如上所述，IETF內部也出現相當程度的緊張關係。其中一派的意見認為IETF應該積極主導PSO的成立，但是另外一派的意見則擔心困擾ASO的爭議會同樣出現在PSO，因而導致IETF無法繼續順利運作。為了協調與消弭IETF上述內部爭執，哈佛大學的Scott Bradner乃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向ICANN提出一份PSO草案，企圖折衷整合所有相關的利益。如果Bradner的草案被ICANN接受的話，未來PSO的組成方式，將是凡組成成員公開，並且其所制定的公開技術標準，為網際網路所共同遵循的技術標準組織（亦即類似IETF的特質者），均得加入。以此一模式看來，此一PSO草案其實乃是一折衷方案。 在ICANN的各種委員會（committees）部份，委員會與ICANN的關係基本上乃是屬於半自主的諮詢性質；然而，委員會與ICANN之間的諮詢合作關係是否運作良好，其實卻關係著未來網際網路政策決定事項的走向。如前所述，委員會之一的政府諮詢委員會（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GAC），目前正在進行處理的問題包括各國主權機構或政府對於ccTLDs的控制關係，以及某些商業運作原則是否應該適用於ccTLDs等等。其次，由負責目前十三個維繫全球domain names和IP numbers關係的root servers者所組成的DNS root server system Committee，目前討論與處理的問題則是增加或減少上述系統維護者所應該遵循的程序，並且制定運作原則和促使此一團體正式組織化，不過其目前進度顯然相當緩慢。 ICANN目前所面臨的另一個重大爭議，在於網際網路的國際化本質所引發的地區代表性問題，因而有相當顯著的呼聲，要求ICANN董事會必須明白保留一定比例的席次給地區代表，以合乎地理多元性（geographic diversity）的要求，並且確保ICANN成為真正具有正當性代表性的國際組織。但是同時也不乏認為此一模式一旦採行，將會製造更多國際政治方面的角力，而這些國際政治意義濃厚的角力，其實不應該出現在ICANN此一以統轄網際網路事務為宗旨的組織裡。同樣地，在ICANN過去至今的歷次公開會議當中，均有不少人提出究竟ICANN是否可能發展成為另一個聯合國類型的組織，而成為國際政治的典型角力場所。從長遠的眼光來看，我們固然不必過度擔憂，但是從各國政府部門逐漸介入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過程的趨勢來看，似乎也不能排除此一可能性。 總之，目前ICANN所面對的問題，其影響層面將極為廣泛，值得我們觀察與反省，進而調整台灣對國際網路事務所採取的回應與態度。其次，各種網路商業團體為了商業利益，在各國法院提出網域名稱與商標法衝突的問題，已經促使全球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出面協調處理，準備制定準則，其發展趨勢也同樣值得注意。當然，各國網路服務業（ISP）和電信事業單位為了如何合理化國際網路連線費率，積極在國際電信聯盟（ITU）中提議討論與研究處理方案，涉及龐大商機的電子商務在國際組織與聯盟中（例如如亞太經合會（APEC）、經濟合作與發展機構（OECD）、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等）一再地受到討論與爭議，同樣也是令人無從忽視的現象。或許，這些都意味著網路「烏托邦」式的規範模式已經受到嚴酷的挑戰，代之而起的，可能是以更多的國際政治、法律、社會、文化與教育因素滲入，因而應運而生的網路統轄管理機制重整過程，被稱為「網路制憲」似乎也就並不為過。我們固然應該關心在此一制憲的過程中，如何將「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合理的整合與妥協，但是，我們似乎更應該關心的在這一波國際網路界的變動下，台灣的網路界如何因應、自我定位、自我調整，以及進而面對挑戰與競爭？ 在台灣參與網際網路國際組織的策略方面，本文認為應該做相當程度的調整，方足以因應上述挑戰。首先，由於網際網路變化迅速，相關國際事務亦日趨繁雜沈重，但台灣若不積極參與，則又有無法緊跟國際趨勢之落伍疑慮，並且進而失卻網際網路方面的競爭力之虞。因此，如何充分整合台灣國內公部門與私領域的資源，參與這些網際網路國際組織所召開之定期與不定期會議，甚至積極參與其日常運作，應是值得慎重擘畫之方向。同時，在台灣目前也積極針對國內的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關，亦即台灣網路資源中心（TWNIC），進行組織重整的此刻，ICANN的經驗，以及其所受到的諸多批評，毋寧可以作為正面與負面的雙重參考，至於國內制度規劃之合理架構與相關細節應該呈現何種面貌，以盡量降低ICANN所遭遇到的上述組織和權力正當性質疑，則似乎可以作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五、我們將往何處去？：從批評與省思中展望ICANN的未來 回顧Internet governance的辯論發展至今最為激烈的兩年，ICANN的成形與運作至今的過程，恰好為我們思考人類社會中國際性公共資源的分配與管理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觀察對象。以作者過去一年來參與和ICANN有關的各項會議與活動的個人經驗而言，可以說是不時徘徊在理論與實際的十字路口，五味雜陳，相信這也是許多ICANN的觀察者和研究者的共同經驗。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有趣觀點是，許多實際參與ICANN形成和運作過程者，目前幾乎都有相同的基本信念：從一九九七年開始進行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和分配機制的討論至今，國際網路界已經投注的無以計數的資源，無論ICANN受到多少批評和挑戰，國際網路界幾乎已經走到無法承擔ICANN失敗，導致所有的辯論和制度設計重新回到原點的地步。若果如此，我們接下來必須回答的關鍵問題便是：到底我們應該遵循怎樣的道路前進，才能使ICANN真正具備成為成功的國際性網路資源統轄管理分配組織的條件？本文認為：達成這個目標的前提，至少應該包括讓網際網路的規則制定和政策形成，從科技或技術標準本位的模式順利過渡到多元模式；克服在網路界形成國際共識的困難；克服彼此關係密切的網路專業社群的抗拒心態；以及爭取組織鬆散的網路使用者認同等幾個要素。本文以下所述，即是本於以上這幾個觀察角度，針對ICANN目前的問題所作的討論。 ICANN的核心概念，其實是準備在將來透過一連串的與上述Supporting Organizations以及Root Server System的契約關係所組成的，期待透過這種類似委外辦理的關係（outsourcing relationships），達到ICANN成立時所抱持私領域主導的初衷。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契約關係使得ICANN對各個組織團體掌握一定程度的控制權力，ICANN與各個不同組織團體之間所訂定的契約關係究竟為何種形態，其實一方面考驗ICANN維持由下而上形成決策的組織形態的程度，也決定ICANN在未來的運作上是否能夠權責相符。 有人認為：ICANN此一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國際組織模式的形成，代表網際網路的國際組織運作方面，已經不再如過去一般凌亂鬆散，而是如同網際網路本身一般，朝非常有活力的方向發展。但是，究竟ICANN的出現，是否真能解決目前網際網路所面對的各種爭議問題，卻似乎仍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以一九九八年秋天ICANN成立至今，即普遍受到來自網際網路社群各方對其正當性提出質疑的情況來看，雖然ICANN透過GAC的成立，廣泛邀請世界各國政府以官方身份加入，對其正當性予以背書，但是似乎仍然難逃上述質疑之陰影。 其次，ICANN其實面臨一個先天本質上即存在的緊張關係：根據其組織章程之規定，ICANN乃是有權核准許多支援團體與組織的架構，此一模式，事實上與網際網路長久以來所遵循的決策模式似乎有相當大的差異：網際網路所遵循的決策模式，過去至今一直都是由下而上的，而ICANN似乎正是反其道而行，因而似乎也就必須承擔命定的正當性質疑風險。 同時，對於ICANN的最大挑戰之一，乃是ICANN目前肩負的責任，其實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任務，而且是一個必須在技術可行性與彈性、政治利益、以及商業利益之間進行整合工作的任務。在內容如此複雜的任務下，ICANN一旦在正當性方面出現疑問，而且無從自我解套時，那麼極可能便意味著其他力量，尤其是世界各國政府、美國國會或者其他國際組織，便會趁隙而入填補此一真空狀態。這也是ICANN急於建立一般性會員的架構之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監督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與運用的工作，過去其實絕大部份掌握在美國政府手中，而且真正的監督工作是由去年ICANN臨時董事會甫組成之際突然逝世的Jon Postel一人主導，所以目前的ICANN其實是一個史無先例的組織：一個準備監督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與運用的國際組織，但卻是超乎任何傳統政府角色所能夠控制之範圍的私人組織，如果ICANN的運作與組織出現失敗跡象，那麼整個網際網路的運作多少不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而整個網際網路社群也因而必須重新考慮從一九九六年以來所進行的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設計過程，是否適當，甚至必須重新履行此一程序，並且嘗試找出更能夠合乎網際網路運作本旨的整合方式。 除了各國政府之外，我們其實可以從歷次會議的進行過程中發現，ICANN已經取得不少跨國大企業諸如IBM以及MCI WorldCom的支持，甚至獲得某些公司的捐款。至於長期的運作資金來源，原先計畫以每一註冊網域名稱每年必須繳納一美元使用費（或稱使用稅）的收費為主要來源，最後雖在美國國會質疑下暫時作罷，但是卻從未放棄此一想法，甚至可能將收費對象擴及網路位址分配（IP number allocation）方面。 再者，目前ICANN所遭遇的主要批評，在於其組織和運作不但不夠透明，而且過於官僚化，同時對於非屬主流的另類意見不能真正廣為接納，提出諸如此類批評者，尤其是以小型網際網路事業經營者最為明顯。不過，在ICANN臨時董事會方面，顯然極力否認上述批評，而是另外指出ICANN所面臨的，是任何組織草創初期幾乎都會面臨的問題，亦即設法獲得適當且充裕的財務支援，並且使財務結構健全化；協助相關支援組織能夠盡快開始運作；並且決定和採納董事會的選舉機制等等。雖然ICANN所提出的上述工作任務目標都相當合理，但是事實上目前已經在ICANN以及相關組織整合過程中出現的不少內部權力鬥爭，不可否認地卻也同樣對ICANN的成功與否蒙上陰影，也使得ICANN的運作必須以更具有妥協彈性的方式為之。 平心而論，就Internet governance的觀點切入，僅就「誰應該對domain names具有支配控制權？」此一問題作法律技術層面的辯論，並無太高的政策意義，同樣地，我們似乎應該將ICANN的出現和相關辯論，視為Cyberspace的第一個立憲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從此一觀點來看，無論其當初預設的目標和功能如何崇高中立，ICANN目前所面對的正當性危機，幾乎是任何人類社會在建構其共同生活的基本遊戲規則時都會面臨的問題。而作為最能影響這些遊戲規則實質內容和適用結果的ICANN， 大家關切的重心自然落在其是否會受制於特定意識形態或利益考量，出現以不公平的方式給予任何特定團體或利益集團特殊待遇方面。就此而言，ICANN以非營利性質的法人組織形態出現，其董事會的正當性是否充分，其組成結構是否健全到足以為網路社群制定運作規則（亦即該組織之組織章程），並且視實際需要修改此一根本大法的內容，當然應該受到徹底的檢驗。例如，究竟ICANN組織章程中規定董事之組成必須滿足地理端元性的考量，是否即符合上述考量？ 從嚴格的憲法理論來看，地理代表性此一條件似乎不足以滿足網路社群對於ICANN的期待。如眾所周知者，針對權力濫用和腐敗可能性所設定的控制機制，除了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權之外，還必須有代議制度以外的管道，作為輔助控制機制，這就是權力分立和制衡制度的原始設計目的。換言之，作為未來全球獨一無二的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和分配機構的ICANN，具有極為強烈的網路政府雛形色彩，其董事會無論多麼具有代表性，在缺乏權力分力和制衡機制控制的情況下，似乎無從克服其令網路社群疑懼不安的先天障礙。這個問題，不因為ICANN形式上僅是在美國加州註冊成立的非營利性質法人組織而有所不同，正因為其扮演網路世界的公共資源守門人角色，有權力定義未來全球網路世界運作的基本輪廓，所以，我們更應該要求其不斷自我調整，以適當及公平的權力運作模式作為運作基礎。 其次，即使在地理代表性方面，ICANN目前的實際狀況，也令人不盡滿意。雖然ICANN在不同的場合一再強調ICANN乃是一個極力反映網路社群「共識」（consensus）的組織，但是，究竟ICANN所謂網路社群的共識所指為何，其實引發相當多的辯論，甚至不乏著名的美國網路法律學者語帶諷刺地以「共識並不是以大多數人投票就可以形成，更不是一小群人秘密討論集會而形成；共識不可能是因為上位者的命令而來，更不會在大多數人都反對的情形下形成」[80]由此多少反映出ICANN成立至今所作成的許多決策致命傷所在。舉例來說，ICANN對於WIPO建議的偏袒立場，或者先前希望每個domain name的持有者每天繳納1元費用的構想，以及採納WIPO建議制定全球統一的爭端解決政策，便是受到許多缺乏共識的嚴厲批評之典型實例。從上述現象來看，與其一再捍衛自己的決定乃是共識下之產物，ICANN未來最重要的任務，似乎應該是試著真正去了解網路社群的共識所在，進而作出和執行真正具有共識正當性的決定。為了達成此一目的，ICANN必須至少必須認識到的是，共識應該具有開放性語普遍性，不應該是封閉式團體的產物，在共識形成的每一步驟，必須完全透明化，讓任何有興趣的個人語團體皆可達到實質參與的目標，並且在作成決定前，有具有的證據佐證該決策的確具有極高的共識程度。就此而論，充分的資訊提供和充裕的時間，自然不可或缺。 再者，就實際的DNS重整工作而言，ICANN和NSI之間的關係應該受到更為嚴肅的檢驗。一年多來ICANN和NSI之間雖然意見相左，NSI的許多動作也備受爭議，但是，NSI長久以來所扮演的DN註冊市場獨占者角色，應該如何被解讀，以及其對未來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影響如何，即使在ICANN和NSI兩者之間簽訂協議之後，似乎仍然並未真正釐清。深究之下，ICANN和NSI之間的關係，似乎正如兩個獨佔者之間的角力一般，對網路社群的長遠利益，是否有正面的幫助，或者只是引發更多爭端，即使從兩者所簽訂的協議中，都難以確定[81]。尤其，雖然兩造同意Independent Review Panel可以審查ICANN董事會所作成的決策，但是截至目前為止，ICANN並未正式成立The Independent Review Panel，因此，究竟如何透過獨立且中立的機制，確保該協議受到必要的節制，同時未背叛網路社群的共識，其實令人深深懷疑[82]。而ICANN和NSI之間協議所凸顯的實質問題，充其量也不過是ICANN截至目前為止的許多決策都未受到類似檢驗此一現象的冰山一角而已，但是卻的確反映出ICANN組織中設置一具有強力審查和監督功能的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而非僅具有諮詢性質，有其迫切必要性[83]。 整體而言，ICANN運作至今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在於其所要處理的事務中，絕大部份已經超越「標準制定」的技術領域，導致許多浸淫在網路科技領域多時的專業社群，在面對ICANN各種會議和活動所引發的種種紛擾時，不斷質疑我們是否需要這種聯合國式的全球性網路政策組織。同時，也有不少聲音不斷出現，質問ICANN究竟要等到何時，以及透過何種方式，真正應該具影響力的ICANN全體選民，亦即全球網路使用者，才能決定他們需要一個具有何種面貌的全球性網路政策組織？以及到底應該由誰來決定哪些共識是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分配的基礎架構？面對這些難題，或許，我們可以嘗試回歸基本面，用憲政民主的根本原則來思考：如果我們充分認知到擁有「生殺大權」的權力中心，不但應該具有權力正當性，權力的行使也應該受到適當的限制，身為立憲菁英者固然有統籌各方意見甚或寫出憲法基本文件以供討論的重責大任，但是也無從規避共識要求這些基本理念的話，那麼，在憲法經驗的引導下，還有什麼理由可以浪費時間作無謂無益的辯論？ 六、結論 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問題，本質上即相當複雜棘手。尤其在網際網路快速全球化和商業化之後，負責或主導網際網路統轄管理機制者是否仍能堅守網際網路的規則形成與決策制定傳統，以及這些傳統是否有檢討的必要，在ICANN的形成與運作過程中，都成為關鍵議題。本文認為，雖然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網際網路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的分配與統理，不再是專屬於一群思考模式與行事風格相近的科技界人士，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科技界人士透過過去至今的諸多努力與協調，為這個虛擬世界所累積起來的網路傳統特色，包括規則與決策的公開透明化、由下而上的共識決模式、互相信任協調以鞏固權力正當性等，卻相當值得珍惜，本文也相信這些網路傳統精神如何適當地翻譯轉換到目前商業化程度極高的網際網路世界，是決定ICANN是否能夠真正成功的關鍵性因素。ICANN過去一年多來的經歷，固然展現出其維護這些傳統的努力，但是其受制於短期商業性考慮的現象，越來越加明顯，無論主其事者如何辯解撇清[84]，卻仍難脫嫌疑。以網際網路逐漸成為我們日常生活重要一環，以及網路公共資源分配的辯論日趨激烈的趨勢來看，ICANN未來勢將受到更多挑戰與檢驗，而也唯有讓ICANN受到更普遍、更徹底的檢驗，才能確保並提高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統轄管理與分配的合理程度。本文認為我們應該期待與監督的，是ICANN透過更多公開透明與多元化的管道，改善與解決其目前已經出現的程序正當性問題，以及在諸如商標權爭議或糾紛處理等實質議題處理原則的確立方面，所遭遇的質疑，亦即在網際網路習用的科技或技術標準主導模式，和網際網路進一步成長所不得不面對的其他新興國際政治、商業利益和區域性社會文化等因素兩者之間，取得適切的平衡點，然後，才有充分的前提討論網際網路公共資源的統轄管理與分配機制，是不是值得身為世界網路公民的我們信賴付託，而且可長可久。 --------------------------------------------------------------------------------* 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J.S.D., March 1997）；哈佛大學法學碩士（LL.M., June 1994）。現任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本文部份內容改寫自作者於一九九九年上半年受教育部電算中心委託進行「網際網路公共資源分配機制之政策與法律問題：國際趨勢的觀察和省思」之研究報告。此一持續性要求相當高的研究，目前雖仍處於草創階段，但其之所以能夠順利開始進行與逐漸成形，得力於該中心陳立祥主任、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德財所長、何建明研究員、中研院電算中心林誠謙主任與黃勝雄高級分析師、前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副主任（現任蕃薯藤資深副總經理）吳國維先生、電信總局和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等個人與單位之協助甚多，謹此致謝。文中所有觀察與論點，並未成熟，因此可能出現之錯誤，由本文作者自負其責，並待日後研究成果作進一步之補充與修正。 [1] See generally Katie Hafner & Mathew Lyons, 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 The Origin of the Interne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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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中印关系是真诚与互惠的。但印度独立以后，中印友好关系的表层之下潜伏着边界争端、民族归属等众多不利因素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推动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推动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吸引部分大学生选择回乡创业。那么，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呢？

人为什么要讲道德？所谓“应该”之事为什么应该？或者换个专门化的术语来说，道德的根源、基础何在？这是一切伦理学中最根本的问题。表面上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很迂腐，实际上却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领域给予了一定地关注和探讨，但是由于相关文献的缺佚和第一手资料的零散性导致了目前的研究明显不足，可以说该领域仍存在许多学术空白点。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贺萧（Gail B. Hershatter，美国加州大学三塔克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北大英语系韩敏中教授、社科院外文所盛宁教授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10月。

根据1930年代左翼作家叶紫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星火》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创造了收视率的高峰。一部193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2006年底，《星火》总编剧韩毓海先生就中国现代史和农民革命，叶紫的创作以及“三农”等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杨凯的访谈，以下是访谈主要内容。

张开济是建设部于１９９０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建筑大师，也是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的建筑大师之一。他主持设计了革命历史博士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四大馆，还有天安门观礼台等。张开济以天地为背景，以砖瓦、水泥、石头、土木为材料，完成了一件件宏伟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延续着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智慧，他的灵魂，乃至他的生命。面对已年近９０的张开济也许你不由会问，在这些建筑设计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呢？

目前，该地区统计的蒙古族信教民众总数约万人，相对于民国时期的信教人数三四千人多了近三倍，但是如果以当时该地区人口总数作为参照，我们发现当代信教民众在人口比例上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有所下降。

《盛京时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最初在字里行间及具体技术手段的运用上显现出为日本侵略行径进行辩解的意图；之后则逐渐加大对国民政府的丑化和批评，以及对国际舆论的片面性宣传。这种具有倾向性和选择性的报道，使该报失去了作为新闻媒介本应有的基本特征；而对国民政府应对无力的批评则契合了国人心态，由此形成强大的负面舆论影响，使《盛京时报》成为配合日本侵华活动有效的舆论宣传工具。

通过不断面对问题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各种抽象理念中蕴含的多样元素，根据新的情况、新的条件将得以重新组合、创新，生成对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更有利的制度形式。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自由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未来图景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