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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文化特稿。1991年陈东捷到1978年创刊的《十月》做编辑，至今已过20年，谈文学期刊的变化等

探讨元代前期统治者(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 ) 对道 教所采取政策。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认为，成吉思汗起，道教就受到尊崇，而忽必烈则把成吉思汗所奠定的崇道政策作了全面发展。从宗教政策方面，忽必烈堪称立了“一代之制”

1900年，波科依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首次使用了“电视”的英文名称television。1928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设在纽约附近的斯克内克塔迪的电视实验室，在发明家亚里克·山德森的领导下，试播了第一部情节剧《女王的信使》。随后，1930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声像俱备的多幕电视剧——皮兰·德娄的《花言巧语的人》，作为一种藉助电子化了的声像语言在电视荧屏上展演的艺术，电视剧在世界舞台上正式诞生。在中国，电视剧的播出，和电视事业的出现几乎同时。1958年6月15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试播期间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一口菜饼子》，由此电视剧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以后，到文革前将近8年的直播电视剧时期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哈尔滨、长春等地的电视台，共计播出了大约180余部电视剧。文革中，在全民族的文化浩劫中，刚刚起步的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惨遭灭顶之灾。10年里，只有3部用录相设备拍摄的黑白电视剧《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播出。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在社会变革的舞台上复兴。以1978年4月播出的《三家亲》为起点，到1984年为止，全国各电视台总共播出电视剧945集。随后，以1984年为转折，中国电视剧艺术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过前6年的蕴蓄，到1989年为止，全国总共生产了5932集的电视剧作品。1990年突破年产万集大关，生产了11156集电视剧。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公布的官方数字，1991年后，除1992年资料空缺，20世纪的最后9年里，总计产出7978部74716集。此后，2001年度851部13621集，2002年度751部12170集，2003年度619部10654集，2004年度886部20819集又合拍10部289集，2005年度945部20075集又合拍 527部9517集。经过2006年的调整，到2007年度，产量还有529部14670集之多。2008年则有502部14498集。这在全球电视剧行业实属独一无二。这些电视剧，是由各种制作单位生产制作出来的。而制作单位数，也是举世无双。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近日在浙江横店说，电视剧投资和创作空前繁荣，制作机构已从5年前的400多家，发展为现在的2700多家。50年里，中国电视剧之所以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一直都用作品把自己和时代、民族与国家的现实以及历史的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与时代形影相随，是一部形象的近5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史。这50年，可以划分为1958～1966年的直播时期、1966～1976年的荒原时期、1978～1984年的复苏时期、1984～1990年的发展时期、1990～1999年的干扰时期、2000年到目前的繁荣时期。直播时期的电视剧虽然带有那个年代的色彩，却也在《一口菜饼子》之后，用《江岸》《雷锋》《焦裕禄》《刘文学》等剧高唱了时代和英雄的赞歌，用《新的一代》《幸福岭相亲记》《战斗在顶天岭上》《合家欢》等剧讴歌了新时代新生活。文革前的国民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在这些剧目里有了生动的影像记载。文革结束后，在社会变革的大舞台上，中国电视剧复苏。在《三家亲》《窗口》《爸爸和妈妈谁好》《奔腾吧！小骏马》《教授和他的女儿》《痛苦与欢乐》等作品重新赢得了中国电视剧的新生之后，一批电视剧在劫后余生中进行了多方位的文化反思。《永不凋谢的红花》《蹉跎岁月》等反思历史，《新岸》《生命的故事》《卖大饼的姑娘》《家风》则在现实与历史故事中寻找人生的坐标，《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燃烧的心》等改革题材电视剧初露锋芒。这是那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以后，大量的电视剧作品全方位地描绘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活。可以说，但凡改革开放30年的种种情景都在电视剧里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再现和表现。比如，农村变革的生活是电视剧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题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乡里妹子》《花生阿狗》《雪野》《太阳从这里升起》《葛掌柜》为这种关注打下了良好基础，到1988年的《篱笆·女人和狗》，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连同随后推出的《辘辘·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部“农村三部曲”。它们描绘了关东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揭示了老少两代关东农民心灵发生深刻嬗变的生动情景，堪称改革开放中期中国农村的“村史”，中国农民的“心史”。 20世纪90年代以后直到眼前，又有一大批将镜头对准中国“三农”问题的作品。《神禾塬》《庄稼汉》《秦川牛》是又一部“农村三部曲”，它以关中为背景，展示的是中国的“三农”正从传统文化中蜕变出来。《党员二愣妈》和《村官》，则透露出了中国农村的政治改革悄然展开的信息。 又比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题材的电视剧也令人瞩目。从1980年的《乔厂长上任》、1982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1983年的《女记者的画外音》开始涉足这一题材，一路走来，这些年，电视剧作品对国企改革生活的描绘向着更广泛、更深入的程度发展。如果说，《新星》所代表的早一代的作品反映改革初期的生活，还主要着眼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峙，对峙的焦点只落笔于改革事件本身，而少有深入人物内心世界以至民族文化心理积淀，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这种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省委书记》。站在加入WTO以后面临空前的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的重要历史关头，两代省委书记贡开宸和马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其间，面对由于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生成的阻力乃至破坏性因素，这样的改革更加充满了悲壮的精神和激情。2008年CCTV—1黄金时间的年终大戏《十万人家》以转型期的浙商为话题，讲述了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一个以传统桑蚕丝绸为支柱产业的水乡古镇，在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生产要素短缺、环境承载有限、经济全球化挑战时，如何脱胎换骨的故事。同年播出的《父辈的旗帜》以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大工厂为背景讲述了三个劳模师兄弟家庭间的恩怨纠葛，反映了在推崇至高理想的年代里人们不同的生存价值。《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则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描述着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而观众从这个家庭的故事中认识了一个大时代。2008年的CCTV—1黄金时间开年大戏《闯关东》，创作者书写齐鲁儿女“闯关东”的艰难辛酸的历史，把朱开山的“家族史”和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史”融合在一起。通过描写朱开山家族的历史命运，形象地透视那30年间，由山东和东北地区具体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兴衰变革，观照围绕着“闯关东”这样的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事件所折射出来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让我们既看到了“社会史”的色彩斑斓，又看到了“家族史”的枯荣更迭。中国电视剧艺术在这50年里还有一个重大的成就，即电视艺术语言的极大丰富化。现代化必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心理，从而引起审美趣味、审美要求的改变。这种趣味和要求，已经大大不同于现代生产力和社会文化不太发展的条件，更不同于小生产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趣味和要求。这些年，我们的电视剧艺术越来越重视这种变化，也越来越多地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比如，在叙事语言上，我们不少的作品开始突破电视剧小荧屏制约而形成的以“中、近、特”镜头为主的格局，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了宏大叙事的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都有了远景、全景、大全景的大场面或宏伟场面的戏。无论是《三国演义》《太平天国》，还是《壮志凌云》《突出重围》《导弹旅长》，或者像《长征》《延安颂》，都有了这样的画面。不仅思想震撼力大，艺术感染力也强。像《长征》那样写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惨烈性，像《太平天国》那样写农民革命战场的失败的悲壮性，都能让人产生一种悲剧的激情。又比如，也是在叙事上，无论是《上海一家人》《世纪人生》《记忆之城》写民族资本的女企业家创业的历史，还是《澳门的故事》那样描绘澳门回归的历史，或者，像《一年又一年》和《全家福》那样叙述一个家庭、一个四合院生活变迁的历史，都注重把“家族史”和“社会史”融合在一起。通过描写一个家族的历史命运去形象地透视一个社会的兴衰变革，观照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具有“文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再比如，还是在叙事上，原有的从西方肥皂剧沿用而来的电视剧叙事节奏比较慢的模式，也开始被突破。适应剧情的需要，也适应观众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养成的观赏习惯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作品借鉴电影的叙事节奏，加快了作品里时空转换的节奏和镜头运动的内部节奏，推动了剧情的快速发展。还比如，在叙事语言上，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让长镜头回归到电视剧这种声画的视听艺术中来。频繁短切，传统的固定机位正反打镜头，显然不能满足越来越丰富的人物动作情节场景氛围铺陈的需要。50年前的中国电视剧，作品数量和种类很少，艺术家们人手缺少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没有摄录制作设备，就连直播所用的设备也原始、简单、笨重。50年后的今天，一切都有天壤之别。50年的风雨历程里，中国电视剧在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和特定社会情感主流的同时，已经千方百计地寻找合乎自身的艺术形式。和电影一样，诞生在西方的电视剧，最初是属于现代大众文化序列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来到中国以后，我们特定的国情和悠久的文化强力影响它，使它发生了异变，把它改造、提升为艺术的一种。尽管现在它还有一支在走商业运作的路，制作的是商业片，但是，如同电影一样，它还有另一支走艺术片的路。我们50年的电视剧发展历史，尤其是这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的电视剧还能作为一种艺术活跃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我们必须要表达抵抗——大江健三郎在2011年9月19日“反核大集会”上的演说

社会学家克劳德·S. 费希尔(Claude S. Fischer) 和迈克尔·豪特(Michael Hout) 的近作《差异的世纪》( Century of Difference) 追溯反省美国社会的世纪演变。虽然这本书基于大量的数据和细致的定量分析,但是许多结果都是用图形和语言直观地表达出来的;作者还精心选择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和背景资料来衬托、阐发书中统计报告的意义,因此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有很强的可读性。

艾略特书信集第三册，跨度为1926-1927年，他从1922年开始编辑的Criterion在这个时期因经费问题从季刊改为月刊，每期售出700-800本

法学院的毕业生去做“村官”，这是近两年里的新鲜事，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而喜少忧多。

　陆扬先生是北京大学梵巴利文专业1984级本科生，其后负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哈佛和堪萨斯大学。陆扬从梵巴利文专业转入史学专业，先后在中国、欧洲、美国接受教育，现在他在中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中仍常以梵文作为研究工具。近日，记者就一些梵文学术问题采访了陆扬。记者与陆扬的对话始于学术传承，从他对金克木和蒋忠新两位师长的回忆谈起。　北大梵文传统强调语言的文化特性　　记者：前几天拜访黄宝生先生，他给我看了金克木先生当年给他们授课时的梵文语法课本。这是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他整理后还作为“附录”收入了他的一本新书——《梵文文学读本》，以示“薪火相传”之意。金克木先生对你们1984级梵巴利文本科生有什么影响？您对给你们授课的蒋忠新先生有什么回忆吗？陆扬：印象中我们当时并没有采用金克木先生授课的小册子。但是金先生教授梵文的一些基本方式很明显影响了对我们的教授方式，因为当时直接担任授课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老师都深受金先生的影响，所以潜移默化也影响到我们，比如强调梵文的诵读和语言本身的文化特性。金先生对我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他的各种著作以及在北大时经常向他老先生求教而获得。这方面我将有专文回忆，这里就不再特别说明了。教授过我梵文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先生都是第一流的老师和纯粹的学者。有趣的是这两位老师都是上海人，据我所知郭先生出自旧上海富贵之门，却没有丝毫的世俗之气，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他们的方法都是循循善诱，让我体会到求学的温馨。隔了这么多年，我对他们的尊敬没有丝毫减退，这可以说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两位中当然蒋先生和我们的接触更多，可以说是我学习梵文和印度文化的真正的“亲教师”。蒋先生身体很不好是当时我们师生圈内都知道的事，但他不避寒暑，撑着来上课，而最了不起的是他只要一讲起课来，就神采飞扬，忘情于此中，感人极了。当时他虽然身体很不好，但我猜那段岁月对他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他有机会重返杏坛，我们这些学生虽然并不出色，但和我们年轻学子接触，还是会给他带来安慰。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在遭受多年磨难之后，他得以重新投身学术工作。他的两项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本梵文《法华经》的转写和梵文《摩奴法论》的翻译，都是在那段时期完成的。教学加上研究，他的毅力真是内在的。蒋先生对我非常关心，不仅是学业上的也是个人生活上的。他住在离北大很远的劲松地区。我常跑他家去向他讨教，每次都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放松和快乐。谈学问之余，蒋师母每次都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我，对于一个家不在北京的学生而言，这种照顾很令我感动。对我来说，最内疚和最遗憾的事就是出国之后，没能再和蒋先生见面。他的突然去世使这种遗憾无法弥补。我1987年秋去国之后，直到 2000年夏首度回国到北京，当时行程极为匆忙。到北京我即向师友们打听蒋先生的情况，得到的讯息是蒋先生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改善多了，气色也好了，这让我感到意外的欣慰。但正因为这一念，就没能及时安排时间去看望他。其实那些天住在北大，我也没有去拜访对我影响至深的金克木先生。这实在并非因为我不懂礼貌，而是对这两位影响我人生的先生，我内心有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不安，诚不足为外人道。可惜过后不久，两位先生都驾鹤西去了。　　梵文训练有助于进入另一古代文化核心记者：您在北大和维也纳大学接受的梵文训练，对您现在的研究工作中有何助益？陆扬：我目前的学术工作和古代印度中亚的宗教历史还时时发生关联，因此梵文训练能提供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但梵文训练本身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在接受这种训练的过程中我能多多少少进入了另一种重要古代文化的核心，找到一种能够终身受用的参照体，对日后的学术思路有不能低估的帮助，即便我直接的学术工作不再以梵文或印度古代文化为中心。而且由于北大、维也纳大学诸位先生的影响，也能使我倾向于从印度文化历史的内部来了解这种文化的特点，而不是满足于了解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梵文训练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对这种语言不再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同时对语言的掌握和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脉络也有比较客观的理解。　国际学术界梵文与印度学的关系更为宽广　　记者：您曾留学欧洲，现在任教北美，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国际上梵文教学和研究的现状，尤其是其与印度学之关系？陆扬：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梵文教学和研究并不等同于印度学的研究。在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梵文都是作为一种学术工具附着在印度学的框架之下的，或者作为比较语文学附着在语言学的框架之下。但并不等于说有印度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就一定强调梵文的教学和研究。我觉得，中国学界对梵文和印度学关系的理解比较狭隘且单一，与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认知上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与欧洲相比，美国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时间相对较短，在学术体系中占有的位置也比较边缘，但还是有其特色。传统上重要的中心，像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州立大学西雅图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中的梵文文献研究不只设在亚洲研究的系科里，也可以设在神学院或宗教学系里。欧洲梵文和印度学的中心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仅以我曾学习过的维也纳大学为例，这是一个自19世纪以来的印度学重镇，出过Wilheim Geiger这样的巴利文大家，Erich Frauwallner这样的印度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研究大师，以及Manfred Mayrhofer这样的印度伊朗语的语文学宗匠。我求学期间，维也纳大学的梵文文献研究其实分成三块，一是和佛教学西藏学结合，在Ernst Steinkellner教授领导下的藏学和佛教学研究所；一是和印度学结合，在Gerhard Oberhammer教授领导下的印度学研究所；还有一个就是在Mayrhofer影响下的印欧比较语文学研究所。　徐梵澄在现代学林是非常特别的人物　　记者：我有一个关于国内梵文流别的问题。以徐梵澄先生为例，在接触中我发现，有的人很敬服徐梵澄先生，而一些梵文学者对徐先生之学则颇有非议，记得您曾经在跋《徐梵澄文集》的文章中略提及中国印度学存在分野的观点，能否在这里略展开谈谈这方面的看法？陆扬：我对你提的问题的理解是梵文研究在中国有派别倾向之分，这的确是存在的，虽然我个人对这种派别的理解和其他学者未必相同。在有些相关问题上这一领域的专家更有发言权，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的意见仅供参考。我对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分野在回忆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文章里都会分别谈到。这里只就徐梵澄先生说几句。徐先生在现代学林中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在人文学方面的很多造诣不是同辈所能企及的。这是他的一项优势，比如他对中西古典的掌握就远远超过了季羡林先生，也比金克木先生有系统。他在这个基础上再转入梵学和印度思想研究，当然视野就会不同，领悟力也会很高。但徐先生又具有很强的艺术家和文人气质，有时不够冷静，而且他对思想的理解也有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意识在里头，这都会影响到他的学术见解。比如他对《奥义书》等的译注，就受到印度现代思想家阿罗频多的诠释的制约，有时类似于熊十力对唯识的解释。我也读过他英译本的《肇论》，发现译得很不精确，几乎不能采信。但徐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一样，都注重从文化内部去观察，而不仅仅是从外部做些观察或实验，这个态度我很欣赏。　梵文的神秘感来自公众对其不了解　　记者：梵文在中国作为一种非常小众的研究语种，但是在普通公众中有时却拥有可以带来很大声誉的神秘感，您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陆扬：在国际范围内，这种现象固然显得很特殊，但如果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学术生态来看就不太难理解。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依靠某种机遇。坦率地说，在长远的潜因方面，梵文的神秘感恰恰产生于公众对梵文和梵文在研究古代文化中所具有的具体作用并不了解。其次是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始终有过度强调某种工具或某种材料的作用的倾向，仿佛有绝技或秘籍在身，便可纵横天下，这是幼稚的想法。这种想法其实最早存在于中国人文学界，原先普通公众并不关心这个。我记得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说，20世纪80年代他去开全国人大会议，与侯宝林先生一起开会，但记者都只围着侯宝林采访，根本无人知道季先生。但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以后就颠倒过来了。这种影响力的突然增加主要来自学术圈以外。整个社会舆论对“国粹”的突然重视，而梵文虽不能算“国粹”，却也在公众的想象中与这种国粹主义挂上了钩，于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潮流对梵文研究本身能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我并不太乐观。当然说完全没有积极的作用也与事实不符，但中国梵文研究和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研究本身的发展，主要还是要靠真正的学术眼光。 

透明国际是全球性公民社会组织，引领反腐败斗争。2008 年的清廉指数跟2007 年指数一样涵盖了180 个国家（或地区）。其排行按照
10 分排列，10 分为最清廉。透明国际2008年9月发布的本年度清廉指数显示,索马里和伊拉克的腐败程度最高,由此证明,贫穷积弱、制度不彰和贪污腐败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与此同时,很多富裕国家在排行榜上的退步也成了今年清廉指数的一个看点，它表明，这些国家的监督机制的效力大有可虞之处。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持续增长，从而使村庄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来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会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村庄生活中一方面出现了串门聊天的萎缩，一方面出现了对公共空间的强烈需求。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村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民的处境，并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办，有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参加，以展现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示会。近现代意义的世博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文明产物，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化意识的推动下出现的人类文明大集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自然十分关注这一事物，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很多关于世博会的论述，特别是第一届世博会。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近代的第一届世博会是1851年5月到10月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当时的马克思正寓居于伦敦，大部分时间泡在大英博物馆从事紧张的理论研读和批判，而恩格斯则住在曼彻斯特，一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帮忙打理生意，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著述，二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博览会在当时显然是一件大事，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关注，他们在许多著述中屡屡提及此事，比如马克思不仅提到了这次博览会的主要负责人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提及了博览会展厅"水晶宫"的设计者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在展会期间，他们频繁通信，而且还相约一起参观这次盛会，并用他们的笔真实记述了当时的盛况。     5月1日开幕那天，他们就从新闻报纸上了解到当天的情况，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从《泰晤士报》来看，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此外，还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6月来看大博览会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特堡之流，还不计算在内。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在博览会期间，他们的许多德国朋友和一些亲戚也来英国观光，经常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无法正常工作，苦不堪言。除了书信，他们在合著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中也有述及："工业展览会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整个夏季中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人在巨大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隆隆声、嘈杂声和喊叫声乱成一片的伦敦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汗流浃背地完成了在必须参观展览会和其他值得观看的东西这方面的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便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到哥林盖尔的'星星'饭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腾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这次展会共164天，吸引了600多万人来参观，盛况空前。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得了头奖：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客观地记述了这次博览会的盛况，还着重分析了它的重大意义，他们主要表达了以下三点看法。    首先，这次博览会是人类文明的盛宴，大大加强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博览会开幕之前的1850年11月1日就在《新莱茵报》第5-6期上公开发表《国际述评（三）》，展望了这次博览会的深刻意义，他们认为"工业将会更加繁荣"，任何的政治会议"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在英国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后，极大地刺激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竞相举办国际性的博览会，有的国家还不止一次，并逐渐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加深。    其次，这次博览会是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它集中展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巨大成就，在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这次展会共有来自法国、德国、俄国、中国、西班牙、罗马、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殖民地的约两万名商人带来了10万余件展品参展。日本学者吉田文和曾作过详细的考证。英国在博览会后出版的《各国的工业》一书详细介绍了这次展会的情况。马克思在他的《1861-1863年手稿》中对该书作了详细的摘录，并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的第一小节的直接素材。    马克思特别关注了展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马克思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蒸汽机的历史作用，认为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在工业生产中，说明"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它的结果是带来了工业生产的巨大变革，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显露并激化，机器日益排挤工人，阶级矛盾也趋激化。和英国当时"在博览会期间高唱了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敏锐地洞察了外表热闹的博览会后面所潜藏的危机，他们在合写的《国际述评（三）》中深刻指出："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神仙供在这里。它这样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向导者出现。"6年以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857年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最后，在这次展会上美国显示了超强实力，预示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发生转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当时的美国政府派出了5048位企业家携带500多项产品漂洋过海参加了博览会，占了参展商的近三分之一，其展品广受好评。    马克思10月13日致信恩格斯："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头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1．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2．武器。有左轮手枪。3．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4．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像术。5．船舶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美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后短短六十几年，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这让当时号称"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和其他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刮目相看，也使马克思敏锐地预感到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由英国向美国转移。    两年后，1853年世博会便在美国纽约举行，一批美国品牌在这届世博会上露面并快速形成国际化影响，比如，世界上第一部电梯就是在这次展会上崭露头角并被人们所接受，随着带有电梯的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人类城市空间的历史被大大改写了。1876年为纪念建国100周年，美国又举办了费城世博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1851年伦敦博览会，也显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正逐渐超越英国而日益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谋求政治上的特权，由此便拉开了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持续不断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并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851年伦敦博览会虽然是第一次国际性的博览会，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察是相当细致入微的，也是无比深邃的，他们从具体的展品能够预见未来的历史，可谓慧眼独具。

4月5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专访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本文为对话选录稿。（人文与社会网站编辑小组部分校订 http://humanities.cn）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从即日起发行新币(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在市场统一流通。

日本内阁府不久前发表的一项调查结果，更令许多人大感惊讶与失望：“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较去年下降2.2个百分点，以31.8％创下1978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点。

一直唱空做空欧元的索罗斯认为欧元危机是次贷危机的直接后果，如果欧元区不能拥有统一的“财政部”，则无法解决欧债危机，不可避免地陷入金融崩溃和经济“大萧条”。10月14日又于路透社刊登题为《如何破解欧元区主权债务难题》的评论文章

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平常人的心，没有一种起码的倾听的愿望，而总是从基于我们的位置而接受的永远正确的原则出发，也许我们关于婚姻和离婚原则的讨论就变成了关于我们个人的理想婚姻的讨论，而不是关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可能采纳的婚姻制度的讨论了。

事实也证明，在我们国家，法律人是全社会犯罪率最高的一个职业群，应该是最懂法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是普通老百姓的五倍

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英文版序，作者：Peter Nolan 邓英淘的研究，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旧的"经典"发展方式与 "新发展方式"进行比较，必须选择后者，人类才能长期可持续 地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发展方式被当今的高收入 国家所采用。短期经济效益压倒了自然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仅实现了筹资的市场化而医疗服务价格的市场化则严重滞后。基于一个简单的医生职业选择模型，本文发现，这种片面的市场化是造成医改过程中"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同时凸显的关键。政府不应当以片面市场化条件下的弊病来否定医改的市场化导向，下一步的医改恰恰应当进一步实现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彻底消除"以药养医"现象的同时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本文为讨论政府补贴行为、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服务定价等医改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