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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代序

有清一代，朝廷旌表的节妇、烈妇、贞女人数竟高达百万以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但是，如果说上述情况反映的就是清代妇女在婚姻和贞节行为中的全貌，那也不是事实。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传统贞节观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塞勒尼（Ivan Szelenyi）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没有第三道路的另类可能；这是他根据自己1980年代以来，探索诸种第三道路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本文是对他的两个主要论点的简短点评：一是"房地产泡沫"以及重庆"第三财政"之不可持续，二是鉴于第三道路在东欧和俄国的失败，第三道路的尝试在重庆和中国亦将同样失败。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是部半成品的学术著作。若从宋诗研究的角度来看其私密性和互文性的特点，它又是一部远离外部喧嚣世界，潜心斟酌诗艺，心灵充分舒展的奇书。《札记》论及南宋诗人近300家，内涵极丰，可以结合《宋诗选注》等书，提炼出钱先生南宋诗歌发展观之“主线索”。

女性主義者（ feminists ）追求的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制度，強調的是站在相同起點的兩性觀，而伊斯蘭強調的是一種「平權」的兩性觀，主張男性與女性在此世有其各司之職務，兩性地位並不會因為此一職務性質上做作高低的區分，而導致不對等的情況出現

就内部结构而言，过去60年埃及表现出了三大特征：（1）政权借助安全机构统治国家；（2）政权通过建设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推行经济补贴政策来稳固统治、收买人心；（3）中小地主阶级、新兴富裕商人阶级与官僚权贵利益绑定，通过寻租与出售土地资源获利，忽视工业化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

感谢黑夜让我们相遇，梦境和现实让人分不清身在何处。我们的谈话，不知什么时候也会戛然而止。

名记者安东尼·刘易斯的《不得立法》一书翻成中文的时候，书名被改成了《批评官员的尺度》...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著作，不论是通俗的还是理论的，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书名被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五族共和说的提出，并非某位政治人物民族观的突然转变，而是整个清末民初政治世界中宪政变迁的产物。

作者认为，要探索中国宪政的道路必须关心更大的理论问题，包括思考历史是否终结，普适价值如何中国化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等，从而走出中国自己的宪政道路。

工人文化宫的性质和定位是“工人的学校和乐园”，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共产主义学校的一个重要阵地。既是工人阶级群众业余文化、休息、娱乐的场所；又是工人阶级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文化、科学、技术、艺术知识的课堂。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曾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但在今天却遭遇了普遍的生存危机。

亮中对他的家乡的关注不是从一个族群或一种文化出发的，而是从一个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群网络及其多样性出发的。在云南期间和从那里回来之后，我们曾经反复地讨论过云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意义。后来在起草有关反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电工程的倡议书时，这也成为他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概述

1979年10月10日和16日，福柯应邀至斯坦福大学Tanner人类价值讲座发表演讲。“Omnes et Singulatim：Towards a Criticism of Political Reason”（整全与单一：对政治理性的批判）全文发表了这两篇演讲。福柯在这次演讲里考察了理性化和权力的过分使用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一种从“个体化权力”的观念、一种他称为牧领（pastorship）的现象发散出来的关系的转变。（英文本及赵晓力译文）

作者题记：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51-73页。感谢白凯（Kathryn Bernhardt）、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彭玉生、余盛峰、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李放春、夏明方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给本文中/英文稿提的意见。

这是一场危机，几乎全球都陷入停滞。欧美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明显，这种变化给生产和金融化带来冲击。美国和欧洲正在用不同方式自杀。原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前局势，中文为摘要，附英文全文

做学问需要具备某些条件，有时机遇也很重要，另外还可能有一些因素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控制，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内在的动力。韩愈劝有志于学者，"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听上去陈义甚高，可是说到最后，还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学术不只是一项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97岁老兵回忆之东北抗战，认为东北沦陷的主要原因是张学良的不抵抗：由于张学良撤兵不抵抗，又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张造成的东三省沦陷局面持妥协态度，日寇得以放手全力反扑，以6个师团15万人及伪军8万人的兵力，采取集中兵力、陆空配合、各个击破的方式对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加紧围剿。对东北抗日这段历史，我觉得多年的宣传既不全面亦不够真实。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介绍得很不够。二是把张学良不抵抗造成东三省迅速沦陷的责任推给蒋介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力量几乎无关。美国的霸权也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但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其间，美国人曾三次考虑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但蒋介石三次都反对。　　志愿军入朝作战，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　　蒋介石1950年12月1日日记云：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1950年入朝的志愿军先后在西线和东线发起攻击，美军受到沉重打击。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惊呼：“投入北朝鲜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　　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应付军事局势”。记者问他， “任何必要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　　显然，蒋介石12月1日的日记即针对前一天杜鲁门的讲话而发。“应设法打破之”，表明蒋介石不仅反对美国对中共使用原子弹，而且要采取某种行动。　　蒋介石完全支持当时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政府。6月26日，即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出兵援韩问题。29日，他决定出兵 3个师，并派顾维钧向美国政府交涉。后来，又曾多次向美国表示，坚决支持韩战。12月1日，他曾托人转告麦克阿瑟：“韩战挫折甚念，如需中国尽力之处，无不竭诚效劳，愿共成败。”但是，他一听到杜鲁门有用原子弹对付中共的“考虑”，还是坚决反对。其原因，据蒋日记自述，是因为觉得此法“不能生效，因其总祸根乃在俄国也”。　　北越奠边府大捷，美国军方考虑使用原子弹　　1954年4月17日，蒋介石拟定《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其中第3项写道： 美国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 。　　根据这一则日记可知，美国曾再次准备用原子弹，以至氢弹攻击越南和中国大陆，而蒋介石再次反对。蒋介石既然将之列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可见是几天之内就要做的工作 ，有其紧迫性。　　次天，蒋介石日记云：“约见美太平洋总部霍华德参谋长。”显然，“‘不令’美国使用原子弹”，是蒋介石确定的对霍华德的谈话内容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越南北方的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于1945年9月对北越发动战争。1950年，中国政府应越共要求，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并派以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和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工作。同年12月，法国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美国军方向法军提供大批武器装备。1954年3月，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越南人民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奠边府，全歼法军1.6万人，俘虏法国步军司令德卡特莱少将，法军败局已定，准备撤出越南北部，而美国则准备介入。　　为了反攻大陆，支援法军，蒋介石于当年2月命其副总参谋长彭孟缉制订一项“雷州半岛方案”，其内容是，在广东的雷州半岛登陆，以之为“第一滩头阵地”。向北，进攻广东、广西，威胁南宁；向南，进攻海南岛，阻断中共接济越南的通道。蒋介石觉得，这一方案“或易为美国所接受乎？”　　从蒋介石日记可知，为了挽救法军在越南的败局，这时美国曾准备以氢弹、原子弹袭击越南和中国大陆。霍华德的台湾之行，旨在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而蒋介石的态度仍然是反对。　　反攻大陆，蒋介石拒借原子弹　　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　　召见叔明，详询其美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可向美国借给原子武器之申请事，此或为其空军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无此意乎？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叔明，指王叔铭(1905-1998)，山东诸城人，中国空军创始人之一。1950年4月任台湾防空司令部司令。1952年升任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由于他和美国空军之间长期而深厚的关系，因此美国有关方面选择他作为向蒋介石的传言人。　　蒋介石深知，自己初退台湾，立足未稳，完全不具备反攻大陆的条件。因此，他在 1951年《大事预定表》中强调，准备未完，切勿反攻；无充分把握，决不反攻；时机未成熟，亦不反攻。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首先必须解除美国的所谓“台湾中立化”的束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曾宣布，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从中国大陆对台湾和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将台湾海峡“中立化”。美国的这一决定既反对大陆解放军跨海进军台湾，也反对台湾蒋军跨海进攻大陆，对海峡两岸都有限制。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第7舰队不再干涉蒋军袭击中国大陆，“放蒋出笼”，蒋介石很高兴，认为“正合吾意”。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必须争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54年初，他制订“开计划”(K计划)，争取美国援助的武器有：海军驱逐舰6艘，喷射式 F86式战机2大队，F84式战机2大队，新式雷达若干。　　该计划同时要求：1.以苏联接济中国的武器数量为准；2.币制基金现款5亿美元；3.每年作战经费3亿美元；4.经济援助1亿2千万美元。　　美国人在很长时期内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不感兴趣，认为这只是蒋的梦想，因此，对蒋的军事援助也不很积极。蒋介石曾在195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抱怨，美国应允的1951年军援计划7千万美元，至今“一物未到”。12月31日日记称，美国运到台湾的军援武器只占其应允总数的32%不到。对于蒋介石所要求的新式喷气战机，美国人担心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要求蒋介石保证，不得采取对大陆的攻击性行动，以免将美国拖入战争，在此之前，停止或暂缓向台湾交付飞机。1953年7月12日，蒋介石甚至咬牙切齿地在日记中表示：“再不要幻想美国援助我反攻复国。该国之政策与诺言绝不能信赖，其幼稚、冲动、反复无常之教训，如果自无主张与实力，若与之合作，只有被其陷害与牺牲而已。”　　到了1954年，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冷漠逐渐出现转变迹象。当年2月，台湾与美方召开“共同防卫台湾作战会议”。4月，蒋军与美军在台湾南部共同举行“联合大演习”，14日，蒋介石邀请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普尔少将等人聚餐，参加者一致表示，愿随蒋介石“并肩反攻大陆”。9月3日，海峡两岸发生炮战。解放军自厦门向金门发炮6千余发，击毙美军在金门的顾问2人。7日，台湾蒋军出动海空军攻击解放军炮兵阵地。10月11日，蒋介石致函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苏联首先使用氢弹，先发制人，则“氢弹一落，全世界人心震惊，其必同时萎缩、昏迷，不知所至，更不知如何能图报复。”因此，他建议美国，“不如助我反攻大陆，使敌人专致力于此，而无暇顾及其他，是为长期消耗敌力，陷入泥淖，不能自拔之一法。”美国空军部计划处向蒋介石提议，只要蒋申请，即可出借原子弹供反攻大陆之用，显然与这一背景有关。　　蒋介石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也知道此物对他反攻大陆会很有用，但他更清楚，此物“使用”不得，一旦使用，“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后来的历史表明，蒋介石终其一生，没有向美方提出有关“申请”。　　蒋介石虽然是个反共的政治家，但是，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一旦他向美国人借用原子弹，那么，不仅反攻大陆不会成功，而且，他就将永远成为民族的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