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绞死建筑师？” －－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中标建筑方案质疑
* *本文曾发表于2003年8月23日《文艺报》，2003年《美术》第11期转载
在中国建筑界，荷兰建筑师库哈斯是神。这种供神一样的气氛，我在去年5月杭州召开的“M某会”（北大建筑研究所主办）上有所领略。当时他因故未到，但从组办者到某些年轻听众的反应，可以感到神没有降临的遗憾。
出于孤陋寡闻，我是在8月1日杭州的《都市快报》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公布新大楼方案的一张图片和一块豆腐干大小的一百余字介绍。尽管图片是该方案最佳角度的效果图，但我还是看出这是一个歪七斜八的建筑。其论证文字如下： “专家评委认为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鲜明个性，又无排他性。作为一个优美、有力的雕塑形象，它既能代表北京的新形象，又可以用建筑语言表达电视媒体得重要性和文化性。其结构方案新颍、可实施……” 一个需要投资50亿人民币的重大而昂贵的建筑，仅用这么一百零几个字来向国人说明理由，是难以交待得过去的。而且我觉得上述文字行文稚拙（犹小学生文笔），用词怪异，语焉不详，极耐人寻味。 显然，这是一个低调、遮掩、敷衍一下大众媒体的说明。我是在进一步查阅之后才得知投资额之巨，中标设计师为库哈斯。 说一个方案“不卑不亢”究竟是什么意思？“无排他性”，这个“他”指的又是什么？让人费解。
《人民日报海外版》称赞库哈斯“使建筑不再是一个容器，而是无数事件交互碰撞的一个反应体。”（2003.7.7）这是当今中国极其时髦走红的前卫艺术（也带动了“前卫”建筑的时髦走红）的常用“话语”。玄奥不通，貌似“学术”，很有“学理”，实际上空洞无物，似是而非。 至于说这个方案“优美”，就有点把中国当作愚人国了。这么一个歪歪斜斜的几何块结构（在网上可以轻易找到多角度的图片），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优美”。 把建筑当作“雕塑”，这不仅有个体量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当代建筑的一个重大误区（以外形压倒功能，另作讨论）。即便这是一个西方现代“雕塑”，以西方现代艺术观，也说不上“优美”。 说这个“扭曲的拱门”表达了中央电视台的“文化性”，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说有个东西是这个方案最忽略不顾的话，这个东西恰恰是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一座重要象征性建筑的“文化性”。 中国文化历来崇尚“温柔敦厚”，摒弃“怪力乱神”（恰是西方现代艺术所追求）。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狂怪”、“纵横习气”、“格外好奇”等，都属“邪魔歪道”（王昱《东庄论画》）。这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良知和常识之中。
中国的都城建筑以至普通民居，都反映了一种既追求变化又终归于“中和”的文化精神。天安门可以说是中国建筑文化精神的典范。 “楞”字，在中国是个贬义词。何谓“楞”？四方木也，即四角分明、未经雕凿的立方体。它意味着一种生硬，僵硬，突兀，粗厉，与“优美”截然对立。而这种“楞”形立方体，恰恰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根本特征，人称“纸版箱”，“鸡蛋箱”，“文件柜”，“方格纸”等。这种“楞”形建筑，是一种对于自然环境的 “侵略”，与中国风水学说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思想完全相反。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抛弃“装饰”（现代主义建筑师阿道尔夫•卢斯有句名言“装饰是一种罪恶”），这种光秃秃硬棱棱的“楞”形立方体，显然有悖于中国人的审美。 而这次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的建筑方案，不仅“楞”，而且“歪”，是一个“歪门”，酷似一个曲着头、两脚瘫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这样一个造型乃是最大程度第抵触了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歪者，不正也！ 请不要低估、无视中国老百姓的审美。杭州市政府光秃尖峭、中间透空的“现代”大楼，被杭州市民归纳为三句话广为流传：“缩尖脑袋，挖空心思，旁门左道”（大门侧开）。
因此，库哈斯的方案全然没有尊重中央电视台大楼作为全中国人民都要注目、承载极大象征意义的建筑的“文化性”。况且，库哈斯得以成名的那句著名的咒骂：“操你妈（文脉）背景”（Fuck the contexte），早已表明他最不在乎的，正是他造房子所在地的人文地域背景 —“文化性”。 对于这样一个明显违悖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建筑方案，中国建筑“精英”专家们居然一致赞同，值得人们思索。
英国著名建筑理论家詹克斯（Charles Jencks）早就公开质疑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楞”形“国际风格”，认为现代主义建筑扬弃装饰、追求功能和几何的纯粹性，导致“建筑语言在形式上的贫困化”和“城市环境的恶化”，据此提出“后现代”建筑的概念（《后现代建筑的语言》1977），并把“中国园林的空间”作为“后现代建筑”的六个特征之一（这表明中国古典建筑的价值在当今西方建筑界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
而中国众多的建筑师们，却对自己的传统建筑鄙夷不屑一顾，对已遭深刻质疑的“楞”形现代主义建筑崇尚万分。在一种“进步论”或“时代论”的迷误中，他们认为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是全人类的“现代”建筑样式，“传统”建筑则必然被“历史淘汰”。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祖师爷法国人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是一个激进的“彻底砸碎旧世界”（tabula rasa）分子。他早先曾提出一个规划方案，建议把巴黎市中心拆为平地，全部推倒重来，建设高楼林立的“光明之城”。
我曾在一部纪录片中专门去巴黎蓬皮杜图书馆拍摄过勒柯布西埃的草图。幸亏这个迹近疯子的计划没有在巴黎付诸实施。但是，这位乌托邦主义者至今依然被中国的建筑师们供为神，在欧洲也有了第二代“彻底砸碎旧世界”分子继承衣钵。这位继承衣钵的“二祖”，正是库哈斯！ 西方左派（共产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激进的“现代性”：“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正是在左派当政时代的法国，勒柯布西埃主义（也称“新现代派”neo-modernes或“极端现代派”ultra-modernes）东山再起。
左派总统密特朗的“十大工程”，是法国当代建筑的黄金时期。法国共产党总部大楼，也请了一位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尼迈耶（O. Niemeyer）设计。社会党主政的法国北方城市里尔，为实现重新规划里尔市的“宏伟蓝图”，让“新现代派”或“极端现代派”的“教主”（gourou）库哈斯，一举中标成名（“欧洲里尔”城建工程）。 “新现代派”建筑在中国普遍得宠，以致“京城流行荒诞风”，惟有欧洲荒诞派建筑的“垃圾空间”才符合“京城建筑精英评委”的胃口（见网上“一个垃圾空间的高大总部”一文），也与中国长盛不衰“彻底砸碎旧世界”的左派意识形态有关。
著名国画家潘天寿先生曾告诫学生“不要做洋奴隶，不要做笨子孙”。我以为，库哈斯的中标，还与中国建筑“精英”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洋奴隶”和“笨子孙”心态有关。 所谓“洋奴隶”，就是众多中国建筑“精英”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以抄搬、摹仿西方现代主义“国际风格”建筑为时髦。一些抽象立方体风格在今日中国被视为“前卫”“深刻”，如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10频道播出的中国几位“杰出”青年建筑师的一些作品。西方被尊为“大师”的，在中国也被顶礼膜拜为“大师”。库哈斯得过“普利策”奖，不得了，是神。
我以为，现代建筑摒弃“装饰”，在形式上不是“进步”，而是一种退化。现代“楞”形建筑是人类建筑史上形式最贫乏的“造物”。我会在一座欧洲哥特式教堂、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故宫、乃至一座普通的白墙黑瓦民居等“非现代”建筑面前动情不已，但不会在一座四方楞的现代高楼面前感到激动。运用现代材料的建筑并非不可以“装饰”。西方“后现代”建筑名家约翰逊（P. Johnson）的纽约“电话电报公司”大楼，无疑是一座“装饰”非常成功的建筑。摒弃“装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摒弃“文化”，拒绝“文明”。
汉语中的“文”字，起源于“纹”，尤其来自甲骨文、钟鼎文里的“纹面人”的意思。因此，“文化”本质地含有“纹饰”“装饰”之意，是人类对自然物质材料进行加工、雕饰，使之精细化，丰富化。没有“装饰”，直楞楞木四方（最粗笨的木匠也能锯出来），怎么谈得上“文化”？ 人们甚至有理由设想，当一位“现代”楞形外观建筑设计师，只要具有幼儿园会搭积木的水平即可：摆几块四方木，有何难哉？（房子搭不搭得起来的技术问题，有专门的工程师会解决）。而且，也未必需要长期科班训练。库哈斯不是老大不小才半路出家、原先是报纸专栏记者和电影剧作家么？
所谓“笨子孙”，是指中国的建筑“精英”们不知从中国自己的建筑传统中汲取建筑元素和空间精神，不懂得把中国自己建筑的空间形式要素与现代建筑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有中国文化个性的“现代”建筑。至于生搬传统，在现代建筑楼体上生硬加盖中式大屋顶，那是更笨的子孙。还有，几位当红年轻建筑“精英”，本是西方现代“楞”形建筑的铁杆信徒，却也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幡：那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伪子孙。如有一位去威尼斯双年展展示了几杆竹子，另给大家看一些中国古代山水人居的绘画，就称他的那些方块块是如何的“中国文化”。还有一位设计的苏州大学图书馆【人文与社会：自大学合并运动以来，苏大图书馆越来越多，这里系指吴县的苏大文正学院图书馆。】是标准的“楞”形方盒子，但坚称灵感来自中国传统园林的精神，在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用中国青砖装置一堵墙，也称表达了“中国建筑空间文化的智能和神韵”。
欲加之意，何患无辞？ 在这样一种“洋奴隶”和“笨子孙”心态在中国建筑界一片风靡的情势下，库哈斯的“歪门”中标，是逻辑的必然。 去年在巴黎购得一书，为法国建筑师兼记者特莱蒂亚克（P. Tretiack）所著，书名曰《应当绞死建筑师吗？》（1） 翻开书的第一页就有回答：“当然应当！” 还有一位名叫佩纳克（D. Pennac）的记者，甚至觉得用绳子绞还不解恨，进一步要求：“应当用断头机砍掉两个建筑师里面一个的头！”（Il faut guillotiner un architecte sur deux） 因为全法国的普通民众对最近二十多年来出现的“现代建筑”怨声载道，怀有一种“仇恨”（haine）：“法国人恼恨自己的建筑”（8页）。
特莱蒂亚克本人对现代建筑并非全盘否定，但他严峻地指出，无数法国的当代建筑是一些严重的“失败”和“巨大错误”。像巴黎密特朗时代“十大建筑”中，“一个立方体（大拱门），一个圆球（维莱特），一张四脚朝天的桌子（国家图书馆）”，失之过于简单（131页）。他多次提到国家图书馆是个“失败”，是一座“死书的坟墓”（116页）。大拱门的楼盘也不受欢迎，至今还有大量空房。新财政部大楼像一座军事“掩体”。巴黎西北的勒瓦洛瓦门，是一片“蹩脚建筑的溃疡”，镜面玻璃墙建筑像“麻风病”那样蔓延，居民怨恨，以致把那里一个“蓬皮杜广场”叫成“齐奥塞斯库广场”。 总体上讲，法国城市的老建筑老街区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失误：“被屠杀的城市”（villes massacrees），“谋杀城市”（urbicide）。
现代城市建筑的单调、冷漠、“非人化”，破坏了人们原先的生存环境，终于使法国人竟想到要“绞死”建筑师们！ 作者披露，造成法国当代建筑“巨大错误”的，有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法国建筑界是一个黑幕重重、充满腐败的地方：“宗派冲突，党派压力，阴谋诡计，神秘献金，工程师与建筑师之间的潜在战争，蹩脚或虚浮的艺术选择，失误的规划，捂盖的丑闻，是这个常动用巨款的领域所司空见惯的事。”（17页）法国建筑工程的权钱交易屡见不鲜。如法国前总理阿兰•儒贝，许多议员、市长们，都卷入过建筑界的丑闻。为“可疑的投标”上法庭打官司的事件层出不穷。 决策者们的“普遍无文化”（inculture generale），是一些蹩脚难看的建筑得以建成的原因。说得天花乱坠的方案也常造成投资失误，如投资一亿六千万法郎、由“解构”倾向建筑师屈米（B. Tschumi）设计的土库安市的“国家当代艺术馆”，刚开馆就因安全问题遭封闭，投资打了水漂。 当然建筑师们也难辞其咎。法国的建筑师圈子是一个封闭自恋又内讧不断的圈子。法国两万七千多注册建筑师，除了为数不多的“大明星”，大多生活穷困，无活可做。为争夺“猎物”，建筑师们一个个变得像“心理分析医生”（28页），揣摩讨好主雇心理，精于“情感投资”。 为了扮艺术家气质或“教士式的威严”，他们非常讲究自己的行头，通常一身穿黑，如努威尔（Nouvel）、福克萨斯（Fuksas）、佩罗（Perrault），当然还有库哈斯……等人。
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一身黑装的“建筑师们在五颜六色的旅游者中间非常扎眼。他们聚集在加尔第尼水岸上，像栖息的一群乌鸦”（35页）。 出于历史原因（建筑师与画家雕塑家长期被视为工匠），他们常常有某种“自卑”，所以很愿意往“文化人”群体靠近。如美国建筑师爱森曼（P. Eisenman）首创了“随便什么”（Any）会，以“随便什么人”（anybody）、“随便什么方式”（anyway）等“玄奥话语”为题，在汉城、东京、安卡拉、鹿特丹等地聚会（中国建筑界的“M某会”即其翻版）。他们中的能说会道、并能舞文弄墨者，就成了“宗师”，如勒柯布西埃和库哈斯。
特莱蒂亚克难能可贵地向我们揭示，这两位新老“极端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业绩远非人们想当然的那样辉煌，而是给法国带来了严重后果。 勒柯布西埃设计的法国圣埃基埃纳市附近的费尔米尼（Firminy）综合建筑，相当一部分已“空无居民”，“房顶上的幼儿园”由于“安全原因”已关闭。“结果是：巨轮一半已空弃……”（101页） 特莱蒂亚克笔下的库哈斯其人，既是一位激进的极端分子，一位“彻底的幻视者”（visionnaire total），又是一位善于经营、极其精明的商人。 库哈斯来自荷兰的鹿特丹这个二战中被炸为平地的城市，战后完全是在一张白纸上重建起来，与库哈斯的“彻底砸碎”、“从零开始”（To start from scratch）或“操你妈（文脉）背景”有直接关系。所以库哈斯设计的方案多是惊世骇俗、甚至反自然的。他会设计出像串糖葫芦形状的图书馆，或歪斜凌空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方案。 库哈斯的过人之处，是他能言善辨。他的得奖或“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设计，不如说是因为他的“理论”。他有一套非常蒙人、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辩术。他像一位巫师，在一阵阵让人目瞪可呆、似懂非懂、飘浮在无限美妙幻景的“咒语”作用下，到处得手：“他诱惑了各种行政官员。就像他之前的勒柯布西埃，库哈斯欺骗（dupe）、操纵（manipule）他的对话者，让他们很高兴终于找到一位自有一套关于城市理论的建筑师。”（164页） 整个一个江湖术士！ “库哈斯有一套灵活、圆转的辩术。”（165页）比如他为中央电视台的方案，端出一个美妙无比的“巨环”说：“我们将把电视制作的所有部门都囊括在一个连续的巨环中，使它可以自我运转不息。”（《南方周末》2003.4.3）论证图片中还有一条红线，环形流转。哪个内心纯朴的官员和“专家”会不被这样美妙的“论证”所“诱惑”而折服？而这样的循环事实上并不存在。
库哈斯甚至把他的“歪门”说成跟故宫相“一致”：“这是一种非常安静的、内在的美学，和紫金城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是一致的。因为故宫本身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通过围墙包含自身内部的活跃的有机体，但是它从外面来看的时候，没有任何积极性的暗示。这个方案也是没有集中的积极性的暗示……”（2）把两个如此截然对立的东西拉在一起，何等天才的诡辩家！ 库哈斯在投标“欧洲里尔”方案时，也是这样夸夸其谈给法国官员灌迷魂汤，宣称他的方案是“二十世纪欧洲进行的最雄心勃勃、最创新的城建工程！”“里尔将成为一个五千万西部欧洲人共同体的重心，相互间至多一个半小时。”（140页）在中标以后和开工之初，媒体舆论好评如潮。 但特莱蒂亚克揭露出，这个为无知国人所称道、造价五十三亿法郎的“欧拉里尔”工程，结果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欧洲洲尔在地区首府的中心延展了一片阴郁的玻璃水泥地带。办公楼至今还在寻找用户。公众对市中心的这片新城恼怒不满。”（139页）“他（库哈斯）自得于一种险恶的快乐（plaisir malin），把郊区的城市规划，那种环城线的悲凉气象带到里尔市中心，离老火车站几十米的地方。结果是，欧洲里尔呈现出一个非人化（deshumanise）街区的所有征象，行人罕至。”（142页） 今天，法国人还在为库哈斯当年口若悬河所带来的后果擦屁股，“缝合伤口”，并有消息称，对第二期工程要“另组专家委员会”（143页）。
可见，美妙的说法远不等于美妙的结果。“欧洲里尔”的教训，难道不应当让中国人揉揉眼睛看清库哈斯其人吗？
还有，“歪门”曲角悬空，完全是在挑战自然的重力原则。北京处于地震威胁地带，其结构安全问题据说已被这方面技术世界领先的阿勒普（ARUP）公司论证解决。但据悉阿勒普公司也在英国千年桥的共振问题上失手，支付了巨额赔款。万一阿勒普再次智者千虑一失……（补注：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应当令人震醒！）
还有，以法国建造“十大工程”的惯例，我敢断言这已经是天文数字的造价，一定还要追加投资（补注：2004年夏据说预算以达80个亿！）。像大拱门、财政部、国家图书馆，都追加了非常大比例的补充投资，有的追加达预算的三分之一。在欧洲，承建商都是以各种理由（工期不够，材料涨价，添加新技术等），要求追加投资。没有达到目的就用价廉材料。这是欧洲建筑界常识。
还有，大楼的维修问题。巴黎蓬皮杜中心，建成三十年已大修过两次。这样的“高技术”建筑，非常容易老化出问题。这是一座维修费已超过建造费的建筑！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也属于“高技术”建筑，将来必定需要巨额维修费用。如果也再来个五十亿（等于建造费），中国的有关决策者们想过没有？
再还有，一旦这个“歪门”方案得以实施，将给整个中国建筑界带来极坏的样板作用。可以预见，中国大地上必将风行一大批这样奇形怪状的建筑，进一步恶化中国城市的景观！
西方有一种说法，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是一种文化的物质体现。人们在这本“书”中，可以读到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城市所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然而，在今天中国的城市里，我们能读出多少中国的历史，感受到多少中国的“文化性”？ 北大教授张祥龙先生沉痛地说出了我同样想说的话：“我们现在正在丢掉的已不是那些让中国人蒙受耻辱、遭逢危难的东西，而是那使我们是一个中国人的东西，是那让我们活得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正在全力制造“一个完全没有真正中国味道的世界！”（3）
注释：
（1） Philippe Tretiack: Faut-il pendre les architectes? Seuil, 2001, Paris.
（2） 王军：《建筑大师让•库哈斯为中国建筑出谋划策》人民网2003.4.9。
（3）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 *本文曾发表于2003年8月23日《文艺报》，2003年《美术》第11期转载
在中国建筑界，荷兰建筑师库哈斯是神。这种供神一样的气氛，我在去年5月杭州召开的“M某会”（北大建筑研究所主办）上有所领略。当时他因故未到，但从组办者到某些年轻听众的反应，可以感到神没有降临的遗憾。
出于孤陋寡闻，我是在8月1日杭州的《都市快报》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公布新大楼方案的一张图片和一块豆腐干大小的一百余字介绍。尽管图片是该方案最佳角度的效果图，但我还是看出这是一个歪七斜八的建筑。其论证文字如下： “专家评委认为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鲜明个性，又无排他性。作为一个优美、有力的雕塑形象，它既能代表北京的新形象，又可以用建筑语言表达电视媒体得重要性和文化性。其结构方案新颍、可实施……” 一个需要投资50亿人民币的重大而昂贵的建筑，仅用这么一百零几个字来向国人说明理由，是难以交待得过去的。而且我觉得上述文字行文稚拙（犹小学生文笔），用词怪异，语焉不详，极耐人寻味。 显然，这是一个低调、遮掩、敷衍一下大众媒体的说明。我是在进一步查阅之后才得知投资额之巨，中标设计师为库哈斯。 说一个方案“不卑不亢”究竟是什么意思？“无排他性”，这个“他”指的又是什么？让人费解。
《人民日报海外版》称赞库哈斯“使建筑不再是一个容器，而是无数事件交互碰撞的一个反应体。”（2003.7.7）这是当今中国极其时髦走红的前卫艺术（也带动了“前卫”建筑的时髦走红）的常用“话语”。玄奥不通，貌似“学术”，很有“学理”，实际上空洞无物，似是而非。 至于说这个方案“优美”，就有点把中国当作愚人国了。这么一个歪歪斜斜的几何块结构（在网上可以轻易找到多角度的图片），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优美”。 把建筑当作“雕塑”，这不仅有个体量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当代建筑的一个重大误区（以外形压倒功能，另作讨论）。即便这是一个西方现代“雕塑”，以西方现代艺术观，也说不上“优美”。 说这个“扭曲的拱门”表达了中央电视台的“文化性”，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说有个东西是这个方案最忽略不顾的话，这个东西恰恰是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一座重要象征性建筑的“文化性”。 中国文化历来崇尚“温柔敦厚”，摒弃“怪力乱神”（恰是西方现代艺术所追求）。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狂怪”、“纵横习气”、“格外好奇”等，都属“邪魔歪道”（王昱《东庄论画》）。这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良知和常识之中。
中国的都城建筑以至普通民居，都反映了一种既追求变化又终归于“中和”的文化精神。天安门可以说是中国建筑文化精神的典范。 “楞”字，在中国是个贬义词。何谓“楞”？四方木也，即四角分明、未经雕凿的立方体。它意味着一种生硬，僵硬，突兀，粗厉，与“优美”截然对立。而这种“楞”形立方体，恰恰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根本特征，人称“纸版箱”，“鸡蛋箱”，“文件柜”，“方格纸”等。这种“楞”形建筑，是一种对于自然环境的 “侵略”，与中国风水学说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思想完全相反。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抛弃“装饰”（现代主义建筑师阿道尔夫•卢斯有句名言“装饰是一种罪恶”），这种光秃秃硬棱棱的“楞”形立方体，显然有悖于中国人的审美。 而这次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的建筑方案，不仅“楞”，而且“歪”，是一个“歪门”，酷似一个曲着头、两脚瘫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这样一个造型乃是最大程度第抵触了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歪者，不正也！ 请不要低估、无视中国老百姓的审美。杭州市政府光秃尖峭、中间透空的“现代”大楼，被杭州市民归纳为三句话广为流传：“缩尖脑袋，挖空心思，旁门左道”（大门侧开）。
因此，库哈斯的方案全然没有尊重中央电视台大楼作为全中国人民都要注目、承载极大象征意义的建筑的“文化性”。况且，库哈斯得以成名的那句著名的咒骂：“操你妈（文脉）背景”（Fuck the contexte），早已表明他最不在乎的，正是他造房子所在地的人文地域背景 —“文化性”。 对于这样一个明显违悖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建筑方案，中国建筑“精英”专家们居然一致赞同，值得人们思索。
英国著名建筑理论家詹克斯（Charles Jencks）早就公开质疑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楞”形“国际风格”，认为现代主义建筑扬弃装饰、追求功能和几何的纯粹性，导致“建筑语言在形式上的贫困化”和“城市环境的恶化”，据此提出“后现代”建筑的概念（《后现代建筑的语言》1977），并把“中国园林的空间”作为“后现代建筑”的六个特征之一（这表明中国古典建筑的价值在当今西方建筑界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
而中国众多的建筑师们，却对自己的传统建筑鄙夷不屑一顾，对已遭深刻质疑的“楞”形现代主义建筑崇尚万分。在一种“进步论”或“时代论”的迷误中，他们认为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是全人类的“现代”建筑样式，“传统”建筑则必然被“历史淘汰”。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祖师爷法国人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是一个激进的“彻底砸碎旧世界”（tabula rasa）分子。他早先曾提出一个规划方案，建议把巴黎市中心拆为平地，全部推倒重来，建设高楼林立的“光明之城”。
我曾在一部纪录片中专门去巴黎蓬皮杜图书馆拍摄过勒柯布西埃的草图。幸亏这个迹近疯子的计划没有在巴黎付诸实施。但是，这位乌托邦主义者至今依然被中国的建筑师们供为神，在欧洲也有了第二代“彻底砸碎旧世界”分子继承衣钵。这位继承衣钵的“二祖”，正是库哈斯！ 西方左派（共产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激进的“现代性”：“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正是在左派当政时代的法国，勒柯布西埃主义（也称“新现代派”neo-modernes或“极端现代派”ultra-modernes）东山再起。
左派总统密特朗的“十大工程”，是法国当代建筑的黄金时期。法国共产党总部大楼，也请了一位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尼迈耶（O. Niemeyer）设计。社会党主政的法国北方城市里尔，为实现重新规划里尔市的“宏伟蓝图”，让“新现代派”或“极端现代派”的“教主”（gourou）库哈斯，一举中标成名（“欧洲里尔”城建工程）。 “新现代派”建筑在中国普遍得宠，以致“京城流行荒诞风”，惟有欧洲荒诞派建筑的“垃圾空间”才符合“京城建筑精英评委”的胃口（见网上“一个垃圾空间的高大总部”一文），也与中国长盛不衰“彻底砸碎旧世界”的左派意识形态有关。
著名国画家潘天寿先生曾告诫学生“不要做洋奴隶，不要做笨子孙”。我以为，库哈斯的中标，还与中国建筑“精英”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洋奴隶”和“笨子孙”心态有关。 所谓“洋奴隶”，就是众多中国建筑“精英”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以抄搬、摹仿西方现代主义“国际风格”建筑为时髦。一些抽象立方体风格在今日中国被视为“前卫”“深刻”，如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10频道播出的中国几位“杰出”青年建筑师的一些作品。西方被尊为“大师”的，在中国也被顶礼膜拜为“大师”。库哈斯得过“普利策”奖，不得了，是神。
我以为，现代建筑摒弃“装饰”，在形式上不是“进步”，而是一种退化。现代“楞”形建筑是人类建筑史上形式最贫乏的“造物”。我会在一座欧洲哥特式教堂、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故宫、乃至一座普通的白墙黑瓦民居等“非现代”建筑面前动情不已，但不会在一座四方楞的现代高楼面前感到激动。运用现代材料的建筑并非不可以“装饰”。西方“后现代”建筑名家约翰逊（P. Johnson）的纽约“电话电报公司”大楼，无疑是一座“装饰”非常成功的建筑。摒弃“装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摒弃“文化”，拒绝“文明”。
汉语中的“文”字，起源于“纹”，尤其来自甲骨文、钟鼎文里的“纹面人”的意思。因此，“文化”本质地含有“纹饰”“装饰”之意，是人类对自然物质材料进行加工、雕饰，使之精细化，丰富化。没有“装饰”，直楞楞木四方（最粗笨的木匠也能锯出来），怎么谈得上“文化”？ 人们甚至有理由设想，当一位“现代”楞形外观建筑设计师，只要具有幼儿园会搭积木的水平即可：摆几块四方木，有何难哉？（房子搭不搭得起来的技术问题，有专门的工程师会解决）。而且，也未必需要长期科班训练。库哈斯不是老大不小才半路出家、原先是报纸专栏记者和电影剧作家么？
所谓“笨子孙”，是指中国的建筑“精英”们不知从中国自己的建筑传统中汲取建筑元素和空间精神，不懂得把中国自己建筑的空间形式要素与现代建筑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有中国文化个性的“现代”建筑。至于生搬传统，在现代建筑楼体上生硬加盖中式大屋顶，那是更笨的子孙。还有，几位当红年轻建筑“精英”，本是西方现代“楞”形建筑的铁杆信徒，却也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幡：那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伪子孙。如有一位去威尼斯双年展展示了几杆竹子，另给大家看一些中国古代山水人居的绘画，就称他的那些方块块是如何的“中国文化”。还有一位设计的苏州大学图书馆【人文与社会：自大学合并运动以来，苏大图书馆越来越多，这里系指吴县的苏大文正学院图书馆。】是标准的“楞”形方盒子，但坚称灵感来自中国传统园林的精神，在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用中国青砖装置一堵墙，也称表达了“中国建筑空间文化的智能和神韵”。
欲加之意，何患无辞？ 在这样一种“洋奴隶”和“笨子孙”心态在中国建筑界一片风靡的情势下，库哈斯的“歪门”中标，是逻辑的必然。 去年在巴黎购得一书，为法国建筑师兼记者特莱蒂亚克（P. Tretiack）所著，书名曰《应当绞死建筑师吗？》（1） 翻开书的第一页就有回答：“当然应当！” 还有一位名叫佩纳克（D. Pennac）的记者，甚至觉得用绳子绞还不解恨，进一步要求：“应当用断头机砍掉两个建筑师里面一个的头！”（Il faut guillotiner un architecte sur deux） 因为全法国的普通民众对最近二十多年来出现的“现代建筑”怨声载道，怀有一种“仇恨”（haine）：“法国人恼恨自己的建筑”（8页）。
特莱蒂亚克本人对现代建筑并非全盘否定，但他严峻地指出，无数法国的当代建筑是一些严重的“失败”和“巨大错误”。像巴黎密特朗时代“十大建筑”中，“一个立方体（大拱门），一个圆球（维莱特），一张四脚朝天的桌子（国家图书馆）”，失之过于简单（131页）。他多次提到国家图书馆是个“失败”，是一座“死书的坟墓”（116页）。大拱门的楼盘也不受欢迎，至今还有大量空房。新财政部大楼像一座军事“掩体”。巴黎西北的勒瓦洛瓦门，是一片“蹩脚建筑的溃疡”，镜面玻璃墙建筑像“麻风病”那样蔓延，居民怨恨，以致把那里一个“蓬皮杜广场”叫成“齐奥塞斯库广场”。 总体上讲，法国城市的老建筑老街区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失误：“被屠杀的城市”（villes massacrees），“谋杀城市”（urbicide）。
现代城市建筑的单调、冷漠、“非人化”，破坏了人们原先的生存环境，终于使法国人竟想到要“绞死”建筑师们！ 作者披露，造成法国当代建筑“巨大错误”的，有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法国建筑界是一个黑幕重重、充满腐败的地方：“宗派冲突，党派压力，阴谋诡计，神秘献金，工程师与建筑师之间的潜在战争，蹩脚或虚浮的艺术选择，失误的规划，捂盖的丑闻，是这个常动用巨款的领域所司空见惯的事。”（17页）法国建筑工程的权钱交易屡见不鲜。如法国前总理阿兰•儒贝，许多议员、市长们，都卷入过建筑界的丑闻。为“可疑的投标”上法庭打官司的事件层出不穷。 决策者们的“普遍无文化”（inculture generale），是一些蹩脚难看的建筑得以建成的原因。说得天花乱坠的方案也常造成投资失误，如投资一亿六千万法郎、由“解构”倾向建筑师屈米（B. Tschumi）设计的土库安市的“国家当代艺术馆”，刚开馆就因安全问题遭封闭，投资打了水漂。 当然建筑师们也难辞其咎。法国的建筑师圈子是一个封闭自恋又内讧不断的圈子。法国两万七千多注册建筑师，除了为数不多的“大明星”，大多生活穷困，无活可做。为争夺“猎物”，建筑师们一个个变得像“心理分析医生”（28页），揣摩讨好主雇心理，精于“情感投资”。 为了扮艺术家气质或“教士式的威严”，他们非常讲究自己的行头，通常一身穿黑，如努威尔（Nouvel）、福克萨斯（Fuksas）、佩罗（Perrault），当然还有库哈斯……等人。
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一身黑装的“建筑师们在五颜六色的旅游者中间非常扎眼。他们聚集在加尔第尼水岸上，像栖息的一群乌鸦”（35页）。 出于历史原因（建筑师与画家雕塑家长期被视为工匠），他们常常有某种“自卑”，所以很愿意往“文化人”群体靠近。如美国建筑师爱森曼（P. Eisenman）首创了“随便什么”（Any）会，以“随便什么人”（anybody）、“随便什么方式”（anyway）等“玄奥话语”为题，在汉城、东京、安卡拉、鹿特丹等地聚会（中国建筑界的“M某会”即其翻版）。他们中的能说会道、并能舞文弄墨者，就成了“宗师”，如勒柯布西埃和库哈斯。
特莱蒂亚克难能可贵地向我们揭示，这两位新老“极端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业绩远非人们想当然的那样辉煌，而是给法国带来了严重后果。 勒柯布西埃设计的法国圣埃基埃纳市附近的费尔米尼（Firminy）综合建筑，相当一部分已“空无居民”，“房顶上的幼儿园”由于“安全原因”已关闭。“结果是：巨轮一半已空弃……”（101页） 特莱蒂亚克笔下的库哈斯其人，既是一位激进的极端分子，一位“彻底的幻视者”（visionnaire total），又是一位善于经营、极其精明的商人。 库哈斯来自荷兰的鹿特丹这个二战中被炸为平地的城市，战后完全是在一张白纸上重建起来，与库哈斯的“彻底砸碎”、“从零开始”（To start from scratch）或“操你妈（文脉）背景”有直接关系。所以库哈斯设计的方案多是惊世骇俗、甚至反自然的。他会设计出像串糖葫芦形状的图书馆，或歪斜凌空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方案。 库哈斯的过人之处，是他能言善辨。他的得奖或“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设计，不如说是因为他的“理论”。他有一套非常蒙人、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辩术。他像一位巫师，在一阵阵让人目瞪可呆、似懂非懂、飘浮在无限美妙幻景的“咒语”作用下，到处得手：“他诱惑了各种行政官员。就像他之前的勒柯布西埃，库哈斯欺骗（dupe）、操纵（manipule）他的对话者，让他们很高兴终于找到一位自有一套关于城市理论的建筑师。”（164页） 整个一个江湖术士！ “库哈斯有一套灵活、圆转的辩术。”（165页）比如他为中央电视台的方案，端出一个美妙无比的“巨环”说：“我们将把电视制作的所有部门都囊括在一个连续的巨环中，使它可以自我运转不息。”（《南方周末》2003.4.3）论证图片中还有一条红线，环形流转。哪个内心纯朴的官员和“专家”会不被这样美妙的“论证”所“诱惑”而折服？而这样的循环事实上并不存在。
库哈斯甚至把他的“歪门”说成跟故宫相“一致”：“这是一种非常安静的、内在的美学，和紫金城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是一致的。因为故宫本身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通过围墙包含自身内部的活跃的有机体，但是它从外面来看的时候，没有任何积极性的暗示。这个方案也是没有集中的积极性的暗示……”（2）把两个如此截然对立的东西拉在一起，何等天才的诡辩家！ 库哈斯在投标“欧洲里尔”方案时，也是这样夸夸其谈给法国官员灌迷魂汤，宣称他的方案是“二十世纪欧洲进行的最雄心勃勃、最创新的城建工程！”“里尔将成为一个五千万西部欧洲人共同体的重心，相互间至多一个半小时。”（140页）在中标以后和开工之初，媒体舆论好评如潮。 但特莱蒂亚克揭露出，这个为无知国人所称道、造价五十三亿法郎的“欧拉里尔”工程，结果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欧洲洲尔在地区首府的中心延展了一片阴郁的玻璃水泥地带。办公楼至今还在寻找用户。公众对市中心的这片新城恼怒不满。”（139页）“他（库哈斯）自得于一种险恶的快乐（plaisir malin），把郊区的城市规划，那种环城线的悲凉气象带到里尔市中心，离老火车站几十米的地方。结果是，欧洲里尔呈现出一个非人化（deshumanise）街区的所有征象，行人罕至。”（142页） 今天，法国人还在为库哈斯当年口若悬河所带来的后果擦屁股，“缝合伤口”，并有消息称，对第二期工程要“另组专家委员会”（143页）。
可见，美妙的说法远不等于美妙的结果。“欧洲里尔”的教训，难道不应当让中国人揉揉眼睛看清库哈斯其人吗？
还有，“歪门”曲角悬空，完全是在挑战自然的重力原则。北京处于地震威胁地带，其结构安全问题据说已被这方面技术世界领先的阿勒普（ARUP）公司论证解决。但据悉阿勒普公司也在英国千年桥的共振问题上失手，支付了巨额赔款。万一阿勒普再次智者千虑一失……（补注：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应当令人震醒！）
还有，以法国建造“十大工程”的惯例，我敢断言这已经是天文数字的造价，一定还要追加投资（补注：2004年夏据说预算以达80个亿！）。像大拱门、财政部、国家图书馆，都追加了非常大比例的补充投资，有的追加达预算的三分之一。在欧洲，承建商都是以各种理由（工期不够，材料涨价，添加新技术等），要求追加投资。没有达到目的就用价廉材料。这是欧洲建筑界常识。
还有，大楼的维修问题。巴黎蓬皮杜中心，建成三十年已大修过两次。这样的“高技术”建筑，非常容易老化出问题。这是一座维修费已超过建造费的建筑！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也属于“高技术”建筑，将来必定需要巨额维修费用。如果也再来个五十亿（等于建造费），中国的有关决策者们想过没有？
再还有，一旦这个“歪门”方案得以实施，将给整个中国建筑界带来极坏的样板作用。可以预见，中国大地上必将风行一大批这样奇形怪状的建筑，进一步恶化中国城市的景观！
西方有一种说法，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是一种文化的物质体现。人们在这本“书”中，可以读到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城市所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然而，在今天中国的城市里，我们能读出多少中国的历史，感受到多少中国的“文化性”？ 北大教授张祥龙先生沉痛地说出了我同样想说的话：“我们现在正在丢掉的已不是那些让中国人蒙受耻辱、遭逢危难的东西，而是那使我们是一个中国人的东西，是那让我们活得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正在全力制造“一个完全没有真正中国味道的世界！”（3）
注释：
（1） Philippe Tretiack: Faut-il pendre les architectes? Seuil, 2001, Paris.
（2） 王军：《建筑大师让•库哈斯为中国建筑出谋划策》人民网2003.4.9。
（3）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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