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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题目，稍知情况的人都会质疑：周大姐根本不做诗，怎么会和聂老有什么赠答？

本文揭著“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对传统官阶制演变大势，尝试提出一个五阶段的分期：先秦的爵级命数具有浓厚的“品位分等”色彩；秦汉“若干石”构成的禄秩等级具有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大量品位性官衔和涉及士庶清浊的选例，形成“品位分等”的一个高峰；唐宋的阶官制度呈现为又一种“品位分等”；明清时的品级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以上变迁与官僚群体的“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

生态学是工业革命以来兴起的一门学科，理解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学科的主要内容。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理解，自然而然成为生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生态学在不停地发展，生态学家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个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萌芽阶段的生态学 在达尔文之前，不少生态学家同时是博物学家、分类学家、化学家、神学家甚至文学家。 在这一时期，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分门别类的描述和理解自然现象，诸如不同地理区域的植被组成，物种生活史特征等等。另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个有严整秩序的整体，从整体思考各个物种之间的精妙联系。美国生态史学家沃斯特认为，前一种生态学家是持"人类帝国主义"观点的，他们用还原论的办法机械地解析自然，其研究方法与在近代科学中兴起的归纳演绎方法是一致的。后一种是"田园主义"观点，他们倾向于把自然理解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类回归自然秩序。这一时期，田园主义生态学家在探讨自然界物种之间紧密联系的同时，还受到宗教、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是，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西方生态学者此时一方面醉心于不停地发现新的生命现象，一方面希望远离工业和城市的喧嚣，回归田园时光，对人类毁坏每一片森林感到痛惜。 达尔文之后的生态学科 达尔文和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改变了生态学科的面貌，也导致了生态学的分化。达尔文在回顾他的工作原则时写道，即使一个假说再优美，只要和现实证据相矛盾，就必须被抛弃。某种意义上说，达尔文的这个工作思路和波普尔的"假说-证伪"模式是同质的。与达尔文同期的生态学家们大多都自觉地采用了这个原则。从1860年至今，生态学界每个自然规律的发现大多都遵循"假说-证伪"模式，这一模式于是成为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和现代生态学的分水岭。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无论是持还原论观点还是持整体论观点的生态学研究，只要遵循"假说-证伪"原则，那么这种研究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除此之外，生态学还有另一个分支，即人文生态学。如果一位生态学家只有一个理论框架，却并不思考这一理论框架是否有现实证据，那么他的研究就应该归于人文生态学的范畴。生态学界因此形成了两个圈子，各有各的出版物和研究群体。 举个例子：假定有一片草原，其上有食草动物（比如鹿或羊）。如果没有食肉动物（比如狼）的话，食草动物种群会增大，摄食过多的植物，导致植被退化，然后食草动物大量饿死，生态系统瓦解。但是如果有捕食者存在，食草动物种群就会被捕食者调控，从而也不会造成植被退化。上述文字描述只是一个假说，它的数学模型就是著名的Lotka-Volterra模型（或叫"猎物-捕食者模型"）。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在没有捕食者的环境中，食草动物种群的确会出现种群崩溃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食草动物种群在崩溃后还会恢复，并不时地发生崩溃，保证植被并不退化。这一证据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Lotka-Volterra模型，从而引发了生态学家对捕食者作用的反思。生态学家后来发现，自然界的调控不仅包括捕食者从上而下的调控，还存在气候和植物从下向上的调控。由此，人类拓展了自然界自我维持机制的认识范畴。这样的认识过程，就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但是，同样有一批学者，他们在想出或者认识到Lotka-Volterra模型后，立刻认为这反映了大自然调控的精妙，并把它推广到人类社会。比如近年来国内反映草原问题的一本半小说半政论的作品《狼图腾》，其作者姜戎就把狼对草原的保护作用无限强化。而实际上，在《狼图腾》小说的背景地区东乌珠穆沁旗，1961-1964年的历史记录表明，每年狼捕食的家畜不到该区域总家畜头数的1%，而极端恶劣气候（比如雪灾）能导致当年30%或者更多的动物死亡。在此区域，主要调控动物种群的因素是气候，而不是狼。这一证据表明，《狼图腾》这本小说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书中的观点只是一种思潮或者理念，可以看做一种人文生态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生态学家，有时候难以划分他们是属于科学生态学阵营还是人文生态学阵营。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印记几乎打在每个生态学家身上。即使一个生态学家以科学生态学研究闻名，他的成果也未必都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比如，提出植被演替学说的克莱门茨（Frederic Cleme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克莱门茨的植被演替学说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界植物物种组成的更替规律（比如森林地区的空白生境，一般存在"草本--灌木--乔木"的演替顺序）。但是，他同时认为生物群落是一个"超有机体"，一个自然群落可以像一个生物个体那样从小到大逐渐生长，其中的物种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电影《阿凡达》便借鉴了这个观点。但是，克莱门茨的超有机体观点后来被证伪了，生态学家发现物种实际上是随机地出现在生境中，先入为主地组成群落。尽管如此，超有机体作为一种观念，已经影响了人类社会，成为一些生态伦理学的重要依据。 学科分化之后 科学生态学同时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观点，某种意义上还是人类帝国主义的视角。随着物理化学方法的介入，科学生态学已经理解了自然界一些重要的科学规律，并用数学和地学手段，对这些规律做了整体性的理解。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科学生态学有个特点，就是强调研究无人类影响条件下的自然规律，把人类因素置身于生态系统之外，很少再思考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 而人文生态学则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的泛灵主义、田园思想等。尽管术语有所变化，但是相对于其社会影响，人文生态学在理论上发展不是很大。1960年以后，环保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环保政党和NGO纷纷成立。这些运动以实际中不断暴漏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依托，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这一时期，环保主义运动的主张比如"保护地球，保护每一个物种"、"人与地球和谐相处"、"炸掉大坝，让河流自然流淌"等，在理论范畴上并没有超出吉尔伯特•怀特、梭罗、克莱门茨、利奥波德等早期人文生态学家的思想，但是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是这几个终身住在原野地区的学者所能及的。环保主义者现在已经占据了媒体，充分影响公众，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主要的执政党。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基本上主导着现代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值得指出，人文生态学和环保运动在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对环境的破坏时，同时也厌恶任何改变自然现状的社会变迁，而且他们的主张还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比如，这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保持工业化前的状态才是生态的、环保的，而往往不顾当地赤贫，人民福利得不到保障的事实。 而且，近年来人文生态学的所有理论出发点大多是建立在有选择的科学生态学研究成果之上的。比如反转基因运动在食品安全性问题质疑频频落空后，纷纷转向科学生态学界，寻求转基因作物污染自然种群的证据，一有寻获，即大肆宣传，而往往无视那些实验设计不严格的事实。而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地球一小时"等环保运动也及时套用科学生态学界提出的"碳中性"概念，却回避科学界并未能完全理解碳循环的事实。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科学生态学家意识到，继续把人类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是不合时宜的。 在无人类影响地区得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在现代社会成立。科学生态学家也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方面来。近几年来，科学生态学家逐渐提出，人类应该自主地承担大自然管家的责任，应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可持续之间的平衡。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再和谐"。和环境恶化一样，人类的贫困和不平等，都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失败，而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类和环境再和谐的要务。科学生态学正逐渐重新开始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流行的人文生态学的一些观念进行矫正。 两类生态学在中国的处境 自民国以来，科学生态学在中国开始发展。2000年后，科学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明显加速，逐渐填补世界生态学研究在中国区域的空白。但是，中国的科学生态学界有一个特点，就是埋头书斋，以发表国际论文为导向，很少对国情和政策发表建议。这跟我国的科研体制--包括人事制度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有关。言多必失，说错话就得罪人，得罪人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研究论文，没有研究论文整个研究生涯都要完结。因此，科学生态学界万马齐喑。从目前看，科学生态学者不会给当代中国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出足够的有价值建议。 人文生态学在80年代以来才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但是，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其传播速度极快。加速人文生态学传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环境的迅速恶化。在这两个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在理解日益严重的中国自然环境问题时，都具有强烈的理论需求。如果科学生态学界不说话，那么这个空缺的话语空间只能由人文生态学界来填补。2000年以来中国的若干环保大论战，都是由人文生态学家和媒体发起的，比如"人应该不应该敬畏自然"争论、"怒江建坝"争论及"圆明园地膜事件"等。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人文生态学思想一向受到西方学说统治，比如怒江建坝就是国际反坝运动的中国翻版，而转基因的反对者也都依靠西方学说和实验证据来立论。去年的哥本哈根谈判之前，所有媒体也是竭尽煽情，跟着西方媒体走，直到最后温总理终于被西方国家强硬地塞了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减排方案。 中国科学生态学界的不作为和人文生态学界对西方观点的生吞活剥会给中国发展带来若干不利影响。首先，难以产生适合国情、以我为主的生态学观念，因此不得不听命西方，在国际气候谈判等国际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二，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难以理性解读，会进一步加重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比如今年的若干环境问题（如南方大旱等），政府的官方解释虽然合于科学生态学界的观点，却无法有效辟谣。第三，由于人文生态学界的西方视角，他们难以理解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其绝对的批判态度，往往和地方官僚机构的发展目标（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直接对抗，这样会增加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难度。 在今后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中国要学会仔细区分，哪些生态学主张是处于科学生态学范畴之内，哪些主张是来自于人文领域。对西方在中国传播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学主张，要加以辨别明细，择善而从，而非全盘接受。发展符合国情的生态学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去年，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夕，丁仲礼院士和强世功教授分别分析了中国的碳排放前景，解读了西方碳政治，这是中国自己的科学生态学和人文生态学的重要发展。这两个研究对我国气候问题谈判是非常有益的，值得后来人效仿。

1950年，原四川省艺专（四川音乐学院前身）组织学生深入实地调查、采风，并将民歌带进了课堂用于教学，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对羌族民歌进行的调研

岭南大讲坛讲演。

任何戏曲剧种都会发生变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既要强调保护剧种的个性，又要认识到剧种变异的不可避免。不要为了维护剧种的个性而划定创作题材的范围，而应该通过剧种的革新来提高它的艺术表现力。当一个剧种产生某种变体，不要为了维护剧种的纯正性而加以歧视，而应该承认新剧种的诞生。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剧种之间的界线可以打破和混淆，剧种的属性是动态地发展的；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存在分歧，但是，对立的观点形成一种张力，对推动戏曲的发展是有利的。

环境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出现。一定程度上，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汤因比的有关著作，为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养分。它也与《环境与历史》杂志的创办，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成立，紧密联系。总体上，和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和全球史的视野，而且自始就重视城市环境问题。研究在西欧和北欧较发达，东欧和南欧相对落后。

盛国民说：“当前的工作是广泛征求林钢职工对企业改制的看法，及对企业未来发展道路的意见。”
　　由于企业经营资金紧张，销售市场萎缩，环保措施不达标，不符合产业政策影响等多方面原因，2008年8月，经濮阳市政府批准，林钢开始改制。今年3月21日，林钢工人堵塞了林州至安阳的高速公路，4月30日堵塞了106国道。

没有什么好的帝国主义，问题不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帝国，而是我们需要在帝国的模式之外，寻找新的政治形式和国际体系框架。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要靠我们自己"。

生态不是建出来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放眼望去，中国目前城市规划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毫无想象力的植被单一化，路面覆盖混凝土沥青，河岸水泥砌起。

2006年11月，“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课题组走访了浙江、湖南、河北的10多个村庄，此为调查研究报告。

  2007年5月11日http://sandiego.indymedia.org网站刊登了《贫民区星球》一书的作者迈克戴维斯题为《城市贫民区》的文章。作者在联合国《贫民区的挑战》报告的基础上，论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城市贫民区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当前种族、部族和宗教冲突加剧的原因是：城市贫民区中大量的非正式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和经济繁荣完全失去联系，生存状况极为恶劣。作者还认为富国和富人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对穷国和穷人有政治承诺，而是在系统地抛弃后者。文章内容如下：  首先我想谈谈《贫民区的挑战》这本书，该书三年前由联合国人居署出版。联合国人居署是联合国研究城市和城市社会问题的机构。也许你会不相信，在《贫民区的挑战》问世之前，对于全球的城市贫民问题或者说贫民居住问题，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有人也许还认为，研究这一问题毫无意义。 《贫民区的挑战》所做的研究意义非凡，我认为这项研究与由联合国国际气象组织（WMO）及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做的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项研究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使我们看问题有了新的高度，它警告我们人类，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严峻的关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给现有的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该书的出版，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了解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很久以来，有些人一直不愿直面贫民问题，不愿意直接使用“贫民区”这个词。但是，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相当坦诚。它明确指出，根据贫民区定义，贫民区是指规模小到10或15户，大到十万户的人类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缺少一些比如供水、卫生或能源的基础设施，房屋是达不到标准的或者是简易的临时房屋。这里的居民，有些没有房屋所有权，有些即便是拥有所有权，却不是全部产权，他们无权出售他们的房屋，也不能用这些房屋作贷款抵押。另外，贫民区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称之为“环境脏、乱、差”。 联合国指出，根据贫民区的定义标准，至少有10亿人口居住在贫民区。如果按照保守些的标准，据估计，全球大约有20亿人口属于贫困人口。这一保守标准是极低的标准，每日不到2美元——路边咖啡店一杯咖啡的价钱，通常适用于那些最穷的国家。 联合国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另有大约10亿人口（即城市贫民的大多数），相当于世界总贫困人口的一半，虽然居住在城市，但与国民经济没有什么正式的联系。这些人主要是青年。他们虽然也生活在城市中，但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经济，我们为之劳动创造并享受消费的这个世界经济，与这些人相隔遥远。 这些人来到城市，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在城市生存的一席之地。他们做小买卖，做苦力，当保姆或从事其他家政服务，或者由于生活所迫沦为罪犯。也许，联合国在这项突破性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醒我们，从现在这一刻起，所有新的一代，那些比我年轻很多的新一代，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非同寻常的事件：人类人口数将达到颠峰，然后保持一段平稳，继而，大约到2050年或2060年时，出现人口下降。那些能亲眼目睹这一过程的人们，的确应该说是非常幸运。因为，他们还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以及他们孩子的有生之年，见证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彻底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这一过程。 联合国已经预言，所有新增人口都将涌入城市。全球范围内，农村已经停止增长，事实上，正在开始萎缩。新增的20—30亿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其中的95％将在南半球，即所谓的不发达地区，或称为第三世界。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大多数将生活在第三世界城市的贫民区，多数人也许只能靠做杂工谋生。但是请注意我这里的用词，我说的是“也许”，因为，这还是个未知数，是个问号。因为，目前尚无人知道超大型城市的承受极限是多少。 联合国的研究人员并不避讳谈城市贫民产生的原因以及世界城市贫民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决定性的转折点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经济自由化、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化农业的竞争，导致了南半球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恰恰是与此同时，南半球大多数国家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停止了对城市新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还是在这同一期间，整个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地区，全面停止了对一些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投资，比如，停止了对公共健康保障体系以及住房保障体系的投资。 就这样，正当农民被迫涌向城市，城市由于所谓的推动力量呈爆炸性增长时，各国的政府却丧失了为这些城市新增人口创造最起码的物质硬环境和社会软环境的能力以及政治愿望。 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革命。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革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一次，仅在十年期间，其所增城市人口就比整个19世纪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所有各国新增城市人口的总和还多。中国人所创造的这种奇迹使其他国家失去了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机会。并且，令人吃惊的是，在第三世界一些传统大型工业城市中，实际上出现了非工业化现象。比如，在印度的孟买，巴西的圣保罗，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我们所看到的是制造业劳动力减少了20％—30％。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还说，在这个“华盛顿共识”年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解决城市人口民生问题的能力严重削弱，也就是说，政府应对贫困这一根本问题的能力严重不足。 世界上大多数城市居民从来未能选举他们自己的政府。确实，近二十年来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就是，世界各地正在兴起一场运动，赋予市民权利，选举原来由任命产生（如在墨西哥市）的市长及市级其他领导成员。但问题是，以上所说的这种世界范围的基层民主，其时代背景是，这些基层政府正在丧失切实实施巨大社会变革的能力。 我曾坐在图书馆长达约六个月，阅读了数以千计的著作和文章。我想了解，那些住房专家、地区经济发展专家、第三世界城市公共卫生与健康专家都得出了什么结论，达成了哪些共识。 我很容易地就发现，结论有两条。这两条结论彻底粉碎了——很抱歉，我不得不这么说——世界银行和许多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对第三世界城市发展前景目前还持有的乐观幻想。 世界银行或多数非政府组织很可能会说，城市贫困人口具有超凡的创造力。想当初，他们除了几件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来到城里，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无人使用，或是已经被遗弃了的土地。然后就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搭建简陋住房，得以栖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简易住房逐渐换成了正式房屋，并且他们对房屋的占有也得到了些许承认。之后，这些满载希望的贫民区逐渐发展成为完善的社区。这里的人们是城市里真正的英雄，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白手起家建设自己的城市家园。 世界银行及多数非政府组织还说，这些贫民还促进了城市社区发展，因为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营造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发现了城里尚没有的商品和服务，于是他们就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他们不拿工资，在国家的个人收入统计和纳税统计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确实在那里辛勤地劳动着，顽强地生存着，他们正在建造新的生存空间。虽然这是非正式经济，但是，这些贫穷的外来移民是都市世界的无名英雄，他们自己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同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 我刚才讲到的是世界银行、许多经济学家和许多非政府组织所持有的乐观观点。并且不能否认，这种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成分。在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人们的确创造了那样的奇迹。比如，在距离墨西哥西北部城市提华纳中心16英里处，你可以看到一片片温馨舒适的住宅区。那里曾经是棚户区，现在那里的人们已经成为有稳定收入的中产阶层。 那样美好的一切的确曾经发生过。但问题是，在许多地方，那样的奇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如果你去读住房专家的文章，你会发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们就声称，所有的人都有了稳定的住所，再没有人居无定所了，如今人们只有遭遇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时，才会暂时在临时住所中栖身。 实际上，如今人们也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地占有土地，或者是找到没有房主的空房子栖身了。如今惟一留给外来贫困移民的地方，都是些人们通常认为没有什么商品价值，不好出售的地方，不是陡峭的山坡，便是危险的洪涝多灾区，要不就是有毒废弃物或垃圾场附近的地方。那些居无定所的贫民目前的处境更为困难，他们居住的环境愈发险恶，在自然灾害中丧生或受重伤的人数逐年上升，而这样的结果决非仅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当今，即便是可供贫民们临时栖身的陋室也都是物有其主了，城市周边每一寸不起眼的土地早已都被人买了去。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周边的土地是公有的，但每一寸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控制着。 对于南半球的穷人和由于非工业化而失业的前产业工人来讲，做小房东成为他们现在主要的谋生手段之———穷人剥削穷人。也许一些教科书会说，如此，便提供了大量的住房。然而，事实上却是住房成本的增加。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购买土地，租住房屋，而这笔钱放在20—30年前则可留作他用。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土地基本都消失了。 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做法来看，他们似乎认为，非正式经济具有无限弹性，农民进城后便可自己创造就业机会。但事实上，这种经济只具备极小的就业空间。它多少有些像达尔文的关于森林或热带丛林里物种竞争的著名比喻。他说各个物种就仿佛是一个个的木楔，总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奋力推进，以求拓展各自的生存空间，结果是越挤越紧，各自的空间都越来越小。贫困城市的情形也是如此。 情况往往是，在所有人的劳动边际回报值还未达到零时，总会有人出来干涉劳动力市场，而且，这种干涉通常是以某种政治势力的形式，以种族排斥或种族—宗教排斥为基础。所以在有些社区只有摩门教徒才能生活，……城市的生存空间被人为地划分了。 我认为这是世界各地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发生这些冲突不仅仅是由于不理性的宗教信仰，也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具有为一些芝麻小事便会互相争斗的性情。生存的物质条件变得恶劣，竞争更加激烈，这些才是深层原因。宗教隔离，种族认同或种族排斥，这些都只不过是些调控手段。 由此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即非正式经济并不能满足新增城市人口对就业不断增长的要求，相反，这种经济还产生了对抗反应，其形式常常有城市暴力、城市种族排斥等等。 这样一来，这两大安全阀就都已逼近了安全极限，从根本上出现了问题。而这两大安全阀正是那些国际金融机构、乐观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政府所依赖的。穷人们有赖于这些条件来保护自己，寻求就业，营造家园。 那么，超出极限又会怎样？ 不幸的是，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超出极限的例子。在我的书中，我举了金沙萨的例子。金沙萨是一个至少有700万人口的城市，以多变的文化、人民自组织闻名。当一切都瘫痪时，这个城市里的妇女挑起了管理城市的重任。她们在街道上种植玉米，把那些从农村老家带来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 但是，这座城市最终还是衰退到它的极限，再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存了。 金沙萨市那些无力养活家中所有孩子的家庭，只好将孩子丢在大街上。金沙萨有数千名抛弃自己孩子的“恶”母亲。 那么，金沙萨满街都是5——6岁弃童的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家庭的破裂，而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金沙萨已经超出极限。在不远的将来，其他城市的命运又如何呢？这正是联合国报告《贫民区的挑战》让我们思考的问题。 同时，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果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吗，就像一些大国所代表的竞争那样？也许，最本质的情况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有关，在这个世界经济中，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青年被边缘化，已经没有任何机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我年轻的时候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度过的，回想那时的我们是那么地理想主义……冷战的形式是各种思想观念的竞争，这些观念都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现代化世界。然而，这种局面随着冷战一同消失了。 在这份联合国的报告中，不再有良方，不再有平民百姓的理想王国，他们也不再有未来。这里我指的是从政治话语层面上来看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现在无人承诺这些了。 眼看着非洲数千万人死于艾滋病，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们却无动于衷；也许将来同样多的人死于禽流感时，我们也会听之任之，毫不动容。 富国已经做好了隔离带，我们已经登上了救生艇，把穷人们丢在身后，我们向水中的人们挥手告别，不过，他们可不愿就此消失，他们还在奋力挣扎…… 我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其实是那些贫民们为了自救，而做出的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一探索的过程触目惊心。这些贫民在不同的地方生存着，他们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他们中有贫民区的居民，有遭遗弃的穷人，还有一些16—17岁的青少年，他们住在大都市的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贫民区里。这些人正在为使自己融入城市，为了心中对未来的某种憧憬而艰难奋争着。 这是现代性的某种前卫激进尝试吗？或者，恰恰相反，是在废除现代性呢？它是被排斥者虚无主义地对处在中心国家的富人和城市象征所发起的进攻吗？还是一种为了创建一种将把所有的人包括在内的公民体制而进行的一场全新的探索？ 这种探索，形式各异，但它的出现，是人民反抗的开始。如果没有这些反抗，没有这些矛盾，我们也许还会全然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张晓歌 译

战后德国的物质匮乏并没有妨碍文化的生产。透过围绕作家博尔歇特的文化生产体制，我们看到了两点：一是莱辛的中产阶级戏剧的遗产源远流长。戏剧观演作为"公民论坛"延续到了战后。二是在战后，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机器非但未曾摧毁，作为两大阵营"和平方式"的攻心战术，在被占领区如火如荼地展开

“从公义和效率两个侧面看，公共卫生都是政府的首要责任。中国的特点，一方面是人口高度稠密，另一方面是公共卫生极其薄弱。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自由的扩大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积聚，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今日国家卫生工作最薄弱之处在公共卫生，特别是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基础上的疾病控制和防治。举一个数，2005年全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疾的发病率，每10万人达268.31人（推算全国就是349万之众，未报告的不在内），比 1996年增加了61.5%。”

陈寅恪晚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是《柳如是别传》，对于陈寅恪撰写此书的目的及其学术价值，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笔者在此也无意进行探究，只是在数次阅读之后，发见该书除却张扬陈寅恪自己认定的"颂红妆"旨意外，还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圈子的全景图以及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江南社会风貌。

急速都市化及工业化、采用单一作物的农耕方式导致严重的土地掠夺加速着小农农业的毁灭，其影响从生态和社会来看都非常严重。世界各地的小农运动正在进行反抗。

本文记录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官、绅和基督教界有关婢女救济的若干事例，披露1944—1948年间福建各县县长报告的有关“蓄婢情形”的问卷，并评估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本文认为，婢女的生存状况涉及了人口买卖等多方面的问题，清代官、绅只对其中的性禁锢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而几乎不及其余；民国时期政府有关婢女救济的法令和教会禁婢的戒律均缺乏效力；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可用“略有小补，无济于事”一语概括之；福建的婢女问题在1949年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

蔡翔的新著，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与更丰富的文学文本中，为“革命中国”这一渐行渐远的“实体”与“想象”招魂，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思想视野、情感世界与学术空间。其意义似乎并不仅在亦步亦趋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努力抵达历史逻辑深处，在那份“乌托邦”中找到现实批判与未来设计的资源。

著名指挥家谈两位作曲家。中译供参考，有英文。

中国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