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摘自庾信《哀江南赋》
一
陈寅恪晚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是《柳如是别传》，对于陈寅恪撰写此书的目的及其学术价值，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笔者在此也无意进行探究，只是在数次阅读之后，发见该书除却张扬陈寅恪自己认定的"颂红妆"旨意外，还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圈子的全景图以及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江南社会风貌。毫无疑问，了解这些，对于理解今天的江南文人以及滋生他们的土壤即江南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早对《柳如是别传》作出高度评价的应该是其好友吴宓，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广州看望好友陈寅恪后，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近乎盖棺论定式的文字：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今人胡晓明对此评述说，吴宓此言之重点，是在强调易代之际的中国文人，该如何对有关文化与道德之基本命运做出抉择。所谓的"颂红妆"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或一种叙述策略，其真正的深层关注则应含有文人心态史的更多更深含义。显然，相对于单纯的"颂红妆"旨意，展示那个时代的文人精神世界和地域文化风貌，并借此揭示数百年来中国文化变迁之历程，就更有意义和价值。（可参看胡君的《关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二期。）此外，对"红妆"之歌颂本身就意味着与对文人风貌之揭示的比较或者说对某类无耻文人如谢三宾等行径的批判和讽刺，对此笔者曾撰文论述，此处不赘。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不仅对以柳如是为代表的"红妆"给予热情赞颂，而且对于江南文化和江南文人也有着深入分析并带有明显的偏爱之情。由此可以证明，。陈寅恪在1949年后之所以多次流露出想在杭州安度晚年的想法，看来不仅是由于其父兄归葬于此的缘故，江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和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应该也是原因之一。至于江南诸城市中特别对杭州感兴趣，则不排除还有另一位陈寅恪赞颂过的杭州才女陈端生的因素。此外，由于钱谦益和陈子龙二人是江南文人的代表，因此对他们二人思想及文学成就的评述，对他们日常生活和仕宦生涯的展示，也就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时代江南文人的评价。
江南文化以及社会风气、风土人情等，其实早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发展至明末清初，其与北方中原文化之差异，早已十分巨大。而江南文人与歌妓，虽然社会地位截然不同，却因他们各自特殊的社会身份，得以成为江南文化的创造和传承者，并因此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陈寅恪在《柳如是别转》中对此特别注意揭示，并把它们与文人、"红妆"之性格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如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代表性人物钱谦益和陈子龙等，离开了他们所生活的江南，其性格命运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红妆"中人如柳如是，其人果然聪明绝伦，不愧一代才女称号，但她之所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则一方面和她多与文人墨客交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江南地区特有的社会风气有关：
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论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聪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①
可以肯定的是，柳如是自从离开前宰相周道登后，正是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和特有的水乡自然环境赋予她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公共空间，使她可以在江南地区过一种虽然是流浪却并不窘迫的生活。从《柳如是别传》可以看出，相对自由的水上漂泊生涯之所以可以实施，固然得益于她的青楼身份，但也与江南民风之宽松以及士大夫对她这类才女的资助有很大关系。柳如是在与钱谦益结合之前，数年间仅凭一船来往于江南地区，江南水乡特有的这种船文化，无疑对她帮助很大。不同于陆上之车，船本身除却交通功能外，还可以承担居住生活功能，这就使柳如是可以免除寻找住处的担忧而自由往来各地。此外，一些江南名士更是直接给柳如是很大帮助，如杭州的汪然明，不仅对其才华十分欣赏，广泛为之宣扬，而且从经济等方面给予大力资助。作为一个古稀老人，此举不仅没有受到社会舆论和文人的嘲讽，反而得到认可，这就与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以及当时江南文人的精神风貌有直接关系。就江南城市而言，杭州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自南宋时开始获得飞速发展后，到明末杭州已俨然成为文人与歌妓交往的中心，西湖及其周围的名人府邸、客栈等更是形成一个有形的公共空间，而柳如是时期的杭州，汪然明就是连结文人与歌妓的中介人物。
二
文人与"红妆"，看似身份绝然不同，其实有很多相似。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历史变迁之际，他们的命运不仅十分相似，而且多有关联、互为因果。孙康宜认为，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文人之所以格外看重"红妆"，除却文人特有之怜花惜玉情结外，更主要是由于他们从这些才女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才女命运的浮沉，就是国家民族命运的隐喻。②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柳因缘个案的探究，实际也是在关注此类问题。他多次称柳如是为"柳儒士"就当非无意之举，意在以柳氏命运暗喻文人命运。自然，影响文人命运的因素固然很多，而时代变迁无疑是最重要之一，特别是异族入侵所导致的改朝换代这样的变化，对文人心理的冲击更是巨大。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中国文人之性格命运与时代变迁之关系，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有一段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著名议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③
显然，在《柳如是别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贤者拙者不肖者巧者"等各类文人的精彩表演以及不同结局，而且陈寅恪的分析更加深入细致，更注意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解释其所以如此和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反省。
此外，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人生时间约可分为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中岁以后。人生本体之施受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④
通常，人们只注意陈寅恪的第一段话，其实我以为第二段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文人对时间流逝一直极为敏感，对个体生命的相对渺小无助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无奈情怀，而这一点极大影响着他们的入世情怀和避世心态之转换，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抉择。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之所以花费极大精力考证钱柳因缘，就是要以此为出发点，论述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其在婚姻爱情和事功方面的各种表现，并最终展示他们复杂的精神世界，从而为那个时代的文人命运，给出自己的解释。
就钱柳因缘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件大事，一是他们的结合过程和实现的具体形式，一是钱氏降清并最终导致他们夫妻归于悲剧性命运，特别是柳如是的自杀结局。所有这些都既可以看作对他们婚姻爱情的考验，又可以看作与他们交往之江南文人反应的试金石。
据陈寅恪所言，崇祯十三年，柳如是和钱谦益初次相识，即一见如故，而此时的钱谦益在仕途方面却是屡遭挫折。就年龄而言，此时的钱谦益已是59岁，早已过陈寅恪所说的"中岁"，也就是对"仕宦"这样的事功之事早就应该看淡的阶段了。那么，反过来在情感方面寻求补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于是，次年钱谦益即娶柳如是为侧室，而且是按照"匹嫡"之礼（即按照与娶元配夫人同样的礼节）举办婚礼。不过，此举显然违反了当时的社会风习和道德规范，导致许多文人士大夫表示不满。请看《柳如是别传》中引用之有关史料对此事的记载：
辛巳六月虞山于茸城舟中与如是结缡。学士冠带皤发，合卺花烛，仪礼备具。赋催妆诗，前后八首。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虞山怡然自得也。称为继室，号河东君。⑤
其实，柳如是对于和钱谦益的结合，是有所顾虑的，除却两人的年龄差距外（柳氏此时仅24岁），还有一点就是出身卑贱的柳如是一直想要一个名分，按照陈寅恪的推测就是"当为嫡庶之分"。陈寅恪认为，在明末，这个问题之寻求解决，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社会礼节，这方面只要稍微通融，即不成问题。一是国家法律，则不容含混，以至违反（一夫一妻）制度。但二者之间，其实互有关系。⑥ 按照当时社会风气，士大夫嫖妓纳妾本不是问题，但要娶两个正妻，则既不能为世人所容，也是违反国家法律之行经。在此之前，士大夫因此受到连累事不是没有。据《 明史265 倪元璐传》，倪元璐在崇祯八年升国子监祭酒，且深得皇帝信任，为此深受同事中名温体仁者嫉妒，后者在搜罗倪元璐所谓罪行而不得之情况下，遂以倪元璐之正妻尚在，而其妾王氏竟然冒充继配受封以至败坏礼法事为由诬告倪元璐。后经其同事证实得知其原配陈氏已因过被出，王氏系继娶而实非其妾。但无论如何，此二人同载登科录却是不争之事实，最终倪元璐被罢免官职，此事才算结束。⑦
陈寅恪指出，钱谦益和倪元璐本同为温体仁之流所深恶者，幸好钱柳结合之时，温体仁已经死去，不然按照钱柳结合时其原配夫人仍在钱家的事实，则钱谦益所受处分很可能会较倪元璐更加一等。自然，由于当时钱谦益已经被罢官回家，其嫡妻陈氏所受封号当被追夺，也就无法为柳如是请封，由此在国家法度方面已没有任何通融可能。陈寅恪指出，也就是为此方面之不能满足，钱谦益才在能够通融之社会礼节方面大加铺张，以弥补安慰柳如是不能被封的遗憾。至于清兵入关之后，建国之初，则法律制度不似明代那样严格，甚至有士大夫之正妻已受明代诰封，而其妾可以代妻受清代之封事。不过，就在这一点上，足可看出钱柳二人在民族气节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含糊：尽管钱谦益仕清时有机会为柳如是请封，他们却始终没有这样做。
尽管他们的结合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钱柳二人却我行我素，相亲相爱，婚后生活极为幸福，这从钱谦益此时的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钱氏的"合欢诗"及"催妆词"等。作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钱谦益还要求众门生以及好友和"合欢诗"及"催妆词"以为庆贺。而从是否唱和以及是否认真唱和方面，也可看出当时一般文人对钱柳姻缘的态度。对此陈寅恪有精彩的分析：首先看和诗的作者构成，其年龄较大者，一般为近于山林隐居之人，或者是地位不甚显赫者，其余则都为钱谦益的门生或晚辈。由此陈寅恪指出，钱谦益以"匹嫡"之礼迎娶柳如是，在当时确实不能为舆论所容，因此其门生中一些最有地位者甚至与钱谦益为患难之交者如瞿稼轩等，均没有和诗，恐怕是有所顾虑之故。其他一些有和诗者，其质量也平平，除却其作者能力因素外，也不能排除他们有敷衍之嫌。其次，陈寅恪注意到，对于钱谦益此时的诗作，作为最重要当事者的柳如是竟然没有唱和之作。对此陈寅恪的分析是认为这反映了柳如是的矛盾心理，即如果唱和之作表露欢乐之心境，就似乎对不住故交陈子龙；如果说一些悲苦之言，显然也对不住钱谦益，有无理扫兴之嫌，如此干脆就不写为好。
笔者以为陈寅恪的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还可以补充的是，柳如是自然充分了解到当时社会一般议论以及钱氏家庭对他们结合特别是结合方式的反对，以及钱氏为此所冒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她的地位因此有些尴尬，她的内心自然有些不安，也即过于表示欢乐或者不欢乐都不太好，或者说对钱氏表示安慰或者歉意似乎都不好，如此那就不如不写和诗。进一步说，柳如是认为，既然钱谦益能够为她牺牲自己的名望、财产和社会地位等，那么和诗与否已经不重要或者她认为钱谦益也不会看重。不过，按照陈寅恪的意见，其实钱谦益还是有些失望的，那么，聪明如柳如是，难道真的是没有看出钱谦益的失望还是其他原因呢？陈寅恪最后也没有得出定论，我们也只能姑且猜测一番了。
钱氏降清，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对此失节之举，陈寅恪并没有为之辩护，明确指出钱氏当时之表现，远不如柳如是，是文人软弱无行之可耻代表也。而出身卑贱之柳如是，反倒在此重大关头，决意投水自杀殉国，诚为"天下兴亡、匹妇有责"最有力之注解，可歌可泣。对柳如是而言，夫君成为降臣，使其陷入两难境地，即如何处理对丈夫的个人忠诚和对故国明朝的政治忠诚。对此，柳如是没有采取过于激烈的态度，而是采取逐渐在钱谦益内心灌输复明念头的方法。⑧ 笔者以为，柳如是其实对于中国文人的弱点和所谓的使命感，其实非常了解，所以才可以成功地说服钱谦益为"赎罪"而开始复明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钱氏降清后一般文人对他的态度极为微妙，除缺一般社会舆论的嘲讽轻视咒骂外，许多江南文人均未因此与钱氏绝交，或者在政治上轻视钱氏而在文学方面保持交往。其中最为理解钱氏如黄宗羲者不必论，其余多少窥知钱氏内心委曲者反而更加深了与钱氏的交往，如归庄、朱鹤龄、瞿式耜等，对此今人赵园在其《明清之际士大夫》中有精彩分析，不赘。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江南民众可歌可泣之反抗的大背景下，在史可法、陈子龙等人壮烈牺牲之时，钱氏之降清好象没有受到应有之"千夫所指"的诅咒，是值得思考的现象。此外，赵园认为明亡之后，书写"故明之思、明亡之恨"成为当时一般文人的普遍精神取向，而决不仅仅限于那些遗老遗少。甚至在那些失节投降者那里，也可以读到似乎更为深切而动人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显然，书写者的政治态度和处世观并不能完全决定其文字表述的情感取向，在这里，共同的审美思维和感受使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截然不同的文人，有着几乎一致的人生体验并都可以转化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也许，就是在这一点上，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内部的那些失节分子，可以表示出一种有限的宽容乃至理解。就钱谦益个案而言，钱氏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才华和成就以及文坛领袖身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其他文人对其失节行为的谴责。自然，还是有文人对此表现得清醒和坚定不移，如《柳如是别传》中提到的有人在钱氏投降后对其服装的嘲讽，讥其为"两朝领袖"就是一例。
至于钱柳之死，从江南文人的反应及社会有关舆论，更能看出那时一般文人的心态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作为降清之臣，钱谦益晚年从事的复明运动，当时很少为他人所了解，所以钱氏之死不会受到当时江南文人的特别关注，更少有悲痛悼念之辞，是可以预料的。而对于柳如是之被迫自杀，江南文人及社会舆论却几乎都给予同情，这里的是非概念区分十分清楚。
三
明末清初之士大夫，颇类魏晋时文人，多有喜空谈而无实际能力，既标榜"苦行"又追求奢侈生活，喜谈兵而无实际战争经验等矛盾现象，在《柳如氏是别传》中陈寅恪对此多有嘲讽。如钱谦益本为士人领袖，对军事可谓一窍不通或者说只限于纸上谈兵，所谓"共检庄周说剑篇"是也。却每每以将帅之才自命，而时人居然也认可此人所谓将帅之才，如陈子龙就曾极力推荐钱氏出将为相，不可不谓奇事一桩。陈寅恪认为，造成士人中如此风气之原因从客观方面看在于明末时局紧张，朝廷急需人才以挽救大局。从文人主观方面说则在于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意识以及明末特殊的"亡国亡天下"之社会危机对给文人带来的深刻心理刺激。只是在当时，即便是弘光帝这样的孱主，也能看出这些文人的华而不实，并没有重用他们，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至于那些本属堕落或人品低下之文人如阮圆海等，也夸耀自己的所谓将领之才，就更加可笑之至。对此陈寅恪评价说：此"亦可窥见明末士大夫一般风气。阮圆海钱牧斋范梦章三人者，其人品本末虽各异，独平日喜谈兵，而临事无所用，则同为一丘之貉耳。"⑨ 可为的论。
当然，导致那个时代之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种种避谈现实而崇尚"空谈"风气之原因，还在于明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极大的不信任和迫害，以及整个社会所弥漫的那种"戾气"，必然导致文人走向要么以所谓的"苦行"甚至自虐式折磨谋求内心的安宁，要么以堕落所导致的内心愧疚感换来对所谓使命感的追求。就江南文人而言，因地理家庭因素等，其生活状况大多比较优越，更容易以"醉生梦死"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绝望。陈寅恪所激赏之诗人吴梅村就自诩说："青溪白石之盛，名姬骏马之游，百万缠头，十千置酒。"⑩ 对此，作为江南文人领袖的钱谦益，以其特有的敏感，对明末清初的社会风气、世态人心有这样的描述："劫末之后，怨怼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11 至于钱氏本人，身为文坛领袖，也未能免俗，心胸不够开阔，对此陈寅恪在该书中多次给予批评。当时文人所以如此，寻根求源，则与明代统治者对文人之多方面迫害特别是精神上的打击有直接关系。相对于有宋一代，明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惨的，甚至还不如元代。今人赵园曾在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引用明初时文人苏伯衡的论述对此进行过分析。苏伯衡比较了元、明两代当政者对文人的不同态度，认为元代统治者对文人根本就不看重，所以其地位固然低下，但因其不受重视，故真正遭受官方迫害事反而不多。而在明代，统治者对文人似乎非常重视，其实不过是"假借"而已。所谓"假借"，就是把文人当作工具，那就用得着时重视，用不着时忽视甚至抛弃之。赵园进一步分析说，其实，对于统治者而言，与其"假借"之。不如"困折"之。因"困折"之后，文人再有什么想法例如谋反之类，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实际上之可能了。
陈寅恪从他所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出发，通过《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对明清易代所导致的中国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刻分析，而钱柳等一代风流人物的命运不过是中国文化命运的缩影而已。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王朝更迭频繁，而每次王朝变迁都会产生社会动荡，并且严重影响甚至危及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其中承担文化延续之重任的文人又必然遭受冲击，导致其内部分化。而文人之处世态度的差异，直接影响其悲喜荣辱之不同命运。明清易代一直号称为"天崩地坼"，文人的道德气节在此历史关头都要经受严峻考验，其不同结局在令人唏嘘不止之余，也许就成为驱使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内在冲动吧。
实际上，清朝初年，大多数汉族文人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诱惑，那就是科举。是否应举，如果被提高到与忠于旧朝相关联的高度时，就成为那些对满清入关不满之文人士大夫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也有分析，认为从如何解决应举问题方面，也可看出当时一般士人的心态：在满清刚建立政权之初，如果他们及其弟子不应乡举，就会被理解为反抗当朝统治，而有身家性命之忧；而如果应试，又不免对不住先朝之恩德。因此他们通常的对策就是自己可以寻找各种借口推辞应试或者出仕，而让自己的弟子或后辈参加应试，如此似乎两方面都可兼顾（见别传之1142-1143页之论述）。又如陈寅恪曾经十分激赏的"易堂诸子"中的"三魏"兄弟，他们为生存所作出的艰难而痛苦的抉择（长子出世以维系家族生存繁衍，他人避世以坚守独立学术）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12。陈寅恪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清初士大夫处境非常困难，后世如不了解此点，即容易对他们作过分之苛求。13 由此，陈寅恪无形中有意无意地对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大规模接受改造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立场。或许，他对自己那些老友和学生五十年代之言行，较之五十年代初写《论再生缘》时，已经有了一些理解，也多了几分宽容？
钱谦益临终前，曾作七言绝句一首：
老眼模糊不耐看，
繙经尽日坐蒲团。
东君已漏春消息，
犹觉摊书十指寒。
此时的钱谦益已经遁入空门，却没有完全忘却红尘，所以才有"摊书十指寒"的感叹。三百年后，江南文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一浮，也在临终之际，写下同样充满禅机的绝笔：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昔嵇康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诗句，其潇洒之风度，恢弘之胸怀，令人神往。而从马一浮绝笔诗中，我们读出的那"挥手"，却只有无奈与悲凉。而撰写《柳如是别传》已竟的陈寅恪，彼时却正和马一浮一样承受巨大的劫难，他们无法相信又不得不面对的是：曾经经历过的动荡和被他们书写过的动荡，都无法与他们此刻所遭受者相提并论。而马一浮在红卫兵抄家时所提出留一方砚台以便继续写字的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绝。这个富有悲剧意义的场景，如今已经不仅成为历史的记忆，而且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命运的绝妙暗喻。
注释：
（1）（5）（6）（9）（1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5页，第653页，第649页，第677-681页，第1141-114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2）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第4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7）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联想到1949年后，我们有些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初离开家庭时已经娶妻生子，后因种种原因在外面又确立婚姻关系并建立家庭，而其原配则一直在家乡等待团圆。后为处理此种历史原因造成的现象，特允许这些老干部之原配妻子仍可以"妻子"身份居住其家乡，并允许老干部定期回乡探望她们，遂等于默许事实上的"重婚"。至于陈寅恪此处是否有联想到此，当然无法肯定。
（8）（美）高彦颐《闺塾师》，第29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吴梅村全集》，卷35，第774页。
（11）《牧斋有学集》，卷41，第1399页。
（12） 魏禧《先伯兄墓志铭》："甲申国变，丙丁间，禧、礼并谢诸生。兄踌躇久之，拊心叹曰：吾为长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饔，将谁责乎？乃慨然贬服以出。"转引自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494页。
一
陈寅恪晚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是《柳如是别传》，对于陈寅恪撰写此书的目的及其学术价值，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笔者在此也无意进行探究，只是在数次阅读之后，发见该书除却张扬陈寅恪自己认定的"颂红妆"旨意外，还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圈子的全景图以及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江南社会风貌。毫无疑问，了解这些，对于理解今天的江南文人以及滋生他们的土壤即江南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早对《柳如是别传》作出高度评价的应该是其好友吴宓，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广州看望好友陈寅恪后，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近乎盖棺论定式的文字：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今人胡晓明对此评述说，吴宓此言之重点，是在强调易代之际的中国文人，该如何对有关文化与道德之基本命运做出抉择。所谓的"颂红妆"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或一种叙述策略，其真正的深层关注则应含有文人心态史的更多更深含义。显然，相对于单纯的"颂红妆"旨意，展示那个时代的文人精神世界和地域文化风貌，并借此揭示数百年来中国文化变迁之历程，就更有意义和价值。（可参看胡君的《关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二期。）此外，对"红妆"之歌颂本身就意味着与对文人风貌之揭示的比较或者说对某类无耻文人如谢三宾等行径的批判和讽刺，对此笔者曾撰文论述，此处不赘。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不仅对以柳如是为代表的"红妆"给予热情赞颂，而且对于江南文化和江南文人也有着深入分析并带有明显的偏爱之情。由此可以证明，。陈寅恪在1949年后之所以多次流露出想在杭州安度晚年的想法，看来不仅是由于其父兄归葬于此的缘故，江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和较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应该也是原因之一。至于江南诸城市中特别对杭州感兴趣，则不排除还有另一位陈寅恪赞颂过的杭州才女陈端生的因素。此外，由于钱谦益和陈子龙二人是江南文人的代表，因此对他们二人思想及文学成就的评述，对他们日常生活和仕宦生涯的展示，也就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时代江南文人的评价。
江南文化以及社会风气、风土人情等，其实早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发展至明末清初，其与北方中原文化之差异，早已十分巨大。而江南文人与歌妓，虽然社会地位截然不同，却因他们各自特殊的社会身份，得以成为江南文化的创造和传承者，并因此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陈寅恪在《柳如是别转》中对此特别注意揭示，并把它们与文人、"红妆"之性格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如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代表性人物钱谦益和陈子龙等，离开了他们所生活的江南，其性格命运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红妆"中人如柳如是，其人果然聪明绝伦，不愧一代才女称号，但她之所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则一方面和她多与文人墨客交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江南地区特有的社会风气有关：
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论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聪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①
可以肯定的是，柳如是自从离开前宰相周道登后，正是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和特有的水乡自然环境赋予她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公共空间，使她可以在江南地区过一种虽然是流浪却并不窘迫的生活。从《柳如是别传》可以看出，相对自由的水上漂泊生涯之所以可以实施，固然得益于她的青楼身份，但也与江南民风之宽松以及士大夫对她这类才女的资助有很大关系。柳如是在与钱谦益结合之前，数年间仅凭一船来往于江南地区，江南水乡特有的这种船文化，无疑对她帮助很大。不同于陆上之车，船本身除却交通功能外，还可以承担居住生活功能，这就使柳如是可以免除寻找住处的担忧而自由往来各地。此外，一些江南名士更是直接给柳如是很大帮助，如杭州的汪然明，不仅对其才华十分欣赏，广泛为之宣扬，而且从经济等方面给予大力资助。作为一个古稀老人，此举不仅没有受到社会舆论和文人的嘲讽，反而得到认可，这就与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以及当时江南文人的精神风貌有直接关系。就江南城市而言，杭州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自南宋时开始获得飞速发展后，到明末杭州已俨然成为文人与歌妓交往的中心，西湖及其周围的名人府邸、客栈等更是形成一个有形的公共空间，而柳如是时期的杭州，汪然明就是连结文人与歌妓的中介人物。
二
文人与"红妆"，看似身份绝然不同，其实有很多相似。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历史变迁之际，他们的命运不仅十分相似，而且多有关联、互为因果。孙康宜认为，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文人之所以格外看重"红妆"，除却文人特有之怜花惜玉情结外，更主要是由于他们从这些才女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更进一步，他们认为才女命运的浮沉，就是国家民族命运的隐喻。②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柳因缘个案的探究，实际也是在关注此类问题。他多次称柳如是为"柳儒士"就当非无意之举，意在以柳氏命运暗喻文人命运。自然，影响文人命运的因素固然很多，而时代变迁无疑是最重要之一，特别是异族入侵所导致的改朝换代这样的变化，对文人心理的冲击更是巨大。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中国文人之性格命运与时代变迁之关系，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有一段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著名议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③
显然，在《柳如是别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贤者拙者不肖者巧者"等各类文人的精彩表演以及不同结局，而且陈寅恪的分析更加深入细致，更注意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解释其所以如此和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反省。
此外，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人生时间约可分为两节，一为中岁以前，一为中岁以后。人生本体之施受于外物者，亦可别为情感及事功之二部。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④
通常，人们只注意陈寅恪的第一段话，其实我以为第二段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文人对时间流逝一直极为敏感，对个体生命的相对渺小无助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无奈情怀，而这一点极大影响着他们的入世情怀和避世心态之转换，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抉择。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之所以花费极大精力考证钱柳因缘，就是要以此为出发点，论述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其在婚姻爱情和事功方面的各种表现，并最终展示他们复杂的精神世界，从而为那个时代的文人命运，给出自己的解释。
就钱柳因缘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件大事，一是他们的结合过程和实现的具体形式，一是钱氏降清并最终导致他们夫妻归于悲剧性命运，特别是柳如是的自杀结局。所有这些都既可以看作对他们婚姻爱情的考验，又可以看作与他们交往之江南文人反应的试金石。
据陈寅恪所言，崇祯十三年，柳如是和钱谦益初次相识，即一见如故，而此时的钱谦益在仕途方面却是屡遭挫折。就年龄而言，此时的钱谦益已是59岁，早已过陈寅恪所说的"中岁"，也就是对"仕宦"这样的事功之事早就应该看淡的阶段了。那么，反过来在情感方面寻求补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于是，次年钱谦益即娶柳如是为侧室，而且是按照"匹嫡"之礼（即按照与娶元配夫人同样的礼节）举办婚礼。不过，此举显然违反了当时的社会风习和道德规范，导致许多文人士大夫表示不满。请看《柳如是别传》中引用之有关史料对此事的记载：
辛巳六月虞山于茸城舟中与如是结缡。学士冠带皤发，合卺花烛，仪礼备具。赋催妆诗，前后八首。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虞山怡然自得也。称为继室，号河东君。⑤
其实，柳如是对于和钱谦益的结合，是有所顾虑的，除却两人的年龄差距外（柳氏此时仅24岁），还有一点就是出身卑贱的柳如是一直想要一个名分，按照陈寅恪的推测就是"当为嫡庶之分"。陈寅恪认为，在明末，这个问题之寻求解决，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社会礼节，这方面只要稍微通融，即不成问题。一是国家法律，则不容含混，以至违反（一夫一妻）制度。但二者之间，其实互有关系。⑥ 按照当时社会风气，士大夫嫖妓纳妾本不是问题，但要娶两个正妻，则既不能为世人所容，也是违反国家法律之行经。在此之前，士大夫因此受到连累事不是没有。据《 明史265 倪元璐传》，倪元璐在崇祯八年升国子监祭酒，且深得皇帝信任，为此深受同事中名温体仁者嫉妒，后者在搜罗倪元璐所谓罪行而不得之情况下，遂以倪元璐之正妻尚在，而其妾王氏竟然冒充继配受封以至败坏礼法事为由诬告倪元璐。后经其同事证实得知其原配陈氏已因过被出，王氏系继娶而实非其妾。但无论如何，此二人同载登科录却是不争之事实，最终倪元璐被罢免官职，此事才算结束。⑦
陈寅恪指出，钱谦益和倪元璐本同为温体仁之流所深恶者，幸好钱柳结合之时，温体仁已经死去，不然按照钱柳结合时其原配夫人仍在钱家的事实，则钱谦益所受处分很可能会较倪元璐更加一等。自然，由于当时钱谦益已经被罢官回家，其嫡妻陈氏所受封号当被追夺，也就无法为柳如是请封，由此在国家法度方面已没有任何通融可能。陈寅恪指出，也就是为此方面之不能满足，钱谦益才在能够通融之社会礼节方面大加铺张，以弥补安慰柳如是不能被封的遗憾。至于清兵入关之后，建国之初，则法律制度不似明代那样严格，甚至有士大夫之正妻已受明代诰封，而其妾可以代妻受清代之封事。不过，就在这一点上，足可看出钱柳二人在民族气节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含糊：尽管钱谦益仕清时有机会为柳如是请封，他们却始终没有这样做。
尽管他们的结合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钱柳二人却我行我素，相亲相爱，婚后生活极为幸福，这从钱谦益此时的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钱氏的"合欢诗"及"催妆词"等。作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钱谦益还要求众门生以及好友和"合欢诗"及"催妆词"以为庆贺。而从是否唱和以及是否认真唱和方面，也可看出当时一般文人对钱柳姻缘的态度。对此陈寅恪有精彩的分析：首先看和诗的作者构成，其年龄较大者，一般为近于山林隐居之人，或者是地位不甚显赫者，其余则都为钱谦益的门生或晚辈。由此陈寅恪指出，钱谦益以"匹嫡"之礼迎娶柳如是，在当时确实不能为舆论所容，因此其门生中一些最有地位者甚至与钱谦益为患难之交者如瞿稼轩等，均没有和诗，恐怕是有所顾虑之故。其他一些有和诗者，其质量也平平，除却其作者能力因素外，也不能排除他们有敷衍之嫌。其次，陈寅恪注意到，对于钱谦益此时的诗作，作为最重要当事者的柳如是竟然没有唱和之作。对此陈寅恪的分析是认为这反映了柳如是的矛盾心理，即如果唱和之作表露欢乐之心境，就似乎对不住故交陈子龙；如果说一些悲苦之言，显然也对不住钱谦益，有无理扫兴之嫌，如此干脆就不写为好。
笔者以为陈寅恪的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还可以补充的是，柳如是自然充分了解到当时社会一般议论以及钱氏家庭对他们结合特别是结合方式的反对，以及钱氏为此所冒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她的地位因此有些尴尬，她的内心自然有些不安，也即过于表示欢乐或者不欢乐都不太好，或者说对钱氏表示安慰或者歉意似乎都不好，如此那就不如不写和诗。进一步说，柳如是认为，既然钱谦益能够为她牺牲自己的名望、财产和社会地位等，那么和诗与否已经不重要或者她认为钱谦益也不会看重。不过，按照陈寅恪的意见，其实钱谦益还是有些失望的，那么，聪明如柳如是，难道真的是没有看出钱谦益的失望还是其他原因呢？陈寅恪最后也没有得出定论，我们也只能姑且猜测一番了。
钱氏降清，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对此失节之举，陈寅恪并没有为之辩护，明确指出钱氏当时之表现，远不如柳如是，是文人软弱无行之可耻代表也。而出身卑贱之柳如是，反倒在此重大关头，决意投水自杀殉国，诚为"天下兴亡、匹妇有责"最有力之注解，可歌可泣。对柳如是而言，夫君成为降臣，使其陷入两难境地，即如何处理对丈夫的个人忠诚和对故国明朝的政治忠诚。对此，柳如是没有采取过于激烈的态度，而是采取逐渐在钱谦益内心灌输复明念头的方法。⑧ 笔者以为，柳如是其实对于中国文人的弱点和所谓的使命感，其实非常了解，所以才可以成功地说服钱谦益为"赎罪"而开始复明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钱氏降清后一般文人对他的态度极为微妙，除缺一般社会舆论的嘲讽轻视咒骂外，许多江南文人均未因此与钱氏绝交，或者在政治上轻视钱氏而在文学方面保持交往。其中最为理解钱氏如黄宗羲者不必论，其余多少窥知钱氏内心委曲者反而更加深了与钱氏的交往，如归庄、朱鹤龄、瞿式耜等，对此今人赵园在其《明清之际士大夫》中有精彩分析，不赘。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江南民众可歌可泣之反抗的大背景下，在史可法、陈子龙等人壮烈牺牲之时，钱氏之降清好象没有受到应有之"千夫所指"的诅咒，是值得思考的现象。此外，赵园认为明亡之后，书写"故明之思、明亡之恨"成为当时一般文人的普遍精神取向，而决不仅仅限于那些遗老遗少。甚至在那些失节投降者那里，也可以读到似乎更为深切而动人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显然，书写者的政治态度和处世观并不能完全决定其文字表述的情感取向，在这里，共同的审美思维和感受使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截然不同的文人，有着几乎一致的人生体验并都可以转化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也许，就是在这一点上，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内部的那些失节分子，可以表示出一种有限的宽容乃至理解。就钱谦益个案而言，钱氏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才华和成就以及文坛领袖身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其他文人对其失节行为的谴责。自然，还是有文人对此表现得清醒和坚定不移，如《柳如是别传》中提到的有人在钱氏投降后对其服装的嘲讽，讥其为"两朝领袖"就是一例。
至于钱柳之死，从江南文人的反应及社会有关舆论，更能看出那时一般文人的心态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作为降清之臣，钱谦益晚年从事的复明运动，当时很少为他人所了解，所以钱氏之死不会受到当时江南文人的特别关注，更少有悲痛悼念之辞，是可以预料的。而对于柳如是之被迫自杀，江南文人及社会舆论却几乎都给予同情，这里的是非概念区分十分清楚。
三
明末清初之士大夫，颇类魏晋时文人，多有喜空谈而无实际能力，既标榜"苦行"又追求奢侈生活，喜谈兵而无实际战争经验等矛盾现象，在《柳如氏是别传》中陈寅恪对此多有嘲讽。如钱谦益本为士人领袖，对军事可谓一窍不通或者说只限于纸上谈兵，所谓"共检庄周说剑篇"是也。却每每以将帅之才自命，而时人居然也认可此人所谓将帅之才，如陈子龙就曾极力推荐钱氏出将为相，不可不谓奇事一桩。陈寅恪认为，造成士人中如此风气之原因从客观方面看在于明末时局紧张，朝廷急需人才以挽救大局。从文人主观方面说则在于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意识以及明末特殊的"亡国亡天下"之社会危机对给文人带来的深刻心理刺激。只是在当时，即便是弘光帝这样的孱主，也能看出这些文人的华而不实，并没有重用他们，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至于那些本属堕落或人品低下之文人如阮圆海等，也夸耀自己的所谓将领之才，就更加可笑之至。对此陈寅恪评价说：此"亦可窥见明末士大夫一般风气。阮圆海钱牧斋范梦章三人者，其人品本末虽各异，独平日喜谈兵，而临事无所用，则同为一丘之貉耳。"⑨ 可为的论。
当然，导致那个时代之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种种避谈现实而崇尚"空谈"风气之原因，还在于明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极大的不信任和迫害，以及整个社会所弥漫的那种"戾气"，必然导致文人走向要么以所谓的"苦行"甚至自虐式折磨谋求内心的安宁，要么以堕落所导致的内心愧疚感换来对所谓使命感的追求。就江南文人而言，因地理家庭因素等，其生活状况大多比较优越，更容易以"醉生梦死"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绝望。陈寅恪所激赏之诗人吴梅村就自诩说："青溪白石之盛，名姬骏马之游，百万缠头，十千置酒。"⑩ 对此，作为江南文人领袖的钱谦益，以其特有的敏感，对明末清初的社会风气、世态人心有这样的描述："劫末之后，怨怼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11 至于钱氏本人，身为文坛领袖，也未能免俗，心胸不够开阔，对此陈寅恪在该书中多次给予批评。当时文人所以如此，寻根求源，则与明代统治者对文人之多方面迫害特别是精神上的打击有直接关系。相对于有宋一代，明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惨的，甚至还不如元代。今人赵园曾在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引用明初时文人苏伯衡的论述对此进行过分析。苏伯衡比较了元、明两代当政者对文人的不同态度，认为元代统治者对文人根本就不看重，所以其地位固然低下，但因其不受重视，故真正遭受官方迫害事反而不多。而在明代，统治者对文人似乎非常重视，其实不过是"假借"而已。所谓"假借"，就是把文人当作工具，那就用得着时重视，用不着时忽视甚至抛弃之。赵园进一步分析说，其实，对于统治者而言，与其"假借"之。不如"困折"之。因"困折"之后，文人再有什么想法例如谋反之类，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实际上之可能了。
陈寅恪从他所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出发，通过《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对明清易代所导致的中国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刻分析，而钱柳等一代风流人物的命运不过是中国文化命运的缩影而已。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王朝更迭频繁，而每次王朝变迁都会产生社会动荡，并且严重影响甚至危及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其中承担文化延续之重任的文人又必然遭受冲击，导致其内部分化。而文人之处世态度的差异，直接影响其悲喜荣辱之不同命运。明清易代一直号称为"天崩地坼"，文人的道德气节在此历史关头都要经受严峻考验，其不同结局在令人唏嘘不止之余，也许就成为驱使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内在冲动吧。
实际上，清朝初年，大多数汉族文人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诱惑，那就是科举。是否应举，如果被提高到与忠于旧朝相关联的高度时，就成为那些对满清入关不满之文人士大夫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也有分析，认为从如何解决应举问题方面，也可看出当时一般士人的心态：在满清刚建立政权之初，如果他们及其弟子不应乡举，就会被理解为反抗当朝统治，而有身家性命之忧；而如果应试，又不免对不住先朝之恩德。因此他们通常的对策就是自己可以寻找各种借口推辞应试或者出仕，而让自己的弟子或后辈参加应试，如此似乎两方面都可兼顾（见别传之1142-1143页之论述）。又如陈寅恪曾经十分激赏的"易堂诸子"中的"三魏"兄弟，他们为生存所作出的艰难而痛苦的抉择（长子出世以维系家族生存繁衍，他人避世以坚守独立学术）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12。陈寅恪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清初士大夫处境非常困难，后世如不了解此点，即容易对他们作过分之苛求。13 由此，陈寅恪无形中有意无意地对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大规模接受改造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立场。或许，他对自己那些老友和学生五十年代之言行，较之五十年代初写《论再生缘》时，已经有了一些理解，也多了几分宽容？
钱谦益临终前，曾作七言绝句一首：
老眼模糊不耐看，
繙经尽日坐蒲团。
东君已漏春消息，
犹觉摊书十指寒。
此时的钱谦益已经遁入空门，却没有完全忘却红尘，所以才有"摊书十指寒"的感叹。三百年后，江南文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一浮，也在临终之际，写下同样充满禅机的绝笔：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昔嵇康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诗句，其潇洒之风度，恢弘之胸怀，令人神往。而从马一浮绝笔诗中，我们读出的那"挥手"，却只有无奈与悲凉。而撰写《柳如是别传》已竟的陈寅恪，彼时却正和马一浮一样承受巨大的劫难，他们无法相信又不得不面对的是：曾经经历过的动荡和被他们书写过的动荡，都无法与他们此刻所遭受者相提并论。而马一浮在红卫兵抄家时所提出留一方砚台以便继续写字的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绝。这个富有悲剧意义的场景，如今已经不仅成为历史的记忆，而且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命运的绝妙暗喻。
注释：
（1）（5）（6）（9）（1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5页，第653页，第649页，第677-681页，第1141-114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2）孙康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第4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7）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联想到1949年后，我们有些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初离开家庭时已经娶妻生子，后因种种原因在外面又确立婚姻关系并建立家庭，而其原配则一直在家乡等待团圆。后为处理此种历史原因造成的现象，特允许这些老干部之原配妻子仍可以"妻子"身份居住其家乡，并允许老干部定期回乡探望她们，遂等于默许事实上的"重婚"。至于陈寅恪此处是否有联想到此，当然无法肯定。
（8）（美）高彦颐《闺塾师》，第29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吴梅村全集》，卷35，第774页。
（11）《牧斋有学集》，卷41，第1399页。
（12） 魏禧《先伯兄墓志铭》："甲申国变，丙丁间，禧、礼并谢诸生。兄踌躇久之，拊心叹曰：吾为长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饔，将谁责乎？乃慨然贬服以出。"转引自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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