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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称之为“过渡期”的两三本杂文集，看看能否从这里边总结出鲁迅杂文写作的某些特点。具体讲是分析《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部分《而已集》的内容。

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私人记忆，却是一段不应让人遗忘的历史。"工人阶级老大哥"风光与沉寂，我们不能简单用时代潮来潮涌轻轻带过。时间的静流不是为了冲淡记忆，而是沉淀理性，让我们看清历史，才助于厘清未来。

瞿小松教授1952年生于贵州贵阳；1978-1983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杜鸣心教授；1983-1989年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9年春，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作访问学者，并开始他十余年自由职业作曲家的国际生涯，作品在全球范围被广泛演奏，西方乐评称其为"寂静的大师"、"节制的大师"、"无法归类的行者"；2000年，瞿小松归国定居北京，并以集中授课方式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瞿小松 教授在讲座中讲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某年，我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做讲座。"互动时段"，有位女同学站起身，说："老师，我很痛苦。"我问为啥。女孩子答："我不喜欢现代音乐。"我笑了，说："不喜欢就不喜欢，用不着痛苦。这个世界上，不难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女同学讲："可是我的老师一定要我写现代音乐，所以我痛苦。"2009年春，十余年过去，我给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三年级同学看习作。有位同学的作品，如同另几位，一眼看去，复杂、艰涩、干枯、观念先行、毫无灵性，典型西欧20世纪学院先锋派灰白嘴脸。我憋不住了，问这位同学："你自己喜欢这个作品吗？"同学毫不犹豫，答："不喜欢。"我再问："那你为什么写它？""我觉得如果不这样写，就不在主流里边。""新疆班"有几位维吾尔族的作曲家同学，问我："老师，请你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十二音技法'是个什么东西？它不好听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它？"我反问："是啊，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它？"答："我们的作曲主科老师要求我们这样做。"我知道这位老师，也敬重这位老师。他自己以中国乐器为主体的创作，素有独到之处，也基本不用那个很成问题的"十二音序列"技法。自己不用，因何规定学生必用？我猜想，这位老师自己并不喜欢那东西，但同样害怕"不在主流"。悲哀！瞿小松 教授认为：曾因自由选择而遭打压的"新潮"们，千万勿以"新潮"而傲慢、而霸道。20世纪"现代作曲技法"，扩展了音响领域扩展了表现手段，但若将其奉为神明而压抑天性，音乐的死亡就不远了。创造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过程，而任何预设的"体系"，从诞生，就已经死亡。当初勋伯格创立"十二音序列技法"，本意是要将音从调性主音的"统治"下解放。然而在他体系的规则当中，某音出现，之后必待其他十一音现身，这音才再有说话的机会。规则铁定，"军令如山"，所有"白键黑键"的一十二个音，通通被"解放"进了集中营，不再有任何一个音自由。自由在指定的"平等"中被剥夺。在讲座中，瞿小松 教授指出：中国的音乐学院教育体统，即以西方音乐为唯一主体的教学大纲，存在着严重的缺憾。无动于衷的我们，批量生产的我们，经有缺陷的"四大件"训练的我们，没接上真正意义国际时代之轨的我们，不幸的我们，仅有一副缺陷的"四大件"眼镜，以它看待文艺复兴以降西方职业作曲家音乐之外的一切音乐文化。我们傲视一切。我们傲慢，因为我们无知。中国的音乐学院作曲系，中国的学院系统作曲家，20世纪80年代以先，仰慕并追随西方19世纪，之后，仰慕并追随西方20世纪。总结别人干了什么，猜测别人正在干什么、将要干什么。我们写作的音乐，总体上而论，无非西方音乐格局里头的"中国音乐"。换句话讲，迷执西式作曲家为摹本，走不出"总结"与"猜测"的樊笼，我们就只能"创作"西方音乐的中国版本，永远在后头亦步亦趋，永远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建树。

2012年4月起，南中国海迭起波澜。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屡屡给东南亚国家撑腰的背景下，今后类似事件很可能继续发生。

2006年11月，“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课题组走访了浙江、湖南、河北的10多个村庄，此为调查研究报告。

○林业是绿色银行，只要不出现巨大灾害，每年都会不断地自然增长，是全球资本过剩下最好的避险投资领域。因此，利用资本过剩和产业过剩，急于找到投资客体和避险机会的有利条件来推进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林权改革，仍以形成交易市场、引进外部资本作为改革内容，就有可能因这种宏观条件的改变而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之林业发展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具有新时期各种矛盾加剧下维护稳定大局的正外部性。    ○此次集体林区改革是发生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越是经济危机的时候稳定就越重要。中国在稳定耕地到户的同时，能够以山地和林业资产落实到村社和农民家庭的农村财产关系的稳定来替代危机发生时政府临时性应对政策，是历经危机却仍然没有陷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进入新世纪之后，正在推动新一轮以"均山制"为本质特征的集体林区林权改革，一方面确实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改革者多年梦寐以求的山权、林权交易的市场化和外部过剩的资金进入山区促进资源资本化;另一方面，30年改革中曾经出现过的乱砍滥伐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林区产业化开发中"速生丰产林"大规模种植单一树种、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罔顾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问题，也在南方林区随处可见。  如果把20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家庭承包制的同时集体林区推进的"均山到户"作为第一次林改;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进"四荒拍卖"形成了有规模的"大户林"作为第二次林改;把新世纪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分山到户作为第三次林改;那么农村改革30年来先后三次林改，走的却是从均分到集中、再到均分的循环。  解读中国的林改问题，既需要回顾集体林区30年改革的经验过程，也需要理解林区之于农区的不同，主要在于林区自然资源与人口的关系之紧张程度低于农区，因此林地对于林农，相对而言也就不如农地对于农民的那种生存依赖关系强烈。而且，林改的"分-合-分"循环与外部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演进高度相关。  第一次林改---1979-1991年的林业"三定"时期"均山到户"为何导致乱砍滥伐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中推广并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分田到户"翻版到集体林区形成"均山到户"的林业"三定"，即稳定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1984年，"林业三定"集体林权改革在全国正式启动。1984年底，95%的集体林场完成了山权和林权的划定工作。  "均山到户"之后，曾经引起集体林区农户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政府主管部门指出："有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滥砍、偷盗和引发森林火灾等情况，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导致集体林区蓄积量在300万立方米的林业重点市由20世纪50年代的158个减到不足100个，能提供商品材的县由297个减到172个。我国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1984-1988年)结果也显示，南方集体林区活立木总蓄积量减少18558.68万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减少15942.46万立方米。  其他农村地区也出现类似情况，如河北省赞皇县一带实行了农业包产到户，因对林业政策缺乏宣传，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以致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于是，集体林权改革被迫紧急'刹车'"。  为什么集体林区"均山制"改革与农村地区"均田制"几乎同时进行，但却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对此，政府部门认为主要是管理问题。理论界认为，主要原因是农民对产权制度缺乏稳定预期，或者说产权不够清晰而产生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套适用于农业"业态"的政策被复制到南方集体林区后却出现了乱砍滥伐现象，这就需要理解林区"业态"：林地难以短期获益，对于林农并不具有农地对于农民的那种生存依赖关系。林农大多数还可以依靠山区的自有耕地维持生存需求，因此对林地更多的表现为理性需求---当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而被过度提取剩余的林农陡然被赋予山权林权之后，短期内的理性行为必然是将非个人资产个人化，利用政策所突然赋予的收益获取权尽快占有前期非个人投资所形成的自然资源收益。可见，在"均山制"实行之初就出现的林农大面积砍伐山林，也只是宏观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理性行为。  第二次林改---1992-1998年的大拍卖与股份合作制试验利益主要由资本相对丰富的大户获得  虽然，在第一次林改完成之后的1988年，福建三明上报国务院批复的林改试验区设计方案中刻意强调了产权清晰化，试图大力推进山权、林权、活立木的市场化交易，其目的在于通过建立林区产权市场来促进资源向资本的转化。但是，这种试图依靠制度变革在山区林区内部生成资本的试验，却在那个资本仍然极度稀缺的年代显得步履维艰。最终，集体林区几乎所有理想化的改革试验，不得不让位于在财政上早已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以低价出让林区资源为条件吸引外部投资;遂有了"四荒拍卖"带来的以"大户林""干部林"为代表的林区资源相对集中。由此，也就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1990年代中后期，大多数集体林区完成了第二次林改---从分到合的过程。  1984年，福建三明开始进行集体林区改革试点，93个改革试点按照"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折股经营，经营承包的原则"，选择集体山林折股经营，山林联系面积、联系产量的"双联"计酬承包管护方法，实现了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成立了村林业股东大会或村林业合作社委员会或林业股份公司。  三明试点1988年得到国务院批复列入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序列，但被湖南、山西、陕西等集体林区在1993年之后效仿期间发生变异---大部分贫困但仍有集体林地的农村基层实际上搞的是"大户承包"和"干部承包"。这种变异的原因：  除了当时中央地方两级税收占GDP之比大幅度下降政府支出困难外，更为主要的宏观约束是1988-1989年发生滞涨危机之后各地政府财政普遍赤字，各地银行普遍贷差。此时，资金的绝对稀缺性相对于地方的投资饥渴而言显得格外严重。  随之，1993年就在山西、陕西等连地方政府也陷入极端贫困无以自拔的黄土高原地区出现了价格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四荒拍卖。接着，1995年8月，原国家体改委和林业部联合下发《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将推进林权市场化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纲要》明确指出要以多种方式有偿流转宜林"四荒地使用权"，要"开辟人工林活立木市场，允许通过招标、拍卖、租赁、抵押、委托经营等形式，使森林资产变现"。林权市场化运作趋势明显，由最初的"四荒"资源拍卖、中幼林及成熟林转让、发展到林地使用权流转等。  允许土地收益权和林业产权交易流转后，林农限于自身投资能力和缺乏融资渠道，大都"一卖了事"地将自有林地转给当地投资能力较高的大户经营。由此形成"大户林"、"大款林"---以相对低廉的先期成本集中大量林地资源，成为第二次林改时期的普遍现象。  鉴于当时中国处于产业资本扩张时期、资本对其他生产力要素的整合能力提高，因此，第二次林改导致山区资源向大户相对集中形成经济规模，目标是试图通过林地资源的相对集中吸引外部资金进入，可实现当地资源向资本转化。第二次林改之后的事实也说明，利益主要由资本禀赋相对丰富的大户或大款获得，而资源所有者则参与社会分工获取要素社会平均收益。  而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负外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矛盾增加和林业困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加：从当时的资本仍然极度稀缺的宏观经济背景来看，这种通过大户来整合林区资源以期实现林农收入提高和促进集体林区发展的努力显得事与愿违。其根源在于无论这些林地的产权形式发生何种变化，这种集中资源的改革还是让部分老百姓靠山吃山的权力被剥夺，甚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群体性冲突。  同期林业困境恶化：一方面是我国需要为大量进口木材及其他林产品支付其他国家"林价"，另一方面集体林区出现大量林地抛荒。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林业税费进一步提高。在林业生产经营中，国家法定税收和部门收费已高达木材销售价格的51%以上，此外还有各级地方政府及各级林业部门对林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层层收费。林业税费越高，收购价越低，高税费最终还是转嫁到营林生产者身上。  由于缺乏投资和激励机制，1994-1998年和1999-2003年集体林生产力水平分别相当于国有林生产力水平的38.36%和40.65%，都低于改革初期的44.50%。1993-2004年，我国原木进口量从1981年的187.1万立方米增加到2004年的2624.4万立方米，增长13.03倍。原木、锯材、胶合板和单板的进口额从1981年的3.67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46.86亿美元，增长11.76倍。  1984年实行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级承包的改革，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人员数量最庞大的农村基层政府的同时并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地方财政来源。地方政府为维持庞大的开支，只得继续追加对小农剩余的提取，使得小农自身无力进行对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到1994年财政分级承包进一步演化为分税制后，各级政府都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留在地方，其后果自然是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  第三次林改---2003年至今---再次实行"均山制"吸引大量过剩资金进入  进入新世纪，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已经表现出典型的金融过剩特征;而大多数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的农村地区则仍然处于大多数传统部门都遭遇的"金融排拒"和流动性不足。过剩资本越来越强烈地生发出占有可变现资源以获取资本化制度收益的冲动。于是，第三次林改上演了"枯木逢春"的活剧。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决定》颁布后，促进了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林业各项改革。紧接着的3个"1号文件"都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定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福建省三明市再次启动了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4年，江西省开展了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林业健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建议："稳步推进集体林权改革"。  林业是绿色银行，只要不出现巨大灾害，每年都会不断地自然增长，是全球资本过剩下最好的避险投资领域。因此，利用资本过剩和产业过剩，急于找到投资客体和避险机会的有利条件来推进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林权改革，仍以形成交易市场、引进外部资本作为改革内容，就有可能因这种宏观条件的改变而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之林业发展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具有新时期各种矛盾加剧下维护稳定大局的正外部性。  2009年颁布的"一号"文件要求全面完成林权发证到户，同步推进林权山权交易和其他配套改革。这意味着国家把25亿亩的山地和林地的经营权回归到农民和村社手中。如同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通过相关政策将农地产权和农地经营权还权于民所带来的农村经济大发展一样，此次"一号"文件所确定的还山权于民也势必会带来山区经济的巨大发展。根据国资委研究中心的计算，每年我国有1.89亿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形失业的状态。劳动力过剩是长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集体林区林业生产过程从采种、育苗到采伐、运输、加工、林下种植等，均可吸纳大量劳动力，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稳定大局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由于外部宏观经济的变化，新一轮林改或将成为有效制度安排已初见端倪。首先，吸引了大量过剩的国内外资金进入林业。如2007年福建三明对林业形成19.3亿元的投资，其中利用台资和区外资本16亿元，占了涉林项目的一半以上;浙江丽水人民银行2008年发放林权抵押贷款2.8亿，并针对不同林农的资金需求设计了不同类型的贷款机制。其次，新的规模主体逐步形成。林农根据当地林业特点，形成了家庭合作林场、股份合作制林场、"公司+农户+基地"合作型林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多样化组织。  三次林改的回顾与总结改革要有大环境的支持  第一次林改搬用了农业的大包干之后，林农上山伐林，既非"均山"之过，亦非均山之后"产权不清晰"之过，实乃在资金要素极度稀缺条件下宏观制度变迁无法顾及林业这种微观产业的业态特征，林区全面照搬耕地的分户经营，导致长期贫困的林农作为经济主体而采取了适应其短期增收现金需求、符合理性的行为。  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经历了产业资本逐渐形成、壮大，并向金融资本升级的过程，也经历了中央和地方的反复博弈、中央既对地方放权让利也将各种负担交由地方自行承担的过程。  资本稀缺性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总会在其追逐高利本性的内在机制作用下从农村净流出，流向获利能力较高的行业和部门。虽然第二轮集体林区的改革采用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通过林业资源的相对集中形成规模化效应以引进外部资本，但资本在这一时期仍然属于极度稀缺要素，不具备短期流动性高收益性的林业，不论通过何种方式集中资源都无法对外部资本形成吸引力。  回顾前两次林改，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都严重亏空，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金融机构严重贷差，无论城乡都处于资本极度稀缺的阶段。所谓林改教训，无外乎是对于林区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因没有产生增量的可能而失败。这并非地方主管部门主观判断或决策失误，实乃外部宏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内部微观调整导致制度成本增加。  而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林改则是在外部宏观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如果南方集体林区能够借第三次林改真正把"均山制"再实现一次，在林区百姓都平等得到山权林权的时候，利用资本过剩和产业过剩的宏观经济条件，做好与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相关的林区建设，防止出现环境污染、盲目求大等问题，就有可能在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政策导向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达到此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目的。  尤其是此次集体林区改革是发生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越是经济危机的时候稳定就越重要。中国在稳定耕地到户的同时，能够以山地和林业资产落实到村社和农民家庭的农村财产关系的稳定来替代危机发生时政府临时性应对政策，是历经危机却仍然没有陷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陈寅恪晚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是《柳如是别传》，对于陈寅恪撰写此书的目的及其学术价值，至今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笔者在此也无意进行探究，只是在数次阅读之后，发见该书除却张扬陈寅恪自己认定的"颂红妆"旨意外，还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圈子的全景图以及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江南社会风貌。

近年来，《金刚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发表论文40余篇，专著20余部。现分以下几方面，对已有的论著成果予以概述

2005年7月， 顾雏军被拘留，给1年以来的"郎顾之争" 打上的句号。 案件背后是学术界尖锐的对立，一方是强大的权力资本集团，他们开一次研讨会，每个人可以拿到顾雏军8万元出场费， 能够在他们"领袖年会"上发言的，大概标价是 25万。

包括访谈、书的章节、文章等，主要为英文。目前有，刊登于New Left Review的戴维·哈维访谈全文，非洲危机，《漫长的二十世纪》新版后记（写于2009年3月22日），全球化与宏观历史社会学等，增加中。

岭南大讲坛讲演。

一位美国同事在准备一篇给美国读者的文章时，向我提了几个非常好的有关中国与气候变化的问题： @ 中国期待美国代表在坎昆会议上做出什么承诺？@ 中国代表在坎昆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这些目标中哪些是弹性的、可以协商的？哪些是非常坚定、不可协商的？@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是否包含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机制（以下简称碳交易）？@ 中国的金融市场是否成熟到可以成功地推行碳交易？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独立学者，我想对以上几个问题上谈谈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你认为中国期待美国代表在坎昆会议上做出什么承诺？中国代表在坎昆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中国期待美国尊重美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巴厘路线图”。尤其是“公约”第三章“原则”第一条的内容，即强调“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中国人民要求美国停止拿中国当靶子作为他自身不作为的借口，这一点在中国一些学者和中国的绿色组织给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的公开信中，已经很明白地表达过（http://campaigns.item.org.uy/?q=en/node/1978）。其中写道：“……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是，也绝不能继续被美国用来当作其不作为的借口。尤其是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作为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历史责任的国家，必须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以及巴厘路线图框架下的义务。我们呼吁美国尊重联合国进程，并且做出其应有的贡献，而不是破坏弱化联合国进程，并成为附件一国家的挡箭牌。尽管按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它依然是附件一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美国没有能够建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它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2020年仅仅比1990年减排3%-4%。更有甚者，在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它还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尽管，如上面的数据所示，美国多方面减排的努力都落后于中国。”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提出的申请，启动“301 调查案”对中国支持可再生能源提出质疑，该事件在中国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各界的这种印象：即美国实际上根本不关心气候问题，其仅仅是美国用来抨击和打压中国的一个工具。中国碳排放增加受到指责，中国大力扶助新能源也受到指责。美国在气候和贸易政策上的不一致非常明显，不容忽视。在巴厘岛，美国被质问“领导还是至少不要挡道”？公平地讲，小布什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没有挡道，让巴厘路线图得以签署。现在，是再一次请美国考虑“如果不能领导的话就请至少不要挡道”的时候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奥巴马政府的作为以及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很明白地说明了近期几年内美国是不会加入对其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更别说是领导了。美国政府需要诚实地承认美国不能领导，至少不是现在，所以不要挡道以便让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来推动实施“巴厘行动计划”。全球气候协议框架的公平公正以及足够的减排量（尤其是发达国家整体的减排量）比其为了应对美国民众而假装领导更为重要。 ——这些目标当中哪些是弹性的、可以协商的？又有哪些是非常坚定不可以协商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对中国民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些仅仅参观过北京和天津的人很可能有这种幻觉：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财富在城市的过度集中和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容易给人造成这种幻觉。但作为一个同时研究农业农村问题的学者，我调研的一些村庄至今还没有自来水。例如，今年八月，我到河北衡水拜访一位做有机种植的农民朋友，这里距离北京只有三个小时的火车路程。他的村庄是有自来水的，但每五天才来一次水。对我来说“发展的权利“实在的意味着：有一天我的农民朋友能够持续使用自来水。在一封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中，(http://campaigns.item.org.uy/?q=en/node/1975)，中国的学者和一些绿色非政府组织要求政府在国际协商中应坚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针对国内政策，他们呼吁政府采取更具体的措施去制止消费主义和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大城市所迅速上升的碳排放。这些建议包括更高的燃油税，实行阶梯电价，对发达地区和高排放地区制定绝对的减排目标等等。他们也呼吁政府在减缓、适应、技术交流与合作、低碳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加强南南合作，同时向最不发达国家增加财政和技术支援。概括的说，他们既希望政府在国际协商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也希望政府能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中切实履行这些原则。所有这些并不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公众期待并要求中国代表在提倡和主张77国集团利益方面继续发挥出强大的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代表黄惠康最近对记者表示，中国政府明确表态不能将发达国家承诺的气候资金的落实和发展中国家减排透明度问题相联系。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观察员，我赞同这一立场。和我同事的一些关注国际气候正义的NGO工作者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美国政府和媒体就所谓的中国减排透明度问题的狭隘的关注，恰恰是其转移对一些真正存在的问题的关注的一种烟幕弹，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减排的目标问题。尽管不受国际条约的约束，中国对其宣布的减排目标是非常严肃的。最近几个月以来，在为实现“十一五”规划节能减排目标的最后冲刺阶段，一些地方不仅工厂断电停产，一些居民区也断电。尽管对居民区断电有失简单粗暴，在国内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其具体做法可以商榷改进，但另一方面，这表明了中国政府为实现节能减排真诚的、极为严肃认真的努力。不要说美国，有哪些附件1的国家为了实现“东京议定书”的目标而拉闸限电？据我所知还没有。然而，在大多数西方媒体关于透明度的舆论攻势中，中国被假定为不诚实的、有罪的。显而易见，这样的讨论和其暗含的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削弱了南北之间的信任。目前发达国家提出的“国际磋商和分析”的案文，对发展中国家自主减缓行动的要求比目前公约下对发达国家的审评还要严格，这很明显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是否包含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机制（以下简称碳交易）？在“十二五”规划中，为了达到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目标，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机制，包括：1、征收碳税和碳排放限量及交易机制；2、征收环境和资源税；3、发展和补贴低碳技术中国政府并不认为征收碳税和碳交易机制是互相排斥的，他们正在积极探索多种途径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拟建的碳交易体系是以已宣布的强度减排目标为基础的，而不是与有国际约束力的全经济减排目标挂钩。 @ 中国的金融市场是否成熟到可以成功地推行碳交易？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问题。我们不该忘记，正是华尔街的“成熟”和其“创新”的金融机构让我们遭遇了金融危机。要想设计一个环境和金融上都比较诚信的、稳定的碳市场，我们需要务实地看一看那些曾经失败或者是成功了的不同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其中，效果不错的一个案例是美国的“酸雨排污权交易计划”。它涵盖了不多的实体，不受金融投机者的控制（多年以来，对二氧化硫的交易大部分发生在相关的实体，即电力公司），并且从来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市场出清问题（细节可以参见美国环保署网页http://www.epa.gov/AIRMARKET/progress/ARP_2.html）。欧盟的碳交易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是与“酸雨排污权交易计划”相比较，还是存在更多的问题。有分析认为金融机构的过多投机是造成问题的一大原因。然而，尽管有这些证据，有些碳排放交易的支持者声称为了保证市场运作的流动性，必须扩大市场而让金融机构无限制地参与。被一些分析家称为“限量与赌博”（cap-and-gamble) 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已经宣告失败，将于今年年底关门歇业。现在，我的一大顾虑就是一些“下岗失业”的华尔街碳交易商将会到中国向政府兜售他们所谓的“专业知识”。他们那些用绿色语言包装的政策建议，更多的为了金融投机者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了真正的节能减排。所以，这些政策建议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次级碳泡沫的因子，而不是建立一个环境和金融诚信的稳定的碳市场。我希望中国政府将有足够的智慧和政治意愿来抵制全球金融机构的相关游说，在设计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时候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的同时，学习真正先进的国际经验（比如上面提到的“酸雨排污权交易计划”）。 后面的话：对这些问题答复的英文草稿，发出去后有国内的朋友说，有道理是有道理，但似乎对美国人太尖锐了。胡锦涛总书记明年一月访美，要为此创造“良好气氛”，最好不要对美国太过针锋相对。 我回答说，1.我做为一个学者，实事求是做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发表意见是第一要务，是否为胡总访美创造“良好气氛”不是首要考虑。2.我并不认为我的看法太尖锐,从我得到的反馈看也是如此。我绝大部分环保圈同事是西方人，还指望他们帮我多传播。所以我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语气尽量平和。 向我提问的美国朋友，说很有启发，她在文章中会尽量引用，让美国民众更多了解中国民间的声音。也立刻有一位法国同事询问能否登载在其电子出版物上。可见只要摆事实、讲道理，为公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据理力争也可以争取到一部分发达国家听众。3.      以为对美国单方面温良谦恭让就可以创造“良好气氛”，实在是有点外战外行的天真。 美国从政府到媒体到部分主流NGO, 对中国的攻击现在已经紧锣密鼓开始启动－－这是美国内政外交所要求的，一定要用中国做靶子为其在气候方面不作为的借口，中国单方面对美国示好会有用吗？我很怀疑。在西方生活有年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温良谦恭让不会被感激，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在国际谈判国家利益相争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即使是中国代表团，想要为领导人明年访美创造“良好气氛”也不是这么创造的。如果代表团在坎昆做老好人在该批评美国的时候不批评，美国人只会提出进一步非份要求，那么，到胡总访美的时候，是对国家利益做出重大让步呢，还是胡总不得不亲自上阵和美国人针锋相对呢？说重一点，这分明是把领导人往火堆里推。如果代表团据理力争，胡总访美的时候和美国谈判的政策空间和转圈余地才会更大。所以，个人认为，无论是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还是为了胡总访美创造“良好气氛”，中国代表团都应该继续在天津谈判的立场，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据理力争，要求美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中国代表团所肩负的，不只是中国一国对气候公平的要求，而是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对此的要求和希望。美国人口不足全世界的5%，是为了不得罪美国统治阶层对其无理要求让步呢；还是为了全世界80% 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在谈判中积极主动的强调从科学出发、从公平原则出发？ 我想，中国做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选择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社科院美国所 刘元玲 协助翻译

蔡翔《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系列第三篇

20世纪初,女性演员出现并且渐成气候。而在民国期间的中国戏剧界,在上海戏剧市场上出现的女子越剧,其意义则远远超出了其他剧种的崛起。民国年间、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上海,最令人瞩目的戏剧现象就是女子越剧的兴盛。 　　 　　一 　　 　　1923年,上海升平舞台的前台老板王金水受到京剧髦儿戏的启发,尝试着为刚刚被人们称之为“小歌班”的越剧办女子科班,他和说戏师傅金荣水回到浙江嵊县(今嵊州),招收10至15岁的小姑娘入科学艺,许诺给予出科的学员优厚的待遇,并率先把自己的女儿王桂芬和内侄女施银花送进戏班。他幸运地招收了50多位学生,在施家岙办起了越剧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当年夏秋,他们进入杭州仁和路大世界游艺场,始以“绍兴文戏文武女班”的名义演出,次年他们又来到上海,在升平歌舞台挂出“髦儿小歌班”的招牌。无奈卖座不佳,只好退至蓬莱、品坊、永安等茶楼小场子演出,在上海巡演三个月后,难以为继,回到嵊县。王金水的科班虽然并不成功,但是它为后来的越剧培养了第一代著名的女演员施银花、赵瑞花和屠杏花,她们被誉为早期越剧的“三花”。在施家岙女子科班之后,许多个女子科班相继出世。1929年,嵊县出现了第二个越剧女子科班——“新新凤舞台”,它在两年后进入上海、宁波演出。就在这前后,嵊县、新昌一带兴起开办女子科班的热潮,其中较为时人所知的,包括尹桂芳、毛佩卿所在的华堂“大华舞台”,姚水娟、竺素娥等人所在的“群英凤舞台”,筱丹桂、裘大官、商芳臣、周宝奎等人所在的“高升舞台”,王杏花、邢竹琴所在的黄泽“越新舞台”,范瑞娟所在的“龙凤舞台”,马樟花、庞天红所在的马仁“镜花舞台”,支兰芳所在的崇仁“凤鸣舞台”和袁雪芬、傅全香、钱妙花所在的柳岸“四季春科班”等等。这股热潮很快波及到相邻的城乡各地,效仿者日众,如徐玉兰所在的新登“东安舞台”,吴小楼所在的杭州“双凤舞台”,徐天红所在的余姚“天兴舞台”等等,风气之盛还传到上海,于是有戚雅仙、赵雅麟所在的“陶叶剧团”,陆锦花、吕瑞英所在的“四友社”等,都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段相继出现。[1]它们迅速发展出一种具有独特美学面貌的舞台表演风格,并且在激烈的演出市场竞争中,赢得了自己的观众。即使不看以后几十年里持续的辉煌,即以这一时期论,它就已经足够令人艳羡。 　　越剧从起源、崛起到在上海成熟为一个有极大影响的剧种,只用了很短的几十年时间。20世纪20年代,“的笃戏”、“小歌班”等名称,已经在江浙沪一带时有所闻,在各地的茶楼戏台,也经常能看到这个源于绍兴嵊县的小剧种的身影。越剧在1906年开始从唱书向戏剧转变,1910年始有男演员组成小歌班进杭州大世界演出,1917年4月,来自嵊县山村的袁生木、金荣水等艺人组织了“的笃班”进入上海,在新舞台等地演出了《碧玉带》等等,42天后终于无法坚持,许多人卖掉铺盖才得以回乡;1918年早期小歌班艺人魏梅朵、马阿顺带领的梅朵阿顺班再进上海的镜花缘戏院,演出《双金花》之类,其后还有支金相、谢志云的班子、陈素娥、马潮水的班子、白玉梅、王永春的班子等先后进入上海演出过。直到1920年,上海明星第一戏院集中当时笃班的几乎所有著名演员,以40多人组成的大班子,取名“绍兴改良文戏”开张演出,才在上海正式站住脚。此时的绍兴文戏已经改变了小歌班的简陋的表演形式,音乐更为完整。有了经营上的保障,嵊县艺人们还集资建成了专演绍兴文戏的上海平歌舞台。从此以后,越剧逐渐进入大世界等较热闹的场子,说明它已经被观众接受,在上海那个时代极其丰富的娱乐市场中,有了一席之地。但越剧在上海演出市场中真正的转折点,还是女子越剧的出现。 　　 1938年的春节,姚水娟率她的女子越剧班社来到上海,从正月初一(1月31日)开始,进入有200多个座位的通商剧场演出,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固定演出的开端,从这一天起,女子越剧在上海不仅站住了脚,而且还迅速发展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受欢迎的剧种;而上海为中国戏剧培育了女子越剧的功绩,也不可忽视,没有孤岛时期的上海对姚水娟的接纳,越剧的发展历程,可能会与后来截然不同。 　　越剧从女子科班的兴办始,女演员们登台演出就已经不算新鲜;但上海的越剧界最初主要是男班的天下,在各游乐场里,以及主要是外来底层人口居住的区域内,越剧男班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市场,有了它的生存空间。比如王永春在“荣记大世界”,支维永在“恒雅”,马潮水在“大方”,谢碧云在“长乐”,周鸿升在“大新”游乐场,李桂芳在“新大沪”,裘凤山在“新世界”,鸿喜班在“新新花园”,都已经在长期演出。[2]然而,在江浙的其他地区,一时在浙江嵊县周围三两个县的区域内,竟然出现了多达数百个越剧班社,女子科班更是早就遍地开花。“据1935年的调查,当时仅有40万人口的嵊县,外出演戏的就有2万多人,女子科班有200多个。”[3]越剧的“五大名旦”,此时已经非常活跃——“五大名旦”分别是“三花一娟一桂”,她们是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姚水娟、筱丹桂。其中施银花对早期女子越剧形成独特的具有魅力的唱腔,有着最重要的贡献;赵瑞花从1935年起就常驻宁波,以连台本戏《三门街》和《唐僧出世》,享誉一时;王杏花一直是四季青班的头肩花旦,从越剧的发源地到整个浙东一带,四季青班都被人公认为是小歌班中最好的班子。姚水娟的表演更是以悲旦见长,又擅演女扮男装的角色,她在杭州大世界和温州的福禄寿游乐场早就已经相当走红。而筱丹桂所表演的是《马寡妇开店》和《刁刘氏》这些具有较高表演难度的旦角戏,她是当时少有的能够演武戏的女演员。 　　在1938年之前,女子越剧里的这些名角,多数都曾经陆续进入上海,但是一直不如在周边农村乡镇以及中小城市的戏院里那样受欢迎。以当时的上海论,人称绍兴大班的绍剧,曾经是各家戏院和游乐场里常常听到的声音;越剧的男班也能够为观众所接受,而女班只能在一些不起眼的戏院剧场里偶尔露演,有时依靠同乡的情份,绍兴大班会在他们演出的剧场的空档期,给她们安排一点场次;既然收入难以保证,那些女班的班主,也不愿意贸然进入这个难以捉摸的大都市。在姚水娟1938年春节进入通商剧场前,绍兴文戏已经在上海存在了近20年,却没有一个女子越剧的戏班曾经长期在上海演出,但自从她站住脚跟之后,浙东一带正因战争而生意不振的女子越剧戏班蜂涌而入,“1938年1月31日至7月28日,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有姚水娟、竺素娥(4月25日后王杏花加入)、王明珠、陈苗仙、许菊香、筱丹桂、施银花、屠杏花、庞天红、赵瑞花领衔的8个女班开进‘孤岛’,分别占领了通商剧场、上海小剧场、永乐、老闸、恩派亚大戏院、太原、大中华越剧场、更新舞台、萝春阁、龙园、大来剧场、大中华大剧场等12处剧场。”此时,女班所有的名角,几乎都云集上海。到1939年9月,上海就有了13个主要的越剧戏班,她们都有了自己漂亮的戏班名称,如姚水娟、魏素云的水云剧团、施银花、屠杏花的第一舞台,马樟花、袁雪芬、傅全香的四季春班、陈苗仙、尹桂芳的天蟾凤舞台、筱丹桂、贾灵凤的高舞台、竺素娥、邢竹琴的赵剡舞台等等,加上各家游乐场里的戏班,此时仅在上海一地,就有20多个越剧戏班,而且全部都是女子越剧。[4] 　　 　　 　　二 　　 　　女子越剧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观众所接受而突然兴盛,既有偶然性,也有其内在的原因。 　　越剧进入上海前,它的音乐与表演已经基本成型,在那些同样由滩簧发展而来的剧种中,越剧的音乐手段可能并不是最丰富的,但是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剧种,满足表演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戏剧人物的需要;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数以百计的戏班在江浙一带农村与中小城市演出,尽管这时都是在演路头戏,但毕竟逐渐积累了数以百计的剧目,尤其是大量的弹词滩簧戏,这些基于民间说唱传统的剧目,后来一直是越剧发展的基石。而1938年的上海,刚刚经历过残酷的战事,多数市民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战火的阴影,在这个特别需要抚慰的年代,姚水娟的班子机缘巧合地在此时进入了上海,恰好为孤岛中的上海,带来了她们别具抒情意味的声调和剧目。女子越剧的音调与旋律是如此柔软温婉,充溢着哀怨与悲情,它很快征服了孤岛时期的上海滩。 越剧之所以在上海迅速发展壮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女子越剧与上海的观众之间的契合。尽管它发源于浙江东部的嵊县山村,而且,直到几十年以后,越剧演员仍然主要来自嵊县,但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后,却很快地适应了这个城市的新风尚,迅速完成了从山村到都市的变化,在音乐上和表演上,都逐渐变得更能吸引各不同地区的观众。 　　清末到民国年间的上海,人口组成复杂,江浙一带、尤其是江苏的扬州和浙江的宁波,对上海的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来自江浙两省的多种民间戏剧,都能够在上海找到自己的观众。但是仅仅趋从这些家乡观众的爱好,就无法完成一个外来剧种的归化过程。尽管戏剧在其流播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令剧种的风格有所变异,那些不同程度地融入大上海的剧种,它们的戏班和演员也可以附和上海的城市性格,逐渐改变原有的艺术特色。但是观众与演员总是相互制约,相对固定的演员群体与相对固定的观众群体,自然是维持剧种传统最重要的力量。成名的演员与著名的戏班,他们会努力保持其艺术表现的优势,而观众的喜爱则愈加强化着他们对传统的坚守。相较而言,这个时代刚出现不久的女子越剧,无论是戏班还是演员都还很年轻,她们较少受到其传统制约,更没有在上海形成其固定的观众群,因而,1938年以后,短时间内一、二十个完全由年轻姑娘组成的女子越剧戏班涌入上海,她们还远远没有形成自己在戏剧与美学上的定见,因此轻而易举地就被扑面而来的上海市民阶层生活方式与趣味所同化;“上海”这个名字,对于那个时代来自乡下的姑娘而言实在是太有吸引力和诱惑力,上海的一切都让她们无条件地接纳,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不仅这些演员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连她们唱戏时的语音也有了变化。她们虽然无法在短期内真正成为上海人,但却在努力地上海化,并且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具有中下层女性观众所能够接受的时尚气息的女子越剧,确实得到了上海市民阶层,尤其是女工与女学生们的追捧,很快形成了她们自己的观众群体,而这个群体,以往一直为剧场所忽视。 　　这不仅是上海原有的越剧男班与新来的女子越剧戏班经营策略上的差异,而且更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命运。女子越剧不只是唱给它那些离乡背井来到大上海的乡亲们听的,更是给那些已经融入或正在努力融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中的中青年女性们听的。193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里,和同样是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扬剧、锡剧、甬剧等剧种相比,女子越剧的主要功能,早就不是为从故乡刚刚来到上海的人们满足思乡之情,它的主要观众已经不再是浙东绍兴人。根据1941年《绍兴戏报》的统计,在抗战之前,“绍兴文戏的观众,绍兴人占七成,宁波人占三成;战争爆发后,绍兴人占四成,宁波人占三成,外地人占三成,到1941年外地人已占六成之多了。”[5]这些数字,说明绍兴文戏的男班与后来的女子越剧的主体观众的关键的变化,当越剧的市场不再依赖于乡亲时,它就真正成为大上海的剧种,并且,比起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似乎更得这个人口来源驳杂的城市的青睐。 　　女子越剧既沾染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特色,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它源于山村的清纯,这个新剧种与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一方面保持了浙东一带流传的民间唱书清新秀丽的演唱风格,继承了在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前在民间积累的大量的路头戏剧目,又迅速容纳了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的时装戏,因而能够适应从不同区域迁移到上海来的民众的口味,并且逐渐根据城市新市民的要求,改变其风格,提升其艺术内涵。 　　姚水娟是让女子越剧进入上海最有贡献的演员,而且也是在女子越剧在上海的最初几年里最受欢迎的女子越剧演员,她被报纸称为“越剧皇后”,在越剧史上,唯有她享有这一荣誉。姚水娟能够在上海持续走红,除了她自己的艺术魅力以外,还与她能够充分信任文明戏时代的前辈剧人、《大公报》记者樊迪民有关。经人介绍,姚水娟聘樊迪民为编剧,1938年9月12日,樊迪民用笔名樊篱编剧、姚水娟主演的十场新剧《巾帼英雄花木兰》在天香大戏院公演,这种借花木兰的故事来鼓舞人们反抗侵略者的抗战戏剧,掀起了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市民们第一次欣赏越剧的热潮;随之,樊迪民充分展现了他的编剧才华,针对越剧的观众主体是女性,他把明代才女冯小青的故事搬上了舞台,接着改编了《天雨花》,然后将阮大铖的《燕子笺》改成越剧,第5部新戏是《卧薪尝胆》,姚水娟扮演西施;接着,樊迪民一发而不可收,编写新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孔雀东南飞》、《胭脂》,到1939年6月26日戏班歇夏,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樊迪民为姚水娟写了8部新戏,这些新戏的推出,使姚水娟得以跻身当时上海滩上的一流红伶之列。而从1939年下半年起,众多女班都效仿姚水娟的水云剧团,竞相排演新剧目,女子越剧在上海展现出了与此前男班截然不同的新气象。 　　姚水娟第一个率女班进入上海“孤岛”,第一个采用编剧,第一个开排新戏,第一个组成以“越剧”命名的水云越剧团。她力图取消“后台班主(老板)制”,想组成艺人自己管理的剧团。作为过渡,后台成立了淼记公司,由老板沈益涛、朱仁富及演员姚水娟作为三方代表,姚水娟有选择剧目、选择演员、聘用编导、确定聘金的权力。这些重要措施,无疑对越剧的发展和革新起了先导作用。[6]1945年,姚水娟聘请电影编导郑秋风为她执导了新戏《花落忆良人》,创造了连演连满154场的佳绩,在辉煌中与科班时代的老搭档竺素娥一起告别舞台。 　　在姚水娟时代的前期,女子越剧以旦角为最受欢迎,但是渐渐地小生的地位开始上升。当时尚被人们称为绍兴文戏的越剧,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上海的女性观众接受与喜爱,除了女子越剧整体的魅力以外,还因为它拥有女小生这个特殊的行当,而恰是这个行当的唱腔与表演,成为征服上海观众的关键。 　　尽管所有剧种都不能缺少生、行、旦、净、丑等各种行当,但是在不同的剧种的发展历程中,不同行当的影响力与美学意义是不一样的。而在越剧中,女小生可能是最能够让越剧充分展现出它独具一格的魅力的行当。越剧的唱腔与音乐风格,体现了江南山乡清丽的阴柔风格,但是由女性演员扮演的男性角色,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阴柔风格,同样是美丽的爱情故事,它更能演出情感中的曲折情致;同样是凄惨的人生悲剧,它更宜于表达其中哀婉中的悲怨。而尹桂芳的出现,最充分地展现了女子越剧的声腔特点。 　　女子越剧初进上海时最重要的行当是花旦,但是几年之后就完成了由花旦到小生的转变。1941年,越剧在上海最卖座的是姚水娟,其次是筱丹桂,再次是马樟花与袁雪芬,显然以旦角为主;但是到1948年,尹桂芳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越剧皇帝”。在这之前的1946年,尹桂芳进入了上海有多达1000个座位的九星戏院,挂出“芳华越剧团”的牌子,女子越剧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段里,尹桂芳从只能在200个左右座位的茶楼里演唱,渐渐1942年进入有600个座位的龙门戏院,直到进入九星,充分体现了她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她的姊妹们,大致只能置身于三五百个座位的中小型戏院。在九星,尹桂芳的芳华越剧团上演了她最重要的剧目《沙漠王子》和《浪荡子》,为她编剧的多位文人里,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徐进。《沙漠王子》根据美国电影《月宫宝盒》改编,既添加了异域风光,同时又不缺少具有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尤其是由尹桂芳这样的英俊潇洒的女小生,来主演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悲情故事,当然是上海滩中下层的女性观众们最痴迷的。 女小生之所以能够成为越剧界最具代表性的行当,与越剧的艺术渊源不无关系。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正像京剧的坤旦是由男旦们教出来的一样,女子越剧也是由越剧男班艺人们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在精明的戏班班主们想到可以通过兴办女子科班以谋利的时代,他们也只能请男演员来教授女子科班。因而越剧小生的腔调具有男性的韵味,然而当它被女性演员们用更细腻的声音传递给观众时,那些粗砺的部分被磨平了,于是只剩下了精致。而无论是在男班时代还是在女班时代,小生的唱腔,始终是越剧最有特色的部分,而女小生的声腔魅力,更将越剧的温婉柔美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尹桂芳以她浑厚且略带沙哑的声音,恰到好处地遮掩了女性演员扮演男性戏剧人物时极易流露的尖音,同时又完全避免了男性演员的洪亮,因此赢得了上海的观众,尤其是上海的女观众。 　　如果说尹桂芳用她女小生的艺术成就为女子越剧赢得了那个时代的观众,那么,袁雪芬则用另一种方式,让越剧赢得了未来。她在早期就有意识地接近新文艺工作者,并且请南薇将鲁迅的名著《祝福》改编成越剧。上海滩的女子越剧搬演小说的所在多有,但其关注点始终在于市民们感兴趣的通俗言情小说;越剧的生旦演员们也习惯了扮演青春阶段的男男女女,而祥林嫂这样的戏剧人物,假如可以由越剧演员扮演,本应该由老旦应工而不是花旦。而鲁迅小说的风格与主题,显然更与那类市井文学大相径庭。因此,把鲁迅作品搬上越剧舞台是此前人们难以想象的,由袁雪芬自己来扮演这位女主人公更是难以想象的。它完全不同于人们早就习惯了的女子越剧,尽管在改编的过程中,越剧《祝福》仍然旨在突出祥林嫂这位底层女性的苦难经历,而袁雪芬也充分发挥她擅长的以扮演悲旦见长的优势,她扮演的女主人公祥林嫂令人同情的不幸经历,成为越剧的主线,而她的麻木与愚昧被尽可能地放到次要的位置,但是,毕竟《祝福》的主题,不会因此而改变。 　　谈判女子越剧在上海的发展,不能不提到琴师周宝才。1943年袁雪芬在大来戏院演《香妃》,周宝才试着将原来为越剧伴奏的主乐器二胡改成京二胡,借鉴京剧的二黄的色彩,拉出了比四工调的旋律更为幽静细腻的尺调;尺调的旋律比起越剧原来的曲调更为幽怨哀婉,袁雪芬继在《香妃》的哭头里用了这种唱腔后,又在《祝英台》的“哭灵”和《一缕麻》的“哭夫”里继续运用,形成她有名的“尺调三哭”,得到观众充分肯定,其他越剧演员在表演中也竞相学习模仿和吸收。因为调性的变换,大大提升了越剧演员的演唱魅力,“过去五大名旦唱四工调,都未成流派,而今演员唱尺调便于发挥本人嗓音的特色和运腔的创新,从此越剧流派就先后出现了,如花旦有了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王(文娟)派等,小生有了尹(桂芳)派、范(瑞娟)派、徐(玉兰)派、陆(锦花)派等,追根究底,周宝才的贡献是不小的。但由于尺调专为女声设计,男声腔唱尽调在琴弦上比女声腔低五度,男声女声不能同调同腔,越剧男女合演至今尚处于实验阶段,主要就是这个唱腔问题还不能解决。”[7]1944年底,范瑞娟在《山伯临终》这段唱里,吸收京剧反二黄的旋律,把原来六字调正调的提高了一个调门,创造了越剧的弦下调,她这段《山伯临终》也因此在电台里被点了又点,1948年一次在杭州的电台捐款义播中,竟有人愿意捐15万让她唱这段《山伯临终》。而范瑞娟创造弦下调时,她的琴师还是周宝才。 　　女子越剧从抗战时期开始在上海崛起,从姚水娟、尹桂芳到袁雪芬,加上周宝才,他们共同成就了这个新剧种。越剧的诞生与成熟,尤其是它在上海的迅速发展,固然有许多偶然因素,然而,回味这个新剧种短暂的发展史,仍有诸多现象,今人深思。 　　 　　注释: 　　[1]马向东:《越剧》,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出版。 　　[2]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3]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4]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2-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5]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6]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7]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

罗伯特•布伦纳是所谓“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布伦纳的思想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可以说是异端；另一方面，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基本原理，因而又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衣钵在西方的真正继承者。本文主要围绕布伦纳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战后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他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一介绍和评析。

  2007年5月11日http://sandiego.indymedia.org网站刊登了《贫民区星球》一书的作者迈克戴维斯题为《城市贫民区》的文章。作者在联合国《贫民区的挑战》报告的基础上，论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城市贫民区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当前种族、部族和宗教冲突加剧的原因是：城市贫民区中大量的非正式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和经济繁荣完全失去联系，生存状况极为恶劣。作者还认为富国和富人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对穷国和穷人有政治承诺，而是在系统地抛弃后者。文章内容如下：  首先我想谈谈《贫民区的挑战》这本书，该书三年前由联合国人居署出版。联合国人居署是联合国研究城市和城市社会问题的机构。也许你会不相信，在《贫民区的挑战》问世之前，对于全球的城市贫民问题或者说贫民居住问题，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有人也许还认为，研究这一问题毫无意义。 《贫民区的挑战》所做的研究意义非凡，我认为这项研究与由联合国国际气象组织（WMO）及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做的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项研究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使我们看问题有了新的高度，它警告我们人类，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严峻的关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给现有的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该书的出版，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了解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很久以来，有些人一直不愿直面贫民问题，不愿意直接使用“贫民区”这个词。但是，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相当坦诚。它明确指出，根据贫民区定义，贫民区是指规模小到10或15户，大到十万户的人类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缺少一些比如供水、卫生或能源的基础设施，房屋是达不到标准的或者是简易的临时房屋。这里的居民，有些没有房屋所有权，有些即便是拥有所有权，却不是全部产权，他们无权出售他们的房屋，也不能用这些房屋作贷款抵押。另外，贫民区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称之为“环境脏、乱、差”。 联合国指出，根据贫民区的定义标准，至少有10亿人口居住在贫民区。如果按照保守些的标准，据估计，全球大约有20亿人口属于贫困人口。这一保守标准是极低的标准，每日不到2美元——路边咖啡店一杯咖啡的价钱，通常适用于那些最穷的国家。 联合国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另有大约10亿人口（即城市贫民的大多数），相当于世界总贫困人口的一半，虽然居住在城市，但与国民经济没有什么正式的联系。这些人主要是青年。他们虽然也生活在城市中，但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经济，我们为之劳动创造并享受消费的这个世界经济，与这些人相隔遥远。 这些人来到城市，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在城市生存的一席之地。他们做小买卖，做苦力，当保姆或从事其他家政服务，或者由于生活所迫沦为罪犯。也许，联合国在这项突破性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醒我们，从现在这一刻起，所有新的一代，那些比我年轻很多的新一代，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非同寻常的事件：人类人口数将达到颠峰，然后保持一段平稳，继而，大约到2050年或2060年时，出现人口下降。那些能亲眼目睹这一过程的人们，的确应该说是非常幸运。因为，他们还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以及他们孩子的有生之年，见证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彻底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这一过程。 联合国已经预言，所有新增人口都将涌入城市。全球范围内，农村已经停止增长，事实上，正在开始萎缩。新增的20—30亿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其中的95％将在南半球，即所谓的不发达地区，或称为第三世界。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大多数将生活在第三世界城市的贫民区，多数人也许只能靠做杂工谋生。但是请注意我这里的用词，我说的是“也许”，因为，这还是个未知数，是个问号。因为，目前尚无人知道超大型城市的承受极限是多少。 联合国的研究人员并不避讳谈城市贫民产生的原因以及世界城市贫民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决定性的转折点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经济自由化、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化农业的竞争，导致了南半球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恰恰是与此同时，南半球大多数国家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停止了对城市新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还是在这同一期间，整个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地区，全面停止了对一些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投资，比如，停止了对公共健康保障体系以及住房保障体系的投资。 就这样，正当农民被迫涌向城市，城市由于所谓的推动力量呈爆炸性增长时，各国的政府却丧失了为这些城市新增人口创造最起码的物质硬环境和社会软环境的能力以及政治愿望。 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革命。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革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一次，仅在十年期间，其所增城市人口就比整个19世纪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所有各国新增城市人口的总和还多。中国人所创造的这种奇迹使其他国家失去了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机会。并且，令人吃惊的是，在第三世界一些传统大型工业城市中，实际上出现了非工业化现象。比如，在印度的孟买，巴西的圣保罗，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我们所看到的是制造业劳动力减少了20％—30％。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还说，在这个“华盛顿共识”年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解决城市人口民生问题的能力严重削弱，也就是说，政府应对贫困这一根本问题的能力严重不足。 世界上大多数城市居民从来未能选举他们自己的政府。确实，近二十年来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就是，世界各地正在兴起一场运动，赋予市民权利，选举原来由任命产生（如在墨西哥市）的市长及市级其他领导成员。但问题是，以上所说的这种世界范围的基层民主，其时代背景是，这些基层政府正在丧失切实实施巨大社会变革的能力。 我曾坐在图书馆长达约六个月，阅读了数以千计的著作和文章。我想了解，那些住房专家、地区经济发展专家、第三世界城市公共卫生与健康专家都得出了什么结论，达成了哪些共识。 我很容易地就发现，结论有两条。这两条结论彻底粉碎了——很抱歉，我不得不这么说——世界银行和许多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对第三世界城市发展前景目前还持有的乐观幻想。 世界银行或多数非政府组织很可能会说，城市贫困人口具有超凡的创造力。想当初，他们除了几件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来到城里，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无人使用，或是已经被遗弃了的土地。然后就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搭建简陋住房，得以栖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简易住房逐渐换成了正式房屋，并且他们对房屋的占有也得到了些许承认。之后，这些满载希望的贫民区逐渐发展成为完善的社区。这里的人们是城市里真正的英雄，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白手起家建设自己的城市家园。 世界银行及多数非政府组织还说，这些贫民还促进了城市社区发展，因为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营造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发现了城里尚没有的商品和服务，于是他们就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他们不拿工资，在国家的个人收入统计和纳税统计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确实在那里辛勤地劳动着，顽强地生存着，他们正在建造新的生存空间。虽然这是非正式经济，但是，这些贫穷的外来移民是都市世界的无名英雄，他们自己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同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 我刚才讲到的是世界银行、许多经济学家和许多非政府组织所持有的乐观观点。并且不能否认，这种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成分。在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人们的确创造了那样的奇迹。比如，在距离墨西哥西北部城市提华纳中心16英里处，你可以看到一片片温馨舒适的住宅区。那里曾经是棚户区，现在那里的人们已经成为有稳定收入的中产阶层。 那样美好的一切的确曾经发生过。但问题是，在许多地方，那样的奇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如果你去读住房专家的文章，你会发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们就声称，所有的人都有了稳定的住所，再没有人居无定所了，如今人们只有遭遇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时，才会暂时在临时住所中栖身。 实际上，如今人们也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地占有土地，或者是找到没有房主的空房子栖身了。如今惟一留给外来贫困移民的地方，都是些人们通常认为没有什么商品价值，不好出售的地方，不是陡峭的山坡，便是危险的洪涝多灾区，要不就是有毒废弃物或垃圾场附近的地方。那些居无定所的贫民目前的处境更为困难，他们居住的环境愈发险恶，在自然灾害中丧生或受重伤的人数逐年上升，而这样的结果决非仅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当今，即便是可供贫民们临时栖身的陋室也都是物有其主了，城市周边每一寸不起眼的土地早已都被人买了去。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周边的土地是公有的，但每一寸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控制着。 对于南半球的穷人和由于非工业化而失业的前产业工人来讲，做小房东成为他们现在主要的谋生手段之———穷人剥削穷人。也许一些教科书会说，如此，便提供了大量的住房。然而，事实上却是住房成本的增加。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购买土地，租住房屋，而这笔钱放在20—30年前则可留作他用。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土地基本都消失了。 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做法来看，他们似乎认为，非正式经济具有无限弹性，农民进城后便可自己创造就业机会。但事实上，这种经济只具备极小的就业空间。它多少有些像达尔文的关于森林或热带丛林里物种竞争的著名比喻。他说各个物种就仿佛是一个个的木楔，总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奋力推进，以求拓展各自的生存空间，结果是越挤越紧，各自的空间都越来越小。贫困城市的情形也是如此。 情况往往是，在所有人的劳动边际回报值还未达到零时，总会有人出来干涉劳动力市场，而且，这种干涉通常是以某种政治势力的形式，以种族排斥或种族—宗教排斥为基础。所以在有些社区只有摩门教徒才能生活，……城市的生存空间被人为地划分了。 我认为这是世界各地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发生这些冲突不仅仅是由于不理性的宗教信仰，也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具有为一些芝麻小事便会互相争斗的性情。生存的物质条件变得恶劣，竞争更加激烈，这些才是深层原因。宗教隔离，种族认同或种族排斥，这些都只不过是些调控手段。 由此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即非正式经济并不能满足新增城市人口对就业不断增长的要求，相反，这种经济还产生了对抗反应，其形式常常有城市暴力、城市种族排斥等等。 这样一来，这两大安全阀就都已逼近了安全极限，从根本上出现了问题。而这两大安全阀正是那些国际金融机构、乐观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政府所依赖的。穷人们有赖于这些条件来保护自己，寻求就业，营造家园。 那么，超出极限又会怎样？ 不幸的是，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超出极限的例子。在我的书中，我举了金沙萨的例子。金沙萨是一个至少有700万人口的城市，以多变的文化、人民自组织闻名。当一切都瘫痪时，这个城市里的妇女挑起了管理城市的重任。她们在街道上种植玉米，把那些从农村老家带来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 但是，这座城市最终还是衰退到它的极限，再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存了。 金沙萨市那些无力养活家中所有孩子的家庭，只好将孩子丢在大街上。金沙萨有数千名抛弃自己孩子的“恶”母亲。 那么，金沙萨满街都是5——6岁弃童的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家庭的破裂，而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金沙萨已经超出极限。在不远的将来，其他城市的命运又如何呢？这正是联合国报告《贫民区的挑战》让我们思考的问题。 同时，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果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吗，就像一些大国所代表的竞争那样？也许，最本质的情况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有关，在这个世界经济中，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青年被边缘化，已经没有任何机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我年轻的时候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度过的，回想那时的我们是那么地理想主义……冷战的形式是各种思想观念的竞争，这些观念都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现代化世界。然而，这种局面随着冷战一同消失了。 在这份联合国的报告中，不再有良方，不再有平民百姓的理想王国，他们也不再有未来。这里我指的是从政治话语层面上来看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现在无人承诺这些了。 眼看着非洲数千万人死于艾滋病，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们却无动于衷；也许将来同样多的人死于禽流感时，我们也会听之任之，毫不动容。 富国已经做好了隔离带，我们已经登上了救生艇，把穷人们丢在身后，我们向水中的人们挥手告别，不过，他们可不愿就此消失，他们还在奋力挣扎…… 我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其实是那些贫民们为了自救，而做出的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一探索的过程触目惊心。这些贫民在不同的地方生存着，他们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他们中有贫民区的居民，有遭遗弃的穷人，还有一些16—17岁的青少年，他们住在大都市的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贫民区里。这些人正在为使自己融入城市，为了心中对未来的某种憧憬而艰难奋争着。 这是现代性的某种前卫激进尝试吗？或者，恰恰相反，是在废除现代性呢？它是被排斥者虚无主义地对处在中心国家的富人和城市象征所发起的进攻吗？还是一种为了创建一种将把所有的人包括在内的公民体制而进行的一场全新的探索？ 这种探索，形式各异，但它的出现，是人民反抗的开始。如果没有这些反抗，没有这些矛盾，我们也许还会全然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张晓歌 译

中国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

我们的新乡村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了两年多了，两年来的摸索、总结和思考，最终让我们确定了一条从农村的精神激励开始，进而形成农民的组织化，最终实现农村全面发展的思路。 这个思路的一个前提性的基本判断就是现在农村的精神贫困的存在。 农村的贫困与农村的精神贫困 谈到农村，我们马上就会把它和贫困联系到一起。农村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帮助农村贫困地区解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一些社会团体也为这些地区送去了扶贫物资，但结果与预期恰恰相反，这种给钱给物的扶贫措施最终非但没有使这些地区富裕起来，相反甚至还滋生出了”等靠要”的懒汉风气，所谓越扶越贫。后来这种被称作”输血”式的扶贫方式逐渐发生转移，随之而来的是修路，送技术、送文化，称之为”造血”的扶贫方式。扶贫方式由”输血”转为”造血”。但不久人们发现虽然”血”造出来了–路有了，农技推广站有了，文化站建立了，但对贫困地区的帮助却并非像人们现象那样有效果，效果不大。 这样的结果让许多扶贫工作者和农村问题专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肉有了，血造出来了，有血有肉的人却没有站起来呢？还缺什么？是不是还有些什么更重要的工作被我们遗忘了？ 与此同时，另外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的反思：为什么有些地方，本地各种资源都很丰富，但是反而不如自然资源禀赋很差的地区发展的快？有些地区虽然发展的比较快，人们衣食丰足，但是人们却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村里出现的问题并不比贫穷的村子少，富裕也并没有使各种社会问题、各种公益问题得以解决，有时甚至是越发展的快，麻烦偏偏越多？！ 农村的现实让我们终于意识到：农村的贫困，更为根本的贫困是精神贫困。 稍有农村经验的人就会知道，今天农村的基础设施已经破败殆尽，各项公益事业空中楼阁，科技进步纸上谈兵，医疗卫生昨日黄花，青壮年和有些知识文化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流失，农村已经没有可以推进自身进步的力量。村民们似乎都在默默地等待，但如果你问他们在等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农民就是在这种等待和孤寂中变得越来越麻木，走向了”绝望”。 农民已经变得越来越懦弱，失去了最起码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和意识，完全没有了自信力。不仅仅单个个体如此，整个村整个乡甚至整个农村也是这样。如果你问他们缺什么？他们就说缺钱、缺市场、缺技术，什么都缺，问他们怎么解决？他们一般会告诉你就等待政府的扶贫、外界的支援。他们甚至也会很坦率地让你帮忙修路、自来水、卖农产品。如果哪个村选举违法、干部有问题，个人权利受到了侵害，他们或者默不作声，私下埋怨，实在忍受不了就上访，找青天，跪在衙门口哭诉。 我们始终难以理解的是，五十、六十年代，尽管我们的生产能力和物质状况和今天相比差距巨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农民却是能够战天斗地，排除万难，气概豪迈。他们克服困难，改造农田，改进技术，兴修了道路和水利工程。我们在农村能够见到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那时候修建的。村民们主动地去参与基层政府的管理工作，农民们组织起来，改善社会，活跃生活，把自己看作是乡村的主人。但是今天，农村技术进步了，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各种物质条件也改善了，农村以外的城市支持也有更大的可能了，更有能力做事情了，但是今天的农民却变得无能麻木、无所作为了。 这是为什么？农民怎么了？骄气了？堕落了？智力变低了？农民曾经有的自信哪里去了？是什么导致了农民如此的颓废？ 我们不禁要问：农民的精神哪里去了？ 我们首先会想到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了小农经济的无法自信，基层政权又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农民素质需要提高等等。但是这却远不是主要原因。 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的非组织化。目前农村已经如同一盘散沙，缺少必要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基层政府除了要粮要款、刮宫流产之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基层的整合能力基本丧失，靠基层政府和现有的农村组织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把农民再凝聚起来，更没有办法从内部产生出推动农村向前走的推动性力量。没有这些，不仅农村的各项事业没有办法进行，富裕小康也不过是白纸一张。处于松散状态的农户依靠个人的力量肯定没有能力克服自然给予的困难，一个人无法治理水旱荒灾，一个人也无法应对市场的挑战，一个人也就无法应对来自政府和其他群体的利益侵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自信心的丧失。所以表面看来农民的精神贫困表现在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下降，但是根本原因却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失去了群体关爱。失去了组织的个体小农在市场经济和强大的政府面前是无法做到自信的。没有了自信之后，也就只有他信，依靠别人了。 失去了自信的农民不再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一旦遭遇困难，理所当然把责任推给了政府。基层政府，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需求，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也没有做上帝的勇气，所能做的事情最多也只是给些物质援助（后来连物质支援也难以做到了）。然而因为这种单纯的物质扶贫的主导思路是错误的，忽视了对农民本身精神的生长，它把政府当作了扶贫的主体，忘记了脱贫的主体应该是农民本人。所以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有时结果甚至是适得其反，越扶越贫。 农村的精神贫困还源于农村自身缺少外来信息的有效流入。由于贫困导致的各种信息载体如广播电视报纸书籍的缺乏，同时由于农村信息流入很少，最后导致农民缺少外来的激励，甚至与外界隔绝。农民为了得到一些可用信息，必须花费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很多人只好从废纸中，从不多的书籍广播中获得相关信息，有的甚至要花钱贿买中央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更令人不解的是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有意识地阻碍信息的传入渠道，使得农民很难得到相关的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有的甚至还会有意地对传播中央精神的农民进行非法拘禁和各种形式的打击迫害。本来农民还是相信和依靠中央的支持的，但是基层的现实是连最基本的中央支持都无法获得。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信息传播无利可图，利润太低，企业行为也只能从农村退出。指望用市场的方法来达到信息传播，也没有可能。 所以，既没有外来的精神支持，也没有内在的精神生长的可能，又加上农民已经如同沙漠上的孤树，最后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生长出农村的精神来。 精神激励与新乡村建设的开始 中国一句老化说得好：扶人先扶志。 对农民的帮助必须从精神扶助开始，这就是所谓的”扶人先扶志。”这种扶贫我们称之为”精神扶贫”。这是未来农村工作中最为根本、也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农民的精神成长只能依靠农民自己，依靠农民自身组织的成长，重造精神家园。这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要作为个体的农民焕发斗志，燃起信心；另一个是要让农民组织起来，增强战胜困难的能力和信心。所以我们的新乡村建设工作就要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如何让农民个体生长出自信；另一方面是如何让农民组织起来。这两个工作都是非常难做的工作，但是却是必需的工作，舍此无他。 从目前的经验看，我们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精神培训，用培训来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每次培训的时间都是一个星期，主体内容就是两块：一个是精神激励，一个是农民组织化。在培训中，精神激励的内容是用如下方法达到的：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如队列训练、定时起床、睡觉等，唱雄壮的歌曲、高声喊口号，每天大声演讲，群体性的体育活动、竞赛，还有就是上课的内容紧紧围绕着精神振作展开。另一个是组织化训练。这种组织化的训练是通过组织化的学员管理，通过每天实际的组织化行动。最重要的内容是，每天的课程以及围绕着这些课程的讲授、讨论、模拟和训练都是组织化的内容，主要是协会和合作社的内容。 经过几天紧张培训，培训结束的时候村民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可以说他们精神振奋的开始了。但是这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工作是要把这种精神化作实际的行动，变为物质的力量。他们的任务是把全体村民唤醒，让他们振作起来，组织起来。学员要自己组织起来，一起开始动员和组织村民的工作。在村民中筹建各种村民团体，如公益性的团体，妇女协会、老年人协会、村民调解委员会、文艺演出队；专业经济组织，养兔协会、板栗协会；学习性团体，如法律学习小组；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和综合性的合作社。 经过一段合作和组织化的训练，接下来的工作是开办夜校、组织学习团队和改革中小学教育，尝试合作医疗卫生事业，再后也尝试生态和环保的建设。 这就是新乡村建设的从精神激励开始的全面农村发展方案。 目前我们的试验多数还只是走到组织协会和合作社的阶段，一小部分开始走入到夜校和生态建设。还有的地方是所有的工作还是刚刚开始，还在组织个别的初级形态的村民组织。 在我们已经开始的二十多个试点中，大部分都是按照这样的演进路线在运作着。 山东鱼台县姜庄村曾经是著名的问题村，村子冲突很严重。当地村民为了反对税费征收，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对抗，村民围堵并扣留了来抓人的警车，也扣住了跟车来的乡里工作人员和警察。从此，这个村成了死角村。虽然罢免了旧村长，但是村子却成了无人管理的烂摊子，到处都是残破不堪。 2004年5月，当地的几个农民带头人接受了新乡村建设的培训，随后新乡建设工作人员大学生志愿者一道进入这个村，利用5天的时间，一边对村民代表进行培训，喊口号、唱歌，一边帮助村民建立基本组织。此后不久，姜庄村的文艺演出队和老年人协会就建起来了；暑假有一批支农志愿者到来，再次进行培训，这样，合作社也跟着办了起来。不仅如此，当地还建立了文化大院，组织了近百人的秧歌队，每天晚上到大院里去扭秧歌，唱歌、宣誓、喊口号，参与者大部分是妇女。合作社也开始了经济活动，集体购买化肥农药种子。暑假的后期，这里又举办了一次村民骨干的培训，这次培训后，妇女协会建起来了。妇女们自己组织起来，唱歌跳舞编排节目，学习文化课，还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手工产品的编织；养兔协会等协会也建起来了，开始了集体购买兔种、集体技术服务的活动。现在，从精神生活、到经济生活，再到文化生活都有了新的开始，整个村子洋溢在歌声和笑声中。 这种变化连当地的基层官员都始料未及，他们惊异并盛赞这个”刺头村”的变化。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用钱、用行政的力量很难以达到的。有人甚至说这是个”奇迹”。 湖北房县三岔村也与之有惊人的相似，但是这个村由于开始的比较早，进展就更大一些。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文艺队，板栗协会、土鸡协会、魔芋协会、养猪协会等协会，还建起了合作社，办起了夜校，讲授技术、卫生保健、法律政策知识，还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办起了广播站、报纸。所有这一切变化到现在也不过是九个月的时间。这个村子的路径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这个村的开始也是源于精神激励和组织化的培训。最先建立的协会就是文艺队、老年人协会。 除此之外，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灯塔村、山西汾阳栗家庄村、山东招远的白石夼村、河北顺平的柴各庄村、望都县的庄里村、重庆云阳的同六村等都遵寻了这一思路。 相反，没有按照这个思路走的村子，多半遇到问题。安徽阜阳的南塘村是我们最早建立的一个试验村，他的后来的大体思路也相同，建立了基本协会，也建起了合作社，但是因为缺少前期的培训，无论是骨干人员还是一般参与人员，都显得很散，经常出现”分裂”的离心离德的局面，几次几乎就断送了这个农民新乡村发展试验。湖北枝江的宝月寺村，他的带头人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也曾梦想能把村民组织起来。但是因为缺少前期的培训和初级的农民组织。结果根本无法把农村组织起来，弄到最后连自己的命都几乎保不住，更不要说村里的发展了。后来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启发下，也开始了同样的尝试。一个老年人协会已经建了起来。新的局面才刚刚开始。 农村精神文化重建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人们也是从事着一家一户的分田单干，但是并没有导致散沙状态。除了人们有公共的劳动和管理之外，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一直保持着集体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种活动成为维系农村群体存在的精神纽带。但是我们分田单干成为真正的分家，没有任何公共财产，没有任何群体活动的媒介，也没有什么公共事务，没有任何公共权威，又加上掠夺性的税收又打倒了唯一可以做为公共权力来源的基层政府。于是农村就再也没有合作的基础了。 但是像农村这样脆弱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位势，没有群体和合作又怎么发展？甚至连自身存在都会成为问题。散沙状态的农村对于权利的侵害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就表现的无可奈何，百孔千疮。 农民的精神振作离不开具体个人的自觉，更离不开农民整体的组织化。农民的精神蕴藏于并表现在农村的各个层面。就获得、维系和表现手段而言，也表现在生产、生活中。但是这种内在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表现手段，它同时也可以作为创生手段，这就是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没有精神文化生活，想有精神振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要小瞧了那些文艺演出队、歌声口号还有集体秧歌，或者读书看报，这里面就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农民的精神崛起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今天的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恢复与重建已经变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精神文化生活将在两个方面对农村的发展起作用。一方面是农民是依靠这种方式来达到自身的精神砥砺，实现思想教育；同时这也形成了农村的一种公共空间，村庄的公共舆论、公共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它是整合分田分心的大包干后果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农民需要这些歌声、秧歌、笑声，这是就是农民的精神需要，所有人都需要精神生活，这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农村也概莫能外，而且似乎更为强烈一些。 农村的文艺活动是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文艺活动的功能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独特的动员作用。今天的农村很难让大家聚在一起，开个会或者商量点什么事情。大家已经习惯于冷漠和旁观。但是一旦你说要唱戏，来得人就多了，而且来得人也会很高兴参与。所以我们在农村每次开会一般都会把文艺配合起来。我们一般的思路是：在新开的实验点，一般都要建起一支农民文艺演出队。但是这个演出队的定位不应该是个文艺精英团队，而是个大众参与的文化活动。 二、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协调和和解的作用。各个村社几十年来都积累了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一般都只是在逐日的积累，但却很难化解。在矛盾积累的过程中又伴随着税费、腐败等现象的交织。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村社的分崩离析，有时是冲突甚至于爆炸。有时候村里的不同派别，不同姓氏之间很难沟通交流。但是，文娱活动就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文艺无界限，不同姓氏的人，甚至于不同信念，从来不说话的人，只要不是死敌，都可以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慢慢的造成了一种和解和交流的气氛。这个作用在那种曾经有过冲突的社区非常的见效。 三、精神文化生活和经济组织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建立合作社时，就有农民不解地问我们搞合作社又不是搞公益组织，我们搞文艺队干什么？后来农民自己找到了答案：文艺队和合作社互相补充。合作社借助的文艺队给自己提高影响，增强凝聚力；而文艺队则可以借助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可持续发展。像合作社这样的需要高度合作精神和信任感作为基础的组织，在现有的农村村社建立起来，其基础相当的脆弱，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信任和道德教育，只用金钱和利益的作用，用不了多久，就会跨掉。所以，合作社需要形成一种文化作为纽带。这种文化就是依靠文化娱乐活动来达到的。 不仅仅是合作社，像妇女协会、老年人协会，文娱活动都是其中必有的内容，没有文娱活动为内容的组织，发展中多半都会出问题。 四、精神文化生活的教育、舆论功能，创造了公共空间。用街头剧、唱歌、快板、戏曲等形式达到教育目的，农民会把法律政策、道德风尚、表扬批评，溶于这些具体的表达形式中，让农民高高兴兴的接受。不仅如此，这种娱乐也造成了一种公共空间，并进一步形成了公众舆论。舆论空间的形成，是农村社区真正形成的开始。在此之上，农村的公共生活才得以恢复。 五、精神文化生活本来就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农村不同于城市，文化娱乐条件很差，一般的地区，电视还不能普及，除了电视机、收音机外再没有任何能够提供文化娱乐的方式。每天晚上，天黑以后大家就回家早早的休息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到邻居家窜窜，聊聊天，简单而又单调。拿农民的话说，就是”二十多年没有笑过”。但是并不是农民不想玩、不像跳、不想高兴，我们经历的很多老人都仔细而又兴奋地给我们回忆二十年前他们村里的秧歌和文艺演出；大学生们的到来让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尤其是孩子们如同过节一般，一个简单的演出就能吸引那么多的人让他们快活，由此可见农村精神文化的匮乏，也看到农民的渴望。我们对此的理想想法是能够让广大村民都参与进来，不能作为几个文艺精英的小团体，它肩负着带动全村走向振作乃至小康的使命。 与此相类似的如秧歌队、象棋协会、读书协会、夜校等精神文化活动都具有相类似的特征。 所以，在农村，这种精神文化娱乐活动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既具有工具意义，同时本事也是目的。未来农村的新乡村建设是少不得文化娱乐这块内容的。而且，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有时也很难说得清楚。开始的时候可能农民更看中于它的组织、动员和维系功能，但是农民一旦步入这个空间，就会欲罢不能，最后自觉的成为文化的”俘虏”，以至于乐此不疲。 现实操作中，我们建立的几乎每个点都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当我们决定开始一个新的点的时候，我们会让当地的带头人，找到一些有文艺特长的人，组成文艺队，在村子里开始演出，最后以这个演出队为起点，进行培训，培训后再进一步组织起其他的协会和合作社。就这样水到渠成，自然流畅，同时又真正达到了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 现在的山东鱼台姜庄村、内蒙乌拉特中旗的灯塔村、河北顺平的柴各庄村、湖北房县的三岔村都是这条思路。相反的例子也有，如兰考的贺村、内蒙乌拉特中旗的乌兰村、济南党家镇的殷林村不是从文艺队开始的，结果在发展中就遇到了很多麻烦，走了很多弯路。最后弄不好还得回头补课。 农村精神文化重建的条件和工作原则 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实验村社的发展条件是： 一、选择的村社必须有一个非常热心于农村发展的个人或者群体。这是该村社发展的根本。这个人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熟悉当地情况，容易进入角色，少走弯路，更重要的问题是该村社的未来发展，需要把这个做为质点。这些人是精神成长的火种，也是现有的村庄中让村民能够重新焕发起斗志的关键性因素。外来的人早晚是要走的，外来人走了之后，村民还是要靠自己发展。所以一开始就要培育出一个本土的带动力量来。所以，密切依靠当地群众的说法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很有现实意义。 二、外力的推动必不可少。对于村民而言，我们介绍给他们的好的经验，并非是他们不懂。协会也好，合作社也好，很多人早就知道这个好处。但是为什么没有自己组织起来呢？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动员村民的理由。但是外界力量的介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他们的带头人足够聪明，他们就会拾级而上，组织起来。但是，能够给予这种关注的力量太少了，现有的NGO又总是越俎代庖。我们现在主要依靠大学生，他们做的很出色。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象得到他们还能这么有用！我们相信新乡村建设运动是农村全面发展的的开始，大学生们可以从这场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有所贡献；参与这场运动的大学生们必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潮流中得到锻炼，得到发展。农村是大学生的真正天地。 三、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进入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是一般我们愿意从文艺和老年人协会开始。这个比较适合当地村民的基本要求。从维权群体开始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维权的人一般比较有责任心，素质也很好。同时也比较容易成为群体，这就有了基本的组织前提。但是这种方式容易引起地方基层政府的反感。 四、最好有基层政府的配合，如果没有，工作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无论基层政府的态度如何，还只能是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环境空间。如果基层政府过于热心，就会起到负面的作用。这些组织一旦为外力操控，就失去了精神振作和组织化的本义，尤其是经济组织，就会失去”自负盈亏”的概念。 这些试验工作的遵循的一般工作原则是： 在几年来的摸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适应农村发展思路的组织化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可以作为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般经验： 第一，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必须组织起来。组织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农村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公益发展、自我教育的最好的手段。这种组织的形式就是各种农民自己的公益协会，如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还有合作社，公益合作社和经济合作社。说到底，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有自信的，才是有力量的。 第二，农村的最大贫困是精神贫困。”扶人先扶志”，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要提高对农村的精神支持，增加信息流入。”输血”的方式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造血”是一种对农村问题的错误解读，实质上和”输血”的方法是同一种内容；重要的问题是要农民在精神上成长起来。精神成长起来后，其他手段进入才有可能起作用。 第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自己说话。一切NGO，一切志愿者都不过是外来的协助力量，其作用相当于”酵母粉”，他们的作用主要是对作为主体的农民进行引导和刺激，激发其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之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外来的这些个人团体最后变成了管理者和主体，最后就会影响农民积极性的发挥，最后不仅不能对农民有益，相反还会有害。一旦这些机构这些人撤离出来后，这些地方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有时甚至是比原来更坏。 第四，解决农村的精神贫困必须要有一支非常具有奉献精神的志愿力量，靠职业化的工作机构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效完成这个工作的。能够给农民这个感动的，使农民动员起来的这个力量可能来源于政府内部，也可能来源于知识阶层，也可能来源于一般的民间组织。但是现在看来，潜力巨大，真正低成本，高效率工作的就是”大学生志愿者群体”。农民们说”大学生是红军”。 第五，现阶段，在没有可能让农民大规模的实现自我教育，实现组织化之前，在农民中间找到具有公益心的农民精英带头人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没有这个农民的带动者，让农民动员起来是不可以想象的，成本极高。这个带头人必须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具有公益心，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要有一定的和外界的沟通能力和开放性。 第六，农村的发展一定要进行综合性的发展。从经济发展到政治进步，再到农民的道德公共意识的增长，再到农村教育变革，再到环境的改变，都要协调进行。这些东西的互相促进的功能非常明显。与城市的发展概念不同。在农村要想让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反倒是文艺演出队和老年人协会，因为农村必须依靠这种方法形成凝聚力，组织起来。这样生产发展才有可能。 第七，解决农村的问题必须是少投入资本，多投入劳动。农村的资本过于昂贵，但是劳动力大量富裕，所以多投入劳动力是解决农村发展最为经济的手段。也是最有推广的可能的手段。农民经常会跑几十里的山路，就为了省出一块钱。所以，辛勤已经成为习惯的农民不会在意劳动力的投入，相反倒是非常的在意钱的节省。我们经常发现，哪个机构投入几十万元的资本进行一个村发展，其实是不值得推崇的方法，因为没有推广的可能性。这几乎是农村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第八，必须组织村民认真学习中央精神和国家相关法律。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巨大资源，也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也是解决过去农村曾经存在的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一种设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新乡村建设的这条思路需要民间草根力量和政府力量的配合。从下而上，再从上而下，互相配合。单一的道路行不通。但是基础和更本是”自下而上”，促使农村草根生长力量的崛起和发展，是农村发展的根本保证。这种草根必须是有组织的。 通过政府，或者通过社会力量，动员志愿者以及NGO参与农村发展。但是政府不能直接用行政力量的达到目的。这是因为行政的力量只会催生早产的婴儿，用行政的力量往往会扭曲真正的农村需求，造成农村对政府的依赖，不能使农村的自我发展的力量得到真正的生长。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放开对农村的控制、尽可能的从农村治理中撤出，仅仅提供必要的法治氛围和安定的环境。同时放松农村的金融控制，允许民间金融适度活动，并且给予一定的财政金融支持。 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工作路径。 在我们目前的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做出以下的设想： 第一步，比较大范围的建立我们的试验点，广泛进行实验。就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言，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动文艺团体和文化团体的建立和传播。 就目前我们二十多个实验点而言，最长的是一年多，最短的才两个月。而且还有很多新的实验点在酝酿中。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大学生志愿者，其中大部分还是在校读书的大学生。接下来我们要把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专业工作团队，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和加深这种实验。现在的这些点还比较集中，主要在河北（8个）、山东（4个）、河南（3个）、内蒙（2个）、重庆（2个）、还有山西、湖南、四川、安徽等（各1个），不仅仅是不够均衡，没有普遍性，而且各个点的给予的帮助和培训也参差不齐，没有大学生支持的地方工作的一般都很艰苦。这之中有的点是有的是推动成立的、有的是自发的后改造的、有的是和当地政府合作的。 重要的是推动这个工作的队伍几乎没有一个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绝大部分是在实践中摸索的经验，而且绝大部分是业余和兼职人员（在校的大学生和老师）。这样不仅没有可能进行比较有计划的系统地进行实验工作，而且连驻村跟进、指导和观察都做不到。更没有能力深入村中进行系统地理论总结和比较研究。接下来的工作是想办法建立专业工作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的进行乡村改造实验工作。对重点地区进行重点扶住和较长期的驻村指导观察。争取在全国大部分省都建立实验点，并且进行轮回培训、各地指导。经常进行总结和各地的经验交流会议。甚至建立流动的农民文艺宣传团体来宣传推动文化活动。 第二步，在比较成熟的实验点，开始转入协调和促进外界支持的阶段。目前的一般的实验点都是某个方面发展的比较快，但是有些方面还刚刚开始，还没有协调起来，实现综合发展。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促进其在各个方面协调起来。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自身的培训交流、文化改造活动。其中要比较大的经历放在夜校、中小学改造上。要开办长期的农民学校，培训农村基层说服动员和组织管理的人才。要争取获得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团体对这些有发展基础的实验点进行扶植，尤其是资金的进入。但是所有的这些活动都要建立在农民的文化精神活动的良好发展上，这是农村未来发展的良好保障。 第三步，在全国范围内成立跨省的农民经济联合和发展的合作机构和培训指导机构，甚至是行业协会。指导、监督、沟通各地的发展。但这绝不是管理机构，只是中间服务机构。通过这些服务性的组织，形成农民自己的农产品流动、培训交流、自我管理的机构，让农民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这其中，包括农村文化的推动。形成农村文化的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精英话语权。 这里很关键的的问题是用什么力量来推动新乡村建设事业的展开。单纯的依靠政府力量很显然暂时还无法做得到。而且我们非常的担心，用行政力量的结果会导致一个个有名无实的空壳产生。这样的结果就完全扭曲了这个建设的本义。到现在为止，恢复到人民公社时期还是一个令很多人，包括农民担心的事情。但是中国的志愿者基础又如此的薄弱，NGO不是很发达，而且NGO同样也在官僚化和盈利化，这也同样令人放心不下。而一些颇具理念的知识分子虽然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却少得可怜。我们现在有的大学生志愿者基础虽然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且形成了比较宽泛的网络。但是毕竟是经验以及深入能力不足。怎么办呢？ 是否可以建立一直”特混工作队”？由五方组成，即由政府选拔优秀的干部，经过培训的知识分子，经过培训的大学生志愿者，地方有责任感热心的农民，以及NGO的工作人员（考虑到数量少，也可以没有），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广大农村中去，边调查边宣传边推进。这个工作队具有一定的行政协调能力，但又不是政府角色，政府角色要有，否则在现在的农村很难推进类似的工作，这个可以从省市级政府选拔一批年轻的干部担当；知识分子的角色初期主要是研究和形成模式以及给出具体工作模式，以后是跟踪和改进，还有很重要的角色是监督和形成平衡，对单纯行政人员是个制约；大学生的角色是进行具体操作，从调查到实干，到推进，很重要的角色是进行精神传导，以自己的朝气和斗志激励农民的奋斗精神，同时经过培训的大学生将会更为有利的克服官僚化倾向和腐败；农民的参与是必要的，事实上，所有的这些工作真正的目的就是带动村子中那些真正有带头意义的农民的参与，农民的参与是一个很好的培训和意见综合的过程。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官非民的中性组织，一种新NGO。 这个新组织由它来负责各个村落的农民的选拔、培训、指导、动员、组织和跟进，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可以广泛建立，每个乡镇都可以建立一个，一个这样的组织可以基本改变一个乡镇的面貌。 这个工作队应该是农村发展的推进器。   刘老石，本名刘湘波，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黑河。刘老石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老石一度执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刘老石开始组织学生下乡支农调研。2001年，兼职加入由温铁军教授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 在杂志社，刘老师和一批特立独行的编辑为基层冲突中无助的农民鼓与呼，反映农民渴望平等权利的心声。2004年底，刘老师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十年如一日地，刘老石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夜校、文艺队、农民协会。 2011年3月24日，刘老石逝于天津。

区会选举后，对"泛民"失败的反思，主要包括"铁票抹黑"论、"地区工作"不足论和"主流民意"右转论。

本文记录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官、绅和基督教界有关婢女救济的若干事例，披露1944—1948年间福建各县县长报告的有关“蓄婢情形”的问卷，并评估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本文认为，婢女的生存状况涉及了人口买卖等多方面的问题，清代官、绅只对其中的性禁锢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而几乎不及其余；民国时期政府有关婢女救济的法令和教会禁婢的戒律均缺乏效力；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可用“略有小补，无济于事”一语概括之；福建的婢女问题在1949年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