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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的新书《自由降落：美国，自由市场，与世界经济的沉沦》（Joseph E. Stiglitz,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2010, Pp. 361）不仅是对华尔街的起诉书，也严厉地批评了两届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贝南其以及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一时之间，分析批判金融危机的论文书籍如雨后春笋。例如Andrew Ross Sorkin 的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From Crisis—and Themselves 和 John Cassidy 的 How Markets Fail: The Logic of Economic Calamities．本文也将涉及这些和其他著作。金融风暴的起因已经没有甚麽争论了。联储会的长期低利率货币政策继高科技泡沫之后，又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抵押贷款经纪不顾购屋人是否有能力偿还，大量发放抵押贷款，特别是对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低收入购屋人发放“掠夺性”贷款。为什麽？因为贷款越多，他们的收入越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传统的银行，发放贷款后，等着坐收利息和逐步收回本金，从事所谓的“令人厌烦”(boring)的经营。而是把债权包装成证券，卖给投资人。华尔街投资银行又把高风险的住房贷款归拢，切割，再包装成债券高价卖给对冲基金。他们能够卖高价，是因为利息高，更因为他们买通评级公司把垃圾债券评为三A级。风险高，所以买主购买保险以防违约。卖保险――名称是“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s, CDS）――的机构认为它们能够收取保费，而不会有很多付出，因为他们假定房地产价格会不断上升，购屋人能够为不现实的贷款再筹资。房地产泡沫崩破，一跨全垮，一发而不可收拾。难得格林斯潘承认他的失误，鼓吹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斯蒂格利兹特别指出他向购屋人推荐借进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利率窜升，购屋人难以偿付。加剧了危机。华尔街至今没有承担他们破坏性的疯狂造成灾难的责任。斯蒂格利兹指出，“信用违约交换”兴风作浪，起特别恶劣的作用。因为买主没有充分估计卖者是否会遵守诺言，所以买的不只是保险，实际上是下赌注。这种保险不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扩大了风险近一个时期，舆论纷纷指责当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财长盖特纳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为的是拯救一大批华尔街投资银行，AIG的“订约方”（counterparty）。把大笔纳税人的钱一分不少地如数付给了它们，而没有让它们“理发”。其中高盛一家拿到了一百二十九亿美元。今年一月，国会在追究这个问题时，透露了被盖特纳隐瞒了一年多的资讯：高盛和法国兴业银行是从AIG购买CDS最多的大户，一共买了六百二十一亿美元。就是那些交易把AIG推向破产的边缘。最终高盛和外国银行把纳税人的钱全都拿了回来。为了AIG的保险，高盛拿出来的“债务抵押义务”(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s, CDO)占到六百二十一亿美元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也是最大户。（其次是现已成为美国银行一部分的美林公司，一百三十二亿美元和德意志银行的九十五亿美元。）杜克大学教授詹姆斯．考克斯说，纽联储为了保护高盛而隐瞒资讯。“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安吉来第斯在一月十三日的听证会上质问高盛主席布兰克范恩，高盛怎么能够创造出并且卖掉称为“债务抵押义务”的东西，却又下注它将贬值，从中取利？高盛怎么能够下注这些CDO将贬值，却又企图说服评级公司和投资人，这些CDO是很好的投资？人们说，这起码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如今又赚大钱，发放巨额花红，趾高气扬的高盛其实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据《纽约时报》报道，希腊今天的危机也跟高盛有关。是高盛(以及摩根大通和其他银行)帮助雅典向布鲁塞尔的监督人隐瞒数以十亿计的债务。这些银行发展的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了希腊的债务，并帮助希腊政客们把这些债务隐藏到资产负债表以外。高盛等银行利用希腊政府的大手大脚花钱，从中取利。遭到德国《镜报》的严厉批评。斯蒂格利兹用了很大篇幅批评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为华尔街银行纾困的计划。不是像一般资不抵债的企业那样，进行清理重组，而是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向银行注资（调整资本，recapitalization），希望他们会增加放贷。不附加条件，不问钱的去向。把纳税人的钱投入了黑洞。斯蒂格利兹的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美国的大劫案”（The Great American Robbery）。幸亏有不畏强权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监察主任尼尔.巴洛夫斯基。去年十一月，他经过八个月的查账，弄清了政府给AIG的大笔纳税人的钱是怎样流到美国和欧洲大银行手里的。前面提到国会透露的资讯就是巴洛夫斯基收集的。他还调查了美国银行并购美林公司，向股东们隐瞒了美林的巨额亏损和合并前夕发放的大笔花红。他也点了拿AIG花红人的名。这些人答应退回四千五百万美元，而实际上只退回不到一半。更严重的是美国金融制度又回到了风暴前的2007年状态.而且因为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等的消失，剩下的是少数更大的金融机构，使它们更加有能力兴风作浪，而且大得不容失败。有政府为它们的债券做担保，向他们提供低利率贷款。他们又故态复萌，冒大风险，赚大钱。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在金融业的强大游说面前，寸步难行。由一贯主张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跟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班底森马斯。盖特纳，贝南其等人来主持监管改革，等于与虎谋皮。这也基本上是斯蒂格利兹的结论：要对造成灾难负有责任的人来搞改革，他们只会遵循原来的逻辑，搞“美国式的公司福利”。有人说，大衰退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言过其实。丢脸的是反监管的自由放任主义。斯蒂格利兹说，“我相信市场是每一个成功经济的核心。但是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运作。。。。政府有必要起一定的作用，不仅是在市场失败时，出来营救经济，也不仅是监管市场，防止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失败。经济需要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之间取得平衡—还要有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作出重要贡献。”这就是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哲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长期关注重庆发展，他提出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引起了政经界和学术界的多方关注。近日，崔之元接受记者专访，对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在重庆大学演讲中“第三种力量”的提法大加赞赏，认为重庆的做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具有普及参考价值。　　记者：您对崔坚提出“第三种力量”的说法如何评价？　　崔之元：这种说法很生动 对于理解国有企业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外的独特作用颇有启发。　　可以以渝富公司为例说明“第三种力量”。渝富公司成立5年来，已累计为企业处理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300亿元，为企业搬迁、破产等提供周转资金200多亿元，参与推动了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西南证券（600369）等一大批国有集团的重组。渝富公司显然是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并且是市场经营的高手，但它和一般的市场主体不同，它是执行政府意志的，但又不是通过一般的行政手段去执行。　　记者：在经济学上，对崔坚提出的观点有没有理论支持？或是这属于中国式创造？　　崔之元：在经济学上，崔坚的观点有理论支持。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也就是崔坚说的“利益输送”，恰好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基本思想。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　　米德的一个最深刻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可以说，“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重庆的“国资增值”，由于从财政局“断奶”并提供“第三财政”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这一政策的争议较大 一些舆论担心这是有利于富人买房的措施。但今年第一季度重庆区县居民在主城购房比例高达42．5％说明这还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真正的富人买房是根本不用银行贷款的。可以说“国资增值”给了政府减税从而“藏富于民”的 “底气”。　　记者：“国企担当第三种力量”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没有普及价值？　　崔之元：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普及价值或至少是参考价值。我国许多地方由于地方国资没有增值，财政压力很大。例如，2009年11月，兰州市在暂停收取路桥费半个多月后，宣布再次征收路桥费18年，这引起老百姓的很大不满。重庆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较好结合起来，把基础设施的BOT模式变成了BT模式，取消了主城区的路桥收费，这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另一体现。　　记者：学术界目前对国企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颇多争论，按照崔坚的理论，国企的这种角色是否可以被替代？民营经济是否也可以代替国企起到一些作用？在这种理论下，民企活力是否会被抑制？　　崔之元：当前社会上一些人担心的“国进民退”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国资增值可以普遍降低税率， 藏富于民，“国进民也进”才是世界大趋势。　　美国阿拉斯加州消取了州个人所得税，因为它的石油公有，收益很高，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英国政府已经于2007年正式运行“儿童信托基金”，当年9月1日那天及以后出生的儿童建立一个“资本账户”。一次性发给每人250英镑，七年以后再发一次，到18岁就可以自由支配了。英国国有资产太少，现在不能每个人都发．但他们设想慢慢过渡到全民。　　重庆虽然没有分配到人，但用国资收益盖学校、剧院的意义是一样的，是间接的社会分红，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九大商业银行已经不同程度国有化。甚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支持国有化，而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和重庆国企的渝富模式能够联系起来：国有化才能够使美国银行迅速剥离坏账。格林斯潘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坏账（所谓“有毒资产”）剥离太慢，因此银行不愿进行新投资，别人也不敢和银行做交易。而剥离太慢的原因则是“有毒资产”定价难题：现在的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而政府不愿用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们从2004年重庆渝富公司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重庆120家国有企业资产的坏账来看，可以说格林斯潘解释了渝富公司成功的原因。因为当时渝富公司用20％的账面价格向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坏账，现在时过境迁，工行可能想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因为渝富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当时坏账的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要赶紧剥离坏账，重整旗鼓。　　记者：有观点认为，经营土地获利来支持国企发展的模式没有持续动力？　　崔之元：由于国资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之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　　黄奇帆说：必须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这恰恰说明重庆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值得全国关注的重大“藏富于民”政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重庆国资正是探索在初次分配上形成“第三种力量”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

中国价值是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首先应该挑明的是，今天提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价值”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中国价值”放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上和框架内来思考，把“中国价值”定义为当代中国人探索和创造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集体实践。不然的话，所谓“普世文明”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它会被种种流俗意见赋予同今天中国的集体实践相抵触、甚至对立的含义，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甚至不可企及的绝对标准。它会被用来挑剔、敲打和质疑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实践，让我们处处怀疑自己行动和思考的正当性，处处要到别人那里去讨“说法”，而不是充满自信地去走自己的路，去创造、挖掘和认识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把所谓“普世文明”放到“中国价值”内部去把握，把“中国价值”确立为“普世文明”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后者的现实化和普遍化，有赖于前者的参与和探索，正如它有赖于其他社会、人民和文明形态的参与和探索。也只有这样，“普遍”才作为理想、作为有待实现的东西而真正成为普遍之物。否则，它不过是为强势文明所垄断的霸权符号。它的历史实质，恰恰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而不是普遍性本身。另一方面，如果不在一个普遍性的高度上和框架里谈“中国价值”，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落入一个概念的陷阱，仿佛我们今天要探索的“中国价值”仅仅是一种特殊“国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进而产生一种小富即安、夜郎自大的心态。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交往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偏安一隅、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且不说这种心态同中国日益深入地介入世界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的实际相悖，同全世界对“中国影响”和“中国因素”日益增长的期待（当然这种期待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悖，它也会限制我们自身认识和思考“中国价值”的眼界和抱负。无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撇开“世界”和“普遍性”谈中国，都不会有真正的结果，因为，实际上“中国”本身早已存在于同“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是现代世界最内在、最核心的问题和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地、一厢情愿地把它抽离出来，再加上一圈防火墙，于“中国价值”是不相干的。我们前面强调“普世价值”要在“中国价值”内部去寻找，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价值”必然是“世界文明主流”的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形态，正是历史上“世界文明主流”的重要遗产；中国今后如果建立一个适合自己发展、对他人也有巨大魅力的文明形态，不过是“回到她原先的历史地位”。这句话，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论中，但仅凭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收入，还不能造就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正如光有“大楼”没有“大师”就还算不上是“大学”。我们所谈的“中国价值”，归根结底需要作为一个“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概念，体现出中国全方位的活力、创造性和稳定性，需要中国人在“人”的终极含义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以上所说的前提预设，关于“中国价值”，我们现在能说的，大概就是两句话：一是“路在脚下”，不是别人为你开辟好的，而是要我们自己去走，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写，“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二是“任重而道远”——“中国价值”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也不是随便走出来的道路，它需要中国人长期地锲而不舍地努力。我们距离对自己的期待还差得很远很远。中国价值是自主创造新的现实要回答什么是“中国价值”，我们就必须弄清我们所说的“全球视野”指的是什么，要意识到它像精神分析理论里所讲的那种“gaze”（他者的注视）一样，预先决定了我们对“中国价值”的想象。中国知识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如果我们只是以“中国特色”为方式，去完成别人对我们的角色预期，甚至把别人的注视“内在化”，变成自己行为的无意识结构，那我们即便在所谓“中国价值”上走，走的其实还是美国道路，或全球资本化道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价值”或“中国特色”就不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而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制度的继发性延续乃至回光返照。在这个意义上谈特殊性，就根本逃不出自我东方化、异国情调化的逻辑，因为这无非是用筷子的资本主义和用刀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或“官僚资本主义”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按这种逻辑，所谓“价值”其实都是非历史、非政治的概念，它的“文化”概念归根到底也是“感伤”的、装饰性的，因为它并没有由自身的实践创造出来的价值内涵和真正的价值指向。如果“价值”不植根于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劳动方式，不能塑造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人的概念，它就只具有“抄近道”、“挑好走的走”的含义，根本上还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逻辑。如果我们的问题仅限于此，那这个问题看似激进，甚至带有点儿挑战西方霸权、探索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味道，但其实也就是“接轨论”的另一面，即通过一种肤浅的，即非历史化、非政治化的多元论，用消费和娱乐领域的“文化”取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领域的实质性冲突，客观上为更深层次的单一性和标准化辩护。德里克曾在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分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现代性替换性方案”（alternative modernity），无非是那些已经自非西方世界进入西方体制的、有着不同种族、宗教、族裔背景的精英阶层人士，以“文化”、“身份”和“认同”为名，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主流意识形态里，试图为自己划出一块利益特区，并进一步挤入“中心”的修辞而已。如果“中国模式”已经预设了一个笼罩性的不可逾越的外部——无论它叫做“议会民主”、“自由市场”，还是“世界公民社会”，其实它的价值内涵同“中国”这个定语都并无实质关联，在一般意义上也谈不上是一条道路，因为这只是在走一条现成的、别人已经走过、甚至被别人规定了的道路。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是一条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别人走过又有什么不好，又何必一定要强调自主性和独创性。但这种貌似实际而老到的思维恰恰是幼稚和异想天开。因为近代以来17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药方可以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没有什么放诸四海皆准的制度或观念能使中国自动地走向富强和公正，而不需要让13亿中国人进行思索和选择。即便在经济技术领域，在“赶超”目标非常明确的方面，新技术、新制度、新观念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都不得不经历复杂的再创造过程，最终的成功，往往并非照搬外国先进生产经验的结果，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后产生出一种本土性的制度创新，激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活力和创造性所致。在具体领域里实现的“中国价值”，从来不只是固有事物的复制，而是在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只有如此，它的理论含义才能突破既有制度和观念的框框，而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新的可能性的边界。在实用领域尚且如此，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观念领域就更是这样。不妨说，“中国价值”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在理论上、哲学意义上不承认中国实践需要先验地接受任何既有的参照系。这么讲，当然不是要把当代中国的集体实践归入偶然性、唯意志论、甚至不可知论的领域，而是像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直接把“中国道路”放在“普遍性”的层面上和框架内来谈，也就是说，把“中国问题”直接理解为探索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具体展开和具体例证，从而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去努力总结有益于全人类、有助于开拓人类历史远景的观念、价值和理论的东西。中国价值应跳出特殊论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这本书里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德国理论，因此有一些读者认为我是在鼓吹德国特殊道路，以此来挑战英美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为中国特殊道路论输血打气。其实我在书中讨论的每一个思想家，从国内学界比较熟悉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到也许还不太熟悉的尼采、韦伯和施米特（他们的确都是德国思想家），都指出了这种德国道路和德国特殊性的不可能性和虚妄性。所谓德国的“特殊道路”或“第三条道路”，主要是指普鲁士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权威政府定义为国家政治的“黄金准则”，以抗衡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和以沙俄为代表的“东方专制”。在批判德国市民阶级自欺欺人的幻想和庸人政治方面，马克思的语言最为尖锐和华丽，可谓上集黑格尔辩证思维之大成，下开尼采价值批判之先河。在早期著作里，马克思就曾警告德国市民阶级，文明有可能“没有分享欧洲文明的上升，就已经同它一道处在衰落的水平”（大意），在稍后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对此作了展开，这对我们今天思考以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为具体经济、社会内容的“中国道路”，应该是颇具启发性和警醒意义的："德国资产阶级（即市民阶级。张按）……与 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即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利益……"（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320页）马克思这里谈的，当然是1848年的柏林革命，他把这场革命同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相对照，指出前两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其创造性（“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而在历史上闪耀，柏林革命却“像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失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们地球上居民的眼中”。甚至，和同时发生的1848年欧洲革命相比，柏林革命也只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近年来在国内引起关注的竹内好，通过他对鲁迅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对日本近代化过程做出了深刻而激烈的批评（“优等生文化”；“既没有抵抗，也没有主体性，所以日本什么也没有”等等）。每一个“世界历史的民族”，都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激情，通过劳动、牺牲和代价高昂的错误，为这个普遍性问题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今天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的确暗示了中国人新近获得的自信和使命感，暗示中国人又一次处在了想象或现实的“世界历史”的潮头，但“普世价值还是中国价值”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批判的辨析，就有可能局限而不是打开人们的思路。如果不在“普世文明”的层面上考虑“价值”问题，所谓“中国价值”，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所说所想的其实都不带问号，而更像是设问句。比如，有一个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摆在那里，你要还是不要？那回答自然只能有一个：要（谁会说不要呢）。从简单的语义和形式逻辑上讲，如果有“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就无所谓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价值”，因为后者最多只有手段或途径的意义，而没有目的或本体论的意义。这样的所谓中国价值或中国特殊性，就只能是常识性的东西：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大家都是在奔同一个目标，想过同样的生活。那样的话，俄国人有俄国道路，印度人有印度道路，日本人有日本道路，新加坡人有新加坡道路，甚至可以说上海有上海道路，广东有广东道路。回头看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知道，“价值”的含义是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实验和创造，它对应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新人”）的出现，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集体行动，它必须同时具有明确的乌托邦指向和具体的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走俄国人的路”或“延安道路”，就是这样意义上的“价值”；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也必然是这样的道路，因为它不得不负起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的使命”。但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价值”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中国崛起论”的文化版，它的物质前提是中国改革30年来经济上的成功，但要进一步追问“中国价值”的政治指向和文明指向，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在中国革命之前，中国是现代性条件下世界历史的客体或对象，是侵略、宰割、盘剥和操纵的对象，是变革和历史运动的被动的客体。通过中国革命，中国人第一次变成现代世界历史的主体，掌握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个主权地位对外具有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义，对内具有人民主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大众民主、正义和平等的意义。这些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了，但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可能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正是新中国的存在，为今天的一切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保障。这一点特别明确地从海外中国学生爱国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中体现出来，没有这种意识，2008年海外中国学生自发支持北京奥运会的反抗议活动是不可思议的。今天的中国，无疑处在自身历史上的“后革命时代”，但一个健全的、头脑清楚的后革命时代，必须对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我们必须看到，通过革命，中国人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通过革命和建国后60年的建设，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重新开始了关于文明形态、普世价值和“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这才是“中国价值”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从中国革命开始，中国人就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作为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价值”问题，是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把大多数中国人抛入了世界历史，把我们同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

开放源代码运动律师Lessig发起改造国会运动. 2010年2月22日发表于The Nation.

匈牙利作曲家乔治•里盖蒂1986年访谈录。美国现代音乐指挥家理查•杜法罗（Richard Dufallo）在作曲家抵达纽约领取格劳梅耶作曲奖（Grawemeyer Award）时和他进行了深入的对谈。在追溯了作曲家的音乐"遗传密码"--从巴托克到施托克豪森以及外部政治事件（1968年匈牙利革命导致作曲家逃亡）之后，谈话逐渐转向更广阔的层面，前辈艾夫斯、南卡罗的复合节奏、非洲中部土著音乐带来的启迪。作曲家始终在强调自己的独创性，尤其是历经七十年代末创作危机后，他做的一些前无古人的音乐实验。他在访谈中顺便嘲笑了勋伯格对"首创"的执迷和"半人半神"施托克豪森。访谈译文曾在里盖蒂去世后不久，发表于《音乐爱好者》杂志。"不要二元论，不要综合，不要分析。我痛恨所有冒牌哲学的过度简化。""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图解模式都是空话。""施托克豪森端坐在云雾中，像个半人半神，后来他彻底变成一个神，我们都是臣民。""音乐不是日常生活，它是人工的，人造制品，是"封闭"的。它被精心建构而成••••••复杂、老到，绝非"极简"，而是"极繁"！""我曾想当一个科学家，去学物理，但后来转向了音乐。这不是我的主观决定，而是一系列意外的后果。" ----乔治•里盖蒂采访时间：1986年11月5日 纽约采访人：指挥家理查•杜法罗（Richard Dufallo）选自杜法罗于1989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音符轨迹--杜法罗与作曲家们交谈》（Trackings: Composers speak with Dufallo）里盖蒂1986年到访纽约，是为了出席当年他获颁格劳梅耶作曲奖（Grawemeyer Award）的庆典，届时一场音乐会将演奏他的《钢琴练习曲》和《小提琴、圆号与钢琴三重奏》。当我抵达他下榻的广场酒店套房时，他正倚坐在床沿。我们时间不多，一个小时后，他就要赶去艺术文学院。当时为下午三点。（理查•杜法罗题记）杜：你认为自己的"音乐遗传密码"是什么？我对此很感兴趣。拿美国来说，科普兰、卡特、皮斯通都觉得有必要去巴黎师从布朗热。在本地，库塞维茨基演出推广新音乐，影响深远，塑造了某种"音乐遗传密码"。在欧洲，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梅西安及其门徒形成的诸多中心。你来自匈牙利，能谈谈你的"音乐遗传密码"么？里：我来自匈牙利，学于布达佩斯，要说起伟大的匈牙利作曲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巴托克。所以我起步时，主要受巴托克影响。但很快，我觉得要搞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出来，那是五十年代早期，在布达佩斯。匈牙利是个共产党国家，完全闭目塞听••••••今天情况好多了••••••五十年代，我对西方同龄人一无所知，从不知道有布列兹、施托克豪森、凯奇那些人的存在。那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的年代••••••现代音乐，现代艺术是绝对被封杀的。至于维也纳第二乐派••••••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从没听过他们的音乐。我听过一点斯特拉文斯基，《火鸟》、《彼得鲁什卡》。曾通过广播听过一次《春之祭》，杂波干扰很厉害，印象不深，也没有机会接触总谱。那真是四面碰壁的绝境。对了，巴托克其实也是被禁的••••••我指那些主要作品。他初期的作品没有问题，但《第一四重奏》以后就不行了，几首晚期作品还有回旋余地，如《第三钢琴协奏曲》、《乐队协奏曲》，可是《为弦乐、打击乐和钟琴所写的音乐》就无法上演，尽管人人知道它是脱胎于前者。杜：因为它不符合官方教条。里：是的，它太现代了。你很清楚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遇到的麻烦。杜：如今，关于中欧的政治观重新出现在捷克作家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Gyorgy Konrad）、波兰作家亚当•米什尼克（Adam Michnik）的笔下，你对这种观念感兴趣吗？或者就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一篇随笔里表达的，《中欧的悲剧》？里：我很喜欢读昆德拉，可惜没有见过他本人。他书中探讨有关流亡者的问题，我都很赞同，我与昆德拉这类流亡者有深刻的内在一致。但是"中欧"这个观念，你要知道••••••过去这指古老的奥匈王朝，它早已不复存在，虽说还留有不少蛛丝马迹。你当然可以称之为"中欧"，也可以拒绝••••••它不过是一种怀旧罢了。希特勒和斯大林把它毁了。还是回头谈谈我的"遗传密码"吧，起码它一开始是很清楚的，巴托克。但后来我成长了，想作一种具有"静态感"的音乐，我的观念也变了••••••从1956年之后的三十年里，我的变化真是太多了。杜：允许我和你一起梳理一下吧。里：好的。早期是巴托克，一丁点儿斯特拉文斯基，其他就没了。杜：你能回想一下巴托克这个人吗？里：我从未见过他。学生时期我就熟悉他的音乐。你知道巴托克一直在匈牙利呆到1940年，然后再流亡去了美国。杜：是的，45年他在那里逝世。里：但在40年，他就极其仇视纳粹，他不是被迫流亡的。犹太人不得不逃，巴托克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不是犹太人，但他十分憎恶希特勒。他和独裁政权不共戴天，无法继续留在匈牙利。至于我现在对巴托克音乐的想法么？年轻时，我认为他属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匈牙利人都这么想，现在我不这么认为。巴托克第一，科达伊第二，人人都可以排在他们后面。如今以我来看，像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作曲家远为重要。杜：我记得读过一些讲你从匈牙利流亡的文章，写得很有戏剧味道。里：那不是流亡！是逃亡，徒步逃出来的！杜：你最后是到了科隆。里：1956年12月，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我先逃到维也纳，在那里接到了赫伯特•埃莫特（Herbert Eimert）邀请，让我去科隆。可我不得不等待德国签证下来，1957年1月头上，我到了科隆。杜：你在科隆不仅见了埃莫特，还有施托克豪森。里：是啊，这太重要了，是我生命的第二春，从科隆开始••••••在布达佩斯，我对电子音乐一无所知，仅仅有所耳闻。最终在革命期间，我通过电台听了一些。此前，一切外来事物都被阻隔，革命爆发期间，阻隔不复存在。1956年12月7日，苏联军队与匈牙利人在城中激战，幸亏电台还收得清楚。我听到电台首次播送《少年之歌》（Gesang der Jünglinge）。施托克豪森与我已有书信往来。他给我写信，我给他回了一封，这是早些时候的事，所以他不知道我听过这首曲子了。两个月后，我人已经在科隆了。在决定逃离匈牙利的那一刻，我就清楚自己要去科隆，那儿是电子音乐的中心。对我而言，电子音乐远远重于序列主义的概念，对后者我还不了解，仅在书上看到过，但我认为电子音乐是未来的媒介，我想全身心地拥抱它。在两年半时间了，我努力学习电子音乐，写了一些作品。杜：你在那里写出了《发声法》（Artikulation）。里：《发声法》以及较早写的一首《滑音》（Glissandi），接着是第三部作品••••••那时我偏爱法语标题，所以它被冠以《电子作品第三号》（Pièce électronique Nr.3）••••••后来我遇到了问题，录音室总归有局限，我醒悟到"电子"并不对我的胃口。杜：你能谈谈当时主要的音乐活动吗？特别在欧洲，人们的态度，举例说，对于规则、对于形式、对于林林总总的观念，我以为通过序列主义的思维，所有这些都历经了全面的考量。你感觉自己从这些四处弥漫的多样观点中吸取了些什么营养？里：这种音乐思维十分明确，又十分难解，结构极为复杂。早在匈牙利时，我就偏爱明确的结构，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序列技法，还从未写过序列音乐。我把布列兹的《结构Ia》（Structure Ia）彻底分析了一遍，因为那是我的兴趣所在。随后我给《规则》（Die Reihe）写了一篇文章，那是我在1957年到科隆后做的第一件正事。无论是电子录音室还是序列音乐，我都想彻底了解其中的技法。所以我着手分析布列兹的作品。原本我想拿《无主之锤》（Le Marteau sans maître）开刀，但很快我有了自知之明，它复杂了，我没法吃透。我要一首能彻底弄明白的曲子，布列兹的《结构Ia》大概是他唯一一首具备该条件的样本了。曲子里的一切都经过理性筹划。从序列音乐中，我学到了某种结构上的思维，但并不充分。我不是指它的方法，也许我从中摸到了规律，自认为一直保持到今天。我的结构感很好，同时也不放弃情感和诗意，希望如此吧。可我从没有适应过老派序列主义的结构，如布列兹和施托克豪森的一些曲子。我之所以说"老派序列主义"，是因为后来施托克豪森和布列兹都多少偏离了正统的序列主义。至于其他路子，譬如泽纳基斯那一套，我也敬而远之，他把音乐建筑在一定的运算法则和数学公式上。我对数学兴趣很浓，班诺瓦•门德尔布洛（Benoit Mandelbrot）那套奇妙的"不规则碎片形"(fractals)令我神往。例如我试图••••••不仅试图，我业已着手发展出一套并不直接依赖数学的音乐形式，但多少受到这种"有机发展"的影响，也许接近了门德尔布洛的运算法则。总之，我对数学虽然有兴趣，但从不直接或严格地运用于音乐。一向如此••••••首先考虑音乐，其次才是结构。想象力是第一位的，如果你愿意，还有情感。我对画谜、感知迷惑(paradoxes of perception)这类玩意很着迷，你会在我音乐的建构元素中找到这类结构的生长和变形，但它们始终受情感元素支配。杜：在欧洲和美洲，序列主义的思想让不少年轻作曲家感到幻灭，他们明白了，序列主义曾一度被认为就是这个世纪的道路，但这种想法再也走不通了。里：从未走通过。杜：布列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两个月来，采用序列主义的作曲家只有我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里：如果连他也这么说，情况就是这样了。杜：虽说有这种幻灭感，但作曲家还是能通过整体地学习序列主义，发现兴趣点并运用于心。对序列主义的研究是二十世纪音乐的重要成就，你同意吗？你难道不会从梅西安那里获得某些启发吗？特别是他的《时值与力度的模式》（Modes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里：没错没错，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不过，今天我觉得自己已经远远抛开了这种思维，以及整个序列实验。我也在做音乐实验，但却是另一种特别的实验态度，这种态度里的一切都直接和约翰•凯奇相连••••••我对六十年代头上的一些序列实验的确曾非常感兴趣••••••而现在，我自己已经远远抛开了那一切。杜：当时的一些争议焦点围绕着"确定性"和"非确定性"。里：对我来说，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问题••••••它们都作废了。不光是今天，也许在这二十年里，已经失去了意义。杜：对你而言，以积极姿态所写的转折之作，是你的管弦乐作品。我曾指挥过，譬如《大气层》（Atmosphères）。里：第一首应该是《幽灵》（Apparitions），你了解这曲子吗？杜：我了解。也许你可以称之为一个告别之作，它很接近我们现在谈论的年代。里：是的。其实关于"静态"音乐的想法我早在布达佩斯时就有了：音乐可以建构在一个复杂的网络上，譬如复调网络。我甚至记得这个想法第一次抓住我的确切时间••••••那是1950年，可当时什么也没有写下来，我可以想象，但不知道如何去写。第一首纯"静态"的曲子是《幻象》（Visions），作于1956年夏天，布达佩斯。而后是《幽灵》第一乐章，前首曲子的第三个变体。第一个变体是56年冠以《幻象》标题的版本，第二个变体诞生于57年，在科隆和维也纳，标题为《幽灵》，第一乐章是相同的，但在科隆那时受了布列兹、施托克豪森、科尼西（Koenig），卡格尔等人的影响之后，曲子变得更老到成熟了。最后是第三版的《幽灵》。我采用法语标题，英语里这个词的内涵不同，让人想到鬼魂，而法语就很明确。第一乐章完成于1958年，次年写完第二乐章，60年演出，它就是写于那个时期。顺便提一句，很有意思，有人也在那时与我不谋而合，他是弗雷德里希•采尔哈（Friedrich Cerha）••••••杜：是的••••••我认识他。里：那你应该也知道的••••••我记得事实上，在他的《镜子》（Spiegel）和《乐章》（Mouvements）之前，采尔哈所写第一首"静态"风格的作品是《饰带》（Fasce），这首作品杀青很晚，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动笔了。杜：我正想要提这一点，很高兴你先说了。当我在1975年首演《饰带》时，也在思索你提到的那两件作品。事实看来就是如此，他首先有了草稿和类似构思，但完成得比较晚。你和采尔哈是怎么不谋而合的？里：我刚才向你提到过，在56和57年，我已完成了《幽灵》的初稿。第一乐章截稿于58年，堪称第一首完整的"静态"音乐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我认识了采尔哈，也了解了他的音乐，是一些早期作品，如一些为钢琴和小提琴写的音乐，后来是作于1956至57年间的《脆弱关系》（Relazioni fragili），为羽管键琴和室内乐团而作，外加无词人声（vocalise）。我们是好朋友，但我并不知道他那阵在忙什么。一天，我去拜访他，他给我看《饰带》的初稿。我第一个反应是："你在写我的音乐！"其实，当时我们一定是想到一块去了。还有，我今天才知道，贾钦托•谢尔西（Giacinto Scelsi）那时也在做同样的探索，从1959年起，他写出了《四段单音曲》（Quattro pezzi su una nota），这是我此前不了解的。从某个角度看，他的手法的我后来也运用了••••••构想一个音，从一个单音开始，就像我的《在远方》（Lontano）和《大提琴协奏曲》••••••谢尔西早在五十年代晚期就这么用了。所以，那时的气氛中一定有种共通的想法。杜：的确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你刚才提到一个单音，从它加以扩展；有段时间人们在争论究竟是谁率先写出了"滑音音簇"（glissandi-cluster）。里：是泽纳基斯。杜：我也认为是泽纳基斯。施托克豪森想要把功劳算在他头上，但我认为是泽纳基斯。里：我可以一清二楚地回答说是泽纳基斯，他的《停顿之后》（Metastasis），作于1953至54年。施托克豪森紧随其后，但晚了。我后来也运用这一手法。我们应该把首功记在泽纳基斯身上。里：我写完《幽灵》后，也认为自己搞了个大发明，全部弦乐组，你瞧，总谱包含63组系统。当时我压根不知道有《停顿之后》，大约在1960－61年，我才接触到。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如果要选出第一人，那就是泽纳基斯，他首先写出"滑音"，发明了概念，我指的是"音群"（sound masses），而不是"静态音乐"。杜：我还可以举出更早的。听听查尔斯•艾夫斯的音乐。当然，环境大不一样，但他的《假日交响曲》，特别是《七月四日》里就出现了"滑音音簇"，还有《第四交响曲》。这些作品写于1909年至1916年间！里：我得说，艾夫斯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可在1962－63年前，我根本没听过他的音乐，只知其名。我听的第一个录音是斯托科夫斯基指挥的《第四交响曲》••••••那是我首次接触艾夫斯的音乐，大概是六十年代早期。很快我听了他的其他作品，《七月四日》，《纪念日》和《新英格兰三地》。过去我未受他影响，可之后，他成了第一位的，还可以算上考埃尔（Henry Cowell），也许还有凯奇的音簇。杜：没错，凯奇和瓦雷兹。音簇概念当作一种音乐"噪音"。里：我此时的音乐，像五十年代末的《幽灵》和《大气》和噪音观念可没什么关系。回到你提过的"音乐遗传密码"上来吧，我是喜欢瓦雷兹，还喜欢很多作曲家。但瓦雷兹没有直接影响到我，凯奇也没有。我的概念可不是音簇，我甚至不太喜欢用这个字眼。我的概念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复调网络••••••我称之为"微复调"（micro-polyphony），因为它是一个时时变化着的网络，从《幽灵》开始，其织体的内部结构就如乐思那样重要。从这个角度看，它不像艾夫斯，也非凯奇和泽纳基斯，截然不同的东西，倒有点接近采尔哈。杜：这就是我们在谈的••••••很像采尔哈，真是奇妙！里：和谢尔西也挺接近的，我是八十年代才发现了他。但我认为谁第一个吃螃蟹并不重要。当读到关于豪尔（Josef Hauer 奥地利作曲家，1919年独立地发明十二音体系）和勋伯格的争论，他们都吵着说自己才是第一个发明十二音体系的人，我不由哈哈大笑，真是太蠢了。这无法确定。勋伯格居然还去起诉托马斯•曼，因为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里没提他的名字。荒唐可笑！杜：没错，这就是我们正在谈的，重新抓住当年令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东西，小结一下你的观点吧。里：我往自己的遗传密码里添了点玩意儿。我刚才谈到我去了科隆，施托克豪森与布列兹的冲击，对当年科隆与达姆施塔特录音棚内的作曲家们来说，秩序的概念至关重要。有个人对我意义尤其重大，戈特弗里德•米盖尔•科尼西（Gottfried Michael Koenig），他不走运，名气不大。他教了我很多电子音乐的技术••••••我学会如何在录音棚里工作，就得益于他。他写过一个电子音乐作品《埃萨伊》（Essai），你了解这曲子吗？杜：我只见过标题，从没听过。里：拿他的谱子来说，你哪怕边听音乐边读谱，也看不懂，因为谱子上只有一系列指示如何演奏的数字。他写于1957年，创作的时候我在录音室内，像个学徒工。他的思维是很正统的序列派，不过走的路很特别。后来我直接从施托克豪森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他待我很好，我到科隆的头六周，就住在他的公寓里，每天我们都有交流。那时他还算不上个"伟人"。如今我可不太乐意和他一同起居了。当初他可是和蔼得无以复加，乐于助人。在音乐上，我也受益良多，57年我住在他那里时，他正在写《群》（Gruppen），我得以密切关注。你和他熟吗？杜：我第一次见他是1963年，他来布法罗参于《时段》（Momente）的美国首演。后来是1971年，我指挥海牙市民乐团（Redisentie Orchestra）在海牙和巴黎演出了《正方》（Carrè），施托克豪森也来了。还有一次是1972年在伦敦，我指挥BBC交响乐团。巴黎演出后，他的谈吐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里：你指挥过《正方》？那首曲子妙极了！我参加了这首曲子的汉堡首演，还有卡赫尔、马克夫斯基（Markowski）、吉伦（Michael Gielen），以及施托克豪森本人。那么你是了解他的••••••他会很和蔼，但也是个"大人物"。杜：令人生畏。里：一个精神偶像（guru），我可不喜欢偶像。我说实话，哪怕到今天，我个人对施托克豪森其人还是好恶参半。我喜爱尊敬他的音乐，但有保留。不过当初学到他的思路，他如何工作，对我很重要，影响也很大。杜：他总爱用"调和"（mediate）某物来形容他的手段。他似乎断定世上没有东西是不可"调和"的，只要你把它放入某种对立关系中，并理解对立两方的差异。里：这在古波斯宗教中是常理，"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二元论宗教思想都是如此。这仅仅是一条思路。你同样可以把万物设想为一个统一体，整体考虑的思路。你还可以用简化的思路，不管是哪一种••••••其实都帮助不大。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图解模式都是空话。我不想探讨施托克豪森的哲学，仅仅想告诉你，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不是这个层面上的，而是音乐学徒期最直接的层面--实践层面。他写下《群》的最后几个音符时，我就在他身边，那也许是他最主要的作品。接着我参加了许多次排练，准备1958年首演。首演《群》之后，又是《正方》的首演，那么多事件都和施托克豪森相关，对我意义重大。如今，我觉得较为接近布列兹，而在当时，另一批人则更吸引我••••••施托克豪森、科尼西、卡赫尔、还有伊万杰利斯蒂（Evangelisti），知道他的人不多••••••完全是一个小社会。施托克豪森端坐在云雾中，像个半人半神，后来他彻底变成一个神，我们都是臣民。杜：你刚才提到了布列兹。有种看法认为他身上有条线索，综合了韦伯恩••••••里：与德彪西••••••杜：是的，德彪西与梅西安。你觉得这种综合观点如何？里：不怎么样。不要二元论，不要综合，不要分析。我痛恨所有冒牌哲学的过度简化。我痛恨所有意识形态。我有的是音乐想象力和创意，当然不是懵懵懂懂地去写作。我想象着音乐的声响，非常实在真切。我用内耳去倾听。然后再去寻找某一个体系，一个结构。结构对我很重要，但我明白，它是第二位的，绝不是首要的。我从来不搞什么哲学名堂，也不弄音乐之外的玩意儿。杜：可以谈谈你现在的音乐吗？里：我告诉了你某些影响我的事情，某些方面。在七十年代末，也许是八十年代头上，我经历了一步步蜕变，开始弄些相当新鲜的东西，写了不少曲子，比我的早期作品来，知道人还真是不多••••••我还是原来那个作曲家，但音乐形式的概念变了；"封闭"（closed）的音乐形式和"开放"（open）的音乐形式相对应。我过去一向是"封闭"形式的坚定党羽。音乐不是日常生活，它是人工的，人造制品，是"封闭"的。它被精心建构而成，虽然不缺诗意，但结构很重要••••••复杂、老到，绝非"极简"，而是"极繁"！我过去这么认为，现在依然坚持己见。但有些东西改变了，因为我不想老是重复自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感受到一个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部分来自个人原因，我病了；部分来自音乐风格。林林总总关于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的讨论。就像你在纽约这地方可以发现"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区分••••••我自己身上也有"商业区"和"住宅区"。最终我现在写的音乐，既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而是别有洞天。如《为圆号、小提琴和钢琴而写的三重奏》（1982）、《钢琴练习曲》（1983），下周会在此地首演；还有两周前在格拉茨演出的《钢琴协奏曲》（1985－86），另外有一组合唱组曲，都代表了我新的音乐想法。杜：你提到了危机，它是怎么爆发的？里：那一类我们谈到的现代音乐都是从科隆和达姆施塔特开始的，我觉察到它们对我来说已经作废了，我要做我自己••••••我一定要变。同时，我对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建筑上的还是音乐上的，都没有好感。我也不想退回到调性音乐和表现主义，以及那些冠以"新"(neo)帽子的逆流，如今到处都是。我要寻找到自己的道路，最后，我找到了。我不再写"静态"音乐了••••••不写了。我找到了一种节奏与和声上的可能性，相当复杂与新颖，既不是调性音乐，也不是无调性音乐。《六首钢琴练习曲》大概是最典型的了。杜：我能列举一下他们的标题吗？一，《无序》（Désorder）；二，《开放弦》（Cordes vides）；三，《滞键》（Touches bloquées）；四，《花奏》（Fanfares）；五，《彩虹》（Arc-en-ciel）；六，《华沙之秋》（Automne á Varsovie）。你认为这些练习曲采用了新的节奏打击观念。你以往的节奏打击观念开始于叠置不同密度的节奏格式，譬如1962年的《为一百个节拍器而作的交响音诗》（Poéme symphonique for 100 metronomes）；而后又发展出一种你叫做"错觉节奏"（illusionary rhythm）的观念。你能解释几句吗？里：好的。譬如1968年为羽管键琴写的《连续》（Continuum），演奏家弹快速、连续的音，但作为特定音产生的振荡频率结果，我们起先感知的那个较慢的节奏型，他不弹出来也能听见。这个创意在1976年为双钢琴写的《纪念碑》（Monument）中更进一步，两位钢琴家演奏同样的乐句，一个弹两拍子，一个弹三拍子。两个相对简单的乐句叠置起来，通过相似音的混合以及复杂扭曲的声部，达成了一种全新的整体节奏模式。这就是我称之为"错觉节奏"的典型样式。后来在八十年代，我首次听到了康伦•南卡罗（Conlon Nancarrow）的音乐，我一下子就迷上了。他写的复合节奏音乐（polyrhythmic music）具有微米般复杂的节奏，我被震住了。南卡罗显然得自于布鲁斯与爵士，美国的音乐传统，和我的音乐背景相去甚远。（你可以把我叫做"中欧人"！）不过我感觉，南卡罗所关注的音乐意念的核心和我很相近。我感兴趣的是复合节奏，同步进行的不同速度，我在南卡罗为机械钢琴所作的不凡音乐中也听到了相似之处，这促使我去探索许多道路和手段，能让"现场"的演奏者也能表演类似的复杂音乐。我自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譬如一位演奏家，就算是钢琴家吧，能同时演奏不同的速度？从另一方面看，我也受到了查尔斯•艾夫斯的影响，他总在考虑音乐的种种不同层面。杜：拼贴？是吗？里：还称不上拼贴。七十年代，在我的歌剧《大死亡》（Le Grand Macabre）中，有拼贴的元素。我新创的音乐不该被理解为"艾夫斯式"的不同层面的叠加。相反，同一类声音的融合才是最关键的。它更偏向南卡罗的方向，但其本质上又与之不同。杜：你认为在节奏研究和叠加这个相对更广泛的领域里，欧洲作曲家中有没有先行者？里：当然有了。舒曼和肖邦就写过依靠节拍的三对二节奏（hemiola）。三对二节奏来自于六拍子在度量上的两可局面，它可均分为三组两拍子，也可分为两组三拍子，究其根源，是中世纪音乐晚期的量化记谱。在这个独特的领域中，我加入了第二种独立的思维方法••••••撒哈拉以南非洲音乐中可叠加律动的原则。杜：你能确切说明是哪种非洲音乐的影响吗？里：尤其明显的是非洲中部的复调音乐，例如班达（Banda）复调音乐，二十至二十五人组成一支乐队。我听过以色列音乐学家希姆哈•阿罗姆（Simha Arom）录制的一个录音，其律动之游移复杂，令我吃惊。当然，这类音乐里没有欧洲人所谓的节拍的概念，但你能觉察到两种独立的节奏层面。基础层含有一个快速的律动，你无法确切数出来，但能感觉到；上面一个层面有时是均匀律动，但更多是不同时值的不均匀律动模式，但总有一个多重的基本律动。这样的音乐听上去是没有节拍的，我们不能视之为"含混不清"。它没有重音，只有一片平稳流动的律动。你在我的音乐里听不到对非洲音乐的引用，但在我的节奏与律动模式思维里，非洲音乐的相关原则是决定性的。杜：成果呢？里：一项本质上全新的发现往往是结合了两种先前为人所知、但却彼此独立的领域。我的个案是结合两类独特的音乐思维方法，欧洲的三对二节奏和非洲的叠加律动原则。我将两者合二为一，发展出一套方法，使得钢琴家可同时演奏多个不同速度，一个很快的共同律动作为公分母。只要你仔细辨听，就可以跟得上不同的速度。这套方法是空前的，以前存在的任何一种音乐里都没有。杜：除开将两种不同音乐思维合二为一的影响之外，你前面还提到曾渴望发展出某种音乐形式，能体现"有机发展"的概念。里：是的。有关发展生长、有关音乐形式的衍生，是我兴趣的焦点，远离了"遗传密码"的概念。不管怎么变，在我的音乐里你找不到类似"科学"或"数学"的东西。只有一个依靠诗意和情感想象力的结构统一体。有两种音乐之外的影响，我可以谈一谈：其一，我对人工智能很有兴趣，例如语言的不同层面。我很关注这个领域，极其钟爱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的著作；第二个音乐之外的影响和有机发展的概念有关，来自几何学中的新领域--不规则碎片形，多半归功于班诺瓦•门德尔布洛，前面我已经提过他。我对复杂的花饰也是兴趣浓厚，如阿尔罕布拉宫的伊斯兰花饰，中世纪的爱尔兰艺术，凯尔斯福音饰本（Book of Kells）。不规则碎片形就是最为复杂的花饰。我想在自己的音乐中也追随这些完美的榜样。杜：我知道你急着要去艺术文学院，不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年轻时，究竟是什么引导你投身音乐？里：哦••••••没什么。其实我自己也弄不清。父母可不希望我干这行，尤其是父亲••••••他们不让我学乐器，我到了十四岁才说："我现在要学钢琴！"家里压根没钢琴，我只能每天去外头练琴。我曾想当一个科学家，去学物理，但后来转向了音乐。这不是我的主观决定，而是一系列意外的后果。（完）乔治•里盖蒂 Gyorgy Ligeti1923年5月28日生于特兰斯瓦尼亚2006年6月12日死于维也纳 

在所有不幸英年早逝的作曲大师里，舒伯特的早逝显然是最让人心痛的。他最后的作品里时时闪过天才的光芒，从中可以看到他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气魄，直逼他敬重的贝多芬。莫扎特早逝当然也让人惋惜，好在他写出了那么多完美的杰作，从他全部作品来看，他似乎已经功德圆满，没有给人留下舒伯特那样的缺憾。说到这个话题，就不能不提到贝利尼。他的早逝不仅让美声歌剧爱好者心痛，也让所有乐迷心痛不已。他33岁写出的《清教徒》比起之前的《诺尔玛》又迈进了一大步，让人不免遐想，要是他能多活哪怕几年时间，也许他不仅能成为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甚至可能撼动整个世界歌剧版图，让意大利歌剧传统重振雄风。瓦格纳受贝利尼的影响也要比目前更深刻。一贝利尼相貌英俊，有金色的头发和湛蓝的双眸，典型的西西里人。可惜他33岁就英年早逝，死在了成功的顶峰、死在了浪漫主义运动的顶峰。贝利尼死于1835年9月23日，当时他借住在朋友租来的房子里，那座房子就在巴黎郊外的Puteaux村庄附近。他感染了阿米巴痢疾，时常发作，但医生一直没能作出恰当的诊断，当时的医疗水平也不足以治愈他的病。这年夏末，贝利尼就病倒了。那时他所有朋友都不在巴黎，而是和他一样到各处度假。大概八个月前，他的歌剧《清教徒》在巴黎取得轰动性成功，而仅仅几周前，贝利尼还意气风发地出现在社交场合，这也让他的死格外让人震惊。贝利尼死后立即成为一个传奇。那个时代的人们喜欢拿他与肖邦相比，同是风格独特、忧郁温柔的作曲家。当然这样的类比有时显得牵强，首先他们彼此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两人都会时时表现出强悍一面。贝利尼作品不多，在所有音乐体裁里，他选择了歌剧，因为歌剧对有抱负的年轻意大利人敞开着大门。按当时的标准，贝利尼过于挑剔，平均一年才创作一部歌剧，而其他人要写三到四部。1828年6月14日，贝利尼这样写道：“按我的风格（作曲），我就不得不吐血。” 时常有人觉得贝利尼歌剧整体水平不平均。事实如此：拿他的杰作《诺尔玛》来说，里面也有不少平庸之处，只有《梦游女》比较平均，可惜其题材如今也不太时髦了。贝利尼非常擅长写既像说话又有歌唱性的乐段，据说他曾经向朋友阿戈斯蒂诺·加洛解释说，当他“用激情之火”朗诵出剧本中的语句时，旋律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诺尔玛》中有一段波里昂（Pollione）唱出的卡巴莱塔“Me protegge，me difende”，音符与唱词的对应丝丝入扣，开头上升的音程和附点节奏，让人想到罗西尼在男中音唱段里惯用的手法，而波里昂恰好也是一个男中音角色。但贝利尼这段达到更强烈的效果。这部歌剧结尾还有一段咏叹调“Deh! Non volerli vittime”，颇有张力，尤其是重复段落和华彩段落，几乎带有压倒全剧般的旋律魅力和庄严气质。贝利尼歌剧，尤其是早期歌剧里的男性角色往往有非常多的装饰音。这与作品首演时选择的歌唱家息息相关。当贝利尼在为乔瓦尼·大卫（Giovanni David）和乔瓦尼·巴蒂斯塔·鲁比尼（Giovanni Battista Rubini）创作时，有时他往往会采用非常炫目的花腔写法，一旦他面对的是罗西尼歌剧里的男高音类型，也就出现了《比安卡与费尔南多》中的费尔南多、《梦游女》中的埃尔维诺，《海盗》里Gualtiero的某些唱段也有这个特点。不过在《清教徒》中，虽然阿图罗的角色也是为鲁比尼写的，但里面很少有装饰音。这在他后来为其他男高音创作的角色里则几乎全然不见踪迹。值得注意的是，贝利尼为鲁比尼和杜普雷兹等人创作的花腔绝对没有罗西尼的花腔那样大胆而复杂，作为弥补，贝利尼歌剧的花腔和宣叙调唱段的音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音区。不过最终是董尼采蒂定下了男高音高音音区，并且把这个做法传给了威尔第。男中音也有相似趋势。贝利尼在给坦布里尼（又一位罗西尼式的歌唱家）写的角色里，常常用到“fioriture”，写出灵巧的乐段，比如《比安卡与费尔南多》中的菲力帕、《海盗》里的埃尔内斯托、《清教徒》中的里卡尔多。不过，《外国人》里的Valdeburgo则保持着质朴本色。随着歌剧潮流发展，男声的花腔渐渐过时了，偶尔为了个别场景的戏剧效果才会出现。贝利尼歌剧的女声角色，主要是女高音，当然也与他职业生涯里接触到的女高音歌唱家有关系。这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有关，那是一个歌颂女性的纯真和美德的时代。在意大利，人们采用装饰音歌唱来刻画理想的女性形象，把她们塑造成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形象，比如贝利尼的《凯普莱特与蒙太古》中的朱莉埃塔、《梦游女》中的阿米娜、《清教徒》中的埃尔维拉。在《海盗》里的Imogene这样的女性身上也能看到纯真的色彩，即便是诺尔玛，她优美的唱段也能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二1845年，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携王后亚历山大·菲奥多洛夫娜来到西西里疗养，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女儿奥尔加公爵夫人和数不清的随从。他们住在帕勒摩附近漂亮的别墅里，一住就是一年。为了纪念沙皇这次轰动的拜访，帕勒摩出版了一本精美的图书，里面收录了几幅版画，其中包括这些尊贵客人的肖像画。人们还写了几片短小文章和大量热情的诗歌，当然还有数不清的音乐作品，比如《恢复健康》、“奥尔加圆舞曲”等。在这片歌颂的海洋中，出现了一首特殊的作品，那就是贝利尼在12岁时创作的《蝴蝶》。这首短小而感人的歌曲，是贝利尼为他的“木偶”剧院创作的。当然，贝利尼与沙皇这次轰动的访问毫无关系，那时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但人们唱起他的歌曲却那么自然，他的名望是家乡人的荣耀。在这个隆重时节唱起这支旋律，倒是典型的贝利尼本人喜欢的做法。它不仅表现在贝利尼的音乐风格里，也表现在贝利尼与外界的关系里。贝利尼的单纯质朴就像从他灵魂里流淌出来的音乐一样。他是那种生来就有特殊魅力的人，有着某种超乎凡尘的气质。贝利尼的旋律清新而甜美，早年的旋律更是纯真无瑕，伴奏往往极其简单。这样纤细的网络太容易破裂了。学者曾经争论过，到底贝利尼这样做是因为对音乐理论和对位法一无所知，还是刻意远离那些东西。贝利尼倒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位法对我有什么用呢？我想要做的就是丰富人们的耳朵，感动人们的心灵。”这番话当然证明不了什么。如果贝利尼在那不勒斯圣塞巴斯蒂安诺音乐学院学习时，没有上过一点和声与对位法的基础课程，那他是不可能顺利毕业的。一百多年里，贝利尼时不时被人遗忘，可总有机缘出现：当罗萨·庞塞拉（Rosa Ponselle）、玛丽亚·卡拉斯唱起《诺尔玛》，当《梦游女》、《清教徒》焕然一新出现在舞台上，大众的品味忽然转向，恰逢此时，贝利尼独特的艺术重燃生机。先是1920年代的热潮，接着是1950年代，到现在也许仍然在热潮之中。卡拉斯去世，其他卓越歌唱家纷纷退休，上面提到的三部歌剧，已经很少搬上舞台了，好在有录音，它让千万乐迷把这三部歌剧当做贝利尼艺术的精髓。有了录音技术，人们也能听到贝利尼其他几部早已被人遗忘的作品：《海盗》、《外国人》、《凯普莱特与蒙太古》、《扎伊拉》。后面两部作品曾经让贝利尼饱尝失败的苦涩。意大利人从未忘记贝利尼，哪怕是1890年代到1920年代，那时知识分子对贝利尼嗤之以鼻。今天贝利尼的头像还印在5000里拉钞票上。其他国家明眼的音乐爱好者深知，贝利尼是一位个性多么独特的作曲家，尽管作品为数不多，且绝大部分限于歌剧，但他的位置却格外重要。⊙容惠 编译

一﹑中共十五大说"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2009年1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说﹕党的"十五大"即确定了国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竞争性行业退出﹐而目前是进一步进入。[1]但在十五大文件中，并没有这个观点。往下报道中﹐人民大学何伟教授还补充说﹕党 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定位明确了国有经济的覆盖面﹐同时也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2]但何伟教授偏偏把这个重要《决定》中关于竞争性领域有实力的国企可以加快发展的话删除了。之前﹐据2009年9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先生就说过﹕中共十五大已经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里面发展﹐在竞争性领域内应有序地退出。[3]2009年10月16日《经济观察报》康怡也曾报道﹕中 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国企改革《决定》﹐"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哪些领域进﹐哪些领域退﹖《决定》给出了 具体的答案﹕要加强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产业。同时﹐ 《决定》还指出﹕'其它行业和领域﹐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当时﹐业界将此普遍理解为国家所要控制的只是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此 外都要放开﹐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4]这个说法和记者的报道中，关于国企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内容，也都是违反事实的杜撰。当时﹐对这些篡改中央文件观点的说法或报道﹐我在2009年11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的〈2009年三季度非国有经济发展报告〉中曾引经据典地予以澄清﹕十 五大报告提出的明明是"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 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中﹐更为具体地提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 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它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 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5]但是﹐约一个月之后﹐老调重弹﹐只是操琴人换了 ﹐可谓是澄而不清﹐挡不住﹐几位老先生乐此不疲﹐为了按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去发展"民营经济"﹐千方百计去利用中共中央的文件﹐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政治道 德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惜杜撰。而两家主流财经媒体也在"新闻自由"的旗帜下﹐推波助澜﹐以假乱真﹐撞坏了国际通行的"社会责任﹑真实准确﹑客观公正﹑ 廉洁诚实﹑遵守法制﹑作风正派"的新闻道德守则。[6] 大家都不"克己复礼"﹐"礼崩乐坏"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有的经济学人尚未得陇﹐已 在望蜀﹐不仅要求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还早就要求国企从垄断行业退出。例如﹐2007年9月﹐北京大学海归副校长海闻在一个会议上﹐就以美国所有行业都 是"民营的"为参照系说﹕"进一步讲﹐石油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有的集团来经营﹖我们现在进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 里面到底还应该保留多少国有企业﹖"[7] 我们不妨反问一句﹐"你直着说呢﹖"清华大学的海归经济学人陈志武和李稻葵倒是直言不讳﹐要今天的大国企"民营化"﹐或实行"撒切尔式的私有化"。[8] 不过﹐这些经济学人都说的是个人主张﹐没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虽然拿着中国重点国立大学的职位和钱﹐却贯彻了"华盛顿共识"要求全面私有化的美国 "中央精神"。二﹑中共十五大"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更出人意料的是﹐ 新年伊始﹐吴敬琏高级研究员在〈仇富浪潮从本质上利于腐败分子 -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中说﹕"十五大其实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因为要寻找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在十五大前的讨论中﹐发展研究中心提出 的建议是要发展社会保障基金持股的公司制﹐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公有制形式。你说这个是公有还是私有﹖说不清楚。"[9]其实﹐中共中央在十五大报告第五部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中明确指出﹕第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10]第二﹐"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11]在 这两段话里﹐不仅所有制构成的不同因素之间区分了"公有"﹑"非公有"和"私营"﹐而且在判断股份制公司性质上﹐也提出"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 握在谁手中"的标准。吴敬琏研究员何以论证"十五大其实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的呢﹖我们看不到任何论据。"横空出世"乎﹖为了什么﹖为了让"超越"于公﹑私和社﹑资分歧之上的"民营经济"横行无忌﹖这是不是像鲁迅说的﹐用手向上提自己的耳朵﹐就可以离开地面﹖或者﹐是又一件冒充"皇帝新衣"的旧衣服﹖其 实﹐只要不是搞文字游戏﹐十五大报告"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是无从谈起的。多年以来﹐有些人抬出一个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国退民进"民营化改革时的常 用词"民营经济"﹐[12] 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解构了产权的"公﹑私"之分﹐以及改革的"姓社姓资"之分﹐偷梁换柱﹐把邓小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搞两极分化的思想抛到太平洋里 去了。这确实太低估13亿中国老百姓和中共中央的认知水平了。就是国外一心一意劝说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华人也不领情。例如﹐在清华大学兼职的胡祖六在《华尔 街日报》撰文﹐标题直言〈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13] 吴敬琏研究员非常器重的另一清华大学兼职者陈志武也坦率可爱﹐撰文曰〈中国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 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回避〉。[14] 其实﹐翻遍中外历史﹐有哪朝哪代主张公﹑私不分呢﹖就是"经济学家向往"的"欧美模式"中，公﹑私界限也清清楚楚。另外﹐中央十五大报告准备期间 ﹐洪虎同志领导的国家体改委课题组为十五大报告写作组完成的所有制问题研究报告中（包括国有经济布局和发展"混合经济"等内容）﹐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他还为此动笔写了核心内容﹐并写了信﹐受到政治局常委的重视。作为这份报告的执笔人之一﹐我对此记忆犹新。2009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表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15] 这是否就是不分公﹑私说法在政策领域内的一种链接呢﹐是否就是以上杜撰中央政策行为背后的政治诉求之实现呢﹖改 革开放30余年﹐几位著名公众人物在媒体上接二连三地随意歪曲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精神﹐杜撰中央的观点﹐而且主要又是经济学家﹐个别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 者还成了领军人物。主流媒体不核实就予以发表﹐至今没有人像澄清"国进民退"炒作那样起来说话﹐听之任之﹐谬种流传﹐政府内部也是异见突起﹐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看着办"﹗如果不办﹐所有制"优化"向何方﹐就真的不是"说不清楚"了。因为政策全拧成"打右灯向右拐"﹐一目了然了。别忘记了﹐有的经济学家早 已成为了主张"宪政"的"政治改革"主流人物﹐[16] 党和政府内意识形态取向多元化也早就公开化了。也别忘记了﹐诺大一个中国欲稳定﹐需中央 路线正确﹐拥有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统一步伐﹐政令要出中南海﹐全党的基本政策不能被某些特权人物﹑"意见领袖"们拧成破碎的天津麻花﹐面目全非﹐并在大 众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展览示众﹕嘿嘿﹐看老子天下第一﹐指鹿为马﹑乾坤颠倒﹑太阿倒执﹐谁人能奈何得了俺﹗欲"挟天子以令诸侯"乎﹖这种混乱局面意味着什么﹐为哪几股势力心中窃喜﹑翘首以盼﹖"中国人都知道"。真不明白﹐上网问问刚刚破土而出的曹操﹑《大秦王朝》的赵高和"苏联掘墓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历史罕见新鲜事儿。三﹑"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了吗﹖2009 年10月国家发改委领导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GDP的60％左右﹐[17] 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18] 这些话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的产出和就业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都已经成为了"基础和主体"。但其中关于GDP构成的资料﹐与2005年7月原国家发改委主任 马凯指出的﹐目前﹐三分之一的GDP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19] 难以衔接。因为﹐五年左右﹐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突飞猛进地增加近30个百分点﹐这不太可能。2006年12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主持的一 课题组正式发表的参考性预测数据也显示﹐"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GDP中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和港﹑澳﹑台资）可能达到44.7％﹐其 它55.3％为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经济）。"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达到50.8％﹐公有制经济为49.2％。[20]经了解﹐知道国家发改委这个资料也许不是引自国家统计局的文件。接踵而至的老问题是﹕至今非公有制经济底数仍出自多门﹐互相矛盾﹐如何制定"优化"政策﹐以及制定哪里是个头的量化标准或目标﹖另 外﹐《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显示﹐在二﹑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2008年国有﹑集体资本比重是36.4％﹐国内个人﹑港澳台 和外商资本比重合计是38.5％。另外﹐新出现的"法人资本"比重为25.6％。[21] 这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的统计口径和数据有明显差别。[22] 两相比较﹐在表面印象上﹐在二﹑三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关系逆转了﹐私有资本开始占压倒优势﹕2004年公﹑私资本是56％比 44％﹔[23] 2008年能够看出来的公﹑私资本是36.4％比38.5％﹐两者关系逆转了。但其余25.6％的法人资本的终极所有者是谁﹐第二次经济普查《公报》没有 进一步说清。对此的疑问是﹕第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中25.6％"法人资本"为何不按终极所有者分解﹔分解后全部实收资本的公﹑私构成如何﹖第二﹐为何第二次普查公报不能像第一次普查公报那样﹐发布十分简单﹑细致﹑清晰的产业实收资本构成表呢﹖但疑问归疑问﹐顺势看去﹐如果综合以上来自官方的部分数据﹐大家就看到﹕- GDP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占"60％左右"﹐疑似据"基础和主导"地位﹐因为这个数据与原先马凯公布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矛盾太大，难以衔接、调和，让人无所适从。- 城镇就业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占"70％以上"﹐据"基础和主导"地位（其实全部非农产业就业构成也是这样）。- 二﹑三产业实收资本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公有经济﹐疑似据"基础和主导"地位。不过﹐这是以出现了模糊不清的"法人资本"为前提的非结论性判断。当然﹐如果国家统计局在发布第二次经济普查公报时﹐能够顺便说一下第一产业中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本和个人资本的资料﹐那么﹐由于集体土地的巨大价值﹐可能在社会总资本中公有资本还是超过私有资本的。综上所述﹐虽然存在模糊性﹐两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的二﹑三产业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关系变化﹐毕竟已在提醒人们﹕小心哟﹐在中国最现代的产业部门和城镇中﹐私有资本在快速增长﹐生产性财富在少数人手中快速集中﹐份额已经不小。而在农村﹐也出现土地快速向少数人和外资手中集中的现象。[24]四﹑萨缪尔森﹕"收入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来源于财产收入的差别"[25]中国的统计数据已经显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加强了﹐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和农民工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产生了私有单位工会组建和发挥作用最难﹑普通职工工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最难落实的普遍现象﹐严重妨碍了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怎 么看这种现象﹖从生产关系层面分析﹐马克思的观点直截了当﹐源于工人一无所有和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换个角度﹐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看﹕亚 当‧斯密和戴维‧李嘉图也都承认﹐财产权赋予某些人不劳而获的权利。私人工厂中存在利润与工资的冲突。在政府﹑军队帮助下﹐资本家是分配中经常的胜利者﹐ 工人零散或有组织的反抗则经常惨败﹐领袖锒铛入狱。[26] 保罗‧萨缪尔森提示﹐劳动收入"不公平的根源是什么﹖答案首先应该在劳动报酬方面寻找"。但"收入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来源于财产收入的差别"[27]按 照经济学中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认识路径﹐我们首先链接2009年10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 况的报告。因为﹐它用最新的权威数据显示﹐在集中体现个人资本权利的中国私营企业（"民营经济"）中﹐劳动报酬和收入分配是如何决定的（主流财经媒体几乎 没有报导这份重要报告的详细内容）。- 工会力量孱弱。"基层工会组建任务仍然艰巨。一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难问题依然存在。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数量多﹐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不足50％。部分 企业经营者对建立工会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抵触。二是农民工入会积极性不高。目前我国有农民工二亿多人﹐加入工会的不到三分之一。三是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组织 不落实。"- 维权机制脆弱。"基层工会维权难仍较突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干部同时也是企业的雇员﹐在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常常表现无奈。 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有的则是企业经营者的近亲属﹐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维护权益。工会干部维护职工权益时容易遭到 打击报复。有的企业避开或者违反工会法中有关保护工会干部的规定﹐找借口解雇敢于维权的工会干部﹐或者虽然不解雇﹐但用其它手段使工会干部无法再在本企业 继续工作。由于缺乏对工会干部自身权益的有效保障﹐使得他们不敢维权﹐造成工会凝聚力﹑影响力不强。"其次﹐我们链接这种状况下最新的中国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和其它劳动权益的信息﹕2009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7071元﹐只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平均工资的58.4％。[28]另外﹐上述人大报告还显示﹕私 营单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侵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侵害职工劳动经济权益问题比较严重。不少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不与职工平 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劳动合同﹐不按时发放工资﹑不支付加班费﹑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劳动经济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更值得重视的是﹐欠薪逃匿事 件呈增多趋势。以广东为例﹐2006年发生企业欠薪逃匿事件669起﹐2007年786起。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上升至1985起﹐涉及职 工20.6万人﹐欠薪总额达六亿多元。二是职工参保率仍然较低。当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依然偏窄﹐城乡发展不平衡。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 2007年底﹐我国城镇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率分别为77％﹑63％﹑78％﹑77％﹑60％。较之城镇职工﹐农民工的 参保率更低。三是劳动安全卫生保障不到位。2005年以来﹐职业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截至2008年﹐累计报告职业病70多万例﹐集中分布在中小企业﹐其 中尘肺病占78.8％。因职业病危害纠纷引发的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农民工家庭因职业病致贫﹑返贫。劳动者身染职业病后﹐维权遇到许多困 难。"[29]人大报告还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两年劳动争议案件大量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职工维权提供了有力的 法律武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施大大降低了职工的维权成本﹐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激增。另一方面从劳动争议案件的内容和处理结果看 ﹐主要以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及福利﹑经济补偿金赔偿金违约金等三类诉求为主﹐占劳动争议案件总数的79.21％﹐职工胜诉率较高﹐如2008年﹐职工胜诉 与部分胜诉的案件合计占85.29％﹐今年上半年仍占84.71％。这表明﹐职工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30]综上所述﹐在生产 关系层面﹐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强资弱劳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决定了收入不公平﹐首先是劳动报酬不公平的存在。在私人资本下就业人员越来越多﹐这种不公平的覆盖 范围就会相应的扩大。不仅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就是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这种逻辑关系也是存在的。正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存在﹐表明了如果在优化所有制结构的政策日程中﹐编造种种充满破绽的理由和谎言去追求"最大化"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不能解决目前已经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思 考题和提示﹕可有官员因解决私有制下职工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而"被明星"的﹖如果政府连拿出当年罗斯福平衡劳资关系的魄力﹑手段来都不行﹐问题就真的难解 决了。而且﹐后果可能更重一些。因为﹐今天中国没有罗斯福那样依靠世界大战来解决产能过剩﹑失业和提高工人工资福利的机会。气全憋在国内这个球体里了﹗五﹑结束语30 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和缺乏规制的自由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即使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了﹐ 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然会非常突出。1970年代以来至今﹐七国集团在自由化中收入分配状况下行就证明了这后一点。[31] 这个意思﹐邓小平也多次说过。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要排除干扰﹐认真研究和解决一下所有制构成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中国已开始制定"十二五"规划﹐这里给负责制定规划的部门提一个建议﹕要依据宪法﹐认真贯彻十七大报告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精神﹐在"十二五"时期正确处理好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反对"西化"和"僵化"﹐不折腾。[32]还 要反对"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减少制定政策的盲目性。政府要组织力量在量化层面研究国民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合理构成问题。政府要学习美国经验﹐研究建立 全国基尼系数分析数据库﹑分析评价体系和定期发布制度。要进一步研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财富分配﹑收入分配中"马太效应"的关系﹐以及财富分配基尼系数和 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相互影响关系。要科学地平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效率与提高全社会财富∕收入公平性的关系﹐避免两极分化﹐建设和谐社会。现 在，中央强调要加快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性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理应包括在初次分配领域防止生产性财富在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的问题。因为，这个问 题解决不好，收入分配问题也难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发展。在具有全球视角、阅历丰富的邓小平的看来，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的观点 也没有过时。所以，他强调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而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并购重组中，竞争性领域实行的总方针应该是中共中央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说的"优胜劣汰"。2009年山西煤矿重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功和经验。那种杜撰的"十五大确定竞争领域国企退出"论，只会不断 地引发无谓的争论和炒作，由此引起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混乱，将可能使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并购重组的主要领域--竞争性领域成为一块飞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止 步不前。私营经济等最终也会因此受损。最后一点话﹐"领导"﹑知识界和新闻界要严格自律。统一战线内部也要讲原则。一位老改革还说了﹐该管事儿的部门不要"猫不逮耗子"。[1] 徐以升﹕〈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14日。[2] 徐以升﹕〈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14日。[3]〈工商联主席：部分行业已现国进民退将付出沉重代价〉﹐《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9月23日。[4] 康怡﹕〈国资委酝酿竞争领域央企退出机制〉﹐《经济观察报》2009年10月16日。[5]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901﹑1039﹑1040页。[6] 雷跃捷﹕《新闻理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204~206页。[7] 周勇刚﹕〈彻底打破石油垄断正当时〉﹐《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9月6日。[8] 李稻葵﹕〈后危机时代要重点解决国进民退问题〉﹐和讯视频2009年9月10日（http://news.hexun.com/2009-09-10/121037394.html）﹔陈志武﹕〈中国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 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回避〉﹐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9月24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474）。[9] 人民日报社主办﹕《人民论坛》2010年1期﹐人民网2010年1月15日（http:// 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0-01/01/content_421645.htm）。[10]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0页。[11]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1页。[12] 牛林豪﹕〈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张九洲《中国经济史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469~508页。[13]《香港传真》No. 2008~92。[14]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9月24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 =157474）。[15]〈经济刺激周年﹐意见领袖展望宏观政策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6日。[16] 牧川﹕〈狼狈为奸 - 宪政民主学者与主流经济学家〉﹐大风网站2009年12月6日（strongwind. com. hk/article.aspx?id=12564）。[17] 如果设定"60％左右"中已包含外资和港﹑澳﹑台资的产出份额﹐再减去第一产业内11％左右的农村集体经济产出份额﹐以及其它产业中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2％左右的份额﹐国有经济比重可能就在27％以下了。[18]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家发改委网站2009年9月16日（http://zhangping.ndrc.gov.cn/zyjh/t20090916_302431.htm）。[19]〈发改委主任马凯﹕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新攻坚阶段〉﹐《经济参考报》2005年7月14日。[20] 中国生产力学会主编:《2005~2006﹕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12月﹐第88页。[21]《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年12月25日（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22] 2005年12月6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中﹐2004年二﹑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国有资本比重是 48.1％﹐集体资本比重是7.9％﹐其总和为56％﹔国内个人资本比重是28％﹐港澳台资本比重是7.3％﹐外商资本比重是8.7％﹐其总和为44％。[23]《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国家统计局网站2005年12月6日（http://www.stats.gov.cn/zgjjpc/cgfb/t20051206_402294807.htm）。[24] 2008年10月8日中宣部和新华社联办刊物《半月谈》宣称﹕"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是国内外共同的市场 规律﹐不可阻挡"。2009年7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陈锡文在《中国改革报》发文指出﹐"当前很多地方推行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式是引进大资本圈地﹐农 民转变为打工者﹐其实是替换了农业主体"。[25]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得豪斯﹕《经济学》（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1月﹐第315页。[26] 夏小林﹕《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6~11页。[27]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得豪斯﹕《经济学》（17版）﹐第314页。[28] 方芳﹕〈国家统计局改革平均工资统计﹐私营企业纳入其中〉﹐中国经济网2009年10月27日（http://www.ce.cn/macro/more/200910/27/t20091027_20284484.shtml）。[29] 报告也指出﹐有些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时忽视职工的民主权利。近年来﹐有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不依法经过民主程序﹐改制方案不公开﹐职工安置方案不经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个别国有企业甚至取消工会组织﹐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职工利益受损﹐引起广大职工群众的不满﹐引发职工群众集体上访事件。许多国有企业的集 体合同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高管层与普通职工之间劳动报酬相差过于悬殊。但是﹐在这些问题存在的同时﹐国有企 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仍然远远高于私营企业。[30]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镇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网2009年10月30日（http://www.npc.gov.cn/npc/zfjc/ghfzfj ... 10/30/content_1524883.htm）。[31] 夏小林﹕《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第305~334页。[3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研究员在〈建国60周年感言〉（《香港传真》No.2009~47）中提出﹐"现在﹐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大大超过建国初 期。并且﹐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公降私升的趋势﹐已影响到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应该是巩固和 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强化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且正确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政策部门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本文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美术合法性困境的解决思路，视正名问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通过以未来巨变为基本视野，将关注重心从西方现代性模式转向连锁突变的现代性事件本身，进而在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自觉”作为区分后发国家之传统与现代的标识，以“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基本形态的理论构想。在肯定既有现代性原则的前提下，以上努力旨在拓展解释框架的涵盖性和自由度，力图为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打开自主性发展的广阔空间。 　　

虽然市场传闻德国正在考虑要求欧元区政府帮助希腊提供价值200亿-250亿欧元（340亿美元）贷款和担保，德国也将提供20%的援助。但2月20日，德国财长表示，没有具体救助希腊的计划。 这让绵延数月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还将雾里看花——2月16日，欧洲曾开会，给希腊政府债务危机一个月时间周旋。 如果欧洲也不是那么善于遗忘的话，他们或许还曾记得，造成希腊这次可能动摇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是9年前高盛掀起的那场“影子业务”所赐。 它将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互换这些希腊债务中获利。 这些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对于高盛来说，这笔新的国家生意似乎志在必得。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对未来中国的选择具有意义。 欧洲影子帝国 2月18日，希腊财政部宣布克里斯特多罗（Petros Christodoulou）将取代帕帕尼科拉乌(Spyros Papanicolaou)成为新的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局长。 这位新上任的“救火队员”迅速引起外界关注，原因是他过去的工作经历里有着一个显赫的名字——高盛。在1998年加入希腊国民银行之前，克里斯特多罗曾为瑞信、高盛以及JP摩根这些国际金融巨头效力。 希腊财政部宣布这次人事调动的时机也很耐人寻味，根据欧盟的要求，希腊政府需要在2月19日之前解释希腊政府和高盛集团之间曾经作出的货币互换交易。 在这场舆论漩涡中，任何一个和高盛沾上关系的欧洲财政官员都被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舆论的审查。2005年12月底接受任命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的德拉吉(Mario Draghi)，也因为曾经是高盛副总裁的身份而遭到了质疑。 相关报道见第3版 在希腊公债局换帅前一天，2月17日，意大利央行发言人不得不为德拉吉辩护，“德拉吉获高盛任命是在高盛与希腊达成互换协议之前，他和这些交易毫无关系。”但是高盛在这场债务风波中的身份已经掀起波澜。法国、意大利都加入到了希腊人的队伍里，把指责的枪口对准了高盛以及在他们国家身居要位的“高盛毕业生”。 英国的《每日电信报》甚至刊登文章，表示意大利人已经怀疑高盛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为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央行行长德拉吉，前副财长托诺尼（Massimo Tononi.）都曾经是高盛的员工。 而这一次，正在崛起的中国，出现在高盛和希腊的视线里。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高盛集团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希腊会见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和其他希腊高级官员，而他将代表希腊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推介大约25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希望能依靠中国的资金为希腊解债务之急。 此前高盛曾建议中国银行入股希腊国民银行，并对中投公司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债务加减法：互换魔术 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有席卷欧元区之势时，欧洲才猛然想起9年前高盛在希腊的那笔国家生意。 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不久，高盛和希腊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来帮助希腊掩盖其日益增长的赤字问题。 事实上，希腊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国家，意大利也是其中之一。 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高盛给希腊政府献出了“货币互换”的计策：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替希腊政府借到了数10亿美元。 这个消息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款项也没有列入到希腊的主权债务表上。 从技术层面上说，高盛的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希腊政府采取了高盛的建议。但两者间的协议并没有向投资者公布。 根据彭博社对希腊债券发行公开说明书的审查，高盛在给希腊政府安排货币互换交易之后，为希腊政府承销了10次债券发行，但至少6次都未提及该互换事宜。欧盟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表示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才有所了解。 希腊政府只是在2002年之前采用过互换的方法减少债务。就这样时间就静悄悄地过去了，直到最近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很快希腊政府和高盛当年的协议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影子业务 在做希腊的这笔国家生意时，这项业务也同样难以在高盛的报告中寻觅踪影。 “谁也无法估量这一块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业务’，会给高盛，以及其它华尔街的其它投行，带来多大的风险。”这些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其实高盛以及其它投行最大的问题，还在那些非现金的衍生品交易合同上”，一位高盛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仅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一项产品，据衍生品交易游说机构ISBA统计，仅美国市场上CDS名义交易量就已经高达15..5万亿美元之巨。如果按实际交易仅占名义交量额1%估计，实际交易额也高达1550亿美元左右。 这一块“影子业务”所带来的潜在巨大风险或者巨大利润，带给高盛和华尔街大行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作为全球大行，高盛并非只主导了美国的市场。在远在欧洲的希腊，高盛也深深的卷入这场主权债务中。 直至现在，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漩涡里，发现了高盛的影子。 等待中国？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引发欧洲列国复杂的政治较量。 拯救一个国家的支付危机本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为45个深陷危机的国家提供了贷款。但在希腊一案，欧洲大陆国家却强力阻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aeuble上周表示：“希腊显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鼎力支持欧盟的国家。希腊危机爆发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arkel）俨然担起保护欧元免遭市场狙击的责任。 而欧盟中的非欧元成员国则更愿意看到IMF向希腊伸出援手。瑞典就是其中典型。瑞典财政部长Ander Borg 日前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谈IMF不应该被视作禁语。”瑞典至今没有加入欧元区。 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法国政局。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被认为有希望在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他本人曾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挑战过萨科齐。“如由IMF出手救助希腊，将增加卡恩的政治资本。”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Lesley Wroughton写道。 希腊债务危机也牵扯着美国总统的神经。据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透露，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在例行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财政部长盖特纳等人向他汇报了希腊支付危机的最新情况。 吉布斯表示十分支持欧洲对希腊展开救援。 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2月11日夜晚，雅典虽然仍有寒意，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亲自到中国驻希腊大使官邸做客，与中国朋友一起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他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需要平衡的社会里，他非常看重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 在希腊债务危局还进行时，这似乎耐人寻味。希腊财政部曾经发表声明，否认试图向中国出售债券。但是，希腊财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同时又表示将在今年2月将率团访问美国和亚洲，并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停留。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发生得如此之快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共和他的敌人都始料未及的。无疑，这次令世人震惊的胜利也在革命运动的研究者当中激发了数目惊人的各种分析和争论。大多数的解释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认为正是民族主义和土改的实行，或者二者某种程度的结合可以说明共产党人战胜国民党对手从而获得这个令人难忘的胜利的原因。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共产党的组织优越性，但这种研究的影响要小得多。近来，人们的注意力又指向了一些推动了共产党发展的、由象征和神话所扮演的强大角色。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组织机构和政治文化在革命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结构性的因素，例如阶级界限的划分和政府的弱点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述各个维度上具有的共同性大大超出了它们的差异性。两党（都是按照经典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建立的）都信奉民族主义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计划，都拥护反抗帝国主义和支持土地改革，都致力于以政府为领导的工业化，也都尊重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以及革命历程中其他享有盛名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也都在同样的暴力机器上进行运作。　　虽然说两党的政治术语和组织结构都相当地一致，但是在唤起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情感这方面，却不能说它们是一样的了。野心勃勃的“皈依基督教的委员长”蒋介石和他在卫斯理受教育的妻子即使成为了美国国会和媒体的宠儿，但他们在中国的故事显然与美国人的想象并不一致。在中国，是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们，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　　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显著不同的运动结果，为革命政治的研究者指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事实上，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　　和蒋介石在公众面前的拘谨相反，毛泽东是一位将激情和政治相结合的大师。不过，我们发现，这种差别并非仅仅存在于领导精英层。两党在实现革命目标的过程中，从上到下对“情感工作”的依赖程度都有显著区别。通过运用“诉苦”、“控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手段，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其新成员还是在其骨干中，都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负的责任，这一点则和他们的国民党对手完全不同。在反抗日本军队和镇压地主的运动中，这种由于“提高情绪”（emotion raising ）而产生的奉献精神同样是一个关键因素。数百万参加红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与民族主义或者土地改革原则之间具有某种抽象关系而受到鼓动，而是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　　共产党人是如何成功地鼓动起这种献身精神的呢？究竟什么是他们革命动员手段中持续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呢？本文正是要通过重新审视革命和后革命时期主要的群众运动来检省这一过程。虽然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强调的是其意识形态目的，但是这些运动中目击者的现场描述仍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鼓动——实际上是需要——人们公开表达心中的愤怒、恐惧和羞愧等感情的。为了动员情感力量来实现革命的目标，干部手册对其中基本的步骤提供了更多细节性的指导。正如以前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手段创造性地利用了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更强调基于道德基础的集体而非个人。儒家对社会联系和责任的强调，使得集体对于个体的放逐成为情感原则的有效形式。　　虽然中共不可能绝对地维持没收土地（以及处决地主）所需要的情感强度，但是在随后的一些运动中，这种情感又被重新点燃了——尤其是在1949革命的政治胜利之后。这篇论文将描述在战争年代得以确立的这一情感工作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继续存在的诸种方式，以及它在诸如镇压反革命、反右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当中的深刻影响。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试图“继续革命”，即把1949年以前所积累的斗争经验运用于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的新目标。即使是在当代的后毛泽东时期，这一历史遗产对理解中国政治的动力线也并非毫无用处。那些在镇压地主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手段，在改变了的后革命情境下却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后果。　　土地改革　　当然，在群众运动中运用情绪上的热情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在红军成立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农民起义者就会利用一整套来自民间的手段武装自己——武术套路、气功强身法、迷魂术、发誓赌咒以及戏剧化的表演等等——其效果是能够加强参加者感情上的决心。作为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早期领袖，彭湃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这些农村斗争的土办法，并鼓吹这些传统应该重新指向革命的目的。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以前的起义领导者对“情感模式”在唤起大众热情、从事革命事业这方面的作用是否全然察觉，但是共产党人对这种策略的运用却是经过了充分考虑的。伴随着革命运动的成长，对群众运动中“提高情绪”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戏剧是一种引起情绪反应的有效方式，它被有意识地用于增强群众的责任感。一位江西苏区的宣传工作者回忆起为了发动对红军的支持而临时编排的戏剧表演：　　“当观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大笑，看到难过的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地主时，我们就知道剧情已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宣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一旦被这些表演感动了，受到鼓舞的农村新战士们就会亲自控诉从前的压迫者。一位东北的宣传工作者写道，“因此我们感到了诉苦对于启发阶级仇恨，提高复仇情绪能起重要作用。……战争的目的明确了，部队情绪提高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会见过经历了史诗般的长征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也突出了共产党运动中戏剧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争取人民的信任。”　　戏剧并不仅仅是一个装满了众多群众运动武器的军火库中的一种策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隐喻。从土地改革一直到今天，凭借舞台上的公开演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在革命中全心全意的形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些情景下所表达的情感一点儿也不真实，或者是虚假的。人类感情的特殊之处正是其矛盾和顺应的共存；中国共产党这一手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充分意识到情感的根本真实性，并对其加以利用。　　如果说共产党人是在江西时期（1928－1934）和随后被迫进行的通向延安的长征途中才意识到“情感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在对日抗战时期（1937－1945）他们就很好地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开始好好利用“情感工作”。由于土地改革对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建立十分关键，因此，正是通过精心编排的批斗会，农民才认识到了什么是土地改革。正如陈永发详实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土地革命是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戏剧表演而展开的，其目的是调动感情来实现共产党的革命目标。　　“在选定了斗争对象之后，党就召开当地所有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一个动员会，解释这一决定并安排每一个角色。群众工作者宣布对象，陈述控诉和证据，并试图激发起对这个批斗对象的愤怒。以后工作的分配就形式化了。一位群众工作者分派积极分子担任主席、第一位控诉者、第二位控诉者、卫兵、会议的主持者和书记员，并告诉这些积极分子如何开展他们的工作……有时候积极分子还被特别指定要唤起公众的愤慨之情。　　最后，这一天到了。农民们被动员来参加批斗会。批斗对象被带进会场。主席先对批斗会的意义作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受害者会指控那个迫害他们的人，伸出控诉的手指，叫喊着哭泣。接着，第二个谴责者站起来陈述证词。口号声大大加强着愤怒的气氛。那些对批斗对象心怀不满的农民，本来囿于道德保守或者为死亡的恐惧所压迫，现在也突然感到不能再抑制自己的愤怒了。有了同情的声音和权力的支持，他们开始猛烈地攻击，甚至那些并未心怀不满的人也生发了同情心，并寻找方式来表达这种感情。“　　批斗会的大小是决定会场情感气氛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当会场只有十几个人时，群众工作者通常发现对批斗对象的情感控诉只有引发很少的回应，但是在一个几百人或者上千人都被鼓动起来的群体中，农民们很快就忘了他们的软弱……而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他们变得大胆而无畏。”　　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毛泽东式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正如毛泽东和他的干部们所理解的那样，大型的、情绪高涨的批斗会很容易失去控制。因此干部培训中重要的一项是防止“左倾冒进”。虽然群众暴力是允许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作为革命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受到欢迎，但是武装力量也应该有策略地而不是不加区别地使用。　　暴力如果使用得当，通过对权力关系观念的突然颠倒，就能够在释放先前被压制的情感力量方面产生效力。韩丁对长弓村（译者注：长弓村是韩丁对张庄的英文译法，见《翻身》中译本序言注释1，P.1）土地改革满怀同情的描述，揭示了农民们在刚开始时对讲出冤情的迟疑不决，直到一位干部打的一记耳光改变了权力平衡的整个过程：　　“沉默的人群开始向这个罪犯站的地方靠拢过去。……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还没有什么反应。……谁也没有动，谁也没有说话。‘说吧，谁来揭发这家伙犯下的罪？’场内还是一片寂静。新当上副村长的张贵才忍不住了，他蹦起来，给了郭德有一巴掌，说道，‘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像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见过农民打村长。……场上的人就像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　　在经过一夜紧张的大会后，“有的人激动得一夜都没睡觉”。韩丁报道了第二天的情况，“成百人的控诉”雪片似地飞来，纷纷揭发党所选出的斗争对象，这些人很快就被带到村子旁边的一块地里，然后就被枪毙了。　　一旦情感斗争的闸门被基层的积极分子打开了，村子里的妇女经常会率先开火。女性的性别使她们习惯于一种富于感情的表达方式，她们带着极端的情绪来痛斥过去的不公平。正如韩丁观察到的，“通过‘忆苦诉苦’，妇女们发现自己所受的苦难比男人们还要多些，一旦有机会当众控诉，她们也会跟自己的父亲和男人一样讲得很好。”　　基层干部在批斗会中并不仅仅关心群众的反应，对于他们来说，对被攻击的目标的选择也需要特别注意。这即是说，那些被挑选出来做群众批斗的牺牲品既不应该是冥顽不化的，也不应该是完全供认不讳的。正像陈永发所解释的那样，“一个顽固分子的违抗可能会导致僵局。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就要求群众工作人员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工作：首先要给予农民们一定的允诺。……又因为一个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批斗会几乎不能唤起农民们的热情，党也告诫不要挑选那些轻易就承认错误的对象。”　　虽然——也许更主要地是因为——批斗会是一种巧妙的表演，但是对参加者的情绪影响显然是强烈的。在鼓舞群众参与的过程中，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描述是与加强恐惧、苦难、仇恨和报复所具有的净化作用同时发生的。对公平观念的诉求也被置于这一过程的中心。　　无疑，群众运动对共产党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记住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才开展了这种运动并自称是中国的解放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在中国大陆，国民党一边对抗共产党，一边发动“消奸运动”，目的是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搜出敌对力量。和共产党非常相似的是，国民党当局也宣称“在我们的工人中没有天生的叛徒，只有被叛徒利用的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鼓励跟着共产党跑的人承认自身的错误。但是，和共产党不同的是，国民党领导人不是唤起情感上的谴责，而是致力于培养“品格高尚的个性”和“果敢的意志”。其重点不在情感，而是在伦理学。　　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之后，发动了另外一些比较明确的群众政治运动。最近在台湾公布了1954年在台北出版的，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写的关于群众运动的干部手册，里面有如何贯彻“反共抗俄民众运动”的详细指导。但是，如果说海峡两岸群众运动的外在形式都惊人地相似，那么它们实行的具体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国民党干部手册包括有相当长的意识、政策、组织和领导的各种讨论，——但是并无一词涉及情感。　　镇压反革命运动　　然而，在大陆，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情感工作实践在1949年的政治胜利之后被系统化和标准化了。土改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现在又被扩展运用到城市的环境中。这样，在朝鲜战争期间席卷中国城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以诉苦和开控诉会的形式展开了，而这一方式长期地代表着农村革命的特征。为了使城市干部熟悉这些过程，内部发行的公报详细记录了组织这些事件的步骤。这些内发行物强调，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战胜“温情主义”，必须使工人们意识到，对反革命分子的宽大就等于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群众大会的目的是，在普通群众当中唤起充分的愤怒感，让他们主动地——实际上是极高兴地——参加到对指定的“阶级敌人”的清算中来。而且，他们被假定为会带着这些热情回到工作和生产中去。　　对工会干部的指导规定，他们的工作必须集中在“提高情绪”和鼓励“大胆控诉”的方面。也就是说，试演和彩排首先都是用来挑选出最令人信服的“苦主”，然后训练这些主角如何最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控诉，叙述应该简洁和有实质内容。最好的苦主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他们在被指控的反革命分子手里吃过很多苦。众所周知，苦主很可能把对自己表演的顾虑不安藏在心里，他们害怕冤枉了某个人、混淆了某人与他人的经历、煽动了复仇情绪、丢了面子，或者仅仅成为公开场合下一个可怜的扬声器。无论如何，干部们需要敏感地关注这一切，才能减轻控诉者们的疑惧不安，并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例如，在基督教徒中组织的控诉会，干部们试图克服他们开始时的犹豫不决。让他们扔出的第一块石头，就是通过回忆“忠信”——这一耶稣用过的对法利赛人的控诉方式。那些被选来做苦主的人们在彩排中也被鼓励互相提建议，让他们自己相信，控诉中只有“能激起仇恨”和“鼓动群众情绪”才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批斗会召开之前，“一切宣传方式”——大字报、广播、娱乐活动、集体当中和个人之间的讨论，诸如此类的方式都被用来在那个场合中为群众的参与做准备。有人建议在靠近会场的地方建立一个展览厅，展示血衣和其他属于受害的控诉者的个人物品，随之展出的也要有行凶者的武器，以及他们罪行的素描和照片。在会场内部，有黑布制成的标语，上面是白色的字和蓝色的边框（使人联想到葬礼的标志），它和描绘罪行的漫画悬挂在一起。据说这种并列效果会立刻创造出一种“严肃而活泼”的气氛。　　最重要的是，入场券要预先发放，要排除掉那些有“反动”关系的人，这样群众在控诉的时候才会没有顾虑。在大会期间，主持人集中注意力于控制会场的气氛。控诉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十五分钟，这是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沉闷单调。在适当的时候，歌曲（提前已经教给工人们了）也需要高唱起来，以活跃会议进程。这一切都是在预先指派的宣传组成员领导下完成的。另外，党员和共青团员也应该分散在听众中，以坚持喊口号。这些口号一定是短促有力并容易领会的，而那些带头喊口号的人，根据他们嗓音的响亮度以及在群众中所站的位置，也是事先仔细商量好的。要点是要鼓动起情绪，但又不能失去秩序。　　第一位苦主的出场一定是特别戏剧化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既然这样的情绪强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所以随后出场的控诉者也可以稍微不那么吸人入胜。但是，在大会结束以前，为了保证听众们是带着持续的悲愤情感离开的，“再次绷紧”十分必要。一次成功大会的一个标志是它“破除了情面”。一个更好的结果是，由于还有苦主没有陈述完他们的控诉，会议只有改日举行，从而得以保持一种持续的效果。　　那些身体上还留有被拷打痕迹的工人们有幸成为了首先出场的苦主角色。在第六棉纺厂，一位手被批斗对象严重伤害过的工人首先开始控诉。登上台阶后，这位只剩一只手的工人撩起他的衣服，露出他被罪犯摧残后留下的伤疤。在他之后，一些含着泪水的女人们哭喊着控诉罪犯。全体听众都发出啜泣声，开始异口同声地强烈要求立即执行对批斗对象的死刑。　　一次批斗大会的成功还可以用群众在执行指定的处决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程度来衡量。铁路工会非常满意地报道到，在一次群众大会之后，8个反革命分子被宣判死刑，群众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当执行枪决的小组在附近一个公园里对罪犯处以死刑后，他们还要在死者头上踩上几脚。当看到一些死者的亲属流下了眼泪时，控诉者大声喊道，“哭什么？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讲，一颗子弹让他们死了，就算便宜他们了。如果你们哭，我们就大笑！”据说这样的情绪状态具有让杀戮行为更持久的效果，从而也被视为对生产有益的东西。铁路工会指出，工作的热情在这一灼热事件之后再次显著上升了。　　情感的兴奋在本质上是为了促使群众做出积极的行动，但是它也有内在的危险性。有许多案例表明，被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热情所激发的工人们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麻烦，他们未经政府安全机构的预先许可就可以袭击嫌疑犯。这类群众正义的自发性表达，虽然在理论上说来是可以严格控制的，但在实践中却经常发生骚乱。　　反右倾运动　　群众批判以及在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悔悟后紧随而来的对于他们的公开处决，这一利用情感力量来通达革命终点的方式，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注定只能暂行一时。与此同时，一种公开化程度较小，但是更容易令人接受的方式却得到了实行，它们被用来加强这样一些人的决心：他们向党不断地奉献自身，从而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尤其是那些党员和知识分子。　　在战争时期，伴随着诉苦和控诉大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发现了一个集体的声音，他们用它来公开抨击他们的压迫者，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程序则被设计来处理党内的原则问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整风运动是在党员干部自身指导下完成的。整风运动在所有的共产党根据地都得到了实行，它需要党员——分成小组，在学习过指定的材料之后——向党交心，详细说明他们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是如何和党的标准相背离的。起初，自我批评并不是来得那么容易：“对于向党交心的厌恶情绪是普遍的，所以党支部书记不得不想一些办法来减轻参与者的畏惧心理。在整风运动的学习课程中，将党人格化为一个和蔼的父亲使得参与者在袒露他们的内心思想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那些冥顽不化者一方面受到党许下的承诺的鼓励，党承诺对那些坦诚交心的人一律待以父亲般的宽大仁慈；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得不服从于强大的组织压力，直到他们允诺遵从党的要求。正如马克·赛尔登所说的那样，这一整风运动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心理学原则的精熟掌握：　　“近来对于群体动力学的研究强调群体能够对其成员施以强大的心理力量。特别是，当个体被大家一致认为‘有病’或者精神不正常，从而开始体验群体原则之时，个体由于受到威严的群体压力而不得不屈从于其原则。‘病人’倒是能够挽救他自己，但唯有证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群体的价值和原则之后，他才不仅能重新回到组织之中，也才能够恢复他的自尊。这些压力通过包含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组学习和讨论，而在整风运动中有效地得到了增强。”　　批判大会作为处决地主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序幕，它所运用的群众批判大会的方式，与使用集体和自我批评方式的整风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风运动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另外，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要教育——而不是要消灭——斗争对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用来清除敌人时是有效的。但是，就像1956年匈牙利叛乱所显示的那样，社会主义也同样产生了自己的矛盾。毛泽东被在布达佩斯（也在华沙）发生的事件深深地震惊了，他号召中国人民实行双百运动，试图消除“官僚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各种弊病。于是，普通老百姓被鼓动起来向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进行揭发，人们相信，受过惩戒的干部就会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过自新。但是当群众的批判之风越刮越猛，甚至超过了毛的设想之时，双百运动最终让位于反右倾运动，这一运动正是用来反对那些胆敢超越党所设立的权威标准而发表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双百运动被预期为对整风运动一个相对缓和的重演的话，那么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则是双百运动产下的可怕继子。反右倾运动期间，曾经在整风运动中运用过的集体和自我批判的方法被提炼和详细阐述为一套完整的思想改造的程序（或者被他的当权者们称之为“洗脑”）。虽然其目的是重新树人，但是其过程却是严酷的。　　罗伯特·里符顿，一位耶鲁的精神病学家，他曾经会见过数位思想改造的老手，他这样写到，“由于情感认同将会干扰被改造者完全接受一种新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改造者设计了一种程序用于打破这一情感认同。”通常这个目标都实现了。正如他所看到的，许多能承受住考验的人都“有着深厚的信仰经验。他们把思想改造看作是在集体中纯洁的、道德高贵的和真正的新生。这些狂热的转变者通常都很年青，要么是一个少年，要么是一个青年人。”　　这种有些时候看起来异常成功的过程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呢？里符顿强调说，无论是对于俄国人，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思想改造都不是职业精神病医师脑海中想当然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社会科学家或者医务专业工作人员在发明这些强有力的技术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照里符顿所说，这一方法的准信仰的特点（它强调的是罪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非常异质于中国传统的）可能来自俄国人，来自于从被判死刑的罪犯身上获取忏悔告解的俄国方法。不过，里符顿强调，中国的思想改造因为坚持再教育的可能性，所以明显地不同于苏联的实践。苏联的罪犯一旦认罪过后就要被枪决，而在中国人们则认为，只要服从思想改造，皈依共产主义，就会获得新生。这一不同显然跟儒家所强调的人的本心的可塑性和完满性有关（而这一点又是与马列主义相一致的）。在中国，人们对于教育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压力而生效的），正是这一观念有助于形成中国共产主义的多样性，从而明显不同于他们的苏联榜样：　　“中国共产主义的即兴创新并不总是得到俄国老师的认可：张［早期共产主义领袖，张国焘］曾经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多次被批评为‘受到太多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强调道德和心理对他们来讲显得非常自然；照张所说，他们是‘非常好的心理分析专家'.虽然国民党在专门的’悔改所‘中用相同的力气来’改造‘共产党员和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但是他们的努力（按照张和许多其他的观察者所说）是非常笨拙和无效的。”　　虽然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熟练于这一精神改造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首先，相对于国民党来说，共产党员干部更多地是从一些具有较为下层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他们把自身放置在一个与他们试图去动员的大多数人民更加紧密的位置上（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文化和情感上）。其次，毛泽东自己就非常懂得人性心理学的重要性，并且在很多著作中考察了人性心理学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毛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级”的富于个人气质的理解中，他对于可改变的情感身份认同，比对客观经济形势赋予了份量更重的砝码。正如他在1942年整风运动之初写下的：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但是毛并不满意将情感运动仅仅局限于中共党员或者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坚持认为全国人民都应当感受到对于革命事业相同程度的热情。毛认为，群众热情不仅对于革命斗争，而且对于显著的经济突破都是必要的。　　大跃进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是为使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农业的后进国家蛙跳式地跃进为工业化的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努力。由于盲目地认为群众的热情能够跳跃式地带动停滞的经济，毛夸口说，中国不久将会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大跃进的氛围几乎类似于千禧年，毛泽东承诺将领导他的国民实现一个惊人的突破。但是事实证明，在消灭阶级敌人上创造了奇迹的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客观目标。　　没有什么东西比后院里那些预先被注定了命运的炼钢炉更能鲜明地刻画出大跃进的无知了。1958年，一位到中国访问的英国人这样写道：　　“我们穿过稻田向另一个村庄走去，在那里，四个庞大的冒着浓烟的自制炼钢炉已经装配了起来。那是一个狂热的、人声鼎沸的、嘈杂的场面。有的人背着装满矿石的篮子，有的人向大钢炉里添加燃料，有的人驱赶着水牛拉的大车，有的人则把一块块白色的滚烫的金属从大汽锅中倒出来，有的人站在颤巍巍的梯子上向炉子里望着，而有的人则推动着满载粗铁矿石的手推车。——对于我来说，那些从钢炉顶上倾倒下去的材料和刚刚从底下涌出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为了把这一庞大（而浪费）的劳动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成立了。这一新的机构，其名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最终实现，加强了一种信徒式的满含期待的意味。一位农民出身的东南部的中共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气氛：　　“在那时，每个人似乎都被社会主义狂热的信仰紧紧地攫住了。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每个人都坚信不疑。当我们建立了乡村人民公社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最终阶段，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在党和毛主席的指引下，共产主义的天堂已经实现了。我是一个真诚的信徒，……解放带给了我们新生。”　　事实证明，群众的参与和热情根本无法取代经济基础。但要是经济基础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抵制作用，“上层建筑”会不会更容易被群众革命接纳？在大跃进运动失败后的几年里，毛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质询意识形态和文化——一个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现实的固执偏见。在这一最后的改革运动中，毛主席号召这些最易激动和最易被改造的社会成员——中国的青年们——去擎起革命的火炬。　　文化大革命　　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极其自觉地利用早先曾经使用过的斗争手段。高原（音译）在他的自传性叙述中回忆起自己当红卫兵的经历，当他在学校里发起针对“资本主义走资派”的斗争时，班里的团委书记“建议我们从毛主席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作中获取灵感，毛的这本书写于1920年代，描写了农民在当地恶霸地主头上戴起了高帽子，让他们游街示众的情景。同样地，乐黛云在她的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中发现，”让敌人游街示众的想法来源于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工作当中曾经采用过的方法：中共常常让地主排成一排站在他们曾经压迫的农民面前，每个地主都戴着高高的尖帽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行。在这一狂乱的时刻，学生们没有时间去做足够的帽子，所以他们干脆用废纸篓代替……“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的方法不仅从乡村而且也从城市的反传统中获取灵感。正如杰弗里？瓦色斯特姆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的学生抗议者组织群众集会，呼喊口号，举行公众游行，在街边发表长篇的攻击性演说，并且张贴谴责性的布告。工厂的工人也从各种各样的、显然仍然适用的斗争遗产中受益良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造反派领导人王洪文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呈现的工人暴力场景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大会非常类似，这显然并不是巧合。发生于1925年的这次工厂事件，工人们诱骗一个可恨的工头参加群众集会，在集会上他受到了公开批判。这个倒霉的工头被逼在人群前跪下，手被绑在背后（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有名的“坐飞机”的姿势），一顶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胸前则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打倒叛徒和走狗”。这一场景的照片被贴在工厂的大门口以示警告，以免其他没有职位的监工接任他的位置。　　梁恒对他亲眼目睹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大会的描述，表明文革明显地沿用了先前的斗争手段：　　“每天这里都有各式各样的（批判会），有大有小，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种批判会叫做”游街“。这非常像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后对待地主的方式（我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甚至比他们更残忍。　　高音喇叭把我们全都叫了出来，批斗会在几分钟后就开始了。一队造反派领着大家喊“打倒资本主义走资派”和“毛主席思想万岁”。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大约十个年龄较大的“领导干部”，像一条串起来的珠子一样被绑在一起，手也是绑着的。他们都戴着纸做的四角形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是私生子或者我是白痴，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写有他们名字和罪行的木牌……　　这些资本主义走资派跪在台上，双手被一条长绳子绑在背后……他们不得不背诵攻击他们的大字报。批判会就这样一开又开，而一旦有谁犹豫了一下，就会有人高喊，“让他坐飞机，让他坐飞机”。此时，造反派就会不断摇晃绑着他手臂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讲堂顶部的一根管子上，于是，他像被绑着翅膀的蜻蜒一样在空中痛苦挣扎。“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是对早期革命榜样非常近似地模仿，那么文革在本质上已经非常地不同了。由于文革中大多数政治运动都发生在地主和资本家已经被消灭了的社会语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制造出一种主观定义的阶级敌人来。　　文化大革命作为实施这些暴烈行为的催化剂更加依赖情感革命，这一点甚至远远超过了早期群众运动的情况。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据，文化大革命不过试图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可能的。当斗争的矛头指向他最喜欢的一位姓李的慈祥的好老师时，曾经当过红卫兵的高原（音译）描写了他矛盾的情感：“我试图将我对李老师的好感放在一边，而只注意他的罪行。最近的一张大字报控诉他想要‘颠覆共产主义天堂’，回到原来的旧时代，从而恢复国民党的统治……当我一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恨李老师，虽然我仍然在某些方面喜爱他。”　　人的情感的可塑性和矛盾性，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苦难经历中某些令人更为吃惊的维度。王友琴对红卫兵暴力的研究清醒地指出，仅仅在一夜之间，受人喜爱的老师就可能变成令人厌恶的斗争目标。并且王还指出，一些最为残忍的发生在教室中的酷行往往是一些高干中学里的女孩子们干出来的。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女孩突然间转向暴力，确实令人吃惊，但这并不难理解，少年人的狂暴的情感促成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狂热，他们正是以此来完成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　　情感工作从共产主义革命早期就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上，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赖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暴力行为和情感解放之间的联系在革命过程的初期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被指认出来了，或许这正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迷恋无政府主义理念的产物。　　当共产主义者开垦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基础之时，他们就能超越恐怖主义而转向群众运动。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使用暴力不重要，但是也从未放弃对于情感工作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得令人兴奋的群众激情服务于更高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虽然这些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中共的领导们确实应当感谢那些西方社会学家刚刚才开始懂得的东西：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虽然来源于言说者，然而对于改变言说者”，却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　　结语　　用中共在发展和完善群众运动的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来解释他们击败国民党的原因，无疑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并且，它同样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间的主要不同。虽然斯大林满意于依赖秘密警察来实施他的清洗政策，但是毛泽东却坚持需要群众的参与。他认为，这种广泛的参与，对于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连续性是必要的。此外，毛泽东也相信，产生于政治运动中的情感热情也能够被应用于经济发展之中。人民群众在接连不断的压制“反革命分子”的浪潮中将会不断地受到鼓舞，从而以新一轮的热情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之中去。情感工作的艺术在毛的时代一次又一次被反复实践，显然，“阶级斗争”并不仅仅作为一个时期的事件而存在，给时代打下烙印的是一个更为随意的经济和政治整合。甚至在后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遗产继续被用于塑造国家权威和普通公民的行动。　　在当代中国，为了更高的政治目的，承担情感的哀悼仪式继续以新的方式存活着。在1925年的五·一三运动期间，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学生社团的哀悼者（比如天津的跪哭团）就曾经为群众纪念仪式提供帮助，大家一起失声痛哭。　　但是，在使用熟悉的情感动员的手段时，政府并不孤单。国家政策的反对者或许也凭借这一传统来聚集对于官方优先权的反抗。当人类学家景军在一个偏远的西北农村考察近来对政府安置政策不满时，发现了这一现象：　　“在会见这些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时，县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其间的讽刺性：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忆苦的传统’，过去是用来唤起农民出身的人的憎恨，以此来反抗前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现在，这一传统被重新安置下来的村民用于表达他们的冤屈，以此来反抗共产党的官员……一位县级干部这样评论当前农村对这一传统的运用：”当地的群众真正地掌握了我们忆苦的传统。但是谁又会料到他们会用它来反对当前的政府工作人员呢？‘其他干部也有相似的抱怨，他们哀叹道，如果没有那些边哭边骂、急切地想表达她们受了很多苦的老年妇女，他们再也不会视察农村了。“　　在当代中国被用于承担情感的政治仪式所采取的传统手段，由此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能被国家官方，同样也能被那些满腹牢骚的公民支配利用。　　为了充分解释共产主义中国“情感工作”的起源、发展以及它在当代的应用，显然还需要一个更为细致的考察，上述努力只是我最初的尝试。但是，我希望我初步的探讨能够有助于引起对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的更加广泛的研究。我未来的工作将是考察为什么这一策略在唤起和支持情感责任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幸失败了。我也想了解情感的诉求和回应通过性别和地区文化的诸种向度而变化的诸种方式。作为或许是世界上最有经验和最有效的群众动员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以后的继承人无论在中国这一场域之中或者之外，都始终对社会科学保持密切关注。　　强调情感作用在革命动员中的观点并不排斥其他可供选择的对于革命胜利的解释。但是，如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的话，它或许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诸如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等受到情感影响的多种方式。　　（李寇南、何翔译）原文有脚注

三季度非国有经济主要宏观指标降幅收窄，出现程度不等的回升，但外需空间改善有限，新一轮外部压力接踵而至。投资增幅收窄需要继续关注。非公经济有进有退是商业上的理性选择。中共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是：竞争性领域国资"加强重点"和实力国企"加快发展"。是否让"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成为政策性主流词汇，政府要通观历史，慎重选择。"通钢事件"应有交代。

雅与俗，是文学艺术中一对不断发生对立转化关系的概念。它们俩就像生活中的一对欢喜冤家，大家都趋雅避俗，唯恐与俗字沾边，但当大家的雅都扎到了一堆，雅变成了时髦、时尚、大流行的时候，这雅的东西便又显得俗气了。而人们很少顾及的大俗的东西，又变得不俗了。他们二者之间有着扯不清、斩不断的对立转化关系。就书法来讲，当人们看惯了赵、董一路的雅书，便觉得腻，俗。猛然看到北朝粗头乱服的碑刻，或看到傅山、张瑞图的丑书，便觉得生猛麻辣，不俗的很。但当丑书成了书坛的时尚，成了一股潮流，便又成了俗书。随着时代的推移，雅俗会发生逆转，而不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会对雅俗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　　近代的书法家和研究者因为与黄庭坚所处时代的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黄庭坚的书法的认识，而产生了雅与俗的错位，造成了对黄庭坚书法研究的一些误读。譬如，当代有不少书家对黄庭坚的代表作品中由抖擞、振颤、一波三折的笔法而形成的奇崛生涩的风格，认为是他早期取法低下所染上的俗气，而那些笔法平顺，字势平实，章法妥帖的作品，是他晚年经过努力摆脱了早年俗气的雅作，书卷气十足。其实，这种判断，与黄庭坚一生的书法发展过程完全相反。人们认为他晚期的雅作，正是黄庭坚早期的作品，是黄庭坚所认为的非常俗气的作品，而人们认为他所没有摆脱掉某些俗气的代表作，正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他所追求的正是笔法的提按顿挫，风格的奇崛生涩与艺术个性的张扬醒目，这正是黄庭坚心目中的不俗，韵味与雅致。　　这一切误读的结果，大都源自于对黄庭　　坚下面这段话断章取义的理解，特别是对“抖擞”一词的误读。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黄庭坚《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山谷题跋》卷七 ）　　在这段话中，黄庭坚说他学草书三十年， 入手以周越为师，结果染上了毛病，致使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抖擞”。在许多研究黄庭坚的书法史、论著作中，把“抖擞”一词直观地与黄庭坚强调提按、一波三折的笔法联系起来，把“抖擞”解释为“振颤”、“战掣”，甚至有的理解为“颤抖”、“哆嗦”，认为是一种为“追求涩劲的错误笔法”，而这种“错误的笔法”正是受了周越的影响而染上的“俗气”，直到黄庭坚晚年都难以摆脱。　　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对黄庭坚的误读。　　首先，从周越现存的小楷墨迹《王著千字文跋》和草书《怀素律公帖跋》、《贺秘监赋》等作品中，字势平实，章法妥帖，笔法平顺，丝毫看不出周越在用笔上有什么“振颤”、“战掣”或者“哆嗦”、“颤抖”的痕迹，更别说是像黄庭坚那样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笔法。启功先生在跋周越的《怀素律公帖跋》中说：“黄庭坚少时曾学越书，后颇不足于少作。世遂耳食以议周氏书风，实皆未见其迹也。”显然，认为黄庭坚用笔上的习气来源于周越是缺乏事实上的根据的。　　而且从黄庭坚的同代人对周越书法的评价看，周越的字也绝无“哆嗦”或“颤抖”的习气。黄庭坚评周越的字，常用“病韵”二字，如《跋周子发（周越）帖》中评论是“劲而病韵”，“子发临书殊劲，但并使古人病韵耳。”如结合黄庭坚的其它书论来看，这里的“病韵”也即黄庭坚心目中的“俗”。朱长文《墨池编》把周越书法列入能品，米芾《海岳书评》中对周越书法评价亦不低，但都没有提到什么“哆嗦”“颤抖”的字眼。　　其次，我们从黄庭坚书风的演变来看，也与上面对黄庭坚的理解正相反，在他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基本上见不到这种过分强调提按的笔法与“振颤”的习气，或许偶尔有所流露，但并不明显。如《王长者墓志铭稿》，书于元祐元年(1086)，用笔秀润妩媚，少有顿挫。而随着黄庭坚书风的发展，这种“振颤”的习气才逐渐显露出来，《华严疏》，书于元祐五年(1090)左右，则有意伸长某些笔画，而且注意了用笔的提按，黄庭坚个人大开大合的风格已初露端倪。至黄庭坚晚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个人风格完全成熟，长枪大戟的笔画，中收外放的结体，尤其是提按顿挫的笔法，成为他个性书风的鲜明标志。这些特点在他的代表作《跋东坡书寒食诗》（书于元符三年（1100））中，得到充分地体现。《经伏波神祠诗》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把这种笔法发展到极至，过分夸张的提按，长画的伸手挂脚，不能不说是带有某些习气。　　这种笔法的演进，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也体现出同样的嬗变轨迹。《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于绍圣二年(1095)左右，属于他学习探索期的作品，用笔稚嫩，风格妩媚，与黄庭坚后期成熟的作品，相去甚远。《刘禹锡竹枝词》大致书于绍圣后期至元符年间，显示了黄庭坚出众的熔铸能力，把旭、素、颜、杨融为一炉，沉雄的笔力，曲铁般的线条，醒目的点法，尤其在用笔的顿挫与线条的穿插上，个性特点已比较明显，但与后面老辣生涩的行书跋尾相比，还是显得平和而中庸。《诸上座帖》书于元符三年(1100)左右，《李白忆旧游诗卷》书于崇宁三年(1104)左右，都是他晚年的作品，就其作品的水平来看，无疑是黄庭坚草书的代表作，在自如的使转中处处强调提按顿挫，线条老辣生涩，章法上打破传统大草—泻直下的流动感，当连反断、实断似连，在时间感上形成一种阻断的涩势。个性的过分张扬，也明显地带来一些习气。　　从以上黄庭坚的作品，我们可以直观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庭坚笔法与书风的特点是逐渐成熟的，他“振颤”、“抖动”的笔法越到晚年越成熟，由此形成的个性风格，越到晚年越突出，而在黄庭坚早期的作品中，是难以见到的。与周越的作品对比，黄庭坚成熟的笔法与书风特点并不见于周越的作品。　　“抖擞”一词，按我们通常的理解，常用的义项有抖动、振作、奋发等，但这些义项或者不是“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的原义，或与黄庭坚书风演变的实际不合。如果我们对 “抖擞”一词进行一次“考古”的话，会发现它在中古时期有一个最常用的义项：头陀。头陀是梵语，汉语译成抖擞，为滌除宿垢之义。“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之“抖擞”，用的正是此义。黄庭坚书写的《头陀赞》，开头即是“梵语头陀，华言抖擞。净一真心，振三毒垢。”，正可以作为注脚，这里抖擞正是“净”、“振”之义，“振”：除也，弃也。如《左传·昭公十八年》“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注“振，弃也。”。而且抖擞在作这一义项用的时候，往往用作及物动词，后接名词“尘埃”，作抖擞的宾语。例如：　　抖擞辞贫里，归依宿化城。（王维《游化感寺》，《全唐诗》卷127）　　尘劳期抖擞，陟降聊俯偻。（权德舆《早夏青龙寺致斋凭眺感物因书十四韵》《全唐诗》卷325）　　抖擞尘埃衣，谒师见真宗。（孟郊《夏日谒智远禅师》《全唐诗》卷380）　　恐污清泠波，尘缨先抖擞。（白居易《泛春池》《全唐诗》卷431）　　君到高安几日回，一时抖擞旧尘埃。（苏轼《子由在筠作东轩记》《苏轼诗集》卷23）。　　如果结合黄庭坚一生与众多禅师交往的实际情况和他对佛经深入研习的背景来看，“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的“抖擞”一词的意义，正由头陀之义而来。而且，动宾搭配的句型都也一致，“抖擞尘埃”—“抖擞俗气”。“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是说黄庭坚二十年摆脱不掉学习周越书法所染上的“俗气”，这里的“俗气”即“尘埃气”。　　而且，黄庭坚在另一则题跋中也非常明白地告诉了我们“抖擞”的确切含义：　　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①　　“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与“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意义、句型完全一致，“抖擞”，“湔祓”也，“湔”，洗涤；“祓”：除垢。湔祓，涤除宿垢。“俗气”，“尘埃气”也。黄庭坚的书论中“俗气”与“尘埃气”常换用：“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　　既知抖擞的确切含义，那么黄庭坚学周越所染上的毛病，自然不是什么“错误的笔法”或“习气”，而是黄庭坚竭力涤除的“俗气”。因为“俗”是黄庭坚一生所最忌讳的：“余尝言，士大夫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书缯卷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那么，黄庭坚所谓的“俗”，在他书法中的表现究竟是什么呢？　　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工，书工不工是不足计较事，然余未尝心服。由今日观之，定国之言诚不谬。盖用笔不知禽纵，故字中无笔耳。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②　　由此可知，他所谓的“俗”，正是宋代初年的流行书风，周越的书法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流行书风的代表,是俗书的代表,在黄庭坚看来,即笔法上“不知用笔”，具体说来就是“用笔不知禽纵”、“不知起倒”。字中无笔，便没有眼。他常常把 “用笔”与“有眼”联系在一起，“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这句话几乎成了黄庭坚的“口头禅”：　　余尝评西台书，所谓字中有笔者也。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他人闻之瞠若也，惟苏子瞻一闻便欣然耳。③　　黄庭坚诗学杜甫，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拾遗句中有眼”。“有眼”成了他评价诗、书、禅的一个重要标准。禅宗所谓的眼，指他们所参的话头与所斗的机锋中最警策之处，是最值得玩味参悟的那一点，他们可因此而悟道。　　黄庭坚自己认为在黔南时书法尚“意到笔不到”，显然，在他看来都是“字中无眼”。但到戎州后，悟“荡桨拨棹”之法，“辄能用笔”：　　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浆，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④　　黄庭坚一波三折、个性鲜明的笔法，是由“观荡浆、拨棹”而悟得，这正是黄庭坚内心的得意之处，是他风格成熟的表现。　　那么他所谓的“眼”，体现在书法上，即在用笔上强调提按顿挫，夸张的提按，顿挫的强调，形成了战掣涩劲的线条；结构上加强开合的对比，中宫紧收，突出主笔，字势欹侧，长枪大戟，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黄庭坚晚年的作品，那雄健的笔力，豪迈的气魄，鲜明的个性，直可雄视百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点睛之笔，“挂树的死蛇”终于变成了矫健的飞龙。　　由此看来，黄庭坚 “振颤”、“战掣”的笔法也好，习气也好，在他看来并非什么“错误的笔法”，也非受周越的影响而染上的俗气，而正是黄庭坚通过不断的学习古人、感悟生活，摆脱了周越的俗气之后，最后才达到的目标。这正是他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黄庭坚晚年将自己与怀素相提并论，以宋代草书第一人自许的心态，也证明了这一点：　　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⑤　　书尾小字，唯余与永州醉僧能之，若亚栖辈见当羞死。……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楼中乃可再得尔。⑥　　[注释]　　① 黄庭坚《跋与徐德修草书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② 黄庭坚《自评元祐间字》，《山谷题跋》卷五。　　③ 黄庭坚《题李西台书》，《别集》卷十。　　④ 黄庭坚《跋唐道人编余草稿》，《山谷题跋》卷九。　　⑤ 《跋赠元师此君轩诗》，《文集》卷十一。　　⑥ 《李致尧乞书书卷后》，《文集》卷十一。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宋］ 黄庭坚 花气熏人帖 30.7×43.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宋］ 黄庭坚 李白忆旧游诗卷 37×392.5cm 纸本 日本京都藤井斋成舍有邻馆收藏 ［宋］ 黄庭坚 苦笋赋 31.7×51.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宋］ 黄庭坚 松风阁诗卷 32.8×219.2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安东尼·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过去40年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吉登斯再出新著——《气候变化的政治》，并迅速在全球学术和政治界引起广泛关注。4月22日，正在英国从事学术访问的本报特约记者郭忠华，围绕“气候变化的 政治”这一主题对吉登斯进行了专访。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生，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第三条道路等。目前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理解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意义 郭忠华：能否首先请您谈谈从事此项研究的背景。我们知道，当今世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核武器、恐怖主义、生态灾难、克隆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等，某种程度上说，其中有些甚至比气候变暖更直接，您为何单独选择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您看来，它有何特殊的意义？ 吉登斯：的确，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从表面上看似乎远比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重要。实际上，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主要来源于一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全球时代的欧洲》。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欧洲处于各种政策调整的领先位置，气候变化政策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主题。那本书的写作使我思考欧洲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我本人的学术研究有关。既然我已写作了有关全球化的主题，写作了有关风险的问题，写作了有关欧洲的问题，气候变化主题似乎是把所有这些主题串连在一起的问题。但是，当我真正着手研究这一主题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是，实际上并不是很多人探讨过这一主题。的确，科学家对这一主题进行过大量的讨论，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们对这一主题进行过大量的讨论，生态主义者和国际组织也对这一主题论述良多。但我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明白气候变化的社会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探讨过气候变化的问题，但迄今为止，没有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探讨过气候变化问题。 这就是我给自己许下的抱负，要理解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意义。《气候变化的政治》即源于此。它不是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著作，而是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的著作。 郭忠华：的确，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走上政治的日程，依赖于政府的推动。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您为什么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吉登斯悖论”。您能否简单地概括一下“吉登斯悖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吉登斯悖论”主要指这样一种困境：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悖论在于，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例如，去年中国发生的大雪灾，它直接与气候变化有关，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旦处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因为一切都太晚了。相同的情形还出现在印度的气候变暖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悖论中，我是说如果我们再不把气候变化问题有效地纳入政策议程，那真的将会出现这种悖论的情形。 郭忠华：针对“吉登斯悖论”，您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框架，但这一框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维度，请问您对这些概念是否具有一幅总体的图景或者蓝图？能否描述一下这一总体蓝图？ 吉登斯：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政治融合”，另一个是“经济融合”。首先从经济融合讲起吧。经济融合指的是将气候变化的政治与其他经济政策整合在一起，既获得经济上的竞争性，又获得技术革新的动力。在我看来，这是最关键的一种政策。对于政治融合来说情况也一样。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煤炭工业，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它们都是化石燃料，都是高排放的工业，这种工业对于气候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以汽车为例，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汽车，汽车同样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因素，而且数量众多的汽车看似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实际上还造成交通拥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果能够形成某种政策，发展高科技的公共交通，那么，它将不仅能够减少排放，而且还可以使交通变得顺畅，方便人们旅行。所以，政府把气候变化政策与公共交通政策融合在一起，不仅能够减少排放，而且还有助于制定长久的政策。气候变化政策尤其需要有长远的思维，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在“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的阶段，气候变化政策被搁置。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长远的思维，需要将政策“打包”在一起，以便使未来气候不至出现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必须在国家、国际层面上将汽车等政策融合在一起。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道，“等着瞧吧，我们将改变美国，我们将创造一种低碳经济，我们将改变经济的性质”。我想这是一种“管制的途径”（regulate approach）。我还可以说，欧盟采取的也是一种管制的方式。这种政策实际上更没有与一般的公民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事情捆绑在一起，进行系统化的考虑，而不只是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来发展低碳技术，我们应当如何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我们应当如何来发展风力发电。这些问题尽管重要，但把它们拆开来分析与把它们总合在一起进行系统化考虑，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可以说，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尽管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我没有意思说这就够了，它们能够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因为这里面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强化国家在应对气候方面的作用 郭忠华：“保证型国家”（ensuring state）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您还谈到它不同于“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您能否简单谈谈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保证型国家”主要发挥哪些功能？ 吉登斯：我在《全球时代的欧洲》一书中就曾经使用过“保证型国家”概念。我想，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来说，赋权型国家是一个显得太弱的概念，它的含义是加强各种社会团体在解决集体问题上的能力，这些团体主要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运作。我不否认，当代公民社会的确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帮助老年人方面尤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的自治实际上还是依赖于公民社会本身。但我不认为这个概念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来说足够有力，因为它对于后果问题考虑得很少，它没有看到国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气候变化是一个后果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家当然不可能把事情全部做好，它依赖于与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国家在这种合作中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监督和检查，必须进行长远的策划，这些是公民社会本身所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保证型国家可以做到这些方面。保证型国家比赋权型国家更强，意思是它履行着更强的功能。例如，它有责任监督公共目标，并且以一种可见和可接受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就拿当前的经济危机来说，保证型国家与赋权型国家的区别同样适用于这一问题。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这就要求国家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对金融市场进行调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保证型国家。当然，我没有意思说我们要迈向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这种自上而下控制的政府在当代世界同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某种实质性的国家调节，甚至是国家计划，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 郭忠华：的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们需要更加强化国家的作用。您认为环保主义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只看到风险的负面作用，而且您也一直强调，风险不完全是负面的，它还有积极的一面。具体到气候变化问题上来，您认为这种人为风险存在着何种积极的因素？ 吉登斯：“预防原则”之所以不可取，在于它的保守性，其内在的含义是“安全总比遗憾好”。在自然方面，这一原则要求不要干预自然，应当采取措施使自然免受潜在的威胁。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怎么会不干预自然呢？如果把这一原则用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它产生的是一种极坏的后果。好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但按照预防原则，我们不能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这不是反而造成危害了吗？在风险方面，预防原则只看到风险的一面，但问题在于，风险还有积极的一面。不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危害有多么大，根据成本—收益原则计算，它总是具有积极的一面。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用另一种“PP原则”取代生态主义的PP原则，那就是“百分比原则”。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分析各种风险，而不只是一味地预防。当然，在引入这种新的PP原则时，我们不但要普通大众广泛地参与讨论，而且还要认识到所有的风险估计都是情境性的，不是千篇一律、无比准确。 至于你说到的气候变化风险积极面，我想答案非常清楚。解决和防止气候变暖需要有新的技术，这会使环境技术取得进步。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为了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气候变化政策与经济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融合在一起，这可以使经济获得新的增长点和动力，同时气候问题在以后也可以获得持久的解决。同样的道理还体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这些都是气候变化风险可以产生的积极效果。 郭忠华：好，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谈您所提出的新PP原则，即“百分比原则”。在我看来，这一原则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气候变暖将会无限地延续下去，因为这一原则压根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暖的意思。二是根据您早年对“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意外的后果”的强调，具体条件下的理性计算不可能是准确的。出于这种考虑，您能否具体谈谈百分比原则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操作设想。 吉登斯：你不能把“百分比原则”当做是一个具体的计算公式，同时，我也没有要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个具体的、普遍适用的公式的意思。我的意思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总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进行思考。它仅仅是一种原则，不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的公式。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没有认识到的条件，行动的意外后果，它们都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产生作用的因素，有时候它们产生良性的作用，有时候则是负面的作用，但这不妨碍把百分比原则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来使用，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行动。 促进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的整合 郭忠华：关于“发展规范”（development imperative）的问题，您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经济发展的权利，哪怕是这种发展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排放和温室效应。但在我看来，这种发展路径至少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促进者；二是使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气候变坏，治理成本增高。因此，您能否具体谈谈发展规范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呢？ 吉登斯：发展中国家显然不能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它们要以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的方式谋求发展。发展规范原则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上取得发展的权利，经济发展是解决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唯一可行之路。没有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使这些国家的气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尽管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造成者。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可能会比目前造成更多的排放，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增加。一个经济停滞的国家当然排放会低。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是解决其气候变暖问题的基础。因此我说，发展规范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说哪怕这一发展过程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温室气体的提高，都要谋求贫困国家的发展。 但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某种协作机制，尤其是在科技协作方面， 12月份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也许会取得某些成就。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发展的时候，还是必须注意要从一开始就把经济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整合在一起，这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讨论的经济融合问题上来了。融合是一种理想的类型。例如，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的确很快，但是，我也强烈建议它必须充分考虑这种融合。如果从我们的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来考虑，我们要发展的也必须是那些低碳经济，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我很希望看到，在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中国成为低碳技术的先锋。在这方面，韩国倒是一个先锋，这不是说韩国的科技比中国发达，或者说比中国具有更多的资源，实际上这个非常不幸的国家，是一个造成了环境巨大破坏的国家。但是，韩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希望这种情况也会突然出现在中国，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中央政府良好的政策目标，在经过层层官僚制过滤之后，不会变成地方经济或者GDP的考虑，而是注意其他一些更加无形、更加惠及子孙后代的气候和环境问题。当然，要改变这种情况不容易，这里也没有什么简单或者普遍的先例可循，但却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其实，现在中国的发展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北京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肺病数量和汽车拥堵等。发展所导致的功能紊乱（disfunction）在中国已经变得非常突出。 在政治上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郭忠华：“前摄适应“（proactive adaptation）概念似乎在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来说，本书所有内容都可以看做是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但您早期似乎对“适应”一词非常厌恶，甚至要把“适应”概念从社会科学的词汇表中彻底删除。您现在为什么反过来如此强调“适应”概念了呢？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差别？ 吉登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吉登斯悖论”就针对这一背景。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框架所涉及的大部分概念都既适用于“适应”，也适用于“减轻”的情形。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在采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上积极去适应由此将带来的问题。前摄适应要求以一种长远的思维考虑未来气候变化将给我们带来的后果，从而积极采取预防的措施。除气候变化外，积极适应措施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方面。例如，在住房建设方面，我们可以建立低能源消耗的住房，这种住房在屋顶和正面都安装大阳能面板，使之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有效地减少火灾。政府在长远政策规划和资金安排上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对于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潜在风险，政府必须在今天就着手进行预防，尽可能限制可能出现的风险。以中国为例，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依赖于河流，那么，中国政府可以建设更多的水电站以防止水灾频发的问题，这对于中国来说或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前摄适应的含义在于不是等到风险已经出现以后才着手应对，而是必须有超前和长远的思维，尽早着手，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这一点在应对未来的极端天气状况方面非常必要。 我所使用的“适应”概念与进化论中的“适应”完全不同。后者指人类个体如何适应其生存环境，气候变化政治中的“适应”则更强调技术创新的含义。前者完全忽视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把个体的生活看做与其他动物一样，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活动。我们都知道，人类生活实际上并非如此。行动者具有自己的目的，能够按照自身的目的去改造其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适应”。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使用“适应”这一概念，实际上出于两种理由：一是“适应”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献中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的确，你已经无法抛弃这一概念而另创其他概念。另一方面，我所使用的“适应”不像进化论那样，忽视人类个体的能动性，而是非常强调超前思维和主动应对，就像我刚刚讲前摄适应时所强调的那样。适应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事后适应，二是对未来的适应。从我对概念的使用你就可以知道，前摄适应指的是后一种情形，进化论的“适应”则基本上指的是前一种情形。 郭忠华：最后我还想请您谈谈对于中国的看法，您认为在处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吉登斯：我希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能够扮演一个更负责任的角色，作为平等的一员，与美国、欧盟携手并肩，制定更加透明的生态政策，认识到只有这样才是对世界社会的未来作出贡献。但讲句实话，天知道这些愿望如何才能得到实现。但是，正如我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的最后一章所说的那样，世界社会最后说不定变成了“索马里”，各个国家围绕着资源在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你经常可以看到，各次峰会，实际上是围绕着非洲等地的丰富资源在进行争夺，世界各主要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则是其中的主角。这也正是我致力于主张“协调政策”的缘故，中国领导人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ESAP）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 作者：Shelley Feldman（美国）、Dev Nathan（印度）、Rajeswari Raina （印度）、Hong Yang（中国） 各国政府的声明 IAASTD最后一次政府间全体会议于2008年4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与会各国赞赏IAASTD进行的工作，并赞赏这项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学科人士所进行的独立工作，同时注意到这项工作由于涵盖广泛、复杂的问题而面临规模巨大的挑战。与会各国政府确认全球报告和次全球级别报告对许多科学工作者、专家、发展专业工作者所完成的各种研究进行了总结，其中对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的重要性达成了整体性共识，同时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各国认为上述报告为我们了解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问题作出了宝贵而重要的贡献，同时确认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未来挑战的理解。本评估是一个建设性的重要行动，各国政府未来都必须采取这项行动，从而确保农业知识与科技真正发挥其潜力，促进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计和卫生，增强公平的、在社会、环境、经济上可持续的发展。根据以上声明，下列国家的政府认可《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 孟加拉国、不丹、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尔代夫、菲律宾、帕劳共和国、所罗门群岛、东帝汶、越南（11国） 下列国家的政府虽然认可以上声明，但不完全认可《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其保留意见写入本文的附录。 澳大利亚（1国） ……发动变革，其行事之艰难，成功之渺茫，处境之险恶，莫此为甚……变革者与旧秩序的既得受益者全面树敌，从新秩序的潜在受益者那里得到的也是不冷不热的支持。尼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年 序言2002年8月，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启动了一项全球性的磋商，目的在于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国际性的农业知识与科技（AKST）评估。此举的源起是，世界银行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NGO）探讨对生物技术的科学知识状况，更具体地说是对转基因学的科学知识状况。2003年，在一个国际性多利益相关方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举行了十一次磋商，有800多人参加。参加者来自所有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例如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根据磋商结果，指导委员会向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一次政府间全体会议（2004年9月）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对农业知识与科技（AKST）在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计和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进行一次国际评估。会议批准了建议，决定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出资设立一个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管理机构，进行一次多主题、多空间、多时间段的政府间评估，即国际农业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 IAASTD在治理结构上独具特点，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与非政府性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混合体。在内罗毕举行的政府间全体会议上，决定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管理机构，以地区平衡为原则，由30名政府代表和民间（非政府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组织、私营部门实体和国际组织）的30名代表组成，以确保由范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评估和作出评估结论。 根据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提名，管理机构在世界各地挑选了大约400名专家，承担IAASTD报告的编制任务（报告由一项全球评估和5项次全球评估组成）。专家以独立身份参加报告的编制工作，不代表任何特定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此外，还有其他的个人、组织和政府参与了同行评审工作。 IAASTD的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获得第一次政府间全体会议的批准，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是一致的：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计和人类健康、以及促进公平、社会可持续、环境可持续和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正视农业的多功能性：难度在于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 要实现这些目标的，必须考虑世界在迅速变化这个大背景：城市化、贫富差别不断加大、人类迁移、全球化、饮食偏好不断变化、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生物燃料兴起和人口不断增长。这些情况正在影响当地和全球的粮食安全，对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带来压力。因此，在全球贸易体系下，其他应用领域在争夺农业及其他自然资源，因此粮食供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问题有着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根源，农业知识与科技本身是无法独立解决的，但是可为实现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作出重大的贡献。对世界而言，农业知识与科技的创造和使用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重要。 IAASTD的重点是饥饿、贫困和生计，因此特别关注现状、问题和潜在的机会，目的是提供指导，使当前的农业知识与科技体系转向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境况为重点，特别是小型农户、农民工和其他资源有限的农村人口。本评估考察了政策制定方面的关键问题。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提高生产率的环境后果、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发展生物能源的环境后果以及对粮食长期供应及价格造成的后果、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评估也为决策者提供了这方面的参考信息。管理机构同意，评估不能局限于狭窄的科学技术范畴，应该包含其他类型的相关知识（例如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最终使用者具有的知识），并且应该评估制度、组织、治理、市场和贸易所扮演的角色。 IAASTD是一项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跨学科任务，要求使用和整合包括当地和传统知识在内，来自不同知识范式的信息、工具和模型。IAASTD不倡导具体的政策或做法，所评估的是农业知识与科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各种符合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的农业知识与科技可选行动方案。评估与政策有关，但并非从政策角度出发。评估广泛综合了各领域的科学知识，所涉及的领域彼此紧密相联，但往往孤军作战，例如农业、贫困、饥饿、人类健康、自然资源、环境、发展和创新。通过本评估，对于以往孤立看待的问题，决策者在政策及管理决策中可以运用更丰富的知识。对于科学和技术、能力发展、制度和政策以及投资方面的可选行动方案，以从历史分析（一般是过去50年）和对到2050年的一些未来发展选择的分析中获得的知识为评估依据。 IAASTD遵循开放性、透明性、代表性和正当性的原则；以实证为依据；提出选择，而不是提出建议；包括风险评估、管理和沟通；评估不同的当地、区域和全球观点；尽可能定量测算不确定性，提出不同的看法，承认从不同的世界观出发，对相同的证据会有多种解释；并且指出关键的科学不确定性和领域作为研究重点，以促进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 IAASTD包括一项全球评估和五项次全球评估（中西亚及北非—CWANA；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ESAP；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LAC；北美及欧洲—NAE；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本评估（i）从当地、传统和正规知识的使用目标出发，评估了公共及私营部门农业知识与科技的产生、获得、传播和使用；（ii）分析了现有及新兴的技术、做法、政策和制度及其对上述目标的影响；（iii）向不同民间组织、私营组织和公共组织的决策者提供参考选择，以改进政策、做法、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使农业知识与科技能够实现上述目标；（iv）将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的各类利益相关方（消费者、政府、国际机构及研究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生产者、科学界）汇聚在一起，进行经验交流，交流对未来的看法、理解和愿景；以及（v）指出未来对农业知识与科技进行公共及私人投资的选择；此外，IAASTD将提高设计、实施和利用类似评估的本地和区域能力。 在本评估中，农业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农业，但是在所有评估中，有些问题的论述相对简略（例如畜牧、林业、渔业、小岛国家的农业部门），主要是因为所选择作者的专业领域限制所导致。 IAASTD报告草案接受了政府、组织和个人的两轮同行评审。报告草案在公开的网站上发布，任何人均可提出意见。报告作者根据大量同行评审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订，评审编辑协助进行修订工作，负责确保评审意见得到适当的采纳。有人说报告过于消极，这种批评意见是作者要处理的最棘手问题之一。在类似这样以实证证据为基础的科学评审中，要判断什么内容是正面或负面的，需要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总是会有难以处理的意见。如何处理评审人看法不统一这个问题是另一个难点所在。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和看问题角度纷繁多样，看法存在差别不足为奇。因此，IAASTD的一个关键结论就是，对于过去和当前的事件，有多种多样相互抵触的解释，需要给予承认和尊重。 2008年4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政府间全体会议批准了全球及次全球决策者摘要和综合报告执行摘要。综合报告的内容是汇总了全球及次全球评估的关键结论，重点阐述管理机构批准的八个话题：生物能源；生物技术；气候变化；人类健康；自然资源管理；基于传统知识和社区的创新；贸易及市场；以及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 IAASTD借鉴和利用了近年的多项评估和报告。这些评估和报告提供了关于农业部门的宝贵信息，但不是具体针对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未来角色、制度问题和农业的多功能性，包括：《粮农组织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年度报告）；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全球饥饿指数（年度报告）；《国际科学院委员会报告：认识非洲农业的希望和潜力》（2004年）；《联合国千年项目饥饿工作组报告》（2005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科学委员会战略及重点制定文件》（2006年）；《农业水管理综合评估：引导水、粮食、生计和环境领域的政策投资》（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2001年和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四次全球环境展望》（2007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农业与发展》（2007年）；以及《世界银行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投资的内部报告》（2007年）。 IAASTD的经费由共同出资机构、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爱尔兰、瑞典、瑞士、美国及英国政府、欧洲委员会和国际作物生命协会（CropLife International）提供。此外，许多组织还提供了实物支持。作者和评审编辑也不吝时间，大部分是无偿劳动。 全球及亚全球决策者摘要和综合报告系针对各类利益相关方，即政府决策者、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团体、国际组织和科学界。不提出建议，仅提供可选行动方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选行动方案的可行性存在差别，每个利益相关方的重点和职责不同，面对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也不同，因此没有对可选行动方案的优先次序作出区分。 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报告供应决策者使用的摘要 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ESAP）国家的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和其他主要相关方，在利用农业知识与科技系统推动发展及进一步扩大其50年来取得的杰出成就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ESAP地区的国家正在走出殖民历史和危机，是绿色革命的主要战场，特点是粮食产量高，同时是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尽管有这些成就，但是居高不下的农村贫困率、饥饿率和营养不良率，性别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环境退化以及不断加大的城乡差距，依然是这些国家农业发展进程和成果的阻碍因素。虽然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但ESAP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依然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大多数，也是最多营养不良人口最多的地区。最近食品价格的上涨十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尽管全球营养状况可望得到改善，但是到2020年，南亚在世界营养不良儿童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超过48%。[第4章] 插入图ESAP-SDM-1。尽管粮食生产有所增长，但营养不良现象仍在持续。 在大多数ESAP国家，以农为生的人口比重下降速度，与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速度不成比例。土地持有面积日益减少，生产资源也越来越少。此外，农业劳动日益由妇女和老年人承担。 农业部门的发展路径导致水土资源的流失和耗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导致环境退化和加剧全球变暖的水和大气污染。工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必须严肃地重新评估本地区的发展选择。 概况和挑战ESAP地区的内部差别很大，农业气候带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基础设施、人类福利以及灾难和危机应对能力的差异非常大。ESAP地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是公认的新兴制造中心，目前ESAP地区在世界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大多数ESAP国家农业对国民收入和出口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尽管就业人口向非正式或正式的制造、建筑和服务业流动，降低了人口对农业的依赖性，提高了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村收入中的比例，但是以农为生的人口比例依然居高不下，即使在快速工业化的ESAP国家也是如此。 [第1、4章] 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孟加拉、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马尔代夫、菲律宾和越南，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土地面临的人口压力很大，同时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有些国家的人地比例也比较地，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本地区既有世界上最肥沃的灌溉土地，也有旱地农业区，脆弱的山区种植业区，以及海岸生态系统区。本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人们使用多样化的传统知识体系来管理自然资源和生产系统。但是，有百分之六十的生态系统已经退化或使用方式不具可持续性[第2章]。由于自然灾害和一些纳入规划的增产型投资，包括水坝和种植园，导致ESAP的环境移民人数居世界第一。 农业劳动力日趋女性化，而且往往缺乏基本的服务、教育和卫生服务。生产资料和基本服务的匮乏更加剧了农业劳动力处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地区，很大比例的儿童成为免费的家庭劳工 [第2、3章]。更普遍地看，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亚洲大部分丘陵山区和海岸生态系统区，农村贫困率高居不下。历史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是ESAP地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虽然整个地区目前生产足够的粮食，但有些国家仍然缺少粮食。许多太平洋岛屿国家日益依赖于进口粮食。然而，主要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在生产足够的粮食后如何让穷人获得粮食。 [第1、2章] ESAP的内部市场不断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收入不断增加，食品从谷物为主转向肉制品和奶制品、水果和蔬菜。食品的转变，提供质量稳定和安全的食品以及收获后管理和加工成为突出的问题。 [第1、2章] 通过扩大灌溉范围，采用可通过肥料、杀虫剂和其他投入来增加产量的高产品种，绿色革命使农业发生了巨变。许多国家因此从谷物进口国变为出口国。渔业和林业则从采获野生资源转向人工养殖培植型生产（水产养殖和人工林业），而大规模畜牧业则已经转向混合农业和集约化商业畜牧生产系统 农业各部门的这种投入密集型人工养殖培植已经导致ESAP地区出现许多环境挑战，在物种构成和系统运行方面，无论是森林、耕地、牧场（例如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还是湿地，对生态系统都造成影响。目前的农业发展模式会加剧污染和环境退化（包括丧失生物多样性），对农业生产和减贫构成重大挑战 [第2、4章]。即使通过环境政策、技术及制度变革引入纠正机制，在收效之前目前的退化趋势可能会继续保持一些年 [第4章]。尽管已经有资源节约型技术，本地区大多数地方还是可能会继续投资于延续或加剧自然资源退化的技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环境服务，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无偿使用，因此延续或加剧自然资源退化的技术依然能够为农民带来更高的短期回报。难点在于政府如何促进环境服务定价，，让农民能在生产和技术决策方面作出相应的反应。 自然资源（特别是淡水、沿海水域、耕地、林地）将受到来自竞争性部门的巨大压力，而且压力越来越大 [第4章]。农业产量持续增加，集约型农业和某些地区和作物往往过量使用农业化学品，将加剧目前的水土质量退化和生物多样性退化。 本地区某些发展中国家对生态友好型技术和政策越来越关注，并投资改善自然资源。成功的做法包括改种高价值多年生植物、有机农业、农林复合经营、可再生能源和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发达国家也大举投资于环境友好型发展。许多国家的政府加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性议定书》。广而言之，从要求对生物资源基础领域的所有计划、技术和发展干预措施进行强制性影响评估，到全面禁止遗传修饰作物和生物体，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尽管取得上述进展，环境退化依然可能加剧，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持续恶化，进一步提高ESAP大多数地区业已很高的自然灾害发生率。 转基因产品的接纳方面，到目前为止，ESAP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审核放行方面已经进行显著的投资；而许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泰国，对这个问题依然在辩论当中。日本和许多小国继续禁止转基因产品。目前关于转基因的相关风险和利益（例如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环境、社会经济影响）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必要建立在这方面进行监管和评估的能力。 插入图ESAP-SDM-2。气候变化影响 在ESAP地区的大多数地方，气候变化和气候多变性将成为农业部门的重大威胁 [第4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预测显示，气候变化导致下列后果：提高自然灾害的发生率；提高平均气温；改变降水规律；海平面上升，造成沿海地区被淹没（地势较低的岛屿和三角洲地区特别容易被淹没）；水土盐度增加；以及为虫害和疾病提供新的和更有利的环境。这些情况对农业生产率和生计将造成负面影响。 [第4章]对于ESAP地区已经受到这些危害的影响并且依赖于农业的发展中国家，此类危害的频率和烈度需要特别关注。这些与气候有关的干扰，其后果必然是使受影响地区农业产量降低，贫困状况恶化，并且有溢出效应。 ESAP地区的主要挑战1. 农业和粮食系统的生产率和质量Ø 通过提高资源使用的生产率，提高粮食产量Ø 在高价值领域建立竞争优势Ø 改善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Ø 扩大雨浇农业和边际生态系统的增长基础Ø 改变生产和技术决策的定价方式Ø 改进牲畜疾病防治工作Ø 减小风险，增强风险承担能力Ø 提供更多价格廉宜的投入和信用贷款2. 农村就业、生计和贫困Ø 降低农村的高贫困率Ø 增加非农就业机会Ø 减少性别不平等和社会排斥Ø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网Ø 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发展市场3. 环境、科学和技术Ø 将环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纳入农业发展及自然资源管理（NRM）的决策Ø 抢救传统和土著知识Ø 增强前沿科学领域的能力Ø 建立有效的科学技术产生、评估和利用体系Ø 将研究工作与普及服务联系起来 要克服这些挑战，有许多选择。这些选择的实施，具体依赖于与不同生态系统内的农民和农村贫困人口合作，取得具有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结果的不同利益相关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要实施评估中确定和介绍的选择，这些相关方利益相关方必须真正地关注，并在真正确保发展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没有关键决策人的关注，朝向社会经济动荡和生态恶化的螺旋下降速度可能非常快，甚至是不可逆转的。除了ESAP自己的人民，世界也在期待，期待ESAP的决策者能再次表现出过去五十年中使本地区庞大人口基本免于饥饿的那种乐观精神和行动决心。 [第2、3章] 农业知识与科技模式的变化要在不牺牲减贫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社会目标的前提下实现环境可持续的目标，ESAP国家就需要改变农业知识与科技的内容和做法。此外，还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和宏观政策，将农业知识与科技与发展相关方利益相关方和目标有效联系在一起。这要求改变单纯重视增产技术的做法，转向将生产与环境问题相结合。简而言之，这不仅可以促使人们理解农业的多重角色和功能，而且可以促使人们承认农民不仅仅是农业初级商品的生产者，必须将农民视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管理者。 对水、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环境挑战日益增加，因此农业知识与科技需要能够提高多种环境下资源使用效率的技术进步。在绿色革命时期，要求的是具备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作物生产的能力。目前的社会、技术和生态挑战的烈度和多样性与绿色革命时期不同，要求对基础科学也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除了基础的科技知识，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技能库中还需要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知识 。科学界内部的制度改革可包括：实行新的科学技术报告评估制度，研究新的归因和因果关联准则，建立新的公共/私人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磋商过程进行决策，开展对有关知识的学习活动。此外，在高级区域科学能力的建设方面，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也至关重要。 增加产量、改善生计和增加环境服务的供应，三者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可协助降低环境可持续性的实现成本；但是，在具体情况下，这些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下面提供的可选行动方案所针对的是农业生产及生产率、农村贫困和环境挑战。这些选择虽然在本摘要中作为单独的行动加以阐述，但应将其视作运用农业知识与科技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的综合模式的组成部分。 行动方案1. 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率绿色革命主要地区的生产率已经达到相当高度，要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的产量，必须扩大农业增长的基础，向雨浇农业和边际生态系统求发展。在这些地区，技术可能性只是农业所面临挑战的部分制约因素，但是应当提供更多有关小型可持续性农业以及雨浇地区或边际地区的农业知识与科技。此外，还需要通过制度变革，使农户加入促进增长和提高生产率的行列。增加灌溉、水分保持和基础设施发展领域的公共投资，包括改善市场准入，取决于政治上是否重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被忽略的地区和作物。这些地区的发展也取决于如何开发注重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系统以及改良技术，例如开发旱地作物高产品种，包括与灌溉农业的相对受控环境相比，在干旱、洪涝和不受控环境的其他条件下具有抵抗能力的油籽和豆类等作物。 [第5章] 旱地作物至关重要。但是，私营部门的研究重点是可以进行国际贸易的作物，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典型雨浇作物的研发投资对私营部门无利可图。公共部门的研究为雨浇作物和畜禽生产提供了一些改进的技术，但是有些技术尚未在市场出售，而且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在雨浇地区提高产量和减少贫困的农村管理做法、推广系统和制度安排。可能有必要大幅度增加对这些作物和地区公共资助研发工作的支持力度，进行组织和制度安排改革，创造可持续的作物种植体系。按照 ESAP的普遍做法，单纯关注提高产量和生产率，把收入分配问题和福利问题完全交给市场来解决，可能意味着繁荣之中总是伴随着饥饿现象。 [第5章] 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ICT）可以提高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效能，特别是在山区和偏远地区的效能。农业的知识密集性特征越来越显著，要求采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农民、推广人员、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当中快速传播和交换信息。采用针对具体情况、灵活和相互关联的决策工具，包括电子推广、电子学习课程以及可以通过孟加拉、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的生产者已经使用的移动技术和互联网信息站访问的市场信息系统，可以提高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效能。 [第4、5章]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精确农业等新型技术可能会有优势和风险。对于遗传修饰作物的优缺点（例如关于遗传修饰作物会导致除草剂和杀虫剂用量减少或增加的说法），有正反两方面的证据 [第2章]。然而，虽然本地区将继续进行生物技术投资，但是公共部门也需要更加重视与贫困有关、可以降低成本的生物技术应用，例如植物繁育领域的标记辅助选择技术，疫苗和重要药物的动物生产体系，以及其他兽医和环境应用。 建立高价值商品作物领域的竞争优势是存在可能性的。随着收入增加，食品消费中高价值和高质量产品的比重也会增加，包括肉制品和奶制品。ESAP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增长、可以为ESAP的农业生产者提供机会的区域市场，ESAP的农业生产者可受益于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型岛屿经济体享受的关税减让和准入优待 [第3、5章]。农牧结合体系和向牧民提供公用草场资源对减贫可能有重要意义，对高科技动物生产体系的投资可能会不断增加。 但是，高价值市场有很大一部分越来越倾向于按照零售链进行组织。这可能使小型生产者被边缘化，但是也为小型生产者通过增值活动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条件。只要小型生产者能够组成合作社或生产者团体，获得必要的资本和技术，提高管理技能，克服规模化中的问题（包括认证），就能够提高农业收入比重 [第3章]。许多小岛屿国家在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原因是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人口少，土地面积有限，运输和生产成本较高。 农业贸易增长的同时，加工食品和饮料的国内市场也得到扩大，使本地区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和质量。尽管本地区除少数国家之外，已经接受了国际食品安全准则，例如“危险分析及关键控制点”（HACCP）。ESAP地区的许多政府依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解决安全和质量问题。面对新出现的人类和畜禽健康问题，例如禽流感和口蹄疫，需要在各国国内以及整个地区建立严格的跨国界监控，并需要建立生物保障及生物安全机制。但是在ESAP的许多国家，水和卫生依然是很大的问题，政府可能将饮用水作为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的基本手段。 2. 减少农村贫困，提高福利增产和提高生产率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实现增进人类福利这一目标的手段。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表明，要增强人类改善福利的能力，除了生产方面的努力，还要辅以其他措施（例如向穷人提供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以下概括介绍可在ESAP农村地区实现增进人类服务福利这一目标的配套政策及干预措施。 虽然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增加减少了饥饿，增强了人类健康和营养状况，但ESAP地区的一些部分仍然受到某些农业方式的不良影响，例如：使用受沾染的水源（例如重金属沾染）：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化学肥料和杀虫剂。虽然本土和传统知识在营养和人类健康方面有许多可借鉴之处，但要促进正规农业知识与科技方面的合作、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还必须采取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行动。[1] 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减少扭曲资源使用行为的个别补贴。在ESAP国家发展谷物生产方面，补贴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现在仍然存在各种压力，要求继续提供这种补贴，从而支持贫穷农民的生计，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谷物生产方面保持自给自足。随着贸易体制的开放和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形成了要求减少导致过度使用稀缺资源的补贴，增加对基础设施（灌溉和道路）、研究和知识等公共产品的投资的压力。 可以通过奖励措施鼓励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 就补贴本身的使用而言，与补贴支持没有竞争力的生计活动相比，补贴在实现希望发生的改变方面更为有效。许多国家倾向于采取以森林和草场为重点的保护型政策。亚洲通过向人工林业的转变来保护现有天然森林的做法为决策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政策上的转变，如果与制度支持相结合，可以提高造林的积极性，改善以林为生的生计选择。 [第3、5章] ESAP地区，出口目前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农业出口的比重很小，而且不断下降。但是，农业出口养活的主要是小型生产者，农业出口在不断增长，对这些小型生产者至关重要。除了传统农业初级商品（粮食、茶叶、咖啡）和新型农业初级产品（水果、蔬菜）的贸易，在社会、可持续及道德目标可能存在交叉点的有机农产品和公平贸易市场，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对许多农业出口产品，向经销商和金融机构转移部分风险的市场工具，对于解决价格波动和长期下降的问题可能会有作用。此外，还可以实现产出的多元化，通过加工活动提升在价值链的位置，以及在不影响粮食保障的前提下发展替代的作物用途。降低发达国家对加工产品关税的国际贸易谈判，以及降低千百万小型生产者合规成本的能力，也带动了国内市场的质量改进。[第3章] 为缺乏竞争力部门内的农村人口转向非农业生计创造条件生计变化的管理，是公共政策领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随着贸易体制开放性的增加，世界市场的差异导致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部门严重缺乏竞争力，而在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很高，导致许多农业部门无法生存。亚洲国家的政府已经将就业从小型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作为重点任务。但是，考虑到农村人口教育和培训程度低下，特别是妇女的教育程度低下，就业转移还不能满足大多数农业生产者的需求，无法为其提供体面的替代生计手段。 [第3章]] 信息和通讯技术降低了信息的获取成本，但是依然需要对一般技能的培养进行投资，以协助人们转向或适应不同的生计手段，特别是非农部门的生计手段。重要的是，必须制定优惠的公共政策，提供取得足够非农收入的机会，以及创造支持生计转移战略的舆论环境，使农业生产者及其子女能够珍惜新生计带来的机会，例如制造业或乡镇工业中的技术性工作。 [第3章]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型岛屿经济体的生产者往往，由于技术能力的限制，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也无法与在加工和营销方面可发挥规模效益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生产者竞争。此外，这些经济体的财政能力有限，无法提供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所允许的支持。除了取消发达国家的补贴，还需要为这些最不发到国家的生产者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以及区域和全球贸易领域的特别准入权利。对许多小型岛屿经济体，旅游等非农业生计和人口迁移是提高农村收入的少数可用选择。[第3章] ESAP缺粮国家目前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大米，显示出通过贸易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种机会的局限性。除了促进本地增产之外，ESAP国家还可考虑采用自己大量的外汇储备建立本地区管理的紧急粮食库存系统。这种地区管理的粮食库存可用于解决该地区常见的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紧急需求。 建立农村保障网和执行小型农业生产者保障措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增加，可能使生计变得脆弱，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网，则会迫使经济下滑的调整负担落在最贫穷人口身上，特别是妇女身上。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负担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人口回流农村，外出务工收入减少，已经使农村经济承受了大量的危机负担，政府的干预措施依然集中在城市地区。 目前有些国家由于减少进口关税，结果导致进口产品大幅度增加，而且导致获得大量补贴的进口产品大幅度增加，这种现象可能给小型农业生产者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可采取有效措施减缓对小型农业部门的影响。 面对高度波动性的国际市场，综合性的保障网措施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情况下，确保最弱势群体的福利。亚洲经济危机的经历、ESAP许多地区经常爆发的海啸、洪水、冰川湖水溢流、飓风和干旱以及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正常上涨，使决策者和普通公众认识到，高增长的部分收益应用于为穷人建立保障网 [第3章]。 确保性别平等和社会融合ESAP地区大多数地方出现农业女性化的趋势，意味着妇女在持续性贫困的农村人口中大多数。但是，尽管市场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机会，妇女得到的惠益取决于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够获得多少资产和资源。为了提高妇女的生产率和收入比例，需要提供具有性别差异性的技术、提供进入市场和获取资本的渠道，并提供财产权保证 [第5章]。另外，必须承认妇女在有偿和无偿劳动中发挥的作用，必须承认妇女作为传统技能和知识保存者的地位。 宗教性的少数人群、低种姓人权和土著或部落人群也遭受到各种形式的排斥。没有土地的贫穷劳工和其他贫穷劳工，无论是季节性的流动劳工，还是在农村及城市地区的长期性流动劳工，在公共服务的获取上都面对着歧视，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的歧视最为严重。即使已经认识到让所有群体公平分享公共服务可以提高农业经济的表现，市场也无法克服这些排斥现象 [第5章]。ESAP的许多国家（例如孟加拉国、印度）已经在教育、就业、信贷和土地获取等领域采取平权行动，以克服排斥现象。可以在本地区推广这些行动。 3. 解决环境可持续性问题的选择可持续生产和生态或多样性保护的需求不断变化，要满足需求，我们必须以新的制度安排为中心，培养出多元化的农业知识与科技能力。林地退化和丧失，对水土体系的竞争性需求和水土体系的退化，要克服由此带来的环境挑战，必须进行技术和制度上的变革。到目前为止，农业知识与科技都主要局限于发展增产技术，现在需要在通过技术提高生产率的同时，解决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遏止森林和草场的丧失中国、印度、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人工林业体系的实验，目的是减少天然林的开采量 [第4章]。为了扭转草场和森林覆盖率的下降，可选行动方案包括将产权优惠授予社区，农林业复合经营、私营林业和生态系统服务有偿使用制度。 土地退化和用地竞争本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与农业生产争夺土地资源。此外，还有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不断下降以及土壤毒性和盐碱度不断增加的问题。仅靠将退化土地还原为耕地的项目，只能对未来粮食增产发生很小的作用。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必要建立补偿、付费和其他有偿使用制度，在环境公共产品的供应与具体的土地使用形式之前建立更密切的关联。这些措施可与严格的环境监管相结合，确保有限的资源得到产出最好和最有效的使用 [第5章]。 水的过度开采水供应的持续下降和水的质量退化，对农业生产的约束作用会越来越大 [第2、4章]，对粮食生产有重大的影响。到2020年，人均水供应量预计要降低到1950年的15%至35%之间 [第4章]。通过基于社区的综合性流域管理及水分享安排，制定替代的灌溉和排涝体系，以及对农业种植用水建立适当的收费制度（可鼓励种植低耗水作物），可以有效克服这些挑战。 当务之急（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等水约束型经济体）是提高灌溉农业的水利用效率，培育和推广耐旱作物，以及投资进行可再生水资源（地下水）的回灌和可持续管理。在ESAP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有必要对多部门的水使用进行投资和规划，其中包括城市用水需求。 生态系统退化预测东亚国家粮食生产（使用化肥和家畜粪肥）和消费体系造成的氮污染到2020年将比2002年增加1.3-1.6倍。尽管已经有资源节约性的技术、做法和制度，但ESAP依在继续对导致自然资源退化的增产技术进行投资。此外，目前还没有提出相应的政策和计划或鼓励采用参与式制度安排，为新型的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的利用创造条件。 [第4章] 对于作物和畜禽的基因工程，一直是作为减少环境影响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推广（例如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污染、减少虫害对作物的损害以及进行药品的生物生产），但是在ESAP地区这些技术引发了对民主决策和公共选择的担忧，因为农业科学的决策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影响技术决策的生态、社会和道德准则。 [第4、5章] 在国家策略和区域合作的推动下，亚洲的环境技术业将快速增长。务必要让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建设农业和农村评估、开发、应用环境技术的能力。可能需要通过政府支持，为各种替代做法发展市场，例如“绿色化学”、生物动态耕作、综合虫害管理、有机农业和多元化的农业生态生产系统。 [第4、5章]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和多变性将对ESAP的农业生产构成威胁。就温室气体（GHG）排放而言，ESAP可分为两类国家：人均排放量高的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人均排放量低的发展中国家。就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单独考虑中国和印度的庞大经济规模，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仍然很低，但由于其人口和经济规模巨大，因此总排放量在当前全球排放中占据很大的比重。[2]ESAP地区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非常之大，来源有水稻种植、畜牧业和森林砍伐。 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通过农业知识和科技开发来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必须通过农业知识和科技开发来克服种植业面临的挑战，例如干旱、长期淹没、盐碱化和高温等因素。水供应存在非常大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性，因此也需要通过农业知识和科技开发来节约用水和提高灌溉效率。为了保护畜禽生产，需要对因气候变化而传播的病原体以及新出现的动物疾病采取处理措施。生物燃料的需求不断增长，将加剧对土地的争夺，导致天然森林被转化为人工种植园；但是随着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的发展，可以在保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前提下为目前的贫瘠和边际土地创造利用条件。 要通过发展农业知识和科技来减缓适应气候变化，就必须对研究机构进行大规模投资。要使农民采用这些技术，则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财务支持。可以向农民提供付款，使农民能够改用温室气体排放比较少的技术，或者向农民提供温室气体减排的货币补偿。通过这种方式，ESAP可以为全球碳市场的发展作出贡献。 此外，也需要通过碳市场来引导人们改变森林用途。目前的造林和再造林补偿机制可加以延伸，对2012年以后的“避免毁林”也给予补偿。不对森林进行采伐性利用，（依靠森林谋生的）一些世界最贫困人口会因此丧失生计来源，从这个角度而言，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如果建立国际补偿体系（通过市场或非市场方法），可以兼顾公平和减少全球碳排放。 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以及通过经济手段（付款或碳减排额度交易）鼓励农民采用减排温室气体的技术，就需要各种类型的经费来源。碳市场虽然可以提供部分经费，但是要推广减排技术，可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国际筹资。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里约原则，发达国家在减排技术推广经费的筹措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ESAP肯定会有大量“气候变化难民”，来自地势较低国家、小岛国家、海岸地区和缺雨地区。对于生计被气候变化所摧毁的人口，发达国家可能最有能力出资进行必要的生计重建活动 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了提高当地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政府、企业界和民间组织（CSO）可建立学习平台，主动吸收种子贮存、培育、保存领域的土著方法。对于私营部门，由于工业和制药应用领域的生物勘探和专利保护越来越重要，这也可能会促进对种子保存的投资。替代种植系统，例如以遗传资源财富为主题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可能也能提高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其他干预措施（例如在国家内部建立生物走廊）将有助于维持生物多样性。 制度和组织变革因为缺乏适当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许多资源节约型技术无法得到应用，因此农业知识与科技方面即使进一步关注自然资源管理技术，也难有用武之地 [第4章]。下面介绍的制度和组织变更都是为了执行有效的可选行动方案而必须进行的变更。 通过知识产权（IPR）制度既对发展知识的活动给予回报，同时又抑制知识的传播和利用，因此两者之间往往有此消彼长的问题。各国可考虑进行区域合作及双边合作，制定国家知识产权体系，以及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中提出调整知识产权的理由，从而满足小型农业生产者和发展的需要。 ESAP是“开源生物软件”[3]数据库的领袖，该计划提供了快速扩大的资源，以满足ESAP科学界和产业界的需求。尽管有能力分享或利用这一开源数据库的只有少数几个群体，而且往往局限于相互之间有密切关联的利益相关方，但是在环境技术和监督系统的推广方面，此类替代性制度选择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随着知识和信息分享准则的发展，可以提高此类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效能。政府将需要决定，在知识创造和利用上，知识产权、开源生物软件还是两者的灵活结合体，才是最有效的工具。[第4章] 当地和传统的知识系统在部分ESAP国家的部分地区将成为主流，但是在拥有许多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土著社区、山地社区、小岛社区的其他地区，却很可能走向式微，无论是成为主流还是走向式微，主要都是国内和国际市场作用的结果 [第4、5章]。让使这些社区实现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在ESAP的农业知识与科技发展模式上需要采取多功能模式。在非正规教育、传统医疗服务、有机农业和综合虫害管理（IMP）领域，对投资、新认证规则和准入机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通过这些选择，传统知识传承者/实践者可以得到承认、复兴和经济发展机会。 制度安排包括基于社区的使用者委员会，使用者委员会能够凭借可靠的使用权和管理权，满足改进自然资源管理的需求。此类举措的成败取决于公共及私人利益相关方（企业和家庭）。ESAP地区的环境监管制度也面临执行无力的问题，可能需要从制度上采取措施，确保对执行机制进行监督和评估。此外，在监督和评估系统方面，需要继续关注从制度上采取措施，取代扭曲贸易和损害环境的补贴。[第3、4、5章] 关键在于根据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作出生产决策的是农民和农户。为了实行资源（例如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改善环境的行为（例如改善水质）给予奖励，以及对恶化环境的行为（例如排放甲烷）给予惩罚，上面介绍的各种措施可将目前属于外部性的成本内部化。通过适当的奖惩，改变价格体系的激励机制，可帮助农民转向环境友好型技术。但是，要让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实施这些做法，需要进行国际谈判和达成协议。[第3、5章] ESAP为基于社区的土地管理和已退化土地及水体的复原提供了几个制度选择。相关范例表明，要公平地解决争夺用水权的问题，行政职能和政策需要保持连贯性，此外还需要有能够建立和加强跨部委协调、多利益相关方磋商/管理和多部门对话的解决机制。此外，不仅需要有效设计国家和区域的水政策，还需要适当的流域范围管理技术。[第4、5章] 争夺自然资源的冲突越来越多，环境也不安全，这在渔业捕捞权和水分享方面的争端中表现得很明显。为此，ESAP国家需要加强冲突解决制度和区域合作，例如从禽流感开始，以管理优先保护计划和监督虫害和疾病的发生情况，以及监督发展及执行机制。[第4、5章] 在亚洲，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正在日益参与政策制定领域的工作，以便确保绿色发展和确保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面对环境和经济压力的增加，边缘化人群和部落民的生存压力可能随之增加。在为这些人群争取粮食权和人权的活动中，民间组织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建立当地发展可持续农业及粮食系统的能力，从而养活亚洲的资源贫困型人口，这方面的投资需求也可能会增加。[第4、5章] 国家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的研究机构、教育、培训、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研发领域的组织如果单独行动，就无法应对环境可持续型农业的多功能性要求。因此，农业知识与科技组织需要提高农业社区的参与程度，强化研究机构与民间的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和社区资源以及扩大非研究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政策和研究工作的组织方面，对于目前井水不犯河水的实验室科学家、基于田野工作的推广人员和各级决策者，也需要加以整合。 总而言之，要应对ESAP地区目前和未来的挑战，必须认识到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多角色性。目前对农业知识与科技的关键要求是，在环境不退化和提高农业产量的前提下，节约资源。这包括开发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知识和科技。要实施能够转变农业知识与科技利用模式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性决策，归根结底要依靠无数男女农民和作为参与者和终端使用者的农业社区的努力。在发展环境可持续性生产的同时，提高生计和社区的可持续性。要利用农业知识与科技来应对这方面的挑战，农民和农业社区对自己所管理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掌握的知识，以及为农民和农业社区提供的改善农业和非农业生计的机会，是成败的关键因素。附录 对整个报告的保留意见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赞赏IAASTD行动和各报告，认为它们是及时而重要的、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学科人士参与的工作，目的在于评估和增强农业知识和科技在应对全球发展挑战方面的作用。但是，在这项行动和各报告中阐述的看法和观点非常多，澳大利亚无法完全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所有说法和方案。因此，澳大利亚认为报告是一个有益的工作，可用于审议未来的农业知识和科技重点事项和范围，用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减缓饥饿和贫困。 对个别段落的保留意见 1. 帕劳共和国指出：许多小岛国家的人类健康和营养状况均受到传统本地食品转向进口食品这种消费形态变化的不利影响。由于这些变化，造成了患肥胖症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并且导致各种与饮食有关的疾病，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目前的报告没有论述这个问题。 2. 印度政府不同意用“很大的”这个词来形容印度在全球排放量中所占的比重，因为印度所占的比重很小（不到4%）。印度建议采用下列说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经济规模庞大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排放量仍然很低，其排放量将有所增加，以便满足及社会和发展需要。” [1] 帕劳共和国。 [2] 印度。[3] 收有了一百多万件生命科学专利和相应的软件，资源对用户透明开放。

近来，东方学的名声很糟糕。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把它描述为西方产生的有关东方社会和文化的幻想和敌意的死气沉沉的混合体。他描述了英国和法国关于近东的作品，该地区经过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个世纪的争斗后落入现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手中，但远东一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太远不至于成为欧洲的军事或宗教威胁，远东引起的不是恐惧或者厌恶而是好奇和神秘感。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报道现在被认为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和俗套的传奇式形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哥伦布启航前往华夏寻宝的旅程之前。即使在17世纪18世纪得到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后，欧洲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依然保持着敬畏和羡慕而不是恐惧或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从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和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Quesnay）,哲学家们称赞中国是比欧洲更文明的帝国：不仅更加富足和繁荣而且更加宽容与平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没有实施迫害的牧师，政府官员不是根据出身而是靠德才兼备而挑选出来的。即使那些对中央王国的夸张赞美感到怀疑的人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财富和秩序感到困惑不解，印象深刻。态度的戏剧性变化出现在19世纪，当时西方掠夺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清帝国虚弱的军事实力和落后的经济现状。中国当然热闹和富足，但它原始、野蛮和迷信。原先的尊重被如今的蔑视所取代，同时还伴随着种族主义的警惕，中国狂热变成了中国恐惧症。到了20世纪初期，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去镇压义和团叛乱时，" 黄祸"论调在媒体和政客间广泛传播，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或者霍布森（J.H. Hobson）之类作家想象了有朝一日中国控制全世界的情景。仅仅几十年后，赛珍珠（Pearl Buck）和蒋夫人（宋美龄）的努力赢得西方民众对顽强抗击日本的中国的深刻同情，钟摆再次摆回来。然而1948年后，在又一次的迅速摆动中，红色中国成为西方更大恐惧和焦虑的焦点，成为比俄罗斯更邪恶的极权主义噩梦。如今，人民共和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再次扭转了西方人的态度，在经济和媒体等领域吸引更多人的兴奋和热情，诞生了新一拨时尚潮流和痴迷，让人不由得想起洛可可式的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恐惧症当然没有消失，但另一拨中国热正在形成中。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的标题就属于第一种吓唬文学的类型，但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在展示桌或者机场报摊吸引读者购买的商业宣传花招，该书本身是对第二种文学的重大贡献。该书的信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是现在非常著名的预测，按当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在15年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出口商，拥有最引人注目的股票市场收益和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正如雅克说的，中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将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世界历史可以简单地被划分为"中国前"（BC公元前）和"中国后"（AC公元后）。他论证的这个部分是直截了当的定量外推法。雅克不断强调未来数据以便让人明白，但并没有在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内容之外添加很多东西。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出现除了改变国际比赛成绩表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雅克信息的第二部分不是关于规模而是关于差别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更大更深刻的国家，是"文明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没有中断的历史的继承者。中国人的文化统一性和自信心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君主早在西方很久就创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官僚体系，其背后的哲学是既专制又民主的儒家世界观，更多通过道德教育而不是武力控制国内臣民，并把周边地区组织起来构成非强迫性的朝贡体系。通过吸收封建贵族进入不带个人感情的国家服务体系，他们把市场力量从习惯性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形成拥有难以匹敌的活力和复杂性的商业社会。仅仅因为碰巧本地有充足的煤矿资源和对海外资源进行的无情殖民掠夺，欧洲才得以在19世纪超越这个伟大的前现代经济体，它在社会方式上与西方工业化一样或者程度更高。但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将证明不过是短暂的插曲。今天的中国正再次返回到充当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这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让美国人感到痛苦的是，中国很快将取代它成为霸权，不仅在中国影响力辐射的传统区域如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跨越从前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国的软实力如高超的体育水平、武术功夫、昂贵的画家、多样的语言、古典医药等，更不要说令人赞叹的中国美食将向世界各地辐射中国影响力，正如当今美国的好莱坞、英语和麦当劳一样。首先，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不仅激发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纷纷仿效，还将重新组织整个国际体系的秩序，为世界提供一种并非西方骄傲地推动的"民族国家内的民主"而是"民族国家间的民主"的前景。因为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其中以冷战为标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全局性文化竞赛","另类现代性"最后将终结西方霸权。在这个解放中，扎根于献身家庭和尊重国家的儒家价值观的中国独特现代性将引领世界前进。应该如何判断这种趋势呢？热情决不是歧视的替代品，不管它多么好心。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及其以前，但这并不能让当今的人民共和国成为特殊的"文明国家"，就像法兰西文明（la civilisation fran?aise）成就第三或第四共和国的可比性说法。臭名昭著的是，"文明"讨论是为自我服务的，常随意性地划定文明的界限。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到来了，他非常绝望地发现，在包括非洲、拉美和东正教文明在内的八九个文明中，把这个装饰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什么也得不到。当代中国就像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法国，是在帝国模式下经过整合的民族国家，虽然可能历史更悠久，规模更大些。前现代中国的长期经济中心或者社会智慧等夸张的说法在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时也无法提供多大的帮助。直到宋朝以前，中国在技术和商业方面远远领先于欧洲，到了明朝末期中国的科学才落后了，但即使在18世纪清朝最繁荣的顶峰时，其农业生产力和平均工资水平也赶不上欧洲发展的前沿，更不要说更广泛意义上的思想进步了。圣贤先知田园诗般的形象与其说关心大众的福祉倒不如说更关心后来王朝统治下的现实。用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何炳棣的话说，"口头上的儒家和行动上的法家"---用道德话语包装起来的压迫。如果从学术标准的角度来评价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这一面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公平的。它们都不会对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产生多大影响，本书不过是初步的民间故事，让读者先适应一下未来中国霸权的可能性。中国可能正要主宰世界，但并不需要总是代表过去全面发展的顶峰。更严肃的问题是该书的核心信息并不连贯。《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一书的大部分是赤裸裸恭维的练习，称赞中国不仅是未来的霸主而且是解放性的打破僵局者，本书美国版的副标题是"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这种景象似乎成为最近英国的特殊性：雅克的版本可能不像他帮助成立的智库德莫斯（Demos）的预言家同行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为什么欧洲统治21世纪》（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此人的文章"中国新知识分子"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947 ---译注）那么荒谬，但《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还有和总体乐观的故事发生冲突的另一面。从国际上说，中国"拥抱多边主义"，用软实力吸引邻居和伙伴，推动"国家间的民主"，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人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人种"，他们继承了多多少少有点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央王国心态，这种朝贡体系的治国传统有助于国家稳定，但毕竟是建立在等级体系和不平等基础上的。这个遗产与民主的国际体系的美好前景吻合吗？不一定，因为虽然"西方世界终结了，至少下个世纪的新世界将不是像上世纪是西方世界那样的中国世界。"换句话说，该书颠覆了它自己的题目，纯粹是拼凑出来增加销量的把戏。中国不会统治世界，未来不过是" 我们进入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中国"越来越多地占上风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但独特的"中国现代性"赢得全球霸权竞争的观点并不比高速发展的中国推动"民族国家间的民主"更有说服力。该观点在书中的角色应该在考虑作者生平经历（cursus vitae）的背景下来理解。作为英国共产党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雅克在其政党和杂志1990年代初期放弃这个幽灵后进入主流新闻界，他摆脱了过去的语言，如果不是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思想的话。冷战结束、苏联崩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现在已经成为老古董。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政策---欢迎世界市场---应该与此有关系吗？这是《当中国统治世界》不屑于处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属于本书竭力避免遇到的词汇。在500多页的篇幅中，"资本主义"这个词几乎没有出现。但全球性竞争仍然存在，其中更多同情的一边可能会胜利。简单地说，现在的竞争不是在过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类别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众多差异的最新文化方式的另类"现代性"中的。这个词汇变化的功能不难看到，它提供的是左派巩固其成果的机会。资本主义或许已经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为什么还要再去谈论它呢？相反，为什么不朝前看，欢迎一种现在超越其他一切的共同命运的非西方版本的前景呢？中国的执政党至少仍然把自己描述为共产党。啊，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存在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他所看到的另类现代性是文化上的不是结构上的，差别体现在价值观上而不是社会体制上。典型的情况是道德和情感的独特结合构成某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恰恰因为这是对某个文化来说独特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最不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说它是无法普遍化的东西。最近的一些其他著作突出显示了后意识形态世界的文化差异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它们已抓住了这种不可通约性，指出任何复杂的文化都不能以实现模范经济秩序的方式凌驾于所有其他文化之上。而且，认为中国现代性最终具有霸权特征的预测不仅忘记了任何强大民族文化天生的自我限制性的本质，还忽略了中国对独特中华性的强烈坚持，这是任何到这个国家的人都非常熟悉的。除了日本外，很少当代文化有这么清醒的国际对比观，这么强烈地相信自身传统和文明的不可模仿性。雅克用他自己的方式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候甚至把它夸大为接近种族主义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当然这是他的假设，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但是他没有看到崇拜中华性多么彻底地毁掉了他的想象，即未来的汉族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传播。中国崛起成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但它没有从无聊的现代性观念中得到任何说明，读者会发现《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末尾仍然是像开头一样模糊不清。如果有人说这本书不过是昨天的亚洲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迟到结合而已，这并非不公平的指责。本书除了笼统地坚持儒家学说的民族持续性外（中国共产党被看作它的直接继承人），对当代中国社会本身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粗略几句话提到了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但政府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对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说得更多些，关于党的段落模糊不清，对边疆地区的麻烦的思考非常谨慎，总之坚定地认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中共若能不受干扰地再统治中国30年就谢天谢地了。中国从那以后的实际社会风景会如何恐怕是读者最想了解的东西。当然，北京当局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人们仍然拥护它。在 1935年，韦伯夫妇给他们有关苏联的书起名为《苏联共产主义：新文明？》，但在后来的修订版中把问号去掉了。今天的"文明国家"或许是用同样的精神来讨论的吧。对当代中国的严肃理解在其他地方。位于政治和思想光谱对立面的杰出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被当作现在的基点。从自由主义右派看，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一本难得的杰作（tour de force），实证调查、概念清晰、思想独立。任何一个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增长方式的人都应该从阅读本书开始。黄的立场是典型的严格的新古典主义：只有通过私有化、确立财产权、解放金融、拆除对经济交易的系统性管理规定才能实现可靠的发展。就靠这些。但本书的结论再次清晰地印证了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观察，即被引入歧途的意识形态可能成为创造性研究的前提，同时更多情况下可能是研究的障碍。通过对第一手证据的严格审查，首先是追踪银行的大量贷款及其接受者的文件而不是简单依赖汇总起来的第二手统计数据，黄冲破了环绕在毛去世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周围引起遮蔽和混淆的层层迷雾。他最重要发现是显然没有遭到破坏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上的。在1980年代，笼统放开的金融政策使得私有经济在农村繁荣起来，大量贷款流向农民创办的企业，它们许多带有让人产生误导的绰号"乡镇企业"。农村贫困程度因而大幅度下降。接着出现了1989年令人震惊的事件。从那以后，国家迅速改变路线，阻止信贷流向农村企业家，贷款资金转向庞大的重建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给予大城市吸引外资的众多优惠措施。黄认为这个变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不仅是城乡不平等而且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也急剧扩大，因为劳动力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农民失去土地，农村合作医疗和教育崩溃，农村文盲率实际上在增加。在猛烈攻击作为中国"超级现代性"橱窗的上海的一章中，黄展示了该市普通市民家庭从炫目闪烁的高塔和一体化基础设施中得到的好处是多么少。在世界最成功的波将金大都市（Potemkin metropolis形象工程，该词来自18世纪俄罗斯元帅，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译注），官员、开发商、外商在"大盗盛行的丛林"中大发横财，私有企业遭遇重重阻碍，普通家庭艰难度日。从全国范围看，在过去20年中，官僚群体在规模上翻了一番，他们的工资在1998年和2001年间连续四次十位数的增长。黄谨慎地表达了对当今胡温政府施政方向的一些乐观看法，认为这些是对1990年代江朱体制中最糟糕措施的纠正，虽然评论说这些改革或许已经太迟了，农民的企业已经成为废墟，当今农村也因为人们外出打工已经空荡荡了。不过，他最终对比了当今中国高耸入云的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和东亚其他地方如日本、韩国、台湾经济高速增长但相对平等的情况，以及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外企和国企发挥的更大作用，国内私有企业占的比重很轻的情况。他认为其中一个后果是自 19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持续下降。在黄看来，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效率和平等总是依靠自由市场，而在中国它几乎被掐死了。那里当然是资本主义，但它因为腐败和自我扩权的政府而扭曲变形，政府拒绝给予自己的国民管理经济事务的自由，因而无法创造出实现公平和福利的必要条件。但这个解决办法过于简单化了，只需看一眼美国就能告诉像黄一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问题在哪里。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多少社会平等。但作者用极端认真和流畅的方式提出的指控确实无可辩驳，文字背后隐藏的作者对冷漠麻木和不公不义的愤怒也显而易见。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考虑把自己的著作像《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样献给几个被关在监狱中的村民和被处决的家庭妇女的。黄主要关心的是中国农村的命运，正如他正确坚持的，农村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和死亡的地方。都市劳工的命运是李静君《对抗法律》的主题。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研究都曾经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最主要内容，如今随着劳工运动作为政治力量的衰落而陷入衰落。在最近一些年，或许只有在法国才有真正突出的著作出现。李从激进左派的立场写的这本书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在模式和规模上与其他著作不同，但本书的力量是自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以来的著作都无法匹敌的。事实上，它或许可以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取消和再生》。本书是作者七年实地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是人种学和严谨分析的杰作。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用来分析中国东北地区的锈带，另一部分用来分析广东的阳光带。前一半研究的是对解放后建设中国主要工业基地的无产阶级的破坏，因为东北大型国有企业被抛弃或出售使得工人下岗，常常沦落到几乎一贫如洗的地步，而官员和获利者在改制过程中把大量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碰巧的是，有一部难以忘怀的掠夺老工人阶级及其世界的作品可以作为《对抗法律》非常合适的补充。王兵九个小时的记录片《铁西区》（West of the Tracks）(2003)是本世纪世界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该片是在沈阳拍摄的，而李也在同一个城市进行的研究。李静君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索了来自农村的年轻打工者的新工人阶级的出现。其中一半是妇女，他们没有集体身份或者政治记忆。他们在东南沿海出口加工区打工，工资很低，没有安全感，常常在恶劣工作条件下每周工作70或80小时，普遍遭受虐待和伤害。工人在锈带遭遇抛弃，在阳光带遭遇超级剥削，中国劳工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待遇都极其悲惨。工人们的反应如何呢？在没有行业和政治组织的自由的体制下，他们曾经通过屈服换来微薄的安全感和尊严的社会协议已经遭到抛弃，法律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求助的资源，不管它是多么专制。工人的任何直接行动都面临遭遇警察镇压的风险，抗议活动只能进入法院，希望雇主和当地官员公然违反法律的行径能得到一些纠正，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如果知道法律遭到破坏的话，会采取措施保证法律得到实施。民众相信党的领袖英明的观念或许可以看作传统俄国人信仰沙皇是没有意识到官员和地主胡作非为的"小父亲"的观念的中国版本。中央政府自然塑造了这样一种幻觉，他们不该为下面的非法行径负责。这给予中央政府在看到抗议即将失去控制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介入的空间。实际上，正如李静君清楚说明的，法律只有在法院不千篇一律地地扮演犯罪和压迫的橡皮图章情况下才能作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神秘化体系发挥作用。遗憾的是，法院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橡皮图章。但在少数案例中，劳工纠纷常常是在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利于工人的情况下得到裁决，这仍然让人有一丝希望，期待法律还能提供一些保护，即使它遭到背后有国家力量支持的人的公然嘲弄。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汤普森在《辉格党人与猎人》中描述的18世纪英国，即法治的概念成为战场，下层民众对判决的愤怒企图与上层人士对判决的玩世不恭对决，这是弱者手中唯一的潜在武器。李显示，在不平等的竞争中常常失败却没有爆发更加激烈抗争形式的理由是物质利益因素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因。在锈带，工人失去了几乎一切，但自己的住房多数以非常低的价格买下来了作为安全网。在阳光带，打工者作为退路还有权返回家乡种地，老家村子的土地还没有被私有化。尽管各自的命运都很悲惨，但任何一种工人都不是赤贫者：都还有些东西。这些冷静和现实主义的结论并没有减少《对抗法律》中描述的人们希望被出卖、生活遭到毁坏的悲剧。李抓住了改革时代遭遇无情工业体系的劳工的声音，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的采访是本书最大的成就。这些故事往往令人心碎，工人们在讲述故事时有痛苦、无奈和绝望，但口吻中也显示了勇气、愤怒、坚韧甚至幽默。很少有社会学著作像本书一样结合了结构真理和存在真理，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这么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任何对当代中国的认识都是不清楚的。在19世纪，欧洲把美国当作未来，虽然可能还有点遥远。在21世纪，西方以一种类似的眼光看待中国。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东方的托克维尔。人们能够复制他曾经取得的成就吗？现在有很多时间，但人们在任何一本《中国的现代性》中找到《论美国的民主》后继者的可能性都不大，虽然在其他地方也许可以找到

何承天（公元370～447）是南朝时期的天文历算学家，同时以反佛著称。佛教典籍多次记载了他与僧人讨论天竺历术，并折服于“天竺夏至无影为天地之中”的故事。通过考察不同的故事版本，有理由相信《高僧传》记载有误，故事中僧人的原型并非慧严而是智严，后者曾赴罽宾求法。另一方面，佛国历术故事的出现、流行、隐没及其宣扬的“天竺中心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六朝唐宋佛教中土化过程中的冲突与融合。而唐代开元年间建造的“周公测景台”（俗称“没影台”）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这则中土佛教故事的影响。

在当代（其起始时间从一个层面来说，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转变算起，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则始于十年之后的苏联集团的解体），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仍在继续。只不过这些变化是什么、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在争议之中。试图透过当前事件的棱镜去解读这些变化本身就难免犯错。一个更综合性的思路是将自身限定于2000年以来的政治图景中，这样危险会小一些。即便如此，简化和走捷径也很难避免。下面的记述当然也无法避免这些缺点，它们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一些简短的札记，很可能要被修改或删掉。一、和睦之家自2001年的恐怖事件以来，中东便占据了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沿：空袭阿富汗——搜索约旦河西岸——侵占伊拉克——封锁伊朗——重侵黎巴嫩——干涉索马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攻势都主宰了报纸的头条新闻并引起了观点的两极分化。围绕着美国攻势对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权力的“航线”和世界历史方向的影响，大量的文献迅速涌现出来。在美国当权者自身，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溃败要更甚于在越南的担忧并不罕见。不管怎样，这种类比都应该是一个警告。美国在印度支那耻辱性的军事失利并未从政治上削弱其在全球的地位。相反，对美国有利的结构性转变却伴随着出现了，因为中国变成了事实上的盟国，而苏联却陷入了一蹶不振。在美国大使从西贡逃走十多年后，美国总统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在今天的越南，美国公司和五角大楼的军事行动一样受人欢迎。历史的类比至多只会让人产生联想，并且常常是误导性的。但是这些逆转的情形提醒我们，在事件海洋的深层和表面之间存在着反差。1 七、八年的时间只是测量事实深度的一个短暂时期。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一下，看上去什么是主要的进展呢？无论怎么衡量，最大的进展都一定是中国作为新的世界工场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国民经济的迅速扩张，而且还带来了世界市场的结构变化，中国的这种全球性影响相比之下更接近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而非镀金时代或许乃至战后地区性局势中的美国。中国的高速发展随之而来产生了三个结果。从中国国内来看,在急剧增长的不平等之中，它创造了一个坚实的、想要维持现状的中产阶级，以及一种传播得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信念——私营有益无害,这种信念扩展的范围远比中产阶级要广。从国际上来看，它使得中国和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同中国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它与日本。从全球来看，在过去的四年间，它帮助维持或引发了自六十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世界增长速度。2 那么日本这个仍旧是世界第二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情况如何呢？经过十年的通货紧缩和停滞之后，它的势头终于有所恢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需求，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公布的增长速度大多数时候都远高于欧洲。在政治上，日本的执政党设法将自身重塑为一支更为一贯的新保守主义力量。它在国内迈向更为公开的右翼进程，与此相一致，对外它也与华盛顿的步调一致，转向更有侵略性、更强硬的外交政策：海外派兵伊拉克，向朝鲜施压，并准备抛弃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目前由于失去了选民的支持，在反对声之中（其中大部分来自于自身阵营），这一路线遭遇了没有持续的替代性方案的困境。3 欧洲的主要进展在于欧盟向东部的扩张，与此相比其他进展都黯然失色。华沙条约地区成功地融入欧盟的过程现在几乎已经完成，这是欧洲资本一个令人赞叹的成就。布鲁塞尔推动了前共产主义经济体的私有化，并密切监视着当地政府，以确保它们与西欧标准相一致。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看，迄今为止欧盟的扩张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这一点从美国动员欧盟新、老成员国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能力上，从欧盟成员国随后在伊战问题上的分歧中便显现出来了。欧盟现在是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在其间各成员国政府星棋罗布，与美国或日本相比，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相当分散，没有多少对外的共同意愿或内部的一致方向。欧盟的三个处于领导地位的陆地国已经在向更为新自由主义的方向缓慢移动——德国施罗德的2010年议程，法国拉法兰的改革和萨科齐的后续改革，意大利普罗迪的一套措施，不过这些仍比不上英国新工党的政策。4 靠世界商品繁荣带来的资金，俄罗斯在新独裁政权的统治下已趋于稳定。相比于叶利钦政府，普京政府较少依赖西方，具有更大的外交回旋余地，而且也不那么需要去模仿民主的一些细节。俄罗斯喜欢西方减小对它的压力，对美国和欧盟来说，它是一个十分生硬的伙伴。但是为了寻求恢复俄罗斯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新政权在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至今都小心翼翼地不去与美国作对，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比叶利钦时期好得多的基础，因为它不仅扫除了任何严重的政治异议，而且在经济复苏的保障下，获得了非常高的社会支持。在国内，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普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大国元首。考虑到俄罗斯人口结构的崩溃和大部分人口持续的悲惨境遇，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成就。5 印度经济一直在稳定增长，即使其增长速度完全不像中国那样。广大未改变贫困状况的阶层和大众在选举上的选择权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阻延了任何莽撞的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但是印度现在仍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比起他们的中国同类来，他们甚至更热衷于吸收西方的消费文化和名人文化，并决定了印度人民党的基本方向，同样也决定了国会政策的基本方向。中产阶级的抱负在国内仍然受到下层阶级选举集团力量的牵制，只是表现在摈弃印度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恢复意识形态、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亲睦关系这一急剧增长的要求上。国会对这一动向的阻抗只能减缓其节奏，但决不可能使其偏转方向。6 在巴西，这个国家历史上由劳工党执政的首个总统任期，也像俄罗斯政权一样是在世界商品繁荣的带动下浮出水面的，它通过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补贴措施巩固了其民众基础，除此以外，它几乎原封不动地追随前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贪污腐败仍维持在固有的水平，并未影响到选民的投票率。在国际上，这个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外交政策上的积极举措是接替法—美对海地的干涉，以希望和日本、德国、印度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赢得一个永久席位，结果被拒绝。在地区方面，相比于修改世贸组织的规则以有利于自身的努力来说，巴西在深化拉丁美洲的贸易融合方面着力甚少。7 美国自己的情况如何呢？2000年当选的共和党政府推动了连续的削减税收政策，进一步加强了自里根政府以来即已开始的财富和收入方面递减的再分配。破产法被朝着有利于债权人的方向修改，调控体系职能下降。最高法院已变成一个十分保守的表决机构。此外，尽管政治说辞完全正确，但是在社会安全、健康、教育、银行业和环境等方面国内的情况都乏善可陈。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一如从前。没有堪比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的废除、克林顿的传统福利管理政策的结构性的变化得到实现，或者可望实现。如果说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联邦医疗保险制度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应归入收支总帐中的另一类。以加强两党基础和相比于威尔逊时代程度小得多的制度制衡为借口，公民自由受到了侵蚀，选举实用主义限制了白宫在国内的作为，在这个舞台上由“价值”议程所限定的投票阵营仍然势均力敌地分立着。自2006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以来，布什政府严重受挫，在其领导下没有出现任何深入触及美国政治核心的持久性转变。在自1945年形成的美国总统任期的标准模式下，作为补偿政府部门的激进行动往往集中于海外，它在中东的表现已经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并在其竞争对手那里引起了一些现在已为人熟知的描述：一个美国帝国公然出现或急剧衰落。8 中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和美国加起来总共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全球80%的GDP。如果说自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双重目标是将资本主义扩展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并在全球国家体系之中维持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个目标被视为实现第一个目标的条件，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结果怎样呢？就扩展和深化资本的控制而言，它获得了压倒性的成功。金融市场获得了发展，代价是旧的社会或经济形式的全面破坏。不管哪个党派执政——共产党、自由民主党、戴高乐党、新工党、统一俄罗斯党、国会党、工人党或共和党，同样的财产权及政策的雪球都在向前滚动，尽管速度、所处阶段各不相同，但不会有显著的逆向运行。更准确地说，随着世界贸易仍然领先于世界增长，相互依存的所有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一直在稳步加强。9 政治上的资产平衡表是什么呢？本质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出现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现代等价物，它刚刚浮现出来，尚处于早期阶段。也就是说：为了维持已建立的秩序的稳定，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调在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传统的谋取利益的手段仍在自身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没有引起极端的纷争。安理会的决议是这一进程的主要舞台，当前正在上演的是关于伊朗问题的集体决议。然而，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大国协调与尼克松访华、巴黎会议以来的大国协调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一次是一个单一的超级强国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并将这个体系凝聚起来。在梅特涅（Metternich）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时代，世界上没有堪比美国的霸权。依靠至今仍然称霸世界的经济实体、金融市场、储备货币、军事力量、全球基地、文化工业和国际语言，美国融合了其他国家难以抗衡的资产。其他国家则接受美国与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均衡的地位，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阻挠美国在任何战略重要性问题上的做法。通常，冲突被限制在低级别的商业问题如空客、多哈和类似的事件上，在这些问题上僵持局面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它们很少有风险；或者冲突被限制在一些中间区域内，像高加索、波罗的海、土耳其斯坦等地区，在这些地方它们的地缘政治目标是重叠的。其他大国很少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去与美国抗衡，原因既在于它们的利益与美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这在十九世纪早期是无法想像的，还在于美国在世界上不太稳定的地区充当警察角色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通常乐于为美国承担高代价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任务。因此，尽管随着替代性的资本主义力量中心的快速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的相对实力明显下降，但是在如今这个利益和特权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中，所有的精英国家均将自己视为“国际社会”的成员，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仍然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10 这种世界格局体系中并非没有摩擦或损耗。俄罗斯和中国不想让美国过多地染指中亚，或者过于侵略性地胁迫伊朗。印度仍然防范着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庇护。欧盟则操弄着一支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美国把一系列不可能减少的意外开支强加到它的伙伴头上。正因为美国的特殊利益和体系的普遍利益之间不会自动地一致，所以为了协调它们之间的紧张，就需要一个被有意识地操纵的大国协调。这种协调将永远达不到完美的程度，并且实现这种协调的机制也尚未完全成形：施加压力和反抗压力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相互纠缠，这一过程是不平等的，但也不是脆弱的。然而迄今为止，体系中的缝隙与毛边并没有严重威胁到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交响乐的“国际社会”出现的合法性，即使这一交响乐的指挥有点古怪。在这样一个大国协调中，正如传统的冲突理论所阐述的那样，国家间的关系有望被保持在对抗的门槛之下，因为在一个核后时代金融和商品市场是如此普遍地关联着。这并不意味着体系中主要的力量全是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俄罗斯与西方标准的差距（政治的和经济的）构成了这一顺利运行的体系中的残留的沙砾。西方的赌注是，等它们再次完全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它们将会逐步演变为与西方相同的形式。那时候即使是具有优势的强国——对中国而言这一点将来完全可以预料，只要其存在的形式与西方相似，也能被大度地认可。美帝国主义的最清醒的理论家完全意识到了如下的事实：美国老大的地位和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文化在逻辑上并非是互相依存的。他们冷静并清晰地思考着：一旦美国完成了其保护自由主义文化的使命，它的老大地位即会失去。根据他们中最残酷的估计，这种情形或许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内便会出现。11 在这种形势下，共和党政府的全部努力都充分延续了其前任的做法。最重要的举措是向冷战时期它的两个重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推行它的政策。中国和俄罗斯都已顺利进入大国权力圈，两国在发展基于市场的经济中曾受到指导和援助（常常是通过美国训练出的官员），在最尖锐的地方敏感问题上（台湾、车臣）受到尊重，并且融入到全球注目的庆典中（圣彼得堡峰会、北京奥运会等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存在，如美国部署的导弹距离莫斯科太近、在人民币问题上对北京进行的威逼等等，但目前已经被控制住了。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美国和印度也缔结了新的联盟，和巴西之间也很少有摩擦，除了在贸易上有些小的争执之外，但是这对重大政治性议题影响甚微。在欧洲，公众舆论更易受到行为方式而非行为实质的摇摆，它已经被布什拒绝京都或国际刑事法庭（ICC）的直率态度所激怒，相比之下，克林顿的行为方式则谨慎得多。但在实质问题上，共和党政府已经获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不仅通过扩张北约推动了欧盟的延伸，还促使布鲁塞尔把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当作未来的头等目标。同在日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一样，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在欧洲已经在结构上而非修辞上得以延续。二、战争之家与上述背景不相协调的是中东的军事局势。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里，共和党政府看来是打破了冷战结束以来（如果不是二战结束以来的话）美国全球实践的传统，并且激怒了对它而言极为关键的欧洲同盟者，不只是在行为方式上，同时也在严峻的行为实质上。在欧洲，对伊战争普遍被认为不仅是无谓的，而且对西方也是极其危险的，其后果是欧洲人要为此承担与美国人一样甚至更大的风险。实际上欧洲的所有评论，更不用说美国本身的了，现在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完全非理性的异常行为，要么是出于一己私欲（石油公司或所有的企业），要么是源于华盛顿精神错乱的意识形态狂热者（新保守主义集团）。但是如果共和党政府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或多或少理性地考虑了行为方式与结果的话，那么按此逻辑解释，不计手段、后果的一定是中东而非美国。需要追问的本质问题是：是什么特别的特性使这一区域招致了异常的策略？1 坦白地说，这个地区巨大的石油储量使它成为美国很长时间以来战略关注的主要区域。但是当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它并未遭受任何石油供应方面的紧迫威胁，它也从未因石油供应问题入侵过伊拉克。美国的附庸国控制着整个富含石油的阿拉伯半岛，即使直接获取伊拉克地区的石油——这当然是入侵考虑的一部分，也至多只能使美国的能源地位得到适度的增加。到2002年，就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角色而言，复兴党（the Ba’ath）政权已不再是华盛顿的一颗眼中钉了，事实上与伊朗、委内瑞拉相比，它的威胁要小得多。然而，伊拉克早先试图攻占科威特已引起了真正的恐慌，因为它然后有可能会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更大的石油生产国和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从克林顿时代起，在欧洲的支持下，美国的政策一直是要通过封锁、轰炸、发动政变或暗杀等方式摧毁萨达姆政权。这种种努力的受挫必然意味着要考虑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这是入侵伊拉克的另一个背景因素。美国全体当权派的共识是，伊拉克的事情尚未了结，伊拉克政权的冒犯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击垮它。2 因此，对伊拉克的地面攻击来得并不突然。它是自1991年以来对伊拉克或多或少未间断的战争渐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地面攻击并非“突变”，像历史学家对这个词的通常理解那样，而是从国际法标准角度来看持续了十多年的对抗的一种“升级”。在老布什—克林顿时代，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伊拉克及其人民的暴力程度，突然背离先前规范的行动才能得到支持。入侵以来的伤亡人数已经高于2003年以前的数字，但情形却是相同的：数十万的人死亡。第一阶段——按照经典的军事术语来说相当于“消耗战”（Ermattungsstrategie）阶段，幸免于难的是从这一地区撤离的苏联的所有制衡力量。第二阶段——调整至“歼灭战”（Niederwerfungsstrategie）阶段，据信可以依赖于‘军事革命’或新出现的电子战和精确定位技术免杀无辜。克林顿对南斯拉夫毫不费力的闪电战以及拉姆斯菲尔德对阿富汗未花代价的攻击，鼓励了一种信念即军事革命无所不能。这种看法在共和党的鹰派中最受宣扬，但却非他们所特有：奥尔布赖特就曾问道，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却又置之不用有何意义。3 然而，这些考虑仅仅是表明了为什么伊拉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华盛顿的心头之患，以及对伊拉克的攻击如何能够被认为是个不带有很大冒险的计划。它们没有解释（即使是错误的估计也没有）为何布什政府要发动一场为两个处于领导地位的欧洲同盟国和一小部分重要的美国精英所反对的战争，从而表现得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根本的一贯姿态大相径庭。这个问题只有从心理角度考虑了911后才能被理解。对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帮美国的中东攻势完成了全民动员，并迅速转化为对阿富汗的闪电式征服，转化为几乎一致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欢呼。然而，一旦喀布尔陷落——共同的看法也就分崩离析了，鉴于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复兴党之间缺乏任何联系，进军巴格达也就没有合理的原因了。所以不得不捏造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为一项非理性的事业寻求合法性。4 然而，从历史上看，一个与特定环境有关的非理性行为——典型的是一些无正当理由但却致命的决定，像希特勒1941年的对美宣战，往往是一些更大的结构上的非理性的产物。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也是如此。简单而言，事实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这样。中东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上，美国目前制定的政治体系不会根据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法来行动，因为它被另外的意外发生的利益所占据。为了美国在阿拉伯、大而言之就是穆斯林世界的整体地位，世界就要对它大规模地、招摇地支援以色列作出妥协。以色列在这一地区被普遍认为是掠夺国，没有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和金钱，以及美国在联合国对它的无条件保护，它不可能40年中不受惩罚，由于迫害巴勒斯坦人民、侵占他们的财产，以色列已成为公众仇恨的对象。从逻辑上引申来看，美国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而招人憎恨。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偷袭正植根于这样的语境中。从美国当权者的立场来说，如果理性地考虑的话，巴勒斯坦比班图斯坦还要安全，不会带来任何的威胁，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随时都可以被创建出来的，只要阻止美元、枪支和否决权流向或偏向以色列就够了。这一情形未能出现的原因是相当清楚的，在于以色列人的游说能力，他们从美国政治和传媒系统中强大的犹太人团体那里获得了力量。不仅仅是这种游说从各个层面歪曲了和中东相关的“正常的”决策程序。直至最近，在讨论的主流领域甚至才注意到如下的事实（即使在此时也仅仅是初始阶段）：一种禁忌，与所有诸如此类的压抑一样，把更多的非理性注入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的形成之中。5 对伊拉克的猛攻必须被放置到这个多变的语境中去看。共和党的领导力量自90年代晚期以来就一直在施压，希图对伊拉克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是新当选的布什政府也批评克林顿海外干涉政策的不审慎，它对人权学说表现出的兴趣不大，在其执政的前几个月中几乎很少或没有在国外采取过重要的主动。促使布什政府突然转变为一个高度激进的政权的是911袭击。是911袭击使得它可以将发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这项本来需要说服美国选民的困难事业，转变为几乎意见一致的国会的支持。但是911也不是来得很突然，随后发生的入侵伊拉克同样如此。准确地说，911事件是美国在中东角色的结构性非理性的自食恶果。美国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支持在总体上从来不符合美国资本的任何逻辑利益，在华盛顿的区域政策中，它只是与以色列游说的关键力量相一致，后来又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所填充。从历史上来看，美国自身从来不需要为其以色列保护者的身份付出国内的代价。但是在911事件中，美国最终付出了国内的代价，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不仅是作为基地组织发动袭击的唯一动机，也是作为袭击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它很难想像事件的发生：本•拉登在七年前第一次对公众讲话时最关心的问题便是巴勒斯坦的命运，包括美国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军队。撞击事件一发生，美国就爆发出普遍的报复的愿望，这只会加剧其原有的非理性，随着在阿富汗取得了显著胜利，民众的热情很容易地就被政府引向了反对伊拉克。6 以色列的当权派以及它在美国的分部，自然极力主张入侵伊拉克，它们长期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仇敌，在海湾战争期间就曾试图轰炸它。然而，这本身并不大可能成为围攻巴格达的促成因素（虽然说如果以色列反对的话，很可能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并不需要诸如此类的直接因果关系。更关键的是，在中东手段和结果之间的每一个正常的衡量标准都已经被美国外交政策中表面的和实际的决定之间的差异大大地破坏了，以致于一些武断的冒险总有可能发生。只要华盛顿还和特拉维夫粘附在一起，就确实没办法找到理性运用美国权力的一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复兴党政权的存在——原因与以色列无关——对整个美国当权派而言就是永久的冒犯，而近在咫尺的高科技武器可以使其消失。于是，这一行动的基本思想便是：为什么不呢？在911之后的氛围中，攻击伊拉克变成了两党共同的事务，提前获得了国会的通过，不像海湾战争，那时支持和反对的人势均力敌。7 以色列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的一个更远的后果是，它在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和这一地区的人民之间树立了障碍，使得阿拉伯大众被挡在美国文化权力的正常规划的范畴之外。这个地区的国家都不是自由民主政体，自由民主政体是最容易被渗透的政治体系类型，通常也是最有可能支持华盛顿的。然而，很少有哪个政权比这个地区的混杂的部族君主政体或埃及的独裁政权更坚定地服从美国了。但是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使它们对美国的忠诚与以色列的暴行相一致，后者是由美国提供经费、军备和保护的。通常，它们许可国家控制的媒体猛烈抨击美国，从而创造出一种气氛——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部门很难自由地运转，或者说美国的情报很难精确地感知它们国家社会表面的背后所发生的一切，试图以此保护自身免受大众的愤怒。因此，令华盛顿感到震惊的是，911的袭击者大多是沙特阿拉伯人。由于在这个地区缺乏正常剂量的“软”权力，对美国来说，当它遭遇反抗，如它在巴格达所遇到的情形那样，诱惑便是盲目或冲动地诉诸于“硬”权力，希望藉此打开这些社会的大门，迄今为止它们是把西方能提供的东西拒之门外的。这是导致入侵伊拉克的诸多野心之一。8 当然，最后不仅是石油和以色列，宗教也使得中东及其周边地区不同于美国支配的其他稳定的基督教合一的地区。并不是说伊斯兰教，即使是最严格形式的伊斯兰教，证明了这一地区在政权层面不会完全服从美国，正如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历史所表明的。但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仍然存在着阻止美国道路的意识形态胜利的最牢固的障碍。此外，作为一种信仰伊斯兰教保留了明确的政治责任，所以考虑到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社会（“乌玛”，the Umma）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比它们宣称友善共存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些冲突的重要印记，在现代又被英法殖民统治的经验大大地强化，如果它们不在大众的记忆中留存，那才是令人惊讶的。自70年代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再次激活了这些经验，将反帝国主义的感情替换为更强烈的宗教狂热，把目标同样地对准了“十字军和犹太人”——美国人和以色列人。考虑到在为原始经文辩解方面，穆斯林世界迄今只发展出了一个非常薄弱的传统——诸如被曲解、隐喻性的表达、有意要更新等等，而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长时间以来已经习惯了对于自己的宗教经典所作的类似辩解了，相比于《圣经》或《摩西五经》，照字面理解《可兰经》含有大得多的道德力量。由于穆罕默德清楚地嘱咐过要在圣地对异端发起圣战，尽管西方的或支持西方的评论者努力于委婉地解释先知的话，近代的“萨拉菲主义”（Salafism）却对经文言听计从，这无疑令大多数温和的穆斯林感到为难。结果是一批现成的（尽管不是无穷无尽的）年轻人补充到反对“全球无信仰”的狂热好战者的行列，他们造成了中东文明冲突这一现实，实际上他们所想像的世界和西方入侵者所想像的世界之间没有重合点。9 入侵伊拉克就这样被扩大到一些未明区域，超出了美国计划者计算的正常范围，不可避免地带有滑脱的危险。但是它并不是来自于华盛顿的突然的心血来潮。它是中东长期存在的、扭曲的帝国力场的产物，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来说，这一力场的非理性在911中终于害人反害己，使得非理性的螺旋愈加扭曲，因为911事件发生的原因在美国的政治系统中不能被公开谈论，还很少被根究。结果，五角大楼相信只须付出最小的人员伤亡，几天就能攻陷巴格达、推倒其政权，这是没错的。但是五角大楼没有预料到后来一支有战斗力的游击队涌现的规模和速度，在这方面许多战争评论家（包括我在内）同样都错了，他们低估了复兴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巴格达陷落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里，一支由复兴党官方军中生还者领导的民族主义的游击队，联合了宗教狂热分子，并从“萨拉菲主义”那里获得了灵感，组织成了反抗入侵者的力量，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它严重挫伤了占领军及其合作者的士气。现在伊拉克是世界的中心舞台，美国权力在那里正在经受有武器可用，但却耗尽了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支持的困境。10 但是如果说华盛顿现在陷于伊拉克的困境中，它的许多当权派也相信这一点，那么美国在中东地位灾难性的衰落看上去还是不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较之以前极大地分裂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团体，使得这次外国入侵更可能以一场内战而非爱国者的胜利而结束，因此抵消了驱除入侵者力量的扩展。此外，不管伊拉克的反抗有多激烈，这些起义并没有为整个世界现在所运行的轨迹提供替代性的社会或政治道路。美国势力在这一地区其他地方的堡垒依然未受抗争的影响。美国所有的附庸政权都一如既往地忠诚：这些国家的广阔势力一方面从摩洛哥一路延伸到埃及，另一方面则覆盖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巴基斯坦还充当着美国体系向东方延伸的巨大支柱。只要这些支柱完好无损，一个混乱无序、分裂的伊拉克——在国内正在建设中的美军的巨大军事基地网络的监控之下，更不用提在卡塔尔和科威特的中央司令部（Centcom）了——很可能就只剩下自我消耗，继续源源不断地从油井提供石油了。当然，在巴基斯坦尤其是在阿富汗的任何激烈变化都会改变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阿富汗当地的游击队开展得比伊拉克慢一些，可已经小有声势。但是，巴基斯坦军队长期以来全体团结一致，它控制着国家使其免于国内分裂或名义上的文官统治的发作，这使得不愉快的突发事件不太可能发生。11 表面上看，伊朗在这一地区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局势的力量。伊朗是美国颠覆塔利班和复兴党势力时的同盟者，当美国在安顿对伊拉克的控制时，伊朗的神权政体为华盛顿解决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办法。热切希望和“大撒旦”（the Great Satan ，指美国）达成理解的德黑兰的强势力量——身家百万的宗教领袖、商业店主、西方化的专家和写博客的学生，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希望，继续在敦促一个像当年尼克松访问伊朗那样的交往。但是自2003年以来局势发生了改变，如果不是完全改变的话。一场反对物质上更富足的阶级的大众反抗，选举出了一位不太与人方便的总统，他致力于用更多的财富为长期存在的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花言巧语提供方便。伊朗的核情结在加速向民族主义目标迈进，各种亲西方的社会阶层也难以公开否认这一点。这些进展都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重大的威胁。但是以色列给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压力，在伊朗较之在伊拉克更大，特拉维夫坚决要求伊朗废弃其核方案。目前，美国在欧洲同盟者的全力支持之下，正在伊朗重演它攻击伊拉克的第一阶段的手段，消耗而非歼灭，希望通过制裁使德黑兰重回理性。这些手段在伊拉克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伊朗能够指望得到心甘情愿的答复，伊朗方面比美国更渴望撤换总统和驯服最高领导人。12 以色列的梦魇还将持续下去。在短期内，华盛顿可以期待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捣毁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无限期地部署土耳其或法国军队作为以色列的边境卫士，并且哈马斯也让阿巴斯可以充分地腾出手来签署一些最后的投降协议，在狱墙后面建起一个分裂的小国。美国在这里可以依赖欧盟。因为欧洲（对于美国入侵伊拉克，在政府层面上欧洲的意见是分裂的，但是在大众层面上则大多是反对的）在团结以色列方面一直是基本一致的：不是因为当地的犹太人社团的力量，像美国的情形那样，而是为犹太人大屠杀（the Judeocide）赎罪。当欧盟更愿意在言语层面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偶然的过分行为时，在行动上它差不多已经总是追随着美国了，它切断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以惩罚其投票支持哈马斯，并串通以色列人重新入侵黎巴嫩。无论特拉维夫最后如何解决处置巴基斯坦人的问题，欧洲和美国在一起将毫不困难地确保“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其他力量都对中东兴趣不大，在中东也没有重大利害关系，假如石油市场不被搅乱的话。当然，这一结果在长期以内能否平息阿拉伯大众的愤怒是另外一个问题。三、反对力量如果上述情况是当代力量的分为两区的地图的话，那么反对的力量（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又指向哪里呢？这些反对力量必然是“反美国”：也就是说，反对美国继续其世界霸主的角色。但是它本身并不足以被界定为对现有体系的拒绝，美国宽松地控制同时又紧紧地保卫着这个体系。任何野心勃勃的权力中心都想占据第一的位置，在等待之中，丝毫没有甘当老二的意愿。只有当反对力量联合起来才会预示出潜在的或实际的真正的反抗。如果我们以这种双重的反抗作为标准，当前的情形提供了什么呢？需要考虑的最明显的两个地区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前者是现代工人运动的故乡，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都曾出现过；后者是唯一一个在整个20世纪不断经历着激进动荡的洲，从一战前的墨西哥革命、二战后的古巴革命到冷战后的今天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经历。1 这两个地区产生了世界社会论坛（the World Social Forum）绝非偶然，它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反抗全球现状的国际运动。世界社会论坛，在经历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广阔的、迅速的开局之后，现在正处于喘息未定时期。它缺乏像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和纪律，共产国际的背后有一个重要国家的资源（和腐败），论坛的任务则是维持一个横跨六大洲的未成形的抗议潮，自然极其困难。入侵伊拉克临近前的示威反抗巨潮没有如预言的那样给论坛以第二次生命，部分原因在于这次反抗大多是肤浅的，侵占一完成，它们就很少或没有坚持到底；也在于世界社会论坛自身在超越其原初的非政府组织文化向一个更健康有力的反帝国主义目标迈进时的犹豫不决。由于受到了这些限制，世界社会论坛缺少一种系统的冲击力，或许不能期望得到长久的繁荣。但是它的遗产不可能完全消失。2 这可以从法国的情形得到判断，法国是世界社会论坛被构想出来的地方，在这里一年之中爆发了三个重要的社会突发事件，社会为之震惊，三者都应归功于论坛的精神：阻挡欧盟宪法的大众运动、郊区的年轻人骚乱、推翻“首次雇用合同”（CPE）的大众动员，每一个都是集体反抗的令人敬佩的范例，并且第一桩事件是直接由世界社会论坛的设计师ATTAC（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策划的。欧洲其他国家都未能发生类似水平的反叛。然而，这些突发事件未能形成持久的运动却也是事实。法国选民将萨科齐推上了总统职位，他是自戴高乐以来权力最大的统治者，被授权在一个更完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改造法国。有着最强大的激进传统的其他欧洲国家自1945年以来很少给人以欣慰。在勉强击败贝卢斯科尼之后，普罗迪的政党联盟进一步削弱了意大利的左派力量，当自称是共产主义重建者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支持削减财政开支和向阿富汗、黎巴嫩派兵，这个葛兰西曾经领导的政党的最近的变化表明，它甚至连字面上的社会主义也抛弃了。在德国，工会对施罗德政府削减福利的不满以脱离社会民主党这一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和民主社会主义党联合组成的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已经表现得相当不错，导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丧失了占有多数选票的地位，但是就全国来看它却又受到其他政党的联合抵制。在整个西欧，尽管社会不满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在法国和德国一些重要的罢工开始复现，意大利出现了示威游行，但是在每个地方政治精英们的议程却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运行，只是速度和得到的报偿有所不同。劳动弹性日益增加——在法国，不仅萨科齐，罗伊尔也要求恢复35小时的周工作制；福利国家进一步削减——在德国，默克尔已经将目标对准了卫生体制；私有化扩大——在意大利，普罗迪瞄准了地方公共服务。在布鲁塞尔，由伊拉克战争的发动者之一领导，记忆中最新自由主义的委员会掌握着欧盟的管理权。3 拉丁美洲的情形相当不同，但也是如此地富于戏剧性。在巴西，卢拉的政权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被视作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左翼所遭遇的一件最令人失望的事。巴西劳工党是20世纪出现的最后的大众劳工党，事实上，也是二战后出现的唯一真正的新的劳工党。它起源于好战的激进力量，绝非社会民主力量，产生于全国范围内的大众反抗军人专政的斗争。在它所谴责的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八年统治之后，劳工党开始执政于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该党未能破除原有的正统观念，使银行和金融机构成为它的规则的最大受惠者。世界上没有哪个股票市场能像圣保罗的交易所那样公布过高得不合情理的收益，在五年之中猛涨了9倍。另一方面，劳工党政权不是它的前任的简单复制品，因为它也把部分横财分配到一些方面，从高的世界商品价格（这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到最贫困的家庭，在极不平等巴西社会中降低了极端贫困的水平。这些改进措施缓解了穷人的痛苦，但绝不会激活他们。相比于九十年代整个北美占统治地位的模式——补偿式的而非规训式的新自由主义，即撒切尔或里根之后克林顿和布莱尔的路线，它们也许代表了这一模式的南方变体的最显著的当代范例，其中的不同是由所处洲的语境造成的。正如裴隆在劳动收入再分配方面取得的成绩远大于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卢拉在其主持的热带农业补偿方面获得的巨大效果也非任何城市型的“第三条道路”所能及。4 在南美洲这个锥体的南边，同种性质的政府实行着控制：乌拉圭和智利的政权比巴西的胆小，阿根廷的则胆大一些，如果限定在相对狭窄的经济策略方面的话。在所有的国家，高价的原材料为温和的社会改革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北边相比，两极分化的情形相当严重。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总统职位建立在一系列强大的大众动员的基础上，以支持一个彻底再分配的、反帝国主义的政体，在实行全民公决上走得过远而失败之前，它击退了反复想颠覆它的意图，为拉美和之外其他地方的左派提供了一座灯塔。然而，它的普遍成功的条件有赖于石油市场：首先是先前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的石油价格的崩溃把查韦斯推上权力宝座，然后是石油价格在新世纪的回升又支持了查韦斯。在玻利维亚的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个真正激进的政府，这里最初是休克疗法的试验场，随着休克疗法的失败，大众动员和内在觉醒最终被释放出来。相同的进程在厄瓜多尔也在进行中。就古巴而言，它第一次从六十年代以来的隔绝状态中解放出来，既支援了这些安第斯地区的剧变，也得到了它们的支援。但是，随着胡马拉在秘鲁的险败、乌里韦在哥伦比亚的连任和墨西哥卡尔德龙总统职位的巩固，任何进一步的政治的蔓延目前都停顿了。从政治上说，拉丁美洲仍然是最可塑和最有希望的洲。但是目前，尽管这里没有像欧洲那样封闭政治地平线，看上去也只有特别的情况——巨大的石油财富、印第安人聚集，还能超越拉丁美洲的多样的变体，获得政治上的尊敬。5 世界上其余的地方的情形如何呢？在美国，党派冲突和意识形态紧张现在比欧洲更为剧烈，彻底改变了战后模式。这大多与美国的精神分裂性的价值系统（一种结合了最放任自流的商业化和最虔诚的神圣化的生活文化，“自由”和“保守”同样趋于极端）有关，对反抗资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伊拉克战争在民主基础层面引起了动荡情绪，在美国社会其他方面都顺利无阻地恢复克林顿路线时它能够导致适度的混乱，使其转向某种更为表相的方向。对于也处在这个环境中的美国的微弱的左派而言，布什上任所产生的效果是暧昧的：一方面在政治上激励了它，另一方面削弱了它对陷入民主党怀抱的脆弱防御能力（这是两党制的美国所特有的），民主党主要的候选人清楚地表示过他们不愿从伊拉克撤军，并且愿意考虑攻打伊朗。但是如果信贷和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深化，已经表达出来的对二十年来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不满，将无疑会减少他们在海外的选择余地，迫使他们采取措施矫正国内的状况。6 在俄罗斯，看上去似乎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任何反对政权的力量。新选举法的设计使残余的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样地失去了作用。在叶利钦时代，绝大部分人口的灾害性的贫穷化并没有产生社会反抗。今天，即使数量极大的人口仍生活在贫穷之中，在普京的领导之下生活水准的全面提高得到巩固，从而形成了对他的统治的普遍认可。唯一对政权构成明显危险的还是车臣，尽管那里的叛乱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投诚派统治这一装置可能会在自己手中爆炸。民族认同将不容易被根除。至于日本，自民党还在惨淡掌权，两个主要的政党甚至比美国的还难以区别：日本社会党不复存在，日本共产党则在贫民区中无聊度日。没有哪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系像日本这样僵化。7 印度正相反——频繁变动的政府、不稳定的选举、大众抗议、大规模的罢工、动荡不安的乡村（更不用说宗教的集体迫害了）。目前，德里的国会统治依赖于共产主义者在议会中的容忍，它也从中心限制着新自由主义的边界。在西孟加拉邦，印度共产党在选举中已经连任六次，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党来说这一记录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这里和印度的其他地区不同，自从印度共产党在乡村宣布土地改革之后，在新的领导人领导之下，该党向有利于商业的方向重新调整，改变了税法，严厉打击农民和协会以吸引国外投资。尽管印度共产党还有一段长的路要走，但是它与冷战中资本主义社会留存下来的其他主要的共产党已经很相似了，如南非共产党，依偎在非洲国民大会的政权中，成为巴西的一个悲惨的非洲姐妹篇。为数众多的活跃的印度知识阶层保住了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一翼，绝非所有人都屈从于左派的官僚作风；而在一个从尼泊尔延伸下来的延长的垂直带上，毛主义的叛乱几乎推翻了尼泊尔的封建君主政体，复苏的纳萨尔派（印度“毛派”）游击队控制着农村。印度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反抗的表达都共存着，国家依然稳定，并逐渐走向新自由主义。但是这里的政治环境较之除拉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则要开放得多。8 在事关任何集体行动的问题上，中国还是一个冷酷强制的政体，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乡村反抗——反土地征收、黑恶官员和环境恶化被镇压，死亡事件逐年递增。统治者对乡村动荡的程度感到担忧，在财政上对农民作出了的让步，同时增加了防暴警察。剔除煤矿市镇，城市迄今为止比乡村安宁。在城市，没有被官员和经理直接镇压的劳动纠纷通常会移交法院。政府把民众的支持建立在高速增长和呼吁民族自豪感之上，它同时被不信任和被普遍认为缺乏合法性。知识阶层——中国社会的一支传统力量，大多抱有不满，要么是从自由主义角度批评政治自由的缺乏，要么是对严重两极分化的经济体制作急峻的社会批评。中国新左派的出现是本世纪头些年最有希望的进展之一，现在正处于政权的严密监视之下。9 总而言之，这些年见证了一些大众意愿的壮观显现——2001到2002年的世界社会论坛、2002到2003年的委内瑞拉、2004年的玻利维亚、2005年的法国，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交错的反抗，但是时代整体上是进一步向右转变，随着一个新的大国协调不断巩固，阿拉伯的街道就要继续瘫痪下去，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认为是社会存在的条件——从欧洲到东亚，从拉美到南非，从澳大利亚到遥远的密克罗尼西亚。现在新自由主义通常是以一种或别种“社会”利益来打扮自己——甚至于共和党人也赞同提高最低工资；普京提高了养老金；中国共产党取消了农村杂役，在每个地方新自由主义学说几乎都是政府的基本语法。没有什么学说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这种深信不疑深深根于大众的意识中。至多像法国那样，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官员定期被选民抛弃，也只是换成新的统治者，新的统治者和从前一样毫无例外地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在这个平静的世界上，“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呼声要冒着听上去越来越绝望的危险。如果搁置规范化的抽象概念（如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或局部麻醉（如“托宾税”或“庆典运动”），有什么策略选择是目前可用的？最似是而非的备选方案是像罗宾•布莱克本的“全球养老金”或菲利普•施密特的 “欧洲定期生活津贴”（Eurostipendium）这样的提议，试图从长远的方向上以出乎意料的激进方式扭转当权者头痛的问题，如退休金危机、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AP）等等。但是这些巧妙的方案都不常发生。还能看出什么其他的策略？罗伯特•安格尔（Roberto Unger）的实验主义以更遥不可及的方式提供了一些提高主观能力的方法，其显而易见的前提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客观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逐渐减小，并且缺乏像过去引发激进运动或革命运动的那样的条件。10 然而，这种假设的有效性——经济的、社会的或生态的，可能正是开启将来的钥匙。《全球性混乱的经济学》、《贫民窟星球》或《我们门前的怪物》的读者可能不那么容易被说服。博兰尼在六十年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弱点在于三个领域：劳动、自然和金钱。他指出，这三者形成了资本创造“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的三重奏，因为尽管它们在市场中被交换，但是它们都不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只是伴随着生活本身而生的人类活动的别称，它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被生产出来的；土地只是自然的别称，它不是人类生产出来的；实际的金钱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来说，它也根本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通过银行业或国家财政的机制形成的”。但是一旦这些虚拟商品变得非常强大，它们便能够毁灭任何可持续的社会存在。一旦它们被除去所有的保护层，化约为赤裸裸的商品，“人类将毁灭于社会暴露效应；他们将要成为严重的社会紊乱的牺牲品”；“自然将会被缩减为其组成元素，邻里关系和风景被玷污，河流被污染，军事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生产食品和原材料的能力被毁灭”；而“事实将证明金钱的匮乏和过量对商业都是灾难性的，正如原始社会的洪水和干旱一样”。博兰尼认为，“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承受这样一个系统的结果，即便是最短的一段时间，除非这个社会中的人类、自然物质和商业组织受到保护，不被这个魔鬼工厂所毁灭”，他期望十九世纪曾被压抑的革新的原动力的复兴。自80年代以来，“大转变”开始向相反方向发展。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虚拟商品又怎样呢？供资本支配的劳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1980年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全球劳动力只有不到十亿人，至2000年增加到近十五亿。然而截止这个时间，中国、前苏联和印度的略多于15亿的工人也增加到资本所雇佣的工人总数之中。在短短的一些年中，世界上工人阶级的数量就翻了一番达30亿之多，他们所处的环境经常还像十九世纪早期一样严酷，这是这一时期内最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的长期结果还有待观察。在短期内，它对于资本而言是一笔财富而非威胁，削弱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降低了全球的资本/劳动比率，根据最权威的估计约降低了55-60%。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体系目前看上去足够安全，它的反对力量也表明了这一点。自然依然很难预知。如果自然对体系稳定性的潜在威胁程度现在普遍被承认的话，那么彼此接近的不同危险还未被清楚地分开，也没有采取措施使这些危险不再继续成为讨论的话题。显然，一种能够改变所有关于未来的估计的系统震荡是可能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是人为灾害可以导致的后果的一次小的体验。星球范围内的生态灾难现在日益可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任何共同的预防计划。资本联合起来对付劳动，但在对付自然方面仍然是分裂的，因为竞争的商业和政府试图互相转嫁补救自然的代价。最终，共同行动的逻辑可能占据上风，在这个意义上体系原则上无疑能够调整自身去面对碳的排放、海平面上升、滥伐森林、水资源匮乏、新流行病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践上，在必要的时间期限内实现这一点尚无保证。在这个方面，不允许任何的自满：在谁应当负担净化地球的费用这一问题上隐现的冲突，证明帝国主义之间老的对抗又产生了最近似的副本，帝国主义间的对抗在它们的那个时代曾经打破了体系的平衡。在一个可感知的未来中，金钱无论如何仍然很可能是最薄弱的环节。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不平衡，如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在继续累积、中国和日本积累了巨量的美元、欧洲在遭受廉价的亚洲进口商品和美国货币贬值的影响等，现在是世界商业报道中那些危言耸听的评论的重要内容。信贷的盲目扩张在一个接一个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增加了房地产的泡沫，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甚至那些自身此类问题不太多的国家如德国，也被卷入到证券化的迷宫之中。国家间的协调机制自七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发展，以八国集团为首，较近的有中央银行间的非正式谅解，都还在努力防止资本市场的崩溃。但是共同的看法是当代金融危机的速度和范围压倒了这些协调机制。不管怎样，在金钱混乱的背后，真正的经济中存在着巨大的结构转变，它们是其中最不稳定的表达。经济领域里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明显的。在中国和印度加入之前，世界市场在许多重要的工业领域都为生产过剩所困扰。在世界市场上，这两个国家意味着的全球需求的扩大将要超过它们所带来的潜在的进一步的供给过剩呢？还是一者将远远超过另一者，从而强化系统整体的紧张呢？无论答案是什么，在短期内金钱领域看来很可能会引发即将来临的这些不稳定因素。四、智力乐观论？除了这些考虑之外，上面的速描也仅限于不到七年的短暂时间内，同时局限于事件的表面。但是如果视野放得更长远一些，能发现这些事件背后更深刻的变化，得出不同的政治结论吗？至少这一时期的四本不同寻常的读物——可能有更多，对世界走向作出了大体上较乐观的判断。其中的三本可追溯到九十年代的早中期，但是自911以来才获得了进一步的阐述。当然，最著名的观点可以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中找到，其他三本都提及了它，既有肯定也有批判。汤姆•奈恩（Tom Nairn）的《民族主义的面孔》和即将出版的《全球国家》阐述了第二种观点。杰奥瓦尼•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和《亚当•斯密在北京》建构了第三种观点。马尔科姆•布尔（Malcolm Bull）最近的一些评论，以《国家的失败》收尾，提出了第四种观点。任何对于当前时代的反思都需要严肃地对待那些表面上看来违反直觉的读物。1 汤姆•奈恩的叙述大致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歪曲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为基础，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在1840年代莱茵兰的民主斗争中形成的。尽管马克思设想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里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当资本主义完成其形成一个世界市场的使命时，这才是可能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的急躁导致了由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致命的追求捷径，以国家权力取代民主和经济增长。结果造成世界历史之河偏向了现代的中世纪的沼泽地。但是1989年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使得这条河流又流向了其自然的三角洲——当代的全球化。由于全球化的核心意义是全世界的民主的普遍化，最后实现1848年的梦想，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这个梦想粉碎了。然而，马克思自己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认为阶级将是历史解放的推动者，即以无产阶级的形式。事实上，正如1848年欧洲模式已经显示的，民族而非阶级才是历史的推动力，民族成为了马克思为之战斗的民主革命的承担者，整个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会建构一种伪民主一样，在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之后，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大国在一定的时候也会征用民族。然而，在20世纪的后半叶，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和第二世界的去共产化潜在地使得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盛行起来——“前面的公海使民主的普遍化和深化作为任何社会形式的前提条件成为可能”的唯一可能的结构。911之后复苏的美国的大国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狂热（economania）暂时地劫持了全球化的前进动力。不过它不会促使美国走向市场统一。相反，它更深的逻辑要求民主国家的多样性在人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作为一种人类学的必要性——如果违反了这一点，边界便会消失，任何认同都不可相容。在假定的历史终点，没有社会或文化的同质性在等待我们。“我们依然在现代性的急流之中”。2 哈特和奈格里一致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解放的过程，但是在全球化之中民族的角色问题上却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叙述的起点早一些，始于16世纪，当文艺复兴的解放精神被巴洛克式的反革命粉碎，建立起作为现代主权国家起源的专制政权之时。这一遗产基本上未作改变地被工业时代的民族国家所继承，随着民族国家自身的瓦解而形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帝国”，正是这个遗产的消亡，标志着一个自由与平等的新时代的黎明。这里的转折点不是1989年共产主义的瓦解（很少被作者提及），而是从1968到1978这十年，当越南反帝国主义的胜利和西方的工人、失业者、学生的反抗迫使资本主义被重构为其当代的普遍表现形式之时。随着普遍的帝国的出现，阶级也像民族一样逐渐消失，同时资本产生日益增加的一个普遍的大众（multitude）的“非物质”劳动。民族解放、工人阶级和革命先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正如帝国是由下层的反抗所创造的一样，它也将被这些反抗所击垮，当反对它的自发的网络在世界上迅速增加的时候。从这个大众的螺旋式的行动——示威、迁移和起义之中，由一种对于和平与民主的共同的生物政治欲望所驱动，将会开出一个后自由主义、后社会主义的世界这支花朵。没有主权或代表权的神秘化，一切都将第一次地按自由与平等行事。这随时都可能发生。“今天时间已经分裂为已死的现在和仍然活着的未来，它们之间裂开的深渊变得巨大无比。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某个事件将会把我们像箭一样地猛地射向那个活着的未来”。3 阿锐基的叙述也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如果以14世纪热那亚的银行业的出现而非16世纪西班牙专制主义的兴起开始的话。它的形式是循环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最初总是物质的——投资生产货物和征服市场。但是当过度竞争使得利润降低时，它就转变为金融扩张——投资于金融投机和金融中介，作为一个紧急出口。一旦金融扩张继而丧失热情，“系统混乱的时代”随之而来，竞争的区域资本通过各自的国家在军事战场上以斗争方式一争高下。在这些战争中，胜利的国家建立起系统的霸权，使得新一轮的物质扩张可以再次开始。这一霸权通常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和地方主义结合在一起，能够说服所有其他国家：依赖于一个广阔的社会集团，霸权力量是“所有统治阶级对其臣民的权力全面扩张的发动力”。从“三十年战争”中产生了荷兰霸权（全球金融外加贸易垄断）；从拿破仑战争中产生了英国霸权（全球金融、自由贸易优势、早期的工厂体系）；从两次世界大战中产生了美国霸权（全球金融、自由贸易和工业公司）。今天？像哈特和奈格里一样，阿锐基把六、七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工人反抗视为现代的转折点，它们终结了战后物质扩张的循环，迫使资本主义闷头冲向金融扩张阶段。现在那个循环也继而逐渐减弱，正如美国霸权在伊拉克陷入了道德危机一样。下一步会怎样呢？世界劳动在稳定地积聚力量，但是大的进展是东亚的崛起。在九十年代前期，阿锐基聚焦于日本，认为人类的将来有三种可能：一个世界帝国——美国对全球的帝国统治最后占了上风；一个世界市场社会，由日本领导的东亚在其中与美国抗衡，任何单一的国家都不再能够行使霸权；或者是陷入到普遍的战争之中，在全面混乱的最后较量中这个星球被毁灭。十年之后，随着中国更为重要的崛起，阿锐基排除了第一种情形，只留下有希望的第二种情形和逐渐变弱的灾难性的第三种情形。一个世界市场社会的出现，很久以前亚当•斯密就预言过，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因为产生于国家间竞争的国家和金融之间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将会消失；意味着姗姗来迟的地球上人们之间的财富平等将会到来，亚当•斯密盼望过它的到来。4 相比之下，布尔的叙述始于17世纪，首次暗示了不自觉的集体智慧，在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中它不同于自觉的集体意愿。从曼德维尔（Mandeville）同时下至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斯图尔特（Stewart）的政府的自然起源，这一传统最终产生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普遍理论——也许是资本主义所有的合法性中最强有力的。今天它又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大众概念中以“群体智慧”（swarm intelligence）的形式重新出现，与承接自卢梭的据说是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情形对立。然而，哈特和奈格里所回归的二分法是当代力量困境的有力表达，这一困境已经变成全球化市场的压力和大众对其的防御性的反对之间的一个僵局。布尔提出，黑格尔在他的时代为二律背反提供了一个解决。因为《法哲学原理》构建了从市民社会的自发智慧——如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所理论化的市场——到自由国家有秩序的意愿的通道。这一遗产在20世纪早期为从右派到左派的对手所废除，其变形是需要的。因为其间发生了世界大国的瓦解，其部分化身是欧洲、苏联和美国帝国：首先是去殖民化，然后是去共产化，现在则显然是美国霸权的衰落。那么，这意味着一个全球的市场社会不可阻挡的解放——集体智慧剥夺了任何的集体意愿吗？未必。世界大国的熵反而会释放出消耗的结构，颠覆黑格尔的定则：不是将市民社会纳入国家，而是相反地以一个潜在的非市场的基础重构市民社会，背离国家逐渐消亡这一趋势，这一点马克思和葛兰西都曾经设想过。5 这些建构形成了一套有想像力的规划，它们寻求从一个长期的世界历史变化逻辑去展望时代中那些附带现象的大事。不管离当前事件的表层有多远，它们都能指出时代的经验特征，作为其事实的证据。自八十年代晚期以来，代议制民主已经遍布世界，从东欧到东亚和南非，看不到明显的倒退或停止的迹象；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了，从高加索山脉到太平洋，超越它们的新的民主形式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大众网络汇合到了一起，却没有中心方向，无论是在西雅图还是在热那亚。美国的世界贸易和出口份额下降了。中国——更广泛地说是东亚——可能在几十年之内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迄今为止，大众的反对确实是对全球化市场扩张的主要反应。6 从知识上来说，这四种描述都考虑了现代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去世的一些思想家的观点：斯宾诺莎对于奈格里，斯密对于阿锐基，黑格尔对于布尔，早期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之前的那个年轻的莱茵兰的民主主义者）对于奈恩。四人都带有意大利背景，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奈格里的话来说：“我在塞纳河洗过自己的衣服。”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们的大多词汇——平面帝国、游牧者、生命政治权力等都直接来自德勒兹或福柯。对阿锐基来说同样如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主要依据于布罗代尔。对奈恩而言，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最大胆地洞察了现代性的人类学前提，尽管有些疯狂。布尔引用的最后一个思想家是萨特，他的结论和萨特的叙述也是最接近的。在政治上，四种描述都同意全球化应当受到欢迎，全球化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美国霸权的第一声或最后的临终前的喉鸣。7 区分不同叙述的主线在国家这条轴线上。对哈特和奈格里、阿锐基和布尔来说，是国家的消失——第一种情形是民族的消失；第二种是霸权的消失；第三种是全球的消失——包含了资本的没落。对奈恩来说，是另一种解决办法：只有民族—国家的完全解放才能使民主普遍化，并确保创造新的社会形式所必需的文化多样性，这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新的社会形式还要去想像。能够向这些建构提的问题很清楚。奈恩：民主可能会向全世界延伸，但它不会像现在这样地变得更加空乏吗？这种变化不是偶然而是作为其传播的条件吗？新生的民族国家出现了，但是几乎所有的新来者都是弱小的或边缘的。某种边界可能是一个人类学的先验前提，但是为什么这些边界应当是民族的，而非文明的、地区的、州的或别的？哈特和奈格里：正如它允诺的“出埃及”所暗示的，大众不只是一个神学形象吗？取代帝国建立普遍的民主这一“事件”是个神迹吗？阿锐基：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定义为高度财政学的领域，而非贸易或生产领域，它是由国家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如果布罗代尔的解释有道理的话，世界帝国或世界市场社会只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但是果真如此吗？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劳动力的反叛真的是一直在上升吗？布尔：全球化的市场和大众对其的反对之间的僵局表明它们是势均力敌的，哪一个都不会在牺牲另一个的情况下获得发展：这就是最近二十年所表明的吗？如果世界大国的当前形式（安理会：美国霸权）正在消解，它为什么不产生亨廷顿所说的地区性市场力量的拼凑物，由文明空间来划分界限，而是一个全球的市民社会、市场或是相反呢？但是这些建构都是讨论将来的基准视野。对它们提出的争论也需要旗鼓相当。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此时，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之争，正掀动着一场波澜。2009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华恢1号”和“Bt汕优63”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引来专业人士及民间组织的激烈争辩。　　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发放，意味着转基因稻米向商业化生产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多年来，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及其商业化问题在国内国际争议不断。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是世界最大的产稻国，占世界稻米总产量的1/3，具有丰富的野生稻种资源。稻米是中国人一日三餐的主食，有数亿农民以种植水稻为生。　　200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政府信息。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应当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以上，给我们观察中国转基因稻米可能发生的商业化过程提供了多维视角，也让我们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科学评估、依法管理”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解。□(文/王军)　　《瞭望》文章：转基因稻米之争　　在转基因稻米能否商业化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云杉陈泽伟　　实习生王楠楠　　2009年10月，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序号分别为第41和42的批准项目是名为“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转基因抗虫水稻。　　农业部日前在致《瞭望》新闻周刊的答复材料中证实，经安委会综合评价，并履行完所有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后，农业部于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这意味着转基因水稻，朝着水稻原产国和水稻消费大国——中国的商业化生产大门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称，“此次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是由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研人员培育而成，是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品系”，“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消息在网站上沉寂了两个月之久，经专业人士和环保组织的质疑，进入公众视野。　　水稻是13亿中国人的主粮。有评论称，在这一事件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一些专业人士通过媒体和个人博客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发表不同意见，主要关注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问世后，其安全性一直争议不断，而稻米作为中国人的主粮，长期和大量食用会不会对中国人及其后代造成影响？　　其次是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农民的利益。转基因稻米中含有多项外国公司的技术专利，而且转基因稻米不能“留种”，这样跨国公司就可能从根本上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民的生产利润流入外国跨国集团，国家的命脉受制于人。　　有关学者也质疑转基因稻米优势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使用转基因稻种，目的在于高产和抗病虫害，但是国内外的许多报告表明，这种预期并不确定，并且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　　他们指出，更大的忧虑在于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的不可逆性，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势必带来稻种污染，一旦人们发现转基因稻米的缺陷，希望改用中国原有稻种的时候，原有稻种可能已经由于污染而不复存在。　　农业部：转基因稻米具有多种优势　　近日，本刊记者就前述问题致电转基因稻米的主管部门农业部和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希望得到解答。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是统一新闻稿件的格式，其中引用研究人员的观点，肯定了转基因水稻，包括转基因棉花的几方面优势：　　一是减轻病虫害危害，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全球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表明，抗虫和抗除草剂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仅在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由于转基因新品种在增产、优质优价、低耗等方面的优势，已使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户累计获得纯经济效益340亿美元，农民增收25%左右。我国棉农也因种植转基因棉花，每亩减支增收130元，累计实现农民增收200多亿元。　　三是拓展产业形态，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功能性和治疗性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能源和环保产品相继研制成功，部分转基因药物上市销售，使转基因品种正在由简单性状改良向复杂性状改良，由农业领域向医药、加工、能源、环保领域拓展等方向发展。　　答复材料显示，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科学规范，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规定，国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和管理。　　答复材料还介绍道，安全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经安委会安全评价和农业部批准，申请单位就转基因水稻分别于1999～2000年开展了中间试验，2001～2002年开展了环境释放，2003～2004年开展了生产性试验。2004年申请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除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外，根据安委会的评价意见，2004～2008年，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复核检测。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　　作为转基因稻米的培育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改良实验室)完全肯定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　　改良实验室在给本刊记者的回复中介绍道，“我校转基因水稻品系使用的是专一高效杀虫Bt蛋白。目前发现，只在水稻二化螟、三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的肠壁上有这种蛋白质的结合位点，因而该蛋白能选择性地杀死该类害虫。而人类肠道上没有该蛋白质的结合位点，故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人类认识Bt蛋白的来源生物苏云金芽杆菌已有100余年，安全使用Bt蛋白作生物杀虫剂有70多年，大规模种植和应用Bt作物已超过10年，目前没有过敏性反应的报告”，“实验室和田间试验分析结果表明，在生存能力竞争、基因漂移等方面，该品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安全的”。　　回复称，有人担心长期食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小鼠灌胃实验”的结论可供参考讨论：该实验按照大鼠体重，每千克用5克抗虫BT蛋白每天两次灌食。8天后，各组动物体重和脏器重量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华恢1号”稻米中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克，要达到5克/千克(抗虫蛋白与体重的比率)的接受试验的剂量，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　　回复称，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即使吃“华恢1号”转基因稻米657年也应该是安全的。　　关于这样的安全论证方式，回复表示：“这个推理可供大家讨论。”并向本刊记者介绍：“近年来，我们的科研人员长时间试吃了两个品系的大米，口感良好，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我们也愿意重申，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后，我们科研人员的米缸里全是转基因水稻，到时候欢迎媒体监督！”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否认了转基因稻米含有多项外国专利的质疑。　　早些时候，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称，“中国研发的转基因Bt水稻涉及至少11~12项国外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RhonePoulencAgrochimie/拜耳和诺华/先正达公司等。如果转基因Bt水稻的产业化，中国将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的困境。”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表示，这些说法反映出该报告作者既未对这些专利内容认真推敲，也未对我国《专利法》和专利侵权司法实践进行必要的了解。　　回复介绍道，一项发明能否在中国受到专利保护，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中国申请并获得授权。“通过专利授权检索我们发现，该报告指称的12项国外专利，有4项在中国提出了专利申请，1项未获授权……在授权的3项中，1项公告号为CN1263946的‘合成杀虫晶体蛋白基因’发明，将于2009年在中国过期失效。……另2项专利的权利内容，和我国自主研发的Bt转基因抗虫水稻采用的技术、方法、材料完全不同”。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强调，以“华恢1号”为例，该品系所用受体品种为我国已推广多年，目前已处在公共领域的优良恢复系“明恢63”，抗虫基因Cry1Ab/Ac为中国农科院科学家自己修饰并取得专利的融合基因，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可见，该转基因水稻品系的核心知识产权均属于国内研发单位。目前“华恢1号”已向有关部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如获批准将完全归属于我国研发单位。“Bt汕优63”也是同样。因此，对两个品系的商业化开发不存在中国失去专利“控制权”的问题。　　回复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专利侵权主要有全面覆盖原则和实质等同原则，即在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时，必须得到专利权人的授权许可，或者符合法律的例外规定。但是否是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的产品或者依该方法获得的产品，要么全面覆盖了其申请的专利权利要求，要么与其申请的专利实质等同。换句话说，如果专利权人的权利要求是A，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完全覆盖了A，当然构成侵权，如果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是B，但专利权人能够证明A等于B，也会构成侵权。因此，根据相关法律制度，绿色和平组织报告中所列举的专利不会对我国转基因水稻未来的产业化产生知识产权障碍。　　回复说，我国专利法中还有规定的交叉许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我国实施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农民留种豁免制度，以及种子法规定的品种审定推广制度，为我国作物品种的推广和产业化划定了安全线和保护区。因此，即使我国在某些品种的培育中涉及国外的专利技术，也不至于落入外国的“专利陷阱”。　　“外国专利陷阱”是否存在　　方立锋是长期关注和考察国内外转基因生产的学者、农学硕士，现任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组主任。他对本刊记者说，即使有关的专利没有在中国获得授权，专利的持有人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实现控制。例如在阿根廷，孟山都公司并没有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专利，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已经完全控制该国的大豆生产，阿根廷99%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的主要控制途径是与阿根廷的种子公司签订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支付使用费。这种对转基因种子收取额外的技术费，造成了现在转基因种子一般比常规种子贵2~4倍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现在阿根廷几乎无法获取非转基因的种子。　　方立锋说，中国的专利保护范围目前虽然不包括植物、种子及后代，但是仍然包括了转基因植物的方法、技术、基因序列和细胞。而世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专利调查报告指出的正是Bt转基因水稻所应用的方法、技术和目的基因，它们都在中国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内，因此，专利持有人完全可以行使其权利。　　另外，正如阿根廷的案例，即使阿根廷并不许可任何大豆专利，专利持有人比如孟山都公司仍然可以从不同的途径获取利益，包括与种子商签署协议，收取费用。　　另一风险是：如果一个产品被出口到另外一个专利范围更广泛的国家，则此产品涉及的专利就可能在进口国的专利保护范围内受到保护。我国是水稻消费大国，同样也出口大量的稻米，如果转基因水稻出口到专利保护更为严格的国家，同样会受到影响。例如，孟山都公司向许多进口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支付赔偿金，因为孟山都已在欧盟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了专利。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出口上。　　方立锋认为，我国一旦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专利持有人的制约。转基因种子价格的上涨将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增，我国主粮的控制权也会落入他人之手，粮食主权和安全将面临巨大的威胁。　　他指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还将导致中国丰富的水稻基因资源的流失。由于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垄断了基因技术并具有专利，在知识产权体制下，会加快中国资源流失的速度。以阿根廷为例，由于99%以上种植的大豆为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种子不能继续留种，当地农民再也找不到原产地的非转基因种子。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单一化，使得基因资源严重减少，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伴随而来的就是病虫害袭击的增多。转基因生物会导致基因资源的流失，同时由于基因漂移，更会引发基因污染。一般来说，导入转基因作物内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一物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内，会污染当地非转基因品种。另外，基因污染还可能影响野生资源。野生品种往往在抗病虫害、抗逆、优质和高产上具有重要的农艺性状，所以转基因引发的基因污染可能会导致宝贵野生遗传资源的丢失。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对于满足全人类对粮食的需求，应对粮食危机，将是巨大的损失。　　方立锋说：“2005年湖北省出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之后，海外市场对中国米制品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多次发现中国的米制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实行了产品撤架、召回等措施。由于欧盟和日本等国对中国米制品行业采取的控制措施，我国从事米制品生产和贸易的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额外的监控成本和长远的经济影响。” 专家称转基因存在三方面不确定性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08日15:58 瞭望　　转基因种子优势之疑　　方立锋并不认同农业部在给本刊记者回复中阐述的转基因种子优势。他说，即使以转基因棉花为例，它也使棉农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会出现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次生害虫频发，农药用量加大。一方面，棉铃虫的抗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江苏沿海地区农研所的调研发现，次生害虫日益严重，并成为棉花的主要虫害。次生害虫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持续大量的农药投入，并且使用的农药将越来越多。　　二是其他病害易发，无法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江苏省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实际案例表明，转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黄萎病和枯萎病，造成的减产严重。扬州大学的科研小组研究得出，转基因棉花不能更好地应对高温条件。　　据2006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所发布消息：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历时7年的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这一项目，是世界第一个对转基因棉花种植状况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课题。科学家调查的Bt转基因棉花是第一种投入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它因在棉花基因组中插入苏云金杆菌(Bt)基因而得名，能分泌毒素杀死棉田最主要的害虫棉铃虫。早先的一些小规模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提高棉田单产、降低杀虫剂用量，有较好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因此已陆续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多个产棉国推广。　　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的长期研究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研究人员经过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　　但情况从第四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七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康奈尔大学教授、这一研究的美方负责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逊说，早先科学家曾认为Bt转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次生害虫”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他认为，只有尽快开发出抑制其他害虫的方法，才能让Bt转基因棉花产生明显的效益。　　三方面的不确定性　　对于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全球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存在激烈分歧、各国政府对其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转基因水稻真的像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所声称的那样，“不存在任何风险，可放心食用”，“转基因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唯一可选途径”吗？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两个“硬伤”。　　蒋高明说，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每年我国要消费1.7亿吨大米，对其安全性问题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就连积极推广转基因的美国也没有将主食批准转基因安全证书，中国科学家凭什么能拍着胸脯说“转基因不存在任何风险”呢？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是该技术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是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进入食物链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他指出，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在理论上讲是零概率事件，否则，生物进化史上早就有了这种基因交流的事件发生。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物种，甚至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流，但对于这样的基因转移，人类不可能不付出安全代价。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昆虫都无法下口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蒋高明说，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即使对实验动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挤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后，很多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被永久废除。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可以忽略不计”的增产幅度　　“转基因作物能不能增产，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了。”蒋高明说，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量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的5.01亿吨；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答案就在于“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　　蒋高明说，国内转基因的专家声称，他们的转基因水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产量8%，我们不知道他们与什么品种比较，是袁隆平的超级稻吗？如果是普通水稻，这个增产幅度相对于其巨大的生态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从土壤改良上，增产的潜力很大。据报道，云南省农科院进行的一项新肥料试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9亩水稻增产幅度达21.55%。每亩增加的水稻产量所使用肥料的成分构成中，氮磷钾含量不足10%，但有机质含量丰富，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效果，而通过土壤改良提高粮食产量并不带来环境危害。　　他具体指出，根据农作物种植的科学法则，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其他要素则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可见，转基因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1/8，而非“唯一可行技术”。过去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过去的300多公斤/亩，提高到700多公斤/亩，现在逼近900公斤/亩，那才是真增产。转基因水稻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相比并不增产，且连续种植几代后亩产量就会越来越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覆盖了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7%，即6000万公顷；杂交水稻平均产量为7.2吨/公顷，比常规水稻单产高出1.4吨/公顷。我们放弃推广非常成熟的杂交水稻的优势，而转向风险重重的转基因水稻，实非明智之举。”　　蒋高明指出，刚刚获得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十几项国外专利。而我国正在研发的另外5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每个品系涉及的国外专利至少有10项。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中不乏一些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此外，一些转基因水稻由于其原始材料来自国外机构，因此还受到其他国外所有权、法律合同的制约。这些涉嫌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给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　　他认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农民种地积极性下降，二是地力下降，三是播种面积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这是转基因技术所不能解决的。对待转基因这项高科技技术，一定要高度警惕其负面影响，科学决策，增加透明度。　　西方未生产作为国民主粮的转基因小麦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对本刊记者说，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已有多次报道。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加拿大转基因油菜多年种植后，因发生基因漂移，产生了能够耐受多种除草剂的超级杂草；墨西哥农民种植的美国转基因玉米，其花粉对当地野生玉米发生了基因污染，产生基因重组，破坏了当地野生玉米的遗传结构；此外，转基因玉米花粉能够让北美的珍稀濒危物种——君主蝶大量致死，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专家认为，目前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普遍使用的目的基因是Bt杀虫基因，由于使用多年，这个基因已证明是比较安全的。对此，薛达元认为，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这种基因产生的毒素在人体和动物体内能否累积，尚不清楚。即使Bt基因已证明将来也是安全的，但是并不能表明转基因研究使用的其他目的基因也是安全的，需要逐案进行风险评估，并在研究、田间试验和商业化生产的各个阶段逐步进行风险评估。“事实上，在军事、医学等多个领域都在进行转基因研究，这些领域的许多转基因研究实际上风险很大，研究者常常不敢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不敢公开他们使用的基因，否则公众一定会恐慌。”　　薛达元强调，至今国外对主粮的转基因品种一直不敢商业化生产，美国虽然批准了玉米、大豆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这些主要用于饲料和榨油，而用于主粮的转基因小麦研究虽然早已成功，但是从来没有批准为商业化生产，因为小麦是西方的主粮，相当于中国的水稻。因此，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潜在风险太大，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责任。□　　《瞭望》文章：美国农业科学家：生物技术公司正阻挠对转基因进行深入研究　　一群科学家在发给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有关转基因的)很多关键问题上我们都无法进行真正独立的研究。”环境署正在为下周召开的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科研会议征求公开意见。　　这份声明很可能会声援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包括一些环保组织，他们一直在指责缺乏对转基因作物的深入研究，而这些作物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　　上书环境署的26位农作物专家选择了匿名的方式，因为害怕被公司切断研究经费。但还是有少数几位同意公开接受本报采访。　　科学家们指出，农民和其他转基因种子的买家必须签署协议来担保自己会尊重公司的专利权和相关环境条例。但是，问题在于，协议也禁止为了研究目的来种植转基因作物。所以，为了科研，科学家们可以自由购买杀虫剂或者一般的种子，却没有途径买到转基因种子，除非有公司的许可。但科学家们说，或者有时候根本得不到许可，或者有时候公司坚持要先审查科研结果，再来决定能否公诸于世。　　这样的运作已经是个老问题，但科学家们现在决定公开申诉，因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明尼苏达大学的昆虫学家肯·奥斯特里说：“如果一个公司可以控制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他们就能够减少任何研究可能得出的对己不利的负面结果。”奥斯特里是联合上书环境署的科学家之一。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联合抗议的科学家们声明他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本身，他们大都来自一些大专院校实力雄厚的农业院系。他们真正反对的是转基因产业对研究的扼杀，使得他们无法给农民提供如何最佳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信息。而且，科学家们也指证，他们提供给政府监管部门的相关信息受到了“不当和严重的限制”。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教授埃尔森·希尔兹教授说，转基因公司“有可能会粉饰数据，而这些数据是要提交给环境署的”。　　威廉·尼布是杜邦公司旗下转基因种子生产巨头——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负责作物研究的副总裁。他为其公司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他说，因为转基因作物受政府监管，所以公司必须仔细监督作物的种植情况。尼布说：“为了维护和政府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对转基因技术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措施。”他同时也希望能有机会和科学家们坐在一起来讨论他们的担忧。　　另外两家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和先正达，在周四声明说他们支持科学研究。但和先锋公司一样，两家公司声称之所以要和转基因种子的买家签约，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和向政府兑现监管的义务。　　但是环境署发言人戴尔·卡麦里在周四回应说，政府只要求公司监管转基因作物的抗虫性研发，除此之外相关合同的任何限制都是公司自行添加的。　　先正达公司在和买家的协议中不仅禁止相关的研究，而且特别强调买家不能把先正达的转基因产品和其他任何竞争作物进行比较鉴别。　　明尼苏达大学的奥斯特里博士说，他在2007年得到三家公司的许可来比较各自生产的转基因抗虫玉米对明尼苏达州的根线虫有多少效果。但在2008年，三家公司之一的先正达收回了许可，这项研究不得不中止。　　奥斯特里博士解释说：“先正达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如果再让研究继续下去，就不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昆虫学副教授马克·波特尔回忆说，去年当转基因甜菜种子第一次卖给农民之前，他想测试这种新作物对某种杀虫剂有何反应，但是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无法和种子的生产商孟山都和先正达就发布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达成协议。　　康奈尔大学的希尔兹博士认为，对农业科研的经费支持已经逐渐由政府公共部门向公司财团转移，这就使得很多科学家不得不依赖大公司来提供经费或者技术合作。“大家都怕上黑名单，”他说，“如果你唯一的研究对象是玉米的害虫，你就需要最新的(转基因抗虫)玉米(来做实验)，而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样本，你就只能一事无成。”□(文/安德鲁·波兰克，林谷摘译自2009年2月19日《纽约时报》)《瞭望》文章：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答问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08日15:58 瞭望　　《瞭望》文章：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答问　　“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需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养活地球，而是如果我们继续接受转基因作物和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还能不能养活地球？”　　文/《瞭望》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林谷　　拥有美国和新西兰两国国籍的杰克·海勒曼博士(JackHeinemann)，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遗传和分子生物学教授、挪威图森生物安全中心基因生态学高级兼职教授、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　　他1993年获得美国微生物学协会青年调查奖，2002年获得新西兰科学家协会研究奖章，2005年被列入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名册，受邀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撰写报告，并为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我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在制造转基因生物。”他在致《瞭望》新闻周刊的电子邮件中称，“在我20年的职业科学家生涯中，我连一次都没想过要把这些转基因生物商业化。”　　在最近的几封邮件里，他就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安全性及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回答了《瞭望》新闻周刊的提问。　　“转基因作物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很小”　　《瞭望》：迄今为止，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国际社会究竟有没有达成共识？有一种看法是转基因食品1994年才问世，要对其安全性盖棺定论为时尚早。　　海勒曼：我认为，针对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目前并无定论。但是在2007年到2009年末，由法国科学家吉利-艾瑞克·索拉里尼带领的科研团队在转基因作物的动物实验中发现了相当确凿的对动物有害的证据，他们的发现在国际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之前就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研究分为好几种。第一种是人体健康研究，包括用实验来获知某种作物的短期和长期的效用和后果。而这样的研究包括对动物一生的测试这样的长效实验。要完成这样的实验，需要有充足的经费，一支独立于产业利益而又技术精良的研究团队，以及政府的相关法规来确保获得转基因种子和植株作为研究对象。但现实中往往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大公司以专利权保护为由拒绝提供转基因作物的种子来供独立科学家进行安全性研究，这就严重阻碍了开放与独立的科学研究。我相信，如果真正做到这些条件，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早该得出科学的结论了。　　而同样的问题也妨碍到第二种环境安全性研究——经费不足，社会大环境并没有扶植独立和严谨的科研力量，作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种子和植株很难获得。有一种傲慢的偏见认为环境测试只能在室外进行，所以不少转基因作物被匆忙投放田间试验。诚然，有些最终问题的确需要甚至更大规模的田间实验，但是，很多令人困扰的问题完全可以更早和更好地在实验室里解决。例如，根据我2004年的研究，在田间试验的规模下将转基因逃逸作为安全性问题来研究完全没有必要。在实验室里研究转基因在自然界何时以及如何逃逸效果会好很多，而且还可以为田间实验提供宝贵的参考和依据。　　最后一类是在社会层面的安全性研究，这主要是指对农业和农业技术的远瞻性战略思考，事关食品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大局。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支持的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已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发现转基因作物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很小。原因或者是由于作物本身的特性，或者在于背后掌控转基因专利权的西方跨国集团。巨大的利润落入了私人公司的腰包，而要全社会来为其风险买单。同时，转基因作物背后由供应商主导的运作已经控制了相当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投入到更为重要的农业技术研发，例如农业生态学、农业资源就地保护，以及扶植有竞争力的农作物种植者的群体。　　“商业资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组科研团队”　　《瞭望》：如果转基因作物真像其反对者指责的那样威胁食品安全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主权，并对人体健康有潜在风险，为什么世界上还有不少科学家在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利益驱动会是主要的推手吗？　　海勒曼：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科学家真正热衷于将遗传工程用于制造转基因作物呢？很多人将下面两类人混为一谈：一类是为数甚多的分子遗传学家，一类是为数较少的在开发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家，他们受到相关产业资助，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　　我自己就是一个分子遗传学家，我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在制造转基因生物。在我20年的职业科学家生涯中，我连一次都没想过要把这些转基因生物商业化。它们对于解答生命的奥秘至关重要，而这些发现某一天也可能被投入实际运用。许多植物学家将遗传工程用于协助育种或者改良作物，但并没有直接将遗传工程本身商品化。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科学家们从不把制造转基因商品作为我们存在的理由。只要不被专利保护所操控和滥用，也无须推广转基因商品，现代生物技术才真正能为人类造福。　　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业资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组科研团队。根据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的调查结果，一小部分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农业技术研发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相应投资的总和，而且比主要发达国家对公共事务的投资还要略高一筹。所以，科学家被顺理成章看作是转基因商品的支持者。而事实上绝大多数遗传学家并不会对转基因作物有太多想法。即便是那些有想法的，也常常不想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上纠缠太多，因为聪明的做法是：要么迅速支持转基因，要么彻底不闻不问。否则，如果想在转基因问题上保持批判性的职业眼光，就意味着你会很容易得罪公司和政府，自毁前程。　　所以我认为单纯追逐利润只会成为很小一部分科学家参与开发转基因商品的动力，而更大的动力来自事业上的发展机遇和就业的保证。不少政府越来越将研究经费和产业目标挂钩，而一些原本公立的研究机构也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定义成功。面对科研团体和商界之间强有力的结盟，科学家们正在学会保持沉默，或者沦为摇旗呐喊者。　　《瞭望》：如何养活地球上这么多人口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而气候变化让这个问题更为棘手。转基因技术一度被誉为解决上述问题新的“灵丹妙药”，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纷纷抢注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基因专利，也预示着会在已成天文数字的转基因研发投资上再下赌注。转基因真是“灵丹妙药”吗？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更好或者更安全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　　海勒曼：当然有了。科学家早已研究开发了其他多种农业技术，它们绝非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推出，而是被业界广泛认可，成为远远优于转基因作物的选择。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需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养活地球，而是如果我们继续接受转基因作物和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还能不能养活地球？假如说没有转基因作物，人们就会挨饿的话，那么今天人类早就该灭绝了。如果想让生物工程技术真正造福于民，我们就必须改变目前利用遗传工程的方式和原因，特别是现有的商业模式。　　为什么美国成了转基因大国　　《瞭望》：美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毫不掩饰优先保护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美国民众也向来珍视自身的健康和生计。如果转基因作物真能被跨国公司用来垄断市场，严重伤害农民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并导致潜在的健康和环境风险，为什么美国反倒成了转基因大国？　　海勒曼：我首先不同意这样的假设：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所以接受转基因作物也必然经历了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我拥有美国和新西兰双重国籍，在美国生活了近32年。但作为一个职业遗传学家，我对美国的转基因产业也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样对此问题没有任何参与讨论和决策的机会，就像历史上绝大多数美国人针对吸烟或饮酒是否有害的议题也未能参与讨论一样。　　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愚笨或者懒惰，而仅仅说明了美国的社会舆论常常推崇商业文化，不少人也想当然地认为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带来福祉与进步。不过，对转基因质疑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拒绝产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而倾向于选择当地原产的和有机的食物。　　《瞭望》：我们的印象是，不少欧洲国家对转基因作物比美国采取了严厉得多的限制措施，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规，也包括让公众发挥非常积极的监督作用。你是否能就此介绍一下？　　海勒曼：我认为在转基因问题上比较“欧洲人”和“美国人”会误导大家。如果你在街上问一般的美国民众，他们会提出和欧洲人同样的诉求：要求严格标识转基因食品。在对转基因的管理层面，欧洲与美国和加拿大并无二致。　　如果有差别的话，最关键的是，欧洲人在更有效和强硬地呼吁针对转基因标识立法和严格执法，在新闻舆论上推动对转基因的讨论，也在赞助对转基因的安全性研究。而美国还没有法律法规来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尽管在民意测验中他们是支持为转基因标识立法的。　　美国在指责欧洲人利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来限制进口美国转基因产品。但是，我预测只要美国看到相关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就会毫不犹豫用安全性检测来限制进口产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他国的转基因商品。　　“跨国公司已经准备好将利润凌驾于食品安全之上”　　《瞭望》：反对者指出转基因的关键技术专利已经被少数跨国公司所垄断，所以如果某一个国家决定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跨国公司就会长驱直入，用专利保护权等手段垄断该国市场，使其丧失对该作物的国家控制权和食品安全。这样的指控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已经有类似情况发生？　　海勒曼：我认为这样的指责是成立的。从某些角度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开发还处在早期，因为绝大多数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只在一小部分国家生产和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但是阿根廷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整个国家已经严重依赖生产美国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转基因大豆用于出口，国民经济和食品安全因而岌岌可危。但阿根廷并不认可种子专利，孟山都公司在已经从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中获利丰厚之后，还在通过法律手段要求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支付专利赔偿金。转基因专利协议禁止农民保留当年种子，只能在每个播种季节重新购买。而一些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已经明确拒绝向未能履行转基因种子专利条款的发展中国家出售种子。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已经准备好将利润凌驾于食品安全之上。□民生大事该怎样决策2010年02月08日15:58 瞭望　　《瞭望》文章：民生大事该怎样决策　　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机制，使公众能够参与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　　文/李楯　　转基因水稻，已由政府部门准许在湖北试种，但争论并不就此终结。　　反对者首先提出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害，其次是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张者强调中国地少人多，解决吃饭问题，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当然，主张者，如农业部属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还有许多非常“专家”的解释，说：安全管理遵循了科学、个案、熟悉性和逐步完善四项基本原则，安全评价经过了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五个阶段。　　摆在一般人面前的问题是：一件非“专家”谁也搞不懂的事，一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健康、生命及后代的事，应怎样决策，由谁来决策？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当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人群时，科学家、专家也会有利益，会成为不同利益、主张的代言人——因此，当我们听到“科学家说”、“专家说”时，我们就必须问，利益在何方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持何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有时，我们能听到的只是持一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的说法，而听不到另一种已被屏蔽了的科学家、专家的意见。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机制，使在事关相当多人的利益时，决策者和公众都能在充分地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后再作自己的选择；使公众对事关自己利益的重大决策，能够参与。　　“以人为本”，在中国是新设定的一种价值观，新设定的一种执政理念的“核心”(十七大报告)。看重人，看重人的健康、生命，于是才有了在食品、药品等“入口”的东西上的绝对小心谨慎的制度安排：没有充足的、绝对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无害于人的健康的，就不能投入市场。　　历史告诉我们，即使一些人在当初做一件事时是出自“好意”，但世事有些是“始料不及”的，有些恶果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转。如一些现已禁止使用的药物，现已开始治理的污染，在人体内表现出的毒副作用，在水体、耕地、作为人类食品的动植物以至就是在人体内积聚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影响，近，危害到具体的人的健康、生命；远，则危及到人类的子孙后代。我们今天这样警惕(甚至是害怕)病毒的变异，警惕人畜、人禽交互传播疾病(如SARS、禽流感、疯牛病)，警惕污染的后果和因物种多样性被改变而导致的生态失衡，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习惯于“科技”连用，但科学、技术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按照一定规范，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认识是一个过程，过程中，认识有对有错。而技术，则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它实践化；由此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是双刃剑，它能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甚至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于是，才有了对从事技术，以至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伦理要求——核物理的研究，核技术的应用，使人类谨慎地对待此问题；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的出现，使人类产生了进一步的忧虑，要求有制度化的制衡。工业革命，带来一种“科学的狂妄”，误认为人类能战胜一切，改造一切，为所欲为；直至提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十七大报告)，才有了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纠错转向的可能。　　由于技术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的应用就不只是个伦理的问题，它更与利益密切相关——每当一个技术被应用时，我们须问：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在对谁有利的同时，还可能对哪些人有害？即将在中国湖北试种的转基因水稻有外国公司的多项专利，专利的所有者可在价格等诸多方面拿捏、控制种植者，而购买了这些专利的中国公司、中国技术专家也可能在即将种植，及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中，掌握“股份”或分得红利。这些，在决策前，是否也应明确地让决策者和公众知道呢？　　信息公开乃法治国家通例　　反对者提出：通过遗传工程技术获得在自然界中无法自动生成的转基因水稻与以往我们吃的杂交水稻有本质不同；转基因水稻并非比原来的水稻高产，只是能抗虫(有人说，虫都不敢吃，人敢吃么)；由于转基因水稻仍有繁殖及与近亲交配的能力，它可能改变甚至是灭绝中国原有水稻品种；一些转基因食品引发的事件或事故(如老鼠食用曾导致免疫系统受损或出现肿瘤)，至今没有向公众给出足以说服人的交代；转基因食品作为非自然食物，能否确保人类在食用后不会产生损害健康的影响(如过敏等)，以至是：如果人类长期食用，代代相因，会否导致遗传性状改变，甚至是跨越物种的遗传性状改变？作为极力推进转基因水稻的公司、技术专家是否有责任在决策作出之前，给决策者和公众以清楚而让人听得懂的解释呢？　　至于有专家说给转基因水稻发安全证书和给要结婚的男女发结婚证书一样，没有必要“让大家都知道”，并说农业部的证书“一直是颁发给研发方和申报方，没有对社会公开，这也是我们国家行政审批的一个惯例”。这一点，很难苟同。政府信息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而行政审批不公开，只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我们的坏“惯例”。　　说“地少人多，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恐也不当。我们过去被教导有太多的“必然”，后来知道实非如是——人类于发展中往往有多种选择，而较少有“唯一”。我们过去只知道中国人均耕地少，很晚才知道以色列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45%(另，人均水资源是中国的12%)，荷兰人口密度是中国的3.5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55%，它们不但国民的生存质量高于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中国)，以色列还在较差的地质、气候条件下盛产粮食、棉花、鲜花、水果、蔬菜，是喷灌、滴灌、无土栽培技术的使用国，荷兰则是世界排名在前的农产品输出国。而政策失误，使中国在有6亿人时，饿死以千万计，现人多了(从1958年的6.5亿增至13亿)，地少了(从1958年的人均2.43亩减至1.37亩)，吃饭早不成问题。可见良好的政策、良好的体制，才是提升国民生存质量的根本，同时，也是在整体上科学发达，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　　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决策　　就世界而言，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90%都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70%的种植面积也在美国，这，除使经营者获利外，也并不能解决今日世界的贫困问题，因为占世界人口15%处于饥饿状态下的穷人不是有钱买不到粮食，而是没有钱买粮食——在今天，所谓“吃饭”问题，如果只问粮食产量，就是个伪问题。　　中国在1995年前为大豆净出口国，自进口转基因大豆后，对外依存度已达80%以上，中国品种的大豆在目前情况下竞争不过转基因大豆，中国的大豆品种面临被淘汰出局而趋于灭绝的情状；而改种植转基因大豆，则须年年购买专利权在外国公司手中的种子，价格难免为人掌控。农民的利益，也是决策需要考虑的。　　关起门来由少数人(哪怕是为多数人利益)决策的时代应成为过去，像转基因食品这样的事的决策，需要做到事先公布“全面、准确、真实”的信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充分展现各种不同观点，在公众可以充分参与的情况下，经过长时间的辩驳论争后，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因为它事关人的健康、生命及人类后代。在这里，每个人的知情与选择都是重要的。　　我们应该明确记载和公布批准一项事关民生的大事的官员姓名，明确记载和公布在这种事关民生的大事中为政府决策作证或签署专家意见的专家姓名——特别是当这种事一旦决定、实行，结果即不可逆转时——以使人民在事后评价，可以问责(当然，只是针对官员)，或褒或贬(既针对官员，也针对专家)；由此，使参与决策的官员和专家如中国传统对当政者要求的那样排除私利，秉承公心，在为大众而决策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真正尽心尽职，对国民、对人类负起责任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以往，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肯定，还是台湾的反共电影史学家或“四人帮”的否定、以及新时期试图从艺术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电影历史的同志提出的批判性反思，人们的出发点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从政治运动的角度来把握和认识三十年代电影这一点上却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特别是当用一种比较狭窄的政治标准评价和衡量具体作品的时候，影片所表达的政治倾向往往也成为人们做出艺术评价的基本参照条件。然而，历史本身实际上比人们所想的要复杂得多。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出现，的确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并不止于此，伴随着政治变革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出现了巨大的艺术变革。把三十年代电影看作是一场艺术变革，便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如何认识和看待这场艺术变革？艺术上的变革与时代的政治变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正是这篇文章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五六年中，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段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这短短的几年里，中国电影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传世之作。产生这种变化的基本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这是对创作者和观众的全面影响。它不仅限于思想内容，而且涉及整个电影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批新的艺术家加入到电影创作队伍中来，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电影经验的大规模介绍和有声电影的出现等一系列技术进步，推动了电影艺术技巧的大幅度发展，使影片的外在形式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时代的变革给电影提出了新的创作课题的时候，一大批思想活跃的进步文艺青年在时代的感召下投身于电影。他们身上较少旧电影圈的影响，却带来了以往中国电影界从未有过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经验，这才使他们能冲破旧影圈的陈规陋习，对中国电影的思想和艺术面貌的全面改观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三十年代兴起的左翼电影运动，也是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掀起的一场艺术创新运动。我选择了45个在左翼时期影响较大的影人，对他们的年龄做了个统计，结果如下：三十年代电影主创人员平均年龄：（创作成名的左翼作品时的年龄）导演10人：　　　　平均30.3岁 （除郑正秋，洪深外8人平均27.7岁）编剧、评论10人：　平均25.9岁演员15人：　　　　平均21.06岁 （其中女10人20.7岁，男5人21.8岁）其它创作者10人：　平均26.5岁共计45人：　　　　平均25.4岁 （除郑，洪外43人平均24.7岁）在这45人(注)中左翼前已从影者仅11人，其中以前曾有较大影响者只有6 人，余下的31人平均年龄只有24岁。当然，年龄本身并不说明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它却成了三十年代电影蓬勃的创新活力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些新进入电影的年轻人大多是一些政治倾向进步、艺术思想活跃的文艺青年。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它们在电影创作的思想和艺术表达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在这艰难的探索中他们从稚嫩走向成熟，同时也创造了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辉煌。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发展，是与这些年轻的电影艺术家的成长同步的。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电影基本艺术面貌。三十年代距今已经六十年了，这对一共只有不足百年历史的电影来说无疑已是一个很遥远的时代了。那还是中国电影的童年时期。正如夏衍同志讲过的那样。在今天看来它就象“自己穿着开裆裤、嘬着手指头时的照片”一样充满着稚气。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对电影艺术的认识水平来评价那个时代的影片和艺术家做出的探索。在反对以往许多只从政治内容上肯定左翼电影、而忽视了其在艺术上的不成熟的片面看法的同时，我也很不同意那种因其过于政治上的激进和艺术上的浅稚而否认三十年代电影创新的历史地位的看法。在这里，我还想对有的同志只从与世界电影艺术技巧水平的横向比较中看待中国电影历史上的艺术创新的看法提出异议。的确，中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电影，常规电影的技术和艺术技巧的总体水平也落后于当时世界电影的先进水平。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艺术家的创造性。且不论在苏联电影正热衷于造神，美国电影正热衷于造梦的时候，中国的电影艺术家们却勇敢地高扬起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的现实主义旗帜，这本身便反映着一种先进的艺术观和电影观。外国电影史学家所说的“新现实主义始于中国的三十年代电影”的论断就是由此得出的。就是在艺术探索本身，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们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创新。我以为，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艺术上的“辉煌”正是来自于这一批年轻艺术家勇敢的探索和创新精神。那是一个广泛探索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成熟收获的时代。这样说丝毫没有小看这一时期大量优秀创作成果的意思，也并不回避大量影片（包括不少优秀影片）中明显存在的政治压倒艺术的问题。与十几年以后的战后电影的创作高潮相比，三十年代电影的确没有出现象《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宏篇巨著，但它无论从题材样式、类型风格和艺术语言等艺术追求的不同方面却都有着中国电影前几十年历史中最多样化的艺术尝试。左翼电影运动是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产生的一场以从政治上变革中国电影为首要目的的电影运动。作为一种以爱国进步为宗旨的艺术统一战线，要争取最大量的艺术家参加，就不能只以共同的艺术旨趣、艺术追求或共同的电影观来划线。何况当时年轻的艺术家中谁也不具备足以在艺术上领导潮流的艺术经验和威望。这造成三十年代影坛一种有趣的现象，左翼影人在政治上锋芒毕露、唇枪舌剑的同时，在艺术方面却对与自己不同的艺术旨趣和追求显示出了极宽容的胸怀。这样，从事左翼电影创作的艺术家们在以爱国主义为主要旗帜的进步艺术思想的前提下形成为一个创作群体，而在艺术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顽强追求，从而形成了一个艺术上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正因为如此，那时不少的优秀影片虽然有的在思想表达上还显得直白浅露、有的在艺术技巧方面还保留着许多粗疏、稚嫩之处，但是其间渗透出的旺盛的创造活力和生机却赋予了它们以不朽的艺术魅力。我认为这正是三十年代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所在，正是三十年代的“辉煌”所在。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们是在左翼电影的创作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创造电影历史的进程的同时也在造就着他们自己。在此期间，他们艺术探索的方向和对艺术经验的总结，也与左翼电影运动的政治任务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但是艺术的发展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实现的。这也就使得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在政治和艺术的不同方面的发展进程表现出某种不平衡。他们非但并不完全同步，反而呈现出两条几乎截然相反的发展曲线。左翼电影运动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严酷政治局势下发展起来的。这使它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严酷的政治压力也成为一种动力，它逼着进步电影工作者开动脑筋、寻找更巧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推动着人们对电影的视听艺术潜力的更深入挖掘。这形成了三十年代电影的思想表达和艺术探索的不同领域间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局面。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左翼电影迅速兴起，以《狂流》为开端出现了一批思想观点鲜明，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的影片。这些影片使人们耳目一新。它们一改初期电影脱离现实的落后倾向，直接反映了社会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姊妹花》、《渔光曲》两部影片分别创下了连映60多天和80多天的记录。在当时轰动一时。所以当时有人把1933年称为“中国电影年”。这是左翼电影的第一个高潮。但是这一时期左翼创作者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思想内容方面的革新，除了《春蚕》、《上海24小时》等少数影片之外，大多数影片缺乏艺术上的精雕细琢。同时由于革命斗争和艺术经验的不足，左冀电影工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斗争形势的严酷性估计不足，不少影片中确实存在着艺术表现相对粗糙稚拙和革命内容表达得过于直露等问题，并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如《女性的呐喊》、《上海24小时》、《中国海的怒潮》等影片，直接表现残酷的阶段压迫，并号召人民以武装斗争进行反抗。结果影片拍出后被当局的电影检查机构百般刁难，删剪得面目全非。面对左翼电影运动高涨的局面，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艺术经验的不足和对影片政治内容和艺术表达之间关系认识的偏差，使得这时的许多影片显得昙花一现。1933年11月，一群暴徒捣毁了拍过一些进步影片的艺华影片公司，并散发反共传单，恫吓进步电影工作者。形势的恶化使电影公司的老板又开始向右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先后被捕或退出电影公司、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反动文人乘机挤入，大肆鼓吹“软性电影”的主张。左翼电影出现了低潮。但另一方面，严峻形势的压力也促进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成长和成熟。他们开始尝试以更巧妙隐晦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视听语言，曲折地宣传反帝抗日思想和隐约地揭示社会的黑暗。通过以同情的笔调深入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热情歌颂积极正直的人生态度的影片来坚持左翼电影阵地。《神女》、《桃李劫》等优秀影片就是在这种形式下拍摄出来的。在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这段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却成了三十年代电影艺术探索最活跃、成果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影片《桃李劫》的结尾原来是一个直接表现陶建平被枪毙的场面，国民党政府的检查机构以刺激性太强为由强令删改。创作者经过反复考虑，改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结尾，即陶建平被带走后，老校长还沉浸在回忆之中。画外传来的枪声把老校长拉回到现实来。他缓缓地走出牢门，陶建平的照片从他手中滑落在地上。在若隐若现的“毕业歌”声中，镜头慢慢推向地上的照片，直到陶建平年轻英俊的面孔占满银幕。新的结尾让反动检查机构抓不住把柄，但却使人更强烈地感受到那黑暗的社会对人的摧残。它无论在思想和艺术表达上无疑都比原来的枪毙场面高明得多了。在这里，政治压力实际上变成了迫使艺术家深入艺术思考，提高创作水平的动力。1935年“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以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人民抗日要求的重新高涨，推动着左翼电影运动也重新转向高涨，出现了“国防电影”的新高潮。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更加成熟、风格样式也更加丰富多彩了。虽然由于反动派的压制，仍不能直接宣传和表现人民的抗日要求，但创作者已有可能更多地尝试寓言式的隐喻方式曲折地进行表现。《联华交响曲》中的《春闺梦断》、《疯人狂想曲》、《小五义》及《狼山喋血记》、《大路》等影片，在形势不允许用写实主义手法直接表现抗日要求时，创作人员进行了运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电影表现手法的尝试。同时，人们在创作探索的实践中也对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把几年来对电影表现手段探索与“影戏”主流电影的经验结合在一起，越来越有意识地借鉴进入有声阶段之后的好莱坞戏剧式电影的创作经验，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能为最广大的电影观众所接受。从整体上看，在这时的许多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社会问题影片中，1933年影片中常见的那种直露的激进口号减少了，而思想内容与影片的情节和人物命运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融为较完整的有机整体。如《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都从不同的侧面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并且有的还在电影艺术技巧方面也达到了较高的成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但是随政治形势的好转也有少数影片重新较直接地喊出了一些进步口号，特别是随着中国电影全面转向有声片之后好莱坞的影响日趋强烈，许多影片中都渗透了对好莱坞电影的照搬和摹仿，这些现象都多少影响着影片的艺术质量，也影响着进入四十年代后电影创作的发展走向。当然，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能够出现这样一场如此巨大的变革，左翼电影运动得以兴起，这首先是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的结果。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也推动着中国电影开始变革。然而，时代的变革不仅提出了新的政治命题，也提出了新的艺术命题。这才使左翼电影运动不仅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同时也成为一场艺术创新运动。“九一八”、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危机的现实威胁不断加深，使电影的经营者、创作者和观众的心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广大观众厌恶了那些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怪影片，向电影界发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这种要求从影院的票房收入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来。明星公司花费巨款把著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啼笑姻缘》搬上银幕，但上映适值“一·二八”事件之后，影片营业上遭到了出乎老板们意外的惨败，使明星公司经济上陷入严重的危机。其它公司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种形势迫使电影资本家在创作方针上改弦更张。在这种背景下，电影创作人员中也出现了以题材和形式上的创新寻求新出路的愿望。随着改变中国电影现状的主客观条件逐步成熟，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电影工作关注，着手直接参与和影响电影的创作。左翼电影运动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之后，针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电影界内部强大的旧势力，有计划地领导从事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从编剧入手努力影响和改造电影创作；组织动员了相当一批年轻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参加电影创作，改造电影创作队伍，加强左翼创作力量；有目的地大力介绍了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工作，通过电影评论影响和指导创作和欣赏。这些工作都不仅在政治思想内容方面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在电影艺术方面也带来了强烈的新鲜气息，直接影响着中国电影艺术面貌的改观。根据形势的需要，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党的文艺工作者先后以编剧的身份加入电影公司。他们一方面创作了一大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新的优秀剧本，一方面又有目的地与一些导演等创作者交朋友，帮助他们拍出了一批较好的影片。左翼影人介入编剧创作，带来的不仅是新的题材和生活内容，也有新艺术观和叙事风格。在其中以夏衍和田汉的编剧创作和艺术思想带来的影响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在三十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形势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敢不敢，能不能真实地，具体地反映这一现实，这是区别新旧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三十年代电影中的一些优秀作品的成功之处正在于通过电影艺术的手段，具体、细致地把时代生活真实地呈现在银幕上。在这方面，夏衍的电影剧作是反映三十年代现实主义电影成就的典型代表。夏衍的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狂流》也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开篇之作。它标志着“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开始。这部影片以新的思想、题材和新的内容，形式反映了时代的真实，渗透着强烈的创作激情。《狂流》的意义不仅在思想上，它通过水灾现场的大量新闻片素材的穿插，以艺术上新颖的创作观念震动着习惯于舞台戏剧的影戏式表现手段。作为最初的尝试，《狂流》还保持了许多旧电影的影响痕迹，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夏衍的电影剧作创作的那种质朴、严谨、简洁而视觉感鲜明，特别是对环境的视觉表现在剧作中地位的重视等特点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以夏衍为代表的这种带有比较明显的写实倾向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他1933年根据茅盾的小说改编的《春蚕》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曾无数次经受过《狂流》式的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但《春蚕》式的“丰收成灾”的奇怪悲剧却是头一次领教，这是一场真正的时代的悲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日益加深的中国社会的缩影。在《春蚕》中没有采取戏剧化手段把剥削压迫“物化”为一种具体可见的恶势力，而是还给它以“无形”的本来面目。《春蚕》细腻地展示了平静的生活流程如何悄悄地把人们引向无情的灾难，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在“公平交易”外衣下的巧取豪夺。影片成功地塑造老通宝一家蚕农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是通过他们注入了全部生活理想的劳动生活过程细致地展现出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影片通过视觉化的细节和环境处理与蒙太奇电影思维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富于表现力的电影语言来体现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上海24小时》中，他把蒙太奇的方法运用到电影剧作的整体构思上，有力地揭示了尖锐的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的社会现实。夏衍编剧的另外几部影片，大都是由张石川导演的，张石川相对陈旧的艺术和电影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影片的整体思想艺术质量。但这些影片同样都设计了积极的社会主题。尤其是 1936年创作的《压岁钱》，以独特的艺术构思，通过一块银元在社会上的流转，展现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图景。除了夏衍之外，其它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也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着这方面的探索，如《乡愁》、《船家女》、《桃李劫》等影片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这种带写实主义倾向的艺术风格在这一时期夏衍参加创作的一系列影片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已。这类影片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指导下，注意在生活的潜流中反映时代的波澜，它们特别注重对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的追求，不仅追求真实地把握生活中现实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现实，更重要的是追求在电影叙事和造型各个方面都以细腻朴素的手段再现出真实的效果来。例如在电影叙事观念方面，当时夏衍曾强烈主张鉴于电影时空自由的特点，不应沿袭戏剧的叙事经验。他甚至提出象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心理小说的叙事方法更符合电影的规律。这种比较开放的电影观念，对写实性电影比较灵活的时空结构和朴素的叙述风格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田汉虽然早在二十年代就曾涉足电影，但他那带有现代主义色彩和浪漫风格的艺术追求一直不见容于中国电影界。从二十年代末期他的艺术思想开始转变。他彻底清算了自己过去的艺术观点，转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鲜明革命倾向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然而，现实主义的追求与艺术家艺术个性的体现并不一定矛盾。田汉那种豪放浪漫的艺术气质在他三十年代的革命作品中仍然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所以他的作品大都选择直接的反帝反封建主题，特别是直接描写抗日和歌颂工人阶级的。它以能在影片中喊出人民想说而不敢说出的话为荣。这在当时许多左翼创作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田汉的创作尽管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独特创作气质的艺术家，这种艺术个性不可避免地在创作中表现出来。革命现实主义在他的创作中实际上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精神而不是具体方法。在艺术观上，他有直面人生的勇气，敢于揭露社会黑暗。但他更强调的是要反映时代前进的方向。所以，他的作品中更多地洋溢着一种充沛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情调。这与他早年注重主观表现的电影观是有一定联系的。这类影片都力图在时代和社会的尖锐冲突中直接展观主题，而不是着力于生活细节的真实描绘，因此其作品戏剧性因素强烈，富于波澜起伏。而且田汉的创作即兴性较强，主要关注的是内容的合理性而不是结构的严谨。描写人物时他也更注重于人物的追求和想往，以火热的生活激情去激动观众。这些特点不仅是田汉一个人的。这在阳翰笙、孙瑜等人当时创作的一系列影片中都有表现。这些创作虽然不如夏衍等人那样擅长艺术描写的细腻和生动，但由于其重视戏剧性因素在创作中的地位和把戏剧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话语，实际上后来的许多中国电影都表现出与这种风格比较接近的地方。左翼剧作家的电影创作，开始把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带入了中国电影。在摆正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同时，艺术家们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创作与电影媒介之间的关系，寻找着用电影媒介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在这里，表现社会现实和反映人民的呼声的政治目标并没有成为艺术家表现各自艺术个性的障碍，反而丰富着中国电影艺术家对电影叙事规律和叙事风格的探索。这样，由左翼剧作家介入电影创作而带来的艺术视野的开阔，也带动着其它电影创作部门的创新。　　为了冲破和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封锁和旧电影脱离时代、脱离生活的陈规陋习，左翼电影工作者把电影理论批评看作是改造旧电影、建立新电影的一条重要战线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在左翼电影运动的进程中，理论批评建设也确实在思想和艺术两个领域中都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端正着人们的思想，也拓展着人们的艺术视野，帮助人们探寻创作新路。在党的领导上，进步文艺工作者通过各种方法控制了上海报刊的大部分影评阵地。这些评论不仅揭露和批判有毒素的影片，宣传进步电影;而且在艺术方面也与创作人员互相切磋，认真探讨。聂耳与蔡楚生通过电影批评建立起真挚的友谊曾被传为佳话。它对蔡楚生思想和艺术上的成长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很典型地反映了左翼电影批评的积极功效。当然好的评论必须有相应的思想和理论武装。这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也许要对电影艺术规律自身左翼电影工作者有目的地做了大量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经验的工作。这使的认真学习和研究。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象我们三十年前那样闭目塞听。左翼电影的理论批评建设与对外国电影经验的学习借鉴结合在一起，从而具备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坚实的基础。将苏联选作主要的学习对象，在当时当然首先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选择。但苏联当时不仅在政治上为中国进步人士所向往，苏联电影在艺术上也的确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进步影人们大量翻译介绍了苏联电影剧本和理论著作等。夏衍、郑伯奇等人先后翻译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等许多文章。他们不仅从苏联电影学习了表现革命思想的经验，而且学习了蒙太奇的电影思维方法和艺术表现技巧。与此同时，人们对其它外国电影理论（例如好莱坞的技巧理论等）也有所介绍。甚至象刘呐欧那样的反动影人，在与左翼电影工作者宣传苏联电影经验的对抗中，也搬来了先锋派等西方电影理论主张。无论人们原来的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对外国电影理论的译介却大大开阔了中国电影工作者的眼界，这也有益电影工作者的学习和提高。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广泛探索创新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赖于这种学习和借鉴。这种理论批评与电影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大促进了三十年代电影的转变和发展。　　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而进入电影的年轻艺术家不仅限于剧作领域，而是几乎遍及电影创作的所有主要部门。如应云卫、沈西苓、袁牧之、吴印咸等人都在这一阶段先后从戏剧、美术、音乐、摄影等不同的艺术门类加入到了电影创作队伍中来。这些人大多文化程度较高，探索和创新精神较强。他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影创作队伍的面貌和素质，对电影艺术上的飞跃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三十年代的主要优秀影片大都出自这批创作人员。他们带来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经验也极大地丰富着中国电影。正是由这样一批富于活力的年轻艺术家形成的新的创作群体，以他们勇敢的创新精神和广泛的艺术探索，促进着中国电影面貌的全面改观。他们在艺术上互相切磋，创作中互相帮助，一起攀登着艺术的高峰。三十年代电影中最优秀的代表作《马路天使》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从构思阶段开始，袁牧之、赵丹等主创人员便在一起集思广议，不断地改进提高。影片试映后，沈西苓还自己动手帮助袁牧之对全片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新剪辑，将原来全长十二本的影片剪成九本，使之成为一部结构紧凑、节奏明快的电影精品。　　三十年代的这场广泛而深入的电影创新运动，是向中国电影传统继承和向外国电影经验学习借鉴的交织和互动，也是默片视觉艺术的成熟和对有声电影规律的探索的尝试的交织和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左翼艺术家们把共同的思想追求和不同艺术追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电影世界。　　三十年代电影是中国初期电影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初期电影，特别是其主流“影戏”电影的艺术传统并没有完全割断。它的艺术经验在不少创作者身上得到了继承。他们不仅继承了传统，也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了这一传统。三十年代的电影变革触动着整个中国电影界。不仅新的艺术家和作品不断出现，老艺术家也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潮流，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但是，新的电影不仅需要新的社会思想，更需要新的艺术思想。“旧瓶装新酒”是无法真正改变中国电影的面貌的。初期电影中的两员创作主将郑正秋和张石川都曾参加了左翼电影的创作。但他们毕竟是属于上一代的艺术家。他仍难完全摆脱旧思想方法的影响。郑正秋晚期的代表作《姊妹花》就是一个典型。在左翼电影运动影响下，郑正秋的创作思想开始出现转变。他对过去内容模糊的教化社会的主张作了修正，认识到“电影负有时代先驱的责任”。在《姊妹花》中他力图以阶级矛盾代替过去影片中常用的空洞的善恶冲突。它尽管在艺术上日益成熟了，但已定型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手法，已使他无法对电影观念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改造了，而只能仍然沿袭旧“影戏”的一套创作经验。以张石川为代表的商业电影创作更明显地表现出延续旧“影戏”电影的倾向。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们往往也在影片中加进一些进步色彩的东西，但在反动压力下又把政治棱角磨平，以保持平衡。在艺术上则全盘延续了影戏的基本方法。张石川拍了夏衍编剧的几部影片。不仅表现形式上仍延用老一套，有的在情节上也按老套子作了改动，从而大大削弱了影片的思想内容表现和艺术感染力。即使内容上有新意也被形式上的陈旧所掩盖了。例如，张石川导演由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时，对影片结尾做的改动，在他看来只是使情节在结构上更完整、更合理些，而事实上大大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量。《压岁钱》中大量的歌舞和噱头穿插等，也得到了类似的效果。在其他不少旧影人的影片中，这种现象也表现得同样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如《恶邻》(任彭年导演)，把一个隐喻抗日的故事拍成了一个十分拙劣的武侠片。　　事实证明，即使是在继承中国主流电影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左翼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观和电影观的革新。这个任务也同样新一代艺术家来完成。　　在继承影戏传统的基本方向上，作出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成就的电影创作者应当首推蔡楚生了。蔡楚生虽曾从郑正秋身上学习了很多“影戏”电影的创作经验，但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蔡楚生有不少与郑正秋等老一代人不同的艺术思想。在参加左翼电影创作之前，他在影片的形式探索上已经明显地显露出了其独特的艺术才华。在艺术处理上，他非常注意吸收郑正秋等前辈创作中适应观众欣赏习惯的经验，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与新的电影表现手段结合起来。影片中既有严谨的情节线索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又不乏精彩的电影语言的运用。如《南国之春》中离别场面中纵深式的场面调度和《粉红色的梦》中携女寻妻的蒙太奇剪接段落，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然而，艺术上的新鲜气息并不能完全掩盖这两部影片内容上的贫乏，它们受到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朋友们的尖锐批评。形势迫使蔡楚生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应走的创作道路。在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帮助下，蔡楚生对自己以前的创作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踏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使三十年代成为他创作的一个丰收期。在艺术上他也开始寻求建立自己的表现风格。与其它创作人员相比他更注重中国电影的叙事传统，形成一种通俗、幽默的叙述风格。他讲究故事性和趣味性，同时又能注意尽量抛弃不必要的舞台化因素，电影化地叙述故事。因此他的影片给人以既新鲜，又不陌生的感觉。在《渔光曲》中 ，他以两个渔家孩子经历为线索，展现了旧中国农村和城市非常广泛的社会生活图景。把这样广泛的生活内容编织进一个篇幅不长、但严谨完整、曲折生动、而又线索鲜明的戏剧性故事之中。这种表现内容的开放性和叙事结构的严谨性的结合，成为中国电影中极具代表性的艺术手法。它把真实细腻和曲折动人较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叙事手法方面与影戏传统保持了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电影化的表现和感受方面，又大大地进步了。银幕上优美的视觉形象及歌曲的音乐形象，大大加强了情节所提供的表现能力。在这几年里，蔡楚生先后拍摄的《都会的早晨》、《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都有力地展现了不同阶层人民的现实生活状况，而且大部分影片都透着衰怨、苦涩的幽默情调，情节设计都相当巧妙，给人以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之感。蔡楚生的影片以情节曲折、结构完整，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而见长。同时在具体的叙事和时空结构处理上他又比初期影戏更注重剪裁，使节奏的起伏张驰有致。在以叙事为主要的手段的早期电影中，故事情节和人物是两个最主要的支柱，蔡楚生对这两方面都比较重视。较之初期“影戏”，蔡楚生在注意以各种手段鲜明地刻划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方面作出了较好的成绩。　　以蔡楚生的这一类创作为代表，反映了三十年代电影对初期影戏传统继承的基本方向。即在创作中更多贯注鲜明的进步倾向和时代精神，在注重市民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剧作/叙事经验方面继承影戏传统的主要方面， 而在技巧表现的层次上则大量吸收蒙太奇的思维方法和艺术技巧，使创作更具电影的艺术特色。　　三十年代电影中的另一些创作者从另一个角度探索着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的途径。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影片创作中来。这比之初期影戏只着重于借鉴戏曲和说唱艺术的通俗文化传统就深入了一步，开始涉及到靠从叙事和造型的不同方面结合的综合效果尝试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在这方面，吴永刚的《神女》作出的探索是很具代表性的。《神女》无论是题材、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形式的表现方面，都渗透出浓郁的民族情趣，形成一种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影片能创造出这种不同于侧重传奇性的影戏传统的民族审美意境，一方面在于其善于适当地淡化外部冲突，对于一些影戏中常一笔代过的地方，却用非常细腻的细写描写和刻画强化出来，把较强烈的思想和情绪起伏通过较平易的地方叙述出来，于平易处见波澜。另一方面在于其追求再现与抒情的统一。《神女》在真实朴素的叙述风格的基础上，比较注意把画面，镜头和蒙太奇的表现功能、抒情功能与再现功能、叙述功能结合起来，提供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叙事层面本身的韵味，使影片渗透出一种诗情。《神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还不仅体现在其表现形式上与文人诗画情趣的接近，它同样体现在其对世界、对生活的观照和表达的方式方面。从表面上看，《神女》与其它一些左翼电影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时代背景表现比之同时许多进步影片要淡化得多。它没有具体的社会动荡和社会事件，也较少直接表现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甚至神女所受的歧视也大部来自周围的普通市民。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社会对作为人的她生存权利的一种畸型蔑视和否定。整个影片基本上是以母子关系为中心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神女》体现的首先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主题，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主题。但是影片又通过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时代和那个时代中人际关系的不合理，实际上是以中国艺术常用的隐喻和换喻方式点明了《神女》的悲剧意义不仅是这对母子的命运悲剧，而且是时代的历史悲剧。实际上，在三十年代的电影中有不少以往被我们排除在左翼电影之外的影片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家是在以这种曲折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关注的。例如曾被批判为反动影片的《浪淘沙》似乎并不应理解为在宣扬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它更象是反映了人们在大敌当前危及着民族生存的形势下期望能停止内战、共同为生存而抗争的要求。《到自然去》似乎也可理解为在告诫人们尝过自由滋味的人是不能容忍重新沦为奴隶的。它们与《狼山喋血记》等影片所作的政治隐喻相比，只是存在艺术方法和风格追求的不同，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这一时代，其它一些创作人员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创作探索。《艺海风光》中的《话剧团》、《联华交响曲》中的《春闺梦断》、《月下小景》，甚至朱石麟的《慈母曲》和费穆的《天伦》、《人生》、《香雪海》等不少影片在艺术上都有相通之处。有的影片的社会政治色彩更淡，但在以平实含蓄的艺术风格创造诗情画意的艺术情境，在叙事与造型的结合、再现与抒情的结合等方面都做出了有一定意义的探索。象《神女》这样的影片在三十年代电影中为数并不多，但它们却拓展了中国电影向自己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学习的视野，为艺术家以电影的手段进行情绪和情感的表达开拓了新的思路。在向传统继承的同时，艺术家们也在努力通过学习和了解外国电影经验寻找和开拓新的创作道路。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广泛创新和大幅度发展的时期。这种成绩的取得与电影创作者努力学习和了解国外的先进电影经验，并在创作实践中努力的探索分不开的。外国影片和外国电影理论的介绍对许多中国电影艺术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都给中国电影带来了相当的冲击，也推动着电影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变革。。在这当中，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和苏联的蒙太奇电影理论对中国影人的影响最为突出。在孙瑜和沈西苓三十年代的电影创作的中可以很有代表性地反映出这种学习和借鉴。　　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成长起来的。电影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外来的影响更显得重要。由于在旧中国的电影市场中，好莱坞电影占着绝对的优势。它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尽管不少创作者也曾企图摆脱其影响，但实际上好莱坞的许多创作经验和原则早已渗入了许多创作者心灵的深处, 并在他们的创作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这种文化渗透在孙瑜的电影创作便明显地反映出来。　　作为一个在美国受过专业电影教育的艺术家，孙瑜在早年拍摄武侠神怪片时就明显地表现出他明显地受到美国某些类型影片的影响，有的影片的构思甚至直接脱胎于某部好莱坞影片。有人说孙瑜的影片创作带有一种浪漫的诗情。与其它不少左翼影人不同，孙瑜的注意力不放在求真，而在于求善求美。他的作品往往较少揭露性，而是富于主观的理想和憧憬，常常透露出一种欧文、傅立叶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想往乡亲邻里间互济互爱的和谐生活，热情地歌颂这种生活方式，抨击战争对这种和谐生活的破坏，以此来表达他自己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而《大路》结尾主人公想象中的再生，更使人直接联想到好莱坞影片《西线无战事》的结尾处理。这种诗情实际上带着一种好莱坞式的梦幻色彩，当中也多少反映了某种好莱坞式的观照生活的方式的影子（这一点在王尘无关于《天明》的评论中也曾指出）。孙瑜作为三十年代一位有影响的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一面可能还在于其清新流畅的艺术风格。他是最早把好莱坞电影叙事和剪技技巧等经验较好地运用到自己电影创作中的一位中国导演。这对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艺术上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孙瑜影片中时空的段落感不象某些国产片那样突出，叙事的情节结构和剪接技巧都比较流畅。这在《小玩意》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美国电影中时空表现的镜头剪接技巧经验对孙瑜影片的镜语构成有很大帮助，使他的影片具有比较流畅的视觉感受。同时他对镜头的造型美感及其表现作用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孙瑜在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也比较注重把这种经验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结合，在两种文化思想的融汇中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这在他的叙事风格的建立方面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他的影片并不追求冷静的客观风格，而是把作者的评价和情绪直接贯注进去，探索一种带有作者主观色彩的叙事方法。他尝试在影片故事之外，蒙上一层热烈的情绪色彩。有时穿插一些与叙事联系不太紧的，抒情性段落，有时甚至企图以情绪线索贯穿全片。这在今天看来不少地方显得幼稚牵强，但在当时的确给人以新鲜感。　　当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受到好莱坞电影影响的远不止孙瑜一个人。相比之下，孙瑜还是比较自觉地努力对好莱坞电影经验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的一个艺术家。而其他更多的人则明显地把好莱坞电影中的商业性因素引入影片中，使之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响。但是，作为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商业电影，好莱坞电影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趣味，也影响着电影创作者的电影经验的形成。因此，越到三十年代的中后期，无论是左翼电影还是其他商业电影中，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套创作方法与经验，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影片之中，成了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在主要接受好莱坞影响的中国电影传统中，到了三十年代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苏联电影的影响。与好莱坞相比，苏联电影在艺术上的影响在三十年代电影中远没有那样突出，但它又是不能忽视的。三十年代处于艺术上先锋地位的创作人员，大都是左翼人员，他们怀着较高的热情关注着苏联电影的经验，努力地学习这种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蒙太奇作为一个时代的思维方法和电影观念的集中代表，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中占了统治地位。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对各种冲突、对立和撞击的关注反映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反映在影片上，无论是内容上的贫与富、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还是形式上对声画之间不同镜头、段落或形象之间的冲突和撞击的表现，成了这一时期电影的最显著特征。蒙太奇观念的核心，即其所强调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组合和碰撞中产生出新的意义和力量。在三十年代电影中，这种爱森斯坦意义上的蒙太奇观念，作为一种观照和把握生活的思维方式对新一代电影创作人员的影响，比作为一种技巧理论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很难看到苏联电影，为直接从影片学习增加了困难，苏联的电影理论成果得到更多的注意。这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影人是在自己电影传统和对好莱坞电影经验理解的基础上接受苏联的蒙太奇理论的。对苏联经验的学习也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而有所取舍。爱森斯坦本人的理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介绍甚少，他那种超越叙事地让镜头间的配合产生新含义的作法似乎与中国人已形成的电影观念相距太远，还不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在中国译介最多、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的是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的理论。在电影创作方面也是如此。大部分创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蒙太奇思维方法的影响，但是创作上更多地是把它与好莱坞电影经验结合起来，注重叙事蒙太奇技巧的应用。在探索和借鉴苏联电影蒙太奇经验方面，沈西苓比他的同时代人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在将蒙太奇经验与好莱坞技巧的借鉴溶合在一起方面，沈西苓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沈西苓是在参加了大量左翼戏剧和美术工作后开始电影创作的。在他与夏衍合作的《女性的呐喊》和《上海24小时》两部最初的电影创作尝试中，很集中地反映了它们试图将苏联电影创作经验引入中国革命电影的努力，也明显地表露出了沈西苓的思想锋芒和艺术才华。他既把镜头的蒙太奇构成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同时又赋予其某种隐喻和象征意义，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影片中不少部分的艺术处理巧妙地发挥了电影蒙太奇镜头间的对比和冲突的巨大表现力，不仅突出了工人生活那种紧张压抑的情绪气氛，而且也具有一定隐喻象征的意义。在描写包身工恶劣的生活条件时，沈西苓把工人拥挤的宿舍与鸟笼的镜头穿插，暗示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处境；在拍工人抢着吃饭时插入一群鸡啄米的镜头，隐喻了她们的非人生活。影片结尾女主人公处于迷惘的境地时，并没有在情节上直接表现她的觉悟和重新振奋，而是由汽笛轰鸣的镜头插入。表现了主人公精神上的升华。《上海24小时》中蒙太奇思维更被运用到了剧作整体的范围上。影片的基本构思就是用24小时内同时发生在工人和资本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之间的强烈对比，来揭示当时社会的尖锐阶级矛盾。这部影片通过一个童工受伤身亡的事件，生动而深刻地展开了一幅内容异常丰富的三十年代都市生活的画卷。作者把不同情节线索之间的冲突和对比，以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电影蒙太奇手段表现出来，取得了动人的艺术效果。这种对比有情节性的，也有视觉性的，强烈的情绪和节奏的效果，也通过蒙太奇的手段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和强化。女工们疲惫地下班的时候，资本家的太太却刚睡眼惺忪地醒来; 太太泼在地上的鸡汁与童工受伤留在地上的鲜血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工人一家为没钱请医生而一愁莫展时，买办太太却随意地付给了宠物狗的兽医二十两银子；工人阶级家庭中的穷苦贫困与上流社会舞厅里的骄奢淫逸相接，轰鸣喧嚣的车间和幽沉静穆的公馆相映……这种对比蒙太奇的广泛采用，实际上是作者对于社会现实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和矛盾的一种思想认识。他把这种认识倾注到具体的蒙太奇构成中体现出来。《上海24小时》完成试映时，得到了人们热情激动的首肯。老导演郑正秋称赞“这是一部国产影片中具有世界性的作品”。在此后的沈西苓的创作在思想上日渐成熟，风格由激越逐渐转向深沉，以含蓄感人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尖锐的社会主题。对蒙太奇表现手段的运用也日益娴熟。在开始有声电影的创作尝试时，他又执着地探索着把蒙太奇的方法运用到电影视听形象的整体构成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乡愁》中瞎眼的老母亲因楼下打牌的喧闹声而回想起战乱的精彩的声画蒙太奇段落，表现女主人公面对洋场阔少们花天酒地的狂欢却难忘被敌人占领的家乡时分割银幕的画面处理；《船家女》开头那个讽喻上流社会的男人们高喊妇女解放的虚伪面目的非叙事蒙太奇段落，影片中宁静优美的西湖风光与在这里发生着的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对比……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需要说的一句题外话是《乡愁》和《船家女》的出现，并不象有些电影史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沈西苓在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下苦恼和消沉的反映。相反，它们正说明了沈西苓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长和成熟，并为他后来的创作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在沈西苓的影片创作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影片是1937年完成的《十字街头》。这部影片反映了作者独特的艺术视角和精巧的艺术构思。它截取了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在“一板之隔”的饶有趣味的戏剧情境中，通过一批知识青年形象，通过他们之间富于情趣的矛盾和生活，展示了很广阔的生活图景。《十字街头》的主题是十分严肃的。片名本身就表现出了对于知识青年生活方式和出路前途的深沉思考。但是影片却使这种严肃的历史思索与轻喜剧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和谐和统一，十分注重在诙谐的细节描写中展示人物和人物关系，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这部影片里，沈西苓较好地把对苏联蒙太奇经验和好莱坞叙事剪接技巧的借鉴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视觉效果流畅而又轻快、明朗的镜头节奏。在左翼电影发展的历史中，《十字街头》成为一个重要代表，不仅在于其本身取得的高度思想和艺术成就，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它把对蒙太奇的学习借鉴溶入了向好莱坞的学习借鉴，这典型地反映了其后十几年中国进步电影所做出的艺术选择。　　当然，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工作者曾对蒙太奇做了不少介绍，一些创作人员也努力尝试着将其运用于影片创作，但是象沈西苓那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蒙太奇作为电影思维和整体艺术构思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如此重视对比、隐喻和象征等运用的现象却并不十分普遍。大多数人对于用蒙太奇手段丰富叙事技巧都比较重视，对蒙太奇方法的运用也大多集中于与叙事有较紧密联系的方面。这种现象与理论上对普多夫金的广泛介绍和实践中和好莱坞的融合的发展趋势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左翼电影运动不仅造就着多样化的风格探索，同时也推动着对电影艺术规律和艺术表现手段把握的不断深入。二十至三十年代之交正是世界电影艺术飞跃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是无声电影发展成熟，电影的视觉表现能力大大加强; 另一方面是有声电影出现，声音这一新因素的加入更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能力。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薄弱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转变起步较晚，经历的时间也较长。三十年代正值中国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转变发展的历史时期。于此同时，初期中国电影对于电影的视觉艺术的探索又比较薄弱，许多任务实际上到三十年代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就形成了三十年代对无声电影视觉规律的深入探索与对有声电影的初步尝试同步发展的局面。在这两方面的探索中，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们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默片艺术的成熟，与新一代电影创作者的出现有很大关系。中国电影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摸索，但是由于舞台戏剧经验的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对视觉表现力的发掘。进入三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电影从无声向有声转变的完成，他们将大批在当地已无商业价值的默片转销第三世界市场。这也给中国影人一个了解外国无声电影经验的新机会。这时开始在电影创作领域中展露头角的一批年轻的左翼影人比较敏锐地感受到了国外晚期默片的新经验，并努力在自己的创作中学习和运用。同时由于这些人年轻，而且所拍摄的影片主题上都要担一定的风险，而当时拍摄有声片又需要很大投资。因此开始这些青年导演的进步影片大都拍的是从默片开始起步的。但是他们在默片拍摄过程中，不甘心默守旧“影戏”的那一套陈规，而是勇敢地探索创新，在学习国外默片经验的基础上，对电影的视觉表现力进行了有力的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初期“影戏”视觉艺术手段探索不足的缺陷。他们创作的许多优秀影片，对电影视觉艺术潜力进行了深入探寻，在时空结构、造型表现力、蒙太奇运用等不少方面，都初步摆脱了初期电影中普遍存在的严重舞台化影响的痕迹，运用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进行叙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春蚕》、《小玩意》中以视觉手段完成的细腻的人物刻画和那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的优美的环境表现；《女性的呐喊》、《上海24 小时》那简洁明快、含义丰富的视觉蒙太奇段落；都为中国电影的视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神女》能成为中国无声电影的高峰之作，不仅由于其内容方面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精湛的艺术质量。这是一部重视电影的视觉艺术因素，运用得也相当成功和影片。在这部影片中，银幕的视觉形象不仅作为一种形象化的叙事手段出现，而且本身也具有较强的电影美感。《神女》的视觉造型虽保留了早期电影的基本风格，但与此时的大量影片比，仍透露出一种真实，朴素的清新气息，吴永刚很注意环境和人物造型的融洽自然，反对脱离剧情和人物片面追求造型的形式美。同时他又很注重画面造型与电影的剪接和蒙太奇的运用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使简洁鲜明的画面形象成为影片叙事和表现中的有力手段。并且还在某些地方大胆试用了一些不做完整的空间交待的处理方法，尝试直接以最有表现力的画面展开段落，造成较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影片对于光影、构图等手段的某些有明显戏剧性目的的应用，也大大增强了画面的表现力。影片创造的一种真实朴素而又凝炼鲜明的视觉风格，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些艺术家在无声片拍摄中积累的视觉表现经验，也为进入有声电影创作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的转变，起步比西方先进国家晚得多，也经历了更长得多的时间。它从第一次在影片中配放蜡盘录音的歌曲，到完全停拍无声片，时间长达七年之久，经过从蜡盘发音到片上发音，从部分段落有声，到只配音乐、音响、歌唱而无对白的配音片，最后再到完全的有声电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年轻的左翼艺术家由于其在电影生产中的特殊地位，曾拍摄了大量无对白的部分或全部配音影片。这一切都使中国电影在声音艺术的探索方面表现了自己的某种特殊性。　　声音这一新现象在电影中刚刚出现，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影人的注意。在爱森斯坦等人发表“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著名声明仅仅几个月后，洪深就将其译为中文发表了。左翼文艺工作者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新事物。早在左翼电影运动兴起的两年以前，左翼文艺刊物《艺术》杂志就曾进行过关于有声电影问题的讨论。许多后来成为左翼电影主将的左翼文化人都热情地欢呼有声电影这一新事物的诞生，并期望其能成为进步思想宣传的有力工具。　　然而，从世界电影的历史来看，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的转变本来就首先是作为一种商业现象而出现的。在中国也是如此，最初的声音在电影中出现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一种由新技术造成的新噱头而已，声音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招徕观众的新招数，其意义也首先主要体现在商业方面。由于最初中国不具备开发有声电影设备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也没有相应的艺术经验。中国最初的一批有声片连录音师都是请的外国人。这样，拍摄一部有声影片的投资比无声片要高得多。所以，在最初的几年里，有权拍有声片的多是公司老板或一些资深导演，他们由于自己艺术观念和艺术经验的局限，实际上主要只是利用声音来弥补默片缺乏语言手段的缺陷和提供更好的商业前景。对有声电影的艺术规律并未进行认真的探索。这也是最早的电影声音大多是歌曲的原因之一。因此，象在无声片中穿插歌曲一样，中国电影中最早出现的声音运用也是始于歌曲，这正是沿着上述方法的道路上发展而来的。　　从《野草闲花》到《歌女红牡丹》、《歌场春色》等影片在对电影录音作了最初的技术尝试的同时，仍是以音乐和演唱为核心内容的。声音和视觉因素的表现之间没有真正地结合在一起。由于技术条件等的限制，最初一段时间的有声片中一方面声音质量还无法达到真实再现的水平，另一方面每当声音一出现，画面的视觉表现便停滞下来，仅成为提供声源的场所。　　另外，由于最早的有声片制作者多属于艺术经验倾向于“影戏”传统的老一代影人，他们对声音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方面便很自然地集中于戏剧式的台词的应用，使有声电影中的台词语言在声音中占了突出的地位。这一类作法在《啼笑因缘》和《姊妹花》等影片中都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六集长片《啼笑因缘》出于商业性目的在每一集中穿插了两本彩色片和两本有声片，其中有声片部分基本都是主人公在各种场合歌唱的情节，其中许多歌曲都严重脱离了影片的情节和节奏表达的需要，而纯粹是为了向观众一展女影星胡蝶的歌喉而硬塞进去的。而《姊妹花》中冗长的戏剧式台词更成了影片内容的基本表达手段。整部影片几乎没有一点音乐和音响，而且场景集中、镜头呆板，视觉表现力非常薄弱。这种现象多少显示出旧“影戏”虽然热烈地期待着声音的到来，但是在这种电影观念的局限之下运用声音，却很难发挥电影声音真正的艺术潜力。真正对开始有声电影艺术规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还是在1933年以后年轻一代创作者开始拍有声片之后。刚刚步入影坛不久的左翼青年艺术家们开始拍摄有声片时，如同从默片开始一样，老板们自然不愿把过多的资金投在题材既有政治风险、创作者艺术资历又不深的影片上。所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这种以配音乐和歌唱为主，而无有声语言对白的影片开始的。这类影片除了歌曲部分之外，大多无需昂贵的同期录音，并对画面的视觉表现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一些。这种特点对于那些年轻创作人员们进行艺术探索提供了某种方便。这样，在此后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利用这些配音片对电影声音表现的可能性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并且产生出了不少优秀的影片，如《春蚕》、《渔光曲》、《大路》、《乡愁》等。这些影片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默片视觉艺术的发展成熟与有声电影规律的探索同时进行的历史特点和进程。这时，国外有声电影已出现多年。国外初期有声片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好莱坞歌舞片和“百分之百对白片”的一些弊病，已经引起了中国影人的一定注意。人们期望沿着保持无声电影视觉艺术美感的路子发展有声电影。在前面提到过的《艺术》杂志关于有声电影的讨论中就有人写道：“有声电影的危机，是在乎破坏了银幕上的‘静的表情’……银幕艺术本来就是凭视觉来接触人的灵感的艺术……这种美妙的艺术的接受，完全是幽潜的、静的，如我们见幕中人在一个月夜里男女彼此诉露爱情，深深一吻，这种情调是我们深深领会得到的。若在这里用粗暴的声音发出‘我爱你’这类的话，就未免太露骨、太不调和了。”因而，他们认为 “要使用有声电影去补充某种表情和境地、更使观众感受到加强印象与感触，这才是有声电影的重大任务。”这种看法反映了中国初期有声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倾向。由于这种种认识，加上当时充斥市场的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以及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经济和技术条件等等限制，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都影响到中国初期有声电影探索的某些特点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声音的真实感和环境展现等方面并不十分重视和强调，而把较多注意力放在声音在剧作中起的作用和表现性应用方面。中国初期的有声片中虽然也有大量摹仿好莱坞初期有声片的对白片和歌舞片，但在创作上较有特点和成就的有声片中，大多数恰恰是把重点放在声音的剧作和表现功能上。在这里，声音首先是被作为一种蒙太奇因素来看待的。这与这些创作者在默片后期对视觉因素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春蚕》是较早的一部配音影片，也是一部基本上完全按照无声片的创作规律拍摄的影片。它虽然在视觉表现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但是对声音规律却还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影片中的音乐和音响所起到的只是一种声音背景的作用。但稍后的一些左翼有声电影很快就努力改变着这种状况。《渔光曲》中声音便开始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有目的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歌曲与情节叙事之间的联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大路》则是以音乐和歌曲作为影片构成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表现情绪和推进情节发展上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歌曲为主的抒情性段落成了影片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另外，这部影片在音响效果的音乐化处理方面进行的尝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乡愁》是配音影片中声音艺术运用得比较成熟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的声音构思比以前要完整得多。声音已经能作为一种蒙太奇因素在叙事和情绪表现的许多方面娴熟地加以运用了。它反映出创作者已经对有声电影的艺术规律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虽然这部影片的音乐也象初期大批有声电影一样，基本上是选配的现成的外国音乐。但是它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许多影片音乐运用的盲目性，使之能密切结合影片的整体思想和艺术表达的需要。这部影片在声音运用上的另一大进步就是创作者有意识地“把人声，拟音和音乐协奏起来，使之成功为一种新的节奏”(沈西苓语)。如老母亲因楼下打麻将的嘈杂声而联想战乱中家破人亡时情景一段，可算作中国初期有声电影中声画蒙太奇运用的经典性段落。因战乱而家破人亡的女主人公杨瑛陪着瞎眼的老母亲逃难到上海，寄住在一间小阁楼上。楼下的喧闹声在老人的幻觉中渐渐地演变成战争中的枪炮声和人们的哭喊声，画面上也随之出现了老人的丈夫和儿孙被炸死时的情景。老人惊悸中失声呼喊着丈夫，惊动了楼下的人们。他们奔到楼上，看到杨瑛为了安抚母亲，正头戴父亲的帽子、用尘拂放在颌下让老人摸，从而引起人们一阵哄笑。在这里，声音不仅起到了引导和连接画面场景变化的桥梁作用，而且作为一种有力的蒙太奇因素展示了战争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也抨击了那些对民族危机视而不见的小市民的麻木和短视。配音片作为无声向有声电影过渡时期的一种影片样式，其出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和技术原因很难迅速普及全部由同时声拍摄的对白影片。因此人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对白部分，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音乐和音响的艺术表现力方面进行发掘。但是这种配音影片一旦出现，便必然地影响到创作者们的电影声音观，由于对白与其它声音因素的分离，声音就无法成为一种创造真实幻觉的手段。这种现象使得人们在从事有声电影的创作时，并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追求声音质量本身的真实性，而更多地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表现性的因素来加以运用。一旦这种意识建立，到了拍摄完全的有声片也仍然有所继承，这对中国电影声音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然而于此同时也由于配音片离开了对白因素，而较少使画面受台词语言节奏的限制，这也有助于它较多地保持了默片的视觉艺术经验。这些经验在其后的有声电影中的无对白的过渡性或抒情性段落中较多地继承下来。这种追求对后来长期的中国电影创作也起到了某种间接的影响作用。特别是与中国电影中广泛存在的以戏剧性表演和台词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叙事性段落和以视听表现力见长的抒情性段落的功能性区分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1934年，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公司成立，并拍摄了《桃李劫》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有声影片，使左翼艺术家对电影声音艺术的探索又深入了一步。从这时到1936年前后，有声电影完全取代默片，完全的有声片也逐渐取代了配音片。对有声电影艺术的探索也更多地集中到了声画蒙太奇的结合方面。在这方面做出了较突出贡献的也大多是左翼的电影工作者。《桃李劫》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历史中第一次较全面地有意识按照有声电影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的影片。它利用声音和画面的不同结合方式，对扩展画面空间感、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情绪及增强影片艺术表现力的许多不同方面都作出了很多较成功的探索。特别是在运用环境音响，在再现的基础上进行有目的艺术表现方面做出的有益尝试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影片里主人公陶建平沦落后劳动的工厂和雨夜弃婴等场景中环境音响的运用等，在早期中国有声电影创作中都是很具经典性的。《都市风光》作为一部音乐讽刺喜剧，在有声电影的新风格样式上作了尝试。这部影片一改早期中国有声电影广泛采用现成音乐的习惯，其中的乐曲大都是专门请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作曲家专门为这部影片创作的。这样使音乐与影片内容的要求得以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大大增强了声音因素在影片艺术表现中的地位和作用。《夜半歌声》还尝试了以音乐和歌曲结构和贯穿影片的整体叙事构成。《马路天使》在有声电影艺术上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声画诸因素之间的组合方式更丰富了，它们从不同方面帮助着影片内容的揭示。声音的再现与表现性地运用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熟练了，特别是在声音的表现性应用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部影片中，对白、音响、音乐和歌曲等声音构成的诸因素之间已能在较完整的艺术构思统帅下结合成有效的表现手段。在声音和画面的蒙太奇组合关系上也有不少精彩的地方。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精彩的声画蒙太奇段落，用灵活的镜头组接和巧妙的声音处理结合在一起，展现了一支半中半西、半古半洋的迎亲队伍。它不仅有条不紊的介绍出了影片的主人公们，而且还直接讽喻了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和社会的荒唐与丑陋。所有这一切对中国有声电影的发展都有所贡献。左翼电影工作者对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创作及探索音乐和歌曲与影片整体的思想和艺术表达间的关系方面也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尤其是在电影歌曲的运用方面显得更加突出。在中国早期有声片创作中，许多影片都从不作曲，只是临时挑选几张唱片凑数配上、常有配得很不合适的时候。《都市风光》等左翼的有声片在音乐运用上做了不少尝试，它们努力使音乐符合剧情要求，在推动剧情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马路天使》等较晚的影片中，某些电影音乐作为影片中具有表意功能的成分表现得比较突出。这种运用音乐进行表意的尝试在《都市风光》中也用得很多。所以司徒慧敏曾说:“《都市风光》的摄制，是有建立电影音乐的企图”。歌曲作为电影音乐的一部分，在三十年代许多影片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渔光曲》中的“渔光曲”，《马路天使》中的“天涯歌”等，它们都是影片创作整体构思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推进情节，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马路天使》中的“天涯歌”在影片中三次出现，每次的情绪和节奏的设置都根据剧情需要而做出了不同的处理，产生了动人的效果。在左翼电影中，歌曲的作用和意义往往还不仅在于其在影片叙事中所占的地位。电影常常也成为一种传播歌曲的裁体。这些歌曲本身有他们相对独立的不完全等同于其在剧中地位的功能。如《桃李劫》中的“毕业歌”，《风云儿女》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它们都从影片插曲变为在群众中广泛流行的演唱歌曲，在抗日革命宣传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艺术上都全面地改变着中国电影的面貌，创造了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左翼电影开辟了中国电影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一大批无愧于生活的优秀影片。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当然也留下了某些历史的遗憾。这些经验和遗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其后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左翼电影运动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形势下兴起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批年轻的进步艺术家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繁荣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其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创作者们能够把火热的创作激情与严肃的创作态度结合在一起，广泛学习、勇于探索，力避偏狭。无论是政治的变革还是艺术的变革都同样的需要思想的活力和勇气。在高扬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旗帜的同时，左翼电影艺术家们也以同样的热情和勇气对待他们所从事的电影艺术事业，它们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探索。电影艺术家们以自己独特眼光与手法观察和表现生活，努力结合各自的条件、充分发挥各自的艺术才华，做出了独特思想和艺术的尝试，体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这一时代是电影艺术家们个人风格空前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创作人员的成长和影片的创作都取得丰收的时期。他们虽然难免稚嫩，但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创新的生命力却比许多技巧娴熟、四平八稳的东西更可爱。然而也正是由于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是这样一场由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在以政治变革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掀起的全面的电影变革，其所留下的历史遗憾也正根殖于这各种因素间的互相制约。左翼电影所留下的历史遗憾中有些是由于艺术发展水平不高和某些受初期影戏和当时时代的审美情趣影响而出现的缺陷，但更明显的，对中国电影发展影响较长远的，却是在处理艺术与时代，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开辟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是三十年代电影的最大贡献。但是又确有过分强调电影与时代、与生活的直接联系的倾向。以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或者过多地强调影片革命的思想内容的表达、而不够重视细致的艺术处理的现象也的确相当普遍。其中也的确不乏以教条式的口号宣传革命的思想，但艺术观念陈旧，艺术处理粗糙而且简单化的作品。这种过分注重政治功利的现象表现在理论批评方面更为突出。这种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目的，也影响到影片创作的艺术风格追求。为了揭示社会上尖锐阶级对立的现实，使得尖锐的戏剧式冲突成了许多影片普遍采用的创作原则。这做为一种风格样式本无可厚非，但对冲突的过分注意而削弱了电影视觉所应提供的真实感的现象也的确存在。特别是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左翼电影的革命宣传效果，就必须适应最广大的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趣味和期望。这从另一个角度又逐渐将左翼电影的广泛的艺术风格样式的探索，最终仍引向了向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技巧的全面学习，对于形成和加强一种电影思维方法对以后的创作的长期影响是难以忽视的。左翼电影对于后来的中国电影产生的影响是十分长远的，也是多方面的。这些影响中是积极和消极两者并存的。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可能会使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少走不少弯路。回顾左翼电影运动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由政治目的引发的艺术创新运动。年轻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们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探索精神相辅相成，共同创建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离开了艺术家们艰辛的艺术探索所创造的丰硕成果，左翼电影是不可能冲破国民党反动派严酷的文化围剿，产生如此重大的政治影响的。左翼电影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如何冲出中国电影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否可以有所启示呢？我想回答无疑应当是肯定的。1993年10月………………………………(注) 做此统计所选人员有：导演：郑正秋、洪深、史东山、沈西苓、应云卫、袁牧之、孙瑜、蔡楚生、吴永刚、司徒慧敏；编剧、评论：夏衍、田汉、阳翰笙、阿英、王尘无、石凌鹤、鲁思、袁文殊、陈鲤庭、于伶；演员：金焰、赵丹、金山、田方、郑君里、白杨、周璇、阮玲玉、王人美、陈波儿、王莹、吴茵、黎莉莉、赵慧琛、舒绣文；摄影：吴印咸、吴蔚云、黄绍芬、薛伯青；录音：何兆璋；剪辑：陈祥兴；音乐：任光、聂耳、冼星海、贺绿汀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从改革官制入手，以立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异常之举，宣布了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次日朝廷派定载泽等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匡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机总司核定。官制改革揭开了清廷预备立宪的第一幕。近年一些论著在谈及此次改革时，往往把袁世凯当作统治集团中改革派的代表；而把御史赵炳麟与瞿鸿机视为反对派的典型人物。笔者以为这种划分不太妥当，故略述浅见。某些论著作上述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因为在1906年的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极力主张设立责任内阁，赵炳麟与瞿鸿机则加以反对。设立责任内阁诚然是预备立宪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设立什么样的责任内阁，何时设立，却关系到立宪层次的高下乃至真假，关系到晚清的政局。因此，要评判他们的是非曲直，就不能不对袁世凯设计的责任内阁及其意图作具体深入的分析，看一看赵炳麟、瞿鸿机反对的目的何在，有无道理。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依靠各级政权的决策部署和贯彻执行，清廷决定首先改革官制，未尝不是抓住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中央机构完全是封建主义的，无法适应预备立宪的要求，确有进行改革的必要。问题在于是否按照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在此次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的确特别活跃，尤其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1906年8月下旬奉诏入京讨论实行立宪大计时，他即向慈禧面奏，必须先设责任内阁。参与官制改革之后，他马上控制了编制馆，一切改革官制的说帖均需经其阅定，然后向厘定官制大臣提出，并在编制馆中安插了许多亲信，负责起草修改方案，贯彻他的意图。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订，袁世凯等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除对原有的各部院提出精简合并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最重要的有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珲院、审计院等。依据内阁官制，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见《内阁官制清单》，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成立责任内阁无疑比过去不负政治责任的军机处是前进了。但是，如此之内阁是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呢?显然不是。第一，从形式上看，君主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只有1人，这一方案则增设了两名副大臣，认为“维新伊始，机务尤繁，不可无分任之人为之参赞，必援立宪各国首辅一人之例，尚非其时”(《阁部院官制节略》，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第二，从内容来看，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均对国会负责，国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主要体现。尽管袁世凯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国会一时难于成立，然而作为一个全面的预备立宪的改革方案，也应将国会的性质、权限以及与责任内阁的关系等等明确规定下来，以便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体现立宪的基本精神。可是，他不提国会，只讲资政院；而资政院又是由原政务处改设的，总裁、副总裁由皇帝从王公大臣中特旨简派，议员也不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从王公世爵勋裔中钦选，从京宫中会推，从各省和八旗士绅中保荐，根本不是国民代议机构。它没有什么职权，只不过是政府的“采取舆论之地”，议决对内阁毫无约束力量。袁世凯等关于设立资政院的说明，更将其用心暴露无遗，其中写道；“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同上书，《资政院节略》)。说穿了，其意图有二，一是藉资政院增加捐税，二是让资政院分谤，绝无扩大民权之意。不仅如此，他连唯——能够纠劾行政的都察院也主张取消。任何立法监督机关都不要，还谈什么预备立宪?不过是加强专制而已；第三，依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将来势必造成由昔日皇帝专制变为内阁专制的局面。因为方案规定内阁特别是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这就意味使皇帝处于无权的地位，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反过来，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便不发生效力。这样在名义上是内阁“辅弼君上”，“承旨施行”，实际却将皇帝的用人、行政大权转归内阁之手。为了掩饰问题的实质，消除慈禧疑虑，袁世凯等特在《资政院节略》中对内阁权限过重加以解释说：“言官交章弹奏，多以政府权重为词，不知东西各国内阁只总理大臣一人，从无专权之事，因有议院持其后，舆论所是者，政府不得尽非之，舆论所非者，政府不得尽是之。…安有前明阁臣自作威福之事乎!”此乃地地道道的欺人之谈。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之所以“从无专权之事”，并非由于畏惧“舆论”之故，而是由于国会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使内阁不能专权。内阁如不执行国会通过的议案，或胡作非为，国会便对之进行弹劾，掀起倒阁风潮，迫使内阁辞职。袁世凯等却把国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故意歪曲为“舆论”，就是企图使人相信，不设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国会，只成立供政府“采择舆论”的资政院，内阁也不会专权。这种偷梁换柱的说法当然是欺骗不了稍具立宪常识的人们的。袁世凯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立宪派的刘厚生作了如下分析：他想“拥护庆王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如此，则一切用人之权，都操在庆王之手，说穿了，就是在世凯之手”，“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隐衷”是，“他见那拉氏年过七十，气体渐衰，深恐那拉氏忽然死了，他所出卖的光绪一旦恢复政权，东窗案发，他的首级难保。他想必须早早预备办法，必须身在北京方能预先布置，方能临机对付”，“假如他到北京，做了副总理大臣之后，他更可以控制宫廷，唯所欲为”(刘厚生《张謇侍记》第135—136页，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刘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新官制草案拟出后，袁世凯即让其联姻不久的户部尚书张首熙具疏密保奕匡为总理，袁为副总理，就是十个明证。那么，假若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改组中央机构，并且按照他的意愿由他和奕助缉阁，中国是否就能顺利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袁世凯惯于搞政治投机，戊戌变法时出卖过维新志士，1901年清廷下诏变法，他奏陈的一套全是洋务派的主张；立宪思潮兴起后，他的投机面目再次得到充分表露。1904年，立宪派首领张謇致其一函，以日本之伊藤博文、坂垣退助相期，请其出面赞助立宪。他知道气候不到，怕冒风险，答以“尚须缓以俟时”(张謇《年谱》第12页，载《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加以敷衍。1905年立宪思潮高涨，张謇又从个人的安危荣辱下说词，函其倡导立宪，“执牛耳一呼”，建立“不朽盛业”，直到这时，袁世凯方看清立宪潮流不可阻挡，再不表明态度，就将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要消灭声势日渐强大的革命运动，也只有实行立宪一途，同时为了执立宪之牛耳，趋会时势，博取美名，夺取更大权力，他才决定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实行立宪政体，后又单独奏派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法。所以，从一开始，袁世凯的赞成立宪就不是真诚的，而是在立宪派推动下，在时势潮流驱迫下的应变和投机行为。时隔两个多月，即同年9月，载泽等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轰击后，他又变得反复无常，非但不再象其他大臣那样积极，反而成了立宪的主要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时，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阻挠立，宪者为谁，载泽即答称；“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于奏对时谓“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37页，上海古籍出版杜1986年版)。他的奏陈一度大大动摇了慈禧的决心，以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行期迟迟准定。张謇说他此时“觇候风色不决”，实非妄言。而到了1906年7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归来同声奏请立宪后，他对立宪又表现得空前热心积极。8月下旬奉命进京讨论是否实行宪政，他极表赞成，对人扬言，“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陶湘《齐野东语》，见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第 28—29页)。“有欲梗其议”者，他就大扣其政治帽子，呼叫：“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越(樾)”，“即是革命党!”经其恐吓，“于是无敢言者”(孙宝碹《忘山庐日记》下，第914页)。袁世凯不仅是个政治投机分子，而且野心勃勃。他自1901年11月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身兼八大要职，势力迅速膨胀。迨至1905年训练完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总头目，益发炙手可热。同时在此期间不断利用巨额公款贿买奕匡，与之结成死党。奕匡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著称于世，“不问政事，专事货贿”(魏元旷《尤宣佥载》第4页)，倚袁为左右手，遇有要事，必然咨商，完全成为袁的傀儡。袁则以奕匡为奥援，拼命扩张势力，排斥异己，干预朝政。奕匡、袁世凯集团是清政府内部最大的实权派，也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们朋比为好，纯粹为了一己私利。既然袁世凯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与奕动结党营私，他们对立宪的态度及主张必然取决于是否对已有利，思想深处绝不会真正拥护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企望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是他们在制定官制改革方案时力主设立责任内阁，舍弃成立国会的原因之一。改革官制既是关系到要不要预备立宪，如何预备立宪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也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切身利害，自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响。袁世凯设计了那样一个抛弃民主，企图使内阁专政的改革方案，又企图与奕动出而组阁，操纵国柄，无疑也会遭致一些官员的反对。反对设立责任内阁的官员，约而言之，可分两类，一类为封建顽固守旧派，一类为赞成立宪的改革派。御史刘汝冀，王步瀛、张瑞荫，-翰林院侍读柯劭态，吏部主事胡思敬，皆认为设立责任内阁会造成君主大权旁落、权臣窃弄政柄的恶果，坚决予以反对。翰林院侍读周克宽全面否定，官制改革，主张保留旧制(见《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21、423、427、429、430、410、433，419 页)。内阁中书王宝田等说：立宪“有大谬者四端，可虑者六弊，不可不防者四患”，“限制君权，只能使国家“速其祸”；改革官制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设立内阁，实为大臣“藉以自便其私也”，“实阴以夺朝廷之权也”（同上书，第152—157页)。内阁学士文海也指斥立宪有“削夺君主之权”，设立内阁有“败坏国家”等六大错，要求立即裁撤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这些人不仅坚决反对改革官制，并反对立宪，是十足的封建顽固守旧派。御史蔡金台、石长信、王诚羲、史履晋却是一致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赵炳麟特别突出。赵炳麟，广西全州人，189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6年补授御史。他于拜命御史的隔日上折指出：君主立宪国的君主“所以巩固其权力者，在有下议院以监督其行政诸臣，而军政、财政议院不承认，政府无从逞其强权，虽有枭雄不敢上凌君而下虐民者，群策群力有以制之”。今“民智未开，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则无以为行政之监督，一切大权皆授诸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各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此乃 “大臣专制政体”，“流弊必至凌君”。“故今日而言立宪必自地方自治始，使地方议会组织完密，逐渐而组织下议院，一面就内外官制因名核实，各定办事之权限，无事过为纷更也”(同上书，第123—125页)。他觉得此折阐述得还不够充分，四天后又上折剖析了奕、袁所拟内阁官制的危害，说；内阁官制取法日本，但比日本内阁权力更大。“夫各国政府权力之重，原过于君主，故名之曰责任政府”。“然各国政党虽纷，而其君臣上下固相安于无事，君主虽不负责任，而常定于一尊，未闻其有跋扈之臣，致起萧墙之祸者，则以其有议院为之监督也”。“我国教育未兴，率有私党无公党，原无政界思想，只以富贵相求，富贵所在，即声气所通，故在朝只有私党之营，在野绝无政党之固，上下议院不克成立者以此，责任政府不能仿行者亦以此。若贸然行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遽立此无监督之责任政府，恐患气之乘不在敌国外忧，而在邦域之内也”。西方各国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而国以安”；从内阁官制方案看，总理大臣非特代替君主有行政全权，实际兼操了立法和司法大权，此等威势权力是古今中外所无的。“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最后提出；无论原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与否，“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一俟上下议院成立之日，乃为责任政府设置之时”。“无论如何，必使上下议院与责任政府同时设立，以免偏重”。如此，则“政柄之倒持，权臣之专国，可自此而息”(同上书，第438—443页)。赵启霖评论说，此折“敷陈透彻，缅缅万言，两宫动色嘉纳，一时都下传诵殆遍，君遂以名谏官闻天下”(赵启霖《滑园集》第4卷18页)。慈禧最终否定了责任内阁，仍然保留军机处，赵炳麟的奏陈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赵炳麟坚决反对建立责任内阁，然而他并不属于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这是因为：首先，他与前述的王宝田、文海等人有原则区别。王宝田、文海等反对设立责任内阁是为了抵制立宪，而赵炳麟则是积极主张实行立宪的。早在1902年8月，他在进呈御览曲《防乱论》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政治主张：“麟以为欲固国本，必达下情，欲达下情，必行宪法。考泰西宪法等差，曰君主宪法，若英若意是也，曰民主宪法，若法若美是也，曰联邦宪法，若德若澳是也。其法皆君民互相保护、互相限制之公义。昔人云，泰西以法立国，其国祚多延至于余年，盖恃此耳。民主、联邦宪法，断不可行于中国。惟君主宪法，其君执一切主权，其民有一切公例，参酌行之，有利无害。今律例既奉旨参用西法矣，倘令出使诸臣译各君主国宪法，下督抚部院详细考求，稽之于古，准之于今，与斯民订保护限制之公约，将见明谕朝下，民心夕协。宪法既行，一切用舍举废兵刑财赋皆秉公约，君以民为心，民以君为心，安有革命之说摇惑众志哉！”(赵炳麟《文存》第l卷36—39页)在所有官员中，赵炳麟是义和团运动后仅次于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而明确建议朝廷实行立宪的第二人。其次，他不是因为责任内阁制度不好而加以反对，而是认为不到时候，不同意立即设立。他强调立宪的根本精神在国会，只有待国会成立时才能设立责任内阁。他认为，惟有先成立国会，后设责任内阁，至少是二者同时成立，国会才会尽可能地摆脱行政强权干预，制定出一部民主程度较高的宪法，才能够实施立法和监督权，将内阁约束在民主政治的轨道以内，顺利实行立宪。否则，内阁就会利用代替君主负责任和本身的职权颁布压抑民主的宪法，对国会进行种种限制，”甚至藉口人民文明程度不足，无限期拖延国会成立，厉行独裁专制。再次，赵炳麟斗争的直接矛头是针对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对此，他说得非常明白；当是时，直隶总督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第1卷18页)正因看透了袁的用心，他才尖锐地予以揭露，阐明内阁与国会的关系，宁愿在国会成立之前仍让改革皇帝光绪执掌国家大政，也不让袁的野心实现。因此，他是一个主张以正确方法推进预备立宪的改革派。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是改革派内部筹划预备立宪不同方法的分歧，就其同袁世凯的争论看，则是真假立宪的斗争。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军机大臣瞿鸿机在责任内阁问题上与赵炳麟取同一立场，目的类似，而更侧重于同奕匡、袁世凯集团的斗争。瞿鸿机过去当然是个封建官僚，但在1904至1905年期间，经过江浙立宪派汤寿潜、张美翊、陈黻宸等的说服动员，他的思想有明显转变，不仅采纳立宪派的进言，同意派人出洋考察政治，而且“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并向慈禧、光绪“造膝密陈”，积极促成了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他又是积极主张宣布预备立宪的决策者之一。所以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并不说明他不赞成改革，而是另有原因。他“持躬清刻”，“锐于任事”，颇负清望，亦受慈禧信赖，对于奕勖的昏庸贪婪、袁世凯的植势跋扈，及其二人的结党营私深恶痛绝，时刻想裁抑袁的权力，议事常与奕匡争持，与奕、袁交恶已非一日。袁初曾着意拉拢瞿，均为瞿婉辞。改革官制时瞿为总司核定大臣之一，隐操可否之权，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特密请瞿先示意旨，并有意推瞿为内阁副大臣，与奕匡共同组阁。瞿不愿与奕、袁同流合污，同时预料组阁以后一己之力难与相抗，朝政必为之把持，心中并不同意。但其城府甚深，表面不置可否，而暗中向慈禧进言，卒使军机处保留，“世凯大失望，益衔鸿机”(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卷8页，1938年版)。瞿、袁的分歧表象上是要不要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其真意所在乃是“斗法”，故亦不应将瞿鸿机划归反对改革的顽固守旧派。1906年官制改革以后至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开缺之前，赵炳麟与袁世凯仍有几次交锋。事实进一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分歧绝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而是真假立宪的斗争。1907年，在“丁未政潮”中奕匡、袁世凯利用诬陷和指使侍读学土恽毓鼎参劫手段，将政敌瞿鸿机和粤督岑春煊赶出政治舞台。赵炳政洞烛其奸，7月7日上《请销党见疏》，以“消党祸而延国运”，要求朝廷将康熙皇帝禁绝朋党的上谕饬令“各部院及直隶总督书之匾额，竖于衙署，俾触目警心，预防流弊”(赵炳麟《谏院奏事录》第3卷7—11页)，打击所向直指奕袁集团。在赵炳麟等官员的参劾下，袁世凯内不自安，7月25日上折奏请赶紧预备立宪，并陈述政见十条，再次强调必须早建责任内阁，认为“立宪关键，此其先务”，并设资政院，“为采纳舆论之地”(《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珠批档)，以掩盖其内阁专政的诡谋。赵炳麟知其故技重演，也于8月11日上折，针锋相对地提出，“组织内阁，宜明定责任制度，确立监督机关，以杜专权流弊”。具体意见有五：1．“政权，兵权不可混台”，内阁总理大臣、副大臣不得兼任海陆军及参谋本部之职。2．资玫院应实有议院性质，在国会未成立之前，凡资政院通过的议案，“政府不得拒绝”，如政府违法失政，遭资政院弹劾，“必付行政裁判官评议，其重大者，政府不得居其位”，资政院必须先内阁而建。3．同时设立审计院和行政裁判院，监督财政和行政，“以制行政之专横”。4．整顿都察院，“以备君上之耳目’，国会成立前不得裁撤。5．定内阁大臣任期年限，皆三年为一任，良者再任，不得连三任”。实行以上五条，方能维持秩序而无患气之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11—513页)。不久，都御史陆宝忠等奏请将都察院改为下议院。对这种以官员代替议员的荒唐至极的建议，袁世凯竟欣然支持。赵炳麟得悉，认为此举“大失立宪精义”，立即上疏加以驳斥。赵炳麟始终认为，袁世凯只要内阁，不要国会和以都察院冒充下议院的主张，抽掉了立宪的主要精神；国会——民主，搞的绝不是真正的预备立宪，而是内阁专权。赵炳麟对袁世凯的为人及其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所玩弄的花招认识深刻，入木三分，揭露击中要害。的确，袁在预备立宪后除了处心积虑地想成立责任内阁以达其操揽朝政的私欲外，政治上毫无建树，对民权反而极尽摧抑之能事。1907年9月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后，他完全不顾江浙人民的强烈愿望，竭力压制收回路权的运动，1908年各省人民进行国会请愿时，他阳为赞成，而阴阻都察院代奏，并怂恿张之洞 “举发康梁乱政秘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1页)，挑唆慈禧解散了立宪团体政闻社。对此，立宪派是心明眼亮的。1909年1月袁世凯的党羽广造袁被开缺系“因首倡立宪获咎”(《时报》1909年1月5日)，是“实行排汉也，反对立宪也”(赵炳麟《诔院奏事录》第5卷13页)的谣言，蛊惑人心。立宪派立即义正辞严地予以坚决回击，指出：袁世凯当初赞成立宪，设立责任内阁纯然出于卑污的个人动机；入军机以后，从未“建一谋，行一政，促立宪之进步”(《时报》1909年1月5日一6日)，且用事实阐明“其所深恶痛绝，除之惟恐不力者，则在民权”“假文明之面具，而行其野蛮之手段”(《大公报》1909年1 月8日)，嫉视热心立宪的人士，“认为大仇巨敌”，袁实“非真正主张立宪者”(《时报》1909年1月14日)。同时告诫人们：若此等人果能盘踞政界耶，则内阁不知为何等责任，国会不知有何等权力，名为立宪，实则较之专制尤为惨酷”。清末政府的政治改革就是实行预备立宪，因此，毫无疑问，衡量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属于改革派或反对派，也只能以其对预备立宪的态度为标准。然而，历史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历史人物活动的动机与立场各种各样，所以要对各个官员的政治倾向做出正确的评忙，绝不能单纯局限于其对立完的表面态度。不然，势必混淆问题的性质，得出不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