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经济

“第三财政”和国资对“微型企业”的资本金补助，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公有资产的“社会分红”的一种形式，提高了群众来自公有财产的收入。

英国政治学家贝拉米(Richard　Bellamy)在他的著作《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中，追索了自由主义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的发展的变形的历程。他的基本命题是：十七世纪从英国兴起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性自由主义”；但往后的自由主义，特别是经过意大利和德国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发生的变化，其道德诉求已日渐萎缩，让位于一种没有道德承诺的“经济性自由主义”。

过去四年中默多克以美国为基地的新闻公司通过纳税赚钱了，它盈利100亿美元，应该按照35%的公司税率纳税36亿美元，实际上却通过所得税退款获得了48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政府。

我看不出职业经济学家有什么用。他们声称自己了解贸易和金融、了解市场和信贷，可是我很难看明白他们昂贵的建议和深奥的辩论有什么实际效益。比如，他们实在应该就创造就业的问题向我们提供亟需的答案，可是他们到哪里去了？新的工作岗位应当如何创造、由谁创造、在什么条件下创造？西班牙等国家已经被40%的青年失业率压垮了，对于这种灾难，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什么务实的解决方案？    据我所知，对这个噩梦唯一的回应，是鼓励创业者建立新公司。热衷理论却疏于实践的学者们发表了晦涩的经济学论文、艰深的公式或枯燥的讲话，但勇敢的创业者们不能依靠这些东西，与此相反，他们需要的是巧妙的发明和有力的执行。大多数经济学课本中几乎不提创业者，即使提也往往抓不住重点，这个事实说明了多数“乏味的科学家”脱离现实，对市场真实的运行并不熟悉。在最近一次创业者峰会上我和英国商业大臣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共同参与了一个讨论环节。凯布尔在从政之前曾是全职经济学家。他在发言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事实错得十分明显，简直令人汗颜：他说，英国90%的天使投资发生在苏格兰，暗示英格兰人应该学学苏格兰人的能力。不像这位大臣和为他写稿子的人，我从事天使投资行业，因此我知道这个错误有多愚蠢。这样的人在领导着我们，而且协助他的研究者如此业余，实在让我绝望。或者以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侃侃而谈的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例。他总是作出的消极的预测，热衷于抨击共和党，这意味着他无法给我们实际经营企业的人提供任何有用的建议。现代最危险的经济学家无疑是摇旗呐喊让美国经济坠下悬崖的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政策制定者、金融家、创业者应该更好地倾听他们的预测和观点。可是对于信贷危机，哪里有过广为人知的预测？又有多少人准确地预测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从几乎毁掉西方世界的银行那里得到可观的薪水，难道这些天才们谁都没有警告过自己的主子？正相反，他们还创造出了助长愚蠢行为的有瑕疵的模型。大多数出色的企业管理者完全无视经济学家们炮制出的大量统计数据，他们知道要紧的不是市场的总体表现如何，而是自己的客户是否满意，是否能赚到足够的利润。经济学这门学科更不寻常的一面是比例惊人的从业者是由政府雇佣的。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发表看法而谋生，却并没有参与到支撑资本主义的引擎——私有企业的领域之中。这意味着他们以一种扭曲的视角观察商业实际是如何运作的。还是给我一些会制作实体物品的匠人们吧，就像在我的餐馆中与我共事的面包师和大厨们一样。他们可能会缺乏我们在媒体上读到、听到的那些经济评论员某些巧舌如簧的言辞，但他们的实际技能为社会提供的价值却要远远大于克鲁格曼等人支撑的那门伪科学。正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过的：“如果经济学家能让世人把他们看作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该有多好啊。”世界上的经济学家们最该做的是每个人都开一家自己的公司。那样他们才能在最前沿亲身体验资本主义的挑战。那些无法迈出这勇敢的一步的人，或许可以去搞哲学，教教我们大家如何过上更道德的生活。我确信那比他们现在做的事更有用。作者经营着私募股权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并但任英国皇家艺术协会(Royal Society of Arts)会长。译者/王柯伦

高铁建设的一大目的，正是为了将客货两线分开，让原来的暗亏暗补变成明亏明补，同时提高两套系统的效率。

马云：晕倒，我不好那口！你有空来杭州看看吧。那么多年，你知道我在做啥吗？呵呵……说实在你不了解我。也不了解互联网对未来真正的意义。大姐，有空来看看。我不好政治那口，我既讨厌左也反感右，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我皮厚但我怕你们会误导年轻人。

从手工业生产到制造业的兴起，再从工业化到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家庭在现代化和发展历程中与西方演变途径的不同。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以下称TVA)将对其下六个核反应堆进行详尽的安全检测。这固然是世界各国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的一致反应，但也可能与美国通用电 力公司同时是日本福岛核反应堆和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核反应堆的主要设备供应商有关。但两者有一个关键的制度差别：东京电力株式会社是私有，而美国田纳西河流 域管理公司是国有。 日本自由作家加藤嘉一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东京电力应该国有化”的文章，认为“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相信，中国必然立即成立以温家宝或 其他官员负责的“指挥部”，以举国体制投入抢险救灾…其实，东电当然也是想救灾的，不过它的利益毕竟首先是股东的利益，必然带有“最好别让外界知道问题” 的侥幸心理，这就极大的影响和耽误了这场特殊事故的救灾进度”。 有趣的是，加藤嘉一尽管力主东京电力国有化，但他没有联系到美国国有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也许他是日本的“80后”，对美国波澜壮阔的罗斯福新政历史 了解不多。但我们中国对TVA的通常翻译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而不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这反映出我们国内对TVA的了解也不多。 其实，TVA的历史极为精彩，如果了解它不是“局”，而是“公司”，即美国政府为管理田纳西流域特设的国有公司，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从原政府的“局”转型为公司（如原重庆市水利局转型为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意义。 TVA的前身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田纳西河畔的马瑟肖尔斯建筑的水坝，其目的是利用水利资源生产硝酸盐。一战结束后，新任哈定总 统曾企图将这一国有资产廉价售与私人，由于“进步派”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反对，未能如愿。罗斯福新政的主题之一是用国有电力公司取代私有电力公司的 垄断。他１９３３年１月就任总统后，立即视察了田纳西河流域。同年４月１０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案，并于５ 月１８日签署生效至今。 田纳西河全长1043公里，流经七个州，流域面积10.4万平方公里。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５２年，TVA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共建造２０座新水坝，改建５座原 有水坝，使该河流域再没有洪水泛滥，还大大减轻俄亥俄及密西西比两河流域的洪水威胁。TVA鼓励农民使用它生产的低价化肥，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将低价电 力输入农村，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 美国保守派历来把新政期间国有并延续至今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视为眼中钉，里根总统就是因为1960年代公开批判TVA而先当选加州州长的。但是，罗斯 福新政的关键制度至今屹立不倒。罗斯福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通过时的讲话简直也可以为重庆“8大国有投资集团”定性：“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穿着 政府的衣服但有着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 有趣的是，TVA实施整个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的规划，牵涉到７个州，要求有关州、县、市、镇当局及各种各样机构协调合作，这和重庆新成立的两 江新区和两江集团的“1+3”和 “三托一”的管理体制（两江新区管委会和江北、渝北、北碚三个行政区）也有些相似，TVA在区域发展方面的成败经验也可借鉴.

编者按： 新中国航空工业走过60年风雨历程，从“白手起家”到“比翼世界”，从“跟踪学步”到“同台竞技”，从“打工者”到“对等合作”，一代又一代航空人薪火相传、不屈不挠，书写了腾飞世界、问鼎蓝天的辉煌。就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建立60周年之际，各大媒体纷纷将镜头聚焦航空发展成就。 中航工业党组书记、总经理林左鸣先后在2011年第7期《求是》杂志和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回顾新中国航空工业6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展望未来发展之路；4月10日，20多家媒体聚集到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总部，对话这位中航工业领军人，“我们和世界先进航空企业并驾齐驱指日可待”的声音至今灼灼，成为各大网站和论坛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把媒体采访全程做一整理刊登，共同解析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明天。 从数字看航空工业发展 从机型来说，累计生产了几十种飞机和直升机超过2万架，发动机近6万台，导弹2万多枚，出口和援赠飞机2400多架，其中出口1400多架。 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研制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与发达国家在役航空装备性能相当的航空器，大幅度地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以歼10飞机为代表，实现了我国军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跨越；以“太行”发动机为代表，实现了我国军用航空发动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从涡喷向涡扇、从中等推力向大推力的跨越；以预警机等特种飞机装备为代表，实现了我国航空装备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以“闪电”-10为代表，实现了我国空空导弹从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同时，机载设备和系统不断升级换代，民用航空科技不断突破，航空科研基础体系不断完善。 真正变化的分水岭在于是否市场化 环球时报：新世纪以来中国航空工业发展非常迅速，与前40年、50年相比成果非常多，您怎么看新世纪航空的大发展，与前几十年的关系？ 林左鸣：航空工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很快，令人瞩目，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家进步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实际上，航空工业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国力提升有很大关系，并不是说你想发展就能发展。 比如印尼——千岛之国，要建高铁或者高速公路都很困难，曾有两任总统非常积极地推进本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但最后没能如愿，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被西方限制，更是没能发展起来；再比如巴西，航空工业发展不错，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它的公司背后站的是华尔街，是西方资本作后台的国际化公司。 另一个原因就是航空工业本身的体制机制在改革开放后有重大突破，真正向企业化转变。 新世纪以前的几十年当中，航空工业还是老军工的概念。中国的军工并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满清政府被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就开始认识到必须发展军工，那时是官办的，一直到民国时期；但是解放以后军工体制也没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国有的事业或企业，不具备在市场上形成自主发展、自主经营、市场化竞争的能力。 新世纪以来，我们一方面要完成国家指令性任务，另一方面自主开拓市场。比较典型的“枭龙”飞机，就是我们自筹资金和巴基斯坦共同投资、联合研发的，在巴基斯坦现在装备尽管数量上还不是很多，但是使用比较好，据反应比西方卖给他们的先进的三代飞机更好，更顺手，更具有战斗力。现在除了巴基斯坦，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对这型飞机感兴趣。 我觉得真正变化的分水岭就在于，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一旦企业市场化，按照现代企业运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会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把中航工业建成一个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满足国家要求的现代企业。 竞合，在航空当中体现得更充分 环球时报：未来，按照中航工业的发展目标，规模在2020年会与波音、EADS相提并论，市场化和国际化是必然的发展方向，与传统的航空霸主相比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林左鸣：这是我们自己反复考虑、反复研究的问题。波音、EADS和我们一样是军民融合企业。 大家对波音了解更多的是民用飞机，但是民用飞机占其总的销售收入还不到50%，另外超过50%的部分是军工产品。我们去过波音多次，但从来不知道它的军工产品生产线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严格保密；EADS旗下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空客，但是EADS还有欧直，包括军用产品；支线飞机有巴西航、庞巴迪。中国的航空工业要发展起来，面临的竞争主要是波音和EADS。当然，俄罗斯的航空工业也不能小觑，他们有很强的技术基础和实力，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内体制机制上存在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前苏联解体的时候没有适时地把俄罗斯的航空工业整合起来，太分散了，形不成合力。他们现在正在整合，但是困难比较大，这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 我感到现在航空工业发展竞争是必然的，但是仅仅谈竞争恐怕不行，整个世界航空工业是个大市场。我经常说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有很大的区别。汽车产业，一个中国市场足以支撑一个产业，甚至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汽车市场挽救了整个世界的汽车产业；但是航空不一样，很难有一个区域的市场或者一个国家的市场就能支撑航空产业，对航空产业来说，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更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感觉到竞争当中还要合作。竞合，现代经济发展当中一个新的概念，在航空当中体现得更充分。正因为此，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竞争对手。这是一种另类的无敌于天下的思想。简单地谈竞争，不敢去合作，这种竞争就缺乏稳定性，因为航空发展是需要一种全球市场支撑的系统。 比如波音公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民机售后服务系统。监控中心24小时有人值班，全球任何时间飞行的飞机时刻都能准确监控着，哪里需要售后服务支持、需要零部件，就会从库房调出来，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地点。波音公司的民机按照我们现在的概念是很空心化，实际上从新的企业概念来讲它就是服务型企业、一个现代服务商。某种意义上它比IBM更早转型，就是它基本不生产零部件，只是设计、总装、销售、售后服务。 我感觉，全球航空工业在发展，蛋糕在做大，而实际上，中国这么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航空工业不可能像人口比较少的国家那样去做。不久前，我和普惠谈民用发动机合作的时候重申，要合作就必须50%对50%，必须是对等的合作，原因是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具有巨大的市场。 我们感到，和波音、EADS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是更多的是合作机会，希望在竞合之中寻求我们的发展。我们也相信，不管竞争多么激烈，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20年，我们等不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航空工业还有多久才能进入到世界第一方阵？对此美国人开出的时间表是10到20年，你认为这个估计是过于乐观还是悲观？ 林左鸣：应该说，美国对我们发展的估计经常出错，我不太赞同再等20年。只要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5年就会有一个台阶，最近整体上发展还是比较顺利。中航工业确定用5年时间在“十二五”期间打一个航空发动机的翻身仗。航空本身很难，可靠性要求高，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高端的人力资源比较集中，这在航空发动机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 航空发动机现在具有全型谱能力的国家只有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只能算半个，它在民机上落后了，竞争力削弱了，而且这几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说明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关系很大。我相信中国发展势头很强劲，只要发展不减弱，航空的发展会很快，因为航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只要我们在WTO准则下支持政策到位，市场开放政策到位，那么我想中国航空产业的更大跨越指日可待。 我认为中国航空工业发展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现在我感觉关键是国人的航空意识要树立起来，只要群众动员起来了，只要这个事业是群众性的事业，发展就很快。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空域管理改革、低空空域开放，我们想通过低空空域开放推动通用飞机和通航发展，把航空变为群众的事业，把国人的航空意识真正树立以来，促进航空更快地突飞猛进的发展。 美国人分析我们还要有20年的时间，我觉得20年我们等不及，时间表关键在全国人民共同来设定，只要全国人民给我们点阳光，我们就会灿烂，给我们点希望，我们就会全力以赴。 目前最理想的状态是“并驾齐驱” 中国航空报：您的前任几年前说，我们与世界先进航空工业的水平已经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那么今天，我们处于什么水平？ 林左鸣：我的前任刘高倬在歼10飞机推出之后，提出我们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这个说法非常形象。“望其项背”说明我们还有差距，最理想的状态是 “并驾齐驱”，当然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领先者。现在我们仍处于“望其项背”的阶段，还需要发力追赶，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做到“并驾齐驱”。 近年来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很快，有些重要的项目在很短时间内就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例如13吨级的直升机AC313，最重要的是解决上高原问题。汶川地震之后，温家宝总理忧心忡忡，觉得我们没有国产的直升机可以上高原，当时使用的米-171，由于机内航电设备落后，出了事故；我们曾经买过美国的“黑鹰”，后来连备件供应都被卡，现在能飞的没几架。之后，我们痛下决心上AC313高原项目，去年年底AC313顺利飞上珠峰大本营，在很短时间内攻克了技术难关。我们正在“望其项背”，但是也正在努力追赶，我相信“并驾齐驱”指日可待。 航空工业：给点阳光，就会灿烂 中国航空报：在回答中国何时进入航空第一方阵时，您特别强调要打航空发动机翻身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点？ 林左鸣：在整个发展中短板还是航空发动机。发动机为什么那么难？难在技术本身不成熟，现在还是实验性技术，而飞机的技术体系比较成熟。飞机研制只需要做两大试验，一个是风洞，一个是强度试验。航空发动机就比较复杂，一款新型发动机，概念提出之后要做大量试验，试验之后要修改反复迭代，可能要迭代十几次，甚至更多，而且大规模投入使用后还要不断修正，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航空发动机是一个“烧钱”的产业。成本回收周期都在30年以上，但是它拖动的是整个国家工业基础的发展，带动国家技术水平提升，对整个国家的科技综合实力进步有巨大拉动作用。其实动力问题不仅存在于航空，国内所有动力基本源头都来自国外，汽车发动机也不例外，但是汽车发动机技术花钱能买到，而航空发动机技术花钱都买不到。 《斯奈克玛蓝天引擎》一书中写道：“航空发动机工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业，它作为当代技术的标志，这一复杂和要求很高的领域，无论就输出功率还是就欧元而言，都涉及惊人的巨大数字，在这个竞技场上竞争的顶级玩家，数量非常有限，准确地说，在整个西方世界只有4家，他们共同明确地分享全球市场。”美国国防部《2010 联合设想》指出，“航空平台成功的关键是推进系统，燃气涡轮发动机有着无与伦比的优点，在增强航空平台性能、机动性、武器控制和任务灵活性的同时，能实现最小的综合成本”。美国《2020年联合设想》中提到构成美国未来战略基础的9大优势技术，其中航空发动机排在第二位，在核技术之前。《美国关键技术计划说明书》写道 ，“航空发动机是一个技术精深，使得一个新手难以进入的领域，它需要国家充分保护并利用该领域的成果、长期数据和经验积累，以及国家大量的投资”。 中国航空发动机真正要打翻身仗，还是要靠国家政策支持。当然，我们不能放弃企业的责任，我们在发展航空发动机上准备5年内投资100亿元，这是新中国航空工业成立60年来最大的一笔自主决策投资，我们下决心打一个航空发动机的翻身仗。我们还需要继续呼吁，争取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作为企业，我们自己要拼命干，同时要宣传呼吁，引起各界关心支持，来推动航空动力发展。 事实上，现在国家如果要投入航空发动机，并不需要很多钱，航空从目前的先导产业转化为支柱产业所需要的投入绝不比“高铁”多，给点阳光，肯定灿烂。 经济观察报：发动机“十二五”期间打翻身仗，资金会想办法筹措，那么在技术方面，我们自身一直比较薄弱，国外又有严格的限制，这种条件下我们怎么追赶甚至超越他们？ 林左鸣：这个技术显然会对我们封锁，国外的发动机也是用钱“烧”出来的，需要通过大量的试验积累大量的数据，所以他们轻易也不会给别人。我们发展发动机主要任务在于要制订计划，投入资金进行大量基础性研究，大量试验来积累数据。 发动机产业人才很重要。国内由于过去长期不发展，效益不是很突出，同时，一个发动机项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成果，即便在发动机产业发达的国家，一个型号最少也要5~10年时间，一个大学毕业生投入发动机事业埋头苦干10年以上默默无闻，要耐得住寂寞，这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讲要做到不容易。我了解，有一个国内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国外研究生毕业回国，进入到发动机领域，干了两年还是撑不住了。“我是有能力干，但是要有出息得10年以上，可是我的同学都当经理了。”他改行做别的很容易见成效，立刻就能体现人生价值。目前，国际航空界也都存在人才流失问题：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都到华尔街去了；俄罗斯存在研发人员老龄化问题。 我们还好，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这里拼搏，尤其是大飞机项目又掀起一阵航空热情，但是我们必须让年轻人有事干，必须有高待遇让他们安心工作。只要有人才安心工作，克服技术障碍就不是问题。 航空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必须搞产融结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航空工业是能带动其他行业的龙头行业，能否披露一下中航工业下一步的布局？ 林左鸣：航空是个高技术密集产业。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也指出，航空高科技企业及其核心技术衍射到相关产业，可以达到1∶15的带动效应。我们的产业布局一方面是以航空技术为主，相关多元发展，航空技术主业顺着产业链延伸发展，另一方面从整个航空产业发展战略角度在金融、准金融上发展。 实际上，我们熟悉的波音、EADS、GE公司都是军民融合发展，而机载系统方面的国际知名公司航空产品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非航空的。 在非航空领域，有这么几个产业我们重点关注： 车辆领域，我们希望成为国家运输能力的供应商。在这个领域，我们有进有退，2009年按照既定发展战略退出轿车领域，整体装到长安，中航工业成为长安的第二大股东。轿车我们大踏步地退了，但是在汽车零部件我们大踏步地前进，汽车零部件在全国应该排前二三，但在世界上仍然较差。最近我们和北京联合并购美国耐世特公司，耐世特本身是跨国公司，二十几家企业分布在7个国家，去年销售就达到20亿美元。 在新能源领域，我们致力于发展风力发电和锂离子动力电池。我们从直升机技术转移过来的风电叶片能力曾经达到世界第二，风力电机和里面的齿轮传动系统也都具有优势。在风力发电方面，我们正在全产业链发展。 我们的锂电池是目前国内容量最大的，而且是国内最大容量锂电池首家获得国家安全认证的，现在出口市场非常好；更重要的特点是，我们整套生产线、生产设备都是自主研发的，第二条更为先进的生产线在下个月要落成。过去我们生产大规模的工业产品往往靠国外的设备，从国外引进的锂电池生产线比我们自主研发的价格贵得多。 发展非航空民品，技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机制和企业的活力，我们最近出台了很多政策与国际接轨，包括高管、技术和销售人员的激励机制。去年我们的销售收入超过2000亿，实际上航空产品占的比例不到50%；今年我们的销售目标是2500亿元，这个发展速度快，很重要的就是民用竞争性产品能够有很好的活力，企业有很好的机制。 按照以上这样的布局，能够使航空技术最大限度的实现转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另外，我们非常关注企业的造血机制，关注企业的资本化运作。我们有一个投资公司，最近正在做上市的工作，如果做成，应该是中国第一家投资公司上市，我们为什么关注这些？ 我们看到，国外所有的军工企业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包括美国的掌上明珠——洛克希德•马丁， 90%以上都是军品，几乎没有民品。洛克希德•马丁主要搞系统集成，我们说现代军事的对抗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企业的竞争是价值链与价值链的竞争。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GE公司、霍尼韦尔，他们背后都是共同的华尔街；包括巴西航和波音公司，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竞争，但其实背后是华尔街，就是金融资本之间的博弈。这让我们感到航空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如果不搞产融结合，那在竞争中就要吃败仗，出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很重要。 现在金融领域实际主导权、话语权在西方，标准的制定权也在西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营造自己的金融条件来进行支撑。 一方面航空技术主业顺着产业链延伸发展，另一方面从整个航空产业发展战略角度在金融、准金融上的发展，这样包括市场网络的建设，形成全价值链的发展，最终的目的还是促进航空主业的快速发展。希望通过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的发展，提高航空产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推动国民航空意识成熟。 试想三四百年前，航海意识如果不是郑和等少数人的意识，而是国民的意识，那中国的航海可能势不可挡，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航空国民意识，航空是国民的航空，大家都要认识到重要性，都要有积极性，航空才会有更大发展。最近民营企业要发展通用飞机，我们鼎力支持。我们扶持他们来跟我们竞争，要形成群众性的事业的基础。 我们能不能营造自己的“小华尔街”？ 中央电视台：您刚才说，国外很多公司的背后都是华尔街，那您认为我们国家航空金融这方面应该怎样去谋划和发展？ 林左鸣：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金融产业发展得非常好，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我们应该是唯一没有遭受很大冲击的国家，那么现在很重要是金融业和产业之间怎么互动？这个互动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很希望企业自己有个金融小天地，通过这个金融小天地做个桥梁，能够和背后的大金融产生衔接，如果这个衔接做好了，对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高端产业发展，所有的跨国公司无一例外都要推进产融结合，我们想积极推进我们非银行金融的发展，通过这个桥梁和国家大的金融进行对接，促进航空主业的发展。 我们的投资公司上市正在程序当中，我想应该能够很顺利，这也是我国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先行和尝试，办好以后一定会对航空主业产生非常重要意义的推动作用。 证券市场周刊：在国资委央企整体上市计划下，航空工业整体上市战略是什么样的，是A股还是A+H？中航工业指数，未来有没有可能进入沪深300指数标准？ 林左鸣：我们有二十几家上市公司，结构比较全，有A股、H股、海外红筹。我们对整体上市的概念不断在变化，最早我们认为主要业务能够按照专业化整合分别做上市就意味着整体上市；现在正在探讨控股母公司有没有上市可能，形成两级上市互动格局。我提到，中国军工企业相对西方最大的劣势，是背后没有站着华尔街，我们能不能营造自己的“小华尔街”？如果母公司是上市公司，就能对各专业化板块上市公司提供非常有效的支撑。在上市问题上，不一定简单照搬国外的做法就适合中国，我们也面临一些突破。 中航工业指数，我们是用来对标、考察我们在国家整个证券资本市场的状况，近年来中航工业指数上升速度很快，因为航空高科技概念较多，业务发展比较稳定。 跨国公司，西方不亮东方亮 中国航空报：您不久前参加应邀出席欧洲航空节，又到欧洲企业参观，有什么新的收获？我们要把中航工业打造成跨国公司，除了市场、技术、资本的国际化，还有哪些要做的？ 林左鸣：航空是全球性产业，体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发展跨国公司势在必行。金融危机后我们发现，哪一个国家跨国公司多，哪个国家就游刃有余，受打击就少。如果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的汽车公司都不是跨国公司，没有办法借助中国市场来发展自己，那这些汽车企业可能都要垮掉。正因为他们是跨国公司，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达到2000万辆，把他们全救活了。跨国公司在今天世界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刚刚参加过欧洲航空节，这是每隔两三年一次的欧洲航空企业巨头的聚会，我受大会邀请在会上做了发言；期间参观了欧洲几个重要的宇航院，目的就是想通过加强与国外先进航空企业的联系，特别是有技术研发能力的企业，推动双方的合作。过去国际合作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搞合资企业，或者做转包生产，引进一些技术和管理，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战略转型，走出去参加合作，共同研发，共同展望未来。 这次大会，欧盟提出一个到2050年的航空发展展望，提出很多新的课题，我们准备在这些领域都参加合作。很多新的领域并没有进入实际应用，还是投入阶段，没有什么效益，利益矛盾不那么突出，这个时机进入对我们来说障碍最小。最近我们和德国、法国、荷兰的宇航院都进行了深入会谈，达成初步意向，参与这样的课题研究也应成为中国航空进入世界大家庭的一个标志，共同描绘2050年的蓝图。这也是“并驾齐驱”之路上必经的一段。如果不从科研阶段进入，将来想跟人家“并驾齐驱”也不可能。 并购企业，是为实现跨国经营 经济观察报：中航工业2008年成立以来，在国际合作上提出“没有竞争对手，只有合作伙伴”的理念，近两年，我们和很多外商成立很多合资企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外资企业对中航工业的态度、战略是否有什么明显变化？ 林左鸣：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国际化，走出去融入世界。并购的奥地利FACC，是奥地利最大的航空企业，奥地利人说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说，这个企业仍然是奥地利的企业，我们只是来投资的，但企业还是奥地利的，还是你们的骄傲，仍然为你们创造就业机会和税收。我们保留了原来的管理团队，制定了一套激励机制，还扩大了雇佣人数。 我们并购企业，是要真正打造跨国公司，在当地好好做，为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同时也带动本土企业得到发展和提高，这是我们的目的。 为世界航空业格局的改变起到一定作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未来5到10年当中，中国航空工业将会为世界航空业做出怎样的贡献？ 林左鸣：会对世界航空业格局的改变起到一定作用。 应该说往前看20年时间，航空格局大家很清楚，大飞机两大巨头，小飞机两大巨头，通用飞机主要集中在美国，那么未来5到10年，趋势就是航空更加国际化，更加全球化，不管是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还是市场都是这样的。因为未来5到10年，中国的航空运输业发展会很快；如果空域开放，通用飞机发展也很快，整个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的发展必然会对世界航空产业的发展带来必然的变化，我感到未来5到10年中国航空工业对世界航空业的作用将是促其结构的改变。 （本报记者　姜春艳　刘兴　整理）

提到英国城市曼彻斯特，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可能首先想到“曼联”---曼彻斯特足球联队。但对我这个60后来说，曼彻斯特带来的第一联想却是：这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地方。但最近，我觉得关于重庆和曼彻斯特的两个故事特别引人入胜。 第一个故事：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人立德乐第一个驾驶轮船通过三峡抵达重庆，促成了重庆的正式开埠。1859年，19岁的立德乐来到香港，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第二年，他只身到上海，参加清政府抵抗太平天国起义的上海保卫战。1861年，他又加入洋枪队，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天国。他装扮成商人，先后到江苏、浙江等省刺探太平军情报。太平天国失败后，清王朝授予立德乐三品官衔。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这意味着能否驾轮驶抵重庆，已成为英国进入西南的关键。1898年，立德乐夫妇卖掉首饰与在上海的房产，订造轮船“利川”号，从上海开到宜昌，并终于在同年3月9日清晨驶抵重庆。重庆的门户从此打开了。邓小平20年后也正是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2006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为200位重庆历史名人在朝天门塑像纪念，其中12名外国人中，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人立德乐排座首席。 第二个故事：2010年3月10日重庆机电集团与英国精密技术集团（Precision Technologies Group Ltd，以下简称PTG)签订收购协议，重庆机电集团在香港上市的控股子公司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2000万英镑现金收购PTG下属的6间公司全部股本。本次收购后，重庆机电将拥有三个百年品牌（霍洛伊德、宾斯巴瑞、克劳福德-斯维夫特），获得螺杆机床、各种型线的螺杆加工、磨齿机、大型机床（包括大型卧式车床、轧辊磨床、深孔镗床、摩擦焊接机等）等4类主要产品的开发、设计及制造的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可以获得国际领先的五轴联动技术。 重庆机电集团董事长谢华骏透露，在最终签订协议之前，他与英国公司的每一个高管都进行了单独谈话，目的是力求稳住一个高技术的企业，通过其在国际上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与国内的制造业形成互补，而不是单纯的看中几项专利，不排除今后使其在伦敦上市的可能。 有趣的是，重庆市国资委---重庆机电集团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主任崔坚到曼彻斯特参加签约仪式期间，特别启用了PTG公司多年不用的职工食堂，宴请了全体职工。英国职工颇感惊奇，因为他们从没有和老板在一起吃饭过。恩格斯如果再生，可能会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加写一个崭新的篇章。

斯蒂格利茨挪用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美国民主中1%的人获取将近1/4的收入--这种不平等是富有者也将会感到后悔的。“

美国《外交》双月刊2 0 1 1年3/4月号文章题：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作者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2010年4月24日，位于重庆涪陵白涛镇的“816核工程遗址”对国内游客开放。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在地面以下有20多层楼高，可抵抗100万吨TNT当量氢弹的空中爆炸。工程始建于1966年，主要生产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钚239，18年后的1984年因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停建。“816”，是建设该工程的核工业部的一个厂的名字，更是一代“三线”建设者的生命符号。不久前，我有幸和816厂更名前的最后一位厂长安启洪一起参观了堪称“人间奇迹”的“816核工程遗址”。这位清华大学化学系核燃料专业的毕业生，从基层做起，歷任中國核工業816廠車間技術員、工程師、分廠副廠長、總廠廠長助理、總廠副廠長、黨委書記、總廠廠長。“军转民”后的816厂1990年改名为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2001年12月4日，建峰化工总厂从中国核工业集团移交重庆市属地管理，成为重庆地方国企。2004年，重庆市国资委将建峰化工总厂与重庆化医集团重组整合，安启洪以其杰出的管理能力出任重组后的重庆化医集团董事长。他继续发扬816厂的献身精神，为重庆国企的改革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慶直轄十年建設功臣”，并于2008年当选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我注意到，他现在用的公务车的尾号是“816”。但是，建峰化工为广大国人（特别是股民）所知，可能并不是因为它的前身核工业“816厂”，而是因为2005年12月16日它成功入主重庆亏损上市公司“民丰农化”，实现借壳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ST公司。更有特色的是，建峰化工入主“民丰农化”是将资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结合起来，创造了股民所说的“重组+送股+承诺业绩”的组合对价方案。具体来说，对价方案由三部分组成：（1）建峰化工以盈利能力较强的优质化肥资产和民丰农化原有的整体资产进行置换；（2）非流通股股东按10股送1.5股比例支付股票对价；（3）大股东建峰总厂对资产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业绩做出承诺，若未达到承诺水平，建峰总厂将向流通股股东每10股追2股。这是一个一对流通股股民非常优惠的对价方案，在2005年12月16日的股东大会上得到了94%的流通股股东的赞成。为什么国有大股东建峰总厂愿意向流通股普通股东做出较大让利？关键是建峰总厂把“重组”（这里即资产置换）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结合了起来，重组做大了蛋糕，对价分好了蛋糕。这是黄奇帆市长“世界是可以重组的”的名言的又一印证。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相关业务指引，规定凡以重大资产重组作为股改对价的上市公司，其股改方案应有“重组+送股+承诺业绩”的安排，这可以说是我国股市上的“重庆模式”。

访谈，英文

2011年中国面对的国际金融形势有二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美国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个是欧元国家债务危机的不断加深，它们使得中国的市场变成大量国际游资的投机首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将不得不面对大量国际游资的冲击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挑战。        2009年应对汹涌而来的金融危机，美国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措施，挽救陷入严重困境的金融机构和大企业，2010年美国退出财政手段的政策运用，改由中央银行实施量化货币的政策选择，意在积极促进国内投资和增加就业，加快经济的复苏。美国的量化货币政策，有三个基本的内容，一是继续坚持低利率的政策，保持0.25%以下的联邦基金低利率水平不变，同时发行与通货膨胀挂钩利率为负的长期国债，压低长期市场利率。二是增加央行（美联储）的信贷供给，促进商业银行扩张信贷，增加投资，改善收入。三是实行美元持续贬值，刺激出口，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美国选择量化货币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虽然都是服务本国经济目标的需要，但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充当国际贸易主要结算工具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美元贬值，导致国际黄金价格、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给主要依赖国际原油进口和需要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造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压力。其次，美国银行扩大信贷，导致热钱大量涌出，进入新兴发展中国家，会冲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造成剧烈的市场动荡。第三，美元贬值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发生混乱，引发一系列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并给以美元充当外汇储备的国家造成外汇贬值的巨额损失。2010年伴随美元和欧元的大幅度贬值，日元也做了贬值的调整，估计2011年还会有更多的国家也要做出货币贬值的调整。        中国是世界最领先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进口有日益增大的需求，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元资产是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过去的二年，中国的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国际热钱的冲击。大量套汇、套息和套利资金，透过商业银行和民间投资机构，进入香港、上海和深圳的股市，进入大中城市的房地产，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操作，获取投机利润。2011年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更大的影响。首先是国际热钱的冲击，数量规模还会超过以往。热钱大量涌进之后，人民币升值压力超过以往，一方面是美元、日元和欧元一起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一方面是更多的国际贸易争端和国际政治压力，对中国提出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要求。其次是国际原油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飙升，给中国带来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现代大工业、大农业和服务业对交通运输都有很大的依赖，国际原油价格飙升首先导致运输成本的增加。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构成，其中运输成本和化肥农药的成本最大，对国际燃油价格的变化最敏感，2007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不足40美元飙升到2010年的超过80美元，中国农副产品的价格水平也是一年高过一年。运输成本和农产品的价格一起飙升，直接导致生活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透过工资影响其他产业，特别是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成本，产生连锁反应，造成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国外热钱大量涌入，加上市场投机的博弈，在给中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利率政策的选择陷于两难。为了克服国内投资过度引发通货膨胀和投机过度拉高房地产价格，中国需要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但在美国量化货币政策导致银行流动性泛滥和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条件下，提高中国市场的利率水平，就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即只能吸引更多的热钱涌入，迫使人民银行为了稳定汇率而不得不买入更多的外汇，被迫通过外汇占款的渠道向市场投放更多的货币，为物价上涨和低水平投资扩张继续助力。因为美国和日本都是零利率的政策，外国银行和机构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借到低成本的资金，变成热钱进入中国，只要兑换成人民币存入中国境内银行，就可以很安稳地赚取息差了。而且中国的利率水平越高，与美国和日本的利差越大，吸引流入的热钱也就越多。        其次是人民币的汇率决策更加困难。一方面是出口商品的利润已经摊得很薄，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很多出口商的破产，为了保护出口，需要放弃人民币升值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为了降低进口成本和克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需要加快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二方面难以权衡。与此同时，外汇储备的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外汇储备的盘子不断膨胀，外汇资产的货币风险和汇率风险，以及外汇管理的道德风险都会随之加大，超过目前政府监管体系的风险防范技术力量。此外，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美元贬值带动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相继贬值，中国外汇储备的折价损失也在不断增大。        第三是准备金政策的效果变得越来越短暂。从2008年开始，人民银行应对国际游资的冲击，主要都是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债券的对冲措施，以此消除外汇占款渠道投放过度的流动性。但是2011年继续提高准备金的政策空间已经很少了，因为经过持续多次的提高，现在已经接近20%的极限水平，而长期维持很高的准备金率，必然削弱本国银行业的投资贷款能力，而把越来越多的市场空间拱手让给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可以更多地从国际金融市场融入低成本的资金，更方便地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支持中国境内的商业投机拉高大城市的房价，或者制造股市的剧烈波动，在期货市场兴风作浪，从中赚取息差、汇差和利差，完全不受人民银行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约束。        货币政策的选择陷于两难，政策效果背离初衷，明智的宏观经济调控就应该转向财政手段和非货币的经济政策运用。包括以紧缩财政的办法应对通货膨胀，以税收调节应对国际热钱的攻击，包括用改革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的办法，加快城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减少对长距离运输农产品的依赖，包括加快能源战略的调整，节约能源消耗，增加自给供应，加快低碳新能源的发展等，也包括城市人口规划的科学引导，通过搬迁大学和科研机构，减少大城市的人口集中，鼓励和帮助高层次人才到边远的新兴城市谋求发展，扩大那里的市场，吸引人口流入，为他们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解决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果断选择了扩大财政开支支持商业银行改革的措施，取得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现在面对国际热钱的冲击和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选择同样的政策措施，只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时没有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当时的欧洲国家正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经济繁荣，毫无政府债务危机的影子，当时中国的房地产还没有兴起，金融市场也没有对外开放，公路上飞跑的汽车屈指可数。中国当时的问题是流动性严重短缺，扩大财政开支的钱只要存入银行，就足以解决银行的流动性短缺问题，但是十几年后的今天，所有过去的这些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阻挡国际游资的冲击和克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而不是银行的流动性短缺问题，财政手段的政策运用要贯彻公正、公平、公开和有效的基本原则，不能还是依靠计划体制的权力进行暗箱操作的办法。        美国实施量化的货币政策，要达到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的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获得突破性的科技创新进展，并且这样的进展能够持续吸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投资之前，美国只能不断采取量化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和应对失业问题。在美国经济难以复苏的条件下，美国量化货币政策产生的大量流动性，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以外，都要选择国外的投资渠道，而欧洲国家的经济持续恶化，国际热钱又必然选择新兴发展中国家。长期大量的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股市的波动和物价的上涨，而是还有通货膨胀背后存在的问题，包括收入分配关系的不断恶化，随时可能引发的严重股灾，公众日益增长的恐慌和不满，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它们对政府的决策能力构成严峻的挑战。政府应对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措施，就会逐渐瓦解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能力的信心，直至最终动摇我们的共和国根基。        运用货币政策抵御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只能产生短暂的效果，要解决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分提高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政府决策能力，则唯有采取政府改革一个办法。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运用紧缩财政的方法克服货币政策的不足，没有政府改革的配套，不仅可能毫无效果，而且还会导致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现在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行政经费和人头经费，已经占据了财政预算开支的大头，长期以来他们的干部人事路线和机构编制工作都是不受外部监督的特权，只能膨胀不能压缩，实行紧缩财政的措施，给国企的投资补贴也不能减少，剩下就只有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社保、环保和扶贫项目了，而减少这些方面的财政投入，无异于放弃所有长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导致越来越多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政府改革只能始终停留在问题讨论和文件传达宣传的阶段，没有政府决策咨询和对口研究机构的换脑换人彻底改革作为突破口，没有对领导干部提出维护国家宪法和履行社会分工责任的职业道德要求，没有对一把手提出履行岗位责任的专业能力要求和职业道德监督，要求他们积极组织和依靠负责任的专家队伍为解决各种不断涌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出谋划策，把政府改革的任务真正落实到中央政府的具体决策行动上，则当前的中央政府决策必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各种两难选择的境地。

什么是金融化 金融化，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活动规模的盲目扩大过程。比如，上世纪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后的1930年，美国的财富生产规模（GDP）仅为0.1兆美元，1980年达到2.8兆美元，2008年迅速扩大到14.2兆美元，比1930年增加了140多倍。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财富规模的快速扩张，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1930年全美国金融资产规模仅与当年的GDP相当，1980年达到GDP的2.5倍，2008年进一步扩大到GDP的4.4倍。无独有偶，这一现象在世界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根据IMF的资料，2008年全球GDP为68.3兆美元，全球金融资产为171兆美元、相当GDP的4倍，而全球的金融衍生品销售额竟高达684兆美元、相当GDP的10倍。可见，这个加速的经济扩张过程，是以金融活动的规模越来越超过生产活动的规模、货币循环的速度越来越超过商品循环速度的方式实现的，其内涵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金融化”过程。 金融化的表现 金融化的结果，表面上看似乎是增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在本质上由于加快了金融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分离，这既强化了金融市场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独立发生危机可能性。这样一来，原来可能在生产领域爆发的问题和危机，由于生产活动被金融活动的替代而逐步转移到了金融领域，使得传统的经济危机（商品过剩）可能以一种更高级的形态，即金融危机（资金过剩）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金融资产的膨胀使生产活动日益被投资活动所替代，即投资超前；另一方面，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供给使商品循环日益被货币循环活动所替代，即消费超前的现象。这种投资和消费的“双超前”现象，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的集中表现，也是其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直接反映。 金融化的本质 其实，金融化带来的繁荣就是社会金融资产规模的快速增加。我们知道，金融资产作为社会总资产的一个部分，相对于土地、房屋、设备等不动产而言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俗称为动产。从资产负债平衡关系（B/S）看，全社会金融资产的增加，在通常情况下，即意味着在社会另一端存在着同样规模金融负债的增加。例如，美国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大量国债和企业债，对于持有者（如居民）而言是一种金融资产，但对于政府、企业和银行而言，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债务。同样，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资产，不过是金融机构向全社会（包括家庭、企业、政府）发行的（准确地说是借入的）一种新型债务而已。由此可见，金融化带来的繁荣：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品规模的增加，不过是少数人利用发达的商业信用将社会总收入（国民收入）透支了若干次而已。可以说，金融化的本质就是社会债务关系的不断扩大，即全社会的债务化。 一幅真实的图景 美国的最新情况表明：2009年底美国主要负债结构为，国家债务9万亿美元、公司债务9万亿美元、房屋抵押债务10万亿美元、医疗债务30万亿美元、社会保障债务12万亿美元，合计达到7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4.5倍和财政收入的8.8倍。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个别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超前消费和投资），不过是运用所谓“金融化”手段实现的向全世界的巨额债务透支，其繁荣的背后不过是从银行到企业、从政府到民间依靠大量借贷资金维系的一个海市蜃楼。 我们的选择和方向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缓慢的复苏过程，但这一过程能否持续下去还不取决于我们，因为规模庞大的借贷资金能否在各个环节上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利益回流；同时，作为支撑这一循环的制度安排、即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如WTO、IMF、WB等）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随时都将可能使这一海市蜃楼再一次变成泡影。换句话说，即使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不爆发，接下来，由各国企业部门、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引发的任何一个债务问题都将会再现同样的结果。对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就早已说过，“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危机的基础”，为此，加快“去金融化”的政策调整，防止“负债式经济增长”的风险应是未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和谐运行的不二选择。 

自2006年起，日本岛根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单位）正在试验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其行政首府松江市致力于把开源运动作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日本的大国外交在其非洲政策上有明显的反映，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目的就在于获得非洲的资源以维持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和争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入常”以成为政治大国。而随着非洲逐渐成为大国角逐的舞台，在大国化之路不断迈进的中日两国如何在这个舞台上谋求合作也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   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是它实现国家大国化的必然结果，是以它固有的大国意识为背景的，这种意识在外交战略上的表现就是它的大国主义外交路线，这条路线是战后日本大国外交的基本路线。具体地说，战后日本的大国化过程包括它与相关大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两个方面的问题。 1、日本的大国化与大国外交 谈日本的大国外交必须从其固有的大国意识说起。大国意识是我们观察现代日本的一个重要角度，因为至少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由一个东亚小国逐渐实现现代化并最后成为军事大国的过程，主要表现了这种意识的实践过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上恢复了经济实力并成为经济大国，进而企图成为政治大国的事实又再次表现了这种意识的生命力。 所谓大国意识就是指一国凭借自己的综合国力，试图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从追求国家的大国目标的意义上看，也可以称之为大国志向，而从作为大国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的意义上看，则可以称之为大国意识。回顾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目标的制定和实践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在大国意识支配下实现大国化的过程。 另外，大国意识在外交战略上的表现主要是它们的大国主义路线。当然，这里谈它的大国主义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小国主义思潮，石桥湛三的小日本主义便是这种思潮的表现，但这种思潮在战前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就战后而言，日本的小国主义路线除了左翼主张的拥护和平宪法，实行中立主义之外，也包括战后初期韬光养晦，追随美国的吉田主义路线。然而，虽然五、六十年代，小国主义路线影响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但是，这条路线在六十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便开始逐渐被大国主义路线所取代。 本文所说的大国主义路线就是在大国意识支配下实现日本大国化的路线，概括起来说，战后日本的大国化包括它为摆脱“战后状态”与相关大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两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大国外交方面，即使在五十年代小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日本政府还是为自己成为正常国家而努力过，如关于战后最大的“悬案”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主张向美一边倒的吉田茂也做过努力。1954年底，他访问欧洲企图游说欧洲各国去说服美国，同意日本恢复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但是，因为当时时机尚未成熟，结果吉田茂无功而归；到了1956年，吉田茂的后任鸠山一郎解决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问题；1960年，岸信介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改定实现了日美关系对等化；随后，在七十年代初，佐藤内阁收回了冲绳的行政权；1972年田中角荣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至此，日本终于基本上解决了与相关大国的战后处理问题，为今后展开大国外交奠定了基础。 2、国际贡献与大国战略 关于日本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的问题，其实就是日本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实力的问题，它是日本大国化的重要方面。战后日本从专心恢复经济到提出综合性的大国战略思考，经历了由注重地区经济利益向关注国际贡献的转变过程。 本文说的注重地区经济利益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日本提出的外交政策三原则和福田主义。所谓外交政策三原则是指1957年岸信介在日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以后提出的外交基本方针，包括“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和“坚持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立场”。概括地说就是在追随美国的前提下，以联合国为框架，把亚洲、主要是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作为日本发展的基础。福田主义则是在日本的经济进出引起东南亚各国不满的背景下，1978年福田赳夫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的外交政策，其内容包括“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国家构筑心心相印关系”和“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贡献”。 不过，外交政策三原则与福田主义还不能说是日本外交的综合战略，因为尽管其中也表现了日本在利用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意愿，但是对美追随仍然是它外交的基本方针，这个时期日本的大国意识还主要表现为以援助的名义获取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它的政策的经济色彩还比较浓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而发挥政治作用对世界作贡献的志向还没表现出来。 日本从战略上关注国际贡献还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的。这时，原来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所承诺的不做军事大国原则被中曾根补充解释为要做政治大国的志向。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一向以“支票外交”为主的对外援助政策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从作为一个大国而分担国际责任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对外援助政策，特别是“入常”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进入21世纪以后，安倍提出了“价值观外交”的理念，这个理念颇有大国主义外交战略的色彩，它是一个包括“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日美印澳”四国同盟意图在内的战略构想。尽管它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战略，既没有注意到中国和非洲的作用，也无助于日本实现“入常”的愿望，尤其是它的“日美印澳”同盟构想因为没有得到美、印、澳三国的赞成，所以不能构成日本开展大国外交的有效框架。但是，“价值观外交”毕竟是日本自战后以来从世界战略的角度综合考虑其外交理念的第一次尝试，特别是“自由与繁荣之弧”为日本的对外援助提供了理念根据。 到了福田内阁，虽然不再提价值观问题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但是，大国外交志向却一点没有降低，只不过福田大国外交的着眼点在于横跨太平洋的亚太地区，同时对非洲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而已。   二、大国外交与日本对非洲政策的变化过程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国化就是指它实现与相关大国的正常化推行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的过程，其实，在日本解决了与相关大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大国作用就成了他们外交关心的焦点，而非洲的发展问题便自然成了日本推行大国外交和为国际作贡献的重点地区。概括起来，日本对非洲的关注经过了冷战期间的低调时期、冷战结束后的积极时期和进入新世纪后的全面重视时期。 1、冷战期间的低调对非洲政策 冷战期间，日本对非洲一直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它的政策主要是在美苏冷战的框架下有限展开的。 非洲大部分国家虽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获得了独立，但是，经济上却不能自立。所谓非洲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困问题，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地区，贫困人口不断增加，那里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是世界平均数字的两倍，所以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然而，就日本来说，冷战期间它对非洲的认识并没有重视到这个层面。尽管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对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非洲一直采取敬而远之，或者说是鞭长莫及的态度，使得它没有在非洲留下殖民统治的恶名。但是，在冷战的背景下，非洲注定要成为美苏两个集团争夺的对象，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其非洲政策也就不能不带上强烈的冷战色彩。 当时，日本对非洲外交的着眼点不仅不在于贫困问题，也不在于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人种差别和民族自决方面，而是注重阻止苏联的渗透和扩张，顺便逐步扩大自己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以确保获得资源和市场，外交的目标也只是加强与那些亲西方和不结盟国家的关系。 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日本开始与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而展开通商、贸易往来，还通过民间团体的交流在发展经济、实行援助和反对殖民主义等方面与非洲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但是，由于日本社会向来对非洲的关心度不够，所以，整个六十年代，日本对非洲的出口除了南非一度还能占到出口额的10％之外，其它国家所占的比例一直比较低。 日本开始认真关注非洲问题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中曾根康弘提出要当政治大国之后，它才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洲的援助。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对非洲的兴趣和热情还是很有限的。 2、冷战结束后的积极政策 日本真正以大国的姿态开展对非洲外交还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特别是围绕非洲的冷战结构发生了变化，西方各国都在加紧与非洲接触，“非洲问题”也逐渐成了G8峰会的主要议题，欧美各国纷纷解囊相助。但是，因为这时欧美已经显现了筋疲力尽，在援助非洲方面略感力不从心，所以它们更期待日本增加援助，并认真对待非洲的贫困问题，这便给日本政府改变过去低调的消极政策，实行大国外交提供了机会。“非洲发展会议”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冷战的结束确实给日本在非洲树立大国形象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日本表现出了积极的姿势，逐渐成了援助非洲的主角。特别是日本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要求，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于1993年召开了首次“非洲发展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号召全世界帮助非洲谋求发展。1998年和2003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先后发表了“东京行动计划”和“TICAD10周年宣言”。 “非洲发展会议”所涉及的领域是广泛的，特别是第二、三次会议，主要强调了减少非洲贫困和世界经济的统合，特别对教育、医疗、人口、贫困等社会发展领域以及工农业、外债等涉及经济发展的领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另外，会议还着重强调了非洲的良政、纷争预防、纷争结束后的发展等三个领域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数值目标和政策行动方案。 为了落实上述理念，2001年和2004年又分别在东京召开了TICAD部长级会议和“亚非贸易投资会议”，提出“实现和平”、“以人为本的开发”和“通过经济发展实现消除贫困目的”的三根支柱，日本还提出了重视“人的安全保障”概念。 日本的对非洲政策是由外务省直接管理的。外务省主导的日本对非洲的援助主要是通过NGO和ODA两个轮子的同时运转来实现的，即所谓“二元外交”。特别是日本通过NGO进行的“草根援助”在非洲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具体做法是日本外务省对于星罗棋布的NGO组织在政策和宣传方面给以指导，甚至委托NGO“承包”援助项目。NGO组织也通过国际会议、各种研讨会、甚至直接沟通与外务省保持着密切关系。 总体来说，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基本上是积极的，如1998年第二次会议后，日本便提供了900亿日元援助。尽管后来一度有所减少，如2003年的三次会议后，只提供了10亿美元援助。但日本基本上还是非常重视对非洲的援助的。如2005年4月，日本决定用3年时间将对非洲的援助增加一倍。日本对非援助的大部分是免除债务和日元贷款，其中无偿援助所占比例比较少。 由日本牵头召开的“非洲发展会议”，其实是由日本政府与联合国非洲特别调查室（OSAA）、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非洲全球联盟（GCA）以及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以非洲发展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这种由西方大国倡议发起的“非洲发展会议”，尽管强调了冷战以后国际社会应该对非洲提供积极支援，也提到亚洲的经验和非洲的开发的可借鉴性，甚至进而提出了推进南南合作问题，但同时，因为冷战结束后不久，非洲问题的解决也未能马上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在援助方面，它们提出援助到什么程度要看非洲的努力程度，其所指是非洲在民主化和良政方面努力的程度，也就是说，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是有政治条件的。如第一次非洲发展会议就因为苏丹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而拒绝了苏丹的参加。 对此，非洲国家是怀有不满情绪的，它们需要的是及时而真心实意的援助，而不是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一位非洲外交官就指出：现在需要一个新的会议框架，一个能够真正探讨问题的框架，非洲发展会议不是谈话节目，不能只靠嘴上说。驻东京的非洲大使组成的“非洲外交团”在给日本外交省的请愿书中也提到：我们不得不对非洲发展会议提出一些疑问，这个会议到底能够给我们非洲带来什么？ 尽管如此，日本在援助理念方面基本还是与西方国家看齐的。日本1993年《外交青书》就指出：“日美欧先进民主主义国家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等共同的价值观，还拥有占世界GDP70％的财富和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日本要帮助非洲国家举办选举，推动民主进程，以促进非洲地区的和平。 3、福田内阁的对非洲政策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开始全面重视非洲问题，特别是福田内阁因循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目的，即继续努力实现日本的大国化。当然，福田外交与他的前任比还有务实的一面，特别是他的非洲政策框架既不同于冷战期间的低调特点，也不同于冷战结束后的意识形态特点，相反，他是以淡化意识形态，实现日本“和平与合作国家”目的以及与发展中国家“自立与共生”为理念的。 关于福田的“和平与合作国家”目标，可以从福田与安倍外交的比较中加以理解。比如，从福田与安倍在推行日本大国外交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看出，福田既没有把日本大国外交的主要手段，即对外援助的重点放在“自由与繁荣之弧”上，也没有把“日美印澳”构想作为日本实现大国外交的基本目标。福田强调发展的前提是和平与合作，他认为“和平与合作”是日本外交的基础。 具体地说，就是福田提出的外交政策理念是把“和平与合作国家”作为日本大国化的目标，把非洲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地区，倡导亚洲太平洋国家把30年来的发展经验和力量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可见，福田的外交是务实的，没有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关于“自立与共生”，意思是说，日本的援助哲学是“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用日本外相高村正彦的话说，就是如果被援助国自己不想发展的话，那么无论怎样支援，100年后也还是要依赖支援。而如果援助国对自助努力的国家进行帮助，那么15到20年后，接受支援的国家也可以变成支援别国的国家。所以，日本主张对非援助主要是援助非洲在自立方面的努力。 2008 年5月在横滨召开的“非洲发展会议”是福田内阁展示非洲政策的重要舞台，会上日本提出了加速非洲经济发展的问题，表明了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开发援助带动投资、农业支援等。 另外，在日本此次提出的对非洲援助计划中，除了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以外，还特别提出了防止该地区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主张。 另外，“人的安全保障”也是日本对非洲援助的新理念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日本打出了改善“医疗保健”、清洁的水供应和教育三张牌。比如，对于“医疗保障”问题，日本希望非洲能成为“健康的非洲，” 福田说：“以非洲为中心改善保健状况，日本应该在国际保健领域进行合作” 但是，日本主张首先要非洲国家自己努力改善保健状况，日本要在此基础上提供必要的援助，为此，日本还设立了野口英世非洲奖 。   三、非援助政策的深层原因   日本选择非洲作为其推行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国际作贡献的舞台，是有着深层战略考量的。作为一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日本要想维持其经济强国地位，持续不断的资源供给是必不可少的；而它要“入常”成为政治大国，必要的“选票”也是不可或缺的。非洲在这两个方面都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1、对非援助与资源获得 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日本不是为了获得资源才召开非洲发展会议的，日本与非洲加强广泛的经济关系是为了对非洲的发展作出贡献”。高村说得没错，“对非洲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确是日本为国际作贡献的重要一环，是它实现大国化的重要步骤。 但是，非洲的资源显然是日本维持大国地位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说日本“不是为了获得资源”未免显得不太诚实。也许高村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接着解释道：“不能完全否认资源的获得，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目的。日本政府并不追求眼前利益，而是从人道的观点出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非洲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虽然有点闪烁其词，但是，他还是承认了日本对非洲丰富资源的浓厚兴趣。 不管高村如何解释，在援助的背后，获得资源都是日本一个不可否认的动机。日本尤其需要非洲的矿物质，随着当今世界性资源价格的高涨，保障能源和贵金属的稳定供应对日本至关重要。 本来，对非洲的援助是存在偿还能力问题的，比如，巴黎俱乐部（主要债权国会议）就因为偿还能力低曾停止了对非洲一些国家的贷款。然而，非洲蕴藏的资源所散发的巨大魅力对日本来说是难以抵挡的。尽管非洲存在偿还能力问题，日本还是于2007年10月20日确立了对非洲开展资源外交的方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日元贷款来帮助获得资源”。 如今，日本已经开始讨论向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安哥拉提供日元贷款，因为安哥拉的原油日产量已经达到140万桶，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其经济也开始步入正轨，偿还能力逐步恢复。 特别是自2007年1月，安哥拉加盟OPEC以后，它作为产油国的地位便逐渐上升，国际资本也开始对这里进行投资。除了安哥拉，日本还考虑恢复对拥有丰富镍资源的马达加斯加提供日元贷款，现在产镍国马达加斯加和产铜国赞比亚都已经在日本恢复贷款的名单上。另外，日本还对肯尼亚的蒙巴萨港扩建提供了约270亿日元贷款，因为这个港口建成后，对于日本从肯尼亚及其周边国家获得资源有重要意义。 由上可见，非洲的资源除了石油以外，像镍这种稀有金属也是吸引日本的重要资源。提到稀有金属，众所周知，它是现代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原料，如手机的液晶显示屏里含铟，电池里含钴，主板中含钯，天线中含鎵，可以说，手机就是一个稀有金属的集成块。再如，稀土类元素也是稀有金属的一种，是31种稀有金属中17种元素的总称，它除了用于硬盘的驱动装置等电脑零件以外，还用于等离子电视及混合动力汽车的蓄电池中，可以说没有稀土类元素就没有日本的现代高科技产业；另外，铂也就是白金被用作汽车排气的净化触媒，如果没有铂，日美欧推行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根本无法实现。 总之，没有了稀有金属，手机、电脑、混合动力汽车等高科技技术产业就得停产， 可想而知，对于高度发达的日本高科技产业来说，非洲的稀有金属资源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日本资源外交的目的地重点放在资源丰富的非洲，想用经济援助的手段强化与非洲的关系，实现其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的目的，其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2、对非援助中的“入常”问题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入常”是它成为政治大国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它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作贡献的重要平台。然而，“入常”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因为它涉及到联合国宪章的修改和联合国机制的改革，除了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赞成之外还要联合国190个会员国中的三分之二，即至少128的国家的赞成。为此，非洲国家的投票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早就认识到非洲53个国家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重要性，2001年日本首相森喜朗就访问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三个非洲国家，这是有史以来日本在职首相第一次对非洲国家的访问。森喜朗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在日后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也就是在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能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 2005年日本爱知万国博览会期间，日本动员非洲29个国家出展，还免费为他们提供了食宿和路费，这样，29个国家的首脑都出席了这次博览会。日本的目的显然在于希望非洲国家在日本的“入常”问题上能够给予支持。 自从2005年冲击“入常”失败以后，日本政府决定重点攻克非洲这个“票田”，今年年初，外务省政务官中山泰秀陪同日本政府特使森喜朗参加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第10次非盟会议（AU），这是日本首次出席非盟首脑会议。当时，中山政务官直接就日本高层参加非洲发展会议和日本“入常”向非洲国家提出了希望。在今年5月的横滨非洲发展会议上，福田说，今后五年内向非洲提供40亿美元借款。显然这是在紧张的财政状况下，日本为了“入常”不得不对非洲进行的感情投资。另外，福田还在会上专门与非盟有关联合国改革问题的首脑机关“十国委员会”进行了协商， 该委员会由肯尼亚、乌干达和塞内加尔等国组成。 虽然日本和非洲在增加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非洲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致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方针，他们要求“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所以日非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日本很难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以2005年联大会议为例，日本联合德国、印度和巴西以“四国捆绑”的方式企图扣开常任理事国的大门，并争取到了近100个国家的赞成，如果再有30个左右的国家赞成，“四国捆绑”案就有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但是，对于日本的努力，除了常任理事国中美国和中国反对之外，日本也没能获得拥有53个选票的非洲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在今年的横滨会议上，福田与非洲40个国家首脑分别举行各自15分钟的“马拉松会谈”，但令日本遗憾的是只有坦桑尼亚总统表示了“日本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都没有明确表态。 日本之所以不能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原因之一至少在于日本对非洲的态度一直是居高临下的。另外，日本的对非援助一直在西方援助框架内进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上述在援助方面附加政治的条件，就让非洲人很不舒服。所以，尽管日本人认为自己分担着联合国经费的20%，仅次于美国的22%，但是，在“入常”问题上仍然不能得到非洲的支持。 看来非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决定日本大国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日本的对非政策与中日关系   日本在非洲政策上表现的积极姿势，无论在资源还是“入常”问题上都与中国的非洲政策有关，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两方面因素。面对世界各大国对非洲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非洲已经成了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能否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是考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试金石。 1、中日围绕非洲问题的竞争侧面 日本早已意识到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注意到在援助领域，中国对外援助的44%都投入到了非洲，总额高达550亿日元；根据2006年的统计，中国对非洲援助总额达到117亿美元。中国的援助给非洲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大帮助。中国尤其是在政府形象工程方面的对非洲援助使日本相形见绌。2007年8月9日，莱索托外长对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说：中国在我们的国会议事堂，国际会议场馆建设以及军队训练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帮助，为莱索托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相比之下，日本在这方面远不及中国。 另外，在增进与非洲国家交流方面中国也远比日本做得好，中国国家主席、总理、外交部长频繁访问非洲，仅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对非洲许多国家进行过友好访问。与之相比，日本除了2001年森喜朗访问非洲和2006年小泉访问非洲之外，再无政府首脑访非。2007年11月中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访问了博茨瓦纳，但就是这种部长级政府官员对非洲的访问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2006年11月中国邀请非洲48国领导人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展开了积极的非洲外交。日本人把中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解读为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来逐步获取资源。日本人认为，面对早就在世界各地展开大手笔资源外交的中国，自己已经落后得太多了，应该奋起直追。 其实，中国在非洲的积极姿势，并不像日本人理解的那样只为获得资源。比如，在维和方面，中国已向非洲派出了1000多人的维和部队参与维和任务，而日本的自卫队至今没有参与这样的活动。目前，日本正在筹划如何在维和领域参与非洲的事务。 面对中国在非洲的相对优势，日本人感觉到自己对非洲影响力的低下，日本外务省担心，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日本在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国际事务中的劣势就将越来越明显。日本意识到，如果不扭转这种态势，要想获得非洲国家对日本“入常”的支持是很难的。日本现在开始进一步强化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其目的之一就在于抗衡中国，拉拢非洲的“选票”。为此，日本决定进一步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来支持非洲发展，并于今年5月横滨“非洲开发会议”结束以后，发表了《横滨宣言》，对关于援助非洲发展的项目加以确认。 除了为“入常”争取选票以外，日本在获取非洲资源方面对中国的竞争意识也十分强烈。所谓非洲的资源，主要是指上面提到的石油和稀有金属。特别是稀有金属，近年来，由于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其需求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升，价格也就不断上涨，仅近三年的时间里就上涨了5倍。稀有金属在日本被称为“产业竞争力的源泉”，是其势在必得的资源。然而，这种资源的分布除了非洲，主要在中国、南非和澳大利亚，而且产量的90%在中国。所以，日本人认为中国不仅凭借产量操控着稀有金属的价格，而且还通过巨额经济援助从非洲获取这种资源，日本人认为中国的行动无疑会造成对稀有金属的全球性垄断。 当前，日本面临着寻找稀有金属便宜卖家的任务，它意识到如果日本不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就无法在获取非洲资源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就会被中国掐住命门。所以，中日两国在非洲出现激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2、中日关于非洲问题合作的可能性 中日两国在非洲的竞争态势，原因在于非洲素有“世界资源库”之称，占有全球总量10%的原油储藏，并已发现了铝矾土、铬铁、钴、金刚石、黄金等多种矿产资源。尽管如上所述，日本在非洲的影响一直不敌中国，但是，近年来日本开始不断派政府高官访问非洲，寻找出路。再加上不但中国，而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非洲，非洲势必成为世界寻找稀有金属新竞技场，围绕非洲资源的大国外交会越来越复杂。 另外，非洲还具有战略和安全价值，主要表现在反恐、防止核扩散以及打击各种各样的走私活动上，其中以临近中东的东非之角最为突出。因此，围绕非洲大陆的国际斗争更显得错综复杂。事实上，除中日两国之外，美国、欧盟甚至印度都开始追求起这个“黑美人”阿非利加。尤其是2006年中国召开了中非合作会议以后，中国同非洲的经贸往来和政治关系达到高潮，引起了其它大国的密切关注，围绕非洲的战略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具体地说，欧盟与2007年终于开成了第二届欧非会议，西方媒体已经明确表示，召开这次欧非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对非洲的攻势”；与重视传统关系的欧洲相比，美国则从另外的角度接近非洲，于2007年创建了非洲军和非洲司令部，其目的除了“利用军事手段为美国企业获取石油利益保驾护航” 之外，在军事战略上先占有有利地位也是其长远目标；印度于2008年召开了印非会议，显然为中国对印度洋和非洲海岸的积极态势感到担忧，因为新德里长期以来都将非洲看作它的战略后院。 可见，围绕非洲的大国角逐日益明显，中日两国的对立不过是大国竞争的一部分而已。日本认为是中国阻止日本“入常”，阻碍了日本的大国化；而中国则认为日本和西方国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中国在援助透明度问题上的指责是阻止中国崛起，是“中国威胁论”的表现。两国的互不信任势必耗费各自的外交资源，不但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且还会造成两败俱伤。 自从福田上台以后，日本积极推行“新福田主义”外交政策，核心是把日本建设成为“和平与合作国家”。在中日关系方面，福田同意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就全球性问题与中国合作，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的合作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2007年12月，福田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地位，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力量能够为亚洲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日中两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如此机遇”。他还直接提出了两国就非洲问题进行合作的建议。他说：“我认为如果日中两国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行动，实现非洲的持续发展和帮助它们摆脱贫困的目标的话，将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一合作。我衷心地希望通过与中国国民的这种共同工作,让日中合作的美丽花朵开遍世界各地。” 其实，福田对外政策的调整，也与中国主张“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政策理念是相一致的，不用说，它与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宗旨也是相一致的。胡锦涛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说：“中国愿同日本一道，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协作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胡锦涛还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说：“世界是个大舞台”，中日两国应该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应该“手牵手，肩并肩，在中日合作的大舞台上，在振兴亚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舞台上，共同创造中日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明天”。 胡锦涛的讲话虽然没有正面提到非洲，但是，相信中日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应该不会排除非洲这个舞台，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上消除疑虑，建立互信，增加合作，在原则上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探讨中日如何在非洲问题上加强合作是今后两国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今年5月，福田在被称为“新福田主义”的题为《亚洲未来》的演讲中再次提到非洲，他说：应该让非洲分享亚洲的经验，“让亚洲太平洋30年来的经验和力量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当然，日本要求在非洲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一是想为日本在中国的配合下获得非洲的资源以支撑其作为经济大国持续增长的需要提供经济基础；二是想为在中国理解下获得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入常”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扫清障碍。然而，如上所述，在非洲业已成为世界各大国角逐的舞台的背景下，特别是日本的大国化已经日益成为不争的事实的条件下，从大国外交的角度探索中日在非洲合作的可能性应该是一个具有前瞻意义的课题。

 2009年12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的“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40多所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l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现将论坛讨论的有关问题综述如下。 政治部分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局势。与会者认为，俄罗斯的政局基本是稳定的，这与梅普组合直接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恩远研究员认为，分析俄罗斯政局的稳定，首先要界定政治稳定的概念。如果说指的是制度性的变动、政局替换、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甚至内乱，那么俄罗斯在下一届大选之前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俄罗斯政局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仍然隐含着变数，梅普关系是影响这种变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内因看，俄罗斯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有大的改观，普京作为总理难辞其咎。梅普在治国理念有较大差异，梅德韦杰夫更倾向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俄罗斯有学者甚至将他与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而普京更强调威权政治。这种差异也影响到干部体制的变化。另外，社会舆论发生了变化，上层学者之间的激烈论争会加大梅普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从外因看，奥巴马上台后对俄罗斯的核心利益给予了一定的宽容，会使梅德韦杰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西方的态度，从而影响到俄罗斯的内政。 上海社会科学院潘大渭研究员认为，俄罗斯国内政局的稳定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从权力结构形成的过程来看，叶利钦把权柄交给普京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国内发展方向做出反思后才决定的。第二，普京在执政八年中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领导层，它所起的稳定作用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第三，梅德韦杰夫基本上沿袭了普京的执政理念和发展道路。另外从社会层面看，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变化趋于稳定，社会心理趋于成熟，改变了过去那种彷徨、不知所措的状况。 新华社盛世良研究员认为，在梅普组合中梅德韦杰夫并没有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政治家，政治上还处于从属地位。从干部队伍来看，普京任命的干部占77．4％，梅德韦杰夫任命的只有9．4％；从权力资源看，普京控制的是政府的经济板块、议会、政权党、审计署、地区议会，梅德韦杰夫控制的主要是总统办、安全会议和强力部门。因此，不管是干部资源还是权力资源，基本上还是普京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会长于振起先生则认为，现在是“没有普京的普京时代”。所谓梅普组合出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制造的，其目的就是要挑唆梅普之间的关系。奥巴马访俄时的一些举动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梅普之后的公开亮相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界的疑虑。如果当初普京有继续连任总统的野心，他完全可以效仿卢卡申科；他选定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表明他对梅德韦杰夫以及自己的政治基础有充分的信心。 关于俄罗斯政治进程及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树华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包括政治发展道路，还处在探索之中，它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没有最终定型。与此相关，作为理论支撑的历史观、发展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也没有定型。从社会层面来看，俄罗斯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机制，市场、机制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差得很远,在一二十年中都难以建立起来。 复旦大学杨心宇教授认为，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的这个时期是一个新制度的建构过程，2008年11月俄罗斯纪念l993年宪法的颁布，给两个主要起草的领导人授予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这说明制度的构建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俄罗斯的宪法不一定跟民主相联系，它是跟制度、法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年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实践．其实是在建梅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权结构，为今后的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制与秩序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薛福岐博士认为，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来所提出的改革措施，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安排，从来都没有涉及到普京体制的根本，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状是使最高权力稳定延续下去。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其作用是整合国内的政治精英，将精英之间的分歧和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保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变的可以预测。 盛世良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2009年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不论在七国，几国还是二十国集团当中都是最差的。俄罗斯认识到它的经济很脆弱，主要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自身的问题；而且今年它的国际环境变化更为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似乎要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又不是很大。梅德韦杰夫在9月10号发表《俄罗新，前进！》，大谈自由、民主和法制，基调跟普京有根大的距离。但是三个多月过去了，其实并没有大的变化，如果俄罗斯真要经济现代化，那就要跟西方改善关系，但这又会跟它现在的政治体制发生很大的矛盾。因此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将非常困难。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董晓阳研究员认为，近些年来俄罗斯无论上层的指导思想还是社会思潮，都出现了回归传统观念的倾向，这是在俄罗新社会制度变化以及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必然的表现。对斯大林的评价虽然是一个正视历史的问题，但并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它体现了俄罗斯社会和上层追求社会发展的完整性与价值观的回归。另外，它不仅仅是国内的进程，也是关涉到苏联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因此也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 杨心宇教授认为，俄罗斯对斯大林问题、苏联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是出于三方面的目的。首先是要寻求历史的客观真实，维护俄罗斯民族的自尊，防止在历史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污点，在道义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第二，说明斯大林和苏联时期他们的做法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理由，比如在李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条约上，俄罗斯强调在战争期间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这样做，即使说不道义，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解释不能说是为斯大林平反。第三，俄罗斯需要澄清一些问题，防止被进一步妖魔化。 关于俄罗斯东欧政治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提出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方面的多项议题。首先，如何判断俄罗新东欧中亚地区20年的政治转型？政治转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党体制，它究竟已经成熟稳定，还是处于形成之中？其次，从l989年到1991年推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改革的思潮背景主要是新自由主义，20年后对这种思潮究竟该给以何种评价？思潮变迁对一个国家内部体制构建的影响力到底如何？第三，对于政治转型过程当中的各种要素值得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如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袖的作用、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群体是的形成和互动，等等。 美于中东欧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歌研究员认为，2009年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继续按原既定的轨道，即向多党制和议会制推进。一些国家进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但没有大的政治波折。从20年历程来看，中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比较明显；这种既定的发展方向未来也不会改变。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与俄罗斯不同，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非常大。一战以来几次重大的道路选择受外界的影响非常大，l989年后在道路的选择上固然与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关，但欧盟的作用不可忽视。 关于独联体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赵常庆研究员总结了2009年中亚地区的局势。他认为，虽然金融危机给中亚各国带来了不少问题，但中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权力量相当大，反对派力量非常弱小。中亚各国的安全形势没有太大变化，美国增兵阿富汗，将塔利班武装压缩在南方地区。这对中亚国家的安全形势较为有利。同时由于阿富汗战争的缘故，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所上升。于振起副会长认为，2009年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形势比较平静、稳定，明年唯一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大选，大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乌克兰的国家发展方向。 经济部分 关于俄罗斯状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陆南泉研究员的分析，2009年俄罗斯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2000～2008年间，俄罗斯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2008年第三、四季度，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GDP仍保持5．6％增长率．8008年末2009年初，社会各界普遍认为，2009年俄罗斯经济会有所下降，但不至于剧烈滑坡。然而，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却出乎预料，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遭到重创，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下滑幅度超过了二十国集团及金砖四国。2009年1月至10月，GDP同比下降9．6％；棒德韦杰夫估计，2009年降幅为7．5％；世界银行认为降幅可达8. 7％。俄罗斯甚至认为，其经济跻身于金砖四国已名不符实。 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形成路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新研究员认为，俄罗斯本次经济危机由外部输入，首先在金融部门引发，然后对实体部门形成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起外资抽逃，导致金融市场崩溃．2008年9月19日，证券指数暴跌42％。证券市场的危机产生了以下四方面影响：一是卢布汇率贬值，发生银行挤兑，卢布储蓄转变为外汇储蓄。2009年10月，银行总存款的6％被提走。二是削弱了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证券暴跌带来的损失，占银行总资本的l0％～20％。三是降低了俄罗斯企业在国内外通过有价证券获取抵押贷款的能力．四是由于先前提供抵押贷款的证券严重贬值，恶化了公司外债状况。随后，金融部门的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部门，建筑业和冶金行业首先遭到冲击。能源、原材料国际价格大幅下跌，导致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下降，冶金采矿业大量裁员。金融部门的危机，引发了流动性危机，产品销售困难，许多企业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倒闭，失业大幅上升。2009年1月至9月．俄罗斯GDP下降l0％。2009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俄罗斯衰退超过l0％。 俄罗斯2009年经济受重创的原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俄罗斯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与出口结构问题。俄虽然不是WT0成员，但全球化程度已很深。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达50％～70％，对外贸易是支撑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1月至10月，俄罗斯对外贸易下降了41．1％，其中，出口下降42．3％，进口下降38．9％，俄罗斯出口结构问题更为严重，2009年1～10月，能源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6．3％；由于国际油气价格大幅下跌，俄能源部门向财政提供的资金剧减，2009年1～9月，俄罗斯进口的机器设备比同期下降53．9％，其次，内需乏力，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新试图通过增加投资，向银行发放贷款、降低税务等途径刺激经济，但效果不明显。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国家预算款项难以落实，已有43个联邦主体托欠工资，居民购买力降低，零售商品流转额大幅下降。第三，实体经济大幅萎缩。俄罗斯对企业投入了1万亿卢布。但仍未能顶住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1～10月，俄工业产值下降了l3．7亿美元，大多数重要的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第四，经济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俄罗斯仍未改变以出口能源、原材料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次危机中，俄罗新的荷兰病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整个苏联时代，选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一直没能解决。要改变这种经济结构，是非常困难的。 对俄罗斯发展模式的反思。李新研究员认为，经济原料化的发展模式与经济自由化的战略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俄金融领域实行自由化，国家对金融的干预、监督几乎成为盲点。于是危机首先从金融部门，通过自由化渠道转移到国内。2006年7月1日，俄罗斯政府实现了卢布的完全自由兑换，打开了俄罗斯市场的最后一道闸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战略，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模式，再一次经历着严重危机，21世纪前7年，俄经济快速发展，外部市场行情良好，精英阶层难以清醒地判别新自由主义的优劣，对其新自由主义改革能力的极限难以准确衡量。因此未对国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俄罗斯的改革者只相信市场，只关心金融的自由化。然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则缺乏长期思路。 对俄罗斯经济前景的预测。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动对俄经济前景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情况以及国际市场的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的变动，与会者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趋势有两种估计：一种是U型或者V型。油价稳定上升，俄罗斯经济复苏；另一种估计是，油价跌至每桶40美元，经济前景可能呈现W型。与会学者的共同的看法是，2010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将优于09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将对俄罗斯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使2010年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 关于中东欧经济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认为，中东欧经济在2009年陷入全面衰退，但未出现极端严重的恶化。之所以如此，一是过去20年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框架，其制度效应仍在发挥作用；二是外国银行的存在对中东欧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西欧银行未把资金大量撤回，使金融部门保持了相对健康；三是外国直接投资仍保持相当大的存量，未出现大规模撤资的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稳定因素；四是经济政策比较得当，及时调整了财政、货币政策，增加了金融部门的流动性；五是反危机的国际协调支持了困境中的中东欧国家；六是外部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从第二季度起，中东欧国家的出口市场——法国和德国，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孔田平研究员认为，在发展模式上，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中东欧国际对外贸与外资的依赖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在东西欧金融一体化方面，过去l0年中，西欧的商业银行控制了中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商业银行，促进了中东欧经济的增长，但是东西欧之间金融的密切联系，有可能加剧危机的传播，在经挤结构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方面，近年来中东欧很多国家过度依赖于汽车制造业，一旦西欧经济不景气，汽车销售必然受到冲击。中东欧国家的转轨已无法逆转，在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有可能放缓，但不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或政治危机，该地区的宪政民主框架也不会遭到强有力的挑战。 中亚2009年经济形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胡红萍副研究员对中亚五国的经济进行了评估。首先，经济增幅剧降。哈萨克斯坦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经济均大幅下挫。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较为封闭，金融体系较保守，受危机冲击最轻。其次，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导或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原材料出口大幅下滑。由于原材料和生产需求下降，中亚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收入悦减，乌兹别克斯坦的鞠花出口、塔吉克斯坦的铝制品出口均大幅下滑。第三，金融信贷体系受到冲击，大量热钱外逃，导致哈萨克斯坦金融业流动性危机，银行无款可贷，面临全面破产，只能靠国家基金维持运转。第四，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引发大量失业，加深了该地区的贫困化程度。第五，房地产价格回调。第六，境外劳务收入减少。由于俄、哈两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俄、哈的务工人员被迫回国，劳务汇款下降。随着劳务收入下降，两国经济面临困境。 2009年是中亚各国非常困难的一年。下半年形势有所改善，部分得益于中亚国家采取了一些较为有效的反危机政策，但其主要原因是，2009年下半年，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回升，从总体看，中亚各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 外交部分 关于中俄美三边关系。对中俄美“三边”，抑或“三角”关系这个概念，有一些不同看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王海运主任认为中俄美三角关系客观上是存在的。中俄美分量相当，可以构成三角关系，三者之间也存在互动关系。中国的国际战略运筹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中美关系发展正在加深俄罗斯本来已经存在的战略疑虑，俄罗斯对中美关系的疑虑一向很深。现在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俄罗斯大国主义情节很强，把G2看成是对其大国地位的贬损，第二种观点倾向于不使用三角关系这个概念，主张淡化它。李静杰研究员认为，现在中俄、中美关系无论内容，实质都和以前不同。中国没有完全倒向美国，中美也有共同利益。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坚持表示，中俄美三边是存在的，但就2009年这个时段量来看，中俄美三边淡化了，因为三边基本上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是今年国际政治的主题。 北京师范大学李兴教授提出一个双向双线同盟的概念。冷战时期的结盟，或者源于共同威胁，或是为了得到红利。而现在的结盟，是为了完成某项战略任务。他认为现在的中俄、中美关系具有双向同盟的特点。外交学院杨闯教授则表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似乎不等于同盟，中美中俄间也没有条约义务． 关于中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中俄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王海运主任认为对俄罗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不可替代。无论从安全战略，发展战略来说都是这样，设想如果失去俄罗斯这样一个战略伙伴，这些年，中国将是什么处境？今后若干年在国际大变动中中国将是什么样的处境？这个是要考虑的。4300公里的共同边境，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现实，这个改变不了。北方邻国对我国及其重要，必须像重视中美关系那样重视中俄关系，中国的地缘战略现实，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对国际环境的需求，要求我们同时处理好对美对俄关系。动态地决定对美对俄关系中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而不是一定是一对关系服从另一对关系。 李静杰研究员提出一个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华人、华侨，中国城，只有俄罗斯没有，而俄罗斯还是我们的邻国。去了没多少人，就大喊中国移民威胁。他特别表示，对俄对美外交要很好平衡，避免出现偏差。同时，他提出中俄关系不能建立在第三国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在一个理性的框架上，这个框架就是我们是邻居，必须友好相处，这是最可靠的。 杨闯教授表示，要珍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不能改变，这为政治互信，发展全面关系打定了基础。尽管俄在军品贸易上还对中国保持戒心。但是也应看到，金融危机后，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领域还是取得了进展。中国进口能源多元化和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化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是中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前景还是很好。中国有些方面不能盲目跟随俄罗斯，例如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问题，中国没有承认，这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体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陈玉荣研究员认为，要倚重中俄关系这条线，周边安全是第一位的考虑．中俄关系对多极化、上合组织、中国西北东北安全至关重要，中俄有很多共识，这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异。解决俄罗斯的疑虑，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战略互信，例如G2，二是中国威胁论，对于贸易结构不平衡的同题，中国要做解释工作。 军事科学院陈学惠研究员主张，今后应少用拓展利益这种提法，这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维护国家利益的提法更好一些。中国不能走过去大国的旧路，应走一条新路。 赵华胜教授表示，中俄关系今年有几个特点。一是低级政治越来越影响到高级政治。二是中国开始占了主动，包括在能源领域。另外，几个具体的事件，新星号事件、大市场事件，G2的提出、中国中亚管道的开通，都对中俄关系有比较大的影响。 关于俄美关系。李静杰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压是压不住的，俄美主要是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战略平衡，一个地缘政治。戈尔巴乔夫当年提出新思维，同意开放柏林墙，一个约定是北约不东扩。西方不遵守，俄罗斯也没有办法。北约东扩，先到东欧国家，再到前苏联国家，俄国人也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就回到了莫斯科大公国那个时代。俄罗斯还是不能接受苏联解体，还是视原苏联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希望重新一体化。西方则希望固化苏联解体。这个地缘政治现实不会改变。俄与美主要是这两个矛盾。 杨闯教授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变化有，但基本的美国战略目标没有改变。就是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充当世界的霸主；维持美元在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不会改变。美俄基本战略矛盾没有改变。今年美国在中欧导弹问题上做了一个调整，来换取年底前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新约，但是美俄在欧洲的基本战略矛盾没有改变。 陈玉荣研究员认为，2009年俄美关系有变化，有调整。两国关系从俄格战争的紧张关系中走了出来。美国在东欧反导问题上作了让步，俄美也签署了通过俄境向阿富汗运输军需物资的条约。俄美结构性矛盾没有发生变化，策略上有变化。 关于中东欧国家、俄罗斯与北约东扩。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认为，国内在探讨俄与欧盟关系时，对中东欧的因素注意不够。现在有新老欧洲的说法，尽管很多欧洲人不承认，但事实上是存在的。以波兰为首的新东欧有抱负的国家，对欧盟对外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波兰对欧俄关系．起了一定阻碍甚至负面作用。在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中，则起了排头兵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在欧盟里面，又和美国结盟。现在中东欧国家在军事政治上靠拢美国，在政治经济上和欧洲联盟站在一起，这样将对欧洲一体化施加某种干扰性的作用。2008年以来，俄罗斯以石油为武器．部分返回东欧，现在参与俄罗斯输气计划的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后，欧盟的对俄政策，能源政策，都会有中东欧国家的影子。目前看，在欧盟对俄的关系中，新东欧的作用不太好。今后，欧盟对俄外交很难有一个顺畅的决策过程。俄与欧盟最基本的矛盾是欧盟和俄罗斯到底视对方为什么角色。2004年，欧盟扩大，俄将欧盟视为北约的附属品，相互信任发生改变。当年普京第二任期开始，俄罗斯对欧盟的政策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2004年之前俄罗斯视欧盟为值得效仿的经济楷模，2004年后，俄罗斯强调第三条道路，俄式民主，变成斯拉夫主义者，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争论比较多的是北约东扩。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郑羽研究员认为，北约东扩初期应包含四个意图：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权问题；解决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问题；冷战后东欧不稳定的问题；对俄罗斯帝国潜在的担心。对北约东扩，考虑到俄罗斯的担忧，也考虑到中东欧国家的担忧，现在中国表示不赞成用扩大军事同盟方式来解决冷战后的安全问题。这个表述是适当的。中东欧国家的行为，更多的是考虑1985年以前苏联外交政策和文化而做出的判断。l991年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对中东欧国家基本没有敌视或歧视性行为，但是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还是不放心。看来，中东欧国家和俄国都需要新的思维，新的观念。 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提出，北约东扩这个问题，中国不能跟着俄罗斯的观点走。似乎也应该从中东欧国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理解他们对自己安全利益的担忧，理解他们自主的选择。北京大学关贵海教授认为，现在虽然俄罗斯政策对东欧没有造成威胁，但俄罗斯有历史错误，历史形成的错误要相当长的时间去修正。民族的历史记忆不会三年五年就消除。 李兴教授认为，冷战思维双方都有，东欧小国也有冷战思维，北约内部也保留了这种思维。中东欧强国也有跟着强国走的传统。过去紧跟苏联，现在跟美国，都有这个因素。说东欧搞社会主义完全是苏联压迫，也不符合事实。陈学惠研究员表示，关键问题是，用集团政治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合适不合适？维持欧洲安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欧洲采取的，冷战思维。另一种是俄罗斯提出来的，集体安全。俄罗斯现在又有新的提法。问题是，没有俄罗斯赞成的欧洲安全体系是不是真正的安全体系？北约到底是维护欧洲还是维护欧洲以外的安全？科索沃事件后北约在欧洲无事可干，现在跑到阿富汗。北约目标发生了转变。中东欧加入北约目的何在，加入能省钱吗？实际上代价是很高的，短期的代价非常高，因为要按北约的标准重组军队。 阿富汗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得手，那北约和美国就到了咱们家门口了，中国不应该欢迎。赵华胜教授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是非常复杂的，有地缘政治方面的，也有非传统安全的和经济上的。如果美国失败，周边的安全局势会大大恶化。阿富汗内战，巴基斯坦核失控的危险会大大增加。恐怖势力受到鼓舞，我们在阿富汗的投资、合同都要失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认为美国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和其他问题如何平衡调节，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关于瓦罕走廊，杨闯教授表示，向美国开放瓦罕走廊的看法极为危险，极为短视。瓦罕走廊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牌，不能轻易出手。美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师出无名，没有政治号召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放弃牵制中国，不肯废弃《与台湾关系法》。如果满足美国要求，是非常不明智的。开放瓦罕走廊，对中国安全不利，对新疆稳定不利，会得罪一大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中国外交基础是发展中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是我们外交非常重要的借重力量。   

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2010年9月28日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招股书显示,创始人李红和张兴强夫妇持有乡村基5320万股,占比66.40%,近200位乡村基的中层管理人员,2010年初以每股一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公司“原始股”, 而李红也被称为“重庆上市企业最慷慨老板”,因为她拿出超过7%的股权进行了员工股权激励,总价值约3亿元人民币。 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乡村基的门店数已飙升至101家分店,被誉为“中国的麦当劳”,其中56家位于重庆,31家位于四川,14家位于西安、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去年出版了“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他说:“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 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和。 他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