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人接受与传播“专制说”的考察
不仅如此，关于中国“专制”的想象也经由日传入中国，直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道路之时，这种想象的观点通过日本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并逐步流行开来，成为推翻清政府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被用作分析中国历史、解释落后原因的利器，以致演变为一种无须论证的先验结论而传诵至今，罕有质疑者。
就目前所见，最早将“despotism”翻译为“专制政体”的应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⑤，19世纪末逃亡日本的中国维新人士及留日中国学生最早通过日语接受了这一翻译，时间大约是在1899年。
1．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对“despotism”的翻译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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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王力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专制”一词来自日本，并确定“专制”是日本人对“autocracy”一词的翻译，见《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1—522页；刘禾亦接受了王力的观点，并将该词归入“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见《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附录D”，第406页。罗志田也有类似的推测，见《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第45页。此说并非无据，1886年ヘボン·赫夫姆(J．C．Hephurn)著的《和英语林集成》第3版中就是将“autocracy”译为“专制政治”，见松村明《ヘボン著<和英语林集成>第3版につぃて》，收入所著《近代国语——江户から现代へ》，东京，樱枫社1977年版，第248页。
将“专制”的英语语源归为“autocracy”在当时是有根据的，但并非唯一且通行的语源。更通行的语源应是“despotism”。目前，英语中由于“despotism”的出身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背景，逐渐被弃用，转而用“autocracy”表示“专制”的意思。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对于“专制”说引入中国知识界的过程做了粗略的推测，其中忽略了日本的桥梁作用，也是需要补充的。近藤慎一指出“专制”是从日本引进的，但未做具体考订，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6页。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日本接受“专制政体”说的具体过程。“专制”一词很早就从中国引入日本。公元797年完成的《续日本纪》卷7“天正天皇灵龟二年(716年)五月庚寅”条，天皇诏书云“自今以后……其所有财物田园，并须国师、众僧及国司檀越等相对检校，分明案记。充用之日，共判出付，不得依旧檀越等专制”①，就已使用了该词。1827年成书的《日本外史》卷1“源氏前纪”养和元年亦载，清盛临终前说“我自平治年间建功王室，专制天下，位极人臣，为帝者外祖，复何所遗憾”云云。②不过，上述语境中出现的“专制”的含义与中国传统文献中是一致的，即独断专行，指的往往是侵夺他人(多指君主)职权而独断专行，并非是一种政体。③
作为政体的“专制”来自明治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翻译。1861年，日本藩书调所的洋学者加藤弘之(1836—1916)著《邻草》，介绍“世界万国的政体”，称“虽然大凡世界立国无数，若论其政体无外乎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一④)官宰政治(洋名レプユブリ一キ)两者……君主政治的政体分为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两种”。⑤7年后，即1868年，加藤弘之在《立宪政体略》的“政体总论”中则进一步将《邻草》中称为“君主握权”的政体分做两种，改称为“君主擅制”与“君主专治”，并分别予以解释。君主擅制是“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有，而擅制亿兆，生杀予夺之权唯心所欲之政体”，君主专治是“君主私有天下，其一人专礼乐、征伐之权，其臣民不得参与国事。与君主擅制稍有不同的只是习俗自然成为法律，此则对君权稍有所限制而已”。⑥在日语中，“擅制”与“专制”发音相同，均为“せんせぃ”。1866年福泽谕吉所译的《西洋事情》将“despot”音译为“デスポツト”，并意译为“立君独裁”。⑦1872年中村正直翻译穆勒(John S．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为《自由之理》，其中将“despotism”音译为“デスポティズム”，并意译为“霸政”。⑧而1874年12月，尾崎三良(1842—1918)在华族会馆所做的关于英国历史的讲座中有一篇名为“君民同治论”，讲述世界各国的政体，其中说到：“晚近论及国体，往往分为四类，曰君主专裁，曰君民同治，曰贵显共和，曰百姓共和。”这里用的是“君主专裁”，下面接着说：概括而言，为立君、共和两类，后文进一步指出：
政事多出于君主之专断，以是或目之为专制之国体，以是知其为长君主之私欲、助其无道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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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史大系编修会编：《续日本纪》“前篇”，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普及版，京都，吉川弘文馆1978年版，第65页。
②赖山阳：《日本外史》卷1，日本嘉永元年(1848年)刻本，第30页。
③关于“专擅”一词在日本的《日本书纪》以下的古典文献中的用法与含义，参宫村治雄《(新订)日本政治思想史：“自由”の观念を轴にして》，东京，放迭大学教育振兴会2005年版，第12—18页。作者注意到“专撞”与古典文献中“自由”在意义上的紧密联系。
④此词现在则做“モナ一キ一”，是英语“monarchy”的音读。
⑤加藤弘之：《邻草》，原文做“凡そ世界甚广<国を立ると无算なりと虽ども、其政体を论ずれぱ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一)官宰政治(洋名レプユブリ一キ)の二政体に外るフ者なし……君主政治の政体は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のニツとなり)”。收入明治文化研究会编《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第6页。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一)原文是荷兰语monarchie；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原文是荷兰语otnbeperkte monarchie；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原文是荷兰语beperkte monarchie。关于加藤弘之的生平，参郑匡民《粱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6页。
⑥加藤弘之：《立宪政体略》，原文做“君主擅制：君主天下罗私有シ亿兆ヲ擅制シテ生杀与夺ノ权独リ其欲スル所ニ任スル者ヲ云フ。君主专治：君主天下ヲ私有シ独リ礼乐征伐ノ权ヲ专ニシテ臣民ヲシテ国事ニ参与スルヘヲ得セシメサルモノヲ云フ。惟习俗自ラ法律トナリテ稍君权ヲ制スル所アリ、盖シ擅悄ト相异ナル所以ナリ”。收入《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8页。
⑦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备考·政治”，庆应二年(1866)尚古堂出版，此据《日本の名著》33，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年初版，第357页。
⑧原文作“サレバ，デスポチスム[霸政]即チ君主己ガ意ヲ以テ为スハ，凡ソ夷狄ノ国暗愚ノ，民ヲ治ムハ正法ナリ”。收入《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自由民权篇”，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第14页。
将“君主专裁”称为“专制之国体”，此文次年(1875年)3月刊登在《会馆记事》第2号附录中。①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专制”国体的。前此尾崎三良曾随三条实美的世子留学英国多年，此说当是根据他在英国的见闻与英语说法，加上他个人的理解提出的。不过，讲稿中“专制的国体”并没有明确与“despotism”对应起来，亦没有和中国联系起来。这一联系一年后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译成日文而突显出来。
1876年日本人何礼之(1840—1923)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翻译成日文《万法精理》时②开始采用“专制政治”这样的词汇来译“despotism”。译者在《万法精理》卷2第1回中说：
政府之三类称为共和政治(レプツブリツク)、立君政治(モナルキ一)与专制政治(デスボテ#[リ]ズム)。③
其中的“デスボテ#ズム”就是英语“despotism”的音读，译者将其意译为“专制政治”。该书以下部分反复使用“专制”、“专制政治”一词。在该书卷8第21回“论支那帝国”中，译者根据英译，明确将中国归为专制国家：
据此所见，支那是专制国，其精神是畏惧。④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确将中国政体划归“专制”的日文著作。上引福泽谕吉所著的《西洋事情》中已将中国(文中称“支那”)政治归为“立君独裁(デスポツト)”⑤，只是当时还没有将“デスポツト”译成“专制君主”。《西洋事情》在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影响极大⑥，书中的这一观点亦应广为人知。不过，将这种政体固定译为“专制政体”应是到了《万法精理》出版以后。此后，专制政体一词逐渐流行于日本。
1881年中江兆民发表的《君民共治之说》的开头指出“政体的名称有数种，曰立宪，曰专制，曰立君，曰共和”⑦，便是将专制视为政体。1885年出版的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雪中梅》中就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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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分别作“挽近国体ヲ论ズルモノ、往々四类二分ツ。曰ク君主专裁、曰ク君民同治、曰ク贵显共和、曰ク百姓共和”，“政事多クハ君主ノ专断ニ出ツ。是ヲ以テ或ハ之ヲ目シテ专制ノ国体ト云、以テ君主ノ私欲ヲ长ジ其无道ヲ助クルノ楷梯卜为ルヲ知ラズ。”见尾崎三良《君民同治论》，收入田中彰、宫地正大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历史认识》，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381—382、385、386页。
②具体背景与英译本情况，参井上幸治《モンテスキュ一の思想的生涯》“前言”，收入《世界の名著》28，东京，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6版，第8—9页。关于何礼之的生平事迹见大久保利谦《幕末英学史上における何礼之一とくに何礼之塾と鹿儿岛英学との交流一》，收入《大久保利谦历史著作集5·幕末维新洋学》，京都，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345—367页。
③原文作“レプツブリツク(共和政治)ナリ，モナルキ一(立君政治)ナリ，デスボテ#[リ]ズム(专制政治)ナリ之ヲ政府ノ三類ト称ス”，何礼之译：《万法精理》卷2，第1页，明治九年(1876)一月刻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藏。
④原文作“此ニ据チ之ヲ见レハ支那ハ专制ノ，国ニシテ，其元气ハ畏惧ニ”，何礼之译：《万法精理》卷8，第30—31页。
⑤福沃谕吉：《西洋事情》，第357页。原文作“ただ国君一人の意に随いて事を行なぅものを立君独裁[デスポツト]と言ぅ。ロシヤ、支那等のことき政治、これなり。”
⑥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54、83—84页。
⑦原文作“政体の名称数种あり，曰く立宪、曰く专制、曰く立君、曰く共和なり”，原载明治十四年(1881)三月二十四日《东洋自由新闻》第3号，收入《日本现代文学全集2·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罔仓天心·德富苏峰集·三宅雪岭》，东京，讲谈社1980年增补改订版，第129页。
当今西洋事情，将专制政治理解为最好的政体”，“不同于立宪政体，将专制国家确立为优胜者的地位”①之说，亦是在政体的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1888年底至1889年初陆羯南在《东京电报》上刊登的评论(1891年汇编成《近时宪政考》，作为《近时政论考》的附录出版)中更是明确提到，他是从何礼之翻译的《万法精理》中吸取的三政体说，不过，文中作者依然是“擅制”、“专制”混用。②
除了“专制政体”的日译史之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政界对各种政体的认识。概括而言，自加藤弘之以降，明治时期无论日本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根据欧美历史发展，均视“专制政体”为落后政体，为未开化的国度所采用，而立宪政体则是更好的制度。
在前引《立宪政体略》(1868年)中，加藤弘之在介绍完世界上五种政体，即属于“君政”的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上下同治，属于“民政”的“贵显专治”和“万民共治”后指出：
在此五种政体中，如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贵显专治等均为未走向开化文明国家的政体。其中如擅制作为蛮夷的政体属于其中尤为恶贱者。
而“君主专治”则是人文未辟愚蠢的民众众多的国家采用的制度，随着逐渐开化，转变为上下同治或万民共治制。作者指出：
五政体中确实能制定公明正大、确然不拔之国宪，以求得真正治安之政体，唯有上下同治与万民同治二政体。因之称之为立宪政体。③
突出了上下同治与万民共治政体的优越性与正当性，这种观念成为日后思想界与政治界在讨论国体、政体问题时的基调。1873年11月，即征韩论决裂后次月，主政的大久保利通在向政府提交的“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中就指出世界的政体分为君主政治或民主政治，政体发展方向是归于民主，至于当时的日本则“维新以来……我国……政治依然因袭旧套，保留君主擅制政体”，尽管他亦承认未来应实行“君民共治”，当时依然因循旧制，实行的是君主擅(专)制政体，且认为此制适用于当时的风俗人情④，自然在他眼中过去的江户时代亦属于君主专制。因当时加藤弘之任天皇侍读，为天皇讲欧美的政体、制度与历史⑤，大久保所使用的“君主擅制”当根据加藤的翻译。1874年因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批评政府为“有司专裁”与“任意放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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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作“今日西洋こと何にも知りず、专制政治老无上の政体と心得たり”；“立宪政体の场合と违ひ，专制の邦国にて优者の地位に立ち”，《日本近代文学大系2·明治政治小说集》，东京，角川书店1974年版，第350、352页。
②见陆羯南《近时宪法考》“绪言”及第4章《泰西主义及支那主义の注入》，收入西田长寿、植手通有编《陆羯南全集》第1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68年版，第3页下、10页上；原发表出处据第686页“解说”。
③原文分别作“此五政体中ニ于テ君主擅制、君主专治、贵显专治等ノ，如キハ皆未タ开化文明ニ向ハサル国ノ政体ナリ。就中擅制ノ如キハ蛮夷ノ政体ニシテ尤モ恶ムハク贱ムヘキモノナリ”、“五政体中公明正大确然不拔ノ国宪ヲ制立シ以テ真ノ治安ヲ求ムルモノハ、独リ上下同治万民共治ノ二政体ノミ、因テ之ヲ立宪政体卜称ス”，前引《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政治篇”，第19页。
④明治六年(1873)十一月《立宪政体に关する意见书》，原文作“维新以来……我国……政ハ依然タル旧套ニ因袭シ、君主擅制ノ体ヲ存ス”，见日本史籍学会编《大久保利通文书》(五)，覆刻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183—185页。这里大久保使用的是“君主擅制”，而伊藤博文谈话在引述概括大久保建议的精神时用的则是“君主专制”或“专制”，《大久保利通文书》(五)，第205、206页。
⑤参中村尚美《明治国家の形成とアジア》第1章“明治政权の指导理念”三“君民共治体制の主张”，东京，龙溪书舍1991年版，第17—18页；坂田吉雄《天皇亲政：明治期の天皇观》三“有司专制と君德培养”，京都，思文阁出版1984年版，第41页。
不应以百姓不学无智、未臻开明为由而拒绝设立民选议院①，实际是对执政的大久保利通等施加压力，希望尽快建立代议制政体。这批自由民权派与执政者在政体问题上的区别与其说是目标不同，不如说是在实现途径与方式、实现的速度上有分歧。这一点从8年后，即1882年板垣退助发表的《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演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板垣指出确立立宪政体的7条障碍，其中就指出日本原来处在封建制，而封建制是通过专制来治民②，这一看法与执政的大久保的观点并无根本差别。实际到了1890年，著名政论家陆羯南还认为从史迹看，古代以来日本人习惯于专制政治——尽管不一定是君主专制，因而认为倡导自由、排斥政府干涉的自由论派的思想脱离日本的历史与现实。③
明治初年以来，日本思想界出现不少提倡共和、民选议院以及代议制，强调民权的人物，亦有将居于主流的主张君权的帝政论派斥为“专制论派”的说法。④各派追求的政体目标相去不远，而实现的途径差别较大，却几乎没有人否认“专制”与“专制政体”代表了落后与野蛮。⑤此外，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以前，日本各派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种《宪法草案》⑥，亦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时人对立宪政体的追求与渴望。
《明治宪法》颁布后，尽管宪法规定天皇的实际权力相当大⑦，近于专制独裁者，但在形式上确立的日本国体是君主立宪制。当时即便是激进的思想家如幸德秋水也只是批评首相伊藤博文为专制的政治家，而不否认日本是立宪政体，且这种声音极其微弱，更重要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批评日本国体的专制性⑧，思想界与社会主流对明治体制，对于天皇的权力是认同和支持的⑨。可以说，从加藤弘之最早介绍西方政体学说以来，“擅(专)制”便成为描述政体或政治时一带有负面意义的词汇，位于政体进化链条的低端，而立宪政体则处在更高的位置上，对应于文明与开化。
总之，如果不考虑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幕末明治初年以来，通过翻译、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政体进化思想，日本思想界与政界接受了“专制政体”说，并视之为未开化国家实行的落后政体。译成日文的西方学说中亦包含将中国归入此一政体的内容。在这一思想氛围下抵达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与维新派等自然难免其影响，他们后来主要从负面接受“专制政体”观念与“中国专制说”，应与此背景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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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板垣退助等：《民选议院设立建白》，收入植手通有编《思想の海へ“解放と变革”》6《明治草创＝启蒙と反乱》，东京，社会评论社1990年版，第135—139页。
②板垣退助：《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收入井出孙六编《思想の海へ“解放と变革”》7《自由自治元年の梦》，东京，社会评论社1991年版，第82—83页。
③陆羯南评论自由论派时语，原发表在明治23年(1890)8月11日《日本》，收入前引《陆羯南全集》第1卷，第51页下、689页。
④参陆羯南《近时政论考》，第41—46、47—55页；关于当时政论的分析亦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122—135页。
⑤如自由论派、改进论派与帝政论派均主张立宪制，只是前两派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后者突出国家主义，见《近时政论考》，第53页下—54页上；甚至连思想转向后的加藤弘之也还是主张“立宪的族父统治的政体”，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215页；亦有如中村正直者，认为提高人民素质为首要任务，改革政体应放在第二位的思想家，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107页；只有少数，如陆羯南所代表的国民论派，认为“专制”有些正面价值，见前引《近时政论考》，第68页。
⑥详见家永三郎、松永昌三、江村荣一编《明治前期の宪法构想》(增订第2版)，东京，福村出版1987年版。
⑦《明治宪法》条文见家永三郎等《明治前期の宪法构想》“附录”，第435—440页，分析参殷燕军《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189、206—213页。
⑧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对于明治时期国体的研究依然很少称之为“专制”政体，反而是日本以外的学术界多持此说，见殷燕军《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第8—12、202—206页。
⑨当时生活在日本的梁启超亦认同日本的政体，见《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53—54页。并见陆羯南《近时政论考》，第51页上。
此外，18世纪以来日本的国学派思想家不断地贬低中国历史与政治，视之为“恶之国”①，加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落败，使得无论从现实，还是透过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的更多是中国的负面形象与表述。可以说，日本思想界的翻译与认识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说的直接源头。
2．清末中国思想界对“专制说”的接受与传播
在近代接触西方之前，中国人头脑中并没有政体的观念，以往文献中的“政体”指的是为政的要领，与国家政权的构成没有关系。梁启超说“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②，确有几分道理。其实，中国不仅没有政体分类的观念，恐怕连政体的观念也不曾存在。近代海开以后才逐渐对此有所了解，王韬是较早介绍西方立国原则的知识分子。③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政体说是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三类说。④
在这种新知识的影响下，遭遇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此时一个重要现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盛行一时，成为人们批判传统制度的武器。⑤不过，此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的重新兴起，是带有实用目的的“比附”，包含了对其说的许多拔高。正如陈旭麓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民主不是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来的，乃是由转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是在西方民主思想传人之后才去追溯中国固有的民主思想，在其开始，且怀有与视其它西方事物为中国古已有之的同样心理，说尧舜禅让就是民选总统，明堂则是议院的先河。”⑥
由于黄宗羲等锋芒所指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为君者，而非具体的某个“君”，受到其说的启发，并借助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从总体上批判中国的君权，这为数年后接受将秦以来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概括为“专制”的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谭嗣同在1896—1897年完成的《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提出“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⑦二千年来的政治就是“秦政”，就是大强盗，这里已是将两千年的政体一以贯之，加以概括，且表现出了强烈的反传统的态度，充满了感情色彩。此说承袭了明末唐甄《潜书》中的思想，并补充了西方的“民主”、“平等”等观念，而他的其他观点亦明显继承了黄宗羲的思想。⑧当时严复、梁启超也持类似的看法。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年)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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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建科：《试析日本国学家的中国观》，《延边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9—14页。
②粱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0页。
③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此书最早刊行于1882年。
④参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9页；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8—240页。
⑤具体情况可参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收入所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358页；朱俊瑞《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福建论坛》2000年第2期，第44—48页；谢贵安《<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52—57页。
⑥见《陈旭麓文集》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0页。沟口雄三亦有类似的批评，见《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收入《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236页。关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有许多溢美的评价，比较确当的分析见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⑧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王尔敏亦指出当时其他人的类似论述，参《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1—195页。
严复看法，并表认同：“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①一年后，他在《西政丛书叙》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说：“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之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规，徒因陋就简，委靡废弛，其上焉者，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②，对秦汉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梁氏此说或许是受到谭嗣同的直接影响。③此后无论改良派、革命派在概括中国历代政体时均沿袭了这种思维方式，只是此时尚没有使用“专制”一词来概括中国政体④，却在思想上为接受“专制”说做了铺垫。
就笔者所知，日本出现的“专制政体”说在1899年首先为梁启超所注意。⑤此前的1897年，他根据严复的译著，了解到欧洲政制有三种。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说：“严复日，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疑指“monarchy”——引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⑥此时他并没有区分出君主独揽大权的政制，而只是说“专行君政之国”，并未云“专制”国。而到了1899年，他在该年4月20日出版的《清议报》发表的译作《各国宪法异同论》的前言中说：
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官共主之国⑦)，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
在正文第一章“政体”中，又有：
政体之种类，昔人虽分为多种，然按之今日之各国，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
随后简单介绍了欧洲诸国从专制发展到立宪的情况。⑧文中梁启超首次使用了“专制政体”、“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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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启超：《饮冰室舍集》文集之一，第108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2—63页。关于梁启超批判王权的分析，见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粱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9页。
③张灏指出，虽然《仁学》在谭嗣同死后发表，但梁在此之前对它的内容和一些主要思想早已相当熟悉。梁启超后来认为《仁学》在他的思想形成中是最有影响的著作。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44—45页。
④参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第32—33页，作者在这里依然使用了“批判封建专制”一类的说法，但实际上当时并未出现“专制”一词。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仍然在大臣独断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如《日本国志》卷3“国统志”，“(明治十年)是年复开地方官会议”注云“政府欲以地方官会议为议院始基，稍变官吏专制之治，藉以塞民权自由之口”，后面注文又云“而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9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25、126页。
⑤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1898年8月)中有“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收入康有为《戊戌奏稿》，此据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8页)似乎使用“专制政体”一说要早于粱启超，但据黄彰健等的研究，该折内容为康有为逃亡日本后改写的，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689、902—903、916页；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294页。故可不置论。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0页。
⑦“君官共主”疑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71页载此文则做“君民共主之国”，似应从之。
⑧引自《清议报》第12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2册，第747页。这三种政体的“旧译”最早似出自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第18—19页。唯“君官共主”，王韬做“君民共主”。
君主”、“专制国”等词。①应该说，按照此文的观点，君主国只有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两类，且专制乃是政体发展的必经阶段，可自然引申出中国为专制国、专制政体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君主国且无宪法。由于上述政体分类中已将“立宪君主国”从“君主国”分出，余下的所有“君主国”就都是“专制君主国”了。据此，梁启超在前言中指出的看来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新旧译法，尤其是在内涵与外延之间有相当的不同的专制政体与旧译君主之国间的对应，实际也能解释得通。君主之国即严复所说的“满那弃”，是“一君治民之制”，专制政体只是其中君权极度发达的一种形态。梁启超将两者对应起来，似乎为他将中国君主统治归为专制做了铺垫。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下文所揭示的他在中国政体归属上的摇摆。依梁启超的这种对应，专制说自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时起就有些含混乃至误解。稍后，梁启超在9月15日《清议报》上发表的《草茅危言》中首次指出，中国三千年历史就是专制独裁统治。该文开头说文章录自日本深山虎太郎发表在《亚东时报》上的文章，实际夹杂了不少梁启超个人的话。其中指出：
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摧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余尝读史，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而求其聪明睿知天下真主者，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百五六，庸劣之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若有人于此，其力能摆脱三千年宿敝，变专制独裁之治，作众思公议之政，中国之天下不足治也。②
这里梁启超首次将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归纳为“专制独裁之治”。应该说此时梁启超对中国政体的认识尚处在游移状态，同年12月13日他在《清议报》发表《蒙的斯鸠之学说》一文，在介绍孟德斯鸠的三大政体说，即专制政体、立君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同时，也加了一些按语，其中有：
任案：蒙氏所谓立君政体者，颇近于中国二千年来之政体。其实亦与专制者相去一间耳。若英国之君民共治不与此同科也。窝的儿尝评之曰，蒙氏所论专制立君二者，其性质实相同，特其手段稍异耳。③
梁启超介绍孟德斯鸠的学说依据的应是前引何礼之的日译本。称《论法的精神》一书为《万法精理》当是据何礼之而来；孟氏的三大政体，梁启超用的是“专制政体”、“立君政体”与“共和政体”，基本依照何礼之的译法，只是将“政治”改为“政体”，人名则没有照用何译，而做“蒙的斯鸠”。这里，梁启超又将中国历代政体归入“立君政体”，即通常所说的“君主政体”，并说与专制政体差距不大，说明此时梁启超对这一问题尚无确定一致的看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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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复观对此做过考察，他认为“专制政体一名之使用或即始于梁氏(指梁启超——引者)；而其取义则系来自西方，殆无可疑”，时间是1899年，并举此文为证。徐复观对这种轻率地比附中西政体的做法也持批评态度。均见所著《两汉思想史》第1卷“中西专制的不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近藤慎一亦认为最早在1899年4月为梁启超所使用，出自对欧美政治学说的介绍，具体则是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41页。近藤似没有注意到《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
②《草茅危言》，《清议报》第27册，影印本，第4册，第1746—1747页。
③《蒙的斯鸠之学说》，《清议报》第32册，影印本，第4册，第2078页。
④1902年梁启超又撰文详细介绍了孟德斯鸠的学说，见《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18—27页。
这种情况到1901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明显趋于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12月发行的、由中国留日学生编辑的《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上开始连载《万法精理》的最早的中译本。据《万法精理》译文按语，这个中译本依据的是何礼之的日文本。①中译本一共连载了3期，到1901年4月出版的第1卷第3期中止。全书只翻译了前4章，相当于译完1961年张雁深译本的第4章“教育的法律应该和政体的原则相适应”。这个译本沿用了何礼之的译法，称：
万国政府之形质，可以三大别概括之，曰共和政治，曰立君政治，曰专制政治……以一人之喜怒裁决政务，不受法律之节制，而唯[为]所欲为者，专制政治也。②
译文中论及专制政治之处很多，如“专制政治，无所谓法宪以定其基本，自无所谓府库以藏其法宪。故此类邦国宗教常有大权。宗教者即彼所谓法宪之府库而为一线之延者也。不然，则必有一定之风俗习尚而不让于法律之权力者”。又说：
专制政治之所以为专制者，君主以一人而有无限之君权，又以行此君权之权力，举而再委诸一人。其人居至尊之地，其外皆仆妾也。彼其意一若万事唯我一身，一身之外，无复有他人者，则虽欲不骄盈矜夸，不涂聪塞明，不可得也。故专制君主，怠于政务而不顾，亦出于必然之势。当是时也，设官分职，以理庶事，同僚之间，争竞无已，莫不逞其私智，上以固其恩宠，下以恣其威福，故君主不得不亲揽大权，不得已则举国而听之于冢宰，使之专决政事，其权与入主同。东方诸国大抵如斯。③
由于《万法精理》中译本只有前4章，所以没有涉及何礼之日译本中关于“中华帝国是专制国”部分。不过，上引一段已将东方诸国归入“专制政治”之列，不能不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联想。更为直接的是，《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刊登的日本人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就明确将“中国”视为专制国。他说：
又吾人所不可不知者，第一，近代之君主政体，如古代之用专制至极点者亦甚少。除俄国、支那、土耳其数国外，大抵皆以宪法为主……所以如俄国、支那、土耳其等数国之专制政体，在今日已可称为各国例外之政体，将来亦不得不变……今日之世界，专制政体居十分之一，立宪政体居十分之七八。专制已败，立宪已胜，故专制之后，必成立宪也无疑矣。④
鸟谷部铣太郎的论述不仅明确将中国政体定性，并进一步以世界大势为据，指出这一政体必将为立宪所取代，提出了变革的方向。这种论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没有启发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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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1900年12月，第35页。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关于《译书汇编》的一般情况，参丁守和《<译书汇编>宣传西学提倡改革》，收入所著《中国近代思潮论》，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461页。
②《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1900年12月，第41页。
③以上分见《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1900年12月，第54—55页。
④《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1900年12月，第24—25页。
受以上思想资源的刺激与启发，约自1901年起，“专制”说逐渐为中国的海外知识分子所了解，并迅速成为他们批判的武器。①1901年5月10日《国民报》第1期刊出的《二十世纪之中国》说：
赢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故夫学术者，所以智民也，而民贼愚之。取古先儒言论之最便于己者，作一姓机关之学术；利于民者，辟之为邪说；专以柔顺为教，养成奴隶之性质，以便供已轭束役使之用……中国二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
作者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并没有使用“专制”一词，不过其具体描述与后来“专制”说所概括的并无区别。作者显然了解“专制政体”，他在后面叙述欧洲历史时多次提到“专制”问题，如“十八世纪之末，大革命起，倡自由平等之义者，声震全欧，列国专制之君闻声震骇……于是列国乘之缔结维也纳大同盟，主张君主专制之政体，将以全欧国力，压抑民权之说”等等。②一个月以后，即1901年6月10日《国民报》第2期刊登的《说国民》一文引述流行观点则直接将中国自秦以来的政体归为“专制”。文云：“说者曰：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谓三代以前有国民，而赢秦以后无国民。”③此文发表上距《万法精理》中译本问世只有半年。
此后，各种批判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不断见诸在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各种报纸。
梁启超在1902年5、6、10月第8,9、17号《新民丛报》及1904年6月第49号《新民丛报》发表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在1902年11月第21号《新民丛报》又发表了《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前文中他提到了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分类，后文中作者根据史书记载，对二千年的政治制度做了一番宏观概括。他说“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其恶之也，殆以此为吾害也”，并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均归结为专制之祸：
中国数千年君统，所以屡经衰乱灭绝者，其厉阶有十，而外夷搆衅、流贼揭竿两者不与焉。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如唐藩镇之类)，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如李林甫、卢杞之类)，十曰宦寺盗柄。此十者，殆历代所以亡国之根原。凡叔季之朝廷，未有不居一于是者也。至求此十种恶现象所以发生之由，莫不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④
以下，梁启超历数各代衰亡的原由，最终无不落实在专制政体上，所谓“中国君统之乱本何在?在彼十种恶业。十种恶业之乱本何在?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一去，则彼十种者无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防之也。”“苟非专制政体，则此十种恶现象者，自一扫而空；若是乎，吾中国数千年脓血之历史，果无一事焉而非专制政体贻之毒也。”⑤此文痛快淋漓，可以说是声讨中国二千年专制政体的一篇战斗檄文，其思路与观点对时人的影响不可低估。应该说，此文对于中国的专制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此后，知识分子则更多是直接接受这一论断，基于“专制”说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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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译书汇编》的影响，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42页有扼要的分析。
②张栅、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7—68、70页。
③《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6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0页。
⑤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3、95页。
1903年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也接受了中国“专制”说，此前他多次谈到或写到政体与朝廷情况，他只是称为“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没有提到“专制”。①1903年9月21日他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说：
支那国制，自秦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②
这里孙中山第一次提出秦行“专制”。数月后他在檀香山发表演说，亦云：
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③
此时“专制”已是与“共和”相对的制度，不过，孙中山尚没有明确将中国数千年帝王统治归为“专制”。到了1906年，他也如梁启超，开始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④。此后，专制成为他所常用的概念。
这种论断出现不久就迅速开始在国内传播，传播的桥头堡应是上海。1900年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8卷本，增加了《自强论》一篇，其中指出：“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无见，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蒙谓”当是指孟德斯鸠，看来他亦是从孟氏思想论著中接受的“专制”论。此前，作者心目中的政体概念还是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14卷本《议院上》)，此时作者尽管已经接受了“专制政治”这个概念，却没有明确将中国视为专制政治，或是有所忌惮，或是抱有幻想。⑤
1902年甘韩编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收入了前引《国民报》刊发的《论二十世纪之中国》、《说国民》等文，包含了抨击秦以来二千年专制的内容，此外，《君民权平议》与《尊民权》亦从不同角度批判专制，伸张民权。其中所收《孟德斯鸠学说》更是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孟氏三大政体说。⑥1903年邹容所著《革命军》在上海出版，其一开篇就说：“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后面回顾历史指出“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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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1897年初)、《中国的现在与将来》(1897年3月1日)、《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下旬)，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l981年版，第86、87—106、172—173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0页。
③《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④《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⑤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第173页指出，1892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就多次提到君主“专制”，不确。引文出自郑观应著、王贻梁评注《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及第112页注释1。
⑥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8“民政”，第3页下—8页上、14页下—16页上，卷4“法律”，第13页上—19页下，商绛雪斋书局1902年刻本。收入卷4的《孟德斯鸠学说》一文作者不详，似非梁启超。
业”，而他思想来源是：“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等书译而读之也”，理论基础是：“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①其上述思想亦应是源于孟德斯鸠等的著作甚明。
1903年发表于上海《国民日报》，并收入次年《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的无畏(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亦说：“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②这亦是出于反对专制提出要改用黄帝纪年。时人的思考已经从抽象的“专制政体”发展到对其具体表现的改造，可见“专制政体”说已成为思考的一个支点，表明该说已深入人心。
又如同年发表于该报，后收入《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的《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说：“环地球而国者以百数，而专制之国，独以亚洲为多；环亚洲而国者以十数，而专制之国，又以中国为最……及秦有天下，变封建而为统一，地方分权之制变为中央集权之制，君民共主之世变为君权专制之世……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以下则述历代限制君权的思想以及怂恿发展君权的思想，以证明“专制之祸”“溯其原因，皆起于中国人民之思想”。③这亦是以中国为“专制政体”作为论述的出发点。作者的分析将政体的不同落实在空间上，特别是将“专制之国”与亚洲联系起来，有明显的“自我矮化”的味道。
此后，专门论述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虽已不多，但正如熊范与1907年所说：“今日中国救亡之道，首在改革政体。斯说也，固已成为今日舆论之势力。”④许多文章都是以此为立论的一个前提。如1905年2月孟晋在《论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难易》一文中指出：“然观我政府，自数千年专制以来，积习相沿，已若牢不可破。”⑤同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第1号发刊词中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⑥1906年1月觉民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称：“夫专制流毒之浸淫于中国者，二千有余载矣。”⑦同年4月署名扑满的《革命横议发难篇》一文亦说：“中国自秦以来，专制之术，日益进化，君之所以待其民者，无虑皆钤制束缚之策也。”⑧1907年5月署名与之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认为：“中国夙以专制国闻于天下，近数年来，自由民权之学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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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1、652—653、654页。
②《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影印本，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A15．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第276页。
③《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第342—343、349页。
④《国会与地方自治》，1907年5月《中国新报》第5期，“论说四”，第87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⑤《东方杂志》第2年第1期，1905年2月，“社说”，第1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⑥《民报》第1号，影印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⑦《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6年1月，“社说”，第246页。
⑧《民报》第3号，影印本，第7—8页。
⑨《新民丛报》第4年第20号，1907年5月，第30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除了批判“专制政体”，亦有人提出应利用“专制”以实现“立宪”，显示了更为深入的思考。1905年5月刊发的穀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一文亦指出：“吾中国之政教，可以一语蔽之曰，寡人专制。”不过，作者不赞成“立宪而后中国可兴”的主张，提出“中国兴而后可立宪”，具体做法是“莫如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通过专制的力量发展教育，不适于生存者，“一以专制之力划绝之”，“其有合于强国者，一以专制之力提倡之”，并批评说“世人不察，徒诟厉专制之政教，欲举一切蹂躏之，盖亦炫于立宪之美名，而不知所处耳”。①其说认识到立宪无法一蹴而就，需利用专制力量，较之简单的批判要深刻得多，在当时也显得另类。1906年1月刊出的章太炎《演说录》亦云：“我个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甚么可贵……(但)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②这也是超越了全盘否定的二元对立观。但是，这种看法并非主流。
其实，同在1905年，最早将中国归入专制政体并加以批判的梁启超在游历美国目睹其民主制度的弊端与旅美华人的状况后，思想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他在该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中指出中国民智不开，施政机关未整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尚不具备，转而歌颂开明专制的优点，希望通过一强大而开明的朝廷来行使国家主权，抗衡西方。③此说看似倒退，实际反映了梁启超更深的观察与思考。不过，衬托在当时主张立宪与革命的两派的高亢旋律下，这类声音颇为微弱。其实，孙中山后来所说的“训政”的含义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并无原则性的差别，两人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的途径不同：孙是在推翻清朝后实行，而梁则寄希望于清廷。
20世纪初，上海的报刊与日本的中文报刊内外呼应，一道成为传播“专制”说的阵地。
经过几年的宣传，尽管在如何对待“专制”上意见并未统一，但视中国过去二千年为专制上并无异词。此说影响之大不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力主此说，就是如康有为、黄遵宪与杨度这样反对革命，倡导保皇改良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向此说低头。
早在1902年9月发表的《辨革命书》中，康有为就称：“又历朝皆少失德，无有汉桓、灵，唐高、玄，宋徽、光，明武、憙之昏淫者。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④强调专制并非满族所创设，而是沿袭汉代以来的旧制，潜台词并不否认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政治专制”。次年1月13日黄遵宪在《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中说：“吾非不知中国专制之害，然专制政体之完美巧妙，诚如公语，苟非生于今日，地球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较，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焉忘之……(中国)风俗之敝，政体之坏，学说之陋，积渐之久，至于三四千年，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⑤所说不无道理。杨度在1907年1月出版的《中国新报》“叙”中说：“今地球上以大国被称者十数，而中国居其一。虽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固有非各国所能及者，若以言乎富与强，则反在各国下数等。此其故何也?则以中国之政体为专制之政体，而其政府为放任之政府故也。”⑥此三位均反对革命，却同样不否认中国历来专制政体之存在，可见此说影响之深广。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为专制政体说出现10年后，甚至连清廷的大臣、官员也屈从于这一论断。武昌起义爆发后，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天代表曾有翼等致内阁袁世凯函称：“革命风潮浸及东省，东省人士非不知脱离专制，尊重自由。无如默观时局，知非君主政体不足以自立。”一个多月后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等致袁世凯转伍廷芳等电反对共和，支持君主立宪，其中亦称，“查我中原民族，休养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服教畏神，久成习惯”，因此认为不能急于实行共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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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第80—81页。
②《民报》第6号，影印本，第11—12页。
③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77—83页；参张灏《粱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73—177页；董萍平《论梁启超由主“变法”到主“开明专制”的思想演变历程》，《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37—42页。
④《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9月16日，第63—64页。
⑤《新民丛报》第24号，1903年1月13日，第39页。
⑥《中国新报》第1卷第1号，1907年1月，第1页。
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58页。
尽管这些人反对共和，但他们却已在使用与“共和”密切相联的“专制政体”一词来概括历代政体，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经屈服于新思潮。“专制政体”说开始成为清廷部分官员自我认识的一部分，为其覆灭提供了思想基础。宣统宣布退位后两天，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齐耀琳致电袁世凯等亦称：“此次中华改革国体，由专制一跃而为共和，阅时不过四月，潮流迅急，亘古所无。”①此人视清廷为“专制”显非始于清帝退位之时。从这一角度看，“专制”说并不只是一种流行世间的论断，它亦参与到历史实践中，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总之，无论维新派、革命派、保皇派，还是清政府，均接受了“中国专制”说，确如佐藤慎一所指出的：“在对现状的分析上，各持不同的未来图景的论者之间，其意见却奇妙地一致。这就是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一并视为专制政体。”②
3．“专制说”在中国大众中的传播与学界的不同见解
“专制政体”之说不仅很快见诸国内的书籍、报端，国内新出现的百科辞书中不久也开始出现“君主专制”的条目。1908年根据日本辞书翻译的《东中大词典》就设有此条，解释作“君主总揽国务，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独断独行，恣意处理者是也”③。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虽未见“专制政体”或“君主专制”的专条，但亦有一些条目内容涉及“专制政体”或“专制国”。④1915年首版的《辞源》也有“专制”一条，释义二做“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者，日专制，参看专制政体条”。同时设“专制政体”一条，云：“国家之元首有无限权力，可以独断独行者，谓之专制政体，为立宪政治之对。”⑤表明来自西方、表示政体的“专制”，作为一个新词已在汉语日常词汇中占据了合法的位置，预示它将逐步成为中国人认识历代政体，乃至历史的概念工具。
此外，扩大“专制”说社会影响的另一重要渠道是20世纪以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自20世纪初起，一些历史教科书开始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皇帝描绘成“专制君主”，一些朝代描绘成“专制”王朝。目前所见，1903年夏曾佑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早的一部按新式章节体撰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再版，其中就有不少地方使用了“专制”与“专制政体”之说。该书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的第五节“秦于中国之关系上”云：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时亦促矣，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匆匆十五年l'4，尽演出之，诚天下之大观也。⑥
第十七节“文帝黄老之治”云：
文帝好黄老家言，其为政也，已慈俭为宗旨，二十余年，兵革不兴，天下富实，为汉太宗。其专制君主之典型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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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190页。
②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6页。
③转自钟少华编《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④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立宪政体”条(5．1009)、“法治国”条(8．268)，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分见丙集第91页、辰集第27页。
⑤《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1922年第17版，寅集，第94页。
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2页。
⑦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53页。
第二十节“汉外戚之祸一”云：
推其(指母后临朝之制——引者)原理，大约均与专制政体相表里。①
第六十五节“文学源流”云：
(以文辞取士)与中国相始终，推其原意，皆立谈之变相耳。此专制政体之不得不然也。②
对于历史上的许多现象均以“专制政体”来解释，无论现象与专制政体间是否存在联系，“专制政体”似乎成了包治一切的妙药。
此外，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钟毓龙编《新编本国史教本》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秦之内治”指出：
始皇为专制之大枭桀，故其内治多为专制，与后世关系甚多，约计之有六端(下略)。
此书1914年8月发行，至1920年已印行16版③，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可想而知。又如1924年出版的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云：
明太祖由平民得帝位，乃不料君权的膨大，反比从前加厉，这为什么呢?其实只是君主专制的自然趋势，明朝适逢其会，便得更上一层罢了。④
再如1932年出版的周予同著《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三编“中古史——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与平民革命的暴兴”中说：
从此以后政权遂集中于君主的掌握，官吏变为君主的仆从，而确定二千余年来的君主专制的基石。
次年出版的下册中称：
明太祖的开国政术不仅将政权总中于君主一身，而且滥施淫威，竭力扩张君主的权势，明代官僚所受待遇的恶劣，远甚于前代。
君主专制的局势，到明代而达于极点，但这样的政制，便于英主而不利于庸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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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57页。
②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355页。
③钟毓龙：《新编本国史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1920年第16版，引文见第57页。
④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61—62页。
⑤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60页；下册，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16、118页。
再如1933年出版的金兆梓著《新中华本国史》上编，第三章“政治的演化”中说：
汉代盛时的政治中心，实在是在皇帝一人手里。所有那时的政治，实在可说是君主专制政治，和上古的贵族专制不同了。①
应该指出，1949年以前的各政府所颁布的各种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中均没有将秦以来的政体称为“专制政体”的条目与要求，只是个别标准提到欧洲“中古教会之专制”、“十八世纪世界专制政治及其所引起之反动”②或“十八世纪的开明专制政治”③。明确将秦以后的政体与专制联系起来的是1956年以后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④上述教科书中的论述均是出自编者本人的观点，这些作者，除了钟毓龙生平待考外，余下的大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经受了民主思潮的洗礼，在教科书中做如此判断并不奇怪。
私塾蒙书退场后，历史教科书成为塑造广大国民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中国专制”说从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了解到开始进入中学教科书，前后不过几年时间，其间没有时间进行认真的思考、消化与鉴别。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一种舶来的新词汇、新论断就被视为当然的结论采人中学教科书，传授给青年，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焦急心态。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专制”说不过是民国学术界主流思想的延伸。1911年以后学术界的共识之一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为“专制政体”。1929年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政体制度小史》说，“(中国)习于一君专制之治，以为国不可一日元君”，“中国后世之政体，虽若一君专制之外，更无他途可出”。⑤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⑥这一表述对1949年以后的大陆学界有深远的影响，其实除了“封建国家”说之外，接受的均是民国时期通行的观点。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曾资生亦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君主专制政体。⑦杨熙时在讨论中国历代政制的时代划分时指出：“第二，有秦一代，是封建政治与专制政治交替时代。第三，秦代以来专制一尊，成了政治的常轨，所谓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中唐的藩镇，元清的种族专制等，都在这个自秦以来的专制一尊的政治环境里盘桓。”⑧王亚南在1947—1948年曾概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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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8页。
②徐则陵起草的《1923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第46课与第90课，收入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以下简称《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③《1929年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教材大纲(四)“近世史”，收入《历史卷》，第40页。
④《1956年初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初中一年级的说明中有“完成了统一全国事业的秦始皇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确立了”的表述，收入《历史卷》，第137页。同年的《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在秦、明与清代亦有类似的表述，收入《历史卷》，第198、207、208、209、212页；此后《1963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与《1986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均有类似的内容与要求，收入《历史卷》，第275、277、278、342、393、400、401、402、403、455、463、464等页。
⑤此书原为1929年上海中山书店出版，后收入《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8页。
⑦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册，南方印书馆1943年版，此据《民国丛书》第4编第20册，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第21、35页。
⑧杨熙时：《中国政治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此据《民国丛书》第4编第20册，第14页。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一官僚政治的支配。①
确如王亚南所说，在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无论是倾向自由主义，还是赞同共产主义，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各派见解不同。就连更早的“国粹派”也频繁使用“专制”来描述中国传统政体。②
民国时期，大概惟有钱穆明确反对将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归入专制之列。1941年10月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一文，对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的风气强烈不满。关于政体，则指出，“西人论中国政制，每目之日专制，国人崇信西土，亦以专制自鄙”，认为自称中国专制是“自鄙”。对于中国为何不是专制，他也做了简单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与西方有很大区别，其结论是“若目西国政权谓‘契约政权’，则中国政权乃一种‘信托政权’”。③几年后，他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指出：“西方学者言政体，率分三类：一、君主专制。二、贵族政体。三、民主政体。中国自秦、汉以下，严格言之，早无贵族，中国传统政治之非贵族政治，此不待论矣。中国虽有君主，然固非君主专制，此如英伦虽至今有君主，然不害其为民主政体也。中国传统政治，既非贵族政治，又非君主专制，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矣。”④不过，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存在过“专制”，同是在1945年发表的《论元首制度》中，他说：
细按中国历代政制，惟满清君主，始为彻底之专制，其所以得尔者，盖为满洲王室有其部族武力之拥护。其专制之淫威，虽甚惨毒，而亦尚不至于黑暗之甚，则因中国传统政制，虽此君权相权衡平调节之妙用已为破弃，而此外尚多沿袭，故最高政令虽常出之满洲皇帝一人之专断，而其下犹得弥缝匡救，使不致流为大害也。⑤
以上是钱穆一贯坚持的观点。在此前出版的《国史大纲》(1940年初版)与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钱穆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⑥尽管如此，此说一出，犹激起了萧公权与张君劢等人的批评，可见主张中国古代为专制政体者之固执。仔细分析，钱穆的论断尽管反对专制论，从更深一层来看，他与专制论者均接受了亚里斯多德三大政体说的基本框架，同样是以西方的政体说作为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国政体，与主流的区别只是在于部分否认中国为专制，而代之以民主政体说。这不过是一种“颠倒的”东方学，更多体现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与西方政体学说的对抗。钱穆立说依然没能挣脱西方学术话语的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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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此书原作为文章发表，1948年初版，1981年再版。
②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0页。
③收入《政学私言》下卷，《钱宾四全集》第4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23、133—135页。
④1945年3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41卷第6期，第2页，后收入《政学私言》上卷，《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5—6页。
⑤《东方杂志》第41卷第10期，1945年5月，第2页，《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42页。
⑥见《国史大纲》“引论”八，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16页。《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此外，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晚年则在《国史新论》中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关于他的这一观点近来亦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见万昌华《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117—118、119—120页。
不仅如此，关于中国“专制”的想象也经由日传入中国，直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道路之时，这种想象的观点通过日本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并逐步流行开来，成为推翻清政府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被用作分析中国历史、解释落后原因的利器，以致演变为一种无须论证的先验结论而传诵至今，罕有质疑者。
就目前所见，最早将“despotism”翻译为“专制政体”的应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⑤，19世纪末逃亡日本的中国维新人士及留日中国学生最早通过日语接受了这一翻译，时间大约是在1899年。
1．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对“despotism”的翻译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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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王力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专制”一词来自日本，并确定“专制”是日本人对“autocracy”一词的翻译，见《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1—522页；刘禾亦接受了王力的观点，并将该词归入“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见《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附录D”，第406页。罗志田也有类似的推测，见《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第45页。此说并非无据，1886年ヘボン·赫夫姆(J．C．Hephurn)著的《和英语林集成》第3版中就是将“autocracy”译为“专制政治”，见松村明《ヘボン著<和英语林集成>第3版につぃて》，收入所著《近代国语——江户から现代へ》，东京，樱枫社1977年版，第248页。
将“专制”的英语语源归为“autocracy”在当时是有根据的，但并非唯一且通行的语源。更通行的语源应是“despotism”。目前，英语中由于“despotism”的出身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背景，逐渐被弃用，转而用“autocracy”表示“专制”的意思。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对于“专制”说引入中国知识界的过程做了粗略的推测，其中忽略了日本的桥梁作用，也是需要补充的。近藤慎一指出“专制”是从日本引进的，但未做具体考订，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6页。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日本接受“专制政体”说的具体过程。“专制”一词很早就从中国引入日本。公元797年完成的《续日本纪》卷7“天正天皇灵龟二年(716年)五月庚寅”条，天皇诏书云“自今以后……其所有财物田园，并须国师、众僧及国司檀越等相对检校，分明案记。充用之日，共判出付，不得依旧檀越等专制”①，就已使用了该词。1827年成书的《日本外史》卷1“源氏前纪”养和元年亦载，清盛临终前说“我自平治年间建功王室，专制天下，位极人臣，为帝者外祖，复何所遗憾”云云。②不过，上述语境中出现的“专制”的含义与中国传统文献中是一致的，即独断专行，指的往往是侵夺他人(多指君主)职权而独断专行，并非是一种政体。③
作为政体的“专制”来自明治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翻译。1861年，日本藩书调所的洋学者加藤弘之(1836—1916)著《邻草》，介绍“世界万国的政体”，称“虽然大凡世界立国无数，若论其政体无外乎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一④)官宰政治(洋名レプユブリ一キ)两者……君主政治的政体分为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两种”。⑤7年后，即1868年，加藤弘之在《立宪政体略》的“政体总论”中则进一步将《邻草》中称为“君主握权”的政体分做两种，改称为“君主擅制”与“君主专治”，并分别予以解释。君主擅制是“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有，而擅制亿兆，生杀予夺之权唯心所欲之政体”，君主专治是“君主私有天下，其一人专礼乐、征伐之权，其臣民不得参与国事。与君主擅制稍有不同的只是习俗自然成为法律，此则对君权稍有所限制而已”。⑥在日语中，“擅制”与“专制”发音相同，均为“せんせぃ”。1866年福泽谕吉所译的《西洋事情》将“despot”音译为“デスポツト”，并意译为“立君独裁”。⑦1872年中村正直翻译穆勒(John S．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为《自由之理》，其中将“despotism”音译为“デスポティズム”，并意译为“霸政”。⑧而1874年12月，尾崎三良(1842—1918)在华族会馆所做的关于英国历史的讲座中有一篇名为“君民同治论”，讲述世界各国的政体，其中说到：“晚近论及国体，往往分为四类，曰君主专裁，曰君民同治，曰贵显共和，曰百姓共和。”这里用的是“君主专裁”，下面接着说：概括而言，为立君、共和两类，后文进一步指出：
政事多出于君主之专断，以是或目之为专制之国体，以是知其为长君主之私欲、助其无道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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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史大系编修会编：《续日本纪》“前篇”，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普及版，京都，吉川弘文馆1978年版，第65页。
②赖山阳：《日本外史》卷1，日本嘉永元年(1848年)刻本，第30页。
③关于“专擅”一词在日本的《日本书纪》以下的古典文献中的用法与含义，参宫村治雄《(新订)日本政治思想史：“自由”の观念を轴にして》，东京，放迭大学教育振兴会2005年版，第12—18页。作者注意到“专撞”与古典文献中“自由”在意义上的紧密联系。
④此词现在则做“モナ一キ一”，是英语“monarchy”的音读。
⑤加藤弘之：《邻草》，原文做“凡そ世界甚广<国を立ると无算なりと虽ども、其政体を论ずれぱ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一)官宰政治(洋名レプユブリ一キ)の二政体に外るフ者なし……君主政治の政体は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のニツとなり)”。收入明治文化研究会编《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第6页。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一)原文是荷兰语monarchie；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原文是荷兰语otnbeperkte monarchie；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原文是荷兰语beperkte monarchie。关于加藤弘之的生平，参郑匡民《粱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6页。
⑥加藤弘之：《立宪政体略》，原文做“君主擅制：君主天下罗私有シ亿兆ヲ擅制シテ生杀与夺ノ权独リ其欲スル所ニ任スル者ヲ云フ。君主专治：君主天下ヲ私有シ独リ礼乐征伐ノ权ヲ专ニシテ臣民ヲシテ国事ニ参与スルヘヲ得セシメサルモノヲ云フ。惟习俗自ラ法律トナリテ稍君权ヲ制スル所アリ、盖シ擅悄ト相异ナル所以ナリ”。收入《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8页。
⑦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备考·政治”，庆应二年(1866)尚古堂出版，此据《日本の名著》33，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年初版，第357页。
⑧原文作“サレバ，デスポチスム[霸政]即チ君主己ガ意ヲ以テ为スハ，凡ソ夷狄ノ国暗愚ノ，民ヲ治ムハ正法ナリ”。收入《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自由民权篇”，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第14页。
将“君主专裁”称为“专制之国体”，此文次年(1875年)3月刊登在《会馆记事》第2号附录中。①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专制”国体的。前此尾崎三良曾随三条实美的世子留学英国多年，此说当是根据他在英国的见闻与英语说法，加上他个人的理解提出的。不过，讲稿中“专制的国体”并没有明确与“despotism”对应起来，亦没有和中国联系起来。这一联系一年后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译成日文而突显出来。
1876年日本人何礼之(1840—1923)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翻译成日文《万法精理》时②开始采用“专制政治”这样的词汇来译“despotism”。译者在《万法精理》卷2第1回中说：
政府之三类称为共和政治(レプツブリツク)、立君政治(モナルキ一)与专制政治(デスボテ#[リ]ズム)。③
其中的“デスボテ#ズム”就是英语“despotism”的音读，译者将其意译为“专制政治”。该书以下部分反复使用“专制”、“专制政治”一词。在该书卷8第21回“论支那帝国”中，译者根据英译，明确将中国归为专制国家：
据此所见，支那是专制国，其精神是畏惧。④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确将中国政体划归“专制”的日文著作。上引福泽谕吉所著的《西洋事情》中已将中国(文中称“支那”)政治归为“立君独裁(デスポツト)”⑤，只是当时还没有将“デスポツト”译成“专制君主”。《西洋事情》在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影响极大⑥，书中的这一观点亦应广为人知。不过，将这种政体固定译为“专制政体”应是到了《万法精理》出版以后。此后，专制政体一词逐渐流行于日本。
1881年中江兆民发表的《君民共治之说》的开头指出“政体的名称有数种，曰立宪，曰专制，曰立君，曰共和”⑦，便是将专制视为政体。1885年出版的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雪中梅》中就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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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分别作“挽近国体ヲ论ズルモノ、往々四类二分ツ。曰ク君主专裁、曰ク君民同治、曰ク贵显共和、曰ク百姓共和”，“政事多クハ君主ノ专断ニ出ツ。是ヲ以テ或ハ之ヲ目シテ专制ノ国体ト云、以テ君主ノ私欲ヲ长ジ其无道ヲ助クルノ楷梯卜为ルヲ知ラズ。”见尾崎三良《君民同治论》，收入田中彰、宫地正大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历史认识》，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381—382、385、386页。
②具体背景与英译本情况，参井上幸治《モンテスキュ一の思想的生涯》“前言”，收入《世界の名著》28，东京，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6版，第8—9页。关于何礼之的生平事迹见大久保利谦《幕末英学史上における何礼之一とくに何礼之塾と鹿儿岛英学との交流一》，收入《大久保利谦历史著作集5·幕末维新洋学》，京都，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345—367页。
③原文作“レプツブリツク(共和政治)ナリ，モナルキ一(立君政治)ナリ，デスボテ#[リ]ズム(专制政治)ナリ之ヲ政府ノ三類ト称ス”，何礼之译：《万法精理》卷2，第1页，明治九年(1876)一月刻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藏。
④原文作“此ニ据チ之ヲ见レハ支那ハ专制ノ，国ニシテ，其元气ハ畏惧ニ”，何礼之译：《万法精理》卷8，第30—31页。
⑤福沃谕吉：《西洋事情》，第357页。原文作“ただ国君一人の意に随いて事を行なぅものを立君独裁[デスポツト]と言ぅ。ロシヤ、支那等のことき政治、これなり。”
⑥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54、83—84页。
⑦原文作“政体の名称数种あり，曰く立宪、曰く专制、曰く立君、曰く共和なり”，原载明治十四年(1881)三月二十四日《东洋自由新闻》第3号，收入《日本现代文学全集2·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罔仓天心·德富苏峰集·三宅雪岭》，东京，讲谈社1980年增补改订版，第129页。
当今西洋事情，将专制政治理解为最好的政体”，“不同于立宪政体，将专制国家确立为优胜者的地位”①之说，亦是在政体的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1888年底至1889年初陆羯南在《东京电报》上刊登的评论(1891年汇编成《近时宪政考》，作为《近时政论考》的附录出版)中更是明确提到，他是从何礼之翻译的《万法精理》中吸取的三政体说，不过，文中作者依然是“擅制”、“专制”混用。②
除了“专制政体”的日译史之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政界对各种政体的认识。概括而言，自加藤弘之以降，明治时期无论日本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根据欧美历史发展，均视“专制政体”为落后政体，为未开化的国度所采用，而立宪政体则是更好的制度。
在前引《立宪政体略》(1868年)中，加藤弘之在介绍完世界上五种政体，即属于“君政”的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上下同治，属于“民政”的“贵显专治”和“万民共治”后指出：
在此五种政体中，如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贵显专治等均为未走向开化文明国家的政体。其中如擅制作为蛮夷的政体属于其中尤为恶贱者。
而“君主专治”则是人文未辟愚蠢的民众众多的国家采用的制度，随着逐渐开化，转变为上下同治或万民共治制。作者指出：
五政体中确实能制定公明正大、确然不拔之国宪，以求得真正治安之政体，唯有上下同治与万民同治二政体。因之称之为立宪政体。③
突出了上下同治与万民共治政体的优越性与正当性，这种观念成为日后思想界与政治界在讨论国体、政体问题时的基调。1873年11月，即征韩论决裂后次月，主政的大久保利通在向政府提交的“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中就指出世界的政体分为君主政治或民主政治，政体发展方向是归于民主，至于当时的日本则“维新以来……我国……政治依然因袭旧套，保留君主擅制政体”，尽管他亦承认未来应实行“君民共治”，当时依然因循旧制，实行的是君主擅(专)制政体，且认为此制适用于当时的风俗人情④，自然在他眼中过去的江户时代亦属于君主专制。因当时加藤弘之任天皇侍读，为天皇讲欧美的政体、制度与历史⑤，大久保所使用的“君主擅制”当根据加藤的翻译。1874年因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批评政府为“有司专裁”与“任意放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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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作“今日西洋こと何にも知りず、专制政治老无上の政体と心得たり”；“立宪政体の场合と违ひ，专制の邦国にて优者の地位に立ち”，《日本近代文学大系2·明治政治小说集》，东京，角川书店1974年版，第350、352页。
②见陆羯南《近时宪法考》“绪言”及第4章《泰西主义及支那主义の注入》，收入西田长寿、植手通有编《陆羯南全集》第1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68年版，第3页下、10页上；原发表出处据第686页“解说”。
③原文分别作“此五政体中ニ于テ君主擅制、君主专治、贵显专治等ノ，如キハ皆未タ开化文明ニ向ハサル国ノ政体ナリ。就中擅制ノ如キハ蛮夷ノ政体ニシテ尤モ恶ムハク贱ムヘキモノナリ”、“五政体中公明正大确然不拔ノ国宪ヲ制立シ以テ真ノ治安ヲ求ムルモノハ、独リ上下同治万民共治ノ二政体ノミ、因テ之ヲ立宪政体卜称ス”，前引《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政治篇”，第19页。
④明治六年(1873)十一月《立宪政体に关する意见书》，原文作“维新以来……我国……政ハ依然タル旧套ニ因袭シ、君主擅制ノ体ヲ存ス”，见日本史籍学会编《大久保利通文书》(五)，覆刻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183—185页。这里大久保使用的是“君主擅制”，而伊藤博文谈话在引述概括大久保建议的精神时用的则是“君主专制”或“专制”，《大久保利通文书》(五)，第205、206页。
⑤参中村尚美《明治国家の形成とアジア》第1章“明治政权の指导理念”三“君民共治体制の主张”，东京，龙溪书舍1991年版，第17—18页；坂田吉雄《天皇亲政：明治期の天皇观》三“有司专制と君德培养”，京都，思文阁出版1984年版，第41页。
不应以百姓不学无智、未臻开明为由而拒绝设立民选议院①，实际是对执政的大久保利通等施加压力，希望尽快建立代议制政体。这批自由民权派与执政者在政体问题上的区别与其说是目标不同，不如说是在实现途径与方式、实现的速度上有分歧。这一点从8年后，即1882年板垣退助发表的《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演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板垣指出确立立宪政体的7条障碍，其中就指出日本原来处在封建制，而封建制是通过专制来治民②，这一看法与执政的大久保的观点并无根本差别。实际到了1890年，著名政论家陆羯南还认为从史迹看，古代以来日本人习惯于专制政治——尽管不一定是君主专制，因而认为倡导自由、排斥政府干涉的自由论派的思想脱离日本的历史与现实。③
明治初年以来，日本思想界出现不少提倡共和、民选议院以及代议制，强调民权的人物，亦有将居于主流的主张君权的帝政论派斥为“专制论派”的说法。④各派追求的政体目标相去不远，而实现的途径差别较大，却几乎没有人否认“专制”与“专制政体”代表了落后与野蛮。⑤此外，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以前，日本各派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种《宪法草案》⑥，亦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时人对立宪政体的追求与渴望。
《明治宪法》颁布后，尽管宪法规定天皇的实际权力相当大⑦，近于专制独裁者，但在形式上确立的日本国体是君主立宪制。当时即便是激进的思想家如幸德秋水也只是批评首相伊藤博文为专制的政治家，而不否认日本是立宪政体，且这种声音极其微弱，更重要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批评日本国体的专制性⑧，思想界与社会主流对明治体制，对于天皇的权力是认同和支持的⑨。可以说，从加藤弘之最早介绍西方政体学说以来，“擅(专)制”便成为描述政体或政治时一带有负面意义的词汇，位于政体进化链条的低端，而立宪政体则处在更高的位置上，对应于文明与开化。
总之，如果不考虑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幕末明治初年以来，通过翻译、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政体进化思想，日本思想界与政界接受了“专制政体”说，并视之为未开化国家实行的落后政体。译成日文的西方学说中亦包含将中国归入此一政体的内容。在这一思想氛围下抵达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与维新派等自然难免其影响，他们后来主要从负面接受“专制政体”观念与“中国专制说”，应与此背景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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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板垣退助等：《民选议院设立建白》，收入植手通有编《思想の海へ“解放と变革”》6《明治草创＝启蒙と反乱》，东京，社会评论社1990年版，第135—139页。
②板垣退助：《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收入井出孙六编《思想の海へ“解放と变革”》7《自由自治元年の梦》，东京，社会评论社1991年版，第82—83页。
③陆羯南评论自由论派时语，原发表在明治23年(1890)8月11日《日本》，收入前引《陆羯南全集》第1卷，第51页下、689页。
④参陆羯南《近时政论考》，第41—46、47—55页；关于当时政论的分析亦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122—135页。
⑤如自由论派、改进论派与帝政论派均主张立宪制，只是前两派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后者突出国家主义，见《近时政论考》，第53页下—54页上；甚至连思想转向后的加藤弘之也还是主张“立宪的族父统治的政体”，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215页；亦有如中村正直者，认为提高人民素质为首要任务，改革政体应放在第二位的思想家，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107页；只有少数，如陆羯南所代表的国民论派，认为“专制”有些正面价值，见前引《近时政论考》，第68页。
⑥详见家永三郎、松永昌三、江村荣一编《明治前期の宪法构想》(增订第2版)，东京，福村出版1987年版。
⑦《明治宪法》条文见家永三郎等《明治前期の宪法构想》“附录”，第435—440页，分析参殷燕军《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189、206—213页。
⑧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对于明治时期国体的研究依然很少称之为“专制”政体，反而是日本以外的学术界多持此说，见殷燕军《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第8—12、202—206页。
⑨当时生活在日本的梁启超亦认同日本的政体，见《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53—54页。并见陆羯南《近时政论考》，第51页上。
此外，18世纪以来日本的国学派思想家不断地贬低中国历史与政治，视之为“恶之国”①，加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落败，使得无论从现实，还是透过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的更多是中国的负面形象与表述。可以说，日本思想界的翻译与认识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说的直接源头。
2．清末中国思想界对“专制说”的接受与传播
在近代接触西方之前，中国人头脑中并没有政体的观念，以往文献中的“政体”指的是为政的要领，与国家政权的构成没有关系。梁启超说“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②，确有几分道理。其实，中国不仅没有政体分类的观念，恐怕连政体的观念也不曾存在。近代海开以后才逐渐对此有所了解，王韬是较早介绍西方立国原则的知识分子。③当时人们所接受的政体说是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三类说。④
在这种新知识的影响下，遭遇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此时一个重要现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盛行一时，成为人们批判传统制度的武器。⑤不过，此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的重新兴起，是带有实用目的的“比附”，包含了对其说的许多拔高。正如陈旭麓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民主不是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来的，乃是由转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是在西方民主思想传人之后才去追溯中国固有的民主思想，在其开始，且怀有与视其它西方事物为中国古已有之的同样心理，说尧舜禅让就是民选总统，明堂则是议院的先河。”⑥
由于黄宗羲等锋芒所指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为君者，而非具体的某个“君”，受到其说的启发，并借助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从总体上批判中国的君权，这为数年后接受将秦以来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概括为“专制”的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谭嗣同在1896—1897年完成的《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提出“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⑦二千年来的政治就是“秦政”，就是大强盗，这里已是将两千年的政体一以贯之，加以概括，且表现出了强烈的反传统的态度，充满了感情色彩。此说承袭了明末唐甄《潜书》中的思想，并补充了西方的“民主”、“平等”等观念，而他的其他观点亦明显继承了黄宗羲的思想。⑧当时严复、梁启超也持类似的看法。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年)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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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建科：《试析日本国学家的中国观》，《延边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9—14页。
②粱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0页。
③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此书最早刊行于1882年。
④参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9页；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8—240页。
⑤具体情况可参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收入所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358页；朱俊瑞《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福建论坛》2000年第2期，第44—48页；谢贵安《<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52—57页。
⑥见《陈旭麓文集》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0页。沟口雄三亦有类似的批评，见《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收入《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236页。关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有许多溢美的评价，比较确当的分析见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⑧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王尔敏亦指出当时其他人的类似论述，参《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1—195页。
严复看法，并表认同：“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①一年后，他在《西政丛书叙》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说：“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之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规，徒因陋就简，委靡废弛，其上焉者，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②，对秦汉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梁氏此说或许是受到谭嗣同的直接影响。③此后无论改良派、革命派在概括中国历代政体时均沿袭了这种思维方式，只是此时尚没有使用“专制”一词来概括中国政体④，却在思想上为接受“专制”说做了铺垫。
就笔者所知，日本出现的“专制政体”说在1899年首先为梁启超所注意。⑤此前的1897年，他根据严复的译著，了解到欧洲政制有三种。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说：“严复日，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疑指“monarchy”——引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⑥此时他并没有区分出君主独揽大权的政制，而只是说“专行君政之国”，并未云“专制”国。而到了1899年，他在该年4月20日出版的《清议报》发表的译作《各国宪法异同论》的前言中说：
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官共主之国⑦)，为共和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似皆可称为宪法。
在正文第一章“政体”中，又有：
政体之种类，昔人虽分为多种，然按之今日之各国，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
随后简单介绍了欧洲诸国从专制发展到立宪的情况。⑧文中梁启超首次使用了“专制政体”、“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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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启超：《饮冰室舍集》文集之一，第108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2—63页。关于梁启超批判王权的分析，见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粱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9页。
③张灏指出，虽然《仁学》在谭嗣同死后发表，但梁在此之前对它的内容和一些主要思想早已相当熟悉。梁启超后来认为《仁学》在他的思想形成中是最有影响的著作。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44—45页。
④参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第32—33页，作者在这里依然使用了“批判封建专制”一类的说法，但实际上当时并未出现“专制”一词。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仍然在大臣独断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如《日本国志》卷3“国统志”，“(明治十年)是年复开地方官会议”注云“政府欲以地方官会议为议院始基，稍变官吏专制之治，藉以塞民权自由之口”，后面注文又云“而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9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25、126页。
⑤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1898年8月)中有“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收入康有为《戊戌奏稿》，此据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8页)似乎使用“专制政体”一说要早于粱启超，但据黄彰健等的研究，该折内容为康有为逃亡日本后改写的，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689、902—903、916页；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294页。故可不置论。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0页。
⑦“君官共主”疑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71页载此文则做“君民共主之国”，似应从之。
⑧引自《清议报》第12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2册，第747页。这三种政体的“旧译”最早似出自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第18—19页。唯“君官共主”，王韬做“君民共主”。
君主”、“专制国”等词。①应该说，按照此文的观点，君主国只有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两类，且专制乃是政体发展的必经阶段，可自然引申出中国为专制国、专制政体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君主国且无宪法。由于上述政体分类中已将“立宪君主国”从“君主国”分出，余下的所有“君主国”就都是“专制君主国”了。据此，梁启超在前言中指出的看来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新旧译法，尤其是在内涵与外延之间有相当的不同的专制政体与旧译君主之国间的对应，实际也能解释得通。君主之国即严复所说的“满那弃”，是“一君治民之制”，专制政体只是其中君权极度发达的一种形态。梁启超将两者对应起来，似乎为他将中国君主统治归为专制做了铺垫。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下文所揭示的他在中国政体归属上的摇摆。依梁启超的这种对应，专制说自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时起就有些含混乃至误解。稍后，梁启超在9月15日《清议报》上发表的《草茅危言》中首次指出，中国三千年历史就是专制独裁统治。该文开头说文章录自日本深山虎太郎发表在《亚东时报》上的文章，实际夹杂了不少梁启超个人的话。其中指出：
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摧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余尝读史，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而求其聪明睿知天下真主者，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百五六，庸劣之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若有人于此，其力能摆脱三千年宿敝，变专制独裁之治，作众思公议之政，中国之天下不足治也。②
这里梁启超首次将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归纳为“专制独裁之治”。应该说此时梁启超对中国政体的认识尚处在游移状态，同年12月13日他在《清议报》发表《蒙的斯鸠之学说》一文，在介绍孟德斯鸠的三大政体说，即专制政体、立君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同时，也加了一些按语，其中有：
任案：蒙氏所谓立君政体者，颇近于中国二千年来之政体。其实亦与专制者相去一间耳。若英国之君民共治不与此同科也。窝的儿尝评之曰，蒙氏所论专制立君二者，其性质实相同，特其手段稍异耳。③
梁启超介绍孟德斯鸠的学说依据的应是前引何礼之的日译本。称《论法的精神》一书为《万法精理》当是据何礼之而来；孟氏的三大政体，梁启超用的是“专制政体”、“立君政体”与“共和政体”，基本依照何礼之的译法，只是将“政治”改为“政体”，人名则没有照用何译，而做“蒙的斯鸠”。这里，梁启超又将中国历代政体归入“立君政体”，即通常所说的“君主政体”，并说与专制政体差距不大，说明此时梁启超对这一问题尚无确定一致的看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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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复观对此做过考察，他认为“专制政体一名之使用或即始于梁氏(指梁启超——引者)；而其取义则系来自西方，殆无可疑”，时间是1899年，并举此文为证。徐复观对这种轻率地比附中西政体的做法也持批评态度。均见所著《两汉思想史》第1卷“中西专制的不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近藤慎一亦认为最早在1899年4月为梁启超所使用，出自对欧美政治学说的介绍，具体则是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41页。近藤似没有注意到《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
②《草茅危言》，《清议报》第27册，影印本，第4册，第1746—1747页。
③《蒙的斯鸠之学说》，《清议报》第32册，影印本，第4册，第2078页。
④1902年梁启超又撰文详细介绍了孟德斯鸠的学说，见《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18—27页。
这种情况到1901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明显趋于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12月发行的、由中国留日学生编辑的《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上开始连载《万法精理》的最早的中译本。据《万法精理》译文按语，这个中译本依据的是何礼之的日文本。①中译本一共连载了3期，到1901年4月出版的第1卷第3期中止。全书只翻译了前4章，相当于译完1961年张雁深译本的第4章“教育的法律应该和政体的原则相适应”。这个译本沿用了何礼之的译法，称：
万国政府之形质，可以三大别概括之，曰共和政治，曰立君政治，曰专制政治……以一人之喜怒裁决政务，不受法律之节制，而唯[为]所欲为者，专制政治也。②
译文中论及专制政治之处很多，如“专制政治，无所谓法宪以定其基本，自无所谓府库以藏其法宪。故此类邦国宗教常有大权。宗教者即彼所谓法宪之府库而为一线之延者也。不然，则必有一定之风俗习尚而不让于法律之权力者”。又说：
专制政治之所以为专制者，君主以一人而有无限之君权，又以行此君权之权力，举而再委诸一人。其人居至尊之地，其外皆仆妾也。彼其意一若万事唯我一身，一身之外，无复有他人者，则虽欲不骄盈矜夸，不涂聪塞明，不可得也。故专制君主，怠于政务而不顾，亦出于必然之势。当是时也，设官分职，以理庶事，同僚之间，争竞无已，莫不逞其私智，上以固其恩宠，下以恣其威福，故君主不得不亲揽大权，不得已则举国而听之于冢宰，使之专决政事，其权与入主同。东方诸国大抵如斯。③
由于《万法精理》中译本只有前4章，所以没有涉及何礼之日译本中关于“中华帝国是专制国”部分。不过，上引一段已将东方诸国归入“专制政治”之列，不能不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联想。更为直接的是，《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刊登的日本人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就明确将“中国”视为专制国。他说：
又吾人所不可不知者，第一，近代之君主政体，如古代之用专制至极点者亦甚少。除俄国、支那、土耳其数国外，大抵皆以宪法为主……所以如俄国、支那、土耳其等数国之专制政体，在今日已可称为各国例外之政体，将来亦不得不变……今日之世界，专制政体居十分之一，立宪政体居十分之七八。专制已败，立宪已胜，故专制之后，必成立宪也无疑矣。④
鸟谷部铣太郎的论述不仅明确将中国政体定性，并进一步以世界大势为据，指出这一政体必将为立宪所取代，提出了变革的方向。这种论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没有启发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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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1900年12月，第35页。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关于《译书汇编》的一般情况，参丁守和《<译书汇编>宣传西学提倡改革》，收入所著《中国近代思潮论》，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461页。
②《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1900年12月，第41页。
③以上分见《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1900年12月，第54—55页。
④《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1900年12月，第24—25页。
受以上思想资源的刺激与启发，约自1901年起，“专制”说逐渐为中国的海外知识分子所了解，并迅速成为他们批判的武器。①1901年5月10日《国民报》第1期刊出的《二十世纪之中国》说：
赢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故夫学术者，所以智民也，而民贼愚之。取古先儒言论之最便于己者，作一姓机关之学术；利于民者，辟之为邪说；专以柔顺为教，养成奴隶之性质，以便供已轭束役使之用……中国二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
作者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并没有使用“专制”一词，不过其具体描述与后来“专制”说所概括的并无区别。作者显然了解“专制政体”，他在后面叙述欧洲历史时多次提到“专制”问题，如“十八世纪之末，大革命起，倡自由平等之义者，声震全欧，列国专制之君闻声震骇……于是列国乘之缔结维也纳大同盟，主张君主专制之政体，将以全欧国力，压抑民权之说”等等。②一个月以后，即1901年6月10日《国民报》第2期刊登的《说国民》一文引述流行观点则直接将中国自秦以来的政体归为“专制”。文云：“说者曰：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谓三代以前有国民，而赢秦以后无国民。”③此文发表上距《万法精理》中译本问世只有半年。
此后，各种批判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不断见诸在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各种报纸。
梁启超在1902年5、6、10月第8,9、17号《新民丛报》及1904年6月第49号《新民丛报》发表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在1902年11月第21号《新民丛报》又发表了《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前文中他提到了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分类，后文中作者根据史书记载，对二千年的政治制度做了一番宏观概括。他说“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其恶之也，殆以此为吾害也”，并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均归结为专制之祸：
中国数千年君统，所以屡经衰乱灭绝者，其厉阶有十，而外夷搆衅、流贼揭竿两者不与焉。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如唐藩镇之类)，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如李林甫、卢杞之类)，十曰宦寺盗柄。此十者，殆历代所以亡国之根原。凡叔季之朝廷，未有不居一于是者也。至求此十种恶现象所以发生之由，莫不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④
以下，梁启超历数各代衰亡的原由，最终无不落实在专制政体上，所谓“中国君统之乱本何在?在彼十种恶业。十种恶业之乱本何在?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一去，则彼十种者无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防之也。”“苟非专制政体，则此十种恶现象者，自一扫而空；若是乎，吾中国数千年脓血之历史，果无一事焉而非专制政体贻之毒也。”⑤此文痛快淋漓，可以说是声讨中国二千年专制政体的一篇战斗檄文，其思路与观点对时人的影响不可低估。应该说，此文对于中国的专制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此后，知识分子则更多是直接接受这一论断，基于“专制”说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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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译书汇编》的影响，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42页有扼要的分析。
②张栅、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7—68、70页。
③《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6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0页。
⑤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3、95页。
1903年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也接受了中国“专制”说，此前他多次谈到或写到政体与朝廷情况，他只是称为“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没有提到“专制”。①1903年9月21日他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说：
支那国制，自秦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②
这里孙中山第一次提出秦行“专制”。数月后他在檀香山发表演说，亦云：
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③
此时“专制”已是与“共和”相对的制度，不过，孙中山尚没有明确将中国数千年帝王统治归为“专制”。到了1906年，他也如梁启超，开始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④。此后，专制成为他所常用的概念。
这种论断出现不久就迅速开始在国内传播，传播的桥头堡应是上海。1900年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8卷本，增加了《自强论》一篇，其中指出：“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无见，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蒙谓”当是指孟德斯鸠，看来他亦是从孟氏思想论著中接受的“专制”论。此前，作者心目中的政体概念还是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14卷本《议院上》)，此时作者尽管已经接受了“专制政治”这个概念，却没有明确将中国视为专制政治，或是有所忌惮，或是抱有幻想。⑤
1902年甘韩编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收入了前引《国民报》刊发的《论二十世纪之中国》、《说国民》等文，包含了抨击秦以来二千年专制的内容，此外，《君民权平议》与《尊民权》亦从不同角度批判专制，伸张民权。其中所收《孟德斯鸠学说》更是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孟氏三大政体说。⑥1903年邹容所著《革命军》在上海出版，其一开篇就说：“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后面回顾历史指出“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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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1897年初)、《中国的现在与将来》(1897年3月1日)、《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下旬)，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l981年版，第86、87—106、172—173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0页。
③《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④《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⑤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第173页指出，1892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就多次提到君主“专制”，不确。引文出自郑观应著、王贻梁评注《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及第112页注释1。
⑥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8“民政”，第3页下—8页上、14页下—16页上，卷4“法律”，第13页上—19页下，商绛雪斋书局1902年刻本。收入卷4的《孟德斯鸠学说》一文作者不详，似非梁启超。
业”，而他思想来源是：“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等书译而读之也”，理论基础是：“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①其上述思想亦应是源于孟德斯鸠等的著作甚明。
1903年发表于上海《国民日报》，并收入次年《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的无畏(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亦说：“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②这亦是出于反对专制提出要改用黄帝纪年。时人的思考已经从抽象的“专制政体”发展到对其具体表现的改造，可见“专制政体”说已成为思考的一个支点，表明该说已深入人心。
又如同年发表于该报，后收入《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的《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说：“环地球而国者以百数，而专制之国，独以亚洲为多；环亚洲而国者以十数，而专制之国，又以中国为最……及秦有天下，变封建而为统一，地方分权之制变为中央集权之制，君民共主之世变为君权专制之世……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以下则述历代限制君权的思想以及怂恿发展君权的思想，以证明“专制之祸”“溯其原因，皆起于中国人民之思想”。③这亦是以中国为“专制政体”作为论述的出发点。作者的分析将政体的不同落实在空间上，特别是将“专制之国”与亚洲联系起来，有明显的“自我矮化”的味道。
此后，专门论述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虽已不多，但正如熊范与1907年所说：“今日中国救亡之道，首在改革政体。斯说也，固已成为今日舆论之势力。”④许多文章都是以此为立论的一个前提。如1905年2月孟晋在《论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难易》一文中指出：“然观我政府，自数千年专制以来，积习相沿，已若牢不可破。”⑤同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第1号发刊词中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⑥1906年1月觉民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称：“夫专制流毒之浸淫于中国者，二千有余载矣。”⑦同年4月署名扑满的《革命横议发难篇》一文亦说：“中国自秦以来，专制之术，日益进化，君之所以待其民者，无虑皆钤制束缚之策也。”⑧1907年5月署名与之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认为：“中国夙以专制国闻于天下，近数年来，自由民权之学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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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1、652—653、654页。
②《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影印本，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A15．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第276页。
③《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第342—343、349页。
④《国会与地方自治》，1907年5月《中国新报》第5期，“论说四”，第87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⑤《东方杂志》第2年第1期，1905年2月，“社说”，第1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⑥《民报》第1号，影印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⑦《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6年1月，“社说”，第246页。
⑧《民报》第3号，影印本，第7—8页。
⑨《新民丛报》第4年第20号，1907年5月，第30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除了批判“专制政体”，亦有人提出应利用“专制”以实现“立宪”，显示了更为深入的思考。1905年5月刊发的穀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一文亦指出：“吾中国之政教，可以一语蔽之曰，寡人专制。”不过，作者不赞成“立宪而后中国可兴”的主张，提出“中国兴而后可立宪”，具体做法是“莫如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通过专制的力量发展教育，不适于生存者，“一以专制之力划绝之”，“其有合于强国者，一以专制之力提倡之”，并批评说“世人不察，徒诟厉专制之政教，欲举一切蹂躏之，盖亦炫于立宪之美名，而不知所处耳”。①其说认识到立宪无法一蹴而就，需利用专制力量，较之简单的批判要深刻得多，在当时也显得另类。1906年1月刊出的章太炎《演说录》亦云：“我个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甚么可贵……(但)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②这也是超越了全盘否定的二元对立观。但是，这种看法并非主流。
其实，同在1905年，最早将中国归入专制政体并加以批判的梁启超在游历美国目睹其民主制度的弊端与旅美华人的状况后，思想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他在该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中指出中国民智不开，施政机关未整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尚不具备，转而歌颂开明专制的优点，希望通过一强大而开明的朝廷来行使国家主权，抗衡西方。③此说看似倒退，实际反映了梁启超更深的观察与思考。不过，衬托在当时主张立宪与革命的两派的高亢旋律下，这类声音颇为微弱。其实，孙中山后来所说的“训政”的含义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并无原则性的差别，两人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的途径不同：孙是在推翻清朝后实行，而梁则寄希望于清廷。
20世纪初，上海的报刊与日本的中文报刊内外呼应，一道成为传播“专制”说的阵地。
经过几年的宣传，尽管在如何对待“专制”上意见并未统一，但视中国过去二千年为专制上并无异词。此说影响之大不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力主此说，就是如康有为、黄遵宪与杨度这样反对革命，倡导保皇改良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向此说低头。
早在1902年9月发表的《辨革命书》中，康有为就称：“又历朝皆少失德，无有汉桓、灵，唐高、玄，宋徽、光，明武、憙之昏淫者。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④强调专制并非满族所创设，而是沿袭汉代以来的旧制，潜台词并不否认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政治专制”。次年1月13日黄遵宪在《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中说：“吾非不知中国专制之害，然专制政体之完美巧妙，诚如公语，苟非生于今日，地球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较，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焉忘之……(中国)风俗之敝，政体之坏，学说之陋，积渐之久，至于三四千年，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⑤所说不无道理。杨度在1907年1月出版的《中国新报》“叙”中说：“今地球上以大国被称者十数，而中国居其一。虽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固有非各国所能及者，若以言乎富与强，则反在各国下数等。此其故何也?则以中国之政体为专制之政体，而其政府为放任之政府故也。”⑥此三位均反对革命，却同样不否认中国历来专制政体之存在，可见此说影响之深广。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为专制政体说出现10年后，甚至连清廷的大臣、官员也屈从于这一论断。武昌起义爆发后，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天代表曾有翼等致内阁袁世凯函称：“革命风潮浸及东省，东省人士非不知脱离专制，尊重自由。无如默观时局，知非君主政体不足以自立。”一个多月后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等致袁世凯转伍廷芳等电反对共和，支持君主立宪，其中亦称，“查我中原民族，休养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服教畏神，久成习惯”，因此认为不能急于实行共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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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第80—81页。
②《民报》第6号，影印本，第11—12页。
③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77—83页；参张灏《粱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73—177页；董萍平《论梁启超由主“变法”到主“开明专制”的思想演变历程》，《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37—42页。
④《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9月16日，第63—64页。
⑤《新民丛报》第24号，1903年1月13日，第39页。
⑥《中国新报》第1卷第1号，1907年1月，第1页。
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58页。
尽管这些人反对共和，但他们却已在使用与“共和”密切相联的“专制政体”一词来概括历代政体，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经屈服于新思潮。“专制政体”说开始成为清廷部分官员自我认识的一部分，为其覆灭提供了思想基础。宣统宣布退位后两天，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齐耀琳致电袁世凯等亦称：“此次中华改革国体，由专制一跃而为共和，阅时不过四月，潮流迅急，亘古所无。”①此人视清廷为“专制”显非始于清帝退位之时。从这一角度看，“专制”说并不只是一种流行世间的论断，它亦参与到历史实践中，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总之，无论维新派、革命派、保皇派，还是清政府，均接受了“中国专制”说，确如佐藤慎一所指出的：“在对现状的分析上，各持不同的未来图景的论者之间，其意见却奇妙地一致。这就是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一并视为专制政体。”②
3．“专制说”在中国大众中的传播与学界的不同见解
“专制政体”之说不仅很快见诸国内的书籍、报端，国内新出现的百科辞书中不久也开始出现“君主专制”的条目。1908年根据日本辞书翻译的《东中大词典》就设有此条，解释作“君主总揽国务，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独断独行，恣意处理者是也”③。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虽未见“专制政体”或“君主专制”的专条，但亦有一些条目内容涉及“专制政体”或“专制国”。④1915年首版的《辞源》也有“专制”一条，释义二做“政令之权，全出于一国之君者，日专制，参看专制政体条”。同时设“专制政体”一条，云：“国家之元首有无限权力，可以独断独行者，谓之专制政体，为立宪政治之对。”⑤表明来自西方、表示政体的“专制”，作为一个新词已在汉语日常词汇中占据了合法的位置，预示它将逐步成为中国人认识历代政体，乃至历史的概念工具。
此外，扩大“专制”说社会影响的另一重要渠道是20世纪以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自20世纪初起，一些历史教科书开始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皇帝描绘成“专制君主”，一些朝代描绘成“专制”王朝。目前所见，1903年夏曾佑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早的一部按新式章节体撰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再版，其中就有不少地方使用了“专制”与“专制政体”之说。该书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的第五节“秦于中国之关系上”云：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时亦促矣，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匆匆十五年l'4，尽演出之，诚天下之大观也。⑥
第十七节“文帝黄老之治”云：
文帝好黄老家言，其为政也，已慈俭为宗旨，二十余年，兵革不兴，天下富实，为汉太宗。其专制君主之典型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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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190页。
②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6页。
③转自钟少华编《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④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立宪政体”条(5．1009)、“法治国”条(8．268)，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分见丙集第91页、辰集第27页。
⑤《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1922年第17版，寅集，第94页。
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2页。
⑦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53页。
第二十节“汉外戚之祸一”云：
推其(指母后临朝之制——引者)原理，大约均与专制政体相表里。①
第六十五节“文学源流”云：
(以文辞取士)与中国相始终，推其原意，皆立谈之变相耳。此专制政体之不得不然也。②
对于历史上的许多现象均以“专制政体”来解释，无论现象与专制政体间是否存在联系，“专制政体”似乎成了包治一切的妙药。
此外，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钟毓龙编《新编本国史教本》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秦之内治”指出：
始皇为专制之大枭桀，故其内治多为专制，与后世关系甚多，约计之有六端(下略)。
此书1914年8月发行，至1920年已印行16版③，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可想而知。又如1924年出版的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云：
明太祖由平民得帝位，乃不料君权的膨大，反比从前加厉，这为什么呢?其实只是君主专制的自然趋势，明朝适逢其会，便得更上一层罢了。④
再如1932年出版的周予同著《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第三编“中古史——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与平民革命的暴兴”中说：
从此以后政权遂集中于君主的掌握，官吏变为君主的仆从，而确定二千余年来的君主专制的基石。
次年出版的下册中称：
明太祖的开国政术不仅将政权总中于君主一身，而且滥施淫威，竭力扩张君主的权势，明代官僚所受待遇的恶劣，远甚于前代。
君主专制的局势，到明代而达于极点，但这样的政制，便于英主而不利于庸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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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57页。
②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355页。
③钟毓龙：《新编本国史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初版，1920年第16版，引文见第57页。
④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61—62页。
⑤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60页；下册，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16、118页。
再如1933年出版的金兆梓著《新中华本国史》上编，第三章“政治的演化”中说：
汉代盛时的政治中心，实在是在皇帝一人手里。所有那时的政治，实在可说是君主专制政治，和上古的贵族专制不同了。①
应该指出，1949年以前的各政府所颁布的各种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中均没有将秦以来的政体称为“专制政体”的条目与要求，只是个别标准提到欧洲“中古教会之专制”、“十八世纪世界专制政治及其所引起之反动”②或“十八世纪的开明专制政治”③。明确将秦以后的政体与专制联系起来的是1956年以后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④上述教科书中的论述均是出自编者本人的观点，这些作者，除了钟毓龙生平待考外，余下的大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经受了民主思潮的洗礼，在教科书中做如此判断并不奇怪。
私塾蒙书退场后，历史教科书成为塑造广大国民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中国专制”说从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了解到开始进入中学教科书，前后不过几年时间，其间没有时间进行认真的思考、消化与鉴别。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一种舶来的新词汇、新论断就被视为当然的结论采人中学教科书，传授给青年，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焦急心态。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专制”说不过是民国学术界主流思想的延伸。1911年以后学术界的共识之一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为“专制政体”。1929年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政体制度小史》说，“(中国)习于一君专制之治，以为国不可一日元君”，“中国后世之政体，虽若一君专制之外，更无他途可出”。⑤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⑥这一表述对1949年以后的大陆学界有深远的影响，其实除了“封建国家”说之外，接受的均是民国时期通行的观点。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曾资生亦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君主专制政体。⑦杨熙时在讨论中国历代政制的时代划分时指出：“第二，有秦一代，是封建政治与专制政治交替时代。第三，秦代以来专制一尊，成了政治的常轨，所谓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中唐的藩镇，元清的种族专制等，都在这个自秦以来的专制一尊的政治环境里盘桓。”⑧王亚南在1947—1948年曾概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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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8页。
②徐则陵起草的《1923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第46课与第90课，收入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以下简称《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③《1929年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教材大纲(四)“近世史”，收入《历史卷》，第40页。
④《1956年初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初中一年级的说明中有“完成了统一全国事业的秦始皇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确立了”的表述，收入《历史卷》，第137页。同年的《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在秦、明与清代亦有类似的表述，收入《历史卷》，第198、207、208、209、212页；此后《1963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与《1986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均有类似的内容与要求，收入《历史卷》，第275、277、278、342、393、400、401、402、403、455、463、464等页。
⑤此书原为1929年上海中山书店出版，后收入《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8页。
⑦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册，南方印书馆1943年版，此据《民国丛书》第4编第20册，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第21、35页。
⑧杨熙时：《中国政治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此据《民国丛书》第4编第20册，第14页。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一官僚政治的支配。①
确如王亚南所说，在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无论是倾向自由主义，还是赞同共产主义，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各派见解不同。就连更早的“国粹派”也频繁使用“专制”来描述中国传统政体。②
民国时期，大概惟有钱穆明确反对将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归入专制之列。1941年10月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一文，对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的风气强烈不满。关于政体，则指出，“西人论中国政制，每目之日专制，国人崇信西土，亦以专制自鄙”，认为自称中国专制是“自鄙”。对于中国为何不是专制，他也做了简单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与西方有很大区别，其结论是“若目西国政权谓‘契约政权’，则中国政权乃一种‘信托政权’”。③几年后，他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指出：“西方学者言政体，率分三类：一、君主专制。二、贵族政体。三、民主政体。中国自秦、汉以下，严格言之，早无贵族，中国传统政治之非贵族政治，此不待论矣。中国虽有君主，然固非君主专制，此如英伦虽至今有君主，然不害其为民主政体也。中国传统政治，既非贵族政治，又非君主专制，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矣。”④不过，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存在过“专制”，同是在1945年发表的《论元首制度》中，他说：
细按中国历代政制，惟满清君主，始为彻底之专制，其所以得尔者，盖为满洲王室有其部族武力之拥护。其专制之淫威，虽甚惨毒，而亦尚不至于黑暗之甚，则因中国传统政制，虽此君权相权衡平调节之妙用已为破弃，而此外尚多沿袭，故最高政令虽常出之满洲皇帝一人之专断，而其下犹得弥缝匡救，使不致流为大害也。⑤
以上是钱穆一贯坚持的观点。在此前出版的《国史大纲》(1940年初版)与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钱穆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⑥尽管如此，此说一出，犹激起了萧公权与张君劢等人的批评，可见主张中国古代为专制政体者之固执。仔细分析，钱穆的论断尽管反对专制论，从更深一层来看，他与专制论者均接受了亚里斯多德三大政体说的基本框架，同样是以西方的政体说作为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国政体，与主流的区别只是在于部分否认中国为专制，而代之以民主政体说。这不过是一种“颠倒的”东方学，更多体现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与西方政体学说的对抗。钱穆立说依然没能挣脱西方学术话语的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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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此书原作为文章发表，1948年初版，1981年再版。
②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0页。
③收入《政学私言》下卷，《钱宾四全集》第4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23、133—135页。
④1945年3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41卷第6期，第2页，后收入《政学私言》上卷，《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5—6页。
⑤《东方杂志》第41卷第10期，1945年5月，第2页，《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42页。
⑥见《国史大纲》“引论”八，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16页。《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此外，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晚年则在《国史新论》中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关于他的这一观点近来亦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见万昌华《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117—118、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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