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杜海姆：软弱的印度精英阶层

经略-独家网编译组译

    就在不久之前，印度的发展似乎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2003至2008年，印度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8%，并且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几乎毫发无伤地渡过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10年11月，美国奥巴马总统对印度进行了他执政期间最长的一次访问。期间，在对国会的一次让人深受鼓舞的讲话中，奥巴马称"印度已崛起了"，并承诺支持新德里在扩大的联合国安理会中享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请求。那时，作者和分析员们已经撰写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章，断言21世纪属于亚洲的两个巨人，中国和印度。

    两年后的今天，印度的崛起却显得疲软。当前财政年度第一季度年经济增长率减缓至5.5%，并且仅个别分析师预期至本财年末增长率会升至6%。以美元计算，印度人均收入大约同2004年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持平，对一个仍处在早期发展的国家而言，这预示着经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印度每年需要保证7%以上的经济增长，才仅能满足对工作市场每年1300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尽管低于之前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仍为8%。）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主席普拉塔普巴努•梅塔说，印度是在"社会灾难边缘行走"。

    疲软的经济增长不只是唯一引起关注的问题。当前财年第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67%，至44亿美元。印度卢比2012年来持续下跌，连创历史新低。（截至九月中旬，卢比对美元汇率在过去的12个月下降了20%。）尽管可以说今年7月的大面积停电仅是次偶然事件，但这次导致6亿人停电的事故加剧了世界对印度基础设施风险状况的担忧。紧随这次停电事件而来的，是上个月一则由世界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出的严重警告：印度有风险成为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的第一个"堕落天使"。

    今年9月，印度政府提升了柴油价格，并宣布了一系列人们期待已久的在零售、航空和能源领域的经济改革。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第一次被允许占有它们在印度业务的大部分股权。但在反对派和执政联盟盟友大规模的强烈抗议下，这些有限的改革，能否在八年的过程中坚持贯彻仍有待观察。抗议者的街头示威以及联盟伙伴扬言倒阁的威胁凸显了印度民主制度的不可预测性，并预示着印度的改革并不会像许多人所设想那样平稳顺利进行，很可能是一场混乱。

    与此同时，印度议会还因一系列高层腐败丑闻而陷入瘫痪。在东北部阿萨姆邦的穆斯林与土著居民，以及印地中心地带北方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间，均爆发了暴力冲突。今年8月，约5万移民从东北部迁移至浦那、海得拉巴、班加罗尔、钦奈等西部和南部城市，准备谋求更好生活，但阿萨姆邦发生对反穆斯林暴力事件的报复行动后，他们因惧怕而纷纷返回家乡。慌乱中，印度政府封禁了300多个网站网页，其中按照大多数民主国家标准是有害网站的只占少数。加上印度政府尝试封禁社交传媒网站推特和脸书网等愚昧行动，并以殖民时代的煽动叛乱法短期关押一名政治漫画家等做法，让人们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产生了质疑。

    这一类的问题让人们对印度政体提出了质疑。统治这个国家的精英们，能带领这个拥有12亿人口，其中半数25岁以下，有着令人吃惊的多样性的国家脱贫致富吗？在一个王朝政治盛行、政界联合脆弱、地方诸侯权力强大的时代，印度的经济改革能实施下去吗？在关联着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及遍布苏哈托裙带的印尼的资源争夺战中，印度能取得胜利吗？政治家们能否摆脱种姓制度、宗教和语言的束缚，真正基于理念讨论构想国家的未来？总之，最广义上所讲的政治，会帮助印度发挥它的潜力，还是会有碍她的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对印度下定论为时尚早。曾经否定过印度的人都被否定了。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记者塞利格·哈里森曾做过著名的预测，他说印度正经历着最危险的几十年，国家将可能会分裂或转为独裁统治。然而除了20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停止了选举并限制了公民自由的21个月过渡期外，这两种预测均未成真。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印度绿色革命前，有人怀疑国家能否养活其迅速增长的人口。而现在印度却在为多余粮食烂在仓库的问题而头痛。一年的缓慢增长也难磨灭自1991年来的经济改革的成果，印度已比其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在这期间，印度已使2亿多人脱贫。据世界银行的报道，生活在赤贫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已由一半多下降至不到三分之一。

    此外，许多促成自1991年来印度比较成功的故事的元素仍然存在。根据不同的定义，印度估计有6千万至3亿的中产阶级，他们为印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印度是一批雄心勃勃的跨国公司的源发地。今年，有48名印度人入选了"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豪榜。总部设在孟买的塔塔汽车公司撇开了人们的质疑，在收购捷豹路虎四年后扭亏为盈。阿尼尔•安巴尼的ADA信实集团拥有好莱坞工作室梦工厂50%的股份。2010年，印度马恒达汽车公司接管了韩国双龙汽车公司。印度同时也不同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它拥有健全的国内金融市场，能为企业提供便捷的资金来源。

    尽管印度的全国储蓄率在过去三年中有所下降，现为31%，但它仍高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仅略低于20世纪70和80年代创造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时的水平。尽管企业高管常常抱怨印度的教育水平，但也只有中国每年能培养出数量与印度相当的工程和管理专业毕业生。大量有前途的学子分散在世界各地，仅美国就有300万人之多，他们为印度与西方思想和创新上的交流构建了桥梁。

    就印度不稳定的民主体制而言，从积极的方面讲，一些如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和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等，有相对良好政府管辖的地方，政府是鼓励商业发展的。随着国内28个邦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将促成更好的政府管理。最后一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尽管存在诸多弊病，但印度的民主为印度提供了非常好的政治结构稳定性。不同于其他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不同级别的印度权力交接过程都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选举表决完成。

    虽说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不受政治失控的影响，冷静的观察可以发现，印度也处在不很有利的状况。布朗大学政治学家阿舒托什‧瓦尔什尼指出，"印度正在尝试进行一场现代史上极少国家成功达成的转变：在已建立的民主秩序下推行经济自由化。"

    换句话说，相对于亚洲最成功的经济体日本、韩国和台湾而言， 1947年独立的印度更早地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便采取了普选。（小国新加坡仍可被视为准独裁国家，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始终持有执政权。）尽管印度对民主的尝试在很多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至少赋予了那些在社会金字塔底部的人更多权利，但这个体制同时使印度很难推行重要却不受欢迎的改革，例如削减化肥补贴、确保农民按市场利率支付电费等。

    很难说，印度的政治家们普遍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譬如，独立65年后的今天，印度民主体制下对政治家们教育水平的看重程度，却不及允许印度人自治的英属印度的最后几十年。独立时期，印度的统治阶层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里教育程度最好的。被视为国父的圣雄甘地，曾是伦敦内殿律师学院毕业的一名律师。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就读于剑桥大学，而宪法章程的主要起草人B·R·安贝德卡，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简单的说，在学识和廉洁的作风上，印度的创始人们要比它今日的继承者平均高出几个级别以上。如今，接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和邦的立法议员都受到过针对他们的刑事指控，其中严重的包括如谋杀、绑架和勒索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理想接受世界级学府的教育，并有志于融入印度公共生活的年轻人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最具才华的人更青睐加入私营企业或移民到西方国家。印度选举时，选民往往主要是根据竞选人的身份--种姓和宗教而投票的。此外，在印度多数政党已演变成一种家族政治，政治地位像传家宝一样由父辈传至子辈。在诸多方面讲，政党更像是个人崇拜，而不是一个由许多有相似理念和政策见解的人组成的组织。

    这些家族中最知名的自然是尼赫鲁-甘地王朝，存在时间之长只有朝鲜的金氏政权或沙特阿拉伯的沙特王室可以媲美。英迪拉·甘地的儿媳，索尼娅·甘地，是执政国大党的主席，同时也是印度权力最大的政治家。大家都认为她温文尔雅的技术官僚首相曼莫汉·辛格，是为甘地42岁儿子拉胡尔暖座位的人。如果拉胡尔·甘地成为了首相，他便延续了他的父亲、祖母和曾祖父的脚步。如果他未能晋升大位，则这个几十年来忠实于血统而非理念的党派，大概会转而支持他40岁的妹妹普里扬卡。

    这些情况并不是国大党独有的。艾吉列斯·辛格·雅达夫，北方邦邦主，是前任邦主穆拉耶·辛格·雅达夫的儿子。而乌塔拉坎得邦的邦主也是由前任邦主的儿子出任。旁遮普，印度的粮仓，当地的政治主要是受两个强大的家族控制，一个代表着前朝王室，另一个则是得到锡克教的支持。奥利萨邦，察莫邦和克什米尔邦的邦主无一例外都是由前任的儿子担任。直到2010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邦主一席也落入了前任邦主儿子的囊中。

    就连印度议会也难逃裙带政治的荼毒。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佛兰奇指出，印度议会10名女议员中有7名是靠家族关系才被选上的。印度议会年纪在40岁以下的议员有三分之二都是来自政治家族的"世袭议员"。在其他国家好的出身最多只能帮政客一把，而在印度却可以让政客平步青云。五十多个家族强有力地统治着几乎整个印度。一般来说，共产党和由印度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印度人民党（BJP），这两个拥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政党，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得比其他党要好。然而现在人民党那些最出色的年轻议员和那些恬不知耻的国大党"世袭议员"比较起来几乎一模一样。那些比较小的基于某个种姓或地区的政党，如雅达夫的社会党，是典型的个人崇拜政党。这些政党的最高领导人通常是空打着某种社会主义变体的大旗，以便在几乎完全基于出身政治的选举中赢得胜利。

    可以说，这样的体制滋生了腐败。由于缺乏政治透明化的文化，基本上所有的政党都用贿赂的方式来进行竞选，在大多数区这些贿赂包括承诺给投票者免费的厨房电器或者笔记本电脑，又或者是在前一晚用信封装上现金送到他们手中。由于缺乏党内竞争，一党的领袖可以有力地控制竞选资金，并且在其执政时，私吞国家补助。因此，毫不意外的是，政客与其亲近的资本家在采矿和房地产等行业建立起了一种共生的关系，这些行业的成功秘诀就是和决策者打上交道。在某些例子中，政客和背后的资本家其实是同一人， 譬如最近爆发的"卖矿门"，印度珍贵的矿产资源被低价贱卖给了私人公司，政府审计人员宣称国库因此损失了340亿美元。

    无论是王朝政治还是腐败都不是印度所独有的现象。前者没有明显地阻挡新加坡的进步，后者也没有拖韩国的后腿。但是印度承受了以往犯下错误的后果，那些错误并没有被完全地承认，因此也没有被完全地改正。印度第一任总理，加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费边社会主义者。他瞧不起市场经济并热衷于计划经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把蛊惑人心的那一套玩得出神入化。她把从父亲那继承下来的粗糙的许可准入体制变成一种精细的经济折磨手段。她在位时，印度的边际税率一度涨到97%。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许可准入体制，导致连哪个地方可以建工厂或者工厂产出多少这类最平常的经济决策都是由官僚决定的。

    英迪拉的统治一共持续了几乎20年，直到她在1984年被刺杀为止，在她的任期内，印度慢慢地在人均收入增长和人类发展方面落后于东亚诸国。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和英迪拉两父女先后一共统治了这个国度37年。他们建立了一种延续到现在的基于政府干预和赐予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渗透极深以至于在野的印度人民党，表面上的右派政党，也常常支持那些与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理念相似的经济观点。人民党在执政期间（1998-2004）也推行过改革，而如今处于在野党位置的他们则对政府的燃料价格合理化政策发起抨击，他们也反对外国资金插手印度零售业，并且阻止政府用现代的货物服务税收体系替换以往的效率低下的税收征收体系。

    由于传统上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没有任何一届国大党政府，包括1991年迫于赤字危机而进行改革的那一届，对自由化采取欢迎的态度和向公众解释自由化的作用。绝大多届的政府似乎把自由化看做是在深陷危机时所服用的苦口良药--譬如最近九月印度政府发布的一系列市场自由化改革。对于其他党派来说，自由化是令人生厌的做法，政府通过这种做法为福利计划提供资金来源，这些福利计划包括给农民谷物补贴或者为其提供在政府工作的机会。这也就怪不得政府中的少数改革派通常要偷偷地实施改革，他们宁愿慢慢一点点从边缘开始调整政策，也不想一下子高调地把那些亏钱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或者削减津贴。

    从经济角度角度来说，这样做会使印度在财政上无法持续发展，但是从政治角度看，却是十分合理的。事实上，现在以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在2004年得以重新掌权，靠的就是一个事实上错误但在选举时极具说服力的论点：自由化无法帮助印度的穷人。毫无意外，国大党把自己的当选看成是加大福利开支（通常是浪费的）和阻止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一个理由。2009年重新选举时国大党在议会中获得了更大的支持，这使得印度政治界越发坚信只有发展福利才能保证当选。也只有经济发展放缓，或者是辛格在90年代任财政部长时所获得的经济改革者的这一国际形象受到损害时，国大党政府才会被迫部分改变自己的政策方向。

    这些为了民主而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印度独有的。可是所有代价加起来就产生了一个让人担忧的隐患，那就是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的抱负和其政治的文化在根本上就无法协调。表面上，印度和其他民族国家没啥两样--她有民选的政府，专业的公务员队伍和继承自英国的法律体系。但是与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不同，印度大部分政党阶级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社会中最有生产力的群体-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中产阶级寻求秩序；而政治阶级依赖混乱。中产阶级崇尚勤劳和节俭；政治阶级则沦为虚伪和盗窃的代名词。中产阶级的成功依靠良好的教育；政治阶级的成功则是依靠自身背后的家族力量。

    这种反常的政治准确地反映了当前印度选民的素质。政府对中产阶级的数量估计（多达3亿人）是基于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买得起基本的消费品如手机，电视机，或者摩托车等的标准。尽管3亿消费者对三星公司或者本田公司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印度来说这些人也仅仅占了其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此外，我们不清楚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反对现状的。坦白说，就算人们买得起手机穿得起运动鞋，他们也仍可能会认为烧公共汽车是政治抗议的合法手段，认为尼赫鲁派的社会主义是理想的经济体系。

    尽管如此，希望的曙光还是有的。摒弃印度自己的标准，按全球标准来看，印度有大概6000万的中产阶级。随着收入不断上升和通过电视新闻，社交媒体，国外旅行等手段逐渐对外部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中产阶级这支大军最有可能对印度政治的怪异规则率先发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政党无法调动社区力量来终止中止这种发难，那么它就有可能会丢了面子和其影响力。

    但就算是这么一个群体，一个总体上受过良好教育和专业训练的阶级，也面临着强大的挑战。除了本身数量相对较少这个弱点外，中产阶级还被大多数有着家族统治传统的政党拒之门外。在印度政治文化里，提出异议就代表着不忠，这种观念阻碍政党内部开展激烈的竞选，而激烈的党内竞选在其他工业化国家里是十分平常的。凭着幕后操纵和行政能力的合理配合，一个出色的律师，医生，或者记者也还是可能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的。但为此他必须愿意涉足臭名昭著的腐败体系，并且得永远充当政党内部选定的"太子"的替补角色。很显然，那些最具道德，最有才华和雄心壮志的人是不会选择从事这样的事业的。

    然而，那些被政治集团拒之门外的中产阶级其实也是咎由自取。凭借他们的资源、组织能力和对媒体的利用，他们理应更加尽力地争取而不是碌碌无为。不像美国，在印度，你越有钱，你就越不想投票。在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的富裕小区，在首都周边兴起的卫星城如古尔冈的高档公寓楼群，人们宁愿选择逃离印度的民主都不愿去修复它。他们有自己的发电机，有私人保安维持治安。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和私立医院。大多数时候，政治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他们通常只是看一下电视新闻，闲话一下各个政党，并且，充其量只会参加5年一度的全民选举。

    不过，从长远看来，民众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不会持久的。印度若想选出合格的领导人，那些知识分子就不仅要积极投票，还要寻求办法积极参与政治。米拉·桑亚尔，跨国银行荷兰银行的资深银行家，2009年时在孟买竞选国会议员。他的这种唐吉诃德式的尝试应该被树立成鼓舞人心的榜样，而不是嘲笑的对象。（桑亚尔只赢得了64万选票中的1万。）沙希·塔鲁尔，这位来自南方喀拉拉邦的前任联合国高级官员曾经成功当选印度国会议员，他的事例也说明了印度选民也还是愿意给圈外人一个机会的，可惜的是沙希·塔鲁尔后来在一次曲棍球丑闻中给自己政治生涯抹上了污点。班亚仁·潘达，一位来自于东部奥利萨邦的善于表达的政客，则发现了把传统的选区政治和前瞻性的政策融合起来的方法。

    就长期而论，圈外人的处境也许会越来越好。如果经济重新振作起来，那些拥有稳定工作、住房贷款和专业精神的人会越来越多。麦肯锡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到2025年会比现在增加大约10倍，达到5亿8000万人，或者超过印度人口总数的40%。到那时，大概政客们会发现再也没有必要去煽动民众对抗零售业巨头或者因为燃料价格问题而瘫痪首都的交通。

    如果更多的政客能跳出这种传承下来的出身政治和靠政府派发礼金选举的模式，他们会发现一种巨大的可能，那就是他们自身的政党乃至于整个印度都会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体制内，政见赢得支持，靠的是报纸和电视以及基层民众对异议的有序表达。印度要想成为发达国家，那么它的政客们就得跟上21世纪的脚步。要不然，他们就可能拖整个国家的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