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政治

殷之光:巴以冲突的历史语境与寻找中东政策的新话语

经略29期
干涉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表现,不仅仅在于直接的武力存在,更在于以金融和宗教甚至是文化力量介入的干涉方式。这种干涉主义,不能以简单的西方/东方,或者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冲突的二元对立方式区分双方。泛伊斯兰主义本身,便是在穆斯林世界内部所产生的干涉主义形式。另外,资本市场标准的单一化也是这种干涉主义在新时期的表现。

5月5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对北京进行了3天的访问。同时,5月6日,收到新任总理李克强的邀请,新近连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到达上海,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在会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并重新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国内外媒体与评论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国将会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到中东事务中去。那么,究竟如何将这"四点主张"变成符合中国利益与外交精神的战略主张?而非简单地卷入到矛盾纠结的巴以冲突问题中去,避免走美国中东政策的老路,则需要展开一个更为系统的对于新中国以来第三世界外交战略以及对于巴以问题的梳理。

虽然,在今天动荡的中东局势面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似乎都已经是一个不再那么引人注目的老问题了。相比这个持续了几代人的痛苦而言,我们似乎更容易为发生在当下的事件所吸引。并且,阿拉伯半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便不断被冲突与矛盾所笼罩。从表面上看,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纠结,其核心矛盾似乎建立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就领土,特别是圣城耶路撒冷归属问题上产生的不可调和的冲突。随之而产生的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及持续不断的双方武装斗争,也都成为巴以冲突问题下诸多纠结不清的情况。巴勒斯坦问题还是一个情感错综的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其开端,便以充满感情色彩的文学作品及宣言,号召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回归故土,重新开始本民族的生活方式。而随着二战之后大量的犹太移民涌入,以色列建国,原本居留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穆斯林也开始面临着同样的流离失所的命运。此外,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冲突给双方都制造了大批的平民受害者。巴勒斯坦这一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共同称为家园的地方,在战争阴云笼罩下毫无宁日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巴勒斯坦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政治的权利纠葛。以色列与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巴勒斯坦在地区政治中所占据的关键位置使其成为处理石油经济,教派冲突,叙利亚内战等重要事件的博弈场。

风云起伏的阿拉伯世界,似乎是整个现代世界一成不变的"他者"--不仅仅是如萨义德所说的西方的他者,甚至也是我们东方、我们现代中国的他者。我们为何去理解阿拉伯世界,以何种眼光审视这一世界,也便照映出我们反观自我的路径。而对于错综复杂的阿拉伯世界自身来说,巴以冲突无疑也是一面镜子,照映出了19世纪末期以来,笼罩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那种宗族与宗族、殖民地与殖民主、资本与人民、世俗与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现实政治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纠结关系。

我们从来不缺少对于巴以问题的叙述。从外交史角度来阐述巴以问题的文本浩如烟海。近些年来,又有西方史家,意图通过殖民史的角度进入并阐发一战以来形成的阿以冲突问题,特别是为何以色列会最终落脚巴勒斯坦这一历史问题。二战之后,由于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政策,西方世界普遍兴起了一种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近乎毫无保留的同情。在遍布欧美的犹太知识分子影响下,对于犹太人命运、大屠杀等问题的思考,在雷蒙·阿隆、汉娜·阿伦特、甚至是齐格玛·鲍曼的讨论下,与欧洲政治现代话语中的极权政治讨论及现代性问题相结合,更获得了理论的深度与普遍性的基础。当然,当反殖民的讨论浮现在西方学界视野中后,理论生产也渐渐开始倾向于那个曾经被西方话语压抑的"东方"(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那些曾经被殖民霸权所蔓延的东方--即阿拉伯世界与印度)。由此而产生的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角度开展的叙事则更是不胜枚举。萨义德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便是其中最富感情的一种。然而,正如他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隐晦地说道:"我在远方写作,我并没有经历创伤。"许多参与到巴勒斯坦问题讨论的人--无论他们选择站在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一边,还是同在战争与袭击阴云之下的普通以色列人一边--似乎都并未真正处在这一动荡不宁的现场。巴勒斯坦问题也远远超出了武装对抗、领土冲突、难民问题的法理边界,进而成为了一种关于压迫与反压迫,流亡与回归,身份与认同,和平与战争等普遍主题的哲学讨论,甚至是意识形态冲突。针对这些问题的表态,往往直涉人的道德与政治立场。笔者并无意介入这一充满争议且富有感情的讨论。而更希望能够站在今天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为巴勒斯坦问题在当下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提供一种有限的讨论。而这一讨论的语境,则是新近发生的阿拉伯世界动荡。这一讨论的目的,则希望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的角度,为中国可能的中东战略提供一种分析。更重要的是,讨论是否可以透过对于巴以问题的介入,进而提出一种系统的、符合中国利益的、且非霸权的中东政策话语。

 

历史:在欧洲"中止"之处的巴勒斯坦问题

 

当罗马帝国焚毁了耶路撒冷重建起来的那座犹太人圣殿之后,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又被当作一种消除犹太人历史记忆的方式,重新被加在了这块被犹太人视作神赐福地的土地上。正像2000多年之后,犹太人命名这里为"以色列"一样,围绕在这里的一个主题似乎是对于身份、认同以及记忆无休止的争夺。对于欧洲历史叙事来说,这里--特别是耶路撒冷--曾经一度占领着欧洲基督教世界想象的中心。那副著名的挂在英国赫利福德大教堂墙上制作于13世纪晚期的《世界全图》(Mappa Mundi)是一个让我们观察中世纪欧洲世界的窗口。透过这一窗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圆形的世界被置于上帝的观察与庇护之下,最后的审判超然于世界历史之外。而在这个可见的人世中心,则是耶稣布道的地方--耶路撒冷。越接近耶路撒冷这一中心的世界则越接近人们所熟悉的人性的世界,而越远的地方则被奇禽怪兽越多占据。耶路撒冷又是欧洲的边缘。这里充满着那些令欧洲恐慌的外人与异教徒们。

1095年11月27日,教皇乌尔巴诺二世响应拜占庭帝国亚历克休斯·科姆尼拉斯的请求,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讲,号召欧洲诸国组成一支志愿部队,前往耶路撒冷去营救在"异教徒"铁蹄下的基督徒们。"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说道。可是,当十字军4年之后到达耶路撒冷时,这里的穆斯林、犹太人、甚至是基督徒们却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在这之后,一个拉丁化的王国在耶路撒冷建立起来。它控制着巴勒斯坦沿海地区,控制着海港以及王国内地一切的出口贸易。80多年之后,阿尤卜王朝的库尔德人萨拉丁从圣殿骑士手中重新夺回了加沙,夺回了耶路撒冷。然而,这段所有欧洲的基督徒与阿拉伯的穆斯林都颇为熟悉的历史既不是巴勒斯坦纷繁纠结命运的开始,也远非它的结束。这里经历了埃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占领。战乱与贸易交通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复杂的民族成份。直到19世纪,这一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边陲,隶属于大马士革省与贝鲁特省的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土地,依旧混居着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教徒们。1887年之后,由于耶路撒冷特殊的宗教地位,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直属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每年,耶路撒冷都会接纳许多来自欧洲的基督徒朝圣者们。他们相信,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当然,还有为数更多的穆斯林朝圣者。耶路撒冷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三大圣地。穆斯林们相信,按照一些圣训的说法,这里便是先知穆罕穆德夜行登霄的地方。自11世纪以来,在穆斯林心中,耶路撒冷应当被称为al-Quds(圣城)。而对于犹太人,这里更是独一无二的圣地。耶路撒冷几乎是所有犹太人的精神家园。自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成了圣殿。圣殿数次被焚毁的命运似乎也成为了犹太人历史的象征,而那面仅存的西围墙,也成为现在犹太人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全部想象。

从社会结构方面,这块处于帝国边陲的土地仍旧延续了其阿拉伯属性。绝大多数居民为阿拉伯人,绝大多数人口为穆斯林。此外,穆斯林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为游牧的贝都因人。城市人口则大多为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占有着商业、政治、以及金融资源。作为一个大帝国的边陲行省,在这一帝国的世界图景下,民族似乎仍旧还是一个较为含混不清的身份。我们很难用今天所熟悉的统称"阿拉伯人"去描述那些居住在这里的穆斯林们。虽然他们主要讲阿拉伯语,但是在他们中间,似乎只有那些贝都因人才能在今天的意义上被称为"纯粹"的阿拉伯人。其余的则可能是古迦南人、腓尼基人、或是古希伯来人的后裔。与这一含混不清的民族身份相比,教派与部族的认同则更为强烈。他们中间有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还有德鲁兹派与欧洲裔的基督徒,当然还有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甚至他们其中不少也来自欧洲各地。在巴勒斯坦社会内部,其基层的管理仍旧遵循部族制度。阿拉伯人的酋长(Sheikh)控制着农村社会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奥斯曼帝国政策的直接执行人。奥斯曼帝国也认同这种权力结构,通过由政府行政长官向酋长授袍的仪式,在形式上确认这种酋长与帝国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而酋长的权利来源,仍旧来自与他与部族成员之间家长式的关系。因此,部族仍旧是这一地区的基本组织结构,也是这一地区政治方式的基础。部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单单以和平的政治、经济竞争方式出现,往往也会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才会武力介入。事实上,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种不同部族之间的纠纷与对抗形势实际上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这一边陲行省的管辖。帝国中央政府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来自于税收(包括对往来耶路撒冷朝圣者们的课税)和贸易。在这一地区,犹太人、德鲁兹派以及基督徒为少数民族,真正能够对帝国统治形成威胁的,便是占据总人口80%左右的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穆斯林。为了避免他们形成统一的分离势力,维持帝国政府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松散管辖,维持该地区穆斯林内部的冲突局面实际上是帝国最为经济的统治方式。而到了20世纪初期,对于与奥斯曼帝国有对抗关系的英帝国来说,最为直接的方式便是希望能从内部将这一陈旧的、多语言多民族的帝国瓦解开来。巴勒斯坦,连同帝国边陲的其它阿拉伯人区域则变成了英帝国希望统一的对象。

然而,无论从文化、宗教还是情感上,游牧且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总不是欧洲理想的伙伴。即便在劳伦斯(T. E. Lawrence,即是那个被称作"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军官)看来,那些能讲一口流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犹太人要远比那群阿拉伯人入眼多了。他明确表示,"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标准与生活方式,使得他们能够适应在这一地区的生活。同时,这套方式要远




技术支持: MIINNO 京ICP备20003809号-1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