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导言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我们村里来的女孩子们都死在大火里了。只有我活了下来。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幸运，能从鬼门关逃出来。

--工厂大火中一位幸存者的话

1993年的11月19日，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的一间港资玩具厂，这是一间专门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的分包厂。80多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其中只有两名男性，其余均为女性。另外50多人被严重烧伤，还有20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就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中国的外商投资工业区的第一场大火发生于1990年5月，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东莞，一家专门为欧美市场进行出口加工的港资雨衣厂发生重大火灾，80多名工人葬身火海。惨剧发生后，我到广州的一家医院探访受伤工人，那是我与中国外来工们的第一次接触。稍后，在1990年7月，我又和好友陈瑜一起，对分别来自湖北省四个村子的受伤工人进行了追踪调查。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广大农民工，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代价。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既有希望与渴求的躁动，同时也充斥着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罪恶，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底层的牺牲经常被视为发展之必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晓明，一个在这场大火中，经历了与所有同乡姐妹们的生离死别而幸存下来的打工妹。正是她，正是她所经历的这场能使厂房崩塌，却无法使年轻的打工妹们梦想成灰的大火，使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计划。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确定激励我完成此书的，到底是那些仍然满怀梦想与渴求继续前行的幸存者？还是这场大火以及被它所吞噬的人们？

为了探索女工生命中无法逃避的这些社会暴力，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者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提出一种社会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晓明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光、疼痛和记忆，凸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细诉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这场大火已经过去十年。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当我看到打工妹这个新的社会主体正在奋力挣扎欲出的时候，晓明的生命仍然在我的脑海中闪着微光，忽明忽暗。第一次见到晓明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上下几乎全部遭到严重烧伤，唯一幸免于难的那张美丽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明亮而纯真的眼睛。她看上去十分虚弱，但却非常平静。

小孩子喜欢打架，喜欢蹦蹦跳跳，喜欢唱歌。可我喜欢跳舞，所以我想过或许有一天我能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到我们村可不容易了，我们的村在大山里面，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要到我们家，你必须得走上大约一个小时......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家......

我们那里的人很穷，但是很单纯......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信任。我不喜欢城里人。

我帮父母做了几年农活和家务，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种田，我也不喜欢。每个人都视在"外面"干活很好玩，而且还能赚很多钱。

1990年，我和几个同乡一起离开家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家制衣厂找到工作。那次是我第一次找工作。进厂前，管理者对每个人都要进行面试和笔试，那个时候我真害怕极了。在厂里人人都争工作，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孤单。

我告诉自己要做个成年人，无论厂里有没有同乡，我都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工厂安排我住在工人宿舍的一个小床铺上，我谁也不认识。那个时候我才尝到了人们常说的那种离家的"滋味"是什么，就是从此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但是刚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大城市、高楼大厦、商店，还有那么多的人......就好像看电影一样。而我自己就在电影里面。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觉得自己特别土气特别单纯。......

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做得很不开心。厂子是个台湾老板开的，总是拖欠我们工资，本来应该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发工资，但是他们总是迟发，有时候迟一个月，有时候迟两个月。......好在工资不比其他厂低，我每个月能赚到300块钱。

我是1991年5月离开那间厂的，我表姐介绍我到了现在的这间玩具厂，这个厂很大。......我们干活很辛苦，从早晨到半夜，一天12个小时。每天都累得我精疲力尽。......但在这里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有很多亲戚朋友在这里；我们经常聊天儿，还能互相帮忙。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再想过要跳槽去别的厂。......每隔三个月我都会给在老家的爸爸寄600块钱，也给自己存几百块钱。我觉得自己至少能在这间厂干上几年。

但是后来却着火了，大火......

我从未想到会认识晓明--这个年仅21岁，刚从湖北农村老家出来打工不久的年轻女孩。因为担心唤起她对大火的记忆过于残忍，于是我和她聊起了她的童年、她的家庭以及她在深圳打工的经历。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但在我的脑海中，她的脸庞和声音却依然是那么的清晰。

玩具厂的工作让我觉得很满足。虽然工作特别辛苦，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乐趣。

我们有个计划，打算在回老家结婚之前，大家一起存够钱去北京玩儿，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啊。

一般来说，工厂大火之类的社会创伤预示着社会暴力，也呈现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国家、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张力，在这三种张力之下，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产生了。分别来自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这三重张力相互作用，彼此强化，构成了中国向全球化生产开放时代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新蜕体（configuration）。尽管这些张力有其自身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但它们正在迅速地发生着转型和重构，正在迫切地寻找新的权力和实践模式来进行社会管治。毋庸置疑，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将中国重新定位为"世界工厂"是跨国资本的一个精心安排。这种安排从一般意义上为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孕育提供了基础（Lee 1995，1998；Jacka 1998；Pun 1999；Xu 2000）。跨国资本向中国的转移，不仅因为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同时还因为这里有大量勤劳、温顺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工，她们更愿意每天埋头苦干12个小时，她们更能适应精益生产方式（just*瞚n*瞭ime production）的要求，并且她们还是全球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者（Croll 1995；Davis，ed.2000；Chen et al.2001；Pun 2003；Yan 2003）。

在当代中国，打工妹的生活必须被放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发展背景之中去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主要由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构成：一股力量是国家对社会治理模式以及社会政治工程的变革；另一股力量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资本化和市场化，国家将其冠以"追求现代性"或者"为了全球化"之名，并且提出了要"与全球接轨"的口号。"政党-国家-计划经济"（party-state-planning nexus）模式曾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因素，现在却转变为"政党-国家-市场经济"模式（party-state-market complex），权力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这些都导致中国社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冲突和紧张，而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抗争也必将随之出现。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国家向全球资本开放并导入市场机制。于是，市场和国家联手承包的这项社会工程，使中国社会遭受双倍的创伤。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国家权力与跨国资本的联姻都将生成新的控制形态。

这一次，无论是土地还是劳动，无论是自然还是生命，都被"市场化"为商品出售，而操纵这场"市场化"的，不单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还包括政府。无论怎样，改革时期中国中央权力的"去中心化"以及意识形态作用的式微趋势，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了对社会生活的管制（Shue 1988）。相反，在当代中国，陈旧而僵化的户籍制度，地方政府不断扩张其行政权力的狭隘本质，对人口和经济发展的严格控制以及对独立劳工组织发展的种种制约等，无一不决定了无产阶级的生成（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

打工妹是城市里的匆匆过客。她们在城市中打工的时间一般很短，平均约为4～5年。这样短暂而无常的打工生活并非她们自己的选择，而是政府与家庭父权制的双重张力所造成的结果。政府通过户籍制度，从结构上将打工妹们的命运与农村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从农村外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们，在城市中无法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例如居住、成家、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等。参见Dorothy Solinger（1999）关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和农村人口限定在不同的生活机会和权利中的生动描述和分析。这导致在城市的工业开发区中普遍采用劳工宿舍制度。通过宿舍制度，用人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和榨取劳动力，而且完全毋须为中国的劳动力再生产等长远问题担心。中国的户籍制度尽管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但它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人口及劳动力，使跨国及私人资本从中受益匪浅。借助户籍制度的庇护，资本对中国劳动力的临时性使用从制度层面上获得了合法性。于是，剥削和掠夺被进一步打上地方性以及文化性的烙印，使深圳以及其他经济开发区的全球化工厂中普遍存在的临时性劳动力使用方式被永久地固定下来。

尽管中国的父权制家庭正随着社会变革发生着迅速改变，参见Deborah Davis和Stevan Harrell等（1993）关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家庭形态变迁的讨论。但它仍旧严重制约着每一位农村女性的生活道路，尤其是在教育、家庭劳动分工、就业以及婚姻选择等方面。打工妹中的大多数是年轻的未婚女性，仍然要为外出打工和婚姻自主而进行抗争。通常一到二十五六岁，她们的家庭就会就是否允许她继续留在城市里打工作出决定（Pun 2000）。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如果还不结婚，通常被认为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大多数农村女孩儿都渴望结婚前能够在城市里工作一段时间。大多数打工妹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她们往往为了结婚而辞工并重返农村生活（尽管她们对这种命运并非没有抗争）。而她们生命中的黄金时期（18～25岁），就这样被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所征用、掠夺，以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与西方的无产阶级化道路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外来工们并没有针对资本展开过有组织的公开性对抗，也没有能够成长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政府严令禁止任何正式组建独立工会的行为（Chan 2001；Lau 2001）。另一方面，外来工们作为城市过客的两大特点--无常和游离，也给他们在城市中成长为一股集体性的主体力量设置了障碍。然而，尽管一个有组织的打工者主体的形成道路被阻塞了，但是一有机会，外来工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罢工等集体行动。对抗性集体行动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日常生活的抗争（Liu 1996；Lee 1998b；Blecher 2002；Perry 2002）。

工厂大火中幸存下来的晓明以及像她一样的打工者们似乎都很清楚自身的处境。晓明很清楚自己将和其他打工妹们一样面临痛苦的抉择：是继续留在城市做一个孤单的打工者，还是回到农村老家去结婚生子。但尽管如此，她和她的朋友们还是另有打算。她们知道结婚意味着要在自己夫家的村子里度过余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到城里打工了。许多农村地区的已婚女性都争取外出到城市的工业区打工。90年代末开始，外资工厂开始出现已婚女性日益増多的趋势，但是至今尚未有针对这个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于是1992年元旦放假的时候，她们的梦想变成了一个计划：在结婚前大家一起存够钱去首都北京旅游。打工妹们的日常生活策略总是活泼开朗、尽量适应环境以及群体取向的。她们用自己的行动为当代中国书写出一部反叛的诗学（Certeau 1984；Scott 1994）。

于是，晓明开始为自己存钱，到了1993年的深秋，给家里寄了钱之后，她已经攒下了500元钱。但就在那个寒冷的日子里，她的钱和梦想都在那场大火中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