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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爱我中华,振兴中华

中华读书报
中华过生日,大喜的日子,值得庆贺。我写过贺辞: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古书常读常新。我理解,“为学”也好,“为道”也好,都是为了把道理讲明白。第一是让自己明白,第二是帮读者明白。先要繁,后要简。老子讲损益,八个字,多简单。人家这话,那才叫深刻。
李零 中华书局
爱我中华,振兴中华

李零(北京大学教授)《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14日14版)

早先的中华书局在灯市口,跟商务印书馆一个楼。这座看似普通的老建筑,在我心中是个古迹,不,也许该叫圣地。
小时候,坐103路无轨电车,每次去王府井,打它门口过,我都觉得神秘莫测,想不到啊想不到,多少年后,我竟成了它的常客。
这叫“一眼定终身”。
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都得跟书打交道。
中国的出版社,谁最牛?中华、三联、商务……各有千秋。它们都了不起。但我跟谁结缘最早,缘分最深,当然是中华书局。
我是中华的老读者,也是它的老作者。
中华出古书,从未间断,即使“文革”时期,也未间断。出版物的数量,蔚为壮观。中华文脉,赖此而传,谁说中国文化断裂了?
古书之用可谓大矣,一可安神健脑,二可消愁解闷,三可去怨戾,防止自杀或杀人。鲁迅说它有麻醉性,没错。我最苦闷的时候,深有体会。
我在中华出过不少东西。书,前后有十种:自己写的七种(两种重复),参与写或整理的三种。文章,发在《文史》、《古文字研究》等刊物,算下来,也十来篇。1979年,我最早的学术论文,就是发在《文史》上。我的处女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也是1985年由中华出版。
中华是个百年老店,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因为正好凑够了100年。这可是个品牌呀,出版界的金字招牌。我希望大家都能像我,心疼这个品牌,爱护这个品牌。
过去,中华给我的印象是,它门槛太高。老一代的作者和编辑,那都什么人物?当年有人说,《文史》上发篇文章,就该提副教授。那时的副教授,凤毛麟角,多金贵呀。哪像现在,要是出本书,更别提了,眼巴巴一等多少年,十年都不算长。我在中华吃过苦,怅恨久之,但时过境迁,今已释然。
毕竟是中华造就了我。
想起老字号,我就想起老饭馆。北京的老饭馆,百年老店算什么?什么八大楼、八大居呀,哪个不是老寿星。全聚德,137年,长不长?不长。柳泉居,400来年。便宜坊,600多岁。人家卖的是什么?是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看家菜。
当时,饭馆少,胃口好,老字号,地位高,人家是这么经营。
现如今,老字号有点衰落,原因是饭馆太多。人家年轻人,吃香喝辣,全都换口啦。新饭馆,路子正好拧着,什么特色,一边去吧。菜单在这儿,您就点吧,川湘粤咱们都有,只要您来了,什么都有。他们做的是“通菜”,你有我有全都有。
形势逼人,形势喜人。老饭馆怎么办?一是改门面,豪华装修。二是提高价码,莜面当海鲜卖。老字号,倚老卖老,主要是这么卖。
商品大潮,红尘滚滚,所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都被开发,我们这些待在学校里的人,跟大家一样,都爱说一句话:先要求生存,才能谈发展。
结果怎么样?你在生存中求发展,生存永远压倒一切。
活着就得了。
没钱的时候,被穷压着;有钱的时候,被钱压着。大家如飞蛾扑火,除了奔钱,谁也不知朝哪儿发展。
出版界的局面,其实跟饭馆差不多。
中华书局,过去的分工是什么?是古籍整理。特色是什么?是出整理本。古书,不是拿过来,影印一下,完事,而是慢工细活,拿得稳,站得住,再过多少年,我自岿然不动。只要爱这行的,干这行的,大家都得读,绝对绕不过去。

中华的老书,不是我夸,确实如此。
它和商务不同。商务的特色,过去是西洋古典(19世纪以前的书,以后是内部书,现在的卖点是字典辞书),那也是做一本是一本,响当当、硬梆梆。中华做中国古典,古是咱们的古。它和三联也不同。三联,过去是左翼书店,接近大众,接近生活,追求新知识,别提多时尚(现在相反,右才是时尚)。中华做古典,古典是陈年老酿,日久生香。三联出的《今日美国》,小时候我读过,没两天,就成了《昨日美国》。中华不必走这条路。
我说的“各有千秋”,是生态多样性。别听广告上吆喝,蝎子可以发财,大家就全养蝎子。干嘛非得这么一窝蜂!
但话说回来,大势所趋,咱们哪行哪业又不是这样?领导不上心还好点儿,越是加大投入,加大力度,越是如此。
这些年,为了求生存,大家做过很多尝试。我不是致富能手。这方面的事,我就别插嘴了。为了振兴中华,这里说一点希望:

(一)继续出版好的整理本。我理想的整理本是什么样?一要理清版本的谱系,选出典型版本,汰除次生版本;二要简化校勘,只以典型版本作底本和参校本,保持底本原貌,不必把所有异文列出来,平行参校,越校越乱,哪个本子都不是;三要利用出土古本(简帛本和敦煌本)和古书引文;四要附佚文。比如我的《〈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就是尝试。
(二)要重视出土文献的研究。今天,研究传世古书,已经离不开出土文献的研究,两者互相发明,彼此受益无穷。比如我在三联出的《我们的经典》,四本书,每本都得益于出土文本。目前,研究出土文献,作文字的往往死抠文字,作思想的往往流于空疏,如何打通二者,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当年,洪业他们编《燕京引得》,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的剪辑本,真是千辛万苦。中华书局出过《古佚书辑本目录》,很有用。现在的古书,有各种电子本,方便多了。我希望有人能把辑佚的工作组织一下,推动一下,真的做一部辑佚大全,取代过去所有的辑本。当然,这事不容易。
(四)古书不仅属于学者,也属于大众。现在出版社都重普及。一般看法,普及就是面向市场,大学者纡尊降贵,白开水里放点糖,娱乐大众,好像逗小孩。我不这么看。群众是谁?我自己就是群众。在我看来,普及是最高境界,不是第一步,而是最后一步。深入才能浅出,没有深入的浅出,那叫忽悠群众。我理解的普及可不是这个样。

我在中华出过本《兵以诈立》,据说是普及读物,教育部还发了普及奖。
这书是我在北大的讲课记录,印过不少回。有人说,印数大就是普及读物。但什么叫学术性,什么叫普及性,我在北大讲课,根本没想过。
没有普及性的学术,我可以理解。没有学术性的普及,我不明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终极的道理,不好讲。有人以为,学术性就是看不懂,懂就俗了,道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道,我不同意。
我想,说不清,道不明,那是自己没本事。我笨,一时半会儿理不清,说不透,咱们分几步走,一步步朝明白靠拢。书越写越薄,越写越白,那才叫本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中华过生日,大喜的日子,值得庆贺。
我写过贺辞: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古书常读常新。
我理解,“为学”也好,“为道”也好,都是为了把道理讲明白。第一是让自己明白,第二是帮读者明白。先要繁,后要简。
老子讲损益,八个字,多简单。人家这话,那才叫深刻。

2011年11月13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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