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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价值多样性或多重性已经被广泛承认为当代世界的的普遍现象。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观念,并在90 年代初进行了详细讨论。为了在充分考虑中西方语境差异的同时探索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思想的可能的借鉴作用,本文试图就罗尔斯在这个观念上的相关论述,以及罗尔斯的观点在西方与中国学术界所引起的不同理解,作一番梳理和讨论,希望通过这种梳理和讨论,能够对解决“重叠共识”这个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在当今社会如何在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意见、协调的行动和稳定的秩序,提供一些启发。

价值多样性或多重性已经被广泛承认为当代世界的的普遍现象。[①]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观念,并在90 年代初进行了详细讨论。为了在充分考虑中西方语境差异的同时探索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思想的可能的借鉴作用,本文试图就罗尔斯在这个观念上的相关论述,以及罗尔斯的观点在西方与中国学术界所引起的不同理解,作一番梳理和讨论,希望通过这种梳理和讨论,能够对解决“重叠共识”这个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在当今社会如何在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意见、协调的行动和稳定的秩序,提供一些启发。


 

“重叠共识”的概念在罗尔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就出现了。在那里,罗尔斯提到,尽管公民们对正义的理解有许多差异,但这些不同的政治观念有可能导致相似的政治判断。罗尔斯说这种相似的政治判断是“重叠的共识而不是严格的共识”。[②]这个共识的逻辑含义很简单,那就是“不同的前提有可能导致同一个结论”。[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正义论》中只是偶然提及的这个概念,成为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工具,用来表示这样一种现象,即“规范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的那个政治的正义观,受到了有可能在这个社会中代代相传的那些在宗教、哲学和道德方面的主要学说的各自支持。”[④]罗尔斯把“重叠共识”列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三个主要观念之首(另外两个是“正当优先于善”和“公共理性”)。

罗尔斯所谓“政治自由主义”,既不同于霍布斯(T. Hobbes)的自由主义,也区别于康德(I. Kant)或密尔(J. S. Mill)的自由主义。在霍布斯那里,自由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即不同的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经过一些设计良好的制度安排的协调与平衡,达成一种暂时的妥协;而在康德或密尔那里,自由主义则以一种形上学说或“完备性的”道德学说作为基础。在罗尔斯看来,这两种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稳定的问题。权宜之计或暂时妥协是依赖于一时的力量对比的;一旦这种对比发生变化,原有的稳定局面就告结束。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作为分别把“自主性”和“个体性”作为核心价值的“完备性的”学说,都只是一家之论,无法撇开现代社会中同时并存着的其他各家各派宗教的、或世俗的“完备性的”学说,而独力支撑社会基本制度。

这里的关键是罗尔斯心目中西方社会的“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⑤]。此处“多元主义”是指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完备性的”学说;“合理”是指一种在主体间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态度和素质:愿意参与公平的合作,愿意在合作中遵守他人作为平等者通常也会同意的公共规则。“合理的”(reasonable)与“理性的”(rational)不同,后者是指单个主体对实现目标的高效手段作精心选择,或对总体生活计划中的不同目标作明智排序。要形成“合理多元主义”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一个社会中不仅要存在着多种多样“完备性的”学说,而且这些学说各自的主张者都要对别人的学说持宽容的态度,愿意与持别家学说的人们作为平等者进行公平合作。罗尔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总体上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这种“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被罗尔斯当作支持包括其“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在内的政治正义观的现实背景或政治文化基础。

在罗尔斯上述观念中存在着一个哲学家身份与公民身份的意味深长的错位:罗尔斯作为一个哲学家但其特征却不像哲学家,因为他作为政治哲学家在论证政治观念的时候不能从某种哲学出发;但罗尔斯笔下的普通公民的特征则很像哲学家,因为在他看来,普通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最好不仅能凭借公共理性来认可正义观念,而且都能从他们所持的那种类似于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体系出发,来理解和支持这种观念。在罗尔斯看来,只有这样,多元主义条件下的“有正当理由的稳定” (stability for the right reasons)[⑥]才有可能,因为只有这样,他的所谓“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观念所得到的才不是公民们基于利益或迫于压力、出于盲目、限于表层的赞成,而是他们的基于理由的认可。重要的是,这些“理由”在不同的人那里是各不相同的。对某一事物,不同人从不同理由出发形成共识,就是“重叠共识”。

罗尔斯提出的“重叠共识”观念,引起了许多论者的关注和讨论。在笔者看来,对“重叠共识”观念的以下几种诠释和发挥,对我们探索这个观念的可能用途,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我们可以把“重叠共识”理解为不同的人们在承认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同时,在态度上却具有共识,即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愿意以合理的态度彼此相待。

这种理解的特点,是把“合理”与“共识”之间的关系松开,而把“合理”与“分歧”连接起来。从皮尔斯(S. Peirce)到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真理的共识论者都重视“合理”与“共识”之间的联系,都把“合理的共识”看作是实际的认识过程中真理的等价物或担保者,或如哈贝马斯所说,“一个命题的真,意思是指对所说的东西达成一个合理共识的诺言。”[⑦]哈贝马斯把共识论不仅运用于真理论,而且运用于规范论:做出和兑现有关命题的合理共识之诺言的是理论商谈,而做出和兑现有关规范的合理共识之诺言的是实践商谈;在实践商谈中,“具有有效性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⑧]

尽管哈贝马斯深知实际的商谈情境远非理想,因此达成共识的目标远非确定,但他的上述观点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对同一个问题,只要存在着分歧,不同观点中原则上至少有一个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哈贝马斯似乎认为只可能有“合理的共识”,而不可能有“合理的分歧”。但“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恰恰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罗尔斯认为,有些分歧的产生,完全可能并非是由于观点分歧者的偏见、无知、自私、盲目、自欺欺人等等所造成的。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在我们行使自己的理性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过程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各自主张的评价、理论能力的运用、所利用的证据等等都相当复杂,与这些复杂性相联系,与概念的模糊性、规范的多样性和社会空间的有限性等等因素相联系,存在着许多不可能完全克服的困难,罗尔斯把这些困难称为“判断的负担”(the burdens of judgment);因为有这些负担,即使是非常合理的人们,也会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不同判断;“具有充分理性能力的、诚心诚意的人们,哪怕在自由讨论之后,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都将达到同样的结论。”[⑨]

罗尔斯的“合理分歧”概念受到挪威哲学家格里门(H. Grimen)的重视,格里门认为罗尔斯有力地说明了,即使“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想论辩情境也承受判断的负担”,[⑩]因此,也就不可能消除由此而引起的分歧。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理性的政治行动者必须学会与合理的分歧共同生活”。[11]因为存在着这种由于“判断的负担”而造成的“合理分歧”,所以我们经常只能满足于“重叠共识”而不是“受束共识”(qualified consensus)[12],或哈贝马斯所说的“基于理由的共识”(begruendete  Konsensus),[13]亦即基于论辩各方所认可的同样理由的共识。格里门的重点不在于因为“受束共识”之不可得而强调“重叠共识”之不可缺,而在于因为“合理分歧”之合理,而强调在公共讨论中把明知无法达成受束共识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之不当。也就是说,格里门重视的是罗尔斯所谓“回避的方法”(the method of avoidance):“按照回避的方法,…我们尽量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任何宗教观点、道德观点或哲学观点,或与之相联系的关于真理的和关于价值的地位的哲学说明。”[14]

发掘“重叠共识”观念背后的“合理分歧”概念,进而避免追求在有些问题上注定无法形成的基于同样理由的共识或“受束共识”,对于多元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确实有重要意义。但是,对“重叠共识”的这种理解,有过于消极之弊,其重点过于偏向“重叠”而非“共识,或者说过于重视“分歧”而忽视“共识”。实际上,在“合理分歧”这个观念中,不仅肯定了“分歧”,而且也蕴含着“共识”:“合理分歧”之为“合理”,是因为主张不同观点的人们拥有同一种合理的态度,或人们所持的不同的“完备性”学说都具有同一种合理的性质。在罗尔斯看来,说一个人是“合理的”,是指一个人“准备提出原则和标准作为公平的合作条件,并且准备自愿地遵守这些原则和标准,只要别人肯定也会同样遵守的话。”[15]说一个学说是“合理的”,是指这个学说具有理论理性所要求的一定程度的自洽性和融贯性,以及实践理性所要求的对不同价值的排序和平衡,并且隶属于一个相对稳定、不轻易大变的思想传统。[16]有了这两种意义上的“合理性”,哪怕人们拥有的“完备性的”观点在具体内容上有再大分歧,他们之间也可以说拥有了一种最重要的共识,即对于人及其思想的“合理性”的共识,既包括平等、宽容和合作的对人态度,也包括不同部分的观点之间、不同时期的观点之间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思想要求。

这两种意义上的“合理性”,尤其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合理性”即观点主张者的态度的合理性,其含义是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应该不难找到。梁漱溟对“理性”和“理智”做了类似于罗尔斯“合理的”与“理性的”之间的区分,并诉诸日常经验来说明他所谓“理性”的含义:“你愿意认出理性何在吗?你可以观察他人,或反省自家,当其心气和平,胸中空洞无事,听人说话最能听得入,两人彼此说话最容易说得通的时候,便是一个人有理性之时。所谓理性者,要义不外无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17] 也就是说,在这个层次上,哪怕独白式的反思也足以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不是合理的,以及在这个最低层面上重叠共识是否已经达到。


“重叠共识”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承认价值方面发生分歧的同时,在规范方面却具有共识——不同价值的人们认可和遵守同样的规范。

在谈论“重叠共识”的时候使用“规范”(norms)和“价值”(values)这两个范畴,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 Taylor)是一个例子。在回答什么是有关人权的非强制性共识这个问题的时候,泰勒说:“我觉得它可能是罗尔斯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描述为‘重叠共识’之类的东西。”[18]泰勒认为,在所有

文化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对种族灭绝、暗杀、酷刑和奴隶制的谴责,而这些谴责所表达的就是各民族有共识的行为规范。在这些共同的行为规范背后的,则有一些“深层的作为基础的价值”,[19]它们往往各有所属,互不相容。


泰勒在这里虽然使用但没有展开讨论的“规范”和“价值”这两个概念,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哈贝马斯把在这两个概念之间作出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