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wen.org.cn - 文章列表 - 普通

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但首要的一点就是促进南方的觉醒。或许很多北方国家并不理解这一点，但北方的未来依靠南方。

本文中将使用的“语文学”一词是对西文philologia的并不理想的翻译。

面对改革开放30 年， 我国农村家庭制度都发生了哪些变迁？ 为了阐释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对农村家庭变迁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同时又结合各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家庭30 年的变迁主要因素有二：一是非农化；二是政府与农民的合力作用。

一、导　言自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地位奠定以来,研究者就一直在思考以下关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心理失衡的个体会大规模走上街头,或是揭竿而起? 掌握资源的精英在动员被剥夺群体参与抗争时扮演了何种角色? 哪些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会起到作用,而这些作用又如何随着组织形式的变迁而变化? 如果把问题进一步推展开,我们又应该怎样解读社会运动与其置身其中的制度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 之间的关系?在《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过程和发展( 1930 - 1970) 》(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 1930 - 1970) 一书中,道格·麦克亚当(DougMcAdam) 运用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 理论,展示了上个世纪30 至70 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衰退的内在逻辑,也回答了上述社会运动研究中不可绕过的理论问题。本书详实细致的经验研究已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研究的典范,其对于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各家观点的精当评论和对政治过程理论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更使它成为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之一。二、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脉络麦克亚当将早期解释社会运动的古典理论总结为"结构紧张/心理失衡(structural strainPdisrup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模型。这些理论无论是使用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社会隔离( social isolation) 、原子化的个人(atomized individual) 、异化和紧张(alienation and anxiety) ,或是地位失恒(status inconsistency) 等解释话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关系--社会结构紧张导致个体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导致社会运动。麦克亚当指出,心理失衡模型中严重的心理取向是与早期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政治研究中的分工分不开的。政治学家的研究牢牢固守在制度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 上。社会运动作为一种通过非制度渠道表达的政治抗争,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并不在政治学家研究范畴内。而社会学家也甚少关注社会运动和制度政治的关系,而倾向于将社会运动当作一种非理性的、无组织性的心理行为去研究。麦克亚当注意到心理失衡模型本身的论证是有问题的。首先,他指出已有不少经验研究证明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恰恰是那些整合于社区中的人群,而并非心理失衡模型所针对的被隔离的、原子化的群体。其次,他认为心理失衡模型用收入、教育、职业等客观指标的变化而不是主观数据来解释心理现象的产生是缺乏说服力的。更何况,心理失衡模型在衡量心理状态产生时所使用的样本都是有这些心理状态的人群,而从未与没有这些心理状态的人群做比较。就理论架构而言,麦克亚当同后来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如梯利等人) 均认为,古典的心理失衡模型没能解释的关键问题在于--个体心理失衡如何演变为集体行为(Snyder &Tilly ,1972 ;McAdam ,1999) 。麦克亚当评论说", 心理失衡模型在结构紧张和集体抗争间划起一对一的相关关系",其实"结构紧张至多是社会运动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McAdam ,1999 :11) 。正由于古典心理失衡模型的这些缺陷,上个世纪70 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得以兴起,并进一步奠定了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地位。资源动员学说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前提是有可利用的资源,而资源掌握在精英手中。社会上存在大规模的心理失衡的个人远远不是产生抗争和运动的充分条件,一盘散沙式的个人有待掌握资源的精英进行动员。资源动员模型的贡献首先在于不再囿于个体内在的心理失衡状态,而是承认了运动参与者的理性,从而将社会运动"正名为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心理运动"(McAdam ,1999 :22) 。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外生组织变量--精英群体,对组织力量的强调使后来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开始关注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s) 和社会运动组织。然而,资源动员模型对精英群体一边倒的倾向遭到了麦克亚当的强烈批评。他认为,精英群体是制度政治的发言人,强调精英群体在社会运动中的显要作用相当于将研究领域集中在少数能由制度政治渠道表达的改革上,而将这一思想运用在解释社会运动这种非制度的政治行为上无疑是有缺陷的。麦克亚当以民权运动的例子证明,精英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并非如资源动员模型所刻画的那样主动积极,恰恰相反,精英对挑战现存政治制度的社会运动一直是相当保守的。一方面是对精英群体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大众的轻视。麦卡锡和扎德(McCarthy & Zald ,1973) 、詹金斯和佩罗(Jenkins & Perrow ,1977)等资源动员模型的支持者将大众视作一无"组织资源"、二无"政治资源"的被剥夺群体,也让麦克亚当感到不满意(McAdam ,1999 :29) 。他区分了正面诱因(positive inducement) 和负面诱因(negative inducement) ,认为诱使人们参加政治行动的原因有二:一是能得到正面的回报如金钱和投票权等正面诱因,二是能通过"拒绝提供他人所需要的重要贡献"而对所抗争的他人施加负面影响,也即所谓的"负面诱因"。罢工(strike) 、抵制(boycott) 等等都是"负面诱因"的例子(McAdam ,1999 :30) 。这样说来,被剥夺群体也有可利用的政治杠杆,远非资源动员模型所描述的那样无足轻重。关于资源动员模型的局限性,麦克亚当直截了当地总结道:"资源动员是这样一种理论:它用于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站得住脚,作为一种解释抗争的综合性理论却不够确切。这个模型应用性的缺陷在于没有区分由被排斥群体和精英群体各自领导的组织变革"(McAdam ,1999 :24) 。"资源动员理论只能解释那些由政治精英所发起的有组织的变革"(McAdam ,1999 :34) 。三、解读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笔者认为,尽管麦克亚当将资源动员模型称为有缺陷的模型,但他仍然继承了该模型重视组织要素和动员模式研究的大方向。然而,两者关注的组织力量却截然不同。资源动员模型对缺乏资源的大众的轻视使其忽略了被剥夺群体的内生组织和网络。而内生组织却是麦克亚当在他的政治过程模型中着力强调的。此外,资源动员模型对社会不满心理的处理方法是将其作为常量,认为社会中时时存在着不满,因此得出社会不满心理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并没有显著作用的结论。麦克亚当却指出,结构上的不平等也许是常量,但人群对社会结构的"合法性"(legitimacy) 和"可变性"(mutability)的主观看法却是可变的(McAdam ,1999 :35) 。他因此认为,资源动员模型将社会不满心理处理为常量使其模型中缺失了重要的一环--"认知解放"。基于对资源动员模型的批评,麦克亚当将内生组织和集体的认知解放引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一个更完善的政治过程模型。具体来说,该模型囊括了社会运动的四要素:政治变机( shift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内生组织强度增长( increasing indigenous rganizational strength) 、集体特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 和其他组织反应的变化( shifting control responses of other groups) 。在解释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衰亡时,麦克亚当认为这四要素相互作用、历时而变。(一) 社会运动的兴起如图1 所示,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兴起时,麦克亚当主要强调了扩张的政治机会(expand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内生组织强度(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和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往解释社会运动的模型都指出了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常简称为POS) 变化给社会运动造成的契机。而麦克亚当却特别指出,不应当将政治机会结构变化视作短期剧变,而应当考察历时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给内生组织、内生网络提供的成长空间和其中的集体意识的酝酿过程。在这些因素中,内生组织的作用是本书所着力刻画的重要机制。麦克亚当指出:"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只给心理失衡群体抗争的机会。然而却是这些少数群体中的内生资源使它们能够真正抓住这些机会进行抗争......为了产生社会运动,心理失衡群体必须将有利的政治结构'转化'为有组织的社会抗争行为。这个转化取决于内生组织的强度"(McAdam ,1999 :43 - 44) 。政治过程模型对资源动员模型最大的发展也正是在于引入内生组织(indigenous organization) ,这使得两个模型在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解释上大相径庭。自上世纪30 年代起,随着美国南方棉花经济的衰退和北方的工业化,大量黑人劳动人口涌入北方城市,并成为手握神圣一票的选民。资源动员理论家认为,这些政治变机促使北方政府中的精英着手改善黑人的政治处境,发动并引导黑人民权运动,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而麦克亚当却认为,黑人社区内部如黑人教会、黑人大学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 等等内生组织才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主要组织推动力,而非前人研究所指出的北方政府精英。麦克亚当的社会运动研究数据来自于纽约时报的统计( The New York Times Index) 。他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政府发动的事件及财政支持常常滞后于黑人运动的显著事件。这个明显的时间差表明政府精英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是对运动形势做出的审时度势的反应而非主动支持。也就是说,政府精英一直在扮演保守(abiding conservatism) 的支持者的角色(McAdam ,1999 :38) 。黑人运动的真正原动力来自植根于黑人社区中的内生组织和网络。然而,当肯定这些内生组织的作用后,麦克亚当必须马上回答一个问题,即内生组织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麦克亚当认为,首先,内生组织的成员和领导者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了人员基础。其次,内生组织和网络本身就是能提供实质性诱因的结构(established structures of solidary incentives) --参与内生网络能得到的人际关系的好处使得人们乐于参加内生网络。当社会运动通过内生组织和网络来招募成员时,"运动参与和组织的成员成为同义词"(McAdam ,1999 :46) ,从而使通过内生网络的成员招募变得富有效率。最后,内生网络为社会运动的迅速扩张提供了传播网络。"社会运动传播的类型、速度和程度都依赖于内生网络的强度和广度"(McAdam ,1999 :46) 。无论是政治机会结构变迁,还是内生组织的力量,说到底还只是运动产生的"结构潜能"(McAdam ,1999 :48) 。麦克亚当并没有停留在结构层面上,而是由此引入了文化主义的视角。虽然他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批判自己有些结构决定论,我们却可以在政治过程模型中看到他寻找文化因素的努力。这一因素便是他总结的"集体特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 。他认为"在机会和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的是人们对所处情境所赋予的主观意义"(McAdam ,1999 :48) ,黑人社区集体共享的意义,即他所称的"集体特性",在政治变机和集体政治行动间架起了桥梁。如图1 所示,促生集体特性的结构条件有二:一是扩张的政治机会给人们发出了信号,使人们意识到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二是黑人社区中已经存在的内生组织和人际网络, 促生了大量同质化的个人(homogeneous individuals) 和他们之间的联带式互动,使这些个人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在政治变机、组织和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社区中共享的文化意义和认知,包括集体认同感(collective identity) "(McAdam ,1999) 。麦克亚当进一步提出,黑人社区对社会运动具有集体特性意义的共识建立在"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的基础上。这个概念是指客观的政治变机只有被人们意识到,才能使他们挑战现存秩序的行为成为可能。需注意的是,此处"认知解放"与古典模型所指出的个体心理状态不同,前者是一种集体共享的认知状态,而后者是被隔离的个体对社会结构变化做出的心理状态上的反应。因此"认知解放"这个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将心理失衡模型中个人心理状态和集体政治行为之间漏掉的一环简单补足成"个体心理状态→集体心理状态→集体行为",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二) 社会运动的发展和衰亡社会运动产生之后如何发展? 麦克亚当引入了"其他政治组织"这个变量,并在书中无数次地强调社会运动的发展直至衰亡是一个各组织历时互动的过程。这一模型如图2 所示:由图2 可见,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发展和衰亡时,在原有的政治机会变迁、组织强度、集体特性三要素之外,麦克亚当加入了"社会控制程度"这一变量。具体来说,社会控制指的是包括精英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对社会运动发展做出的反应。这也是麦克亚当将社会运动本身的发展程度置于图2 中央的原因。他认为,运动的产生(movement emergence) 本身就是运动发展的一个自变量,其他组织的反应都是基于对运动本身发展形势的估计。引入其他组织的作用后,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首先要看精英组织的作用。资源动员模型的预设是:只有掌握资源的精英群体才具有动员能力,并且他们的作用是积极主动的。麦克亚当认为其漏洞在于过于看重精英对社会运动的主导性和推动性,而忽视了精英和运动中其他组织的互动。与此相对照,麦克亚当的研究结果如图3 所示,如果将政府行动作为被解释变量,除了黑人运动的直接作用,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 的行为亦是黑人民权运动和政府行为中的一个中介变量(mediating factor) ,黑人运动所激起的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的扑杀也是使政府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政府精英们在民权运动中的真实作用甚至被麦克亚当称为"迎合黑人民权运动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技巧性的中立(tactical neutrality) "(McAdam ,1999 :180) 。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内生组织也并非一成不变。麦克亚当发现,在民权运动肇始时期起到重大作用的黑人教会等内生组织,在后期反而对民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破坏性作用。随着运动的发展,植根于黑人社区中邻里关系和教会网络的初级组织已经不能应付运动所需,需要建立正式组织来动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内生组织寡头化(oligarchization) 、被整合(co-optation) 或瓦解分裂(dissolution) 等问题。随着黑人运动的发展,斗争议题逐渐多元化,内生组织也产生了分化,如政府精英和公众等外在群体难以再建立起一个对黑人民权运动的统一看法,从而削弱了外部支持的力度。四、政治过程模型的方法论意义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模型引入了内生组织、组织间互动、集体意识等以往解释社会运动的模型所轻视的因素,更贴切地展示了复杂纠结、因时而变的政治过程。该书也因此具有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正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心理失衡模型和资源动员模型对社会运动产生的阐释都是一个短期的"刺激-反应"模式(McAdam ,1999 :60) 。个体或是受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刺激而产生心理失衡,从而进行积极抗争;或是仿佛手握资源的精英一动员,就会转身走上街头。这一模式在历史截面中寻找社会学研究所重视的因果关系,忽略了历史内在的演变逻辑。反观麦克亚当,为了清楚地揭示美国黑人运动政治过程中的各种机制是如何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他甚至将其研究数据的起点追溯到了1876 年。麦克亚当认为从1876 年北方共和党人为争取选举支持在黑人问题上向南方妥协并撤走联邦军队,到1954 年高等法院裁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s. Topeka Board of Education) 结束学校的种族隔离,都是抗争者构建其对运动成功可能性的预期的形成过程和黑人运动组织的酝酿过程。这种态度甚至是历史学的。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麦克亚当坦承本书的两大写作目的之一就是"现代民权运动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我想尽力弄明白它的历史根源"。这一研究态度让人不得不想起普特南对意大利公民传统的研究(Putnam ,1993) 。普特南和他的助手从20 世纪70 年代意大利设立15 个地区政府(regional government) 时开始追踪研究,试图解释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在公民传统(civicness) 上的重大差异,结论是这个差异得溯源到公元1100 年北方德意志帝国式的初级的公民传统和南方拜占庭帝国式的非公民传统之间的差距!除了强调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是一个各组织历时互动的过程,本书更大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将社会运动与广义的制度政治联系起来,从而与主流政治学研究进行了对话。麦克亚当指出,对美国民主政体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多元政治(pluralist political power) 和精英政治(elite political power) 。诚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运动理论背后总有一个更广义的制度政治模型"(McAdam ,1999 :36) 。他富有洞察力地指出,早期解释社会运动的心理失衡模型正是将美国民主体制视为多元政治的产物。多元政治认为民主政体下政治权力由大众分享,每个群体都有能力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不诉诸制度化途径表达的政治行为如社会运动等,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非理性行为,应从心理角度去解释。与之相比较,资源动员模型背后却是将美国民主政体视为精英政治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资源和权力集中在精英群体的手上,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动员社会运动,推动社会变革。麦克亚当自认为其政治过程模型背后关于制度政治的预设既非完全的多元政治也非完全的精英政治,但他更倾向于认为美国政体是精英政治,精英和被剥夺群体间的差距是社会冲突的起因。他宣称自己的根本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相信社会结构也给置于其中的被排斥群体"结构的力量( structural power) "(McAdam ,1999 :37) 。在他看来,社会运动是"被排斥群体动员足够的政治势力通过非制度化途径追求集体利益的理性行为"(McAdam ,1999 :37) 。当然本书的读者很容易辨别,麦克亚当显然并不相信被剥夺者的抗争像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不可避免、历史所趋,也不像资源理论模型所描述的那样仅仅依赖于精英动员,如前文所述,他认为内生组织、组织间互动、集体特性都是不可忽略的动因。麦克亚当呼吁对社会运动背后的制度政治进行本体论意义的研究,为社会运动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至今这一领域仍有待发展,并且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运动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本书论证详实,提出的理论模型也自成逻辑,但笔者认为麦克亚当并未完成他本人所设置的所有理论目标。首先,他对心理失衡模型的批评没能解释个人心理失衡如何转化为集体行为,其实本书提出的政治过程模型也没能完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尽管麦克亚当提出的认知解放确实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但其研究的着眼点仍旧是结构要素,包括政治结构变迁、内生组织如何促进了认知解放。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个体只要在结构上接近组织要素,就会形成基于这些组织要素的集体行为,如住在黑人社区、参加黑人教会和身在黑人大学就会参与抗争。这个机制中缺失的环节仍是社会心理意义上的解释。麦克亚当本人后来也注意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严谨求实的学者,他在时隔17 年后的第二版序言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尽管政治过程模型注意到了文化要素,但后来在模型的表达中,原先的"结构/建构话语(structural/constructionist account) "还是变成了"结构决定论( structurally determinist) "(McAdam ,1999 :xi) 。他借鉴文化主义的研究指出", 内生组织或网络要成为动员和招募(mobilization and recruitment) 的前提是足够多的运动参与者在文化上建构它们并把这个意义赋予它们"(McAdam ,1999 :xiii) 。他也谈到要借鉴理性主义的研究,似乎意指将理性个人对政治机会结构的计算考虑进来,但却语焉不详。此外", 认知解放"这个概念本身也没有严密的定义。在本书关于"认知解放"的一小节中,麦克亚当并没有提供独立成句的定义。根据上下文,他指的是"政治结构中(对社会运动) 有利的变化是否被一个足够大的群体定义为有利的"(McAdam ,1999 :48) 。他将"认知解放"视为过程(process) 而非状态。这个集体定义和解读政治机会的过程被麦克亚当刻画为抗争群体和外部群体间的符号互动。具体来说,当有利于某群体的政治机会发生,其他群体就会相应地做出更强的符号反应(symbolic responsiveness) 。而这个增强的符号被抗争群体接收后,又会增强他们对既存社会结构可挑战性的估计。内生组织和网络会为此符号互动过程提供交流网络,从而放大和传播信号(McAdam ,1999 :51) 。比起"认知解放"在政治过程模型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本书关于"认知解放"的论述显得有些薄弱。首先,虽然麦克亚当使用了"认知"的字样,其表达的"对社会结构可挑战性的估计"(McAdam ,1999 :49) 却是理性的,依赖于对外部群体发出的信号的评估。麦克亚当似乎将符号互动视作一个真空的过程,信号的强度是可以理性估计的,信号在传播过程中亦不会被扭曲,而忽略了权力关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麦克亚当没有明文使用"符号互动论"的字样,关于符号互动论的研究却表明,宏观制度和结构是通过微观的符号互动过程来执行的,不能忽视宏观结构在微观互动中的表达(Stryker &Vryan , 2003) 。掌握权力的政府精英完全可以通过控制教育、媒体等媒介影响被排斥群体对符号的解读。其次,外部群体做出的符号反应如果由新制度学派( neo-institutionalism) 的学者来解释,大有可能被理解为是一种为体现合法性而做出的形式上的遵从(Meyer & Rowan , 1977) ,而非体现真正的政治机会变迁。具体来说,政府对黑人运动的兴起做出关心的姿态就真的意味着既存社会秩序松动了吗?第三,虽然麦克亚当解读社会运动发展时注意到了各个群体的互动,在促成认知解放的符号互动过程中却并没强调这一点。其实符号互动并非仅仅发生在抗争群体和外在群体之间,也发生在各个外在群体相互之间。举例来说,麦克亚当认为1954 年美国高等法院裁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结束学校的种族隔离,是民权运动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发出了政府精英关注黑人诉求的可能性增强的信号,从而使运动参与者对运动前景变得乐观,促进了认知解放。而事实上,稍知美国民权运动历史的人就知道,该案的裁决激起了强烈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反击,白人公民委员会(White Citizen Council) 就成立于这一年,并随后取得迅猛发展。这时两个外部群体(政府和白人至上主义者) 之间也发生了符号互动,此时抗争群体该怎样定义政治机会的好和坏呢?"对社会结构可挑战性的估计"又建立在谁的符号反应上呢?尽管有这些缺点,这本书依然堪称立论清晰,逻辑缜密,为政治过程模型成为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奠定了基础。麦克亚当的这部著作建基于他的博士论文,他于上世纪70 年代在大学学习社会学,那正是美国对民权运动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年代。对这段历史本身的热情使他努力寻找一个更贴近于历史真相的模型,强调历时研究的意义,并指出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是一幅心理失衡模型和资源动员模型远远未曾描绘的复杂图景,多个组织在其中互动,多重因素都有其历史成因却又因时而变。这种研究态度也使他的社会学研究得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 参考文献:McAdam, Doug 1999 ,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 1930 - 1970.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cond Edition.McCarthy, John D. & Mayer N. Zald 1973 ,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 N. J . : General Learning Press.Meyer , John W.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Jenkins , Joseph Craig & Charles Perrow 1977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 Farm Worker Movements (1946 - 1972)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Putnam , Robert D. 1993 ,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 Princeton , N. J .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nyder , David & Charles Tilly 1972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 1830 - 1860.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Stryker , Sheldon & Kevin D. Vryan 2003 ,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Frame. In John Delamater (ed. ) ,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 NY: KluwerPPlenum.作者单位: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责任编辑:杨　可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中国近年人文学术虽然成长颇为迅疾，但保障学术质量的机制却尚未得到良好的发展。作为这其中关键部分之一的学术书评的总体质量，尤其没有长足的提高。学界人士对这种状况表示担忧的声音似乎此起彼伏，但真正愿意身体力行来改变现状的却少。除了学术体制和风气等外在原因，对书评方法的认知不足恐怕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

联合国专管经济社会事务的助理秘书长乔莫·桑德拉姆（JomoK.S.）自2005年起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一职，并兼任G24国际货币事务和发展政府间集团的（荣誉）研究协调员、联合国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说“不是人民币的问题，是美元的问题。更进一步说，这也不仅是美元的问题，是当今世界货币储备制度的问题。”

新闻自由是传播新闻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是新闻传播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曾提出了"出版（新闻）自由"的口号。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不但给新闻界带来巨大的变化，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发展，而新闻自由内涵本身也随着民主自由的高涨而日益丰富。然而，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到现在，也同时不断遭受实践与理论的考验，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到社会责任理论，再到内部新闻自由，展示出一幅兴奋与失望、迷惘与思考相交错的困惑画卷。 本文拟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视角出发，对西方新闻自由在内部新闻自由阶段的发生、发展予以考量。之所以选择内部新闻自由作为考察点，是基于两方面的现实：一是内部新闻自由更为集中地表现出西方新闻自由在现代的矛盾与特点,"争取媒介内部新闻自由成为新闻事业的一个新动向"[1]；二是国内有关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研究较为零碎，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尤其是缺乏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视角的整体性考察，这与对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前两个阶段（即自由主义报刊理论阶段与社会责任理论阶段）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一、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及发展 最早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是20世纪初的德国与日本，并分别在二战结束后形成席卷全国的运动风潮，继而迅速波及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入20 世纪90年代，受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我国台湾省也出现了相关的争取内部新闻自由权利的活动。内部新闻自由的提法在各国不尽相同，从发展的过程来看，以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最具代表性。 德国是明确以"内部新闻自由"形式提出新闻专业自主权问题的国家，早在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中就规定,不论任何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均不得妨碍公民行使新闻自由权利[2]。但随着纳粹上台，有关争取内部新闻自由的活动也随之中断。德国正式提出"内部新闻自由"问题是在二战后的50 年代[3]。其内容除了要求编辑自主权外，还包括一定的媒介管理权。当时，在联邦德国境内，报社兼并之风大起。有的老板在出卖报刊所有权时，不征求编辑部的意见，并且出于销路等经济方面的考虑，对编辑业务横加干涉。这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极度不满。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新闻界和法学界提出了"内部新闻自由"的问题，进入60年代，遂形成波及全国的"编辑室章程运动"。在以《明星周刊》、《南德日报》等为代表的媒介的内部，劳资双方通过谈判方式就发行人的权利和新闻工作者的地位问题进行协商，并最终以"编辑室章程"形式确立了新闻从业人员以"共同决定权"为代表的专业自主权利。至1962年，联邦德国已有213家报社的编辑部取得了编辑自主权[4]。从1968年起，以德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为一方，德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为另一方，针对编辑部和发行人的团体关系开始进行谈判。但是，由于双方争议太多而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直到1990年5月，在经过38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双方签订了有关保障共同决定权、工资、工时等团体协议[5]。 日本内部新闻自由是以"编辑（自主）权"的名义提出的。早在1919年，朝日新闻社职工就提出编辑独立的问题。但明确提出编辑权却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事情。战后日本在占领军的指导下开始了民主化改造，在要求实现民主化的各种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就是新闻工作者"[6]。在1945年10月发生的"第一次读卖新闻争议"中，读卖新闻社提出了控制新闻制作主导权的要求。朝日新闻社随后也发表了著名的《与国民站在一起》的宣言，声称要以全体从业人员的总意为基础运营。[7]《每日新闻》东京总社工作人员大会则做出决议："迅速建立代表全体工作人员意志的机关"[8]。在此背景下，以上述三报为代表的日本主要新闻媒介的职工先后获得了编辑权。1947年，日本报纸发行人和编辑协会做出决议，指出报社职工有权利和义务不报道老板要他们报道但与公众利益相抵触的事。[9] 但到了1948年，在盟国占领军的强力介入下，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当年3月，占领军发布了一个关于"编辑权"的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编辑权"的概念。但其内涵已经由编辑自主权转换成了编辑决策权，包括新闻制作、传播中的一切决策权利，并称"在决定新闻出版事业编辑内容的问题上，经营者负单独、完全的责任"[10]。日本新闻协会随后发表《关于确保报纸编辑权的声明》，重申了上述观点，从此使"编辑权"由内部新闻自由权利演变为保护资本力量介入新闻制作过程的合法权利。编辑权由此成为战后日本新闻媒介内部与编辑业务有关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制约力量。直至20世纪70年代，上述编辑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才开始动摇。1977年，每日新闻社制定《每日新闻社编辑纲领》，其中专设"编辑的独立"一节强调其编辑独立于不正当干涉的主张。[11]随后，日本放送工会也提出了内部播放自由的口号，使内部新闻自由开始了新的发展。 从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来看，尽管各国对内部新闻自由的提法各不相同，但内部新闻自由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在新闻关系上的对"新闻民主"的追求，表现为对新闻专业人员工作内容方面自主性的保障要求，包括报道权和编辑权两种主要权利；另一个是建立在劳资关系上的对"产业民主"的追求，主要涉及媒介内部人事、工资、福利、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决策权利，它构成新闻自主权的组织性保护层次。其中，围绕编辑权的斗争是内部新闻自由的焦点所在。这是由新闻从业人员具有的专业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分别从新闻专业者和劳动者的层次上提出民主与自由的要求，构成了内部新闻自由内容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深层考察 1、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所针对的问题 和新闻自由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一样，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也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考察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各国的新闻事业历史及现状，不难发现，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在试图解决以下两个层次上的问题： (1)针对媒介个体层次而言，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因为媒介所有人和经营主管对新闻业务方针的主导使新闻工作者面临丧失专业自主权的危险。当西方新闻事业发展到20世纪初，在获得相对充分的免于政府干涉的外部新闻自由的同时，新闻媒介自身也形成庞大的企业化体系。企业化运作的特点使媒介在享有免于政府干涉的同时，却背离了新闻自由发展的方向。新闻媒介不是去到"观点的公开市场"上"自我修正"，"寻求真理"，而是向商业系统转变。在此过程中，媒介经营者凭借雇佣关系中资本所有权的力量来主导新闻业务方针。对于他们而言，新闻自由意味着不受限制地采集新闻，经过专业性加工，将它们变成消息报道，然后卖出去的自由[12]，经营者的营业自由成为媒介真正的自由。而且，庞大化的媒介集团同时谋求对自身发展有利的政治权利，使新闻媒介成为自己避害趋利的表达工具。所有这些，都使新闻媒介内部的员工由于劳资关系而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面临丧失各种专业自主权的危险。 内部新闻自由正是作为化解上述矛盾的手段而被提出的。内部新闻自由的倡导者试图通过对新闻专业人员工作内容与工作地位的保障来解决媒介内部出现的对立。这在上述各国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中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战结束后，日本报业形成独立经营的企业化运作机制，由于日本新闻媒介传统上总经理的权力要大于编辑局长[13]，媒介内部矛盾冲突十分明显。二战的爆发使媒介管理者对新闻业务主导的危害集中显现出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苛刑峻法约束媒介行为。但在经营者寻求资本发展（当然也有政治发展）的方针指导下，鼓吹"圣战"，宣扬"皇军""赫赫战功"的言论、报道充斥报纸版面，报纸的发行量不仅未降，反而稳步上升。1932年是1000多万份，到了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竟已上升到1552万份[14]。新闻媒介这种以自身利益主导新闻业务方针，迎合战争宣传的做法成为战后日本新闻民主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而作为内部新闻自由主要内容的编辑权，正是作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被正式提出，将"资本、经营的报纸和劳动者、新闻学的报纸两军交锋、水火不能相容这样一个实质，毫不含糊地揭示出来了"[15]。在联邦德国，内部新闻自由的指向更为明显，直接针对发行人对报社编辑方针决定权的独占问题。1951年，联邦德国"报纸发行人组织"和"德国新闻记者协会"签订的一份合同明文规定，基于联邦德国自由经济报业结构的本质，报社老板拥有决定报社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权限；报纸发行人须于聘约中约束受聘记者编辑遵守报社的编辑方针[16]。这种排除新闻工作者参与制定编辑方针的规定直接加剧了新闻媒介内部的矛盾斗争，并最终使以争取内部新闻自由为目标"编辑室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 （2）针对媒介体系层次而言，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因为媒介的兼并和垄断使多元化的言论公开市场面临萎缩的危险。西方社会认为，由众多的言论机关构成多元化的意见公开市场体系，可以促进社会民主进程，保证真理战胜谬误[17]。然而，当新闻媒介作为私人所有的商业机构而以商业化形式进行运作时，不可避免地由自由竞争走向兼并，最终走向垄断。对于产业而言，这种兼并是十分必要的。但兼并行为导致了单位媒介的减少，从而最终导致意见公开市场体系内言论的趋同，破坏了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引以自豪的思想多元化和言论的公开市场竞争的民主构想。针对上述危机，内部新闻自由思想倡导者提供了两种解决方式的设想。其一是通过签订编辑室规章，使媒介的新闻方针以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从而可使媒介的言论免于受到所有权变更的影响，而且，内部编辑自主权与报道自主权带来的言论多元化自由空间，也可弥补媒介体系外部因单位媒介个体的减少而导致的多元化言论市场的萎缩，最终促进民主的发展。其二是通过获得有关经营方面的共同决策权，来参与媒介的经营方向的制定，以影响媒介兼并的进程。欧洲的内部新闻自由发展展示了上述危机与解决设想之间的实践关系。意大利新闻工作委员会提出的五项权利要求几乎全是针对报业兼并而言，编辑人员不仅提出了编辑自主权，还要求享有经营（主要是指股权变更方面）的共同决策权[18]。受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我国台湾的编辑室公约运动，其直接导火索就是"自立报系股权转移事件"。究其原因，是报社员工担心新的所有人会改变原有的"自立风格"，而试图以编辑室公约来保证编辑方针不受报社所有权变更的影响。[19] 内部新闻自由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是西方新闻事业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必然现象。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何并非所有出现上述危机的国家都选择内部新闻自由作为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呢？特别是新闻自由的发源地英国，仅仅与欧洲大陆一水之隔，却并没有提出内部新闻自由问题。而新闻业商业化程度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没有像新闻自由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一样，成为运动的先驱。考察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我们会发现，以其为解决上述危机手段的国家分别表现出以下特点： 1、在遭受严厉的新闻专制后，又经受了迅猛推进的的民主化改造。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几个主要国家，几乎都受到过法西斯主义的新闻专制，其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还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源头。新闻自由的发展曾受到极大的压制。当战争结束以后，在盟国占领军推动下，这些国家纷纷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民主化改造。而这一点恰恰又是英、美等国所没有的。 2、新闻媒介内部结构问题。尽管西方主要国家的新闻媒介内部都先后出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编辑权、报道权的分离，但上述权利在媒介组织中的地位却是有区别的。在英美等国，编辑权及报道权的地位要高于经营权，而在日本等国则恰恰相反。尽管西方各国编辑权、报道权和经营权都服从于所有权，但后者的结构显然更易于激化媒介内部的矛盾。 3、工人运动的兴盛。明确提出内部新闻自由口号的联邦德国是一个工会组织十分发达的国家。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德国工人在解决劳资关系上不仅通过了规定雇员在某些方面拥有与雇主平等的共同决策权的《共同决定制法》[20] ，而且同期出台的《企业组织法》还完整规定了劳工共同决定制的具体内容。作为同是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新闻工作者必然受到工人运动的影响。但上述《企业组织法》118条却规定，属于意识取向企业性质的新闻媒介的员工并不享有共同决策权[21]。基于此种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联邦德国新闻工作者争取的内部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在争取一种"普通劳工待遇"罢了。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内部新闻自由发展也明显表现出受到工人运动兴盛影响的特点。 2.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所遵循的解题原则 内部新闻自由运动设想，通过新闻工作者享有高度的新闻自主权，并辅以组织管理上的民主化，以实现媒介产业与新闻专业两个方向的协调发展。这种解题方式实际上来源于两个原则，即新闻专业主义和劳工民主理论。 （1）新闻专业主义。该理论产生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期[22]，由于西方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多元化，在新闻专业主义概念下，包含两种不同的理念。一种是强调纯粹地反映现实，报道事实 ，被称为中立性的"守门人"理念；一种是强调做公众的阐释者，替读者解释各种消息的意义，被称为参与性的"鼓吹者"理念。[23]其中前一种理念在西方社会的新闻制度里一直占主流地位，但后一种理念也在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发挥作用。考察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新闻工作者所奉行的是参与性的"鼓吹者"理念，强调新闻媒介作为"言论机关"的独立特性。朝日新闻社著名的《同国民站在一起》宣言声称：朝日新闻归根结底必须是国民的言论机关[24]。读卖新闻社也宣告：从今日起要成为民众的朋友，并永远作人民的机关报[25]。在欧洲，新闻工作者则秉承中立的"守望者"理念。联邦德国《曼海姆早报》和《明星周刊》等的编辑室规章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客观、超然、独立是报刊报道新闻的原则，而编辑室内的共同决策制度正是服务于这一原则[26]。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业以专业的身份服务于社会，就必然追求象医生和律师那样以专业的独立性来保证自身直接对社会负责。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来看，内部新闻自由所争取的专业自主性其实就是对这种独立性的追求。因为，只有独立，新闻业才能保证自己成为自身行为的主体，才能直接对社会负责。因此，内部新闻自由实质上正是新闻专业要求直接对社会负责、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集中表现。 （2）劳工民主理论。当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现代，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产权变更日益频繁，而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与经营同时关系着劳动者工作条件、福利待遇乃至工作权利的丧失与否，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形成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于二战前后兴起了劳工民主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劳动者以其劳工的地位，应该享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权利。劳工通过行使共同决策权，可以保障自身权益，获得资方或管理人员的尊重，并迫使管理者放弃专断管理方式，实践民主理论原则。[27]内部新闻自由作为争取免于劳动关系干涉的自由权利，其斗争也得力于劳工民主理论的指导。由上述内部新闻自由的内容来看，其中有一部分正是新闻工作者以劳动者的身份争取到的劳工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保障了新闻工作者作为劳动者的权利，而且构成了实现媒介内部专业自主权的组织管理层次上的保证，使新闻工作者在行使专业自主权的同时，免于因劳动者的附属地位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 从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来看，劳工民主理论的原则在欧洲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实现，而与源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独立要求却尚有距离。但即便如此，媒介内部的既存关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据20 世纪70年代对联邦德国75家报社的新闻工作者的调查显示，对于"谁决定报社言论方针"这一问题，71%的编辑记者，53%的各版主任和64%的总编辑回答是由"编辑部全体同仁决定"，只有9%的编辑和5%的各版主任回答"主要由报社老板决定"[28]。 3、西方内部新闻自由面临的困境 内部新闻自由的实践，使西方新闻从业人员获得了相对开阔的专业运作空间。然而，在西方固有的社会结构中，内部新闻自由发展也难以避免地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内部新闻自由受到资方的普遍抵制。日本的编辑权运动虽鼎盛一时，但仅仅是"把现代报纸的根本矛盾在哪里这个问题提出来"[29]。至于问题的解决则不了了之。每日新闻社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编辑章程，也仅仅表现为"宣传用的美丽辞句"[30]。至于德国，至1973年，联邦内签订有编辑室章程的报社已由1962年的213家减至130家[31]。而到1991年，在全国所有410家报社中仅剩7家签有编辑室章程[32]。另一方面，内部新闻自由法制化的实现困难重重。规定的劳动者享有免于劳动关系干涉的新闻自由权利的德国《魏玛宪法》仅仅是昙花一现。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政府曾尝试把法学界有关内部新闻自由权利的提议重新拟入一般性的新闻法，在遭遇极大的批评及阻力后也只好作罢[33]。时至今日，针对世界范围而言，内部新闻自由权利也仅仅在荷兰、奥地利等少数几个国家得到法律的认可。目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新闻从业人员是否能够享有内部新闻自由权利，全看老板是否开明，这在强调法制的西方社会显然是不正常的。 那么，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发展为何会陷入困境呢？由对西方现实社会关系的考察可以会发现，这种困境实际上是劳动关系与新闻关系在新闻专业人员角色权利认定层次上激烈冲突的体现。上文已经论述到新闻从业人员角色的二重性，即劳动者和新闻专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但西方社会关系结构究竟规定哪一种关系所限定的角色特征才是最根本的呢？新闻关系的框架限定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是独立的才能履行新闻媒介的公共职责。而西方社会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主要是通过两种制度上的建构来实现。一是限制政府对新闻媒介行为的干预；二是对西方媒介私有财产权的尊重。英国哲学家格林认为，私有财产是一个人实现自我完善和道德的重要手段，因此是不可侵犯的[34]。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对媒介的私有化的尊重成为西方新闻自由的基石。其逻辑推演表现为：媒介在私有的经济结构上排除国家或其他社团、私人的干预，而使它有完全的决定自由。基于媒介经营人须完全而独立地负担新闻业的经济责任，自应有权责相符的单独决定新闻业务方针的权限，即谁承担经营风险，谁就拥有新闻方针决定权。很显然，西方社会关系结构更倾向于把劳资关系放在第一位，由此出发，劳资关系框架规定新闻从业人员处于雇佣性从属地位，不应拥有新闻方针决策权。这是内部新闻自由反对者最主要的理由，也是源于肯定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判断。由此逻辑推演开去，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制已经算是资方最大的让步了。 三．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评析 内部新闻自由的基本设想可以被归纳为两点，一是免于雇佣劳动关系束缚的新闻自由；二是以专业的独立自主性保证媒介垄断背景下的言论多元市场的存在。我们不妨把对上述设想的评析放在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演进过程中背景下来进行。 （1）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延伸。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在抵制政府干涉时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而当遭遇媒介商业化和垄断化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内部新闻自由的出现则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报刊思想在商业化背景下的延伸。这种延伸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把免于干涉的思想由外部的媒介不受政府的干涉延伸至媒介组织内部新闻工作者不受雇佣劳动关系的干涉。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使新闻业在摆脱政府干涉的同时又产生了另一权力中心，即媒介组织，进而形成以雇佣关系为特征的媒介内部束缚。内部新闻自由认为，唯有免除这种束缚，才能使基于新闻关系的新闻自由得以真正实现。这样，就把所要免除的干涉对象范围由政府扩大至媒介内部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并且使新闻自由的享有者由媒介整体而具体到仅仅是新闻关系结成者的新闻从业人员。二是意见公开市场的延伸。随着自由竞争逐步消解，源于多元媒体的意见自由市场面临被垄断被扼杀的危险。内部新闻自由的出现则是试图寻求一种在媒介的经济垄断局面下实现言论多元的解决方式。新闻工作者希望以编辑室章程的形式确保媒介的编辑方针不被改变。这样，即使媒介被兼并，也可以因为编辑方针的固定不变而保持媒介体系内部的言论多元化市场的存在。20 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嬗变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分道扬镳"[35]。也许正是受了上述"分道扬镳"的影响，内部新闻自由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延伸也明显带有角色分离的趋向，即把媒介的经济行为和言论功能相分离，以确保既不妨碍媒介在经营上"垄断、兼并的自由"，又使"意见公开市场"得以繁荣。 （2）社会责任论的"同题异解" 社会责任论的提出略早于内部新闻自由，因此可以认为它们的产生有着相近的历史背景。在考察上述两种新闻自由的内涵之后，不难发现，正是相近的历史背景，使内部新闻自由表现为社会责任（即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同题异解"。从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发展上来看，社会责任论和内部新闻自由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在媒介商业化背景下如何依然运用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解释并指导实践？由于上述两种新闻自由的提出者不同（一是学者，一是新闻从业人员），提出问题的方式也有所区别。社会责任论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宏观上解决媒介的事业化与商业化之间的冲突；内部新闻自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微观上解决媒介内部新闻专业与专业外管理之间的冲突。针对解题方式而言，社会责任论侧重媒介与其外部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一方面强调媒介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又催生了新闻评议会等组织，以确保媒介对社会负责。内部新闻自由则侧重于媒介内部组织关系的重构，试图通过免于源于资本权利的专业外干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两种新闻自由理论是在不同层次解决同一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各异。社会责任论重在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所主张的新闻自由内涵的丰富上；而内部新闻自由则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新闻自由适用的外延加以拓展。从实践来看，两种解决方式还表现出一定的兼容性。内部新闻自由并非只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等地出现。在社会责任理论的发源地美国，有39个州对内部新闻自由问题作了明文规定，另有11个州的政府承认编辑和记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36]。而另一方面，源于社会责任理论的新闻评议会也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出现。这其实也暗示，无论内部新闻自由还是社会责任理论都无法单独解决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所面对的危机，两者都仅仅是西方新闻自由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设想。新闻自由的真正实现还要依赖于更深层的问题，即社会关系结构框架内所存在的根本矛盾的解决。 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使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新闻媒介在免除较多的政府干涉后，并没有完全沿着推动社会前进、服务公众自由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在商业运作的同时又形成新的束缚。这是由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是其基本矛盾在新闻传播关系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无论是社会责任论还是内部新闻自由都仅仅期盼在现有的社会关系框架内寻求解决方式，因而也都必然陷入困境，这是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局限所在。然而，其中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不时散射出理性的光芒，使人钦佩。此外，内部新闻自由提出以专业理念来保证新闻业务操作不受专业外管理的干涉，对于我国新闻实践也具有启发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新闻自由的充分实现提供了政治与经济的保证，但是也存在专业外管理对新闻专业的不当干涉的情况。当然，在这里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有着不同于西方的专业理念。但同样，我国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要想实现服务社会的专业理念，除了自身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要求外，免除专业外干涉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新闻媒介经营上自负盈亏，来自市场的压力使新闻业面临新的挑战，一些经营上的干涉已经使使新闻专业自主性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内部新闻自由理念要求以专业自主性来保证媒介为社会服务的公益特征对我们尤其重要。[注释][1]童兵等：《新闻传播学原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第320页。[2]参见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第26页。[3]参见翁秀琪，蔡明诚：《大众传播法手册》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第301页。[4]参见陶 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页。[5]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6]〖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19页 。 [7]参见〖日〗内川芳美等：《日本新闻事业史》 新华出版社（1986译版），第17页。[8]〖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9]参见 陶 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2页。[10]〖日〗内川芳美等：《日本新闻事业史》 新华出版社（1986译版），第21页。[11]参见〖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译版），第93页。[12]转引自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 新华出版社（1998），第228页。 [13]参见支庭荣：《媒介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44页。[14]参见张允若：《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195页。[15]〖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16]转引自翁秀琪：《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 台湾三民书局（1996），第337页。[17]参见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 新华出版社（1998），第262页。[18]陶涵：《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 文津出版社（1989），第164页。[19]参见涂建丰：《编辑室公约运动》《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20]张精华：《为什么偏偏是德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152页。[21]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22]参见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国际新闻界》（1999、5）。[23]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 台湾三民书局（1996），第45页。[24]〖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译版），第45页[25]〖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26]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27]翁秀琪，蔡明诚：《大众传播法手册》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第300页。[28]翁秀琪，蔡明诚：《大众传播法手册》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第337页。[29]〖日〗稻叶三千男等：《日本报业理论与实践》 新华出版社（1985译版），第120页。 [30]〖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译版），第93页。[31]陶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页。 [32]苏正平：《新闻自主的理论和实践》《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33]参见林佳和：《内部新闻自由的几点法学观察》，《新闻学研究》（5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96）。[34]参见夏基松，李寿福：《西方主要社会思潮评析》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343页。[35]江宜桦：《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6]陶涵：《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页。 

陆川比较在意票房。

　“前几天，有人拿来一幅画说是花500万元买来的，结果我一打开发现是喷墨印刷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说，喷墨印刷品已经做到一般人难以识别，只有专业画画的人能通过画的颜色、墨附着在纸上的感觉来区分。最近，他看了国内几家大拍卖公司的预展。“根据我的判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假画，情况很严重。”杜大恺有些愤慨。

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是一個十八世紀英國的政治人物。他雖是十八世紀的人，卻與當時的主流思潮「啟蒙運動」一直存在緊張關係。他的著作常出現對「啟蒙精神」的質疑或嘲諷。過去對他的研究，有學者主張他是傾向十九世紀的浪漫運動與功利主義，也有學者認為他的思想屬於中古士林學派的自然法傳統。要之，不論何者，都認為柏克是「反啟蒙」的。對柏克來說，活在十八世紀似乎有一點時間倒錯。那麼，柏克思想是「反啟蒙」的嗎？

后来读黄宗羲的《思旧录》，其中写陈龙正投书刘宗周，黄宗羲看了后，说：“迂论。”刘宗周却说：“今之人谁肯迂者！”“今之人谁肯迂者”，这句话正可用于樊骏。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几位五种前辈学者民国期间所著的关于石林（旧时为路南县）的小册子，包括教育家杨一波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经济史家李埏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作家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文史家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人类学家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

这是反对奥巴马改革的文章。

中国人时兴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翻译文学的出现，却是由封闭走向开放重要的文化象征。可以说，一开始它就担负着对国民思想启蒙的时代重任。被称作“中国翻译第一人”的林纾先生曾自称为“叫旦之鸡”，明确地把译　　中国人时兴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翻译文学的出现，却是由封闭走向开放重要的文化象征。可以说，一开始它就担负着对国民思想启蒙的时代重任。被称作“中国翻译第一人”的林纾先生曾自称为“叫旦之鸡”，明确地把译介西方进步文学作为呼唤国民觉醒的手段。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动手来做文学翻译。从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到冰心、胡适、郑振铎、周作人等等。但在他们手里，翻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精神事业。他们一只手为社会为思想而写作，另一只手则用翻译从西方把那些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富于批判精神的文学名著当作先进的思想武器搬进中国。尤其是苏俄的革命文学，成了那个时代苦苦寻找中国出路的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南。我曾见过徐迟先生在1945年在重庆翻译出版的一本英国人莫德写的托尔斯泰的传记。那时抗战正紧，纸张奇缺，人力财力匮乏，他译的这本书厚达五百页，很难出版。但他坚持将前边的一百多页先印出来，取名叫做《青年托尔斯泰》。这本薄薄的书纸张又黑又糙，有的书页油墨洇透到背面，字迹很难辨认。但徐迟执意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探索一颗“深邃而伟大的灵魂”。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那时的文学翻译有着明确的目标乃至信仰，即为国民的精神而工作。　　草婴先生曾对我说，“文革”结束后上海一位出版界的领导找他谈话，要他担任译文出版社的总编辑，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刚刚经历了那黑暗又残忍的十年，知道国民精神中缺失什么。他决心要把充满人性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全部翻译出来，以影响国人。　　为了精神而翻译——这是我国翻译文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这个传统同样表现在80年代对西方一些哲学、社会学名著的译介上。这些译作对当时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开放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可是到了今天，当图书出版被彻底市场化、书籍成了物化的商品之后，我们还会像当年传递火种那样选择作品来翻译吗？　　我国的翻译文学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对经典性的追求。　　由于翻译文学崛起时正处于新文学运动高潮中，又多经作家们的手笔，作家们还有明确的“信、达、雅”(严复)的标准追求，使得翻译文学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文学质量。而那时，知识界正在提倡白话文运动。一方面使得翻译语言有着非常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充满思想魅力的外来的文学，反过来给白话文运动以极大的推动。　　中国的近代是翻译文学的黄金时代。前不久，我在天津大学北洋美术馆里举办一个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版本展，上千版本排开一看，大翻译家们竟如满天星斗。在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大地上，翻译文学好比长江大河。想想看，倘若没有翻译文学，近现代中国文学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可贵的情况是，往往一个翻译家专门翻译一个或两个外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倾尽一生之力，从作品的文本到作家的文本，从研究到翻译——这样的译本一定会得其“神”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百废俱兴那个时代，一家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小说，由于一些枝节问题与公认契诃夫小说最好的翻译家汝龙先生谈不拢，便想另起炉灶，换别人来译，遂从契诃夫小说中选取《套中人》和《小公务员之死》两篇，约请几位俄文译者同时来译，以从中选优。待译好一看，皆与汝龙的译本差之千里。仿佛这两篇不是契诃夫写的了。契诃夫那种天性的灵透、温情、深挚与那种淡淡的感伤，好像只在汝龙的字里行间里。无奈，还得回过头来找汝龙先生。　　许多外国作家在中国都是幸运地有这样一位天才的翻译家，因而才有了千千万万读者。在好的译本中，翻译家与外国作家是“同一个人”，不仅语言和语感，连生命气质也系系相通。他们就像那些外国作家的“化身”。比如托尔斯泰和草婴、果戈理和满涛、巴尔扎克与罗曼·罗兰和傅雷、雨果和李丹、莎士比亚和朱生豪、泰戈尔和冰心、马克·吐温和张友松、塞万提斯和杨绛等等；屠格涅夫的“化身”多一点，有巴金、萧珊、丰子恺、丽尼等。这些译本既是人类的财富也是中国文学的财富。它们早已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了。读世界文学的经典是必须要挑选版本的，就像听古典音乐，要挑选乐队和演奏家。　　然而在当今市场乱糟糟的炒作中，这种传统被忽视了。这些年除去韩少功精译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外，很少再有作家涉足翻译。大概由于当代作家的外语都较差，再有便是翻译的职业化。翻译一旦职业化和工具化，图书市场的畅销与营利的至上便主导一切。一本在国外乍热起来的畅销书或刚刚爆出媒体的诺奖作品，马上就成为出版社疯抢的香饽饽。一旦抢到手，随即腰斩几段分给几位译者，争分夺秒译出来，再请一位高手飞速地“顺”上两遍，马上出版上市。这种及时“打造”出来的翻译作品一定畅销，也一定在质量上大打折扣。因此，已经很长时间读不到关于好译本的书评了。译本的优劣似乎已不重要。比如在对戴聪译的巴别克的《骑兵军》好评如潮中，没有一篇赞美译笔的诗境与语言精致的质感。这也是当前文化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商业文化的特征是不要经典。或者说商业文化多追求物质的精致，但很少追求精神的精致。那么对精神精致与深邃的追求落到谁的肩上了呢？比方翻译文学，谁来继承百年翻译史的两个优秀的传统——即为了精神的传统与追求经典的传统。

《The 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一书，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关于20世纪10-2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于199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便荣膺美国列文森图书奖中的优秀史学著作奖。该书的中译本《血路--中国革命中的沈定一传奇》于1999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翻译者为周武彪先生。     当你偶然从书架上拾起这本书开始阅读的时候，你很难一下子意识到你手中拿着的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本书第一章的叙述风格使得该书更象是一部畅销的侦探推理小说。作者在长达八页的篇幅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事件：1928年8月，本书主人翁沈定一从他的家乡--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去省内的风景名胜莫干山消夏。他在那里盘桓两日，会晤了一些老朋友。而后，他在回家的途中遭到枪手的暗杀。穿插于这些事实之间的，是大量的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介绍、对沿途自然人文景观的琐碎记述和对主人翁内心感受的主观推测；接着，是对突如其来的暗杀过程和血腥场景的细致的描述。最后，由于杀手的成功逃逸，使得这次暗杀事件显得扑塑迷离，给读者留下许多悬念......     当然，这本书的巨大成功决不仅仅归因于作者巧妙的整体构思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它能获得列文森图书奖，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在于作者以一种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详实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一般面貌。书中的许多观点反映出作者对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深邃见解。作者在《提要》中说明："本研究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通过研究沈定一的交往、经历和死亡以及其中蕴涵的本世纪10年代晚期和整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裂痕及结构，以考察20年代中国革命。"综观本书，我认为作者成功地实现了上述意图。     按照近年来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的理论研究范式，萧邦奇在本项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主人翁沈定一"身份"（identity）的界定。他选择这样的角度切入主题，是基于以下认识：     在整个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在巨大的、令人目眩的社会政治变迁背景下，个体不得不把自身的身份问题与社会、国家、民族中的其他人的身份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而急剧的革命变迁造成的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须建构或重构身份。     为了确定沈定一的"身份"，萧邦奇在研究中主要借助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和方法。他认为"社会"是"个体间通过广泛的私人联系而形成的联结体或聚集体。这些可能既是横向又是纵向的联系随之又组成社会关系束和关系网，而后者又是社会组织和群体诸如政党和派系结构的基本成分。"在作者看来，"社会网络"不仅是构成社会的要件，而且是决定社会发展变迁的一种动力机制。     在运用"网络"概念和方法对大量史料和史实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萧邦奇发现："个人并不只简单地从属于一张网，而是属于许多重叠的网，这些网决定了个人的社会位置并塑造其身份"；"许多精英的身份具有变化的轨迹，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适应性。"     正是基于对沈定一在不同时期（如辛亥革命前后，北洋政府时期，五四时期，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分裂之后等）、不同"场所"（如全国范围，浙江省内和萧山衙前等）所处的众多的、相互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的深入研究，萧邦奇向我们展示了沈定一作为"地主少爷"、"清朝县官"、"辛亥革命的拥护者与参与者"、 "地方自治倡导者"、"新闻记者和五四精英"、"农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先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国共合作时期的跨党分子"、"西山会议参与者"、浙江省"清党委员会负责人"、"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和"反地主的地主"等多重复杂的政治面相，从而使我们对沈定一这一历史人物的认知超越了我们所熟知的"好人"或"坏人"、"革命"或"反动"的简单二元模式，使沈定一的形象显得更加生动、丰满和真实可信。 (    其次，通过对沈定一所处的"社会网络"的末梢和外延的分析研究，萧邦奇在界定沈定一个人身份的同时，还连带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10-20年代浙江乃至全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政治精英的群像。这使我们对"沈案"的历史背景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整体把握。     第三，通过研究"社会网络"形成和裂变的基因，萧邦奇还向我们立体地展示了10-20年代中国革命阵营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逐步明确了沈定一在萧山衙前、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对立面--"沈案"的潜在主谋。     在该书的第九章，萧邦奇为我们列出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嫌疑人：（1）衙前东岳庙庙祝；（2）嵊县蚕茧商人；（3）萧山县地主；（4）共产党或个别共产党员；（5）国民党或个别国民党员，并根据他（它）们各自可能产生的暗杀动机的强弱程度、组织和实施暗杀计划的各种能力、以及"沈案"发生后各方的反应，最终将暗杀的主谋锁定为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指出这是一场"为阻止政治成功和潜在叛乱而实施的谋杀"。尽管萧邦奇的上述推断缺乏直接的证据，还不能作为历史的定论，但作者基于大量的史料史实所作出的严谨周密的逻辑论证，依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在萧邦奇看来，沈定一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沉浮和他的最终死亡，是20世纪10-20年代中国革命发展和蜕变历史的一个缩影。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于：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许多怀着不同政治和知识信念的人们，面对已被鉴定和确认的共同敌人会聚成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包容性动力源。五四时期所崇尚的宽容、开放和实验意识正是这整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但是，到20年代中期，当革命运动开始显示出可能即将成功的迹象时，革命过程却变得日益富于排他性而不再是包容性。     在短短十年间，政治宪政文化及其对程序和法律的强调即被顺应革命而兴起的尚武风尚吸纳和摧毁。     造成革命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也包括沈定一自己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而这，又正是造成沈定一生前死后毁誉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围绕"沈案"的研究叙述中，字里行间，作者还很自然地表露出他对"革命"的独特看法和他所遵奉的历史观。他写到：     革命并不是主要只依靠非个人的社会、经济力量或意识形态斗争就能解释的过程。相反，革命是男人和女人们的故事。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推进力中的人们，常常是别无选择地被卷入他们所不能控制和引导的革命形势和风暴之中。     革命过程中的日常决策和行动产生于类似的事件、发展和关系，而不是普遍的意识形态、政治一致及发展。为了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日常人生经历和社会过程，人们的思想发展和行动正是来自于此；我们也应把我们的主要关注点置于活生生的个体之上，不同个体的目标相同，但可能来自于多样的动机。     如果我们把萧邦奇的上述观点验之于沈定一的个人经历，是言之成理的。     如上所述，对《血路》这本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如果把它当作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去读，在故事的结尾没有能够最终确认"沈案"的主谋，不能不使读者感到某种缺憾。但在我看来，既然该书是一部以浙江为主要"场所"、以沈定一为中心人物的民国政治个案研究专著，在我们读完全书以后，谁是"沈案"的元凶似乎已经并不重要，因为作者已经成功地运用"沈案"所造成的悬念，巧妙地将读者的思绪引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20世纪初期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更进一步。     后一种读法，或许更符合作者的心愿。

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0）》摘要

 The Nursery of GeniusA brief survey of ten magazines of influenceBy Nicholas Sabloff“A magazine,” Thomas Paine said, “is the nursery of genius.” Upon moving to America, Paine became a contributor and editor at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Not long after, he published Common Sense, the pamphlet that defin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Generations of young writers and thinkers have been drawn to what is an elusive project: to create a magazine that makes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s,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uch idealists have persevered in the face of the debt, disillusionment, meager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indifference from which all but a few of these publications inevitably perish.What follows are brief sketches of a certain variety of little magazine, “litt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merican Mercury) by virtue of their circulation. They are not zines or self-published pamphlets or policy journals, all of which may also be entitled to a claim of littleness. The magazines here are united in their commitment to forwarding the causes of literature, high art, and politics; they are best remembered for helping to establish canonical writers and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llectual culture of their day. The spirit of such magazines was perhaps best captured by Lionel Trilling in the 1950s when he wrote, “They are snickered at and snubbed, sometimes deservedly, and no one would venture to say in a precise way just what effect they have . . . except that they keep a countercurrent moving which perhaps no one will be fully aware of until it ceases to move.” The Dial, Boston1840-1844  Often considered the progenitor of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 the Dial was founded by “Transcendental Club” members Margaret Fuller and Ralph Waldo Emerson. Like many little magazines, the Dial was conceived out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ther journals of its day. Emerson used the second issue to call for a native literature that represent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is end, the magazine published obscure writers and poets, most of whom remained that way. The most notable exception was its most popular contributor,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Transcendentalists’ interest in Easter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brought the magazine more mockery than readers (“ethereal” was a common complaint): it never had more than 300 subscribers and Emerson came away from the project $300 the poorer. The magazine’s influence, however, has lived on. Resurrected countless times, in the 1920s the Dial became the premier Modernist magazine in the U.S. (it brought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to American readers) and gave birth to a publishing house, the Dial Press, that carries on to this day. Poetry, Chicago1912-Present The flourishing of Modern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incided with a renaissance in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s. Harriet Monroe’s showcase for American poetry was at the center of this efflorescence. Poetry published T.S. Eliot’s groundbreaking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1915. The poem had been passed along to Monroe by the magazine’s foreign correspondent, Ezra Pound. Poetry’s early years featured Pound’s promotion of imagism and,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Carl Sandburg’s “Chicago,” passionate defenses of free verse. It published early work by Marianne Moore, Hart Crane, Wallace Stevens, and Edna St. Vincent Millay. The initial pay rate: a generous $10 a page. The amount the magazine received in a bequest from pharmaceutical heiress Ruth Lilly in 2003: $100 million.The Masses, New York1911-1917 The Masses advocated for progressive causes such as socialism, pacifism, vegetarianism, and birth control, and published such progressives as Helen Keller, Jane Addams, and Bertrand Russell. The furious satires penned by its cartoonist, Art Young—he pilloried everything from the press to Jesus, and depicted capitalism as an overstuffed bald eagle—brought the magazine its share of controversy and notoriety. Edited by Columbia professor Max Eastman, the Masses was radical enough to print the intrepid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John Reed and antiwar enough to run afoul of the Espionage Act in 1917,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trials that led to the magazine’s demise. After folding in 1917, Eastman and his colleagues returned a year later with theLiberator. Many of these same editors, though not Eastman, regrouped in 1926 to launch the more overtly Marxist New Masses.The Criterion,London1922-1939T.S. Eliot edited Modernism’s most famous magazine at night after coming home from his job at Lloyds Bank. The Criterion’s editorial office was his house. From these modest origins sprung a debut issue containing “The Waste Land” and a magazine that, in its first year, received contributions from Luigi Pirandello, Virginia Woolf, Ezra Pound, E.M. Forster, and W.B. Yeats. In his effort to convey a European consciousness unlike  that found in other magazines of the time, Eliot’s Criterion became the first periodical to publish Proust in English. Eliot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s trying to establish such writers as 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 and Wyndham Lewi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ounding his defense of classicism, tradition, and Catholicism. The magazine never reached more than 800 subscribers and Eliot somewhat dispiritedly ended the Criterion in 1939.The American Mercury, New York1924-1980H.L. Mencken conceived the American Mercury as a magazine capable of taking in the whole absurd carnival of the American scene during the Jazz Age. Irreverent, learned, iconoclastic, and satirical, the magazine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encken himself. It furiously lampooned his favorite targets— creationists, Prohibition, the “booboisie”—in the pungent style of its editor. The premier literary tastemaker of his time, Mencken published fiction by William Faulkner, F. Scott Fitzgerald, Thomas Wolfe, and Sherwood Anderson alongside articles written by convicts, clergyman, lawyers, dishwashers, and outdoorsmen. At its peak, in 1928, the American Mercuryhad 84,000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lost momentum after 1929 when Mencken’s satirical edge,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economics, and disdain for the proletariat put him out of step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Depression era. The man Walter Lippmann once referred to as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is whole generation of educated people” left the magazine in 1933.Partisan Review,New York1934-2003It has been said of Partisan Review that despite rarely having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it had the righ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When people get nostalgic for the golden days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America, Partisan Review is never far from their minds. Though it bega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rts branch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magazine’s founding editors, 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soon parted ways with the party’s embrace of Stalinism. Staunchly anti-Stalinist and a defender of high art,Partisan Review was a magazine in which Rahv’s critiques of Marxism were followed by Eliot’s “Four Quartets.” The flagship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Partisan Review published Lionel Trilling, Irving Howe, Dwight Macdonald, 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and such classic essays as Clement Greenberg’s “Avant-Garde and Kitsch” and Susan Sontag’s “Notes on Camp.” The number of little magazines—Macdonald’s Politics, Howe’s Dissent—started by its former contributors over the years, often following an intellectual falling-out, testifies to its influence.Les Temps Modernes, Paris1945-PresentJean-Paul Sartre launched Les Temps Modernes one yea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at the height of his fame 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It was truly a magazine of the moment and quickly became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It, too, peaked a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uch titans of postwar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s Samuel Beckett, Jean Genet, Raymond Queneau, and Marguerite Duras, as well as Sartre’s monumental literary manifesto, “What Is Writing?” The magazine’s name, taken from the Charlie Chaplin filmModern Times, reflected Sartre’s belief that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was man’s duty. Sartre also believed in the pen’s ability to ignite political change, and in its first decade,Les Temps Modernes condemned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and demanded that France depart from Indochina and Algeria. By the early 1950s, Sartre’s Soviet sympathies had caused all the original editors but Simone de Beauvoir to depart, and it was on the pages of Les Temps Modernes, in one of the defining moments of 1950s intellectual life, that Sartre and Albert Camus’s friendship ended as the two quarreled bitterly in print over Stalinism.The Paris Review,Paris/New York1953-PresentThe Paris Review, which began life in hopes of recapturing the literary spirit of 1920s Paris, wanted to serve its writers, and George Plimpton, its charismatic co-founder and editor, was not bashful about engaging in a little showmanship to ensure that their voices would be heard. While never as fervently countercultural as Barnet Rosset’s more European-orientedEvergreen Review, in its early years the Paris Review helped to launch Terry Southern, Philip Roth, and Jack Kerouac, and was the first to publish Samuel Beckett in America. Its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s have become an institution unto themselves. Forever hovering around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i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Plimpton’s death in 2003 and despite the belief of one of its founding editors, Peter Matthiessen, that “little magazines should have short lives and then disappear.”The Baffler, Chicago1988-presentFounded by Thomas Frank, the Baffler modeled itself after Mencken’s American Mercury, and like his idol, Frank loved to cause mischief by exposing the absurdities and delusions of the “booboisie.” Unlike most little magazines, the Baffler was built around an explicit thesis: tha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had co-opted the very idea of dissent by making it a commodity. The magazine spent the 1990s ridiculing one instance after another—from the Gen-X rebel consumers at Details to the peddling of “alternative” culture—in which subversion and rebellion were marketed as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used only to reinforce the logic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 Despite only publishing seventeen issues to date, the magazine has two anthologies of essays to its name. These days, Frank can be found on the punditry circuit, having brought his critique of the culture wars into the mainstream with his 2004 boo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n+1, New York2004-Present  Over the course of only five issues n+1 has laid claim to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new little magazine to emerge from post-9/11 America. Although its small circulation pales in comparison to such coevals as the Believer and McSweeney’s,n+1 has caused an impressive amount of commotion by responding polemically to the present era. Beyond liberal politics, the editors’ other great passion is the defense of the literary novel: the magazine openly declares itself a descendent of the high seriousness and sense of tradition of Partisan Review. Yet the magazine’s self-conscious tone and its ability to shift casually from discussions of European theory to dissections of pop culture are unmistakably contemporary. In recent issues, the magazine has begun focusing its breezy editorials on exploring the effects that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as dating, casual sex, porn,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cell phones and email have had on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eryday life.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nyrm/2007/sabloff_well.html

4月6日，关涉民生福利与公共利益的新医改方案全文最终由新华社公布。这也意味着，这个涉及13亿人福祉的世纪民生工程，在经过多个部委参与和吸纳建议之后，最终定音。新医改方案显示，未来数年之内，仍然是多种体系并存。新医改方案提出，要“探索实行收支两条线、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经费总额预付等多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二战结束后，苏日两国间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日本战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苏联时期，日本战俘问题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苏联解体后，随着档案文件的不断解密，该问题受到俄罗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本文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及相关资料，对苏联这一政策的出台及其隐含的原因试加分析。　　一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的出台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红军挺进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随即电令“关东军司令官从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一切对苏作战行动，放下武器，投降就俘。”[1]从8月18日起，日本关东军开始陆续地向苏军投降。根据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1945年9月1日的总结报告记载，“俘获日军官兵573 984人，将军110人。”[2]　　面对几十万缴械投降的日本战俘，如何处置他们，成了苏联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曾就战后德国战俘的处置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随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十三条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公民”[3]。德国投降后，美英照此精神对德国等国家的战俘进行了遣返。此刻，苏联政府是否也会遵照这一精神呢?对此，苏联政府似乎早有准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与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档案材料显示，早在参加对日作战几个月前，苏联政府就对即将俘获的大量日本战俘的安置工作预先做了周密的部署，“宣布对日作战之后，苏军先后在满洲修建了20个前线战俘营，它们分布于哈尔滨、长春、奉天(沈阳)、佳木斯、牡丹江、吉林、抚顺等地。”[4]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苏联领导人就对日本战俘的安置问题下达了专门指示。1945年8月16日，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到斯大林的一项命令，上面有贝利亚等人的签 字，其中规定：“日本关东军战俘将不运往苏联，以示完全符合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在日军缴械投降后，尽可能在当地建立战俘营。同时，负责组建战俘营的前线指挥员还要抽调必要的军队来监管和押解战俘。战俘的伙食定额按照日军在满洲的标准执行，从地方储备中拨给。战俘营的组织和管理问题，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克里文科中将及其下属军官负责。”[5]　　根据这一指示，“日本战俘被送往苏军建立的战俘集中收容所或前线战俘营，伤病员被安置到前线医院，这些地方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战俘们也被仔细地审查一番，然后建立了个人档案和战俘卡片。”[6]另据时任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的梅列茨科夫元帅回忆：“战俘问题显得非常复杂，需要保证这批人的粮食供应、提供专门的医疗服务及成套的制服，还要解决他们的一些临时住所及其他问题。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指示，剩下的其他问题我们不得不就地解决而且刻不容缓。”[7]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在如何处置日本战俘这一问题上，起初，苏联政府基本上是遵照波茨坦公告精神的，符合波茨坦公告有关对战俘处置的政策以及对盟国所承担的义务，也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一周之后，苏联政府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的转变。　　1945年8月23日，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再次给苏联远东军下达了《关于接收并安置日军战俘参加劳动的第9 898号决议》的密令，规定：“接收50万日本战俘参加苏联境内的强制劳动，将他们安置到国家的各个生产部门当中，采取适当措施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8]这份文件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前线军事委员会、远东各方面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驻远东各方面军、远东交通管理等部门的负责人均布置了详细的任务。文件对战俘的挑选、押送、安置等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并且落实到具体的负责人，对押运到各地的战俘的数量也做了指示。文件指出，从日本战俘中挑选体力上能适应到远东、西伯利亚工作的人，每1 000人编为一个营，营、连级军官从战俘中的中下级军官选拔。文件要求为战俘提供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汽车及畜力运输工具等，保证冬夏制服、被褥、衬衣等军用物品的发放[9]。同时，文件还对向各地战俘营调拨的物资种类、数量甚至负责押运战俘的苏军军官、士兵的人数以及运送战俘的交通工具等等逐一做了详细的指示。最后，文件指明贝利亚负责监督命令的完成情况。　　遵照这一命令，“52万日本战俘被苏联政府从满洲地区押送到苏联远东与东西伯利亚等地区”[10]。据俄罗斯一位研究者的资料显示，“为了拘押日本战俘，在苏联一共建立了49个战俘集中营”[11]。俄罗斯学者库兹涅佐夫认为，数量还远不止这些，他在著作中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仅1945～1946年间，苏联就建立了71个日本战俘营，每一个战俘营还包括很多战俘管理所。”[12]另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50年5月24日呈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了关押日本战俘，共修建了267个战俘营，下设2 112个战俘管理所。”[13]接收如此大规模的战俘人员，地方当局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缺少住房、棉服，食品和药品也极度匮乏。营养不良、对气候的不适应、疾病流行等原因导致日本战俘营在1945～1946年冬季出现了战俘大量死亡现象。有数据显示，“1945年12月死亡3 385人，1946年1月死亡5 168人。其中营养不良死因死亡率占48．2％，肺炎占11．9％，斑疹伤寒占8．4％。”[14]　　二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形成的原因　　仅仅过了一周时间，苏联政府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处置战俘的方针政策，将几十万日本战俘扣押并且运到苏联境内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这样做不仅违背了波茨坦公告有关战俘问题的规定及盟国间所承担的义务，也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那么，苏联政府采取这项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与美国争夺日本势力范围　　1945年2月，斯大林曾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发表了一番谈话，他说：“这场战争跟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15]基于这种理论，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就与美国展开了争夺战后势力范围的斗争。在远东，随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更是成了苏美双方利益争夺的重点。　　1945年8月11日，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拟任命两人，分别由苏美各派一名将领担任，苏联方面的人选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这一建议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断然拒绝。8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任命麦克阿瑟为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美国的这一做法虽然令苏联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此时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仅三天，还谈不上什么“贡献”，只好不情愿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8月13日，美国将其拟定的《总命令第一号》 发给各盟国征求意见，该文件把接受日本投降分为三个区：中国、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以北纬16度为界)由中国政府受降；中国东北、朝鲜北部(以北纬38度线为界)和库页岛由苏军受降；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南半部由美国陆军受降[16]。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明确规定了美国和苏联各自的受降区，力主单独占领日本，旨在抵制苏联势力对日本的影响，最终将日本纳入美国势力范围。诚如杜鲁门8月11日所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分割地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17]美国这种排斥苏联的做法让斯大林感到非常不满。　　8月16日，斯大林复电杜鲁门，就美国的受降方案提出两点修改意见：(1)千岛群岛应归苏军受降；(2)将北海道北半部划归苏联，当地日军应向苏军受降[18]。斯大林在信中指出：“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19]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与美国争夺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权，以确立苏联在战后日本的地位和影响。虽然在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人选问题上，苏联的建议遭 到美国的拒绝，但斯大林还没有完全丧失与美国合作的希望，期待在与杜鲁门的对话中能够达成妥协。　　8月18日，莫斯科收到了美国的答复，美国同意将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军受降，但对于苏联的第二个要求则给予了坚决拒绝。“……至于北海道，总统(指杜鲁门)拒绝了斯大林关于使之成为苏联单独受降区的建议，强调指出，已经授权麦克阿瑟将军代表包括苏军在内的‘象征性的盟军武装力量’在日本各主要岛屿接受日军的投降。至于日本领土某些地区的临时占领问题，则由麦克阿瑟将军自行决定。”[20]美国总统的回答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失望和气愤。8月22日，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回信中批评到：“应该说，我和我的同志未曾料到您会做出这样的答复”[21]。　　杜鲁门的强硬政策使斯大林完全确信美国不让苏联“染指”北海道的立场不会改变。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将苏联排除在外。然则，苏联领导人并不想就此甘拜下风。恰在此时，数十万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攥在苏军手中等侯处置，显然，斯大林此刻已经作出了决定。第二天(8月23日)即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下达了扣押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命令。　　关于苏联领导人这样做的原因，日本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由于没有得到北海道的受降权，斯大林有意违背波茨坦公告有关战俘问题的规定，下令将缴械投降的关东军押运到苏联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违反盟国间履行遣返战俘的义务。按照许多日本学者的说法，“斯大林提出苏军占领北海道的要求，遭到美国的拒绝，从苏联方面来看，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赔偿方式。”[22]　　本文基本上同意上述看法。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改变在同美国争夺战后对日占领和管理权中所处的“弱势地位”。苏联自参加对日作战以来，为彻底消灭敌人，早日结束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战后对日安排问题上却被美国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有的好处由美国“独霸”，这是苏联领导人所无法忍受的。因此，扣押日本战俘，即使达不到利益“均沾”的效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利益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向美国示威，表明苏联已不再履行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此时的苏联，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强国，是除美国之外的另一“超级大国”，有能力也有信心与美国抗衡。因此，盟国间的这一协议对于苏联来讲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约束力，苏联领导人不会因为一纸协议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要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处置日本战俘。　　(二)维护国家安全　　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只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战争期间，出于抗击共同敌人的需要，苏联和西方国家暂时摒弃前嫌，结成联盟并进行了密切合作。欧洲战争胜利以后，为了谋求更多的势力范围和更大的国家利益，苏美之间开始了激烈的角逐。　　在国家利益中，国家安全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主要担心的是战后苏联的安全问题，1945年4月24日，在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郑重申明：“你要求我抛弃苏联安全 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23]斯大林对于战后苏联安全上的担忧正如英国学者阿诺德·托因比所形容的那样：“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24]正因为这样，在远东，苏联不希望战后日本加入到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当中反对自己。在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时候，斯大林非常慎重地重新评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担心日本在 投降之后可能会重新成为苏联的敌人。日本刚刚投降，美国就想单方面地确立它对日本的控制，而日本又与苏联紧相毗邻，这不能不使斯大林为之焦虑不安，这一情况自然要求苏联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在远东的安全。为防患未然起见，斯大林决定给予日本武装力量以坚决打击，从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消除可能对苏联东部地区构成的军事威胁。斯大林当时讲：“问题是，美国人占领日本时却没有把日本军队俘虏，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采取的措施一样。”[25]他接着又说：“(日本)武装力量的恢复当然是可能的，日 本人口众多，复仇的本性还很强。日本还会重新崛起。为了防止这一切，应该扣留50万到60万日本士兵及大约12 000人的指挥人员，与俄罗斯不同，美国人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经历。”[26]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担心的是，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之后，日本会在美国的扶持下重新武装起来与苏联为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例子，协约国对德国惩罚的措施不彻底，导致德国重新崛起，并成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因此，在战后处理日本战俘问题上，苏联要吸取一战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斯大林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几十万日本战俘扣押起来并运往 苏联，这样可以大大削弱日军的有生力量，确保日本在短时期内没有能力再对苏联构成威胁。　　(三)弥补国内劳动力的短缺　　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其人力、物力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据1992年苏联国防部公布，“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共损失约2 700万人口，其中70％为和平居民”[27]。“全国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亲人伤亡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损失也极其惨重。1 700多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3万多个工矿企业，6万多公里铁路。4 000多个火车站遭到破坏。9万多个集体农庄、1 800多个国营农场、2 000多个农业拖拉机站遭到洗劫。直接物质损失总计6 790亿卢布(按1941年的价格计算)，等于当时整个国民财富。战争结束时，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粮食产量下降到战前的41％，食品和工业日用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人们的生活相当困苦。”[28]　　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苏联政府所面临的严峻任务。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导致战后苏联国内对劳动力的极度需求。利用战俘的劳动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弥补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损失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俄罗斯学者对此有很好 的评价：“日本士兵组织性强、还具有相当的专业技能，可以用来充当免费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在政府的监督下能够从一个劳动部门抽调到另一个劳动部门，可以派到那些气候条件恶劣的、不通电、日常生活条件极度匮乏、最艰苦的地区以及对健康有害的部门去工作。”[29]　　从1945年开始，苏联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大规模使用战俘的劳动。日本战俘主要被安置在内务部的战俘营以及国防部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独立劳动营”里。俄罗斯学者卡拉曼和休科夫斯卡娅指出：“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那些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 动最繁重的部门——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因为这些部门的人力资源严重溃乏。”[30]1946年9月15日，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马立克在给莫洛托夫的工作纪要中写道：“从苏联国民经济的角度考虑，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利用日本战俘在苏联劳动的时间。”[31]这句话对于理解苏联领导人利用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目的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战后苏联政府扣押日本战俘并进行强制劳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与当时苏美两国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夺取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和管理权密切相关，而且与斯大林对战后苏联在远东安全的考虑以及苏联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紧密相连。前者是外部因素，后者则是内在的动力。　　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和从事外交活动时，总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这样，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苏联亦如此，在制定战后对日战俘政策时，维护国家利益是根本的出发点。其目的，就是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有效地防御侵略威胁、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　　(责任编辑 张昊琦)[1][苏]М. В. 扎哈罗夫主编：《结局：1945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57页。[2]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45 года: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двух держа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7 (1) . М. : 1997. с. 371．[3]《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19页。[4]Галицкий В. П.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е в СССР／／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 3．[5]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7.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47. [6]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В указ. Соч., с. 49.[7]Мерецков К. А. На службе народу. М., 1983. с. 423.[8]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8.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В указ. Соч., с. 47. [9]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8.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38. [10]ЦХИДК, ф. 1п, оп. 23 а. д.6, л. 112. Т1465, с. 166.[11]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1939-1956.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2000. с. 35.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56. [12]Кузнецов С. И. 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 Иркуск. 1997. с. 47.[13]徐元宫、李卫红：《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诠释》，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14]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67～68. [15][南]吉拉斯：《和斯大林的谈话》，转引自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16]吴于虞、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17][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中文版，第371页。[18]前引书：《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1994年版，第47页。[19]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6页。[20]Сафронов В. П. СССР - США - Япония: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60 гг. М., 2003. с.58.[21]同上书，第59页。[22]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28. [23]刘同舜编：《“冷战”、“遏止”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24][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合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349页。[25]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51.[26]同上。[27]马蔚云：《俄罗斯人口发展及现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年第2期。[28]前引书：《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第80页。[29]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53. [30]前引文：《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铨释》。[31]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50. 

關於本省外省和解是否可能的問題，我想先把場景拉寬拉深來看。陳光興把場景拉寬，從韓國談起，我就把場景拉深，從一千七百年前談起。南北朝時期，中原士族第一次大規模南移，他們先來到東吳，就是今天江南一帶，在那裡產生了所謂吳姓僑姓之別，吳姓指的是原來的東吳族群，僑姓就是新移入者，有如今天的本省外省。我們不清楚當時具體的問題為何，但一二百年後到了唐代這個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那時移民到東吳一代的中原士族，其中有一部份繼續南下，經過浙江來到福建，雖然我沒看到歷史上的記載，但相信也一樣有過閩姓僑姓之別。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多次發生，而且同一地區，譬如江南與福建。隨著時間之流，他們不僅和解，而且連和解的痕跡現在都看不到了。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大規模的族群遷移上，也發生在個別的家族上。我最近讀到清初和尚畫家石濤的一些東西，石濤姓朱，是明朝宗室之後，但他的籍貫卻是廣西，而非朱元璋的安徽，因為他們這一支已經落籍廣西好幾代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不管大族小族，這不是土地的連結，而是宗族的與文化的連結。我的意思是說中國傳統社會雖然安土重遷，但只要有適當的條件以及家族的連結也會大規模遷移的，也因此我父母雙方的家族來到了台灣。這個在歷史上自然發生的過程，在今天的台灣為何出了問題？我們試著從幾個方向來考察。今天外省人被罵得最狗血淋頭的是「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幾年前印尼發生排華暴動時，在台灣也有一些政治正確人士指責印尼華人不認同印尼才招來禍害，言下之意也是對印尼那塊「土地」的認同出了問題。雖然我一直不明白土地要怎麼被認同，倒是很清楚傳統社會的家族認同機制。當中原人口一族一族往南遷移，甚至渡海來台時，是不發生認同問題的，至少每家每戶都有一座神主牌，就是供奉列祖列宗的牌位，外省人這次的大遷移大半是個人的或者是現代化的小家庭，他們在台灣既沒有家族的連結，也沒有帶來神主牌，他們不再是另一次傳統移民。相對於本省人在這方面的保守傳統，要被罵「數典忘祖」的恐怕是這些現代人類的外省人了。關於台灣家族移民的多樣性，我想舉個有意思的例子。我有個朋友籍貫是上海，他們家確實是在1945年後從上海移民到台灣的所謂外省人。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他們家來到台灣後曾經到高雄屏東一帶尋找祖墳與族人，原來他們的家族曾經在台灣落腳過。他們原是福建漳州人，先從漳州來到台灣，幾代以後又從台灣移到上海，那時上海已經開始成為大商港，卻沒想到過了幾代以後卻因逃難回到台灣。他們家族以前經營海上貿易，靠海為生，自然也有分支去了南洋，他們的遷移路線是海洋中國/海洋台灣的一個鮮活例子。若硬要以自然界的東西來認同，我想對他們家族而言海洋比起土地恐怕更有意義。回到神主牌的問題，假設1945年後外省人都帶著祖宗牌位來到台灣，是否就沒有問題了？應該沒這麼簡單，不然不會有吳姓僑姓之爭。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時間，他們可能來得不夠長，才幾十年。這裡我想起我父母雙方的家族，他們來到台灣的時間也不能算長，不出清代晚期十九世紀，但我不曾從長輩口中聽到當年作為新移民有何齟齬之處，他們很快就被接納。顯然當下我們面臨的問題與時間的長短關係不大。陳光興的論文提到在傳統移民與新移民之間，有兩個不同於以前的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一個是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另一個是二次大戰後的冷戰局勢。日本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的「本省人」社會不再是那麼完整的中國傳統社會，而冷戰局面也使得「外省人」不再是傳統的中國移民。沒有這兩個因素的其中任何一項，今天台灣會是如何我不敢說，但應該不會有本省外省的問題。陳光興提到日本殖民統治社會對本省人的重大影響，我就先從這裡談起。去年班納狄克‧安德森來台演講時，我參與過其中一場，任務也是作回應，在回應中我提到我們家族三代人的不同思想背景。我的祖父算是前朝遺老，還懂得一些「漢文」，我祖母一生只穿唐裝，她的髮油還是來自生長在我們家牆頭上的蘆薈，而她最大的美容工程是去挽面。我父母接受的則完全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整套現代化教育，而我與大家一樣戰後出生，接受的是國民黨的與美國式的現代化教育。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我父母那一輩人，看不起我祖父那一輩人的無知與落後。譬如小時候我祖母會帶我去看歌仔戲，我母親就不太以為然。而接受美國式現代化教育的我們這一輩也不太看得起我父母那一輩，畢竟日本是戰敗國。我當時提出這些是作為反思台灣的民族主義的材料。演講會後我們與安德森聚餐，我並開車送他回旅館。在途中他追問了我一個三代人之間的問題，他問說我覺得與父母還是祖父母比較近，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與父母比較近」。這顯然是他較為期待的答案，因為對他而言我與父母所共有的現代化思想基礎，即使有著美國式與日本式的衝突，還是比較有助於他所同情的「台灣民族」的建構，而我祖父母那一代的東西卻可能起妨礙作用。然而後來回想起來卻覺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的情感也沒有那麼單純。我的父母輩雖然有著接受了現代化洗禮之後的喜悅與驕傲，精神上其實蠻空虛的，何況日本的一套戰敗了，而美國的一套又藉著國民黨之手把他們搞的七葷八素。其中的徵候之一是，他們雖然掌握了用來學習現代化種種的日語，卻失去了母語的能力。我並不是說他們不會說台灣閩南話了，而是說他們除了用台灣話來進行日常生活的溝通之外，其他屬於抽象的、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層面的大道理，都必須藉助日語才行。李登輝就是那一輩的一個典型，他的日本話講得比他的母語流利多了，他的高層次思考大半是用日語進行。金美齡大概也是如此。我最近開始跟一位李登輝的台語代言人學習「河洛話」，我們那位老師是台北三峽人，顯然是經由非正式管道學習到所謂漢文的，他對他的母語很趕自豪，不願叫別的名稱，只叫它作河洛話，認為是比「國語」還要古老還要豐富的語言，也最合乎傳統詩詞聲韻。他不只用河洛話來教我們讀三字經千字文，讀唐詩宋詞，還教我們用古調來吟唱，這可是他最炫的時刻。他是李登輝同一輩人，與日本人來往講日文沒有問題，但是李前總統在年輕時就已喪失母語的能力，不會用母語在電視上宣讀元旦文告，只好靠我這位老師在背後對著嘴配音。從這個重新學習「河洛話」的過程中，雖然三字經千字文的內容確實有些落伍，卻讓我認識到非有漢文教育不能掌握河洛母語，也更認識到我祖父母與我父母這兩代之間在母語斷裂上的悲劇性。我父母的現代化語言是日語，而我的現代化語言是國語加英語，除了日常生活溝通外，我們兩代各自失去了父母的語言。那是不是把我的河洛話老師那一套拿來就管用了？顯然也不行。那一套語言可能需要一番現代化，而且還有一些「有音無字」的問題，這方面宋澤萊做過很大的努力，就不是我能言說的範圍了。我要言說的是，從河洛話在我們三代之間的失傳，可以看到問題是出在現代化的斷裂上，而從同樣的斷裂點上切入我們也應該可以找到本省外省和解的線索。如此把場景拉遠拉大之後，我們看到的就是現代化這個力量，然而這個東西卻又多重線索，令人無所適從。如果從簡單的現代化上國（先進國家）來分類，我們有過日本式、德國式、美國式、甚至蘇聯式的現代化方案。這些彼此衝突的方案也都各自有著在地的代表，形成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文化霸權，也形成難以和解的衝突以及前後矛盾的論述。譬如說現在有個「落後的外省人來統治現代化的台灣人」這個流行說法，可是不要忘記在以前我們也有過「現代化的外省人輕視沒有文化的本省人」的說法。我記得三十年前我的一位外省籍教授曾表示過對於雨夜花這類歌謠的不屑，他的不屑很清楚地是因為他的上國是美國，他是聽古典音樂與藝術歌曲的，他對所有的流行歌都不屑。但是他的個人的不屑卻可能無限上綱為「有文化的外省人歧視沒有文化的本省人」的責難。我個人認為，到底誰有文化誰落後都不重要，因為這些互相矛盾的論述基本上都是一種政治性的操作，牽涉到背後不同的現代化意識型態。在這類政治性操作中，我們當然看不到和解的可能，甚至有時會讓人捏把冷汗，譬如安德森在去年演講會上提到的另一件事。安德森在那次演講會上曾經提到在美國的一位台灣留學生向他說起的一件事，是親身聽到還是轉述並不清楚。安德森說在美國有一位男性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顯然是個極右派民族主義者，對於台灣獨立的主張很是悲憤，以為大半的台灣人都是這樣，於是說出要X盡所有台灣女人，類似這類的話。安德森的轉述是否屬實並不重要，因為我們知道全世界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右翼民族主義者都會有這種集體性強暴敵對者婦女的念頭。最近的例子示巴爾幹半島的族群衝突；再早一些的例子是南京大屠殺；更早的還有日本軍隊侵略台灣時，在鎮壓了當時起來抵抗的地方武力後，對他們的婦女施以姦淫凌辱的手段，也是史冊有載。這種集體強暴的行為並不是只在發洩性慾，而是戰勝族群的男性對敵對者男性的一種耀武揚威。這裡或可以看出現代民族主義潛在的男性因子，充滿著集體性的神經病徵。由此看來，大陸留美學生中有人會有這種想法就不足為奇了。反過來說亦復如此，我認識一位有很強烈台灣意識的，他很討厭大陸的中國人，多年來不願踏上對岸一步。但這一年來他不知為何去了幾趟，回來後卻向我誇耀他在那裡找女人的經驗。這雖然是個人行為，但是這種身份認同政治中扭曲了的集體性神經症狀，即使程度有別，在兩性關係上卻是無所不在。但這些都不是安德森所要說的重點。安德森要說的重點是男性武裝者只會對敵對異族的婦女進行集體姦淫，而不會對自己族群的婦女同胞幹這種事。因此當他聽到有大陸中國人想對台灣婦女幹這種事時，他高興地想到大陸的中國男性開始不把台灣人當成是自己的同胞了。當然安德森不會無知到以為那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想法有代表性，但是以他的民族理論以及同情台灣獨立的立場，自然會希望兩岸之間的問題是兩個異族之間的問題，以為從那裡可以看到解決的曙光。於是他那一天就進一步說，當有很多大陸的中國男性都有這種想法的時候，就是他們不再把台灣人當成中國人的時候，那台灣民族的問題就解決大半了。我覺得安德森有點一廂情願，但他的確觸到了一個存在於兩岸之間，存在於本省外省之間的一個很關鍵的東西。身份認同是互相的，你即使拿到美國國籍，很多美國人都不見得會接受你為美國人，你去日本，日本人也會把你當「外人」，但是你去中國，他們卻還是把你當中國人，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這個致命的吸引力的確有點麻煩。這裡當然有打造中華民族的現代因素在內，但也有不少前現代的傳統因素。譬如，中國人一樣都稱南洋華人為華僑，把他們當成中國人，這種前現代觀念碰上界線分明的現代國家觀念，當然屢被指責為撈過界的大中國心態。這種不完全與現代國家/政權的認同有關的包容性觀念，其實也存在於台灣中心的意識裡。多年以前，很多台灣人第一次到新加坡時，還會驚訝於新加坡人也會講「台灣話」。其他的因素不談，這裡包含著一種把新加坡華人納為台灣人的底層心裡機制，我想這是中國人把有相同文化連帶宗族連帶的都認為是中國人一樣的心裡機制。而正是這種身份認同的底層機制是難以用現代性來輕易加以解決的。我想以安德森的智慧，他是看到了兩岸之間，甚至台灣內部，在身份認同上的這個麻煩不是民族主義可以輕易解決得了的。進一步說，我想他在這裡也看到了他那套現代民族理論的困境。我想這是他當時心裡的疙瘩，也因此他會一廂情願地寄望於有朝一日大陸人不再將台灣人當成中國人。相對於傳統中國人概念過度的包容性（或說雜交性），新生的台灣人概念則顯得保守許多。本省人與台灣人這兩個概念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可以互用的，在台灣不少地方譬如台南，它原先只指涉到講閩南語的福佬人，固然不包括原住民，甚至也不包括客家人。在這種地方原先是沒有福佬人概念的，自己就是台灣人或本省人，客家人則是客家人，其他族群就不用說了。多年前朱天心曾在報紙上強烈抗議不少本省人只把她當作是外省人，即使她有一個本省母親。這使我想起美國的情況。老虎伍茲據說是個大混血，他的長輩除了有黑人與白人外，還包括好幾種其他血統。但很清楚的，美國白人不會認為他是白人，即使她有白人血統，美國黑人倒是接受他為黑人，即使他只有部分的黑人血統。這是美國一般的黑白分類法，白人必須是純粹的白人才算，譬如說你只要有1/8的黑人血統，你的黑人特徵就會顯示出來，你就是黑人。這是你會發現很多美國黑人長得很「白」的原因。在美國族群顏色的位階上，處於最高階的白人有如純種狗一樣，不能有一點雜質。回到我們台灣人的情況，我想以傳統社會為基礎的閩南移民社會，還是有著傳統中國人的包容性與雜交性，只要文化能夠納進來的就是自己人。那為何還會有朱天心抗議的情況？我想還是與現代性有關，與台灣民族國家的打造所衍生出來的族群政治有關。這裡的問題是我們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為什麼會變得這麼狹隘，好像是在培養一種純種狗，而安德森提起的那位大陸留學生也一樣不再有傳統中國人的包容概念。海峽兩岸顯然都陷入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迷障。[多桑]的英文副名是 "A Borrowed Life"（借來的生命），廖朝陽教授引伸出來的一篇英文論文名為 "Borrowed Modernity"（借來的現代性），這個「借來的」字眼很貼切，我們的現代化是借來的，缺乏自發性。自從我祖父那一代以後，活在借來的世界似乎是我們難以逃避的宿命，就如我們今天討論到的四部作品的題目。譬如[香蕉天堂]，香蕉原產地應該是中南美，天堂應該也是個現代觀念。而「多桑」的叫法，在我們台南家鄉並不曾聽到有人用過。小時候有一家鄰居頗為西化，他們的小孩叫母親作「媽咪」，相對於多桑的日本，這是美國式的。我的父母輩則要我們叫他們「爸爸、媽媽」，這也是現代化後了的叫法，而我的祖父母輩則仍舊要他們的子女叫他們「阿爸、阿母」，我也聽過有叫「阿爹、阿娘」的。這裡反映的情況是，借來的東西充滿著差異性與拼湊性，甚至在同一個時期的台灣（其中台南人可能比較有那麼一點自主性）。至於「蝙蝠」的意象，就一個比較鄉土的、自然的觀點來看，蝙蝠其實是與人類相當親近的動物。甚至在台北都會，你也只要找個較空曠、有水有樹的地方，在黃昏的時候抬頭一望，就會發現很多蝙蝠在空中補食蚊蟲。蝙蝠在我們這裡會成為一種恐怖的東西大概也是一種借來的現代性吧。因此，如果說借來的現代性有太多種，太缺乏自我，以致讓我們陷入了無可避免的衝突，那和解的源頭恐怕要回到那個前現代與各種現代的交接點上，進行反思。從這個觀點來看，就不只本省外省要和解，受國民黨加美國教育的我這一輩要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和解，我們兩代也要與沒受到現代化洗禮的祖父母和解。我個人與外省人的和解沒有問題，我妻子就是外省人。我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的和解也不成問題，雖然我曾怪罪過他們為何沒有教我講漂亮的河洛話，只會背著我用日語交談，然而就如安德森所期待的，我們兩代人還是較為接近。與前現代的祖父母的和解的確會是一個考驗，但是都已經走到所謂後現代的今天，對我個人而言應該也是可以解決的，尤其是在學習用河洛話吟唱唐詩宋詞的時候。當然我很清楚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但我感覺到有個和解的情懷在心裡頭，在精神上不再踐踏他們，就覺得心安理得，不在怨恨，雖然這樣子就有點與安德森的期待背道而馳了。進一步說，不只台灣內部要和解，兩岸之間要和解，而受到現代化衝擊的整個亞洲，包括日本與韓國，也都有自身的以及互相的和解要求。因此就像陳光興的論文開頭提到的「漢城在集體哀悼韓國的現代性」，我們是必須把場景拉大拉遠，進行一種全面的和解，如此本省外省的和解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