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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当代法治发达国家，刑事诉讼模式大致分为三类：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模式、大陆法系的审问式诉讼模式和日本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我国属于典型的审问式模式，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方面吸收了对抗制因素，其中对刑事审判方式所进行的改革，正是向对抗制方式的演化。我国刑事诉讼法正面临再次修改，诉讼模式的选择不可回避，并且，研究诉讼模式是系统探究刑事诉讼诸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刑事诉讼科学化的需要。然而，学界在对抗式诉讼的基本法理、运行机理方面都缺乏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诉讼制度的完善，因而，对抗式诉讼的研究就成为当下刑事诉讼理论界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涵义及特征 　　在刑事诉讼中，对抗式诉讼模式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又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般来说，当事人主义大致包括三项内涵：一为当事人对等主义，指原告（检察官）和被告在诉讼中处于对等的地位；二为当事人进行主义，指诉讼以当事人的主张、证据为中心，法院仅基于当事人的诉求径行裁判，对应欧陆国家的调查原则；三为当事人处分主义，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刑事诉讼中的“有罪答辩”就是典型例证。[1]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甚或是相反利益的双方就事实或者证据进行辩论和对抗，由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裁判者根据双方提出的证据和辩论，作出独立的判断。“对抗式的，或对抗（adversary)，是用来指代这样的情形：两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他们承担了收集信息并在听证中提交信息的主要责任。”[2]法官不参与争议并在争议当事人之间保持公正。美国学者达马斯卡教授称对抗式审判模式是“理论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对立双方在有权决定争端裁决结果的法庭面前所进行的争斗”。[3]对抗式模式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并以抗辩的方式推进诉讼。庭审的主要内容是诉讼抗辩，控方承担有罪的证明责任，辩方则辨驳防御。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主要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无论从当事人地位、诉讼任务及职能，还是审查案件事实的方式上，对抗式诉讼模式皆注重从对抗中发现事实和妥当解决争讼。 　　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精髓体现在庭审阶段，审判前的侦查与起诉被视为对抗的准备程序，强调诉讼的效率，但自二战以来由于人权保障意识的强化，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亦重视审前程序对抗。纵观对抗制运行过程，我们认为，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裁判者的中立性。纠纷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消极的地位，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对案件也不存有偏见。裁判者在法庭上必须完整听取双方辩论，不能先入为主。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立消极的裁判者由陪审团和法官共同组成。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裁判，法官专理法律的适用，裁判者在法庭上不得进行积极主动的询问及调查行为，并在听取双方的辩论和意见后作出裁判。 　　第二，庭前不作任何实质性审查，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对抗式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公正的审判必须在法官当庭听取控辩双方的争辩后作出。法官在庭审前不接触任何一方的证据材料，以防止法官预断和偏见，保障公正判决。对抗式诉讼模式要求检察官在起诉时只能移送一本起诉状，并且起诉状中不得含有任何能使法官产生预断的内容，由此保障诉讼以审判为中心。案件的诉讼结果必须皆出自法庭的审理，法官必须重视控辩双方的意见，确保辩护权的切实实现。 　　第三，律师主导审判过程。律师参与诉讼是对抗式诉讼得以进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通常所说的对抗也主要是律师代表双方当事人进行对抗。律师是法律“专家”，能依据事实及法律为当事人争得实体利益，律师的参与也使审理易于围绕案情进行，提高诉讼效率。整个诉讼过程律师成为主宰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因为法官在听取案件的过程中是被动的，法官不能或很少针对案件相关问题发问，陪审团同样不允许发表意见，审判过程实际由双方律师主导。 　　第四，被追诉人被赋予一系列的程序公正权利。[4]对抗式模式中，被追诉人拥有一系列诉讼权利，强调程序的公正性。这些权利包括：无罪推定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避免双重危险的权利、交叉询问的权利、享有独立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等等。这主要基于国家享有强大的公共资源，通过把国家的强大权力规制在特定的诉讼结构规范中，同时也是保障追诉程序的正当性。这些正当程序的规制，保证了裁判是在公开、公正的法庭上作出的，而不是在审前阶段由一个官僚的国家机构秘密作出。 　　用形象的语言形容，对抗式诉讼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就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双方当事人彼此独立，依次向没有偏见、消极的法官或裁判者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有人把这一过程比作讲故事的比赛，谁说得更有吸引力、更有说服力，谁就赢得这个比赛，其故事就被接受。比赛的过程是由技术规则引导的，相应的系列诉讼程序及规则即成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当然，在实施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美两国，除具有对抗式的一些共同特征之外，由于两国法律价值观及律师制度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对抗式诉讼模式特征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二、对抗式诉讼模式在当代的新发展 　　对抗式诉讼模式产生于英国，历经12世纪到19世纪长期司法经验的积累，并伴随着诸多相关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对英美法系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美国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其诉讼制度与模式受到英国的直接影响。美国继承并发展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在开放的美国较之相对保守的英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以法官消极听证、控审分离、控辩平等、被追诉人拥有一系列程序公正权利为基础的当代对抗式诉讼模式，权利保障也逐步由形式走向了实质。进而，美国成为当代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国家。 　　二战之后，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公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已越来越被大多国家所吸收、采纳，成为刑事诉讼国际趋势之一，并在近几年几大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变动与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凸显出来。 　　日本于“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进行了宪法以及刑事司法改革。日本对刑事诉讼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在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格局中，吸收、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许多诉讼制度和原则，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混合型诉讼制度。目前其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在进一步改革之中。……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具体包括如下改革内容：为实现刑事审判的充实及迅速化修改刑事诉讼法；扩充国选律师制度；引进裁判员制度；强化检察审查会的权限。[5] 　　俄罗斯于2001年11月12日通过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2002年7月1日生效，其间又于2002年5月和7月分别通过了两个法律对新法典进行了部分修正。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引进了对抗制，确立了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而法官只是中立的裁判者的新概念，并确立了对抗式诉讼模式。该法第1条规定：(1)刑事诉讼应当在当事人对抗的基础上进行。(2）刑事案件的控辩审三项职能应当彼此分立，同一机构或官员不得同时承担多项诉讼职能。(3)法院不应成为刑事指控机构，不应偏向于控方或者辩方。法院应当为当事人履行其诉讼义务和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条件。(4）控辩双方在法庭面前应当平等。该条是对宪法中有关对抗原则的落实和细化。[6](5)确立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强调对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剥夺和限制应由一名中立的法官作出的理念。确立司法审查原则，对于羁押、住宅勘验检查搜查等强制侦查行为必须经由法官决定方可进行。 　　意大利在1988年刑诉法典中吸收了部分对抗制因素，弱化了法官对庭审的主导权，限制法官审前接触案卷的范围，强调控辩双方对证据调查的积极作用。这种改革方式与我国199年进行的庭审方式的改革如出一辙。该法一出台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部法典对意大利传统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引进和移植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从而使该国的刑事诉讼制度逐渐由原来的职权主义模式转向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具体说来，意大利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贯彻抗辩原则，强调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首先是转移庭审主导权，由于抗辩原则要求证据的提出由控辩双方负责，这就要求改革意大利原有的法官主导证据调查的职权。另一方面的改革着力于重构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确立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第二，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此外，意大利在前述改革的基础上，推出了进一步的改革措施。随着宪法修正案对正当程序原则与抗辩原则的正式确认，以人权保障与提高诉讼效率为目标，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开始了新一轮的修改。比较重要的法律修改集中在提高诉讼效率与辩方调查权两个方面。尤其是2000年对于辩方调查权的改革，进一步打破控方在证据形成上的垄断，扩大律师在证据收集方面的作用，增加辩方对抗能力，使得意大利刑事诉讼的对抗式色彩更为浓厚。[7] 　　法国是大陆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之一，其刑事诉讼中保留的职权主义传统较为明显。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的几年间，法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几次重大修改，改革的内容涉及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权利保护等方面，其中对当事人主义的借鉴以及人权保障的强化方面颇值得关注。特别是2000年6月15日修改后的法典增加了序言性条款，列举规定了一些诉讼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程序公正、对质和平衡；控审分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保障辩护权；司法保障；强制措施的必要性以及与犯罪严重程度相当；保护人的尊严；程序便捷；保障被害人知情等权利。此外，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进一步完善了审前程序，特别增强了审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体现在加强了对拘留的法律控制，将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时段提前，明确了侦查期限，增强了检察官对侦查的控制能力，弱化了预审的强职权化和集权化色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近的措施改革了作为职权主义重要特征之一的预审法官制度，创立了与之并列的自由与羁押法官制度，推行审前程序中的分权机制。此外，法国新近的改革推出了加强预审阶段当事人权利、增强审前程序中辩论的公开性等措施，进一步吸收了对抗式诉讼的因素。[8] 　　此外，我国台湾地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更新。就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近些年的重大发展，有台湾学者认为下述三个方面的改革最为显著：一是扬弃根深蒂固的审判制度，将审判制度自“职权主义”转为“当事人进行主义”；二是强化人权保障。确认人权保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虽不能说胜于发现真实，但最少与发现真实同等重要。三是削夺既有权力机关庞大的权力。[9]通过审视台湾地区的具体改革措施以及对其实施效果的观察，可以看出，近些年刑事诉讼法的重大改革已经使得刑事审判实现了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重大转变。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的新发展，充分反映了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要求，凸显出发展的共同趋势。其内容的变化，突出反映了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和特征，适应了新形势下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改变了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使诉讼结构更为科学合理，更加符合诉讼的特点和规律，日益显示出对抗式诉讼模式旺盛的生命力。 　　三、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比较优势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为众多国家、地区刑事诉讼改革采纳，成为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改革的潮流。为什么对抗式诉讼模式受到如此广泛的青睐？其具有哪些比较优势？ 　　1．对抗式诉讼模式奉行程序法治原则 　　其运行模式完全置于程序规则之下，充分体现了程序法治原则。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强调诉讼的进行尤其是权力的行使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并明确规定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米兰达警告、交叉询问规则、证据可采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例，在实行典型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美国，最初实行比较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搜查和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必须自动予以排除，排除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最终产生了毒树之果规则。虽然近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创制了一些例外，但就其范围和力度方面，仍远比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广泛和强大。 　　2．对抗式诉讼模式尊重当事人利益，平衡各方利益 　　对抗式诉讼模式使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和个人权利得到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当事人尤其是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参与诉讼的程度亦更加充分和公正，个人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被追诉人享有较多的诉讼权利，形成与侦控机关的平等抗衡，从而积极参与诉讼以影响诉讼结果。同时，被追诉人可通过中立的第三者即裁判方对控方的追诉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被追诉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和权利得以有力保障，各方利益得以适当地兼顾。 　　3．对抗式诉讼模式公开、透明 　　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对有关案件事实、程序及证据的疑问都是在公开的法庭上解决的，通过控辩双方的辩论和质证活动予以澄清，争议的解决都是人们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的，裁判的结论也是当事人可以预期的，失去了当事人腐蚀国家司法人员的机会，这不仅可通过程序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司法的自主性，并且可以防止因为权力的亲和性使审判者偏向控诉方，有利于树立裁判者的中立形象，使判决的结果更加令人信服，增强法律的权威。 　　4．对抗式诉讼模式为律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律师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享有充分的辩护自由度，在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公平竞争理念密不可分。对抗式诉讼中，法庭审判以控辩双方的举证、问证、辩证等质证活动为主线，法官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原则上无权主动参与案件的调查与辩论，使包括律师辩护活动在内的控辩双方的活动异常突出和活跃。并且，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交叉询问、反询问的辩护方式。而“反询问是为查明事实真相而创立的最大的法律装置。有时辩护方只需通过对控方证人的反询问，抓住控方证人证言中的漏洞，便会取得胜诉。”[10]再者，对抗式诉讼中，律师辩护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律师积极而不是消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去辩护，并极力提高自己的辩护技巧，注重经验的积累和运用，这都无疑会使律师在更大的自由氛围中极尽所能，扩大辩护的空间和效果。 　　5．对抗式诉讼模式易于发现真相 　　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是诉讼证据，而对抗式诉讼模式注重两造平等的对抗过程，利于调动当事人举证和调查证据的积极性。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证据完全由控辩双方收集和提供，其内在动因在于诉讼中控辩双方与案件的实体判决之间的重大利害关系，由此，二者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去收集尽可能多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为维护乙方利益，控辩双方对于犯罪是否成立都十分关心，在举证和调查证据上，都力求使之对本方有利。裁判者的职责仅在于居中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取舍，法官不主动干涉当事人调查证据的活动，从而使其中立性更具有保障，避免因过于主动而在调查中逐渐偏向某一方，损害审判的公正性。加之诉讼证据规则的运作、控辩双方对同一证据的交叉询问等，都有助于对证据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从而更易于发现案件事实。 　　当然，对抗制也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缺陷，比如：在发现真实方面，要求控辩双方的证据得到对等的揭示，而这种对等揭示应建立在控辩双方收集证据能力方面的平衡上。但如何解决控辩双方天然的不平衡及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内在缺陷就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另外，对抗式诉讼可能因为强调程序正义而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中排除大量与审判有关的证据，从而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同时对抗式诉讼模式也存在被告人主动认罪程序、辩诉交易等导致不公正压力产生及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现象发生，使有罪之人逃脱法网等。 　　对抗式诉讼模式虽有缺陷，但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予以弥补。如针对对抗式诉讼可能拖延诉讼而对司法公正带来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在上世纪后期已有主张，正如Wilson and Grimwade一书中所言：只能通过立法针对对抗式诉讼模式进行两方面的改革来解决，即加强法官对刑事诉讼的控制和重新审视法庭上的沉默权。[11]而英国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赋予刑事法院的法官在特殊案件中排除陪审团参与审理的裁量权。[12] 四、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相对于其他诉讼模式更符合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趋势，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即哪些深层理论背景决定了对抗式诉讼具有上述比较优势呢？通过研读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理论基础呈现出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 　　（一）真实发现理论 　　在英美法律制度下，对抗式诉讼方式通常被认为容易也最可能发现案件真实。发现真实理论是英美学者们非常看重的理论依据，“对抗式的支持者认为，在这种诉讼制度下更有可能发现案件真实。”[13]在对抗式模式中，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完全由控辩双方收集和提供，裁判方仅对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取舍。由于诉讼中控辩双方与案件的实体判决结果有着重大的利益关系，他们会积极获取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并往往在法庭上对意见不一致的证据据理力争，使得裁判者得以全面了解案件事实，从而冷静思考，利于对案件事实作出客观认定。“一名法官要想做到公正，他最好让争诉双方保持平衡而不要介入争论。……假如一名法官亲自检验证人的证词，那就是说，他自甘介入争论，从而有可能被甚嚣尘上的争吵遮住明断的视线。”[14]对抗式诉讼特别关注法庭上的质证，质证是对抗的双方针对相对方所举证据进行质疑和质问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对抗性质。质证的主要方式是交叉询问，即对抗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盘诘性询问，盘诘性询问具有攻击反驳的性质，若是支持性或进一步说明性的询问，则不属于盘诘性询问。交叉询问被认为是庭审中有利于发现真实的最佳途径。 　　当然，真实发现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挑战，他们认为两个不同利益者进行对抗，以说故事的方式进行各自的解释，不但无助相反会阻碍发现真实。因为双方的动机都是为了赢得比赛，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去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而在双方极力隐瞒歪曲事实的过程中怎么可能去发现真实？如美国学者弗朗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对该模式发现真实的能力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对抗制中的各种游戏规则，包括证人制度和交叉询问制度，不但没有促成对真相的挖掘，反而扰乱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视线，甚至误导了他们，并对这种庭审方式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就好比是医生正在做临床手术，而我们却朝他的眼睛里扔胡椒面儿。”[15] 　　（二）公平理论 　　传统观点认为，诉讼任务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应该确定犯罪事实是否发生，是否被告人所为，以及是否存在某种从重、加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情节等。……司法机关所确定的这些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实无疑。”[16]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具体认识只能是对客观对象一定程度的认知。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显然属于具体认识的范畴，是对案件事实拘于一定时限的认识，完全再现过去的案件事实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考量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应把认识论与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结合起来，既不能夸大司法人员的认识能力和实际能力，也不能消极应付案件事实，而是尽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并不要求也不必要穷尽与案件相关的所有事实，只是就裁判需要的事实予以查明。裁判前，这些事实是模糊的，对这部分事实如何去发现，需要公平的方法和程序去确定，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设计好解决争端的程序，而且这个程序的底限要求是必须对双方公平。对抗制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最好程序方法，它可以解决公平问题，让双方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足够的平等地位，帮助法官发现真实，即使不能完全发现案件事实（事实上也不需要），但至少发现事实的机会是公平的，公平使争讼双方能够积极参与对抗，最大程度实现诉讼正义，提高裁判的公信力。 　　（三）权利保障理论 　　权利保障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关系密切。西方政治制度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学基础之上，人们对国家权力持有很深刻的怀疑，因为国家在对个人进行干预时，可能牵涉的是对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予以剥夺的问题，特别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在对个人进行刑事追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障其不受不公正的待遇。但这并不意味放弃追究，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社会、他人造成了损害，构成犯罪，当然要追究，但追究的过程应当公正。在英美法国家，甚至包括法、德等一些大陆法国家，有一种观念，即个人相对国家来说比较渺小，处在弱势地位，需要设立一个制度，在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个人生活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这一最激烈的冲突结合点上，必须考虑怎样保护个人的合法诉讼权益不因为强大的国家权力而遭受侵害。所以如果对抗制不能帮助发现真实，也不能提供公平的机会，那么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公平，因此需尽可能去保证个人不受不公正的待遇，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法庭的构建也是完成一个附加的政治目的：保证控方的权力不是一般形式的行使，这样，被告人的审判权利保护所有的公民免受政府权力和资源的可能滥用。”[17]而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者是无偏私的，这几乎得到了世界普遍的承认。获得一个无偏私的法庭的权利，不仅得到相关国际条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美洲国际公约》、《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公约》等的认可，也得到一些国家的宪法及法律的承认。对抗式诉讼模式则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对个人的保护。首先，对抗式诉讼模式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能够保证被告人一方了解被指控事实的所有证据，并籍此作好充分的庭审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的充分与否直接决定庭审效率的高低与否，因为效率也是正义的应有之义；其次，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一系列精细规则原则性地为法官提供了自由心证的判断标准，同时为当事人进行对抗、辩论指引了攻防的方向；再次，法官的中立性和消极性为其必须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提供了保证，加之交叉询问规则的运用，使证据的采用、事实的认定成为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结果，避免了法官的恣意，益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法治理念以“有权利就有救济”及“三权分立制衡原理”为基础，其刑事诉讼观建立在个人权利保障与社会之犯罪控制并重的价值观上。“我们不仅需要规范与秩序，更需要正义。”[18]此为民主国家之真谛，其中“秩序”与“正义”孰轻孰重，更是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之分野。[19]英美法系国家坚持程序正义，关注基本人权，被认为是取得与公共秩序价值衡平的惟一方法。正是在正当法律程序的价值理念下，强调权利保障，英美法系国家构建了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控辩双方的对等及审判者的中立，重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以程序制约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擅断，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 　　（四）公信力理论 　　刑事诉讼中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除了对国家与个人的冲突作出处理，解决双方的纠纷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它的社会角色作用，即通过对抗式诉讼，为产生可接受的结论而设计一些实际的法律规则，昭示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守法态度，并增强裁判的公信力。对抗式诉讼形成的裁判，如果被公众所接受，认为是对该犯罪行为的正确处理、是可信的，就意味着为公众设计了一个行为规范。所以，诉讼模式的设计必须是使公众认为其结果是可接受的、可信的。而公众之所以信任结果是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强调定罪科刑的确定性，而不愿意冒控告无辜人的风险。为此，对抗式诉讼被设计为一个非常艰难的“考试”，有诸多制度的制约，如陪审团制度、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复杂精细的证据规则等。对它的限制越多则越难以通过这个考试，一旦通过，其结果的正确性就越是令人信服，从而引领人们的行为。 　　以上不难看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各理论基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的甚至是建立在否定前者的基础上，但又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目的，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些理论基础对对抗式诉讼模式都起到了不同的诠释作用，因而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中国应坚持对抗式诉讼模式改革 　　当下，由于我国的对抗制不具有实质的对抗，造成庭审的虚置，对抗制庭审方式的进一步落实与实现即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对抗式诉讼相对于其他诉讼模式来说，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并且，从其建立的理论基础来看，对抗式诉讼模式更符合当下刑事诉讼理论的新发展。 　　1．实行对抗式诉讼是由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决定的 　　在审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我国似乎培养了最优秀的警察、最优秀的预审员，形成了最为有效的挖掘案件真相的“能力”，而辩方的抗辩能力却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隐藏着沦为诉讼客体的极大风险。更令人堪忧的是刑讯逼供与审问式诉讼模式的伴生问题。近几年，中国刑事司法程序不断受到错案的拷问。如果我们将发现真相的重心从放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转移到法庭的审判中，具体落实到法庭审判的公开对抗上，那么刑讯逼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遏制的，同时我们还得到了更加公正、公平的诉讼程序，更加呵护被追诉人权益保障的诉讼程序。况且，加强对抗式诉讼模式改革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开弓没有回头箭”,19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汲取了相当的对抗式因素，“强化了控审双方的举证和辩论，形成控审分离、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审判格局，增强了刑事审判程序的对抗性和公正性；避免法官预断，防止‘先定后审’，强化庭审功能；强化辩护职能、庭审辩护方的防御能力。”[20]使我国的借鉴有了一定的基础：司法人员通过近些年的理论学习及司法实践，不仅逐步形成了重视程序、程序公正、人权保障、限制权力等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司法理念，也自然地养成了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一些行为模式。法官逐步由积极探求事实真相的角色转变为消极的被动听审者角色；司法资格考试制度的实行，使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有明显提高，律师队伍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逐步形成；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社会民众不断接收先进法律理念的熏陶，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运转形成了良好的司法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有利条件。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已进入“瓶颈”阶段，改革必须前行，但任重而道远。而从我国的诉讼实际看，更需要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规范，并使制度得以贯彻和落实，提高正当程序保护人权的力度。因为现实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审问式模式的因素有余，而对抗式模式的因素不足。” 　　2．实行对抗式诉讼是诉讼基本规律使然 　　对抗制反映诉讼的基本规律，是坚持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理由。从认识论角度看，在尊重事物规律的基础上，方能更好地发挥该事物的作用和功能。诉讼解决社会主体刑事实体利益冲突，控辩对抗是社会主体刑事实体利益冲突在诉讼上的延伸。尽管现代社会拟制当事人广泛介入诉讼，增强了诉讼的理性，减弱了控辩双方的“切肤之恨”，但控辩对抗的天然基础不曾动摇。对抗是诉讼的内在根据，没有争斗就没有诉讼。这里，“对抗”或“争斗”具有利益争执和程序对垒的双重意义。……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关系始终以实体利益冲突为内核，以程序性对抗为表征；两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实体利益冲突的存在始终是程序性对抗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但在实体利益进入诉讼程序后，程序性对抗的规则、强度和处理方式对实体利益冲突的解决就具有了决定性意义。[21]实体利益的冲突性，决定了诉讼程序的进行必然是在双方对抗的机制中进行，尊重双方的不同利益，给予双方充分展示矛盾、观点、证据、意见、事实的机会，裁判者兼听双方的意见后，作出裁判，这被认为是公正的。换句话说，实体利益冲突处理结果的公正也有赖于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对抗。顺应诉讼规律的模式要求，会通畅诉讼，彰显正义和效率。否则，会阻碍诉讼，并产生不公正的结果。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改革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刑事诉讼必须符合诉讼规律的必要性。 　　3．实行对抗式诉讼是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 　　通过前文对对抗制诉讼模式在当代新发展的介绍可以看出，从国际范围看，对抗制是刑事诉讼模式发展的趋势，各国的刑事诉讼法越来越倾向于体现人权保障及正当程序的理念，注重落实《欧洲人权公约》、《罗马规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规则的要求。而对抗式诉讼模式正契合了上述公约的要求，因而各国刑事诉讼模式也逐步显示出对抗式的特征。英美法系国家在原有的对抗式基础上，更加完善。而大陆法系国家“总体来看，控辩式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庭审改革的方向和趋势。这一切源于国际性、区域性人权公约与刑事司法准则关于正当程序与公正审判以及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普遍要求。”[2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进行刑事诉讼法修改，无一不是从职权制转向对抗制，这应当被看作经验性的证据。这一趋势和变化，反映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符合诉讼基本规律的要求、符合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目的的要求、符合刑事诉讼全球范围内民主、文明的要求，反映了在司法正义的感召下，司法技术规范可以跨越国别脱离不同的价值理念和法律传统的牵制，从而具有普适性。 　　六、中国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改革路径 　　我国 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庭前审查采取实体性审查；法官主导法庭审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抗制对于我国的实务部门和学术界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问题，即使在19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人们对对抗制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当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对抗制缺乏明确、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有关对抗制度的翻译资料及国内学者的研究都较少。在这种状况下，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废除卷宗移送制度，增强庭审控辩对抗，强调减少法官审前预断与居中裁判，大幅度地引入了对抗制因素，对我国过去一直坚持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修正，庭审的对抗制大大增强。但毋庸置疑，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影响诉讼模式的控辩审三大职能制度设计及实践中，仍存在不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要求的因素，缺乏真正的对抗，有虚置化倾向。笔者认为，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对症下药，亟需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 　　（一）强化控辩平衡，增强公平对抗的基本条件 　　首先，在控诉方面，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不符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建构及运行要求。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把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确定为法律监督者，对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和对方当事人地位的辩护方享有法律监督的权利；并把“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作为刑事诉讼中调整公、检、法三家基本关系的原则。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不符。法律监督者的诉讼地位使公诉人往往超越于辩方甚至审判方。在执行基本原则过程中，又常常仅注重“互相配合”，这些现象必然造成审判者不中立、法官控审不分的超职权主义庭审方式的弊端。审判中立、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形成科学对抗是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控辩双方必须是地位平等的诉讼参与者。检察机关作为控诉职能的承担者，追诉犯罪是其天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追诉的心理倾向不可能在其承担监督职能时予以消失。当然检察机关的追诉应具有客观公正性，而追诉的客观公正性并不能消除其追诉的本能要求。为适应其本能要求，并保证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科学平等对抗，应将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确定为与辩方平等的参诉人，重构其审判监督者的身份，重新确立控辩双方的正确关系，坚持平等对抗原则，坚守双方诉讼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对等的理念。为此，需重新确立控辩审三方的关系，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的需要，真正贯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者中立的要求。这也是刑事诉讼中司法公正真正实现赖以存在的科学模式架构。 　　在控辩式诉讼模式中，将检察机关（公诉人）定位为与辩护方地位平等的参诉人，是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是诉讼文明、民主的趋势。检察官的同等参诉人地位适应控辩双方合理的诉讼关系，对于保持科学合理的诉讼模式、实现诉讼公正具有保证作用。为确保控辩的平等，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增加“控辩平衡”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设立相应的制度内容，以限制公权力、扩大私权利，形成控辩双方的真正平衡。只有控辩双方平衡，才能形成对抗，才能实现公正。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控方的法律监督方式，决不意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而是改变监督的路径，把控诉职能与监督职能有效分离，控者专司控诉，监督者专行监督权。 　　其次，在辩护方面，强有力的辩护是诉讼得以对抗的基本动因，而我国目前的刑事辩护率较低，据1998年-2005年《中国法律统计年鉴》的数据，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1997年，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率为54.5%，而之后呈现下滑趋势，到2004年则下降到44.9%。另据学者考察，北京市律师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比率不足10%。[23]刑事辩护状况令人担忧。在这种状况下，大多被告人只能孤零零地面对实力强劲的公诉人，在控辩双方实力悬殊十分明显的状况下，法庭的裁决难言公正，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被告人被判无罪的可能性极低。[24]保证被告人所享有的辩护权，才能谈得上公正，控辩平衡才能体现公正，这就是程序的价值与作用所在，“程序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的说法亦基于此。另外，由于律师的职业行为规范不健全甚或不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甚至出现非法行为妨碍司法公正的现象。所以，必须规范辩护律师的执业行为，加强辩护律师的执业纪律，以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中对辩护一方的内在要求。提高律师的参辩率及辩护质量，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应当废除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我国1997年修改的刑法增加了第306条，把辩护人列为伪证罪的主体，这种法律规定必然妨碍律师辩护制度作用的正常发挥。律师辩护制度是为了保障司法公平公正而设立的，是法制建设民主化的充分体现，从诉讼结构看，也是对抗式诉讼模式充分体现人权保障功能的必然要求，否则，这种科学的对抗难以形成。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被某些司法人员当作职业报复的口实，严重影响律师辩护的积极性，破坏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进而导致人们对整个辩护制度失去信心，这对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机制将是严重的破坏，更有碍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第二，加强对律师违法、违业行为的惩戒，逐步实现律师的行业管理，切实实现律师行业的高度自治，由律师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需要指出的是，律师的惩戒不应由作为相对方的控方进行，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系非官方主体，是与公权相对应的维护私权的重要力量，是对抗式诉讼模式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控方负责惩戒会严重破坏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根基，而应由自治组织律师协会或第三方的人民法院进行。同时，必须加强律师的权利保障。如，律师在场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庭审举证质证辩论权利、庭审言论豁免权等能有效支撑对抗式诉讼模式正常运转的律师所必需的权利。同时，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加强律师自律、注重律师自身职业道德、业务水平的提高；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律师队伍，使我国的律师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控诉一方形成科学、平等的对抗，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机制运行奠定前提和基础。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实质意义在于提高控辩双方对诉讼进程和结果的影响，而不仅仅在形式上。纵观我国实际，辩方力量的加强是完善我国对抗式模式的根本所在。 　　（二）强化法官中立，提高裁判公信力 　　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审判者的超然中立地位。对审判者而言，公正是其裁判的核心追求，它必然要求法官居于客观、中立无偏的地位，对于控辩双方一视同仁。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由于传统纠问诉讼模式的影响，法官往往衷情于追究犯罪，检法一体共同承担追究犯罪的任务。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是法官具有明显的追诉倾向，表现在对辩护律师一定程度上的偏见，对律师的程序权利不予重视，对律师的观点不予采纳。审判实践中常遇见的现象，如公诉人因需要补充侦查而申请延期审理的，法官一般都允许，而辩护律师提出申请重新鉴定、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作证以及调取新的物证等法定诉讼权利时，法官则时有限制；公诉人请求发言，则法官一般允许，而辩护律师请求发言往往予以限制，甚至加以排斥，判决书往往用一句常见的套话即辩护人的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使得律师所有的努力到此终结。此类做法，在法院刑事审判庭中决非鲜见。审判方对控辩双方的不同态度，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司法公正，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反映了人们包括部分司法人员对律师辩护活动在诉讼模式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上的模糊乃至于偏见。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正常运作，需要法官做到消极被动，以超然中立的身份介入诉讼，对控辩双方一视同仁，确保控辩双方参与机会平等。为此，法官应转变对自己诉讼角色的认识，作为中立消极的裁判者，应摆脱追诉犯罪的倾向，正确认识对抗式诉讼中律师辩护活动的重要作用，充分重视律师的辩护意见。律师辩护意见是律师辩护行为的终点和指向，也是辩护方对抗控诉方起诉意见的精华所在，法官对其充分重视，才能正确发挥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职能作用。就现行司法实际状况而言，只有重视了辩护律师意见，法官才会改变偏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真正做到消极被动。为此，辩护方提出了哪些辩护意见、是否采纳辩护意见、采纳与否的原因，法官在判决书中都应该明示，以判决书这一有形载体制约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辩护意见语焉不详应成为可以上诉或重审的理由，以此改变法官倾向追诉的认识及做法，使之成为诉讼中真正的消极被动者。 　　（三）强化庭审对抗，调动控辩双方积极性 　　庭审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落脚点，审判的中心和重心，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关键阶段，也是展示刑事司法公正的主要领域。然而，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定了对抗式庭审的大框架，但在庭审程序的具体涉及和掌握上仍有走过场之嫌。司法实践中，对抗式庭审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表现在没有对抗、、不让当事人说话、以辩论代替质证、证人鉴定人不出庭，没有盘诘性询问等。以上现象的形成，其主要原因是能够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问题已在庭外解决。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又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庭审法官预断；二是庭审法官没有权力独立审判案件；三是庭审规则不完善，不能形成有效的控辩对抗。因此，应解决庭审流于形式问题，增加审判活动中的对抗制因素，切实贯彻对抗求真的精神。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排除法官预断。法官预断是对抗式庭审的大敌，一旦法官预断，对抗式庭审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法官预断的最大来源是卷宗，针对遏制法官预断的效果而言，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起诉书一本主义显然优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言词直接原则。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目的是为了切断审查公诉程序和法庭审判之间的联系，防止负责审查起诉的法官在开庭审判前即对案件产生预断。由于控辩审三方对于“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认识不一致，特别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并未对上述所谓“主要证据”的范围作出严格规范的限定，使得检察官在庭审中突然袭击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控辩审三方之间相互冲突不断。在诸多情况下，其危害程度较之原先的“先定后审”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检察官庭后移送卷宗的做法，使法官的庭前阅卷转为庭后阅卷，易于形成心证，庭审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因此，为排除法官预断，应改行起诉状一本主义，运用证据交换解决律师的知情权问题，为庭审对抗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坚决贯彻回避制度，凡是在已经进行的诉讼程序中接触过案件的人都应该排除在案件的裁判者之外。其二，由合议庭主导裁判。裁判应由亲身经历审判的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听取各方陈述、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这是法官庭审存在的依据，也是庭审展开的目的。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案件审理完毕后，往往要经历法官到庭长再到分管院长的审批，裁判方能作出，有些案件还需要经过由院领导和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此，庭审活动中就不必要强调对抗，庭审的功能被弱化，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对抗式庭审的大框架也被虚置，更不会言及具体程序规则的完善。因此，应取消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审批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由讨论案件转为疑难案件咨询机构乃至取消审判委员会，由合议庭自主决定裁判的结果。其三，完善庭审质证程序与规则，充分质证，摆脱笔录中心主义。质证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典型特征，它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所进行的口头的质疑询问，并由对方答复的诉讼行为。通过质证，控方可以证明其追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方可以抵御不公指控，免受不当裁判；法庭可以明辨是非，勘破真伪，以便正确裁判。如果说庭审是刑事诉讼的中心，质证则是庭审的中心。然而，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25]言词证据往往得不到有效质证，书面证言充斥庭审调查活动，当事人的质证权被架空，双方的对抗无法展开。所以，应明确法庭调查的质证程序，如，交叉询问质证程序。明确质证的本质特征是对抗性的质疑和质问、交叉询问的盘诘性以及主询问、反询问、再询问、最后询问等程序规则，使证据内容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显现；确保需要出庭的证人、鉴定人能够出庭，构建合理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真正贯彻“质证原则”，落实被告人的质证权，只有被当庭质证的庭审证词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根据；贯彻言词直接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摆脱笔录中心主义，集中体现对抗式诉讼模式双方抗辩求真的理念，使案件事实在“辩”中自明。为避免质证造成的庭审拖沓，防止证据突袭，实现有序审理，还应结合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并做好争点整理工作。 　　（四）关注审前程序中的对抗，将对抗贯穿诉讼全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对抗式诉讼模式贯彻严格的审判中心主义，但控辩双方的对抗不应仅体现在审判程序中，同样应体现在庭审前的程序中。审前程序已具备纠纷的双方机制，“而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在于解决争议必须有代表理性和正义的中立的第三者存在，由第三者在纠纷当事人之间作出判断。”[26]审前程序作为刑事程序的重要阶段，也必须具备诉讼的基本特征，由中立的第三方（法官）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裁决。否则，代表国家权力的控方与代表公民权利的辩方之间的纠纷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解决，违背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违背程序正义。 　　为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前程序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亟需完善的两项制度是审前法官司法审查制度及审前证据开示制度。 　　庭审前程序中，尤其是在侦查程序中，需要运用强制措施，而强制措施关涉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在此阶段有较好的人权保障措施，是刑事诉讼文明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也是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之一，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建有相应的审前法官司法审查制度。但是，“同世界主要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法官没有任何角色作用，法官既不参与纠纷双方予以控辩平衡和控制，也没有对侦查程序中被侵权方施以任何的救济。使法官间接控制侦查追诉机关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形成了一线型的强职权主义式侦查格局。”[27]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缺陷和弊端。在审前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一方面发挥裁判者的中立无偏的应有作用，避免由于与诉讼程序有利益关系的一方单方处分涉及另一方权利的事项所产生的不公正；另一方面，司法权的介入，法官作为消极仲裁者，为双方提供平等的陈述机会及必要保障。这些都是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具体内容可以是设立司法审查机构，配备专职司法审查法官，负责审查涉及公民人身、财产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有关强制性措施，并根据审查的情况决定是否签发许可令，同时决定相关措施的期限。凡追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需采取拘留、逮捕、羁押、搜查、扣押、监视居住等强制性措施，必须按法定程序提请司法审查官审查许可，否则应承担违法的法律责任。当然，紧急情况下的逮捕可先由追诉机关执行，但事后应及时报请司法审查法官予以补充审查以决定是否签发许可令。另外，司法审查机构还应当受理侦查行为相对人的上诉，负责举行由控辩双方参加的听证会，对上诉事项通过听取双方意见后予以裁判。并应充分保障侦查行为相对人委托律师的权利及其他权利，保障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同时，为确保控辩双方的真正平衡，应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使被告方能充分利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国家公权力的方式获得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正是由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蕴涵了刑事诉讼对公正、效率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在保障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程序功能，所以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国家，以成文法、法院规则或者判例法的形式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防止证据突袭，进而保证对抗式庭审功能的正常发挥。在证据开示制度中，应坚持凡是有利于被告人一方的证据，无论控诉机关是否要在法庭上出示，都必须庭前出示，使被告方利用国家资源获得的证据，追求与对方平衡的机会，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支持并保障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良性运作，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公正。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第一，开示既可以在审查起诉期间，也可以在法院受理起诉之后决定开庭之前。地点即可设在检察院也可设在法院，一是为了防止全卷移送，导致法官预断；二是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开示的是全部案件卷宗的证据材料，而在法庭出示的只是其中的据以指控犯罪的证据，为了证据开示把检察院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的诸多证据材料运至法院，不利于安全保密，也增加了诉讼成本。具体的开示方法可以由庭前法官来主持开示活动。方式应先由检察官向辩护一方开示证据，再由辩护一方向检察官开示证据，双方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对方的证据材料，开示时可以发表对证据材料的意见。双方开示后，应制作证据开示纪要，载明证据开示的基本情况及争议焦点，双方各执一份，提交法庭一份。第二，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的范围既要考虑到有效保障被追诉主体及辩护律师的质证权、辩论权，又要考虑到诉讼公平、符合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证据庭前开示中应采用双向开示原则，即控辩双方互相开示证据，这样才能真正使法庭审判中的突袭行为不再发生，才能通过开示获得手段上的“平等武装”，证据开示制度才会有生命力。但必须指出，双向开示并不等于对等开示，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应当是不平衡的，检察机关负有全面开示证据的义务，在证据开示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于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来说，应展示所掌握的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包括准备在庭上出示的，及不准备在庭上出示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辩护律师则只负有限度地开示证据的义务。当然，如果辩护一方拥有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被告人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或精神有障碍等彻底否定公诉主张的无罪证据，亦应同时开示给控方。但辩护方拥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且未被控方所掌握的证据，不在辩方开示之列。辩护方应该展示的证据范围应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有利于规范。同时，应建立保障机制，发挥法院在开示程序中的作用。控辩之一方在对方未依法开示的情况下，都可以要求法院的司法审查和司法保护。第三，庭前证据开示的启动程序可由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尤其应保证辩护方此项权利的实现；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职权向控辩双方提出而启动。第四，为保证庭前证据开示的有效性，必须建立相应的程序制裁机制，对违反证据开示程序的行为进行制裁。如，对不依法履行开示义务的一方，法院可以裁定强制其履行；对不按规定予以开示的证据，取消其证明力等。 　　余　论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经验与教训表明，推动对抗式诉讼模式在中国进一步扎根需要注意对抗式诉讼模式配套制度的同步建立，除前述提及的诉讼制度之外，还应积极配置简易程序，通过构建多元的简易程序包括速决程序、简化审程序、辩诉交易程序等，借助简易程序分流掉大部分案件，司法机构才可能承担起对抗式诉讼模式所要求的巨大的资源投入；要甄别证人出庭的必要程度，强调关键证人出庭，使得对抗式诉讼模式能够得以运转；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应重视职业群体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中的关键作用。无论多么完美的程序离开相应的法律职业者的运作都是空谈。我国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所具有的对抗式诉讼模式技巧还十分有限，对各自在对抗式诉讼模式庭审方式中的地位与角色尚需进一步的体悟，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的数量还有待提高，职业环境有待改善等等，此类有关人的问题与障碍或许远远比制度的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或许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投入。 　　当然，在借鉴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同时，应考虑由于法律和司法传统不同，民众对法律及其司法效果的认可和尊重程度、考虑诉讼主体对法律的运用和接受能力。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集合体，诉讼模式不可能不受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心理、诉讼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强调自身现实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吸收符合诉讼规律的文明的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系国际范围内的大势所趋。19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从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我国适应诉讼民主、文明全球化趋势的努力。当然，我们仍应继续努力，在诉讼模式的选择上结合我国的实际，继续坚持对抗制改革，充分、科学、有效地吸收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并有所创新，使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更理性、更系统、更科学。  注　释： [1]参见[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董璠舆、宋英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2页。转引自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一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3]Jenny Wceman, Evidence and the Adversarial prosess, Blan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4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4]See Richard Vogler, A World View of Criminal Justice,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2005,p. 129. 　　[5]参见刘计划：《中国控辩式庭审方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6]参见郭志媛：《对抗与合作：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模式定位》，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 　　[7]关于意大利刑事诉讼改革新近发展，参看陈卫东、刘计划、程雷：《变动不居的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2期。 　　[8]关于法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新近发展，参看陈卫东、刘计划、程雷：《法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新进展》，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0期。 　　[9]参见王兆鹏：《台湾刑事诉讼法的重大变革》，载《两岸四地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10]转引自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11]See Martin, B' Speech “The Adversarial model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hat change is happening?” Venue: Heads of Prosecuting Agen-cies in the Commonwealth Conference, 23-26 September 1997，Wellington, New Zealand. 　　[12]如根据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第43条的规定，控方可以申请在严重或复杂的欺诈案件中，在没有陪审团参加下进行审理。如果法庭认为该案审理时间过长或相当复杂，那么法庭可以裁量该案不由陪审团审理。  [13][美]艾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1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5]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6]巫宇甦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17]Gary Goodpaster , On The Theory of American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nology. vol. 78. No. 1. 1987. 134. 　　[18]美国总统詹森于1965年寄方兴未艾委员会咨文中的引言，转引自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9]参见黄东熊：《论当事人主义》，载《刑事诉讼法研究》，第175页。 　　[20]陈光中主编：《刑事一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1]参见梁玉霞：《论刑事诉讼方式的正当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2 - 93页。 　　[22]参见前引[5]，刘计划书，第21页。 　　[23]参见田文昌、陈瑞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24]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从2002年到2006年，我国无罪判决的平均比率为0.32%，远远低于实施“精密司法”的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 　　[25]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和第47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各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低，不仅使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难以保证，同时也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使庭上对抗无法展开。据调查，全国各地的法院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普遍在10％以下。参见胡云腾：《证人出庭作证难及其出路》，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而我国西部某市基层和中级两级法院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出庭率仅为0.38%。参见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26]前引[18]，陈卫东书，第105页。 　　[27]张月满：《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重塑》，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2期。 　　作者：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张月满，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副教授。

提要：两个理论主导了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研究。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群体：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则讨论了在转型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干部精英内部的分化。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把握和解释当今中国的精英流动动态。本文作者建构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这个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内部也不是内固的，并已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作者的经验分析表明，精英排他通过给予精英与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实现，虽然更平等地成为党员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精英排他。精英代际转化则是因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我们感谢边燕杰、麦宜生（Ethan Michelson ）、吉尔。伊亚尔（Gil Eyal）、潘绥铭、郑路、胡松华，还有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想法。文责由笔者自负。 自从德热拉斯（M.Djilas ）1957年的《新阶级》（德热拉斯，1963P 1957）一书问世以来，很多学者关注国家社会主义中精英群体的选择机制和精英群体的形成过程。在这些文献中的研究主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内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多大程度上的异同？而于此又更直接、更深刻地聚焦到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上。其间较有代表性的是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前者讨论了在中国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的关系，后者则讨论了在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技术干部精英和行政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然而，本研究认为，他们对中国市场转型下精英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且没有揭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的具体机制。因此，本文先厘清可资借鉴的这两个理论体系，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并用中国城市调研的经验数据，以及统计模型来证明这个理论框架。 一、理论背景 （一）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 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了精英分割理论。①「精英分割理论由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在2000年他与李博柏（Li Bobai）和特雷曼（Donald J .Treiman）的合作文章中进一步确认和延伸。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参见Walder，1995）」他认为，在中国，相对于其他职业，一方面，大学学历是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最强的预测指标，而党员身份②「党员身份在国外有关研究中被作为政治忠诚的一个指标」对此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一方面，党员身份是进入行政管理职位最强的预测指标，大学学历对此也有显著的正作用。这两种主要资格所起到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大学学历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行政管理者；党员身份则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行政管理者，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魏昂德通过对职权、收入和住房的分析，认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是"再分配精英"，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走上阶级权力的道路（Walder，1995）。由此，他认为，在中国，精英群体是分割的。 精英分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萨列尼的二元精英和二元途径模型的启发。萨列尼和康拉德（G.Konrad）在1979年曾断言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正处于走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他们指的是关于党的年老的精英--即德热拉斯于1957年所说的"新阶级"--将被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精英人士所取代的未来（参见Walder，1995）。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Szelenyi ，1982，1983：158-160；Walder et al .，2000）。在1986年和1988年的文章中，萨列尼对1979年、1982年、1983年的观点有所修正。他认为先前关于知识分子融入统治精英的推测是不成熟的（Szelenyi，1986，1988：216-218）。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持着政治上忠诚的官僚和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人士的分割，而且还存在两种不同的职业路径：一条路径通向具有权力和特权的行政管理职位，另一条通向拥有微小权力的专业技术职位；专业技术人员路径强调教育资格，行政管理者路径强调政治忠诚，但是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忠诚的考察程度和行政管理者高学历的考察程度就不是很清楚了（Walder et al .，2000）。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就是对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解释。 魏昂德等学者在2000年使用纵贯的职业史资料和事件史模型，进一步发展其二元精英模型。他们发现：（1）高学历在两条职业路径中的影响作用都在增加；在现阶段，具有大学学历者成为干部精英的机率要高于高中毕业者，但是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2）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它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具有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3）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4）虽然10多年来，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变化，但毛时代的路径模式仍然存在，它们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5）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同时与对政治机器的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这些年来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Walderet al .，2000）。①「值得一提的是，魏昂德等人在2000年的文章中仍然在质疑后毛时期的职业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发展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毛时期向更为一般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转变的结果，或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出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文章中明确地认为，这些职业模式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 归纳精英分割理论主要论点是两个方面：（1）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是分离的：党员身份是通向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虽然教育程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高学历是通向专业技术精英的先决条件，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2）"再分配精英"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割理论，精英分割强调的是在代内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分离，它们之间无法完成转化。魏昂德是想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谈"精英分割"问题；他想用"精英分割"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性问题。在他看来，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分割的、矛盾的、冲突的、截然不同的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两个精英群体，所以中国的政治秩序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魏昂德是从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的分野和再分配特权由干部精英垄断这两个方面来阐释精英分割的。对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魏昂德提出的两个维度是否是认定精英分割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依着这两个维度是否就能够断言中国的精英是分割的呢？在笔者看来，从代内来看，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形成路径的确是不同的；但所谓精英是否是分割的，不能仅从代内流动或职业获得路径上简单视之，而应该从代际流动上考察，因为代际流动是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阶层之间关系的一个指标。当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排他，而自身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是分割的；如果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转化，他们之间并不排他，自身也不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不是分割的，或者说这些精英群体其实是一种人。 （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 萨列尼在一篇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中提出了精英分化理论（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精英分化理论由萨列尼和科斯泰罗在1996年首先提出，在1998年，萨列尼与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参见Eyal et al .，1998）。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之后在1998年，他在和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精英分化理论（Eyal ，1998）。精英分化理论是在萨列尼将市场渗透分为三种类型的制度背景下提出的。这三种类型的市场渗透是：（1）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2）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在萨列尼看来，1968-1980年的东欧和1977-1985年的中国存在的是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1980-1989年的东欧和1986年以后的中国存在的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1989年后的东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而中国尚未出现。萨列尼的意图是以"市场渗透类型论"解释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类型中，市场提供了新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传统再分配经济中的下层有可能成为成功者；而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大批原来的干部精英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并将官僚特权"商品化"，逐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变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保证他们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少受或不受损害。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激进的政治变革，改变了政治制度，导致了趋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使得原来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具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已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且和新的政治精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因而在新的政治制度下，他们的优势地位仍然保持下来；这些在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经过混合经济的转变，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地位基础的转变，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继续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另一部分不具有文化资本的行政干部精英被新出现的市场主体排挤了出去，或到了边缘位置而成为失败者。 精英分化的现象出现在第三种市场渗透类型：激进式变革发生后对于原有干部精英产生了不同影响。萨列尼等人认为：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阶段（1949-1960年代中期），政治资本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存在但不重要，经济资本甚至起到负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革阶段（1960中期-1989年代），政治资本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地位上升，经济资本从负作用转为正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1989年以后），文化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而原来的政治资本成了没有效用的资本，甚至还起负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可以将原先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关系网络，而这有利于抓住新的市场机会；相反，没有文化资本的人会发现原先的政治资本对他们来说甚至是不幸的（Eyal et al.，1998：7-8，20-45）。所以，干部精英中的部分成员（主要是技术干部精英）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他们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这场变革，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化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优势地位，只不过使得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变化--他们将行政权力转化为对国有资产的实际占有，以使得他们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地被延续下来。另一部分成员（主要是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只拥有政治资本，而欠缺文化资本，无法适应全社会范围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扩张，成为市场转型过程的最终失败者之一，与工人、农民陷入同样境地。 其实，萨列尼所说的精英分化现象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阶段中，而且发生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在萨列尼和科斯泰罗1996年的文章中就有所涉及（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萨列尼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政治资本仍然是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最主要来源，文化资本次之，经济资本更次之（Eyal et al .，1998：23）。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旧官僚本不应该成为输家。由此可以看出萨列尼的说法有些不够清晰的地方」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化理论，精英分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代内政治资本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则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针对于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国家自上而下渐进改良式变革的制度背景下，是否也会出现精英分化现象？ （三）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的缺陷 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是不同的，笔者之所以将它们搁在一块讨论，是因为它们虽从不同的角度却共同讨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问题，而这两个理论又恰好构成了精英研究的一个序列。前者从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职业路径的角度，认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进入路径是分裂的；而且因为干部精英掌握了再分配权力，所以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是分割的；这种分割状态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发生了些微变化，但是分割的界限仍然是泾渭分明的。后者则是从市场渗透对社会分层模式的影响这个角度，发现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激进转型过程中，原来的干部精英内部发生了分化：技术干部精英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企业主或法人资产阶级，继续把持社会上层位置，而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其赖以生存的再分配的权力基础已经丧失而成了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失败者。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且清晰地勾画出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的精英状态。在转型中的中国，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第一，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参见孙立平等，1998）；第二，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之间通过各种渠道相互渗透；第三，干部精英中的行政精英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失败者。这是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出现的趋势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组成强大的联盟，精英与大众的分化越趋明显和固化，中国的社会力量的重组并不是向中产阶级社会迈进，而是不断走向两极社会（孙立平等，1998）。然而这些学者的讨论主要是在代内分析了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对精英联盟和排斥非精英的具体机制并没有阐释。 二、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一）理论模型 上述现象和研究促使笔者反思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在中国的真正解释力。笔者尝试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两个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社会的这些独特现象，即"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既有的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都是在代内流动的框架下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而我们提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框架则是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 之所以要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讨论精英的分割与分化问题是因为：代际流动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分层模式的长期趋势和内在本质，尤其当我们尝试解释一种阶层的形成时。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指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如果从资本转化的角度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则会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不发达的、渐进式转型的社会中，精英群体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代际间能自由地转化。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 精英排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精英群体的子代很难进入精英群体，或者说非精英群体的子代与精英群体的子代成为精英的几率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几率明显小于后者。这是假设一，简称为"精英排他"假设。 精英代际转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能够自由转化成任何一种精英，也就是说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或者说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进入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几率没有显著差别。这是假设二，简称为"精英代际转化"假设。 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共同促成了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并且实现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样一种再生产与每个精英群体的再生产或者本文所说的"精英排他"不同，因为不同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和自身内固完全有可能造成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分离，而这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精英群体，也就无法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都排斥非精英，并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转化，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才得以形成，并且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排他假设是指中国的精英集团的后代获得精英位置的机会明显高于非精英的后代；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则是指不同的精英集团的后代成为任何一种精英的机会都没有显著差别，精英与非精英的界限严格，而精英之间则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笔者通过证明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两个假设推导出：在转型中的中国，不同精英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种推导是有理论依据的，其理论前提正如吉登斯所主张的"中介结构化"（the mediate 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Giddens ，1973：107），即流动是促成阶级形成的基本因素；而且在某一特定社会中，阶级的团结一致程度和阶级界线的严格程度都取决于流动机会分布。 如果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能够成立，它将说明：（1）精英分割理论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揭示，精英分割是因为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的排他和各自内部的内固，即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如果实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干部精英与专业技术精英之间就不是分割的。（2）精英分化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惟一走向。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渐进改良的制度背景下，各种精英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而且通过代际流动实现了不同精英位置的转化。 （二）机制剖析 上文只是提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呢？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还是向市场过渡的一种表征呢？笔者尝试分别分析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以求揭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成因。 "精英排他"的机制是：党员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它可能是成为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Walder，1995；Walder et al .，2000）。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无论是成为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高教育程度都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然而，高教育程度同时也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这样，精英与非精英的隔离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也就是说，精英群体通过控制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传承精英地位。 "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属于利益获得者。关于利益的操作化测量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魏昂德在1995年的文章中将利益分为职权、收入和住房三方面来分析，他要证明的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利益有显著差别，只有干部精英是"再分配精英"。但是，将收入作为利益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在中国还远未实现制度化和市场化，这将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大量体制内的回答者很可能有其他隐性收入，他很可能瞒报收入，或很难正确地累计收入。第二，即使同一类精英，其内部的收入很可能差别很大。譬如，专业技术精英内部收入就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刚进IT行业、只有本科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月薪可达到1万以上（更何况当他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后），而50多岁、已工作很多年的大学教授的年薪却很难达到5万。由此，我们很难将收入作为观察不同精英之间利益差别的指标。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解析"利益"，譬如工作紧张程度、从事第二职业的可能性等等。因为专业技术精英很可能在职权上与其他精英相距较大，但却可能拥有很宽松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更长的假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都应该列入"利益"的考虑范畴。鉴此，笔者将保留采用住房使用面积作为衡量利益的指标，因为：（1）住房使用面积可以呈现隐性收入的含金量及难以测量的问题，住房使用面积相似的回答者的总收入应该差别不会太大；（2）住房使用面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回答者的生活方式是否比较宽松，有相似住房面积的人，其生活空间和生活自由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似的。 针对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笔者提出： 假设三：党员在任何时期都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群体的先决条件。 它可能是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 假设四：高教育程度自改革后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无论是对干部精英还是对专业技术精英。 假设五：党员身份的获得与家庭背景无关。精英与非精英的后代成为党员的几率没有明显差别。 假设六：高教育程度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 假设七：精英之间的住房使用面积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三到假设六涉及"精英排他"的机制分析，假设七则是有关"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假设三和假设四是魏昂德提出的，笔者则将精英群体分成三种精英以再检验一下他所提出的这两个假设。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Fafo）资助、Fafo和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该项目于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市，通过PPS 方法，共抽取了7500名受访者做入户问卷调查。其中，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为4264名，最终完成的这部分有效问卷为3975份。本文的数据及统计分析即据这部分有效问卷提供的调查结果。①「有关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参看王奋宇、李路路，2001」 抽样所及的三个城市分别属于北方（北京）、长江三角洲（无锡）和珠江三角洲（珠海）。这三个城市在地理分布、城市规模、城市历史与经济社会特征、经济体制改革诸方面分别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城市社会类型。 2.变量 精英分割是讨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精英分化是讨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本文讨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主要是通过代际流动讨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三者之间的关系。父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找到第一份工作时父亲的职业来划分的，子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在调查时点的职业（现职）来划分的。 （1）干部精英 干部精英指的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精英的特征是在组织中具有一定的职务，因而他们不仅具有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而且还具有直接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权力。 （2）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 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是干部精英的两个部分：前者只拥有政治资本，欠缺文化资本；后者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在具体操作上，本文将大专教育程度以下的干部精英列为"行政干部精英"，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干部精英列为"技术干部精英"。本研究并没有单列经济精英，这首先是因为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经济精英（不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私营企业主）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他们大多是干部精英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变形；其次是因为数据中私营企业主很少。基于这两个考虑，笔者将经济精英列入干部精英中分析。 （3）专业技术精英 专业技术精英指的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说明的是，在涉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化分类中，我们根据受访者的具体职业、工作组织和在工作组织中的位置，对受访者自认的"专业技术人员"分类进行了重新整理。很多在党政机关、企业中工作的受访者自我确认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标准主要是学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职务，有的甚至是单位负责人。他们的地位特征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所拥有的科层制权力标识于世，而其权力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来自于专业技术知识，我们因此不将其归入"专业技术人员"分类。在我们看来，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是指那些居于以运用专业技术知识为主的工作位置者，他们的地位资源主要在于专业技术知识的拥有，而并非科层制权力的占有。对于那些在科研、教学等部门中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则没有进行类似前者身份的重新整理。 （4）非精英 非精英指的是干部精英（包括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以外的社会成员。 （5）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指的是上学或培训的总年限。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 （6）党员身份 党员身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包括其他党派的党员。在分析中是定类变量。非党员是参照项。 （7）参加工作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指的是参加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 （8）城市类型 城市类型指的是北京、无锡、珠海三市。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珠海是参照项。 （9）性别 性别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女"是参照项。 （10）年龄 年龄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四）方法与模型 1.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假设（或者说精英排他假设和精英代际转化假设）；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党员身份获得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方法验证教育程度获得模型和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2.模型 模型1：精英排他模型： 模型111：行政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2：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3：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1：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2：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3：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模型4：教育程度获得模型。 模型5：党员身份获得模型。 模型6：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模型1、模型2、模型3是对假设一和假设二的检验。模型1、模型4、模型5是对假设三到假设六的检验。模型6是对假设七的检验。 （五）分析与解释 1.精英排他模型 在表1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也就是说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这与笔者的假设相矛盾。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71，1.906，2.795，这说明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 （3）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专业技术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95，2.034，这说明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 由此看出，精英排他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都排斥非精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将在下文的"精英排他的机制"部分给出解释。 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在表2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技术干部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3）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由此，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得到了完满的证实。结合表1和表2的六个模型，可以说明： （1）在中国，精英之间的区隔并不明显，不同类型的精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精英阶层，他们虽然是有差别的，但其实是一种人。他们在代际间不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转化或人员交换，他们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达到魏昂德所认为的冲突、矛盾以至于造成中国政治秩序不稳定的程度。 （2）虽然有些精英的子代变成了非精英，也有些非精英的子代变成了精英，但观察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深层真相决不能只看绝对数量上的变化，因为这种数量上的变化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譬如说，非精英的子代进入精英阶层有可能是精英阶层扩大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层的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发生比率则是剥离了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变动的情况，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分层秩序的真相。发生比率说明，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非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除了行政干部精英）都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其他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从"优势"这个意义上而言，几种精英并没有发生分化。 （3）这个精英阶层并不像笔者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没有；非精英的后代可以通过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进入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是，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参见下文分析）。 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上文证明除了行政干部精英，其他两种精英都具有较强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那么整个精英阶层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或者说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强呢？表3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发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的1.925倍。这说明整个精英阶层的确是再生产的。当然，这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相比并不算强。彭玉生利用英国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在英国，大雇主的儿子成为大雇主的比率是工人儿子的95倍（彭玉生，2000）。 4.精英排他的机制 精英排他假设只得到了部分证实。为什么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不同的精英排他能力呢？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尝试给精英排他提供一个机制上的解释。这个机制应该从精英获致途径上探索。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假设四得到证实），而党员资格只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起正面作用，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没有作用（假设三得到证实）。教育程度的获得受到了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 表4说明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在获得教育机会、资源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假设六得到证实）。因此，"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至于"行政干部精英"不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倾向的原因将在下文解释）。此外，表1的分析显示，在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获得途径上，父代的精英背景是个非常强的影响因素，它具有独立于教育和政治身份传承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独立于并且明显超过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譬如党员身份或教育程度）。那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父代的精英背景是通过何种机制来作用于子代精英位置的获得的？它是通过关系网络还是政治市场和文化市场的交易（如买官鬻爵等）来作用于子代的精英位置呢？这需要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 为什么"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不具有这种倾向呢？这是因为，虽然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具有优势，但优势不大，提高一年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只提高了0.079倍（1.079-1，参见表1）；相反，党员身份的作用却很显著，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是不具有党员资格的人的2.578倍（见表1）。此外，父代的精英背景对子代成为行政干部精英也没有直接的明显优势（见表1）。因此，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党员身份是比教育程度和父代精英背景强烈得多的变量，也是最重要的变量。而党员身份的获得与父代是否是精英没有关系（见表5）（假设五得到证实）。因此，"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 为了更明晰不同精英类型的获致路径，笔者用表6示之。如表6显示，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政治资本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则没有影响。在技术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政治资本，再次是文化资本。在专业技术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不起作用。横向比较文化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专业技术精英、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横向比较政治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对专业技术精英不起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精英排他的机制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由此党员身份成为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 5.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 表7显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住房使用面积上没有显著差异。正如笔者在上文已经阐述的，住房使用面积可以作为利益比较的一个比较好的测量指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没有显著差别。当然，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其他角度来解析利益状态，来分析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差异。用利益来解释精英代际转化其实暗含着理性人的假设：正因为人都是理性的，而每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所以成为何种精英都能受益，所以精英代际转化得以可能。 三、结论 本研究认为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都无法完全捕捉当代中国的精英流动状态；相反，社会分层的主流模式是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也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假设：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精英排他的机制揭示的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而党员身份又是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揭示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从制度背景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既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向市场资本主义过渡的表征，而是中国自身特有的转型类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是市场转型和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向市场转型对"精英排他及其机制"起主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文化资本对所有的精英位置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所以，所有的精英群体用尽办法控制教育资源。他们通过代际传承在教育获得上占有优势，并由此传承精英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逻辑控制着"精英排他及其机制"。 其次，"精英代际转化及其机制"又是由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产生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是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改革从始至终都是由国家控制的，用渐进的方式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专业技术精英不是独立的，必须从政治（行政）系统获得经费和身份认同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利用改革由国家控制这个契机，干部们可以转化身份而获取既得利益。此外，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也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必要基础。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相对不发达的工业化、科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日益凸现，但专业化的程度并不高。 所以，那些文化资本较低的行政干部精英可以被国家安排到占有利益但无须太多专业知识的闲职上，譬如工会主席、公司的名誉顾问、名誉董事等。亦因之，行政干部精英不会成为改革的受害者，他们与技术干部精英之间也不会分化。相反，在东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相当成熟，文化资本对于每个高层职位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在那里，行政干部缺少文化资本无法承受新工作环境的强烈挑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转型的失败者。 上述的讨论说明，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相对不发达、始终由国家主导这个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成了必然现象。随着向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将会更加明显、更加直接、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比再分配经济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更少受到变动的政策的影响。因此，只要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个制度背景不变，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会越加稳固与强化。 参考文献： 德热拉斯（M.Djilas ），1963/1957，《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彭玉生，2000，《现代英国阶级与职业的代际流动》，《国外社会学》第5期。 孙立平、李强、沈原，1998，《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第5期。 王奋宇、李路路，2001，《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北京出版社。 Eyal，Gil，Ivan Szelenyi Eleanor Townsley 1998，Making Capitalismwithout Capitalists .London，New York：Verso. Giddens ，Anthony 1973，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New York：Harper Row. Konrad，George Ivan Szelenyi 1979，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zelenyi，Ivan ，1982，"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983，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2socialism.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The Prospect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Project ：An Auto-criti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Politics and Society 15. --1988，Socialist Entrepreneurs：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Szelenyi，Ivan Eric Kostello 1996，"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Walder，Andrew G.1994，"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Elements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Theory and Society 23. --1995，"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0. --2003，"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8. Walder，Andrew G.，Bobai Li J .Treiman 2000，"Politics and LifeChances in a State-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Chinese Elite ，1949to 1996."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Zhou，Xueguang ，Nancy Brandon Tuma Phyllis Moen 1996，"StratificationDynamics under State-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1949-1993."Social Forces 74. 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郑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 

目睹美国国会就医疗改革、气候和能源问题进行的辩论，我们很难不得出以下结论：比一党专政更糟糕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一党民主。

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已80高龄，仍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他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他认为，软预算约束的扩散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事后不充分追究责任人的救助机制又会强化软预算约束。无论是监管改革还是当前的救助都应该尽可能地着眼于减少软预算约束的副作用及其破坏性影响。

在《三里洞》中陈宜祥说道：“到这来能接受煤矿这个工作，那也是争先恐后拼命地干，一方面为了国家建设，二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生活下去。”活下去，是一个根本的命题。尽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谋生，但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同样面临着心灵的挣扎和躯体的疲惫，对他们来讲，又多了一重生命无着的忧虑。所谓“悲剧”，其实是一种远距离观察的结果。在整个拍摄和制作的过程中，我没有想到过这个词。现在也觉得无法把这一切称作悲剧。那是一种生活，快乐也罢，痛苦也罢，他们实实在在的就这样走过。在经历了命运中如此多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着，精神并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压垮。

对于《波多里诺》这本书，埃科希望中国的读者注意其中两个方面：主人公波多里诺是一个骗子，但他说的谎言影响了历史，甚至创造了历史。二是这部小说提到了埃科出生地亚历山德里亚的历史。

“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恩道尔说。

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但人类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哪种科学理论像进化论这样传得变了形。实际上，很多时候，达尔文是被有意无意“劫持”了，在达尔文的旗号下，流传的未必都是达尔文的观点。

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就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科学性」。那么，它与社会主义政治相结合，会产生一种误读么？

在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章太炎首先功不可没

特稿：关于中国模式
封面选题：儒家还有未来吗？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从即日起发行新币(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在市场统一流通。

剛果民主共和國（下稱剛果）欠債案引起的外交豁免權風波，可能引發人大常委會第四度釋法。終院聆訊中呈堂的外交部函件顯示，外交部警告若香港特區在外交豁免權安排上與中央政府立場不一致，將對國家利益造成深遠影響和嚴重損害。律政司長代表亦指出，即使終院不願意，仍有責任跟從外交部指示。律政司代表：終院有責任跟從指示上訴庭去年裁定，香港跟從1997 年前的普通法制度，在外交豁免權上採「有限度外交豁免」，判剛果須償還美國基金公司約8億港元欠債。剛果不服上訴，指香港有責任跟從中央政府的「絕對外交豁免權」，令該國毋須償債。事件引來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關注，在高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審決案件前，外交部曾兩度發信重申中央政府立場，去年8月外交部再發出第三封信，內容最為詳細而且措辭強烈。除了與上兩封信一樣重申中央政府採用「絕對外交豁免權」外，第三封信警告假如本港一意孤行採「有限度外交豁免權」，將會構成五大影響，包括不符香港特區地位、國家外交立場受質疑、受影響國家向中央交涉損友好關係、中國海外財產安全受威脅、妨礙發展中窮國減債等（見圖）。信中又提到香港回歸前套用英國的有限度外交豁免權，自回歸後已不適用，因回歸後香港的外交事務須交由中央政府決定，中央政府早於中英聯合聲明聯絡小組內明確表示過，回歸後香港會使用中國統一的外交豁免制度。「有疑問 可釋法」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指出，律政司關注香港利益及法治制度，現時《基本法》第13條已清楚將權力作憲制分配，主權國豁免權為外交事務，若終院有疑問，可依《基本法》158條提請人大釋法，查詢外交豁免權是否《基本法》13條內所指的外交事務之一；條文內「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意思是否指中央政府有權決定；本港法院是否有責任跟從中央政府指示；以及九七前沿用制度是否已失效等。他又指終院5法官若狹義理解《基本法》158條的釋法要求，對法治及香港穩定性並無好處。余若海又稱，綜觀英美法院判決，他們均會遵從國家外交政策上的行政意見或政策作出判決；他指即使終院未必樂意，但考慮到國家整體外交，仍有責任跟從。案件今續。【案件編號：FACV5-7/10】

陈平原评价章太炎为“有思想的学问家”，一语中的。学者学术根基扎实，又能对社会有所担当，实在寥寥。当今，其实也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当得起这个称号，比如乔姆斯基，再比如佩里·安德森。安德森以历史学家名世，为西方近代绝对主义政体研究头号权威。但是他更为人所熟悉的是知名的西方左翼杂志《新左翼评论》的主编，知名的左翼思想的捍卫者。中国已经翻译引进了很多安德森的著作，奠定其一流历史学家地位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均已翻译成中文。在中文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和社会史研究界有巨大的影响。作为思想领袖安德森的著作也被引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交锋地带》之后，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又出版了《思想的谱系》。对保守主义的批评虽然同为“系谱”，但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和《思想的谱系》是两类著作。前者是历史学问之作，后者则是思想论辩之作。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前者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后者。《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对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转型、民族国家的兴起，有极大的开拓性意义。对于深陷现代化困境的中国而言，是能提供具体的知识解惑的。后者则是作者参与西方当代思想论辩的论集，因为时空不同，所针对的问题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带有隔阂的。其论辩的对手，欧克肖特、芒特、阿什对于中国而言都是相对陌生的人物，更不要说布伦纳、博比奥这样的学者了。而作为思想史研究，本书又不那么专业。故而，这本《交锋地带》的姊妹篇会和《交锋地带》一样，大约能给专业思想史学者提供一些思想火花，但达不到《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影响力。不过，缺陷并不能掩饰安德森思想论辩的意义。比之于《交锋地带》主要与专业的社会史学者论辩，在《思想的谱系》一书中，更能发现安德森的立场与观点。安德森从不讳言其左翼身份。《思想的谱系》所要捍卫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左翼的进步观念：平等、民主、人权，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信念。他首先将论辩矛头指向“顽固右翼”：欧克肖特、施密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虽然这四位思想家并不一致，但是安德森清楚地梳理了他们的统一特征：反现代。无论是欧克肖特的英国式保守主义，还是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以及哈耶克所谓的反理性构建，施密特的决断政治。安德森都毫不客气地斥其为“巫术”，通过各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欺瞒蒙蔽大众，用所谓的传统和德行否定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最基本的现代理念。同样安德森也毫不客气地批判政治学家芒特和历史学家阿什这样的当代思想家，却是另有一番原因。作为英国保守党重要智囊的芒特，犹如18世纪的威灵顿公爵，一心想要保护一个“堪为完美”的政体，而对其问题视而不见。而研究苏东问题的阿什，则像威灵顿的对手拿破仑，一心想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完全推广到全世界，缔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两种趋向，对于左翼的安德森来讲，都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等更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专挑这些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或者以反思启蒙面目出现的右翼思想家，以及那些抱残守缺和胆大妄为的学者为论辩对手。这充分显示了安德森作为一个左翼的思想领袖，对于现代价值的坚守以及关怀。对同一阵营的批评与右翼论战是一回事，对自己同一阵营的批判又是另一回事。安德森毫不客气地将罗尔斯以及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哈贝马斯归到中间骑墙派，长期被认为偏左的，倡导调合冲突的思想家博比奥也被安德森划在骑墙派的范畴。安德森的态度始终如一，这些政治哲学家并没有尽全力捍卫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在现实中有着调和妥协的倾向，特别是向他所批判的哈耶克、施特劳斯等人所勾画的方向妥协。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平等性，对市民社会和民主的排他性，对资本主义历史性认识不够，这些都是安德森所不满的。理论体系的欠缺不是安德森批判的最核心内容，他要探讨的是这几位政治哲学家为什么会走向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赞成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理论体系的缺陷，自然会导致学者的选择，但在历史学家安德森看来，这里更重要的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更多的问题背景是二战，以至于他们无法论述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历史性的匮乏，大约只能让历史的进程来处理了。作为英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人物，安德森和E·P·汤普森以及布伦纳、霍布斯鲍姆等人都有多年的友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笔不会指向自己的朋友。安德森对于左翼阵营的批判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他对躲在书斋里的自我安慰和积极参与政党政治都没有好评。学术的进步和胜利不能代表现实政治观念的胜利以及社会进步。安德森含蓄地批评了好友汤普森沉迷书斋，但却在文章的结尾提到晚年的汤普森对欧克肖特的警惕。毫无疑问安德森是好辩的，但是他更在乎的不是个人论辩的胜负，而是价值理念的捍卫。安德森遗憾地指出拉美文学巨匠马尔克斯的自传未能清楚地写明哥伦比亚内战的过程，太过于讲个人的故事了；而霍布斯鲍姆的回忆录则避开反思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安德森毫不客气地称略萨是政治动物，而马尔克斯并没有认真对待印第安文化。而对于霍布斯鲍姆积极参与英国工党政治，安德森则是另一种不满，因为不是霍布斯鲍姆改造了工党，而是工党改造了他，纵然工党重新执政，但是英国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已经丧失了。这便是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所大致勾画的现代思潮的画面，但是我却觉得更多的是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左翼进步思潮的领袖个人肖像。对不平等、对霸权的不妥协，对于自由、民主、进步观念的捍卫。不管我们赞同他的批判与否，但是无可质疑的是当代的世界是需要这样的左派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有一段叙述钱钟书、杨绛的女儿钱瑷及其夫婿的文字，读后不禁愕然，因为这里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有忡。

出版于2004年,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却遭到日本大众媒体刻意默杀的《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一书,其写作动机亦首先来自子安宣邦对现实日本政治的严重关切和忧虑。

《中国改革》意欲何为？！ 周 诚自去年１０月１７日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再论我国农地征收的合理补偿》一文之后，已过去三个半月。在此期间，本人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观点与时俱进，又获得崭新成果——与去年１２月初提出了“全面产权观（论）”或“私公兼顾“论。此论与过去之论有重大区别。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改革》杂志事先不征求本人意见，突然在今年第１期发表了我去年８月１２日发表在“价值中国”等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的摘要，更换篇名为《“涨价归农”还是“涨价归公”》，并发表了倾向性极为明显的按语，鼓动读者“讨论”。按语说：“一面是近四千万并且仍在不断增加的无地、无业、无社保的失地农民，一面是‘拿别人的地，发自己的财’的各级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本文的观点和主张与以往本刊曾发表过的专家观点有一定差异。……希望大家继续讨论。”这表明，少数人总是揪住老观点不放，这是缺乏辩证观念的表现，不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我除了向该刊提出抗议等等之外，消除其不良影响的最有效途径便是公开发表我的最新观点。下面这篇文章，便是我的最新观点的简要表达。欢迎读者针对此文发表高见！。关于农地征收的“涨价归农（私）”论、“涨价归公”论与“私公兼顾”论的辨析中国人民大学 周 诚目前，在我国关于土地自然增值分配存在着两种观点——“涨价归农（私）”与“涨价归公”，针锋相对地处于两个极端；两者都具有片面性——既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都具有难以成立的一面。“涨价归农（私）”论是一种坚决维护失地农民利益的理论，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它认定农民拥有取得全部土地自然增值收益权，即只看到失地农民应当享有农地开发权(注)，而根本忽视整个社会，其中包括其他农民也应当享有此项权利，那么，因整个社会经济繁荣而产生的土地自然增值的分配，便与整个社会无缘了，在耕农民则更无缘问津，这就显然大失公平合理。如果完全按照“涨价归农（私）”的观点进行农地自然增值的分配，则失地农民便可在一夜之间暴富，必然不利于农民安心务农，改善农地质量，而且也会使附近的在耕农民产生同样情绪。实际上，考察土地自然增值的归属，应当与其产生的根源相联系，应当顾及社会各个相关方面的利益，从而，单纯的“涨价归农（私）”论便是不能成立的。“涨价归公”论阐明了土地自然增值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涨价”也并非由“成本”所决定，这些都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然而，“涨价归公”论仅仅看到土地的自然增值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从而社会应当拥有整个农地开发权，而不顾失地农民拥有获得充分补偿的天然权利，即忽视农地所有者也应当分享农地开发权，使得失地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也是不可取的。如果不摈弃这种理论，而仅仅是增加失地农民的补偿，则意味着失地农民所得到的补偿中便包含着社会对于他们的额外照顾甚至是恩赐，而并非失地农民本来所应得，从而从产权理论上来看便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由此可见，单纯的“涨价归公”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几个突出的实例，使得我们不得不进一步一分为二地看待“涨价归农（私）”论和“涨价归公”论，关注“私公兼顾”（地利私公共享）论、“全面开发权”论 实例之一：依据“涨价归公”的理论（英国的穆勒与美国的乔治），英国工党政府曾经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５３年实行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即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开发捐（Ｄevelopment Charge）将土地增值全部收归国有。但是，此种举措未能长期坚持，除了执政党更迭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此种政策造成了地产市场萎缩而不得不放弃，即恢复“涨价归私”制。英国的此举表明，她看到了“涨价归私”制之弊，而企图通过“涨价归公”来兴利除弊，但“涨价归公”制的极端性——完全否定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从而使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实践中碰壁而归于失败。实例之二：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过去长期对于失地农民实行低补偿政策的实践表明，“涨价归公”曾经是我国农地征收补偿中实际上遵循的不成文的政策原则。实行“涨价归公”制的出发点为维护公共利益，但实行“涨价归公”制也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据估算，大约有近半数的失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存在明显的困难。有鉴于此，理论界一些人士极力呼吁实行“涨价归农（私）”制。实例之三：多年来，在美国的一些州，实行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ＴＤＲs）。其要点是：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哪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此外，在美国的一些州，还实行土地“开发权购买制”（Ｐ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 PDRs）。其做法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出资，付给一些拟保护的农地（以及一些空旷土地、自然资源等）所有者足够费用，将其开发权收购归政府所有，以便弥补土地所有者所损失的机会利益。由于政府受资金的限制，实行ＰＤＲs的明显少于实行ＴＤＲs的。美国的这种创新，非常值得重视。实行“涨价归公”制，完全否定原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只是保障了社会利益；在实行“涨价归私”制的条件下，则仅能保障失地者的利益而不能兼顾在耕农民和社会的利益。换言之，土地开发权完全归公与完全归私，是两个极端，各自有其片面性，在实践中都会碰到严重问题，而其症结为“分配不公”。我国一些人士为纠正“涨价归公”之弊而主张“涨价归农（私）”，无非是重走１９５４年以后英国的老路而已，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并无任何创新。从而，汲取以上两者的优点而摒弃其弱点，便意味着应当实行“私公兼顾”（地利私公共享）制。美国的ＴＤＲs和ＰＤＲs，特别是前者，为我们创建“私公兼顾”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示。在实行“私公兼顾”制条件下，每一块土地所者所平等地拥有的开发权不能实现时，便应当由获得开发权的土地所有者或国家给予补偿；换言之，因规划而获得开发权者，不应单独获得开发利益。概括而言，实行此种办法，由开发者或政府对于按规划应保留的农地所有者予以开发权补偿，可纠正土地开发收益完全“归公”或“归私”之弊。从土地开发权的角度进行进一步探索，可进一步提出“全面开发权”论或“全面产权观”，即兼顾原土所有者、相关土地所有者、国家三者的土地开发权的理论。原土地所有者拥有开发权，是不言而喻的；相关土地所有者，主要是指相邻土地所有者、基本农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也天然地拥有土地开发权，不可漠然视之；而国家之所以也拥有土地开发权，则是由于，从根本上来说，土地开发性增值的最终来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认识，是承认土地与一般财产不同，它具有社会性，从而不得不顾及“涨价”归属的社会影响。在农地转非中贯彻“全面开发权”论意味着：优先充分补偿、安置失地农民，使其进入“小康”，无任何后顾之忧；剩余归公（归中央政府，避免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用于支持全国农村——其优先项目为对于在耕农民中的“相邻农民”、“基本农田农民”的开发权的适度补偿。归根结底，“私公兼顾”论、“全面开发权”论、“全面产权观”，是承认差别、调和矛盾、多方互利、和谐共富之论。 注：“开发权”是从英文 “ development rights”翻译过来的,其另译为“发展权”，笔者认为不妥。除了引文之外，笔者一律使用“开发权”。因为，英文“development”一词，主要具有中文的发展、开发、展开、发达等四个含义。按照惯例，中文的“发展”一词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等变化；而“开发”一词则是指对于资源的利用或进一步利用。显然，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是指对于农地资源的进一步利用，从而应当使用“开发”一词方为确切。

中国电影理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词条 钟大丰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　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　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　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看作是完成“戏”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著。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 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流畅”。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 “扶助”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和“形式美”;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和“教化社会”，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 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著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著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　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结构上的简捷鲜明”、“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 (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密针线”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 “向传统学习”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 “去陈言”、“创一代之新”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 形像、 艺术构思之“三新”。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和“电影和戏剧离婚”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文学价值”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和“决定”、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和 “完成”的“文学价值”。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和“文学价值”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 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词条）

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办，有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参加，以展现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示会。近现代意义的世博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文明产物，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化意识的推动下出现的人类文明大集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自然十分关注这一事物，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很多关于世博会的论述，特别是第一届世博会。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近代的第一届世博会是1851年5月到10月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当时的马克思正寓居于伦敦，大部分时间泡在大英博物馆从事紧张的理论研读和批判，而恩格斯则住在曼彻斯特，一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帮忙打理生意，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著述，二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博览会在当时显然是一件大事，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关注，他们在许多著述中屡屡提及此事，比如马克思不仅提到了这次博览会的主要负责人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提及了博览会展厅"水晶宫"的设计者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在展会期间，他们频繁通信，而且还相约一起参观这次盛会，并用他们的笔真实记述了当时的盛况。     5月1日开幕那天，他们就从新闻报纸上了解到当天的情况，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从《泰晤士报》来看，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此外，还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6月来看大博览会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特堡之流，还不计算在内。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在博览会期间，他们的许多德国朋友和一些亲戚也来英国观光，经常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无法正常工作，苦不堪言。除了书信，他们在合著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中也有述及："工业展览会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整个夏季中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人在巨大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隆隆声、嘈杂声和喊叫声乱成一片的伦敦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汗流浃背地完成了在必须参观展览会和其他值得观看的东西这方面的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便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到哥林盖尔的'星星'饭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腾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这次展会共164天，吸引了600多万人来参观，盛况空前。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得了头奖：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客观地记述了这次博览会的盛况，还着重分析了它的重大意义，他们主要表达了以下三点看法。    首先，这次博览会是人类文明的盛宴，大大加强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博览会开幕之前的1850年11月1日就在《新莱茵报》第5-6期上公开发表《国际述评（三）》，展望了这次博览会的深刻意义，他们认为"工业将会更加繁荣"，任何的政治会议"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在英国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后，极大地刺激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竞相举办国际性的博览会，有的国家还不止一次，并逐渐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加深。    其次，这次博览会是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它集中展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巨大成就，在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这次展会共有来自法国、德国、俄国、中国、西班牙、罗马、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殖民地的约两万名商人带来了10万余件展品参展。日本学者吉田文和曾作过详细的考证。英国在博览会后出版的《各国的工业》一书详细介绍了这次展会的情况。马克思在他的《1861-1863年手稿》中对该书作了详细的摘录，并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的第一小节的直接素材。    马克思特别关注了展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马克思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蒸汽机的历史作用，认为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在工业生产中，说明"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它的结果是带来了工业生产的巨大变革，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显露并激化，机器日益排挤工人，阶级矛盾也趋激化。和英国当时"在博览会期间高唱了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敏锐地洞察了外表热闹的博览会后面所潜藏的危机，他们在合写的《国际述评（三）》中深刻指出："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神仙供在这里。它这样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向导者出现。"6年以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857年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最后，在这次展会上美国显示了超强实力，预示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发生转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当时的美国政府派出了5048位企业家携带500多项产品漂洋过海参加了博览会，占了参展商的近三分之一，其展品广受好评。    马克思10月13日致信恩格斯："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头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1．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2．武器。有左轮手枪。3．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4．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像术。5．船舶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美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后短短六十几年，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这让当时号称"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和其他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刮目相看，也使马克思敏锐地预感到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由英国向美国转移。    两年后，1853年世博会便在美国纽约举行，一批美国品牌在这届世博会上露面并快速形成国际化影响，比如，世界上第一部电梯就是在这次展会上崭露头角并被人们所接受，随着带有电梯的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人类城市空间的历史被大大改写了。1876年为纪念建国100周年，美国又举办了费城世博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1851年伦敦博览会，也显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正逐渐超越英国而日益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谋求政治上的特权，由此便拉开了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持续不断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并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851年伦敦博览会虽然是第一次国际性的博览会，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察是相当细致入微的，也是无比深邃的，他们从具体的展品能够预见未来的历史，可谓慧眼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