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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模式”如何改革？安东尼·吉登斯《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英）吉登斯等著，沈晓雷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11月。本文选自该书引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有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何“欧洲社会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其中一些原因基本与外部压力 无关。比如，它们可能源于人们预期寿命提高，给养老金和社会关怀带来的影响，抑或妇女在生活方面的选择权利扩大后，不同家庭当中一人或两人赚钱养家，造成 这些家庭在财富上的显著差异。这些原本是欧洲社会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如今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其他改革压力来自全民性制度，尤其是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没有真正实现其所承诺的机会均等与公平，欧洲社会模式的捍卫者总是很难接受这一现实。　　然而，根本的挑战还是来自经济方面：由人口问题、出生率下降和全球化挑战而引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政策圈内，这些已经或多或少被人们看做是推动改革的缘由。但在如何改革这一问题上，却存在很大分歧。欧洲社会模式的平等主义和社会保护作用，通常被 批评者视为效率低下。在改革的呼声中，也终于有机会将其削弱，但改革是否就意味着摒弃上述平等主义和社会保护作用？抑或我们有可能通过改革，修改现有政策 并制定新政策，从而以适合当今世界的方式来实现福利国家的价值观——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结构性不平等为目标？　　欧洲在“二战”以后绝大多数时间里（除了撒切尔时代的英国），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在人们眼里一直是携手并进。但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这一曾经确定无疑的事情遭到质疑。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面临经济增长低下和出现人口劣势的情况，现有社会模式是否能够继续支撑下去，更在于，不同的社会模式在自身运转过程中，是否会在对 市场弹性加以限制的同时，阻碍了经济增长与高就业率出现的可能。我们必须应对如下悖论：捍卫现存社会模式可能在某些关键领域不利于社会公正；而从表面上看 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提出挑战的改革，实际上却可能更有效地促进符合社会公正的长远利益。　　随着全球化和亚洲经济革命所带来的挑战日渐凸显，这一难题变得越发迫在眉睫。对于许多欧洲国家而言，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守势、担忧，甚或多疑。但这种 反应过于激烈。从某些方面来说，人们可以将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视为“二战”后欧洲以共同市场为开端的市场开放进程的最新发展，是欧洲实现单一市场和欧盟扩 大的必由之路，能够通过促进创新、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给欧洲带来巨大的收益。　　全球化还意味着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大幅增加。它使流动资本得以充分挖掘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储备潜力，这些劳动力储备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化劳动力的重要组成，能够首次有效地满足全球产业的需求，并在下一代有能力进入最高技能劳动力的行列。　　全球化不可能给欧洲社会所有部门都带来实惠。对于那些最容易遭遇成本效益竞争的部门更是如此。实际上，不断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全球化力量将会加剧不平等，蚕食低技术工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机会。这些影响目前已现端倪。　　或许欧洲各国人民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加本能地把握了这一事实，这也是改革在政治上遭遇重重阻力的原因。我们往往认为全球化在迫使人们适应更加严酷和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而不是用最新的工具来武装人们去应对这个世界。　　事实上，欧洲要想具有竞争力，并不需要采纳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但是并没有人否认，自由市场和自由化是整体改革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欧洲共同目标 应该是建立发展型和授权型福利国家，解决因全球化而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并将人民用知识经济武装起来。因为，传统福利国家将纠正个人和弱势群体的损害作为其 重要措施，现在应该对这种将重点放在善后照顾的做法进行修正。积极的福利国家应该针对妇女、年轻家庭和儿童来采取预防性措施，以提高他们未来的机遇，而不 是仅仅去补偿他们在过去遭受的损失。■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漫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简称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人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1993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桑德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桑德丝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以下简称《文化冷战》）。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 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至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20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桑德丝以缜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利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意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著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著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做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像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恰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负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现主义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麦克唐纳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账,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他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当时也属于这一类。　　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至1966年间,美国向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10000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有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一千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　　一般的书索引部分是最没意思的。《文化冷战》则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让人开眼：它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罗素（Bertrand Russell）,柏林（Isiah Berlin）,阿伦特（Hannah Arendt）,屈林夫妇（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席尔斯（Edward Shils）；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T.S.Eliot）,奥登（W.H.Auden）,洛威尔（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奥威尔（George Orwell）,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画家罗思柯（Mark Rothko）,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　　在这些人中,有些的确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利用,当有人送来头等舱机票,被邀请去度假胜地开会,他们乐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则清清楚楚地知道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柏林,阿隆,阿尔罗,席尔斯,贝尔,胡克,屈林夫妇。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小说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特勒。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轻时曾参加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转了一大圈,在那里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央情报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IRD（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得到的回报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买下五万本送人,使他大捞了一笔稿酬。　　另一位是《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强烈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蓝皮四开笔记本,记录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中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的“好像是黑种”,有的大概是“英国犹太人”。如果仅仅是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IRD举报了35个“共党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奥威尔曾在《动物农庄》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但他临死前的作为却好像是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所以我有权向有关当局检举你”。不过言行不一的“ 自由主义者”又岂止奥威尔一人。　　《文化冷战》虽然长达500多页,但内容引人入胜,拿起来就希望一口气读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只涵盖了1947至1967年,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密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揭露,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学术界的渗透。以笔者熟悉的政治学界为例,就有不少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Joseph S.Ny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同事Bradford Westefield。他们本人也不否认。《文化冷战》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岂有放过亚洲（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道理。也许桑德丝本人对亚洲知识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没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弥补这个缺憾。　　不过《文化冷战》的最大贡献是它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的手伸得很长,几乎无所不在。又是颠覆,又是宣传,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央情报局实在是太忙了,因此在本职的情报工作方面出些纰漏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次世贸双塔叫人撞没了,五角大楼被撞成了四角大楼,麻烦惹得实在太大了。以后中央情报局会吸取教训变得安分守己一点吗？等着瞧吧！　　2001年9月29日于香港吐露湾作者 王绍光 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制度向处何去》结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

David Fincher’s The Social Network, which tells the story of Facebook, is fast and intelligent and mean, a sort of screwball comedy without the laughs. It’s written by Aaron Sorkin, whose credits include The West Wing and A Few Good Men, and based on a novelised history by Ben Mezrich, The Accidental Billionaires. As long as it stays with the details of its tale – the faces, the clothes, the dialogue, the rooms, the parties, the sleek restaurants – the movie seems both restrained and sure-footed, willing to leave the thinking and the conclusions to us. But its larger plot movements are strangely dedicated to an insistence on two intriguing but evasive fables. One says that genius needs humiliation to get it going: so much so that the humiliation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genius, a nicely faux-democratic message. The other says you can only make real money, money beyond dreams as distinct from just a lot of ordinary money, if you don’t care about wealth at all. Genius doesn’t calculate, even when it’s a computational genius.The film’s best line appears in a long, intense, information-crowded conversation before the credits. Jesse Eisenberg as Mark Zuckerberg, a student at Harvard, is sitting in a bar with a girl from the far less classy Boston University and boasting about his implausible chances of getting into one of Harvard’s fancy and exclusive social clubs. Once he’s in, he says, he’ll be able to introduce her to a better class of people than the ones she knows. For some reason the girl, Erica Albright, played by Rooney Mara, doesn’t take kindly to this suggestion, and the mood goes from lousy to worse. Finally she gets up and leaves, telling him that he will go through life believing that people don’t like him because he’s a nerd. This won’t be true. They won’t like him because he’s an asshole.Zuckerberg trots back to his dorm room and proves by inventing Facebook that Erica is absolutely right. No, that’s not quite the film’s line of argument, but it is largely what it shows us and a late attempt at a revision of Erica’s line lends it a weird retrospective authority. Just before the movie ends, a woman lawyer who has been present at the depositions regarding various suits against Zuckerberg and what he stole from or owed to whom, looks at our lonely hero, forlorn and with only his computer to befriend him, and says: ‘You know, you’re not really an asshole, you’re just trying so hard to be one.’ Then comes a truly mawkish moment. Zuckerberg hesitates, then types onto his Facebook page a version of the request that millions are now making and receiving every day: will Erica be his friend? No answer, film ends. Just as we’re wondering whether this little scene wouldn’t have been too soppy for David Selznick let alone David Fincher, a text crawls up the screen telling us how much Zuckerberg settled for: $65 million in one case, an ‘undisclosed amount’ in another. Facebook, the text informs us, is worth 26 billion. This is just a grand old American story after all. Nice guys finish last and assholes finish rich. If you’re feeling sentimental, you can ask the key, corny question. Yes, but are they happy?Of course a lot happens between Erica’s insult and this ending, and what humanises Zuckerberg in the movie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he’s so angry not because Erica has upped and left him, but because she had the last word and she’s smarter than he is. He can’t have this. When he gets back to his room, he drops a few sexist and ethnic slurs about Erica onto his blog for all who care to see, toys with inventing a web-game where people – I mean male students – are invited to compare pictures of girls with pictures of animals, and then settles for devising another game called Facemash. This involves hacking into the records of the university’s residence halls, collecting photographs of all the female students, and putting them up on the screen in pairs. The game is really subtle. The guys just say which of the two girls is ‘hotter’, and chortle away. The game is so successful that before the night is over Harvard’s computer system has crashed and Zuckerberg is famous.Enter the Winklevoss brothers. These are two athletes, rowers, members of an elite that will never admit Zuckerberg even into its environs, who are looking for a programmer for an idea they have: a computer-based social network trading on the snob value of Harvard’s name, an extended electronic version, in other words, of the system Zuckerberg was describing to Erica. They contact Zuckerberg, who says he’ll work with them but does nothing but stall them for a month or two. Meanwhile he invents his own social network, and calls it The Facebook – later he drops the ‘the’. He and his friends, notably Eduardo Saverin, played by Andrew Garfield, who puts a little money into the venture, start to include other universities in the system, including places on the West Coast, and well before the end of the movie, the network has gone international. The Winklevoss brothers learn about it just after they have narrowly lost a race at Henley. Close but no cigar; just the news that the locals too have Facebook.Did Zuckerberg steal the Winklevosses’ idea? They think so, and the $65 million they received in the settlement suggests there was something ($65 million, to be precise) in the thought. Zuckerberg’s position is that he so transformed a lame, provincial project that he can’t possibly be taken as having nicked it: this would be like saying Shakespeare stole Macbeth from Holinshed, or Newton stole gravity from the apple. The case of Saverin is rather different. At the centre of the movie, with flashbacks radiating out from it, is the room where the depositions are being heard in the two cases. Saverin lent Facebook more and more money, and was CFO of the company. However, once Zuckerberg had met the charismatic Sean Parker (played by Justin Timberlake), and moved to California, Saverin was edged out, and the film pictures him as the model of East Coast caution trumped by West Coast cool. Parker is the real-life inventor of Napster, a music-piracy system whose failure did more damage to the recording industry than even its success could have done, and what Zuckerberg likes about him is not just his savoir-faire, the sort of fast style that makes the poshest Harvard club look like a garden party, but his sense of risk and the future. Saverin too is suing Zuckerberg, ostensibly for cheating him out of the continuing profits but in movie terms for betraying the only friend he has.The acting in the movie is quite wonderful, very disciplined and focused. Timberlake as Parker is charming, funny, reckless, even dangerous, but also nervous, an ex-nerd who hasn’t entirely forgotten his past. The film’s second-best moment, after Erica’s early line, comes when Parker announces at a party, as everything is being filmed, that soon all our lives will instantly be on the internet. Two minutes later the police burst into the apartment and take him off for snorting cocaine. Did somebody set him up? Saverin out of envy and revenge? Zuckerberg because he thought Parker was putting the company at risk?Garfield is good as Saverin: sympathetic, decent, but limited, and easily made to feel inferior, a nice guy who won’t finish last but won’t be near the front either. The triumph of the movie is Jesse Eisenberg as Zuckerberg. He manages that stolid, stubborn, stupid look that clever people often have, and when his expression changes, which is not often, we may think he is getting angry. But then Eisenberg’s closed manner robs us of any confidence that we can read any of his expressions. This is the whole trick of the performance. We can’t gauge the expression, yet our curiosity forces us to do something with a face that is held so long and so often in front of our eyes. So we keep guessing. Was that almost a smile, and if so, what did it mean? Contempt? Some milder form of amusement at the idiocy of others? Some of our guesses are irresistible, and might even be right. Zuckerberg’s social awkwardness, presumably real enough at one stage, has become a style, a mask, an aggressive pose. His confidence in his own intelligence, and his conviction that he owes nothing to anyone, least of all any sort of obligation to be nice to them, come across very clearly whatever expression is on his face, and his only weakness, it seems, is a defensive impatience: he just can’t afford to think anyone else has a mind that matters. He is a monster of sorts, and like all monsters, a mirror of something that humans want or need or fear. Certainly it’s as a monster that he is compelling, and that’s why the attempt to reduce him to a little boy lost, just a nerd after all, is so craven, a shameless reaching out for the Oscar-worthy stereotype.

It is very disturbing to find telegrams signed off by Hillary Clinton which seem to suggest that regular American diplomats are being asked to do stuff you would normally expect of low-level spooks – such as grubbing around for top UN officials' credit card and biometric details.

陈平原评价章太炎为“有思想的学问家”，一语中的。学者学术根基扎实，又能对社会有所担当，实在寥寥。当今，其实也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当得起这个称号，比如乔姆斯基，再比如佩里·安德森。安德森以历史学家名世，为西方近代绝对主义政体研究头号权威。但是他更为人所熟悉的是知名的西方左翼杂志《新左翼评论》的主编，知名的左翼思想的捍卫者。中国已经翻译引进了很多安德森的著作，奠定其一流历史学家地位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均已翻译成中文。在中文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和社会史研究界有巨大的影响。作为思想领袖安德森的著作也被引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交锋地带》之后，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又出版了《思想的谱系》。对保守主义的批评虽然同为“系谱”，但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和《思想的谱系》是两类著作。前者是历史学问之作，后者则是思想论辩之作。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前者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后者。《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对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转型、民族国家的兴起，有极大的开拓性意义。对于深陷现代化困境的中国而言，是能提供具体的知识解惑的。后者则是作者参与西方当代思想论辩的论集，因为时空不同，所针对的问题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带有隔阂的。其论辩的对手，欧克肖特、芒特、阿什对于中国而言都是相对陌生的人物，更不要说布伦纳、博比奥这样的学者了。而作为思想史研究，本书又不那么专业。故而，这本《交锋地带》的姊妹篇会和《交锋地带》一样，大约能给专业思想史学者提供一些思想火花，但达不到《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影响力。不过，缺陷并不能掩饰安德森思想论辩的意义。比之于《交锋地带》主要与专业的社会史学者论辩，在《思想的谱系》一书中，更能发现安德森的立场与观点。安德森从不讳言其左翼身份。《思想的谱系》所要捍卫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左翼的进步观念：平等、民主、人权，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信念。他首先将论辩矛头指向“顽固右翼”：欧克肖特、施密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虽然这四位思想家并不一致，但是安德森清楚地梳理了他们的统一特征：反现代。无论是欧克肖特的英国式保守主义，还是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以及哈耶克所谓的反理性构建，施密特的决断政治。安德森都毫不客气地斥其为“巫术”，通过各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欺瞒蒙蔽大众，用所谓的传统和德行否定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最基本的现代理念。同样安德森也毫不客气地批判政治学家芒特和历史学家阿什这样的当代思想家，却是另有一番原因。作为英国保守党重要智囊的芒特，犹如18世纪的威灵顿公爵，一心想要保护一个“堪为完美”的政体，而对其问题视而不见。而研究苏东问题的阿什，则像威灵顿的对手拿破仑，一心想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完全推广到全世界，缔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两种趋向，对于左翼的安德森来讲，都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等更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专挑这些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或者以反思启蒙面目出现的右翼思想家，以及那些抱残守缺和胆大妄为的学者为论辩对手。这充分显示了安德森作为一个左翼的思想领袖，对于现代价值的坚守以及关怀。对同一阵营的批评与右翼论战是一回事，对自己同一阵营的批判又是另一回事。安德森毫不客气地将罗尔斯以及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哈贝马斯归到中间骑墙派，长期被认为偏左的，倡导调合冲突的思想家博比奥也被安德森划在骑墙派的范畴。安德森的态度始终如一，这些政治哲学家并没有尽全力捍卫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在现实中有着调和妥协的倾向，特别是向他所批判的哈耶克、施特劳斯等人所勾画的方向妥协。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平等性，对市民社会和民主的排他性，对资本主义历史性认识不够，这些都是安德森所不满的。理论体系的欠缺不是安德森批判的最核心内容，他要探讨的是这几位政治哲学家为什么会走向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赞成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理论体系的缺陷，自然会导致学者的选择，但在历史学家安德森看来，这里更重要的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更多的问题背景是二战，以至于他们无法论述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历史性的匮乏，大约只能让历史的进程来处理了。作为英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人物，安德森和E·P·汤普森以及布伦纳、霍布斯鲍姆等人都有多年的友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笔不会指向自己的朋友。安德森对于左翼阵营的批判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他对躲在书斋里的自我安慰和积极参与政党政治都没有好评。学术的进步和胜利不能代表现实政治观念的胜利以及社会进步。安德森含蓄地批评了好友汤普森沉迷书斋，但却在文章的结尾提到晚年的汤普森对欧克肖特的警惕。毫无疑问安德森是好辩的，但是他更在乎的不是个人论辩的胜负，而是价值理念的捍卫。安德森遗憾地指出拉美文学巨匠马尔克斯的自传未能清楚地写明哥伦比亚内战的过程，太过于讲个人的故事了；而霍布斯鲍姆的回忆录则避开反思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安德森毫不客气地称略萨是政治动物，而马尔克斯并没有认真对待印第安文化。而对于霍布斯鲍姆积极参与英国工党政治，安德森则是另一种不满，因为不是霍布斯鲍姆改造了工党，而是工党改造了他，纵然工党重新执政，但是英国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已经丧失了。这便是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所大致勾画的现代思潮的画面，但是我却觉得更多的是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左翼进步思潮的领袖个人肖像。对不平等、对霸权的不妥协，对于自由、民主、进步观念的捍卫。不管我们赞同他的批判与否，但是无可质疑的是当代的世界是需要这样的左派的。

（此文根据作者访谈写成，此为上篇，下篇待发）过去三十年，围绕民主问题的辩论和分歧从未停止。“历史终结论”将民主作为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普遍历史到来的标志。这一有关民主的叙述是通过将“人民民主”置于“政治专制”范畴才得以完成的。然而，接着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来的，是反恐战争、宗教冲突、生态破坏、高风险社会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也引发了“社会民主”的危机。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兴民主的内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困境，与上述危机密切相关，成为讨论当代民主问题不能忽略的课题。为什么二十世纪形成的两种社会体制先后陷入了危机？

《无间道》(Infernal Affairs)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有人视之为走向没落低迷的香港电影新希望所在，甚至罕有地受到特区首长公开赞誉。然而，具讽剌意义的是，《无间道》却可能是香港电影历史上最强烈的政治寓言。

上一个十年，“中国崛起”被视为最重要的关键词；下一个十年，“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将成为最核心的问句。

"十二五"时期要不要科学发展？如何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如何避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落空？如何正确引导地方，从"GDP挂帅"的新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关键还是要解决中央与地方发展思路和路线的"南辕北辙"这一核心问题，又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既要保护地方"好的积极性"，但绝不鼓励和迁就地方"盲目的积极性"，把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促进地方政府从生产总值增长竞赛转向公共服务竞赛。什么是地方政府的最大政绩？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国家发展规划，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GDP不再是政府的最大政绩，而是市场主体的最大政绩，这包括投资者、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和消费者，还包括外资企业等，他们才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当然也是创造GDP的主体。政府不是创造GDP的主体，而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提供者，他们的政绩反映在宏观经济是否稳定上，这可以用经济波动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国际收支、财政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和客观评价。即使上述政府政绩，也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而是中央政府的政绩，因为只有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经济调控并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即宏观经济稳定，就是通常人们所言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决策和领导的结果"。作为各级地方政府是这一决策的执行者，千万不能把这个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绩算在自己的"头上"，更不要把市场主体创造的GDP及增长率算在自己的"头上"，作为自己的"政绩"，否则就有"贪天下之功"之嫌，算错了账。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生产总值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理由。通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精神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称为"动物精神"，指私人投资的冲动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实际上，长时期以来，许多地方变成追求GDP的"动物精神"，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拼命"大干快上"。作为企业家、投资者，追求增长和投资利润的"动物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地方官员一味地追求增长和投资政绩，就可能出现在市场经济领域的严重"越位"，与民（指市场主体）争利，却在公共服务领域严重"缺位"，（公共）服务不到位。中国基本国情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各地发展条件差异甚大，我称之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因此用GDP增长率或人均GDP水平来评价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绩和排序，既不公平也不科学。在中国，不仅需要有市场主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还需要有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地方竞赛，但是要根本改变竞赛的指标和指挥棒。取消GDP考核指标，不是以GDP论英雄，而是以科学发展观论英雄，这就需要把GDP竞赛转变成公共服务竞赛，改善民生竞赛，节能减排竞赛，社会管理竞赛，这样做既公平也合理，既不越位又不缺位。警惕新的"GDP升级大战"目前各地方党委"十二五"规划《建议》已经陆续出台。从目前已经公开的23个省（市区）党委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来看，只有3个省（市区）调门和中央一致，是弱化经济增长指标；有10个省（市区）继续锁定在快速增长的目标上，仍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10个省（市区），还是要大干快上，追求12%以上的增长率，其中有7个省（市区）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14%）。（见表）估计全国已经有25个地区在10%以上，我曾问一个省："10%以上是多少？"回答是在13.5%左右。有的地级市和县还提出五年"GDP翻一番半"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20%）。可以说，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目标上，仍然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上，我们称之为"路径依赖"，并"自我锁定"。这是典型的"打左灯，往右跑"，还是"快字当头"，还是"大干快上"。如果不及时遏制这一倾向，"十二五"经济增长的层层放大效应只会比"十一五"有过而无不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也可能落空。应取消GDP考核指标从世界大国看，各国都不统计地区生产总值，更谈不上比较或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这容易产生重复计算，并不科学，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太大，目前统计省级生产总值还说得过去，没有必要统计省以下地区生产总值。从今后看，还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取消对省级GDP的统计，只有全国的GDP，不能搞出两个不同的GDP数据。对地方政府，取消了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目标之后，他们的政绩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改善民生，提供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产品，加强社会管理，进行市场监督，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行绿色发展，强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从不同的政府层次看，越是较低一级的政府，越是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越是要淡化经济职能。这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与中央组织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制定实施细则，制定充分反映科学发展观的考核体系，使广大地方从GDP中解放出来，从加快发展真正转向科学发展。这才是国家"十二五"规划最大的政治经济亮点、最大的创新之处。从GDP增长率指标来看，要给地方政府泼凉水，不要口头科学发展，实际非科学发展。对地方政府来说，特别是省以下，实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指标更为重要。在这里，我们建议用居民总收入代替纯收入或者可支配收入。总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农业直接补助等，也包括财产性收入、租房子、租赁土地。因此采用总收入口径更好，也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中央提出实现两个同步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从全国总的来看，2006年到2009年期间，几乎所有地区名义GDP增长率大大超过城乡居民名义人均收入增长率，越是名义GDP增长率高的地区，两者的差距就大。以增长率最高的内蒙古为例，2006年到2009年期间，名义GDP平均增长率为25.67%，但是城乡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分别为14.76%和13.37%。经济高增长不一定给居民收入带来相应的增长。本地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非常有意义，不是不要增长，只是不要衡量GDP增长而是要衡量居民收入。只有当城乡居民人均总收入水平能够达到7%，那么这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经济增长。这样的话就可以向全国人民承诺，今后未来十年实现每个国民总收入倍增的目标。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香港的本土政治想像，和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洽好是对城市的当代变化趋向，当代城市文化的可能性及其局限等问题上，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肯定自身身分的过程中，反而失去敏锐的观察力和建立起批判的视角。特别是当过去二十年中国和全球变化的意涵，正好在於新一波的地域权力分布格局的重组，慢慢瓦解掉香港原来的殖民城市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政经文化构成，但香港意识当中，却仍自恋於简单的「城市香港——乡土内地」的二分。

在通识教育科引发的讨论中，不同的政治立场或互相批判，或吊诡地相互支持，构成了极为复杂的论述，也印证了教育改革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目标和理念统一的、可依单一计划安排的过程，而是各种相关的持分者在执行时结合多元纷杂的目标 /理念和细节的运作程序所衍生的具体效果（effect），或Foucault和Bennett所指的去中心（decentred）的权力操作和管治。

我刚从印度回来。在印度期间，我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发表演讲的讲台上给国会议员们讲课。这个国家最近丑闻缠身，手机行业一个涉及部长级官员的巨大骗局，让一个政客敛财高达数十亿美元。

但一些议员们也惊讶地发现，原来奥巴马向他们发表演讲时使用了一台"隐形"提词机（"invisible" teleprompter）。这让听众误以为他是即席演讲的，这在印度可是一项备受推崇的技巧。

一九九○年夏在北京，去史铁生家，他向我演示新式写作武器，电脑。  一九九○年夏在北京，去史铁生家，他向我演示新式写作武器，电脑。在鼠标的点击下，一步步进入腹地，屏幕上显出几行字，就是他正写作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应当是第四章"童年之门"中"一个女人端坐的背景"的一节。这样一个静态的、孤立的画面，看不见任何一点前后左右的因果关系，它能生发出什么样的情节呢？它带有一种梦魇的意思 ，就是说，处于我们经验之外的环境里，那里的人和事，均游离我们公认的常理行动，那又将是什么样的原理呢？怀着狐疑，第二天一早我又到史铁生家。他不在，他父亲说他到地坛去了，就是《我与地坛》中的那个地坛，在这本书里，他也写到过，称之为"古园"。于是我坐着等他，当他摇着轮椅进来，一定很惊奇，怎么又看见我了？闲扯几句，我捺不住提出，再看看他的电脑，事实上是，再看看他的长篇。这其实有些过分，谁也不会喜欢正写着的东西给人看，这有些近似隐私呢。然而，史铁生是那样一个宽仁的人，而且，还是坦然的人，他顺从地打开电脑，进入写作中的长篇。我请求他再往前滚动，于是，出现了"一根大鸟的羽毛，白色的，素雅，蓬勃，仪态潇洒"。我再请求向后滚动，却很快完了，他抱歉地说：就只写到这里。他已经倾囊而出，可我还是不能明白，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只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这是一部纯粹虚构的东西。我说"纯粹虚构"，意思不是说还有不是虚构的小说。小说当然是虚构的性质，但小说是以现实的逻辑演绎故事。我在此说的"纯粹虚构"，指的是，史铁生的这部小说摆脱了外部的现实模拟性，以虚构来虚构。追其小说究竟，情节为什么这样发生，而非那样发生，理由只是一条，那就是经验，我们共同承认的经验，这是虚构中人与事发生，进行，最终完成虚构的依附。而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完全推开了这依附，徒手走在了虚构的刀刃上，它将走到哪里去呢？  这实在是很险的。  长篇对于别人也许没什么了不得的，但对史铁生，真的是一个挑战。  时过三年，一九九三年春，我在北京借了一小套单元房，排除一切干扰写小说。有一日，几个朋友一起晚饭，其中有史铁生，席间，只听他自语似地嘀咕一句，意思是这阵子不顺遂，两个星期就在一小节上纠缠。看上去，他依然是平和的，不过略有些心不在焉。可在他也已经够了，足够表示出内心的焦虑。我们都知道他正泡在这长篇里头，心里都为他担心，不知这长篇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长篇对于别人也许没什么了不得的，但对史铁生，真的是一个挑战。还是方才那句话，他推开了现实模拟性的依附，走在虚构的刀刃上，能走多远呢？长篇是大工程，还不仅指劳动力和时间的付出，更指的是需要有填充篇幅的巨大的量。这个"量"通常是由故事来积成，而故事则由经验与想象一并完成。在此，经验不止是写作的材料，还是想象所生发的依据，就像前边曾说过："情节为什么这样发生，而非那样发生"的理由。这是写作小说的资源，长篇消耗尤剧。轮椅上的生涯，却使这资源受到了限制。  他活在暗处还是有光处，他享有怎样的快乐，就取决于他的自觉与主动性。  自从坐上轮椅，史铁生不得已削弱了他的外部活动，他渐渐进入一种冥思的生活。对这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他不是以感官接触，而是用认识，用认识接近，感受，形成自己的印象。这样，他所攫取的世界便多少具有着第二手的性质。他当然只能从概念着手，概念总是枯乏的，不是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因概念无论如何已是别人体验与归纳过的结论，这也无论如何都会在他与对象之间，拉起一道屏障。他就隔着这层世界灰色的屏障，看这世界，这世界很难不是变形的。可是，变形就变形，谁敢说谁的世界完全写实？谁的感官接触不发生误差，可完全反映对象？倘完全是翻版，不就又退回到概念之前去了？说得好是素朴的世界，其实也是混沌与懵懂。只是史铁生的变形世界排除了生动活跃的感性参预，不免是艰涩的。但命运已经规定史铁生身处概念，他不可能回进自然，残疾取消了他回进自然的条件，史铁生是没有退路的。那么，史铁生的出路在哪里？停在原地，滞留于灰暗的景观之中？或者，也许，还有一条进路，那就是从这概念的世界里索获理性的光明。也就是说，这世界的变形质量，是逊于一般水准，还是超出共享的范畴。那就要看个人心智的能量，或者说个人的思想力度，心智和思想能否达到一个程度--用《务虚笔记》第十二章"欲望"中的说法，就是欲望，"生命就是欲望"。这就好像意识决定存在的意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意思，听起来有点玄，可这就是史铁生的现实处境。他活在暗处还是有光处，他享有怎样的快乐，就取决于他的自觉与主动性。从这一点上说，史铁生的命运就又和唯物论接上轨了，他其实并不像别人以为的那样无可奈何，而是和所有人一样，甚至更高程度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由于是这样后天的经过思想锻炼过的素材，史铁生的小说早已就显现出一种再造的景观。比如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故事因循的原则不是现实的逻辑，而是生造出来的。老瞎子的师父给老瞎子留下一张眼睛复明的药方，可是必须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去抓药，否则药就无效。这个条件不是来自于生活实践，而是根据故事的需要纯虚构的。这故事需要给老瞎子一个行为的目的，且又不能使这目的实现，它就要无尽地延长老瞎子的行为，同时推迟目标的接近，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个契约：弹断一千根琴弦，才可起用药方。许多民间故事，寓言都是这样，从假想的条件上生发故事，就像古罗马神话"金枝"。特洛伊失陷后，英雄埃涅阿斯根据女神指示，折取一节树枝，于是就有了神力，可去往冥界寻找父亲的灵魂，打探自己未来的命运。这一节树枝的神力其实是被创作者妄加的，好让故事有条件向下走，走到创作者指定的位置上，完成寓意。也因此，史铁生的小说，或多或少都有些寓言的意思。在他的早期，坐轮椅还不久的时候，小说还多是描写具体的生活经验：写街道手工作坊的《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写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生活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等等。随着坐轮椅的时间增长，离开自由行动的日子越远，史铁生的小说越变得抽象。思想的涵量增加，故事则渐渐不象形现实，比如《命若琴弦》，比如《毒药》，比如《中篇，或短篇4》，再比如《务虚笔记》。这些与具体人和事疏淡了关系的小说，显现出他逐渐脱离外部的生活，而进入内心。  在《务虚笔记》之前，那些寓言性质的小说，因篇幅多比较短小，寓意也比较有限，所以，虚拟的条件就比较容易贯彻到底，使其自圆其说。可是，面对一部长篇的量，史铁生能否因循着这假想的，再生的逻辑坚持到底？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后天的逻辑是根据什么可和不可，推理的条件其实相当脆弱，没有实践来作检验的标准，唯一的武器是思考，思考，思考。似乎怎么样都行，可你确实知道只有一种可行性，就是不知道隐在哪里，错误的迹象又来引你走向歧途。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不晓得能不能说明这种处境，就是黑暗中在旷野走路。手电筒的一柱光使你以为那就是路，于是循它而去，可是等到下弦月起来，天微亮，却看见路在很远的另一边。我们写作的人--即便是我们这些能够以现实生活作准绳的人，也会遇到虚构上的困境。我们最怕的是那种可能性极多的境遇，其实最岌岌可危，因我们知道，不会有事物能够向四面八方发展，任何事物都只可能以一种秩序存在着。纵然是无中生有的，它一旦生出，便也有了自己的生命秩序。这隐在虚无之中的基因图谱，就是史铁生要去寻找出来的。他每一天都在干这个活，没有外力可以帮助，只有思想，孤独的思想。  我想，性爱可说是遥远的彼岸，此岸是残疾人C。叙述者"我"的任务，也就是整部小说的任务，就是将C渡往彼岸。现实已经堵绝了通路，而小说到底也不是童话，它必须遵守现实的可行性制度。  动作取消了，只能以思辩来进行。  他终于在一九九五年上半年完成了这大部头长篇小说，大家都为他松下一口气。接下来，轮到我们吃重了，那就是阅读的挑战。在这里呈现的是这样一幅虚拟的图景，与你我他所认识的生活无关，而这通常是阅读所依凭的媒介。我们沿着所共知的生活表面性进入到另度空间--创作者所营造的独立王国。当然，史铁生在这里也使用了某些现实的资料，比如Z所遭遇的社会等级差异，Z九岁时在小女朋友漂亮的家中玩，听她母亲在身后责备说："她怎么把那些野孩子......那个外面的孩子......带了进来......"从此种下了功利心的种子；比如医生F和女导演N，发生在政治教条主义时代的爱情悲剧，终因两人家庭阶级所属不同，不得不分手；比如叙述者"我"的那个可怕的童年玩伴，他具有着一种惊人的集权才能，就是唤起群众，任意孤立某一个不合作者，对于他的写实性描写，一脱整篇的冥想风格，鲜明突起，流露出私人生活经验的特质；再比如Z的叔叔与叛徒女人的情感纠葛，亦是由战争年代的史实背景演绎而来；而最重大也是最主要的现实资料，则是C，这个截瘫者的爱情与性爱经历，全部长篇其实都是从此出发。所以，这纯虚拟的景观的源头，却依然是来自现实生活。然而，一旦出发，就进入虚拟的状态，上述所有那些现实性资料，在此全呈现出不真实的形貌。这些人都没有姓名，拉丁字母将他们变成了符号。那些社会事件也不以通用的说法命名，而以暗示的方式，也抹杀了具体性。就和最初的，从电脑屏幕上窥伺的印象相同，像梦魇。问题临到阅读的方面，就是我们将根据什么条件解释梦魇，这解释能否自圆其说，走向终点。读这小说，有些像猜谜呢！因是缺乏共有的常识的媒介，我们也必须在虚无中寻找地图，然后走入《务虚笔记》。  我想，性爱可说是遥远的彼岸，此岸是残疾人C。叙述者"我"的任务，也就是整部小说的任务，就是将C渡往彼岸。现实已经堵绝了通路，而小说到底也不是童话，它必须遵守现实的可行性制度。C走向性爱，已规定不能以外部行为的方式，用书中的说法："直接走向性，C不行。"动作取消了，只能以思辩来进行。用思辩排除障碍，推向前进。也所以，这里的以拉丁字母代表着的人物，无一不承担着思辩的角色，分工负责为C渡向彼岸掘进通路。他们一无二致地带了沉思默想的表情，每人都怀揣一个哲学课题，那都是用以证明和反证C的命题的。其中，Z和O似乎被交托的责任较重，第二章，"残疾与爱情"的末尾，就将什么是爱情与性的答案，交到了下一章"死亡序幕"，Z的妻子O"猝然赴死"的情节里。这个答案贯穿四十万字的整部小说，一直到倒数第二章"猜测"，正面展开了讨论。  医生F，Z的同母异父兄弟HJ，导演N，诗人L，身影模糊的WR......大家一起来破这个悬案，就是O为什么死。这个答案里就隐藏着C渡向彼岸的玄机。ABCD们，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故事参预问题和回答，到这第二十一章时，已是在下结论了。比如，F和N，他们的爱情生涯是在隔离中渡过，他们甚至不能照面，偶尔的相逢也是从镜子的折射，摄影胶片，或者由男女演员作替身在戏剧中找寻追逐，这些镜中月、水中花的意象，表明他们的爱寄寓在虚无之中。以坚持不懈的长跑来追逐爱人T的HJ，他的观点是，"不爱而被爱和爱而不被爱，我宁愿要后者"。这是个爱神，全身心地去爱，并不在意回报。他所爱的T，是他定义的福人，即没有爱而被爱。T是N与O的混合，她在N和O的爱情命运中进出着，时而分解，时而合而为一，综合着她们幸福的成分，成为施爱的对象。Z的母亲与父亲的爱情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的企盼与等待。Z的叔叔与他的女人却是背离的方式......每一对关系都受着限制，不同内容的限制紧箍着他们，使他们不能任意纵情，而唯一的没有束缚的诗人L--可不可以说L是个泛爱主义者，他爱一切女人，可一旦恋人离开时，他依然感到丧失的痛楚，说明他其实只需要一个人。即便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他的所摄取也是有限制的，于是就轮到需要来限制可能性了。所有的限制都是隐性的，只有C的限制是正面的，是显学，那就是残疾。残疾使他的限制成为常识所能认知，而其他大多数却发生在哲学意义上，因此，C的日常生活就变成了哲学，不是抽象的，而是至关存在，迫切需要解决。  史铁生曾经发过天问：为什么是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因为是史铁生，所以是史铁生。  我们有时候会背着史铁生议论，倘若史铁生不残疾，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许是，"章台柳，昭阳燕"，也许是，"五花马，千斤裘"，也许是"左牵黄，右擎苍"......不是说史铁生本性里世俗心重，而是，外部生活总是诱惑多，凭什么，史铁生就必须比其他人更加自律。现在，命运将史铁生限定在了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部生活，他只得往内心走去，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命运就是以疾病，先天，遭际，偶然性和必然性种种手法，选定人担任各种角色，史铁生曾经发过天问：为什么是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因为是史铁生，所以是史铁生。仿照《务虚笔记》的方法，约为公式：因为此，所以彼，此和彼的名字都叫"史铁生"。

2010年12月16日晚，应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邀请，甘阳教授在北大做了一场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的公开演讲。虽然是期末学生忙碌的时节，二教两百人的大教室却座无虚席，过道里也站了不少听众。演讲由批评理论中心主任，纽约大学教授，北大中文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旭东老师主持。他简单介绍了举办这次演讲的由来，意在继今年八月批评理论中心、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以及中国文化论坛共同主持的全国第四届通识教育暑期班在北大的成功举办，在本科教育大学理念的讨论和探索方面，和甘阳主持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有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 甘阳老师首先就演讲的题目做了一下解释，指出这次北大演讲与他近几年来关于通识教育只讲操作不讲理念稍有不同，而要先讲一下理念问题，即题目中的前半部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在他看来，这个首先是中国大学总体面临的问题，通识教育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面临问题的一部分，而他想探讨的，就是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大学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对像北大这样的大学意味着什么。 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建设一流大学的提法和大学排名问题谈起，甘阳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大学评判标准变为以英文为主导的趋势，并要求听众追问：在这样的局面中，中国大学应该怎样应对？是否要北大追随近年来大学排名中急速升为亚洲第一的香港大学那样，实行全英文教学？中国的大学是否有权自己定标准？更进一步，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应该怎样思考自身的问题？就此，甘阳重提胡适近百年前所写《非留学篇》，强调中国一定要摆脱教育、学术、大学体制的殖民地心态，而明确自己的大学建设目标。他说，香港大学不是一流大学，它不能做原创性的问题，第一流的人才是打破现在流行的说法提出新的说法，而不是在给定的潮流和变体下做文章，这才叫一流人才，二流人才都是跟着人家做。北大确实是应该培养一流人才，北大应该有这个条件，更应有这个心气。明确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是涉及到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理念真正要想的问题。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建校20周年的时候有一篇很短但很重要的文章，谈中国各个领域的学科状况，谈的是这个问题。一直到1947年胡适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中国大学发展十年规划，想的都是这个问题。而他2003年重提这一问题，却被视为荒谈，这实在是值得思考的。 具体到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方面，甘阳提出了如何借鉴美国大学模式的问题。他认为，借鉴美国的大学模式是应该的，因为通识教育的确只在美国成功了；但是，当各国都处于全球平面竞争的状况下，却尤其要注意不应一味迎合外在的普遍性标准，而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参考美国大学的时候，首先要问：参考的是哪个时代的标准？比如说，哈佛大学2009年公布了新的通识教育方案，是否这就是北大应该参考的方案？甘阳的回答是，要学的应该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真正的精华所在，而不是外在皮毛的东西；对此，非常重要的方法是看它一百年的历史，看美国的通识教育从1920年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完整历史，一定要把美国的通识教育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考察。而就2009年的方案来说，它其实是一无可取，毫无价值，实在不应成为中国大学仿效的模板。甘阳还特别指出，哈佛大学校长就经常对其他访问哈佛大学的校长们说，你们绝对不能摹仿哈佛，因为哈佛每一个新的方案都是在纠正哈佛原先的错误，你如果不了解哈佛上一个方案是怎么做的而单纯摹仿抄袭它现在的方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针对的问题何在，它每一个方案都是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调整。 甘阳接下来介绍了美国通识教育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到19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一个关键是1930到40年代Hutchins当政时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哈佛大学发表所谓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标志着美国大学在现代的条件下重新建立通识教育最完整的努力。第二阶段则是1987年以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那场改革成为全美当时最大的政治风暴--为标志，又有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甘阳指出，要真正了解美国的通识教育，得看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或者芝加哥大学校长Hutchins发表于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再加上哈佛大学1945年的报告，这些对中国的大学都有着根本的借鉴意义。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通识教育的中心问题，即多元社会下的教育的共通性。通识教育严格来说是common education，它所要面对的，是多元社会在离心力极强、没有共同语言的条件下，如何重建社会认同的问题。哈佛红皮书之所以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本身就能看出这一点。 美国通识教育虽然有很多的课程，中心是西方文明课，这是全部通识教育的核心所在。就具体的参考对象来说，甘阳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它到现在基本上还是1920年代的传统，是最理想也是北大最应该有条件发展的。甘阳具体介绍了哥大的通识教育模式，即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三类的基础课程设置，他以为虽然美国大学自然科学一类的通识教育整体都不太好，但人文社科方面却的确出色，有着鲜明的建立西方文明传统认同感的意图。 回到中国大学自身，甘阳再次强调不可盲目追随美国近些年来的教育改革。比如哈佛2009年提出要"淡化经典"，甘阳认为这句话在中国一定要仔细分辨，因为它所谓的经典是从1920年代以来经典阅读极为强化、高度制度化的情况下来放松一点经典，如果中国大学以此为依据，说连哈佛都淡化经典了，我们就也不要搞经典阅读了，这是大错特错。全球化时代往往让大家完全忽视原本的差异，但美国的通识教育原先是非常强固建立起来的传统教育体制规定的，而中国大学是没有奠基过、没有这个传统，如果也按照美国现在这一套弄，就完全没有一个奠基的过程。甘阳认为，中国大学特别需要参考的是美国1920年到1960年代这一段，这样才能使通识教育真正能够扎下根来。美国所有基本的制度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现在的这些改革都不是最重要的，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的调整，而且每个学校根据它的学科重点、师资配备等特殊情况会有些差别，这些区分都不是十分重要。 在甘阳看来，中国社会当下的状况非常像美国的工业化时期，整个社会完全无序、没有规范。大学也是在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改革，在这一样意义上，Hutchins校长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如果改成High Education in China，几乎不用动，完全适合中国大学今天的现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甘阳提出了他所以为的中国大学改革的真正问题：在一个离心力非常强的现代社会里，如何找到某种共同的文化？是不是应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核心？甘阳强调，虽然这个问题常常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但至少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他大体上认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有两个基本的观念，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设置应该考虑两个点。一是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问题，需要通过通识教育的课程使中国文明的制度的、思想的、文化的东西重新成为中国大学生思考的问题，可以批判它，但不应是毫无了解的谩骂。另外一个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尤其要把重点放在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上。甘阳还介绍了他去年正式加入中山大学后，给中大设计的异于现在所有其他大学的通识教育分类。具体说来，第一类是中国文明课，所有学生必须修四个学分的中国文明课。中国文明包括中国环境史、中国宗教史、中国艺术史、中国制度史等，学生可以选择，但要选四个学分。第二类是全球视角，是全球化的课程，还有一类是经典阅读，最后一类叫做科技经济社会。甘阳强调，不应简单计算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每一种占多大比例，关键是希望彼此打通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天的科学不应该按从前的观念好像就是数理化，对今天学生更重要的是考虑21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科学发展，如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和地理科学，应该强调的是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学习科学方面的东西。 甘阳批评了当下谈论中国大学改革理念方面的许多伪命题，诸如文理贯通、全人教育、公民教育等。许多人一提通识教育就要讲文理贯通，但在甘阳看来，这往往是一句空话，很难订出一个标准说是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算是文理贯通。再如全人教育(whole man education)，理想当然很好，但问题是怎么叫"全"？要"全"多少才是"全"？甘阳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支离破碎，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支离破碎的，所谓灵魂的全人根本就不存在，全人教育的提法只能是自欺欺人。还有一个更时髦的说法是公民教育，要学生参加社团活动，这个要求是没错的，他也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但问题是，中国大学里社团活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一到开学期间往往出现"百团大战"的局面，弄得学生无所适从，社团活动严重干扰了教学的进行。在甘阳看来，公民教育第一是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而没有阅读是不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没有深度阅读、大量阅读，所谓独立思考不过是跟着报纸跑，不是独立思考。在此，甘阳再次强调，在通识教育的问题上，近年来他的投入主要是在操作层面，因为如上的一些理念问题往往停留在空洞的层面上，没有实际效用。而操作层面的问题也即是今天演讲的第二个主要方面。 在甘阳看来，通识教育在操作上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讨论，小班讨论。他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大学，认为美国的好大学胜过中国大学的地方，就在于它四年之内能把一个很平庸的人培养成一个精英。这其中的关键，最大的问题在于阅读量，中国学生的阅读量比美国学生差太多了，没有阅读量学生水平是根本上不去。还有一个是小班讨论，小班讨论就是检查学生读了还是没有读。每个人都要发言，要在阅读的基础上讨论。中国许多大学虽然也都设有公选课，表面上是完成通识教育了，但却没有一定的标准，课程质量根本不行。他提出阅读量和小班讨论的要求，所针对的正是这一标准问题。 但仅仅这两点，在甘阳看来，中国所有大学包括北大都做不好做不到，首先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中国大学课太多了！他比较了美国的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等和中国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强调了中国大学生课时负担过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样造成的局面往往是，美国的大学生虽然一共只读了那么几本书，却养成了真正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中国的大学生四年里被灌输了一堆东西，却什么都没有深入。甘阳强调，所谓的大学是培养能力而不是给学生脑子里灌输一大堆既定的知识，真正要学知识的话学生以后可以自己去学，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师塞到脑子里去的。真正好的学者、学生一定是自学能力强的人，而好的大学训练的就是这个能力，通过重要的几门甚至一两门课给学生一个训练，比如说一门历史课就让学生知道历史学的思考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历史文献怎么去查的，然后自己回去读，历史学怎么都不可能把二十五史从头到尾教完的。此外，就小班讨论而言，甘阳指出，要求所有的博士生做助教，要他们带动教学，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美国大学都这样，香港的大学也都这样设置，很简单，拿了奖学金就要做助教。在中国是大家拿了奖学金从来不觉得这是奖学金，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不应该如此。 甘阳尖锐地指出中国大学当前通识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恶性循环局面，即由于课程设置不合理，通选课无法对学生提出基本要求，就使越好的老师越不愿意上通选课，而如此又造成学生越不愿意听，大多只是混学分。最近几年通识教育被提出来重新讨论，也正是要面对这一状况。甘阳认为，目前改革中心的问题仍然比较困难，就是说，本科课程体制没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的话，通识教育会非常非常难，但正视这一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一些工作，却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在他看来，现在中国比较实际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做法，是在一个双层体制下运作，一是在全校学生的范围内有步骤地推动，另一个是各个地方在做、不是全部体制的而是部分体制的学院，比如北大的元培、南大的匡亚明、浙大的竺可桢，以及中大的博雅学院。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整个大学要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标准比较完美、质量比较高的通识教育，即使在北大也不太可能。但就现存的双层体制而言，一方面可以全校比较有步骤地一部分课程先提出一个要求，特别是中青年的教授要有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小的学院试点实验，为全国大学提供一个课程体制设置的示范和探索，因为很小、人少，即使做得不是很好，影响面也不会很大。 最后，甘阳再次强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要回到一点，要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的历史，要从苏联大学体制转到一个比较现代的、比较符合目前条件的体制。以高度专业化为特点的苏联体制有它的优点，特别是在以前五六十年代没有研究生的情况下，十年之内能造就一个合格的理工科的工程师、技术员，能够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所以不是说没有长处，有非常大的长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硕士生的数量在北大已经远远超过了本科生，真正专业化了必然要去读硕士甚至博士，所以没有必要把所有专业课程都压在本科生身上，大学的教育所应担负起的应该是另一种使命，应当致力于重建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甘阳指出，要转变机制当然非常非常困难，尤其在操作层面，但这也正是他一般只讲操作层面问题的原因。如果操作谈不上的话，什么文理贯通、全人教育、公民教育都是空话，只有把它落实在可以操作的课程体制上，怎么设置核心课程、哪些课可以归入核心课程、大概每门课的阅读量有多少、一个学期讨论几次。这些问题能有一个可操作可制度化的解决，那么中国的通识教育也就有可能。而这，也是甘阳在演讲结尾对于北大提出的期望，--北大应该来说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应该能做得最好。 演讲在当场激起了热烈回应，听众从各个方面对甘阳做出提问，比如关于核心读本的选择，公共课与专业课的关系，通识课与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课的关系，小班讨论制度对博士生的压力，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培养目标，大学教育的中西并重等等。甘阳对各个问题都给予了深入的回答，进一步澄清了其通识教育理路的许多具体方面。 在核心读本的选择问题上，甘阳强调，难的不是在于多选，而在于少选。西方文明有他们的sacred fifteen，即神圣的15种，15本著作里面可能每家有两三本的差异，但10本以上基本没有什么差异，这个是他们的common education。美国通识教育的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对神圣十五种的共识是相当清楚的。说到中国文明，从先秦一直到晚清，那么多书是谁也看不了的，不可能希望现在的学生读太多的书，而必须考虑让他们看最必须读的书。甘阳还举出他给博雅学院开书单时的设想，哪几本是必须要读的，比如《史记》《诗经》《左传》《楚辞》是必须要读的，其他的看看就可以的，如果有师资有时间的话《资治通鉴》也需要看。不是要把所有的都列举穷尽，要考虑的是中西两部分的经典。暂时还不算印度日本等，假定最必要的中西经典列三十本左右，怎么列？而且经典怎么读？芝加哥大学是每学期四本，斯坦福、哥伦比亚每学期是十几本，甘阳表示，他个人比较倾向于十本，因为毫无疑问，十五本也是读不了全部，要选着读，一本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么厚，不可能一个礼拜读完，如果读完了也读不懂。当然要选读，读的时候也要有选择。总之，书目怎么列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下一步中国的学术界要逐步达到一个共识，要能够形成一个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经典阅读的书目。 就公共课与专业课的关系而言，甘阳不大主张把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搞得太激烈，他认为中国大学的专业化本身毕竟有自己的特长，包括一些院系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因此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保留现有的院系情况下加强通识教育，关键是课程的数量要下降，质量要提高。他反对另起炉灶专门搞一套通识课，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也就是说把课程做成双编码，让不同院系的学生能够选修同一门课程。在甘阳看来，中国最好的大学，哪怕是北大，资源与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相比仍然较少，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源共享一塌糊涂，每个院系都是封闭的堡垒。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老师很少有人是双重教授，而在美国，人文社会学科基本没有人不是两个院系的教授，这就叫资源共享，他们的课都是多编码的，既是历史系的课也是中文系的课，大牌教授的课是五六个系的课。 对于通识课与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课的关系，甘阳指出这是他每次演讲必然有人提的一个经典问题。这个问题往往被视为通识教育改革最大的障碍，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就实际来讲，四门政治课的大多数授课老师都是非常liberal的，他们不是在做意识形态洗脑，因为这个公共课本身确实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非常大的关联，每一次变化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关系，公平地说是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改革开放，并不是从前那种完全教条化的。在甘阳看来，这些课本不是问题，不管是什么政治意识形态，如果谈中国问题，诸如毛泽东选集是必须要读的，不读毛选就不能理解中国问题，即使批判、反对毛泽东也需要读，要把它作为经典文本认真贯彻下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来说，政治课是刚性的，一时大概取消不了，但实际上可以把它变成中国现当代史来讲，而这是中国的大学生应该了解的。问题往往是，由于老师也觉得这个课不好，大多时候讲得乱七八糟，拼命讨好学生，很难保证教学质量。而且因为四门政治课往往都集中在一二年级甚至全部集中在一年级学完，学生以为大学学得都是这些东西，以后就不好好上课了，这倒是首先应该反对的。甘阳在博雅学院的做法是一年一门，一个学期有一个学期没有，第一个学期有第二个学期没有，理由也很正当：重视政治课，要让学生好好地消化。 有关小班讨论所需实施的助教制度对于博士生所可能带来的压力问题，甘阳再次强调，这主要是个心态问题，一旦制度定下来大家认为就是如此就可以了，这个必须严格规定，不能民主讨论，没那么多民主讨论，规定要做的就做，很简单，有心态了博士生们也就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他还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博士生做助教本身就应该是博士生培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行培养模式中，中国的博士毕业了往往不知怎样教书，而相比之下，美国的教师资格考却比我们严格很多，美国博士生因做助教有很多的经验，毕业一上来就能教。 就中大博雅学院的培养目标，甘阳也做出了进一步介绍。他说，博雅学院的四年制本科教育，前两年集中在中西经典上，三年级开始分两个大方面，一个是人文方向，一个是社科方向，他会指定一批合格的博雅学院导师，比如要做人类学可以让人类学的教授指导论文，或者是做法学的，也都有相应的导师，博雅学院可以根据学生以后的方向授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学位。当然，现在因为还是二年级上半学期，他还不能说学生到底往哪儿走，人文社科两个方面都会有，但希望是不管哪个方向，都是综合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训练。博雅学院的课程每门都很吃力，课程任务很重，阅读量非常大，作业很重，另外还要求每个博雅学院的学生每个月写一篇5000字的课外读书报告，培养基本的写作能力。至于博雅学院的学生中间可能存在的精英取向问题，甘阳承认，他一开始就很担心，而且事实上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90后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互相之间很少沟通，即使有，也只是日常生活方面，却极少思想方面的交流和讨论。这与七、八十年代的学生非常不同，的确是应该正视的问题，但也只能通过逐步的磨合，养成平等讨论、互相学习的能力。 关于大学教育中西并重的问题，甘阳指出，自然科学的确主要是西方的科学观念，但人文社科方面，必须细加辨析，尤其是社会科学一类。在甘阳看来，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是完全照搬西方，它也是现在中国所有学科中最差的，因为是它是最没有基础、最没有传统、最没有学术积累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在90年代里突然爆发出来的，因为就业好而看上去比较好，其实开的课是一塌糊涂。甘阳认为，应该去参考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科学，它叫做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虽然很当代，但还是从希腊罗马讲起，同理，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应把中国历代制度史的东西贯彻到社会科学的课程里去。中国的税制、财政制度、官吏制度、考试制度等各个方面，两千多年的文明，二十五史这么多史料记载，所有基本的知识都应该变成社会科学基本的训练，然后才能去想中国文明里是不是有很多资源。通识教育如果从比较高的角度讲确实需要对整个课程有一个新的想法，比方说历史系很多的课程尤其是涉及到制度史的部分，官吏的考试、地方政府的设置、中国历史地理变迁，都应该成为社会科学最基本的训练。如果做好本科通识教育的话，每个人出去对中国几千年文明至少有一个基本了解，中国的兵制如何、中国的学制如何、中国的官制如何有基本了解，才能把中国文明的资源动用起来。可以批判它、修正它、改正它，但这个资源是你所有的资源，放着资源不用，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甘阳特别指出，这是中国比较高层次的问题，他也只在北大提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学校首先都做不到把通识课开得相对有些质量。但北大的老师学生应该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真正需要想的问题。十年、二十年之内我们能不能把中国相当一部分文明的最基本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文化资源？在这个发问中，甘阳结束了整场精彩的演说。 （崔问津 整理） 

编者按：伍皓是个让人看不懂的人。 就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他不但有“躲猫猫事件”中请网友调查团、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发言人等一系列大胆出位举动，更有亲自实名上网与网民互动，成为微博明星等违背官场逻辑的奇异举止。最奇特的是：他越是公开发表意见，你越是看不懂他—甚至，从完全相反的两种动机去理解他的言行，在逻辑上都能成立。在媒体的热炒中，一个中国官场的“异类”似乎诞生。 　　　　早上九点多，伍皓坐到了自助餐厅里。这位身材矮小、脸上刮得干干净净、无框眼镜后透着坚定自信的年轻人，自2008年12月成为云南省宣传部副部长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最受关注也是最受争议的宣传部官员。　　　　他的“改行”只是一项临时任务：宣传树立一个新的典型。伍是一个人数高达30余人的采访团总指挥，他和他的团队已在距昆明近600公里的保山待了20天，此刻，与他同坐一桌的是重要的搭档—保山市委宣传部长、《云南日报》负责人。　　　　伍皓的盘子里放着两块红薯、两截玉米，他微笑着细嚼慢咽，同时语速缓慢地与陪同者交流，伍口才并不很好，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个姓王的人吃了八个鸡蛋，人称王八蛋，于是旁听者笑了起来。期间，他的司机悄无声息地给他端来一碗米粉，还递给他三粒小药丸。　　　　约9点半，伍皓和他的团队从云南省保山市的一个酒店出发，前往四十余公里外的善洲林场，这个林场的名字来自他们要宣传报道的对象：杨善洲。　　　　一 　　　　杨是原保山市市委书记，他在任期间就以清廉克己闻名，被称为“草帽书记”，1988年杨退休后，回到大山里组织造林6万亩。　　　　报道杨的团队成员来自云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当地媒体，分为理论组、摄像组等数个小组，计划用30天时间集中采访，最后用新闻报道、历史纪录片、诗歌、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展现一个最新人物典型，方案自然是伍皓定下的。　　　　在扬名全国之前，伍皓已有极为丰富的宣传树立典型经验。　　　　这位在西藏待了长达8年之久的前新华社记者，参与了援藏干部孔繁森和扎根西藏的气象工作人员李金水两位全国著名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尤其是在后者的先进事迹宣传中，伍皓曾写了一篇长达8000字的报道，并因此获得西藏自治区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事实上，伍皓本人就曾是先进典型。　　　　1988年以四川达县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的伍皓，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与他的不少同学一样，在这个曾为风暴漩涡中心的校园一片沉寂时，陷入了“如何报效祖国”和毕业后“怕得不到合理使用”的迷惘，1990年2月，他参与起草了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封信。　　　　3月23日，11位参与者意外受江泽民之邀做客中南海，座谈原定一个小时，但兴致极浓的江泽民一口气谈了4个小时。　　　　听闻总书记亲口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令伍皓热血沸腾。不久，他又写了决定他命运的第二封信，收信人是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立志建设边疆的伍皓很快收到了胡锦涛的亲笔回信，西藏方面很快为他安排了西藏大学的一个任教机会。　　　　接下来，伍皓又写了第三封信，收信人是新华社的领导人郭超人，伍皓向这位老学长表达了更愿意到新华社当记者的愿望。于是，1992年毕业的伍皓成为新华社驻西藏记者。这是北大10年来第一位毕业后直接去西藏的学生。毕业前，伍皓作为学生代表，在怀仁堂再次见到了江泽民。　　　　三封信决定了伍皓的人生轨迹。　　　　伍皓进藏后，其表现无愧于毕业前立下的誓言。当时新华社记者派驻西藏，采取轮换抽调制—一般为期1年半左右，长则3年左右，而且多为老记者。当时应届毕业生直接去西藏的极为罕见，而伍皓在西藏一待8年，则是更罕见的异类。在伍皓这个年龄，它还意味着耽误了恋爱结婚的机会。　　　　伍皓在西藏期间是新华社最勤奋、出稿最多的记者之一，业务表现也颇为出众。西藏8年期间，多次获得新华社内的好稿奖，此奖虽为内部奖项，但新华社总计约有1500名记者，每年中英文发稿量高达400万条，因此多次获得内部社级奖项殊为不易，大部分记者终其一生也难获此奖项，而伍皓还两次受到新华社社长的通令嘉奖。　　　　在西藏期间，伍皓曾遭车祸，同行者一死一伤，因身材袖珍而被甩出窗外的伍皓，虽一度昏迷不醒，但幸得上苍眷顾，竟成为唯一平安无事的幸运儿。　　　　二　　　　在距林场还有17公里的山路上，车窗外每隔几米就可以看到一朵碗口大的白色纸花扎在路边的树干上。随行人员告之，这是附近村民感念杨善洲的自发举动。一路烟不离手的伍皓遂一脸凝重地感叹：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人民群众在十里长安街上挂满白花，一个官员只要真心诚意为老百姓做了事，就会被老百姓记住。　　　　11点钟，采访团抵达此行的目的地—善洲林场总部。　　　　这个位于山间一小块平地的林场总部小而简陋，当年杨善洲等人充当办公室的平房，现在已辟为纪念馆，墙壁上挂着宣传杨的照片、文字资料。而杨最初搭起的那个窝棚，则是这个展览馆的一部分，窝棚里有一张木头和树枝搭起的床，床上铺垫着龙须草，当年杨曾在这个窝棚里吃住了7年。　　　　在随行人员陪同下，伍皓参观了小小的展览馆后，与同行者一起在庭院里看杨生前接受采访的录像。画面中，杨朴素如老农民，他是个典型的旧式传统干部，在谈到其清正简朴努力工作的动力时，杨以一个淳朴农民对世界的理解说：“我不想干不好工作，被捉了去坐牢。”听到这句话，伍皓也忍不住和其他人一起哈哈笑了起来。　　　　杨善洲是一个清教徒式的先进典型。当地资料称，杨1988年退休后，不肯搬进省城老干部中心接受国家养老。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大亮山—那里曾是一片原始森林，后遭1950年代大炼钢铁时期毁灭性的砍伐，杨也曾是砍伐者之一。他发誓用余生再造一片森林。　　　　为实现其愿望，杨曾把地委大院里两棵龙柏盆景带回林场移栽，还一度在保山市区、施甸县城水果摊边捡拾果核。施甸县委书记得知后，叫一个副县长去劝阻老人，说县里一定会安排一笔经费来帮助购买树苗。老人拒绝，说县里太困难，能够省一点就是一点。　　　　20年后，杨亲手栽种的松树在公路两侧已经成林，整齐挺拔，光线漏进林子，纯洁温暖。伍在马路上站定，仰脸深深呼吸了一下，既像自勉又像鼓动属下地感慨道，一个人只要有强大信念，将爆发出怎样一种力量，将怎样改变世界！　　　　也许只有伍皓才会当众发出这样的感叹。曾与伍皓同学和共事的人均认为，仿佛是为弥补他的身形不足，他生来就有一股令人生畏的强大自信。　　　　今年40岁的伍生于四川达县的一个贫困乡村，父亲是乡镇农技站的农技员，母亲是乡村民办教师。高考被北大录取那年，伍被乡亲视为天上文曲星下凡，不日一定将成为大人物，他们愿意凑钱来帮助伍购买到北京的火车票。　　　　但走出北京站后，伍皓才领略到令人头皮发紧的另一个世界—他孤身一人，甚至连问路都不会；更大的打击来自一个个见多识广的生于城市的同学，晚上宿舍讨论，那些不断被谈起的外国名人他闻所未闻，他插不上一句嘴。　　　　但是，在3个月埋头图书馆如饥似渴的苦读后，伍皓不但能参与宿舍里的夜谈会，并成为主讲。接下来，伍成了学校校刊记者团的团长。　　　　多年来，伍皓强烈且不加掩饰的进取之心，往往会在旁人眼里显得不合时宜而鲁莽可笑。曾与伍皓熟识的人说，伍皓最让人感叹的是，他明知自己经常是周围私下议论甚至取笑的对象，依然对自己坚信不疑，从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伍皓坚信自己是被老天眷顾的人。他承认高中时数学不好，每次只能拿到总分120中的80多分，但高考时数学试题过于简单，他竟然拿到了115分，他这才有机会鲤鱼跳龙门。　　　　但献身西藏后，老天对他的眷顾实在不多。1998年3月，伍皓在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后，终于获得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挂职机会。与在内地发展顺畅的同学相比，伍皓不但经济上不富裕，而且仕途上的进展亦只算平平而已。　　　　到了1999年，伍皓在西藏待的时间已达内地援藏干部的8年极限。伍皓此时应有资格调回北京在新华社总社工作，但当年把他当成憨直、忠诚、勤奋、好学的苦孩子而怜惜赏识的老领导，在他的“超长期服役”期间已纷纷退休。　　　　是年10月，伍皓转调入新华社云南分社，任政文采访部主任。　　　　此后，伍皓在新华社云南分社各部门缓慢升迁，历6年之久，才获副总编辑一职(此职位原名采编室主任)，行政级别副处。此前，伍还曾于2002年6月主持创办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云南内参》，但这份内参刊物后来被批评和地方过于密切，或将损害新华社国家耳目的功能，被统一裁撤。　　　　以伍皓的学历、经历、业绩，实在算不得上天眷顾。曾与他共事的同事分析说，如果无意外，伍皓或许将在50岁上下时，得以资历升迁至云南分社副社长这个级别，以副厅级官员终老，事业上难得有一番作为。　　　　伍皓这次要树立的典型，某种程度上与他有相似之处。伍皓对物质殊少追求，早些年，老同学聚会，在大城市发展的同学衣着光鲜，腰挎大哥大，伍皓则看上去又土又穷，但伍皓丝毫不以为意，他坚信自己的选择，热情不减。　　　　老天不负有心人。2008年7月19日中午，伍接到来自云南省政法委书记一个语气紧张的电话，称孟连发生大规模骚乱，省委书记白恩培指令政法委和新华社一起来处理该事件，并称是省委书记点名要伍参与报道。　　　　之前不久，一李姓女子在贵州瓮安县溺亡，警方称是自杀，导致数千人上街，焚烧公安局大楼和其他两栋政府大楼。中央要求各地吸取瓮安事件教训。　　　　伍带着一名记者迅速赶到孟连。在新华社云南分社期间，伍皓曾操持《云南内参》数年，不但擅长报道正面典型，更因熟知官场运作规律，亦长于娴熟采写负面报道。他很快作出结论：孟连事件刚发生时也就是一件小事，但当地党委政府把它定性为“一小撮农村恶势力操纵的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聚集和对抗。　　　　伍皓建议用一种公开、透明的报道办法写出民众的抱怨，他甚至引用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的话来嘲弄一些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伍的报道显然安抚了民众，较快满足了民众诉求，很快平息事端。　　　　后来，伍概括说，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你还捂着盖子，壶底都可能会被烧穿。但如果揭开盖子，可能会烫一点手，水就变成蒸汽消散。　　　　省委书记对平息孟连事件极为满意。3个月后，伍被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由一个副处级干部越过正处，直接变成副厅，对38岁的伍皓来说，它不仅意味着仕途上的惊人一跃，更是人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三　　　　中午13点，在当地领导陪同下，伍皓一行到一个农家乐午餐，施甸县委书记已经提前在此等候。餐桌上，众人继续谈论杨善洲当年的清廉事迹。坐在县委书记一旁的伍皓很少发言，只是倾听主方谈当地工作，但主方介绍当地一道特色菜，强调它由生肉做成，没吃过的人最好不要吃，免得上吐下泻时，伍皓立即来了好奇心，夹了一筷子仔细品尝。　　　　14时许，伍带着采访团来到了杨的老家—杨退休后终于攒钱修盖了一栋小楼房。玉米铺满庭院，在冬日暖阳下金黄一片，一条黄狗懒洋洋趴着，杨的妻子和长女一直生活在这里，杨拒绝将她们变成城市居民，他认为这是可耻的以权谋私。　　　　伍皓在众人簇拥下，上前和坐在屋檐下等待的杨妻握手，先嘘寒问暖，然后郑重陈述杨善洲同志先进感人事迹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待随从人员递上礼物后，进入采访议程。　　　　杨的妻子被扶进堂屋，接受采访团的慰问和采访。这个时候，伍皓才忙里偷闲与《凤凰周刊》记者上到二楼狭小堂屋，他低头寻了一把小板凳，讲述他这些年来在昆明的生活。　　　　伍皓谈到了他与杨的对比。因为杨一生都在做无可非议的好事—拒绝以权谋私、一身正气、退休后还帮助民众，他理所当然得到体制的褒奖。但伍认为他不同于杨的是，他在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也是效忠国家，但充斥着风险。他需要保全自己，然后谋求下一步发展。　　　　伍曾在微博里公开他的一条官场法则：“第一时间给上司发了短信，报告已回到昆明。”他总结说，要让自己的行踪始终在你上司的视线之内，不要让你的上司觉得你是一只掉线的风筝，不能够时时掌握；由衷钦佩你的上司及身边所有人，从他们的言行中发现对自己的启迪等。　　　　然而，熟悉他的人认为，这恰好是伍皓从来就不太懂得官场法则的证明，一个简单的常识是，一个局级官员居然如此直白公开地讲述不应说出口的官场法则本身就是官场大忌。　　　　一些熟悉伍皓行为方式的人认为，这种对心计从来不加掩饰的拙朴真锐之气，正是伍皓别于常人的特征之一。他的可爱与可恨，皆来于此。　　　　伍皓从他个人很快谈到了他在“躲猫猫”事件中的考验和经验。这桩他就任宣传部副部长才3个月就发生的事件，让他一举成名，而此事操作过程中的破冰意义和技术失当，使伍皓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场从此成为争议性人物。　　　　2009年2月，云南晋宁县看守所一牢头在惩罚新犯人李某时，致李死亡。但警方竟然称李和人玩“躲猫猫”游戏，撞墙而死，这个离奇的解释引发全国民众的愤怒。　　　　网民不但将昆明改称“昆暗”，甚至有人到昆明试图维权。伍皓和云南省政法委、公安厅负责人沟通后，主动邀请网友成立“躲猫猫真相调查团”，以第三方的形式介入调查。　　　　伍皓当然知道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他精心准备了一套官方说辞为自己的行动护法：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伍皓此举得罪部门利益在所难免，事后有官员曾在夜宵摊拍桌子大骂伍是一个麻烦精、一个试图扩大宣传部门权力的野心家、一个刚挤进官场就可以对同僚下手捅刀子的阴谋家。　　　　伍皓对此早有预见，民心是他背后的靠山，但他未曾考虑周全的问题是，真相调查团因为成立仓促，法律支持不够，且遭遇基层官员的竭力抵抗。调查团无法进入事发监室，更无法执行原定调查计划。　　　　网友们大失所望，对宣传部门的积怨再度泛起，认为伍皓虽然不像旧式宣传官员一样对舆论使出拖、堵、删等手段，但同样糊弄民众，令民众无法接近和获得真相，也不是好东西。　　　　伍第一次遭遇内外交困，甚至不得不公开自己的网上聊天记录，力证组建网友调查团确是他的偶发奇想，而非阴谋诡计，证明他是一个诚实追求真相的前新闻工作者。但伍的自证清白却又被批评暴露了其他网友，未经他人同意就公开聊天记录，至少是一种失礼。　　　　尽管伍皓第一把火煮成了夹生饭，但“躲猫猫”事件最终还是以公众满意的结局收尾，而素来胆大高调的伍皓多少有所收敛。　　　　两个小时，在伍皓的讲述中悄然流逝。作为带队的最高领导，楼上的伍皓要回到同志们中间去了。在杨家，还有一个最后的仪式需要伍皓来完成。在摄像机面前，他打开一幅表现“向杨善洲学习”的藏头诗书法，让一名男子用当地方言念诵了一遍，然后送给杨妻。　　　　四　　　　告别杨家后，伍皓又和同志们乘车到十余公里外的抚忠祠。这里曾是明朝名将邓子龙当年与缅甸军队作战的指挥所。万历年间，邓活捉了缅军数头大象，交将士分而烹食之。建国后，农民们冲进祠堂，把这里改造成为村学校。杨善洲们曾在此求学。　　　　杨的一部分骨灰葬在祠堂庭院里一棵玉兰树下，杨希望和自己的儿时偶像朝夕相伴。　　　　在祠堂的厢房里，摆放着一名本地籍部级官员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据称是建国以来施甸最大的官员。伍不由感慨，云南一直未走出大官员，而周边诸省都走出至少是政治局常委的大人物。　　　　作为一个云南省主要的宣传官员，伍皓现在不是当年那个随时虚心请教、一脸诚恳而热切的小朋友。在保山先进事迹采访过程中，他穿一件低调却面料上乘的官员夹克衫，头发一丝不乱，背着双手，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前行，他的神情淡定、朝四面微笑，等不同的人伸手过来，他再握。　　　　熬过了一年考察期顺利转正后，雄心勃勃的伍皓再度高调起来。2009年10月，昆明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同年，伍皓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要求一起新闻事件中的相关单位派出人员在网络上实名、及时、全面地公开信息。　　　　这两仗，伍皓赢得干净漂亮，一下奠定了他良好的口碑。体制外和网上先前质疑他的人，无论依然对他抱有多大的保留态度，但均无法否认，伍皓推动的是历史性的进步。　　　　伍皓对自身宣传部门的反思，始自2009年8月26日云南陆良一煤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当时村民打伤7名民警，砸坏11辆警车。有云南媒体报道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围攻煤矿施工人员和公安民警”。　　　　长期新闻记者出身的伍皓，对这种腔调极为愤怒。　　　　伍认为宣传部门应从传统职责向新职责转变。他的依据是，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称，新闻宣传工作应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　　　　伍认为现在的新闻宣传仅仅做到了前面两句，对舆论监督则是捂盖子，力求家丑不可外扬。胡的后面四句话则是党中央交给宣传部门在新时期的新职责。　　　　伍皓不止一次强调他的网络发言人绝不等同传说中的“五毛”—他解释说，一些地方无法做到信息公开，只好花钱雇请一些人假冒民众，每发一帖获利五毛钱，他们发帖搅混水，可以胡说八道来混淆视听，而网络发言人因为要公开实名，说出的话就要经得起检验，要负责任，也就更能保证信息真实。　　　　在各类汇报材料里，伍总是不厌其烦讲述一个道理—无论做了一件多么恶劣的事情，最后只要诚实公开真相，诚实处理，努力满足相关民众的正当诉求，就会平息事端。相反，如果做错事，还试图掩盖真相，推卸责任，视民众如木鸡笨鹅，一定就会出大事。　　　　从孟连事件、小学生卖淫事件、纸币开手铐后用鞋带自缢事件、陆良警民冲突到昆明拆迁户自爆煤气罐，云南丑闻不断，但均未爆发重大群体事件。伍总结称，这正是上述处理措施的功效。最后，他成功说服了高层。　　　　伍现在得到更多权力，除分管新闻之外，又增加了管理网络舆论。　　　　因为推动信息公开和立法保护媒体采访权，伍被视为一名不可多得、富有革新意识的新式宣传官员而获得较多褒奖，媒体更愿意鼓励他喷发更多创意，一举改变传统的宣传系统，为媒体谋取更大权益空间。　　　　在2009年各大媒体的年终盘点榜上，伍被《新周刊》评选为“2009十大猛人”之首，《南风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榜”，《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选”，《时尚先生》“新中国60周年新锐榜”评选伍皓为“政界新希望”，《都市快报》等媒体也将他列入评选为年度人物候选。　　　　即便抚忠祠再度激起了伍皓内心的不灭雄心，他也不能在此久留—天色已晚，县委书记已在另外一处农家乐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晚宴备了酒水，伍皓自然是各路地方官员敬酒的焦点，但伍皓不善饮酒，且不长于言辞，他以微笑接受大家的敬意，话不多。　　　　熟悉伍皓的人都认为伍皓交游广阔，但伍皓本质上是一个内向甚至木讷的人，并不长于酒席这种社交场所。在采访团这一天的行程中，伍皓的话都不多。偶尔，他也会拿出手机给旁边人分享收到的新段子，不过，与其说他是个轻松随意的人，不如说他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餐桌前等上菜的那短短几分钟，伍皓和他的下属们打了一手源自四川的“干瞪眼”，他对此显然要远比酒席更应付自如，出牌冷静而大胆，最后以一张“2”获胜。　　　　五　　　　晚上7点，酒宴即结束。平时，伍皓会让大家在晚饭结束稍事休整后，开会认真讨论宣传报道方案的各个细节，因为接受本刊采访，伍皓在大家回到下榻的酒店后，破例没有开会讨论。　　　　通常情形下，伍皓每天晚上会在网上熬到凌晨2、3点才睡。也许中共官员中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资深网虫。与大多数公务员通常喜欢上新华网、人民网不同，伍皓最喜欢上的是凯迪网和天涯，这两个以“右派大本营”著称的网站是窥探真实民情舆论的最佳去向。此外，对一个保有顽固新闻记者习惯的人来说，这里也是各种社会突发事件新闻的最重要集散地。他可以随时知道网民现在在关心什么。　　　　2009年11月，微博兴起，它被视为颠覆传统论坛的新型网络民意平台。以前曾实名上网参与讨论的伍皓，这次又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个微博，成为中国首位实名开微博的厅级官员。　　　　伍皓试图将影响力渗入体制外的民间社会，看上去还很成功—他的平民出身、北大教育背景、新华社记者经历、一名高官的随意亲和，都是亮点。他还学习西方政客们秀自己的女儿，自嘲自己经常被家中悍妻辱骂殴打，很快获得数万粉丝，一呼百应。这种官员身份的网络意见领袖，也许全国找不到第二个。　　　　在一些警惕舆论管制的人看来，伍皓这种行为出格的官员，或许才是具欺骗性的“敌人”：“之前，从表面看，他是在迎合民意，但实际上他才是真正在操弄民意的人。”　　　　在推出一系列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的措施后，伍开始表现出“钳制媒体”的一面。　　　　2009年10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称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狠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四大恶疾—民众监督媒体，确为正当之举，且中国媒体的确有诸多腐败问题，但因这些监督员均由宣传部掌控，伍被指责“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　　　　11月7日，伍推动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发起“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云南新闻界‘做负责任媒体’”承诺宣誓活动。　　　　云南媒体每一个老总都须在会场上表态，最后带着该媒体人员，紧握右拳齐齐宣誓称将摈弃血腥、灰暗和低俗，提供理性、阳光、积极的新闻，传播主流价值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伍最后陈词称，做负责任的媒体，归根结底是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他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比作枝繁叶茂的大树，而新闻工作者应是树上的啄木鸟，负责把枝干和树叶上的霉斑晾晒出来，清除害虫。　　　　伍特别强调，啄木鸟不是要把这棵参天大树啄得百孔千疮，甚至连根基都动摇。　　　　“媒体啄木鸟论”遭遇互联网网友强烈抨击。在西方媒体理论中，媒体是站在国家之船上的瞭望者，或是天然监督、制约和鞭策政府的第四股势力，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只是一只啄木鸟，只能捉虫？　　　　由此，无数人深信伍皓在尝试以新的手法来实现对媒体的精细化控制。伍被骂成“超级五毛”或者“五毛党党魁”。　　　　伍在微博上很快遭遇众多网络意见领袖的质疑。　　　　网络意见领袖王小山是伍的一个网络仇人，两人从未见面，却一度天天公开掐架。伍说他可以容忍质疑，而且要从中学习质疑的精神与思维模式。而吵吵架更多是培养某种网感，锻造一种互联网抗打压的能力。“就像一个不懂水性的人，必须要到河里游，呛几口污水都没关系。”　　　　由此，网友对伍皓多了一个新的惊叹—他在互联网上已经磨砺得皮糙肉厚，不畏惧和反击任何人的攻击、辱骂和嘲弄，“简直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2010年4月22日下午，在北京参加厅局级干部培训的伍皓受邀到人民大学演讲，主题是政府信息公开和新闻传播。伍皓未曾想到的是，刚端坐台上，还没说完开场白，突有三人上前向他头顶抛撒大把五毛纸币，他们试图通过这一行为艺术来提醒社会注意：伍皓还是一个混淆视听的“五毛”。　　　　最近一次冲突的主角，则是另一个网络意见领袖“五岳散人”，他较早就在微博上放言，见了伍皓，一定操家伙砸他。　　　　11月21日，五岳散人等一干人在昆明一个茶楼聚会，当主办方向伍皓发出邀请后，伍皓由妻子驾车赴约。但落座说完一段开场白后，做东的网友“边民”就宣布，现在轮到伍的仇人五岳散人发言了。五岳散人端起一个杯子，喝光水，向伍皓砸过去。　　　　当然，杯子不会准确击中伍皓。　　　　2010年12月1日晚，仰坐在施甸红星花园大酒店舒适的皮沙发上，伍点着烟，很淡定地说，他进去后纹丝不动，早知道散人要用器物砸他，但他就是稳如泰山。　　　　《凤凰周刊》记者提醒他，现场目击者均作证他当时躲闪了，还很敏捷。伍面有讶色，一口烟闷在嘴里，“是吗？是不是真的？喔，那可能是我的本能反应吧。”　　　　最后，他还是吐露他对网友们的一个期许：“就算你们不同意我的言论，也不必对我动手动脚吧？何况，大家都是文明人，都在追求民主、宽容和自由。”　　　　或许伍皓料想不到的是，他的两次屈辱遭遇，反倒赢得一些原本反感他的人的同情：无论是向他撒钱还是砸杯子，都是一件绝对安全的英勇行为，因为伍皓没有能力危及他们的安全。　　　　在体制内，“粗暴践踏了官场潜规则”的伍皓，同样是个孤独者，只有少数视他为改革希望的年轻官员才对他心生敬佩，不少人预测，这个不受欢迎的家伙迟早会混不下去。　　　　此前几天，伍皓在微博里宣称将改行当记者，并将在微博消失一段时间，立即引发一阵猜测：看来，这个不按中国官场牌理出牌的家伙终于在这个位置上待不下去了。　　　　不过，看起来伍皓食言了。在保山采访期间，他还是忍不住抽空发了几条微博。伍皓的世界里，或许一半的成就感来自网上，他有大群粉丝，他在网上教人写新闻，甚至教人写诗、写剧本。　　　　沉浸在网络成就感中的伍皓突然被打断，一位干部进来报告说，他们发现杨善洲老人并非完人，相反杨在退休送别会上还承认了自己的几个问题。譬如，杨承认只会种田种粮食，缺乏发展经济的意识，当年他还曾反对建保山机场，称占用了农民太多粮田。这个土改队员出身的书记坚信工农干部忠诚可靠，知识分子不可靠，安排他们到了偏远乡镇。　　　　伍耐心听完汇报后，说要容忍并如实写出杨善洲老人的缺陷，要写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样才能被民众接受，而不能像多年前，一写典型就写出一尊高大全的神。　　　　伍的见识令该干部心悦诚服，离去。　　　　2010年12月13日，全国网络工作现场办公会将在云南举行，它对中国网络舆情将有深远影响。　　　　成功树立过无数先进典型并且将继续塑造无数作品的伍皓，也许一生中最成功最杰出的典型作品，正是一个“非典型”宣传官员：伍皓同志。

可以肯定地说，商务和政界充满了惊奇。无论是政客，银行家或是工会领导人，男人们几乎都穿着西服见面。资本主义的制服比资本主义本身更能征服地球。当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时候，两人穿着几乎相同的深蓝色西装和色衬衣，打着红点装饰的领带。

一永乐年间，从朱元璋裔孙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曾两次编纂佛教大藏经，先是依照洪武年间在蒋山寺编印的《洪武南藏》于南京编刻《永乐南藏》。接着在永乐八年（1410），他又下令在北京刊刻《永乐北藏》。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记载，明成祖曾经颁旨，要求在南北各刻大藏经一副，另外还打算“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圣旨：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但是，不知为什么，石刻大藏经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施行，倒是《永乐北藏》确实从永乐八年之后，由栖岩慧进等高僧领衔，“总督海内文学儒士高僧，于海印经馆校大藏经”。这一编订刻印的时间很长，大约近十年《永乐北藏》才大体成型，据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记载，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初三即《永乐南藏》将近完工时，明成祖特别关照此事，“宣道成、一如等人入于西红门，钦奉圣旨：‘将藏经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板，经面用湖水褐素绫’”。第二年（1420）当时的僧录司左觉义栖岩慧进上奏，说“恭惟圣朝校勘藏典，乃千载之希遇”，所以，希望皇帝“御制序文，以冠经首”，明成祖似乎很高兴，颁下“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为各经之首，圣朝《佛菩萨名称佛曲》五十卷、《佛名经》作三十卷、《神僧传》作九卷，俱入藏流行”。再一年后即永乐十九年（1421），全藏大体编定，永乐皇帝便命工刊刻，并于二月初二日下旨，“你刊经板了，着你每（们）坐山去，我也结些缘”，还问：“板就那里刊好？”因为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他便指示“就寺里刊好”，也就是在海印寺刊刻。永乐十七年到十九年的时候，雪轩道成（1352-1431）是右善世，一庵一如（1352-1425）是左阐教，栖岩慧进（1355-1436）是左觉义，编印藏经当然就是官方的事情。不过，尽管是官方行为，这部《永乐北藏》的刻印进展却很缓慢，虽然永乐皇帝早早地就给它写了序文，特别撰写了经序和佛菩萨赞跋，颁下了以他名义新编的经典，但似乎全藏的刻印要到正统五年（1440）才全部完工，那时，明成祖和继其为帝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已经去世，由明英宗（朱祁镇）再次给它写了序文。序文中，接着明成祖《御制藏经赞》有关刻印藏经是“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的说法，明宣宗说明成祖“惟大孝之诚，孳孳夙夜，孔怀劬劳报本之道，图荐考妣在天之福。于是博采竺干之秘典，海藏之真诠”，如果这些例行套话说的是可信的，那么，编印这套大藏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孔怀劬劳报本之道，图荐考妣在天之福”。这套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用了二三十年才完工的佛教大藏经，就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通称《永乐北藏》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二说起汉文大藏经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先简略地说一下佛藏的结集、流传和汉译，再简略地介绍一下《永乐北藏》之前汉文大藏经的写本和印本。据说，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之前的几年，大约在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即佛陀涅槃。为了传播和捍卫佛陀思想的纯洁性，也为了统一弟子们各自相传的佛陀言论，释迦牟尼的弟子们曾经聚集在一起，对释迦牟尼的规训进行整理和归纳，有人回忆和背诵，有人质疑和确认，大致程序是：（一）回忆和背诵。由佛弟子优婆离和阿难分别诵出佛法的戒规部分和义理部分。（二）质疑和审定。经过其他佛陀弟子同意、或提出异议，然后共同认定。因此，佛经的开首语常为“如是我闻”。（三）编纂和分类。把共同认定的佛法编集出部类次第。（四）持诵与传播。由诵经者、持律者持诵宣讲。这种结集在佛陀之后的数百年中，据说经历了三次（一说四次），佛陀的演说、言谈、教导，即有关佛教思想的部分，后来叫做“经”（“达磨”，Dharma），佛陀有关宗教纪律的训导，后来叫做“律”（“毗奈耶”，Vinaya）。此外，后来对佛教思想又有种种说明和解释，这些并不是当时背诵和回忆出来的，是后来陆续产生的，这些叫做“论”（“阿毗达磨”，Abhidharma）。把经、律、论合起来，就是后来说的“三藏”，后来所谓“三藏法师”，就是指那些精通整体佛教典籍和理论的义学高僧。由于佛教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流传中不断膨胀和分化，从原始佛教中分化出上座部和大众部，在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后分化为种种派别的佛教教团，从各种部派佛教后又生出大乘和小乘。所以，为了证明自己道理的权威性，也为了藉助佛陀说法来整肃教团的纯洁性，更为了宣扬自己道理的正确性，此后的几百年中，佛教徒又有过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的结集，于是本来应当“如是我闻”、“出自圣口”的佛说，数量就变得非常庞大了，后世的种种新增新编的佛教论述也渐渐羼入其中。而这时已到了公元一世纪，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夕。三佛教传入中国是什么时代？关于这个问题有种种说法，不过一般都同意，大概是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即一世纪中叶。正如梁启超所说，“计自公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不过从佛典汉译史上看，二世纪中叶也就是东汉桓帝、灵帝之际（147-189）相当重要，尽管佛教势力在社会上可能还很微弱，但后来蔚为大观的译经事业却渐渐开始，作为标志性的人物，安息人安世高和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在那时先后到达洛阳，并开始翻译佛经，经过一百多年，大约到280年也就是西晋统一全国的时候，译成汉文的佛经差不多有二百六十五部，四百十一卷了。再往后，从鸠摩罗什到玄奘，从南北朝到隋唐，来自异域的僧人和出身汉地的中国佛徒，陆续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据《开元释教录》卷一的记载，“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见行阙本，并该前数”，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后来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中记载，“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后来，各种中国僧人撰述也陆续收入佛藏，这一文献更大大膨胀。使得各种藏经尽管多寡不一，但大多在五六千卷以上。这一数量庞大的汉文佛教文献，远远超过了现存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文字的佛典数量，所以汉译佛典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完整的佛教文献。而佛典汉译也一直是印度佛教在中国输入和传播中最具意义的事情，在各种《高僧传》中首先立的就是译经者的传记，可见，古代中国对于翻译和介绍外来思想的人是很看重的。不过，从南北朝到隋唐，虽然都大规模地收集、整理和登录佛教的书，不过那时没有刻板印刷的技术，所以都是手钞本，我们看到敦煌藏经洞里面成千上万的佛教经典，就是手钞的。当然，到了唐代，渐渐便有一些零星的佛典刻印，现在还有一些残片保存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真正完整地刻印大藏经，则是在宋代开宝四年（971）以后了。这时下距正统五年（1440）完工的《永乐北藏》，有近五百年。在这五百年间，中国和朝鲜陆陆续续出现了好些官方刻印的或寺院刻印的藏经，官方刻印的，如开宝藏、契丹藏、元官藏，以及前面提到的洪武藏，而寺院刻印的像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赵城金藏、碛砂藏、高丽藏等等。四《永乐北藏》就是前述若干种藏经之后，在明初由官方刻印的一种佛教大藏经。《永乐北藏》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到《大明三藏法数》，共收录了佛教典籍包括翻译的佛典和中国佛教的著作共一千六百十五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分装六百三十六函。它以千字文编号，先以经、律、论三藏分，包括（一）“大乘经”五百三十七部（依次是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槃部所谓大乘五大部）；（二）“小乘经”二百三十九部；（三）“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三百部（以上经）；（四）“大乘律”二十五部；（五）“小乘律”五十九部（以上律）；（六）“大乘论”九十三部；（七）“小乘论”三十七部；（八）“宋元续入藏诸论”二十三部（以上论）。然后再加上（九）“西土圣贤撰集”一百四十七部，（十）“此土著述”一百五十五部，一共为十大类。与《永乐南藏》相比，门类相同，只是“西土圣贤撰集”从经部后面的第四类，挪到了所有经、律、论之后作为第九类，所收的经典也互有不同。《北藏》为梵夹本，每版二十五行，分为五折，每折五行，每行十七字，不仅版框加高，字体加大，而且校勘七次。在装帧上，它也比《永乐南藏》更加考究，以绫作封面，突出了皇家的气派。由于它藏在京城，一直是作为朝赐给各地寺院的供奉品，比《永乐南藏》允许私家捐资印刷供养，更具有官方色彩。应当注意到，明代洪武、永乐两朝的宗教制度相当严格，虽然明太祖和明成祖始终对佛教并没有打压之意，尤其是明成祖因为道衍（姚广孝）的缘故，对佛教相当有好感，但正如姚广孝所说，“上自开国以来，万机之暇，留心圣教，设官分司以理其众，鉏奸剔虫，欲复古规”，即站在世俗皇权的立场坚持限制佛教扩张。洪武之初，朝曾反复抨击“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繁，安坐而食，蠹财耗民”，并且规定祠部“掌祭祀医药丧葬僧道度牒”，对取得僧尼道冠资格的知识给出严格要求，“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皆给度牒，以防伪滥”。我们就知道，在明代初期皇权膨胀的时候，佛教基本上是在官方严格控制之下的。特别是胡惟庸案之后，洪武十四年设立僧录司，洪武十五年规定佛寺为讲、教、禅三种，规定天下僧道服色，洪武二十四年，一方面规定天下生员的冠服之制，使儒家学人统一化；另一方面发布《佛教榜册》，说明佛教本是“中国之异教”，严禁僧人“与俗混淆，与常人无异”，并在洪武二十八年规定天下沙门要分考试上、中、下三科，佛教更是在官方严格的管理之下，这种佛教政策一直延续到永乐年间。前面曾经提到，参与《永乐北藏》编订的，正是一批经官方认定的合法佛教领袖，雪轩道成在洪武年间曾经担任过青州道纲、僧录司右讲经，在永乐初年还奉旨出使日本，原驻天界寺，明成祖特意招他去北京，任僧录司右善世，主持大藏经的编集刻印；一庵一如是大报恩寺都讲，与明成祖的重要谋臣姚广孝关系极好，姚是亦僧亦俗的奇人，而称一如是“两浙一人”，可见他的声望。他在编刻北藏中似乎是主要人物，他主持编纂了《大明三藏法数》四十卷。栖岩慧进是被明成祖看中，特意征召到南京天界寺和灵谷寺作为青年僧人的导师，并参与纂修《大明三藏法数》，后又随同到北京，成为“领袖天下僧众”的僧官。其他一些僧人，如庵进、思扩、法主甚至一些校雠僧人，也是经过礼部或僧录司挑选，经过皇帝认可的。从后来的数据看，他们在编纂和校勘中，时时事事要请示，不仅原来宋代藏经中原有宋太宗若干佛教著作如《缘识》、《逍遥咏》等五种不再收入，而收录了以明成祖即永乐皇帝名义编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四十卷、《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神僧传》九卷，而佛教史书《佛祖统纪》、禅宗著述《续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集》以及元代白云宗僧人的《白云和尚初学集》等，却奉永乐之旨不再收入藏经。显然，在作为明代新首都的北京，凸显新朝皇帝之无上权威，一批新权贵僧侣接受旨意，为新王朝编纂新圣典，印制出一套较《南藏》更加豪华的佛教藏经，作为朝颁赐寺院的经典，是在有意识地呈现和传达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五尽管《永乐北藏》的编纂刻印中体现的是明代官方佛教立场和宗教政策，但一大部藏经却毕竟是佛教文献汇编，如果研究佛教思想和历史，它仍是明以前佛教资料宝库。不过，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并不是所有“如是我闻”的佛教经典都是佛说，并不是所有佛教的记载都是信史。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使用大藏经。研究佛典的学者早就指出，佛教典籍虽以“闻如是”为始，以“信受奉行”为终，其实往往是形式上假托佛说，实际上，大多乃佛教徒在历史中的一系列创作。所以，这里面有再三删补、改订、重译、注疏甚至伪造，这些记录、删补、改订、重译、注疏甚至伪造，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文字笔录、翻译纂辑，最后综合起来便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庞大藏经。因此，在阅读佛藏的时候要意识到，这里包含了若干种种不同状态的佛典：被翻译成汉文的早期佛教经、律、论，被翻译的大乘佛教的著述，中国佛教伪撰早期印度撰述，即古人所说的“疑经”和“伪经”，以及中国佛教徒自己的著作。所以，一部大藏经，是历史层层迭迭构成的，它就是一部“经典传译史”加上一部“思想诠释史”。也许，可以介绍给读者日本学者小野玄妙有关佛典历史的七原则，他在《佛教经典总论》第三部“大藏经概说”之第二章“根本佛典小考”中提出：一、佛教经典是随着时代，一部一部次第形成的。二、作者并非仅一二人，形成的年代也各不相同。三、作为无名著作的经、律，与署名著作的论同为佛教典籍，应同样看待。四、佛教著作的地点不一，有印度、中印、南印、西印、北印，也有中亚、西域及其他地方。五、中国传译的经论，并非仅仅翻译的旧典，也有新出的著作。六、逆向上溯中国佛典翻译的历史，可以看作经典著作的历史，能够窥见经典形成的历史。七、前后约一千年的佛教经典著作历史，透过中国传译史，大体上即可把握不错的佛教史概念。《永乐北藏》也可以作如是观。六永乐到正统年间陆续刻印的《北藏》，一个半世纪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增补。据僧人本在的说法，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依照酷爱佛教的万历生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与万历皇帝本人的旨意，“请出大明续入藏经四十二函”（编号的是四十一函，有一函不计入），基本上是中国佛教徒自己的著述，一共有三十六部、四百一十卷，作为《北藏》的续编，经过一年时间补刻出来，并分赐各个寺院。对于佛教史研究者来说，这批补刻入藏的文献尤其可贵，比如，原来被永乐禁止入藏的《佛祖统纪》、《续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禅宗颂古联珠集》等等佛教尤其是禅宗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被重新收录进来。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印《永乐北藏》，就包括了永乐至正统年间刻印的大藏经和万历年间补刻的续藏经两部分，总数就达到一千六百五十一部、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也许，在各种大藏经中，《永乐北藏》并不特别受重视，但应当指出的是，它校勘较精，装帧精美，收录也有明代特点，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别可以一提的是《永乐北藏》的目录即《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四卷（后来被收录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七册《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册中），它就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所编，1882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英文佛教目录的基础，南条文雄只是在它的基础上逐书编号，补充说明，并加英译，所以，它也是在世界上最早被流传的汉文佛藏目录。历代由朝下令编辑的庞大丛书，无论是儒家的、佛教的还是道教的，它们不仅呈现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取向，宣示着那个时代的知识世界，还让后世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尽管此后的朝代还会有后来居上、更大更全的丛书，但在这个历史的角度看，就像地质学上的“地层”一样，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意义。《永乐北藏》正藏印出已经五百七十年，续藏刻印也已经四百二十多年了。现在，尽管各种旧的大藏经一套一套被影印出来，新的大藏经也被一次又一次编纂起来，但是，这部四五百年以前明代官方刻印的大藏经，作为基本佛教典籍的汇编，作为一部经过较好校勘的藏经，尤其是作为明代佛教知识的见证，我想，它仍然有其价值。上海书店出版社这次以《永乐北藏》为底本，参考了《乾隆大藏经》等版本，又经过校订与核对，推出这部《佛藏》，意在为弘扬、普及中国佛教文化。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1988年他们整理出版了胡道静先生作序的《道藏》，在出版界、学术界、读书界取得持续的好评。这次整理影印出版《佛藏》，要我写几句话，我也借此谈谈《永乐北藏》以及汉文大藏经的发展情况，借以勾勒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大致脉络。是为序。

　“前几天，有人拿来一幅画说是花500万元买来的，结果我一打开发现是喷墨印刷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说，喷墨印刷品已经做到一般人难以识别，只有专业画画的人能通过画的颜色、墨附着在纸上的感觉来区分。最近，他看了国内几家大拍卖公司的预展。“根据我的判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假画，情况很严重。”杜大恺有些愤慨。

特别策划•中国杂技艺术边发吉：当代杂技艺术的特点与发展宁根福：中国杂技滑稽艺术的明天孙力力：创新：杂技艺术的灵魂赵明：从杂技剧《天鹅湖》的创作看杂技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俞亦纲：体制改革与中国杂技艺术创新边玉宽：中国魔术的发展与走向 关注`•2010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唐凌：深度访谈《回家》编剧过士行与《说客》编剧徐瑛 访过士行：《回家，关于人的尊严与荒诞》 访徐瑛：《迷恋凛冽的春秋气质》傅谨：《说客》：面对历史的一种姿态解玺璋：空的空间与意象审美 视野•改编文化研究蔡小庚：好莱坞翻拍的日式恐怖片张冲：经典的改编与改编的经典——论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及改编研究的意义秦立彦：新世纪的中国电影改编陈林侠：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关键词解读 历程•中国舞剧罗斌：新中国舞剧及其精神江东：为什么而舞剧？ 观察•户外音乐节张帆：一个节日的诞生沈黎晖：音乐节——通往未来的艺术形式金燕：2010，大型户外音乐节格外多——关于大型音乐节的产业思考张武宜：当摇滚遇上文化创意产业刊物简介《艺术评论》是由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艺术评论类月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艺术评论》涵盖戏剧、音乐、建筑、电影、电视、美术、舞蹈、书法、摄影、曲艺、杂技、装饰等艺术门类及相关话题。刊物注重权威性、学术性，性质严肃，但面目可爱，有着对艺术人文思想的深沉关怀。刊物注重当代性，对国家当前各门艺术发展中的现象与问题极度敏感，力图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发声。刊物注重研究、创作与批评的并重，努力创造一个“众声喧哗”的平台。目前主要栏目有“热点述评”“特别策划”“深度观察”“艺术视野”等，每个栏目都注重选题和策划，以达到对特定问题深入而多角度的考察。《艺术评论》面向所有爱好文艺的读者，包括知识学术界、文化艺术圈内人士、大专院校学生、全国各地文化厅局、文化机构、院团从业人员，等等。欢迎作者投稿，读者订购，欢迎全国各地艺术院校联系合作。邮件：yspl2508@sina.com博客：http://blog.sina.com.cn/yspl2508办公室电话：010-64963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