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wen.org.cn - 文章列表 - 全部

两宋时期史籍上所见的减租记载辑录。

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所作的大量有益的探索以及其在罗王之学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考古及民族学材料相互比较参证的科学的多重论证法，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学风浮躁，目前的夏商史研究中所暴露出问题不少。有的学者在史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浅尝辄之，随意发挥主观想象，甚至凭空捏造史实，杜撰出一些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濮阳说”、“古秦楚同源论”等奇谈怪论，它们还能刊发于所谓的国家级刊物或是核心期刊上，此种风气不知何时休矣!今撰此纪念文章，在弘扬徐中舒学术精神的同时，期望对此不良学风有所遏制。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从而导致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价值发生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农民价值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讨论不同类型价值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严重伦理性危机。

赫胥黎平日在与亲朋友好的通信中，纯熟地运用了不少《圣经》典故，而且用典极为贴切。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赫胥黎，是进化论的斗士、宗教的大敌。在他的晚年，对于基督教的批评异常严厉。但是，《圣经》之于他，或许还有更加复杂的意义。因此，确有必要勾勒一下赫胥黎对于《圣经》的态度。

新华网建国60周年专稿。

我想通过审视我们文化史的早期阶段所记载的各种说法和做法，就什么样的说法和做法才能或不能体现消极自由观这一问题，对我们今天大行其道并误人视听的管中之见作些补充和纠正。

4月6日，关涉民生福利与公共利益的新医改方案全文最终由新华社公布。这也意味着，这个涉及13亿人福祉的世纪民生工程，在经过多个部委参与和吸纳建议之后，最终定音。新医改方案显示，未来数年之内，仍然是多种体系并存。新医改方案提出，要“探索实行收支两条线、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经费总额预付等多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4次缔约国大会，美国政府始终拒绝承担任何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导致美国成为迄今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今年初，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宣誓就职以来，美国的气候政策走向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回顾美国历任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场与主张的基础上，发现美国新政府的气候政策既有调整又有延续。 [b]美国往届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b] 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往届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摇摆不定，其相关政策也随之变化。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就对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及其必然后果做出科学评估并建议采取行动。 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经济滞胀与保守主义回流的背景下，里根政府将环境管制看作是经济的负担，采取了一系列“反环境”措施，掀起了一股“环保逆流”。老布什执掌白宫后，在对待环境问题上延续前任政府的指导思想，在缓解全球变暖趋势上行动迟缓，被戏称为“里根政府第三任期”。 克林顿政府虽然从一开始就正视气候变化问题，并将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在内的环境问题置于战略性高度，大力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并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由于共和党国会的阻挠，克林顿政府在其两个任期内对气候变化问题都未能采取实质性行动。 小布什政府当政之初，在“科学政治化”趋势下，籍气候变暖缺乏科学根据而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虽然迫于国际社会愈来愈多的指责和压力，小布什接连出台了《国家能源政策法案》（2005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2007），规定了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提高能效等内容，但是在其任期内始终没有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b]奥巴马政府积极倡导绿色能源[/b] 奥巴马多次明确提出通过积极发展替代能源来减缓气候变化、实现能源独立的立场和主张。概括起来说，奥巴马政府沿袭《京都议定书》的思路，以总量减排方式为美国设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和时间表，并主张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实施“限额-交易制度”。同时，奥巴马政府要重新定位美国在全球气候努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国内政策层面，奥巴马政府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水平；2050年的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80%；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限额-贸易制度”，且拟拍卖全部排放许可证。在国际政策层面，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必须重回联合国气候谈判的轨道，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以便恢复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恢复美国在绿色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导作用。 为了充分贯彻其政策主张，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下列领域开展工作：今后10年要向可再生能源、高级生物燃料、能效及其它清洁技术方面投资1500亿美元，创造5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同时，还任命了一批“环境友好型”的官员或专家来担任能源和环境机构的领导。如任命推崇可再生能源的朱棣文（Steven Chu）为能源部部长，任命提倡保护环境的杰克逊（Lisa P. Jackson）为环保署署长；并重新启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环保官员掌管新政府中的重要机构，如原环保署署长卡洛尔•布朗内（Carol Browner）担任白宫能源和环境政策协调官等。这些领导不但有能力和经验，而且更具有行动的政治意愿。 而且，其政策已经具有较为广泛的政策和实践基础。国内各州和地方政府在气候和能源政策、立法方面已取得不少进展。目前，美国有40个州建立了统一的温室气体报告制度；30多个州设定了可再生能源目标；30多个州已经或正在制定气候行动计划；23个州已经实施了排放贸易；另有7个州正在考虑实施该机制。 [b]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既有调整又有延续[/b] 由于美国国会和政府分立、两党分野的治理结构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博弈，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既有调整又有延续。最根本的调整在于指导思想与对外政策两个方面。在指导思想上，奥巴马政府把美国未来的经济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统筹起来考虑。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奥巴马政府提出通过增加“绿色岗位”来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并将新能源产业建设成为美国未来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与小布什政府将经济与气候变化对立起来形成鲜明对比。在对外政策上，奥巴马总统多次向国际社会传递 “行动”与“合作” 的积极信号，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试图摆脱以往单边、孤立的做法，在政策目标和行动上明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美国气候政策仍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首先，美国希冀借助气候变化问题将气候与能源、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联系起来，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终达到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目的。从长期看，欧盟于2009年1月宣布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排放的基础上降低20%，而奥巴马则承诺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降至1990年水平，因此奥巴马政府的承诺实在是“太少，太慢”。从短期看，由于美国的立法与决策程序及当前现实情况，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美国很难做出国际社会所预期的实质性减排承诺，至多会就“2012年后制度框架”的要点及某些要点的细节问题达成大致协议。 其次，在对待中国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由于美国两党始终保持一致立场，即促使中国承担减排或限排义务，因此其最终目标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奥巴马政府仍然是竭尽所能诱使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减排框架，但已进行战术调整，即试图弱化、模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与“能力”差别。克林顿国务卿访华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作为美国减轻全球变暖的合作伙伴。美国智库也在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将“气候与能源议题”纳入双边合作的关键范畴。最有代表性的是近期美国亚洲协会发布的《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突破中美气候合作的障碍》。 [b]世界期待美国在能源改革上做表率[/b] 美国在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举世无双，而其超级霸国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对影响全球能源体系变革的强大能力。美国有责任和能力率先垂范，执行削减排放的目标任务。奥巴马总统曾表示，“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比我们更有能力引领全球化体系的发展，或让各国围绕使自由、安全、富裕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新国际规则达成共识。”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美国将如何行动，从而确保国际体系向更平等、更公平和更繁荣的方向发展。

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

  一  最近几年，除2009年外，几乎每年开春即有关于民工荒的报道。今年更甚，不仅沿海发达地区有了民工荒，而且报道说中西部地区也有民工荒，地方政府甚至大打感情牌，以将民工留在本地。  与民工荒报道相呼应的是关于中国人口红利耗尽，或关于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理论预测。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即认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正在发生逆转，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红利即将耗尽，中国经济结构面临困境与转型。  与民工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生的就业难。难到什么程度？大学毕业生的预期月薪只有1000元左右，远低于农民工预期月薪的2000元，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新脑体倒挂成为见惯不怪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关于民工荒的报道铺天盖地，一方面，全国九亿农民，真正外出务工的不超过2亿，至少还有数以亿计可以外出务工的农民却未外出务工。民工荒，民工工资就应上涨，工资上涨，就会吸引更多农民外出务工，从而有更多农民外出务工。奇怪的是，这个过程好象并未发生。  这是为什么？  二、  2011年春节前一个月，笔者到发生民工荒的核心地区广州番禺调研，这时还没有发生民工荒，因为民工还未春节返乡。走在珠三角大地上，可以看到字迹已很陈旧的招工广告，大都写有：招收18—30岁，身体健康，女工，月薪1500—2000元，等等，大都对年龄有相当严格限制。我们到番禺比较偏远的榄核镇调研，榄核镇经济虽不发达，但也办有不少工厂，全镇约有一半的农民在当地工厂务工，遗憾的是，当地超过40岁的农民要想在本地获得务工机会竟也是很困难的事。  30岁左右的番禺农民在本地工厂务工，月收入大多在1500元，他们的收入甚至不如外来农民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外来农民工更能吃苦，更愿从事脏、累、苦、险、重活，而本地人吃不了这个苦。工厂是要赚钱的，他可不认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更重要的是，外地人普遍加班，一个月2000元收入，是以每月休息2天，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换来的，本地人希望每周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0小时，收入因此赶不上外来农民工。  事实上，沿海工厂需要劳动力，是有相当苛刻条件的，这些条件如年轻（18—3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愿加班，等等。笔者调研时发现，农民工将每月2天的休息日当作节日：要好好睡一觉，好好逛商场及好好谈恋爱的。既然这两天休息对农民工这么重要和珍贵，为什么不能每月休息4天，或每周休息2天？这是国家的法定休息日啊。工厂招收农民工，仅仅是将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机器，那里会想到农民工也是人呢！  换句话说，沿海工厂既不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和待遇，又不降低招工的标准与要求，这才是民工荒的核心问题。  三、  实际上，即使如此，看起来的民工年年荒，其实也只是春节才荒，这个时候的民工荒，是因为农民工在工厂的劳动不能累积（即劳动报酬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甚至会随年龄增长下降），农民工换个地方碰运气的成本就极低，他们返乡过春节，之后再到哪里务工，得再想一想。他们也要趁春节与父母子女团聚片刻。工厂希望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农民工一天春节不过，都留在厂里生产赚钱。当农民工还在家乡考虑到哪里务工时，工厂却迫不急待要开工生产，这个时候，“民工荒”叫得山响，好象到处都缺农民工。实际上，再过十多天，随着农民工大量外出，民工荒的企业很快就招到人手，很快就提苛刻劳动条件，很快就又将农民工将作机器对待了。  民工荒，仅是春节时的正常情况，因为沿海工厂并不为农民工提供真正保障，农民工年节要返回农村家乡，再外出则要考虑下一步的务工方向。  四、  民工荒的起点恰是2003年国家在农村进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和提高粮价，并继而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时候。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减轻了，粮价提高，种田有利可图了，新农村建设，国家投入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农村生产生活的条件改善了。在家务农，一年可以有万元以上收入了。在家务农，农业收入加兼业收入，赚不了大钱，开支却少，年年有节余，小日子过得蛮好，因此，农民就有了一个不外出的选择，沿海血汗工厂（2003年到苏南一个工厂调查，农民工一月工作时间累计竟达510小时）不提高工资，不改善条件，农民就不外出务工了。  这样一来，民工一荒，工资略涨，劳动条件也有改善。但城市生活成本也在上涨，其中推高城市生活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尤其让人深刻印象），一方面使进城务工生活成本增加，一方面使务农收益增加，这两个增加，就使农民工期待更高工资和更好务工条件，也有更多不外出的选择空间。2010年农民居民首次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是今年出现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  农民工不外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出获得务工收入往往是以家庭分离为代价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甚至留守丈夫，都是因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致使农民无法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仅在春节，一家人才有几天时间团圆。笔者调查发现，甚至有相当部分农民工数年不回，因为一年打工的钱，回家一次就花掉了。回家太不容易。而这个时候，沿海工厂急需农民工，农民难以在家久留。留守已成为农村致命之痛。农民宁愿在家务农，收入少些，但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  在家务农而不外出务工，可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这对农民家庭来说是十分地重要（对任何家庭都十分重要），但户均不过十亩的耕地显然太少，因此若可以在务农的同时，又在附近务工，或家庭成员中有人务农，又有人在附近务工，这样就同时有务农+务工收入，又有完整家庭生活，这样的状况就比较理想。  如果工厂就建在农民家乡，农民务工不出省，甚至不出市，从务工的地方回家很方便也很便宜，则这样的工厂就会大受农民工的欢迎。或者说，沿海工厂搬到中西部农村，这些工厂不只是好招工，而且简直是做了不让农民“妻离子散”的慈善事业。当前中西部也有工厂，农民工也在当地务工经商，不过，直到今天，中西部务工工资还比较低，工厂条件还比较简陋。尤其是地方（县市）就业条件（主要是工资收入）很差。随着中西部经济发展尤其是随着产业递度转移，农民在不远离家乡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工厂务工，则于农于工，都是大大的好事。  实际上，不仅仅只是由市场来决定产业转移，国家也应有政策支持，因为沿海地区发展本身就是国家政策支持的产物。国家下决定支持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就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几乎是永恒的动力，而且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可以兼顾家庭与就业的选择。  六、  2009年春节是最近几年中唯一一次没有媒体报道民工荒的春节。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并导致部分工厂停工，农民工就业成为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将农民工就业放在第一位，甚至为了让农民工有就业机会，而鼓励农民工创业。我当时即写文章说，大学生创业都很难成功，鼓励农民工创业，岂不是要害农民工？他们赚点钱不容易，创业将手中的血汗钱打水漂，实在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我还说，我们不用担心农民工失业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还有土地，出得去，也回得来。不说2000万农民工，就是5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返回家乡照样生活得很好。这就是中国特色。  同样，在今天貌似出现民工荒时，又有人出来说应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取消户籍制度，鼓励农民永久居留城市。这种说法的核心是要将农民无产阶级化，让9亿农民为中国血汗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样想法好是好，只是，当9亿农民都已经不可逆地“被”进城了，他们又不能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作为人的农民，就随时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的定时炸弹。  在农民可进可退，进可攻退可守的情况下，中央通过调整农业农村政策，和调整产业支持政策，将是否外出务工，是到沿海务工还是本地务工的选择权留给农民自己，这样就可以在中国的城与乡、农业和工业、沿海和内地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这本身岂不是大大的好事！  七、  最后再说说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工资。  大学生工资起点低，但因为大学生基本上是技术性工作，这些技术是积累性的，因此，他们的工资随资历而增加，农民工的工资起点高，但这些工资大都是计件工资，年龄越长，动作越慢，出错率越高，工资就越低了。不同的起点，因为相反的变化方向，而有恰恰相反的终点。我们因此不应拿大学生起点工资与农民工的起点工资来说事。  2011年2月18日下午 

關於本省外省和解是否可能的問題，我想先把場景拉寬拉深來看。陳光興把場景拉寬，從韓國談起，我就把場景拉深，從一千七百年前談起。南北朝時期，中原士族第一次大規模南移，他們先來到東吳，就是今天江南一帶，在那裡產生了所謂吳姓僑姓之別，吳姓指的是原來的東吳族群，僑姓就是新移入者，有如今天的本省外省。我們不清楚當時具體的問題為何，但一二百年後到了唐代這個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那時移民到東吳一代的中原士族，其中有一部份繼續南下，經過浙江來到福建，雖然我沒看到歷史上的記載，但相信也一樣有過閩姓僑姓之別。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多次發生，而且同一地區，譬如江南與福建。隨著時間之流，他們不僅和解，而且連和解的痕跡現在都看不到了。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大規模的族群遷移上，也發生在個別的家族上。我最近讀到清初和尚畫家石濤的一些東西，石濤姓朱，是明朝宗室之後，但他的籍貫卻是廣西，而非朱元璋的安徽，因為他們這一支已經落籍廣西好幾代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不管大族小族，這不是土地的連結，而是宗族的與文化的連結。我的意思是說中國傳統社會雖然安土重遷，但只要有適當的條件以及家族的連結也會大規模遷移的，也因此我父母雙方的家族來到了台灣。這個在歷史上自然發生的過程，在今天的台灣為何出了問題？我們試著從幾個方向來考察。今天外省人被罵得最狗血淋頭的是「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幾年前印尼發生排華暴動時，在台灣也有一些政治正確人士指責印尼華人不認同印尼才招來禍害，言下之意也是對印尼那塊「土地」的認同出了問題。雖然我一直不明白土地要怎麼被認同，倒是很清楚傳統社會的家族認同機制。當中原人口一族一族往南遷移，甚至渡海來台時，是不發生認同問題的，至少每家每戶都有一座神主牌，就是供奉列祖列宗的牌位，外省人這次的大遷移大半是個人的或者是現代化的小家庭，他們在台灣既沒有家族的連結，也沒有帶來神主牌，他們不再是另一次傳統移民。相對於本省人在這方面的保守傳統，要被罵「數典忘祖」的恐怕是這些現代人類的外省人了。關於台灣家族移民的多樣性，我想舉個有意思的例子。我有個朋友籍貫是上海，他們家確實是在1945年後從上海移民到台灣的所謂外省人。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他們家來到台灣後曾經到高雄屏東一帶尋找祖墳與族人，原來他們的家族曾經在台灣落腳過。他們原是福建漳州人，先從漳州來到台灣，幾代以後又從台灣移到上海，那時上海已經開始成為大商港，卻沒想到過了幾代以後卻因逃難回到台灣。他們家族以前經營海上貿易，靠海為生，自然也有分支去了南洋，他們的遷移路線是海洋中國/海洋台灣的一個鮮活例子。若硬要以自然界的東西來認同，我想對他們家族而言海洋比起土地恐怕更有意義。回到神主牌的問題，假設1945年後外省人都帶著祖宗牌位來到台灣，是否就沒有問題了？應該沒這麼簡單，不然不會有吳姓僑姓之爭。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時間，他們可能來得不夠長，才幾十年。這裡我想起我父母雙方的家族，他們來到台灣的時間也不能算長，不出清代晚期十九世紀，但我不曾從長輩口中聽到當年作為新移民有何齟齬之處，他們很快就被接納。顯然當下我們面臨的問題與時間的長短關係不大。陳光興的論文提到在傳統移民與新移民之間，有兩個不同於以前的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一個是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另一個是二次大戰後的冷戰局勢。日本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的「本省人」社會不再是那麼完整的中國傳統社會，而冷戰局面也使得「外省人」不再是傳統的中國移民。沒有這兩個因素的其中任何一項，今天台灣會是如何我不敢說，但應該不會有本省外省的問題。陳光興提到日本殖民統治社會對本省人的重大影響，我就先從這裡談起。去年班納狄克‧安德森來台演講時，我參與過其中一場，任務也是作回應，在回應中我提到我們家族三代人的不同思想背景。我的祖父算是前朝遺老，還懂得一些「漢文」，我祖母一生只穿唐裝，她的髮油還是來自生長在我們家牆頭上的蘆薈，而她最大的美容工程是去挽面。我父母接受的則完全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整套現代化教育，而我與大家一樣戰後出生，接受的是國民黨的與美國式的現代化教育。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我父母那一輩人，看不起我祖父那一輩人的無知與落後。譬如小時候我祖母會帶我去看歌仔戲，我母親就不太以為然。而接受美國式現代化教育的我們這一輩也不太看得起我父母那一輩，畢竟日本是戰敗國。我當時提出這些是作為反思台灣的民族主義的材料。演講會後我們與安德森聚餐，我並開車送他回旅館。在途中他追問了我一個三代人之間的問題，他問說我覺得與父母還是祖父母比較近，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與父母比較近」。這顯然是他較為期待的答案，因為對他而言我與父母所共有的現代化思想基礎，即使有著美國式與日本式的衝突，還是比較有助於他所同情的「台灣民族」的建構，而我祖父母那一代的東西卻可能起妨礙作用。然而後來回想起來卻覺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的情感也沒有那麼單純。我的父母輩雖然有著接受了現代化洗禮之後的喜悅與驕傲，精神上其實蠻空虛的，何況日本的一套戰敗了，而美國的一套又藉著國民黨之手把他們搞的七葷八素。其中的徵候之一是，他們雖然掌握了用來學習現代化種種的日語，卻失去了母語的能力。我並不是說他們不會說台灣閩南話了，而是說他們除了用台灣話來進行日常生活的溝通之外，其他屬於抽象的、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層面的大道理，都必須藉助日語才行。李登輝就是那一輩的一個典型，他的日本話講得比他的母語流利多了，他的高層次思考大半是用日語進行。金美齡大概也是如此。我最近開始跟一位李登輝的台語代言人學習「河洛話」，我們那位老師是台北三峽人，顯然是經由非正式管道學習到所謂漢文的，他對他的母語很趕自豪，不願叫別的名稱，只叫它作河洛話，認為是比「國語」還要古老還要豐富的語言，也最合乎傳統詩詞聲韻。他不只用河洛話來教我們讀三字經千字文，讀唐詩宋詞，還教我們用古調來吟唱，這可是他最炫的時刻。他是李登輝同一輩人，與日本人來往講日文沒有問題，但是李前總統在年輕時就已喪失母語的能力，不會用母語在電視上宣讀元旦文告，只好靠我這位老師在背後對著嘴配音。從這個重新學習「河洛話」的過程中，雖然三字經千字文的內容確實有些落伍，卻讓我認識到非有漢文教育不能掌握河洛母語，也更認識到我祖父母與我父母這兩代之間在母語斷裂上的悲劇性。我父母的現代化語言是日語，而我的現代化語言是國語加英語，除了日常生活溝通外，我們兩代各自失去了父母的語言。那是不是把我的河洛話老師那一套拿來就管用了？顯然也不行。那一套語言可能需要一番現代化，而且還有一些「有音無字」的問題，這方面宋澤萊做過很大的努力，就不是我能言說的範圍了。我要言說的是，從河洛話在我們三代之間的失傳，可以看到問題是出在現代化的斷裂上，而從同樣的斷裂點上切入我們也應該可以找到本省外省和解的線索。如此把場景拉遠拉大之後，我們看到的就是現代化這個力量，然而這個東西卻又多重線索，令人無所適從。如果從簡單的現代化上國（先進國家）來分類，我們有過日本式、德國式、美國式、甚至蘇聯式的現代化方案。這些彼此衝突的方案也都各自有著在地的代表，形成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文化霸權，也形成難以和解的衝突以及前後矛盾的論述。譬如說現在有個「落後的外省人來統治現代化的台灣人」這個流行說法，可是不要忘記在以前我們也有過「現代化的外省人輕視沒有文化的本省人」的說法。我記得三十年前我的一位外省籍教授曾表示過對於雨夜花這類歌謠的不屑，他的不屑很清楚地是因為他的上國是美國，他是聽古典音樂與藝術歌曲的，他對所有的流行歌都不屑。但是他的個人的不屑卻可能無限上綱為「有文化的外省人歧視沒有文化的本省人」的責難。我個人認為，到底誰有文化誰落後都不重要，因為這些互相矛盾的論述基本上都是一種政治性的操作，牽涉到背後不同的現代化意識型態。在這類政治性操作中，我們當然看不到和解的可能，甚至有時會讓人捏把冷汗，譬如安德森在去年演講會上提到的另一件事。安德森在那次演講會上曾經提到在美國的一位台灣留學生向他說起的一件事，是親身聽到還是轉述並不清楚。安德森說在美國有一位男性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顯然是個極右派民族主義者，對於台灣獨立的主張很是悲憤，以為大半的台灣人都是這樣，於是說出要X盡所有台灣女人，類似這類的話。安德森的轉述是否屬實並不重要，因為我們知道全世界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右翼民族主義者都會有這種集體性強暴敵對者婦女的念頭。最近的例子示巴爾幹半島的族群衝突；再早一些的例子是南京大屠殺；更早的還有日本軍隊侵略台灣時，在鎮壓了當時起來抵抗的地方武力後，對他們的婦女施以姦淫凌辱的手段，也是史冊有載。這種集體強暴的行為並不是只在發洩性慾，而是戰勝族群的男性對敵對者男性的一種耀武揚威。這裡或可以看出現代民族主義潛在的男性因子，充滿著集體性的神經病徵。由此看來，大陸留美學生中有人會有這種想法就不足為奇了。反過來說亦復如此，我認識一位有很強烈台灣意識的，他很討厭大陸的中國人，多年來不願踏上對岸一步。但這一年來他不知為何去了幾趟，回來後卻向我誇耀他在那裡找女人的經驗。這雖然是個人行為，但是這種身份認同政治中扭曲了的集體性神經症狀，即使程度有別，在兩性關係上卻是無所不在。但這些都不是安德森所要說的重點。安德森要說的重點是男性武裝者只會對敵對異族的婦女進行集體姦淫，而不會對自己族群的婦女同胞幹這種事。因此當他聽到有大陸中國人想對台灣婦女幹這種事時，他高興地想到大陸的中國男性開始不把台灣人當成是自己的同胞了。當然安德森不會無知到以為那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想法有代表性，但是以他的民族理論以及同情台灣獨立的立場，自然會希望兩岸之間的問題是兩個異族之間的問題，以為從那裡可以看到解決的曙光。於是他那一天就進一步說，當有很多大陸的中國男性都有這種想法的時候，就是他們不再把台灣人當成中國人的時候，那台灣民族的問題就解決大半了。我覺得安德森有點一廂情願，但他的確觸到了一個存在於兩岸之間，存在於本省外省之間的一個很關鍵的東西。身份認同是互相的，你即使拿到美國國籍，很多美國人都不見得會接受你為美國人，你去日本，日本人也會把你當「外人」，但是你去中國，他們卻還是把你當中國人，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這個致命的吸引力的確有點麻煩。這裡當然有打造中華民族的現代因素在內，但也有不少前現代的傳統因素。譬如，中國人一樣都稱南洋華人為華僑，把他們當成中國人，這種前現代觀念碰上界線分明的現代國家觀念，當然屢被指責為撈過界的大中國心態。這種不完全與現代國家/政權的認同有關的包容性觀念，其實也存在於台灣中心的意識裡。多年以前，很多台灣人第一次到新加坡時，還會驚訝於新加坡人也會講「台灣話」。其他的因素不談，這裡包含著一種把新加坡華人納為台灣人的底層心裡機制，我想這是中國人把有相同文化連帶宗族連帶的都認為是中國人一樣的心裡機制。而正是這種身份認同的底層機制是難以用現代性來輕易加以解決的。我想以安德森的智慧，他是看到了兩岸之間，甚至台灣內部，在身份認同上的這個麻煩不是民族主義可以輕易解決得了的。進一步說，我想他在這裡也看到了他那套現代民族理論的困境。我想這是他當時心裡的疙瘩，也因此他會一廂情願地寄望於有朝一日大陸人不再將台灣人當成中國人。相對於傳統中國人概念過度的包容性（或說雜交性），新生的台灣人概念則顯得保守許多。本省人與台灣人這兩個概念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可以互用的，在台灣不少地方譬如台南，它原先只指涉到講閩南語的福佬人，固然不包括原住民，甚至也不包括客家人。在這種地方原先是沒有福佬人概念的，自己就是台灣人或本省人，客家人則是客家人，其他族群就不用說了。多年前朱天心曾在報紙上強烈抗議不少本省人只把她當作是外省人，即使她有一個本省母親。這使我想起美國的情況。老虎伍茲據說是個大混血，他的長輩除了有黑人與白人外，還包括好幾種其他血統。但很清楚的，美國白人不會認為他是白人，即使她有白人血統，美國黑人倒是接受他為黑人，即使他只有部分的黑人血統。這是美國一般的黑白分類法，白人必須是純粹的白人才算，譬如說你只要有1/8的黑人血統，你的黑人特徵就會顯示出來，你就是黑人。這是你會發現很多美國黑人長得很「白」的原因。在美國族群顏色的位階上，處於最高階的白人有如純種狗一樣，不能有一點雜質。回到我們台灣人的情況，我想以傳統社會為基礎的閩南移民社會，還是有著傳統中國人的包容性與雜交性，只要文化能夠納進來的就是自己人。那為何還會有朱天心抗議的情況？我想還是與現代性有關，與台灣民族國家的打造所衍生出來的族群政治有關。這裡的問題是我們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為什麼會變得這麼狹隘，好像是在培養一種純種狗，而安德森提起的那位大陸留學生也一樣不再有傳統中國人的包容概念。海峽兩岸顯然都陷入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迷障。[多桑]的英文副名是 "A Borrowed Life"（借來的生命），廖朝陽教授引伸出來的一篇英文論文名為 "Borrowed Modernity"（借來的現代性），這個「借來的」字眼很貼切，我們的現代化是借來的，缺乏自發性。自從我祖父那一代以後，活在借來的世界似乎是我們難以逃避的宿命，就如我們今天討論到的四部作品的題目。譬如[香蕉天堂]，香蕉原產地應該是中南美，天堂應該也是個現代觀念。而「多桑」的叫法，在我們台南家鄉並不曾聽到有人用過。小時候有一家鄰居頗為西化，他們的小孩叫母親作「媽咪」，相對於多桑的日本，這是美國式的。我的父母輩則要我們叫他們「爸爸、媽媽」，這也是現代化後了的叫法，而我的祖父母輩則仍舊要他們的子女叫他們「阿爸、阿母」，我也聽過有叫「阿爹、阿娘」的。這裡反映的情況是，借來的東西充滿著差異性與拼湊性，甚至在同一個時期的台灣（其中台南人可能比較有那麼一點自主性）。至於「蝙蝠」的意象，就一個比較鄉土的、自然的觀點來看，蝙蝠其實是與人類相當親近的動物。甚至在台北都會，你也只要找個較空曠、有水有樹的地方，在黃昏的時候抬頭一望，就會發現很多蝙蝠在空中補食蚊蟲。蝙蝠在我們這裡會成為一種恐怖的東西大概也是一種借來的現代性吧。因此，如果說借來的現代性有太多種，太缺乏自我，以致讓我們陷入了無可避免的衝突，那和解的源頭恐怕要回到那個前現代與各種現代的交接點上，進行反思。從這個觀點來看，就不只本省外省要和解，受國民黨加美國教育的我這一輩要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和解，我們兩代也要與沒受到現代化洗禮的祖父母和解。我個人與外省人的和解沒有問題，我妻子就是外省人。我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的和解也不成問題，雖然我曾怪罪過他們為何沒有教我講漂亮的河洛話，只會背著我用日語交談，然而就如安德森所期待的，我們兩代人還是較為接近。與前現代的祖父母的和解的確會是一個考驗，但是都已經走到所謂後現代的今天，對我個人而言應該也是可以解決的，尤其是在學習用河洛話吟唱唐詩宋詞的時候。當然我很清楚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但我感覺到有個和解的情懷在心裡頭，在精神上不再踐踏他們，就覺得心安理得，不在怨恨，雖然這樣子就有點與安德森的期待背道而馳了。進一步說，不只台灣內部要和解，兩岸之間要和解，而受到現代化衝擊的整個亞洲，包括日本與韓國，也都有自身的以及互相的和解要求。因此就像陳光興的論文開頭提到的「漢城在集體哀悼韓國的現代性」，我們是必須把場景拉大拉遠，進行一種全面的和解，如此本省外省的和解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 

中国包括经济和军事在内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崛起，不仅其在国际政治所起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国际社会也是这么期望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外交格局似乎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外交全方位面临很大的连锁压力。在压力之下，中国大多表现为抱怨和愤怒，处于消极的防御状态。尽管在一些领域也表现为强硬，但这些强硬的举措往往引出相关国家更为强硬的反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外交处理不好，更有可能演变成为深度外交危机。 连锁压力发生在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和美国的关系中。东亚和东南亚是中国睦邻政策的重点，但是现在可能很少会有人真的相信，中国和邻居的关系是和睦的了。今天，尽管中国和邻居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但邻居对中国的戒心和怀疑也与日俱增。一些国家担忧中国崛起对他们负面的影响，另一些甚至恐惧于中国的崛起。于是，这些国家在努力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就开始想方设法来预防中国崛起对他们所能造成的“威胁”。而中国各方面并没有意识到邻居的这种心态，因此没有能够从邻居心理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外交关系和外交行为。结果，一些外交结局刚好和自己原来的设想相反。 从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几乎是一泻千里，每况愈下。首先是和韩国的关系。在朝鲜问题上，世界上所有国家视中国站在朝鲜一边。韩国和日本视朝鲜为威胁，对美国来说，这个威胁并非坏事，因为刚好论证了美国力量在亚洲存在的合理性。“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同盟的军事战略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之后，南中国海问题出乎中国意料地浮上台面。因为南中国海问题不容易解决，在今后的日子里一直会牵涉中国诸多外交精力。和南中国海问题一样，东海钓鱼岛事件是个老问题，同样具有主权纠纷的性质。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崛起，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对立加剧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和美国的关系。在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之内，中美之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冲突，但保持合作至为关键，一旦发生重大的冲突，整个世界就要遭殃。但是，中美两国尽管同处一个结构，但行动共识则很少。美国也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如何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了。从战略到经济各个层面，美国已经摆好了和中国较劲的姿态。在小布什时期已经形成的亚洲“小北约”因为“天安号”事件而得到强化。如果南中国海问题解决不好，这个小北约也有可能扩展开来。同时，小布什时期已经提出来的“民主同盟”现在也有了形成之势。美国和民主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等的关系发展迅速，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美国遏制中国“挑战”和“威胁”的重点。在汇率问题上，“货币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货币战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较量。 中国当然已经不是从前的弱国，具有相当的能力来抵御外交压力。比如在经济上，中国可以做“稀土”文章或者使用其它的具有“经济制裁”味道的手段。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确可以利用经济杠杆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美国和西方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在美国向人民币施压的时候，美国就显得比较孤独。因为各国和中国经济的关联度不一样，各国的立场就不同，美国很难协调。例如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在人民币问题上就和美国的立场不尽相同。这次G20峰会的结果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再者，连锁的压力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世界末日，中国也有其他的选择。中国可以选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结盟来应付美国的压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不过，一旦这个局面形成，将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追求的国际关系局面大相径庭。 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 要改变目前被动的局面，开创外交大局，提高外交影响力，中国还是要诉诸于理性。理性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被视为是软弱和屈服。实际上，理性并非软弱，更非屈服，理性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和使用中国日益增加的外交资源，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如何达成这个目标?这是个思维问题。如果思想不能解放，被老教条所框，那么就会白白浪费外交资源，不仅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反而会不明不白地损害国家利益。 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左”的思维定式。外交中“左”的倾向似乎各国都有，表现在强硬、民粹、爱国等等话语中。中国近来也有这种左的倾向性，并且是越来越明显。对“左”的思维来说，外交上就是“对抗有理”。和自己的对手(如美国和日本)对抗就是“爱国”，强硬的外交行为总能赢得社会的一片叫好声。相反，理性一些就被视为是不爱国，甚至卖国。在这样的情景下，到头来，强硬立场总是赢得“胜利”。尽管非理性的强硬往往是损害和破坏国家利益，但各方总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一句“敌对势力”就可以向社会交代。在国际政治中，“敌对势力”当然存在，没有人会幻想一个没有“敌人”的国际关系。但“敌对势力”的存在不能成为外交小格局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外交恶化的理由。 有很多问题需要人们做理性的反思。例如朝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外界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被朝鲜深度“绑架”。在他国看来，中国一直在“纵容”朝鲜，因为每一次朝鲜制造事端之后，总有中国站在背后，为其“撑腰”。而每次危机之后，中朝的关系似乎更进一步。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其他不认同朝鲜的国家则越走越远。中国在这方面的现状表明，其距离区域领导权还远得很，更不用说是主导全球事务了。要在区域外交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中国的行为必须得到区域大部分国家的接受。这不是说中国要放弃朝鲜，因为地缘政治关系和稳定的考量，中国是不能放弃朝鲜的。但中国在支持朝鲜的同时，也必须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其实行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融合，至少要遵守一些国际规则。 处理南中国海问题要更灵活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似乎已经迷失在双边和多边的关系上。因为搞不清陆地主权和海洋主权的区别，比较机械地固守着传统的双边主义。因为中国和很多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很多人也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通过类似的双边关系来解决海洋主权纠纷。这就引出了人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麻烦。较之中国，东南亚都是小国，都不希望直接面对中国这个大国。因此，它们欢迎美国的“回来”，即使美国不愿意回来，它们也会邀请美国回来的。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中国的有关方面似乎不理解这一点，因此视美国的“回来”是对中国的威胁。而中国的“拒绝”美国不仅被美国视为是中国搞亚洲版“门罗主义”，也使得东南亚国家非常担心中国的“霸权”，因此更需要美国力量的存在来平衡中国。因此，有观察家指出，是中国本身“引狼入室”。这话说得过分，但中国对此也可以作些思考。 在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在经济多边主义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海洋主权问题上过于死板。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早些时候做多边主义的文章，愿意和有关国家在多边构架内讨论双边问题，那么情况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主权问题上的多边不是说中国和东南亚;在多边的构架内，和中国没有主权纠纷的国家，根本不会站在越南或者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一边，最多只是个观察者。现在固守双边，就导致美国力量的介入，即大国政治化。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各方面的关系已经高度制度化，并且美国是唯一一个经过考验的大国。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如果感觉到中国在排挤美国，东南亚和美国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 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很难找到各方可以认同的解决方式(例如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但控制和管理是可以的，就是不要让问题暴露出来，影响各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没有人感觉得到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有能力通过双边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那么，多边有何不可呢?即使在钓鱼岛事件上，现在美国提出要设立“中、美、日”的多边机制来讨论，这也不见得对中国不利。多边当然有它的风险，也不见得是能够解决主权争议，但从控制和管理的角度，多边主义就变得有效。 封闭性军事思维需改变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这方面对邻国和美国最为敏感。随着经济的发展，军事现代化变得不可避免。中国又是进出口贸易大国，对海洋航道安全非常敏感，同时也要保护自己“走出去”的利益。中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军事现代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每当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有所举动，就引出一片怀疑和质疑。在这方面，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必须加紧和各国展开军事方面的合作。对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军队还是个谜，在不知道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何物的情况下而怀疑，并且对未来感受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尽管对外作了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无济于事。如果目前封闭性的军事思维不改变，中国军事合作的国际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中国的亚洲邻居和美国等大国的军事合作也会越来越紧密。 甚至在经济贸易和人民币问题上，中国也欠缺考虑到国际因素。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物，各国都有责任，但目前各国已经陷入了互相指责的状态。中国实际上为挽救金融危机尽心尽力，是这些年来世界经济走出深度危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等国把矛头指向中国，好像中国是危机的主要责任者。变相的“货币战争”已经开始。当然，美国也不见得能赢得这场战争。不过，这场战争对于握有大量美元的中国绝非好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美国等国指责人民币汇率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出口盈余。 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尽什么国际责任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有自己的理由，那么就要用其他途径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不难理解，提高劳动者工资要比提高人民币汇率会有效得多。提高劳工工资是利己利人。对己，它意味着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减少社会群体的收入差异，有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同时也会对企业产生压力，要求企业转型，通过技术创新而增加利润等等。因为劳动力成本过于低廉，企业没有动机来做投资于技术，中国的产业迟迟不能升级。对外，提高劳动者收入意味着可以减少出口，实现贸易平衡。但在这方面，有关方面一味地屈服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劳动者工资仍然维持在一个最低的限度。人民币升值不一样，能够从人民币升值获得好处的仍然是富人，而非劳动大众。如果劳动者工资不能很快提高，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贸易失衡问题会恶化下去，国际压力也会越来越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今天的中国外交处于一个转折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尤其显著。西方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经济复苏缓慢。面临结构性问题，西方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中国经济尽管也有结构性问题，但受危机影响程度轻，并且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西方自己无力回天，希望中国多承担责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呼声表明的是中国外交资源的增加。不过，很显然，越来越庞大的外交资源不会自动转化成外交空间。如果搞不好，反而会走向反面。一旦中国的成长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那么它们就要用各种方式来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如果没有新思维，不仅会浪费巨大的外交资源，而且也使得外交难有大局面。

 二战结束后，苏日两国间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日本战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苏联时期，日本战俘问题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苏联解体后，随着档案文件的不断解密，该问题受到俄罗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本文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及相关资料，对苏联这一政策的出台及其隐含的原因试加分析。　　一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的出台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红军挺进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随即电令“关东军司令官从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一切对苏作战行动，放下武器，投降就俘。”[1]从8月18日起，日本关东军开始陆续地向苏军投降。根据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1945年9月1日的总结报告记载，“俘获日军官兵573 984人，将军110人。”[2]　　面对几十万缴械投降的日本战俘，如何处置他们，成了苏联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曾就战后德国战俘的处置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随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十三条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公民”[3]。德国投降后，美英照此精神对德国等国家的战俘进行了遣返。此刻，苏联政府是否也会遵照这一精神呢?对此，苏联政府似乎早有准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与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档案材料显示，早在参加对日作战几个月前，苏联政府就对即将俘获的大量日本战俘的安置工作预先做了周密的部署，“宣布对日作战之后，苏军先后在满洲修建了20个前线战俘营，它们分布于哈尔滨、长春、奉天(沈阳)、佳木斯、牡丹江、吉林、抚顺等地。”[4]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苏联领导人就对日本战俘的安置问题下达了专门指示。1945年8月16日，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到斯大林的一项命令，上面有贝利亚等人的签 字，其中规定：“日本关东军战俘将不运往苏联，以示完全符合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在日军缴械投降后，尽可能在当地建立战俘营。同时，负责组建战俘营的前线指挥员还要抽调必要的军队来监管和押解战俘。战俘的伙食定额按照日军在满洲的标准执行，从地方储备中拨给。战俘营的组织和管理问题，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克里文科中将及其下属军官负责。”[5]　　根据这一指示，“日本战俘被送往苏军建立的战俘集中收容所或前线战俘营，伤病员被安置到前线医院，这些地方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战俘们也被仔细地审查一番，然后建立了个人档案和战俘卡片。”[6]另据时任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的梅列茨科夫元帅回忆：“战俘问题显得非常复杂，需要保证这批人的粮食供应、提供专门的医疗服务及成套的制服，还要解决他们的一些临时住所及其他问题。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指示，剩下的其他问题我们不得不就地解决而且刻不容缓。”[7]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在如何处置日本战俘这一问题上，起初，苏联政府基本上是遵照波茨坦公告精神的，符合波茨坦公告有关对战俘处置的政策以及对盟国所承担的义务，也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一周之后，苏联政府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的转变。　　1945年8月23日，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再次给苏联远东军下达了《关于接收并安置日军战俘参加劳动的第9 898号决议》的密令，规定：“接收50万日本战俘参加苏联境内的强制劳动，将他们安置到国家的各个生产部门当中，采取适当措施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8]这份文件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前线军事委员会、远东各方面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驻远东各方面军、远东交通管理等部门的负责人均布置了详细的任务。文件对战俘的挑选、押送、安置等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并且落实到具体的负责人，对押运到各地的战俘的数量也做了指示。文件指出，从日本战俘中挑选体力上能适应到远东、西伯利亚工作的人，每1 000人编为一个营，营、连级军官从战俘中的中下级军官选拔。文件要求为战俘提供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汽车及畜力运输工具等，保证冬夏制服、被褥、衬衣等军用物品的发放[9]。同时，文件还对向各地战俘营调拨的物资种类、数量甚至负责押运战俘的苏军军官、士兵的人数以及运送战俘的交通工具等等逐一做了详细的指示。最后，文件指明贝利亚负责监督命令的完成情况。　　遵照这一命令，“52万日本战俘被苏联政府从满洲地区押送到苏联远东与东西伯利亚等地区”[10]。据俄罗斯一位研究者的资料显示，“为了拘押日本战俘，在苏联一共建立了49个战俘集中营”[11]。俄罗斯学者库兹涅佐夫认为，数量还远不止这些，他在著作中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仅1945～1946年间，苏联就建立了71个日本战俘营，每一个战俘营还包括很多战俘管理所。”[12]另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50年5月24日呈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了关押日本战俘，共修建了267个战俘营，下设2 112个战俘管理所。”[13]接收如此大规模的战俘人员，地方当局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缺少住房、棉服，食品和药品也极度匮乏。营养不良、对气候的不适应、疾病流行等原因导致日本战俘营在1945～1946年冬季出现了战俘大量死亡现象。有数据显示，“1945年12月死亡3 385人，1946年1月死亡5 168人。其中营养不良死因死亡率占48．2％，肺炎占11．9％，斑疹伤寒占8．4％。”[14]　　二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形成的原因　　仅仅过了一周时间，苏联政府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处置战俘的方针政策，将几十万日本战俘扣押并且运到苏联境内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这样做不仅违背了波茨坦公告有关战俘问题的规定及盟国间所承担的义务，也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那么，苏联政府采取这项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与美国争夺日本势力范围　　1945年2月，斯大林曾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发表了一番谈话，他说：“这场战争跟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15]基于这种理论，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就与美国展开了争夺战后势力范围的斗争。在远东，随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更是成了苏美双方利益争夺的重点。　　1945年8月11日，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拟任命两人，分别由苏美各派一名将领担任，苏联方面的人选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这一建议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断然拒绝。8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任命麦克阿瑟为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美国的这一做法虽然令苏联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此时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仅三天，还谈不上什么“贡献”，只好不情愿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8月13日，美国将其拟定的《总命令第一号》 发给各盟国征求意见，该文件把接受日本投降分为三个区：中国、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以北纬16度为界)由中国政府受降；中国东北、朝鲜北部(以北纬38度线为界)和库页岛由苏军受降；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南半部由美国陆军受降[16]。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明确规定了美国和苏联各自的受降区，力主单独占领日本，旨在抵制苏联势力对日本的影响，最终将日本纳入美国势力范围。诚如杜鲁门8月11日所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分割地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17]美国这种排斥苏联的做法让斯大林感到非常不满。　　8月16日，斯大林复电杜鲁门，就美国的受降方案提出两点修改意见：(1)千岛群岛应归苏军受降；(2)将北海道北半部划归苏联，当地日军应向苏军受降[18]。斯大林在信中指出：“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19]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与美国争夺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权，以确立苏联在战后日本的地位和影响。虽然在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人选问题上，苏联的建议遭 到美国的拒绝，但斯大林还没有完全丧失与美国合作的希望，期待在与杜鲁门的对话中能够达成妥协。　　8月18日，莫斯科收到了美国的答复，美国同意将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军受降，但对于苏联的第二个要求则给予了坚决拒绝。“……至于北海道，总统(指杜鲁门)拒绝了斯大林关于使之成为苏联单独受降区的建议，强调指出，已经授权麦克阿瑟将军代表包括苏军在内的‘象征性的盟军武装力量’在日本各主要岛屿接受日军的投降。至于日本领土某些地区的临时占领问题，则由麦克阿瑟将军自行决定。”[20]美国总统的回答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失望和气愤。8月22日，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回信中批评到：“应该说，我和我的同志未曾料到您会做出这样的答复”[21]。　　杜鲁门的强硬政策使斯大林完全确信美国不让苏联“染指”北海道的立场不会改变。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将苏联排除在外。然则，苏联领导人并不想就此甘拜下风。恰在此时，数十万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攥在苏军手中等侯处置，显然，斯大林此刻已经作出了决定。第二天(8月23日)即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下达了扣押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命令。　　关于苏联领导人这样做的原因，日本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由于没有得到北海道的受降权，斯大林有意违背波茨坦公告有关战俘问题的规定，下令将缴械投降的关东军押运到苏联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违反盟国间履行遣返战俘的义务。按照许多日本学者的说法，“斯大林提出苏军占领北海道的要求，遭到美国的拒绝，从苏联方面来看，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赔偿方式。”[22]　　本文基本上同意上述看法。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改变在同美国争夺战后对日占领和管理权中所处的“弱势地位”。苏联自参加对日作战以来，为彻底消灭敌人，早日结束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战后对日安排问题上却被美国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有的好处由美国“独霸”，这是苏联领导人所无法忍受的。因此，扣押日本战俘，即使达不到利益“均沾”的效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利益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向美国示威，表明苏联已不再履行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此时的苏联，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强国，是除美国之外的另一“超级大国”，有能力也有信心与美国抗衡。因此，盟国间的这一协议对于苏联来讲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约束力，苏联领导人不会因为一纸协议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要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处置日本战俘。　　(二)维护国家安全　　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只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战争期间，出于抗击共同敌人的需要，苏联和西方国家暂时摒弃前嫌，结成联盟并进行了密切合作。欧洲战争胜利以后，为了谋求更多的势力范围和更大的国家利益，苏美之间开始了激烈的角逐。　　在国家利益中，国家安全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主要担心的是战后苏联的安全问题，1945年4月24日，在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郑重申明：“你要求我抛弃苏联安全 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23]斯大林对于战后苏联安全上的担忧正如英国学者阿诺德·托因比所形容的那样：“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24]正因为这样，在远东，苏联不希望战后日本加入到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当中反对自己。在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时候，斯大林非常慎重地重新评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担心日本在 投降之后可能会重新成为苏联的敌人。日本刚刚投降，美国就想单方面地确立它对日本的控制，而日本又与苏联紧相毗邻，这不能不使斯大林为之焦虑不安，这一情况自然要求苏联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在远东的安全。为防患未然起见，斯大林决定给予日本武装力量以坚决打击，从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消除可能对苏联东部地区构成的军事威胁。斯大林当时讲：“问题是，美国人占领日本时却没有把日本军队俘虏，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采取的措施一样。”[25]他接着又说：“(日本)武装力量的恢复当然是可能的，日 本人口众多，复仇的本性还很强。日本还会重新崛起。为了防止这一切，应该扣留50万到60万日本士兵及大约12 000人的指挥人员，与俄罗斯不同，美国人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经历。”[26]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担心的是，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之后，日本会在美国的扶持下重新武装起来与苏联为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例子，协约国对德国惩罚的措施不彻底，导致德国重新崛起，并成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因此，在战后处理日本战俘问题上，苏联要吸取一战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斯大林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几十万日本战俘扣押起来并运往 苏联，这样可以大大削弱日军的有生力量，确保日本在短时期内没有能力再对苏联构成威胁。　　(三)弥补国内劳动力的短缺　　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其人力、物力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据1992年苏联国防部公布，“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共损失约2 700万人口，其中70％为和平居民”[27]。“全国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亲人伤亡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损失也极其惨重。1 700多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3万多个工矿企业，6万多公里铁路。4 000多个火车站遭到破坏。9万多个集体农庄、1 800多个国营农场、2 000多个农业拖拉机站遭到洗劫。直接物质损失总计6 790亿卢布(按1941年的价格计算)，等于当时整个国民财富。战争结束时，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粮食产量下降到战前的41％，食品和工业日用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人们的生活相当困苦。”[28]　　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苏联政府所面临的严峻任务。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导致战后苏联国内对劳动力的极度需求。利用战俘的劳动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弥补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损失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俄罗斯学者对此有很好 的评价：“日本士兵组织性强、还具有相当的专业技能，可以用来充当免费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在政府的监督下能够从一个劳动部门抽调到另一个劳动部门，可以派到那些气候条件恶劣的、不通电、日常生活条件极度匮乏、最艰苦的地区以及对健康有害的部门去工作。”[29]　　从1945年开始，苏联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大规模使用战俘的劳动。日本战俘主要被安置在内务部的战俘营以及国防部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独立劳动营”里。俄罗斯学者卡拉曼和休科夫斯卡娅指出：“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那些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 动最繁重的部门——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因为这些部门的人力资源严重溃乏。”[30]1946年9月15日，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马立克在给莫洛托夫的工作纪要中写道：“从苏联国民经济的角度考虑，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利用日本战俘在苏联劳动的时间。”[31]这句话对于理解苏联领导人利用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目的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战后苏联政府扣押日本战俘并进行强制劳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与当时苏美两国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夺取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和管理权密切相关，而且与斯大林对战后苏联在远东安全的考虑以及苏联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紧密相连。前者是外部因素，后者则是内在的动力。　　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和从事外交活动时，总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这样，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苏联亦如此，在制定战后对日战俘政策时，维护国家利益是根本的出发点。其目的，就是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有效地防御侵略威胁、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　　(责任编辑 张昊琦)[1][苏]М. В. 扎哈罗夫主编：《结局：1945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57页。[2]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45 года: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двух держа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7 (1) . М. : 1997. с. 371．[3]《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19页。[4]Галицкий В. П.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е в СССР／／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 3．[5]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7.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47. [6]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В указ. Соч., с. 49.[7]Мерецков К. А. На службе народу. М., 1983. с. 423.[8]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8.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В указ. Соч., с. 47. [9]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8.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38. [10]ЦХИДК, ф. 1п, оп. 23 а. д.6, л. 112. Т1465, с. 166.[11]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1939-1956.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2000. с. 35.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56. [12]Кузнецов С. И. 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 Иркуск. 1997. с. 47.[13]徐元宫、李卫红：《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诠释》，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14]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67～68. [15][南]吉拉斯：《和斯大林的谈话》，转引自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16]吴于虞、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17][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中文版，第371页。[18]前引书：《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1994年版，第47页。[19]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6页。[20]Сафронов В. П. СССР - США - Япония: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60 гг. М., 2003. с.58.[21]同上书，第59页。[22]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28. [23]刘同舜编：《“冷战”、“遏止”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24][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合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349页。[25]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51.[26]同上。[27]马蔚云：《俄罗斯人口发展及现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年第2期。[28]前引书：《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第80页。[29]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53. [30]前引文：《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铨释》。[31]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50. 

《The 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一书，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关于20世纪10-2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于199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便荣膺美国列文森图书奖中的优秀史学著作奖。该书的中译本《血路--中国革命中的沈定一传奇》于1999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翻译者为周武彪先生。     当你偶然从书架上拾起这本书开始阅读的时候，你很难一下子意识到你手中拿着的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本书第一章的叙述风格使得该书更象是一部畅销的侦探推理小说。作者在长达八页的篇幅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事件：1928年8月，本书主人翁沈定一从他的家乡--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去省内的风景名胜莫干山消夏。他在那里盘桓两日，会晤了一些老朋友。而后，他在回家的途中遭到枪手的暗杀。穿插于这些事实之间的，是大量的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介绍、对沿途自然人文景观的琐碎记述和对主人翁内心感受的主观推测；接着，是对突如其来的暗杀过程和血腥场景的细致的描述。最后，由于杀手的成功逃逸，使得这次暗杀事件显得扑塑迷离，给读者留下许多悬念......     当然，这本书的巨大成功决不仅仅归因于作者巧妙的整体构思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它能获得列文森图书奖，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在于作者以一种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详实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一般面貌。书中的许多观点反映出作者对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深邃见解。作者在《提要》中说明："本研究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通过研究沈定一的交往、经历和死亡以及其中蕴涵的本世纪10年代晚期和整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裂痕及结构，以考察20年代中国革命。"综观本书，我认为作者成功地实现了上述意图。     按照近年来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的理论研究范式，萧邦奇在本项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主人翁沈定一"身份"（identity）的界定。他选择这样的角度切入主题，是基于以下认识：     在整个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在巨大的、令人目眩的社会政治变迁背景下，个体不得不把自身的身份问题与社会、国家、民族中的其他人的身份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而急剧的革命变迁造成的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须建构或重构身份。     为了确定沈定一的"身份"，萧邦奇在研究中主要借助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和方法。他认为"社会"是"个体间通过广泛的私人联系而形成的联结体或聚集体。这些可能既是横向又是纵向的联系随之又组成社会关系束和关系网，而后者又是社会组织和群体诸如政党和派系结构的基本成分。"在作者看来，"社会网络"不仅是构成社会的要件，而且是决定社会发展变迁的一种动力机制。     在运用"网络"概念和方法对大量史料和史实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萧邦奇发现："个人并不只简单地从属于一张网，而是属于许多重叠的网，这些网决定了个人的社会位置并塑造其身份"；"许多精英的身份具有变化的轨迹，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适应性。"     正是基于对沈定一在不同时期（如辛亥革命前后，北洋政府时期，五四时期，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分裂之后等）、不同"场所"（如全国范围，浙江省内和萧山衙前等）所处的众多的、相互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的深入研究，萧邦奇向我们展示了沈定一作为"地主少爷"、"清朝县官"、"辛亥革命的拥护者与参与者"、 "地方自治倡导者"、"新闻记者和五四精英"、"农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先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国共合作时期的跨党分子"、"西山会议参与者"、浙江省"清党委员会负责人"、"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和"反地主的地主"等多重复杂的政治面相，从而使我们对沈定一这一历史人物的认知超越了我们所熟知的"好人"或"坏人"、"革命"或"反动"的简单二元模式，使沈定一的形象显得更加生动、丰满和真实可信。 (    其次，通过对沈定一所处的"社会网络"的末梢和外延的分析研究，萧邦奇在界定沈定一个人身份的同时，还连带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10-20年代浙江乃至全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政治精英的群像。这使我们对"沈案"的历史背景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整体把握。     第三，通过研究"社会网络"形成和裂变的基因，萧邦奇还向我们立体地展示了10-20年代中国革命阵营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逐步明确了沈定一在萧山衙前、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对立面--"沈案"的潜在主谋。     在该书的第九章，萧邦奇为我们列出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嫌疑人：（1）衙前东岳庙庙祝；（2）嵊县蚕茧商人；（3）萧山县地主；（4）共产党或个别共产党员；（5）国民党或个别国民党员，并根据他（它）们各自可能产生的暗杀动机的强弱程度、组织和实施暗杀计划的各种能力、以及"沈案"发生后各方的反应，最终将暗杀的主谋锁定为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指出这是一场"为阻止政治成功和潜在叛乱而实施的谋杀"。尽管萧邦奇的上述推断缺乏直接的证据，还不能作为历史的定论，但作者基于大量的史料史实所作出的严谨周密的逻辑论证，依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在萧邦奇看来，沈定一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沉浮和他的最终死亡，是20世纪10-20年代中国革命发展和蜕变历史的一个缩影。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于：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许多怀着不同政治和知识信念的人们，面对已被鉴定和确认的共同敌人会聚成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包容性动力源。五四时期所崇尚的宽容、开放和实验意识正是这整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但是，到20年代中期，当革命运动开始显示出可能即将成功的迹象时，革命过程却变得日益富于排他性而不再是包容性。     在短短十年间，政治宪政文化及其对程序和法律的强调即被顺应革命而兴起的尚武风尚吸纳和摧毁。     造成革命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也包括沈定一自己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而这，又正是造成沈定一生前死后毁誉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围绕"沈案"的研究叙述中，字里行间，作者还很自然地表露出他对"革命"的独特看法和他所遵奉的历史观。他写到：     革命并不是主要只依靠非个人的社会、经济力量或意识形态斗争就能解释的过程。相反，革命是男人和女人们的故事。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推进力中的人们，常常是别无选择地被卷入他们所不能控制和引导的革命形势和风暴之中。     革命过程中的日常决策和行动产生于类似的事件、发展和关系，而不是普遍的意识形态、政治一致及发展。为了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日常人生经历和社会过程，人们的思想发展和行动正是来自于此；我们也应把我们的主要关注点置于活生生的个体之上，不同个体的目标相同，但可能来自于多样的动机。     如果我们把萧邦奇的上述观点验之于沈定一的个人经历，是言之成理的。     如上所述，对《血路》这本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如果把它当作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去读，在故事的结尾没有能够最终确认"沈案"的主谋，不能不使读者感到某种缺憾。但在我看来，既然该书是一部以浙江为主要"场所"、以沈定一为中心人物的民国政治个案研究专著，在我们读完全书以后，谁是"沈案"的元凶似乎已经并不重要，因为作者已经成功地运用"沈案"所造成的悬念，巧妙地将读者的思绪引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20世纪初期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更进一步。     后一种读法，或许更符合作者的心愿。

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0）》摘要

 The Nursery of GeniusA brief survey of ten magazines of influenceBy Nicholas Sabloff“A magazine,” Thomas Paine said, “is the nursery of genius.” Upon moving to America, Paine became a contributor and editor at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Not long after, he published Common Sense, the pamphlet that defin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Generations of young writers and thinkers have been drawn to what is an elusive project: to create a magazine that makes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s,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uch idealists have persevered in the face of the debt, disillusionment, meager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indifference from which all but a few of these publications inevitably perish.What follows are brief sketches of a certain variety of little magazine, “litt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merican Mercury) by virtue of their circulation. They are not zines or self-published pamphlets or policy journals, all of which may also be entitled to a claim of littleness. The magazines here are united in their commitment to forwarding the causes of literature, high art, and politics; they are best remembered for helping to establish canonical writers and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llectual culture of their day. The spirit of such magazines was perhaps best captured by Lionel Trilling in the 1950s when he wrote, “They are snickered at and snubbed, sometimes deservedly, and no one would venture to say in a precise way just what effect they have . . . except that they keep a countercurrent moving which perhaps no one will be fully aware of until it ceases to move.” The Dial, Boston1840-1844  Often considered the progenitor of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 the Dial was founded by “Transcendental Club” members Margaret Fuller and Ralph Waldo Emerson. Like many little magazines, the Dial was conceived out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ther journals of its day. Emerson used the second issue to call for a native literature that represent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is end, the magazine published obscure writers and poets, most of whom remained that way. The most notable exception was its most popular contributor,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Transcendentalists’ interest in Easter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brought the magazine more mockery than readers (“ethereal” was a common complaint): it never had more than 300 subscribers and Emerson came away from the project $300 the poorer. The magazine’s influence, however, has lived on. Resurrected countless times, in the 1920s the Dial became the premier Modernist magazine in the U.S. (it brought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to American readers) and gave birth to a publishing house, the Dial Press, that carries on to this day. Poetry, Chicago1912-Present The flourishing of Modern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incided with a renaissance in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s. Harriet Monroe’s showcase for American poetry was at the center of this efflorescence. Poetry published T.S. Eliot’s groundbreaking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1915. The poem had been passed along to Monroe by the magazine’s foreign correspondent, Ezra Pound. Poetry’s early years featured Pound’s promotion of imagism and,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Carl Sandburg’s “Chicago,” passionate defenses of free verse. It published early work by Marianne Moore, Hart Crane, Wallace Stevens, and Edna St. Vincent Millay. The initial pay rate: a generous $10 a page. The amount the magazine received in a bequest from pharmaceutical heiress Ruth Lilly in 2003: $100 million.The Masses, New York1911-1917 The Masses advocated for progressive causes such as socialism, pacifism, vegetarianism, and birth control, and published such progressives as Helen Keller, Jane Addams, and Bertrand Russell. The furious satires penned by its cartoonist, Art Young—he pilloried everything from the press to Jesus, and depicted capitalism as an overstuffed bald eagle—brought the magazine its share of controversy and notoriety. Edited by Columbia professor Max Eastman, the Masses was radical enough to print the intrepid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John Reed and antiwar enough to run afoul of the Espionage Act in 1917,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trials that led to the magazine’s demise. After folding in 1917, Eastman and his colleagues returned a year later with theLiberator. Many of these same editors, though not Eastman, regrouped in 1926 to launch the more overtly Marxist New Masses.The Criterion,London1922-1939T.S. Eliot edited Modernism’s most famous magazine at night after coming home from his job at Lloyds Bank. The Criterion’s editorial office was his house. From these modest origins sprung a debut issue containing “The Waste Land” and a magazine that, in its first year, received contributions from Luigi Pirandello, Virginia Woolf, Ezra Pound, E.M. Forster, and W.B. Yeats. In his effort to convey a European consciousness unlike  that found in other magazines of the time, Eliot’s Criterion became the first periodical to publish Proust in English. Eliot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s trying to establish such writers as 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 and Wyndham Lewi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ounding his defense of classicism, tradition, and Catholicism. The magazine never reached more than 800 subscribers and Eliot somewhat dispiritedly ended the Criterion in 1939.The American Mercury, New York1924-1980H.L. Mencken conceived the American Mercury as a magazine capable of taking in the whole absurd carnival of the American scene during the Jazz Age. Irreverent, learned, iconoclastic, and satirical, the magazine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encken himself. It furiously lampooned his favorite targets— creationists, Prohibition, the “booboisie”—in the pungent style of its editor. The premier literary tastemaker of his time, Mencken published fiction by William Faulkner, F. Scott Fitzgerald, Thomas Wolfe, and Sherwood Anderson alongside articles written by convicts, clergyman, lawyers, dishwashers, and outdoorsmen. At its peak, in 1928, the American Mercuryhad 84,000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lost momentum after 1929 when Mencken’s satirical edge,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economics, and disdain for the proletariat put him out of step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Depression era. The man Walter Lippmann once referred to as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is whole generation of educated people” left the magazine in 1933.Partisan Review,New York1934-2003It has been said of Partisan Review that despite rarely having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it had the righ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When people get nostalgic for the golden days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America, Partisan Review is never far from their minds. Though it bega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rts branch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magazine’s founding editors, 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soon parted ways with the party’s embrace of Stalinism. Staunchly anti-Stalinist and a defender of high art,Partisan Review was a magazine in which Rahv’s critiques of Marxism were followed by Eliot’s “Four Quartets.” The flagship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Partisan Review published Lionel Trilling, Irving Howe, Dwight Macdonald, 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and such classic essays as Clement Greenberg’s “Avant-Garde and Kitsch” and Susan Sontag’s “Notes on Camp.” The number of little magazines—Macdonald’s Politics, Howe’s Dissent—started by its former contributors over the years, often following an intellectual falling-out, testifies to its influence.Les Temps Modernes, Paris1945-PresentJean-Paul Sartre launched Les Temps Modernes one yea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at the height of his fame 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It was truly a magazine of the moment and quickly became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It, too, peaked a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uch titans of postwar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s Samuel Beckett, Jean Genet, Raymond Queneau, and Marguerite Duras, as well as Sartre’s monumental literary manifesto, “What Is Writing?” The magazine’s name, taken from the Charlie Chaplin filmModern Times, reflected Sartre’s belief that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was man’s duty. Sartre also believed in the pen’s ability to ignite political change, and in its first decade,Les Temps Modernes condemned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and demanded that France depart from Indochina and Algeria. By the early 1950s, Sartre’s Soviet sympathies had caused all the original editors but Simone de Beauvoir to depart, and it was on the pages of Les Temps Modernes, in one of the defining moments of 1950s intellectual life, that Sartre and Albert Camus’s friendship ended as the two quarreled bitterly in print over Stalinism.The Paris Review,Paris/New York1953-PresentThe Paris Review, which began life in hopes of recapturing the literary spirit of 1920s Paris, wanted to serve its writers, and George Plimpton, its charismatic co-founder and editor, was not bashful about engaging in a little showmanship to ensure that their voices would be heard. While never as fervently countercultural as Barnet Rosset’s more European-orientedEvergreen Review, in its early years the Paris Review helped to launch Terry Southern, Philip Roth, and Jack Kerouac, and was the first to publish Samuel Beckett in America. Its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s have become an institution unto themselves. Forever hovering around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i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Plimpton’s death in 2003 and despite the belief of one of its founding editors, Peter Matthiessen, that “little magazines should have short lives and then disappear.”The Baffler, Chicago1988-presentFounded by Thomas Frank, the Baffler modeled itself after Mencken’s American Mercury, and like his idol, Frank loved to cause mischief by exposing the absurdities and delusions of the “booboisie.” Unlike most little magazines, the Baffler was built around an explicit thesis: tha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had co-opted the very idea of dissent by making it a commodity. The magazine spent the 1990s ridiculing one instance after another—from the Gen-X rebel consumers at Details to the peddling of “alternative” culture—in which subversion and rebellion were marketed as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used only to reinforce the logic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 Despite only publishing seventeen issues to date, the magazine has two anthologies of essays to its name. These days, Frank can be found on the punditry circuit, having brought his critique of the culture wars into the mainstream with his 2004 boo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n+1, New York2004-Present  Over the course of only five issues n+1 has laid claim to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new little magazine to emerge from post-9/11 America. Although its small circulation pales in comparison to such coevals as the Believer and McSweeney’s,n+1 has caused an impressive amount of commotion by responding polemically to the present era. Beyond liberal politics, the editors’ other great passion is the defense of the literary novel: the magazine openly declares itself a descendent of the high seriousness and sense of tradition of Partisan Review. Yet the magazine’s self-conscious tone and its ability to shift casually from discussions of European theory to dissections of pop culture are unmistakably contemporary. In recent issues, the magazine has begun focusing its breezy editorials on exploring the effects that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as dating, casual sex, porn,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cell phones and email have had on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eryday life.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nyrm/2007/sabloff_well.html

中国人时兴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翻译文学的出现，却是由封闭走向开放重要的文化象征。可以说，一开始它就担负着对国民思想启蒙的时代重任。被称作“中国翻译第一人”的林纾先生曾自称为“叫旦之鸡”，明确地把译　　中国人时兴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翻译文学的出现，却是由封闭走向开放重要的文化象征。可以说，一开始它就担负着对国民思想启蒙的时代重任。被称作“中国翻译第一人”的林纾先生曾自称为“叫旦之鸡”，明确地把译介西方进步文学作为呼唤国民觉醒的手段。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动手来做文学翻译。从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到冰心、胡适、郑振铎、周作人等等。但在他们手里，翻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精神事业。他们一只手为社会为思想而写作，另一只手则用翻译从西方把那些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富于批判精神的文学名著当作先进的思想武器搬进中国。尤其是苏俄的革命文学，成了那个时代苦苦寻找中国出路的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南。我曾见过徐迟先生在1945年在重庆翻译出版的一本英国人莫德写的托尔斯泰的传记。那时抗战正紧，纸张奇缺，人力财力匮乏，他译的这本书厚达五百页，很难出版。但他坚持将前边的一百多页先印出来，取名叫做《青年托尔斯泰》。这本薄薄的书纸张又黑又糙，有的书页油墨洇透到背面，字迹很难辨认。但徐迟执意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探索一颗“深邃而伟大的灵魂”。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那时的文学翻译有着明确的目标乃至信仰，即为国民的精神而工作。　　草婴先生曾对我说，“文革”结束后上海一位出版界的领导找他谈话，要他担任译文出版社的总编辑，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刚刚经历了那黑暗又残忍的十年，知道国民精神中缺失什么。他决心要把充满人性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全部翻译出来，以影响国人。　　为了精神而翻译——这是我国翻译文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这个传统同样表现在80年代对西方一些哲学、社会学名著的译介上。这些译作对当时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开放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可是到了今天，当图书出版被彻底市场化、书籍成了物化的商品之后，我们还会像当年传递火种那样选择作品来翻译吗？　　我国的翻译文学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对经典性的追求。　　由于翻译文学崛起时正处于新文学运动高潮中，又多经作家们的手笔，作家们还有明确的“信、达、雅”(严复)的标准追求，使得翻译文学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文学质量。而那时，知识界正在提倡白话文运动。一方面使得翻译语言有着非常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充满思想魅力的外来的文学，反过来给白话文运动以极大的推动。　　中国的近代是翻译文学的黄金时代。前不久，我在天津大学北洋美术馆里举办一个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版本展，上千版本排开一看，大翻译家们竟如满天星斗。在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大地上，翻译文学好比长江大河。想想看，倘若没有翻译文学，近现代中国文学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可贵的情况是，往往一个翻译家专门翻译一个或两个外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倾尽一生之力，从作品的文本到作家的文本，从研究到翻译——这样的译本一定会得其“神”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百废俱兴那个时代，一家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小说，由于一些枝节问题与公认契诃夫小说最好的翻译家汝龙先生谈不拢，便想另起炉灶，换别人来译，遂从契诃夫小说中选取《套中人》和《小公务员之死》两篇，约请几位俄文译者同时来译，以从中选优。待译好一看，皆与汝龙的译本差之千里。仿佛这两篇不是契诃夫写的了。契诃夫那种天性的灵透、温情、深挚与那种淡淡的感伤，好像只在汝龙的字里行间里。无奈，还得回过头来找汝龙先生。　　许多外国作家在中国都是幸运地有这样一位天才的翻译家，因而才有了千千万万读者。在好的译本中，翻译家与外国作家是“同一个人”，不仅语言和语感，连生命气质也系系相通。他们就像那些外国作家的“化身”。比如托尔斯泰和草婴、果戈理和满涛、巴尔扎克与罗曼·罗兰和傅雷、雨果和李丹、莎士比亚和朱生豪、泰戈尔和冰心、马克·吐温和张友松、塞万提斯和杨绛等等；屠格涅夫的“化身”多一点，有巴金、萧珊、丰子恺、丽尼等。这些译本既是人类的财富也是中国文学的财富。它们早已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了。读世界文学的经典是必须要挑选版本的，就像听古典音乐，要挑选乐队和演奏家。　　然而在当今市场乱糟糟的炒作中，这种传统被忽视了。这些年除去韩少功精译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外，很少再有作家涉足翻译。大概由于当代作家的外语都较差，再有便是翻译的职业化。翻译一旦职业化和工具化，图书市场的畅销与营利的至上便主导一切。一本在国外乍热起来的畅销书或刚刚爆出媒体的诺奖作品，马上就成为出版社疯抢的香饽饽。一旦抢到手，随即腰斩几段分给几位译者，争分夺秒译出来，再请一位高手飞速地“顺”上两遍，马上出版上市。这种及时“打造”出来的翻译作品一定畅销，也一定在质量上大打折扣。因此，已经很长时间读不到关于好译本的书评了。译本的优劣似乎已不重要。比如在对戴聪译的巴别克的《骑兵军》好评如潮中，没有一篇赞美译笔的诗境与语言精致的质感。这也是当前文化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商业文化的特征是不要经典。或者说商业文化多追求物质的精致，但很少追求精神的精致。那么对精神精致与深邃的追求落到谁的肩上了呢？比方翻译文学，谁来继承百年翻译史的两个优秀的传统——即为了精神的传统与追求经典的传统。

这是反对奥巴马改革的文章。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收录几位五种前辈学者民国期间所著的关于石林（旧时为路南县）的小册子，包括教育家杨一波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经济史家李埏先生的《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作家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文史家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人类学家李有义先生的《汉夷杂区经济》。

后来读黄宗羲的《思旧录》，其中写陈龙正投书刘宗周，黄宗羲看了后，说：“迂论。”刘宗周却说：“今之人谁肯迂者！”“今之人谁肯迂者”，这句话正可用于樊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