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译自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所提出的social neurosis。Neurosis一般译为神经官能症,也译作神经症,这一概念意指一种个体精神上的疾病,其根源在于个体在童年时期的精神冲突,并构成了欲望与抑制之间冲突的后果。神经症一词在现代被用来指称各种此类的症状,比如强迫性神经症,癔症以及恐惧症等等。但是在弗洛伊德那里,该概念的使用并非意在界定概念,而是用以寻求一系列疾病的精神起源机制。就此而言,弗洛伊德主要将神经症分类为:“现实型神经症——其病因是性的身体功能失常——以及精神神经症——其决定因素为精神冲突———之间”(拉普朗虚、彭大历斯,2000:289) 。本文参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老师的意见,将“症”改议为“征”,以更易于面向社会学的日常行为分析,以及在中文语境下做出破除内外主客观、身心二元对立的进一步努力。在此特别致谢。同时感谢我的朋友储卉娟为本文的写作结构及思路所提出的有益意见。 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Wenkatesh),也即《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一书的作者,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9年秋,素德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美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正如斯蒂芬在本书前言里所说,刚入学不久,他被教授分派出去做一点与美国的城市贫困有关的调查研究。素德在南加州长大,从未到过芝加哥,因此也对当地一无所知。所以在第一次社会调查中,他就径直去了全美国治安状况最为糟糕的芝加哥黑人区,并马上被当地的武装贩毒黑帮扣留。幸运的是,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素德并没有受到伤害,反倒以此离奇的方结识了当地贩毒黑帮的老大J.T.,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古怪的、超过十年之久的友谊。借由这一友谊,素德顺利地进入芝加哥的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并且最终由此而完成了博士论文。《黑帮老大的一天》一书即为素德在1989年至1996年读书期间在芝加哥黑人区的田野调查的笔记整理。在本书中,素德以自己的调查研究为线索,为我们描述了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机制,黑帮、贫民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这一切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从一个内部人的视角,回答了一些有关城市贫困的典型问题,比如贫困陷阱的问题,贫困社区的暴力问题,以及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问题等等。素德与罗伯特·泰勒区众人之间的互动所构 1社会学研究成的关系及其引发的问题乃是本书的核心结构。这种互动彰显了更为深刻的两层涵义:现代社会科学与贫困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及文化与黑人贫困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言,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指出了现代社会学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痼疾。一、隐秘的贫民区与素德的方法论困境华康德曾经指出,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有关贫困(poverty)和贫民区(ghetto)的讨论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贫民区这一概念的稀释化,也就是在讨论中混淆并减弱了种族的基础性,以及此种基础的历史意义以及社会程度;第二种倾向,是从某种外部视角出发,将贫民区描述为一种失序的社会形态,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都可以用“匮乏和不足”这样的负面词语来形容,而没有从其内部出发,讨论其内在机理与特别的社会功能形态;第三种,是从失组织(disorganization)的概念出发,倾向于将贫民区及其居民荒诞化(excoticize),“从外部与俯视的角度,强调贫民区生活里最为极端和非常态的方面。”这三种倾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认识论屏障”(epistemological obstacle),使得针对美国贫困的讨论“致力于消除在常识感觉与社会科学的分析之间的,在有待阐明的争议性的复杂现实与大众所亟欲深信的东西之间的界限”(Wacquant, 1997: 342)。由此可以认为,尽管美国的贫民与贫民区研究有其深远的传统,但主流研究所叙述的内容不过是外部视角下的想象而已。此类传统的研究并没有获得来自内部视角的切实经验研究的支持,因此所提出来的有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基本都无关痛痒。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华康德的论文发表之前。在本书中,素德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之后,也在相关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在座诸位似乎没有谁与花太多时间与穷人们呆在一起”(Sudhir, 2008: 176)。素德在本书中所做出的贡献,恰好与这三种“不良倾向”相对应。但是此类田野研究并非易事,原因之一在于,以黑人帮派及其赖以生存的贫民区社会结构为核心的贫民社会对外部世界有着极高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所以尽管美国社会学中有关贫困和贫困社区的研究连篇累牍,2社会学研究但是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贫困社区自身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中产阶级社区与贫困社区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常常使得素德无所适从。这样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芝加哥的主流社会文化与罗伯特·泰勒区的地方亚文化上的不同,也体现在素德所屡屡碰到的现实问题:他被要求站队。素德选取的定性研究方法意味着他要不断地进入调查地点的日常生活,展开深度访谈以了解社会。在此,“站队”有两层意义。其一就是贫民区的人针对素德的提问。虽然素德自视为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在进入地方社区的时候,他必然会被当地居民视为某种权力的代表。在调查中,素德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站在白人那边,还是站在黑人这边?你是站在警察那边,还是站在黑帮这边?你是跟着这位帮派老大,还是跟着那一位?这一类的问题并不只是素德在罗伯特·泰勒区的社会世界里的现实选择,而且正如素德在书中所反思的那样,这一类问题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实质问题,即是否真正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里所说的客观中立?“站队”的第二层意义就是素德在调查中自我提问的问题。在书中,在面临着田野工作里学习当地文化和作为一个学生的双重世界的困扰时,他写道:“要阻止我所面对的艰难,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这让我愤怒不已。”(Sudhir, 2008: 176)素德所面对的艰难就是在他的田野调查中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课堂讨论中,或者在一般的调查中或许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素德在他那种极端性的田野工作中,却必须要直面这样的问题。当他见到当地居民被帮派成员殴打时,当他看到当地居民受到了严重伤害,而医院和警方都无动于衷时,以及当他见到地方官员和警察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在于,素德绝大多数的同学和教授们都没有遭遇到类似问题的困扰。今天的社会科学,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论,比如调查问卷的设计,量表的使用,文献研究的阅读,各种规模的调查问卷的发放填写,对统计学知识的要求,以及电脑以及专业的电脑软件的应用等等。3社会学研究借助于雇佣的调查人员,研究者甚至可以在与受访者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完整的研究。此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在这样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研究都可以心安理得,不受任何困扰地去讨论现实问题。约翰·奥尼尔将具有此类发展趋势的社会学研究称为“表面行当”(skin trade)(O’Neill, 1972:7)或者社会科学的医疗化(O’Neill, 1995: 28)。所谓表面行当并非意味着社会学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科,或者不是一门科学。相反,“它仅仅意味着,社会学必须要宣称一种科学的与专业的地位”(O’Neill, 1972:7),这恰恰是表面行当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约翰·奥尼尔以现代社会职业化的牙医为例来讨论所谓的“表面行当”。一名职业的牙医要求拥有各种配备,包括牙医诊所的装饰、接待员、护士、各种医疗器械、表格等等。只有借助所有上述这些配备,牙医才能够完为所谓的职业化行为,也即检查修复牙齿。牙医的原初实质性工作与那些表面功夫中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关联,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借助于它们,牙医才能在一种“职业化—病人”的关联中“重构他的口腔工作”。在此意义上,口腔工作的地位对于一名牙医来说,反倒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社会学的科学化和职业化也有着同样的要求:“大量社会学的结构性功能…支持一种在科学家及其对象之间的净化仪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实质重要的是仅仅透过职业化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对象,并拒绝接触病人,贫困人口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以防止其反诘自身。”(O’Neill, 1972: 7)以此方式,谈话中的各种复杂的关联互动,比如爱欲性共存关系就被化约成了访谈大纲或者态度量表,使得被研究者通过此类研究方法的过滤,成为了干干净净的实验室对象。社会学研究的结构越复杂,技术要求越高,实施成本也就越高,也就越来越成为只有富裕阶层才可以负担得起的职业。同时也就越来越使得社会学对真正的贫困、犯罪、种族等问题敬而远之。现代社会学的这种性质,是素德的田野工作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根源所在,也是隐秘的贫民区得以可能的另外一种原因。素德选择了与他的同学和教授们不同的调查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而非只4社会学研究“坐在教室里讨论统计学”。他在走进贫民区,直面隐秘的现实生活的时候,遭遇到了他的同学同事们通过“正规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轻易避免的问题。素德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新近,乃是从胡塞尔等人开始的关于近代科学意义问题的讨论和韦伯关于科学与政治的讨论的延续。素德的困境来源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这一困境部分来自于知识与价值两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分离,是社会科学的先天性吊诡所在;而另外一方面,这一困境也由于社会学作为一种表面行当在学科科学化上的共谋而隐而不彰。这一共谋使得素德的同学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体面地避开他所遭遇到的尴尬。与此同时,这一共谋也使得知识的生产机制成为一种垄断。这种垄断使得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常识性的理性与价值判断失去效力。所谓失去效力,并非仅只是现代社会以专业知识之名对于个体的健康、快乐、家庭乃至于性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在此专业领域的成长过程中,对于理性和非理性、健康和非健康以及主流社会和贫困社区、文明举止与暴力行径这样一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在后面的这种背景之下,“权力,真理以及生活…都是被编码进入各种种类的内在化信息,以将个体的健康、知识和劳动正常化。”(O’Neill, 1995:40)现代专业知识与国家治理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这两种效力丧失表明了社会—心理空间上的诊所化以及社会控制的知识医疗化。由此,约翰·奥尼尔认为,“它们开启了权力关系的新的领域,我们将其称为疗治性国家”(O’Neill, 1995:41)。而此种分析领域,正有助于理解J.T.的黑帮及其赖以生存的黑人贫困社区。二、作为一种社会官能征的贫民区此种疗治性国家如何来看待隐秘的贫民区?如上所述,作为美国贫困典型的罗伯特·泰勒区,乃是一种被隐藏的社区。正如素德在书中所说,在他所进入的这个社会世界,与素德成长的家乡,即南加州中产阶级的郊区完全不同,也与素德所就读的大学所代表的芝加哥中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素德在这一社区中经历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社会形态。5社会学研究罗伯特·泰勒区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种资源极度匮乏,包括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权力资源。学校教育、商业活动、警察、医院、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些构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组织在该贫民区几乎全部缺席,并由此而构成了罗伯特·泰勒特有的“社区空间”,为毒品黑帮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环境。由于生存的需要和资源的匮乏,身体成为了最为常用的资源。为主流社会所严禁的来自于毒品的身体快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在其中无所不在。毒品的滥用使得黑帮在经济上得以可能,并甚至使得罗伯特·泰勒获得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资源。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黑帮乃至是整个贫民区的基本特征,而妇女们(甚至包括年轻男性)普遍以各种形式出卖自己的肉体。身体或性交成为了某种货币形式。有关现代社会里资源匮乏、暴力泛滥与权威主宰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在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努力中,他指出,尽管在其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①背后隐含了匮乏(scarcity)这一基本的事实(fundamental fact),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匮乏在现代社会的分配,已经从最初的暴力原则变成了“权力的理性运用”。而这种理性的权力运用在其过程中与权威的主宰性运作相呼应,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现实原则。而后者又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下,有着各异的对于个体冲动的控制,马尔库塞将其称为在基本的抑制之外的过剩抑制(surplus-repression),而与之相应的,“现实原则的盛行的历史形态”,就是表现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Mercuse,1966:35-38),也即与正常的主流社会形态相符合的爱欲表现(erotic performance)(Marcuse, 1966:46)。罗伯特·泰勒从资源的匮乏到暴力的泛滥,正是由于权威主宰性运作的理性权力运用所导致的特殊的过剩抑制造成的。从J.T.以及其他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贫民区的人遵循主流的社会规范、经由教育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极少(尽管这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也就是① 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与1911年发表的《精神功能二原则论》,并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一起,随后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支配精神运作的两种原则之一,现实原则乃是对快乐原则的修正。现实原则作为一种调节的原则,使得个体不会直接追求满足,而是会根据现实条件迂回进行,并延迟对结果的追求。6社会学研究说,贫民区的居民极少可以获得主流的表现原则对于其身心的规训,并因此而获得资源。在马尔库塞的讨论体系中,作为现代社会规训重要环节的劳动(labor),也即工业社会中异化性的劳动,在罗伯特·泰勒区的居民中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身心规训的缺乏,反过来又使得该社区在资源的配置的争夺上处于劣势。个体的心理问题与社区的政治问题在这里成了一种互相加强的关系。马尔库塞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建基于弗洛伊德对于个体官能征的思考。在弗洛伊德看来,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攻击性乃是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谓文明,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含义是“一种服务于爱欲的过程。而这种爱欲的目的就是要将单独的个体、家庭、继而种族、人民和各国家都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一种人类的结合体”(Freud, 1985:313)。现代社会所强加给个体的牺牲,不仅包括对性的控制,还包括对个体攻击性的束缚。为了可以在一个具备互相攻击性的群体中生存,“文明人用其一部分的快乐的可能性交换来了一定的安全”(Freud, 1985: 306)。文明的进展因此得以可能,但这一进展是建筑在永恒的冲突之上的。而这一冲突同时又带来了个体性的神经官能征。在现代社会中,原初的父亲的功能已经逐渐从个体转移到其社会角色,进而融进了社会机构权威,并“教导儿子变得成熟,以及束约其社会的成员””Marcuse, 1966: 75)。所以最初的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向个体—社会之间的冲突转变。在其俄狄浦斯的比喻中,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自我寻求其限制的辩证法。反律法主义式的情感(antinomian feelings)自动引发了补偿性的自我指责”,而这种指责,又反过来使得个体心理层面上的抑制(repression)得以可能(Rieff, 1959:226)。这种指责即为负罪感,与其相伴同生的是良知的感觉,也即感知罪恶的可能性:“良知,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重点在于,这种排斥不必寻求任何理由,乃是‘不言自明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罪恶意识,即对我们某些要满足特殊欲望的行为的内在厌恶”(Freud,1950:68)。在弗洛伊德那里,此类罪恶感是构成焦虑的重要因素,并与其社会特征一起,构成了神经官能征的实质特征。在禁忌与欲求的相持过程中,不可接触性成为了神经官能征的另外一个核心特征:“在塔布中,禁止接触乃是核心禁忌,也即神经官能征的核心;因此它有时被称为‘接触恐惧症’”(Freud,1950:27) 。社会因此变成了抑制性的社会,个体也因此而获得神经官能征。神经官能征乃是个体的自我保存利益与利比多的渴求之间冲7社会学研究突的产物。在这一冲突中,“自我获得胜利,但是其代价是严重的痛苦与放弃”(Freud, 1985: 309)。这一原初的抑制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现代神经官能征的原型。承接弗洛伊德的思考,马尔库塞在其所讨论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劳动的等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中表明了此种冲突转变在现代社会里的进展。这一等级系统“不仅将主宰(domination)理性化,而且‘‘内含着’反对主宰的反抗”(Marcuse, 1966: 90)。与这一体系不同的是,在罗伯特·泰勒这里,我们所见到的是个体—社会冲突的另外一种发展:地方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即在劳动等级体系之外的社会世界与该系统本身的冲突。罗伯特·泰勒在文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它是一个以守望相助为基本社会形态的情感性社会,这与以专业化分工的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素德在进入该社区之前并未有过此类经验。这一点使得罗伯特·泰勒与传统性社会有所接近,但是由于前一种从资源匮乏到暴力泛滥的特点,它显然并非是一个传统型的社区。但无论如何,在主流社会看来,罗伯特·泰勒的社会形态,正如华康德所总结的,是一个荒诞化的非常态社会。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植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该社区处于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黑帮为社区民众提供基本的治安,以及甚至是某些福利,而社区作为毒品的最大市场,也是黑帮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等级化的劳动体系看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现实存在。贫民区以及黑人帮派无时无刻不在以暴力活动,非常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刺激着“主流社会”,提醒着自己的存在。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暴力:J.T.或者黑帮在社区内的惩罚行为、帮派与帮派之间的战争以及作为整体的社区与主流社会的冲突。这三种暴力的共同特征在于展示性。J.T.通过展示其暴力来维持权威,帮派与社区则通过展示其暴力来获取或者维护自己利益。所以,主流社会在文化模式上的自我认同由于与贫民区的暴力展示而陷入了困境。但与此同时,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知识生产机制开始将暴力化的贫民区的存在去意义化,并进而亟欲将其摧毁。所谓将其存在去意义化,是指在前述中的那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中,对于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的概念化塑造。在此类包含着个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存在塑造过程中,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阿尔杜塞所说,意识形态乃是一8社会学研究种“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并在其中产生出现实影响。这些现实的影响乃是构成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部分。于此,意识形态被认作是一种社会功能,为个体提供了嵌入社会机构与程式的社会与政治认同。这些社会机构与程式又反过来强化了特定的信仰系统”(转引自Moon,2006:265)。在此类塑造中,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成为了犯罪、罪恶、道德败坏等等负面词汇的代名词。主流社会为罗伯特·泰勒提供了现实原则,而罗伯特·泰勒使得主流社会对其充满了厌恶,焦虑异常。所谓亟欲将其摧毁,也即贫困社区及黑帮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成功地唤起了主流社会的良知,也成为了主流社会寻求正义、平等乃至自由等等主流价值的正当理由。此种寻求,需要借助消灭贫穷和暴力,也即通过对贫困社区的改造来完成。而弗洛伊德所讨论的神经官能征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即“接触恐惧症”,在这里也堂而皇之地存在:位于罗伯特·泰勒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带就是其最好的符号性表达。那一片地带本来被规划为黑人住宅区,由于过于靠近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域,原本要建在此处的建筑被塞进了远离中产阶级的一侧,以使得主流社会避免与贫民区接触。另外,素德从进入芝加哥大学开始,就不断地接到官方正式的警告,要求不要与黑人贫民区接触,因为那里是罪恶之地,是危险的场所。这一类的警告,也是“接触恐惧症”的社会性体现。因此从精神分析哲学的传统来讨论现代社会中的贫民区,可以将失范的贫民区视为美国社会的官能征。在精神分析的哲学传统中,神经官能征从个体的身心角度表达了文化与权力结构与冲突。文明的进展是基于永恒的各种冲突之中才得以可能。这其中包括性的冲动、攻击性与规训,以及个体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发展出对于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现象的暴力和其它现代文明的负面部分的分析。而在马尔库塞的帮助之下,我们则可以将罗伯特·泰勒社区以及J.T.的黑帮视为此种分析的绝佳案例。它们都构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实质性对立面。它们与主流文化或者“正常的”文化相伴同生,如影随形,一体两面。它充满活力,来势汹汹,不断地骚扰文明社会,使其痛痒难当,无法安心。在规训的现代文明社会世界中,由国家权力所强力背书的常规“工作流程”,“劳动纪律”以及官僚体制等规定了身体的行为举止,以及受控的快感,并同时提供了工作,健康,教育等等权利。罗伯特·泰勒和J.T.的黑帮不仅通过它们的存在自身,而且还通过其生存方式,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其9社会学研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该社区中暴力的泛滥,毒品的滥用以及毒品经济在该社区的经济支柱的地位。所以尽管主流社区理所当然地欲将其除之而后快,但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疗治性国家的性质,也正如素德在本书中所展示的,这一计划实际上并不可能完成,而且其意义更多针对于主流文化自身。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在现代疗治性国家中,最为重要的“接触恐惧症”正是由素德所遭遇的方法论困境所表达出来的: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接触恐惧症”。这一接触恐惧症由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和研究体系所构成,同时,在第一节最后所讨论的知识垄断机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是使得以罗伯·泰勒为代表的社会官能征成为可能的核心要素。三、一种社会官能征分析的可能性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并非旨在提出一种理解现代社会与主体性的二元论,而是希望可以藉此讨论在流行的话语体制背后存在的此种二元论的生长机制。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传统中,约翰·奥尼尔承接从本雅明、萨特到阿伦特对于暴力以及文明的思考,则进一步将暴力置于日常生活以及文明化的背景之下,将个体性暴力、或者犯罪性暴力与机构性、战争性的暴力区分开来。在此区分之下,作为现代社会代表的美国的贫民区及其特征性的暴力活动就纳入了思考的范畴(O’Neill, 1972: 57)。在以技术理性为基础所建立的现代文明中,国家治理垄断了一切合法暴力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私人化的暴力归类为非理性,努力将其排除在自身的体系之外(Elias,1982)。但是以暴力为代表的种种负面现象,也即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文明的疾病与不满,包括战争、暴力、贫困等等,并不会随着文明的排斥而消失。正是在这里,社会官能征获得了其讨论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约翰·奥尼尔认为,在现代身体理论的传统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弗洛伊德并未提出一种生理修复技术(bio-prosthetics)以为文明提供新的动力。他希望可以从身体出发来重构社会和历史。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重返人类原初想象能力(拟人论),虽然这在表面上与当今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但是却有可能在今天这种10社会学研究疗治性的国家形态中,为社会科学重拾信心,并进而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约翰·奥尼尔,1999:2)。就此而言,他认为福柯所讨论的性的身体并不足以代表身体意义的全部,他转而主张对一种交往身体(communicative body)的讨论:“交往身体被降格为性的身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歪曲了那曾经统摄着自然、社会和人类身体的性别化的宇宙学,并使其从属于自然和人类家庭的工业化”(奥尼尔,1999:6)对于奥尼尔来说,交往身体既是“所有社会的道德基础,也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实践的道德基础”(奥尼尔,1999:8)。在重返拟人论的基础上,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官能征可以获得其日常分析的空间。而这一领域尚未在社会学的日常分析传统中获得重视。个体层面上的社会神经官能症的意义特别集中在对于此类行为举止的社会学理解之上。除此之外,重返拟人论的社会学努力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想象力,以及社会学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恰当位置。此种反思与重构,对于面向转型社会,思考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尚·拉普朗虚,尚-柏腾·彭大历斯,2000,《精神分析词典》,沈志中,王文基译,台北:行人出版社。素德·文卡斯特,2009,《黑帮老大的一天》,孙飞宇译,上海: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即出)。约翰·奥尼尔,1999,《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Brown, Norman O. 1985,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Elias, N. 1982/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Freud, Sigmund 1950, Totem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O’Neill, John 1972,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95, The Poverty of Post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Marcuse, Herbert 1966,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11社会学研究12Moon, Claire 2006, “Narrating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Social & Legal Studies 15.Rieff, Philip 1959,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Venkatesh, Sudhir 2008,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Wacquant, Loïc J.D. 1997, “Three Pernicious Premises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Ghet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2) Events and Debates.作者单位: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责任编辑:杨 可
-
谈论这次医改,必须了解历史大背景。解放前,国民政府把“国医”体制写在宪法里,就是说国家把整个医疗包下来,给所有人提供免费服务。这听起来很美妙,但从来没有实现过。
-
政治
宗教
2011/09/11
| 阅读: 2146
十年以后,纪念九一一的二十周年,世界会变得更好更安全?人类会走出当前冤冤相报的文明冲突吗?尽管拉登已经被诛杀,但今天的世界还是充满危险,而更让人难以预测的,则是人世间在过去十年间记取什么历史的教训, 还只是在一种偏狭的、自以为是的怪圈中自鸣正义? 如果说文明冲突的核心在于价值的冲突,那么以美国为首的社会,就需要对伊斯兰文明有更多的敏感性,了解这个宗教与文 化都悠久的社会,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系统,不能将它简化,也不能将穆斯林和恐怖主义划上等号,也更不能用反恐的名义,侵略别国的领土,而行掠夺资源之实。 因为看在穆斯林世界的眼里,自九一一之后,美国已经攻占了三个穆斯林的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而下一个国家又是谁? 但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理性和中庸力量,是否也能对原教旨主义教派所掀起的腥风血雨,作出深刻的反思?不要让这些 激进的教派,以反美的名义,滥杀无辜,派出人肉炸弹客,毁灭自己,也毁灭别人,而最终只是毁灭穆斯林的形象。 关键是神权政治的影子,是否可以逐渐消失,还是会越演越烈?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看似推翻了独裁的政权,但也迎来了要 恢复回教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事实上,从当年伊朗革命开始,都在政权改变之后,被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偷走了革命的成果,也使人民的权利流失。这样的 历史,似乎在今天又在重复,连利比亚的反抗军的 领袖,也是当年拉登所任命,也使中东的政治发展,陷入虽进犹退的魔咒中。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被另一种神权政治的阴影所笼罩。那些极右的媒体和政治团体,如霍士新闻网和茶党,都以上帝的名 义,对异己加以无情的挞伐,一切上纲上线,也以简单的标签来看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将伊斯兰世界妖魔化。对于美国的民主理性的力量,都痛斥为卖国,也赶走 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妥协精神,国会被瘫痪,重要的法案都无法通过。这样的神权政治还在民间进一步发酵,失去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容忍和多元化特色。 从中东到美国的神权政治,背后也要看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冲破当前M型社会的局限性,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都不乐观,认为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金融霸权和地产霸权主导,也使中产阶级逐渐流失,导致社会的两极化不可避免。 这也使中 东神权政治可以吸纳更多死士,也使美国的神权政治增添更多狂热分子。 这两种神权政治的影子,相互交迭,也彼此碰撞,势将产生恶性循环。未来十年的世界局势,就要看如何摆脱这两种神权政 治的纠缠,挥别那些彼此妖魔化的荒谬,也挥别九一一的痛苦心魔。
-
王绍光关于民主问题的访谈。
-
他整形后肤色比黑白混血的奥巴马白一点,比奥巴马大三岁,却早出道三十年。这早出道的整整三十年,决定麦可杰克逊从高峰跌落谷底,既精彩又危险的一生。 创作天分始於童年 猝死,或许对与我同年的杰克逊是最好的结局。持续不了的高潮人生提早结束;庞大的天文五亿美元债务就此勾销;最后一场音乐演唱会也不用再举行了。他太早经历盛况,以致长大不了,也活不下去。杰克逊无预警死亡,固然颤栗了许多随著他音乐长大的人们;但这几年,他不是被控「狎童」,就是被迫出售梦幻庄园;2003年起已无新音乐作品。往事既不堪回首,人生又何必持续下去? 杰克逊最著名的作品回想起来都像他的人生回忆录,《危险之旅》(Dangerous)、《早逝》(Gone Too Soon),《黑或白》(Black or White),《战栗》(Thriller),《跳舞机》(Dancing Machine)……。其中《黑或白》,开创了MTV史上观看次数最多的音乐影视带,片长10分钟。故事中一个小孩与父亲对抗,爸爸喝斥孩子「把音量关小一点」,小孩子干脆拿了巨大的音箱,客厅一放,音量调最大;巨大的音波把父亲一轰冲上天,冲破屋顶、穿越天空,最终落地非洲。杰克逊玩耍他的美籍非洲裔背景,把90年代初期刚冒出芽的「Interculturalism」(跨文化)玩到极致。美国音乐史上,每次总有一些不幸,黑人音乐才出头。Armstrong原只是为黑人送葬时的吹奏手;艾灵顿公爵是大萧条后小罗斯福新政的意外结果。 杰克逊天才般的音乐背景,来自於他不幸的童年。他们一家兄弟姊妹共9人,加父母11人,只住一厅二房。父亲从小打骂,不过10岁不到,兄弟5人组成的「Jackson 5」已在美国中西部巡回演唱。1969年他才11岁,已是父亲的最大摇钱树,签约摩城唱片公司;1978年杰克逊20岁,王牌音乐制作人昆西琼斯帮杰克逊打造《墙外》、《战栗》与《飙》。从此没有童年的杰克逊进入了巨星生涯,他24岁已成「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唱片歌手」、「超越猫王」、「专辑连37周冠军」、「史上最伟大的黑人歌手」。不幸的童年挡不住他的音乐天才,集作曲、作词、MV制作、舞蹈、演唱、乐器演奏於一身;他把黑人的蓝调与白人的摇滚、男性的高亢与女性的柔美、成人的嗓音与婴儿般牙牙语音融合在一块儿。舞蹈动作猥亵,双脚却如月球漫步般优雅迷人,他像一只美国黑白熔炉、新旧世代交替中诞生的怪物,瞬间征服了全美国;10年后美国人终究容不下一个怪物,开始遗弃他、贬抑他。 灵魂始终孤独受伤 最终,上帝救走了他。杰克逊的死,我最想听到奥巴马的吊言。他比奥巴马更像黑人社区的小孩,没有完整的教育,没有呵护的家庭。打骂之间也就相依为命,人生纵使出现奇遇,也难以为继。奥巴马在杰克逊出道后三十年,才登上美国政坛核心;这三十年间美国黑人当选过纽约市长、洛杉矶市长、路易斯安纳州长……最终总统。 我从杰克逊的身上看到一个不幸的黑人小孩;无论多么成名,灵魂始终孤独受伤。愿他在上帝的怀里,终得安息。
-
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中,"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一个歧义日渐增多的概念。当芭芭拉·埃伦赖希继续坚持着要将知识分子和职业管理阶级区别开来,并将其定义为"一个无阶级的阶级--脱离肉体的思想"的时候(1),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却不无调侃地说:"我从未遇到过知识分子,我只碰到过写小说的人和治病的人,我只碰到过从事经济研究和为电子音乐作曲的人,我只碰到过教书的人和绘画的人,以及我不知道其在从事什么工作的人。但我从未碰到过知识分子"(2)。 1986年,我在写作《知识分子和文学》一文时(3),所依据的,正是知识分子这一"脱离肉体的思想"特征,或者说把它定义为类似于古德纳所说的"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4)。但是,将近二十年后,在我重新回到这一命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或者说一个新阶层已然形成,似乎在无意中,回答着我当年的某些疑惑:"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开始分享权力和财富。当知识可以同权力和财富进行等价或半等价的交换时,它还能保持自己'现状反对者'或'社会良心'的形象吗"(5)?而这一新阶层的兴起,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现实,包括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因此,在这样的当下语境中,我更愿意从知识分子的职业-阶级属性着手,来重新讨论知识分子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而在讨论中,我将引入古德纳等人有关"新阶级"的论述--当然,我会尽量谨慎并且保守地使用"阶层"这个概念。但是最后,我仍将回到芭芭拉"一个无阶级的阶级"立场,也就是说回到"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这一知识分子的传统理念中,探寻在当代文学中,有无可能重建知识分子"批判的文化"。 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如何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 在对中国当代史的考察中,任何人都会直观地感觉到,1949年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排斥乃至一种根本上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显然来自于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定位:"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6)尽管毛泽东在1941年仍然慷慨地将知识分子纳入"人民大众"的范畴,但还是隐含了知识分子日后的危险命运。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谱系中,阶级出身将决定一切意识形态的归宿,而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人民"经常被处理成一个历史的概念。比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中就谈到:"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7)因此,随着"人民"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概念变化,知识分子终将难以摆脱作为"大众"的异己的他者形象。南帆在对上述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关系的考察中,正确地指出:1949年以后,大众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构成的,正是一种隐性的二元结构,而这种"隐性的二元结构将知识分子设定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角色"(8)。因此,作为革命的"他者"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实际上也就很难摆脱其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身体上被反复清洗的命运。 这样,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1976年以后,在对革命话语的清理过程中,知识分子为什么首先做的,是将自己匆忙地定义为"受难者"甚或"殉难者"的角色。这决不仅仅只是为了赢取整个社会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在对苦难的控诉中,摆脱自己的"他者"身份,而重新获得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而当这种"受难者"甚或"殉难者"的角色正式进入文学书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当年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苦难"的反复书写乃至不断的复制过程中,个人经历被有效地转换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在更多的时候,这种"集体记忆"常常超越了知识分子的特定的阶层范围,在书写乃至接受过程中,常常会获得一种类似于"民族志"的叙述效果。正是在这种类似于"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中,知识分子的个人苦难被转喻为整个的民族苦难,并暗合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包括国家政治的需要。根据何言宏的研究,在1977-1980年间,"文化领导权系统对于'伤痕'、'反思'小说话语激励的力度较为强劲",1978、1979、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这类题材的小说所占比例分别为72%、72%和63%,第一届的茅盾文学奖中为66.67%,而在1977-1980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更高达80%(9)。显然,当代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其最早的合法性依据正是来自于这种"苦难"的倾诉和转喻,并使自身的苦难记忆在类似于"民族志"的文学书写中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当然,这种书写同时也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态度,这就是:他们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把复杂的当代历史处理成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或者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受难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或者充满激情的时代,相反,思想斗争乃至政治斗争仍然存在,有时候,这种斗争甚至显得非常残酷--顾骧的《晚年周扬》为我们多少披露了其中的一角(10)。在一些敏感的领域(比如,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知识分子话语仍然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阻击,甚至政治手段的压迫。而那种传统的隐性的二元结构,也会时不时地一再浮现,以迫使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他者"的地位。因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在它的早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仍然是尴尬的,甚或是危险的。这种状况,不久,似乎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了。"(11)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证明,知识分子就此获得了它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主体地位,而以后的历史进程也是一片和风细雨。但是不管怎么说,起码在理论上,作为一个阶层,正如南帆所说:"新的历史阶段开启之后,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隐性的二元结构终于丧失了理论依据。"(12)这也意味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理论的层面上,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人民"这个概念的内部,并实际承担了社会的"代表-领导"的责任,在短短二十年内,促使并帮助当代中国完成了向个体社会的成功转型。 然而,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些文学叙事,开始非常隐蔽地提供了另一种"隐性的二元结构",只是,在这种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中,知识分子不再继续扮演"他者"的角色。 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曾经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今天重新阅读这篇作品,我们会发现它在人物关系、身份命名乃至情节设置上,与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乃至错置却是更为根本性的。如果说,劳伦斯在作品中对以资产阶级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极尽讽刺、挖苦、抨击、批判之能事,并直接导致出他对自然的生命力的崇拜;那么,古华恰恰相反,他所追求的,正是劳伦斯所要反思、批评甚至唾弃的。现代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文明追求,知识直接与真理挂钩,专业主义开始崭露头角,并且暗喻为人的美好的未来。现代性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重新激荡起强烈的回声。 实际上,在整个的二十世纪,我们基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仍然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进步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控制中,才划定出前现代/现代、愚昧/文明等等的界限。也正是在这种划定中,一种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被重新提出,只是,在这一结构中,知识分子开始占据了主体性的位置,而"愚昧"的大众则成为现代文明的"他者"。如果说,下层人民与德行的完美结合,曾经是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么,人民与德行的分离,则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被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文学的普遍主题(13),而隐藏在这一主题背后的,则是对现代化的热情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共同体想象。正是在这一共同体想象的掩护下,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有可能出现的新的缝隙,被悄悄缝合。事实上,即使在《爬满青藤的木屋》这样的作品中,"愚昧"也并不仅仅指向大众,而是和更广阔的区域联系在一起,甚至暗喻着专制主义的群众心理基础,是阻碍新的共同体想象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知识分子与大众所构成的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并不会浮现在叙事表层,相反的是,强大的共同体想象使得这种知识分子话语获得了更多的"普遍赞同",也就是说,它由此而确定了自己在共同体内部的普遍意义。显然,这种想象来自于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反思乃至激烈的对抗,从而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普遍的思想背景,并生产出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的话语文化"。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这一"批判的话语文化"主要由这样一些语词构成:人性、异化、人道主义、言论自由、个人权利的诉求和全面解放,等等。其中,尤其在文学领域,知识分子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相当程度上集中在对审查制度的否定中,这一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地下出版物的兴起可以看出。这当然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阶层利益有关,正如古德纳所说:"新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仅仅依赖于他们能不断地接近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依赖于保障他们出版及言论自由权的制度。对这些权利的损害,即审查制度,是新阶级努力提升自己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利条件。由于新阶级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自由交流,因此,反对审查制度是该阶级长期团结起来的主要斗争之一。"(14)如果我们把"审查制度"这个概念从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而将它转换为一种隐喻的修辞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看出:1949年以后,国家意识形态对人的规训,包括对人的生活方式的规训,正是这样一种全面的严格的"审查制度"。应该指出的是,1976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明确的表述应该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完全来自于或者仅仅来自于人的经济利益诉求的动力,在表层的叙述中,倒是人对个人权利的更为直接的利益诉求,就像在那一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到处可见对"禁锢"、"束缚"这类语词的激烈批判一样。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为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尤其是它的早期,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爱情领域,比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显然,经过这样的修辞转换,对国家"审查制度"的反抗,相应使知识分子话语获得了更为普遍的赞同,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自身的阶层利益,在个性、自由、解放等等的话语叙事中,与其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利益正好一致。 显然,在对现代化的美好憧憬中,专制主义开始成为这一共同体想象的最大障碍之一,即使直接以技术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仍然会赢得整个社会的热烈赞同。因为,一旦技术知识分子的"技术兴趣受到压制,他们也会加入与官僚机构中的上司的斗争。......它是一个潜在的颠覆现状的因素。即使站在他们自身有限的工具理性的立场上,技术知识分子也会发现这个世界太缺少理性。虽然他们的理性存在着缺陷,但它们认为自己优于官僚上司的理性,事实正是这样"(15)。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知识开始从权力的压制中挣脱出来,并优于权力。不仅满足了"颠覆现状"(专制主义)的社会的普遍心态,更满足了追求现代化的共同体想象,而知识正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起码,也是必要的条件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烙印,而在相应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共同体的想象中,知识分子话语也随即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并开始争夺实际上的文化领导权。但是在这一"普遍赞同"中,我们多多少少仍然能够辨析出知识分子自身的"职业-阶级"属性。2.公共幸福的承诺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对现代化的社会共同体想象,生产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乃至浪漫主义,无论是王蒙的《春之声》,还是铁凝的《哦,香雪》,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引入了"火车"这一现代交通工具的意象。的确,当"火车"成为这样一种文学意象时,便会产生出极为强烈的隐喻功能。我们会因为飞驰的列车而产生出一种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晕旋的感觉"--对速度(技术)的迷恋和追崇,出走家园的冲动和对新的目的地的神往,这也正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因此,福柯设问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宿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16)在现代性的"表述"的过程当中,叙事者显然不会注意"路基"或者"铁轨"--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 "列车"将把我们带向"别处",目的地充满诱惑,同时也是我们命定的必然的"归宿",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一项神圣的"任务"。不仅仅是如此,"列车"还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每个人都会相应产生出对这一空间的迫切的占有感。可是,谁能搭上这列现代化的火车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它的早期,这个问题很可能还未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无论是"官方叙述",还是"权威说法",给出的,都是一种有关"明天"的普遍性的幸福承诺,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搭上这辆现代化的列车,并在这一空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显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种焦虑,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尚未蔓延到整个社会。可是,这仍然不能证明,在这种普遍性的幸福承诺中,就不存有任何的缝隙或者裂痕。或许,我们能够从王蒙的《春之声》中,解读出某些蛛丝马迹。 《春之声》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文本,亦因为如此,二十年后,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之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民族寓言",而在不同的解读当中,可能会生长出相当复杂的意义(17)。 《春之声》曾经被视之为王蒙"意识流"写作的一个经典性文本,的确,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意识流动漫无规则,甚至杂乱无章,不同的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均在"此时此地"的叙述中竞相出现。这种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规则的粗暴破坏,在当时,曾经令人叹为观止。的确,王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起码在形式上,启动了小说意识的革命。可是,在这种貌似漫无规则的意识流动中,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叙述者的思路其实非常明晰:北平、法兰克福、慕尼黑、西北高原的小山村、自由市场、包产到组......"意识流"在此所要承担的叙事功能只是,将这些似乎毫不相关的事物组织进一个明确的观念之中--一种对现代化的热情想象。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相当经典的"宏大叙事",只是,它经由"内心叙事"的形式表露出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的内心叙事其实相当普遍,而且,经常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知识分子日渐明确的自我意识在文学书写中的叙述表现。显然,写作者发现,只有经由这种内心叙事,观念才能绕开现实生活中种种复杂性的缠绕,从而获得叙述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则保证了这种理念的客观性、真实性乃至普遍性,起码,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理念观照中,国家、地域、阶级等等之间的差异被悄悄抹平,人物的背景显得相当模糊,所谓的"个体性"(普遍的个体性)在这样的叙述中才真正的凸现。也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闷罐子"列车开始成为"公共空间"的隐喻,所有的人,无论阶级,不分种族,统统搭上了这辆开往"春天"的"现代化"列车。而与此不相协调的,显然是那个"大骨架的女列车员"--传统权力制度的象征。 可是,那个"学外语"的妇女呢?难道她与这列"闷罐子车"就显得那么协调?因为这个"妇女"的出现,叙述者的意识流动戛然而止,"现代性"从观念中走出,而转化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且成为"春天"的象征(18)。正是在这里,一种政治无意识开始悄然介入,"知识"被推向前台,人物的身份背景被重新规范乃至肯定,"普遍性"在最后的叙述中实际上趋于解体,而被"普遍性"曾经抹平的"差异性"也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显然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是否还同时伴随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对新的社会资源的占有?如果是这样,那么,"现代性"就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精神的想象,而是隐含了包括财富占有等等复杂意味的内涵。只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它被浪漫主义压抑得极为隐蔽。正是这个"学外语"的妇女的出现,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或者干脆挑明了说,是--知识。"文化资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中的一次无意识流露,恰好表明了知识分子在对现代化的憧憬中所隐含的权力-财富的占有欲望,起码,也是其中无意识的一面。 的确如此,所有的政治革命或者文化革命最后都必将转化为经济革命,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所有的革命,其最后的指向,都必然包含对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重新占有。而随着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默许乃至公开鼓励,"专业主义"这一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形态也开始非常隐晦而曲折地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书写。 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农村改革题材"的小说中,"能人"形象开始慢慢出现,比如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王才、王润滋《鲁班的子孙》中的小木匠黄秀川,等等。"能人"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的是对"能力"的肯定,而在其背后,显然正隐含着这样一种理论假定,意即: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应以个人能力为依据,而非其他。尽管王润滋在"能力"和"德行"之间徘徊,《鲁班的子孙》也相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意见最后还是统一在"农村的经济变革对农村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是一场多么深刻广泛的历史性变动","在现实的经济规律面前,这些传统的高尚的激情又是多么的脆弱","现实决不因为......'良心'而改变自己的轨道,现实毕竟比......'良心'更有实力"。(19)并因此而获得了其在政治上的合法性。 在对个人能力的肯定、推崇并以此作为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惟一合法性依据时,其中隐含的可能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形态,正如古德纳所说:"专业主义是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也是新阶级对旧阶级彬彬有礼的颠覆。专业主义是新阶级'集体意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术语。尽管专业主义不是一种对旧阶级的公开批判,它却是新阶级一种心照不宣的声明:它在技术上和道德上都优于旧阶级,暗示后者缺乏技术本领,并被贪污受贿的商业动机所驱使。专业主义不动声色地把新阶级奉为公正、权威典范,以其专业技能和对社会的奉献、关心而进行操作。专业主义以新阶级的合法性为其核心主张,暗中消解了旧阶级的权威"--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似乎正好回应了古德纳的这一阐述。正是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控制中,知识分子"发现"了农民中的"能人",并将其引入自己的故事,而在叙述中间同时实现或满足着自身的期许、想象甚或要求。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想象,具有极为强烈的革命意义,它实际要求的,正是一个"以分配公正为特别原则的社会体系",因此,它"可能会反对其他的社会系统以及他们不同的特权制度。......就旧阶级关心的特权来说,新阶级准备实行平等主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专业主义的另外一面,"然而,新阶级在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基础上寻求特殊的行会优势--政治权力和收入--时却是反平等主义的"(20)。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同样是改革题材,这种"能人"形象却很少在"工人"中间出现。在这类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工人"更多地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他们的命运也常常有待被裁决--邓刚的《阵痛》为工人的"下岗"提供了最早的"牺牲"理由:他们是也必然是"新社会"分娩前的"阵痛",在所谓的"客观规律"的解释中,工人的命运被强行赋予一种神圣的政治性意义。显然,在专业化的科层制管理中,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知识分子,潜意识里,实际上很难容忍"工人的控制"。二十年后,人们更有理由质询:知识分子真的有意于"建立一种不论文化资本,人人都平等的社会秩序"(21)吗? 在某种意义上,从集体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可能更接近知识分子的个体性质,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为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一个自我期许的"隐喻",并进入文学性文本。只是,它隐瞒了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收入的要求"。 这种"隐瞒"显然并不能持续太久,很快,他们就发现,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并没有自己在内,反而,在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的双重阻碍下,知识分子很快就被社会"边缘化"了。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早期,知识分子一度呈现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那么,到了后来,就明显的"优势受阻",知识和收入难成比例,社会地位也岌岌可危(22)。因此,哪"一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开始成为知识分子舆论的中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商业化的批判当中,多多少少含有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在内。这时候,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愿意继续扮演"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收入要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话曾经流行一时,相当经典地概括了那一时期"脑体倒挂"的社会现象,也经典地表达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意识开始逐渐形成。 3."知本家"概念的出现和新阶层的形成 知识分子的这种愤懑、抱怨、不满、抗议,似乎并没有持续过久。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乃至最后在国家法律层面上的被确定,尤其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性转移,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向上流动的优势。显然,"知识经济"的初露端倪,使得"就业谋职已出现了体力型--技能型--智能型的发展趋势,将知识转化成生产力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率'将取代传统的'劳动生产力率'。当今世界,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职业结构的变化,职业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就业结构的变化"(23),这一变化最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得知识分子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 由于"剩余劳动价值"与"资本"的实际上的剥离,"资本"不再成为一个令人厌恶的概念,相反,"知识资本"或者"文化资本"开始正式进入人们的讨论范畴,在这一讨论中,"资源/资本"被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知识在没有转化前只能是资源,只有转化成资本,直接创造出生产力才有经济价值。"(24)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先占有了知识资源,才有可能使其转化成知识资本。因此,社会学家非常正确地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拟定为当代中国十大阶层的划分标准(25)。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实际上出现了三种新的资本形式:权力资本、财富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对这三种资本的实际占有,也正构成了不同形式的利益集团。正如一位网络作者所言:"资本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生活的中心,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都严格的按照'多资多得、少资少得、无资不得'的标准进行,政治权力为其提供了现实的安全保证,知识分子们的诸多辩护也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合法性论证。知识、资本与权力......使一个新出现的权势阶层成为社会体系的中心,外围则是简单劳动者与大批的无权势者。"(26)而在2000年到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榜的名单中,IT业等新兴产业的精英都牢牢地占居其中(27)。 IT业等新兴产业不仅仅是知识经济的朝阳产业,它的财富的快速积聚,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游戏规则的崛起:企业之间的竞争拼的不仅仅是资金,对人才市场的反应、知识资源等等都开始成为新的竞争焦点。因此,它同时又开始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期许或者自我期待的一个隐喻,所谓"知本家"的概念正是产生在这一行业之中。 这个概念最早也许来自于一本叫《知本家风暴》的读物,但是媒体迅速对这个概念作出了反应:所谓"知本家"是"'以知识为本的人',这里的'知识'既指资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思想家。'知本家'不仅仅指IT业,但IT业是'知本家'最集中、表现最明显的领域"(28)。这个概念显然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知本家"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二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将被推向舞台中心。这一概念多少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但是他们仍然顽强地把自己的想象赋予这个词汇,而且逐渐地将它意识形态化。 在一篇介绍有关"知本家"生活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述:"号称CEO官邸的万泉新新家园,至少有几十位高新技术企业界总经理级人物,......沉淀与积累出一个独特的知本家阶层,拥有高学历,有闯荡天下创下的成功业绩,凭借知识创造获得了财富,过着独特的高尚生活。如果可以套用的话,......崛起的这个阶层,应该属于保罗·福塞尔著名的《格调》中的上层阶级,一个富有而看得见的阶级"。这个阶级的生活是高尚、富有而又有品位的:"这是构筑......知本家高尚生活的典型家居园景:距离上足以保持私秘性,多个不同功能的房间,地下一层与独自使用的车库相连,房子外面有单独的院子,那里有供孩子游戏的空间。踩着弯曲小径上看似漫不经心摆放的碎石,可以找到摆在尽头的烧烤架。房间里,有设备精良的家庭影院设备,硬木地板,大理石廊道,黄铜门把手,永远开放的鲜花。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孩子生病时,会到接待外国人的小型医院,那里的挂号费是四百元以上,接受无微不至的全程国际标准照顾。'这才是我对生活质量的真正要求',一位CEO承认。他们还过着非常正规与保守的家庭生活。'工作与社会交往中经历了这么多,我现在越来越平静地看待生活,最本质的情感才是我最需要的'。当今社会上极大的道德宽容度,对他们来说根本没什么意义。接受的高等教育与生存工作环境,保证了他们始终能在较高的道德底线之上行事。他们大多数人从不吸烟,不喝酒,不去宣泄气息的酒吧。"(29) 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知本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对我们的叙述毫无意义--而在于对他们的生活的"描写",正是经由这些叙述,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新意识形态渐渐浮出水面。或者说,是一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何为的话语模式,正是这种解释模式把知识分子引向了它的新阶级定义。 详细解释"知本家"的概念内涵,并不是我在这里想要做的主要工作,比如说,它是否已经进入了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的范畴,或者说文化资本、权力资本和财富资本在这种新的格局中是否表现出更加复杂的相互对抗又相互纠缠的关系(在一些网络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经常会遭遇这样的标题,比如,"资本家打败知本家",或者,"'知本家'与'资本家'科博会竞风流",等等)(30),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留给社会学家更为合适。我在此关心的,更多的是它作为一个符号,以及由这个符号生产出来的种种意义。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知本家"这个词汇来概括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对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知本家"还是一个海市蜃楼,闪着耀眼的光芒,又可望而不可及,精英永远只是少数。但是由这个词汇所生产出来的意义指向,比如:富有、高尚、品位、资本、阶层等等,难道不正符合了知识分子在当下语境中的自我期许?而在这种自我期许中,知识和资本之间尖锐的对抗事实上已被消解。 一些简单的数据,仍能说明知识分子即使在整体上无法进入"知本家"阶层,在当下社会中,也已经实际上成为中等收入的群体,或者,按照芭芭拉的说法,一个职业管理阶级。 一份来自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9956户城市高收入家庭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上半年城市高收入群体人均月收入为5467元左右。其中,伴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市场化而形成的'知本家'脱颖而出,迅速致富,人均月收入逾万元,成为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佼佼者。据分析,从学历角度看,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收入最高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2000年上半年人均月收入为11034元;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7947元,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92元。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均收入较高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靠资金而非劳动取得高效益;排在第四位的是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12元"(31)。而这状况仍有上升趋势,2003年对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就业的2400名毕业生的调查显示:硕士毕业生的月薪酬为3871元,比2002年高出459元;本科毕业生的月薪酬为2703元,比2002年高出333元;博士毕业生的月薪酬为3347元,比2002年高出543元(32)。如果把农村人口计算在内,即使在2003年,中国仍有"一半以上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33)。而另一份更权威的统计数据显示,社会学家1999年对深圳、合肥、汉川三地的社会各阶层的个人月收入的调查表明,在国家及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10个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排在第四位,显然,社会学家突出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并不是空穴来风(34)。 随着国家对高学历的重视,知识分子亦开始获得政府各个部门所提供的大量工作职位,如果再加上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原有行业,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对公务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单位")屡次加薪,更使这一群体成为当下中国事实上的"中产阶级"。 专业主义只有在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新阶层之后,才可能转化为这个阶层的公共意识形态。当知识得以成为资本,并开始生产利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知识的态度的根本性转折:"知识就是力量"同时更隐含着"知识就是财富"的意识形态含义。正是在"利润"的控制和驱使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除了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层逐渐向社会中心靠拢,并参与到如萨义德所说的"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的媒体生产,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实际上的控制力量;同时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被重新体制化的过程。 这种体制化实际上是在"产业化"的口号掩护下悄悄进行的,"公司"的形式开始向教育和文化的各个门类肆无忌惮的侵略和蔓延。而在这一重新体制化的过程中,学院知识分子实际从事的,更多的只是一种"知识-利润"的生产--这一点南帆在他的《素描:学院知识分子》一文中有过精彩的叙述。这种无节制的知识生产,使得人们在任何一种学院"理论"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它的背后是否有资本和利润的支持。 近年来,我们一直存有某种乐观的甚至天真的想法,以为"市场"是一个非体制化的自由空间。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市场"通过"公司"这一形式建构了一个更加严格的"体制",整个社会事实上已被公司化。而这一体制化的特征就是,所有的知识生产,都围绕着"利润"这个核心概念。仅仅以媒体这一行业而言,他们在赢得市场的同时,也在生产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控制并组织我们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而这种生产,正在资本-利润的组织下有条不紊并源源不绝地进行着。即使"自由撰稿人",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体制内写作,"为市场写作"和"为政治写作"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只是一种位置的"颠倒"而已。 显然,"资本-利润"的介入,使得技术主义倾向明显压倒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所谓的"专业岗位"不再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积极向公众事物发言的场域,而是变成了一个生产"利润"的小作坊。在这个小小的作坊中,知识分子"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专业人员"(35)。 正是在这种"知识-利润"的生产过程中,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应的薪资回报,尽管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财富资本之间仍然会存在矛盾、冲突乃至尖锐的对抗,但是由于它对现存秩序的依赖程度的提高和实际上获取的较多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助长了这个阶层的保守主义倾向。一份来自社会学家的调查报告显示,各阶层在对生活水平变化的感受上,专业技术人员的满意态度占到81.8%,而在各阶层对收入差距现象的认同程度上,专业技术人员认为完全合理或有点合理的,则占到67%(36)。 对现状的认可,并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同时还是文化的,或者意识形态的。不需要任何的数据支持,仅凭我们的直观观察,我们就能准确地指出,知识分子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的消费群体之一。消费构成了某种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不同阶层的文化/身份标示。这样,消费就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含义。也就是说,为了永久地留在某个阶层,就必须同时维持相应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取阶级的身份认同。因此,"赚钱-消费"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同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是在"实践"某种意识形态。这样,知识分子对现存秩序的认可,就具有了意识形态含义,因为正是这一秩序为它提供了消费的可能性,也同时为它解决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专业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形态之后,实际上要求社会的,是一种"按知识分配"的分配原则。如果说,这一原则在对抗特权社会的斗争中,常常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形式出现,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那么,随着语境的转换,它又可能是反平等主义的--这就是"成功人士"的意识形态背景。因此,在一份问卷调查中,把比尔·盖茨作为心目中最成功人士的认可度在60%以上,而作为职业劳动者楷模的徐虎等人的被认可度却不足10%(37)。如果这些冰冷的数据尚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有一篇文章却把我们带进日常生活之中。在这篇题为《作文》的散文中,作者写她念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要交一篇作文,老师布置的题目是《我的外公外婆》,"我说这作文好写啊,你就写外婆吧。外婆每天早上起来为我们买早点,白天在家搞卫生,傍晚还要到学校去接你,晚上又烧一桌丰盛的菜,你说她为我们家做的贡献大不大?......外婆做这么多的事,说明她不仅勤劳,而且能干。这种精神是最值得小朋友学习的",可是,第二天当儿子在课堂上朗读自己的作文时,"就有同学开始摇头",为什么呢?原来同学们说"不应该写外婆而应该写外公的,因为外公是高级工程师。外婆虽说每天做许多事情,但这些事情基本上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范畴,是请个保姆就能够替代的。现在请个保姆花几百元就够了,这样换算一下就知道这些家务事的价值并不高。而外公则不同了,他是智力型人物。别看外公不干家务事,但他会写论文。外公一篇论文的稿费,请两个保姆都有多。并且外公还是个专家,外出讲课时老是被人请在主席台上就坐,很受人尊敬的。因此,这作文写外公比写外婆有意义的多"(38)。 古德纳如下的论述也许是重要的:"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生产力主要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认为社会的问题可以在技术的基础上,用通过教育获得的技能加以解决。由于这种意识形态使公共领域非政治化,并且部分地因为它这样做了,它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使现状合法化,这是由于自主技术过程的意识形态使新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阶级失去了合法性"(39)。 当其他阶级,尤其是弱势阶层的存在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依据的时候,作为一种美学征兆,"冷漠"便会相应地出现在文学叙述之中,而这,就是我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4.冷漠如何成为了一种美学征兆 今天,在与国家"审查制度"的对抗当中,强调知识分子言说的权利,仍然有其相当积极的意义。可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却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当知识分子的言说转换为或者局限在"一己之私利"的时候,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和社会其他阶级争取得来的言说权利就会相应地变得暧昧起来,甚至毫无意义。 当然不能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已经沦为知识分子"一己之私利"的言说,这样,未免过于武断,而且也与事实不合。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的确放在那里,所谓的"纯文学"日渐保守,日益成为"个人"的抒情与表现,而这种抒情的代价,则是忽略了其他阶层,尤其是弱势阶层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合法性。 实际上,在今天,"阶级"概念的重新复活,使得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学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弱势阶层身上,"三农"问题、城市贫困人群问题、民工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提出,同时激活了整个的思想界。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情"问题--那样,就太低估了这一"提出"的意义,正是这样的问题提出,才可能使我们重新直面现实,重新复活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重新认识到平等、公正、民主的重要性,才可能对"市场"有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可是,当"底层"开始进入文学批评视野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安、不满、抵制、对抗、调侃甚或嘲弄。 的确,在"底层"--包括同类问题上难免有人作秀,可是这并不能成为批评甚或抵制这一问题的全部理由。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批评却是,将其归之为"新左派/老左派"的政治范畴,从而达到把这一问题驱逐出文学批评视野的目的。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即使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看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社会正义问题日益尖锐化的今天,......因各种既得利益而延宕权力体制改革,既滋长大面积的结构性腐败,又漠视弱势阶层疾苦,压制不同诉求"的社会现实,只是价值取向各不相同而已(40)。因此,在这种批评中,我们实际看到的,只能是一种也许可以名之为"冷漠"的美学征兆。 在所谓的"私人化写作"中,可以较早地发现这种"冷漠"的美学征兆--"人民的故事"不再进入书写者的视野,整个世界"内化"或者说"缩小"为个人的情感生活,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实际上被无形消解,随之建立的,则是一种和生活的过于"甜蜜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槟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或许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冷漠"的美学征兆的分析。在《风景之发现》中,柄谷行人尖锐地指出,日本明治二十年代所建立起来的"国文学"中,"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41)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在"私人化写作"的文学文本中,我们随处可见的"风景"--酒吧、别墅、白领公寓甚或香车美人,也正是在中国的弱势阶层的贫困生活成了叙述的"禁言之物"之后,才得以在文学文本中作为一种"风景"而被"发现"。换言之,"大众"在新的"隐性的二元结构"中,开始成为异己的他者,并受到写作者的"冷淡",才导致了所谓"私人化写作"的产生甚而流行。一个尖锐的质询是,同样是"女性",为什么"下岗女工"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进入过"经典"的"女性文学"的书写范畴,为什么呢?所谓"身体写作"也将面临同样尖锐的质询:同样是"身体",为什么被大火烧死的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的女工们的"身体"却得不到文学的书写,难道这些女工的身体就不是"身体"(42)?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在对"性别"或者"身体"的抽象的阐述中,"阶级差别"实际上被深深地遮蔽,被遮蔽的,还有更加真实或者更加残酷的生活的一面,现实中的差异性被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悄悄"缝合"。在一种妥协的立场上,或者后退一步,我们的确无权苛求具体的写作者,无权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直面生活。问题只在于,这些个别的写作,经过某种文学批评的观念化处理,转而形成了对文学的普遍化要求,它要求文学的正是对"外部世界"的不再涉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向内转"的文学口号,在当时,不仅帮助文学确立了形式的地位,而且有效地深入到人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甚至人的无意识层面,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它留下的隐患是:可能同时割裂了人和外部世界的有机联系,"内/外"的人为设置提供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人的主体性从各种社会联系中被抽象出来甚而被肆意夸大,并为文学逃离社会提供了最好的理论遁词。 在"向内转"的理论阐述中,所制造出来的,很可能就是相当于槟谷行人意义上的"内面的人",但是槟谷行人从来不承认有所谓先验的、抽象的、纯粹的、普遍的"内面的人",相反,所谓"内面的人"(主体性、自我意识,等等),"其本身正是作为制度而出现的",就像槟谷行人反复强调的那样,明治时期,只有当北海道成为日本"强制性同化而开拓出来的新的殖民场所"的时候,才可能作为"风景"而被日本现代文学"发现"。同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向内转"口号的提出,也可以说正是当时的现代性精英文化在文学中的折射,而且与整个国家向个体社会的制度转型紧密相连。这种制度转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而逐渐地变为制度确立,就像我曾分析过的那样,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层渐成雏形,这种"内面的人"或者主体性、自我意识等等,又或多或少地具有了某种阶级属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学的"内在化",并不可能使文学进入一个纯粹的艺术世界,相反,它本身已经成为"制度"的一个部分。 所以,"因政治的挫折而逃回到内面=文学"(43),这一行动模式所隐含的,只能是一种自我欺瞒。事实上是,"非政治化"的结果,是默许甚或纵容了某种不义政治的横行,而"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也只能使这些文学本身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的生产场所。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在各种各样的理论遁词面前--审美、纯粹、精神、自我意识、主体性,等等,我实际上更欣赏王朔的坦率和坦诚。王朔毫不掩饰自己对"成功"的向往,他说:"我写小说就是要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目的与名利是不可分的......我个人追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44),可是王朔当时尚不清楚的是,他无法预知知识分子的未来,"我觉得咱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然丧失了......所以他们要保住尊严,惟一固守着的就是文化上的优势地位"(45)。然而,当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时候,王朔将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新阶层的崛起。如果说,王朔当年尚有成为中产阶级"代言人"的企图,那么,在今天,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作为中产阶级而在写作。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在今天,某种程度上已经转换为自身的阶层性。 在今天,我们都已经看到,作为一种美学征兆,"冷漠"所带来的文学结果。可是问题还在于,这种"冷漠"同时造成的是知识分子传统的断裂,这种传统就是班达所认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46)这一传统正是知识分子的命脉所在,甚至浸透到了家庭之中,就像芭芭拉·埃伦赖西回忆她的经历时所说:"我来自一个带有劳动阶级知识分子烙印的家庭:家庭成员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阅读广泛而且热衷于激烈讨论",正是这种批判精神的传统延续,使得她从来不认为"劳动分工以及随之出现的专业知识技术的分配是公正的或者是'自然而然的'"(47)。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我们认定的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真的因为"新阶级"的出现已经消亡,还是另有所指? 5.重建批判的文化 实际上,我更愿意把这个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新阶层"称之为"智识阶级"--这个语词曾经被鲁迅经常使用--以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使在西方,在"新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芭芭拉·埃伦赖西就说:"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我们不能把'知识分子'与新阶级即职业管理阶级(或者我可略为婉转地称其为职业中产阶级)混为一谈。在左派讨论职业管理阶级或新阶级时,一个最大的问题便在于没有区分'知识分子'与人数比其更庞大的阶级。古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也有这个缺点,否则这将是一本十分深刻的书。职业管理阶级中存在着一部分人,根据该词的任何一种意义,他们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同时,与之相反,也有一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分布于社会各阶层中",因此,在检讨了"所有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左派或自由派对新阶级的评价都'过于乐观'"的原因之后,芭芭拉·埃伦赖西更愿意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无阶级的阶级'--脱离肉体的思想"(48)。显然,在这里,芭芭拉·埃伦赖西回到了传统的班达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或者像萨义德所主张的那样:"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被遗忘或者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威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法这些标准的行为"。以此防止"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49)。 对于文学来说,专业知识是必须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极易混淆"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区别。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根本无法等同于其他一些知识领域--比如,电子、医学、生物、制造,等等--它本身就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公共领域"。在这样一个领域中,就像萨义德所言:"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个人只是作为某个理念运动或立场的傀儡、发言人或象征--也是不存在的。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50)这就是公共与个人之间的辩证法。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轻易地否定"新阶级"这个概念,坦率而言,我们大都厕身于这个阶层。因此,所谓的"抗拒意识",同时也指向我们自身,指向我们的阶层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超越自己的阶级或集团利益,重新代表人类的良心,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就是一种批判的知识分子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文化源远流长,并且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从而得以对抗新阶级的专业主义倾向。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一次校友会上的演讲:"我们这些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是惟一等同于较古老国家中长期存在的贵族阶层的人。我们和他们一样有着延续不断的传统;我们的座右铭也是位高则任重;还有,不同于他们的是,我们只代表种种理想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阶级本身固有的自私性,而且我们不滥用导致堕落腐败的权力,我们应有自己的阶级意识。"(51)1907年,威廉·詹姆斯还不可能预见到新阶级的出现,但是他有关"传统"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正是通过教育、写作、出版、言说等等途径的传播,才形成了知识分子"延续不断的传统"。 作家艾伟最近在《承担与勇气》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九十年代以来,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写作这行当和其他行业没有两样,作家也就是一个码字匠,没什么了不起,......或者说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事,是作家的生命需要。等等。......这种说法,作家的专业性得到了强调,但忽略了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面,即对这个社会承担的一面。当然,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值得讨论的。但如果面对这个时代,这一代作家整体性缺席,整体性失语,那一定是有问题的。"(52)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艾伟对"小事"的拒斥("小事崇拜"),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恰恰可能是由"小事"构成的,但是我同意他的"承担"一说--也许,"承担"一词的具体指向很可能各不相同。正是在"承担"这一语词的激励下,文学才有可能重新向"人民的故事"开放。而在这一故事中,我们不应该再将人和种种复杂的社会联系机械地割裂,不应该再拒绝对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等问题的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纯文学"留下的正是这样的隐患。正如米尔斯所说:"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也就像萨义德解释的那样,"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的领域"(53)。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或意识形态已经并将继续组织我们的全部生活。 2003年11月7日 注释: (1)芭芭拉·埃伦赖希:《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7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2)福柯:《戴面具的哲学家》,《世界哲学》2002年第5期。 (3)(5)蔡翔:《知识分子和文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 (4)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8)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9)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4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10)顾骧:《晚年周扬》,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25)〖ZW) (11)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2)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 (13)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第14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14)(15)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65页、67页。 (16)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3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7)全面解读这篇作品显然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这里亦只是择其一点而言。 (18)在我主持的讨论班上,不少同学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有精彩的分析,本文吸纳了其中部分意见。 (19)雷达:《〈鲁班的子孙〉的沉思》,《当代文坛》1984年第4期,转引自《1949-1999文学争鸣档案》,第36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20)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23、24页。 (21)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53页。 (22)比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国民经济十二类行业中,一直在倒数第一位至第三位之间徘徊,而到了2002年,全国高校、中学、小学教师月平均工资分别由1995年的538元、452元、415元提高到1754元、1064元、908元。 王黎、沈路涛《让教师成为最受羡慕的职业:教师法颁布10周年》,新华网,2003-09-11,http://www.k12.com.cn/newspool/24502.html。 (23)(24) 孟庆伟:《知识性就业的战略和对策》,《文汇报》2003-10-29。 (2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6)泪眼看人:《劳动与资本: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转折》,www:zuopai.com。 (27)参见《富豪榜来了一群科技新贵》,《新闻晨报》2003-10-31。 (28)米阿仑:《米阿仑眼中的"知本家"》, www.people.com.cn/183/8135/8137/20020515/729262。 (29)《富有而看得见的阶层; 知本家告诉你别样人生》,《北京晨报》2001-11-22,www.china.com.cn.chinese/2001/Nov/78802.htm</A>。 (30)《资本家打败知本家》, www.linlins.com/NewMoon/3/2001-01-21-23-24-21,html,《中新观察:"知本家"与"资本家"科博会竞风流》,www.chinanews.com/n/2003-09-13/26/346079.html (31)《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知本家"成老大》,《中国信息报》2001-01-10, www.stats.gov.cn/tjfx/ztfx/jjgsr/200205300063.htm (32)《复旦今年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 平均薪酬增加逾一成》,《文汇报》2003-10-30。 (33)《中国贫富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 拟对高消费征税》,新华网云南频道 2003-03-20,www.yn.xinhuanet.com/ynnews/zt/2003/pfcj/wen/x02.htm</A>。 (3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27页。 (35)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3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40、42页。 (37)《学生欣赏怎样的成功人士》,《文汇报》2003-4-29。《一九九八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2-25。 (41)槟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42)参见《上海文学》2000年第5期,社会学家谭深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女工所遗下的百余封书信的调查分析。 (4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34页。 (44)王朔:《王朔访谈录》,《联合报》1993-5-30。 (45)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46)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3页。 (47)芭芭拉·埃伦赖西:《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75页。 (48)芭芭拉·埃伦赖西:《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和学术》,第175页、202页。 (49)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7页、第16页。 (50)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17页。 (51)引自安德鲁·罗斯《信仰捍卫者与新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01页。 (52)艾伟:《承担与勇气》,《文学报》2003-10-30。 (53)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24页。
-
法律
历史
2011/10/24
| 阅读: 2139
一中学时代,偶然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一本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的感觉是,这本书的观点虽然和历史教科书差不多,但内容要丰富的多。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是“资政院”、“谘议局”等在晚清时期开始出现的新事物,它们是什么呢?当时的我还不太能理解。实际上,清末十年史在大多数青年学生脑海中的印象都是模糊的,似乎那不过是清王朝坐等灭亡的几年,“辛亥革命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之类的话语也长期支配了我们的思维。好奇心驱使我去关注这一段历史。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我曾试图阅读《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只是由于学力有限,翻翻就放下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历史的关注。读研究生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致力于阅读和搜集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李剑农先生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等,那时的我就立下志愿将“清末宪政史”作为未来学术工作的起步,这也是我2006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因。读博伊始,我就将自己的学术计划告诉导师闾小波教授,得到了导师的肯定和鼓励。中国立宪已百年。1906年,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的谕令,从而启动了近代中国宪政改革的历程。1908年,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1年,清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1912年初,清帝逊位;等等。对这一段历史,历史学家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和揭示。就最近几年的情形而言,史学界的致思方向大概有三,一是关于清末官员的个案研究(如张之洞、端方与清末新政),二是对于清末新政的地方层面的考察(如清末直隶宪政改革),三是一些专题性研究(如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将清末宪政研究推向更加细化的境地。但是,它们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它们均属于克罗齐所言的“文献史学”,普遍缺乏开阔的理论视野。那么,关于清末宪政改革,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政治学者)又能做出什么样的学术贡献呢?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理论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不同的分析视角,而且能帮助我们形成深刻的史识和洞见。正是在阅读迈克尔•曼、安东尼•吉登斯、贾恩弗朗哥•波齐、戴维•赫尔德等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的过程中,以及阅读一手清末宪政史料(以及大量二手资料)的基础上,我逐渐认识到清末宪政改革背后所蕴含着的“国家建设”目标,这一国家建设目标并非“挽救腐朽统治”、“寻求富强”或“救亡图存”等概念所能概括的,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正因如此,我决定以“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二我的问题意识是,当代中国正致力于政治改革和国家建设,那么,清末的宪政改革和国家建设能给当下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包括三个层面的涵义:主权完整的统一民族国家,国民具有国家认同;它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央地关系法治化的理性国家;它还是国民享有参政权利的公民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清末政府正是致力于从上述三个层面加强国家建设。首先,清政府致力于民族的统合、国民的塑造和国家主权的维护,力图将中国转变为一个主权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制度层面上,清政府积极消除满汉畛域,加强对国民的教育,为消除治外法权而努力,并希望将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矛头引向列强。其次,清政府致力于以效率为导向的官制改革、军事集权和财政集权,试图扭转清末以来地方主义兴起的局面。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讲,上述努力取得一定的成绩——首届内阁出台、北洋新军收归中央、财政清理工作初见成效,等等;最后,清政府还致力于对社会的整合,试图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间的平衡和共赢,从而具有了向现代公民国家发展的导向。认为清末统治者有着建设现代国家的雄心,是否过于拔高了他们?清末统治者难道不是非常腐朽的么?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实际上,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最为忧心的还是统治阶层,毕竟,这不仅关涉到他们的身家性命,而且关涉到中国国家的未来。任何一个稍有抱负的政治家,都试图把握政治航船的方向。清末统治者和政治精英并非不努力,慈禧的目标即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现代国家,她希望中国能走上一条类似日本的强国之路。但是,宪政改革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只能归结为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认为,当时的中国缺乏建立现代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一般而言,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系列危机——民族认同危机、中央权威的合法性危机、社会整合危机(开放政权的压力),等等。早发的欧美国家在遭遇这些危机的时候,可循序渐进的分阶段解决(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集权,然后再进行民主分权),所以政治比较稳定,转型比较成功。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上述危机常常同时出现,从而造成一种全面危机的局面。这种全面危机对政治家的智慧、手腕以及把握机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幸的是,在清末国家建设的关键时刻,慈禧和光绪的同时去世造成了权力的真空局面,而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缺乏足够的权威和驾驭能力,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很快走向覆亡。图:慈禧太后 三清王朝虽然覆亡了,但它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努力、经验和教训却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审视。我们必须首先摒弃历史研究中常常出现的“后来之见”,即我们不应因清政府最终走向覆亡而否认它为现代国家建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或者评价太低),多一点“同情式理解”是必要的。理性的学术分析不应容忍“过度的同情”或“一棍子式否定”,那样只会变成“辩护士”或道德批评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可能站在中间立场上,对政治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现象作出解释,而不轻易为任何偏见或立场所左右。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深入历史的内部结构之中,尤其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才能避免外在式的肤浅分析。其次,我们必须关注清政府的重大政治决策,以判断其是否符合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进而做出评价,而不应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将统治阶层的种种腐败和倾轧行为视为改革失败的基本原因。如果我们认真审视清政府的各种改革举措,便会发现其中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而且,最高政权对于舆论界的要求是颇为敏感的,诸如废除科举、教育改革、鼓励商会、颁布宪法大纲、法制改革等等,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兴阶层的呼声、愿望和利益。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果常常是相互悖离的。在主观目标上,清政府希望维续自己的统治,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并增强对社会领域的政治整合能力,从而巩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它的某些改革措施(如废科举和成立咨议局)恰恰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增加了社会领域的离心倾向(立宪派和地方绅士最终选择与清政府决裂的立场。市古宙三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士绅革命)。这反映了政府“保守”与民间“激进”两种不同政治品性和行为取向的对抗,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清末宪政改革构成二十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就二十世纪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建设成为最核心的政治主题,无论是改革抑或革命均以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追求。“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国现行宪法序言)。此处的“变革”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革”。在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改革道路不通,革命才作为一种替代路径兴起。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虽然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但它们均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近代中国的全面危机直到作为全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并以彻底革命的方式才得以最终克服。为了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和政治整合,这种全能型政治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它对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1949年后,新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固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主权独立、基本上统一的国家已经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成为此后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家建设虽经历颇多曲折,但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客观审视的态度,而不宜作出任何简单的评断,尤其不应该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立起来进行表述。没有前三十年奠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没有前三十年在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后三十年的国家建设不可能顺利展开。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加强部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如何加强国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如何处理国家与公民社会领域的关系,仍在考验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如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中国人民不断的进行探索。
-
2006年5月,伊朗总统内贾德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翻译并刊载在世界各大报纸上。信的主题是当代政治,而它使用的语言,则是神启的语言。在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批评与抱怨之后,内贾德作出以下预言:"自由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未能帮助实现人类的理想。今天,这两个概念都失败了。明智的人已经能够听到自由民主体系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粉碎和崩溃的声音......不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正趋向于对全能的主和正义的信仰,而真主的意志将说服一切。"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陈述。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西方很少有人关注这封信--这让我困惑不已。就所有西方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关注而言,西方人似乎还是很难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观念能在人的心灵中燃起火焰。我们已经变得极度擅长于为政治行为寻找其他的解释。我们声称我们不再相信,历史会不可避免地把一切社会引向现代的世俗生活,但我认为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持有这种观念。西方人还明显保持了一种对现代化进程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责备像贫困或殖民主义那样的外部环境--是它们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延缓或倒退。这种显见的信念将塑造我们今天看到政治神学的方式,使我们倾向于把政治神学看作一种需要心理学或社会学分析但不需要严肃的智识参与的病理学。其反对者,甚至是在这些人身为博学的专家(他们却传播愤恨)或医生(他们在制造炸弹)的情况下,在我们看来也首先是那些失败的、非理性的社会的失败的、非理性的代表,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是。但让我们假设这不是对的。让我们假设,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政治神学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力量。我们如何开始理解它?每个人都会想到当代伊斯兰的案例,但这个例子往往引起如此大的愤怒并揭示如此巨大的无知以至于一想到它就会让脑子麻木。所有我们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它们在激励着糟糕的行动。所以,让我们建议一种替代性的路径,也即,再看看西方自己关于政治神学的历史和经验。 政治神学在二十世纪以前在西方的智识生活中都一直存在,而在二十世纪,这种存在找到了在圣经中寻找政治灵感的现代理性--而这,经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被遗忘的故事,今天我将重访这个故事,并提供一些关于这个故事在今天政治神学的全球挑战这个问题上可能给我们什么教导的思考。 让我们从一个定义开始,我希望这个定义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可能的误解。通过政治神学这个概念,我指的是一种在神启(无论这种神启是什么)的基础上,给公共权威,以及行使权威的制度以合法性的学说。我今天的主题不是广义上的宗教实践,因为一些宗教未曾有过政治理论。而许多不具备某种单一的、支配性的政治神学的社会--像美国--却仍然进行着宗教上的实践。神学是一种智识训导(或规训):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从假设神、人和世界之间的神启关联出发,并对这种关联进行例行的探索。政治神学,正如我希望定义的那样,来自于这样的原则:政治合法性来自于那种关联--不多,也不少。 你们知道,一千年来,西方一直从同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神秘的基督教影像中获得灵感。这个上帝统治着为他所创造的宇宙,以及一个有人类栖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通过启示、内在的信念和自然的次序来对人类进行引导。但要把这个基督教的景象转移为政治学理论并不总是那么困难。根据希伯来圣经,在上帝对犹太人启示祂的律法之后,祂保持了超验的状态--通过超验这个词我想要说明的是祂既不栖居于尘世也没有抛弃尘世。希伯来的上帝是说话的,祂对人说话并任由人使他们的生活与祂的意志保持一致。但基督教的上帝把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派到人间,并于此同时对自身的超验进行了妥协。弥赛亚变成了肉体,就像异教徒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神。但耶稣并没有一直在尘世与我们同在,祂复活并返回上天,许诺在时间的终结处归来。根据基督教,在耶稣复活之后,人与上帝的关系将被持续存在的圣灵所统御。更奇怪的是,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历史时期--在耶稣复活和归来之间--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最后时期;它自身内部包含了对另一个时期的许诺,这样的时间--正如圣保罗曾经说过的那样,通过上帝的最终审判及其对正义者的救赎,"万物重新"--的无限延伸。 总之,这是一个神人关系的庄严景象。但我们应该从中获取何种政治教益,是完全不清楚的。基督徒应该退出这个为救赎者所抛弃的,腐败的尘世么?他们应该在圣灵的激发下,用教会和国家来对尘世之城进行统治么?或者,他们应该建设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以便加速救世主的归来?整个中世纪,基督徒都被卷入这些问题无休止的争论。圣奥古斯丁所谓的"人之城"与"上帝之城"是对立的,公共的公民权与个人的虔敬是对立的,教会的权威与神秘的洞见是对立的,君主与皇帝是对立的,皇帝与教皇是对立的,教皇与教会会议也是对立的。 这里我意图暗示的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深层政治问题并非偶然。它们深刻地植根于基督教其实与神学的模棱两可,这种启示与神学从未成功地发展出一种连贯且权威的政治学说--考虑到它不同寻常的上帝作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存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为信徒而设的,统治人类生活各方各面的神圣律法。但基督教里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律法,有的,只是关于信徒与世界并因此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的无休止的争论。换言之,不是基督教政治神学的优点最终引起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兴起;而是它独特的神学缺陷,把它变成软弱、矛盾的制度。这一缺陷最终使一切政治神学遭到了智识的挑战。以最极端、最永恒不朽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挑战的思想家就是托马斯?霍布斯。 我们感到自己和霍布斯处在相似的立场之上;我们记得他关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关于"卑鄙、野蛮及短缺"的生活的;以及,当然了,那个引起问题的绝对主权的论断。但霍布斯对我们来说的新奇与重要之处不在于这些陈词滥调,也不在于他狭义上的政治理论。相反,霍布斯的新奇与重要,在于他研究政治神学的新路径--也即,非常简单,他向西方人展示了如何在思考政治的时候遗忘上帝。霍布斯没有以基督教的其实,而是以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他使之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来展开他伟大的著作《利维坦》:人类何以相信启示?他作出了一个思想家可能作出的,最具革命性的行为--他更换了主体/题,把主体/题从上帝和祂的戒律,变为人和人对上帝的信仰。换言之,霍布斯把政治神学变成了政治人类学,把上帝对人类的合法权威换成了人对自身的合法权威。从这个新的立场,他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宗教信念,至少在西方,会如此经常地导致政治上的冲突与斗争。接着,他暗示我们可以控制这些冲突。 《利维坦》代表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次决定性的断裂,在我的著作《夭折的上帝》中,我把这次决裂称作大分离。但是,请允许我再强调一次,大分离并不等同于我们常常想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政教分离)。教会和国家的问题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问题,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整个历史都是在寻找二者分担责任的不同方式。霍布斯带来的大分离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分离: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分离政治话语与神学话语。这种分离一旦实现,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也就回来了,而且直到今天,整个问题依然与我们同在,尽管我们在不同的西方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言说和思考这个问题。这具体表现为,你能在荷兰的学校里戴头巾,但在法国就不能;德国用公共基金来支付牧师的工资,西班牙则不;加拿大和英国把公共基金拨给宗教学校,这一举措在美国却没有被写入宪法。今天统一西方国家的不是它们如何分离教会与国家,而是它们凭借何种原则来分离教会与国家。我们共享的是这样一个原则,即公共权威的合法行使完全根据被统治者的统一,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霍布斯。 至今我讲述的那个故事每个人都很熟悉,同时它也被普遍认为是历史的胜利。但事情比这更复杂。大分离的发生并非为历史所注定,它也不是立刻就获得了成功。伴随政治神学的西方历史是极其狭隘的一段历史:在世界的一个区域(西欧),一个宗教(基督教)在政治上的模棱两可碰巧引起了一场本可以避免却没有避免的政治危机并引发了宗教战争。这场灾难使欧洲思想家更倾向于接受霍布斯关于宗教心理学的异端观念,而这也非霍布斯的原初,他是从伊壁鸠鲁那里偷来这个观念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才不断被添加到霍布斯的思想体系之上(这个体系原来可不是自由主义的),同时,基督教政治的宏大传统依然活着。那种神学在西方还有很长的来生,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在欧陆才不再成其为一股政治力量。 在所有这些发生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种对大分离的全新的智识挑战。它来自于一种全新的政治神学,这种政治神学深受哲学的影响,并认为自己即使现代的又是自由主义的。我说的是在大革命后不久,在德国兴起的"自由主义神学"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在新教神学家中兴起,接着在犹太改革者中出现。这些厌恶神权政治的思想家也拒绝霍布斯的极端描述并致力于为一种智识上得到改进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将于其中扮演绝对核心的角色的政治未来而努力。 自由主义神学家问对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单单是无知与恐惧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千五百年来整个人类文明都在崇拜一个被挂上十字架的上帝么?单单是无知与恐惧,就能解释基督教宗教音乐或哥特大教堂的美么?或者,为什么大流散中深受迫害的犹太人还要保持对《托拉》的忠诚?当然着更多地是对宗教人说的而不是关于霍布斯哲学人们所能想到的。 这当然是卢梭的观点,在发展一种霍布斯宗教心理学的现代的智识替代上,他比任何人做的都要多。在霍布斯强调无知与恐惧的同时,卢梭赞颂良知、仁慈、美德并考虑上帝的创造。人类,卢梭认为,有一种在宗教中得到表达的自然的良善。这是他一个短小的文本,《一个萨瓦省的牧师述》的主题,这个文本可以在他1763年的杰作,《爱弥儿》中找到。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在遭到其基督教同伴的伪善时丧失信仰继而丧失道德指南的年轻牧师的故事。他只有在通过审视自己的内心--卢梭称之为人的"内心之光"--找到一种对上帝的新信仰时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 根据卢梭,我们需要相信与上帝有关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的话。当一个问题重要的时候--而还有什么比上帝的问题更重要呢?--我们就想得到它的答案:正如萨瓦省的牧师说的那样,"心灵与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出决定,尽管它自己更偏好于因误会而什么也不相信。"这没问题。宗教的根源可以是理性和道德的,甚至是高贵的需要;一旦我们看到这点,我们就会开始理性地、道德地、高贵地满足这些心理的需要。这就是萨瓦省的牧师给我们的教益。 法国大革命后,卢梭的追随者们在欧洲大陆找到了一些愿意接受其学说的听众,尤其是德国(当然还有法国)。这是"自由主义神学"的世纪,当然,这个术语还有待解释。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人们通常假设,基督教和现代政治在智识上继而在制度上的分离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现代国家得到了好处因为它不再需要在宗教学说的问题上作出决断,而基督教也得到了好处因为它从此免于国家的干涉。但在德国却不存在这样的共识,在这里,人们假设宗教必须得到公开的鼓励而非限制,如果(人们要)它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话。当然,这样一来,宗教就必须经历理性的变革:圣经的阐述必须兼顾新近的历史发现,必须放弃对奇迹的信仰,教士的教育必须遵循现代的方向,宗教学说也必须适应于一个更柔软的年代(不再有人想要成为僧侣)。这样一来,现代国家就能在公共生活中给新教主义以其合适的位置,而清教神学反过来也会承认它的政治责任并成为国家的到的根基。一旦这些改革就位,启蒙的政治和启蒙的宗教就会合二为一。 不只新教神学家相信这个幻景。直到一战,许多德国犹太思想家都分享着这种幻想。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德国,德国的犹太人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快地融入了现代的文化生活--这一发展将以灾难告终,因为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德国新教徒才逐渐相信改革的基督教代表了黑格尔所谓的国家精神。在自由主义的犹太思想家为现代启蒙信仰所吸引的时候,他们也感到他们有必要通过展示犹太教对德国社会的贡献来为犹太教正名。在德国,他们不可能诉诸于大分离的原则并简单地要求被留在一边。他们不得不争论说,犹太教和新教主义是同一种理性道德信仰的两种形式,而这两种宗教,可能共享同一种政治神学。 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德国都存在这种共识--这样一来,一眼看上去,就好像卢梭对了,而霍布斯错了。但在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上,自由主义神学变得尴尬。使庆祝"现代文明"的自由主义神学显得荒谬的不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三十年战争,无意义的伤亡,被摧毁的城镇,伤残的士兵--还有如此众多的清教和犹太教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他们渴望证明他们的爱国主义并坚信,上帝之手引导着德国的历史,并因此而歌颂战争。 而且,自由主义宗教并不能为不久前见证了欧洲文明崩溃的青年男女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对于年轻的新教徒,自由主义宗教传布关于资产阶级生活的历史的乐观主义,但同时又带给他们在改变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上的悲观主义。对于年轻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神学传播了一种无异于基督教的伦理信息;它为全能的上帝希伯来的上帝众先知的上帝,上帝与犹太人民的的盟约以及祂给予希伯来人民的律法而感到羞愧。对于那个决定性的问题--"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和"为什么成为犹太人?"--自由主义神学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年轻的德国清教徒和犹太人开始在别处寻找灵感和希望。他们想要一种基于一种全新的启示--这种启示将带来全然现代的次序。--的,更加强大的信仰。他们想要历史的救赎。当通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来获得救赎的信仰在战后消失之后,那个时代最勇敢的思想家在弥赛亚的启示中给出了希望--这个启示将再次把犹太民族或个体的基督教信仰者或德意志民族或世界无产阶级置入与神的直接联系之中。 在魏玛德国,年轻的犹太人尤其为这些通过马丁?布伯--布伯年轻时是一名天然的犹太民族主义者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得到表达的观念所吸引。在早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正式宣布:"如果我不得不为我的人民在安逸、不生产的幸福......和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时发生的美丽的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最后的努力会创造某种神圣的东西,即便只是一时,而其他的东西,都是属人的。"但布伯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在魏玛时期宣布弥赛亚的希望与革命暴力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的无神论的犹太人激进。布洛赫特别欣赏无情的苏联领导人,他著名的宣言便是"ubi Lenin, ibi Jerusalem"--哪里有列宁,哪里就有耶路撒冷。 但新的弥赛亚精神,却在魏玛德国年轻的新教徒之间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他们为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卡尔?巴特所领导。巴特想要恢复基督教的宗教决断并拒斥福音与现代观念之间的任何妥协。当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巴特勇敢地反对他;但另一些与他相关的人却选择了纳粹。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重要的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戈加尔顿,他在1933年短暂地和纳粹站到了一起。在希特勒完成他对德意志国家权力的夺取之后,戈加尔顿写下了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天再次处于国家的总体断言之下,人道地说,宣告圣经的基督以及祂对我们的统治,也就再次成为可能。"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确证了霍布斯的观点:弥赛亚的神学最终使弥赛亚的政治流血。所有圣经的信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都启发了救赎的观念,所有这些信仰,都试图抑制器激发幻想的力量并使理性的声音沉默。在这些魏玛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遇到了那些信仰一直以来惧怕的一切:宗教的救赎变成政治弥赛亚主义的正名,尽管现在人们处在令人恐惧的现代的条件之下。看起来自十七世纪--这时托马斯?霍布斯正准备着手写作他的《利维坦》--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现代西方政治神学的复兴是一个令人羞辱的故事--或者说应该是一个令人羞辱的故事。它提醒我们,这种关于上帝和政治的思维方式不只在单个文化或宗教中出现,它也不属于过去。这是一种可为任何人实践的思维方式--只要他开始为合法化政治次序而对上帝、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审视。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政治神学是如何能够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并,甚至在面对像现代化、世俗化和民主化那样看似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时候重复自我主张的。霍布斯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旦恐惧的循环被打破,人类建立起在自身事务上的权威,政治神学的挑战就会消失。卢梭的观点则不大一样。他认为我们自然地为上帝的观念所吸引,因为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尘世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彼岸关联。这种欲望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新的习惯也可被习得,但政治神学的挑战不会永远消失--只要欲望还在。对霍布斯的教益,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也许,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向卢梭学习。因此,西方人在今天遭遇真正的政治神学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困惑:我们要么假设现代化或世俗化最终会使之不复存在,要么,我们就把它当作一种不可理解的威胁,尽可能地用像法西斯主义那样为我们所熟悉的术语来对它进行描述。这两种回应都不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 这是一个有数百万--尤其是穆斯林--相信上帝启示了一步统治人类整体事务的人生活其中的世界。这种信仰塑造了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它也塑造了广大信徒--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西方国家(这些国家以大分离的现代原则为基础)--的态度。这里存在一到政治的裂缝,除非我们首先承认我们的政治哲学和他们的政治神学之间存在的智识裂缝,不然我们都不能开始说话。 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神学能够轻易地适应于新的时代,并甚至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一种比世俗现代性所能提供的更具吸引力的关于未来的描述。今天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博士制造一枚汽车炸弹与魏玛德国的先进思想家在圣经灵感的激发下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写作辩护词是一样地容易。当与彼岸的某物关联的渴望变得强大的时候,现代性带来的好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与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无关,更不用说阿拉伯文化了。它与政治神学的永恒力量有关。 认识到这点,世界许多大胆的穆斯林思想家现在正在推进一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他们想说的是一种更加适应于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要求,对女人和小孩更友善,对其他信仰更宽容,对意见的分歧更加开放的伊斯兰。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为更强力的神学趋势所吞没--而新教和犹太教的自由主义神学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圣经的信仰越是适应于现代生活,在神学基要主义者提供更加极端的希望的时候,它能够给予信徒的,在现代性中保持其信仰的理由也就越少。更糟糕的是,当一种自由主义的信仰颂扬一种单一的政治生活形式的时候,在政治制度失败的时候,它看起来也就越发的不公正。政治神学的动力也就在于此,当自由化的改革者试图与当下保持一致的时候,他们就会激起某种反动--一种对未来救赎的***渴望。这就是过去在魏玛德国发生,当下在当代伊斯兰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但这不是唯一可选择的替代性方案。还有这些信仰中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转变,那就是从内部进行的传统政治神学的更新。如果自由化人士是那些在现代生活中为宗教辩解的人的话,那么革新者(renovators)就是紧紧地站在他们信仰的内部,重新阐释政治神学以便信徒更容易与之协调而不会觉得自己不虔诚的那些人。路德和加尔文是这个意义上的革新者(他们不是改革者),而不是自由化分子。他们把基督徒召回其信仰的根源,但却是以一种使在现代世界生活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的方式来实现这点的。他们不是通过谈论宽容和进步,而是通过重写基督教政治神学的语言并要求基督徒忠诚于这种神学来实现革新的。尽管如此,更新,是有风险的。人们可能以使这种政治神学对现代的个人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更加开放的方式来更新一种政治神学;人们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来更新它:保留一般认为更加纯洁的时代的习俗和观念。这些看起来就是今天穆斯林政治神学面临的两大选择。 在西方的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期待信仰某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的社会会遵循我们不同寻常的道路。历史进步的幻想对我们来说却是难以舍弃的。就像神恩那样的观念--它会让世界显得更加连贯自洽。认识到我们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是因为基督教神学的特性--也即,出于偶然--才发展起来的,这并不能满足更深层的欲望。这种认识也不能确保人们会认为,那些原则在现代西方内部正遭受严重的只是挑战,它也不足以让人们相信,而用潜在的政治神学来诱使人们挑战这些原则的诱惑一直存在。把现代政治思想和实践看做更大的、客观的力量--这也是某种予人慰藉的东西,因为它是我们免于理解我们面前的替代性选择并在其中作出选择的责任--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好处(即采取政治神学的立场)。它能帮助我们忘记这点,即如果西方社会--或其他的任何社会--想要受益于大分离的话,它们就必须在其限制中理解其本性与生命。
-
作为明清社会“健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大量词状被递交到当时官府的情形引人注目。撰写词状往往需要颇为专门的知识与技巧,而这些词状的作者又是从何处习得?在对现藏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等稀见史料展开细致分析之后,本文发现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尽管其传播途径在清代日趋缩小,但却始终未被彻底堵塞。
-
新媒体——通常也叫数码媒体(digital media)——可以说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又一次巨大变革的技术。由於我们目前正身处於这场变革的漩涡之中,由於技术发明的意义总是会超越科技本身,为此,今天所有的人都不能不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传媒以及社交和日常生活带来的迅速和广泛的冲击。可以预计,传统的纸媒、影像和其他信息的储存和传播方式,即使在近期内不被取而代之,也必定会在新媒体的整合之下改头换面,获得新的功能和新的意义。我们还可以预计,这样的变化将对文学写作和艺术想像带来什么样难以估量的冲击,具体到诗人、作家和学者,电脑和互联网的到来意味着写作本身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从写什么到怎样写,如何面对新的受众,以及传统作家式的创作与网络参与式的写作之间将会形成怎样的社会空间等等,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理论和实践因素。本期“新媒体专辑”收入的五篇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新媒体对当代文明提出的一系列机遇和挑战。这些文章无论其提出并探讨的问题,还是其理论和学术的观点、方法,不仅都很新颖,而且非常扎实,可以说,作者都是身处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的学者。其中有四篇,是为我们这个专辑特地翻译成中文的。中文世界的读者若想了解当前国外新媒体和相关理论的发展状况如何,相信这一组专辑文章会为大家打开一个思想的窗口。莫格勒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有趣的戏仿,他的《网络共产党宣言》一文指出,新数码社会中的自由信息共享与知识产权法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检视自由信息的幽灵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中间游荡,如何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创造出新的阶级。他认为,只有废除知识产权,废除资本对於思想的私人占有,才能做到知识的自由流通,重新让文化成为人类共享的公地。《御宅族文化经济》的作者拉马尔,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对粉丝文化所创造的价值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作者以日本的御宅族文化为例,对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有关“生产”和“消费”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和检讨。他指出,网络时代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出了信息产业,而且还创造出一个新普罗大众的(precariat)阶级,这个新阶级的构成即是各国的信息工作者。拉马尔的研究对二战后兴起的文化研究及其近些年的发展作了细致的回顾,并进行了重要修正。不仅如此,他还为如何思考资本主义的价值理论、生产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和空间,对大家认识和面对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杨国斌的《中国互联网》一文,则重点探讨当代的网络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作者回顾了互联网进入中国前后的媒体生态,比如《今天》等民刊杂志早期的运作,这些民办杂志与目前互联网上普遍流行的自创、自编、自我表达的文学和其他写作,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媒介的文化形态,因此,网络在此是个广义的概念。作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考察,让读者对网民的情感和观念表达,网络的符号生产、网络事件的形成,网络管制等,能够获得多方位的了解。克鲁维尔的文章《国际关系中的新媒体逻辑》则从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对新媒体的功用和局限性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分析。人们普遍认为,网络将会弥补传统媒体在提供政治资讯方面的不足,以创造新的政治力量,甚至有助於建设民主的空间。克鲁维尔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尤其是中美关系的角度,重新检验这一逻辑。对比新媒体和印刷文字、广播、电影等传统媒体在建立敍述框架的能力上,以及资料库功能等方面各自具有的特点,他认为,虽然新媒体资料库提供的服务具有新的优势,很有价值,但它本质上并不趋向民主化。其主要原因是,使用者很难分辨出噪音与真正有用的资讯,而真正有用的资讯还是由权威的管理者或部门把握和提供的。这一批评精神在罗多维克对电影的虚拟生命(virtual life)的思考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本专辑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如何历史地思考虚拟性》中,罗多维克对大家普遍接受的模拟式(analog)和数码式(digital)之区别,提出深刻的怀疑。他说,对电影的了解,如果从广阔的媒体考古的视野入手,我们就会发现,它不过是复杂的各种媒体技术发展的整体历史中的一支,而媒体的力量和潜能自然受到器具、材料和想像力的限制。从历史意义上来看,这种限制的界限本身是开放的,因为每一种艺术媒体都在面向新的用途和语境,不断地改变着自身概念,为新的艺术媒体提供素材,而这正是新创造力的未来潜能。总之,本辑编者希望,这个新媒体研究专辑的诸篇文章,能够帮助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拓展视野,受到 发,并愿意参加本刊在纸面上和网络上的讨论,同时也期待中文世界的新媒体研究能够提出自己的创见,为网络时代的思想界做出贡献。
-
张枣,1962-2010,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诗人,德国图宾根大学文哲博士,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988年在国内出版的诗集有 《春秋来信》,2000年获安高诗歌奖。2010年3月8日凌晨4时39分因肺癌在德国图 宾根大学医院去世。张枣十五岁即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外文系,后又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旅居德国,1996年获图宾根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在 德国和中国的几所高校讲授诗歌课程。1998年出版诗集《春秋来信》,2000年获安高诗歌奖。 *春秋来信 1 这个时辰的背面,才是我的家, 它在另一个城市里挂起了白旗。 天还没亮,睡眠的闸门放出几辆 载重卡车,它们恐龙般在拐口 撕抢某件东西,本就没有的东西。 我醒来。 身上一颗绿扣子滚落。 2 我们的绿扣子,永恒的小赘物。 云朵,砌建着上海。 我心中一幅蓝图 正等着增砖添瓦。我挪向亮处, 那儿,鹤,闪现了一下。你的信 立在室中央一柱阳光中理着羽毛-- 是的,无需特赦。得从小白菜里, 从豌豆苗和冬瓜,找出那一个理解来, 来关掉肥胖和机器-- 我深深地 被你身上的矛盾吸引,移到窗前。 四月如此清澈,好似烈酒的反光, 街景颤抖着组合成深奥的比例。 是的,我喊不醒现实。而你的声音 追上我的目力所及:"我, 就是你呀!我也漂在这个时辰里。 工地上就要爆破了,我在我这边 鸣这面锣示警。游过来呀, 接住这面锣,它就是你错过了的一切。" 3 我拾起地上的绿扣子,吹了吹。 开始忙我的事儿。 静的时候, 窗下经过的邮差以为我是我的肖像; 有时我趴在桌面昏昏欲睡, 双手伸进空间,像伸进一付镣铐, 哪儿,哪儿,是我们的精确呀? ......绿扣子。 何人斯 究竟那是什么人?在外面的声音 只可能在外面。你的心地幽深莫测 青苔的井边有棵铁树,进了门 为何你不来找我,只是溜向 悬满干鱼的木梁下,我们曾经 一同结网,你钟爱过跟水波说话的我 你此刻追踪的是什么? 为何对我如此暴虐 我们有时也背靠着背,韶华流水 我抚平你额上的皱纹,手掌因编织 而温暖;你和我本来是一件东西 享受另一件东西;纸窗、星宿和锅 谁使眼睛昏花 一片雪花转成两片雪花 鲜鱼开了膛,血腥淋漓;你进门 为何不来问寒问暖 冷冰冰地溜动,门外的山丘缄默 这是我钟情的第十个月 我的光阴嫁给了一个影子 我咬一口自己摘来的鲜桃,让你 清洁的牙齿也尝一口,甜润的 让你也全身膨胀如感激 为何只有你说话的声音 不见你遗留的晚餐皮果 空空的外衣留着灰垢 不见你的脸,香烟袅袅上升-- 你没有脸对人,对我? 究竟那是什么人?一切变迁 皆从手指开始。伐木丁丁,想起 你的那些姿势,一个风暴便灌满了楼阁 疾风紧张而突兀 不在北边也不在南边 我们的甬道冷得酸心刺骨 你要是正缓缓向前行进 马匹悠懒,六根辔绳积满阴天 你要是正匆匆向前行进 马匹婉转,长鞭飞扬 二月开白花,你逃也逃不脱,你在哪儿 休息 哪儿就被我守望着。你若告诉我 你的双臂怎样垂落,我就会告诉你 你将怎样再一次招手;你若告诉我 你看见什么东西正在消逝 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 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十月之水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易经·渐》 1 你不可能知道那有什么意义 对面的圆圈们只死于白天 你已穿上书页般的衣冠 步行在恭敬的瓶形尸首间 花不尽的铜币和月亮,嘴唇也 渐渐流走,冷的翠袖中止在途中 机密的微风从侧面撤退 一缕缕,唤醒霜中的眉睫 就这样珍珠们成群结队 沿十月之水,你和她行走于一根琴弦 你从那天起就开始揣测这个意义 十月之水边,初秋第一次听到落叶 2 我们所猎之物恰恰只是自己 鸟是空气的邻居,来自江南 一声枪响可能使我们中断蒙汛 可能断送春潮,河商的妻子 她的眺望可能也包含你 你的女儿们可能就是她抽泣的腰带 山丘也被包含在里面,白兔往往迷途 十年前你追逐它们,十年后你被追逐 因为月亮就是高高悬向南方的镜子 花朵随着所猎之物不分东西地逃逸 你翻掌丢失一个国家,落花也拂不去 一个安静的吻可能撒网捕捉一湖金鱼 其中也包括你,被抚爱的肉体不能逃逸 3 爻辞由干涸之前的水波表情显现 你也显现在窗口边,水鸟飞上了山 而我的后代仍未显现在你里面 水鸟走上了山洞,被我家长河止 我如此被封锁至再次的星占之后 大房子由稀疏的茅草遮顶 白天可以望到细小手指般的星星 黄狗往缝隙里张望 我早已不在里面 我如此旅程不敢落宿别人的旅店 板桥霜迹,我礼貌如一块玉坠 如此我承担从前某个人的叹息和微笑 如此我又倒映我的后代在你里面 4 你不知道那究竟有什么意义 开始了就不能重来,圆圈们一再扩散 有风景若鱼儿游弋,你可能是另一个你 当蝴蝶们逐一金属般爆炸、焚烧、死去 而所见之处仅仅遗留你的痕迹 此刻你发现北斗星早已显现 植物齐声歌唱,白昼缓缓完结 你在停步时再次闻到自己的香味 而她的热泪汹涌,动情地告诉我们 这就是她钟情的第十个月 落日镕金,十月之水逐渐隐进你的肢体 此刻,在对岸,一定有人梦见了你 深秋的故事 向深秋再走几日 我就会接近她震悚的背影 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 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 开始迢递;呵,她所说的那种季候 仿佛正对着逆流而上的某个人 开花,并穿越信誓的拱桥 落下一片叶 就知道是甲子年 我身边的老人们 菊花般的升腾、坠地 情人们的地方蚕食其它的地方 她便说江南如她的发型 没有雨天,纸片都成了乳燕 而我渐渐登上了晴朗的梯子 诗行中有栏杆,我眼前的地图 开始飘零,收敛 我用手指清理着落花 一遍又一遍地叨念自己的名字,仿佛 那有着许多小石桥的江南 我哪天会经过,正如同 经过她寂静的耳畔 她的袖口藏着皎美的气候 而整个那地方 也会在她的脸上张望 也许我们不会惊动那些老人们 他们菊花般升腾坠地 清晰并且芬芳 望远镜 我们的望远镜像五月的一支歌谣 鲜花般的讴歌你走来时的静寂 它看见世界把自己缩小又缩小,并将 距离化成一片晚风,夜莺的一点泪滴 它看见生命多么浩大,呵,不,它是闻到了 这一切:迷途的玫瑰正找回来 像你一样奔赴幽会;岁月正脱离 一部痛苦的书,并把自己交给浏亮的雨后的 长笛;呵,快一点,再快一点,跃阡度陌 不在被别的什么耽延;让它更紧张地 闻着,呓语着你浴后的耳环发鬓 请让水抵达天堂,飞鸣的箭不在自己 哦,无穷的山水,你腕上羞怯的脉搏 神的望远镜像五月的一支歌谣 看见我们更清晰,更集中,永远是孩子 神的望远镜还听见我们海誓山盟 娟娟 仿佛过去重叠又重叠只剩下 一个昨天,月亮永远是那么圆 旧时的装束从没有地方的城市 清理出来,穿到你温馨的身上 接着变天了,湿漉漉的梅雨早晨 我们的地方没有伞,没有号码和电话 也没有我们居住,一颗遗忘的樟脑 袅袅地,抑不住自己,嗅着 自己,嗅着自己早布设好的空气 我们自己似乎也分成了好多个 任凭空气给我们侧影和善恶 给我们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作 但有一天樟脑激动地憋白了脸 像沸腾的水预感到莫名的消息 满室的茶花兀然起立,娟娟 你的手紧握在我的手里 我们的掌纹正急遽地改变 蝴蝶 如果我们现在变成一对款款的 蝴蝶,我们还会喁喁地谈这一夜 继续这场无休止的争论 诉说蝴蝶对上帝的体会 那么上帝定是另一番景象吧,好比 灯的普照下一切都像来世 呵,蓝眼睛的少女,想想你就是 那只蝴蝶,痛苦地醉到在我胸前 我想不清你那最后的容颜 该描得如何细致,也不知道自己 该如何吃,喂养轻柔的五脏和翼翅 但我记得我们历经的水深火热 我们曾咬紧牙根用血液游戏 或者真的只是一场游戏吧 当着上帝沉默的允许,行尸走肉的金 当着图画般的雪雨阴晴 五彩的虹,从不疼的标本 现在一切都在灯的普照下 载蠕载袅,呵,我们迷醉的悚透四肢的花粉 我们共同的幸福的来世的语言 在你平缓的呼吸下一望无垠 所有镜子碰见我们都齐声尖叫 我们也碰着了刀,但不再刺身 碰翻的身体自己回头站好像世纪末 拐角和树,你们是亲切的衣襟 我们还活着吗?被损颓然的嘴和食指? 还活在鸡零狗碎的酒的星斗旁边? 哦,上帝呵,这里已经是来世 我们不堪解剖的蝴蝶的头颅 记下夜,人,月亮和房子,以及从未见过的 一对喁喁窃语的情侣 楚王梦雨 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 纷纷雨滴同享的一朵闲云 宫殿春夜般生,酒沫鱼样跃 让那个对饮的,也举落我的手 我的手扪脉,空亭吐纳云雾 我的梦正梦见另一个梦呢 枯木上的灵芝,水腰分上绢帛 西边的飞蛾探听夕照的虚实 它们刚刚辞别幽居,必定见过 那个一直轻呼我名字的人 那个可能鸣翔,也可能开落 给人佩玉,又叫人狐疑的空址 她的践约可能中断潮湿的人 真奇怪,雨滴还未发落前夕 我已想到周围的潮湿呢 青翠的竹子可以拧出水 山阿来的风吹入它们的内心 而我的耳朵似乎飞到了半空 或者是凝伫了而燃烧吧,燃烧那个 一直戏睡在它里面,那湫隘的人 还烧烧她的耳朵,烧成灰烟 决不叫她偷听我心的饥饿 你看,这醉我的世界含满了酒 竹子也含了晨曦和皎月 它们萧萧的声音多痛,多痛 愈痛我愈是要剥它,剥成鼻孔 那么我的痛也是世界的痛 请你不要再听我了 我知道你在某处,隔风嬉戏 空白地的梦中之梦,假的荷花 令我彻夜难眠的住址 如果雨滴有你,火焰岂不是我 人同道殊,而殊途同归 我要,我要,爱上你神的热泪。 罗蜜欧与朱丽叶 他最后吻了吻她夭灼的桃颊, 便认定来世是一块风水宝地; 嫉妒死永霸了她姣美的呼吸, 他便将穷追不舍的剧毒饮下。 而她,看在眼里,急得直想尖咒: "错了,傻孩子,这两分钟的死 还不是为了生而演的一出戏?!" 可她喊不出,象黑夜愧对白昼。 待到她挣脱了这场噩梦之网, 她的罗蜜欧已变成另两分钟。 她象白天疑惑地听了听夜晚。 唉,夜莺的婚曲怎么会是假的? 世界人声鼎沸,游戏层出不穷-- 她便杀掉死踅进生的真实里。 梁山伯与祝英台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他们每天 读书猜迷,形影不离亲同手足, 他没料到她的里面美如花烛, 也没想过抚摸那太细腻的脸。 那对蝴蝶早存在了,并看他们 衣裳清洁,过一座小桥去郊游。 她喏在后面逗他,挥了挥衣袖, 她感到他象图画,镶在来世中。 她想告诉他一个寂寞的比喻, 却感到自己被某种轻盈替换, 陌生的呢喃应合着千思万绪。 这是蝴蝶腾空了自己的存在, 以便容纳他俩最芬芳的夜晚: 他们深入彼此,震悚花的血脉。 爱尔莎和隐名骑士 她遇险的时候恰好正在做梦, 因此那等她的死刑不能执行, 她全心憧憬一个飘渺的名姓, 风儿叮咚,吹响了远方的警钟。 于是云开了,路移了,万物让道, 最远的水翡翠般摆设到眼前。 嗬,她的骑士赫然走近她身边, 还有那天鹅,令世界大感蹊跷。 可危险过后她却恢复了清醒, "这是神迹,这从天而降的幸福, 我平凡的心儿实在不敢相信。" 于是她求他给不可名的命名。 这神的使者便离去,万般痛苦-- 人间的命名可不是颁布死刑? 丽达与天鹅 你把我留下像留下一个空址, 那些灿烂的动作还住在里面。 我若伸进我体内零星的世界, 将如何收拾你隳突过的形迹? 唉,那个令我心惊肉跳的符号, 浩渺之中我将如何把你摩挲? 你用虚空叩问我无边的闲暇, 为回答你,我搜遍凸凹的孤岛。 是你教会我跟自己腮鬓相磨, 教我用全身的妩媚将你描绘, 看,皓月怎样摄取汪洋的魂魄。 我一遍又一遍挥霍你的形象, 只企盼有一天把你用完耗毁-- 可那与我相似的,皆与你相反。 吴刚的怨诉 无尽的盈缺,无尽的恶心, 上天何时赐我死的荣幸? 咫尺之遥却离得那么远, 我的心永远喊不出"如今"。 瞧,地上的情侣搂着情侣, 燕子返回江南,花红草绿。 再暗的夜也有人采芙蓉。 有人动辄就因伤心死去。 可怜的我再也不能幻想, 未完成的,重复着未完成。 美酒激发不出她的形象。 唉,活着,活着,意味着什么? 透明的月桂下她敞开身, 而我,诅咒时间崩成碎末。 色米拉肯求宙斯显现 "如果你是人就求求你更是人 如果你不是如果除了人之外 一切都是神就请你给个明证 我一定要瞻一眼真理的风采!" 宙斯在他那不得已的神境中 有些惊慌失措,他将如何解释 他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化身? 他无术真成另一个,无法制止 这个非得占领他真身的美女, 除了用死,那不可忍受的雷电-- 于是他任凭自己返回进自己 唉,可怜的花容月貌,岂能抵御 这一瞬?!唉,这撮焦土惜未能见 那酒和歌的领队,她的亲生子。 在森林中 1. 几件你拖欠的事情, 乌云般把你叫到小山顶。 落叶的滑翔机, 远处几个跳伞的小问号蠕袅地落进 风景的瓶颈里。天气中似乎有谁在演算 一道数学题。 你焦灼。 钟声,钟声把一件无头的金铠甲 抛到森林的深处。那儿,雾 在秋风的边角运转着,启动 一个搁置的图像, 一个状如闹钟内部的温暖机房。 那儿,你走动。 2. 你走动,似乎森林不在森林中。 松鼠如一个急迫的越洋电话劈开林径。 听着:出事了。 天空浮满故障, 一个广场倒扣了过来。 你挂下话筒,身上尽是枫叶。 蘑菇,把古铜色的螺钉拧得更紧---- 使一家磁器店嵌入葱翠的自由大街, 使那些替死亡当侦探的影子 尾随进来。 他们瞥了瞥发票上的零, 身子分成好几瓣踅出玻璃旋门。 他们向右拐,指了指 对岸的森林。 迷离的蝴蝶效应。 正午,流水吹着笛子。 磁器皎洁的表情,多姿的芭蕾舞。 它们说:砸吧。我们什么也不说。 3. 你狂暴地走动。 那发票就攥在你手中, 你想去取回你那被典押的影子。 森林转暗,雨滴敲击着密叶的键盘, 你迷失。而 希望,总在左边。向左, 那儿,路标上一个哑默的抽象人 朝你点了点头; 绿,守候在树身里如母亲, 轻脆地拧着精确的齿条。 几只啄木鸟,边说边做, 一圈圈声波在时光中荡漾。 几只啄木鸟,充盈了整座森林,和 星期一。 4. 一圈空地。 长跑者停在那儿修理他呼吸的器械。 他的干渴开放出满树的红苹果, 飘香升入金钟塔,归还或断送现实。 他因干渴而深感孤独。他低头琢磨 他暖和的掌心:它仿佛是个火车站, 人声鼎沸。一群去郊游的孩子泼下几绺 缤纷的水柱。 光,派出一个酷似扳道工的影子站在岔道口。 他觉得他第一次从宇宙获得了双手,和 暴力。 父亲 1962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 还年轻,很理想,也蛮左的,却戴着 右派的帽子。他在新疆饿得虚胖, 逃回到长沙老家。他祖母给他炖了一锅 猪肚萝卜汤,里边还漂着几粒红枣儿。 室内烧了香,香里有个向上的迷惘。 这一天,他真的是一筹莫展。 他想出门遛个弯儿,又不大想。 他盯着看不见的东西,哈哈大笑起来。 他祖母递给他一支烟,他抽了,第一次。 他说,烟圈弥散着"咄咄怪事"这几个字。 中午,他想去湘江边的橘子洲头坐一坐, 去练练笛子。 他走着走着又不想去了, 他沿着来路往回走,他突然觉得 总有两个自己, 一个顺着走, 一个反着走, 一个坐到一匹锦绣上吹歌, 而这一个,走在五一路,走在不可泯灭的 真实里。 他想,现在好了,怎么都行啊。 他停下。他转身。他又朝橘子洲头的方向走去。 他这一转身,惊动了天边的一只闹钟。 他这一转身,搞乱了人间所有的节奏。 他这一转身,一路奇妙,也 变成了我的父亲。 边缘 像只西红柿躲在秤的边上,他总是 躺着。有什么闪过,警告或燕子,但他 一动不动,守在小东西的旁边。秒针移到 十点整,闹钟便邈然离去了;一支烟 也走了,携着几幅变了形的蓝色手铐 他的眼睛,云,德国锁。总之,没走的 都走了。 空,变大。他隔得更远,但总是 某个边缘:齿轮的边上,水的边上,他自个人儿的 边上。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 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 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又返回了原样: 新区的窗满是晚风,月亮酿着一大桶金啤酒; 秤,猛地倾斜,那儿,无限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 卧到这只西红柿的身边。 枯坐 枯坐的时候,我想,那好吧,就让我 象一对夫妇那样搬到海南岛 去住吧,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 那男的是体育老师,那女的很聪明,会抄股; 就让我住到他们一起去买锅碗瓢盆时 胯骨叮当响的那个节奏里。 在路边摊, 那女的第一次举起一个椰子,喝一种 说不出口的沁甜;那男的望着海,指了指 带来阵雨的乌云里的一个熟人模样,说:你看, 那像谁?那女的抬头望,又惊疑地看了看 他。突然,他们俩捧腹大笑起来。 那女的后来总结说: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赠Y.L.) 狷狂的一杯水 薄荷先生闭着眼,盘腿坐在角落。 雪飘下,一首诗已落成, 桌上的一杯水欲言又止。 他怕见这杯水过于四平八稳, 正如他怕见猥亵。 他爱满满的一杯---那正要 内溢四下,却又,外面般 欲言又止,忍在杯口的水,忍着, 如一个异想,大而无外, 忍住它高明而无形的翅膀。 因此,薄荷先生决不会自外于自己,那 漫天大雪的自己,或自外于 被这蓝色角落轻轻牵扯的 来世,它伺者般端着我们 如杯子,那里面,水,总倾向于 多,总惶惑于少,而 这个少,这个少,这才是 我们唯一的溢满尘世的美满。 厨师 未来是一阵冷颤从体内收刮 而过,翻倒的醋瓶渗透筋骨。 厨师推门,看见黄昏像一个小女孩, 正用舌尖四处摸找着灯的开关。 室内有着一个孔雀一样的具体, 天花板上几个气球,还活着一种活: 厨师忍住突然。他把豆腐一分为二, 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 煎成金黄的双面; 再换另一个锅, 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艳的豆瓣, 汇入豆腐;再添点黄酒味精清水, 令其被吸入内部而成为软的奥妙; 现在,撒些青白葱丁即可盛盘啦。 厨师因某个梦而发明了这个现实, 户外大雪纷飞,在找着一个名字。 从他痛牙的深处,天空正慢慢地 把那小花裙抽走。 从近视镜片,往事如精液向外溢出。 厨师极端地把 头颅伸到窗外,菜谱冻成了一座桥, 通向死不相认的田野。他听呀听呀: 果真,有人在做这道菜,并把 这香喷喷的诱饵摆进暗夜的后院。 有两声"不"字奔走在时代的虚构中, 像两个舌头的小野兽,冒着热气 在冰封的河面,扭打成一团...... 大地之歌 1. 逆着鹤的方向飞,当十几架美军隐形轰炸机 偷偷潜回赤道上的母舰,有人 心如暮鼓。 而你呢,你枯坐在这片林子里想了 一整天,你要试试心的浩渺到底有无极限。 你边想边把手伸进内裤,当一声细软的口音说: "如果没有耐心,侬就会失去上海"。 你在这一万多公里外想着它电信局的中心机房, 和落在瓷砖地上的几颗话梅核儿。 那些 通宵达旦的东西,剎不住的东西;一滴饮水 和它不肯屈服于化合物的上亿个细菌。 你越想就越焦虑,因为你不能禁止你爱人的 咏叹调这天果真脱颖而出,谢幕后很干渴, 那些有助于破除窒息的东西;那些空洞如蓝图 又使邻居围拢一瓶酒的东西;那些曲曲折折 但最终是好的东西;使秤翘向斤斤计较又 忠实于盈满的东西;使地铁准时发自真实并 让忧郁症免费乘坐三周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诱人如一盘韭黄炒鳝丝:那是否就是大地之歌? 2. 人是戏剧,人不是单个。 有什么总在穿插,联结,总想戳破空虚,并且 仿佛在人之外,渺不可见,像 鹤...... 3. 你不是马勒,但马勒有一次也捂着胃疼,守在 角落。你不是马勒,却生活在他虚拟的未来之中, 迷离地忍着, 马勒说:这儿用五声音阶是合理的,关键得加弱音器, 关键是得让它听上去就像来自某个未知界的 微弱的序曲。错,不要紧,因为完美也会含带 另一个问题, 一位女伯爵翘起小姆指说他太长, 马勒说:不,不长。 4. 此刻早已是未来。 但有些人总是迟了七个小时, 他们对大提琴与晾满弄堂衣裳的呼应 竟一无所知。 那些生活在凌乱皮肤里的人; 摩天楼里 那些猫着腰修一台传真机,以为只是哪个小部件 出了毛病的人,(他们看不见那故障之鹤,正 屏息敛气,口衔一页图解,蹑立在周围); 那些偷税漏税还向他们的小女儿炫耀的人; 那些因搞不到假公章而煽自己耳光的人; 那些从不看足球赛又蔑视接吻的人; 那些把诗写得跟报纸一模一样的人,并咬定 那才是真实,咬定讽刺就是讽刺别人 而不是抓自己开心,因而抱紧一种倾斜, 几张嘴凑到一起就说同行坏话的人; 那些决不相信三只茶壶没装水也盛着空之饱满的人, 也看不出室内的空间不管如何摆设也 去不掉一个隐藏着的蠕动的疑问号; 那些从不赞美的人,从不宽宏的人,从不发难的人; 那些对云朵模特儿的扭伤漠不关心的人; 那些一辈子没说过也没喊过"特赦"这个词的人; 那些否认对话是为孩子和环境种植绿树的人; 他们同样都不相信:这只笛子,这只给全城血库 供电的笛子,它就是未来的关键。 一切都得仰仗它。 5. 鹤之眼:里面储有了多少张有待冲洗的底片啊! 6. 如何重建我们的大上海,这是一个大难题: 首先,我们得仰仗一个幻觉,使我们能盯着 某个深奥细看而不致晕眩,并看见一片叶 (铃鼓伴奏了一会儿),它的脉络 呈现出最优化的公路网,四通八达; 我们得相信一瓶牛奶送上门就是一瓶牛奶而不是 别的; 我们得有一个电话号码,能遏止哭泣; 我们得有一个派出所,去领会我们被反绑的自己; 我们得学会笑,当一大一小两只西红柿上街玩, 大的对小的说:Catch-up!"; 我们得发誓不偷书,不穿鳄鱼皮鞋,不买可乐; 我们得发明宽敞,双面的清洁和多向度的 透明,一如鹤的内心; 是呀,我们得仰仗每一台吊车,它恐龙般的 骨节爱我们而不会让我们的害怕像 失手的号音那样滑溜在头皮之上; 如果一班人开会学文件,戒备森严,门窗紧闭, 我们得知道他们究竟说了我们什么; 我们得有一个"不"的按钮,装在伞把上; 我们得有一部好法典,像 田纳西的山顶上有一只瓮; 而这一切, 这一切,正如马勒说的,还远远不够, 还不足以保证南京路不迸出轨道,不足以阻止 我们看着看着电扇旋闪一下子忘了 自己的姓名,坐着呆想了好几秒,比 文明还长的好几秒,直到中午和街景,隔壁 保姆的安徽口音,放大的米粒,洁水器, 小学生的广播操,剎车,蝴蝶,突然 归还原位:一切都似乎既在这儿。 又在飞啊。 鹤, 不只是这与那,而是 一切跟一切都相关; 三度音程摆动的音型。双簧管执拗地导入新动机。 马勒又说,是的,黄浦公园也是一种真实, 但没有幻觉的对位法我们就不能把握它。 我们得坚持在它正对着 浦东电视塔的景点上,为你爱人塑一座雕像: 她失去的左乳,用一只闹钟来接替,她 骄傲而高耸,洋溢着补天的意态。 指针永远下岗在12:21, 这沸腾的一秒,她低回咏叹:我 满怀渴望,因为人映照着人,没有陌生人; 人人都用手拨动着地球; 这一秒, 至少这一秒,我每天都有一次坚守了正确 并且警示: 仍有一种至高无上...... 1999.(赠东东) 醉时歌 昨夜,当晚会向左袅袅漂移,酒 突然甜得鞠躬起来。音符的活虾儿 从大提琴蹦遛出来,又"唰"地 立正在酒妙处,仿佛欢迎谁去革命, 有个胖子边哭边从西装内兜掏出一挂鞭炮, 但没有谁理他。唉,不要近得这么远, 七八个你不要把头发甩来甩去, 茶壶里的解放区不要倾泻,绽碎, 不要对我鞠躬,鹿在桌下呦鸣, 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掂足,举杯,用 零钱的口吻对外宾说:"吃鸡吧", 酒提前笑了。我继续向左漂移,我 就是那个胖子怎么也点不亮那挂鞭炮 我的心在万里外一间空电话亭吟唱, 是否有个刺客会如约而来地球 露出了蓝尾巴,只有一条湿腻的毛巾 递了过来,一叶空舟自寒波间折回。 东倒西歪啊,让我们从它身上 提炼出另一个东三省,一条高速路, 通向袅娜多姿,通向七八个你, 你叫小翠,这会儿不见了,或许 正偎着石狮朝万里外那电话亭拨手机, (她的小爱人约好来那儿等电话, 但他没来,她想象着那边的空幻)。 她回到这儿,四周正在崩溃,仿佛 对面满是风信子。一个老混混晃过来, 与谁干杯。性格从各人的手指尖 滴漏着,胖子的鞭炮还没点燃, 有人把打火机夺了过去,"我心里," 胖子呕吐道:"清楚得很,不,朕," 胖子拍拍自己,"朕,心里有数。" 刺客软了下来。厅外,冰封锁着消息。 "向左,向左,"胖子把刺客扶进厕所。 刺客亲了缺席一口,像亲了亲秦王。 秦王啊缺席如刺客。而我,像那 胖子,朝遍地的天意再三鞠躬;我或是 那醉汉,万里外,碰巧在电话亭旁, 听着铃声,蹀躞过来,却落后于沉寂, 那醉汉等在那空电话亭边,唱啊唱: "远方啊远方,你有着本地的抽象!" 卡夫卡致菲丽丝 1 我叫卡夫卡,如果您记得 我们是在M.B,家相遇的。 当您正在灯下浏览相册, 一股异香袭进了我心底。 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 象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 您的影在钢琴架上颤抖, 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 象圣人一刻都离不开神, 我时刻惦着我的孔雀肺。 我替它打开血腥的笼子。 去呀,我说,去帖紧那颗心: "我可否将你比作红玫瑰?" 屋里浮满枝叶,屏息注视。 2 布拉格的雪夜,从交叉的小巷 跑过小偷地下党以及失眠者。 大地竖起耳朵,风中杨柳转向, 火在萧瑟?不,那可是神的使者。 他们坚持说来的是一位天使, 灰色的雪衣,冻得淌着鼻血 他们说他不是那么可怕,伫止 在电话亭旁,斜视满天的电线, 伤心的样子,人们都想走近他, 摸他。但是,谁这样想,谁就失去 了他。剧烈的狗吠打开了灌木。 一条路闪光。他的背影真高大。 我听见他打开地下室的酒橱, 我真想哭,我的双手冻得麻木。 3 致命的仍是突围。那最高的是 鸟。在下面就意味着仰起头颅。 哦,鸟!我们刚刚呼出你的名字, 你早成了别的,歌曲融满道路。 象孩子嘴中的糖块化成未来 的某一天。哦,怎样的一天,出了 多少事。我看见一辆列车驶来 载着你的形象。菲丽丝,我的鸟 我永远接不到你,鲜花已枯焦 因为我们迎接的永远是虚幻-- 上午背影在前,下午它又倒挂 身后。然而,什么是虚幻?我祈祷。 小雨点硬着头皮将事物敲响: 我们的突围便是无尽的转化。 4 夜啊,你总是还够不上夜, 孤独,你总是还不够孤独! 地下室里我谛听阴郁的 橡树(它将雷电吮得破碎) 而我,总是难将自己够着, 时间啊,哪儿会有足够的 梅花鹿,一边跑一边更多-- 仿佛那消耗的只是风月 办公楼的左边,布谷鸟说: 活着,无非是缓慢的失血。 我真愿什么会把我载走, 载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 那些打字机,唱片和星球, 都在魔鬼的舌头下旋翻。 5 什么时候人们最清晰地看见 自己?是月夜,石头心中的月夜。 凡是活动的,都从分裂的岁月 走向幽会。哦,一切全都是镜子! 我写作。蜘蛛嗅嗅月亮的腥味。 文字醒来,拎着裙裾,朝向彼此, 并在地板上忧心忡忡地起舞。 真不知它们是上帝的儿女,或 从属于魔鬼的势力。我真想哭。 有什么突然摔碎,它们便隐去 隐回事物里,现在只留在阴影 对峙着那些仍然朗响的沉寂。 菲丽丝,今天又没有你的来信。 孤独中我沉吟着奇妙的自己。 6 阅读就是谋杀:我不喜欢 孤独的人读我,那灼急的 呼吸令我生厌;他们揪起 书,就象揪起自己的器官。 这滚烫的夜啊,遍地苦痛。 他们用我呵斥勃起的花, 叫神鸡零狗碎无言以答, 叫面目可憎者无地自容, 自己却遛达在妓院药店, 跟不男不女的人们周旋, 讽刺一番暴君,谈谈凶年; 天上的星星高喊:"烧掉我!" 布拉格的水喊:"给我智者。" 墓碑沉默:读我就是杀我。 7 突然的散步:那驱策着我的血, 比夜更暗一点:血,戴上夜礼帽, 披上发腥的外衣,朝向那外面, 那些遨游的小生物。灯象恶枭; 别怕,这是夜,陌生的事物进入 我们,铸造我们。枯蛾紧揪着光, 作最后的祷告。生死突然交触, 我听见蛾们迷醉的舌头品尝 某个无限的开阔。突然的散步, 它们轻呼:"向这边,向这边,不左 不右,非前非后,而是这边,怕不?" 只要不怕,你就是天使。快松开 自己,扔在路旁,更纯粹地向前。 别怕,这是风。铭记这浩大天籁。 8 很快就是秋天,而很快我就要 用另一种语言做梦;打开手掌, 打开树的盒子,打开锯屑之腰, 世界突然显现。这是她的落叶, 象棋子,被那棋手的胸怀照亮。 它们等在桥头路畔,时而挪前 一点,时而退缩,时而旋翻,总将 自己排成图案。可别乱碰它们, 它们的生存永远在家中度过; 采煤碴的孩子从霜结的房门 走出,望着光亮,脸上一片困惑。 列车载着温暖在大地上颤抖, 孩子被甩出车尾,和他的木桶, 象迸脱出图案。人类没有棋手。。。。 9 人长久地注视它。那么,它 是什么?它是神,那么,神 是否就是它?若它就是神, 那么神便远远还不是它; 象光明稀释于光的本身, 那个它,以神的身份显现, 已经太薄弱,太苦,太局限。 它是神:怎样的一个过程! 世界显现于一棵菩提树, 而只有树本身知道自己 来得太远,太深,太特殊; 从翠密的叶间望见古堡, 我们这些必死的,矛盾的 测量员,最好是远远逃掉。 纽约夜眺 I will go to the bank by the wood and become disguised and naked. --W.Whitman 手捧红鳟鱼攀登暗夜 纽约好比纽约,垂挂于 一滴热泪,飘向深渊 星象的心跳蟑螂般串动 脂肪中的防盗锁沿途 播种耳朵,宝石,逃脱 和你;挽着你的纽约王 你漫步在第五大道上 幽魂车队递来迷迭香 有关体态之痛的故事 全部屈服于眼影深处 但是,有甚么比成功更 色情的呢夜空飘来 一朵彩云,来自永恒的 偶尔安慰。看不见的你 和阙如的纽约王走着 未来酒吧镀金的内部 男女蝙蝠般吮吸着明镜 你用打火机招来火焰的 一朵,侍者之水鞠躬 历史的烟头一时找不着 左边或右边,便随手弹进 第三世界的烟灰缸里 半个情人余音袅袅 吻另半个,西维娅、普拉斯 她多么骄傲地憎恨赤裸 整体好比一颗生洋葱 剥倒中心,只见哭泣的皮 分解成旋转门,杀手路过 你难以脱身,像世界穿着 地铁的内裤停也停不下 死神,这珞钢的剪票员 下流地挡路,一个接一个 手捧红鳟鱼走进暗夜 你追踪你最知心的密友 一个有着易性癖的多梦者-- 磁铁的舞妹,诺言的蒙娜丽莎, 荡漾着悠远的神情 身上,帝国客观的粘黏物 被她舞落,飞溅于乌有乡 异想天开的身份之谜 神经里经营着灯红酒绿 她怎能觉察你这娉婷的 解放者,进来,露天消失 零星的外面抛赏给自杀者 他下坠,仿真,下落不明 获无恙,被大拇指,遥控器上 的瘾君子劫向图片的海绵垫 电视机,幸免者思想的批发站 里面那副Tarot扑克 正一一亮牌,请人认领 换牌:一个教师模样的 尴尬人,正预言似地突破 那法语字谜:鱼,Poisson "若漏掉当中的一个S 就成了毒品",纽约王心想, "怪不得巴黎人吃鱼考究" "我这就去那葱茏的堤岸 去那儿袒露体魄和真容" 但世界能否好转可能的 慧特曼,哼着这自己之歌 驾驶幽灵中最短暂的出租车 运着几颗落魄的卫星人 从布鲁克林大桥上经过-- 乌云正给男式摩天楼 戴上呢帽,天使们擦窗 从布鲁克林大桥上经过-- 后视镜看见你,七窍出血 被几个黑影长久地,必然地 殴打着。你站着,平静注视 哪儿,哪儿是我的缪斯啊 爱着,忍着,问着,我 手捧红鳟鱼深入暗夜 你口含一泓沁泉,开放了 雕像上空破晓的为什么 1994 祖国丛书 那溢满又跪下的,那不是酒 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後比死人更多挂一点肉 井底的小男孩,人们还在打捞 直到夜半,直到窒息,才从云嘴落地的 那只空酒瓶,还不是破碎 人类还容忍我穿过大厅 穿过打字机色情的沉默 那被拼写的还不是 安装在水面又被手打肿的 月亮的脸;船长呵你的坏女人 还没有打开水之窗。而我开始舔了 我舔着空气中明净的衣裳 我舔着被书页两脚夹紧的锦缎的 小飘带;直到舔交换成被舔 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 1992 姨 那看望姨的来自这个世界 他进来像一个黑夜 我们的房间充满美丽的呼吸 而姨的脸,退避并且羞怯 那看望姨的是光洁的额头 我多年后的额头 他面对姨坐下 像我今天这样坐下 忧伤的磁石有如大晴天的暗礁 吸住开水,气候和狐狸 挠每天都把他眺望 像我每天都盼望你 多年以后,妈妈照过的镜子仍未破碎 而姨,就是镜子的妹妹 早春二月 太阳曾经照亮我;在重庆.一颗 露珠的心清早含着图像朵朵 我绕过一片又一片空气;铁道 让列车疼得逃光,留杜鹃轻歌 我说,顶峰你好,还有梧桐松柏 无论上下,请让我幽会般爱着 在湖南,阳光照亮童年的眼睛 我的手长大,抚摸的道路变短 尘埃绕城市臭晨地跳循环舞 喇叭保弟弟,车轮就是万花筒 换牙的疼变成屁股上的伤疤 果实把我捉到树上,狠狠把我 摔落。哎,我感到我今天还活着 活在一个纸做的假地方;春天 咕咕叫,太阳像庸医到处摸摸 摸摸这个提前或是推迟了的 时代,摸摸这个世界的乌托邦 哎,潜龙勿用,好比一根烂绳索。 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 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 是因为无端失落了一本书 你记得-- 曾经为那些新页的气味激动不已 它曾带着许多声音和眼睛进入你 它有被忽略的角落 而你曾在那儿躲藏 让别人的呼吸匆匆掠过 你不冷,腊月也有阳光 现在连那些插图也不见了 你想象上面的葡萄藤和少女 你想起一个孤独的英雄在流血 你花一整天时间寻找它 你让架上的书重新排列组合 你感到世界很大 你怀疑它是否存在过 那令人忧伤的是什么? 灯芯绒幸福的舞蹈 1 "它是光",我抬起头,驰心 向外,"她理应修饰。" 我的目光注视舞台, 它由各种器皿搭就构成。 我看见的她,全是为我 而舞蹈,我没有在意 她大部分真实。台上 锣鼓喧天,人群熙攘; 她的影儿守舍身后, 不像她的面目,衬着灯芯绒 我直看她姣美的式样,待到 天凉,第一声叶落,我对 近身的人士说;"秀色可餐。" 我跪下身,不顾尘垢, 而她更是四肢生辉。出场 入场,声色更达;变幻的器皿 模棱两可;各种用途之间 她的灯芯绒磨损,陈旧。 天地悠悠,我的五官狂蹦 乱跳,而舞台,随造随拆。 衣着乃变幻:"许多夕照后 东西会越变越美。" 我站起,面无愧色,可惜 话声未落,就听得一声叹喟。 2 我看到自己软弱而且美, 我舞蹈,旋转中不动。 他的梦,梦见了梦,明月皎皎, 映出灯芯绒--我的格式 又是世界的格式; 我和他合一舞蹈。 我并非含混不清, 只因生活是件真事情。 "君子不器,"我严格, 却一贯忘怀自己, 我是酒中的光, 是分币的企图,如此妩媚。 我更不想以假乱真; 只因技艺纯熟(天生的) 我之于他才如此陌生。 我的衣裳丝毫未改, 我的影子也热泪盈盈, 这一点,我和他理解不同。 我最终要去责怪他。 可他,不会明白这番道理, 除非他再来一次,设身处地, 他才不会那样挑选我 像挑选一只鲜果。 "唉,遗失的只与遗失者在一起。 我只好长长叹息。 猫的终结 忍受遥远,独特和不屈,猫死去, 各地的晚风如释重负。 这时一对旧情侣正扮演陌生, 这时有人正口述江南,红肥绿瘦。 磋之来世,在眼前,展开,恰如这世界。 猫太咸了,不可能变成 耳鸣天气里发甜的虎。 我因空腹饮浓茶而全身发抖。 如果我提问,必将也是某种表达。 悠 悠 顶楼,语音室 秋天哐地一声来临, 清辉给四壁换上宇宙的新玻璃, 大伙儿戴好耳机,表情团结如玉, 怀孕的女老师也在听。迷离声音的 吉光片羽: "晚报,晚报",磁带绕地球呼啸快进。 紧张的单词,不肯逝去,如街景和 喷泉,如几个天外客站在某边缘, 拔弄着夕照,他们猛地泻下一匹锦绣: 虚空少于一朵花! 她看了看四的 新格局,每个人嘴里都有一台织布机, 正喃喃讲述同一个 好的故事。 每个人都沉浸在倾听中, 每个人都裸着器官,工作着, 全不察觉。 入 夜 那竖立的,驰向永恒 花朵抬头注目空难 靠着冷眼之墙打个倒立 童年的玩意儿哗然泻地 横着的仍烂醉不醒 当指南针给远方喂药 森林里的回声猿人般站起 空虚的驼背掀揭日历 物质之影,人们吹拉弹唱 愉悦的列车编织丝绸 突然,那棵一直在叶子落成的托盘里 吞服自身的树,活了,那棵 曾被发情的马磨擦得凌乱的大树 它解开大地肮脏的神经 它将我皓月般高高搂起 树的耳语果真是这样的: 神秘的人,神秘的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深知 你是你而不会是另一个
-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
杨德昌凭《一一》获得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祖籍广东梅县,生于上海。1970年赴美留学,获佛罗里达大学电子工程学位。1974年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1982年编导了影片《指望》,该片突破台湾70年代巨片主义,开创了专拍社会与家庭生活的充满情趣的实验电影时代,被称为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与侯孝贤并称为台湾新电影的主角。主要作品《一一》(2000)、《麻将》(1996)、《独立时代》(1994)、《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光阴的故事》(1983)、《海滩的一天》(1983)
-
1929年音乐院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蔡元培便再无机会实践其音乐美育的理想。这一转变,实际上意味着音乐教育开始由已形成的美育传统向学艺传统的倾斜。对这一点,今人似应有足够的认识。
-
下面是对Perry Anderson发表在New Left Review 杂志2010年第一期(总第61期)上的"Two Revolutions"一文的摘要。(海裔) 俄国革命改变二十世纪,而中国革命将改变二十一世纪。两场革命结果不同: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经济比沙皇倒台时更依赖于原材料出口。中国却成为世界强权。为何会有不同的结果?需要一个比较研究。 一 十月革命在大城市发生,很快夺权。其社会基础是俄国工人阶级中的青年,占全部人口不到百分之三。农民基本与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权力如果很容易获得,也就很难保持。接下来是德国的占领、列强的干涉,国内的饥荒等等,革命给人的感觉是并没有使得俄国的局势变得更好。 苏联基本上重新整合了前俄罗斯帝国的国土,但作为第一个抛弃以疆域为基础界定的国家,苏联的意识形态并非聚焦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建设,其诉求是国际主义的:世界工人运动的团结。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苏共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缺乏国内外支持。 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比沙皇政府更为虚弱的中央政权。CCP最初与国民党合作,后来采取了武装割据的方式,在军阀的夹缝中生存。但所面对的敌人仍然非常强大。日本入侵使得CCP免于被国民党剿灭。国共再次合作,CCP扩展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比十月革命前更糟糕。而中国革命的结果比革命前要更好,建立了一个能够对外抵抗侵略,对内保障国内和平的政权。 二 俄国20年代集体化,导致大饥荒;30年代斯大林发动大清洗。CCP在农民中有很深的基础,因此集体化顺利进行。接下来"大跃进"和"文革"与苏联的两大悲剧看起来相似,但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年代苏联集体化从主观上就是要消灭富农。而"大跃进"政策主观上并非要消灭哪部分农民,其悲剧源于政策执行的盲目性。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防止苏联式的官僚专政出现,其运动所诉诸的也不是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而是青年学生。"文革"首先表现为对官僚机器的破坏而非加强,暴力主要在这个破坏过程中发生。其意识形态追求是"克服三大差别"。运动用的手段并不像苏联那样是人身消灭,而是"治病救人",因此老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保存了下来,不像在苏联那样,整个被消灭掉。安德森认为"文革"的理想与儒家的关系比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紧密。它似乎是在消灭儒家遗产,但也受到其塑造和制约。 赫鲁晓夫上台,搞了"去斯大林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冒险。一些政策激怒了其同僚,导致其下台。赫鲁晓夫对于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做多少改革。他下台之后,苏联经济进入了二十年的停滞。苏联党政机关迅速官僚化,成为脱离社会的特权阶级。毛泽东想避免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的命运。他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他的替代性方案却完全没能实现。 三 在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改革之初,两国起点很不同。苏联GDP比中国高四五倍。工业基础比中国好得多。每一方面的主要自然资源都比中国丰富。基础设施更好,人民生活水平更高,教育也更好,有可观的科技人员储备。到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距离建国四代人,已经没有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政治和行政体系被平庸的官僚所充斥。 戈尔巴乔夫上台,大刀阔斧搞公开化和改革。前者受到欢迎,后者让许多人困惑。戈尔巴乔夫思路不清晰,思想准备不充分,他任命的人更缺乏思想,很多人变成他的抵制者。俄罗斯知识分子很快就两极分化,要么回归斯拉夫传统,要么西化,但都抛弃苏共传统。戈尔巴乔夫于是和自由派结合在一起,采纳了他们的竞争性选举主张。戈尔巴乔夫试图将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人民的直接同意基础上,而不是依赖于苏共的等级制度。这个事情比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更容易操作。既然国内要搞民主化,对外也就搞和西方和解。在西方的吹捧中,戈尔巴乔夫迷醉了。但一旦党的控制力松动,对于经济的掌控力也急剧下降,经济变得糟糕。国家收不上来税,只能印钱,这又造成了通货膨胀。戈尔巴乔夫踢开苏共,担任总统,但苏共组织是将各个加盟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裂,苏联一夜之间就解体了。 中国起点比苏联差,但中央计划经济并不是那么严密。毛泽东认识到建立像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并不好,搞了几次权力下放。"文革"进一步削弱了计划经济,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自主权。 中国农民是人口主体。从城乡差距上说,中国比苏联大得多,农民的既得利益很少;另一方面,从党的政治和道德上来说,农民一直是领导阶级的联盟阶级。国际上,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受卫星国或者争霸野心拖累。毛泽东已经和美国改善关系。国内农民并非离心离德,民族分裂因素也不是那么明显,外部未受任何直接的帝国主义威胁,这是改革的有利条件。 但和苏联的最大差别是在政治领导上。CCP的"八大元老"都是和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革命者,不像苏联领导人那样,是一群按部就班上来的平庸官僚。CCP仍然保持着列宁主义的领导特色--激进、有纪律、充满想象力。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亚洲邻居的差距,试图迎头赶上,而欧洲在70-8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苏联的领导者并不构成明显刺激。 中国的自信力也超过苏联。沙皇俄国以"第三罗马"自居,但本身是个落后国家。其伟大君主皆以西方化为追求。列宁发动革命,既反对西方,也反对俄国的落后。但这一路线并没有开花结果。斯大林回归到一种传统的沙文主义,但在他死后,这种沙文主义退潮了。赫鲁晓夫的国际主义没有立住脚,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陷入了一种意识形态真空,社会迅速官僚化。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候,"西化"变成了自然选项。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自信根子很深,"天朝"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自视为世界中心。近代,发生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文化自新运动。毛泽东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从西方汲取资源,也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资源。在鲁迅和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在新的时代,转化成改革和转变的自信。 中苏两党领导层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很不同。赫鲁晓夫在发表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并没有征求他的党内同志的意见。而邓小平起草对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时,征求了数千人意见。决议并非否定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贡献,也承认了党的领导集体对于历史错误的集体责任。 苏共内部老发生年轻领导人反对元老的事情,因此元老们向来将更新换代看作是一个威胁;而CCP的权力代际交接中,对于年轻人"弑父"的焦虑不是那么明显。 三 中国改革的起步: 1. 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得到实惠;2. 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激励因素,允许企业出售其超额产品,乃至将企业承包给经理人。3.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利用了苏联所没有的源源不断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中国农民福利没有苏联农民好,所以储蓄较多,这在改革年代成了发展的资本。 4. 中国利用了丰富的海外华人资本,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出口工业。 5. 地方分权,释放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积极性。 到8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 中国农民很满足。知识分子也得了利,只是态度有些微妙。自由派成长。《河殇》。价格闯关;运动,规模比东欧和苏联大,学生和市民的联合在苏东未见。直接领导层犹豫。元老决断。 经济牌;南巡讲话。迅速发展。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岗。外贸迅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人民生活改善。世界奇观。 四 中国不是"崛起",因为它在历史上拥有世界第一的地位时间非常久。更恰当的说法是"复兴"。 解释这个复兴的根源,有三派: 第一, 当红的一派,多见于历史学家,认为是帝国时期的商业传统的复兴,安德森暗指阿瑞吉,尽管没点名。 第二, 主要是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挥其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结果。 第三, 主要是一些社会学背景的人士,认为中国复兴根源在于中国革命。革命造就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消除半殖民地束缚。培养了一支受过教育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但又容纳地方积极能动性。 安德森认为三派都无法单独解释中国复兴,但他自己实际上倾向于第三派。要弄明白革命对于中国复兴的意义,可以问: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有何不同? 这几个经济体发展都很快,都是出口导向。但内部差异还是很大:第一,中国对外贸依存度更高;第二,中国GDP中消费部分更低;第三,中国对外资依赖更大;第四,中国城乡差距更大;第五,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更大。 这几个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政权都是美国的傀儡政权,缺乏政治主权,但又需要内部的合法性,所以控制对外资依存度,给农民一些好处,防止城乡差距过大,等等。而中国则是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 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权,不怕外资涌入,能够压低农民消费,让农民去城市打工。 元老们都走了以后,新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官僚出身,受过系统高等教育,工程技术背景为主,决策广泛听取智库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见。经济增长,外交亦取得很大成功,增加了统治合法性,但这种成果也有很大脆弱性。 最后,感叹中国太复杂,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现象共存,观察者们不宜作出过快的判断和评价。目前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两种设想,第一是像台湾那样,经济发展之后民主化,另外一种是像新加坡那样,保持家长式的威权体制。Anderson认为两者都不太靠谱。台湾所谓民主化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美国不再承认台湾为中国代表之后,国民党为了重构台湾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而采取的战略;新加坡的体制依赖于它作为城市国家所可能提供的福利制度,在一个大国很难复制。未来如何,还有待观察。
-
正当许多学者认为历史悠久的文学史学科至少在理论上已濒于解体时,新兴的电影史研究却发展得轰轰烈烈。考虑到两个学科中都出现过从旧历史主义到形式主义又到新历史主义的循环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传统学科失去自信,又使新兴学科信心倍增呢?
-
为减少开卷,大英博物馆将《女史箴图》卷拦腰裁为两截,裱在板上悬挂。由于长期地球引力影响,我看到的《女史箴图》卷已出现掉渣现象。
-
来北京才一个月,碰到的同仁、家长和有识之士,谈到教育都痛心疾首。前几天天钱学森先生逝世,媒体报道也是强调他那一句话,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去办学。他说得很直白:这是当前中国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都怪罪教育体制。这自然是不错的,一边是应试教育,一边是产业化、官僚化、量化的办学,教育和学术伦理在沦丧,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但这在在业内人士、教育部门,绝非什么新近的发现。所以抱怨归抱怨,其实是无须继续评论的。 今天就谈谈法学教育在这个恶劣大环境下,面临的一些特殊挑战,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对策、改革的路向。 1 不以美国法学教育为蓝图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 今天法学在“文革”结束后的恢复建设,是30年来法治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法学院的教育虽然只是一个专业化的训练,但也有一些问题。 标准教科书不是讨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状态,而往往讨论的是应然的、超越现实、理想化的架构方式。这个理想跟美国有关系。我们的法学教育也往往直接间接提到或关注美国的法学教育,看上去是一种比较方法充斥论文的写作、学者的论述、学生的思考,甚至影响到社会上。很多论文、教书一般开始都是美国怎么规定、法国、日本、德国怎么规定,到了最后一章才是中国怎么规定,提几点建议。具体问题还没讨论,就结束了。 美国与中国的法学教育有根本的差异,至少在目前很难拿来比较,或许说作为一个目标来套用。美国的法学教育是单一的研究生教育,全部课程围绕一个学位来进行。中国正好相反。1980年代刚恢复时基本也是以单一本科教育为主,到1990年代设法律硕士以后,学位就多样了,固然可以吸引各种各样背景的人进入法律行业,但却把原本的设置搞乱了。 就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教授指出的,在现在的中国,法学的第一学位可以是任何一个阶段的学位(本科、硕士或博士),一个人可以从任何阶段进入法学教育。法律资格考试(司法考试)也不需要法学专业,整个行业门槛变得很低,职业化受到阻碍。 本来恢复法律教育以后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的职业化队伍,形成一个职业化的共同体,30年的时间并不短,但这个共同体建立得并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化的门槛很低,不同的阶段都向外开放,这样的教育制度太繁复,还促成很多不规范作法。到1990年代末扩招,一下把就业市场搞乱了。现在很多学校,法学专业的就业很不好,并且由于就业压力、法律就业市场接近饱和,大部法学院毕业生流向非法律职业。 这就逼着考虑法学教育作出相应调整,不仅是一般的法学院校,北京最好的法学院,即使是像清华、北大法学院,也面临相当的压力和多元化市场的需要,更不要说法治建设本身的需要了。 换言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需要,并不是以美国为蓝图的,也不是以美国的法学教育为蓝图的。因此我们对法学教育的想像,必须调整,必须考虑到我们所在社会的需要。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必修专业课份量缩减点,淡化分科过细,而强调一种通才教育、能力教育,这点倒是跟美国法学教育借鉴的。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不分专业的,学生愿意注重哪个方面是自由的,学校本身没有要求,毕业后招聘部门也不会问学生的专业,大家认为这不是问题。专业化训练应该是毕业以后进行,毕业前三年是基础课和任何专业的选修。我觉得中国的法律教育也可以考虑这点, 除了通才化教育原因,还有就是现在法学教育过于繁琐,既然有法律硕士,同本科的法学教育实际上是重复的,还不如把本科的教育通才化,淡化它的专业色彩,使得本科在思路方面比较广,在法律硕士方面也可以强调专业性、学生的背景不一样,加以区别,而不是仅仅是名称不一样。 它倒不一定说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通才训练,可以更多地做些调查,而将专业色彩淡化。中国的专业化实际是从解放后开始,解放前没有这么厉害,解放后受苏联影响,也因为工业化建设需要设立了很多专业,在那个时代,高速发展改变一穷二白是必要的,跟当时的国家需要有关。但现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让年轻人过早地进入专业化范围,不利于长远的培养。 2 概论式开课有僵化危险 法律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专业,可以赚钱,法律同时是公民素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教育也需要比较宽,需要打通各个部门法的考虑,尤其是与宪法的关系 目前法学院设科方式为概论式,一般的基础课、专业课都是概论,给出些概念、条款、标准解释、案例,背着考过就完事了。此前有学生跟我说过,他平均每门课花一个星期就能对付,一学期大部分时间也不用上课,可以看其他的书,听其他的课。我觉得很有道理,在目前这种制度下,这种概论为主、一般是立法导向的教学方式下,可能还算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即它的课程量大概相当于一个用功学生一个星期的工作量。 但也同时暴露出问题,不仅仅是教育,还跟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的发展过程有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等于是从空白状态开始立法,很多学者很早就介入、考虑立法,都参考现有学说来提出立法建议、评论立法草案,因此这种思维定势,像中学教科书一样把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用不同的话再说一遍。这样对智力的挑战的确不高。这样的教育模式一旦形成传统,就有僵化的危险。学生一代代面临不同的问题,国家的制度、司法实践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不会限定在教科书的范围内。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一是尽量引导学生去探索社会当中的真问题。像王亚新老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做的社会调查,到各地、到基层法院做调查把数据搜集上来,把问题跟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对照,这样的知识才有用。不然每门课一个星期,毕业后就还给老师了。目前这种情况让我想起美国的神学院的教学,主流神学院的教学实际上不是以宗教思想为主的,是非常学术化的。但毕业后除了当学者的,很多神学院毕业生都把学到的还给老师了。而我们正好相反,在学校里受意识形态熏陶,培养一种对普世价值的信仰、以为自己就要到美国了的幻想,事实远非如此。 我们老是这样教不好,在这两年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灾难、危机、流血之后,我想我们的青年一代肯定不会这么思考,他会看到我们中国的现状,他肯定不会满意现在这样的教育。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改革的。 除了改革教育,还要鼓励学生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和工作,包括下基层锻炼,做法律援助、公益事业、政府部门的工作,使得法律教育变成一种真正的公民教育。法律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专业,可以赚钱,法律同时是公民素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教育也需要比较宽,需要打通各个部门法的考虑,尤其是与宪法的关系。 中国的宪法是活的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但是在大部分诉讼法和部门法的课程教学是跟宪法脱节的,但法律规定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存在于所有的法律规范之下的基石,这不仅仅是纸面的表述,还有学说、规范和百姓的期待,如果连这种期待都不讲,怎么可能理解宪法。 所以在课程设置上,要尽可能减低教条主义的倾向,不能把教育变成一个个考试科目。 3 有些能力法条里学不到 法律教育不是要翻天覆地的改革,大的体制改革不是一所法学院、一个老师能立刻作出贡献的,这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努力 如果在学习当中容忍这种过度的专业化和教条,容忍在几年时间学会一套话语,但又必须懂得社会上的那套,这就变成人格分裂了。 我们不得不学会一套话语进入学术领域,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又必须明白,这套东西不起作用,另外一套东西起作用。 这造成的后果可能是在决策时无法坚持己见,向不好的东西低头。这些东西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现在很多学者喜欢讨论民国时期的法学,一方面是想回顾历史,另一方面法学界确实受民国时期影响很大,尤其是民法方面。 我看过南京大学张仁善教授一篇研究民国时期法制精英的法制思想的文章,写得很不错,里面专门有一大段讲这些法律精英的问题,说他们言行不一,分裂人格的问题,他没用这个词,但我认为如此。 王宠惠是民国时期最优秀的法学家之一,他一直做到外交部长,还起草了宪法,但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约法时候,蒋介石提要以党治国,司法党化,这与法学界精英们论述的法治背道而驰,但参与起草的人没有一个反对,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与其学术经历不符,到1946年考虑宪法草案能否付诸实践时,他们自己都没信心,难怪吴经熊先生该宗,信了天主教,翻译圣经去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软弱,也是当幕僚参政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们参与实践的法律人,要明白法律跟政治的关系,王宠惠他们那个年代认为法律是政治的灵魂,其实他说反了,政治才是法律的灵魂,只有懂得这个,懂得立法是政治决策,谈判妥协,往往有幕后交易,才能懂得怎么样才能运用智慧达到目标。 我们的法律教育应当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在座各位回想一下,除了宪法,其他领域恐怕都不会提到党、国家主权这些重大问题,可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在接待信访的时候,党不可能在这个之外。 我并不是说法律教育变成政治教育,而是法律人要懂政治,这是基本要求。 最近我看了尼采的《苏鲁支语录》,一开头有个很有趣的故事:苏鲁支是个圣人,从树林里走出来,碰见一个老人,老人说,你当初进山的时候,怀里抱的是一堆灰,出来的时候拿的是火种,你不知道世界上的人都已经睡着了么?你拿这些火种干什么?你对那些睡着的人何所求呢?他们都睡着了。 苏鲁支说:因为我爱人们。 老人说:你去干吗呢?他们不会听你的。 苏鲁支问:你在这个树林里干嘛呢? 老人说:你就留下来跟我一起吧,不必到人们中去,宁可与鸟兽同群,为何不愿与我一样呢?在熊中为熊,在鸟中为鸟。 苏鲁支说:在树林里何所为呢? 老人说:我就编点歌词,自己唱。也憨笑、也悲戚、也低喃,如是,我是颂赞上帝。 苏鲁支没说什么,笑笑就告别了。 但苏鲁支独自时,向内心说,这是可能的么?老年的圣者在他的树林里还没有听到,上帝已死。 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法学教育,在树林里独唱,颂赞他的上帝,可是在苏鲁支看来,这怎么可能呢?上帝已经死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法学教育也要改革一下。 法律教育不是要翻天覆地的改革,大的体制改革不是一所法学院、一个老师能立刻作出贡献的,这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努力。但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无非就是这么几条: 一是训练应该更着重于能力,思维的能力、演说的能力、辩论的能力。要把能力培训当成重点。能力当然不完全是课堂训练,往往是人和人之间交往处理时间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多了一条理由看下去,眼睛要往下看,看社会生活当中的利害关系。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学习一点社会科学。法律泛泛地说也算社会科学,从学术训练的角度来看,学点社会科学也好,有助于提高学习分析思维的能力。 三是要讲政治,要培育一种基于宪法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培养基于宪法序言的政治意识。中国宪法序言跟任何国家都不一样,就是中国特色,是中国政法制度的基础,是一种艺术。 第四,看问题不要孤立地看,要看到历史,要有历史意识,懂得历史渊源,这是基础。有了历史意识和历史调查,法律基础才更成熟,才会懂得某些案件该怎么处理,某些冲突该怎么防止,防止它成为法律事件。有的时候成为法律事件很好,有的成为法律事件不好,很麻烦,要制止。 这些你在法条里学不到,必须懂政治、懂历史。有了这两条,我们的同学才会有批判意识,批判地看待社会上的问题。 当钱学森先生说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的时候,他指的是自然科学创新,但对文科道理是一样的。要有一种批判的意识,要有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这是一种道德基础,有一种伦理精神在支持,法律教育不能把它排斥在外。过去的30年,对这方面比较忽略,不仅在职业建设还是法律教育中。 这对老师来说也是更高的要求,我在别处讲过苏格拉底的故事,有一句话,美德无法传授,美德只能示范。要是我们老师自己就到处抄袭,炮制垃圾论文,嘴上却天天嚷嚷宪政,他示范的就不是美德,而是堕落了。 (法制日报见习记者陈霄、肖莎根据2009年11月9日冯象先生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座现场录音整理,有删节)
-
该文应大风网站要求仅提供pdf链接:hkstrongwind. com/pdfs/HKFax/No%20HK2009-04.pdf
-
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两大宗派之一,也是当今佛教的两个最重要的、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中的伟大传统。藏传佛教继承和发展了印度佛教的所有传统,其中的密教传统虽然来源于印度,但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印度原有的传统,是藏族人民为丰富世界人文精神做出的最大贡献。藏族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他们对佛教义理的阐释,特别是对印度的中观、唯识、如来藏等哲学思想的阐发有独特的创见,他们对以公元七世纪印度佛学大师法称为代表的佛教因明学的继承和发扬,以及藏传佛教觉囊派主张的"他空见"思想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印度佛教哲学思想。总而言之,藏传佛教是藏族文明的精华,藏传佛教研究是藏学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藏传佛教自西夏就已经开始在中原传播,历经元、明、清几代,绵延不绝。但自元朝开始,受元代汉文文献中有关"秘密大喜乐法"等记载的影响,汉族士大夫对藏传佛教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虽然从朝廷到民间修持藏传秘法者代不乏人,但用心研究藏传佛教者却从来名不见经传。直到民国时代,随着佛教现代化运动的兴起,汉传佛教才开始与藏传佛教互动,一些汉僧入藏修学藏传佛教,并译传藏传佛教经论。其中最著名、贡献最大的就是法尊法师。通过他的大量译著,藏传佛教,特别是以宗喀巴大师为主的格鲁派上师们的著作和教法得以在汉传佛教徒中广泛流传。与法尊法师同时代的还有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他研究藏传佛教之源流,以及印藏和汉藏佛教之交流和发展史,是中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流亡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先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北京成立过一个"汉印研究所",期望通过利用当时北京汉、藏和蒙古佛教的活着的传统,来重构印度大乘佛教的原貌。当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如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藏传佛教进行了相当有水准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外,当时还有人类学家李安宅先生曾于三十年代在甘南拉卜楞寺作人类学调查,用汉、英两种文字发表了系列调查报告,后来汇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等著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间,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就。代表性的成果有王森先生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牙含章先生的《达赖喇嘛传》、《班禅喇嘛传》和东噶·洛桑赤列的《东噶藏学大辞典》、《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这几本著作为读者较全面、系统地了解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法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教材,也为后来的学者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宿白先生根据五十年代初在西藏地区的文物调查报告写成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经典之作,对于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以前藏传佛教寺院的面貌提供了无可取代的资料和精湛的研究。黄明信先生对西藏历法和汉藏佛经目录的研究,也是我国藏传佛教研究著作中的优秀作品。他对元代留下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目》和《汉地佛教史》的比较研究,为我们今后从事汉、藏文佛经对勘工作做好了前期准备。王尧先生对吐蕃时代佛教史的研究和他对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的译介,为我们了解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历史提供了最珍贵的文献和海外的研究信息。刘立千、王沂暖、郭和卿、陈庆英、黄灏等先生翻译的一大批藏文佛教史著,如《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红史》、《青史》、《布敦佛教史》、《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贤者喜筵》、《新红史》、《土观宗派源流》和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传记等等,为汉族学者从事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的素材。藏传佛教的研究在近一二十年来的发展和进步最引人注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藏传佛教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首推《藏文大藏经》对勘、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圆满完成;其次包括西藏古籍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其他五省市的民族出版社都为寻求和出版藏文古籍佛教文献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少失落了的藏文佛教文献得到了抢救,大量分属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宗教文献,如喇嘛的《全集》、寺院的《寺志》、以及释论、仪轨和要门汇集等,纷纷被重新刊印,为我们深入研究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教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法藏敦煌藏文文书近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使研究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历史和早期汉藏佛教交流史所必需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得以重见天日。还有,对西藏发现的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积极推动下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东方学院部分梵文学家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之中,他们对这批珍贵的梵文经典的释读和研究不但对藏传佛教研究的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也将对世界佛学研究的进步带来迅猛的冲击和推动。二,随着大量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利用这些文献,从而进行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例如,西北民族大学的才让先生利用参与整理、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便利,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吐蕃王朝时期汉、藏译佛经的交互影响和早期汉藏佛教互相交流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的沈卫荣教授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以及在其他地区陆续发现的西夏、元朝翻译的以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为主的藏传密教文献,开展了对藏传佛教在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原传播历史的研究。三,对藏传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例如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教授对黑水城所见藏传佛教艺术品的研究,对甘、青、内蒙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同行的关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熊文彬研究员对元、明两代藏传佛教艺术,包括文献、图像和艺术风格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故宫博物院的罗文华先生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故宫丰富的文献和艺术品收藏,对清代宫廷藏传佛教艺术作了一系列极为出色的研究。四,以中国藏学中心研究人员为骨干的专业研究队伍,对藏传佛教寺院和藏传佛教社会做了一系列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调查工作,他们的系列著作使我们对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结构、寺院经济、藏传佛教徒的社会生活、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对藏民生活的影响等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和理解。不容否认的是,建国六十年来我们对藏传佛教研究的投入远远不及我们对藏族历史研究的投入,与此相应,我们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如在藏族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那么突出。藏传佛教研究在许多方面还是空白,或者还刚刚起步。例如,我们对藏传佛教教义的研究就相当薄弱,近年才有中央民族大学的班班多吉教授等人专门研究藏传佛教哲学的著作问世;而对中观、唯识、因明、如来藏、他空见等最富特色的藏传佛教哲学,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有高水准的专著出现。对于藏传密教的研究更是大大落后于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于无上瑜伽密的研究近乎空白。我们在研究藏传佛教各教派历史的同时,往往忽略对这些教派所修持的各种教法、仪轨的研究。此外,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大多数缺乏西方学术传统中的语文学的基础训练,也没有相应的阅读梵文的能力,所以很难以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做法来处理大量珍贵的藏文佛教文献。与中国藏学研究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国际藏学研究最大的一个分支就是藏传佛教研究。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际藏学研究依然偏重对藏族历史、语言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话,那么自九十年代以来的藏学研究,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形在美国和日本尤其明显。晚近出版的藏学研究的著作绝大多数是藏传佛教研究的著作。中国最缺乏的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密教修习仪轨的研究,恰巧是海外藏学研究中最有成绩的部分,对这些成果的吸收和利用,应当是我们加强对藏传佛教研究之力度的一个起点。